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1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4-0003-11
“新常态”概念的历史溯源李淑英
自从2014年5月主席在河南考察提出“适应新常态”以来，“新常态”就成为理论热词，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但是也存在一些对“新常态”概念的误读误解。“新常态”是新一代中央领导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总结。但是在这之前，“新常态”这一概念无论国内和国外都曾提到过。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新常态”，有必要对“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一、国际“newnormal”概念的提出
“新常态”一词对应的英文为“newnormal”。对“newnormal”的最早关注是在2002年，美国经历“9・11事件”后，经济发展出现短暂的衰退，“newnormal”主要是指经济缓慢复苏。“‘newnormal’被巴菲特和伯格用来警告投资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单位数回报会降低至7%-8%。我们把2002年巴菲特、伯格的预测叫做‘newnormal’”。
2009年初，在“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和总裁埃利安在发言中用“newnormal”来归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可能遭受的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后来，埃利安再次在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newnormal”，用以反映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埃利安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金融危机之后的‘newnormal’）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总之，国际上的“newnormal”被应用于经济领域，指的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的低速增长状况以及2008-2012年全球经济衰退。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后来，这一概念被扩展到其他领域，指的是那些以前异常的而现在被认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二、国内“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关于“新常态”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出现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主要是在关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研究中，库恩的“新常规科学”被翻译为“新常态科学”。
在汉语字典中，并没有“新常态”这一个词汇。对于“常态”的解释有两个：一是固定的状态和形态，二是通常和本来的状态。对于“新”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刚有的，刚经验到的；初始的，没有用过的，与“旧”“老”相对；性质改变得更好，与“旧”相对；不久以前，刚才；表示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称结婚时的人或物等。因此，对于“新常态”这一概念，按其本意来讲，就是表明一种有异于旧质的、固定的或通常和本来的状态和形态。
在中国知网上使用“新常态”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最早的文献是1979年，其应用对象是“新常态科学”。使用“新常态”进行篇名检索，最早的文献是2001年，其应用的意思就是不同于旧有状态的新状态。最早与经济联系起来的文献是在2009年，主要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在这一时期。“新常态”概念的应用还是基于国际“newnormal”概念的延续，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尤其是金融领域投资低回报常态化的描述。
最早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为篇名的文献出现在2012年。此时，对于“新常态”概念的应用和理解已经有了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例如早期一些文献在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时都会把经济增速的下降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总含义是，“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长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新常态”特征的理解主要是低增速、高通胀。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之所以开始于这个时期，一方面是国际经济发展大背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学者研究习惯的延续和发展。从199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新”后面出现的概念有：增长点、发展、趋势、热点、亮点、挑战、特点、格局、动力、考验、变数、看点、关口、命题、誓言（自主创新）、途径、信号、走向、布局、时代、路径、秩序、转折点、空间等。可见，“常态”这个概念放在“中国经济新”之后，是中国学者一种习惯性的表述模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的“新常态”概念不同于国际的“newnormal”。同时，也意味着以主席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新常态”概念既不是完全借用西方的概念，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新词，而是有一个逐步的形成过程。
三、主席“新常态”概念的运用
中国政府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有一个明晰的时间表。
2014年5月，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7月29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主席对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四点希望时提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11月9日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特点，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适应新常态的途径。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4年经济工作，提出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会议从九个方面详细解读“经济发展新常态”，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通过梳理主席提出和运用“新常态”概念的过程，可以分析出主席对“新常态”概念理解的三个要点。首先，“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描述。这是主席首次运用这一概念时就明确提到的，也是对这一概念理解的首要起点。从“新常态”概念的本意出发，结合中国经济主体，中国经济“新常态”描述的就是异于经济发展旧质的、通常的状态和形态，即经济发展进入新的不同于以前的阶段。其次，这一个新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三方面，即经济“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再次，理解“新常态”这个概念不能离开改革，改革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根本途径。“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四、国内外“新常态”概念提出过程的异同
“新常态”概念在国内和国外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虽然中国提出的“新常态”概念与国外的“newnormal”概念有共同之处，但更主要的是二者的相对独立性。中国的“新常态”更应该看作是主席结合中国实际发展状况进行的创造性概括。二者的异同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的“new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都是对经济发展态势的描述，但是二者所描述的态势以及形成的时期不同。“newnormal”具有较明确的针对性，主要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或者说是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态势，其根本特征是“无就业的复苏”，是对危机之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增长缓慢的状态描述。而2014年5月主席首次运用“新常态”的概念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的综合性描述，其主要特征是增长速度放缓。可见，二者都是对转变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状态描述。但是，一个是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状态描述；另一个是对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多元化的状态描述。
第二，国际的“new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都认识到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但对于如何应对却有不同的解读。在国际上，“newnormal”的提出是被动地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周期长，甚至是复苏无望的态势，其隐含的是一种无可奈可的应对。而中同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在对经济发展态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主动应对将要到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问题。可以说，“新常态构成面向未来更高发展目标的战略规划，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
第三，国际的“newnormal”和中国的“新常态”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表现，即经济缓慢增长，但是，如果说全球经济的“newnormal”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向形态更高、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
五、国内学者对“新常态”的扩展和深入研究
随着政府对“新常态”的运用和解读，“新常态”也成为2014年以来的理论热词。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进行分析，2009年之前关于“新常态”的文献数都是年均低于10篇，2009-2013年年均文献数在20篇左右，而2014年达到4537篇，截至2015年5月已经达到10956篇。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日常领域中，“新常态”概念的运用都具有比较高的频率。从2011-2015年“新常态”概念的百度指数上分析，“新常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热词了。
学界对“新常态”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新常态”到“中国新常态”的转变。主席首次提出“新常态”是指经济领域状态的转变，而后的运用也都是指“经济新常态”。但是，随着国内学者的不断扩展研究，“新常态”概念已经超越经济领域，“成为描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崭新格局的代名词”。可以说“新常态”来源于经济，又超越于经济。但是，也需要警惕对“新常态”概念的泛用，这是因为不仅在国内的研究中没有界定“新常态”概念的外延，而且在国际“newnormal”概念的应用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理性地对待“中国经济新常态”到“中国新常态”的转变，既要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同时也不能绝对化。
第二，进一步对“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征深入分析，要具体到每一个经济环境，深入具体地分析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通过改革来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全球经济“newnormal”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复苏缓慢，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主动应对将要到来的可能发生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只有改革，才能避免经济问题的井喷式爆发，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新常态”概念的理解已经超越其本意，既有对状态的描述，也有对所面临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出路的分析。
“新常态”的辩证意蕴郭晶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求提供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研究支撑。本文从哲学角度，用辩证思维方式考察“新常态”，阐释“新常态”概念的辩证意蕴。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也是马克思阐述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批判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辩证法作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现今，辩证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用辩证方法研究“新常态”是一次有价值的理论尝试。
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对此，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发掘“新常态”所包含的多重矛盾关系，有助于理解“新常态”的辩证意蕴。
一、“新常态”的“新”与“旧”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辩证法强调在概念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理解一个新概念。“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基于“旧常态”，才能提出“新常态”。“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实现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过渡，蕴涵了辩证法要求破旧立新，在批判改革中催生发展的精神。“新”与“旧”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是“新常态”所包含的第一层辩证意蕴。
“新”与“旧”在内涵上截然相反，是一对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依赖于对方阐释自身，应该在“旧常态”与“新常态”所体现出的矛盾关系中理解“新常态”。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主席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
对经济新常态特征的表述既包含“旧常态”的特征，也包含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是最直接和显著的转变，正因为“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年均9.8%的高位，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定位为中高位，才能称其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只有在把握了“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驱动力，才能提出“新常态”下更加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驱动力。
从“旧常态”到“新常态”是一个动态的过渡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个过程，“新常态”代替“旧常态”也必然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新常态”对“旧常态”辩证扬弃的过程。具体讲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由快到慢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由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的转变，经济增长驱动力由劳动、资本转换为创新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旧常态”向“新常态”辩证发展的必然过程。
