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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方向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1:47:58

高考改革方向篇1

[关键词]自学考试存在问题与改革方向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多年来,在人才培养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成效显著,功不可没。但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随着普通高校的发展和扩招等形式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变化,更主要的是人们不单单是追求学历,而是在取得了学历的同时要求学到一定的技能,以适应就业岗位的要求而没有太多的应对变化和措施,因此报考规模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所以高等教育考试管理模式已落后于发展形势,到了进行改革的新节点。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观念陈旧,放不开,未能及时更新,致使管理模式没有突破;专业和课程设置与职后教育的服务功能不协调,未能适应技能提高和能力培养的要求;重理论轻实践也是自学考试存在的重要问题,始终不能脱离学科管理体系的框架,课程设置、考试方式等严守老的套路,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要求。

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在自学考试开考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人才十分匮乏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各种人才,当时由学校全日制培养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育形式就应运而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形式的诞生,为那些需要提高学历、学到知识的一大批人提供了学习和提高学历的机会,从而也弥补了之前几十年的教育不足。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曾经是轰轰烈烈的,有过辉煌的、大发展的过去。现在高等教育形势发展二十多年来,高等学校教育规模已经上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培养的人才较多,再加其他社会发展的种种原因,造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的局面,表面看是人才过剩,实际上是高技能实用型的人才十分缺乏。由于社会对人才需求发生了变化,渴望学到一定技能的人群在增加。另外,成人高考和远程教育等其他教育形式的发展,致使自学考试的报考规模在逐渐减少,报考总人数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对有技能的人才需求出现了较大缺口的趋势。同时,也出现了既需要提高学历,也希望能够学到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在教育领域有了一席之地,但由于考试制度、管理方法、考试形式、助学作用的发挥等方面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因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改革势在必行,通过改革克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不足和缺陷,改革管理模式和现状,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促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向基层、向职业教育延伸,培养更多的懂技术会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改革探讨:

一、改革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业与课程设计方向

1、专业和课程设计

就是在新的管理理念和适应需求的基础上,整合现有专业,以培养技能型、应用型和高层次综合型的人才为教育目标而设计开考专业和课程。

2、课程体系和考核方式的改革应体现五个突出的特性

突出政策性――公共基础课是对学员政治素养的考查考核,严格按国家考委要求设置。

突出职业性――专业核心课按工作过程和工作任务进行设计更进一步贴近管理和生产实际,设置课程从学科型向职业型转换。增设选修课,给学员以较宽松的选择空间,充分体现大专业、厚基础、宽方向的专业和课程理念。

突出技能性――专业课程设计时,应该设置技能性实用性强的课程,如针对农业方向的一些专业的课程,如设置一些家畜饲养学、食用菌栽培、经济动物饲养和疾病防治、农村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能够满足考生学习一技之长的需求,提高学员职业发展能力。

突出过程性――加大实践考核的比重,认可考生学习和工作实践过程,根据考生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掌握技能程度计算考核成绩。

突出创业能力――设置“创业教育”课程,培养学员的创业能力。

3、考试形式多样性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要实现课程设置从学科型向职业型转变,突出职业性、技能型、实践性,相应的考试形式也随之改变,从单一的卷考形式为多种考核形式并举,尤其注重对学员学习和工作实践过程的考核,以及掌握技能和实践中应用能力的考核。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改革的支撑措施

1、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效的助学体系

利用各种资源建立有效的助学支撑体系,应用这一助学服务体系向学员进行政策、助学信息和考试信息的咨询宣传;为学员提供学习材料、组织学员报名报考、考籍和毕业申请等管理服务工作;利用网络给学员授课、答疑解惑;为学员提供实验、实习基地,承担实践环节教学与实践技能培训,协助主考学校组织实施实践课程的考核。通过建立自学考试助学体系,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各行业、大企业共同建立良好的自考学习网络,既能更好地支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使自学考试贴近基层和实践,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有用的各类人才。

2、建设网络学习平台,支持自学考试

远程网络教育是新兴的教育形式,深受广大学员欢迎。因此,自学考试也应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形式开展自学考试。自建网络成本高,并且工程量大周期长。应整合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如涉农专业可以利用组织部门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平台、农广校的网络系统等。充分发挥现代网络的优势,利用网络开展教学工作。教师利用网络授课,在网上答疑解惑,同时把学习的重点和作业放在网上,供学员在网上学习,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减轻考生的负担。

3、建立互通平台完善证书网络

实行自学考试课程与非学历教育的课程紧密结合,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课程学分互认、成绩免考。行业部门颁发的全国性的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可替代自学考试的部分课程;教育部和人事部实施的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中的课程,可与自考课程互认,可免考对应的课程。这样,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各类考试和证书相互承认,各取所长,优势互补,形成教育面向行业、面向基层的教育格局。

4、用现代手段完善自考教材的建设

一是选用国家统编的教材,二是组织学校的专家、教授编写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教材。三是自考教材应从单一的纸质教材向多样性发展,加快网络课件、多媒体光盘等现代教材形式的转化。

5、建设完善的高质量的服务平台

服务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至关重要的一环,建立一个好的服务平台,可以保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顺利的发展,因此,广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者提高服务质量,人性化建设自学考试的各项的管理制度和做好自学考试的服务,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功的保障。

三、发挥主考院校的优势,努力做好自学考试工作

高考改革方向篇2

【关键词】高考英语改革初等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课程设置

一、高考英语改革

中共十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全国范围内多个省份根据《决定》的精神相继出台高考英语改革方案。我省省委、省政府下发的文件《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也确定了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实施“外语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单项改革试点;2015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实施高考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考试社会化一年两考。笔者认为,此次高考英语改革的目的是让英语学科回归其工具的本位,重视学生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2007年,根据省教育厅要求,我校开设三、五年制初等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开始面向抚州地区培养小学英语教师、幼师等“定向生”。让英语学科回归其语言工具的本位,除了直接从高中英语教学改革开始,从小培养学生综合英语语言能力也不容小觑。从这一点说,作为专门培养地方小学英语教师的学校,高考英语改革也间接对我校初等教育(英语方向)(以下简称“初等教育”)课程设置产生影响。

二、我校初等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课程设置

1.大学通识课程(公共必修课):思想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思想概论、现代汉语、大学语文、大学数学。

2.学科基础课程: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泛读、英语语法、英语写作、小学英语教学法、英语歌曲欣赏、英语国家概况、英汉―汉英翻译。

3.教育类课程;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数学教学法、书法、教师口语、计算机文化基础、现代教育技术、就业指导、小学儿童教育心理学。

4.教育实践课:军事技能训练、教育见习(常规)、教育实习(综合)、教育实习(岗前)、毕业论文。

5.选修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小学班级管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小学课程标准解读、公共关系与社交礼仪、小学生趣味体育游戏、体育舞蹈、简笔画、音乐欣赏、朗诵艺术、演讲与口才。

三、我校初等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课程设置的新思考

从2007年至今,我校初等教育专业已培养三届小学英语教师,他们现都在各自乡镇小学,从事小学英语教学。为了顺应目前高考英语改革方向,进一步建设好我校初等教育专业,在借鉴其他兄弟院校初等教育专业和小学英语教育专业建设的成果上,结合对我校50名09级初等教育专业毕业生的问卷调查的分析,我校该专业课程设置思考如下:

