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的意义篇1
关键词：公共组织；伦理建设；价值取向；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218-02
一、何谓公共组织伦理
伦理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虽然伦理学是世界上最古老悠久的学问之一，但公共组织伦理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公共行政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公共组织伦理包括对社会行为基本规范的伦理的一般性规定，还包括公共组织所固有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必然要在伦理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和内在规定性。公共组织伦理是公共部门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是以“权、责、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是公共组织权力的重要制约机制之一，它所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从本质上讲，公共组织伦理体现为一种特定的公共利益观念，这种观念的出现是公共权力产生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共组织伦理调节的主体是公共组织和相关的工作人员，调节的客体是公共组织行为；公共组织伦理调节的方式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依靠力量主要是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在必要的时候外化为奖惩等激励机制和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作为行为规范，公共组织伦理的评价标准来源于其价值体系，它是以一定的价值体系为基础，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以及个体人格的完善为目标，通过自律和他律的方式，调节公共组织主体的行政行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
二、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
（一）谋取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公共组织伦理的基础价值取向
公共组织作为国家组织活动的主体，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其基本功能就是执行国家意志，协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谓“公共利益”是指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某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在经济和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也表现得相对稳定。公共利益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重合部分，形成后便在社会关系中不同利益中占主导支配地位。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协调好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抑制行政自利性，最大限度地谋取公共利益，实现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
（二）健全对公共组织伦理主体的责任控制机制是公共组织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
公共组织主体只有在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其责任相对应的权力，这也是行政机关权责一致原则的表现。这就要求公共组织积极履行社会义务和职责，承担道德、政治、行政、法律侵权赔偿等责任；公共组织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在行政时必须主动回应并积极采取行动满足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是公共组织责任实现的两种方式。内部公共组织责任机制主要包括代表性，职业主义的作用及伦理道德向度。外部责任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法律等强制性的控制机制。健全对公共组织伦理主体的责任控制机制自然应从内部行政责任控制机制考虑，公共组织内部责任控制机制实质上就是公共组织主体的自律机制，这种自律需要通过公共组织伦理所提出的道义要求的规范来实现。
（三）维护社会公正是公共组织伦理的根本价值取向
公正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满足民众基本利益需求，保障社会存在及稳定发展的基本准则。究其渊源，公正问题是从人们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产生的，在各种利益关系中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形式是利益交换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与此相对，最基本的公正形式包括：规则公正、交换公正、分配公正、权力与义务对等。公共组织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应充分体现维护社会公正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在政策伦理、体制伦理、行为伦理、职业伦理等各方面，从规范、道义上要求提高公共组织能力及效率，公共组织主体维护社会公正，平衡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关系，通过体制改进及政策的优化整合实现规则公正、交换公正、分配公正及权力与义务对等。
（四）铸就公共组织伦理人格是公共组织伦理的目标价值取向
公共组织伦理人格是高层次的公职人员人格的表现，是公职人员与其它职业者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公职人员道德上的品格、尊严、权利、义务、道德信念、道德自律意识融合而成的公共组织伦理价值和道德自律行为模式的整合体。要铸就公共组织伦理人格，在公共组织伦理规范系统的构建中需把握三个环节：第一，实现行政道德义务与行政良心的统一。在公共组织活动过程中，行政道德责任与行政良心是相辅相承的，它们能够而且应该是统一的。第二，在公共组织伦理建设中需要考虑怎样促使公职人员提高在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中进行行政行为选择的能力。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是行政行为选择中所面临的常见情况。第三，在公共组织伦理建设中，需要考虑怎样激发公职人员进行道德修养，培育和完善公共组织伦理人格的自觉性。
三、公共组织伦理建设有何意义
（一）规范公共组织能力，建立勤政廉政机制离不开公共组织伦理建设
公共组织伦理是以一定的概念、范畴以及一系列的伦理规范运用到公共活动过程和公共组织行为中的。这种规范的特点在于，以善恶来认识、评价和把握公共组织活动过程中担任行政角色的行政行为，通过舆论评价和内心信念的体验以及一定制度的约束，引导和约束公共组织系统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即通过公共组织伦理规范限定公共组织活动的范围、行为模式，使公共组织活动过程趋于程序化、规范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共组织伦理建设
公共组织的管理与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如何管理好公共组织、怎样服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都与公职人员的公共组织伦理密不可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和服务，需要公职人员具有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秉公办事、奉献社会的伦理道德，坚决反对、等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原则的不良行为。
（三）良好公众形象的树立离不开公共组织伦理建设
国家公职人员是国家战略部署、具体政治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具有良好的公共组织伦理道德和卓越的办事能力是正确制定执行政策的首要要求。公共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关键在于加强公职人员的公共组织伦理建设，要求公职人员公正无私、高效廉洁、勤政为民，树立公共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只有这样的公共组织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信赖。[3]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公共组织伦理建设
国家公职人员的工作是面向社会的，人民赋予其的指挥管理社会事务角色，他们通过各种法律赋予的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他们的职务行为都直接影响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都可能对社会产生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公共组织伦理在公职人员的内心情感、信念和行为规范上，是通过国家公职人员个体的行为达到对全社会的调整。某种程度来看，公共组织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全社会的伦理起指导的作用。
四、加强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当前，公共组织伦理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权力交易。权力交易是权力再分配中的以权换权，即谋求权力的最大化。政治腐败常常表现为权位竞争非法交易；（二）渎职失责。渎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职权或者不尽职责；失责是享有一定权力的人对自身应负的责任的一种无视和践蹋；（三）权钱交易。公共组织伦理失范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共组织运作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公共组织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公共管理不能“抑恶扬善”。
因此，在新时期公共组织伦理建设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健全公共组织责任监控机制：首先，提高道德责任觉悟，公共组织主体应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普遍信念，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公共组织伦理建设体系及其每一个公职人员的终极职业追求，树立国家、民族意识，肩负治国安邦的责任，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其次，加强公共监督，促使公共组织的主体认同相应的责任，权责并重，同时关注民众生存情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回应并满足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再次，要高度重视公共组织伦理的研究，设定公共组织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建立和完善与时展相适应的公共组织伦理体系，召唤公共组织主体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最后，要加强公职人员的公共组织伦理及行为规范方面的制度建设，同时加强公共组织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教育与培训。
五、结语
公共组织的伦理建设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各国道德建设所走的一条成功之路。公共组织伦理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要有外在的制度保证，也要有内心的道德规范，它能使公职人员养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这正是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组织伦理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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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志君.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J].地方政府管理，2001，（4）.
