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1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2
[关键词]aDR；商事纠纷；商事调解；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D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16-2
aDR是“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由于各国诉讼制度改革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aDR被广泛推崇和使用。
一、aD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aDR制度源于美国，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其僵化性和对抗性的缺陷。法院的案件大量积压，纠纷得不到快速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诉讼爆炸”。为了缓解法院的压力，快速处理纠纷，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迅速发展。
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新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条文中“民事纠纷”包括了除刑事案件、行政争议之外的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商事纠纷占据较大的份额。新法第13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二）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由此，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行调解”原则，与法院系统推行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具有一致性。
我国新民事诉讼的施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将纠纷诉诸法院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如何妥善、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给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缓解法院的压力的同时，使纠纷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规则、市场体系都在不断完善，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商事主体间的纠纷解决也逐步正规化，商事主体希望通过法律使商事交往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这次民事诉讼法的大修，专门强调了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这是aDR在我国商事纠纷中运用的一大进步。
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商事纠纷的特殊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优劣比较在学界已经存在多年，无论在哪种立法体制下，商事行为的特殊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诉讼这个环节，对于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应当区别对待。商事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商事主体所从事的商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商事行为以营利即资本增值为目的，具有集中交易、集团交易、批量交易和系列交易的特点，交易环节或链条较长。商事行为复杂灵活，更加注重营利性和风险性。商事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最大特点在于，商事纠纷的解决不单单是意思自治的救济，还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民事纠纷的形态往往是可以预知或类型化的，而商事纠纷在个案中表现不一，这就需要灵活多变的纠纷处理模式。
（二）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1.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其次，成本低。由于aDR纠纷处理机制的高效性，使得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成本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和平地解决纠纷；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2.商事纠纷中运用aDR制度的必要性。由于aDR制度自身的优点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一拍即合，有必要将aDR制度引入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
（1）aDR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商事纠纷中效率优先的要求。在法学家眼中公平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但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即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与此相对应，商事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不是看权利义务的分配或收益与风险的分担是否对等，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aDR中仲裁的内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大大节约了纠纷处理的时间，避免了强制性规则的运用，符合其效率优先的要求。
（2）aDR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中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实现。如果说没有效率的交易安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没有安全的交易效率将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的结果。aDR中无论是先行调解、仲裁或者其他解决方式都是在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相较于“民间私了”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一方不服处理结果或者毁约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还可以得到救济，这就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对于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市场来说，aDR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诱发道德风险。
（3）aDR的低对抗性有助于实现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利益均衡。商事规则侧重于对动态交易活动的保护，强调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商事主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利益均衡。由于“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利益调整和利益衡量就显得非常重要。aDR主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讲求的是“友好解决”，在和平处理交易双方纠纷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利益、同行业有序的商业规则，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利益。
三、商事调解及商事仲裁
前文说明了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引入的必要性。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商事调解和商事仲裁制度的运用。
（一）商事调解
2002年以来，以人民调解肇始，由诉讼外调解波及至诉讼调解，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去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调解，经历了人民调解的复兴、诉讼调解的强调、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官方倡导的“调解优先”，带来的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以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与繁荣。
