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1
2020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新标准为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1、土地补偿费，征用山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山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2、安置补助费，征用山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来源：文章屋网）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2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
一、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补偿概述
宅基地，常指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取得的，用于其建造住宅及生活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包括厨房、厕所、禽兽舍、围墙内的庭院等）的集体建设用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宅基地的退出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保护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农村宅基地退出有两种方式：一是由有权部门实施的村庄整治形式，这不会改变农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二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鼓励部分村民放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进而转变为城镇居民的退出，常见形式有城中村治理和宅基地换房两种模式。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设立的目的在于引导农民在一定条件下合理、资源退出宅基地。该补偿机制的对象主要是自愿到城镇购房或自愿以退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而搬入农村集体建设公寓房的农户。依据地方政府和农民情况不同，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按补偿方式有建设性补偿、实物补偿、货币补偿之分。
二、成都市农村宅基地补偿标准缺失的现状和考量
在确定成都市农村宅基地补偿标准考量因素之前，必须明晰国家在该方面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目前各省市所推行的宅基地退出和补偿还处在试点探索阶段，其做法与补偿标准都根据自身情况作出了较为简略的规定，国家层面在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补偿上缺乏相关配套政策与规范。从成都市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补偿实际来看，其补偿标准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缺乏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的具体法律规定
当前我国《土地管理法》没有专门针对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的具体规定；但是如果按照《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与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对比来看标准过低，难以被拆迁农民接受，这种现状不利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随着我国《物权法》实施后，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但是该法在农村宅基地退出方面并没有做出实质规定，无论是退出程序、补偿原则还是被退出公民和法人的实际利益如何救济等现实问题，农民住房的财产权难以得到合理保障。
2.缺乏统一的宅基地置换标准
成都市在关于宅基地换地、换房等产权置换标准中缺乏统一的政策规定，各区域置换标准差别较大。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以旧宅基地置换规定面积的宅基地自建住房或以成本价购买新区规定面积的集体产权住房。但是在旧宅基地面积的认定上标准不一，住宅的附属设施，比如农户庭院是否属于旧宅基地面积，如果农民自有的住宅面积超过规定的旧宅基地面积时如何处置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完善成都市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的建议
1.完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
在中国农村，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宅基地流转、转让和出租放开禁令，依附于农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不能得到充分实现，闲置的农村宅基地无法在市场上进行流转和退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向城市流动，这也是对国有财产的闲置和浪费。当前农民为了有效实现自有宅基地的财产权益，宅基地的流转现象逐渐普遍起来。据相关调查显示，成都市部分村镇的宅基地流转案例约占宅基地总数的8%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30%左右。农村宅基地的私下流转，使农民获得了收益，但是这种行为缺乏法律保障，一旦发生纠纷，交易双方的利益将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形下，要逐步完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从法律上逐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的严格态度。
2.明确地方政府角色，引导农村宅基地自动退出
农村宅基地退出要求地方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宅基地退出补偿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间进行合理分配，地方政府对宅基地退出的收益不享有利益。将地方政府界定为“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远离宅基地退出收益，能减少“土地财政”，减少土地违法行为。在宅基地退出中以以现金或实物补偿的方式，让农民真切感受到经济利益和生活的改善，引导农民积极配合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整治工作，逐步改变旧农村脏乱差的面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3.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合理补偿机制
在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合理补偿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依据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同时要考虑宅基地使用权的经济功能。对宅基地退出的补偿不能一刀切，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区分对待。补偿方式应该有一次性补偿和永久性收益分配权补偿两种方式。当然确定不同类型宅基地的补偿标准必须非常谨慎，标准过高，将导致地方政府无力承担；标准过低，又无法调动农民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有观点认为，以宅基地使用权人放弃宅基地在城镇或社区新村获得相当住房保障为标准进行补偿，这是比较符合成都市当前实际情况的。
参考文献：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3
abstract:thispaperquestionnaires,interviewsandothermethods,farmersinruralareasofChongqingontherurallandmanagementrightofthecompensationpolicyofthereactionswereanalyzed,andstrivetoobjectivelyreflectthetransferoftherightofrurallandmanagementcompensationpolicy,inpracticethereplanerelatedtolandcompensation,andmakerecommendations.
关键词: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民补偿
Keywords:landmanagementrightfarmerscompensation
一、调查的对象与方法
本调查研究采用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本次所做的实地调研的调查对象,笔者选取了重庆市10个区县的1000名务农农民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7份,回收率99.7%。本研究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重庆农民补偿情况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1.失地农民补偿状况的整体态势
国家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进农村的补偿发展改革,加快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改善农村补偿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实施中,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如果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000块,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远远解决不了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据了解,重庆市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稍有提高。据统计,1998年以来,重庆市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0362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298元,经过村集体留存,实际到农民手上的土地补偿费平均每亩6842元,安置补助费平均每人1979元,青苗补偿费平均每亩512元,农户家庭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9103元。一大部分农户对此不满,因为这些补偿费只能暂时解决农民近期的温饱问题,如果今后就业困难,农民的基本生活无法维持,更不用谈农民养老和医疗问题。
2.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大面积实施,现在已有的补偿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明显存在几个不足: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是以被征用土地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来计算的,用途是农用地或耕地,计算产值是以农产品的平均产量、价格和相关附加收益为依据。按农业生产一年两季计算,每亩耕地的平均年产值不会超过3000元,按最高补偿安置标准30倍计算,每亩地的补偿安置费用为9万元。这个价格看似很高,但相对建设用地市场每亩几十万元的出让价格来说,两者悬殊巨大。实际上,这部分收益就成了各级政府征地后,从集体土地中获得的超额利益。
二是标的物不够准确。在当前的征地工作中,将前一年平均年产值的标的物定为农产品,显然是对标的物确定的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集体土地被征为国有土地后,主要用途是用来提供建设用地,而不是用于农业生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获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高额收益是对建设用地使用未来预期产值的提前获得。而实际上,农民集体在被征地前就已经知道了这样的预期,但由于政策的限制,他们无法获得这样的高额收益。
三、思考与建议
总体而言,就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补偿问题解决而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要明确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目前《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费”归集体所有,而没有规定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农户法定的财产权利。因此,征地补偿项目的设置必须与此相适应,明确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就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2、改革完善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发放办法
对于征占农民承包土地的补偿费用,应当全部直接发放给被征地农户。对于征占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的补偿费用,应当将补偿费支付给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由集体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和民主议定的办法搞好分配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陈征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化及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2000,(03)
[2]张翠娥,万江红.农村土地流转中人情与利益的博弈――对两个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社区土地流转的比较[J].湖北社会科学,2005,(06)
[4]李宏华.对远安县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01)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4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
