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概念篇1
关键词 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和采购力度的加大。社会责任运动在我国悄然兴起，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新的阶段，党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企业从微观利益目标向宏观利益目标的转移。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都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1968年DavidFLinones率先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他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意味着会计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随后，ahmedBelkaoui将社会责任会计定义为：测定和报告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对一般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防止和处理这些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的有关事宜。番田嘉一郎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作社会责任并以它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
随着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层层深入。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会计学者发展和补充了一些新观点。田昆儒将会计学有效地运用于解决企业与社会形成的社会责任中，其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阳秋林在田昆儒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社会责任会计具体化。他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和手段。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的活动进行反映和监督，以便向相关利害关系人提供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其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社会效益。
从这些研究成果看。社会责任会计主要以企业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强调企业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以会计的原理和方法来计量和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了能够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确认、记录和计量，并及时对外报告。反映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必须要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概念体系，本文以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为基础，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框架。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框架
会计的概念框架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一般来说会计的概念框架主要有目标、假设或前提、对象(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原则、信息披露等几方面的内容，下面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框架。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
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的起点，是决定会计对象、会计假设、会计准则和会计技术的基础，也是会计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会计是向特定的对象提供会计信息的一门学科。会计目标受到会计信息服务对象的约束，因此明确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首先要明确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信息是为目标定位服务的数据和消息，是对决策与选择发挥作用的。那么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就是那些需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及其后果作出反应的社会群体。
传统财务会计主要关注经济效益，其会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国家有关财政税务部门、股东、债权人等经济利益直接相关者。而社会责任会计除了要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外，还要关注企业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社会责任会计的会计服务对象应该是企业的全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供销商、消费者、投资者、职工及工会、社区、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应该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需要。及时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会计目标不仅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受企业目标的制约。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多变性和企业目标的多元性，以及会计系统的多层次性。决定会计目标应是一个相互藕合的复杂目标体系。
社会责任会计强调企业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兼顾社会效益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以会计的原理和方法来计量和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社会责任会计目标应该是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前提下的企业社会贡献最大化，实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保值增值。
社会责任会计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向政府及公民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便于了解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它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总的来说，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向社会公众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为公众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前提
会计主体假设、会计分期假设、持续经营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是构建传统会计理论结构的基本前提。社会责任会计在传统财务会计假设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补充。
会计主体假设限定了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社会责任会计依然是一种微观会计，它以企业为会计主体，记录和报告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社会产生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影响，以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状况。
在持续经营假设上进行运行方式的限定。社会责任会计的记录、核算和信息披露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只有持续经营的会计主体才可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归集和支付社会成本费用。如果不能持续经营，企业将丧失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在会计分期假设上进行时间范围的限定。会计分期假设是指假设可以将企业连续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若干较短的时期，据以结算账目和编制报表，从而及时地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信息。社会责任会计也需要分期核算，但是，现实中许多社会责任的各个受益期很难确定。所以，社会责任会计较之传统的会计更难正确使用会计分期。
社会责任会计在计量单位上应该采用货币单位与非货币单位并存的多重计量假设。由于传统会计模式下只核算企业的经济业务，而大量的社会责任是以非经济形态存在的，这也动摇了货币计量假设的基础。因此必须寻找除货币以外更适合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假设，这就是多重计量假设。但是多重计量假设并不否定货币计量，由于货币计量的精确性，笔者认为货币计量仍然是社会责任会计中最重要的计量手段。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
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内容，又称核算对象，具体指企业的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很宽，涉及面广，且有的社会责任在会计上很难加以计量。有的信息披露成本过高。因此，在实际应用时，不可能面面俱到。从社会责任的属性来看，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两部分，即企业的社会贡献和企业的社会成本。企业的社
会贡献是指企业承担社会义务时所增加的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收入，即企业行为的外部经济性。反之，企业的行为引起社会资源的消耗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就是社会成本，即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
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对象具体化便成了会计要素。《企业会计准则》中将会计要素确定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六大要素，在这里，可以将会计要素在社会责任会计中予以扩展。