1.在公共必修课方面,《大学数学》科目内容需增删,部分内容需改进。原因如下:

(1)在调查问卷中,2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不重要”,2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重要”,36%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

(2)从我校生源上看,五年制初等教育专业定向生是初中毕业生,虽然考入我校校时都是重点高中分数线,但是在校学习期间由于无就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学习动机不如考前强烈。

2.在学科基础课程方面,增加“英语语音语调”课程,改良“英语口语”课程的上课形式、考核形式,提高职前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语言交际能力。原因如下

(1)调查问卷中,在“您认为对于小学教师的培养来说,还需要开设哪些基本的课程”问题时候,有68%的入职后不久的小学英语教师认为有必要开设“英语语音语调”课程。对初等教育专业学生的来说,我校之前是将英语语音语调的训练纳入“英语口语”课程教学中,没有专门对职前的小学英语教师英语语音语调能力进行考核。在“按初等教育专业(专科)课程设置中的各门专科课程对小学教师工作的重要性程度”中,被调查学生中认为“英语口语”“非常重要”的占90%。这说明在入职后不久的小学英语教师看来,英语口语地位重要,实用性很强。

(2)从大背景下看,英语教学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而所有的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英语综合语言能力。《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为今后进一步提高英语交际能力打下基础”。刘黛琳指出:“改革的总目标:使所有学生形成和提升英语实际应用能力。”《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要求“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注重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突出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四级和八级口试。”可见,各级各类学校都十分强调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用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作为培养地方小学英语教师的院校,顺应这一目标,也刻不容缓。

3.在教育类课程方面,增设“英语游戏教学”课程。原因如下:

(1)调查问卷中,被调查者在回答“您认为对于小学教师的培养来说,还需要开设哪些基本的课程”时,有70%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开设“英语游戏教学”课程。

(2)我校虽然开设了小学英语教学方法,但是该门课程侧重强调理论,没有系统的论述英语游戏教学。按照《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为《标准》)的规定,小学生在毕业时要达到英语二级水平。其中一级英语水平中要求学生“能根据教师的简单指令做游戏、做动作、做事情(如涂颜色、连线)。能做简单的角色扮演。能唱简单的英文歌曲,说简单的英语歌谣。能在图片的帮助下听懂和读懂简单的小故事。”这要求小学英语教师要熟悉一些基本的游戏活动并且善于运用这些活动,寓教于乐,真正达到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4.在选修课程方面,增开“舞蹈与形体”、“教学玩具制作”课程。原因如下:

(1)调查问卷中,在“您认为对于小学教师的培养来说,还需要开设哪些基本的课程”问题时候,有70%的小学英语教师认为有必要开设“舞蹈与形体”、“教玩具制作”课程。

(2)我校虽然开设了“音乐”课程,但是该门课程主要讲些乐理知识,理论性较强。课程中虽涉及舞蹈,但考核时对学生们的要求不高。《标准》规定“学生……能唱简单的英文歌曲……”,“学生……能根据所学内容表演小对话或歌谣……”。这两条内容要求小学英语教师熟悉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甚至必要时能唱会跳。

(3)我校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都是回到农村从事小学教学工作,而农村小学的教学硬件设施还是较差,很多教学工具如教学挂图、教学卡片等没有给教师配备。但《标准》要求学生“能在图片的帮助下听懂和读懂简单的小故事……”,“能根据图片或提示写简单的句子……”。这说明教师不得不自己制作,开设“舞蹈与形体”、“教学玩具制作”课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总结

在英语教学大改革的背景下,在借鉴其他兄弟院校初等教育专业建设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重新思考五年一贯制初等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必定会给我校进一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2]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eB/oL]http://.cn/jxrb/system/2014/06/29/013184520.shtml.

[3]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刘黛琳.张剑宇.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现状调查与改革思路[J].中国外语.2009(6):77-83.

高考改革方向篇3

现行的高考之所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主要原因在于高中教育被高考“绑架”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高考成了教学的指挥棒,高考成了衡量和评价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唯一指标。所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期待进行高考改革,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要改掉高考指挥棒的能量和魔力,让指挥棒失灵。所以高考如果只在考试科目的多少与考试内容的平衡上进行改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因此,高考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要削弱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在制度设计向教考分离的方向过度,并逐渐走向社会化,而不能通过改革强化这个指挥棒的作用。课程计划才是高中教学的指挥棒,而不能以高考作为指挥棒。只有逐渐向教考分离的方向进行改革,逐渐弱化高考对教育的压迫力和控制力,最后才有可能过渡到各高校自主招生命题时代的来临。因为自主招生在本质上就是教考分离的招生,是高校根据本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和自己学校的特色自行组织的招生。反之,高考控制力量会越来越强大,会越来越不受控制。当整个教育都被高考的力量所左右的时候,那才是教育最大的悲哀。

纵观这几个地方的高考改革方案,采用的均是高考与新课程实施结合的教考捆绑策略,即高考直接为新课程实施服务,甚至承担起检测高中教育质量的功能。改革的思路是通过把高考与新课程的实施挂钩,以促进学校按课程计划开齐课程,如通用技术等综合性课程的开设,保证新课程的顺利实施。过去我们批判高考指挥棒,没想到现在的高考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即要让高考名正言顺地变成教学的指挥棒,让高考来指挥和打通新课程。这种设计应该说是一种倒退。。

把高考改革与新课程实施捆绑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结果就是把高中教育当成了高考教育。持这种改革观点的人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既然高考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学校教学的指挥棒,那么干脆就承认现实中高考教学指挥棒的作用,并试图让它成为实施素质教育和实施新课程的指挥棒。实际上,让高考负起指挥素质教育和新课程实施的责任是行不通的,高中教育毕竟不是高考教育,真正推进素质教育必须用法律来规范,提高课程执行的刚性力度,不可能指望通过让高考成为素质教育指挥棒的办法推进素质教育。高中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学生发展的全面性,在根本上就决定了教学与高考不能直通和对接。这一特性也必然决定了以高考作为评价学校的标准会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能把“瓶颈”加宽变为通途的,因为无论如何高考都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教育教学内容,在操作上和技术上都行不通,这是个死结。

其实,要使高考改革有利于素质教育和新课程的实施,并不一定非要把高考与教学捆绑在一起。因为如果高考的“瓶颈”无法疏通,那么我们可以做方向相反的思考,考虑绕过这个“瓶颈”或干脆不通过这个“瓶颈”,也就是采取一种新的改革策略,设计一种使高考与高中教育相互独立完全分开的制度。因为当高考与高中教育分离的时候,高考才不至于成为教学的指挥棒,才不至于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瓶颈和干扰因素。人们才会真正关注在中高中阶段教育中学生素质的发展,素质教育才能摆脱高考的束缚真正进行素质教育。反倒是当高考与教学捆绑得越来越紧的时候,人们关心的实质内容不是素质而是学生的考分和升学率。