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用或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界定采取的均是概括式规定，没有一个明确界定。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短期发展，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低价补偿强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征用，社会上便出现大批失地农民，他们“种田无土地、社保无资格、工作无岗位”，又未得到相应补偿，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成了社会极不稳定因素。
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当相当一部分土地被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出现价格巨大反差时，人们不得不对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征地补偿产生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该行为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不仅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私权利，甚至危及到农民的生存。
（二）不严格履行征地审批手续，滥用农村土地征用权
《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问题却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
农村土地虽属农民集体所有（通常即村集体所有），但依照《土地管理法》第10条的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经营管理，通常是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村委会（组）是所有权代表人和执行者。村委会（组）虽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市、县（区）、乡、镇政府部门才是所有权主体的真正代表，同时又是土地征用的使用者和管理人，对农村土地享有绝对的权力。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而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公共利益”为名义实施商业征地。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根本没有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公布征地补偿方案、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失地农民没有主张权利的机会，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就可想而知了。
（三）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该条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规定为被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规定为被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四至六倍、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对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进行征地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关于倍数的规定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以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生产总值确定补偿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升值，事实上土地征用价经常远低于市场价。该标准显然偏低，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转让之间的差价利益（有时候是巨大的），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又有相当一部分补偿款被确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或被不公平分配，而未补偿到失地农民手中，使得农民的利益再次受到侵害。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而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在笔者近期承办的一起土地补偿纠纷案件中，政府征用郊区菜地9.1691公顷，给予村委会土地补偿费2942171.1元、安置补助费4576710.6元、青苗补偿费165043.8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977444.5元，各项合计9661370元，村委会实际支付安置补助费3970440元、青苗补偿费271044.30元，合计4241484.30元。被征用地的征用价远低于市场价（相差约两倍以上），而且其中被安置的农业人口和青苗补偿并非只限于失地农民，还有部分其他未被占地的农民也享有同样政策，失地农民真正得到的补偿不足总补偿款的三分之一。
（四）土地补偿款分配混乱使得矛盾加剧
征地补偿费是基于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后而产生的收益，是对因土地被占用的农民的经济补偿。国家因建设征用土地，必须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生产和生活负责，依法给予补偿，妥善安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的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由于被征用的土地均为农民集体所有，而非农民个人所有，国家在征用集体土地时，通常与村委会（组）签订征地合同，除被征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支付给所有权人以外，其他征地补偿费用按规定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组），再由村委会（组）根据具体情况管理并决定征地补偿费用的具体使用。村（组）往往是将土地补偿费未用于补偿村民而另作他用，如偿还村集体历史欠债等。安置补助费则以货币形式发放给个人，安置对象和安置标准由村委会（组）提出方案，以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村委会（组）在制定的安置方案中常以全村（组）“一盘棋”、“大局意识”为由，确定安置范围，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分得最大利益，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人为增加了矛盾。政府对于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本应与所有权人直接核定并支付，但由于政府懒于与农户逐户核实和发放费用，为图省事以行政区域版图面积确定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致使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所有权界限不清。而村（组）又故意混淆界限，引
起部分村民误会，也导致村（组）集体与农民争补偿的纠纷不断。此外，在土地补偿分配中对“出嫁女”、“入赘婿”等人的非村民待遇，也是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
笔者承办的上例土地分配纠纷案件，政府在四组、五组征地，与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合同。村委会以被征地数除以全村人均耕地数（0.3亩/人），得出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再根据每个劳力服务年限确定安置补助费标准制定安置方案，安置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引起被征地农民的强烈不满。因为村委会确定的安置范围远远超过被征用地的农业人口数（四组、五组人均耕地数大于村人均耕地数），因此出现100多名未被征地的农民参与“分蛋糕”的情况，而村委会并未因此增加安置费用，实质上降低了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标准。四组、五组被征地农民虽不同意安置补偿方案，但由于即或其村民代表全部不同意也不能形成多种意见，而其他组的村民代表或对其有利、或事不关己，都举手赞成，安置方案得以顺利通过并执行，似乎是民主自治，实际上假借集体名义侵犯了失地农民个人权益。当出现纠纷农民上访或诉至法院时，村委会则表示安置方案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不可能“翻盘”，而被征地农民以拒绝交地来对抗，致使纠纷的解决出现僵局，矛盾激化。
二、处理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纠纷中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一）土地补偿费的管理和使用
土地征用既非没收，也非等价交换，是国家利用强制力对土地的有偿取得。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用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适当补偿，是土地征用收益，补偿的目的是为了不降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对于如何管理和使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用于偿还债务，有的直接对村民进行分配，有的根据需要决定其用途等。
土地征用补偿费如何使用是广大失地农民非常关注的问题，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如何使用，但笔者认为应主要用于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帮助，而不是用于偿还村集体债务等，否则不容易为失地农民接受。此问题已引起部分地方政府的重视，如湖北省人民政府在鄂政发[2005]11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规定：“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享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不能调整质量和数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必须将不低于70%的土地补偿费主要分配给被征地农民；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该文件明确具体规定了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使用，反映了政府对土地补偿款立法本意的深刻理解和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切实有效保护，为湖北省范围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提供了政策依据。由此笔者深感在司法实践征地补偿方面法律、法规的滞后。
（二）安置范围和安置方式的确定
安置补助费是政府为安置好以被征用土地为主要生活资料的农业人口生产、生活所需的补助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支付给负责安置的单位，不需要安置的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是将安置补助费支付给村委会（组），村委会（组）确定安置范围和安置标准后发放给个人，其中的问题是安置范围和安置标准如何确定？
农村土地实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承包经营的原则是“承包合同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尽管在土地承包经营发包时尽可能做到大致公平，但在三十年的承包经营过程中，因婚嫁生死等各种原因使每个农户人数发生巨大变化，村与村之间、组与组之间人均耕地数可能有很大悬殊，而安置补助费是根据被征用的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确定，导致安置补助费与被征地面积不成比例。当被征地农民看到村民之间征地面积不同而安置补助费一样、被征地面积少而安置补助费多、不征地也安置时，感到不公平，产生强烈抵触情绪。尤其是被征用土地面积大的农民，坚持要求按被征地面积大小确定安置补助费标准，不征地不安置，不同意将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尽义务年限等作为确定安置补助费标准的条件之一。其理由是安置补助费是因土地征用而产生的收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被征用的土地大就应得到的补偿多（安置补助费也是补偿之一），如果没有征地行为的发生，那些不征地而安置的人员何从得到安置？在农村，前些年当兴起办企业热时，很多农民想办法进了企业，成了让人羡慕的“工人”，但并未办理“农转非”手续，告别的黄土地则被其他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耘着。如今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村办企业工人纷纷下岗回家（部分人买断工龄），因其农业人口身份在土地征用后享有村民待遇，也引起了被征地农民的不满。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明晰确定，以是否被征用土地确定安置范围、以被征用土地面积大小确定安置标准简洁直观，易于操作。而以人均耕地面积确定安置范围、以被征地农民的尽义务年限等条件确定安置标准，容易引发纠纷。当按人均耕地面积确定的安置人数多于被占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数时，多出来的受益主体由村委会随意决定，又引起新的矛盾。按征用土地面积大小确定安置，这种观点显然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相悖。如何解决，有待立法专家斟酌。如果负责安置的单位只是简单的安置费转支付，甚至于是减少转支付，安置费又何必支付给安置单位。不如按不需要安置处理、将安置费直接发放给被征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岂不是更能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
（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支付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毁损灭失而对所有权人给予的一种补偿，对其权属不存在争议。