社会责任会计的会计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社会交易，表示一个企业对社会环境资源的应用和提供程度；社会资产，是指未来能给社会带来利益的经济资源；社会负债，是指将在一个固定的或可以确定的日期要用现金、劳务或其他资产予以偿付的那些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权；社会损益，是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总称，即企业的经营活动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或所作出的贡献。
(四)社会责任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
如何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传统会计计量是以交易价格为前提、以货币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往往并不进入市场交易，因而没有交易价格；而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些可以用货币计量，有些无法用货币计量，有些甚至根本无法量化。由于社会责任会计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责任会计计量的特殊性，因此在对社会责任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要同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即实行计量单位的多元化，能够定量揭示的就通过货币或实物加以反映，不能定量揭示的则通过文字表述(定性揭示)。
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确认、计量还处于一个不完善的阶段。仅局限于客观历史成本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包括机会成本法，社会公正法，预防或复原成本法，经济计量模型进行计量等。
(五)社会责任会计的信息披露
如何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揭示，各国做法各不相同，不同企业做法也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叙述性反映，即文字表达法，这是报告企业社会经济活动最简单的方法，以非正规的形式或用文字说明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二是在现有报表中添加新项目或以附注形式反映。这种形式可以与传统会计报表相衔接，但这种方法不能完整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内容。三是运用独立报表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如：“污染报告”、“社会责任年报”、“社会收益表”、“社会资产负债表”、“社会效益和成本报告”等。
结合我国实情和借鉴财务会计的信息披露方式，社会责任会计可以用三张核心报表来加以反映，即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社会责任损益表、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相对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标分析体系。
社会责任概念篇2
虽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迄今为止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范围和性质仍是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随实践不断发展的概念，呈现典型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点。所谓阶段性，指的是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不同；所谓地域性，指的是同一时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Sethi（1975）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和认知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会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时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一项对15个国家的12000名经理人的调查显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先后顺序在国际间有很大的变化（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2002）。“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逐步演进的，唯有置身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真正领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意义”（eberstadt，1978）。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简单套用西方现成的分析框架可能会导致偏差。国内虽然也不乏有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本土化”的探讨，但现有基于我国制度背景的，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总体来说比较有限，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的差异化研究还相对欠缺。本文拟在对高管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得出更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研究方法
（一）样本
本研究对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的14家企业的22名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其中包括国有企业6人，民营企业12人，外资企业4人。平均工作年限14年，其中男性19人，女性3人。
（二）访谈提纲
为尽可能引导受访者充分表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以企业高层管理者为访谈对象，进行现场访谈或电话访谈。本文研究的主要访谈问题共2个：
结合贵企业实际情况以及贵企业所处行业背景，您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哪些方面？其中，哪一方面的责任是最重要的？您能简单地按重要程度排一个序吗？
您觉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是一样的？他们之间都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三）访谈记录程序
本论文的调查中，访谈小组由2名成员组成，事先通过对访谈提纲进行学习讨论，对容易产生的歧义进行沟通，确保对问题理解一致。访谈时由一人负责提问，另一人负责录音、记录和补充。访谈在取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了录音。所有访谈材料都在结束当次访谈48小时内进行了材料整理和文字录入。录入后由访谈小组成员共同补充整理，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研究结果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构成
笔者根据对访谈笔录的整理，本文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高管认为，企业要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盈利，其次，还有守法、就业、顾客、员工、慈善、环保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企业家典型描述见表1。
本文将受访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重要程度的排序做了统计，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具体见表2。其中，第一层次是企业必须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第二层次是与企业的发展直接相关的社会责任，第三层次是与企业的发展间接相关的社会责任，三者均属于企业自愿履行的社会责任，注重履行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比较
从访谈结果来看，受访者认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均具备一定特征，并存在差异性。典型描述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差异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国有企业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国家免费或低价提供大量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产品，其次才是盈利，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要优于其经济目标。
民营企业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盈利和提供就业岗位。
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注重对消费者、员工和公众承担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纳入企业整体战略规划。
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具有多层次性；二是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是其社会责任内容有差异。具体讨论如下：
（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具有多层次性
我们之所以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层次性观点，是因为：
第一，许多企业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责任概念的科学认识，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做慈善，从而对履行社会责任持消极态度，或是在履责过程中本末倒置，连最基本的职业安全与产品安全都不能保证。近年来各地频发的矿难，劳资纠纷、产品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事故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自主治理的意识，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还满足于只承担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漠视企业中小股东、雇员、消费者、社区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问题，产生企业社会责任“显性违规”和“隐性违规”并存的局面（李维安，2008），而这将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以上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层次性的观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规模以及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经济周期的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层次不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征选择承担相应层次的社会责任。例如，处于垄断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除了必须履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社会责任之外，还应该更多地履行第三层次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会招致广大公众的非议。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只需要努力履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社会责任就可以了，一个连基本的职业安全都不能保证的企业如果频频进行慈善捐助活动，这种不正常的分0只能被称之为“作秀”。