在商事纠纷方面，保险业、证券业率先引入了商事调解制度。例如，保险业根据最高院和保监会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1年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2012年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健全了证券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另外，法院和仲裁机构也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争议解决机构积累的人才、制度、组织资源，并能成功地解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问题。2012年，不少法院、仲裁机构设立了调解组织，实行独立的调解程序。虽然我国在商事调解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商事纠纷还是无法纳入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更好地运用商事调解制度来处理商事纠纷，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商事仲裁
仲裁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不公开性，并且当事人可以对仲裁程序的环节及仲裁时间进行必要的“裁剪”以适应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无须受定型化的法庭规则的制约。所谓商事仲裁，是指发生了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商事主体，通过事先或事后达成一定形式协议的方式，将有争议的商事权利和义务事项，提交第三人（仲裁人或公断人），由其作居中裁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商事争议或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制度。在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仲裁人，仲裁员又多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因此仲裁结果也更容易被当事人所信服。在世界各国仲裁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仲裁形式，例如，书面仲裁、友好仲裁制度、“高―低仲裁”、最后报价/摆钟/棒球仲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合并仲裁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本着简化纠纷解决程序、“成本最小化”、“交易最大化”的目标，将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使其更符合交易当事人的需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判例为解决国内商事纠纷提供蓝本。
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承载着商事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还关乎社会责任。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手段运用上也不应拘泥于商事调解或者商事仲裁。英美法系中的“指导性评估”、“小型审判或咨询法庭”，“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复合性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成为趋势。将仲裁、调解相结合，或者是使用商事主体间认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只要能在商主体之间产生公信力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更好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都可以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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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3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单位: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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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4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颤诉讼程序的必耍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LzJ。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入、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入、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隋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y币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颧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一)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之原则任何制度的建立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包括本国的诉讼体制、诉讼文化以及其他机制等)，笔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独立原则，指小额诉讼程序应与简易程序应相互独立，互不包含。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小额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小额纠纷和简易纠纷不加区分，均适用简易诉讼序。因此在立法设计时应注意体现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案、受理、证据规则、庭审方式、判决方式等各个方面与简易程序的不同，并明确小额诉讼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的第一审程序。二是区别原则，指在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如受案标的金额、案件处理地点和时间)上，应充分考虑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发达省份农村与欠发达省份农村的差异，不能一味地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应考虑我国经济层次的复杂性和城乡差异性，允许各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规定各省的标准。三是衡平原则，指农村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处理好国家法与乡土正义的关系，把握法定程序与灵活方式结合的尺度。审理方式的非正式化是小额诉讼程序的一大重要特色，审理方式的灵活性有助于发挥法官的办案智慧，高效率地解决纠纷。但过度灵活和简化的诉讼程序则很有可能侵害到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从而影响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因此，需要在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中规定哪些基本程序不得简化，哪些程序可以由法官灵活决定，并规定灵活程序的限度。如一方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出席庭审，法官不得任意缺席判决，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和辩论权。
(二)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设想
1、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受案范围和机构设置
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应当限于小额钱债纠纷，即以金钱给付请求或者其他替代物、有价证券为给付请求的纠纷，身份关系的案件应排除在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在确定小额诉讼的受按标的限额时，应遵循区别原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最高限额，如人民币5万元，再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隋况确定本地的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对于我国小额诉讼机构的设置，可在基层法院内或派出法庭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庭。
2、关于小额诉讼具体程序的简化
(1)和答辩的方式。小额诉讼使用表格化的状和答辩状。无论是、还是答辩鼓励口头形式为主，不能要求当事人必须出具书面状或答辩状。当事人以口头方式的，法院应记入笔录。对于当事人的，法院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以当天立案。
(2)减免诉讼费用。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易，廉价的司法程序。诉讼费用的减少，可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也可鼓励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而且有利于贫困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实现。