二、“新常态”的“变”与“不变”
“新”指性质上“不同以往”，有变化之意，“常”指“持久恒长”，“新常态”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长的稳定状态，有不变之意。“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常态”包含的第二层辩证意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强调，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辩证法不是现存世界的理论注释和辩护工具，辩证法要求我们直面现实，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把握现实生活的矛盾，解开现实生活的困境，展开对未来生活的建构。“新常态”的提出包含了对以往经济发展中弊端的批判性考察，体现的正是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发现弊端是为了解决弊端，要实现“新常态”的发展目标离不开改革。辩证法强调通过变革实现发展，“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当前中国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能不能切实地做好改革。
“新常态”呼吁改革，但不是盲目的改革，是在稳定与改革之间寻求平衡与协作。主席指出，应“保持政策定力”，要“稳”住宏观政策，避免因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动辄进行较大的调整。辩证法的“革命性”不是不顾稳定一味地变革，而是以稳定和变革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改革。只有兼顾稳定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改革，才能保持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态势。主席同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调整都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大局之下进行的。
三、“新常态”的“质”与“量”
“新常态”包含了对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辩证关系的思考。“‘量’是对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强调，‘质’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质量的要求”。数量与质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呈现为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新常态”意在扭转以往不顾质量，过于追求数量的发展观念，力求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辩证统一，体现出辩证法的适度原则。
在对经济发展数量的追求中，还会体现为对速度的过度强调。然而，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如果掌握不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减损经济发展的质量。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保持在平均9.8%的高位，但是却伴随出现环境污染加剧、产能过剩、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无法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质量要求。
“新常态”最为直观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GDp基数扩大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长久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更重要的不是经济发展的数量，而是质量。“新常态”不再追求单一的GDp增长，需要更加全面的发展目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接受经济增速放缓，保证和提升质量。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常态”下增速放缓，不是经济衰退，而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常态”，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纠正。适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新常态”下中高速的发展在保证就业的同时，为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契机。“新常态”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及其体现出的适度原则，是“新常态”包含的第三层哲学意蕴。理解这一辩证意蕴，有助于理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新方式和新观念。
可以说，“新常态”来源于经济同时又超越于经济，这是“新常态”本身所蕴涵的第四层辨证思维。当前“新常态”主要用于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对“新常态”的思考也是限于经济发展领域。但是，“新常态”可以具有较为普遍性的含义和更加广泛的使用范围，目前学术界已经超越经济在多个领域使用了这一概念。“新常态”概念的外延如何界定，“新常态”概念的使用范围是否需要限定，以及如何限定，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思考。
“新常态”呼唤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朱成全
当前，全球经济步入新阶段，其特征是在大剂量的调控政策强力干预下，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而在过去，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
中国提出的“新常态”概念虽然与国外的“newnormal”有共同之处，但更具有相对独立性。“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就是指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偏高、不可持续发展因素的累积、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压力变大，使得中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与“旧常态”相比，中国的“新常态”有三个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新常态下，中国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简言之，更加注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以，“新常态”的发展观有着超出经济范围的更加全面的深刻意涵，需要在学理上反思发展的人性本质，在实践中制定出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就需要重唤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
一、马克思的人的发展历史阶段思想蕴涵人的自由全面生成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会经历三阶段，最终进人人的自由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此阶段适应于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个人在此阶段中很难体现出独立性，而不得不直接依附于某个社会共同体。个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发生限于共同体内部，这种联系只能是在狭窄的整体范围内，各孤立地点之间发生的地方性联系。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此阶段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的社会。个体在此阶段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大大摆脱对血缘、土地等关系的依赖，社会形成整体的能力体系、全面的关系、普遍的物质交换以及多方面的要求。但是，社会关系以物的关系形式存在，人的发展受到异己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束缚。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此阶段适应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关系不再成为异己的力量，个人能够在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中自由全面地发展。
经历三大历史阶段，人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在这个过程中财富的衡量标准也在变化――从“物的发展”逐渐转向“人的发展”。第一阶段，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劳动，以产品数量衡量财富。第二阶段，仍以物，尤其是资本、产品来衡量财富。但是，这一阶段对物的依赖性具有双重作用，它使人的关系依赖于物的关系，同时，也为人的关系的普遍性提供可能，从而为人的更高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到了第三阶段，财富的衡量最终变成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自由发展。充分发挥人的自由能力，是以人的发展来衡量财富的基本要义。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作为手段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承认资本、发展资本是当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二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片面夸大资本的地位，任由资本自发调节生产，把资本奉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最高准则。如果对资本发展不加限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甚至是达到社会不堪承受程度的问题。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以放任资本固有逻辑中的破坏性为代价换取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使人日益沦为片面发展的社会体系中物的附属品，间接导致人向“单向度的人”发展。这就是说，当代主流西方经济学极力排斥马克思等学者赋予资本的人文属性，刻意无视资本作为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本质，执意从经济学“科学”化的角度把资本理解为物。这种庸俗的拜物教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
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含义及其逻辑起点
马克思多次讲到：“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等。具体地说，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人的需要全面发展。首先是生存需要，然后是社会关系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全部活动的内在动力。第二，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包括体力、智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道德修养能力和审美能力等。就素质来说，主要是指人的德、智、体、美诸方面素质。第三，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所独有的品格、气质、爱好和情感等的总和。第四，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人的发展也必然会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变革中，人的社会关系的充分发展是在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充分交往。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摆脱个体、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不断开阔视野，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最终在交往中形成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个性。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含义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人的需要。马克思就是从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的角度出发，具体展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首先产生的是生存需要，“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而且，“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的需要的发展结构。具体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需要出发，论述了需要的层次结构：物质需要、社会关系需要、精神需要等。人之所以有物质需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只有在自然界，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形式。人之所以有社会关系需要，首先是因为家庭关系，其次是因为人有交往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人来说，谁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人之所以有精神需要，一是因为人不仅要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还要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二是出于人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游戏”“审美的需要”等的需要。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忧心仲仲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美感；经营矿物的商人只有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这些从反面论述了人的审美需要的重要性。
人需要结构发展的积极成果，就是“文明”。“文明”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下本身就紧密地与自由相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异，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这个界定最深刻之处在于，把“文明”或“文化”概念与“自由”概念联系起来。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所以，“文明”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财富基础上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
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最高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完整的个体，人的本质表现为人的个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所以，从人的本质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人从自然、社会和自己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即通过社会实践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全面关系来全面创造自己的本质，丰富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未来新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
共产主义社会蕴涵着“生态文明”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人类不仅能够按照科学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内在尺度――善和美运用到对象上去，实现自然的人化，创造适合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理想世界。人之所以高于动物，是因为能够掌握这两个尺度，并在行动中把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所以，“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总之，“新常态”发展观要求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和谐社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体现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重唤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新常态”的全面发展观和人类发展指数栾林