社会责任概念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慈善责任CpR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1979年美国著名管理者卡罗尔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它涵盖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并将其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责任，指企业的赢利，是其他更高层次社会责任实现的基础；第二层次是法律责任，指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条款，依法经营；第三层次是伦理责任，指企业的各项工作必须符合公平、公正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不能做违公德的事；第四层次是慈善责任，指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成员，必须为社会的繁荣、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卡罗尔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的期望。企业的慈善责任构成金字塔形结构，经济责任是基础并且比例最大，法律的、伦理的，以及自行裁量的责任依次向上递减。笔者认为，虽然慈善责任可以由企业自行裁量，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提升，社会公众会对企业履行慈善责任有一个预设的期望值，一旦企业没有达到这个期望值，就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甚至反感。因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履行慈善责任已变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企业必须去做，并且还要达到社会公众的期望值，否则将会给企业形象、品牌、社会影响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本文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第四个层次――慈善责任，结合当前时事热点提出一个概念――企业慈善责任，并阐述此概念的内涵、意义。希望通过对此概念的介绍使得社会公众对企业慈善责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并对企业履行慈善责任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企业慈善责任：企业家（含投资人、企业的管理层及职工），以社会人的身份，从同情、怜悯或出发，通过企业这一社会公民整体形式，对公众施以金钱或实物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来增加社会福利的行为，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适当运用公关或营销手段提升企业形象、促进企业战略的执行。
下面，我们从主体、条件、形式、目的等方面来认识这个概念。
首先，CpR这个概念不同于企业家的慈善责任，前者的行为主体――企业家包含了投资人（主要指股东）、企业的管理层人员及职工，它的范围更加宽泛。而后者的企业家仅指企业的创始人或现任的企业最高领导层。
其次，从这个概念的状语来看它强调以下条件：要求企业家以社会人的身份，并从同情、怜悯或出发来从事慈善行为，强调了企业的慈善行为是一种社会帮助或社会救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营或营销手段。
第三，此概念强调在从事慈善行为时，要以企业这一整体的名义来进行，它与企业的所有者或领导人以个人名义从事慈善行为是不同的。但是，当捐赠人与企业有很强的替换性或者捐赠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本企业时，可以将个人捐赠纳入CpR的范畴。举例说明，在此次地震捐赠中，国美董事长黄光裕以个人名义捐赠5，000万元，他的捐赠属于个人捐赠，由于在外界看来，黄光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国美，所以可以列入企业的CpR范畴。但是，与企业没有替代关系的富豪个人捐赠并不在此之列。
最后，此概念并不排斥包含商业目的的企业慈善行为，因为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对社会是具有绝对利益的。因此，企业在从事慈善行为时，应尽量与自己的目标用户或目标市场相联系，使捐赠有针对性，还可以运用适当的公关或营销手段来提升企业形象，甚至可以将慈善纳入企业战略，寻求慈善与利润的结合点，直接或间接改善企业绩效，以实现双赢。但是，企业要注意，在实施公关、营销手段时，应注意“度”的把握，不可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以致引起社会公众的反感。
那么，提出此概念有什么样的意义或作用呢？
1、CpR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它的范围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的最顶端的部分――企业慈善责任，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不同。CpR是企业完全自愿的行为，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并没有直接相关关系，而后三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来自于法律、国家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与企业经济利益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并且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执行。例如，环保责任，企业产品的环保标准必须达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指标。因此，企业必须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及各组成部分的属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企业从事慈善行为，通常是针对某些突发或社会公共事件，而上述事件中，社会公众往往是以非理性的“瞬间价值判断”来评定企业的慈善行为。如果企业的慈善行为能顺应社会公众的感性判断，与其实现心理的共鸣，那么将会大幅提升企业形象。相比较而言，企业履行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等社会责任是一个持续、缓慢的过程，他们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远远小于慈善责任。所以，CpR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促使企业管理层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来应对突发事件，使企业处于一个有利、主动的位置。
2、企业职工与企业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并且企业职工在从事慈善行为时，往往以所在企业为媒介而进行捐赠，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首先必须充分尊重企业职工从事慈善行为的权利，然后建立有效的渠道来保障员工实现这种权利。
在今年的捐款门事件中，万科董事长王石提出，“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神州电脑董事长吴海军对没有捐款员工的自动离职劝诫。这两事件充分表明企业管理层并不具有尊重企业职工捐赠权利的意识。究其主要原因是：企业领导者的头脑中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慈善捐赠是员工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
CpR这一概念的提出，使企业领导者明确了企业在履行慈善责任时，行为主体是一个综合的范畴，员工也是其中之一，必须对他们的权利予以充分的尊重，这样才不会招来社会对企业的人权方面的负面评论价。
3、企业在履行慈善责任时，应对企业投资人的慈善权利予以充分尊重。例如，在今年的地震捐赠中，我国的国有企业、部分民营企业捐款热情高涨，数额巨大，反应速度极快，我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是否也应对其行为提出某些质疑？企业的管理层在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下，任意支配资金，随意追加捐款数额，实质已经违反了公司章程及管理制度。CpR概念的提出，可以使管理层明确：企业在履行慈善责任时，应尊重投资者的权利，要有一种现代产权意识。
4、社会公众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把企业社会责任简单地等同于慈善捐赠。这种认识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思路，导致很多企业一味满足于自己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表现，而忽视了自己的经济、法律和道德伦理责任。
CpR概念明确指出：CpR是CSR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所占比例较小，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前提是已经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经济、法律和道德伦理责任，避免企业只追求轰动效应、社会公众注意力而只履行慈善责任，忽视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因此，CpR有助于社会公众全方位地、立体地了解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社会公众对企业行为的理性判断能力，从而正确地引导企业全面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CpR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范畴、责任范畴，有利于正确引导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同时提升公众的价值判断水平。
此外，笔者希望建立系统性、指导性和实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体系（CSReS）。这样，一方面便于政府的正确引导和评估，以及公众的公正监督和评价；另一方面也可促使企业全面、合理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Carroll；a.B.thepyramid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towardthemoralmanagementoforganizationalStakeholders[J].BusinessHorizons；1991；34(4).
