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1
abstract:thispaperquestionnaires,interviewsandothermethods,farmersinruralareasofChongqingontherurallandmanagementrightofthecompensationpolicyofthereactionswereanalyzed,andstrivetoobjectivelyreflectthetransferoftherightofrurallandmanagementcompensationpolicy,inpracticethereplanerelatedtolandcompensation,andmakerecommendations.
关键词: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民补偿
Keywords:landmanagementrightfarmerscompensation
一、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本调查研究采用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本次所做的实地调研的调查对象,笔者选取了重庆市10个区县的1000名务农农民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7份,回收率99.7%。本研究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重庆农民补偿情况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1.失地农民补偿状况的整体态势
国家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进农村的补偿发展改革,加快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改善农村补偿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实施中,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如果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000块,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远远解决不了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据了解,重庆市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稍有提高。据统计,1998年以来,重庆市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0362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298元,经过村集体留存,实际到农民手上的土地补偿费平均每亩6842元,安置补助费平均每人1979元,青苗补偿费平均每亩512元,农户家庭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9103元。一大部分农户对此不满,因为这些补偿费只能暂时解决农民近期的温饱问题,如果今后就业困难,农民的基本生活无法维持,更不用谈农民养老和医疗问题。
2.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大面积实施,现在已有的补偿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明显存在几个不足: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是以被征用土地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来计算的,用途是农用地或耕地,计算产值是以农产品的平均产量、价格和相关附加收益为依据。按农业生产一年两季计算,每亩耕地的平均年产值不会超过3000元,按最高补偿安置标准30倍计算,每亩地的补偿安置费用为9万元。这个价格看似很高,但相对建设用地市场每亩几十万元的出让价格来说,两者悬殊巨大。实际上,这部分收益就成了各级政府征地后,从集体土地中获得的超额利益。
二是标的物不够准确。在当前的征地工作中,将前一年平均年产值的标的物定为农产品,显然是对标的物确定的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集体土地被征为国有土地后,主要用途是用来提供建设用地,而不是用于农业生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获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高额收益是对建设用地使用未来预期产值的提前获得。而实际上,农民集体在被征地前就已经知道了这样的预期,但由于政策的限制,他们无法获得这样的高额收益。
三、思考与建议
总体而言,就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补偿问题解决而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要明确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目前《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归集体所有,而没有规定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农户法定的财产权利。因此,征地补偿项目的设置必须与此相适应,明确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就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2、改革完善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发放办法
对于征占农民承包土地的补偿费用,应当全部直接发放给被征地农户。对于征占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的补偿费用,应当将补偿费支付给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由集体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和民主议定的办法搞好分配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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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2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低，集体和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农民利益。
与农民从土地上取得的收入相比，集体和农民所得的征地补偿偏低
根据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结构特征．南方农作物主要为早稻和晚稻，北方主要为小麦和玉米，大中城市郊区主要以蔬菜为主。2001年－2003年，南方早稻和晚稻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25万元，北方小麦和玉米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04万元，大中城市郊区蔬菜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3.89万元。按照最高标准30倍补偿，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6.9万元，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1.2万元，大中城市郊区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116.7万元。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85元，按最高标准补偿，南方地区集体和农民所得补偿(人均耕地按0.14公顷计算)仅够农民23年生活费用，北方地区的补偿还不够20年生活费用。在实际征地时，通常不按最高标准补偿，大中城市郊区也仍然以价值较低的粮食作物产值作为补偿依据。所以，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严重偏低。根据前面计算，只有将征地补偿由现在的30倍提高到45－54倍(南方地区为45倍，北方地区为54倍)，才能保证集体和农民征地前后收入水平基本持平。
与政府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比，集体和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低
在传统行政划拨体制下，国有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无偿使用，政府并没有从土地征用中获得多少收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开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行政划拨土地比例不断减少，以出让、租赁等方式有偿使用的土地比例不断增加，政府从土地出让和租赁中获取巨额收益。199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纯收入为174亿元，到2005年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增长到2184亿元，增长了11.5倍。
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77.2万元，其中每公顷征地费18.9万元、开发费11.1万元、出让金纯收益40.4万元、其他税费收入6.8万元。扣除开发费用后，每公顷土地收益66.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和其他税费占71.4％，集体和农民个人占28.6％，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收益比为2.5:1。如果剔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收益还会稍低一点。
到2005年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55.3万元、出让金纯收益为131.9万元。与1995年相比，每公顷土地出让金和出让金纯收益分别增长了3.6倍和2.5倍，而征地补偿标准最高限额却仅提高了1.5倍，即由20倍提高到30倍。假设2005年每公顷土地补偿为1995年的1.5倍，再假设其他税费不变，则2005年每公顷土地纯收益为167.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为138.7万元，占83％；集体和农民收入28.4万元，占17％，政府与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益比为4.8:1。假设土地开发费用与土地出让金同比例(4.6倍)增长，2005年每公顷土地开发费用应为51.1万元。于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从每公顷土地中获得的纯收益为304.2万元，其中集体和农民的征地补偿为28.4万元，政府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之和)为275.8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收益比为9.7:1。中央政府于1999年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绝对数有所增加，但与政府取得的收益比，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反而下降了，这是近十年征地纠纷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
与征用耕地相比，政府从征用非耕地中获取的收益比例更高，主要原因在于：非耕地的补偿标准低于耕地补偿标准，其中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补偿最低，而这些土地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却以同样价格出让。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政府为公共利益动用土地征用权，已成为国际惯例，主要区别在于征地范围和征地价格不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选择，即维持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不变，提高补偿水平。第二种选择，即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征用，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商业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并合理分配增值收益。显然，第二种改革方案的难度与艰巨性大于第一种改革方案，但它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符合《物权法》提出的平等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界定公共利益界限，明确征地范围
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依法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建设用地，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征用后，才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也就是说，不管是公益性目的，还是商业性目的，都必须先征为国有。法律条款，前后矛盾。由于未能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各级政府都以公共利益为名，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我们可以先把用于工商用途的土地，排除在政府强制性征地范围之外。有些项目，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可以通过收取过路费，将开发费用收回，甚至还可能盈利，也不应宜列为公益性项目。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3
从理论上而言，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二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根据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流转，只表现在国家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征收上，只是单向性的流转，征用土地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唯一方式。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村土地的非农化使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有的国有土地存量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农业耕地。农地非农化曾是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助推手，但是过速的农地非农化已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就目前来说，从征地角度对农地流转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实证研究较少，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补偿和土地收益分配。本文通过对芜湖市繁昌县部分农村征地情况的实证调查，分析农民对农地价值及功能的认知，以及农地所有权流转后农民权益的受损情况及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调查数据的获取与问卷调查设计
本次调研活动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主要通过召集座谈会，走访典型村和选点进行入户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取调查数据。问卷调查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对农地所有权流转的认知程度调查；第二部分是农户家庭征地情况调查；第三部分是征地后农民权益受损情况调查；第四部分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及就业安置情况调查。
二、农民对农地价值及功能的认识
（一）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缘。农民没有了土地，他们就没有了退路，社会就很难安定。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是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是集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为一体的生存保障资料，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经济利益和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农民坚决捍卫、不肯轻易放弃的理由。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农民失去土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二）农民对农地所有权流转的态度。对芜湖繁昌部分农村的调查表明，对农地所有权流转持肯定态度的农民中，65.84%的认为可以改善地方交通、通讯、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37.89%的认为可以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8.70%的认为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仅有3.11%的认为可以将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
对农地所有权流转持否定态度的农民中，70.19%的认为征地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63.98%的农民认为政府强行征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的矛盾时有发生；12.24%的农民认为征地后收入减少，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生产成本增加；1.24%的农民认为基本没有补充和保护农地的措施。
三、农地所有权流转后农民权益受损情况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繁荣了农村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伴随农民失地而来的，往往是农民的“失业”、“失权”、“失利”。
（一）“失业”，即失地农民就业权益的流失。目前，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基本上采取自谋职业与推荐就业相结合的办法。自谋职业中多以打短工、开小店、办小厂为主，这些职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管理的加强，随时存在着被淘汰的危险。政府推荐与用地单位安置就业的人员，由于自身素质问题，工作能力不强，在工作岗位的竞争上常常处于弱势，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农民，就业问题更为困难。就业权的没落使得生活也就没有保障，失去生活保障的农民就像不稳定的“化学分子”，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失权”，即农村土地征用导致农民的土地权及附着在土地上的其他权利的严重缺失
