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1
1概念的梳理与辨析
人们对概念的认识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事物的发展水平等因素。社会经历不同、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选择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动态的概念。
1.1概念的梳理
2000年，曾于久等认为民族传统体育以汉族文化为本体，融合多种民族形成一种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和娱乐体育活动的总称。周伟良主编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中将其概念界定为：在中国近代之前产生发展、由中华民族世代实践并留传或影响至今的体育。熊志冲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包括汉民族传统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指“在中华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且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活动”。李少杰等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在具有共同种族、共同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的人群生活共同体中开展并流传的，具有历史相对稳定形势和本民族特色的体育及近似的体育文化活动。
1.2概念的辨析
总的来看学者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认识正由最初的简单认识向纵向的深入和横向的多元方向迈进，相对来说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认识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另一方面，从现有的概念中来看由于研究时间、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等的不同，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界定还存在着某方面的不足和欠缺。
研究者认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都会存有不同的问题，同一概念，不同的学者都将有不同的认识。本研究认为以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研究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区别，无论是民族传统体育还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名称表述的不同；研究者认为，传统应该包括过去的传统和现在的传统，过去的传统是指过去流传下来的、现在仍然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内容，现在的传统应该是指由过去的传统演变而来并且占主导地位的活动。
2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实质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对任何概念的界定能让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而逻辑学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主观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可以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这样概念的可界定与否似乎成为了一种悖论。这一问题的解决让我们回到对概念界定的主体上来，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任何概念的界定都是人们有意识地按照某一逻辑结构进行思维的结果。所有对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只是告诉人们在界定者的心目中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符合这一界定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存在过。因此，对概念的可界定与否并不是一种悖论，只是界定者认为在他心目中某一事物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是界定者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符合这一思维逻辑的所有事物的概括。
3民族传统体育概念认知的角度
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是民族传统体育还是有其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如上所述，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所以，这些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却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价值期待，或者说根据我们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在价值的需要，使民族传统体育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安排。
4结语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和肯定，只是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作了一个范围上的界定。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动态概念。时代不同，人们的需求不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所指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相同。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从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和界定，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正由最初的简单认识向纵向的深入和横向的多元方向迈进，相对来讲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实质、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认知角度、民族传统体育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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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建雄，江月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辨析与界定[J].广州体
育学院学报，2004，（05）.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2
何为民族教育，即民族教育的概念是什么，这是十余年来中国民族教育学术研究领域一直在探索争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明确界定民族教育这一概念，不仅有其作为实践依据的意义，而且还有其理论研究上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在构建科学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前，对民族教育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民族教育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有以下5种说法:
1.单一民族教育说(ethni。edueation)
日本《大百科事典》定义为:“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集团的民族的成员所进行的培养他们具有能够主动地追求自己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态度和能力的教育。”①国内有学者撰文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培养其新一代的社会活动，是根据本民族的要求而对受教育者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影响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社会的人，为本民族服务。”②
2.国民教育说(nationaledueation或edueationfornationalities)
国内有的学者指出，民族教育的概念有时是国民教育的代名词，这有两种情况:“其一，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教育的概念往往被国民教育的概念所代替;其二，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成了泛指多民族教育总和的集合概念。只有这些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候，才使用民族教育的概念。”③
3.少数民族教育说(ethniemino五tyedueation)
在中国，民族教育似乎约定俗成专指中国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教育。如(教育大辞典•民族卷》认为:“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以外，对其他55个民族实施的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定义是:“少数民族教育(educationfornation以minorities)，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内对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教育，简称民族教育。在中国指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实施的教育。”
4.多重涵义说《ethnieedueation，edueationfornationalities，ethnieminorityedueation，nation-almino五tyedueation，nativeedueation，imrni脚ntsedueation)
有学者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含义的概念，第一层含义是指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层含义指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教育的总和;第三层含义指世界各民族教育。”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中华民族教育是中国56个民族教育的有机统一和理论升华。……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我国的民族教育。……这种两重性构成我国民族教育的基本特点，而贯穿于它的全部过程。”⑤
5.跨文化教育说(Cross一eulturaledueation)
1990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在阐释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时，将民族教育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一种“跨文化教育”，即“所谓的跨文化教育，也就是指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狭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①上述5种不同的说法都有其不同的内涵，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如何界定和运用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民族教育的内涵并给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呢?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从剖析民族和教育这两种社会现象人手，从而认识民族教育。②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二、民族教育概念新析
何谓民族?首先我们可对民族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民族史学家一般认为:自从猿进化为人，并逐步由原始群发展演化为血缘家族、氏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之后，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原始民族，便在人类的史前的朦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开始形成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原始民族逐渐演进为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无论是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尽管其每个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涵义，但正像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那样:“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③伴随民族历史的发展，在古代民族形成时期，由于阶级和国家形态的出现，世界上便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从上述人类历史发展和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的粗略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以下三点:
1.民族是由带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联盟—种族发展而来的，但民族是以上述四个共同基本特征为标志的。所以，民族并不等于种族。
2.国家是民族发展到古代民族形成时期，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国家可由单一民族组成，也可由多民族组成。民族不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而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④所以，民族并不等于国家。
3.任何人都必然隶属于某一民族，是某一民族的成员(即使混血儿也必有其民族认同倾向)，不是民族成员的人是不存在的。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英汉对照的方式来分析当代汉语内民族的确切涵义。在英文中，或多或少反映汉语中民族概念的英文单词有如下一些:nation、nationality、Race、ethniCeroups、ethn。.+、minority、nalive、i~邵皿ts等。除了这些英文单词或多或少有汉语中民族的涵义外，它们一般在涵义上有其特指的内容。如“nation”，一般指国家、国民;“nationality”，一般指国民性;“Race”，指种族;“ethni。”，一般指少数民族的成员或民族成员;“ethno.+”，一般指民族;“mi-noritr’’，一般指少数或少数民族，在现代英文报刊文章中通常用“ethnicminority”指少数民族;“native”，一般指土著人;“illlllligrants”，指来自外国的移民。因此，在英文中，种族、民族、少数民族、国民、土著居民、移民等都与汉语一样有其确定的单词，而民族这一涵义往往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单词或单词组合来加以确定概念的。因此，很少出现中国学术界时常出现的不加界定而概而统之地使用民族这一概念的情况。
何谓教育?古今中外教育史学家、教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教育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教育学家认为:
(1)教育具有永恒性。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生活与劳动，为人类社会所必需，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
(2)教育具有历史性。一定社会的教育水平是该社会的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同时又对它们以影响和反作用。中国最早把“教育”二字连起来用的是孟子，其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释教育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在西方国家，教育一词是由拉丁语educare而来，含有“引出”之意，意用引导的方法，使年轻一代身心得到发展。因此，教育学家一般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并将教育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定义认为，凡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身心健康，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活动，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和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其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方式，在当代文明社会，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所以当代文化人类学家要研究学校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外，还要研究文化传承的其他所有渠道，如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人类学家还认为，每一个社会或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文化传承既是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群体行为，也是该社会或民族的个体行为，某一社会或民族的文化就是通过这种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而得到代际的传承。
因此，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更是一个教育过程。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是文化人类学家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首先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oskovits)提出的。文化濡化概念的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认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最基本的标志之一。人类具有两种传承功能，一种是生物性传承功能，即人类的生物繁衍;另一种是人类与动物不同而独有的，即文化的习得与传承，也就是文化濡化，其本质意义仍是人的学习与教育。①社会学家把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的唯一途径。社会学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两次出生，第一次出生是人的自然出生，称为自然人;第二次出生即为人的社会化的初步完成，这时的人称为社会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即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要通过教育来完成。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而leDurkhaim1858一1917)在其1903年出版的(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给教育下的定义是:“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施加的影响。