常见的纠纷是政府虽有对村集体、每个农户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实物清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与村集体签订补偿合同、按行政区域版图捆绑补偿，将补偿费笼统支付给村集体，村集体再根据实际清点结果和农民承包土地面积对农民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则政府支付的青苗费与农民得到的青苗费不一致。政府对捆绑补偿的解释是为了给失地农民多争取补偿，而实际上不仅未补偿给失地农民（补偿给了村集体），反而引起失地农民的误会，引发纠纷，而且笔者认为该行为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法律虽没有禁止政府（土地征用人）就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与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但由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通过实物清点已经明确，土地征用人应与所有权人直接签订补偿协议和支付补偿费用，村委会只能就村集体所有的地上附着物与土地征用人达成协议、领取补偿款。而村委会将被征用的土地上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一并处分，因未取得其他所有权人的授权属无权，该合同部分无效。诚然，如果政府（土地征用人）在每次征地过程中都对每个所有权人逐户清点、签订补偿协议、支付补偿费，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但这是政府（土地征用人）的法定职责，不能因麻烦而不履行。此外，政府如想给失地农民多争取补偿，可参考市场因素依法适当提高补偿标准，而不宜简单扩大补偿，如对于道路、沟坎等非耕种部分也给予青苗补偿显然不符合常理。
（四）对交付土地强制执行权的立法建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第45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按照该
规定，征地补偿和安置争议不影响土地的征用，当被征用人拒绝交付土地时，土地征用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而有大批的土地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申请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申请人申请执行的依据（如生效的交付土地决定书等）进行一般审查后，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的规定裁定准予执行，被执行人多为被征地农民。在执行过程中，被征地农民通常以村委会制定的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为由拒绝执行。尽管有时也认为村委会在对被占地农民的安置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和程序，人民法院又受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和处理范围的程序局限，不能解决被执行人提出的问题，更不能主动提供司法救济。一方面法院应予执行，且地方政府不断给人民法院施加压力，一方面被征地农民担心一旦将地交出后再无主张权利的筹码，从而和法院进行强烈对抗，大量矛盾集中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成了矛盾的焦点，真正的责任人即安置义务人却逍遥无事。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5
关键词：征地补偿；经济分析；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011-03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是建设用地需求的大量增加。因此，带来的是大量农地被政府征用来满足城市化的快速建设。据统计，2001年至2010十年间，我国的我需要的建设用地大概是122.33公顷，其中110万公顷土地是通过政府征用农业用地而来的。如此我国农民人均0.8亩地计算，代表着每年大约增加600多万失地农民，而且如今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十年后我国的失地农民总数将超出1亿。
大量的农地被征收意味着将带来大量的补偿资金，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农地被征收，补偿资金就成为了农民唯一的生存条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数据，2003年的农民上访中，60%都是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与征地有关。我国发生的群众性冲突事件约74000起，与土地问题有关的有15312起。但是政府繁琐的程序和政府执行力的不足为等待着失去了生存根本的农民无疑是雪上加霜。补偿的金的拖欠与补偿政策的缺陷使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解决好征地补偿的问题至关重要。
2006年，政府对S三村桂澜路一带进行了征地，在征地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经过村民的意见就把土地出售给开发商。后来在征地补偿大会中，政府并没有与村民达成共识，村民一致认为政府没有真实公开补偿费事的价钱，补偿金额过低使村民无法接受。但是政府并没有理会村民的发对，并没有详细解析征地补偿费用过低的问题。政府的不透明办事触动了村民的极度不满意，2007初上百农民进行静坐示威来反对政府大额的提留、挪用征地补偿金额来希望政府给村民有个交代。长达十多天的静坐示威并没有取得效果，政府采取的并不是协商调节的解决办法，而是动用警力驱散静坐村民，很多无辜村民因此被捉进警察局。暴力事件发生后，对追讨政府不透明的行动也不了了之，村民投诉无门，只能屈服。
在2011年中期，政府再次征收S一村的土地。此次，村组织通过消息来收集村民对征地的反应，避免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村民对征地并没有抵触，而是一直对征地金额及征地补偿方式进化猜测和讨论。2012年4月，村组织确定了征地事宜，并对村名召集了村民投票大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对补偿的方式进行投票。通过投票的方式最终确定了征地补偿的标准、补偿发放的程序等事宜。
此次对S三村的征地整体来看程序合理、透明公开。但是，经过本次对被征地的村民及部分村干部的走访发现，群众的满意度并不是十分高。此次访谈一共对4人进行的访谈，其中两个是村干部，两个是被征地村民。此次访谈主要是通过一对一的形式，对被访谈人关于这次征地补偿情况的访问，主要涉及补偿金额是否合适，补偿发放时间是否准时，征地知情权，征地参与权的满意程度进行访问。
另外，笔者还在S村进行了小型的问卷调查。发放50份关于征地补偿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成功回收45份问卷。表1是对村民对征地补偿满意度的情况变量描述。
根据调查显示，被征地的村民对征地补偿工作大多不满意，在问卷中政府“低征高卖”，政府所得差价放村民公开均值为3.8是村民中最不满意。其中补偿费用应及时发放的问题也是村民所不满的均值也达到了3.76。大额的提留、挪用征地补偿金额及土地征用及补偿方式十分单一这两个变量的满意程度也比较低。
村民相对比较满意的是很快花光征地补偿费，生活更加贫困及因征地导致生活水平降低，这两个变量的均值是3.21、3.02。
研究表明，村民对政府挪用资金和故意拖延发放补偿金的问题相对不满，因为村民觉得政府从中欺骗了自己，觉得这是政府的腐败行为。所以征地过程中，村民最关心的是政府是否存在问题，政府是否故意大额的提留、挪用征地补偿金额是现阶段征地过程的主要问题。
二、经济学分析
1.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许多学者在谈到征地补偿的费用是否合理的时候，通常会引入土地价值的概念来分析征地补偿标准，认为征地补偿的费用应该高于土地价值才算合理。但是，土地价值应该如何测算呢？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即按照被征用土地上的作物年产值来估算土地价值。另外，有些地方在征收农地时会根据被征用后的土地用途来决定补偿标准，最典型的是用于公益性项目的征地补偿往往比用于经营性开发项目的征地补偿低得多。
以上的思路多是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下来讨论征地补偿标准的。也就是从供需关系来探讨土地价值或者被征用后的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征地补偿费用之间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以市场的角度来思考征地补偿似乎并不合适。
首先，市场机制的核心在于以供需关系来寻求价格的均衡。如果按照被征用后的土地用途来决定补偿标准的话，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下以买家的用途决定卖家的价格。这是有悖于市场机制的。
其次，在现今体制下，我国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而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并不能够真正地以市场的机制买卖土地，而只能是出让土地的使用权，而且手续非常烦琐。因此，农民无法自主的决定是否卖地给政府，而政府才可以主动的选择是否“买地”（即征收农用地）。因此，征地补偿的标准是无法真正地以市场机制运作的。
2.双方的利益冲突。首先，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是“经济人”，即都绝对理性并且能够选择那些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在征地及其补偿的过程中，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在现今地方土地财政的背景下，农民从被征地的过程中获得的补偿越多，就意味着地方政府付出的征地支出越多。因此，政府征地的目标是最大化地降低成本，即减少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而现今我国的征地过程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并且人民缺乏对政府征地过程及补偿发放的监督机制，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即降低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最大化。
3.信息不对称。在征地及补偿发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方面，由于农民本身的教育水平有限，而且土地并不像市场上的其他商品一样明码标价，所以很多农民其实并不知道土地的价值是多少，因此也无法推算获得的补偿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政府拥有着垄断性、强制力等优势，而且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公开有关征地的信息，例如征地的具体实施情况、土地的价值、征地补偿金额及征收后的土地增值归属等情况。
据对S村的实地调查发现，村民对于大额的提留、挪用征地补偿金额等行为深感不满意，不满意的均值达到3.8，体现出征地活动中，政府的行为是否透明清晰是现在被征地者比较关心的。S村的征地补偿发放的时间规定为分8年分完，每一年分总额的1/8，而征地活动是在2012年进行完毕，却要在2015年才发放第一批征地补偿。据村委2012年公布此次的征地补偿总额是169584526元，符合征地补偿的村民有1056人，每人的补偿金额是160591元。此为2012年征地活动结束公布的补偿金额，按照中国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0.35%来计算，3年利息总额为1780637.52元，若按照整存整取3年的利息为4.25%来计算，利息总额是21622027.07元。通过上述对村干部的访谈当中，笔者尝试询问利息的去想，村干部都有意回避，并不想透露任何关于利息的事情。发放给被征地的数额是按照2012年与开发商交易的数字，并没有把3年的利息加入进去。而且每一年相隔的利息同样也没有添加到发放的补偿当中，当中巨额的利息也不了了之。庞大的利息最终是到了谁的手中？就是因为缺少对补偿费用去向与发放的监督机制，使被征地者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无法对政府的征地补偿进行有效的监督，由此可能造成严重的的问题发生。
三、结论
本文经过对S村的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是由于无法确定土地的价值以及在现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无所有权，因此征地补偿并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来运作；二是由于土地财政的存在，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并且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农民对征地补偿的满意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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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6
土地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和资产,我国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作为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土地所有权也相应存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类型。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征用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的宪法依据。我国目前除《宪法》外,还有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也对土地征用补偿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
土地征用具有下列特征:
1.征用主体的唯一性。征用土地主体只能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在国家建设征用地法律关系中充当征用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享有国家建设之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
2.征用土地的行政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用法律关系的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国家的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无需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同意,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