“新常态”源于经济领域，但对“新常态”的理解却不应仅限于经济领域。主席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中国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思路，更意味着中国需要转变社会发展观和思维方式。
在“新常态”下，发展不等同于狭隘的经济发展，“唯GDp论”的发展观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观念上的变革，以全面的新发展观取代狭隘的旧发展观，才能逐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新常态发展观的诞生。“新常态”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必然会取代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以人为本的“新常态”全面发展观的确立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运用。可以说，党的基本路线已经把握到了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认识到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在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肯定了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因素，并非把经济因素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唯GDp论”是对此理论的一种误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种对经济领域的偏重导致了“唯GDp论”的出现。在制度领域，“唯GDp论”导致了“以GDp论英雄”，在选拔和考核干部上，把GDp的增长率作为选拔和考核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这种形势下，一切都为GDp让路，为了能让GDp保持高速增长，不惜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按照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人类的膨胀已经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如果还不珍惜资源，那么地球现有的资源将很快消耗殆尽。“唯GDp论”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发展观，认为通过经济发展就能把蛋糕做大，就能够让每个人都得到实惠，但并没有意识到为了让蛋糕做大而在发展中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所得，并且这种损失常常是不可弥补的。因而，这种不合理的“唯GDp论”的发展注定要被“新常态”的全面发展观所取代。
“新常态”发展观是对当下社会状态的重新认识和概括，它扬弃了“唯GDp论”的发展模式，展现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常态”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在认识到经济是社会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到“新常态”下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点论”和“两点论”的辩证统一。
“新常态”发展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新常态”发展观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基础之上的，并加入了对当下经济发展新特征的认识，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细化和深入。“新常态”发展观在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解决长期困扰社会的遗留问题。“新常态”时期是中国调整社会结构和观念，集聚社会力量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发展的任务不再是高速增长，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新常态”将为社会主义未来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常态”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唯GDp论”的旧发展观以一种外在的尺度衡量社会的发展，这种以“物”作为尺度的评价标准必然会导致对物的崇拜等社会问题。“新常态”发展观纠正了这种错误，并把发展落实到了人本身。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GDp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终极目标，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发展的最低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要求，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人类发展指数和“五位一体”社会发展指数的构建
“新常态”的社会发展要落实到人本身，落实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标准是实现人的自由。“以人为本”的“新常态”发展观也必然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
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以马克思的自由观为基础，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多学科融合的角度上，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阿马蒂亚・森认为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以个人的自由为基本要素”，这种自由并非抽象的自由，而是实质的自由，是指人的可行性能力及其实现，“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这种可行性能力不仅包括人们免受困苦的能力，而且也包括接受教育、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能力。可以看出，阿马蒂亚・森要实现的实质性自由既需要政府制度方面的保证，也需要人自身具备相应的能力，以获得享受自由的资格。可见，自由的实现需要内外两方面的保证，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以阿马蒂亚・森“自由看待发展”思想为理论前提，联合国于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Developmentindex）。人类发展指数最开始由健康（通过出生时预期寿命进行考察）、教育（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进行考察）和生活水平（通过人均国民收入进行考察）三个部分组成。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指标，同以往以经济指标衡量社会发展相比，它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和广阔的应用空间。以往的发展评价只是以“物”为中心的经济指标和经济福利指标，没有直接体现人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则认为，一切发展都应该是围绕人的发展才有意义。人类发展就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并由人民实现的发展。属于人民，意味着通过就业并获得基本收入，进而达到使人民有充分的收入；为了人民，意味着给那些需要帮助和辅助收入的人提供社会服务；由人民实现，意味着人民的参与。这三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
人类发展的概念说明了人类发展是一个内容丰富、具有多种因素的发展。1990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能安享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除了三个最基本的选择外，即人们过上健康而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和得到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资源，还有一些受到人们高度珍视的选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创造和生产的机会，享有自尊和保障人权。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经济方面福利较好的国家往往环境绩效方面比较差，于是提出按照绿色GDp的思路来构建绿色人类发展指数。鉴于国际社会的呼吁。“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出现在了《人类发展报告》中，并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承诺进行环境敏感的HDi研究，但至今还没有公布比较成熟的指数。
可以看出，人类发展指数最初选取的标准只考虑到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的指标，这显然难以反映人类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类发展指数从提出起就是开放性的，它允许人们对这个指标进行拓展和补充，使人类发展指数能够更加全面。但是，无论人类发展指数如何拓展，GDp在其中所占权重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也就是说，GDp只是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一部分。人类发展指数把“以人为本”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这就与把“以物为本”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标准的“唯GDp论”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发展指数凭借其合理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并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本国的发展水平。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2
[关键词]常态课历史学科突破结构概念规律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280001
大家一般J为，常态课是指常规状态、自然状态下的平常课。我们所追求的是教师基于现实的资源条件，运用超越现实的智慧才能，融入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从而呈现出丰富而灵动的常态课，这是我们课堂教学追求的价值旨归。本文以高中历史学科作为观察视角，探讨常态课的三个突破点，即理清结构、澄清概念和厘清规律。
一、理清结构
常态课的第一个突破点是理清结构。很多教师的常态课效果之所以不佳，大都是因为没有指导学生理清结构，结构教学不到位。苏联著名教育法专家H.R.莱纳说过：知识不归入系统，多半是无用的。学习不是忙于吸收知识，而是将知识进行编码，从而转换成有意义的材料。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应摒弃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指导学生理清每节课的结构，这个结构主要包括课在模块中的结构、课在单元中的结构和课本身的结构。
（一）理清课在模块中的结构
常态课首先要理清课在模块中的结构，也就是要指导学生理清课与模块的关系，并进行模块建构，从模块出发，再回到模块。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构成。必修课分为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三个学习模块，包括25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习专题，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是全体高中学生必须学习的基本内容。选修课是供学生选择的学习内容，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选修课分为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探索历史的奥秘、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等六个模块。我们苏州地区选用的是必修三本和选修Ⅰ《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和选修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比如必修Ⅰ有8个单元共27课，呈现的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内容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涉及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1]例如第2课《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体现了本课内容涉及的时间段、地区和领域，介绍了中国秦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秦的统一，涌现出重要的历史人物――秦始皇嬴政，揭示了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君主专制的加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学习这一单元，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回顾，能够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特点和未来走向。
（二）理清课在单元中的结构
常态课其次要理清课在单元中的结构，也就是要指导学生理清课与单元的关系，并进行单元构建，从单元出发，再回到单元。如必修Ⅱ第5课《开辟新航路》属于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乍一看课文标题和单元标题，没有一个字是一样的，也看不出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教师在上这一课之前先要做好单元构建，把本单元的4课内容和整个单元有机联系起来。特别是《开辟新航路》这一课是单元的起始课，更要从单元出发。具体的单元构建如下：（1）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含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世界范围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是通过商品交换把各国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总体。其形成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势力从欧洲扩张到全世界的历史，就是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历史。（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①新航路开辟使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②早期的殖民扩张和掠夺使世界市场进一步拓展。③第一次工业革命促成了世界市场基本形成。④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建立。（3）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殖民扩张与掠夺。（4）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略）。从单元构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本课与本单元的关系是，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新航路的开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
（三）理清课本身的结构
常态课再次要理清课本身的结构，也就是要指导学生理清课题与子目的关系，并进行课建构，从课题出发，再回到课题。如必修Ⅱ第12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本课共有3个子目：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们分别对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3个重要节点：起步、实践和深化。这样从标题入手的结构梳理（见下图），脉络清晰，要点突出，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学生头脑中的知识是零散的和孤立的，那么堆积的知识越多，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有让知识结构化，才利于知识的迁移，而理清结构的要义正在于此。
二、澄清概念
常态课的又一个突破点是澄清概念。很多教师的常态课效果之所以不好，大都是因为没有引导学生澄清概念，概念教学不到位。陈国飞教授认为，历史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形成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是学生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根本。正如北京教育学院方美玲教授所说：“历史概念教学是历史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历史课程目标的重要载体。提高历史概念的教学理解水平，既是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要摒弃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引导学生澄清概念，主要包括感知和理解历史概念含义，渗透和深化历史概念认识，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