[3]刘白露.行政伦理建设刍议[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6）.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2
关键词组织化腐败利益冲突原则
当我们看到诸多公共事件中扮演不光彩乃至引起公愤的角色已不是贪腐官员个体，而是一些理应令我们尊重的公共组织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中央高压态势下，腐败行为却在脱胎换骨？从官员的个体腐败演变发展到组织的集体腐败，这一现状凸显了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折射出当今国家反腐败战略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当前，“组织腐败”、“利益集团腐败”、“制度化腐败”等几个概念见诸各种论述之中，这也证明了公共舆论对组织类腐败的认识已从单一公共事件的评判上升到对公共事件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的反思。当然，组织腐败、利益集团腐败、制度化腐败具有不同的语境：“组织腐败”是从腐败主体特征的视角加以界定，主要是指腐败形态已从一元性的腐败主体向二元性的腐败主体变迁，在个体腐败主体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组织意志与组织形态的腐败行为；“利益集团腐败”是从组织的利益属性合法性视角进行的界定，即利益集团所追求和实现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不证自明”的利益冲突；“制度化腐败”是从制度安排的正义性视角进行的界定，主要是指那些符合实体法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腐败行为，即违背自然正义原则的白色腐败。综上所述，“组织化腐败”概念，实质上是上述几种概念的集合，能够涵盖上述三种形态的腐败。它立足于腐败主体特征、腐败的客观危害和腐败行为的形成过程三方面来界定腐败形态，即“组织化腐败”是指为追求既得利益，具有组织意志和组织形态的利益群体，以组织名义所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行为。
毋庸置疑，组织化腐败是当今中国最难治理的腐败：一是从组织化腐败危害的视角看，组织化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母，特定区域一旦呈现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则能够说明该区域范围内公共资源以及公共政策的走向已经被腐败的组织群体所控制，公共利益被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取代，进而引发该辖区内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环境呈现危机状态和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至低点，随时可能触发更大范围事件。二是从治理组织化腐败的视角，由于其组织形态具有“模块化网络组织”①特征，并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和无限增殖的本能，其组织形态与现行政治体制之间具有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组织化腐败必然成为最难根治的腐败。三是从组织化腐败表现形态的视角看，它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为公共利益的旗号，具有很强的伪装性。所以说，传统意义上对官员个体腐败的法律认定已经无法同样适用于对组织化腐败的界定，故在无明示性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治理之策也就很难做到对症下药。
组织化腐败的性质判定
现行实体法对官员个体腐败的认定已不是问题，、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罪等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谓清晰明了。由于组织化腐败缺少全面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理论归纳，其属性界定较为模糊。因此，描述组织化腐败的性质成为研究组织化腐败的重要路径，本文所作的分析是基于有限的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仍需要进一步科学化。
公众评判的本位主义是界定组织性腐败的外部机制。“在民”的思想认为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国家和政府负责管理社会，人民与国家建立契约关系时，与国家的关系只是委托关系，而不是的转移关系，所以属于人民。所以，当一个公共组织受到人民尊重或人民承认，该组织则具有政治合法性。然而，当特定组织的公共政策行为被社会公众视为谋取组织的既得利益，引发社会普遍一致的反感、质疑和批评，公众得出存在利益冲突的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公共组织可能已经迈入组织化腐败的泥潭，这似乎有些武断，但诸多实例说明情况确是如此。可见，我们在界定组织化腐败时，往往是以社会公众普遍一致的舆情作为评判标准，而舆情科学性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公众与公共组织之间信息是对称的，社会公众能够获得真实完整的公共信息，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很难的，社会民主监督边缘化和公共传媒的受控性决定了社会公众与公共组织之间的信息是有限对称，揭示组织化腐败的披露机制的缺失导致大量的组织化腐败行为难以揭示。二是监督机制能够积极回应社会公众的呼声，及时启动认定清理机制，以支撑与增强社会公众的信心，而不是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掣肘，出现选择性失明，进而导致社会公众监督信心的丧失。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3
关键词：公共管理；利他主义；类型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公共管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服务性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显然，利他性是公共管理的重要本质特征，然而公共管理利他性有何特点，在类型上它又属于何种利他主义呢？本文试图对此做些探讨。
一、纯粹利他的政府
政府的产生是基于社会的需要，政府在社会需要的催生下经历了公共组织和初级政府的发展时期，最终向成熟政府发展。在政府产生之前的社会状态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状态，人性的自私和利己造成了人们彼此相互摧毁和掠夺。为了防止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权利，走出“霍布斯丛林”，生活在一定范围的人类达成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的协议，订立契约，通过契约把自己的部分权力交给一些人组成的组织，进而逐步形成国家，为订立契约者提供必要的保护，国家于是诞生。卢梭也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由此可见，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的基础上，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权力，选举出新的政府。因此，政府的公利性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更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
另外，社会机制运行并不是完美无缺，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运行缺陷暴露无遗，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或市场失败，如垄断、收入分配差距、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等。而公共物品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共物品在其作用和性质上不同于私人物品，它的供给目的不在于谋求个人和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而在于追求社会效用的优化。因而以价格为杠杆的市场机制对公共产品发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市场机制在公共领域是失灵的。在无利可图的公共领域，私人或者自利性组织不愿意也不可能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而且应该承担起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供给缺陷，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它体现了公利性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离开了这种公利性，政府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由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具有弥补其缺陷的职能，才有相应政府机构、人员和经费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政府是为市场服务的，并通过为市场服务，进而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否则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合理合法基础。〔1〕
由上所知，政府产生及合理续存的基础在于达成公意的目标并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向社会组织、生产、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应有之义、应有之举，是政府最主要的职能。并且政府这种服务于民的利他功能完全没有逐利的目的，是不求回报的无偿服务。政府只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者，协调与整合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关系以至于达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追求的理想目标。而政府直接的逐利行为会影响其利益关系整合职能的实现，从而伤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公众的个体性利益。〔2〕
二、有条件利他的非政府公共组织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非政府的社会公共组织产生。这些非政府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显著特点是强制性，而企业和市场则以赢利为目的，它们为社会提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营利性是其根本特征。与政府和企业组织不同的是非政府组织供给服务，社会成员接受服务均完全出于自愿，不存在所谓的强制，同时也不以营利为目的，非营利性是非政府组织的本质特征。
非营利性是非政府公共组织本质属性，是否就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完全付出而不求回报呢？显然不是，公共组织的非营利性并不排斥运营中的盈利行为。由于众多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它们在资源获取和提供服务等方面都面临着竞争，虽然这种竞争有着不同于市场的逐利竞争结构，但也会给这些组织不小的压力。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并不同于政府的纯粹利他行为，其目标取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社会提供公益性的服务，另一方面则是以优质的服务获得社会对于非营利组织良好的评价，取得社会的信任、认可与支持，从而确保组织能够正常运营和发展。
从获取社会资源来看，政府支持或免税，企业或个人财产或物资形式的捐赠，人力资源形式的志愿服务，构成非营利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的社会基础。这说明非政府组织资源来源是高度依赖外界的，正是这种资源依赖既影响了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独立性，又使非政府组织面临竞争。只有运行高效、能提供优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组织，才能获得政府的拨款，赢得社会的捐赠和自愿者的积极参与。如果非政府组织没有良好的社会评价，就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社会的捐赠和人们的自愿参与。因此，非政府组织尽管与企业存在不同的竞争结构，但还是处处面临竞争的压力。可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目标不能只停留在无偿提供服务，它必须认真考虑运营资源的获取。由于非政府公共组织资源动员既不同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强制关系，也不同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是基于社会认同基础上的一种“信托”关系，是一种基于信任、志愿和公益的资源支持与委托关系。〔3〕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只能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社会信任、认可与支持，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关系着组织本身的生死存亡。
从非政府公共组织提供服务方面来看，我们知道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完全不收费的，而作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大多数服务项目上可以甚至有必要收取一定费用，以维持服务项目持续运转。非政府公共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它们往往关心的仅仅是更狭隘的利益，注意力全在自己领域的公共目标，如环境、经济、社会福利等，社会成员极难均等地享受这种公共服务，不像政府提供的服务那样，人人均可享有。情况更糟的是，有的非政府组织对自身团体利益的过分维护，往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自私自利尤为明显。
三、制度化的利他主义——公共管理人员的利他行为
根据默顿对制度化利他主义的理解，“制度化利他主义”是利他主义的特殊形式，它是通过结构性机制，特别是奖赏与处罚的调节，以激励那种有助于他人的行为。制度化利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论施助者的动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都可通过一种机制将报酬反还给本来的施助者，而施助者的报酬更有可能来自他们参与其中的社会系统中的其他个人，并常常是延期支付。〔4〕默顿认为，专门职业的制度化利他主义更经常发生，如医学、法律等，因此，他对专门职业的制度化利他主义做了专门的探讨。
默顿认为，专门职业必须具备三重性价值：求知（knowing）价值，即专门职业获取系统化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价值。实用（doing）价值，即专门职业具有的获取训练有素的能力和技术技巧的价值。第三重价值也是默顿所特别强调的价值——援助（helping）的价值，这是将知识与技能结合起来，对他人提供专门的服务的价值。默顿提到的专门职业主要有医生、律师、牧师等，不过根据他的定义，很多职业都可以纳入专门职业的范畴，比如郭景萍教授就认为社会工作就是一种典型的专门职业，是一种典型制度化利他主义。本文认为，公共管理也是一种专门职业，公共管理人员（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人员）的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化利他主义。