3.征用条件的补偿性。国家建设征用集体土地,要对集体经济组织给予经济补偿,国家征用土地与没收土地不同,它是有偿强制进行,而不是无偿强制进行。它不是等价的买卖,而是以补偿为条件的征用,补偿是适当,即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地单位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
二、土地征用与补偿范围、标准及主体。
我国目前规定征地补偿标准的主要法律和行政法规包括《土地管理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土地复垦规定》等。
我国征地费用一般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1.土地补偿费。它是对土地所有人或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的补偿。《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规定。
2.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是为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活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个需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年产值,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耕地的标准规定。
3.青苗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用地当年或当季农作物的补偿,其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4.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地上附着物是指依附在地上的工程物体,如水井、晒谷场、水渠管线、房屋等。附着物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从上述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范围和标准,可见支付补偿费是用地单位,接受补偿费用的是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或承包人,即农村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小组或农民。
三、征地补偿的法律冲突。
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已经对土地征用补偿的范围、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对征地受偿主体与其他法律存在法律冲突。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土地承包者农民与该土地的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政府强制性征地,必然要与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发生征地关系。正如拆迁补偿,拆迁人即要补偿房屋所有人,又要补偿租赁人一样。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土地的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也应直接向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农民支付土地补偿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只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或组,而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农民根本未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因为村或组往往未依法处分土地补偿款,由此引起的因征地补偿的行政纠纷、民事纠纷、上访事件层出不穷,问题根本在于《土地管理法》与其他法律对征地补偿的规定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
四、现阶段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和分配纠纷。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7
关键词：土地征用、目的、补偿、程度
一、公共目的的界定
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力仅限于公共目的需要。进行这种限制的理由，是国家不应该使用其强大的土地特权从某些私人手中征用土地来为另一些私人谋取利益，而是应该仅在惠及全社会的公共目的之下才动用这一土地特权。
一般说来，关于国家强制征地的法律有三种方式来定义公共目的：（1）国家只能因公共目的而征地的一般原则；（2）列出可以定义为公共目的的具体公共用途；（3）两者结合使用。一般原则方式只说明征用的土地必须用于公共用途这一原则，这种方法给与国家行政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也给与国家司法机构极大的法律解释权，它可以确定某种特定用途是否符合公共需要的性质。
列举法明确规定只能对如学校、公路和政府办公楼等公共目的征用土地。一般说来，与一般原则法相比，列举法极大地限制了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列举可以是排他性列举或包容性列举。排他性列举是列举出所有公共目的，在此之外国家不得行使其征地权力。
而包容性列举则是把列出的公共目的名单和一般原则结合使用，如果征地目的属于这一名单或符合这一一般原则，国家便可以征地。
中国目前使用的是一般原则方法，规定国家可因公共利益征地，但没有规定因公众利益征地的范围②「宪法规定国家有权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征地。1998年《土地管理法》重申了宪法的这一规定，但没有界定哪些用途属于公共利益。该法的实施细也没有对之给予详细说明。这样，国家机关在处理哪些情况属于公共利益这个问题上拥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中国现行的征地法律制度还规定，除少许例外，所有非农用地都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如果计划农转非的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则必须通过一定程序先把所有权转为国有，即征地。在这种征地制度下，国家不仅可以因"公共利益"征用农民的土地，而且还可以征用土地用于其他所有非公共用途。因为现有的法律制度禁止将集体所有的土地直接转为非农业的商业用途，任何用于商业用途的农地必须经过国家征地将农地转为国家所有。由于对"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明确的定义，再加上国家在土地农转非上的垄断地位，使国家的征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营利性的商业目的征地。
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实际情况。在我们走访的17村子中，共有34起土地征用，其中18起是用于房地产、加油站、采石场和工业设施等商业用途。在剩余的16起总的说来属于公共用途的征地中，很多是同时具有商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双重用途".例如，安徽省的一个村子中有10亩土地于1997年被征来建设学校。学校建成后，该学校又将一部分建筑物作为店铺出租给许多商店的老板，每32平方米的店铺每月收取100多元租金。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力有效地限制在具体的"公共利益"上。在这种体制下，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必须继续严格制定严格的法律和切实实施法律，从而确保土地农转非符合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和防止农地过于流失。从中国的执法实际和中国的大陆法系传统来看，最好的方法是在政策和法律中明确具体地列出可以动用征地权力的"公共利益".尽管这样的列举几乎包括所有可能的"公共利益"，但肯定还会有一些例外。因此，列举应该是包容性列举，而不应该是排他性列举，同时规定任何具体列举之外的土地征用必须由国务院批准。
二、征地补偿
中国当前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两个不同但互有联系的补偿问题。一是征地的补偿标准，二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与拥有30年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之间如何分配土地补偿费。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不仅适用于国家征地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目前在一些地区试点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1.补偿费。大多数国家的征地法律都对补偿水平做了象"公平的市场价"或"公正补偿"这类宽泛的定义。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公正补偿"定义为买卖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补偿标准为"财产征收当日被征用财产的公开市场价".根据香港土地管理署的规定，确定被征用财产的公开市场价值的基础是"征地当日同一地区同类财产的市场交易证据。评估过程包括比较被征用的财产和同类财产的市场交易价，并且要根据如位置、环境、建筑状况……（以及建筑所在土地的其他因素）……交易日期等各种因素进行必要的调整。"
重要的是，许多国家规定，政府不仅要向土地所有者给予补偿，而且还必须向承租人给予补偿。
例如，在英国，土地所有者、承租人和土地占有者都能获得补偿。补偿费要么是通过征地机构和所有利益方之间的协商谈判来确定，要么是由土地法庭来确定。加拿大明确规定要向承租人给予补偿。政府根据以下因素确定对承租人的补偿：（1）租赁期限以及租约上剩余的年数；（2）有无续租权或续租的预期；（3）承租人对土地的投入。同样，在美国，法庭允许持有"额外价值"租约（即征地时这块土地的市场租金高于承租人实际付出的租金）的承租人按比例享有补偿费。如果在中国引入美国的这一法律思路，那么，就可以将土地使用者视为持有30年免租期合同的承租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农民视为不用偿付租金的30年土地用益物权的持有者）：因此，由使用者持有的"额外价值"将是30年土地权利的全部市场价值。
中国是依据法定标准来确定补偿金额的。当前的补偿标准依据1998年《土地管理法》中的规定。该法规定，征用的耕地补偿费包括：（1）土地补偿；（2）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3）安置补助。其中，土地补偿费标准是被征用耕地前三年内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根据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征地补偿基本原则来判断《，土地管理法》规定的现有法定补偿标准明显不足。在这三类补偿中，青苗补偿和安置补助都是对农民在土地上的投入（如作物和住房）的补偿，与土地本身的价值关联不大；只有土地补偿才是对农民失去土地的补偿。
即便按目前法律规定的最高比例补偿，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民的30年使用权仅仅值10年的农业产量。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考虑到这些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也适用于非公共目的的土地农转非，那就更象是巧取豪夺。现行法律授权地方土地管理部门按法定标准对农民给予补偿，但同时又允许它们以市场价格出让土地使用权。这就既方便也刺激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使用权出让来谋取私利，因为它可以压低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同时又把土地使用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土地开发商。
比如，根据安徽省自己公布的资料，阜阳市在2003年1-6月国有土地出让中，通过拍卖出让的土地价格为每亩30.57万元，通过挂牌出让的土地价格为每亩16.33万元①「见"安徽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概览"《，中国国土资源报》，2003年8月12日。。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在征地时对农民的最高补偿为每亩23000元。在一个村子中，农民抱怨说政府以70000元/亩的价格卖了他们的地，却只给他们23000元/亩的补偿费用。他们说，政府什么也没失去就获得了大笔的收入，而他们却不得不被迫放弃土地，到头来才获得一少部分收入。
其他研究人员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地方政府通过"低买高卖"来从制度中获利。在云南省东北部的一个村子中，850亩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并将使用权以15万元/亩的价格出售给投资商。最终付给村集体的补偿费仅为28000元/亩，其中农民获得的仅有9000-10000元/亩，大约是土地权出售价格的6%②「郭晓林：《中国征地和农村纠纷》《中国季刊》（2001年）第422页。。
增加国家在征地用于公共目的时支付给农民的补偿费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继续执行法定的补偿标准，但是提高目前《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补偿水平。第二是普遍采取"公平市场价"的方法。
第三种也是我们建议采取的方法，即补偿以公平市场价为基准，同时规定最低补偿标准，即定下限不定上限。在这种方法下，公平的市场价标准适用于土地权利的市场价可以确定的地方，如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但在公平市场价难以确定的地方，补偿不得低于最低补偿标准。
2.补偿的分配。补偿的分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我们的实地调查显示，有关征地补偿分配的现行法规和实践的结果，是征地补偿费大多被乡镇政府和集体组织拿走，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只有很少一部分甚至没有。乡村干部采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法，是保留大部分或所有的土地补偿费，然后在村中进行土地大调整，让失地的损失由村中所有农户承担。另一种方法是将补偿费在村中平均分配然后进行土地大调整。显然，第二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可取。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村中所有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都会因大调整而遭到破坏。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相关政策，这种调整是不合法的。