(3)开庭地点与时间的灵活性。如果当事人同时到法院请求解决纠纷，审判人员可以当天进行审理。具体的开庭地点可灵活设定，可设在乡镇的司法所内，或根据具体情况在祠堂或田间开庭，以方便当事人。在经过与当事人的协商或经其同意后，可采用夜间或周末开庭、节假日开庭的做法。
(4)开庭程序的简化。小额诉讼原则上以一次开庭审理即告终结。同时为了避免使案件变得复杂化，导致诉讼迟延，在小额诉讼程赓中被告不得反诉。小额案件应鼓励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允许由当事人亲友诉讼，但限制聘请律师，除非当事人或其亲友确实由于缺乏基本法律常识无法参加诉讼，经主审法官权衡利害后，允许其聘请律师诉讼。小额诉讼应由小额庭法官一人审理，鼓励法官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采用灵活程序以高效解决纠纷。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5
“纠纷”进入法律视野，人们极其重视其“可诉性”（Justiciability），即由诉讼或审判来解决的纠纷所须具备的条件或特性，亦即纠纷具有适于诉讼或审判解决的可能性。
就民事纠纷的可诉性而言，是指某项民事纠纷具有适于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可能性。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实际上界定了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范围和国民请求国家（法院）提供诉讼保护的范围。在民事诉讼领域，可诉性（或争讼性）作为决定民事审判权行使界限的基本标准，还与“部分”的有关。“部分社会”论的主要含义是，自治、自律性的社会团体内部的决定在必须得到法律尊重的前提下，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可接受国家民事审判权的干预。[1]但是，可诉性并不意味着排斥运用非诉讼方式或机制（和解、调解和仲裁等）解决民事纠纷。事实上，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以非诉讼方式或机制来解决民事纠纷，也是建立在民事纠纷可诉性的基础上。
从法理上说，必须适应民事诉讼、法院及其审判权的功能和特征的民事纠纷，才具有可诉性。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同，民事诉讼、法院及其审判权的功能主要是公正及时地裁判个案纠纷，其主要特征是对于特定纠纷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具体纠纷的事后性解决，来明确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归属和。[2]大陆法系学者认为，可诉的民事纠纷是指以适用法律能够终局性地解决对立当事人之间关于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3]英美法中的可司法的事项或可起诉的争执，是指确定而具体的、到有对立法律利益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并且这样一项争议或案件必须是“真实而有实际意义的，容许通过结论性的判决采取特别救济”。[4]
因此，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包含以下一些要素：（1）民事纠纷主体须是具体的且特定的，通常情况下在民事实体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方面处于相互对立状态。[5]（2）关于具体民事实体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的纠纷，或者需要民事诉讼予以确认的具体法律事实。（3）能够或适合以民事诉讼予以终局性（或结论性）的解决，如果由其他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最终解决的事项，就不具有可诉性，这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6]通常情况下，只有具备这三个要素，就具有可诉性。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情形，比如在我国，劳动争议具有可诉性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提起诉讼之前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以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解释》所规定的情形的，才可提起诉讼。
20世纪以后，不断涌现新型纠纷（型纠纷），如消费者纠纷、环境纠纷、社会福利纠纷等，与过去一般纠纷不同：这些新型纠纷的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目众多且为处于弱势的受害人，从而这些新型纠纷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其争点往往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化，其间存在着公的因素与私的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新型纠纷所涉的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上述的传统的可诉性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话，可能会得出这些新型纠纷不具有可诉性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又必须解决这些纠纷和保护这些受到侵害的权益，同时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民事诉讼的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7]那么，理当突破传统可诉性的观念和标准，而赋予这些新型纠纷以可诉性。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来具体阐释民事纠纷的涵义。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民事纠纷是私法纠纷（私权纠纷），即就私法关系发生的纠纷。所谓私法关系是指涉及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8]亦即双方当事人基于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地位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法律纠纷。民事纠纷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纠纷，而且还应当包括现代型的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的主要特点是：（1）纠纷主体之间是平等的。（2）纠纷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民事权益、义务或者民事责任的争议，从而有别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在法律特别规定时，纠纷的内容也包括对特定事实的争议，比如对证书真伪的争议等。[9]（3）民事纠纷具有可处分性。这是因为民事纠纷是有关私法的争议，而私法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治”，所以纠纷主体依法拥有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当然，这主要针对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而言的，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多不具有可处分性。[10]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可将其分为：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和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事实上，这两种纠纷往往是交相并存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的发生往往互为前提；有些民事权利（如继承权、股东权等）兼有财产和人身的性质，由此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则兼有财产和人身的性质。[11]
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当纠纷过程处于“前冲突阶段”时，主体意识到或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或者权益受到了侵害，从而产生愤懑，但是却采取忍受、回避和提出谴责或问题等单向性行动。如果对方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或行动，则进入了“双向冲突阶段”。在此阶段，纠纷双方可能通过自行交涉或强力征服、压服解决纠纷。如果自力解决不了，或者处于避免两败俱伤的考虑，将纠纷之外的第三者引入解决纠纷，则到了第三者介入的纠纷阶段。这种介入可能是第三者的主动，也可能因纠纷主体的请求（仲裁、诉讼等）。[12]
民事纠纷既然发生了，就得运用纠纷解决机制予以缓解、消除。所谓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缓解、消除民事纠纷的或制度。不可否认，解决纠纷机制也能够起到预防纠纷的效果。上和现实中，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诸多学者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解决纠纷机制作过一些描述，比如：