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能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并认为教育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有系统、有目标地实现人的社会化”，社会化的方式主要是把一定社会中的文化规范及社会价值体系，在个人人格中产生内化作用，以养成个人的“社会化”。①通过对教育概念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1.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和人类文化传承的唯一途径和手段。2.教育具有永恒性和历史性。3.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机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教育都是某种文化的教育，任何文化又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综合以上我们对民族和教育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基本认识:(l)民族不等于种族;(2)民族不等于国家;(3)每个人都隶属某个民族;(4)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和人类文化传承唯一途径和手段;(5)教育必然是某种文化教育，而某种文化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从上述分析来的基本概念中，我们可以推演出如下:1.民族教育不是种族教育。2.民族教育一般不等于国民教育(单一民族国家除外)。3.教育从属于一定的民族，任何教育都是民族教育，无论是原始民族教育、古代民族教育、现代民族教育，还是多数民族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
因此，根据上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教育的定义，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一般可以表述如下: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上述民族教育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与前面列举的5种说法中的“单一民族教‘育说”是一致的，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英文表述为ethniceducation。少数民族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种形式，英文表述为ethni。minorityeducation。只有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教育才与国民教育的概念内涵相一致，即ethni。edueation等于nationaledueation。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既有单一民族教育(ethni。edueation，无论是少数民族教育ethniCmino找tyedueation，还是多数民族教育ethnicmajo石tyedueation)，也有复合民族教育(multiethniCedueation)，复合民族只有在真正形成一个“共同文化群体”的时候，其教育才能成为在更高一级层次上的民族教育，这种民族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教育(Cross一eulturaledueation)，或称为多元文化教育(muliieulturaleduea-tion)、多元一体化教育(multieultu耐inte脚tionedueation)。笔者通过多年对国内外民族教育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潜心研究与分析，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实施“多元一体化教育”，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理论构想。②
该理论构想形成的依据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自我文化传递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不仅主体民族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打上了主体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并共同组成代表某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群体”，即形成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构想的内涵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内容，除了包括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也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体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
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多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目的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依据“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构想的观点，单一民族教育与复合民族教育概念的区别有如下几点:1.单一民族教育是某一个民族文化群体的教育，而复合民族教育是由多数民族所组成的共同文化群体的教育。2.单一民族教育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均为同一民族的成员，而复合民族教育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则是“共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也就是说，既可是少数民族成员，也可是多民族的成员。3.单一民族教育的内容是本民族的文化，它们既可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是多数民族的文化，而复合民族教育的内容，不仅包含多数民族(或称主体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化。4.单一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并成为为本民族服务的人。而复合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标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培养具有跨民族、跨文化意识的为人类共同利益献身的现代人。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已大致可以了解到什么是民族教育、国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多数民族教育(或称主体民族教育)、单一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等一些基本概念，并了解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别。下面我们将从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与现状来考察上述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当人类进人阶级社会后，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形态在民族这一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了，由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形成的一种权力组织机构，教育便成为国家对内发展生产、划分社会阶层、实行民族歧视与压迫，对外进行国与国竞争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除单一民族国家外，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实质是主体民族教育，也就是说各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是单一主体民族教育。他们为了掩饰这种民族歧视，则把这种教育称为国民教育，这与本世纪初西方流行的同化主义理论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的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以美国黑人运动为主流的各国少数民族提出了国家实施以多元文化为目标的教育主张，也就是说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的国民教育的主张。这种主张经过40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具有人类美好理想的思潮。
当前，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实施具有复合民族教育的国民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实质上是在国民教育的框架里，增加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其目的是解决当前和21世纪世界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即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成员要适应以主体民族文化为主的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少数民族争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平等权利，而且更是保存人类社会文化基因库，求得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人类具有如此的理念: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象征。综上所述，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可作如下的阐述: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
广义的民族教育在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1.依照共同化的民族和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之分，民族教育则分为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两种主要形式。2.依照多民族国家中人口的多少，单一民族教育又分为多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①3.依照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划分，单一民族教育又分为支配民族教育与被支配民族教育。21世纪前的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实质上是占支配地位民族的教育。4.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单一民族教育基本上等同于国民教育。5.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是多民族国家理想的国民教育方式，是民族教育的更高级形态。其近期目标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其最终目标是发展即将经历国家阶段和全球阶段的“多元一体化教育”。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3
关键词：武术；概念；防卫
中图分类号：G8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259-04
1武术概念及定义的逻辑学原理
1.1概念定义的逻辑学原理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范围的思维形式，是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在《概念论》中称：“概念无疑是形式，但必须认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在自身内，并能够同时又不为内容所限制或束缚。”
逻辑学告诉我们：“概念是发展变化，这是事实，但一定要认识到，这只是其内容是发展变化的，绝不能因此认为概念没有确定内容”而揭示概念内涵，或者说，是揭示对象特有属性的方式，方法就是定义。
1.2武术定义存在的逻辑问题长期以来，武术概念的界定问题是武术界争议比较多的焦点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2.1对武术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存在分歧事物的属性有本质与非本质之分。本质属性有两个特点：一是排他性；二是决定性。不具备此两点者，则为非本质属性。
对武术的本质是否是体育在民国时期就有争论，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认为：“属保健者曰体育，属于技击者，……由是言之，谓国术中包含有体育之效用则可，谓国术为体育之一种，则未当也”。［1］伍绍祖在《中国武术史》序言中说道“从广义上讲，武术的某些功能属于体育范畴，但它有许多内涵，超过了一般体育概念。它与西洋体育处于不同的层面┉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一般体育”。［2］“武术属于体育，又高于体育”这一判断显然违背了逻辑上的矛盾关系。
1.2.2对概念下定义的方法错误根据形式逻辑原理，只有实质定义的种差所揭示的是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因此，对武术定义必定是实质定义。列宁说过：“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苏天辅称之为“要揭露对象的特有属性，就必须在一般性中来解释其特殊性。”［3］
目前，对武术下定义存在的问题在于：不是用实质定义来对武术下定义。苏天辅称之为‘类似定义方式、方法’。例如，运用较多的外延“定义”法就是这样一种类型。它常用罗列武术的套路、格斗、功法等外延形式来定义武术。“严格说来，这种形式不是定义。”
1.2.3循环定义错误形式逻辑认为定义不能循环。就是说，定义项中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例如，技击曾是武术的历史名词，后来的武术包含了技击。因此，“武术是技击术”一类的定义就间接的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
1.2.4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外延不等下定义必须用全同概念。有些学者认为武术是一种文化，这作为判断来说并不错。但作为定义而言就不正确了。因为从广义上来说，“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从狭义上来说，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笼统的“文化”定义毕竟解决不了武术分门别类的实践问题。因此，将武术概念定义为“武术是文化”的模式犯了逻辑学上定义过宽的错误。
2武术概念的历史溯源与甄别
2.1武术及其相关名词的历史考略人类生存斗争是武术产生的直接动因。远古时期，人与兽间的搏斗“固然是技击萌生的因素之一，而人与人斗，则与武术的萌生有更为直接的联系。”［4］《易经》上说：“民物相攫，而有武矣。”
人们用语言及帮助记忆、交流的符号――文字来记录这样一种社会实践经验就产生对应的名词。最早出现的“武”字甲骨文，从行从止，从戈操戈。“武”字的篆书，会合“止”“戈”二字，赋予制止侵路之意。［5］蔡宝忠认为“武”字：“持戈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行，欲与人、兽斗。…上要手持兵器，下要步走行军”。［6］他的观点与甲骨文意相近。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引用楚庄王“夫武定武戢兵，故止戈为武”的解释与“武”字篆书意相近。因此，对“武”字的解释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主动地“操戈”的攻；一个是被动地“止戈”的防。就是今天武术仍然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汉语词典中与人物相关联的带有“武”的名词有：武弁(武夫、武官)、武士、武将、武警、武侠、等；与事物相关联的名词有：武器、武备、武装、武德、武道、武艺、武斗、武功、武力；与人的精神相关联的名词有：英武、威武、雄武、武健、尚武、精武等。
“技击”一词出现在《汉书・刑法志》：“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这里“技击”是指注重个人技艺本领的军事制度，能斩敌一首，则赏黄金八两。明・魏禧《大铁椎传》中有“工技击”。“拳”字最早出现在周代“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这里的“拳”虽当“力”来讲，但反映了拳、勇、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公元前1705年，周武王在牧野与商战前誓师说：“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至，齐焉。”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伐，谓击刺也，一击一刺为一伐”。“伐”体现了军事作战中持械的击刺。
“武艺”一词在汉代《古今图书集成・闺奇部列传》载“关索妻王氏，名桃、娣悦。汉末时人。…有臂力，精诸家武艺”；“国术”是民国时期对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体育的官方称谓。民国十六年（1927年），张之江正式向国民政府申请改“武术”为“国术”，第二年三月国术馆宣告成立，“国术”一词逐步通行天下。
现代“武术”一词，出现在清人徐珂辑撰的《清稗类钞・战事类》中“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记载:咸丰庚申(1860年)英法联军自海入侵，京洛骚然。……中有鲁人冯之保者，精技击。女婉贞，年19，姿容妙曼，自幼好武术，习无不精。［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使用“武术”一词。1952年6月24日，荣高棠在《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报告中，运用了“武术”一词。1958年9月8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其后成立了中国武术协会。“武术”一词真正显其本来面目。
2.2武术定义的回顾与评价毫无疑问，古代军事武艺是中国古代武术形成、发展的一大文化源。到近代，由于军事武艺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武术在体育领域获得了发展空间。然而，由于受到人们认知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武术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理性的认识。
1932年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有最早的武术定义。“国术，原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功能，一方面可作锻炼体格之工具”。这概念表述有几个特点：1)用国术代替武术。2)强调了武术的自卫技能和锻炼体格两个功能。3)突出了武术的民族性，将武术理解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式。这一定义存在问题：1)不是用实质定义而是用功用定义来对武术下定义。2)属性不清。没有揭示武术的本质属性、非本质属性。