这么多年来,现行的高考制度对于保证全国范围内各地方基础教育质量的统一和提高,直到了“把关”和“看门狗”的作用,所以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才会有“基础知识扎实”的特色。或许有人担心考教分离会对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不利的重大影响,但可以用教育质量监测等其它手段来加以保证。高考实行教考分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假设,随着高校包括招生自等权利的进一步落实,高校将会有自己独立的选拔标准,这是大势所趋。而目前一些大学开始招收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学生的政策,就是这种改革方向的实践。

高考改革方向篇4

盘点:高考改革30年

黄日暖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考制度在争议中不断变革,呈现出多元化改革的步伐。现在,高考改革正朝更加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

一、高考改革的六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考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考制度恢复期。从1977年到1980年。盘点高考,我们往往绕不开1977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前一年,我国恢复了具有深远历史性意义的高考。

第二阶段:高考改革酝酿期。从1981年到1984年。这期间,认为简单地恢复高考远远不够,开始筹划高考改革。

第三阶段:高考改革实验期。从1985年到1990年。这期间的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开始的广东省标准化考试改革试验。1988年,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在上海、浙江试点;1989年,全国试行高中会考制度。

第四阶段:高考改革推广期。从1991年到1998年。这期间,一方面推广标准化考试改革包括分数制度(标准分)改革:推出了各科的考试说明,将考试的性质、任务、内容以及试卷结构等在考前向社会公布;广东、海南、河南、陕西、广西、山东、福建等7省实现了以标准分报告成绩的分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了全国高考成绩的抽样统计分析制度和考试之后的试卷评价机制。另一方面,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3省进行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的改革;1995年全国各省(市、区)都实行了会考后的高考“3+2”科目设置方案,即语文、数学、英语3科为必考科目,文史类加考政治、历史,理工类加考物理、化学,每科满分原始分为150分。

第五阶段:高考改革深化期。1999年开始。1997年以来,高考的地位和作用被不断夸大,高中为了应付高考而进行教学的现象非常普遍,高考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因此,1999年2月教育部发出的教学[1999]3号文件,标志着高考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广东省率先推出“3+x”高考科目改革,2002年在全国全面实施。“3+x”方案中,“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3门为必考科目,“x”是指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选择1至2科。此后,大部分省(市、区)陆续实施的“3+x”科目方案是“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少部分省(市、区)实施的是“3+大综合(或)+1”方案。

第六阶段:新课程高考探索期。2007年的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高中新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是这个阶段开始的实质性标志。其根源是开始于2004年9月的四省(区)高中新课程实验。从2007年起,新课程高考与老教材高考新旧并存,相互影响。

二、广东高考改革的三个亮点

广东是“高考改革探索的先锋”。回顾30年来的改革创新,广东高考至少有三大改革实验对全国高考改革创新具有示范性的历史意义,并深刻影响着我国高考的现实与未来。

亮点一:标准化考试改革

1985年,标准化考试改革由广东省率先试验,当年进行英语、数学两科的标准化考试试点。1988年,这项改革试验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市、区)。1989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在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的实施,实现了在命题过程中对各项指标的预估和把握,对于科学掌握测试方法,评估和改进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专家认为,标准化考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我国考试科学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高考后20年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亮点二:“3+x”高考科目改革

1999年广东省率先推出“3+x”高考科目改革。之后,山西、吉林、江苏、浙江4省相继试行“3+x”高考科目改革,2001年在北京等10多个省、市扩大试行,2002年在全国全面实施。

1999年广东试行“3+x”高考的最大特点是增加了选择性,高校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考“3”以外的科目,打破了原来高考的文理分科界限。一年后,综合科目考试引入“x”之中。综合测试引入“x”,凸显了对综合能力测试的因素。命题以能力测试为主导,增加能力型和应用性题目,考查学生相关课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3+x”改革中,各省、市还先后增加了英语听力测试项目。

专家认为,“3+x”高考科目改革,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校扩大办学自。“3+x”科目改革的实施,从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这一改革,对考试内容的改变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亮点三:新课程高考改革

2007年,广东省采用“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的高考模式,呈现出四大变化:1.必考科目中的数学从原来的不分文理科变为分文理两卷;“大综合”一分为二成“文科基础”或“理科基础”;与此相应,考试科目组合将现行的“普通类”分为“文科类”“理科类”;录取时,文科类、理科类专业按五科考试成绩合成的总分进行录取。2.“英语(2)”不再作为“x”选考科目之一。3.高考计分方式由标准分改为原始分。4.明确将综合素质评定列为高校招生参考,对基础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录取标准,规定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结果将作为高考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之一”,是包括广东在内的四省(区)2007年高考改革新方案的最大突破。

专家认为,明确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依据之一,反映了评价多元化的趋势,有利于引导中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新高考方案要求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以写实性文字表述形式,记录考生中学期间情况,取代现行考生电子档案的毕业考试成绩、毕业鉴定,由高校在录取阅档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凭高考分数录取新生的做法。这种变化改变了我国单一的高考录取制度,向建立多元化人才选拔标准迈进了一大步。

链接:四省(区)高考新方案与现行高考制度具有延续性

2006年四省(区)高考模式分别是广东“3+大综合+1”、山东、海南、宁夏均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模式。2007年高考新方案中,广东的“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模式、山东的“3+x+1”模式、海南的“3+3+基础会考”模式、宁夏的“3+小综合”模式都是在现有“3+x”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新课改和素质教育要求,在考试科目和内容上的进一步完善。新方案也体现了对现行高考制度在科目设置、赋分权重、考试时间和招生录取原则等方向和制度上的连续。如海南高考改革方案将现在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改变为“3+3”后,考试科目与现行高考、会考相比,不仅没有增加,会考科目反而减少了一半(文史、理工分开)。

评点:广东“3+x”高考改革在探索中回归

刘其祥 张 超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高考的30年是一个不断探索、改进、完善高考体制模式的30年。

广东的高考不但和全国高考一样与时俱进、变革创新,而且走在全国高考改革的前列。如今看来,广东为全国高考改革作出的最大贡献,是1999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3+x”高考方案,在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首先进行改革,掀开了高考改革的新篇章,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在全国推广“3+x”高考方案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1999年广东试行“3+x”高考改革方案时,由于升学率竞争,结果在实践中把“3+x”变成了“3+1”,这种状况带来了严重的偏科后果,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极为不利。于是,2000年广东决定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3+x”方案,使其内容更丰富,更符合高考改革的宗旨。2000年的新方案扩大了“x”科目的内涵和外延:一是在6门科目中,增加一门综合科目考试;二是把外语复试、音乐、美术、体育也列入“x”选考科目中,使“x”由原来的6门变成11门;三是规定本科要在“x”中至少选考两门,其中一门必须为综合科目,专科可以只选一门。所以,2000年至2006年,广东一直采用的是“3+大综合+1”模式:“3”即语、数、外三科;“大综合”即包含政、史、地、理、化、生6门学科知识的综合能力测试;“1”即在大综合测试之外,考生在政、史、地、理、化、生六科中,再自选一门单独考试。在广东试行“3+x”高考方案后,其他各省也陆续实施“3+x”科目方案,大多是以“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呈现。将综合能力测试引入“x”,为高考内容改革的深入开启了新路,对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