美国学者埃尔曼将解决纠纷的方法归为两类：（1）纠纷主体通过协商，自己来确定解决结果。这并不排除作为调解人的第三人在协商中协助解决纠纷。（2）将纠纷交付裁决，这意味着由一位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第三人来决定纠纷主体的哪方优胜。埃尔曼认为，这两种方法可用以（有时相互交叉）解决民事、刑事和行政纠纷，在缺乏裁决结构的地方或者蔑视诉讼的地方，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是人们倾向性的选择。[13]
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把解决纠纷机制类型化为：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方式。前者是指双方当事者就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来解决纠纷等要点达成合意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其典型是以协商性交涉为基础的调解。后者是指第三者就纠纷应当如何解决作出一定的指示并据此终结纠纷。比如，（1）“非合理的决定过程”，即把决定委诸于偶然的情况或者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现象的场面，如以抽签来决胜负等。（2）“实质的决定过程”，即第三者根据纠纷中各方实质上的是非曲直来作出决定，其决定基准包括当事者在内的社会成员一般接受的实质性道德准则及正义感。（3）“先例的决定过程”，即把对过去事例的决定适用于与过去事例类似的眼前纠纷。（4）“法的决定过程”，即将纠纷前存在的一般性规则适用于眼前纠纷。[14]
以上学者关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类型化也可适用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描述和讨论。然而，本文将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划分为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在此，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区，各种解决纠纷机制的具体形态和特征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本文主要是就现代社会中各种解决纠纷机制的通常形态和一般特征进行简要阐释。
自力救济，有时称私力救济，俗称“私了”，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纠纷，没有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其典型方式是和解等。依靠社会力量（第三者）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姑且称之为“社会救济”，比如调解和仲裁等。社会救济主要是基于纠纷主体的合意，请求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所谓“公力救济”，是指利用国家公权力（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其典型是民事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经历了由自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社会救济的发展。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三种解决纠纷机制也是并存着的。这些解决纠纷机制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二）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1.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的典型方式是和解，下文，主要通过对和解的阐释来介绍自力救济。
“和解”，往往被称为“交涉”，是指纠纷双方以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纷。如果纠纷主体一方以其优势强行解决纠纷的话，则是压制而不是和解。和解，是纠纷双方以相互说服、讨价还价等方法，相互妥协，以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或协议。由于和解是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纠纷，所以因和解而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协议，其性质相当于契约，对于纠纷双方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15]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6
论文摘要：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www..com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7
一、消费纠纷的内涵解析
（一）消费纠纷的含义和性质。
消费纠纷，是指在消费领域发生的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因经营者不依法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引起的争议。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争议的一种，是民事主体私的权利和利益。
（二）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分析。
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因而具有民事纠纷的一般特点，但是与其他的民事纠纷相比较，又具有特殊性。
首先，从纠纷主体来看，消费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尽管形式上表现出平等性，但实质上往往不平等。消费纠纷的一方一般是公民个人，即消费者，另一方是商家或企业，在二者关系中，消费者多为受害的一方当事人。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从争议的金额来看，消费争议的标的额往往比较小。消费交易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即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遭受的损害，以金钱来衡量时往往数额不大。因此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而言，单个消费者往往不愿意积极主动去寻求法律的救济，因为寻求救济的成本往往大大高于所索求的利益。
再次，从纠纷发生的频率来看，消费纠纷具有多发性、经常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消费行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范围涵盖了一般的买卖纠纷、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纠纷，甚至涉及医疗、保险、金融等新兴领域。从原因上看，既有单纯由于消费质量差引起的纠纷，又有由于特定的客观原因、甚至消费者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纠纷；纠纷所涉及的具体权益，既包括一般的财产权益，又包括在消费活动中受到的诸如人身、名誉、尊严等人身权益，或二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侵权纠纷。消费纠纷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最后，从纠纷内容而言，消费纠纷经常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因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面向的是消费者，其不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也往往是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消费纠纷处理不好，或者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可能严重破坏消费者对企业和市场的信心，导致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因此，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
二、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域外考察
从域外相关情况来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在重视消费者实体权利保护的同时，也重视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通过各种专门的法律建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非诉解决机制是诉讼外的解决机制，通过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消费者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调解、仲裁机构的仲裁以及行政机关的处理等来处理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方式具有快捷、及时、费用低等优点。