1、土自由交易权的缺失。农地征用制度，形成土地一级市场的政府垄断，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自由交易权。在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占用征地制度下，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的买和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地谈判价格。农民征地前的知情权和咨询权、征地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征地后的受益权和监督权等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甚至连利益受损后的法律救助权也被剥夺。可以说，农民在农地的整个过程中就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被迫的地位。
2、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缺失。征地前，土地就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农地被征用后，农民仅得到一笔几万元的补偿款就买断了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健全，造成大量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农民的存在，“三无农民”的生活境况堪忧。
3、失地农民发展权的缺失。失地农民以土地这个唯一的生产资料换来不多的补偿，在考虑到以后的生活保障，子女高昂的教育支出及紧急情况下应对之类的安排后，已经是寥寥无几。这样，许多农民根本不敢动用这笔“保命钱”来用于未来的发展，如再教育培训、投资等。同时，由于自身年龄、残疾、教育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失地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4、其他权利。农地被征用后，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的其他权利也相应丧失。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与基层政权和政治治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拥有土地才能拥有农村集体的成员权，也才能获得与此相适应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一旦失去土地，这些权利也就不复存在。
（三）“失利”，即农地征用导致农民的利益大量流失
1、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过低，农民利益大量流失。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农民的相关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作物和青苗补偿费。按国家标准，以现金形式的补偿通常在每亩1.5～3.5万元。实践中，不少地区征地时仅以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补偿额，征地补偿额本来就不高，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的更少。此次调查涉及到的芜湖繁昌柏树村的补偿标准为：水田每亩4,500元，旱田每亩3,500元。
2、土地征用补偿价格与土地出让价格相差悬殊，土地收益分配严重不公。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往往以较低的补偿费获得土地，再以较高的出让金转入市场，实践中，这部分的增值额是非常大的。这些增值额实际上是在土地从农用地转为公益性用地或者产业性用地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国家对征地过程中的这部分增值额不予确认，也没有让失地的农民从增值中获利。
3、征地补偿费被各级政府及集体经济组织截留。在具体的征地补偿过程中，征地实施单位一般不直接面对农民个人，而只面对乡、村两级，征地补偿费一般先经乡政府，再经村委会，最后才到农户，资金拨付一般也先到乡政府，只有个别直接到村。补助款层层截留，农民实际得到的少之甚少。
四、农地所有权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原因分析
（一）土地征收制度的缺失
1、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制度。一方面造成农村与城市土地分属不同法律约束，由不同机构管理，形成不同的市场和权利体系；另一方面形成只要涉及农地变为建设用地，就要通过政府征地，任何单位建设所用土地都要使用国有土地。这种制度使政府成为农地变为建设用地的唯一决定者，成为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应商。
2、立法上的缺失。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规定与“公共利益”的目的存在矛盾，导致“公共利益”的范围规定得不够明确，不能使土地资源在征收过程中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该条第2款同时规定“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该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可以申请使用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也不排除申请使用国家征收的土地的可能。如果是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公共利益”的目的。
（二）土地征用与监督管理不规范。不少政府为追求政绩的最大化，行为短期化趋向严重，过多采用粗放式外延扩张的用地模式，在“经营城市”、“推动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等口号下，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滥用土地征用权，非法强行征占集体土地，出现了“多征少用，多占少用，早征迟用”，甚至“征而不用，占而不用，好地劣用，非法租用”的粗放性用地模式，造成十分严重的浪费土地和侵犯失地农民权益的现象。
（三）土地补偿制度不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过低。目前，我国实行的征地补偿办法明显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不仅征地补偿标准低，征地补偿的内容也不合理，难以全面反映现代高效农业收入现状，不能真正体现土地的价值和劳动力失业损失，无法保证失地农民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
（四）农民自我保护能力短缺。农民自我保护能力短缺是指农民利益表达能力短缺、经济参与能力短缺与社会机会不足。一方面广大失地农民对国家法律法规十分不了解，对自己应当享有的权益知之甚少，寻求法律保护、运用法律手段的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广大失地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即使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却不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失地农民不具备知情权和参与权，失地农民参与国家和农村集体事务决策的权益基本得不到保障，甚至表达愿望的渠道也常常被堵塞，正常利益常常被集体组织截留。
五、对策与建议
（一）打破土地一级市场的政府垄断，在源头上阻断地方政府卖地机制。贯彻宪法规定两种土地所有制长期并存的基本精神，实行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所有权制度是平等的制度，应赋予两种所有制的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平等权利，改变目前农地只要变为建设用地，其所有制就由集体所有变为国有的格局。遏制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控制冻结农民对土地的使用、行政区划调整、村民改居民、新一轮城市规划修编等行政手段、推行土地国有化、强行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制、导致农民“失地”，以及伴随之而来的“失业”、“失权”、“失利”。
同时，要实施更加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就必须下决心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而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的最好办法，即是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二）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土地征收制度的目的。我国应采取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概述加列举式的立法方式，除了保留现有“公共利益”的原则性规定外，还应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范围与世界各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可以将这条规定作为确定我国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基础，同时将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项目明确列入“公共利益”的范围之中。此外，我国还应加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各项事业的立法，建立我国完整的公益事业立法体系，具体规定各项公共事业中的哪些建筑、设施可以适用土地征收。
（三）规范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使用集体土地时，除涉及到特殊情况外，应当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平等谈判协商。政府应当将征地目的、用途、补偿措施等具体事宜进行公示，召开包括失地农民代表在内的各方参与的听证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同时，国家可以建立征地申诉制度，一旦出现地方政府损害实地农民利益的行为，失地农民能够通过申诉制度向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进行申诉。同时，严格界定土地征用主体、客体、条件、方式、适用范围、具体步骤，要约束公共权力。尤其进一步严格审批征地手续，坚决杜绝征而不用、少征多用、未征先用等现象的发生。
（四）改进征地补偿工作，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在深入实施农村城市化战略的过程中，较大规模地征用农地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提高补偿标准，建立失地农民土地补偿的长效机制，以满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现行的征地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一些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远远不能满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为此，应充分考虑土地作为财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各种因素，确定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土地征用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进一步尊重和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五）健全利益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引发农村征地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农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加以解决，因而就采取了非正常、非制度化乃至不合法的手段和渠道来寻求解决。群体性上访事件就是这种利益表达受阻的具体表现。因此，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避免或减少因征地问题引发的农村社会不稳定现象，就必须健全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1、充分尊重农民的话语权。给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表达意见提供一个“场合”，防止因话语权的缺失而导致农民采取极端化的行为。
2、疏通农民的维权渠道。为农民维权提供更多的法律和制度途径，让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常、合法、制度化的渠道加以解决。
3、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避免矛盾激化。征地过程中出现纠纷在所难免，关键是要有一套纠纷解决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这些纠纷。
（六）稳妥安置失地农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培训力度，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千方百计促成失地农民就业。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4
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及赖以生存的生活保障就是土地，怎样解决好农村土地问题，和广大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也和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连，因此，对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视，努力寻找解决方法，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入不敷出。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某些村出去为数不多的机动地承包费以外，几乎无其他收入，更有甚者欠有债务。因此，某些地方将机动地对外发包，强制性的流转农户的承包地，出卖集体地或者高价对外出租而获取高额回报，挪用土地补偿费以及土地流转费的现象较为突出。
2.土地流转过程不够规范，农户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以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土地承包合同共同束缚、约定的。可是，合同存在的不规范性使其执行具有随意性，基层干部私自变更合同、收回或调整农民土地，更有甚者未经承包户许可，就迫使其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侵害。
3.征地补偿款难以落到实处，财务制度如同虚设。存在并不按照规则办事、严重违反财政纪律、私设账外资产、账务不清、部分村干部许可企业拖欠征地补偿费等现象，引起群众不满情绪。
二、改变农村土地管理中不足的对策
1.依法行政，提升落实政策的自觉性。土地管理政策有没有落实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群关系是否紧密。目前，应当认真学习土地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升农村干部的法律以及政治觉悟，努力做到不折不扣，言出必行，依法行政，合理运用人民富裕的权力。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路线以及方针的落实到位，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村在稳定中某发展的局面。
2.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在农村掀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热潮，让农民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以及法规有所了解与熟悉，明确自身的义务，懂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农村干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培养与教育，提升其法律意识，转变思想，端正作风，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水平。此外，应当积极引导、努力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土地承包期间，农民应当有权利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流转，不管以什么方式，包括土地流转补偿措施以及标准等都应当由流转双方自行商讨决定，严厉制止妨碍或者强迫农户依法对承包地进行流转的行为。以稳定以及健全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有偿、自愿、依法为原则，努力寻找、探索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对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农民有序、合理流转承包地，提升土地利用率，扩大经营规模。积极为农民提供各种土地信息，让土地依法转的动、流得出。应当对土地流转管理制度以及流程予以规范，对流转用途、流转对象严格审核，对流转收益的主体以及范围予以明确，依法、有条不紊的进行。
3.转变思想，做到保护耕地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目前，国家加大了土地管理的力度，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应当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保证耕地不受损坏的基础之上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以严格增量、管住总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为准则，开源节流，积极开发新耕地，对旧城老村实施大力改造，盘活闲置基地，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应的使用权流转进行试行，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
4.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费低，土地增值分配严格不合理，是农民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造成大量耕地被征用占用的重要因素。必须尽快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给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补偿。要改革土地补偿标准的计算办法，不能只单纯考虑征地前几年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标准，让土地回归其应有的市场价值。要改革补偿的分配机制，合理确定集体和农民个人各自所享有的比例，农民所有的补偿费要直接分配到农民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要仅仅盯住招商引资上项目的成果，同时，还要看到对大量失地、失业、失保农民产生的隐患。