1957年6月“关于武术性质问题的讨论”，与会者较一致认为：武术是民族形式体育的内容之一，它具有健身、技击、艺术的成分，它能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培养思想品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这一概念将武术归属于民族传统体育，虽提到了技击，但只罗列武术具有的功能、目的等一般属性，而未能揭示其特有属性（即排他性和决定性）。
1961年出版《武术》中定义为“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它具有强筋壮骨，增进健康，锻炼意志等作用；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项民族文化遗产。”该定义除犯了57年概念的错误外，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将技击这一反映武术本质的属性排斥在外。此外，将民族体育与民族文化（两个包含关系的概念）作为武术的定义项，显然不符合逻辑学定义的要求。
1978年出版《武术》中定义为“武术，使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防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相互变换的规律变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它是一种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项目。”［8］该定义用对武术内容、特征、表现形式和具体功能的形象描述代替概念的抽象性，没有揭示武术本质属性。此外，认为武术的属概念是民族的体育项目。
1983年出版《武术》中定义为“武术，使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技击动作为素材，遵照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规律组成套路，或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两人斗智较力，形成搏斗，以此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体育运动。”［9］此定义与78（1978年出版《武术》中定义的简称，下同）定义所犯的逻辑错误雷同，但增加了武术对抗的思想，这显然与1979年开展武术散打竞赛试点有关联。
1988年将武术概念表述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10］与前几个概念相比，88概念具有以下特征：1)基本肯定了武术的技击本质。2)将套路和格斗两种运动表现形式作为运动间的种差。3)将武术归结为传统体育项目。此定义不足之处在于：1)“注重内外兼修”是的描述性语词，不具有抽象性。2)“套路和格斗”不具有区别“种差”的特性。
199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武术》中认为：“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此定义虽然加入了“功法”这一运动形式，但与88定义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
199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院校专业教材，武术理论基础》中认为：“武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以内外兼修，书道并重为鲜明特点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11］用“传统文化”这一笼统的概念作为定义项，以“内外兼修，书道并重”这一描述性词语为区分“种差”，无从揭示武术的本质属性。
《辞海》中对武术的解释是：“武术，亦称‘武艺’、‘功夫’，旧称‘国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由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运动规律组成，是锻炼身体和自卫的一种手段”。［12］其失误在于未能搞清楚武术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错把现象看成是本质，把形式等同于内容。
从43定义开始直到现代，上述的定义都将体育确定为武术的邻近属概念，但也有例外。杨红兵在否定以往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武术的概念就是技术搏击”。［13］虽铿锵有声，切中上述概念的要害，但自身却犯了间接循环定义和无种差的逻辑错误。闫小平认为：“以上对武术概念的论证没能揭示武术的文化属性，而仅限于将武术归于体育范畴”［14］邱丕相教授也持同样观点：“从广义上说。武术的定义并不是体育能够涵盖的；从它的功能上来说，也不局限于体育。”［15］并将武术与军事武艺、武术运动区分开来。这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很有见地。然而，用文化作为武术的邻近属概念在逻辑学上显然是错误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不用“文化”而用“体育”作为武术的邻近属概念，就无从反映武术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而用“文化”作为武术的邻近属概念在逻辑学上就要犯错误。
3武术的定义
3.1对武术概念下定义所遵循的原则
3.1.1依照逻辑学原理，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应该是“属加种差”逻辑史上最早的定义公式是由古罗马逻辑学家波爱修提出的。
该公式是：概念=概念所归的属+种差。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后来被称为通过属和种差下定义。所谓“属”，是指先找出被定义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即与它最近的属概念。所谓“种差”，是指必须找出被定义概念与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只有该事物有而它事物没有的属性，即本质属性。对武术下定义也要遵循这样一个法则。即：一是必须找到武术的邻近属概念；二是再找出武术与其他种概念的差别，即本质属性。
种差可能是被定义的种发生或形成过程中的特征，由这样的种差加上属构成的定义叫做发生定义。种差可能是被定义的种的特殊功用，由这样的种差加上属构成的定义叫做功用定义。显然，武术的种差即不是“种发生”，也不是种的“特殊功用”，因此武术定义排除发生定义和功用定义。
名词定义，或称名义定义，指规定或说明语词含义的定义。实指定义，或称指示定义，是直接指出被定义项所反映的事物。显然，也不是武术定义所需的。
综上所述，给武术下定义须是实质定义。
3.1.2传统逻辑关于定义的规则传统逻辑认为正确的定义必须遵守以下各条规则：1)定义项和被定义项的外延是全同关系。2)定义项中不能有含混或比喻的语词。3)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包括被定义项。4)除非必要，定义项不应包括负词项。
3.2对体育是武术属概念的质疑武术的邻近属概念是体育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体育的共性是什么。体育的定义大体有以下几种：
8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学校试用教材《体育理论》中，认为体育的本质属性是：“人们有意识地用自身的身体运动，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活动”，并以这一本质属性作为内涵，将体育定义为“体育（广义）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为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社会文化生活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身体运动和社会活动”。
199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体育概念》中界定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分别与国际体育联合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与杂技、马戏、人体艺术等同属身体文化的范畴。”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体育“是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延长生命的重要方法;是与德育、智育、美育等相配合的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它以竞技的形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各国人民之间加强联系的纽带。”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概论》：“体育(广义的，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体育大辞典》：体育“也称体育运动。人们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遵循人体的生长发育、生物机能活动能力变化与适应性的规律，以及动作技能形成的规律与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以身体练习(体育动作)为基本手段，结合日光、空气、水等自然因素和卫生措施，达到全面发展身体、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成绩水平，丰富社会文化娱乐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
学者吴光远对体育的定义是：体育是人类通过身体练习，来改造自身身体、挑战身体极限的实践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以概括体育以下几个特征：
1)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
2)增进健康、竞技和娱乐是体育追求的三个目标。
3)体育是实践活动，且主客体一致。也就是说，体育实践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即都是练习者自身，而其他任何实践则是主客体分离的。因此，人类以自身身体为改造对象的身体练习，也就成了体育区别于其他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
例如，杂技、芭蕾舞等就不能称之为体育。周西宽认为：“艺术活动的某些形式如杂技、舞蹈等与体育运动也极其类似，然而，究其本质，即便是杂技、舞蹈之类，也要“服从”艺术活动的规律―――它们都是通过形体语言(艺术形象)去展示或表演某种预定的情节或程式，从而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和人的智慧”。这些实践活动如果离开了其作用的客体对象―观众，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3.3武术与体育逻辑关系的实质武术和体育的逻辑关系不是种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图1)。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武术所包含的内容超越一般体育的范畴。体育的目的在于合乎科学地有计划地锻炼身体，获得健康或赢得比赛的胜利。而武术的目的在于通过身体练习，获得超乎寻常的搏杀功能，它追求在两人或多人对抗中的致伤、致残对手或使对手失去抵抗能力。因而，从追求的目标来说，武术与体育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武术的练习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身体练习的方法、手段等体育的因素，一些内容通过适当的限定击打的部位或采用一定的规则，将其中的适合比赛的部分内容作为竞赛的形式，从而成为运动竞赛项目；另外一些内容，由于练习其能够带来较好的健身效果，而逐步变成健身体育项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将武术的全部内容划归到体育的范畴，却将大量的武术内涵排除武术之外。
3.4武术与军事的逻辑关系古往今来，军事都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军事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既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又对它们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倪乐雄认为：“军事是指人们以有组织的武装冲突作为手段，获取或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活动”武术则是个人防卫的重要手段，因此武术与军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军事与武术确实有着密切联系。为了更好地阐述武术与军事的关系，我们列表对照说明（表1）。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武术应该归入个人防卫实践活动的范畴。武术与军事的逻辑关系如（图2）。即军事是国防的主要内容，武术则是个人防卫的重要手段。
3.5武术概念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综观西方体育史我们会发现富有技击对抗的内容也是西方体育的重要起源或初始形态。由于武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因而各个民族都有类似于中国武术的格斗形式。但作为武术，它产生于中华民族，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民族特色，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
作为其他民族的格斗形式，有些已经成为单独的体育竞技项目，融入世界竞技体育的大门。例如，拳击、柔道、跆拳道等。有些项目则在其本民族内广为流传。如泰国的泰拳（tai-boxing）、日本的空手道、相扑、剑道等等。
武术作为中华传承的社会实践活动古已有之，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育项目的来源。
4结论
尊重历史，也体现在对现实的尊重。现代武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根据这一现实，我们将武术定义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
广义武术概念：武术，亦称‘武艺’、‘功夫’，旧称‘国术’，是以技击为内容，以身心练习为基本手段，中华民族传承的个人防卫实践活动。
狭义武术概念：武术又称武术运动，是在继承传统武艺基础上形成的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体育项目，表现为套路、对抗等多种运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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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4
关键词：文化传承；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212-03
一、族传统体育与隐形课程设计
1.民族传统体育。①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到目前为止，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仍然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学者张建雄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由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能够被广大民众继承和发扬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娱乐等特色功效的体育活动形式；张建雄还认为：民众传统体育活动主要包括了养生、保健、健身等民间的、传统的体育形式。②民族传统体育特征。首先，民族性和地域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民族性和地域性。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传统体育丰富多彩，体育文化形式多样、底蕴丰厚。例如，侗族和壮族最为古老的传统体育活动“抢花炮”，广西壮族民间传承已久且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舞狮子”，京族流传已经的“花棍舞”和“跳竹杠”的传统体育活动等，都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具体体现。其次，传统性。既然是民族传统体育，就免不了传统性的特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深深扎根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深受我国几千年文化的影响，现在保存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是经过几千年的变更、淘汰和选择而保存下来的民族文化。如今遗留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更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意义。再次，健身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都具有非常好的健身作用。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体各器官的新陈代谢；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在运动过程中的修身养性。例如，我国最为著名的传统体育活动“太极拳”，不仅让人们得到了良好的体育锻炼，更有助于人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修身养性，调节情操。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性课程设计。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概念，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所提供的各种有关体育课程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中所学习到的一些非预期性的知识、观念、价值等。简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就是指学生在学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从体育内隐的文化中所学习到的非预见性的知识和文化等。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的特征。首先，潜在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是产生于学校体育教学中，为学生提供非预见性的知识和文化的一种课程，因此，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潜在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课程的内容都隐藏在学校体育教学的各项活动中，学生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中逐渐接受隐形课程的学习，学生通过某一项具体的体育教学活动，就能够感受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这也是潜在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非预期性。从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概念上，我们知道该课程所产生的是学生获得的非预期性的知识和文化，因此，非预期性也是该课程的重要特征之一。隐形课程与显性课程相比，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该课程的内容对学生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的。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言传身教，教师的言语、行为举止等，都会由于教学的环境和气氛而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也是无法预测的。
二、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设计策略