（一）感知和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
澄清概念首先要感知和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弄清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如必修Ⅰ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个重要的历史概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常态课上，教师可以用ppt呈现的方式引导学生加以感知和理解，从而让学生明白要把握这一重要概念应将其分成“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来理解，同时注意两者的联系。专制主义是一种中央决策方式，体现的是君臣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独裁；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中央控制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两者之间的联系指：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从中体现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为皇权至上，同时伴随着两组矛盾――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只有掌握了这一重要概念，才能充分理解从秦朝到清朝整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发展演变的历程。
（二）渗透历史概念，深化对历史概念的认识
澄清概念其次要渗透历史概念，深化对历史概念的认识，也就是要引导学生挖掘历史概念的表面含义和本质属性，澄清历史概念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在常态课上，可以设计探究问题，通过分析比较，探讨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比如必修Ⅰ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涉及Y产阶级代议制这一核心概念。通过第7课《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和第8课《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共和政体的相关知识，知道了这两种政治体制都属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教师可以设计以下探究问题：“英国和美国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两国的政体各是什么？试结合其内容加以比较。”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利用表格的形式，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两国政体的异同点，从而深化学生对资本主义代议制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认识。
通过对英美两国政体的比较，还能得出关于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相关启示：①美国政体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制度。②适应本国国情的制度才是好制度。③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产物。
学生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不但加深了对美国总统共和制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理解，而且掌握了比较这两种政体的基本方法，同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式和内涵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提升自身的历史分析和思考能力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这样的探究对学生学习比较英、美、法、德四国政体乃至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
澄清概念再次要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也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感知理解历史概念含义的基础上，通过渗透和深化历史概念认识，师生共同参与设计各类图表，把相关知识联系起来，以纲带目，以点带面，从而构建和统领历史概念系统。
比如必修Ⅱ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有个重要概念即民族资本主义，通过第9课《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第10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学习，学生基本掌握了近代史上整个民族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曲折发展的基本历程。在课堂小结环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构建和统领民族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系统，通过两张曲线图和一个文字表格，形象生动地呈现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曲折发展的历程。
虽然上述图表只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时间和阶段特征，却构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线索，再结合书本的对应内容，就形成了完整的知识网络系统。而对第三单元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的构建和统领，又能延伸到下一单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第11课《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内容。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归宿。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明确指出“高中历史专题学习中的知识内容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1.具体的历史史实。2.基本的历史概念。3.基本的历史线索和规律”[2]。因此，概念教学很重要，抓住了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就等于抓住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命脉，掌握了高中历史知识的精华。所以，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以基本概念为中心，不断理解概念，运用概念，引申概念；加强知识内部的联系，对于那些前后联系不紧密、学习难度大的知识，适时地不断地进行渗透，在多种联系和不断渗透中突出重点，回到最基本的概念、原理。
三、厘清规律
常态课的再一个突破点是厘清规律。很多教师的常态课效果之所以不佳，大都是因为没有引导学生厘清规律，规律教学不到位。达尔文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对一门学科来说，没有什么比如何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规律）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要摒弃一切杂乱无章的东西，引导学生厘清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事件背景的分析规律、人物事件的评价规律、各类题目的解答规律。
（一）厘清事件背景的分析规律
厘清规律首先要厘清事件背景的分析规律，也就是要引导学生把握分析历史背景的方法。梁启超先生认为：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所以，在常态课上，教师可以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背景分析，引导学生厘清历史事件背景分析的共通规律，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比如必修Ⅱ第7课《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背景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前提和条件两大角度进行分析。工业革命的前提（政治保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条件从资本、市场、劳动力和技术角度分析：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给工业革命提供大量资本条件，伴随殖民扩张的广阔海外市场给工业革命提供市场条件，圈地运动给工业革命带来劳动力条件，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者日积月累的经验给工业革命提供技术条件。从中再概括出工业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工场手工业不能满足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学生学会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分析方法，推而广之，在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时就可以活学活用了。
一般而言，背景、原因、条件三者是有区别的。背景的范围最广，原因和条件是背景的组成部分。高考对背景的考查有国内背景、国际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国际关系的背景等等。条件的划分有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历史条件、现实条件，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等等。原因的划分有内因和外因，根本和具体，主观和客观，主要和次要，直接和间接，历史和现实等等。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3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4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安全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学与政治管理的双重概念变革，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才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管理范畴。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国家政治管理的相结合，因为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度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为了实现我国意识形态的现状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计划实施进行铺垫和部署，必须进行满足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策略实施，以此来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适应我国国情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规则打破，进行自由的重组。但是，这以此来满足时代进步的发展要求。本文针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结合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安全的考量，希望能够充分的结合时展需求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
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此本文进行的分析是针对新制度与政治管理和自由执行能力的融合总结。
首先，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困难和挑战，在深入的政治管理层面上来观察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概念，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的监督和执行条件之下，就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利益的基础保障。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运行的过程中，起初还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中提取出来的，因此存在许多不适用于我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还是影响了这种经济学理念的融合。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础概念，就是执行自由形式的市场经济活动模板，实现经济结构成为私有化的基本理念。根本的思想指导观念就是实现民主的私有权归属，能够坚持自我主导的形式进行传统经济改革。
还有，针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计划目标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盲目的追求自由之风，会给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性质发展带来难题，引导了不正确的价值观走向。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矛盾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普及的过程中，明显的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的矛盾。首先，能够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念与马克思的思想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主要是倾向于缩减成本的考量，而忽视了经济贸易交往的其他环节。在进行经济贸易收益的过程中，要讲求适合社会政治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有效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执行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理念是单一的，不能够整体上适应世界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不能沿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再进行对历史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进行总结，才可以完善经济学的管理手段，进而实现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管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角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意见，全盘否定的态度具有局限性，对于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就是实现经营私有化的转变。进行经营私有化的转变，充分实现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存在改革上的问题，那就是将个人利益摆在制高点上。这种价值观的树立是不和谐的，不能够充分的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管理，只能造成完美化的想象，而没有充分实现体系的构建。
还有，经济制度关乎着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表象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关于政治管理的弊端。新制度的经济学理念追求的是表面的民主，但是实质在形式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管理体系。
三、积极面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挑战维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了积极的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是不可缺少的工作重点之一。
首先，要严格遵守一党一国制度，实现坚持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制度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下进行有效的经济贸易往来合作，实现全面的政治经济统一化管理。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针政策进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够充分的实现我国发展进步的要求。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实现，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
其次，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模式，应该坚持维护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路线，不断的完善现有的政策方针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侵袭下，还要保证我国原本的意识形态，充分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达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证经济的良好发展。