5.要强化征地监督机制，切实增加透明度。为确保做到依法征地、合理补偿，必须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增加征地行为的透明度和农民的参与程度。要积极实行征用农村土地听证制度，在征地前举行听证会，充分听取被征地农民、乡村干部、所在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业及监察等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征地决策的科学性。
6.为失地农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近些年来，农民由土地所创造出来的净利润有所降低，农业经营效益不高，仅靠土地收入维持生计较难实现，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正在逐渐弱化。而农村的医疗、养老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覆盖面并不广，落实力度不够。因此，必须做到：第一，大力建立养老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尤其对失地农民，更要将这项制度落实到位，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第二，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大多数失地农民没有技术、文化不高、缺少资金的来源以及经营门路，难以稳定就业。因此对失地农民加强就业培训，能在一定程度是促进其稳定就业，保障他们的生活。？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5
关键词：征地，补偿，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
为降低城市化、工业化成本，实行赶超战略，我国自1950年就建立了服务于计划经济的简明而周密的征地制度。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土地征用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然而，数轮改良式的微调未能摒弃其与生俱来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本质特征，国家依然通过压低征地补偿价格，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资源来推动城市、工业的发展。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依然被锁定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方面。据专家估计，20多年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至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国家这种“厚此薄彼”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日趋繁荣的城市背后，是日益凋敝的广大农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新效应释放殆尽后，这个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因此在1998年修改《土地管理法》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高了征地补偿的产值倍数。但总体而言，提高后的法定的补偿标准仍然没有完全补偿农民所失去的财产权利。2004年3月，新颁布实施的《宪法》强调：国家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应给予补偿。尽管补偿标准很低，但我国在征地时一直都给予了农民集体和农民以补偿。在我国根本大法中强调征地要给予补偿的隐含意义应该是：现在的征地补偿带有某种歧视性和非公平性，应该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征地时要给农民集体、农民以公平、合理的补偿。
二、现行补偿标准的非公平性
公平是一个极富主观价值判断色彩的词语，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情的判断可能极不一样。从经济学的角度，公平有三种解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所谓“起点公平”是指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过程公平”是指在竞争的过程中，竞争规则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于规则之上，因此也称为“规则公平”；“结果公平”是指在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前提下，竞争结果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没有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无论是“起点公平”还是“过程公平”，都是相对于“结果公平”而言的。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找到公平的第四种解释：公平来自认同。目前不论是来自理论界的诟病、实践中农民对征地的抵抗以及高发的征地上访都充分说明：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认同度极低。对照公平的第四种解释，我们可以断言：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极不公平。
1．国家法定标准过低对农民集体和农民不公平。补偿标准的制定可以追溯到1953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当时，我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土地首先由国家采取无偿分配的方式提供给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国家建设需要使用时再以极低的补偿进行收回、收购或征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征地补偿思路，在当时是非常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髓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成功转轨为市场经济国家，这可以从我国最近正在努力得到其他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得到佐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城市土地的其它生产要素的流转均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征用转移了所有权，也属于流转范畴)还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操作方法和思路，对农民集体和农民极不公平。很多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沦为农村新的贫困群体。据有关专家测算，被征地农民人均获得的补偿，按照当地目前物价水平，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两年半左右。
法定补偿标准过低属于制度不公平或规则不公平。规则不公平的必然后果是结果不公平，这应该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不公平又将成为农村新一轮发展进程的起点不公平，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党中央要求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将使这种因规则不公平导致的城乡差别消弭，还农民生存与农村发展以“起点公平”的机会。
2．集体与个人之间严重的征地补偿分配不公。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征用的对象是单一的集体土地。在现实生活中，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基本上是处于分离状态。集体土地上至少存在两种权利：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前者的主体是农民集体，后者的主体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条件的农民。关于两种权利主体在征地补偿中的分配关系，《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已作了明确规定。表面看，农地所有者、使用者都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实际上，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所得极其可怜。据典型调查，在土地征用的利益分配中，县政府获得了52％的土地征用收益，县以上政府获得了15％的征用收益，而农民利益集团只获得了32％的土地征用收益。在农民利益集团中，农民个人只获得土地转让收益的5～10％，其他被村集体拿走。这其中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操作层面问题的存在：理论上；物权化的农民个人的承包经营权完全没有被补偿，而代之以对失地农民的用工安置补助，因此只补偿了土地的就业效用，而忽视了其直接收益、继承等效用；实践中，农民对于征地费用的分配处于弱势地位，集体经济组织对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拥有支配权，往往以管理费、分成、提留等各种借口和名目截留农民应得征地补偿费。
3．项目之间补偿不一致的不公平。尽管征地补偿存在法定标准，但因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给地方政府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因用地项目的不同，补偿价格差别很大。有些国家重点项目采取地方政府包干的形式，而地方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往往将补偿费用压低到法定标准以下。而对于工业用地、房地产项目而言，由于农民集体和个人可以同业主进行价格谈判，因此价格可以被抬高到接近市场转让价格的较高水平。借用价格歧视理论，垄断者对于其销售的同一种产品对不同购买者索取不同的价格。按差别程度的大小分别称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价格差别：一级价格差别是指对每一单位商品采取不同价格；二级价格差别是指对不同需求数量采取不同价格；三级价格差别是指对不同消费者或消费行为制定不同的价格。由于在不同项目征地时，农民集体对价格的发言权大不相同：对于房地产开发、工业项目，农民集体有一定的讨价还价权力，而对于国家项目征地，农民集体只能被动地成为价格接受者，因此从最后各类用地的补偿价格看，农民集体似乎对不同形式的项目采取了不同的定价。如果农民是个统一的整体，对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定价将是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比较成功的定价策略，但是农民是分散主体，因此现实中常常出现隶属于同一行政单位、土地生产条件相似的相邻两宗土地巨大的征地补偿差别，即“同地不同价”的现象。中国人一向信奉“不患寡，只患不均”，巨大的价格差异对土地被低价征用的农民产生极大的心理冲击。相对于土地被政府低价征用，将土地“卖”给小的项目业主成为农民集体和农民的理性选择。“同地不同价”既对土地被国家征用的农民集体和农民不公平，也增加了政府征地的难度。
4．安置补助费计算上的地区不公平。在现行征地补偿费中，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占相当的比重。安置补助费的本意是让失地农民尽快实现就业转移，因此安置补助费的计算应以当地的劳动力平均转移成本为依据。但现行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标准却过于注重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缺乏与当地实际的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有机联系。按照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人均耕地越少者，土地征用时得到的安置补助费也会越多。这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阶段或地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均耕地越少，土地精耕细作，耕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越高。但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耕地越少的地方，工业越发达，种植业的经济重要性越低，就业机会更多，就业相对容易，因此仍然从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人均耕地占有水平的角度来计算安置补助费用，将会给予就业容易的东部地区高标准的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而对于耕地较多、劳动力转移相对困难的中西部落后地区，每一个失地农民所能得到的安置补助费反倒较少，形成就业容易、安置补助费高，就业困难、安置补助费低这种“倒挂”局面。
三、征地补偿标准改革方案可能引发的新的不公
现行不公平的补偿标准引发了诸多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都在苦苦寻觅补偿标准的改革良方。在是否要提高征地补偿数量这个问题上，结论是出奇的一致，但在如何提高征地补偿的技术路径上存在较大分歧。一部分学者对现行产值倍数法较为推崇，认为现行产值倍数法完全符合土地定价原理，因此只需要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增加补偿倍数，问题便告解决。但是这种方法被众多批评者认为：补偿思路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征用补偿只是对土地的农用价值进行了补偿，没有考虑区位条件等因素在土地收益方面的贡献作用，对被征地的农民是不公平的。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对现行补偿标准进行彻底改革。在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补偿标准也应该市场化。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制定征地区片综合价，设置调节系数。具体征地时，请有关评估机构以征地区片综合价为基础，根据被征用土地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调节系数，确定具体征地补偿标准。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保障被征地农民的财产利益，防止因征地而造成被征地农民财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动荡，而且也有利于土地使用人珍惜通过支付补偿费而获得的土地权利，促使其有效地利用土地，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
理论争议可以存而不论，现实改革却迫在眉睫。在以上两种观点论战激烈、暂未有结果的情况下，2004年国务院28号文第十二条将两种改革方案并列：提高征地补偿倍数或制定区片综合价。由于产值倍数法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樊篱，前文所讨论的现行补偿标准的缺陷或不公平实质上就是产值倍数法的本质缺陷，即使提高倍数，那些缺陷也会依然存在。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制定征地综合区片价来彻底改革征地补偿机制。土地征用区片综合价格是根据被征用农地地段、利用类型、生产能力、人均耕地面积、经济发展水平和转用后的升值潜力等因素综合划定区片的基础上，进行土地价格评估，统一制定的每个土地征用补偿区片的“综合补偿标准”。从区片价的内涵可以看出：实行区片价，现有的不公可能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引发新的不公
1．农村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会依然存在。实行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利益人的补偿分配。只是由于农民本身在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才导致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由于区片价格根本就没有区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而也没有区分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只是按照农地权利确定的“综合”价格。如果实行区片价补偿，在目前集体土地产权没有被完全界定清楚的情况下，农村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将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继续成为纠纷的隐患。
2．拟征地农民与未被征地农民间的不公。骤然提高征地补偿价格，将对农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小于500美元时，农民以分散的自给自足方式经营土地；当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才开始体现出来，表现为土地拥有者转移土地的强烈意愿。在农业比较收益十分低下的现实背景下，可能出现农民竟相要求土地被征用的情况。但是，由于规划控制的作用，肯定会有一些土地被征用而另外的土地仍然维持农业用途。如果以转用的较高价格反推演，则被征用农地的直接收益将远远高于未被征用农地限制农业用途的经济收益。一下子提高征地补偿，既对地方政府财政实力提出挑战，也将给利益各方带来强烈震荡。尽管补偿价格较大幅度的提高将使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征地而得到较大改善，但对于未被征地、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明显改善的农民而言，国家似乎并没有给予他们征用土地以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对未被征地农民显失公正。而且受较高征地补偿价格的诱惑，暂时未被征地的农民可能会变相使自己的承包土地进入非农业用途流转，不利于保护耕地，进而危害国家粮食安全。
3．引发农村土地使用权与城市土地使用权之间的不公。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初始分配是非市场化的，获得土地成为农村人口特有的先赋权利。在初始获得农地时，农民集体并未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城市土地者在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就付出了区分用途的相应代价，即使是划拨土地，城市土地使用者在获得土地使用权时也并不是完全免费获得。即使如此，国家还是对划拨土地使用权设置了补交地价款的人市条件。如果对无偿获得的农地被征用时给予市场价格补偿，而对于付出了一定代价而获得的城市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还设置人市条件，这样改革是否会使农地所有权强于市地所有权，从而形成新的深层次矛盾?