社会责任概念篇4
崔宏芳（1986～），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市430070）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营销管理。
摘要：消费者社会责任作为社会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其研究日益发展、深化。学界从消费者行为学的发展演绎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概念的内涵；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经历一般社会性意识的研究阶段、以生态和环境责任行为为中心的针对性研究阶段、以社会问题为研究中心的多样性研究阶段。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日渐成熟标志涵盖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体系的系统化、完善化，促成该理论的应用化、实践化进程。
关键词：消费者；社会责任；消费行为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在西方理论界的兴起，到90年代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四十多载的研究已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理论发展的日臻成熟促成该理念深入人心，并为企业界所采用。消费者社会责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生存需要得以满足后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产物[1]，在引导个人行为、组织行为、社会行为符合发展和谐社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内有关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仅数十载，多数以概念界定、单一行为研究为主，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对国内消费者而言尚属陌生词汇，实证研究甚少，企业化的实践应用更是无从谈起。故本文从梳理国内外文献研究出发，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概念的内涵演绎深入研究，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视角做出全面探讨，进而对国内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未来研究做展望，以期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做贡献。
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概念的内涵演绎
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已逾四十多年的研究
发展史，学界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相关概念提法不一，可谓众说纷纭。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概念的内涵会因社会背景、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的差异而变化，故本文以研究视角为起点，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
webster（1975）最早将社会意识消费者定义为将个人消费的公共结果考虑在消费决策中或以购买权利实现社会改变的消费者[2]，Henion（1976）、murphy（1978）等提出生态环境影响即为“公共后果”，补充其研究[3-4]。antil（1984）提出“社会责任消费”概念，即兼顾个人需要的满足和整个社会福利，环境、资源问题实现的相关消费行为、购买决策[5]。Roberts（1993）指出负责任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尽量减少对环境造成影响、或支持试图产生社会效应的企业，将社会责任惠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于1995年提出“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概念，即在“私人消费决策中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以购买形式表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的消费行为，而后将利益相关者纳入消费行为影响考虑在内，使行为本身更易明确、测量。[6]mohr（2001）、唐末兵（2007）等指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是个人获取、使用、处置产品时，最小化对社会的危害，最大化对社会的有利影响的行为，将社会责任履行延至消费全过程[7-8]。2005年国内首次定义“消费者责任”概念[9]。于阳春（2007）从环保责任角度给出定义[10]，即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应自觉承担抵制直接或间接危害社会可持续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道义行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从环保责任逐渐扩展到多方面的社会责任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由消费决策领域延伸至消费全过程，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构面日渐丰富，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内容亦不断丰富，然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本质是将私人消费行为的社会影响寓于社会消费全过程。
三、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史
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分类研究多见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基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概念界定的差异，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侧重点亦不同。透过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发展史，可以深入透析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演绎路径。
（一）一般社会性意识的研究