还有，就是对于我国社会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式进行鉴定的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针政策，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营模式与意识形态不发生改变，坚持走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时刻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做努力，积极的贡献市场经济力量。
新制度的经济意识形态理论推广，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管理体系。进行精密的推敲后，摒除不良观念的经济学理念，才能够丰富我国整体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保证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发展和改革。
参考文献：
[1]魏崇辉.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的初步尝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5
总之，“世界性”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凸现出来的问题，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性”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厘清这两个概念，只是将二者作为相同的、可以互换的概念来使用，显然是不合适的，有可能造成理论的错位和失误。
“全球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全球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问题在于，“全球性”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状态趋同性的界定；“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对于“过去—现时—将来”的时间链中“现时”这一时间段之特点的概括。那么，二者何以能够如此密切地相互交叉、彼此融通呢？二者交叉融通的关节点何在呢？
当今滚滚而来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冲决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拆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经济、生产、流通、政治、思想、文化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确认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注：鲍德里亚：《遗忘福柯》，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第1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否定和排斥，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考证，“现代”(modern)一词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出现了，而“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的使用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牛津大词典》确认，英国人首次使用“现代性”是在1627年，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法国人使用“现代性”一说与启蒙运动有关，它所张扬的是用理性来评判一切的启蒙精神。在德语世界中尤金·沃尔夫首开风气，1886年在一次讲演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一说法，后又在1888年发表的《最新的德国文流与现代性原理》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界说，使之广泛传播开来。从词源学上追溯，“现代性”这一生造的德语新词，大概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流行概念中衍生而来。总之，“现代性”一词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在以后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寄托和精神追求，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海面，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热点。
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还有“当代性”这一概念。所谓“现代”、“当代”从表面看都属于时间概念，用以表示现时、当下的时间存在。但从根本上说这二者并不仅止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它们与“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迥然不同，如果说“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是单纯的、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的话，那么对于这二者显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人们使用“现代”、“当代”这两个字眼时，分明较之上述单纯的时间概念多一层价值判断的色彩，那就是立足于当下、现时而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态度和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无所谓什么“性”，而“现代”、“当代”则合乎情理地扩展为“现代性”、“当代性”，并且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然而“现代性”与“当代性”又有所区别。“当代性”是指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体现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从而“当代性”的核心是一种当代精神，它是用当代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当代精神所照亮，便获得了“当代性”；反之，如果缺少了这种当代精神的烛照，即使对象是现在的、当代的，也谈不上什么“当代性”。因此“当代性”并不专对“传统”而言，它可以加诸任何对象之上，是对任何对象都生效的。当然“当代性”也以“传统”为对象，但它对于传统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立场，当代精神的体现有时也许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学术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弘扬，无疑都是对于“当代性”的最好诠释。
“现代性”则不同，它生来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争天拒俗、刚健不挠的叛逆精神，而它就将这种叛逆精神视为当下、现时应有的生存状态，甚至是人们所应追求的至上境界、所应恪守的唯一准绳。从而“现代性”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对此法、德、荚的当代学者所论甚夥，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它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注：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乌尔里希·贝克也说：“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注：UlrichBeck,worldRiskSociety,Cambridge:Blackwell,1999,p.10.）。
从以上论述殆可达成这一看法，如果说“当代性”是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倡言一种当代精神，从而消除了单纯时间概念的价值零度的局限性的话，那么“现代性”则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加强烈、更加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性”与“现代性”达成了一致。因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遭遇最严峻挑战的，莫过于那些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媒体权力的全球扩张，文化资讯的异地共享，生态保护的无国界化等，每日每时都在引发观念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拆解着旧有的规范和习用的惯例。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全球化甚至成为当今变革精神的突出表征。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一种变革已然发生，用于反映这种变革的词语就是‘全球化’，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它是当今最常用的、用于反映一种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标识符号。”（注：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133-13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关联，构成了“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概念相互交叉、彼此融通的基点。
然而“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所面对的时代称为“现代”，也可以将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激进态度称为“现代性”，从而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有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近代工业革命时代也有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也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当下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性”作为一个地理性、区位性的概念又使“现代性”概念发生从时间关系到空间关系的转换，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经济、科技、资讯、生产、贸易、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协作、彼此依存，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终究有利于全体人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就在“现代性”中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它不是将人类隔绝开来而是促使人类走向会通和整合。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全球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依托和现实内涵，“全球性”乃是“现代性”的当下形态和空间形态。
“全球性”与“意识形态性”
当今全球化进程不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辐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全球性联觉”(globallyvariablesynaesthesia)，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标榜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倡导“以法治国”，改善“人权记录”方面致力，而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为世人所诟病，使自己的形象遭受损害。
然而这一趋同之势并不能说明所有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弥合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条鸿沟甚至愈发加深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体制形式和人权标准的全球推行表示信心，“民主”、“人权”之类概念几乎成了西方政治家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成了挞伐别人的掌中利器。除了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接纳西方式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另外他们也经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反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例如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另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否决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造就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6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捍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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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7
关键词：现代都市农业农业经营形式多效能特征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许多城市面临着生态、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良的生活空间、保护农耕文化，现代社会开发了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就是在城市经营农业，这种经营模式是在近代都市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古代都市农业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农业的经营项目多为城郊猎场和城市园林景观，故它只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古代人类尚未形成在城市发展农业和利用农业发展都市的观念，也没有意识到城郊种养、猎场经营、园林景观建植本身就是农业经营行为。真正的现代都市农业源于1898年美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和“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福利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经营观念，真正的都市农业生产始于1919年的德国。1919年德国政府开始建立“市民农园”，在城里开发供市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并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为了推动现代都市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我们将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普适性经营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绍如下。
一、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
（一）都市农业的定义回顾
现代的都市农业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农业报》上，但作为学术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理论，最早把都市农业表述为“城市农业区域”或“城市农业生产方式”。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日本农业模式》中，明确提出“城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概念[2]。都市农业术语出现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学者纷纷探索都市农业的本义。（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欧文·霍尼（1950）认为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周边地区的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的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果林业[3]。（2）德国学者史密特（1996）将都市农业定义为一种位于城内或环城区的产业，它生产或养殖、加工或运输各种食用和非食用的产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为该城市地区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产品和服务[3]。（3）德国学者穆斯蒂尔（1998）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4]。（4）中国学者俞菊生（1999）认为都市农业包括城市内镶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要的农业[5]。（5）中国学者张强（1999）认为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农业以及市区扩展而划入市区的农业[6]。（6）中国学者宋金平（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7]。（7）中国学者张林成（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分布在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要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8]。