在安徽、海南和广西进行的实地调查中，我们向土地被征用（17个村中共有34例土地征用事件）的村中的农民询问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土地补偿分配后是否进行土地调整、如果进行了是哪一类土地调整。在17个村中，我们发现总共5组不同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法和因征地而实行的土地调整。
对这些实地调查结果的分析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所有34起征地中，我们没有发现一起在征地后进行土地小调整的事例。这表明，通过小调整来解决由于征地导致的人地矛盾并不切实可行；如果允许征地后进行土地调整，那么必然是严重破坏土地权利稳定的大调整，这反过来又严重危害农村法制建设和全村农民土地权利的稳定。
第二，有不少的村采取将土地补偿费直接分配给失地农户且不进行土地调整的办法。实际上，一些村子已经开始改善其征地补偿的分配办法，用"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失地农户且不进行土地调整"的办法来代替"将土地补偿费平均分配随后进行大调整"的办法。综合实地调查的结果，这种改进的办法会受到欢迎，或者至少将被越来越多的村接受。
第三，将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失地农户，似乎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征地后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失地农户的所有12次征地中，没有一例在征地后进行土地调整。相反，将土地补偿费平均分配给村中的所有农户或由村集体保留的事例中，全村范围内的大调整却很有可能发生。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禁止大调整并将非法土地调整列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一种侵犯。实地调查结果有力地说明，将所有或大部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受征地影响的农户，不仅会补偿这些农户的损失，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所有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12例采用这一补偿方法的征地中，无一例进行过土地调整）。尽管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国家要将土地补偿费交给集体，但是却没有对国家将这些土地补偿费下发到集体后，集体如何对其进行处理做过任何规定。征地制度改革应该填补这一空缺，明确要求集体将所有或大部分土地补偿费分配到受征地影响的农户手中。要保证按照以上所述的比率将补偿费支付到农户手中，必须有一些保障措施。一种保障措施将土地补偿费不直接交给集体，而是交给通过契约建立的中介监督机构。这需要指定一个政府机构或国家银行负责从国家或土地开发商那里收取补偿费，并从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受征地影响的农户手中收取所有相关文书。土地易手之后，这一中介监督机构将负责以一次付清方式或按年支付的方式将补偿费直接下发到受征地影响的农户手中。
三、征地程序
法制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大多对国家征地有一套程序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和保障土地持有者的利益免受非法征地的侵害。这些有效的程序规范简单说来就是要保证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有：（1）知情权；（2）参与权；（3）上诉权。
中国现有的土地征用法在这三个方面做得很不充分。RDi的实地调查强有力地表明，征地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参与，既带来农民的失望，也为集体干部滥用职权提供了机会。在17个发生过34次征地的村中，从未有过就征地目的或补偿标准征求村民意见的事情。在多数情况下，农民只是简单告知哪些地块要被征用，目的是什么，他们能得多少补偿。这种告知都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
而且，由于征地事件本身和补偿标准都是单方面强加给农民的，这种口头告知实际上只是一种要求农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做好征地准备的最后通牒，没有任何让农民"参与"征地过程的意义。
在那些做出口头通知的地方，通知的内容中一般包括补偿的种类和每种补偿的金额。但是，大多数农民告诉我们，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政府的征地补偿实际上究竟是多少。在17个村中，只有安徽的两个村把包括补偿标准的政府征地公告张贴在村办公室里供农民查看。
这种程序上的不足也使地方官员和集体干部有机会通过征地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访谈中，大多数农民都表示，他们完全不知道政府给集体的补偿是多少，政府补偿中又有多大比例是分给村民或分给失地的农户。在海南的一个村，集体干部在1998年的一次兴建地方农贸市场的征地中对农民讲，补偿仅为每亩600元，令人难以置信。在海南的另一个村，1993年的一次征地征了该村40亩地建一高科技项目，集体告诉农民补偿为总共10万元，但是根据临近村的补偿标准，农民认为集体得到的补偿大大高于公开宣布的补偿。
集体干部利用程序保护措施的缺乏侵犯农民权益的表现可分为下述三类：
1.截留土地补偿金。在访谈中，我们问到农民是否在征地时得到过补偿，如果得到过，那么是哪一类补偿，金额多少。几乎所有村的农民都告诉我们，失地的农户得到了青苗补偿。
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近郊的一个村，失地农户的青苗补偿为每亩1500元，除此之外，其他所有村的青苗补偿标准为每亩600-800元。
在这17个村的34次征地中，有5个村在11次征地中既没有将土地补偿金分给失地农户，也没有将之在全村平分。还有一个村的集体答应从村中的机动地中调出土地给失地农户，但这一承诺一直没有兑现。当问及土地补偿金都到哪里去了，这些村中的农民说集体拿走了。
在这些村中，集体干部大多没有向农民解释集体截留的土地补偿金将做何用，但也又一个例外。在这个村中，集体告诉农民"上级"政策不允许将180万的土地补偿分给农民，所以只好将补偿金存入集体的银行账户。但是，农民说他们从未见过这一文件，甚至是在场的村出纳也说不出集体截留土地补偿金所依据的上级文件。
2.少报土地补偿金。如上所述，村集体很少公布包括有补偿金额在内的政府征地公告；我们所走访的村中几乎都是由集体干部口头宣布补偿标准。这种口头宣布给与集体干部极大的自由权，使之想让农民知道补偿多少就宣布多少。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集体宣布的土地补偿金额为每亩600-40000元，但绝大多数宣布的土地补偿金为每亩12000元以下。许多农民相信，政府的土地补偿金和集体宣布的土地补偿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安徽阜阳，虽然政府的土地补偿标准为每亩20500～36000元，但是在我们所访问的四个村中，有三个村的集体宣布标准大大低于此数。此外，在阜阳的两个村中，集体近几年来采取了一种分配土地补偿金的新方法，失地农民得到每年每亩600～700元年"租金".失地农民对这种补偿方法很有意见，因为集体没有具体告诉他们有多少年可以获得此"租金".他们怀疑集体只是将土地补偿金中的小部分拿出来做"租金"分给失地农户，与之同时将大部分由集体截流。
3.将农民的土地补偿变相转移。我们于三月份在海南和广西的调查中发现，在几起征地中，向政府和村集体通过一连串非法手段剥夺农民的补偿权利。在海南的一个村中，1993年有40亩地被征用于高科技项目。虽然农民被告知土地补偿总额为10万元，但只有不到6万元分给了全村村民，其余由集体占有。也就是在这个村，1986年因建一钛矿加工厂征走村里一大片土地，但农民没有分到一点土地补偿。几年之后，加工厂破产走人，把土地荒废。村长将这片土地改建成44个宅基地，每个120m2，按每个宅基地3000元的标准出售，所有收入进了村长及其亲戚的腰包。
在广西的一个村，乡政府在1994～1995年间拿走村里17亩地搞开发区。乡政府答应每亩土地赔偿6500元。但是，没有一分钱到账，因为乡政府自称乡里没钱。八年之后，在2002年，当这17亩地开发成一个可以建房100多个（每个80m2）的住宅项目，乡政府拨出17幅宅基地给村里，以其顶替承诺的补偿。到我们访问时为止，拨出的17幅宅基地有70%已被出售，每幅6500元。通过这一手法，乡政府可能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50多万元的收入。
转贴于四、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具体法律建议如下：
国家可以根据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征地的目的必须是下述用途：交通用途，包括道路、运河、公路、铁路、人行道、桥梁、港口、码头和机场；公共建筑物建设用途，包括学校、图书馆、医院、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军事用途；公用事业用途，包括饮用水、排污系统、电力、通讯、燃气、排灌工程、水坝和水库；公园、操场、花园、运动场和公墓；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且经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发展项目；其他经国务院批准的重要公共用途。国家必须证明，征用土地的主要用途是公益性，而不是经营性。
如果集体所有农地转变为非农用途但不属于上面所列的具体用途，或者虽属于上面所列用途但其主要性质为经营性质而不是公益性质，则国家不得采取强制性征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用途的改变只能通过在自愿基础上的谈判交易来完成、并得到所有受影响的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该土地的农户的同意。
国家因许可的公共目的征用集体所有农地的，必须对所有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权持有者进行补偿。土地补偿费标准应该是被征土地的公平市场价格。公平市场价难以确定的地区，土地补偿不得低于土地征用以前三年中年平均农业产值的三十倍。此外，还应依据《土地管理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支付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被征用土地的所有者或持有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一户或多户农民，对征地执行机关确定的补偿费有争议的，可以申请上一级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诉讼。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如果是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或者是集体流转其土地的使用权用于非农业用途，不得对村中没有受到影响的任何一部分土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应该分配到受征地影响的农户手中。土地补偿费或土地流转收入可以在集体土地所有者和村中受影响的农户之间分配。需要安置受征地影响的农户的，安置补助给与需要安置的农户。对尚未承包到户的集体所有的耕地或荒地，土地补偿费或流转收入可以在集体和村中的所有成员之间分配。
在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受影响的农户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可指定一个政府机构或国家银行作为契约中介机构，负责处理土地补偿费或流转收入的分配事宜。中介机构应将所有征地补偿或协商流转收入存入指定的中介机构专用帐户，受益人为按上述比例受益的失地农户和集体土地所有者。
通过征地或协商流转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可作为建立此中介机构专用帐户的见证。
集体流转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用途的，国家可以征收土地交易税，但税率不得超过交易所得中受影响农户收入所得的5%；如果交易所得为分期付款，则不得超过任何一笔付款的5%.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如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将被征用，有征地的知情权，并有权参与征地的全过程。因公共目的提出征地申请后，应及时通知土地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农民。通知应是书面通知，必须张贴在该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公开地方，并且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地事宜。
在随后的征地各个阶段，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向农民通报有关拟议征地的实质性意见，如选址、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补偿标准和补偿分配、分配给哪些农民、何时分配、进行征地的时间表等，农民有权参加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有关部门必须在征地开始进行之前审理农民的意见并做出答复。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8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
土地征收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国有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唯一方式，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土地不但是农民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因土地征收引发的群众上访案件近年来有增无减，影响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研究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充分体现并保障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益，成为目前我国关注、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现行土地征收补偿的弊端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严重损害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权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偿标准严重偏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征用其它土地的参照耕地进行补偿”。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统一年产值或区片综合地价，旨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保护失地农民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补偿标准严重偏低，与日益攀升的土地出让价格形成很大的落差，征地补偿费仅占土地出让价格的10%-20%。土地出让的暴利使地方政府陷入征地卖地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怪圈，严重脱离了目前我国实行的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二）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组织管理，主要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安置补助费谁安置谁管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支付给所有者。这样的分配方式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乡、村委会、村民小组）在法律上尚未明确，因此土地补偿费具体应该有谁管理存在争议。其次补偿费没有包括土地的生态价值补偿。