4．引发改革前后失地农民间的不公。不管是改革前征地还是改革后征地，对失地农民而言，结果是同样的，即永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同的结果是改革前的失地农民可能将永远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而改革后被征地的农民却享受新政策的阳光，有能力利用较高的征地补偿购买社会保险，将来衣食无忧，也可能利用较高的征地补偿顺利转移为城里人，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这样将会使改革前被征地农民心理严重失衡，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新的不公的应对思路
随着改革路径的逐渐明朗，实行征地区片综合价的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将逐步在全国推开。随着改革的推进，以上问题将逐步暴露出来。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提前思考因应措施
1．集体与农民个人合理分配的公平问题。就农村土地的重要性而言，对农民个人的效用要远远大于对农村集体的效用。土地被征用后，对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因此在农地被征用后，保障、维护农民利益应该成为征地补偿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中，应该首先足额补偿农民损失，剩下的才归于集体。农民损失的计算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在已经存在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地区，应给予农民以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价格的补偿；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尚未流转的地区，可以通过对从农地丧失对农民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来测算其应得份额。
2．拟征地农民与未征地农民之间的公平问题。骤然较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既对国家财政实力提出挑战，也会使未被征地农民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因此可以考虑借用公房提租思路：设置改革期限，以现行产值倍数法标准为起点，以市场化的征地综合区片价为目标，小步快跑，逐步到位。这样操作既可以为各地征地区片价的测算、执行提供必要的时间准‘备和政策准备，也可以使不同年份间被征地的农民、暂时未被征地的农民都比较容易接受。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6
原告赵某使用的宅基地236.30平方米位于南水北调卤汀河拓浚工程规划范围内，在被征收前属S市临城镇老阁村集体所有的集体建设用地。20__年2月28日，被告S市国土资源局就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位置、拟定补偿标准等相关内容和有关听证工作在S市临城镇老阁村进行了告知，并对拟征收土地进行了征地调查，征地调查结果得到了S市临城镇老阁村村民委员会的确认。同年4月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S市20__年度第2批次村镇建设用地的批复》（苏政地[20__]65号），同意S市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将包括临城镇老阁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7.7929公顷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原告赵某宅基地在此批复当中。S市政府根据该批复，于20__年4月10日作出《征收土地公告》（[20__]第2号），被告亦于同日作出《征地告知书》（[20__]第2号）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__]第2号），并在所涉及村予以张贴公告。同年4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催告书和通知书，告知原告须履行交出土地的义务，可在收到催告书后3个工作日内享有申辩、陈述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并通知申请人7日内到临城镇财政所领取补偿费用。因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辩、陈述和申请听证，且拒绝领取补偿款和交出土地，同年4月2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兴国土资决字[20__]2号行政决定书，责令其交出土地，并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决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维持后，又诉至法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组织了多次协调，原告对补偿款的期望也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愿意进行协商，但终因原告的要求与法定的补偿标准相去甚远而致协调未果。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法院于20__年12月21日作出了执行通知书，要求被申请人限期履行义务，后政府组织实施了强制执行。
司法实践中，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案件每年占行政案件总数20%以上，主要有土地征收及相关行政确权、行政审批、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赔偿、信息公开等诉讼案件以及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此类案件往往关乎农民生存、政策变迁和历史遗留问题，加之有关规定界限不清，处理不慎极易引发农民群体性上访，被公认为"老大难"案件。这类案件到法院的往往矛盾激化，无法协商达成一致，且当事人与政府的对抗情绪比较激烈的。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上往往力不从心。
我国土地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只能单方向流转，即由集体所有有偿地转变为国家所有，买方主体与卖方主体不能换位。国家只征购土地而不出售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能并且必须根据国家的需求，把自己所有的土地交售给国家，而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土地卖给其他组织或个人。集体所有的耕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所有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另一种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更改土地用途。第一种方式，在国家一次性地付清征地费用后出租使用权，土地用途转换产生的增值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以国家代表人身份获取。第二种方式，土地用途转变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在农村集体内部分配。两种方式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不同的利益得失，地方政府倾向于将集体土地征用，然后转换土地的用途，农民集体倾向于利用自己的能力将土地的用途转化而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而这两者的竞争往往造成了耕地的浪费和城镇建设的混乱。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历史悠久的、国外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化、开发区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层层诘问。为此，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随着《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和《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草案）》的酝酿，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利用进行反思，寻求用法律之剑为失地农民权益谋司法保护。
二、集体土地的农民权益分析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迫切要求各地政府依法征地补偿，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虽然20__年《宪法》的修改和20__年《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为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规范，但各地侵犯农民财产权益现象仍不时出现，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也频频发生，这表明在各地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中"有法不依"的问题还很严峻。尽管中央政策、国务院及各部门的决定，要求明确农民主体地位、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贯彻社会保障原则，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收要件与程序亦进行了严格规定，这些都为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指明了方向，但在实际作法中《物权法》还待完善，《土地管理法》正在修改，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尚未制定出来，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无法可依"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集体土地及其利用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界定了集体土地范围，其第二款表明集体土地分布区域范围为农村和城市郊区，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全部属于集体土地，其中宅基地是农民集体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筑住宅及其他有关附着物的、无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自留地是指我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自留山是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长期使用的少量柴山和荒坡。城市郊区和农村范围内的其他土地，既存在集体土地，也存在国有土地，没有明文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属于集体所有，例如，城市郊区和农村范围内的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可以依法推定属于集体所有。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可见，矿藏和水流绝对属于国家所有，集体土地不包括地表为矿产的土地和河床。对于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等自然资源依附的土地，政府法规认定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可以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应当依法推定属于国家所有。《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由此可见，城市市区的土地只有国家土地所有权这一种形式。但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存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形式。目前对于确定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地域范围，采用什么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对《宪法》第十条做文义解释可得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原则上归农村集体所有，除非国家提供法律依据。如果按照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土地原则上归农村集体所有的逻辑无法准确描述农村集体土地的范围。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是指除城市市区的土地(包括既包括集中连片的城市用地，又包括散布在近郊区内的城市用地)外，法律又没有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土地。
集体土地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都建立在物权制度基础上，合理利用需要形成有效的产权激励，有效保护则要求建立起完善的物权制度。因此，研究集体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物权制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主要体现在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研究。以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成员--农民所应有的权益为研究对象，解剖其权益的构成，制定集体土地相关管理政策。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现行法律规定作为其土地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享有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支配土地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土地用益物权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对他人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等。然而，我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对集体土地的利用和权属变更有特殊限制性规定，集体土地的物权是不完整的，本文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探讨集体土地的农民权益问题。
（二）农民及其权益
《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指集体农民。"《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因此，农民是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劳动者。农民集体是指在历史、人文、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在特定阶段由部分农业户口劳动群众组成的具有一定关系的群体，每个农民属于群体的一员。农民权益基于集体土地而言，主要指土地相关权利、劳动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我国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和使用权能做了限制性规定，禁止土地买卖，未经依法批准禁止占用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土地所有权权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变更收益，二是集体出让使用权的所有权让渡权能收益。我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收土地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丧失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获得经济补偿，以延续生产和发展。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变更而形成的土地收益，属于集体成员所有，其他任何组织机构不应从中取得利益。农民集体可以利用集体土地兴办乡村企业，或者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联营，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可分享土地经济收益。农民的权益体现在基于土地投资这一基础，参与利润分配和投资分红，农民集体通过集体土地取得的收益应当在成员之间均匀分摊。