如上定义有个共性，就是强调都市农业的地域性和经济活动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德国学者穆斯蒂尔的定义看成是这类定义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从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来衡量，这这些定义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内部结构完整性来看，这些定义都丢失了都市农业的主体、生产目的、生产种类、产品等核心内涵；从外部功能配合性来看，都没有与城市生态环境、食物供应系统、乡村农业等相关概念建立配合关系。为此，需要对都市农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农业的新定义
受如上定义的启发和满足概念界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将都市农业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市内或市外周边地区的，由城乡居民经营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能为市民提供劳动就业和农业教育机会、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多效能农业生产模式。这样界定现代都市农业，能引导都市农业朝着多效能方向发展，使都市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其合理性如下。
（1）这种定义强调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人只有转变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消除农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现代社会在都市区域开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转变农村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缺乏人文关怀的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农业成为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质生活空间的产业系统。
（2）涵括了目前出现的都市农业的所有经营类型。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市农业出现了种植农业、养殖农业、楼宇农业、园林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等经营类型。都市农业概念应该涵括这些经营类型。
（3）概括了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现在从事都市农业的人不仅是城郊农民，还有市内的园林园艺工人、居家赋闲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妇等。我们在定义中用“城乡居民”一词概括了这些都市农业经营者，强调了都市农业的经营主体。
（4）规范了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都市农业应该特指在城市区域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界定都市农业概念必须确定其区位范围和地理空间。如果都市农业定义不限定在城市区域，在实践上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操作上难以与乡村农业划定边界，也不便于都市农业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义中突出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产品特性。都市农业能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安全食物、劳动就业、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场所；提供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缓解精神压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功能是都市农业区别乡村农业的一个根本特点。
二、现代都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现状
作为城市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式，都市农业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生态、人文、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挥经济、生态、人文、社会功能的农业发展方式。自现代都市农业兴起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奇各异的多效能的都市农业经营形式。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8
关键词：和平崛起；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的社会认识功能；意识形态的文化认识功能
中图分类号：B03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3-0095-05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及其达到的规模，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越来越与全球化过程紧密相关。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刻变革，不仅带动着国内社会的转型，实际上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中国崛起”或“中国和平发展”表达着当前时代的特征。
实践哲学应该关注社会实践中的哲学问题。对意识形态观研究维度的探讨，便是其中之一。
一、意识形态观的研究维度
“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它被用来指称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部分，由各种意识形式(哲学、宗教、艺术等)加以表达。在政治学中，它可以指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1]，也可以指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如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在社会学中，它是构成整体社会的要素之一，参与社会的运作。
人们通常还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认识论的意义，用以指社会对一些问题的共识或对实践目标的认同，它能对大众的认识或取向产生一定影响，如现代化观念[2]、市场经济观念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本身即“观念”，意识形态观便是对该“观念”的“观念”。意识形态观的研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并试图透过意识形态认识现实社会的一种研究维度及方法。试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意识形态观属于前理论的形态。在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过程中，有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1)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散在的看法；(2)使之系统化便有了各种“主义”，可称作具体的意识形态；(3)对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总体状况加以研究，便有了意识形态观；(4)再经加工提炼，可以形成关于意识形态的系统理论。曼海姆所谓的“特殊的”和“总体的”意识形态[3](p270)，大致与上述的(2)和(3)相当。他强调，前者是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对象，重在揭露它的虚假性；后者是知识社会学的关注对象，旨在突出它的认识论意义。至于(3)和(4)，从语词表述的层面讲，“观”是单个的或集合的“观点”，而“理论”则应是自洽的“解释系统”。然而，人们通常并不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
第二，意识形态观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中总体的意识形态状况。曼海姆在谈到“总体的意识形态”时说，“这种总体的思维结构……表现在不同的思潮、不同的历史-社会集团之中”[4](p271)，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唯物史观看来，所谓“总体”，不仅要分析各种意识形态主张，还要探求它们的现实基础(一切观念的东西必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内容)；不仅要研究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状况，还要探求它们与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互补、互动关系；不仅要在理论的层面提出并阐述问题，还要从实践的需要出发提出一定的见解或建议。所以，意识形态观的研究不是单纯学理层面的或认识论(如知识社会学)的叙述，而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
第三，意识形态观维度的研究关注理论与实际、观念与现实交会的界面。“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实践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实行这一原则时，通常会有两种情况：一是鸡尾酒式的分层的结合，一是阴阳鱼(中国太极图模型)式的相互转换、相互渗透的结合。前者实际上将理论和实际看作是可以分离的两种东西，然后试图去“结合”(或“捆绑”)它们；后者则认为每一事物都有观念与现实两个方面，只是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这两方面的内含及相互关系有所不同。在西方哲学史中，可以找到两者的原型：笛卡尔认为，思维和广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只有上帝能够统一它们；斯宾诺莎则认为，思维和广延只是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须臾不相分离。黑格尔高度赞赏斯宾诺莎的同一观，并说它体现着“东方的留风遗韵”[5](p95)；而他本人的“反思”辩证法同样把对立面的统一看作是本原的，主张通过矛盾体中的彼面来观察和思考此面。马克思当年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原则，得以透过德国的意识形态看到德国的现实、从德国的现实看到有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即将诞生，并批评那些只是在纯粹观念领域中建构理论的“意识形态家”是贫乏的。
第四，意识形态观研究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旨在认识和改进社会的意识形态状况，从而推进社会实践的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层面讲，意识形态具有为人们提供认识工具的职能。比如，“公有制”、“阶级斗争”等概念曾被用来评判一切，“市场经济”、“现代化”则是现在人们解读社会的常用工具。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它们无疑会对大众的认识提供一种工具。从认识的机理讲，这是因为“主体并不直接地与客体世界打交道，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去认识、理解并改变客体世界”[6](p2)。所以，每一时代都需要用一定的意识形态概念，建构供人们观看客观世界之用的意识形态“屏幕”。在辩证法看来，作为认识之中介，意识形态同样可以成为横亘在人们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屏障”。“屏幕”应当提供正确图像，“屏障”则可能产生误导。所以，需要意识形态观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予以评判。
从唯物史观的层面讲，应当着眼于社会的运作机制、历史的演化逻辑，去研究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屏幕”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屏障”的消极作用。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p52)，因为他们有权制造或利用意识形态之“屏幕”向公众传达他们对这个社会和世界的看法，以实现他们的意志；现代政府则借以履行引导社会前进的职责。马克思又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8](p52)，这就意味着现代政府负有维修这一“屏幕”的责任，以免使之成为不适当的“屏障”。除此之外，唯物史观还从人类文明演化史的维度提出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如何阐述并表达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探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遭遇到的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这些，同样需要意识形态观的研究去对待。
从实践哲学的层面讲，意识形态观的研究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9](p4)。马克思说，哲学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p6)然而，哲学并不具有改变世界的技术手段，它只能通过领悟时代的需要、认识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提出一定的意识形态观，以影响意识形态的产出及修正，从而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此外，哲学作为负载意识形态内容的诸意识形式之一，其学科特征还要求它能够及时总结并准确概括在各种意识形式中表达出来的时代诉求，从而使自身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以总体的意识形态为对象，乃是意识形态观研究的正当使命。二、当代意识形态观研究的理论前提
总而言之，从实践哲学的维度看，当代中国面临着与马克思时代迥然不同的实践课题。马克思意识形态观所蕴含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从当代中国的实践出发，探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观问题。
三、中国和平崛起时期对意识形态观研究的实践诉求
“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鲜明地表达出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特质。2003年，这一概念因以下事件而得以凸现：(1)中共中央举行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10)(注：张剑荆认为，中共中央提出崛起战略与这次会议有关。)[25]；(2)中央高层开始提出“中国崛起”(2003.11)，后改称“中国和平发展”；(3)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2003.11)；(4)国际著名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称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世界第一(2003.10)[26]。
“中国崛起”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指明当代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下一时间节点在本世纪中期；实际上将有一个更长的时期。同时，“崛起”两字表明了这一概念的实践特征。无疑，研究“中国崛起”，应该成为当代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几年间，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情研究等领域，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意识形态观的研究属于实践哲学范畴，其该当何为?
在当代，唯物史观的两大问题域依然成立：(1)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2)人类文明演化的当代特征、趋势及其内在逻辑问题。研究前者有助于国内的和谐发展，研究后者则须将中国的发展置于整体的人类文明演化之中。与之相关，意识形态观的研究有自己的问题域：(1)面对中国经济基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如何从意识形态观层面提出问题，以促进中国社会健康、和谐发展?(2)中国经济的崛起必将导致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问题，如何从意识形态观研究的维度提出问题、探求答案?