1、消费纠纷的协商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大多是涉及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为了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通过协商和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多将经营者受理消费者投诉作为经营者的义务，要求经营者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使消费争议的协商处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如韩国《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4条等都规定了消费者向经营者就其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投诉时，经营者有义务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对消费者投诉作出相应的处理，对经营者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其次，为了防止经营者拖延对消费者的投诉，规定经营者有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义务，避免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
2、消费纠纷的调解解决机制。
通观各国实际，主要包括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调解以及法院的调解。根据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消费者团体或消费者保护组织，由消费者依法自愿自主建立的，属于纯民间组织的性质。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设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其设立、组成和职责等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如韩国的消费者保护院，其调解书与法院调解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
3、消费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为解决各种争议而普遍设立的一种制度。仲裁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具有快捷、简便、保密、具备法律效力等优势，在域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国际《消费者保护》在第B部分（1）项指出：“控诉人有权要求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赔偿因错误描述、产品或性能的损失和损害，为此，应方便而又无代价地使用国际法律体系或公认的小额仲裁方式。”豍荷兰有专门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独立于消费者协会和经营者协会之外。美国的消费纠纷仲裁有多种方式：其一是由纽约市小额法院开创的法院仲裁制度，对500美金以下标的消费纠纷，可以被决定付诸仲裁，仲裁员的审理类似于调停。其二是美国仲裁协会进行的消费纠纷仲裁，该组织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经常介入个别消费纠纷仲裁。其三是其他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仲裁。
（二）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有其特有的价值。从国外情况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或者其他法律往往对消费纠纷规定特殊的诉讼制度。
1、小额诉讼。由于消费争议往往争议标的额小，案件简单，为方便受害的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及时解决纠纷，很多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小额程序，还设置专门的小额法院或者法庭，专门处理小金额、案情简单的消费纠纷案件。如澳大利亚设立消费者索赔法庭，专门受理消费者数额小的投；美国也有小额法庭，适用简便程序解决小额债权债务争议。
2、群体性诉讼。某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为多数时，往往形成群体性诉讼。群体性诉讼是消费者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消费纠纷的群体性诉讼方面，各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如英国的代表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
3、消费公益诉讼。当消费纠纷涉及私益时，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对经营者提讼，维护的是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的个体私人利益，属于私人之诉。但是当经营者的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时，比如经营者虚假广告，经营者侵害的是众多消费者的公共利益。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赋予一些代表或者维护消费者公共利益的组织以诉讼主体资格，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提讼很必要。
三、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我国的立法选择
（一）我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从立法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消法为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种解决途径。但从实务运作情况看，这些解决手段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着种种困境和问题。
首先，在实践中，消费者与商家协商解决争议时，因为在经济实力及知识信息等方面占据优势的经营者往往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消费者难以平等地表达自己诉求；消费者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和到行政部门申诉，纠纷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及时适当的解决，因为行政机关虽然理论上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在消费纠纷中，法律及相关法规没有赋予行政调解以强制执行力。
其次，如果不幸到法院，则将承受举证难、鉴定难、程序繁琐、耗时费力的怪圈之中豎。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纠纷来说，很多消费者因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而选择放弃。
再次，仲裁作为集多种优越性于一身的解纷方式，在解决消费纠纷中本应当大有作为，但实践中真正达成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的消费纠纷少得可怜。致使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难以发挥。
（二）建构和完善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五种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1、在消费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中：（1）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协商和解，政府职能部门、消协、法院等应当为协商机制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帮助服务。（2）规范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机制。笔者建议除规定对消费争议调解适用特别程序外，还要赋予其调解协议具有类似裁判和解的法律效力。（3）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消费纠纷的潜能，使行政机关把纠纷的事后处理与事先预防结合起来。（4）建构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
2、完善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首先，建立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消费争议。小额诉讼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保持了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费用高昂、程序繁琐之弊病，能够为当事人以及法院节省大量开支。我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尝试。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九个基层法院先后设置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从立法层面看，201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设了小额程序，这将为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程序支持和合法性根据。