征地属于具有一定强制性和补偿性的政府行为，与市场交易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征地具有强制性，而市场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国家征收土地，农民集体必须服从。集体土地征收中也体现农民权益，通过征地补偿体现，根据政策文件规定，征地补偿有特定标准，且要组织被征地群众听证。征地补偿标准高低和补偿款落实情况是农民权益实现与否的直接体现。《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三到六倍。"虽然实际补偿费要比标准高得多，但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仍然相差很远，且农民实际所得更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尽可能以最低价格征用，以最高价格卖出，最大限度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由于政府过分地占取了农民的利益引发了政府和农民的冲突，在一些地区土地征用引发的利益纠纷和冲突已相当尖锐，成为农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以及通过流转所产生的经营主体的变更。城镇化进程、农业集约化经营与流转促进效益的诉求使得加快集体土地流转的呼声高涨，但集体土地流转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大量失地农民何去何从，比如一些乡村组织与企业联合起来打土地和农民的主意、侵犯农民正当利益等等。事实上，"壮观"的集体土地流转背后，隐藏着大量农民生活无根本保障、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
三、我国集体土地利用与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基，土地制度稳定则民安，土地制度混乱则国乱。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由于人口激增，工业化、城镇化急速发展，因土地利益发生的冲突矛盾凸显，几乎所有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都遇到过土地征收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无补偿即无征收、民主参与、程序正当、结果公开、比例原则等已经深入人心。基于我国土地二元所有制结构和征地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的根本性、差异性以及补偿方式的混杂性，在当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征地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一些流血事件、极端事件屡有发生，所暴露出的征地行为违法、补偿标准偏低、相关规定不合理、实施程序不规范、滥用强制手段暴力拆迁等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焦点诱因。
（一）征地范围过宽
我国《宪法》第十条确立了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同时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有关"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等都规定了征收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然而各地在征地过程中，除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征用外，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也都占到相当大的比重。目前的征地实践中，"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成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公共利益的规定抽象、不明，导致征地目的扩大化现象已成为政府在行使土地使用权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被架空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依照地域关系分别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民小组行使，负责土地的发包、承包合同履行和其他财产的管理，此规定实质上是对农村土地具体经营权的规定，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无法成为实践层面的市场主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不具有法律人格与诉讼主体资格，并不是独立的补偿权主体。虽然《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但现行土地管理法和地方立法的实际作法上都依然规定征地补偿权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由于缺乏代表农民集体利益、组织严密、治理有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最终使农民农村集体所有权实际上成为乡镇、村党政组织所有，甚者沦为农村集体组织负责人所有，导致了土地流转中严重的不公与腐败。
（三）征地补偿欠缺充分法律基础
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且在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只能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制定行政法规。但由于现行国内偏向财产权的社会责任观念，征地往往被视为为公益取得财产的手段。对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严重缺乏，就是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大多是从强调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规定对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且规定粗陋、简略。我国现阶段，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尚未制定统一的《农地征收补偿法》，目前对征地补偿进行规范的法律主要是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而这些法律法规都只笼统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其他问题未作任何细化。关于征地补偿程序也只有在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其中对征地补偿争议诉讼解决程序根本未予涉及，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四）补偿标准低、不到位、层层递减
现行法律法规对征地补偿基本原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都只是笼统地强调"给予补偿"，且现行法律规定的按"原用途"补偿、安置，标准严重偏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基本模式，但这个标准是一种政策性的刚性规定，是政府标价，根本没有考虑土地区位差异、土地征收前的潜在收益等市场调节因素。按照这种不科学的补偿标准计算出来的征收补偿费用必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我国规定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且重安置、轻补偿，不是对被征农地的"市价"补偿，而是政府的福利分配，没有区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权益。
（五）征地管理不规范，正当法律程序缺失
伴随着圈地范围的无节制扩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红线被严重破坏。一些地区为招引项目，无底线的提供"优惠政策"，以极低的价格出让土地，大搞"圈地热"。尽管大量"科技园"、"产业园"、"生态产业"、"开发区"拔地而起，但这些地区开发效益低下，土地利用粗放，利用率不高，土地利用的巨大潜力尚未挖掘。为何"圈地"如此容易，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我国现行法律未规定征收人申请征地前的与被征收人协议价购的先行协商程序。《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公告并听取意见，仅仅确定了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公告程序的基本模式，但对征收补偿听证程序却只字未提。另外，我国现行法律欠缺征地补偿争议的司法裁判程序，尤其是没有规定补偿争议的民事诉讼解决程序。《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对征地补偿程序也只作了"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的原则性规定。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对征地补偿争议解决程序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导致我国现行有关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规定和征地实践中征地决定、补偿决定、征地补偿争议解决往往由行政机关全权处理。被征地农民意愿得不到尊重，正当法律程序缺失，补偿争议投诉无门，农民财产权益缺乏司法保护。
四、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对策与建议
为确保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真正合理、有效地保护失地农民权益，对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的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法律制度建构，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限定集体土地征地范围
对集体土地可以征收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对"公共利益"给予明确的界定，避免职能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征地公益类型、征地事项在分散的各个法律中具体规定，对征地事项的规定采列举及概括混合方式。概括性公益条款由司法机关就个案具体判断，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至国家权力滥用公益情况发生。从法律上严格界定公益性与经营性目的建设用地，排除为纯粹国库利益、地方财政利益及私人目的等经营性目的的征地，建立经营性建设用地统一市场流转机制，确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平等法律地位，以切实保护农民财产权益。
（二）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民个人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并明确农民个人基于各类农地财产权益分别成为独立的补偿权主体。同时，在农地征收过程中，明晰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权利的双重属性，使农民个人享有各种实体和程序性权利，以切实保护其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地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的丧失而置换来的失地补偿权和社会保障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民集体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明确农民集体为独立的补偿权主体。使"农民成员集体"具有主体法律人格，沿着"非法人合有共同体"的思路进行民法构造。在国家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过程中，才有明确的主体作为独立的补偿权对象在公平的条件下和国家进行合理博弈，以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三）制定集体土地征收法律法规
征地必须在宪法保护财产权原则下进行并须有合宪性法律基础，即其实施要件与程序应有明确且严格的法律限制性规定。建立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征地和补偿三位一体的法律体系，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法律。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征地补偿的基本原则与补偿争议的诉讼解决程序。以部门法的形式具体规定征地补偿标准；明晰各类征地客体与补偿权主体，从物权法上强化农民个人对集体土地进行独立支配的权利。尽快制定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作为与物权法配套的补充法、程序法。另外，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具体规范公共利益的内容，统一规定征地补偿程序，严格区分征收与补偿两个不同法律性质的行为阶段。从而使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具有充分的合宪性法律基础。
（四）完善补偿标准及相关配套程序
修正现行宪法与完善物权法，明确规定"公正的、事先的"补偿原则，尽快制定专门的《农地征收补偿法》，确立公平合理的"市价"补偿标准。修改现行法律规定的"原用途"的偏低补偿标准，在现行政策性规定的基础上，考虑土地区位差异，被征农地于征收计划决定时当地的"客观市价"补偿请求权和对被征地农民本身生存、发展的"特别价值"补偿请求权等市场调节因素再"给予补偿"，确保集体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生存保障与就业保障权。
（五）规范征地管理，完善征地补偿程序
增强土地征收过程的公示性与透明度，建立批前公告听证程序，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首先，将征地计划公告程序前置，确实发挥公告程序保护被征地农民知情权的作用。其次，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规定将征地补偿公告及听证程序前置。健全完善征收补偿和安置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在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再次，完善公告内容。目前，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征地应进行公告，但对于公告的具体内容事项缺乏明确规定。应将征地的目的及必要性论证过程、用地单位、用途、地块范围、补偿确定标准及安置途径、听证程序、被征地农民的权利及救济方法、期限、听证结果等作为公告的内容，确保农民对土地征收的基本概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将听证程序设定为法定的强制程序，完善违反征地公告与听证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7
关键词：农村；可耕地；补偿
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为此，在遏制耕地减少、保护耕地资源的过程中，应该从全面认识耕地资源价值和使耕地征收、转让利益合理回归及分配的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利益补偿机制，才能对耕地资源进行切实有效地保护。本文试就农村可耕地补偿问题进行探讨。
1耕地补偿的理论解析
1.1实行耕地补偿是对耕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利用结构进行优化、外部性进行校正的重要手段。耕地资源的利用价值和功能具有多样性。在耕地转化用于工业、商业、交通道路、居民住宅等建设用地时，其产品的经济效益、价值和未转换用途前相比要高很多。而要保住耕地用途不变，或者把耕地转化回归为林草地以恢复植被则难度较大，这就要借助于外部力量，进行利益和价值补偿。然而受耕地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外部效应大、获益人数多的影响，以及耕地产权主体本身多元化和产权不清，耕地市场又不健全的影响，在实际中，产权交易难度大、成本高，不易进行。只有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和支持，给耕地产权主体创造的外部效用进行补偿，才可能会更合理、更有效、更切合实际。
1.2实施耕地补偿体现了公共事业负担的公平性，有助于对土地社会价值和持续性收益特征的再认识。当农民的耕地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被征收后，应该从耕地的社会功能价值和持续性收益特征出发，给予必要的补偿。一旦这种补偿真正能够完全反映耕地的社会功能价值时，耕地转化为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用地的成本就会增加，社会公众珍惜耕地、保护耕地的意识就会增强，耕地也就不会被任意占用和浪费。
2耕地补偿标准的确定
土地法已经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补偿标准，即前3年耕地平均产值的6～10倍，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再加上前3年耕地平均产值的4～6倍。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一补偿标准并没有起到保护耕地资源、阻滞耕地过度非农化转移和流失、稳定失地农民的作用。为此应该重新厘定耕地补偿标准。我国耕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补偿的范围和内容①由于我国的耕地是农村集体所有，耕地被国家征收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以后，集体的所有权也随之消失，因而应该进行所有权丧失和转移的补偿。②耕地的功能和质量的形成是所有权人长期投入及劳动，进行必要的土地整治、土壤培肥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结果，随着耕地所有权的流失，原负载在耕地土壤内的肥力及其地上的建筑物也随之流失，对负载于耕地内土壤质量的损失及耕地上的建筑物应该给予赔偿和功能丧失补偿。③耕地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农作物生产，随着耕地资源的用途转移和流失，耕地生产农作物的功能丧失，整个社会农产品供应的稀缺程度增加，原有农民不仅从农产品的生产供应者转变为农产品的消费者，所以，补偿范围和内容的确定还应考虑耕地农产品生产功能损失引发的社会成本价值损失和农民社会角色转换以后的损失。④耕地具有效用持续性的特点，农民在耕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可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进行。农民的耕地被征收，转化为建设用地和非农用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也等于被剥夺，所以，应给予必要的生存发展权补偿。⑤耕地用途具有选择性，功能具有多样性，农民利用耕地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给自然界增加了绿色植被，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生态环境价值，这一部分价值也应给予补偿。⑥耕地对于农民，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的就业、养老皆依赖于耕地，当耕地被征收和用途转变，农民随之等于离职失业，或者需要转岗和再就业，甚至需要一定的学习和培训，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耕地补偿一定要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离职就业风险、转岗再就业的成本等问题。