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种专门职业，是因为它具备默顿所认为的专门职业的三重价值。作为从事公共管理的公共管理人员拥有系统化知识和专门技能与训练有素的能力和技术技巧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是任何国家和组织对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公共管理人员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当然，公共管理人员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技能的最终目的为他人提供优质高效的专门服务，脱离这一点，利用职权，，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和惩罚。
其次，公共管理人员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职责。人民赋予他们权利，他们代表社会从事公共管理，促使社会和谐平稳顺利发展，给人民带来福址。他们的利他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虽然从公共管理人员个人的动机看，有利己的，也有利他的，但从整体上看，是利他的。
再次，虽然公共管理人员造福人民，服务社会是他们的天职，但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任何报酬。既然是一种职业，享有职业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与其他形式的利他主义不同，公共管理人员与受助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制度性的相互依赖，其报酬不是直接来自于受助者，而是国家以税收的机制，定期地、间接地反还给施助者，也就是默顿所说的延期支付。因此，受助者与公共管理人员的服务关系是以制度为背景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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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帆，康洁．论政府利他行为的特点［J］．理论与改革，2007，（3）．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4
关键词：准政府组织行政法主体地位
准政府组织是近些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内容。准政府组织处于各自特定领域之中的权力与行政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加强对这些“准政府组织”法律地位的研究对于保护公民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准政府组织的概念及特点
准政府组织一般指那些除了国家机关以外，能够行使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即在国家机关以外，一切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措施，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或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承担相应责任的社会组织。对于这些组织而言，由于它们服务于一定社会领域中的特殊的公共利益，因而享有对一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
准政府组织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
非政府性。准政府组织的首要特性当然是“非政府性”，准政府组织可以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或者是企业组织，但是它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公共利益性。服务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准政府组织的另一特征，这使得它们可以与各种用以获取私人利益的社会组织相区别。公共利益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普遍的公共利益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而一定地域或行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是特殊的公共利益。准政府组织关心的重点在于特殊的公共利益。
从事一定的公务活动，享有一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权力。准政府组织对于一定的公共事务具有进行管理的权力，这是行政法之所以要关注其存在的重要原因。
我国准政府组织的类型
（一）事业单位
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事业单位完全从行政组织中分离是必然趋势。我国学界有学者认为分离后的事业单位可能转换成企业单位或其他营利性的组织，所以不能把事业单位归于准政府组织的范畴。但笔者认为，有些事业单位仍然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如学校、医院等，这些事业单位可以被称为准政府组织。
（二）部分社会团体
所谓社会团体，是指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为实现公民的共同愿望，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组织。这类组织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比较松散，不具有一定的公共行政职能的组织，如同乡会、校友会、诗社等；另一部分则是负有一定公共行政职能，具有严密的组织形态，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等。而包括在准政府组织中的只有后一部分。 准政府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定位
准政府组织是处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一个中介层面，它在二者之间起中介、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准政府组织作为行政主体，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公共管理。但须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相对方从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指导、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而言，其可以作为公共管理相对方，具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地位。本文主要就前者进行分析。
一般来讲，公共行政包括两个方面，即政府行政和社会行政。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行政包括政府的公共行政和社会的公共行政。既然公共行政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而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社会公共行政又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作为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准政府组织也必然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在行政法中处于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现阶段，准政府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如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职能、行业组织对其社会成员的管理职能以及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的管理职能等。其次，这些准政府组织的管理行为会对其管理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产生影响。最后，要确保准政府组织的管理行为合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准政府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必须要用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
当今社会，准政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成员间的中介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体现。但是权力自身具有的易腐败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对准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权力进行合理控制，因此明确准政府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定位对于规范准政府组织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5
内容论文摘要：准政府组织是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行政法的视角出发，对准政府组织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了准政府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定位，指出明确准政府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定位对于规范准政府组织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关键词：准政府组织行政法主体地位准政府组织是近些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内容。准政府组织处于各自特定领域之中的权力与行政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加强对这些“准政府组织”法律地位的研究对于保护公民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准政府组织的概念及特点准政府组织一般指那些除了国家机关以外，能够行使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即在国家机关以外，一切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能够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措施，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或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承担相应责任的社会组织。对于这些组织而言，由于它们服务于一定社会领域中的特殊的公共利益，因而享有对一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准政府组织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非政府性。准政府组织的首要特性当然是“非政府性”，准政府组织可以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或者是企业组织，但是它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公共利益性。服务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准政府组织的另一特征，这使得它们可以与各种用以获取私人利益的社会组织相区别。公共利益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普遍的公共利益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而一定地域或行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是特殊的公共利益。准政府组织关心的重点在于特殊的公共利益。从事一定的公务活动，享有一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权力。准政府组织对于一定的公共事务具有进行管理的权力，这是行政法之所以要关注其存在的重要原因。我国准政府组织的类型（一）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事业单位完全从行政组织中分离是必然趋势。我国学界有学者认为分离后的事业单位可能转换成企业单位或其他营利性的组织，所以不能把事业单位归于准政府组织的范畴。但笔者认为，有些事业单位仍然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如学校、医院等，这些事业单位可以被称为准政府组织。（二）部分社会团体所谓社会团体，是指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为实现公民的共同愿望，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组织。这类组织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比较松散，不具有一定的公共行政职能的组织，如同乡会、校友会、诗社等；另一部分则是负有一定公共行政职能，具有严密的组织形态，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等。而包括在准政府组织中的只有后一部分。准政府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定位准政府组织是处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一个中介层面，它在二者之间起中介、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准政府组织作为行政主体，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公共管理。但须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相对方从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指导、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而言，其可以作为公共管理相对方，具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地位。本文主要就前者进行分析。一般来讲，公共行政包括两个方面，即政府行政和社会行政。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行政包括政府的公共行政和社会的公共行政。既然公共行政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而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社会公共行政又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作为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准政府组织也必然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在行政法中处于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现阶段，准政府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如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职能、行业组织对其社会成员的管理职能以及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的管理职能等。其次，这些准政府组织的管理行为会对其管理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产生影响。最后，要确保准政府组织的管理行为合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准政府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必须要用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当今社会，准政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成员间的中介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体现。但是权力自身具有的易腐败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对准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权力进行合理控制，因此明确准政府组织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定位对于规范准政府组织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罗豪才.行政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6