（三）货币安置存在弊端
货币安置因其简单且可操作性强而成为主要的安置方式。但货币安置存在很大弊端，由于农民普遍缺乏理财观念和再就业技能，对安置款的使用缺乏计划，一旦安置款用完之后，便又丧失了生活保障，大量的失地农民沦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土地补偿费以货币形式发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用于发展集体经济、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往往较少，而由此引发的克扣、贪污、滥用、截留却时有发生。
二、土地征收补偿的优化
（一）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价值内涵，逐步实现土地征收的完全价值补偿
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交换以使用价值为基础，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农村集体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其中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可并称为土地资源的外部性价值，社会价值包括社会保障价值和粮食安全保障价值。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属于不完全补偿，表现为补偿范围窄、标准低。从国际整体发展趋势看，对于国家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其补偿范围与标准呈日渐放宽提高之势，对被征用者所遭受的损失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关于征收补偿国内学者观点不同，有的主张按市场价格补偿，有的主张区分征地目的（是否为公共利益）区分补偿标准。以上观点都存在不妥之处，按市场价格补偿缺少外部性价值。以征地目的和范围不同区分补偿标准有失社会公正。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包括土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损失补偿，即土地征收实施完全价值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也是对完全价值补偿的支持。
（二）完善价值核算方法，兼顾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产值倍数法补偿测算方法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倍数确定有较大主观性。解决这两个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完全价值测算，包括经济价值和外部性价值；第二，改进具体测算方法。对于经济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的核算，参照《农用地估价规程》中的综合法进行，并对其进行优化；在此基础上采用替代成本法方法对粮食安全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评估；最后各部分价值相加即为农村集体土地的完全价值。
1、经济价值测算
经济价值核算采用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每年的预期客观纯收益折现到估价期日。具体到农村集体土地是将待估土地未来各期正常年纯收益以适当的利率还原，从而估算出待估土地价格的一种方法。基本公式为：
式中：pp――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n――收益年期；a1，a2…an――分别第一年，第二年，…，第n年的年末纯收益；r1，r2，…rn――分别为未来第一年，第二年，…第n年的还原利率
2、社会保障价值测算
社会保障价值测算采用替代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是一种基于替代品市场的评价方法。农民土地被征收意味着社会保障功能的丧失，采用某种方式又可以重新实现社会保障，实现这种方式需购买的产品即为替代品，而替代品的购买价格即为农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对社会保障价值计算，可以根据单位土地面积所承载的人口应缴纳的社会保障金额来代替单位土地面积的社会保障价值。具体核算方法可以根据失地农民的性别、年龄构成等，参照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有关标准计算。在我国农村多数地区都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因此对社会保障价值的核算只包括养老保障价值和失业保障价值。
（1）养老保障价格
养老保障价格测算可依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个人养老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sl――养老保障价格；at――农用地总面积；am――人均农用地面积；Ya――平均年龄为a时可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水平应趸缴的保险费金额；Yam――a年龄男性公民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Yaw――a年龄女性公民保险费趸缴；b――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c――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m1――农民基本生活费（月保险费领取标准）m0――月保险费基数。
（2）失业保障价格测算
本文以保障农民最低生活水平为出发点，采用折现的方法来计算。一般来说，男性在四十五岁以上、女性在四十岁以上再找工作就比较困难，假设其失业，男性到六十岁女性到五十五岁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其间为十五年。也就是说失业保障的存续期间为十五年。根据当地最低生活标准，采用前文确定的收益率即可算出一人所需的失业保障金额，再用农地总面积除以人均农地面积求出要保障的人数，两者相乘即得出失业保障价格。公式如下：
式中：ps2――失业保障价格；m1――最低生活保障金额；r――还原利率；at――征收土地总面积；am――人均土地面积
（3）粮食安全保障价格的计算
第一，固定资产投入量，假设在开发初期一次性投入，由于投入期和测算时点相距不远，所以固定资产投入部分不计资金的时间价值。
第二，农业生产平均净收益水平在土壤经济肥力形成周期内的折现值。公式为：
式中：pg――粮食安全保障价格；ay――农业生产年平均净收益；r――还原利率；n――土壤经济肥力形成周期；c――农地固定资产投入量
3、生态价值测算
土地资源的生态功能主要包括调节大气成分、涵养水源、保持生物多样性、营养物质贮存与循环、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环境净化等功能价值。由于土地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通常土地的生态价值不具备完备的市场评价体系。目前，国内外对生态价值的核算一般采用间接测算法，主要采用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享乐价值法和条件价值法进行测算。
（三）区分对待征收征用，合理确定补偿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对土地征收、征用进行了区别。征收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没有期限的。而征用仅是集体土地使用权有限年期的转移，并未改变其所有权性质。土地征收补偿价格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价格，土地征用补偿价格只是有限年期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价格，因此土地征收价格应明显高于土地征用价格。
在农村集体土地非农流转的过程中，应严格区分土地征收和征用，分别采用不同的补偿标准，以充分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的产权利益。充分体现社会公正理论，根据“谁受益、谁投资；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土地征收征用后的受益者和土地资源功能破坏者应该对受损害者相应的补偿。
三、展望
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完全价值有很大差距，如何将优化后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上升到制度层面是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土地征收将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土地征收逐渐走向市场化，补偿费用不断提高，安置方式和途径不断拓宽，从而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和农民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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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9
农村征地社会矛盾是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的、特有的社会矛盾。征地社会矛盾是指因政府实施征收土地行政行为产生的以土地人身依附关系衍生的征收土地收益分配社会矛盾法律关系的总称。征地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行政法律监管不到位、司法审查薄弱、滥用村民自治权等。为避免因征地导致的农村新的社会矛盾发生，必须大力完善有关征地、土地收益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律、法规建设；明确各级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强化司法审查作用，改变对行政行为、村民自治行为司法审查观念；明确村民自治权范围、村民自治权行政、司法审查途径等。
【关键词】农村征地社会矛盾法律监管解决策略
【正文】80年代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生产队年度结算分配产生的分粮矛盾；80年代至20世纪末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乡村统筹提留引发的再分配矛盾；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大量土地被征收，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及乡村统筹，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农村社会矛盾演变为征地社会矛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征收土地引发的大量严重的农村社会矛盾，被胡锦涛总书记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三大热点问题之一。所以，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征收土地、征地收益分配法律制度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明确各级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责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基本手段。强化司法审查作用，改变对行政行为、村民自治行为司法审查观念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基本保障；明确村民自治权范围、村民自治权行政、司法审查途径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
近几年，政府及国土部门比较重视征地补偿足额到位的监督管理，对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收益分配层次的法律监督和管理不太关注。缺少从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高度进行监管和研究。本文以笔者承办的大量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实际案例为基础，着重从化解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创建农村和谐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高度，全面研究并提出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问题的对策。