2004年,广东等四省(区)率先实行高中新课程改革。2007年,“3+x”模式在适应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需要中作了又一次调整。2007年广东新课程高考,实行的是“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高考模式。但是,由于采用原始分计算,“x”的设置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广东第一次新课程高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争论。为适应时代要求与群众呼声,让高考更科学、合理、公平,广东正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普通高考制度,初步制定了2010年高考改革方案。新高考方案的考试科目拟设置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表明了广东在“3+x”高考模式探索上的回归意图,但这不是简单向全国大多数省份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靠拢,而是一种高位的回归:建立以水平测试为目标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以实现对考生在校学习情况的全面检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的探索。

高考选拔要求公平,学生培养鼓励特长发展,这是天生的一对矛盾。要平衡这对矛盾,只能在高考改革中进行兼顾调整。“3+x”高考模式就是想探索一种既保正公平又鼓励优势,既考虑共性又突出个性,既强调基础又培养特长的高考模式。“3+x”高考模式本质上是开放的,它鼓励公平竞争,坚持择优录取。我认为,目前“3+x”方案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少跨学科命题专家(特别是文、理跨学科),中学更是缺少跨学科教师,所以综合试卷还不能真正考察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实际上大多成了“文科凑合”“理科凑合”的“大拼盘”。

高考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引证、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改革、边创新。“3+x”方案代表了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高考模式,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3+x”模式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使之更完善、更科学。

观点: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

高考的价值与异化

高考不仅起着高校选拔合格人才、规范引导中学教育的作用,而且承载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功能。有学者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高考关系到科教兴国和国家的人才战略问题;从社会层面来说,高考牵涉到社会公平和全民族的素质;从教育层面来讲,高考涉及人才的培养。统一高考制度是通过实践反复证明的、至今为止最为公平的一个制度,高考分数作为主要的录取依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高考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有了“公平的立基”,为其上向流动提供了保障,高考作为一个自致性因素,几乎成为普通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上向流动的一座公平合理的“独木桥”,而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恰恰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有学者认为,高考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就在于不断地强化人才的选拔功能,而弱化了人才的培养功能。本是基于选拔人才的高考制度,现已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刚性特征的、超越人才选拔的泛功能化制度,赘生出了许多违背教育宗旨的功利性倾向。

高考的问题与根源

为什么本应该是教育一个环节的高考制度能够成为整个教育的指挥棒,尤其对于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学者们对高考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原因做了分析。有学者指出,相对于社会发展,高考改革渐显滞后。第一,作为一种对价值和标准的选择过程,高考制度的适应性有待增强;第二,高考的问题出自整个社会对人才选拔及评价标准存在某种缺失;第三,对高考制度的思考没有跳出教育和纯制度文化的思维框架。因此,除了高考本身以外,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价值选择、制度和文化层面三个维度解读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

有学者认为,高考导致竞争激烈只是问题的表象,究其本质,还是社会竞争激烈所造成的。高考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高考竞争加剧,不是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所以,不应笼统地说高考的弊端绝对化或扩大化,高考制度与提高素质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高考可以以考促学,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高考可以提高考生

的学习能力;高考可以锻炼考生心理素质;高考对考生的品德也是一次教育的契机。

高考的改革与走向

高考改革,是社会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学者们对于高考是否必要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至于具体如何进行,“更加公平”“创新”“多元化”与“适应本国国情”等字眼则是文章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汇。

考试制度具有传承与变异的双重特性,高考制度应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改变单一的考试评价体系,实现多元化的评价模式。高考制度的设计,应该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差异性需求,推进多元化选拔、多样化录取的改革。有学者认为,高考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从考试过渡到评价,考试机构要强化评价,开展评价教育、评价考试、评价考生的工作。利用评价的观念和方式改造我们的考试:利用考试数据开展评价工作;改革具体的评价内容,加强和深化对能力、学习和潜质的测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考试机构要利用考试的资源做好评价。通过评价的过程,推动考试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学者认为,高考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的社会现实,而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改成各高校单独招考,也不见得是以美国高考招考模式为依归,而是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自身特色的招考制度。

对于高考改革的思路,有学者指出,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人手,要让全社会认识高考是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不是评价学校的标准;其次,要改革考试制度,改革的着眼点要有利于选拔人才,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的原则;再次,改革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内容不仅仅关系到能否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还关系到中学课程和内容,考试内容影响到素质教育的推进,考核要注意综合性、全面性、经常性。有学者认为,人们思考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应局限在教育内部,而应该从思想观念层面、价值层面去挖掘根源。高考问题出在教育,而其深刻的根源却在社会思想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对价值和标准的选择过程,高考制度应增强适应性。在思考与寻找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尤其是面对我国高考制度的改进时,仅作教育制度层面的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社会观念的层面考虑高考制度背后的观念文化。今天,我们构建高考制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让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协调发展。

可以看出,兼顾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学者们一致认为的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高考改革直在全面研究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摘自:《教育研究》)

链接:高考大事记

1978年,恢复高考后举行第二次高考。第一次高考在1977年秋举行,这一年的10月12日,我国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考生在1978年春、秋分别入学,被统称为77、78级。

1985年,广东实行标准化考试改革试验;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并存的“双轨制”。

1990年,高考第一次全面推行标准化考试,用科学的方法将考试的误差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

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三省在高中会考基础上进行减少高考科目的高考改革试验。

1993年,试行高考科目“3+2”方案。

1994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消除了国家计划招生和调节招生的录取分数差距。

1997年,普通高校招生并轨改革。

1999年,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率先开始在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高校开始扩大招生数量。

2000年,上海率先打破了全国统―命题的传统;北京、上海、安徽进行了春季招生的改革。

2001年,取消对高考考生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

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了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

2003年,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实施26年的夏季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

2004年,考生在考前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自己将在高考中自觉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

2005年,实施以“六公开”为主要内容的“阳光工程”;全国共有23个省(市、区)相继在高考中采用网上阅卷。

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可自主选拔录取的高校扩大到53所。

高考改革方向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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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晓红.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1(03).

[7]方志英.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现代企业教育,2009(2).

[8]郑和平,袁丽,孙德课,希颖.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基本思路[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1(04).

[9]封小青.深化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7(18).

高考改革方向篇6

(一)资本的博弈与重组:改革分配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本布迪厄把社会中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并认为教育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极其不等地将文化资本分配给不同群体的学生,在再生产文化的同时再生产了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教育具有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特性。文化资本在再生产社会等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布迪厄进一步把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在这里,不同群体的学生,既有基于学生家庭社会背景分等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如家庭背景优良的学生和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也有基于学生学习成绩分级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如“好生”与“差生”。随着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对文化资本理论的逐步认同,他们对教育的深切关注继而聚焦在高考上,逐步认识到高考体现的是社会中文化资本的分配,因此异地高考改革引发他们进行博弈。优势阶层希望通过高考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继而继承已有的家庭政治经济地位,实现阶层复制和保存,避免阶层向下流动;而劣势阶层则希望通过高考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继而跻身上流社会,实现“鲤鱼跃龙门”的阶层向上流动理想。虽然没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处于劣势阶层,然而当代社会“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7〕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考改革突显的是文化资本分配的重组,关涉各个阶层能从中获得文化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关涉阶层流动,因此各个阶层必然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进行博弈。优势阶层通过高考制度、高考形式、高考内容以及传媒来实现他们的阶层复制,如初衷良好的“特长生”制度演变为优势阶层谋取特权的“合法”途径,而真正的特长生尤其是劣势阶层的特长生成为这一制度的陪衬者;劣势阶层则将希望寄托在自家的孩子的勤奋与刻苦上,与有良知的学者和传媒联合,呼吁社会正视阶层无法正常流动、阶层固化的危害。