前人对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Gough（1952）等设计了社会责任个性量表[11]，Harris（1957）以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针对儿童设计了社会责任态度量表，分别从社会责任个性角度、社会责任态度角度进行了研究[12]。而后，Berkowitz（1964）、Lutterman（1968）针对消费者日常生活中诸如参与社区、关注他人、对国家、政治、公众、工作、朋友等有关社会责任态度的研究，基于Harris的量表开发出社会责任量表（SRS）[13]。anderson、Cunningham（1972）将Berkowitz、Lutterman的SRS量表应由于社会责任意识消费者研究中，指出具有一般社会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决策时亦会显现社会意识倾向[14]，因其研究缺乏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测量而被否定（Kinnear，1973）[15]。webster（1975）是最早提出社会意识消费概念的学者，并运用8个项目来研究社会意识消费指数[16]。早期的消费者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分类研究主要针对一般社会性意识或者态度的研究，而无针对性的消费领域的社会责任行为研究，尽管如此，早期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明确方向。
（二）以生态和环境责任行为为中心的针对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西方环境保护主义理念兴起，实践领域绿色环保运动此起彼伏，该阶段消费者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侧重生态、环境保护、循环使用等领域，研究对象多以美国人为主。taylor（1973）等在研究生态意识消费时，首次从态度、行为双维度测量的角度开发出eCi量表，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15]。anderson、Henion、Cox（1974）以社会、生态责任消费为研究内容，测度一般社会责任行为、回收利用行为[17]。webster（1975）从环境保护、抵制劳动争议的产品的维度研究社会意识消费指数[16]。Brooker（1976）则从购买无磷洗涤剂、无铅汽油角度研究社会责任意识消费[18]。Belch（1982）分生态、社会、健康、能源维度以研究社会意识消费[19]。antil（1984）围绕环境保护这一主题研究社会责任消费行为[15]。Leigh等（1988）从生态、社会影响，产品特性、设计、信息、延伸、附加方面开展社会责任消费研究[19]。就研究视角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意识或态度的单一视角扩展至行为的双视角，研究内容亦从社会性意识的一般性研究延伸至生态、环境保护的针对性研究。
（三）以社会问题为研究中心的多样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亦趋于、多样化。Vitell、muncy（1992）从非法行为中获利、被动获利、主动从欺骗行为中获利、无害行为来研究道德消费信念[19]。Roberts（1995）从生态意识消费者行为、社会意识消费者行为方面研究[6]。Francois-LeCompte、Roberts（2006）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消费、购买本国或本地区产品、支持当地企业或小企业、购买有善行的产品、适度消费方面进行研究，将法国消费者对产品、营销、公司、国家层面的道德考量纳入社会责任消费行为[20]。webb（2008）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购买、回收再利用行为、避免和减少使用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产品方面开展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21]。pepper等（2009）研究社会责任购买行为时，从公司发展层面对基于对企业道德声誉、公平贸易、劳动保障权益、企业慈善行为的购买方面进行研究[19]。阎俊、佘秋玲（2009）开发SRCB-China量表，从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保护动物、监督企业和维权、支持企业的负责任行为、支持中小企业、抵制企业的反责任行为、适度消费、支持国货方面进行研究[22]。辛杰（2011）在阎俊等人的基础上，加入利益相关者责任、品质保证与感知质量，并细分出维权监督型、适应自然型、无谓无识型、盲目过度型、节约淡漠型、责任消费型的消费者[23]。肖捷（2012）则增加了生活习惯低碳行为的研究[24]。这一时期的社会责任消费行为逐渐呈现本土化、多样化、全面化的趋势，但其本质是消费经济主导下对社会问题的社会化、全员化关注。
四、研究结论
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内涵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延伸、深化；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演绎历程体现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多元化、科学化态势。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般社会性意识的研究阶段、以生态和环境责任行为为中心的针对性研究阶段、以社会问题为研究中心的多样化研究阶段。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在中国正处于从以生态和环境责任行为为中心的针对性研究到以社会问题为研究中心的多样化研究的过渡阶段，如何实现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研究的本土化，如何将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消费者责任主体、企业责任主体，企业新的市场细分，社会责任的营销创新，将是未来研究中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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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概念篇5
摘要：犯罪构造理论在刑法学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现代刑法的诞生，自此犯罪被牢牢地与刑法法规连在一起，罪刑法定原则亦从宣言走向实践。可以说，作为刑法学支柱的犯罪构造理论，其重要性体现在对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建基。回顾刑法学的发展沿革，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再到目的理性主义犯罪体系，犯罪构造理论走出了一条从纯粹的事实到不断融入规范因素的轨迹，而对于犯罪构造理论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的廓清在当下刑法学界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犯罪构造；事实；规范；教义学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5.02