2.2补偿标准及确定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主导作用，耕地转变用途，等于原先在各产业、各部门的配置结构发生了改变。所以，应以市场价格作为耕地补偿的标准。但是，我国耕地产权不清，国家拥有绝对控制权和处置权，集体所有的耕地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所以，市场也无法确定耕地的价格。同时，耕地补偿标准不仅关系到因耕地用途转变和流失而丧失了耕地使用权的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市场根本无法反映耕地的这些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即在此存在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耕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只能通过非市场手段的评估来完成，即建立一个由耕地供给者(农村集体土地权属代表)、耕地需求者(耕地转变用途以后的拥有者)、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代表、土地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估小组，参照周边相同地块使用权转让以后的价格和耕地的社会价值的资本化，充分考虑上述耕地补偿的范围和内容，确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耕地补偿标准。所以，在一次性的补偿标准通过评估确定以后，建议再建立相应配套的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考虑耕地使用权丧失了的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和转岗就业问题；充分考虑农村集体耕地转化为工业、城镇建设用地，应当让农民也来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8
关键词：农地征用制度补偿机制土地产权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045-03
在我国，农地征用制度是指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农民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后来也进行过几次修订，补偿金额有所提高，但总体上还是以原土地农业产值的倍数加以补偿，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最明显的改革措施是2004年11月13日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它肯定了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了土地补偿标准。承认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的农户。对征地补偿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农业生产、重新择业、入股分红等三种农民安置方式。这对于缓解当前土地征收中存在的矛盾，平衡政府、用地单位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综观我国农地征用领域的机制，全面的农地产权权属与征用程序及流程、各级政府在征地中的职责及公平正义准则、县乡村三级协调分工及利益分配机理到农民在征地中的责权利规定等，均没有实现科学、合理、清晰、明确的运作。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标准又低于其他性质的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的明显弊端或隐性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一、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使征地长期在政府行政强制色彩中运行
中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方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一方面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也未清晰阐述“公共利益”的含义和范畴，对公共利益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共利益”被轻易地扩大化。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运作实践中，除国家公益性、重点建设或服务项目按照“公共利益”要求进行征地外，包括企业用地等其他范围的用地，凡涉及占用集体土地的，也一股脑儿地行使国家征地权和公权力。甚至不少的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效应或眼前经济利益而通过农地征用大搞经济开发，乐此不疲地进行权利寻租行为。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律规定事实上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和保障了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最终处置权，有关政府部门实际上严格管制着土地的征用，任何单位用地均必须到政府部门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而当被征用土地的用途、价格和去向在真正的被征用土地使用主体被边缘化而被省、市、县、乡政府与新的用地主体协商确定后，土地征用就根本不以被征地农民的同意为前提，作为对被征土地拥有集体所有权的村一级单位便主要发挥行政命令的执行角色，而不能履行谈判角色。村集体经济组织大会或农民也没有多少可以影响农地征用的决策的能力了。村领导在农地征用执行过程前后，只有发挥“模范带头”、“说服引导”和“安抚一方”的份儿，但当遇到征地补偿的各方利益分配不均等由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才能造成的问题时，显然简单的说服、劝导和安抚已经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于是容易形成地方政府与农民对峙的局面，造成对社会稳定、和谐极为不利的因素，这种博弈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现象或问题长期得不到深入人心的解决或改进，在国家全神贯注发展经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形成不安定隐患。
二、不清晰的土地产权界定导致征地补偿中利益分配比例的不明确性和随意性
我国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归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所有，但并没有确认究竟归哪一类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且目前我国农村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严谨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农村土地至今呈现的所有结构依然是：第一级所有为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第二级所有是村农民集体所有；第三级所有是乡（集）农民所有。尽管农村土地归村民小组、村这些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村民小组、村的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通常不得不因行政隶属的原因而在遇到农地征用问题时服从乡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安排意见。所谓农村土地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也实际上变成了无人所有，或乡、村干部小团体所有，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位或易位。我国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不确定，实质就是产权不明晰，这就为不合理的农地征用留下可乘之机，进而导致了不合理的征地补偿。
我国农地的产权特征是：产权主体模糊，产权权能残缺，农地产权稳定性差、流动性弱（指单向度的权属转移）。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存在不确定性，农民持有土地的财产权，但对是否拥有农地发展权存在很大争议，本应该部分归属于私人的产权混淆于公共领域中，这样的由于产权不清晰现状而产生的博弈的结果，当然农民职能是处于“弱势位置”，于是农民的部分利益未被重视就“自然”地被剥夺了。
农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导致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不公。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混乱，导致了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的纠纷。我国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集体”究竟是指哪一级，法律规定则较为模糊。在不涉及利益分配时，乡（镇）政府、村委会、乡（村）经济组织都不关心所有权主体问题，一旦有土地征用补偿费下发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当土地所有权主体，都举出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自身的合法主体地位。正是因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含糊不清，才产生了土地征用补偿费“乡（镇）扣”、“村留”、“乡（村）经济组织提”的现象，使得原本就很少的征用费到农民手中几乎所剩无几。而且截留于集体经济组织之中的土地补偿费，也无法由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直接支配，便出现了“人人所有，人人无权”的现象，加之现实集体组织对土地征用费管理使用不规范，被少数几个管理者所控制，进而被用于发放工资、奖金、福利，挥霍浪费，甚至是贪污挪用，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有关政府部门在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转变为国有土地时，从集体土地中转移了巨额的价值。从而呈现出征地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及征地补偿费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不合理。虽然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因各地征地补偿标准的上涨有所好转，即农民得到的补偿安置费用有所提高，但这种分配的比例依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格局依然大概是：政府占20%～30%，新的用地主体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同时农地征用后的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以各种名义或形式流向政府，征地受偿主体只能是集体经济组织而将农民排除在外，被征地农民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这显然有失公平。
从理论上讲，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所有权，农民对自己财产（土地）也应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只因这种产权关系的长期不明确，农民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僵化的征地机制给他们带来的他们其实并不情愿的变化。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和国家产业调整互动发展的深入，农民一方面因农村和城市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准差距的拉大而无法继续承受越来越大的征地收益损失，另一方面农民也开始越来越强烈地不满于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持续，于是由此引发的农民和村级经济组织或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也日益尖锐，促成了当前制约社会稳定和谐的一大消极因素。
三、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
在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时，国家对被征地者所受到的损害只是给予一定的补偿，我国实行的是部分补偿的原则。在《土地管理法》对征地补偿的规定中并没有区分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补偿和非公共利益的征地补偿，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大块组成。依据《土地管理法》，中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4-6倍。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年产值不确定，倍数标准存在较大幅度，政府往往在法定范围内采取下限，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即便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000元，其全部征地补偿费也不过3万元左右。这个问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表现尤为突出。这种补偿标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农用地的补偿标准随意性较大却没有相应有效的监督监控机制，为部分官员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以土地平均农业年产值的若干倍计算，只考虑了对土地的农产品的补偿，没有充分考虑土地作为农民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社会保障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更没有体现土地利用的潜在价值，使被征地农民难以分享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带来的增值，也难以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按照年产值来确定的补偿标准，未体现土地发生用途转换的巨大增值价值，更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求状况，没有体现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市场定位的原则，征地补偿标准严重偏低。
四、补偿安置方式单一
按照现行的补偿政策来看，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货币安置，另一种是就业安置，其中以货币安置为主。目前，国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通常是一次性的货币安置，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征地部门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以货币的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农民。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能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安置压力。但是，由于我国农地具有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一次性支付一笔有限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费用，对农民的生计出路缺乏长远考虑。在经济发达地区，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失地农民较易通过自谋职业来解决自己的生计。但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在补偿金用完后，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正常维持，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不稳定因素。就业安置是指地方政府或用地单位依据征地数量有比例地安排“农转非”人员就业。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存延的一种老办法，现时期实施起来困难加大。有些单位为了取得政府的安置补偿费，就先安排一部分失地农民就业，等拿到政府补贴后，就将其解雇。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有用工的自由，而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不高，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少，缺乏市场竞争力，即使再就业，也面临着很大大的下岗风险。之前的招工就业安置在实践中已失去了意义和作用。现行征地机制未考虑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农村土地承载着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正在显示出“保障重于生产”的特征。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寻找就业机会，加大了就业风险和就业成本。