(二)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改革关涉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不论什么改革都会涉及到对原有权力行使的重新分配,或者涉及各种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权力行使的重新分配和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带来的是原有利益占有份额的调整,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决定他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或支持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对理念的守持,而是对利益的权衡”。〔8〕在特定的改革中,人们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切身利益进行精致的考量。一方面,不同的改革关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变化,如政治改革中的权力分配、经济改革中的财富分配、教育改革中的文化资本分配;另一方面,同一改革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关心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在现有的条件与政策下,实施异地高考改革,主要的相关利益群体有: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本地政府和本地高校。首先,就目前改革实践来看,异地高考改革的重要矛盾之一在于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与外来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体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多数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支持异地高考改革,希望减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者。当前,异地高考表面看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其实质更意味着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竞争,因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往往成为相关利益群体争夺的重点。其次,异地高考使考生“流入地”政府教育资源承载力不足和负担加重。大量考生的流入挤占了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批评,带来社会问题,加重了政府压力。再次,众多高校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地方政府为高校提供资金、土地、水电、安保等支持,享受了地方政府资源的高校自然会为地方政府提供“特殊待遇”,这就体现在招生安排上的向本地考生倾斜。

(三)惯习的遗留与制约:改革重建众多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不仅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外在控制,而且还受到行动者自身所具有的各种惯习的深刻影响。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积淀于个体身上的一套“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可见,存在于人们身上的惯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这也就导致剔除教育场域中改革者的不良惯习和涵养他们的优良惯习具有相近的难度。惯习与习惯虽然有相近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习惯往往表现出自发性、重复性、机械性和惰性,惯习则具有创造性、建构性和生成性。“惯习并不是单纯地复制经验,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式,再生、重建和改变社会条件的一种主动性的动力因素。”〔9〕异地高考改革中的行动者最主要是教师,异地高考改革要求他们根据学生的变化在文化观念和相应惯习上进行改变。异地高考改革意味着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基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加入,在异地高考改革的过程中,不少教师的惯习并不适应高考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他们对自身惯习进行改革。而这对于他们的挑战不仅是无法获得相应利益的思想准备,还有是必须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某些文化观念和相应根深蒂固的惯习。这对于许多教师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变惯习是对个人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的“否定”和改造;这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过程:他们需要为了异地高考改革而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惯习,而这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为此他们需要付出长久的时间和精力。因而,那些自身惯习适应异地高考改革要求的一些行动者就支持异地高考改革,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积极因素;自身惯习不适应异地高考改革要求、需要改革惯习的一些行动者就反对改革,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阻碍因素。

二、异地高考改革:社会学视野下困境的对策

在当下中国,资本的获得往往是由于权力的占有,资本的缺失也经常是由于权力的困乏。因此,异地高考改革首先应当适度消解部分阶层的权力;继而建立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合理分配不同群体的利益;深刻洞悉行动者身上的惯习,剔除不良惯习,以实现改革目标。

(一)适度消解权力:解构制约改革的结构性力量不同阶层对异地高考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大小或强弱取决于他们掌握权力的不同和多寡,而这种权力区别来源于他们占有各类资本的不同和多寡。那些在资本关系和权力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即是制约和主导异地高考改革的结构性力量,优势阶层制约和主导异地高考改革主要是政府。在我国,政府在对各种资本的分配和占有中处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因而异地高考变革明显地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特征,这样的改革既带来了成就,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破解异地高考改革难题的现实路径之一是适度消解政府对异地高考改革的行政权力,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和提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对高考改革的影响力。首先,政府应当从高考改革的主导者转变为顶层设计者,加强对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运用顶层设计来解决异地高考改革遇到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加强教育综合改革,将异地高考改革纳入到教育综合改革之中,成为教育改革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异地高考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施行,保持政策大方向的稳定,使得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保证公平。其次,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协调作用、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和学术机构的智囊作用。异地高考改革在制定政策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吸纳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的力量,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公平性。引入异地高考改革的外部力量,既是科学制定政策的必然要求,保证政策既有理论基础,又具有可行性;也是政策保证公平性的需要,吸收外部力量,能够破除部门保护利益,不同部门、群体的诉求得到表达,体现不同部门、群体的利益,更公平、公正地制定政策。

(二)合理分配利益:建立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应当注重公平公正,优先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各方利益。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异地高考改革应当充分照顾不同阶层的利益,保障各个阶层在改革实践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异地高考改革初期做好制度设计,在制度中保障各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改革者在改革中大展拳脚,再生产自己阶层的利益,合法化和扩大自己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赞同改革者、参与改革者都应当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异地高考改革的利益分配机制应当使他们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吴康宁认为,“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教育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其中“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这是教育改革社会合法性的前提”。给予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合理的利益回报将促进高考改革的支持力量继续赞同改革、支持改革,巩固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合理的利益回报也有利于把改革的中间力量转变为改革的支持力量、把改革的反对力量转化为中间力量,减小顺利进行改革的阻力。当然,也要防止一些投机取巧者为了谋取改革的私利、窃取改革成果而伪装为改革的支持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学生家长和教师是异地高考改革中两类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异地高考改革的利益导向机制是否有利于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利益,这将直接制约着异地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首先,学生家长普遍关注的学生升学率是异地高考改革在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不得不正视的。在异地高考改革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前提下,家长支持改革仍然是有条件的。许多家长将子女的考试成绩、升学状况与他们的家庭名声以及将来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家长将改革是否有利于子女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是否支持改革的重要标准。其次,满足教师对切身利益的合理追寻是教师积极支持改革的重要基础。诚然,教师支持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改革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教师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会努力寻求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要教师对于这些切身利益的寻求合理得当,那就天经地义。”在这里,教师的切身利益包括增加薪酬、获得奖金、获授荣誉、提升地位等。当然,不可否认少数楷模教师对其他教师的示范作用,其他教师向楷模教师学习,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然而,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道德期待下的教师对改革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更何况,仅仅对教师提出道德期待,而不关注与满足其对切身利益的合理寻求,这本身也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高考改革方向篇7

高考制度改革首先要有目标观。高考制度改革的目标应指向人的发展、素质教育的推进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试作为一种测度、甄别人的身心素质、个别差异的社会活动,首先应满足个体的人的发展需要,这就要确立考生的主体地位,以考生为中心,考试设计应使考生的知识、能力、身心素质得到全面锻炼和提高,促进考生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使考生富有个性地发展。

高考制度改革应为推进素质教育服务。新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为每一个学生一生的成功发展奠定基础,高屋建瓴地指出学生的成功发展需要两个目标支撑,一个是学科学习目标,一个是基础性发展目标。学科学习有8大领域13个学科,基础性发展目标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高考制度改革应建立以促进学生学科学习目标与基础性发展目标的实现为追求。很明显,单纯以笔纸测验的考试形式是不可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只有开发口试、笔试、实际操作、表现性测验、综合测评等多样的测试手段,才能满足人发展维度的多样性,达到考试评价指标与素质教育目标的统一。