1.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要素。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要素分析，首先要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隐形课程需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要素来进行其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物质要素。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以学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为物质基础，它依赖于学校的体育教学而存在，例如学校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体育场设施、体育器材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建筑等。其次，制度要素。隐形课程必须依赖于学校的制度而存在，在学校制度层面，各种关乎体育教学的教学制度、考试制度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管理制度等，都是隐形课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要素。再次，精神要素，所谓精神要素是指学校体育教学的观念和教育理念，以及学校体育教学的良好习惯和风气等，对隐形课程的开展具有很直接的影响力。最后，行为要素。行为要素主要包括学校对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参与程度等；也包括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习惯等，隐形课程内容的实施都是通过这些行为表现而实现的，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交往的行为过程中，隐形课程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和实施。
2.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内涵。关于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内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既是体育教学的一种课程，同时也是一种隐形的课程，虽然缺少明显的、具体的教学表现，但是该课程所揭示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本质。其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主要内容来自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课程之外，它是通过这种专业课程间接地体现出来的。再次，虽然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以非预见性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它与显性课程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是伴随着学校体育教学而产生的，是按照学校专业体育教学的目标，通过隐形的、间接的方式实现其课程教学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充分设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素综合而成的课程。
3.发展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设计的对策。①努力改善学校体育教学环境。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设计依赖于良好的教学环境，因此，为了保证隐形课程的顺利开展，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高校应着手学校体育教学建设，有效地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场地、体育教学器材等硬件设施的配置；同时还要加大对体育教学师资力量的投入，充分发挥隐性课程的环境教学作用。②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是对隐形课程设计的有效保证。制定完善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制度，就要重视“技术教学”和“理论教学”并举，同时还要充分重视体育理论教学的作用，让学生在体育理论教学中深刻感受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受益匪浅。③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宣传。一方面，要从体育教材入手，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理论教材，让学生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中深刻了解我国的民族体育文化；另一方面，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的宣传，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隐形课程的影响力。④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教学体系。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构建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教学体系，就需要有针对性的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构成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同时，还要力求符合我国高校学生体育学习的心理和需要，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扬。
基于文化传承语境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隐性课程设计是高校发展体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项目，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在进行课程设计时，一定要结合学校体育教学的外部环境、师资力量等，根据高校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出适合学生身心需要的隐形课程，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深为我国博大精深的体育文化而感到骄傲；同时，切实让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充分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隐形课程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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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5
关键词:民族伦理 道德教育 传统 现代 惰性力
如若认为伦理文化传统愈具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特征,就愈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意义,这实际上是封闭性的文化心态,秉持的是简单本土化或特殊文化的价值立场。[1]而民族伦理虽然必须接受主流社会价值的共同性和优先性,但是又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牺牲各自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民族伦理间的补偏救蔽实则上就是“求同存异”的伦理交互过程,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这样的认识立场表明不可人为地将民族伦理与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相割裂,而在于敦促民族伦理作为不可缺略的资源归置到中华民族伦理思想宝库,从而完成应有的伦理资源储备。民族伦理中的精粹是伦理更新的可取资源,民族伦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若有所突破,实际上是根据新经济关系的要求来对民族伦理道德实施细致的改良与加工。远离这块本土化的传统道德资源,实则不可能建立起真正适应民族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问题是民族伦理中的真、善、美在现代社会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美德的内涵在现代必须赋予它以现代意义,方才使之与现代性合拍。那种秉持精英立场对待民族伦理的态度,以主位?望客位的鄙夷姿态显然均不利于资源讨论的继续。不容怀疑民族社会亦拥有自己独特的伦理思想,仅只怀疑的是它渐成系统的伦理学体系。因为它在表达形式上的特殊性,呈现为一种远离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象喻型的表述。现实的问题显然不是民族伦理资源探讨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或开拓方式的问题。民族道德教育发展的运思路径也是旨在通过平等对话跨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寻求教育上共同的普遍价值原则,以建立更好的个人秩序和社会秩序。作为民族教育资源宝库中的地方性源头,民间的培育路径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潜力和现代启示。
一、解救方略:补苴伦理资源的亏空
就具体的伦理价值观的跨文化转移而言,本土和非本土的区别只是在一段相当短暂的概念转移期才特别明显地被人们所感知。随着概念逐渐被纳入已有的伦理文化概念中去,它的本土性也会随之淡化,何况西南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实则上是同处在同一国家政制的范围内,以及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域分布,实则已经很难做出伦理资源归属上的本土与非本土的严格区分。这实际上提示了对民族伦理资源进行挑拣时所要面临的难度系数。对于民族伦理的资源供给来说,应当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需要和问题,而不仅仅限于对美德故事的收集和整理,从而避免由于传统教育的定位与现代社会的需求之间的错位所引发的道德教育的困境。[2]而收集的标准是留存那些与现代人的生活相关的信律,舍弃那些不相关的信律。对日常生活伦理资源的运用,关键在于将民间的、自发的道德直接转化为积极的、有意识的道德批判。必须注意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要求,它们并不一定与当今中国社会伦理建设的任务相吻合。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活动本身就具有人格培养和人际道德训练的作用,因而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伦理资源。对现有伦理资源的运用是为中国现代公众社会建设这个根本目的服务。从人类道德观念来说,无论哪一个民族均共同享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这实际上就是“金规则”的基础。而任何伦理文化的伦理体系都有其共性和不共性,伦理建设要求各民族的伦理体系达成道德共识的合理方式应该是低限度的普遍化方式,要求各民族在保持不共性时,又能在同一国家政制下对共同的道德问题和道德责任保持关切和承诺。
这里最需要重新澄清的一个概念是与资源密切相关的“资本”,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描述性的概念更多的体现为创造性资源。布尔迪厄认定资本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形态区分。[3]显然民族伦理是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来进入价值再生的功能转换的。这种对于资本概念的内涵的扩展,标志着现代社会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对价值资源内涵的理解和运用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学的角度,扩展到了包括社会组织制度、文化精神和社会品德等全方位的价值理解和运用中,这一变化已经并且正在促进人类价值资源的认识与实践。[4]布尔迪厄也把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归结到不同民族的伦理精神,其中就包括那种在一个民族内部促进人们和谐与合作的社会美德。显然地,一个民族往往也保存了大量的与时代并不相干的甚至是背反的伦理精神,它不但不可以促进生产力,反而因其腐朽以及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而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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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到资源的考量范围之中。另外,各个不同民族的空间地域分布所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本位的伦理文化传统和区域伦理文化传统,始终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
在特定的时期,各民族伦理的根深蒂固的固着性,显示出其通用性并不是很大。而且不同的民族只有在各自约定俗成的伦理传统的规约下,方才可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任何一种强加式的资源输出或贩卖,都只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伦理资源转化本身需要的时长,决定了伦理资源的交互只能是出于相互的自觉自识。
与中国主流社会的伦理资源素来由士大夫或知识精英来提供一样,少数民族伦理也多经由民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来提供,不过它更关注的是如何创建出迎合一个民族的特殊伦理价值理念的经典德目或者伦理规范。所幸的是,这种伦理文化民族主义的取向对于民族社会之民间予以了充分的“眷注”,它会促使我们去反思为什么民族伦理在民间能够畅然通行且行之有效,为什么民族社会在前现代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实体,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伦理生态型的和谐社会的要素。这所有的疑问都可以归结到民族伦理关涉实际生活的紧密程度上来。比如对于德性类型概念的表述,跨越古今而卓然有效的原因就在于既不远离伦理道德价值的抽象,又不使民族社会成员感到索然无味。
就物质遗产来举例,傣族的民间有一本十分重要的棉纸抄本的道德教科书《布栓兰》,其条文通过歌调、祝酒调、颂词、祷告调的方式对整个伦理实体实施细致的美德灌注。它不仅仅使个体身处在傣族社会受到这样的美德灌输而使他/她具有德性反省的品格,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伦理资源在协调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上作用明显,乃至形成伦理型社会必备的公众伦理。就伦理文化讨论来说,伦理建设和伦理资源开拓主要不是就个人品性美德而言的。伦理文化担当着厘清公众伦理的基本价值,促进公民道德教育和自我价值教育的重任。个人道德意识和承诺是形成现代民族社会的公众社会伦理价值的条件,但却并不能取代后者。肯定个人道德感的重要性,是因为公众道德和伦理建设只对关心道德问题的人才显得重要。对于没有道德承诺的人来说,任何关于公众道德的说理都只能是无效的。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对于道德要有“善良意愿”。
二.解会方式:弥缝德育实效的空疏
在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遭受普遍质疑的时候,我们不妨回望一下民族道德教育的民间方式。我们在现实社会所遭遇的教育上的弊病,或多或少地可以从民间的培育方式上寻求解救的药方。民族道德教育从根本上讲不是生硬教育,而是生活教育,仅此即可着手对于民族道德教育合法性的讨论。所谓生活教育,即是从民族社会中的个体的实际出发,再而推及到民族社会生活的教育。它关注的不仅仅是民族社会的伦理秩序的有序,更关注的是民族个体的德性育成。这个教育图景呈现为没有教育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它体现的是教育对象与教育者的平等相待,从而唤起受教育者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切感受。
对照主流社会的道德教育运行所采取的高位的教化姿态,民族道德教育更多的是关切个体德性育成的伦理取向。这个反思促使我们思考的是道德教育究竟是一种威权的教育或是一种民主的教育?是一种对道德智识的控制或是对道德意识的引领?贺麟认为:“如果教育者仅仅以应该怎样做来规范受教育者的行为,这样的教育者就是‘一味只知下汝应如此,汝应知彼’,使由不使知的道德命令的人,当然就是狭义的、武断的道德家。”这样的论说实际上提示了我们对于个体尊严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尊重,不仅仅是关切个体的道德品性而且也关切个体的道德智慧,个体道德品性必须建立在个体道德智识之上,而个体道德智识又必须有赖于伦理视野的拓展。
就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言,不论是伦理资源或是道德教育方式,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洗心革面,没有对于民族传统的反思,没有对于传统在民族社会生活中细微脉络的清理,没有对于传统在我们生活实践中的作用的尽可能的澄明,试图以某种理想的设计来取代传统,这种理想设计本身就会失去根基。民族伦理资源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结晶,如果寄望民族道德智识有所提高,它应该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此实应基于现代性的考量视点,来获得对于传统的改造重组。教育关涉现代性的充分理由是教育是传统和现代的产物,即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份总是受制于整个文化传统,各个民族有不同的伦理文化传统,因而就有自己不同的教育传统;教育是直接面向民族社会的发展的,教育要迎合民族社会的需要,教育就必须具有现代性。而关键是教育的现代性与教育的传统之间的背反,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必然要唤起教育的更新,这样的更新显然不是远离民族社会的道德教育传统,而是直接针对教育传统的承接与改造。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6
关键词：民俗体育学；民俗体育；民俗学；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60-03
1体育与民俗的关系――民俗体育学诞生的客观依据
民俗是我们的祖先在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它的产生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以及自然环境、政治气候相适应的。民俗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民俗”概念，并实际应用的国家之一，两千多年前，“民俗”一词频频出现在我们先人的文献中。《礼记》、《史记》等著作中都有“民俗”的记载。在此，按照最粗略的民俗划分――生产民俗、人生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其中毋庸置疑游艺民俗和体育几乎是同一关系。其形式多样，简单易行，如拔腰、掰
手腕、推杆、踢毽子等，体现着随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而生产民俗、人生民俗、岁时民俗和精神民俗与体育活动的相互渗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体育学方面通常把传统体育作为民俗事项来看待。一般来说，人类早期的体育活动总是带有原始的、神秘的色彩，而且往往同宗教、祭祀、婚姻、劳动等活动结合在一起。
我国自古有谚云：“南人善舟，北人善马”，就是对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性的生动概括。同时也说明体育活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如龙舟竞渡，有多种起因，据《西吴俚语》记载：“清明，居民各棹彩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田蚕”。是想通过这样的娱神活动求得蚕业的大丰收。我国自古就是养蚕大国，江浙是以盛产蚕丝而闻名，这种为蚕业而迎神报赛是农耕文明的又一个表现。隋唐的广大农村曾用拔河来庆祝丰收。再如《隋书・地理志》记载：“钩初发动，皆在鼓节，群嗓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年穰”。唐明皇李隆基在《观拔河俗戏》诗序中说：“俗传此戏必致年丰”［1］。