刑法信条学（教义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1]，其以刑法规范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用刑法的概念演绎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服务于刑法规范的正确适用与解读。
概念有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分，刑法学概念亦然。事实概念与客观及描述相连，而规范概念连接着价值与判断，但对于两者的理解却又依赖彼此之间的相互参照。犯罪构造理论由一系列刑法基本概念所构成，其作为刑法学理论的基础与内核，是刑法学理论全景的缩略图，是展现刑法学理论动向的重要窗口。在三阶层犯罪构造理论中，犯罪是一种符合行为构成、违法且有罪责的行为[2]。因此，在这一刑法学理论体系下，“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罪责”概念占据着刑法学基本概念的位置，而对这些概念的研究成为刑法学的重要任务。在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虽然使用不同的概念对此进行描述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多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但对“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罪责”等概念进行研究也绝非没有意义，通过对这些概念的研究，了解其历史及现状，将有助于我国刑法学界探寻适于中国的犯罪构造理论体系的构建。
[HS（3][HtH]一、行为概念理论
[HtSS][HS）]“无行为则无犯罪”是一条古老法谚，其彰显了行为对于犯罪成立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现代刑法学基础的行为概念，其在发展中被赋予了诸多功能，概括来说有为应受刑罚惩罚的举止行为提供上位概念的基础功能；作为沟通构成要件“脊椎”的连接功能以及将不能为刑法评价的事物加以排除的区别功能[3]。然而，如此重要的行为概念的界定，却在刑法学界久经争论，至今尚无定论。回顾行为概念的理论沿革，围绕行为概念功能的发挥主要存在以下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为理论：
（一）自然行为论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贝林首创自然行为论。受自然科学的重要影响，刑法学家试图将人的行为理解为外在的自然过程。李斯特认为“行为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任意举止行为”[1]149。其中，任意是指“导致肌肉紧张或放松的心理活动”[4]。自然的行为概念能够很好地实现行为的区分功能，即将动物行为、单纯的思想及条件反射行为等排除在刑法之外。但在基础功能的发挥上却遭致了批评，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行为的范围过于宽泛，使任意的与结果有关联的举止被包含入行为之中，另一方面它在解释不作为特别是忘却犯上遭遇了阻碍，因为在不作为中结果的出现并非行为人直接导致的，不存在“肌肉紧张”，而忘却犯的行为人甚至缺乏思想意义上的意志，因此我们说自然行为论在基础功能的实现上是存在问题的[1]150。
自然的行为概念，将客观外部世界的“改变”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显然属于事实概念的范畴。在这里行为相对于行为构成是中性的，不包含任何价值评判性因素，但这种把行为的概念描述为神经或肌肉的紧张活动，不仅非常怪诞，也难以
具有说服力，难以撑持起整个刑法体系，难怪贝林说自然的行为概念是“无血的幽灵”。
（二）目的行为论
鉴于自然行为论视域下行为概念存在的功能性缺失问题，目的行为论者试图通过对行为概念加以改造，并以此为基础搭建目的主义的犯罪论体系，从而将行为概念重新归置于刑法体系的中心位置。这一理念率先由德国著名刑法学家韦尔策尔所倡导。他认为，行为是在目的意志的控制下，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有目的地受操纵的事件，即对目的动作的实现[4]69。与自然行为论相比，目的行为论将对行为的考察从客观外在的身体举止转移到了主观内在的目的活动，放弃了将行为视作单纯的身体举止，选择在目的性意义上对行为进程进行事实性描述[5]。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两者均是从存在论的视角对行为进行界定，因此目的行为论中的行为依然属于事实概念的范畴。
张小旭，于浩：刑法学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嬗变――基于刑法信条学上犯罪构造理论的考察
目的行为概念的提出撼动了整个刑法体系。自然行为论主导下原本属于罪责类型的故意和过失，作为行为类型个别化的必备要素而被纳入行为构成的组成部分，并导致了包括错误理论在内的诸多理论的变动，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犯罪体系向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的演变。但同时有批评意见指出该行为概念不能将刑法上的行为类型完全涵盖，至少在不作为上是缺乏解释力的。由于不作为对于后果的产生并非原因，亦无引导原因过程，因此不可能是有目的地进行行为。在作为犯罪中，对于无意识的过失行为也存在解释的困难。对此，韦尔策尔认为无意识的过失是自然人行为的“有待完善形式”，其构成行为通过盲目的因果关系实现。但是，无意识的过失在盲目的目的（潜在的目的性）促使下行为，和故意行为目的的现实性存在重大区别。因此韦尔策尔对将过失纳入目的行为论的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达致其所期待的效果[1]152。
（三）社会行为论
无论是自然行为论还是目的行为论都存在解释力不强的缺陷，它们均基于存在论的立场，从一种客观的角度将行为看作一个自在的因果过程。后出现的社会行为论转向价值论的立场，引入社会性要素，从规范的角度界定行为，即行为是由人的意志控制或者可以控制的具有社会重大意义的各种举止[2]79。因此，社会行为论注重对行为价值的判断，行为的客观载体非关键所在，价值上的“社会重要性”判断更显重要，行为概念至此发生从事实概念到规范概念的重要转变。
规范的行为概念，解决了既有行为论存在的解释力不强的缺陷，因为所有的犯罪性举止行为都能很容易贴上社会现象的标签，并且对行为的评价也是与社会性相联系的，因此更有利于行为概念基础功能和连接功能的实现。但规范行为论也存在其自身难题。首先，由于社会行为概念纳入了价值评价的规范性要素，其以往作为行为的中立性立场发生偏移，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本质上的相互交织，彼此依赖，使得社会性评价似乎更应置于行为构成而非在其之前，因此行为概念与行为构成之间的界限便变得模糊不清。再者，有批评意见指出行为存在具有社会重要性和不具有社会重要性之分。因此，社会重要性作为行为的评判界分因素，缺少它不是不存在行为，而仅仅是没有社会意义[1]156。
（四）人格行为论