高考制度改革应满足社会的需要。考试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当时的社会需求服务。当历史发展了,社会变换了,考试就应顺时而变,服务于新政,体现新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信息,并及时挖掘和确认这些信息,将其融入考试内容中去,从而维持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高考制度改革应有新的价值观。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应是公平与效益兼顾。能有效保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被认为是统一高考的最大优势。通过考试这种手段,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渠道和机会,提供个人奋斗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通过多年的考试实践,人们发现,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差异还非常悬殊。人们也发现,“一张试卷考天下”也不一定公平。例如作文考“面向大海”,明显对山区的学生不利。即使撇开考试内容的公平性,统一笔试对于不同天赋特征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试主要是鉴别人的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人的发展是多样的,有的人过目不忘,有的人善于思考;有的人长于表达,有的人乐于动手;有的人天资聪慧,有的人品德高尚。统一考试选择无异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换句话说,用踢足球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田径比赛的运动员,这是一种可怕的公平。高考式的公平,其实只不过是由一个至高的权力中心,按照单一的形式化标准,将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和社会稀缺的利益、权力、名誉,等等,分配给少数人。这部分少数人就是社会的精英。1977年高考制度的重新确立,以知识标准替代出生标准和阶级立场标准,无疑将社会的公平推进了一大步。其时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高考所牵引的复制型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知识和技术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考制度对我国知识存量的累积和世界现有技术的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撑了我国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它需要的是创新而不仅仅是知识量的堆积。只有依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市场利益获取机制对高考获得利益、权力、名誉的稀释,尤其是利益、权力、名誉获取转移到要靠奉献和实力获取的时候,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由公平的唯一追求转向公平与效益兼顾。高考制度是否有效益,关键要看高考制度能否牵引教育系统培养出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高考制度改革应有整体评价观。在国人的意识里和具体实践中,考试制度就是招生录取制度,其实不然。考试制度是对人的发展测量的制度,招生录取制度应是对人的全方位评价的制度。高考制度改革的途径是将考试制度与招生录取制度分开,招生录取从分数唯一向整体评价过渡。我们知道,考试主要侧重于测量的技术,侧重于个体达到考试标准的量化描述,而招生录取应反映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评价标准。现实的情况是以书面考试结果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其直接后果是以考试取代教育,以应试方法取代教育过程。招生录取应以教育价值标准和社会价值标准为参照,全方位收集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发展状况,高考内容不只是来自教材,更注重来自现实生活,所测量的不仅是适应时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测试学生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更要测试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测试中收集的数据信息,不仅涉及智力方面的,还包括认知、态度、情感方面的内容,甚至还有学校、教师、家长对学生的评价信息。一句话,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对教育过程和教育对象进行有效评价、整体评价,择优录取。

高考制度改革应有分权观。从高考制度改革的权力角度看,国家教育部门应适当向地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适当向高校和中学放权,同时应该赋予学生选择高校权。教育部首先要向地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放权,要坚持地方化的改革。中国这么巨大规模的考试,每一个省份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通过地方化可以为考试制度的竞争提供优胜劣汰的广阔空间,教育部对各省的考试与招生制度进行监督和评价。为使高考改革深入推进,必须扩大高校的招生自。高校对哪些学生最适合培养并有发展潜力最有发言权,因此应将招生权赋予高校,但高校要在招生之前公布本校的录取标准和录取程序,以便政府和社会监督;高中学校对学生的发展长处与劣势具有充分了解,对学生学分的获取情况、非智力因素、道德品质和个性最为知悉,所以应将综合素质评价的权利赋予高中,省级政府加强对高校招生公平性和中学提供的学生发展信息的真实性的监督。同时,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要求赋予学生对高校的选择权。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真正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同一批次高校对学生不分志愿先后同步招生。一个学生可以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将现行一次性的录取改为多次,落实学生选择高校的权利。

高考内容改革应有能力本位观。高考内容改革应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知识本位考试观照下的教育,倾向于知识传授与灌输,在以知识本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传递知识的工具,教师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学生成了被动的认知体,成了知识接受的容器。能力为本位考试观照下的教育,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在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者和问题意识的培养者,教师承担求道、寻业、增惑的职能,学生是信息与知识的主动的搜寻者,是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探索者。倡导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并不是高考内容改革的新理念,能力、立意、命题谈了很多年,但是在考卷上的落实并不到位。我们现在的考试是一种知识水平考试,主要建立在对书本知识的记忆之上,包括解题技巧,可以通过死记硬背、重复训练来提高成绩。能力考试,不是面对一本指定的教材,而是测量一个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以及运用知识综合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研究考试技术,怎么让知识考试向能力水平考试过渡,怎样通过考试引导学生广博地去学习,更灵活地去学习,而不是死背一些书本知识,做两脚书橱。

高考制度改革应有多样标准观。高考制度改革从单一标准走向多样标准。从教育测量学的角度看,用一张试卷对报考一流高校及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测量是很难有区分度的。而从学生发展个性化、多样化的角度来看,用一种标准对所有学生进行测量也是不够科学的。同时,从高等学校的角度看,不同层次的大学及高职、高专院校对学生要求各有不同,实行分层次、多元化的考试录取会更加有利于他们选拔合适的人才。首先要建立多元化的大学入学渠道,在统考分数录取的主渠道之外,探索建立一些特殊的招生录取渠道,以尽量减少埋没优秀人才的概率。例如,可以增加保送生名额比例,使平时成绩优异、有特殊才能、有领导才能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大学;还可以增加文艺、体育特长生单独录取比例,以现场测试和面试表现为主要参考指标;对于有科学发明专利、发表过优秀文学作品或在各类国际或全国性比赛中获奖的学生,可以申请专才或偏才的入学渠道;逐渐加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体现大学人才选拔和培养的不同特色和风格。这些入学渠道与传统的统一考试方式结合,形成我国多元标准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比如研究型的录取标准为高考成绩加面试再加高中学分质量和综合素质评价,教学型高校的录取标准为高考成绩。高职院校的的录取标准为高中会考成绩加实验操作能力测试。多样的录取标准形成多元化的入学渠道,其最大优点就是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多样化,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和人的个性发展。

高考改革方向篇8

还好,主张改革的声音更多了。已经30年了,人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必要性的讴歌。

没有人要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人们必须从这个起点,向前再走一步,哪怕半步。

在笔者看来,公众认同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主张不改革的理由之一。一份由中国青年报、教育部考试中心联合举行的3.8万样本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5%的受访者对现行高考制度持肯定态度。但是,其中只有17.6%的公众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很好,应当维持”,77.5%的公众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应在某些方面加以改进。

可见,主流民意的态度是相当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肯定高考,同时支持高考制度改革。

还有人以不成功的改革来论证改革不会成功,例如名存实亡的春季高考。如果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把春季高考定位为高职院校的招生,所有一本院校都不参加,其实是人为地置这一改革于死地。如果一视同仁地对待春季与6月份的高考,高考多次化的改革难道就注定行不通吗?