人生民俗，以其重要内容之一――婚俗为例，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很多与中国的民族婚俗联系十分紧密。根据史料记载，许多少数民族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很多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与护种、优先权、母权制、母居制、外婚制、提供自由交往场所、生殖崇拜、择偶嫁娶等一系列婚俗活动密不可分［2］。许多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舞蹈等娱乐性比较强的项目）在男女婚恋过程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集会和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体育活动，不仅起到了娱乐、锻炼的作用，也是青年们寻找人生伴侣的好机会。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布依族的“丢花包”、壮族的“抛绣球”、富宁瑶族的“抛花包”、傣族的“丢花包”、苗族的“荡秋千”和“赶秋”等活动，都给男女青年提供了彼此表示爱恋的场所和时机。
岁时民俗活动中的体育自然在节庆日开展，受时间的局限性很明显，但它的历史传承性、在空间上的发展较其它民俗体育更具有活力和生命力。每个节日，都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是通过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的，所以我国古代节日里的体育活动，自然就成了一种农耕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节日民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的宗教、生产活动，纪念活动、社交活动、文化活动及民族之间互相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其文化色彩很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瑶族达努节的跳铜鼓舞、武术表演，侗族的花炮节、斗牛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鄂温克族传统的“来阔勒节”中的套马活动……等等。［3］精神民俗，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民众中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即人们所说的民间信仰。精神民俗给体育活动增加了浓郁的魅力。与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地区一样，民间信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民间信仰的庆典有许多表现形式，而传统体育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人们喜庆丰收、婚丧嫁娶以及欢度各种节日时，贯穿其中的心意、信仰色彩十分浓重，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崇拜、对婚姻子嗣的渴求、对五谷丰登的期盼等等心意常常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来表达。体育活动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4］。
民俗和体育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足以让我们以洪篇巨制来描述它们的丰姿。近几年体育研究界也颇有一些探索。正由于体育与民俗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给民俗体育学的诞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客观依据，使得民俗体育学成为两个学科的共同需要。民俗是一个团块，其中包孕了许许多多人类文明的丝头。民俗体育学正是要从纷繁复杂的民俗体育事项中分析传统体育生长、繁荣的民俗根基，思考现代体育发展的民俗趋向以及中华体育的立身之本。
2民俗体育活动――民俗体育学研究主要对象
“体育”概念并非最早出自中国，在中国，“体育”一词的出现也要比“民俗”晚得多［5］。中外体育界对“体育”所下的若干定义中，有三点共识：“首先，体育是培养和完善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或过程；其次，体育所借助的手段一般被称为身体活动或运动；最后，体育不仅是通过身体，而且还必须是针对身体所进行的教育。”所以，我们一般用的定义是“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6］以上概念都是从教育学角度出发的而得出的。
与民俗相似，“体育”也有多种划分。“民间体育”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概念，但要仔细界定一下却也并非易事。通常情况下人们将体育分为：竞技体育、民族体育、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等。但这四者之间外延和内涵都有交叉，即使是民间体育内部，概念不严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民间体育”还常常被“群众体育”所取代，实际运用中还出现与“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甚至“农村体育”混为一谈的偏差。这几个概念之间确实有着各种联系。“群众”和“民间”最为接近，是泛指的人民大众，也带有一点非干部非官方的色彩；“民族”侧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传统”则主要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农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民间”则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广义是指人民中间，狭义是指与官方相对的一个社会群体。各个概念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和“民”有关。“民族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体育传统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7］所有的民间体育都是民族体育，但民族体育却不一定都是民间的；民间体育中大多为传统性的；农村体育可能是民间体育的主体，但相对应的城市体育中相当比例的体育项目也是民间体育。
我国民间体育是各族人民在历代生产和生活斗争中逐渐创造出来的，用来强身娱心的重要手段。一般都有悠久的历史，健身的内容，简单而易行。各地有各地的风采，各族有各族的特色。城乡工矿、机关学校、男女老幼，都有人参加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那么，什么是民间体育的本质属性呢？笔者认为民间体育的本质属性既不是由它的缘起空间所决定的，也不能看它的活动群体是官方还是平民这些表层因素，民间体育的根本在于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当中，总是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连。这些竞技或娱乐活动当初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后来演化为民俗活动，再后来又从民俗活动中分离出去。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体育是特定的经济模式、民俗精神决定的。如游泳和划船，最先就是埃及人谋生的手段，后来从生产劳动以及战争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项娱乐活动。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体现了特定的民俗精神、民俗品格，特定民族、特定区域的一些民间体育活动才会经久不衰。因而，笔者倾向于用‘民俗体育’这个概念。”［8］
笔者认为，民俗体育是在民俗中孕育生长并广为流传的体育形态和生活方式，它是广大民众为顺应和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在民俗生活中创造、享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生活现象。民俗体育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相联系；民俗体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我国的民俗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它既是现代竞技体育原形与胚胎，又是现代竞技运动的基础与补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民俗体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民俗体育。它不一定有显著的功利，对特定的族群而言，它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但在终极目标上，民俗体育与包孕它的民俗一起，起着传承、延续、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所以，民俗体育中，一定民族的传统体育构成了它的主体。民俗和体育殊途同归，它们关注的热点从根本上讲都是人，是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已有研究者认识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俗特质。“随着神秘主义直觉思维方式逐渐被打破，民间体育民俗呈现出由最初的娱人――娱神，再由自娱――娱人方向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不是单纯的返璞归真，而是在新的高层次上的复归，其中某些活动还继续向竞技体育的更高层次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精华和瑰宝。但是，其活动方式仍留有民俗性痕迹。［9］”民俗体育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优势是现代流行体育所不可比拟的，它产生于本土，来源于本土，不断发展演变至今，民俗体育已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存在于世人面前。在当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渗透，民俗体育的功能已经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已具备了多重的社会功能和史实价值。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蕴涵自己民族精神、显现自己民族特色体育活动，这些民俗体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的橄榄球、篮球、巴西的足球、日本柔道、韩国的跆拳道、朝鲜的射箭、中国的武术等等。
民俗的内容包罗万象，民俗体育学只是体育民俗的基础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关系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民俗体育学作为体育学和民俗学的一种交叉视野，不仅会对民俗体育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一定作用。民俗体育学将剖析那些承载着、熔铸了民族精神的民俗体育事项，揭示民俗体育魅力永存的文化密码。
3民俗学――民俗体育学孕育的理论基础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讨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民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10］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包含很多程式化的内容，有些甚至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往往不被今人所理解。其实，这正是民俗的特点之一。民俗就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流行的不成文的规矩，一种流行的模式化的活世态生活相。它是一定民众群体在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同感心理意识和参与意识，共同的选择、凝聚和升华。由此而汇成了一种具有法约性、软控性、本位偏移性的风习性文化意识团，并以其独特的活力，无形和有形的物化形态对人生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民俗曾经被认为文明社会中古文化的残存物。但在20世纪民俗学学科有了重大突破，民俗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新的丰富和拓展，民俗的观念发生了更新。民俗被看作人类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一种社会存在。与一般的文化意识形态不同，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原型。在人类文化意识形态“宝塔”构制中，民俗处在最低层，如同尚未提炼的矿石，是一种综合性的原生态的意识团。在人类社会结构里，它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它以两栖型的形式，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俗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张到民俗生活的各个领域。凡属民众群体中反复出现并相互流传的程式化、规范化的行为、观念、言语、器物等都纳入它的研究范畴。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探源，而且是对当今和将来民众文化生活形态的透视和预测，因而，它既崇“古”，又崇“今”和“未来”。成为现代学、未来学，以及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在注视那些貌不惊人或者司空见惯的民俗体育事象时，如果我们多一点深邃的文化敏锐，我们便很可能发现这些民俗体育事象可能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族群的精神家园之一，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这些民俗体育活动中所蕴藏着的特定民族的文化基因。
世界性民俗学浪潮对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我党在十六大文件当中也明确了“扶持和保护民间文化”的努力目标。十七大报告中更是将民俗文化遗产提升到了民族精神家园的高度来认识。有着优秀体育传统的中华民族，体育学研究也在积极打破原有格套的束缚。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中，体育研究者的身影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2003年，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及学术讨论会，就接收了民俗体育研究论文。2005年中国民俗学会与文化部、建设部等单位在上海召开的乙酉中秋论坛上，上海体育学院的老师成为大会的特邀代表。同时，涂传飞、余万予、钞群英（2005），马连鹏、马爱军（2006），陈莉（2006），孟庆宁（2006），王俊奇（2007），谭黔（2007），李艳茹、汪普健、张黎（2007）等研究者的民俗体育研究成果也相继刊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民俗体育研究所具有的学术潜力。总体看来，民俗体育急需一门基础理论为支撑，对民俗体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时机也基本成熟。
也许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交叉学科的视野让我们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民俗体育对于体育文化建设的特殊意义。体育精神的回归、全民健身的实现、对异化了的竞技运动的矫正都迫切需要我们持有民俗体育学的清醒头脑。体育――一个与民俗难舍难分的伙伴，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在其学科自身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产生了超越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联姻的诉求。民俗学的壮大、体育研究的深入和成熟使民俗体育学学科的产生势在必然。现有的民俗学理论为民俗体育学研究方向和方法提供很好的借鉴。原本形影不离的伙伴分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重逢而并肩前进了，这将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一大突破。
4基础理论与实例研究相结合――民俗体育学的编写体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近千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这些体育项目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成为特定民族的民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俗为整个民族所共有，民族风俗一旦形成，便成为一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势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少体育项目被浪花淘尽，但能流传下来的都是民俗精华。“体育运动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大的比较性。［11］”在激烈的角触中，民俗体育因其富含民族性、文化性、观赏性而永葆青春。因此，在民俗体育学的编写构架中，除了2/3的基础理论章节外，将有1/3的篇章用于民俗体育实例进行研究。
民俗体育学的核心部分是其基础理论。将体育文化放置于民俗学视野中进行观照。依次论述民俗体育的一般特征；民俗体育的本质；民俗体育的性能；民俗体育的发生；民俗体育的传承；民俗体育的保护与利用；中国民俗体育的发生；中国民俗体育的特点；中国民俗体育的分类；民俗体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民俗体育学研究的任务与作用；民俗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民俗体育学将以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重点突出民俗体育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将对体育民俗事项的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并从多姿多彩的中国民俗体育实例中展现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分析中国民俗体育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基因。将以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形成明确的学科定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概念体系，成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体育方面的研究专著。它将是一本融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体育理论研究著作，也是一次基础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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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鸿.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文化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4(5).