关键词：私益捐赠；信义义务；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1－0158－04
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条规定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而并未将“捐赠人委托非公益性的特定机构或直接向受助人捐赠”(以下简称为“私益捐赠”)纳入调整范围。这种只重视团体捐赠而忽略个体捐赠，鼓励公益捐赠而漠视私益捐赠的立法与政策偏向，使那些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通过直接的资助、赞助、救助和爱心动员等熟人社会的私益慈善，无法以立法、税收和现代慈善机构的运作来达到慈善目的。2011年备受公众质疑的陈光标“暴力慈善”事件正是凸显出当前私益捐赠在公信力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为此，规范私益捐赠便成为本文写作之目的。
一、慈善私益捐赠行为：一个合法性的界定
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德鲁克(p.Drucker)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及：将来，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成长，一种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另一种是“小区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所谓慈善，《辞海》将之定义为“心地仁慈善良”。而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捐”的本意是“放弃，舍弃”；赠是“赠送”，“捐”、“赠”结合起来即为“捐赠”，是指放弃自己的财产而将其无偿赠送给他人。在内涵上，捐赠与赠与、赞助和资助等也有密切的关系，广义的赞助实际上包含了捐赠、赠与、资助和赞助四层含义。在传统民法上，“捐赠”又称捐助，是指以设立财团法人为目的而筹集资金的手段。关于捐赠行为的性质，《德国民法典》第81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82条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463条还明确将其定性为赠与行为。在我国，因《合同法》第185条对“赠与”和《公益捐赠法》第12条对“公益捐赠”的不同规定，捐赠是单方还是双方法律行为，是赠与行为还是独立行为，理论界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至于捐赠的类型，可根据受捐人和受益人的主体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受益人是否明确，可分为设立捐赠和社会捐赠。若捐赠时受益人不存在，则为设立捐赠，如设立慈善基金会；若捐赠时受益人已经存在，则为社会捐赠。在社会捐赠中，按照慈善捐赠流向可分成三类，即向慈善筹款机构的捐款、向慈善执行机构的捐赠、向受助人的直接捐赠；在向受助人的直接捐赠中，再根据受赠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将其进一步分为公益捐赠和私益捐赠。若两者分离，且受赠人为依法成立的专业性公益性慈善机构，则为公益捐赠；若两者统一，即捐赠人直接与受益人建立捐赠关系，则为私益捐赠。概言之，私益捐赠是指由自然人、法人或民间非官方机构自发地组织或直接向受益人无偿提供法律规定或许可的有关财物、行为或精神方面的帮助。至于私益捐赠的性质，鲜有人探讨。实际上，私益捐赠的模式有直接、间接两种，相应的慈善受助方有两个：慈善受赠人和慈善受益人，二者的关系因不同的捐赠模式而呈现出两种样态：统一型和分离型。在“统一型”中，捐赠方与受助方常常直接联系，受助方被动接受，受助方即为受益人，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私益个人直捐”，类似于赠与、资助或赞助；在“分离型”中，捐助人常常经由特定募捐组织帮助而实施捐赠，受捐人主动请求，以公开形式通过号召、网络或新闻媒介等方式直接向不特定人发出捐赠倡议，受助人与受益人并非为同一个“人”，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私益劝募捐赠”，这种模式类似于公益捐赠。至此，捐赠行为可以分为(见下图)：
二、慈善私益捐赠主体：制度困境
私益捐赠参与人通常包括组织方、捐赠方和受助方，在当前慈善环境下其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等方面均面临一些法律上的困境。
(一)慈善组织方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危机
私益捐赠中慈善组织方通常包括民间慈善组织(或机构)或劝募志愿者，具体包括纯粹自发型、组织型、自发与组织结合型的农村社区接受捐赠委托的机构，城市街道、超市、商场的小额捐赠箱的设立者和网络、媒体、街道等发起募捐的志愿者(或组织者)。对于他们而言，其法律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信力。因慈善组织方对社会捐赠款项只有临时看护权而无所有权和自主使用权，且其缺少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披露、评估机制和公益代言人制度，一旦捐款被挪用、滥用或随意处分，便极易导致社会大众和捐赠人对其的不信任感。二是合法性。根据我国《公益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救灾募捐义演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国民间组织实行的是严格的“双重管理”制度，即要求有政府机关或者党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之外，还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而上述慈善组织者既不是传统的民政部门，也不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基金会”，即使获得政府批文，其在负责慈善项目的策划、组织和实施等活动时，尽管具有社会合理性，但并不当然具有合法性。而单就志愿者而言，我国目前还没有《志愿者服务法》，现有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没有将志愿者纳入调整范围。实践中，志愿者通常被称为“义工”，根据其服务的对象，可将其分为公益性的义工行为和非公益性的义工行为。尽管不少地方颁布了《志愿者服务条例》，但是也没有将非公益性质的义工行为纳入调整范围。直到今天，“义工”、“志愿者”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法律概念，导致志愿者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
(二)慈善捐赠方的权利保障不完善
慈善捐赠方(捐赠人)通常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无论其是基于利他、道德或声誉等何种目的而实施慈善行为，其知情权、声誉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均应该得到法律保障。然而，由于目前慈善立法上的滞后，私益捐赠者权益保障立法并不完善。首先，在知情权方面，慈善组织与慈善项目运作中的申报登记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直接损害捐赠人的知情权。其次，在声誉权方面，由于传统慈善思想上的误区，立法往往回避私人捐赠的功利性而没有将声誉捐赠制度法律化。反观欧美地区一些国家立法建立起了捐赠声誉制度，如可根据捐赠的数额授予捐赠人荣誉捐助者(或志愿者)、年度捐助者(或志愿者)等头衔，给予捐赠者相应的社会回报。最后，在财产权方面，目前涉及国家激励与补偿的捐赠税收减免制度和剩余财产权归属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捐赠财产的使用与归属
两个方面：一是对一定期限内不动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是视为物的捐赠还是捐款，往往影响当事人能否获得相应的税收抵扣与减免，必要费用的优惠和物质、技术、货币的帮助等国家补助。如《匈牙利公益组织法》规定，对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捐赠人以及公益服务的受益人可以享受关税、地方税、法人税、政府收费等方面的优惠。在美国，更是无论个人或商业集团都会向慈善组织捐赠，其得到的税收优惠都取决于慈善捐赠品的税收类别和捐赠财产的性质。而在我国，只有公益捐赠，且只有捐钱而非捐物才享有税收优惠，私益捐赠的税收激励制度缺位，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均把“公共提供”放在首要位置，而把“私人捐赠”放在了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上。二是若捐赠目的未达到或捐赠目的已实现后，则关系到捐赠剩余财产权的归属，日前还十分困扰理论与司法实务。对此，慈善事业较发达的英国、美国等国家所采取的“近似原则”，值得我国司法实务借鉴和思考。但是“近似原则”的适用应以珍重捐赠者的意思自治，且应该以捐赠者不想或者客观无法取回剩余款项为前提。
(三)慈善受助方诚信义务缺位
私益捐赠成本高、风险大，因为对受捐人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对受捐人接受捐赠以后的行为监督，都很难单凭个人为之。近年来接连发生类似“刘安童事件”等“助错人”、“骗捐”或“受助不感恩”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要不要规定“对陌生人的伦理”大讨论，对“慈善要感恩”，还是“慈善需要沉默”，至今仍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尽管不必“慈善要感恩”，但是“高尚的目的，更需要通过诚实的路径抵达”。因此，仍然有必要对慈善受助方的诚信进行规范。只是这里的诚信在价值层面上，至少具有三重不同的境界，即作为手段的诚信、作为义务的诚信和作为德性或品质的诚信。在私益捐赠中，作为义务的诚信并不完全是我国传统慈善道德上的施舍与恩赐，而是建立在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慈善法律义务，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遵守《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条款，因为捐赠人与受捐人之间符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存在信赖的基础，具有信赖的表现，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对于捐赠人与受捐人来说，法律法规不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但对私人捐助，“捐”与“受捐”，“诚信协议”均可以通过捐赠合同来约定和解释。如果发现受捐人违反基本的诚信原则，则应当确认受捐人欺诈，捐赠可以撤销。二是遵守《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我国《宪法》第4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法律本来确定了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很多受捐人多是通过媒体报道、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推荐或网络推手炒作等引起社会关注后而成为受捐对象，谁才是真正的慈善受助方，这就要求受助人有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透明性的附随义务。
三、慈善私益捐赠监管：立法与建议
私益捐赠的核心是既要加强对捐赠活动的外部激励和监督，降低私益捐赠的交易和税收成本，也要加强捐赠组织方和受赠方的内部治理，还要保护捐赠人、受益人(或受捐人)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加强立法，健全相应的慈善捐赠法律体系。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慈善捐赠的立法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一是捐赠合同立法，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赠与”一章第2463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82条和我国《合同法》第十一章“赠与合同”第118条将私益捐赠视为特殊的赠与。二是捐赠行为立法，如我国《公益捐赠法》、《亚美尼亚共和国慈善法》、《立陶宛慈善和赞助法》、《保加利亚社会资助法》和《印度国外捐助(规范)法》等。三是捐赠组织立法，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等。我们认为，慈善事业是个系统工程，慈善捐赠合同及慈善捐赠的主体、客体、行为、权利、义务、责任和监管等条款应该由宪法、民法典、合同法、慈善专门法律和有关国际条约的相应条款组成。建议：一方面应该在未来的民法典和宪法修正案中增加有关“慈善”的条款；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大慈善”思想，尽快出台综合性法律《慈善法》，将捐赠、赞助、资助、志愿者等利他行为统一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同时出台《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志愿服务法》等慈善单行法辅助《慈善法》的实施。
(二)具体内容
1.私益捐赠的界定
一是明确私益捐赠主体，特别是社区、商场、企业等设立小额捐献箱，以及连接捐赠人、受助人之间的慈善受托机构和志愿者的法律主体地位。建议采纳《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的立法技术，“公民、外国人、年满18岁但尚未行使公民权利的人，均可以作为慈善组织的创立者，只要由政府注册或登记，慈善组织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合法结构完全由发起人确定”。二是严格界定私益捐赠行为的性质。建议借鉴《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匈牙利公益组织法》等成功经验，以附录或列明的方式，将其定位为以促进多数不特定人的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三是强化私益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限制，禁止其进行危险投资和妨碍公益性活动的行为。
2.完善私益捐赠参与人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体系
一是确保捐赠人的知情权，受赠人的隐私权，捐赠人、受赠人和志愿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建议建立慈善项目评估程序制度、公益代言人制度、慈善声誉捐赠制度和国家补偿与奖励制度，加强对捐助者所做慈善帮助的评估，对慈善项目和慈善组织或长期从事慈善捐赠的个人根据捐赠的财物和对象分别进行税收、关税和必要费用的优惠，以及物质、技术、货币等国家补助及志愿者服务的损害责任保险，保护私益捐赠参与人的权利。