一、土地收益分配矛盾是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土地收益分配是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经营管理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或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所获得的收益，经集体成员大会民主决定，依法在本集体成员内部实行分配的行为。当前，土地收益分配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一）截留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2009年7月因修建大广高速公路需要征收河北衡水市某村120亩耕地，征地补偿费标准为每亩28000元。村委会决定给被征地户每亩15000元，其余归集体统一使用，村民不同意村委会的分配方案，征地款一直没有落实。就在建设单位即将在该村被征收的土地上施工时，该村很多被征地农民自发的到即将施工的土地上静坐，阻止施工人员施工。农民认为补偿标准低于河北省政府规定的80%比例标准，要求村委会给予增加比例标准，遭到村委会拒绝，随后找到镇政府，当地镇政府答复：村委会每亩给15000元补偿合法，村民又找到市政府，市政府答复这属于村民自治范围，政府无权干预。承建单位向被征地农民说明高速指挥部已全部按河北省政府规定支付了全额征地补偿费时，农民根本不予理睬，一方面继续采取静坐的方式来向地方政府示威，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找律师维权。笔者接受委托后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笔者的法律咨询后村民同意撤出现场恢复施工，经过笔者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建议未能奏效。于是，农民启动了行政监督申请程序，要求所在镇政府作出行政监督决定，责令村委会依据河北省政府2:8比例标准执行，为被征地户每亩增加5200元安置补助费。镇政府在接到申请后明确表示不予监督，随后将镇政府的不作为问题，行政复议至某县政府，该县政府认为不属于复议范围，仍不作为，又将某县政府复议至沧州市政府。在沧州市政府过问下，镇政府才出面监督，村委会同意按河北省政府文件规定执行2:8分成并补发了安置补助费。本案中高速公路建设单位所给予的征地补偿费符合河北省政府的规定，村委会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由擅自制定“土政策”截留被征土地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引发征地矛盾。该镇共7个村均存在该问题，被征土地农户均表示不同意村委会制定的“土政策”。这是一起典型的截留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二）克扣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在征地补偿款从上级政府经过乡镇政府再到村委会，然后再从村委会发到农户手中，一级一级的转汇。有的被县级部门克扣，有的被乡镇政府克扣、有的被村委会克扣，甚至有的还存在贪污、挪用的违法犯罪现象。实践中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擅自降低补偿倍数克扣补偿。例如，承德市某县政府就是通过与村委会签订协议方式，擅自将省政府批准的补偿30倍改为20倍。当地政府直接克扣了征地款10倍差额。应补偿15万元的补偿标准改为倍数为20倍后补偿降到10万元，由此引发村民上访长达7年。第二种是擅自降低产值标准克扣征地补偿款。例如：唐山某市征收的耕地属于菜地，但是按水浇地产值上报省政府，省政府按照水浇地1300元/亩产值标准30倍倍数标准批准征收。按照唐山市政府18号令规定的菜地产值标准是2000-2500元/亩，水浇地产值标准是1100-1300元/亩。两者相差元900-1200/亩，此次共征收79.18亩菜地，被克扣补偿2137860-2850480元。
（三）假借“村民自治”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邯郸市某村，因城市建设需要被征收土地80亩，土地补偿费每亩2万元，安置补助费每亩8万元，是该村历次被征地补偿最高的一次，在补偿分配问题上农户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没有被征到土地的户认为应按以前补偿标准发放，这些户占全村享有表决权人数的80%；被征到土地的户要求按本次补偿标准执行，占全村享有表决权的20%。于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制定了民主决策方案，让全村有表决权的农民采用“村民自治”的办法，通过“民主”投票表决方式决定给予被征土地户安置费标准。显然，表决的结果是没有被征地户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被征到土地的户每亩少分安置补助费3万元。被征到土地的户坚决不同意表决结果，引发群体性上访，上访得到的答复结论是：属于“村民自治”问题，政府、法院均无权干涉。
（四）分配权利缺失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这类矛盾主要反映在村委会在确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的标准时随意限制或取消分配成员资格而引发矛盾。农村中有一群特殊身份的人员，如婚嫁女、入赘女婿、离婚或丧偶妇女其所生子女；交纳入户费的迁入人员；户口迁入县城人员；五保户收养的子女；大中专在校学生；服役的义务兵；超生的子女；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村委会在制定土地补偿分配对象时常因这些问题发生矛盾。这些特殊人员情况不尽统一，是否属于村集体组织成员，是否具备土地补偿费分配主体资格没有一个可执行的界定政策或法律规定，村委会在确定分配对象时有的村就属于分配对象，有的村就不属于分配对象。张家口市某村在制定土地补偿分配对象时，将已经嫁出女，不论是否有无承包土地一律不享受土地补偿分配权，由于这个村属于县城，全村有120多姑娘出嫁后没有迁出户口，有的当年嫁给非农业家庭，由于两元户口体制无法迁出户口，有的嫁到县城外的村不愿意到农村生活就在县城租房或购房居住，有的还一直承包着耕地，有的虽然没有承包土地，但是按照家庭户口承担多年的“三提一统”费用，有的还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长期居住在村内。2008年6月有60多位出嫁女联名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该问题，但至今因村委会以其不属于集体成员为由拒绝分配土地补偿费，这些人到底是否属于该村集体组织成员？一是没有集体组织章程来规定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的规定；二是没有政府主管机关的裁决或确认机制；三是没有该类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致使该类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化解，引发大量社会矛盾。
（五）分配方式不规范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冀港律师事务所在2009年和咨询的河北省范围内的土地纠纷案件共计862件。分析结论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占54%，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占31%，征地程序不合法占12%，违法征占地占3%。考虑到所谓的补偿标准偏低往往是实际的土地补偿被提取一定比例的结果，广义上的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占案件比例肯定要高于31%。
在征地收益分配纠纷案件中归纳一下，基本有四种分配形式：一是按人口分配；二是按承包土地亩数分配；三是按人劳比例分配；四是按人地比例分配。由于众口难调，发放形式的选择不当，引发了不少矛盾，大规模的上访案件也不断增加。
为此，我们制作了“假如您觉得征地收益分配不公平，您选择哪种方式解决？”的调查问卷，参加问卷的有全省11个地市的农民共1893人。其中，选择与集体协商解决占8%，选择上访的比例占33%，超过了选择“与集体协商”这种解决方式25个百分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的占14%，选择拒不交出承包地的45%，超过了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方式29个百分点。我的结论是：征地收益分配形式多样性，容易引发征地社会矛盾。
（六）政策模糊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2008年12月3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了《关于实行征地区片价的通知》（冀政〔2008〕132号）。该通知规定：“土地补偿费20％归集体经济组织，80％归被征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按照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的农户；被征土地没有土地使用权人和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以及实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土地补偿费全部归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或者使用。”这里提出80%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的概念就是一种政策模糊型矛盾诱因。大家都知道，国家征收土地补偿项目一共有四项：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社保金补贴费。实行区片地价的应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其称谓应为征地区片补偿价，但是该通知引用了“土地补偿费”概念。加之在没有区片地价前的2004年10月国务院解禁土地补偿费使用规定，准许农民对土地补偿费进行分配，分配比例同样是2:8的分配比例。这样，引起很多被征地户向政府讨取安置补助费，地方干部又对土地法律理解不清，简单答复“都有了”导致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大量不必要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将“土地使用权人”列入分配主体更加造成模糊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土地体制已经建立30年了，土地承包权人是农村集体成员，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属于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才能有权获得安置补助，才是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农村土地使用权人主体不一定是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更不一定是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目前，被征土地使用权人有以下几种主体，一是家庭土地承包户，该主体作为分配主体毫无问题，本条中与土地使用权人已经并列规定，显然，不包括家庭承包户主体；二是土地流转后的耕种人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该类主体显然不能直接确定为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但是现实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中，这类主体已经存在并随着流转的发展不断增加。在征地收益分配过程中这类主体，依据该规定提出分配要求引发征地收益分配矛盾。三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部分是农户宅基地，还有一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已经租赁给企业或个人使用，这些人或企业显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当一家企业占地被征收，如果提出参与该企业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据该条规定就应支付给区片地价的80%。当然农民肯定不同意于是双方发生分配矛盾在所难免。2009年我所就接受邢台一家企业要求分配地价的民事诉讼，我们村委会，在一审败诉，二审才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企业诉讼请求。可见，该类主体也是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主体。四是集体养殖用地、林地的养殖户和种植户，村里将一些鱼塘、沟池、荒坡承包给有特长的农户进行植树、养鱼、养猪等，这些农户同样是土地使用权人，当所使用的土地被征收时，依据该条向村委会主张分配权利必然引发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因此，制定政策不能概念模糊，一定要严谨否则就是矛盾的隐患。这里建议河北省政府立即修改一下。
二、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一）立法不健全造成监管缺位
第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征地引发矛盾认识上的偏差，片面认为农民不配合政府征收土地就是破坏和谐，农民找律师维权就是不稳定。只重视处置农民阻工、群体性上访的立法，而忽视了如何让农民有畅通的救济途径、各部门职责严谨的接待调解农民的诉求立法；只重视政府及相关部门权力大小的分配，忽视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如何避免征地矛盾发生问责的分配；只重视村委会配合政府工作政策规定，忽视了政府如配监督村委会落实法律法规的政策规定；只重视补偿款到位，忽视了到位后的分配监管。
第二，法律空白严重影响分配的合理性。例如，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在确定土地补偿费在村集体与承包农民之间分配比例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我省也没有及时制定指导性意见。这就让村集体在提取比例时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又如，在确定分配对象时没有统一的标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统一的章程，如何确定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无法可依。这使征地收益分配活动容易出现很大的混乱。
（二）村民自治超越法律范围监管不力
第一，很多农民不能摆脱传统不良观念的束缚，对享有分配权的妇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利进行剥夺。他们认为“嫁出去的姑娘，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所以就不能再回家参与分配。以此观念的分配方案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撤销，让其肆意泛滥，已经成为矛盾的主流。
第二，一些村委会法律意识比较淡泊。在遇到分配对象如何确定时，村委会故意制定与法律相悖的村规民约，侵犯部分村民的合法权益，助长了少数村干部独断专行的作风。村民要求政府监督往往被拒绝，法院无法可依进行监督。
第三，部分农民在遇到征地收益分配不公时，喜欢采取堵路、堵工的方式表达不满，还有的进行威胁，甚至实施武斗。
三、完善土地收益分配法制建设是当务之急
为了尽可能减少征地补偿分配引发的矛盾，就必须大力完善征地收益分配法制建设，分别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环节做出相应的努力。
（一）健全征地收益分配立法
我国在征地收益分配方面处于立法空状态。因此，省级立法是填补法律法规空白的有效手段，应结合我省省情抓紧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第一，制定我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立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是物权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主体。应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明确规定集体性质、土地所有权范围、承包土地管理、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土地所有权蕴涵的经济利益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所有”，应该作明确的规定。因为这关系到农民、村组以及村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利益分割，这样才可以让村集体在征地收益分配时做到有法可依，减少村民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第二，制定我省征地收益分配方式规章。目前法律法规对征地补偿发放方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比较合理，有的就不怎么合理。法律的规定应该让农民能够有充足的资金及时进行再生产或用于其他方面，让农民从生活上得到保障，在心理上得到稳定。明确分配方式、程序、救济途径等是化解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最有效方法。