另一个实例是高考社会化的改革。通过高考报名和录取的社会化,改变用高考升学率来评价高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尽管高中学校仍然可以曲折地了解到本校毕业生的去向,但主管部门却不能用升学率来精确地为每一所高中排名了,从而解放了中学和高中老师。这一改革于1998年前后在北京地区曾有效地实行过,深受高中学校和老师的欢迎,后来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中止。

显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改革天然不合理、注定要失败。

此外,还会有人以条件不具备为由,不是去改革有缺陷的制度,而是用更差的制度为它配套。最近为人诟病的北京大学研究生保送率过半,就是显例。现行研究生考试的“应试化”,难以区分、选拔有研究潜质的学生,例如英语、政治考试拦住了许多有能力者;但保送率过高显然有违公平。

正确的思路是用改革的措施为改革配套,用改革促进改革。例如扩大高校招生自,在现行的录取制度下,简单的放权无疑会造成更多的招生腐败,这正是公众不看好这一改革的原因。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这一改革,通过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通过建立公众、媒体、家长、教师代表组成的“陪审团”全程参与录取过程,保障公平和,同时保障和扩大了高校的自,这不是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吗?

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除了向地方赋权,向高校赋权,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向学生赋权,恢复学生对高校的选择权。在笔者看来,具体的方案是同一批次高校同步录取学生,则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而将高校对学生的单向选择变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这需要延长录取周期和增加录取的次数,将现在的一次性录取改为2至3次。

高考改革方向篇9

1977年至今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7年至1980年的恢复阶段。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经过45天的激烈讨论,最终以国务院《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主要的做法有:(1)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2)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该年的招生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有560万名考生参加了统一考试,其中27万多人幸运地成为了以来的“第一批”通过考试的大学生[1]。1978年,教育部编发了《高考复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此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以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办法。

2、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向解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原来的由计划分配指标、经费的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着强烈的改革要求。为此,围绕高考的形式要求和我国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我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重要的有:(1)1985年,为减少人为的阅卷误差,引入国外技术尝试标准化命题,试行机器阅卷。从此许多科目的考试逐渐走向命题标准化和阅卷自动化的轨道。(2)1985年起,上海率先试行了高中会考和高考改革的试验。后来,高中会考制度向全国推广。自1990年起逐渐形成了会考和高考的区分,将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高考与作为水平性考试的高中毕业会考分开,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进行;并即明确了会考是中学教学水平的鉴定性考试,高考以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为主要任务,突出选拔性。(3)在考试科目方面,1989年,湖南、云南、海南三省尝试“3+1”高考科目组设置方案。1993年,在全面推行会考的基础上,实行“3+2”高考科目设置方案。综合而言,高考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即语文、数学、外语;另一类为选考,即由招生的高等学校根据专业学习的特点,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1至2科。考生除参加必考科目的考试外,尚须按所报志愿学校的要求,参加1至2科考试。作为过渡,当时的考试科目仍分两类:文史类加考政治、历史;理工类加考物理、化学。(4)为了加强考试工作专业化,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的考试机构,各省招生办公室的考试工作得以加强,近半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各种招生、考试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的教育考试院或考试局、考试中心。

3、1998年以来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阶段。

1998年,新一轮高考改革开始启动,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高考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背景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以市场机制作为人才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已经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的改革已经实施。围绕这些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为我国高级人才选拔培养的高考制度也随着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革:(1)1998年,教育部宣布高考科目将实行“3+X”方案。[2]所谓的“3+X”方案就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必考的科目;中学里的其余6门学科: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高等学校可根据专业要求任定1—2科为考生选考科目,也可对考生进行偏于社会科学或偏于自然科学的综合考试。考生根据所报考高校的要求,决定考试科目,考试科目越多,可选报的志愿也越多。这个方案,既有利于高中各校及考生发挥特长,也有利于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自。在2001年,全国共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3+X”高考模式试点。经过试点和推广,这个高考模式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预期效果。(2)1999年,天津、广西试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到2000年,全国一半以上的省市和高校实行了计算机网上录取。到目前,几乎全国的招生录取都实现了网络化、公开化。(3)2000年,北京、安徽等省市试行2次高考,两季招生,这样,一年一次新生入学和一年一度毕业生的情况也已经被打破。(4)从考试内容和题型的发展来看,考试内容发展脉络大致是知识、能力、素养,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同时外语教学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与这些改革相适应的是,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中,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大学本科及专科在校生人数由341万增长为1100余万,在校研究生及在职攻读硕士、博士人数增至80万,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约45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5.3%,基本上实现了1998年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的目标,这也进一步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快步走向大众化。

回首我国高考制度沿革和历程,我们欣慰地看到我国社会各方面的积极进步。可以说,这些进步和变化与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密切相关的。

1、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口环节,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

高等教育是向国家、社会提供优秀人才资源的主要基地。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和由小变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已有1070余所。据初步统计,这些院校先后为国家输送了约2000万高级专门人才。其中,大约1/2以上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的高考制度选的。正是这些专门人才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这不仅推动了我国民族素质不断提高,也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2、高考作为社会人才以及社会阶层的分流器,为社会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机制保障。

每年的高考牵涉到千千万万家庭、学校、教师、学生的神经,因为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决定了一个年轻人今后的人生和命运。尤其是[Jp1]对于广大农村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考大学是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就象一把筛子,一些优秀的人才在高考竞争中胜出就进入高校深造,毕业后也就进入了所谓的‘白领阶层’,农村的孩子也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在高考竞争中失败的学子就被淘汰到社会中去,……”[3]可以说,当社会进步出现了社会分工并进而出现了脑体分工之后,有一部分人必须被选从事管理领导或更高级的脑力劳动,而考试是人类发明的一条最为有效、最为公平、最具社会公信力的一种科学办法。由于竞争,难以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批评,“黑色七月”的抗争,但这些正说明了高考所承载的社会分流的社会功能。正是社会分工和地位的差别导致了残酷的考试竞争。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功能并影响着社会分工的高考,必然是一种人才选拔的残酷竞争方式[4]。实际上,高考作为一种社会分层的过滤和分流机制,对于社会的流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一个社会良好的流动机制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人类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高考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发育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水平。

承载了社会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机制。从改革近30年来的情况看,我们从高考的变革可以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如高考招生比例的增加,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发展水平的提高;考试的方式、内容不断多元化发展,充分体现了从资源短缺的计划经济走向顾客导向的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考试的公开化、公平性以及监督方式科学化、严密化,也体现了社会管理不断走向法治、民主、公平的基本价值追求。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双重跨越的当前,为适应建立面向不同经济形态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制,我国的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

三、新形势下我国高考制度的挑战和变革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潮流不断逼近的今天,教育作为一个发展和竞争的重要手段,是我国实施“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点领域,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正如同志在北大100周年校庆庆典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为此,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为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坚持教育创新,改革我国的包括高等院校考试在内的各类人才选拔和培养考试,就变得势在必然和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的高考制度需要注意克服和防范各种新的问题:如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各种机会公平问题,资源过于集中,考试与入学、就业的脱节问题,因为考试而造成的教育、教学以及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当前教育国际化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给予适当的变革和调整。总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依照不同层次、类型、形式、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各自潜在的功能大小和它们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来确定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高考制度也必须适应高等教育多元化的需要、适应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体系,从而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功能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发展。