二是确立私益捐赠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义义务。在私益捐赠中，捐赠人、受益人、受捐人和志愿者之间基于信任而产生信义关系，这种基于信义关系而产生的一方为另一方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另一方最佳利益的义务即为信义义务。建议确定慈善组织和慈善机构的信义义务条款，要求捐赠方、受赠方和受益方签订包括章程和其他视为必要内容在内的捐赠和受赠承诺书，强化私益捐赠活动的登记、信息披露、会计核算、会计报表和慈善规划制度，明确私益捐赠财产的用途、流程和剩余财产权归属。
三是规定私益捐赠参与者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建立私益捐赠组织责任预警机制，对慈善参与人的违法行为，由慈善组织审批或登记机关向其发出书面警告。另一方面建立捐赠人诈捐的事后处罚机制，要明确捐赠者虚报捐赠、故意欺诈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逃漏税捐之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等多元处罚方式。此外，明确非公益义工行为侵权责任，建议将非公益义工界定为情谊行为，其志愿者服务过程中的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主观上有过错或重大过失。
3.强化私益捐赠之监管举措
近年来屡次出现挪用慈善资金、慈善资金使用不透明、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为重树捐赠者的信心，有必要建立政府、公众和新闻舆论共同参与的慈善组织监督制度，对慈善资金的使用、慈善项目的运作进行严格监管。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7
论文摘要: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公民文化缺失的现象，导致乡村组织方式等级化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先进文化培养新型农民、充分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三个层面人手，其根本就是重构乡村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意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并把它列为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针之首，作为我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必须要有公民文化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公民文化缺失的现象，并导致组织方式等级化问题。
一、组织方式等级化及其社会影响
(一)乡村组织方式及其等级化
所谓组织方式，指人们服从计划，并反映组织计划为完成目标所建立的运行机制或系统要求。管理学中，组织方式的含义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来理解。静态方面指组织结构，即反映人、职位、任务以及它们之间的特定关系的网络。动态方面指维持与变革组织结构，以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而乡村组织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或完成某种社会保障功能组建成的民间社团结构形式，主要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或者是农民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建立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农民。就我国目前农村实际来说，乡村组织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依据其目标和功能主要分为政治性的农民组织、经济性的农民组织、基层自治性的农民组织和社会性的农民组织四类。各种组织均具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民间组织性质，它强调“自愿、自助、主，民主、民办、民享”精神。这些组织对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所谓等级化，是按一定标准、原则、差异等条件而确定出的不同级别、不同层次，即在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的社会集团。等级化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层制相类似的。组织方式等级化指的是一种权力以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具体到农村组织中来说，乡村组织方式等级化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挖掘农村的自组织潜力，农民利益的表达和综合处于低水平状态，存在着利益表达“失真”、“失效”的状况。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既不能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势必影响农村社会发展。
(二)组织方式等级化的社会影响
第一，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村委会是国家制度规范认可的体制性基层组织，应该建立健全的各种制度和运行机制，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和法律做保障，没有规范性的操作，就必然会流于形式而不会落到实处。因此，必须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所谓制度化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目前由于农民组织方式等级化、村委会严重的行政化倾向等原因，首先导致农民利益表达受阻，高层不了解农民的利益需求，听不到农民的呼声。其次，农民失去了自己的“代言人”，当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更没有组织可以出面谈判，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与之抗争。
第二，政策执行受阻。当前农村社会中的诸多冲突，根源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实际上，中国乡村是在国家政权和社会自治权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其自治过程的。但在治理规则方面，乡镇政府没有贯彻统一的治理规则，而是使用自己的乡村治理“土政策”。从表面上看，农民的一般权利是由他们所生活的初级组织授予，并非抽象意义上的宪法或国家授予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颠覆了村民自治的真正意义。没有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就会使部分人的利益代替整体的利益，严重阻碍农村政策的执行。
第三，村民监督意识的丧失。村民自治理应是全体村民直接参与村级管理，但由于组织方式的等级化，村民对村重大事务不能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导致了村委会在落实政策中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不到位。受传统臣民文化和小农意识的影响，在面对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时，村民使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维护，从而形成了对其“依附关系”(relation of dependence)，没有任何监督现代性意识可言。
二、组织方式等级化的深层原因:乡村公民文化缺失
(一)乡村文化现状与文化缺失原因分析
通过对农村十几个村庄实地调研发现一些“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乡村政府和村民不能有效地沟通、交流;政策执行手段单一、粗暴，采用的是传统的命令式行政方法，缺乏对教育和协商对话等思想诱导方式的运用。容易造成政策执行主体角色错位、村民没有平等观念、自由意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各种农村组织形式所服务的对象理应是广大村民，组织和农民之间是直接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只有通过这一形式，才能让广大农民最直接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反之，二者之间若形成了具有等级关系的某种潜在形式，从而造成组织和农民关系上的脱节、信息传递的“失真”等问题，也正是乡村组织方式的等级化问题的外在表现形式。首先，村民在公民角色和公民资格认知上的模糊。由于受臣民意识和官本位心理的影响，大多数村民缺乏公共责任意识，尤其是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从而导致村民自治中公民角色及其功能发挥的不足，使村民处于从属地位。其次，村民对权威的崇拜。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封闭保守的传统政治心理。参政是掌权者的事情，对于政治他们是“局外人”，只能采取观望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权力的顺从。
(二)公民文化的价值功能分析
公民文化(civil culture)，也称公民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可追溯至阿尔蒙德和维巴在1962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得出“公民文化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的结论，并把公民文化定义为参与型复合政治文化。其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二，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应该发生以下几方面的转变:
第一，政治价值上从以家族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差序格局”的社会。自然村就是由这些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族群体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一些重大事物的决策上，由家族宗族成员共同决定，家族成为农民思考问题或政治表态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家族势力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理性的农民以村民的身份参与政治，即农民以家族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逐渐向社会中心的取向转化。
第二，政治心态上由封闭、保守转向开放、积极进取。小农经济形成了农民封闭保守的传统政治心理，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关心、也不介人的政治心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促使了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开始深人民心，他们开始关注政治，从当初被动地服从，发展到关心和影响政府的政策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益。
第三，民主观念上从一元转向多元。在农村民主实现形式主要体现为村民定期的参加村委换届选举大会。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并不限于选举，还包括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而且在选举上更加注重选举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
三、改变组织方式等级化的关键:重构乡村公民文化
(一)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公民文化的内驱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公民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实现村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的基本驱动力。公民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公民文化的形成。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经济运作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孕育着民主、法治、权利等观念。农民逐步树立现代民主意识的最好途径就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就国家而言，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人和扶持力度，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广大农村而言，要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
(二)依据先进文化，培养新型农民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少平理论为指导，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应该在先进文化的指导下，着眼于制度建构和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实行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相结合的乡村社会化运动。其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对公民进行包括教育、诱导和转变各种欲望和情感在内的教育，因为“用程序与制度的方法去平衡个人利益是不够的，一定的公民德性与公共精神是必要的。使其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逐渐转变为自由自觉的主体。
(三)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赢造良好环境
第一，重视家庭生活中民主意识的培养。家庭是最早最直接也是最为持久的社会化场所。在孩子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已毋庸置疑。阿尔蒙德也指出，家庭“常常是态度形成的第一个来源，然后再转其他类型的结构。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在政治文化社会化过程中，个人对政治态度与行为形成过程的影响是较为正面和积极的，更能塑造孩子未来的行为。
第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在政治社会化中，学校是一个正式的、有效的和系统化的结构，担负着培养人们政治情感和形成基本价值观的作用。学校把政治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引导学生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基本价值观念，逐步成为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人，因此学校是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8
内容提要:关于公司的性质，法国学界有很多的理论如古典的合同理论和组织理论，近期的理论、企业技术组织理论和综合理论，但是立法和法院并未偏向任何一方。在这些理论争鸣过程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有如下几点：股东的自由与限制、公司利益与股东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和公司法漏洞的填补。
与我国经济学界相比较，我国法学界对公司性质探讨不多。但在法国，公司性质却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公司法教材都以专章或者专节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试图对法国法学界的流派、立法界和司法界的态度以及对我国的借鉴做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阶段及流派