五、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有关部门批准征地要有公告程序，在征地前给于农民知情权与参与权。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很少遵循，缺乏应有的透明度。不少地方征用土地不能做到公开透明，不注意或根本就不听取农民的意见，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只强调征地具有强制性，方式简单粗暴。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再加上自身知识文化素质的限制，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因热衷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或者因在征地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个人收益，大量征地，甚至在农民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将其土地低价处理了。有些地方甚至采取未批先征，不征就占的方法，将农民赶离土地，然后由政府出让。土地预征导致政府征地行为更加随意、土地资源浪费、腐败机会增多、政府与农民利益关系激化，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六、结语
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虽然如火如荼，但因长期以来，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征地补偿一直不能实现失地农民满意的生计和发展，造成了城镇化率较高与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质量参差不齐且改善不佳的状况，制度安排不到位、市场经济在征地补偿中体现不完全、农民的弱势地位的改善没有真正提到应有的高度等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体制背景和原因。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入推进30多年的今天，应该像其他经济发展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进一步大胆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实现农地征用补偿的科学合理运行，使得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地征用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得到合理改善，并启发或促进“三农”问题的持续改进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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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9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两个问题：分割的客体即征地补偿费的内涵和农地承包者参与征地补偿费分割的理由。
一、征地价格在集体内部分割的讨论前提
（1）征地补偿费的内涵
按照《土地管理法》（1998年）的规定，征地补偿费应该属于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包括地上物及青苗补偿费。随着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关于征地的补偿有了新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已经提出了“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概念，国土资源部也相应的出台了《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等一系列的文件，初步规范了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市、县行政区域为主），综合考虑被征收农用地类型、质量、等级、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以前三年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价格为主要依据测算的综合收益值。统一年产值标准是计算征地补偿费用的主要依据。征地补偿费用在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区位、当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原征地补偿标准等因素确定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倍数进行计算。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下简称征地区片价）是指在城镇行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原则上不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地区片价测算范围重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但各地可以根据征地需要和实际情况扩展到城市郊区或更大范围。
（2）承包农户应参与征地补偿费分割的理由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推动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这部法律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推动了承包经营权由债权性质向物权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了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其中流转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进行，并且流转所得收益完全归承包人，任何人不得侵占；承包人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剥夺，可以依法继承。通过以上的表现，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土地承包法》延续并提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进程，经过《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改造,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权利，在征收过程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就显得顺理成章。
二、征地补偿费在集体与承包农户之间合理分割的讨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征用时给予足够的补偿，这一点是有其法律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怎样补偿。”现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参照国有出让土地中政府所得的纯收益占土地成本价格的比例确定集体对征地价格的分成比例。
第二种是按照《土地管理法》中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比例进行分配。法律规定征收农地的补偿包括三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第三项与地价无关，前两者构成完整的征地价格，土地补偿费可以理解为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安置补助费则可理解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例如，若土地补偿费取最高倍10倍，与安置补助费两者之和取最高倍数30倍，则可得安置补助费为20倍，即集体与承包经营权人的分配比例为1:2。
第三种观点：对于土地补偿费，其中集体所得到的应该是其每年所得的承包费的资本化，其余的部分全部归承包经营权人；对于安置补助费，是为了确保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充分考虑土地的就业效用，社会保障功能效用而确定的，应完全归属被征地农民。
对于以上的观点各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观点，它是以国有土地出让为参照，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土地制度与国有土地制度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受到相当多的限制，这种做法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生搬硬套的嫌疑。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政策性较强、有相关的法律支持，而且承包农户获得的部分高于集体所获得的部分，也是符合在实行永佃制时，通常田底权价格高于田面权价格的理论。（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的《永佃制》条）但是，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首先，这种方法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一种共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这里的集体共有应理解为按份共有，区别于“共同共有”，换句话说，即每个农民都对本集体的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权，所以，将相当于土地所有权补偿的土地补偿费全部归属于集体是不公平的。
笔者基本赞同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综合考虑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同时又兼顾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征地补偿费在集体内部的合理分割
首先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看，承包农户已经成为独立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独立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独立于土地所有权主体，使征地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进行单独被偿显得非常必要。
再从农地纯收益的分配情况看，农民在获得其承包土地收益的同时，由于集体有权行使该组织的土地的受托管权，使其也享有一定的收益份额，也就是说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分别享有一定的所有权份额。集体经济组织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享有的份额表现在其作为发包方，每年要向承包方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而剩余的农地收益则完全归承包方自己支配。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给予一次性补偿的实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按照产权经济理论的观点，这个价格相当于该宗地所有权的交易价格，只是这里所有权的变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公益性，其交换价格与市场上讨价还价确定的价格相比更加理性，同时这个价格不同于该宗地农用地属性的所有权价格，也不同于其建设用地属性的所有权价格，而是依据前面提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而确定的。按照上面的分析，集体只能从这个征地价格中获得相当于其每年向农民收取的承包费的资本化部分，剩余的部分应完全归农地承包者使用，这个剩余的部分分配给农地承包者的实质就是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货币价值。当然这里的补偿并不是单纯的指货币安置，而是指这部分的受益者为农地的承包者，它可以包括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等多种途径。
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征地补偿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时给予的所有补偿之和（除地上物和青苗补偿），至于怎样确定合理的土地补偿标准，这也是一个讨论的焦点，但属于另外的命题，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总之这个补偿价格要保障以下两个条件：“不降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同地同价”。
对于集体内的未承包土地，由于这些地块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因此该集体经济组织应获得与其过去每年的纯收益额资本化相当的征地补偿费，同时，农民获得的部分应为总的土地补偿费减掉该集体经济组织应得的补偿费的剩余部分。按照农民等额占有集体土地的原则，再将这个剩余的部分平均的分配给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
当然，这里提到的农地纯收益并不是其实际的收益，而是农地的客观收益，它排除了由于经营水平、种植品种选择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剔除工农业“剪刀差”等的负面影响，使这个纯收益的确定能够真正体现农地的收益价值。
这里的分割方法除了以上的理论依据外，还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的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同时，由于农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问题的增多，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成为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并于同年9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针对不同性质的补偿费用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请求支付土地补偿费应予支持。
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结合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不同性质，《解释》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
1、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的，应予支持；
2、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但需要统一安置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安置补助费的，不予支持；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征地补偿费的分割中，集体应当得到的是其每年应得收益的资本化部分，扣除这部分之后的全部征地补偿费应该足额分配给承包农户。
（作者单位：廊坊市国土资源局安次区分局）
参考文献：
周诚：《农地征用中的公正补偿》，2003年9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版。
蔡运龙、俞风庆：《中国耕地问题的症结与治本之策》，《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第3期。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省略，农业部信息中心，2004年9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
农村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篇10
土地征用制度是世界各国为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本文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概念、特征谈起，对土地征用制度应遵循的原则、补偿安置问题及我国目前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和相应立法建议略作一探讨。