［5］直到1923年我国才正式使用“体育”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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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邵荣,柯玲.中国民间体育的文化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6):744.
［9］倪依克,著.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8:40.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7
一、实施双语教育是治国之策（一）双语教育的概念双语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被许多国家当做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视为国策，关键是因为它首先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与培养双语双元文化人才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学生的发展；其次，它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托斯滕•休森与奈维尔.t.泊斯特莱特沃尔特（torstenilusenandt.nevillepostlethwalte)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对“双语教育”的界定是：“所谓‘双语教育’，通常是指一种使用两种语言作为非语言学科教学媒介语的教学方法。”进而他们又强调指出:实施“‘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语言，但不一定要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甚至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两种语言。”王斌华教授在其编著的《双语教育与双学教学》中指出：“‘双语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这样，我国学校开设外语课程也属于双语教育的范畴:狭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学科内容的教育。”（二）双语教育的本质与定位尽管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国外“双语教育”之概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他们在“只有当学校强调使用两种语言进行非语言学科教学时，才能称为‘双语教育’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由此折射出了‘双语教育’”的本质：实施“双语教育”，特指在学校教学中，同时或间隔性地采用两种语言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计划或教育教学方式。其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学校教学中目标语的广泛应用，更多地接触目标语，增加目标语的输入量，以较快的速度习得目标语，能够比较娴熟地运用两种语言学习与思维，进而拓宽学生的多元文化视野，增长多元文化知识，促使学生逐渐成为双语双元文化人才，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得到较大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双语教育也是各个国家语言政策的一种体现。（三）双语教育的功能双语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系，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的促进，或者说双语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功能。凡主张实施双语教育的多移民与多民族国家都期望通过双语教育提高学生的双语水平，消解语言差异下的民族矛盾，体现各国各个民族之间“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理想。它的教育功能主要是借助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学习更具优势的语言，从而使整个民族更快地发展。双语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双语人经济活动范围扩大，经济收益较好。双语教育对社会的经济功能显性了，族群间的沟通便利了，更容易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其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具有文化继承和保留的功能。其社会功能就是交际。只掌握一种语言，社会交际的范围势必狭窄，获得的信息量就不足。相互交流才能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四）新疆双语教育的本质与内涵新疆主要是由13个民族构成的一个多民族的自治区。要促进新疆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先要发展教育事业。为加快新疆教育事业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大力推进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新疆政府为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体现。新疆的双语教育具有以下性质和特点：双语教育是一种教育制度、教育模式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新疆双语教育是一种教育制度、教育模式的改革，它要从传统的以少数民族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单语教育模式转变为双语教育模式。新疆双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提高新疆少数民族素质，培养他们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现代科技素质，缩小民汉教育差距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双语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双语人和双文化人，既能认同中华民族，掌握中华民族文化，又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这样的教育才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二、双重乐感与音乐双语教育（一）双重乐感的概念“双重乐感”（Bi-musicality）这个概念，来自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曼特尔•胡德的《双重乐感的挑战》一文。他引用了《哈佛音乐辞典》（HarvardDictionaryofmusic）和《韦氏大型辞典》（webster’sUnabridgedDictionary）里面的相关定义，把“乐感”概念的定义归结为“喜爱和聪明地鉴赏音乐的能力”，提倡跨文化音乐的学习者应该以亲力亲为的实践性音乐行为参与，在对音乐（尤其是异己文化的音乐）的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捕捉这个不可捉摸的“乐感”，由此产生了双重乐感教育理论。1996年，由赵塔里木教授在新疆首次提出要“探索‘双重乐感’人才的培养”问题（这在全国音乐教育领域也是首次提到），并积极付诸实践。为新疆音乐教育实施“双重乐感”教育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2007年立项，2011年以优秀等级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以张欢教授为首的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依托本土音乐文化资源和《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等课题的实施，在课程设置改革基础上，采纳或编写了《新疆少数民族器乐教程》、《新疆民族音乐欣赏教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疆民族音乐简志》等课程教材。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双重乐感’教师的培养”“双重乐感能力培养中的音乐教育本质认识”“‘双重乐感’教师及其专业发展”等论文，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对于双重乐感的阐释一致共识于胡德的理论，正如胡德最早提出“双重乐感”时所言，音乐学家研究某个特定民族或风格的音乐，必须具有完全参与该种音乐体系的能力，通过本身的实践而理解了他文化的音乐基础后，才能更好地用语言描述该音乐。由此可见，“双重乐感”中的“乐感”是指一种广义含义上的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感知，“双重乐感”核心在于多元文化的相互渗入。#p#分页标题#e#（二）双重乐感教育的本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这一提法与相关理论已被美国音乐教育界广泛接受，继而在其他欧美国家得以确立与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世界音乐教育的主题。对于建立多元主义的音乐文化价值观与教育观而言，“双重乐感”（或多重乐感）能力的培养是其技术核心。研究异民族音乐时要求融入音乐产生的背景中，研究本民族的音乐则要求研究者融入到音乐产生的时代和地域文化中去。在运用“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念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运用“主位”与“客位”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亲身体验的主位法认清研究对象的本质，以客位分析法得出最客观实际的规律。所以，“双重乐感”实际上是一个统称，是一种全观论研究方法的实际体现。在音乐教育中，应该是学生们在学好了本民族音乐传统感觉的基础上再学习其他民族的音乐感觉。我们提出的“双重乐感”教学实际是一种教育理念，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具备一种客观认识一切民族的音乐传统的观念，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价值的相对性。（三）“双重乐感”是建立在“双重音乐语言”基础上的中国音乐学院博导管建华教授认为：“音乐双语”能够用不同音乐律制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同样的思想情感，会使学习者把他自己母语音乐看做是众多音乐体系中的一种，这就会打破他的自我封闭和单语音乐认识的局限。新疆“双重乐感”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以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观为音乐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充分利用新疆多元音乐文化的背景优势，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结合新疆多年来推行“双语教学”的成功经验，以“双重乐感”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为进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突破口，实现在多元文化理念指导下的“双重”、“多重”乐感的理论建构及实践教学，自上而下、层层递进地从高校专业音乐教育推广至中小学音乐教育，以基于新疆多元音乐文化背景“双重乐感”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为模本，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研究参照并积累经验，达到推动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对新疆多元文化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对新疆民族音乐进行系统研究，为双重乐感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新疆音乐的“多重”乐感教学理论研究、“双重乐感”与“双语教学”的对比研究、新疆各民族民间音乐概论、新疆民族音乐基本乐理研究、新疆音乐与中国其他地区音乐的对比研究、新疆音乐与中亚音乐、世界音乐的比较研究，等等。在关注新疆各民族音乐文化差异的同时，进行“双重乐感”音乐技能的教学实践，以新疆音乐视唱练耳技能训练、新疆民族乐器教学实践、新疆民歌教学实践为主要内容。合理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个体民族的音乐素材进行数字化集成，有效地将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进行保存与共享，并加强新疆各民族民歌赏析、新疆各民族器乐赏析、维吾尔木卡姆赏析等“双重乐感”的审美训练，使学生逐步具备音乐文化全元论观念。三、双重乐感对新疆双语教育的影响（一）新疆音乐双语教育新疆音乐的双语教育首先是对于音乐双语教师的培训。通过培训拓宽了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教师的音乐文化视野,加深了少数民族音乐教师对多元音乐文化的认识。在具体的音乐教学中，他们初步掌握了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并能用较合理的教学方法、较先进的教学手段为音乐教学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少数民族音乐教师通过双语培训既巩固了自己母语的音乐文化，又学习掌握了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内涵，开阔了音乐教育视野，使其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新课程音乐改革中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新疆双语教育并非仅是语言的学习，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渗入与整合。新疆是歌舞之乡，对于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教师来说，他们的母语音乐感知和表现力是很强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专业基础较差，音乐理论知识欠缺。如：书写范谱不规范出错率高，节奏节拍的概念混淆，波音、滑音、复倚音等一些常用记号的唱奏法不清楚。在具体的视唱练耳教学中把线谱用固定调翻成简谱唱，没有首调唱名法和固定调唱名法的概念。连音线和延音线的不同用法表达不清楚。部分音乐教师存在技能差不能胜任课堂教学，歌曲范唱水平不高等问题。对汉语音乐教材内容的理解还有待学习和提高，对教材的驾驭能力有待提高。并且，部分教师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严重影响音乐教学的课堂质量。而对于汉族音乐双语教师来说，一方面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成为教学交流的基础，另一方面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更成为音乐双语教学的核心，其意义在于学习中外音乐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本民族音乐的特点，传承和发扬具有非物质文化特点的本民族音乐。这即是新疆音乐双重乐感与音乐双语教育的交融关系。（二）新疆双重乐感教育的实践依据“双重乐感”教育的理念基础，以及“双语”教育的理论借鉴，针对学生音乐感知能力现状，新疆一些高校制订了全新的双重乐感课程教学实践改革方案。新疆艺术学院成立了木卡姆音乐专业，并建立了教学实习基地。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承担着新疆少数民族艺术表演人才培养的任务，学生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从1996年开始，创办了音乐表演专业木卡姆表演方向，首次将民族民间音乐系统纳入高等艺术教育，培养具有民族特色的复合型音乐艺术人才，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进行了创新与实践，将学校传承与民间传承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新疆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从1994年开始，为本科生陆续增设了《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概论》、《新疆民族乐器演奏》等课程，并设置了《民族音乐田野采风》实践课程；在1998年开始借鉴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表演方向的办学经验，2000年以来，陆续增设了《新疆民歌演唱》、《新疆少数民族视唱练耳教程》、《多元文化论著选读》、《世界音乐》等民族音乐学的课程及相关的人类学课程，并且成立了木卡姆乐团。2006年开发出《新疆民族音乐视唱训练系统》、《新疆民族音乐主题资源库》等软件，并将其推广于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喀什师范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新疆教育学院等设置有音乐专业的兄弟院校，获得了良好的教学反馈信息。近几年，在全面总结以往办学经验，对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对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进行全新规划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已经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得以展开。