在第一个问题域中，意识形态观的初步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功能逐渐弱化，其社会认识功能则日益彰显。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会实践时期；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布否定“”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则结束了一个旧的意识形态时期。两个时期意识形态系统的交替，可资说明其功能方面的转换。
在前一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系统，包括以下四个核心概念，它们在逻辑上相互关联。
其一，“公有制”。经济是基础，所有制是根本。所以，这是一个基础性概念。“计划经济”即“公有制经济”。当“公有制”成为全社会一致向往并追求的目标时，便成为意识形态的概念。
其二，“共产主义思想”。“公有制”指社会经济制度，其典范是“公社”[27](pp731～733)；“共产主义思想”指思想观念，其典范是雷锋。有这两方面要素，方能构成社会系统。当全社会崇尚“共产主义思想”时，便说明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其三，“思想教育(或灌输)”。共产主义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一方面，运用国家的强制力推行所有制的革命；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或灌输)”促成观念转变。“思想教育(或灌输)”的温和方式是提倡榜样的力量：“向雷锋同志学习”；其激进方式则是发动政治运动：“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28]。
其四，“阶级斗争”。说到底，要在中国彻底消灭私有制，全盘实行公有制，就必须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表明它在该意识形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并标明了该系统的阶级斗争功能。
在后一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会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系统。由于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组成该系统的概念会有所变动。从实际生活中可以提炼出彼此有逻辑关联的四个概念。
其一，“经济崛起”。经济是基础。首先，它描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事实。其次，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并被用来解释其他社会现象时，就成为一个具社会认识功能的意识形态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由“经济崛起”而来；遭遇的问题和挑战，亦由此而来。
其二，“社会转型”。中国经济的崛起缘自经济体制的改革及转型，并将带动社会体制和结构的转型。用“社会转型”表达并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可以使之成了一个为大众提供认识工具的意识形态概念。
其三，“意识形态转型”。根据唯物史观原理，经济及社会的转型，不仅会引起“意识形态转型”，而且需要从这种转型中获得动力。意识形态的“转型”包括：(1)社会精神生活及意识形态内容的改变；(2)凸现其社会认识功能，淡化其阶级斗争功能。
其四，“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同样具有社会认识功能的意识形态概念。(1)“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质之一；(2)中国已介入“经济全球化”；(3)顺应这一趋势，以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毋庸置疑，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认识功能，有利于当代社会均衡、和谐的发展。
在第二个问题域中，意识形态观的初步研究表明，意识形态还具有文化认识的功能，或者说，一种文明的特质会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中显现出来。文化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相应的意识形态表达，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意识形态往往被看作文明形态的内核，从而使它们被称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除此之外，一种文明要实现变革与创新，亦必有赖于对表达自身文明的“文化意识形态”产生觉醒式的感悟。比如，正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有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
当代中国正在积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全球化则使各种文明间发生着日益紧密的交通。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经济，还需对自身文明有更深刻的自觉、对他种文明有更客观的认识，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创新与崛起。在此进程中，具有反思文化意识形态职能的意识形态观研究，应当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以下四个关键词可以证明，须在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背景下认识“中国崛起”。
其一，“后冷战时代”。当代历史以上世纪90年代初为界。之前，世界之基本矛盾为两大阵营的对峙；之后，正在酝酿形成新的基本矛盾。
其二，“文明形态”。从逻辑上讲，主张文明形态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便会同意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矛盾将在几种主要的文明形态之间产生[29]。
其三，“文明间性”。不管世界之基本矛盾是否会在文明形态间产生，用“文明间性”表达不同文明(或民族)间的关系，肯定要胜过殖民主义时代及霸权主义时代的用语，并能很好地表现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多元化特征。
其四，“中华文明重新崛起”。文化学的研究表明，一种文明包括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现代生活则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中国崛起”当然有赖于经济崛起。不过，经济不是全部。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观表明，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及精神生产状况未必与其经济状况相一致。比较而言，“文明”是一个浓缩历史、涵盖各面的整体性概念。而追求“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则会更有助于全社会实现和谐与均衡的发展、有利于全民族培育宏远与博大的精神。
无疑，意识形态首先是属政治的。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它的内容会发生改变，它的各种功能会逐渐显现。为着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不仅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政治统一功能，还应发挥它的社会认识功能、文化认识及文明创新功能。意识形态观方面的初步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上述认识。在它的前面，有着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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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9
知识、科学和技术这三个基础性的概念大家都非常熟悉，但人们在对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却不甚了解。笔者首先阐明了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同时，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与这三个概念之间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分析上述三个概念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进一步理解和深化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从这一侧面来说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
[关键词]
知识；科学；技术；知识产权
一、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静态比较
（一）知识
知识的概念具有意义上的多重性。在哲学上，知识是一种经过证明的真信念，“正确”或者“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在教育学上，知识是一种经过学习和实践后获得的情感、技能、经验和理论，教育学家关注的是知识获得的过程。在经济学上，知识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用的一切理论、经验和技能等等，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知识的经济价值。那么知识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
1、知识的内涵
现如今，学界对于知识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认识成果说。这类观点试图从知识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将知识限定在主客二元理解框架中，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的参与。（2）工具说。这类观点从知识的价值出发，试图说明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3）实践活动说。这类观点倾向于动态理解实践与个体知识产生的关系，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关于知识产生和验证的活动。（4）信息发展说。这类观点从知识与信息的关系着手，突出知识和信息的密切关系。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也可以说是“信息的蒸馏物”（美国信息资源管理公司iRBm）。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单一的文化角度来定义，将很难领会知识丰富的内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给出一个普遍认同的知识定义的难度。所以，只有在尽量完善已有定义的基础上，依据“概念=种差+属”的逻辑结构模型，整合出最低限度的知识概念涵义：知识是人类正确的可以在不同背景下运用的认识和整体技巧。
这个概念表达了三层意义：第一，知识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正确”两字表示知识意义下的认识具有真理性，准确规定了知识的本质，界定了知识的属性及其外延，从而把错误知识排除出知识概念。同时，从哲学的角度指出知识的产生正是主体对认识对象的一种客观反映，知识是由人构建创造的；第二，知识是有价值的认识。“有价值”指知识在一定范围内，“一定背景下”，还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较为宽松地规定了实践层次知识的本质，揭示了知识的能动性，也充分展示了人的思想、个性及主观能动性，排除了那些不联系实际，非“合理使用”状态下造成的对知识本身正确性的怀疑；第三，知识是用以解决问题的认识和整体技巧，包含理论和应用。现在，知识已经突破了认识和经验的范畴，进入了实践、创造的领域，知识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和结晶，更是从事实践的思想、工具与手段，是创造未来的理想与设计。
2、知识的外延：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目前，中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知识分类是波兰尼提出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1958年，波兰尼在其著作《个体知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隐性知识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字公式表达出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不能系统阐述出来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知识为言传的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知识。”这种言传的知识就被称为显性知识，而这种意会的知识则成为隐性知识。
自波兰尼提出该知识形态的分类之后，隐性知识的存在和意义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肯定了这两种形式的存在。但该书颇为关注隐性知识，以至于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知识分类存在某些牵强之处。该书认为知识可以分成know-what，know-why，know-how，know-who四种。信息一般是知识的know-what和know-why范畴。这也是最接近市场商品或适合于经济生产函数中的经济资源的知识类型。其他类型的知识特别是know-how和know-who方面的知识，是属于隐含经验类知识，更难于编码化和度量。
（二）科学与技术
对于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笔者希望更多的通过概念之间的对比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此对其基本概念做简要介绍，而对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做深入的探讨。
1、基本概念
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知识体系和社会活动的有机统一。而技术是人们为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的知识体系。
2、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与联系
（1）区别：两者之间的区别，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第一，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技术的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基本任务不同，决定了科学所要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主要回答的是“作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第二，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发现，技术的研究成果是发明，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表现形式不同。科学发现的对象是客观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它提供物化的可能，不需要经过操作创造出来；技术发明的对象是客观世界原来没有的东西，它提供物化的现实、需要经过有效手段把它创造出来。
第三、科学活动偏重于软性的管理，技术活动偏重于硬性管理。科学活动的管理，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管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难于事先硬性做出规定，要求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做出某个具体内容的发现，在什么时候完成，用什么方法完成等等。而技术活动，特别是工程技术设计活动则不同，它的管理具有较为严格的计划性和明确的规定性。
第四，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对于人才的要求也不相同。这是由两者的基本任务、成果表现和管理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科学人才应该具有特有的好奇心、独到的想象力、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等等；而技术人才在运用科学原理研究技术的时候，既要考虑这项技术在原理上的合理性，又要考虑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造价上的经济性、操作上的安全性和社会上的适应性。总的来说，科学人才着重要求“从实到虚”的才智，技术人才则着重要求“从虚到实”的能力。