本文通过土地征用法律制度的分析，认为：只要土地利用符合国家建设总体规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可以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农民可以将部分或全部征地补偿款入股，参与用地单位的生产经营，享受经营利润并承担风险等方式来提高自己征地补偿费。
本文中还提到了农村集体产权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三种观点，这说明了目前的农地产权是不完善的。土的没有实现市场配置，没有赋予农民充分的产权。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
土地利用
3月14日，代表13亿中国人根本利益的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表决，以压倒多数的高票通过了《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研读这次修正案涵盖的14项内容，不难发现，与百姓经济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有三项：对土地征用制度的修正；对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完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这三项修正条款相互关联，在保护百姓合法经济权益方面有共同的契合点。其中，对土地征用条款的修正，因其关系到农民的土地权利，尤为9亿中国农民所关注、所拥戴。
新《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与前部《宪法》相比①，这项修正条款只增加了9个字，即“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有媒体评价说，作为《宪法》层面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这9个字“字字千钧重”。
一、土地征用涉及的现行土地制度
（一）、土地所有权制度
就现行的法律规定而言，我国目前只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和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更清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显然，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与国家推行的社会制度即公有制是相适应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二）、土地使用权制度
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应视使用土地的所有权性质而定。一般情况下，农民使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是无偿的。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引起的非农业人口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无偿的，比如宅基地。对于国有土地来说，除了法律规定的无偿使用者外，就连中国公民住宅使用的国有土地都是有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条规定也有类似规定。②
（三）、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制度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况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变的除外。”这些规定对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如何规范并未明确，这就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尽管多数地方从规范管理的角度出发，制定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有关规章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往往使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时底气不足，甚至为此吃官司。
原《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亦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该条还规定了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
这是我国关于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法律规定。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强制性和单向性，即只能由国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能反过来。与此同时，因为法律直接规定了国家对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土地的集体所有者在其土地被国家征用时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权利也随之丧失。
二、征地补偿制度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问题不解决，征地补偿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合法的经济权益也得不到真正保护
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也是解决征地补偿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关键所在。我国仅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就将近19亿亩，这还不包括农村集体所有的其他农用地以及集体建设用地等。这样一笔巨大的土地资产，虽基本上由9亿农民使用着，但其具体产权究竟归谁，却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产权不明晰带来的是责权不清、处置无度，以及利益分配关系的模糊与混乱。土地征用制度要依靠新《宪法》的要求进行改革，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在这里我提出三个观点——
1、主张土地私有
国外一些学者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把土地上的所有权利都给农民，延长承包期，以使农民有提高土地质量的动力和积极性。允许农地权利转让，这样才能使需要土地的人能得到土地，不需要的人能将土地让渡出去。主张削弱集体所有权，中国1955年以后才出现集体所有权，而应该恢复到1955年以前的权利状态。
2、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规范产权主体。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以农地为主体的农村社区集体所有制经济，便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合乎逻辑的客观存在，在多种所有制的大家庭里，理所应当地成为一个成员。这意味着，认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太落后，而企图将其完善为国有制，肯定是不现实的，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缺乏活力而主张将其改造为私有制，肯定也是不恰当地。那么，在稳定发展的大前提下，完善农地集体土地所有制便是现阶段唯一的选择。规范所有权主体，最便捷有效的途径莫过于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兼行社区集体经济的职能。村委会、村民小组都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非行政性组织。
3、主张弱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清，使得地方官员能够比较方便地控制土地的使用，从土地上牟利，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产权界定与资源定价是博奕过程。改革是多因素博奕的结果，通过诱致性制度创新，发达地区农民自己的创造，与改革的目标相一致，也是一种改革路径。政府的宏观改革与农民的微观创造相结合，是符合中国现实的路径依赖。
目前农地产权是残缺的。土地没有实现市场配置，导致土地过度损失。中国在农地管制中，转让权管制与价格管制同时存在，我们需改变管制的方式，只对农地转让权进行管制，而不对农地价格进行管制。赋予农民充分的产权，参与分割土地收益。
（二）、“入宪”意味着征地补偿“低价时代”的结束。但究竟该确定什么样的征地补偿标准，以及依据什么原则和程序确定这一标准，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占用耕地多，补偿标准低，是被征地农民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在陕西秦岭地区北麓，占地1000亩的豪华别墅楼群，每平方米售价5000多元，而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每平方米田地获得的补偿只有几十元。
还有一些地方以国家建设的名义，有政府发文强行压底征地补偿价。据有关部门调查，西南某省修国道征地时，按现有的法定标准估算，也应给予农民1014元/亩的征地补偿费，但当地政府仍下发文件，将这个本来就很底的标准降到650元/亩。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倍至10倍，安置补助为4倍至6倍。
如果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000元，其全部征地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而实际上现在有些重点工程根本达不到这3万元钱，一般来讲就几千元钱，之后也根本没有具体的安置途径。
如果说，修宪前，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的新型征地制度，还只是来自有关方面和民间的一种迫切的要求和呼唤，那么，修宪后，对征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对征地补偿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已成为政府尽快适应国家根本大法要求的一种法定职责。
今年初，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和去年底国务院下发的有关通知中都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有利于控制占地规模的征地制度。一号文件尤其指出：一定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进分配方法。
去年，《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已展开，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问题，已被列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这些，都意味着征地补偿“低价时代”的结束，建立一个征地补偿新标准和新机制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三）、建立公正合理的征地程序，完善征地公告制度，建立征地价格以及补偿标准听证制度、土地征用争议司法仲裁制度等，将为新的征地补偿原则是否合理、标准是否可行提供法治的检验渠道
完善征地程序，最根本的是要给农民一个知情权和发言权。除了进一步广泛推行和落实“两公告一登记”制度，还要建立征地价格以及补偿标准听证会制度、土地征用争议司法仲裁制度。重要的是，这个完善的征地程序将为新的征地补偿原则是否合理、补偿标准是否可行，提供法治的检验渠道。
虽然全面保障农民权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伴随着这次修宪对土地制度的完善，新一届政府已把“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令人欣慰的是，征地制度改革将使修正后的宪法精神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
三、土地利用的管制制度
1、土地利用的管制目的
土地利用的管制制度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中。前者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详见该法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十六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贯彻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第二十九条：“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2、土地管理与土地权属
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对土地利用的管理，即意图使土地的利用更节约、更合理、更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等。“能否促进土地的利用，似乎可以说是衡量一切土地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而土地的合理利用取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与土地的所有制性质没有任何关系。在城市中，土地的面积不会因为它的所有人改变而增大，也不会因为它的所有人改变而更有利用价值。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农村集体在城市中享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理由不承认城市法人单位享有土地所有权，只要他们或在他们所有的土地上享有使用权的人，在这些土地上盖的房子、种植的树木和花草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正如我们在城市规划时根本无需考虑今后在规划区盖房子的是谁一样。
土地是一种不可移动的资源，我们通常称其为不动产，具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因此其价值不言而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的规定，所有权应当是平等的，其转移也只能依所有权人的意志而定。我国的民法也好商法也好，如果标的物转让的双方当事人在转让时有一方带有强迫性，将成为该标的物转让行为无效的理由。
我认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后，虽然国家对其有补偿并对农民有安置。然而，当他们花完国家补偿的钱以后怎么办？那些今天被安置明天就失业的人怎么办？他们的土地为什么不能享有城市“户口”？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出让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或以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在城市作为投资？
四、结论
通过现行土地的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的探讨，及土地权属的转移或流通法律制度的分析。本人认为在征地过程中除需要提高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外，还需扩展失地农民的安置途径。方法如下：
1、征地补偿费入股安置：在农民个人和土地所有者愿意的前提下，将部分或全部征地补偿费入股，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生产经营，享受经营利润并承担风险，其收入按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办法分配。
2、社会保险安置：经农民本人申请，土地管理部门可将农民个人应得征地补偿费部分或全部给付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按有关规定办理医疗、养老等各种保险。
3、留地安置：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城乡结合部，根据城镇建设规划，政府可以用优惠条件提供部分土地，按照规划确定的用途，又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户从事开发经营。留用地隐含的地价是对征地补偿的补充，表现为留用地开发经营带来的长期收益或就业岗位，这不是为对失地农民的一种有效安置方法。
4、债权安置：在农村金融或基金信用较好的地区，在农民个人和集体统一的前提下，可采用发行土地债券的办法进行安置。
注释：
①原《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参考文献：
1、《地籍五千年》樊志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12月
2、《房地产法》程信和、刘国臻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法律制度研究》符启林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
4、《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马建华张卫国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5、《土地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黄赤东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6、《土地管理法新释与例解》付强主编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