#p#分页标题#e#如引入跨文化音乐体验与学习，主要学习新疆境内“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技能课程将以跨民族交叉为前提，继续开设《新疆少数民族乐器演奏》、《新疆民歌演唱》等课程；理论课程开设《中西对照基本乐理》、《汉民族传统音乐概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述》、《中国民族音乐欣赏》、《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等课程；开设《欧洲音乐简史》课程；并在本学年安排“新疆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将原生态民间音乐纳入课堂教学。通过此种课程布局，学生深入了解新疆民族音乐的多元化格局和整个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多元化格局，并对西方专业音乐体系有所认识，掌握从理论至技能的各个层面上初步建立起对不同音乐体系的审美与实践经验，进而树立音乐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文化全元论的认知方法。通过艺术实践，培养与锻炼学生的多元音乐文化艺术实践能力，进一步巩固学生对本民族及跨民族音乐文化的领悟、表现和创造能力。毕业汇报的重点考查内容是学生对本民族本地域的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跨民族音乐文化的掌握与领悟能力；通过教育实习，使具备“双重乐感”、确立了文化全元观念并掌握了一定的多元音乐文化传承所需技能技巧的学生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任教。除进行日常教学实习之外，主要协助实习学校开发以多元音乐文化为特色的“校本”音乐教材，从而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层面上传播新疆本土、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并同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实现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双重乐感的基础是音乐的双语教育，但双重乐感并不等同于音乐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一种教育体制，而双重乐感是一种教育观念，它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具备一种客观认识一切民族的音乐传统的观念，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价值的相对性。双重乐感教育的开展必将大力推动新疆音乐双语教育的深入发展。管建华教授甚至认为“双重乐感”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音乐价值观念和音乐实践路线是一条有效途径。它对音乐教育的发展将是革命性的，它是21世纪音乐教育多元音乐文化教学讨论的基础性问题，它将打破20世纪以来以西方音乐为基础的单语教学，为中国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提供一个新的范例，为新疆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代代相传的人才，为深化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和促进其发展提供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8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特征项目分类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1994-2006年《中国学术期刊网》，图书馆和百度搜索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章，和搜集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
二、研究结果
1.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1)现代运动方式大多来源于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其起源与体育的起源相类似，劳动生产、古代军事活动的演变、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满足文体娱乐的需要、纪念祖先或民族英雄等几个方面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
(2)也有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巫术与游戏，在人类原始欲求的诸因素中对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中国的“体育学”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下面“武术理论与方法”特别注明“含气功”。研究气功不涉及巫术，无异于隔靴搔痒。巫术文化对体育的萌芽有重要影响，原始巫舞是体育起源的直接催化剂。这种不同的声音，在目前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劳动的说法仍占据整个学术界的核心。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体育的起源，仍在研究和探讨之中，所以，对体育的一个下位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探讨其起源必然也会带来某些争论。
2.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
(1)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总结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但对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健身性和娱乐性等方面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
(2)众所周知，民族传统体育为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所有，而非各个民族的。因为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它们所创造的体育都受所属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从体育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都呈现显著的民族风格。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性。因此，对“民族性”这一观点的总结学者们无反对意见。民族传统体育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传统性”，我们今天能看到如此丰富多彩、文化内涵各不相同的体育项目，就是很好的证明。而就“传统性”的成因问题，有人认为“地域性”这一特征恰恰是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传统性的一个因素。因为一定地域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长期生息、繁衍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所形成的固定的生产方式厂世代相传、沿袭，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性。但多数的学者是将两者分开讨论的，认为“传统性”与“地域性”是两个独立的特征。
(3)对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性”这一特征的讨论却存在着相反的声音。有的学者经过对HS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统计分析，得出竞技类占68.6%，因此认为具有竞技性。但这118项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与目前我国调查整理的676项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此而得出的竞技性观点，不得不怀疑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当然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人类自有了群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把我群与他群、自我与他人分开来，竞争意识也就随同诞生了。竞争意识在体育活动中则表现为竞技性的特点。因为我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体育竞技的萌芽，竞赛活动是自黄帝以来报答神灵赐福的宗教庆典的重要内容。这里明显忽略了文化影响的因素，单纯地从生物性的角度总结出来的。不同的声音认为，翻开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在上千项的传统体育活动中，更多的则是依附于生产、生活、练兵、娱乐和礼教活动之中，没有形成具有独立形式和独立价值的体育形式，与奥林匹克竞技项目更是格格不入，缺乏建立在个人竞技基础的竞技性特征。
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
(1)1990年，国家体委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搜集到55个少数民族的676项传统项目和301项汉族的民间体育项目。如何科学地分类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一项艰巨的任务。
(2)有的学者从传统体育的特殊性质入手，把中国传统体育分为五大类，竞技类(球类、射击类、技击类含摔跤、水上类含竞渡)、游戏类(智力游戏、活动性游戏如秋千)、养生类(节令气功、各类保健活动)、游乐类(节令类如踏青、登高等、少数民族歌舞及娱乐活动)、表演类(百戏、杂技、武术表演)。这种分法突出了中国传统体育的游乐性、表演性和保健特色，符合中国传统体育的特征，具有宏观认识的意义。但不足之处也不可避免，如在少数民族体育、武术等归类上的争议。尽管作者突出强调了传统体育的特色，但“游戏”和“游乐”之间的不同是什么，此种术语来分类的本身就存在着争议。也有学者从内容和形式上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竞技类(武术、龙舟、射击、球类、棋类)、养生类(导引气功、保健、其他)、表演类(舞狮或龙、百戏与杂技、其他)和游乐类(节令类、歌舞类、游戏类)。此种分类较前一种更为简单，同理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3)还有极少数的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分别进行研究。笔者在前面的一部分中己经将民族体育、传统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的界限进行了说明，三者之间，都有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因此，这种拆分的本身明显地存在着不合理之处。现阶段，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分法，是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养生导引气功、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体育。此种分类基本是按照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发展、成熟的过程为标准的，但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第一，武术、养生导引气功与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少数民族体育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前两者应是一个下位的概念，一个具体的体育项目，而后两者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概念，如何相提并论；第二，民间传统体育游戏也应包括少数民族体育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就是说民间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有重复；第三，既然民族传统体育分为少数民族体育，与其相对应的分法应是汉民族的传统体育，而在此分类中恰恰没有汉民族传统体育的表述。
三、小结
民族传统体育是国家体育中的一个符号和象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弘扬与发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的必然之举，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之一。它不是对古代传统体育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世界体育的单纯饭依，而是在螺旋上升中创新，成为现代体育发展的有机部分，为繁荣世界体育文化做贡献。各民族通过长期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自的传统体育活动中难以适应的部分将进行文物性的保存，有继承和发展价值的内容将使更多的人受益，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实现其价值。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促进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良性互动，增进其交流的融合因素的积累，最终将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有益成份为全人类所接受，走向现代化的坦途。
参考文献：
[1]叶国志，胡小明.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发展.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1).
[2]徐本力.世界体育在东西方体育的形成、发展与相互迁移中发展.体育文史，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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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一书还解释说：“武术概念所反映的运动形式既属于体育范畴，又区别于其它体育项目”。有的刊物也说武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育项目”。什么地方特殊呢?一是形式的特殊，二是文化的特殊。就概念说，“体育”这个词所包括的范畴很大，武术也是体育。体育中任何一个项目都区别于其它项目。从形式上说，武术是特殊的。从文化上说，相对于世界而言，武术首先是民族的。民族体育种类很多，武术所占比重较大。世界体育大于民族体育，民族体育大于民族传统体育。相对于现代，武术又是传统的。武术如果不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本来不必重新讨论定义问题。中国武术要与世界体育接轨，首先是民族体育与世界体育接轨，是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与世界现代体育接轨，是传统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问题。武术的传统，有文化的、有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历史与现代的不同，是时间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不必改，就像中国字不必变成洋文一样；时间的不同，如果要进入世界现代体育行列，就需要现代化。事实上，近几十年所开展的武术竞技运动，使武术目前在国内、国外，都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两种表现形式。所引发的传统武术如何现代化之争，至今方兴未艾。据报道，国际武联宣布拟成立传统武术委员会，传统是相对现代而言，可见国际武联以前是推进现代武术走向奥运的专职机构，为满足国际间传统武术的需要，才将其职能进一步完善。我们且不去讨论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含义是什么，但目前存在着这两种形式是不争的事实。武术是个类名，就应该蕴涵这两种形式。况且与世界现代体育接轨，一定要化传统为现代。以此而言，新定义说武术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并不确切。
自然科学没有民族性，外国物理学与中国物理学并无两样。人文科学有民族性，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差异甚大。体育属人文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我们常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就是说民族性文化亦是世界性文化。发达国家的体育文化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已在中国生根开花，这些现象本不是中华民族所固有。说武术“应属于高层次的科学，是高层次的体育”、“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实则是说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强调武术的民族文化特征，是相对于世界现代体育而言者。现代体育是世界的，它无论怎样在中国生根开花，我们无论在世界上获多少奖，它还是其它民族的。武术走向世界，无论有多大影响，还是中华民族的，是中华民族体育在世界者。以此而言，武术的文化属性是中华民族的。
每一事物皆须依照许多理，有许多性，属许多类。就体育性而言，武术还有自身的主要特性(主性)；主性又蕴涵许多其它辅助之性(辅性)；还有与主性、辅性不相干的性(无干性)。说武术的定义，事实上就是在说武术的主性，找出主性才能准确定义。新定义强调的几个方面，哪个是主性呢?换句话说，哪一项可以蕴涵其它项呢?