第三，对几类特殊分配主体的收益分配权作统一的规章规定。第一类是在校就读的大中专学生。他们在校期间或未就业前应该享有与原户籍所在地村民同等的待遇，参与村里的征地补偿分配。第二类是农业户口的在服役的义务兵。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应享与有村民同等的待遇。要让他们安心为国效力，就一定要严格保护他们的合法分配权利。第三类是服刑人员。他们的合法分配权利不应被剥夺，而应该得到保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刑满释放后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生产。第四类是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均属弱势群体，在征地收益分配中往往被侵害，应立法加以规定。
（四）严格征地收益分配执法是长效之法
第一，各级政府（主要是区县和乡镇两级政府）要严格执法。一要严格履行对村委会的法律监督只能，纠正村委会超越法律的所谓村民自治行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各级政府严禁有关部门截留土地补偿费，切实按照标准发放征地补偿费，保证失地农民能够得到足额的补偿。
第二，村委会要严格执法。村委会应该依法制定村规民约。这是妥善解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一项重要措施。还要禁止村委会实施名为借款、实为分配的行为。为了使村委会人员能够按法律法规执行征地补偿费的分配，还必须加强对分配情况进行监督。此外，他们还应该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法律都可能会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出现不适应，不协调，或出现漏洞。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有利于法律的正确执行，确保正当的利益得以实现。
（五）加强征地收益分配司法救济和合法审查
第一，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只有司法的独立得到保障，才能更好地让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能够以更加公正的态度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才能以公平的原则去处理村民与政府或村委会在征地补偿分配问题上的纠纷。这样才能让农民都有一种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分配纠纷问题的信心。
第二、加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进入法院的土地补偿分配纠纷一般都是相当复杂的纠纷。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基层法院对于纠纷的审判，时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审判不公的问题。为此，我国的诉讼法设立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在强大的上级监督下，基层法院对于土地补偿分配纠纷的处理，就有较大的可能避免不公正的判决。
参考文献
[1]杨仁厚：《完善土地征用法制，保证和谐社会构建》。
[2]《对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的意见》。
农村土地补偿标准篇10
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我国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包括:1、土地补偿费。2、安置补偿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包括：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2、要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阐述了农村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和在土地征用时应补偿范围和标准。另外，根据我国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补偿制度完善，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围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程序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一、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区耕地又浪费严重。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耕地将继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要做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1)加强规划，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2)要优先利用荒地，非农业用地，尽量不用耕地(3)要优先利用劣地，尽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监察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制止乱占耕地的滥用土地行为。
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不但因为征用土地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而且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护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国的最高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私人行使权利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在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就得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因此应在贯彻节约土地，保护土地的前提下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
集体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丧失，故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对被征用土地的生产单位要妥善安排生产，二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拆迁户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适当补偿，四是征地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要适当补助。
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土地征用的补偿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该被征用土地建设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单位则兼具这两个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是合理的。用地单位的补偿是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
二、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用。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1、土地补偿费，主要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损失给予的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补偿费标准规定。
2、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标准规定。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处于生长而未能收获的农作物等，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三、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
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极度困难。
四、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
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
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五、对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提出的相应对策。
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损害农民权益和农地非农化失控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目的动机不纯，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无本买卖，以求尽快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建设，或者为了体现个人政绩。其实，规范的征地制度应具备两项基本功能，或者说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具备保障农民权益的功能，以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业、医疗和养老的条件；二是具备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的功能，将农地占用纳入合理利用和保护有限土地资源、实现生态持续协调的轨道。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规范的唯一标准。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并作为实施征地过程的指导思想，辅以切实措施，才能确保在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民权益和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
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未作出明确界定，这为任意解释“公共利益”、扩大征地范围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参照国际上有关国家《征地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限定，主要包括：(1)、国防、军事需要；(2)、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需要；(3)、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及环境保护等建设事业；(4)、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关，以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机关、、学校等事业单位。“公共利益”具有动态性，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应倡导、重视民众的参与权、选择权。对于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于社会和国家现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如有关国民健康、市政基础设施等，政府应严格按有关土地征收、征用法规办事，而对那些由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引发的符合社会、国家急需要的相对公共利益项目，尤其是有争议的项目，则应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过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体民众讨论、认同。
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体，又是补偿的主体。虽然，新修改的《宪法》对有关土地征用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变，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对征地如何补偿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规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为此，首先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权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强化平等协商和监督机制。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时，必须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决策作出之前，必须与集体农民进行平等的协商，征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它构成了滥用征地权力、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症结。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资料：
1、《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3、《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马建华张卫国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