自从《法国民法典》有关于公司的规定之后，就存有对公司性质的探讨。但是因为立法的原因（1804年《法国民法典》直接规定“公司是合同”）和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学者对公司是合同的定性没有多大争议。但从19世纪末左右，认为公司是组织的理论突起，引起了公司性质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过程中，组织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1]。然，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归入沉寂。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随着合同自由化的复兴以及部分学者试图将美国公司法一些理论引进法国，重新开启了公司性质争论。
（一）古典理论
在法国，公司性质的古典理论包括合同理论和组织理论。
1、合同理论
合同理论认为公司就是合同，是当事人意愿的体现。这种理论来源于罗马法，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有优势。J.Domat和R.-J.pothier为该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该理论的支持者，比如Hamel,LagardeetJauffret[3],往往根据法条来解说该学说的正当性：《法国民法典》1832条直接规定公司是合同[4]；关于公司的条款在《法国民法典》租赁合同和借用合同之间，从体系上看，应当属于合同内容。之所以这样推理，是因为《法国民法典》是理性时代的产物，既然将公司的条款放在合同部分，那么它就应当属于合同。
合同理论应当说有其合理的地方，毫无疑问，公司首先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对于创立中的公司、没有人格的公司以及具有透明人格的公司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虽然立法者运用了合同这样的术语，但是这并不能确定该处所用的术语代表的是真正的合同，毋宁说是合同，还不如说是集体单方行为（l’acteunilatéralcollectif）[5]。因为，合同内容体现的当事人的意愿是不一样的，合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比如买卖合同，卖方希望卖的贵些，而买方则希望买的便宜些。但是在集体单方行为中，当事人的意愿具有相同的意愿和目的。在公司中，每个股东的意愿是相同的，即创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新主体，分享利润或从公司经营中获取利益。所以，当公司由两人或者两人以上设立时，公司完全的符合集体单方行为的特征。另外，法律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就更不能用合同理论来解释了。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单方行为来解释。
第二，这种理论与公司法确定的多数法则（即公司重大事项由占有多数表决权的股东决定）很难相容[6]。合同讲究的是意思表示一致，但是多数法则允许大多数股东违背少数股东意愿下修改公司章程、决定公司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公司不仅仅是当事人意愿的体现[7]。合同法中个人主义盛行，但集体性强制是公司法的特征。首先，立法者规定了取得法律人格的法定条件，且公司取得法律人格需要经过行政程序。其次，被赋予法律人格的公司变成了法律人，或多或少的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在当事人的意志之外；管理层被赋予了特别多的自治权力。此外，人们不能创造无名的公司，发起人必须遵守立法者给定的分类。这些都与合同不相符。
2、组织理论
该理论的产生是源于对合同理论的反应。该理论的支持者尝试着将LedoyenHauriou在二十世纪初系统阐述的公法组织理论运用于公司领域[8]。LedoyenHauriou将组织界定为“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长久的组织起来的一群人”[9]。他强调了三个因素：组织，期限和目标。组织是关键。组织有共同的追求目的，组织事项由组织成员的大多数决定。为了确保组织的和平，实现与目前相反的利益，组织可以采用强制力。组织超越了组织的单个成员，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必须服从组织。这种理论运用于公司领域，为下列现象给出了正当性：多数法原则和公司构造（监督机构，管理机关，代表机关，他们承担了法律所规定的职责，而不是仅仅是当事人的意志）；为了公司和第三人的利益，公司的利益超越了各个股东的利益，可以对公司予以强制性的制约。有的学者同样引用立法术语为该学说的正当性辩护：在现行的民法典1832条中规定：lasociétéestinstituée…（公司设立）。法语中，组织（institution）与设立（instituer）是同根词。
该理论也有缺陷，因为人合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它的组织构建主要是通过合同进行的。其次，声称股东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并不完全合理，因为他们的利益经常不一致。股东和职工并没有组成一个共同体，因为只有股东能够任免那些职工必须服从的人，在分配公司赚取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且股东被赋予了主导的权力。此外，从法律技术上看该理论也存有缺陷，比如组织的存续不能强加给股东，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多数决来决定解散公司。高管可能仅仅实现了公司目的规定的小部分计划，当他们脱离了计划时，没有必然的惩罚。他们的功能与公共职能相差很远。[10]
（二）最近的理论
1、合同理论的复兴
在合同理论和组织理论的争论过程中，组织理论占据了上风。[11]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美国公司理论的影响，合同理论有复兴的趋势。理论就是例子。该理论来源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Berle和means在调查美国大上市公司后，指出在美国的大的上市公司中存在两权分离、公司实际上为管理层控制的现象，为确保股东利益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反规制派学者以经济分析为武器，认为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股东的利益会得到保证。其中，将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合同关系，即高管是股东的者，作为分析的基础。该理论的出现为了反规制和经济自由化提供理论武器。[12]该理论也得到了法国立法界一定的认同。最后诞生的商业公司是简化股份公司和欧盟公司就是例证。简化股份公司在选择内部组织模式上享有自由，特别是有关管理、控制和集体决策方面。另外，在封闭的欧盟公司中犹如在简化的股份公司中，章程能够对股份的自由转让予以重要的限制。
但是，该理论也受到了批判：第一，将股东的共同利益界定为公司利益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该理论，公司高管是股东的人。高管对股东负责。股东的利益是最高利益。其实就把其他利益抛开了。而将股东的利益视为公司利益，很难对公司的各种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例如，一些股东并没有同舟共济的想法，只是希望尽快的脱离公司在获取最大的财富的条件下。例如，在公司因冲突解散的情况下，何来共同利益？如何能以共同利益作为依据要求某一股东离开？等。其次，在公司法中仍然存有大量强制性的规定，这不是理论能说清楚的[13]。
2、企业组织技术理论
这种观点主要由Jeanpaillusseau构建[14]。他从批判传统观念开始：公司主要不是一群人。一人公司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公司形式的企业中，股东不是唯一的决定者：一方面职工的权限在增长（监督，共同管理），另一方面司法介入管理成倍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驱逐公司高管。企业是经济和人的组织，企业是经济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公司是法律概念，公司是为了从法律上组织企业。公司保护企业内部的不同人的利益（股东、职工），同时保护与第三方的关系。法律人格的赋予，使之更为方便。
该理论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公司，视角很新颖。甚至被Jean-pierreBeRtReL称为现论。但是仅仅认为公司是企业的法律形式，并不能对公司的性质进行定性。从本质上说，他仍然属于组织理论系列。因为它推崇公司整体利益要高于股东共同利益。
该理论也逃不脱被批评：第一，公司内部的不同利益处于不同的水平。即使是股东利益，更为特殊的是多数股东的利益。第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即使表面上参与了管理但是往往也仅仅是出于咨询的地位。第三，企业的含义很宽泛，含义也很灵活，它是自由经济体制的需要。企业所包含的主体要比公司所包含的主体要宽泛。
3、综合理论
因为学者在探讨公司的质时，探讨对象是所有的公司，包括民事公司、商事公司，人合公司、资合公司，因此某一个理论是无法概括所有公司性质的。可能是受合同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综合分析理论：公司既具有合同的性质也具有组织的性质。在其中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司是组织和集体单方行为的综合。[15]
二、立法的演进及法院的态度
法国关于公司性质的基本法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可以溯及1804年民法典的1832条：“公司是合同。通过该合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意将财产放在一起，分享公司产生的利润。”.第二阶段，1978年的1832条来自于1978年的第78-9号法律（laloin°78-9du4janvier1978）[16]，它规定：“公司是合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意将他们的财产或者技艺放在一起，分享利润或者从经营中获益。股东同意承担损失。”该条文与1804年的条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细化了出资方式和增加了股东承担损失。没有否认公司的合同性质。虽然这一时期，股份公司和公司集团都得以发展，并且职工也参与了公司管理。但是这些发展和变化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回应。第三阶段，目前的1832条来自于1985年的第85-597号法律（laloin°85-597du11juillet1985），它规定：“公司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设立。他们通过合同将财产或者技艺给公司，分享利润或者从管理中受益；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由单个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设立；股东同意承担损失。”应当说这次修该是一次根本性的修改。首先，它并没有规定公司就是合同，仅仅是规定公司是由当事人通过合同设立；第二，它规定一人公司成为可能。
从1985年1832条的规定看，我们无法判断哪个理论占有绝对的优势：组织理论胜利？合同被用来描述创始行为，组织成为通过合同和个人行为建立的公司的公约数，但是立法者并没有裁断公司究竟是合同还是组织。企业组织技术理论的胜利？虽然企业这个术语在公司法基本条文中出现（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但是其含义丰富，既是经营、经济活动，又是资产的接收者。另一方面，企业被认为是“共同”的，“共同”与1833条的“共同利益”接近，被认为是追寻“公司利益”，但很明显作为股东平等原则的基石。因此，该词的含义多重且冲突。无法说明该理论的胜出。我们只能判断，立法者是综合了各种理论，没有哪个理论绝对的胜出。
法院也并未裁决何种理论的胜利，而是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巴黎上诉法院为了拒绝股东选择适用法律的自由而确定股东的行为不是合同而声称：尽管先前的理论认为公司是合同，这种理论还存在于民法中，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公司远不只是合同，它是组织，他的组建、功能由所有法律制度中的强制性条款规制；因此，当事人的自治不是唯一，而是已经减少，不仅在公司所属的国内法相关领域，而且也在国际私法领域[17]。另外上诉法院为了确保公司的存续，在另外一个判决中认为：排除股东符合公司是一个组织的观念，这种理论认为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合同，作为当事人的意愿，这种意愿导致了公司的产生，但是更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公司实体超过了个人的意愿[18]。相反，欧盟法院持不同态度。她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合同性质，章程同时管理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章程指定一个成员国的法庭条款构成了布鲁塞尔条约17条所说的合同。[19]法国最高法院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在一个确定农业合作社股东担保的性质时，她认为：鉴于合作协议是一个私法上的协议，即使他所依据的合作社的章程复制了范本章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吸收了部分任意性的条款，章程在合作社和每个参与者之间仍然具有合同的性质[20]。1996年3月12日，法国最高法在股东因为意见不同的案件中，否认了基层法院的观点：视公司为组织，为了确保公司的存续，可以在所有的法律条款之外据此作出排除大股东依据法律的规定提出解散公司的诉求，而要求大股东将股份转让给其他作为购买者的股东[21]。
三、法国争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法国关于公司性质的争论，有其自身的立法、学术和理论背景，我们不可能复制他们的争论，但是法国法律界在争论过程中凸显的几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股东自由与限制。组织理论是在合同理论不能够解释立法和现实实践产生的。在组织理论的框架下，股东受到的限制比在合同理论下受到的限制要更多。现在各种理论纷繁复杂，法国人可以采取组织理论为强制性的规定构建基础，我们可以采用其它的理论如利益平衡协调原理作为我们的基础。所以，是否采用组织理论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赋予股东更多的自由还是予以限制，通过制度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二，公司利益和股东共同利益的关系。法国法律界在争论过程中，这个问题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组织理论或者其衍生理论，赞同存有公司利益，且公司利益不等于股东的共同利益。而，合同理论或者其衍生理论，则不承认公司利益。因为如果公司是合同，那么公司就是当事人之间的事，与他人无关。公司利益就是股东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第一，是否有外在于股东共同利益之外的公司利益？第二，如果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协调？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深化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具体实施公司社会责任以及确定公司采取的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等将大有帮助。第三，如何面对公司法漏洞。公司法和其他法律一样，也存在着法律漏洞。法国法官在公司法存有漏洞时，可以在合同理论、组织理论和其他的理论之间纵横。我国的公司法如果存有法律漏洞的时候，该以何种理论作为公司法漏洞填补的基础呢？值得深思。
注释:
[1]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8.