中华武术有百多个流派，套路不下千数个，它们大多有三个共性：1.功法练习；2.套路练习；3.散手技击。说“大多数”，是因为有些流派除功法练习外，特别重视套路练习，通过功法和套路练习，达到散手技击的目的；有少数流派只有功法练习和散手技击，却不注重、甚至摈弃套路练习；有的流派只是重视简单的单式练习，不重视复杂的套路练习。套路性、尤其是复杂性套路不涵盖所有的武术流派。套路的、非套路的、单式的，都是达到散手技击的手段。以此而言，技击是武术的主性。
虽然不能涵盖中华武术各流派，但套路性确是大多数流派的共性。所谓套路，都是由具有攻防含意的一招一式所组成，一个武术套路的名称，实际上就是这一串招式的总名。套路无论是单练的、对练的，徒手的、器械的，都是双方攻防假设性显示。散手技击和套路练习都可以表演，表演水平愈高则离招式的攻防含意愈远，这样的套路训练离武术的主性也就愈远，就愈缺乏技击价值。套路训练通过发展其中的攻防含意，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逐渐完成由复杂到单纯性过程，形成特殊风格的散手技击形式。套路训练中攻防含意离武术主性越近，就愈有技击价值。技击形式有多种，各具民族特点，通过套路训练达到散手技击目的，是多数武术流派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套路表演和散手技击都具有艺术性，也体现了武术精神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观念是多义的，武术之艺术性是超越技术而近乎道术者。武术本来被称之为武艺，是说神而明之的技击，超越格斗本身，简直是艺术。传统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只说套路“能熟练地展示武术的艺术性，具有观赏性审美价值”。如果单纯局限于套路，或者套路“高、难、美”化，在过去曾被讥之为花拳绣腿，不符合传统武术一贯精神，是传统审美趣味的失落。艺术观赏价值，散手与套路共有，不是单纯套路者；武术民族文化属性，不是单纯技艺者。练武术套路不一定能散手技击，由套路而散手技击者，套路表演亦不在话下。以此而言，套路是武术的辅性。
“注重内外兼修”不易理解，其实是说武术还具有修心、修性等作用。世界现代体育也有类似作用，只不过时代、民族、文化属性不同，表现也不相同。传统武术非常注重个人德行修养即所谓武德，如果说武术的内外兼修之“内”是指精神性，当无可置疑。就物质性而言，兼修之修，形式大概可分为三种，一是单纯修炼外部的所谓肢体运动；二是单纯修炼内部的所谓气功、瑜伽术等；三是内外兼修的所谓内家拳术。说全部武术都是注重物质性的内外兼修，并不符合事实。武术有的项目注重呼吸吐纳导引，有的并不注重。旧时曾将武术分为内、外两家，若以此而言，大概也是不错的。这起码说明，武术有些项目注重内外兼修，有些则不注重内外兼修。即使是太极拳非常注重“虚领顶劲，气沉丹田”，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地位也不是最主要的。《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则以形神内外统一，作为内外兼修的注脚。如果这样，举重运动其神、其气、其形、其力也应该是内外兼修的。注重内外兼修者不能涵盖整个武术运动，与武术主性、辅性不相干。以此而言，注重内外兼修是武术的无干性。
武术技击主性，与奥运更快、更高、更强，向极限挑战的精神并不矛盾，传统武术现代化不必将其“化”掉。武术的民族文化属性，技击时体现为不但要把对手击倒，而且要体现出艺术性。这与现代其它技击项目不但相同，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现象”、“高层次的科学”、“高层次的体育”，是堪为世界现代体育技击项目所仿效者。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都有其个性，亦有其共性。个性是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共性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基础。武术的文化属性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本来与奥运精神相吻合，我们不必削足适履，以世界现代体育一些形式来改造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
以逻辑的必要与充足条件说：武术的技击主性是“有之为必然，无之必不然”，是说技击的是武术，无技击的不是武术；套路辅性“有之不必然，无之不必然”，是说，武术不一定是套路的，套路的不一定是武术；内外兼修无干性“有之为必然，无之不必然”，是说，内外兼修是武术，不内外兼修就不一定是武术。这是传统武术的逻辑。回眸武术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前期忽视武术技击性而单纯突出套路，运动员不打散手使武术不“武”；近十几年所开展的散手，运动员却又不练套路，使武术不“艺”。竞技套路是现代武术体操，是化传统武术辅性为现代武术主性者；竞技散手是现代技击或搏击，是舍传统复杂性为现代单纯性者。这样的武术，割裂了套路与散手的统一性，割断了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不讲技击的套路和不讲套路的散手，如果“高、难、美”、“凶、狠、强”地发展下去，直至与传统没有、或少有关系，也能够形成具有现代体育价值的新武术学派。不以传统二字半遮面，毋庸讳言传统的羁绊，反而更清楚、更利于发展。这样的武术体育文化不是民族所固有，是现代之新创。“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讨会”下的新定义，大概是概括了当前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手两种运动形式的共性，抽象出“技击动作”这个词汇。“技击动作”可以作为世界上一切搏击运动、影视戏曲武打、艺术武舞的共性，“技击动作”的外延大于、或超出了武术的范围，因此也就不能够作为武术的主性。说武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合适吗?与这两种形式有共性的运动难道就都是武术吗?散手是相对于套路而言者，散手之“散”映衬了套路之“套”。新定义把散手换成格斗，技击就是格斗，格斗却不一定是技击，格斗就是武术吗?说武术“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技击动作吗?现代竞技武术不但套路与传统要求不一，竞技散手与传统散手差别也很大，《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并不讳言：“现代所开展的散手与中国传统的散手有着质的区别”。既然明明知道这样的散手已经不是传统的了，为什么还将武术定义为“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呢?
以自身的传统逻辑，武术可能有三种存在形式：1.符合传统者是传统武术；2.延续传统并以新的形式发展者是现代武术；3.背离传统者是后现代武术。说武术是套路的、或是格斗的，都背离传统武术精神。《中国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不但分武术为套路的、散手的，甚至连段位也是评定的而不是赛定的。这样的武术不是延续传统的，这样的段位制也不是彻底现代的。“全国武术学术专题研讨会”为武术所下的定义，只是想为当前的竞技武术运动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却混淆了事物的主性、辅性与无干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硬要把传统与现代捆在一起，就会出现定义危机。不能突出武术的主性，就不能指明武术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竞技武术艰难地走过了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子吗?受世界现代竞技体育影响，现代的竞技武术大概属于尚未完成的后现代化。现代也罢，后现代也罢，概念都是现代的，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者。以此而言，传统武术是民族体育传统技击项目；竞技套路是民族体育现代武术；竞技散手是民族体育现代技击。
逻辑的内涵越小，外延也就越大，从定义上把武术的传统与现代统一起来并不很难。以此而言，武术是民族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篇10
关键词：体育；文化；关系；人才
一、体育的文化现象
“文化”一词，历来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对其众说纷纭，足见这一概念是有一定的模糊性。从辨证的观点出发，“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理解，对“文化”的广义理解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方面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故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适应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具体地讲，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结晶，是构成社会诸种现象和事物的复合体。它除了以教育、科学、艺术等为组成部分外，还包括体现在人们物质生活关系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体育文化等。
把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认识，便产生了综合全部体育活动的概念——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必将成为21世纪与传统的其他文化相融相进的文化领域里的主题。
“体育文化”一词，最初直译为“身体文化”。19世纪末，“身体文化”一词被广泛地加以解释和使用。法国阿莫罗斯体操派认为身体文化可以直接理解为锻炼身体的规律；法国演员德尔萨特创编的身体演练形式，以“德尔萨特身体文化”之名在美国妇女中风行一时，这种动作和姿态来表示情感的健身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舞和艺术体操的诞生。到20世纪，对身体文化这一概念的解释和使用更为多样化。有人认为身体文化就是身体锻炼；有人认为身体文化是旨在促进健康和增加体力的身体运动体系，是与自然的运动形式相对应的人为的体育形式；也有人认为身体运动不仅要用科学来解释，它还可以显示出生命的旋律和美，是文化的表现体。二次世界大战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把“身体文化”作为关于体育的广义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
体育文化虽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但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就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体育具有继承性，因而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体育的整体认识时，必须追溯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体育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抓住主要环节，寻找它的特殊规律。
二、传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民族性
传统文化是以民族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民族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传统与道德、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特征。
传统是由复杂的历史构成的，是一定区域和一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积累、稳定了的经济、文化、心理、艺术、道德、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因素与特征的组合体，含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语言、宗教、精神、道德、艺术、民族气质等，构成了各种传统文化，标明了一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体育活动方面表现出了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现出较强的民族特征。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特征的前提，也是传统体育各具特色的基本条件。牧民善骑，狩猎民族善弓弩；北方喜溜冰雪，南方喜水划舟，这些都是长期共同劳动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传统项目。今天，如此狭小局限的这些民族体育活动项目，已走上国际化轨道，亦将成为21世纪体育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一大景观。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因素，是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的特点在精神上的反映，也可以称为民族性格或共同心理状态。它具体表现于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生活风尚与宗教活动中。传统文体对于体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于某一时代民族或阶级的人们所共有的东西，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风俗、人情世态之类，一经形成，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国的民间体育活动划龙舟、踢毽子，西班牙的斗牛，日本的相扑，泰国的泰拳等，都是能够体现民族性格的体育项目，充分反映出传统文化给体育带来的民族性。
三、传统文化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体育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也必将是2l世纪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古希腊的奥运会、伊斯特摩斯运动会、赫拉运动会等众多的竞技盛会，是为祭祀宙斯、波赛东、赫拉等诸神而设，它伴随着古希腊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及卫生事业发展而发展。可以说，古希腊竞技是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时，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充分挖掘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穿透其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寻求和提炼人类体育的共同价值，使之在我国成长壮大；同时，在此前提下促进了我国传统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为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过家兴.运动训练学[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6.
[2]田麦久.试论竞技能力决定因素之分析[J].北京体育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