[摘要]从1977年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来,我国高考已经历了28个年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7年至1980年的恢复阶段、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阶段以及1998年以来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阶段。本文提出,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个指标,推动和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文章还提出了我国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及其高考制度的变革要求。

[关键词]高考、人才、社会、改革、发展

[参考文献]

高考改革方向篇10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福建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6年5月12日

福建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从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出发,落实国家总体要求,体现福建特色,突出问题导向,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科学高效和灵活多样的考试招生制度,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为加快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地发展。

促进公平公正。把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完善考试组织规则,改革招生录取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力度,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切实保障考试招生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促进科学选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注重评价的全面性和综合性,改革考试内容,推进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增加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权,提高人才选拔水平。

坚持统筹推进。整体设计各级各类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进考试、招生和管理制度综合改革,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沟通,分阶段稳步实施。做好各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增强考试招生改革与人才培养的协同性。

(三)总体目标

到2021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考试招生机制,基本建立顺应时代要求、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具有福建特色的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2015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相关配套专项改革。

——2016年,开展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2017年,实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中职学校学业水平考试;2018年,全面实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

——2017年,全省统一组织实施中考,启动新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改革;2020年,实施新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2018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2020年,实施新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2021年,实施新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促进入学机会公平

1.完善中小学招生入学办法。依法实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小学按常住人口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初中学校通过单校划片对口直升或多校划片随机派位等方式组织入学。

改革完善高中招生办法。2017年起,中考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由省里统一组织实施;省一级达标高中或县(市、区)一中等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学校的比例不少于50%。2017年省教育厅制定出台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当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开始实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2020年实施新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2.增加农村、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学生上重点本科高校人数。实施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面向我省农村单独招生计划,拓宽农村、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学生就读重点高校升学渠道。实施省属本科一批高校面向我省23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招收农村学生专项招生计划,确保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本一批录取比例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2015年起,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者等5项全国性加分项目,以及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填报省内高校部分农林类专业2项地方性加分项目。2018年起,取消我省所有地方性加分项目。

4.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公平就学升学机会。对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通过自主报名结合随机派位、积分制等方式组织入学。实行高中阶段学校向接受义务教育后的随迁子女开放和同等招生录取政策。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完善配套措施和管理办法。

(二)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

1.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14门科目均列入考试范围,实行全面考核,设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14门科目均设合格性考试,同一科目提供2次考试机会。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须参加所有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作为毕业依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还设等级性考试,同一科目提供1次考试机会。学生可根据兴趣、特长和高校选考科目要求,在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选考3门,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依据。

2016年省教育厅制定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并报教育部备案后,向社会公布。2017年秋季,普通高中新生开始实行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2018年秋季,普通高中新生开始全面实行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

2.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学业水平考试为合格性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公共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技能3门科目,同一科目提供2次考试机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须参加所学专业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作为毕业依据。

2017年8月底前,省教育厅制定出台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2017年秋季,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开始实行学业水平考试。

3.建立完善高中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普通高中评价注重考察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中职学校评价注重考察学生公民素养与职业道德、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学习能力、专业学习成果以及职业创新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等。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由学校负责组织实施。评价程序包括写实记录、整理遴选、公示审核、录入系统、形成档案等。要加强组织管理,严格程序,强化监督,确保评价过程公开透明、结果真实可信。

2016年省教育厅制定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并报教育部备案后,向社会公布;2016年秋季,在部分普通高中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试点;2017年秋季,全省普通高中新生开始全面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2017年8月底前,省教育厅制定出台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2017秋季,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开始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4.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等学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2020年起,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专科高职院校,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考核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2020年起,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报考专科高职院校,参加省里统一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文化素质考核使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2017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学生也可参加统一高考进入高职院校。

2016年,省教育厅制定出台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实施办法。2018年,省教育厅制定出台普通高中毕业生职业适应性测试实施办法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技能测试实施办法。2020年起,实施新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

5.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坚持立德树人,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法治国理念等。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时代性、实践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普通高中学生实验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考查,加强中职学生专业基本技能与基本实践操作能力考查。积极探索笔试、面试、实践操作等多样化的评价方式,科学有效地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2016年起,统一高考使用国家卷。

(三)改革招生录取机制

1.改革招生录取方式。改进高校招生投档录取模式,逐步推行按专业“一档多投”录取模式改革,增加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权。本科院校艺术类招生继续实行按专业“一档多投”录取。2017年起,使用统一高考成绩录取的专科高职院校的招生,实行按专业“一档多投”录取。待条件成熟时,减少本科院校招生录取批次。

2.完善高校招生管理机制。加强学校招生委员会建设,在学校招生计划安排、招生政策和录取规则制定、招生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聘请社会监督员参加学校招生录取过程的监督,增加工作透明度。健全考试录取申诉机制,及时回应处理各种问题。全面实施招生问责制,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结果负责。

3.完善和规范各种特殊类型招生。进一步规范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招生管理,公开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强化考生报考资格审核、公示和监督。自主招生试点高校要合理确定考核内容和程序,加大对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优秀学生的选拔力度,创新人才选拔办法。

4.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扩大社会成员接受多样化教育机会,中等职业学校可实行注册入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实行弹性学制、宽进严出。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加考试提供服务。探索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转换制度,促进多种学习渠道、学习方式、学习过程的相互衔接,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省教育厅制定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四)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1.改革考试科目设置。2021年起,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不分文理科,其中外语科目提供2次考试机会。考生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成绩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3门选考科目成绩组成。选考科目由考生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和高校选考科目要求,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

2.改革录取机制。建立基于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评价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机制。2018年6月底前,招生高校要根据本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需要,按专业提出对考生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并向社会公布。

3.改革完善高校人才选拔制度。高校要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提升办学质量、促进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增加学生选择权的高度,统筹考虑办学定位、学科特色、培养需求等,改革学科专业设置,研究制定不同学科门类或专业(类)的录取要求。

2018年6月底前,向社会公布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起,实施新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五)加强考试招生监督管理

1.加强信息公开。深入实施“阳光工程”,健全分级负责、规范有效的省、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中小学等多级信息公开机制。加强招生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公开程序和内容,及时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章程、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事件违规处理结果、录取新生复查结果等,自觉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监督。

2.强化制度建设。健全政府部门协作机制,加强考试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管理与安全保密责任,层层落实,构建科学、规范、严密的考试安全体系。加强考试加分管理,严格资格审核、认定和公开程序。健全诚信制度,加强考生诚信教育和诚信档案管理。

3.加大违规查处力度。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对报名、考试、招生录取全过程的监督检查。严明考试招生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及时通报查处结果。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省教育厅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加强分类指导,及时研究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完善工作措施。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要充分尊重教育规律,结合实际,制订本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经省教育厅备案后向社会公布实施。各地、各有关部门和高校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确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顺利实施。

(二)强化条件保障

编制部门要按照《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4〕72号)要求,及时将县镇、农村高中教职工编制标准调整为城市标准,满足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师资需求。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普通高中学校正常运转提供条件保障;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经费,进一步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财政、物价部门要适时调整考试招生收费项目标准,确保各类考试的顺利实施。加强省、市、县三级考试机构建设,各市、县(区)要整合原有力量,组建职能相对集中统一的考试机构。省教育厅要加强命题、考务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考试专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