人格行为论为罗克辛等刑法学者所倡导，在此理论下，行为被界定为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罗氏认为“行为首先是能够归于作为心理和精神的动作中心的自然人的一切。但是，这一切不涉及仅仅从自然人的身体范围，即‘物质的，有生气的，动物性的存在领域’产生的，还不是处在‘我’这个自然人精神的和心理的控制下而产生的作用。另一方面，思想和意志冲动当然属于人的精神和心理领域。但是只要它们停留在内心之中，并且不能与外部世界发生的时间发生关系，那么，它们就不是人格的表现，并且因此不是行为。”（参见：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0.）
人格的行为概念强调表现为人格的载体，因此人格表现的标准不仅存在对“表现”的判断，更有“人格”的评价，而对于后者，虽可借助于经验性事实进行判断，却也难以
摆脱其规范性概念的本质。出于人格行为概念这一规范性性质，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情况下失去了其作为位于构成要件之前的中立性，而发生了与行为构成的部分重叠。在评价不作为这种身体上的“无”时，则必须借助于行为构成的社会性评价，因此将行为与行为构成之间的关系拉得更为紧密。
行为概念的规范性因素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是否定的行为概念（也称规范行为论）的产生。此说以抽象出一个当然包含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概念为旨归，在这一行为概念下行为的事实性荡然无存，使对行为的判断完全依赖于价值的判断，实质上意味着对行为概念的彻底放弃。虽有利于解释刑法上的不作为，却也走向了极端的规范性，使行为概念本应承载的功能受到了损害。
通过对行为概念理论源流的梳理可知，行为概念的演变过程亦是行为概念中事实因素和规范因素不断调整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作为纯粹的事实概念的“行为”还是作为纯粹的规范概念的“行为”都难以达到完满实现其功能的目标。
二、行为构成概念理论
纵观行为构成理论发展的历史，是原本价值无涉的、客观的描述构成逐渐开始承载价值，吸纳大量主观的和规范性要素的历史，是行为构成向违法性靠近的历史[6]。
（一）记述性的行为构成
理论上，一个行为举止，如果与法定构成要件中的在犯罪典型上的不法描述相一致，便构成一个行为构成符合性[7]，这种行为构成要件的提出需要追溯到贝林。1906年，贝林提出其独特的犯罪构造理论，他将行为作为犯罪的上位概念，将行为构成符合性置于与违法性、责任并列的行为的特性[6]29。指出构成要件（行为构成）是行为之外部特征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其意味着一种犯罪类型的轮廓，即确定犯罪类型的各要素的综合[7]70。贝林意在通过将行为构成纳入犯罪成立要件将法官牢牢地约束于制定法之上，为刑法规范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创建刑法理论的支持。因此，贝林创设的行为构成概念具有客观性和无价值性特征。客观性意味着行为构成仅仅包括刑法法规的客观要素。因此，所有的主观状况包括故意、过失以及后来所说的主观违法性要素均被排除在行为构成之外，而被置于罪责的框架之中。无价值性意味着贝林的行为构成是描述性的事实概念，因此即使确定行为符合行为构成，也并不能直接导出其具有违法性的结论。
但是，随着
对主观行为构成以及规范构成特征研究的深入，贝氏的行为构成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均受到动摇。前者体现在许多犯罪类型中，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对于犯罪类型的成立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在目的犯罪之中，主观目的存否往往直接决定不法的有无及类型。后者在于规范构成特征的认识打破了行为构成无价值性的立场，人们发现完全排除规范性要素，作为纯粹的事实性概念的行为构成，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我国《刑法》中的传播物罪，在认定行为构成符合性时对“物品”的判断，实质上包含了事先进行部分违法性的评价。甚至是那些看似纯粹的事实性概念，也可能是带有规范色彩的。如对于“自然人”这一事实概念，从哪个阶段开始便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自然人则需要法律的事先评判与确认。
（二）规范性的行为构成
规范构成的倡导者是麦耶。他认为，在行为构成之中，不仅包括外部的客观要素和内部的主观要素，还存在具有决定价值之意义的规范构成特征。根据麦耶的观点，行为构成仅仅是认识的根据，一种对违法性的征表，而规范构成特征则是确立违法性之情节，是真正的违法性要素，同时由于其又是故意的认识对象，所以规范性构成特征又属于行为构成因素。这样，规范构成特征就具有双重地位，跨越于行为构成与违法性之中，而行为构成的无价值性亦得以打破[1]184。继麦耶之后，格林胡特将规范构成划分为关涉刑法规范思想以及需借助一般生活经验和原则进行评断的两种类型性概念，前者如财务的“他人性”，后者如物品的“性”。e・沃尔夫则认为，所有构成要件要素在概念上皆具规范性，但非皆具违法性评价之属性[6]39-40。因此，行为构成不再是单纯的无价值描述，而是规范性和事实性因素缠绕的结果。对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确定往往会与违法性的判断发生交错。
规范构成的发现不仅是对行为构成的进一步认识，也使得行为构成在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变化。规范构成特征的存在，使得行为构成符合性不再是单纯的认识对象，而是违法性存在的根据，行为构成符合性与违法性之间的关系靠近了。自此，行为构成不仅具有故意的规制功能、犯罪类型的个别化功能，还具有了违法性的推定功能，即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如果不存在正当化事由，即可肯定其违法性的存在。
三、违法性概念理论
犯罪行为必须是实质上为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违法的行为。但也确实存在那样的情况，行为符合了某一犯罪的行为构成，却在实质上为法律所允许而需排除其不法。由于刑法规范表述上的局限性，仅仅根据行为构成，尚不能武断地肯定行为的违法性。因为“承认违法性是犯罪的概念特征这一命题，以及对那些取消行为的违法性特征的情况进行更加仔细的领会，是一个缓慢而远没有结束的刑法科学发展的结果”[8]。从而阐释了在犯罪构造的违法性这一范畴内，主要是处理违法性阻却问题。
（一）形式违法性
形式的违法性，意指行为违反规范，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9]。这里的法仅限于刑法规范的范畴。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形式违法性是通过符合行为构成要件而自然获得的，理论上只要举止行为符合行为构成且不具有法定正当化时，即具有违法性。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的根据是法规范。
（二）实质违法性