[2]Jean-pierreBeRtReL,«ledébatsurlanaturedelasociété»,DroitetViedesaffairesetudesàlamémoired’alainSaYaG,Litec,1998,p.132.
[3]J.Hamel,G.Lagarde,a.Jauffret,Droitcommercial,t.l,2evol.,Sociétés,groupementsd’intérêtéconomique,enterprisepubliques,parG.Lagarde,Dalloz,2eéd.,1980,n°383.
[4]1978年《法国民法典》1832条规定：公司是合同。
[5]J.FlouretJ.-L.aubert,lesobligations,t.1,L’actejuridique,7eéd.,199x6,n°515.
[6]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2.
[7]Jean-pierreBeRtReL,«ledébatsurlanaturedelasociété»,DroitetViedesaffairesetudesàlamémoired’alainSaYaG,Litec,1998,p.133.
[8]Renard,L’institution,1923;Gaillard,Lasociétéanonymededemain,lathéorieinstitutionnelleetlefonctionnementdelasociétéanonyme,2eéd.,1933.
[9]m.Hauriou,«l’institutionetledroitstatutaire»,Rec.acad.Législ.toulouse,1906,转自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3.
[10]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4.
[11]paul.Didier,«lathéoriecontractualiste»,Rev.Sociétés2000,p.95.
[12]paul.Didier,«lathéoriecontractualiste»,Rev.Sociétés2000,p.95.
[13]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80.
[14]Jean.paillusseau,«lesfondementsdudroitmodernedessociétés»,JCp1984,i,3148.
[15]Jean-pierreBeRtReL,«ledébatsurlanaturedelasociété»,DroitetViedesaffairesetudesàlamémoired’alainSaYaG,Litec,1998,p.142.作者例举了michelJeantin，Y.Guyon，m.mestreetmmesFayeetBlanchard，mm.mercadaletJanin，p.merle等众多学者的观点：公司既是合同也是组织。
[16]该法律对民法典的第1832条进行了修改。
[17]Caparis,26mars1966,Gaz.pal.1966,1,p.400。
[18]paulleCannu,BrunoDondero,DroitdesSociétés,montchresten,2009,p.175.
[19]CJCe(CourdejusticedesCommunautéseuropéennes),10mars1992,BJS(BulletinJolySociété)1992,p768.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9
之分。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是经济组织，虽然对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
影响是受到限制的，以避免权钱交易之嫌疑。非营利组织是指无需向国家纳税的所
有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1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亲密伴侣、重要支柱和
必要前提，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非营
利组织与民主的关系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既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反相关关系，还可能是不相
关关系。
一、正相关
许多思想家均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
豪斯认为，"中介结构对于生气勃勃的民主社会是必要的。"2政治学家爱德华?希
尔斯(edward Shils)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一书中也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
变得更加民主，那就必须建立具有相当密度的、个人自愿结合的、精巧的社团体制。
非营利组织是民主必要前提，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市民社
会，二是多元主义。
让我们先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思路。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市民社
会指的就是国家。但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市民社会获得了现代涵义，它不再
是国家的代名词，成了专门指称存在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的专
有名词。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市民社会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否定的态度，
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二是肯定的态度，存在于英美文化传统中，
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可靠的避难所，在其中，个人自由和权利能够
免于国家权力的无端侵害。
肯定市民社会的态度与洛克的思想有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同意
的或者默认的契约。3不过，现代市民社会的观念比洛克的思想要丰富。因为洛克
的契约毕竟只涉及个人，而不涉及社会组织，不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
洛克的思想实质是以契约来约束政府权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市民
社会的观念则是把个人组织起来，克服个人主义的局限性，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国
家权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因为个人总是弱小的，他无法依靠自己
的力量独自对抗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了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使自己的声音能够为
国家所倾听，个人必须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国家权力。因此而形成的组
织就是本书所说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这些组织处于政府与个人之间，所以又称为中
介组织。
中介组织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为许多思想家所承认。如罗伯特?奈斯比特认为，
中介组织是自由民主的真正源泉，因为中介组织在个人和现代社会宏观制度之间起
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中介组织为对抗国家非正当干预个人生活提供了缓冲区，
"现代政治史中的真正冲突并不如人们所常说的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中间，而是存在
于国家与社会组织集团之间。"4威廉?康豪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众多的彼此
独立、功能有限的组织容许民主控制，但也隔绝精英与非精英相互之间非正当的影
响。"5
非营利组织在促进民主方面的作用不限于保护个人对抗国家，它也保护个人对
抗他人的不当侵害，制约放肆的个人主义。如哲学家亚当?塞里格曼指出，"市民
社会"不仅强调"个人主义"，而且还强调"社群(community)"6，市民社会指的是既
超越国家也超越个人存在的领域。市民社会既对抗国家的影响，也制约放肆的个人
主义，并通过某种方式对个人实施社会化，以使其学会相互合作。在西方历史上，
宗教或者带有宗教色彩的自然法也曾经起过这方面的作用。但是随着宗教权威和自
然法传统的衰落，非营利组织已经不得不担当起履行这一功能的重任。
托克维尔也认为市民社会的功能就是对抗国家的影响、限制放肆的个人主义。
自愿结合的组织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们促进个人主义，而是它有助于克服个人主
义引起的问题，即个人主义有弱化民众和使解决共同问题的任务复杂化的倾向。所
以，人们的素质越高，人们就越需要自愿结合的组织，也就越能够克服个人主义的
局限性。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是独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们自己
很难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同伴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学会自愿地相互
帮助，他们都势单力薄。"7
据此看来，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关键，其原因不仅是它能够促进自由，而且是
它能够促进团结。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只有通过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互惠影响，情
感和舆论才能得到补给，人心才能得以宽广，人智才能得到开发。"8
当代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理路，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认
为自愿组织的关键作用在于创造并维持社会价值，而康豪塞则认为，非营利组织能
够避免社会原子化，从而使得大众不易于被反民主的专制势力所蛊惑。
自愿结合的组织能够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实际的技术训练，因而具有民主教育的
功能。就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所说："社团创制法律，选举官员，开展
辩论，倡议行动进程，这就履行了民主学校的功能。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某些社团的
目标是琐碎的、误导的或者怪诞的，但是它们的确履行了这一富有活力的功能。"9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王国，在这个
王国中存在着由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组织构成的网络结构。市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
服务于民主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插入"中介制度"这一缓冲区来保护个人对抗自高
自大的国家权力；二是通过训练个人并创制社会团结网络约束放肆的个人主义并培
养合作精神。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重点在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强调对抗
国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强调培养公民间的合作精神。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多元主义的基本思路。在美国，多元主义者的理论对手是
精英理论。精英理论认为，美国政治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的，但真正统治美国的是
权力精英，因为精英们把握着重要决策职位，选民在选举时实际上并未真正选择政
策。高度分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有机会出任选任职位的公民无法对其政治行为完全负
责。多元主义认为，精英理论是错误的，在存在精英统治现象的情况下，众多的利
益集团中的精英们之间也存在着实际的竞争，这时即使没有公众的大规模直接参与，
政治体制也仍然会是民主的。在一个社会中，这样的组织数量越多，其政治体制的
民主水平也就越高。非营利组织不仅可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而且也能够保护非
营利组织在控制或影响国家的努力中免于其他组织的非正当侵害。组织越多样化，
权力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多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最好的政治
制度就是能够保护自由结社的权利以及能够调和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制度。
社会是一个充满利害冲突的场所。个人从来就属于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其成
员身分和忠诚对象也是交叉的、相互冲突的。只有自由的最大化才能保证个人在多
重利益集团之间作出适当的选择。在政治多元主义看来，所有的利益要求都不是什
么坏事情，它既值得自己追求也值得他人尊重。而且，利益集团在为个人的利益服
务方面远比个人有效。那些找不到合适集团参加的人就应该自己成立利益集团。只
要有能力，就应该去影响政府。多元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利益集团，
这些集团的成员身分并不完全重叠，其权力基础也各不相同，而影响决策的技术也
五花八门。
市民社会理论与多元主义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市民社会理论认为非营利组
织在政治领域之外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培养公民的团结精神。而多元主义者认
为非营利组织是深入政治领域并对其进行民主控制的机制。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也
是显然的，因为它们均认为非营利组织不仅有助于民主而且对于民主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
二、负相关
自愿结合的非营利组织与民主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种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
并成为政治学的一般原则，其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多元主义观念已经成了相
当多的人的思维定势。
不过，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西方政治思
想传统中，一直有人对市民社会和多元主义的观念不以为然。雅各宾主义、反多元
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其中的典型。
雅各宾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和多元主义观念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非营利组织
和中介制度天生以个人为目的，赋予个人以力量，给个人以自由；二是非营利组织
之间的竞争是确定公共利益的途径。雅各宾主义者对这两个基本假设均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非营利组织不见得必然有利于个人自由。在许多