其次，完善群体诉讼制度，增设消费者公益团体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法院裁判的扩张性难免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心理。二是费用分担和赔偿分配分歧较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加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笔者建议在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内特别规定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最后，完善配套制度。第一，合理设计举证责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来改变这一弊端，如在某些消费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合理推定规则等。第二，完善法律救助制度。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具有弱势性和分散性。为此，有必要完善消费纠纷的诉讼救助制度，缓解消费者的上述困境。
总之，针对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困境，我们既要吸收国外先进性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成果，也要立足本土，通过立法修改和制度完善来解决我国国情下的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9级学生）
注释：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8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表现形式（附调查的数据及相关结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马三家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客观评价
就目前而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有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两种：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上访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机构门庭若市，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意义
研究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对和谐农村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的优势
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诉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优越性：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实践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三、完善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拓展解决纠纷的途径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探索行业自律机制，努力改善纠纷解决效果。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建立全民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9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篇10
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历史悠久，并早已存在一些相关法规制度，但直至21世纪，才正式形成非诉讼程序法的概念和体系。2001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非诉讼程序法的概念，并将其划归诉讼法大类中。即“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2003年4月，吴邦国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从横向上看，根据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和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组成。从纵向上看，有宪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三个层次。这一解释大致界定了“非诉讼程序法”的外延和法律渊源。从中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和立法者的设想可以看出，首先，非诉讼程序法并非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与其他诉讼法同属程序法部门。其次，非诉讼程序法主要是指专门性非诉讼程序，不包括《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非诉(讼)程序、和解和调解等程序以及其他相关法律中的非诉讼程序。再者，个别非诉讼程序并不涉及纠纷解决，如公证法、引渡法，但亦可纳入广义救济法范畴。复次，在分类上，非诉讼程序法可能与其他法律部门发生交叉，例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既可视为非诉讼程序法，也可分别划归社会法和经济法部门。可见，非诉讼程序法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由纠纷解决活动的复杂性和解纷机制的多元性所决定的，也是立法技术难以完全解决的。随着今后社会纠纷解决与法律调整更趋复杂化和多元化，这种不确定性仍会存在。基于上述特点，为了兼顾科学性和操作性，可以对非诉讼程序法的概念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狭义的非诉讼程序法，即形式意义上的非诉讼程序法律体系，主要是基于法律部门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分类。据此，非诉讼程序法可定义为调整各种非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广义的非诉讼程序法，主要是从功能意义或实质意义上对非诉讼程序法律体系进行界定，可定义为由调整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组织和活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相比较而言，广义概念对于全面把握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和范围，准确把握其功能和发展趋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当代世界纠纷解决的新趋势是:一方面，针对专门领域形成司法(包括刑事与民事)、行政(规制管理与处罚)、社会化处理及民间自行协商(私力救济)相结合的多元化机制;另一方面，非诉讼程序的立法形式已不再限于专门或单行法规，对其作用、管辖范围、原则、程序等方面的规定往往融合在各种实体法和综合程序体系中。这表明，非诉讼程序法很难像诉讼法、程序法那样以集中和纯粹的形式形成法典;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甚至需要超越单一法律和制度而采用综合的手段，包括非正式程序①。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主要采用广义概念，同时兼顾狭义非诉讼程序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广义的非诉讼程序法的性质和特点是:
1.形式上的综合法。现有的非诉讼程序法多数并非单纯的“程序法”，而是综合法，即将基本法(法律地位、基本原则等)、组织法(组织形式、准入条件、规制管理、行为规范等)和程序法(包括工作程序和纠纷解决程序)融为一体，涉及国家责任、主管机关权责、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机构、程序和当事人行为等方面。
2.性质上的多元性。非诉讼程序法涉及不同的主体，难以简单将其整体划归公法、社会法或私法任何一个领域。其中，涉及从公力救济到民间社会救济乃至私力(自力)救济的多元化机制，包括行政、准行政或司法(与诉讼中调解及确认程序的衔接)机构及其解纷活动和程序，并包括授权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纠纷解决和鼓励公民利用非诉讼程序的规范。根据功能和范围，每一部具体的非诉讼程序法往往又可以归入特定部门法，如社会法、行政法等。
3.程序设计上的差异性。各种非诉讼程序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规制方式，准入性与授权性规范相结合，在程序上形成一定差异。如《仲裁法》采用强制规范，严格规制仲裁机构的建立、组织、人员和程序，在通过准司法程序设计赢得正当性、公信力和司法保障的同时，通过严格的准入机制形成仲裁机构的相对垄断，以排除市场化竞争②。而《人民调解法》则以《宪法》规定的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同时授权乡镇和各种社团根据实际需求及条件，建立各种专门性或专业性(职业化)调解机构，保留了较大的拓展空间，其程序也相对更具灵活性。同时，根据各类纠纷的特殊性采用不同的解纷程序和方法，例如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消费者纠纷的调解等。很多法律在规定基本纠纷解决途径时，并未限定具体的程序和机构，由此为地方和主管机关提供了创新的灵活性，也形成了各地方的差异性。
二、非诉讼程序法的基本渊源与调整范围
在中国大陆，除少数单行法之外，多数非诉讼程序法的法律渊源分布于各种法律文件之中，其中既包括纵向与横向渊源，也包括各种民事实体法、程序法、行政法、社会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法中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宪法》类法律。如《宪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都对人民调解组织作出了规定。