（2）联系：两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劳动性质基本相同。他们都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创造性的复杂劳动。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都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一般都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掌握有关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第二，在劳动成果上，科学成果和技术成果都可以用信息的方式进行储存，以知识的形式进行传授，它们的“产品”在本质上都是知识性的产品，并且这种知识性产品在交换过程中都会出现增殖效应。这是科学产品、技术产品与实物性产品的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第三，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日益相互渗透、明显地出现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使得它们原来的一些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一新的社会机制意味着，科学研究本身不得不包含其本身的应用和商业化，而现代技术却变成“科学的”了。
（三）静态分析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得出了关于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静态关系图，这一图形很直观的表现出了这三者之间的静态关系：
二、知识、科学和技术的动态分析
（一）知识科学技术的动态分析
1、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和技术是脱节的
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它们各自独立发挥社会作用，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发展往往是脱节的。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术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探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在科学理论上还没有搞得十分清楚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可以实现它，而科学上已经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实现。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常常同理论科学没有直接联系。
2、到了19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互相制约、相互捉进的关系
科学经过中间环节与技术相联系，技术则通过中介因素作用于科学。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在时代的社会的环境中进行的。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科学的基本目的是为技术提供理论原理，科学只有通过技术才能确定它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同时，现代技术也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技术要有重大突破，如果不懂得它的理论原理是很难实现的。技术已在相当大约程度上变成了“科学的应用”。
3、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在20世纪中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表现在：在技术发明过程中，许多方面都要用到科学，从“确定方向”的基础科研到科学研究的实际运用以及技术定型定级等等，建立了像链条那样串在一起的技术系统。这里面的“前因”和“后果”紧密地连接起来，技术的精髓少不了科学的介入。在技术发展无法向前推进一步而产品和生产方法显得陈旧的时候，人们就要向科学求援，求助于源于科学的、理论的“先决要素”。于是科学应用成了科学本身的一项内容，而技术源的设计则是技术研制的起点。这种科学与技术的新关系表明，一旦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就能较快地在技术上得到应用；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在相当多的科技活动中，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以及创造已经融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一种活动的两个侧面。总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已成为客观事实.并已在为人们所认识。
（二）结论
通过上面概念的动态分析，笔者认为知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个结论：
1、从上面的动态分析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两者均属于知识。
2、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技术主要是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前进，与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的联系很不密切，它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验的传授，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而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现代的一些大型技术、突破性技术，无一不是建立在已经相对成熟的科学原理之上的。
3、从现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来看：在现有知识提供的背景下，知识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出现了天才式的新技术，随后通过科研人员的理论提炼，上升到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高度；或者是科研人员在原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上的新的突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达到指导技术发展的目的。
4、从广义上讲，知识存量包括人类所有知识在内的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知识存在形式，也就是编码化知识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各种存在形式的总和。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更主要的是隐含经验类知识。这种种的发展，都离不开现有知识提供的智力支持，都是以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为基础的。
三、结论：从知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辨析角度看知识产权制度
通过上文对于这三个概念的静态的比较和动态的分析，笔者推导出了以下几个结论，这些结论能够使这三个概念的辨析更加的完整并使这一辨析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一）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价值，如何用知识创造价值是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进一步说，如何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科学和技术等一系列知识，然后以这种新的知识创造价值，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推动着整个知识经济的发展。
（二）现有知识向新知识的转化是目的，科学、技术都是手段。
新知识的提出是以现有知识为基础的，因此现有知识的丰富与否决定了一个社会创造新知识的潜力。不论科学还是技术，都只是推动现有知识向新知识转化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并且在现如今的发展趋势下，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推动知识更新换代的主力军，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三）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新旧知识转化的意义
既然知识是具有价值的，那么如何处理现有知识与新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答案就是构建知识产权制度，这实际上关系到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即知识产权制度能否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新知识的创造，同时也暗合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繁荣。
（四）动态关系图
为了更直观的表现知识产权制度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笔者将上文的内容整理成了一个图形，以期能够更好的彰显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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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虎，赵云.简析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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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伍振华.知识与信息的定义及其关系新探.图书情报工作，2003，10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篇10
关键词生态城市社会有机体超有机体生态工程
当生态城市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概念和发展模式甫一提出，便获得全球范围的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探索生态城市建设模式的脚步从未停止过。那么究竟何为生态城市，如何建设生态城市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生态城市的概念由来，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依托现有城市，根据生态学原理，并应用现代科学与技术等手段逐步创建，在“生态文明”时代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模式。
不过从生态城市的概念上来分析其仅仅提供了未来城市的一个相对缓和的发展方向。而且是基于发展结果是理想状态上的。这种理想状态是理论上可以达到而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达到的状态。
由于生态城市这一崭新的城市概念和发展模式迎合了世界范围内的环保，可持续发展思潮，其甫一提出，就受到全球范围的的广泛关注。从最初的概念提议上看，建设生态城市最初是出于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提出的。但是它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得到发展完善，生态城市的建设实际意义较为接近广义上的社会变迁，广义上的社会变迁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是从个人以至人类整体各个层次上社会现象的改变。狭义的社会变迁则指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人际交往由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或者社会基本价值的变化。社会变迁是一个不断发生的现象集合，它在现代社会表现得越发强烈。建设生态城市产生社会变迁可以分别划分为如下的类型：以规模的差异划分为整体变迁；以变化方向划分为进步变迁；按性质区别划分为进步变迁；按照人的参与程度划分为有计划的变迁。而建设生态城市产生的社会变迁内涵则是大众价值观念的改变。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生态城市的概念开始更加趋向于社会有机体和超有机体的概念混合。
社会有机体论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观点，即一个社会或社会结构被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特征的关系，例如法律、家庭、犯罪等等，当它们与其他的社会特征相互作用时，通常会受到检验以满足社会需要。一个社会或社会有机体的所有元素，它们具有维护有机体的稳定和团结的功能。如果把社会当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模型或概念来阐述的话。一个有机体或社会的功能越专业化，那么其发展程度也越高，反之亦然。一般来说，文化、政治和经济是社会的三个核心活动。因此，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功能，在理论上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建模和分析。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生物体与社会都在生长、发展着，这有别于无机界；两者规模的增长都意味着复杂性和各部分间区别性的增长；两者伴随着结构的分化，功能也在分化；整体内的各部分相互依存，一部分的变化影响到其他部分；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自成一个小组织；整体的生命被毁灭后，其中部分还会维持生存一段时间。
超有机体是指一个由许多有机体组成的有机体系。这通常意味着这个有机体系是一个真社会性动物的社会单位，在社会单位中社会分工被高度专业化，且个体无法独自长时间地生存，并且，超有机体具有自我控制性，不容易容易失去群体平衡或者被完全改变成不同的事物。超有机体的技术定义是“一组媒介，它们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产生由集体支配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群体想要的”任何活动，它们表现出一种“分布式智能”形式的系统。其中，具有有限的智能和信息的个体媒介能够集中资源，以完成超出个体能力的目标。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其超有机体的特点并不明显。且并未被广泛承认。然而超有机体在控制论特别是生物控制论中是重要的。在生物中这种行为的存在对于军队和管理应用已经有许多影响。
从社会有机体和超有机体的概念意义上说生态城市是一个城市自身进化的形态。生态城市需要超越了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生态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一种广义的生态观。生态城市是指经济，社会，生态在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的情况下和谐发展的城市。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因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而使生态遭受破坏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今后出现新的环境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生态城市不是环保城市，要将城市的各项系统抬升到生态环境质量调控系统的高度来设计和建设。在进行城市设计和建设时，应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利用自然生态过程与循环再生规律，生态城市中新的生态文明思想,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
在目前的情况看来，即使是最先进的生态城市探索也只是停留在生态工程的层面上，但是这方面的探索留给很多我们宝贵的参考资料，人们在利用有机体概念的尝试生态工程设计的众多例子中，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活机器。活机器又称活的机器、生活机器或生命机器，它是一种废水处理的设计形式，以模仿湿地的清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