国家，家庭、宗族、教会、社区等中介制度结构往往压制个人的力量，限制个人的
自由，而不是赋予个人以力量，给个人以自由。这些中介制度把个人束缚在现行社
会控制中，并经常强化派别界线。结果，它们经常削弱民主统治的基础，并创造人
身依附的体系或者派别敌意。在历史上，1793年法国的中介组织就并未给民众以力
量，而是削弱了民众。也正是这一原因，以解放人性和争取民主为标志的法国大革
命一直努力抵制这些中介组织的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领袖卢梭是雅各宾主义的理论代表。卢梭说："为了很好地
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
意见。"10为了实现民主，必须遏制派系的发展，必须消除任何中介组织，从而更
广泛地开拓人类理性的自由发展，取缔植根于旧制度中的特权，扫清民主所需要的
人民自由表达其意志的障碍。
雅各宾主义的态度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也有所体现。黑格尔象卢梭那
样深深地怀疑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利益相互冲突的领域，充满着奢侈和
欲望、肉体和伦理堕落。11
当然，雅各宾主义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各国政治实践中也有现实的基础。
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政治生活中，雅各宾主义仍然很有活力。坚持雅各宾主义的政治
家均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会挫败民众对国家的控制，所以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主
导的社会显然无法实现民主。只有通过能够涵盖整个社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才能表
达人民的民主意志。自愿结合的组织是特权或者特殊利益的工具，所以是人性解放
和人民表达公意的障碍。
从历史事实来看，非营利组织在法国革命一百多年以后即1901年才在法国得到
合法地位，直到今天为止，许多法国人仍然认为来自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压力是偏见、
非正义和无效率的源泉，国家及其官员则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并且许多法国人还
认为法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还要民主，因为美国的多数意志经常为狭隘利益集团
的需要所挫败，而法国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雅各宾主义的主张在东欧也有强烈的反响。例如捷克总理克劳斯(Vaclav
Klaus)在反对对赞助活动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时所陈述的理由就具有雅各宾主义的味
道。他说，对赞助活动实施税收减免，无疑是将赞助者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
上。在过去我们生活在错误的、父爱主义的国家怀抱里，它替我们做出选择，何者
该资助，何者该执行，而所用的钱全出自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进行了一场革命，
国家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并且能够参与国
家在日常工作方面的偏好和优先次序的决定了。然而，赞助者寻求税收减免，实质
上就是在寻求把自己的偏好来取代公众通过民主程序通过国家做出的公共偏好。克
劳斯说，如果个人把资助行为看作是绝对个人的决定，或者运用其税后的钱，这是
正确的。但是，如果赞助者用税前的钱，那么他不仅违反了平等纳税的原则，而且
也违反了公益物品平等分配的原则。赞助者有意无意地通过其行为告诉我们他不承
认国家作为赞助者身分的观点，他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实行赞助，他不赞成国家对
优先次序的选择，也反对国家对公益物品的保障。
雅各宾主义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市场。美国公众关于责任政党原则的争论中有些
人就认为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他们认为，民主要求若干机制，
以便使选任官员对他们追求的政策负责。换言之，民主不仅需要利益表达，而且还
需要利益综合，把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聚合为可管理的整体利益，并在不同利益中找
出重要不重要的次序，以及向选民提供在可能作出的合理选择中可理解的许多项目
创议。自愿结合的组织可能很好地履行前者，但是它们没有手段履行后者。
就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沙茨奈德所说，压力战术的显著特点不仅是它能否
赢得选举，而且还在于是否试图劝服多数。压力政治是短路多数的一种方法。12在
此意义上，只有政党才给予提供民主控制的机制的希望。政党能够团结政治领导集
团，并把他们集中在能够为选民所评估的项目行为中。美国利益集团研究者贝里也
说，政党是利益集团的天然平衡器，它们为公民提供寻求国家集体意志的基本手段。
只有政党能够为公民提供公共政策基本方向的广泛选择。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
美国政党太软弱无能了，无法有效地履行这项功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利益集团的
权力特大。通过竞争筹款、政策研究、打入媒体并且与地方支持者联系，利益集团
比政党能够更好地诉诸选任官员以及那些寻求政治职位的人。此外，最近几年里，
专门为政治竞选筹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起，也加强了这一现象，从而削弱了政
党作为选举竞争的核心角色的功能。同样，公民团体通过改革政党规则也发挥了类
似的作用，这些政党规则削弱了职业政治人员在提名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就是政党
的权力稳定地削弱，尽管这一趋向在八十年代末有微弱的回潮，但已经是回天乏力。
于是，无党派人士的比例逐渐上升，对政党持积极态度的人数逐渐下降。同样，国
会中投票的政党性也不再是常规。在当前，不结盟的证据在公众态度和行为中均非
常明显。向某个人投票而不是向政党投票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共识，同时投几个政党
候选人的选票数目已经显著增加。很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某个党，对政党漠不关心
的人的数目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上升了三倍。在过去几十年来，政党的地位急剧下
降，动员公众的能力也因此而削弱了很多。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使得自己比以前更
为强大的资源。然而，政党地位的下降、利益集团地位的加强，其结果却不是真正
的民主政治的实现，而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使得许多人都有受骗的感觉，觉得非营
利组织说起来是有助于民主的发展，但实际上却是阻碍了民主的发展。13
美国新闻记者迪翁分析道："美国人讨厌现实的政治实践，因为他们失去了关
于公共利益的所有感觉。在政治极化的最近三十年里，政治不再是人们解决分歧、
寻找救济和向前行进的精巧的进程。现在，当美国人观察政治时，他们本能地认为
当今政治不再是发现、解决分歧，而是故作姿态，提供短期政治收益。"利益集团
政治不可能产生迪翁所说的"公民精神的共同意识"。相反，美国社会次级团体的爆
炸性发展却削弱了发现并动员实施这类感觉所必要的支持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非
营利组织就是民主的障碍。14
非营利组织瓦解政治体系，削弱整合结构，从而削弱了民主控制，以狭隘的少
数派控制取代了多数控制，因此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障碍，这就是雅各宾主义反对
非营利组织的原因所在。
公益组织的意义篇10
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第71款正式使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组织（nGo），把非政府组织看作在公共管理领域其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分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是特殊性，首先必须界定非政府组织的内涵，因为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外并非有很统一的标准。
1.非政府组织释义
非政府组织本意指是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虽然在英文词义上包含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但nGo通常是指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并非某一个特定组织，而是一个介于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之外的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又称为第三体系或第三部门”①。
从联合国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和实践来看，他们是将非政府的从事国际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科学、技术、人道主义和人权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1996年以前，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非政府组织界定的范围比较狭小，只承认国际性非政府组织。1996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的1996/31号决议，对联合国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询关系作了新的规定，承认了在各国和各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世界银行则比较直接地把任何民间组织，只要它的目的是援贫济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促进社区发展，都称为非政府组织。
美国约翰-霍金普大学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m.Salarmon）和安海尔（anheier）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被作为国际流行的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标准。我国政治学者王绍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六个特征，即公益性，但这没有必要，非营利性本身包含了公益性特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马庆钰教授则概括出非政府组织的六个特征，即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独立性、自愿性、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其中，只有非宗教性具有创新意义。
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具有六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非宗教性。只要符合这六个特征的组织，都可以称为非政府组织。
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征，我们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由社会志愿者自主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组织；既包括传统的非政府组织，也包括新生的非政府组织。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的非政府组织限定在非政治领域，也不能看成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更不能说成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鲜事物。
或许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称为社会组织更加恰当，以示区别于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又能够适合我国的用语习惯。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的范围非常广泛，根据民政部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的分类，可以把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分为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至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根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2007年的估计，大约有200～270万社会组织，另外还有学者估计有800万之多。
2.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
社会团体类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的非充分自主性。我国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我国社会团体类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资金门槛最低，分为学术性团体、行业性团体、专业性团体和联合性团体四类。
我国的社会团体主要是传统的社会团体，只有行业性团体的产生与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相关度高。但不论各具体社会团体何时产生的，也不论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团体，他们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具有比较浓厚的政府背景，实质上他们在许多时候成为准政府组织，承担着政府的部分职能和任务。因此，这类非政府组织具有最为典型的中国特色，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政治意愿一元化的现象；或者说是呈现出形式多样化，内容单一化的现象。
以中国目前的人民团体为例，工会、工商联、华联、、妇联、共青团、科协和文联这些组织，虽然都是非政府组织，但是他们都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和人事自，没有充分的成员意见聚集和意见表达权，也不能自主选择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从这些组织的观点和态度不难看出，他们基本成为政府的代言人，因而是党政体系之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组织。虽然这些组织越来越注重反映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和愿望，互益性色彩有所增强，但自主性政治参与仍然显著不足。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质疑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性非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