2.各种单行法，即狭义非诉讼程序法。主要有《仲裁法》、《公证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法》、《人民调解法》和《引渡法》等。
3.诉讼法及其他程序法。如《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先行调解和协助调解等制度，《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和解、刑事自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调解与和解，《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中行政调解、行政和解等，都确立了非诉讼程序作用的空间。
4.地方性法规。无论是否已制定基本法律，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其权限范围内都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相关文件，直接促进本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例如，2005年10月厦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2005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2005年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颁布《青海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在相关法律制定后，这些地方性法规亦需要作相应的修改和清理。
5.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国务院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颁发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其中部分属于专门性解纷程序，如《工商行政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事争议处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的实施条例、细则等;有些则规定了附带性解纷程序，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条例》等;此外，还有一些行政法规的内容间接涉及非诉讼机制，如《法律援助条例》、《物业管理条例》等。中国以往多以行政法规形式建立一些专门性程序，如《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实施后，原有的法定前置调解被自愿选择取代。由于立法倾向于依赖正式的司法诉讼程序，或者废弃了原有的非诉讼程序，或者不作任何明确规定。但为了实现治理的实际需求，主管部门或地方仍需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实施细则建立和运作各种非诉讼程序。
6.分布于各种法律中的相关规范。当代很多部门法除实体法规范外，同时需要规定法律责任和相关程序，形成实体与程序法融合的趋势，如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仅涉及交通肇事罪及司法处理，还规定了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权限和程序，一些地方法规对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和理赔的细则以及处理程序做出了规定，并直接与交强险和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相互衔接。同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解决消费争议的五种途径的规定，各种知识产权法中行政、司法程序的规定也都大致如此。这些法律并不属于非诉讼程序法体系，但都包含相关规范。
7.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尽管并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无疑具有事实法源的地位。2002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大量司法解释，在不断强化民事诉讼调解、刑事和解和行政协调的同时，对非诉讼程序给予了重要支持，填补了法律的缺失，推动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创新，包括对民间、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及委托调解等。如2002年《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4年《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2009年《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2011年《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等，《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修订后陆续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是其组成部分。
8.非正式渊源。由于正式的立法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因此，中国各地、各行业或专业领域在实践中通过大量非正式渊源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非诉讼程序，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政策、规则、改革及创新措施等。例如，2011年3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安部等16家单位制定的《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司法部的《司法部关于认真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的意见》(2010年)、《司法部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2011年)，2010年1月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的《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以及电监会制定的《电力争议纠纷处理规定》和《电力并网互联争议处理规定》，都属于此类。目前，很多行业如证券、银行、物业管理等也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程序和规则。事实上，有时非正式的制度甚至比正式的制度的作用更大，如《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制定实施后，为了应对高发的劳动争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于2009年10月共同《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09〕124号)，在各地普遍建立了专门的劳动调解机构，调解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正式的劳动仲裁和诉讼程序。此外，不同社区、民族的传统习惯及自治性规范等也属于非正式渊源的范畴。根据性质及其调整范围，中国现行非诉讼程序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民间性非诉讼程序，包括《仲裁法》、《人民调解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消协调解的规定，各种相关法律中有关民间社会团体、保险公司及行业协会等纠纷调解机构及其程序的规则等。
2.行政性非诉讼程序，指基层政府、行政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主持的纠纷解决活动及程序。除《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专门法规外，多数由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分别加以规定，例如《商标法》、《专利法》、《人民警察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劳动监察条例》、《条例》等有关争议处理的管辖权、程序方面的规定等。由于行政性解纷程序的特殊性，很难通过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作出总体性的规定，但可以采用类似基本法的框架，对行政主体纠纷解决权限、职责、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行为规范等作出规定，发挥引导、正当化和规范的一般作用，如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条例》①。此外，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了委托调解机构或购买服务，引进社会力量(包括人民调解和律师等)参与纠纷解决。
3.专门性非诉讼程序。如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纠纷、消费纠纷、商事纠纷、家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社会保障及保险纠纷等处理机构，形成民间性、行政性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除个别单行法，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外，一般采用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模式。
4.与司法衔接的非诉讼程序及司法审查程序。主要包括:(1)法院附设型，包括法院人民调解窗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诉前调解等，可通过多种方式与司法程序衔接。目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已经被《人民调解法》和《民事诉讼法》所吸收，民诉法新确立的先行调解将会使形式多样的法院附设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诉前调解、立案调解等)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②。(2)前置型，如劳动仲裁、特定行政前置程序(如土地、林木权属，知识产权)等。(3)司法审查型，包括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对调解协议合法性和效力的司法审查、确认或撤销、无效之诉、再审等。总之，非诉讼程序覆盖了民间、行政和司法的各种机构、程序，并贯穿于民事(包括劳动、经济、商事、家事等)、行政(包括治安、交通违法、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相关争议)以及刑事(包括刑事和解、青少年犯罪等)纠纷案件，并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新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不断整合创新，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三、非诉讼程序法的理念与基本原则
非诉讼程序法的建构，一方面受国情和社会主体文化、观念及行为习惯的制约;另一方面，需要适应时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尊重纠纷解决规律。中国非诉讼程序法体系建构中强调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第一，注重协商调解。非诉讼程序本身包括协商、调解和裁决等多种方式，当代社会更加认同协商调解的效果和程序优势，因为协商调解不仅有利于快速、便捷、经济、平和地解决各类纠纷，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和持续，还可以缓解由于法律规范缺失、滞后或简单导致的处理结果的不足，达到更圆满的解决结果和社会效果。即使是在仲裁程序(包括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乃至行政裁决)中，也逐步形成了调裁结合的模式。因此，相关立法采用注重调解或调解优先的原则，在各种程序中均应将调解贯穿始终。第二，多元化。非诉讼程序体系的多元化构成当事人协商、民间社会组织调解、行政性处理和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有利于满足当事人的多元需求和选择权，为不同类型的纠纷提供适宜的程序，并由此形成国家与社会、法治与自治、正式与非正式、职业化与非职业化(志愿者)、公力救济、社会救济与私力救济、协商性程序与裁决程序、法律与道德及其他民间社会规范等各层次的多元化架构，实现法律调整与善治的统一，纠纷的解决与预防的统一，避免形成垄断、单一化和过度职业化格局。第三，注重社会效果、中国特色与传统资源。在非诉讼程序法的建构中应坚持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充分尊重法治原理、纠纷解决的普遍规律和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和当事人的承受力和文化、习惯及传统资源的利用，注重效益，采用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路径，避免急功近利和简单照搬。在非诉讼程序的设计、运作中需要综合采用以下基本原则:
1.合法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合法性是非诉讼程序不言自明的前提。协商调解也会将法律和判例作为客观依据，即所谓在“法律阴影”下的交易，这样最符合正当性与效益原则。然而，非诉讼程序不同于诉讼与判决，其更大的价值和优势在于满足当事人的特殊需要，在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当事人自身的努力创造性地发现融合“情、理、法”的、比判决更“符合实际的解决”。因此，“合法”并非意味只能严格适用法律规范，而是指不违法，即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强制性、禁止性规范。在解决民事、经济纠纷时，法律赋予当事人相当大的自，允许其根据实际进行利益权衡和交易。此外，民间调解、行政处理、法院附设调解及仲裁等非诉讼程序对合法性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故应注意区别不同程序以及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家事纠纷等不同纠纷类型，设立法律适用和自主处分的不同标准，并对纠纷解决处理人员的法律资质提出不同的要求。同时，“法”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成文法律法规、政策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也包含通行的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地方或团体规范及惯例等社会规范。在协商调解中，关系、道义、诚信、精神需求以及节约成本等情理因素都属于可选择的合理依据。此外，在合法性的要求上，程序合法应优先于实体合法，重在保证当事人的自愿、公平参与、处分权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2］。
2.自愿原则，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和处分权。程序保障的重点在于切实保证双方当事人自愿参加纠纷解决过程和接受处理结果。由于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建立法定强制调解(前置)的条件，各类调解均强调无条件保证当事人的选择权与诉权，包括《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先行调解在内，调解均由当事人自愿启动，受到强制胁迫可以成为调解协议撤销或宣布无效的理由，当事人双方拥有对解决方案处分权以及提起司法确认的自。
3.公平原则，保证当事人公平参与纠纷解决并获得公正结果。通过公平程序保证双方当事人地位、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第三方的中立性，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以及当事人对程序的平等选择权和决定权，协商调解中的信息获得途径及机会对等。在程序的启动、运作和达成和解的过程中，应保证当事人诚实参加、平等陈述和交换证据，防止因当事人在实力、技术、信息占有和金钱等方面的差距造成不公平的结果。在注重以激励机制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鼓励和解的同时，应对滥用非诉讼程序的当事人有所制约和惩戒。
4.程序便利与适宜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设计便于当事人利用的适宜程序。在不违反自愿和公平的前提下，以灵活的方式积极促进和解，迅速、经济、合理、简便地解决纠纷，尽量避免模仿诉讼或过度强调程序的正式化，以降低成本、对抗性和拖延。例如，基层人民调解主动介入、就地调解、口头协议和即时履行等，成本低廉、简便、快速，在处理社区邻里纠纷和突发事件中具有优势;而专业调解组织通过正规的申请、调查、调解程序和书面协议则更具有权威性。
5.监管与自律相结合原则。制度化的非诉讼程序通常受到当事人和国家的双重制约，但监管方式和规范程度有所不同。司法性和行政性机制需要依法设立，其管辖和权限由法律明确规定;而民间性机制的运行主要依靠自律，可以自行订立机构章程、规则、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但同时也需要接受主管机关的监管。立法可以规定确立主管行政机构，建立必要的注册登记、审查、评估、准入、退出等制度措施，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调解员、仲裁员等解纷主体的基本行为规范，严格限制解纷机构及人员超越权限、违背职业道德、损害当事人利益。向当事人公开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身份及资质，以便其选择(或提出回避)并行使制约权。
6.司法审查和救济原则。非诉讼程序有义务接受司法机关的制约并以司法程序作为最终救济途径。当事人有遵守调解协议的义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基于自治作出的处分应尽量不予干涉，但可以应当事人申请进行司法确认;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有悖公序良俗或违反强制性法律的情况下，应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包括当事人申请撤销或无效、第三人申请和法定(如检察院和法院的法律监督程序)救济等。
7.程序衔接原则。各种非诉讼程序与司法程序之间应形成合理衔接，以合理控制纠纷解决的成本和周期，充分发挥非诉讼程序的效用，保证其必要的效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益，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拖延，并体现司法对非诉讼机制的监督制约。包括法院对民间、行政调解协议的确认及公证以及执行的衔接等。例如，在具体解纷过程中，当事人一旦，原则上正在进行的非诉讼程序应终止，但根据实际需要，法院可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委托原调解机构或另行委托非诉讼调解先行调解，也可在诉讼中委托非诉讼调解参与。
8.保密原则。当代各种非诉讼程序均以保密为原则，包括解纷过程和结果不公开、当事人和解纷主体(调解员、仲裁员)的保密义务，涉及公众或第三人利益情况下的适度信息披露，以及例外情况等，并通过具体程序规定加以保障。中国商事仲裁及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中已经确立了保密原则。人民调解法虽然并未明确规定保密原则，但规定当事人有权决定调解公开或不公开进行，实际上也接受了这一原则［2］。
四、问题与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