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提出了“实质违法性”的概念。他指出：“实质的违法是作为危害社会的（或者对社会有害的）举止的行为……违法性的行为是对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集体的重要利益的侵害，有时是一种对法益的破坏或者危害”[2]173。据此，违法性概念主要指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的侵害。在这里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危害社会性概念无疑是规范性的，其需要借助于一般的生活经验、世界观的原则为基础进行价值考虑。德国刑法语境下的违法性是对某一具体行为所做出的法律上之正确性或错误性评价[10]，在此作为实质违法性概念上的“法”具有不止于实定法的宽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法的秩序。基于这些特点，实质违法性概念在考察行为的违法程度，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与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以及合理确定正当化事由的根据与范围这些方面更为有利[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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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质违法性的理解，主要存在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的争论。规范违反说以法规范违反之视角界定违法性的本质，为宾丁首倡，他将法规范与规范区别开来，前者指刑法分则条文，后者则是隐藏在刑法法规背后的社会伦理规则。据此，宾丁认为，犯罪违反的是先于刑法条款的规范而非以条文形式体现的刑法规范[11]。麦耶在此基础上提提出的文化规范违反说，使规范的外延延展至包括农业、军事、学术、文化规范等多种规范的综合。威尔泽尔则走得更远，其将违反规范定位为对观念价值的违反，把违法的本质视为偏离社会生活秩序的无价值状态[12]。与规范违反说相对立的是法益侵害说。贝卡利亚曾提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13]。从社会效果上对犯罪的本质加以揭示，李斯特正式提出了法益侵害说。在法益侵害说理论下，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法益即是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
总之，不管是规范违反说还是法益侵害说，违法性的判断依据都是一种隐藏在刑法背后的抽象利益与价值。对于实质违法性的判断，主要是通过排除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实现。排除违法性的根据是所谓的“社会正确性”原则，即社会在正确规范相互冲突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正义所遵循的原则[2]172。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正确性又会涉及到一个界定标准的问题，这个便是规范概念必然出现的主体性与不确定性的弊病。这样不仅容易产生使用“一种法律之外的‘实质的’标准”来改造犯罪成立的条件，而且容易支持任意解释和扩大解释。随着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牢固确立，其限制与保障作用的发挥必然导致对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作为排除违法性根据的正当化事由也应“有据可循”，以确保刑法的可预见性。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刑法，普遍采用通过法律对正当化事由进行明文规定的形式作为排除违法性的根据。而关于正当化事由的范围，则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下限制不一[2]175。
对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关系，理论认为，一个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可以因为符合行为构成而取得形式违法性，但却不能因此肯定实质违法性；同样地，在一个行为不符合行为构成的情况下，不能以实质违法性为由肯定形式违法性的存在，这亦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当然，违法性概念作为对行为进行的价值评价，不管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都是属于一个规范的概念范畴。通过违法性这一阶层的评价，那些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即被确认为不正确的而宣示其为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才能考虑在刑法上对行为的归责问题。
四、罪责概念理论
在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罪责是犯罪成立的一个要素、一个条件，且另一端连接着刑罚。根据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只有当行为人有罪责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科处刑罚，罪责是动用刑罚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不是每一种社会状态中都存在罪责原则，人类关于罪责的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曾写到：“罪责是犯罪的概念特征，无罪责即无刑罚，是一个很长的且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发展的结果。犯罪概念只是慢慢地吸收罪责特征于自身的；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8]265。回顾刑法学历史上罪责理论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及进一步规范化的理论演变，这种理论演变的持续性状态至今尚未画上一个句号。
（一）心理责任论
19世纪，刑法信条学上的罪责概念才得以与违法性概念清楚地区别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刑法学者试图将所有的法律概念都归结为在自然科学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的经验性事实，并因此发展出后来的“心理责任论”。此学说认为，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时还不能够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在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同时存在主观的心理联系时，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行为人在主观上与结果的关系就是罪责。心理责任论上的罪责概念与心理事实等同，故意与过失视为罪责的种类[7]219。心理责任论认为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心理事实，是能够查明的，从而把责任限定在主观上可以被查明的对象上。
然而，心理责任论对罪责本质的理解不够科学和细致。其将罪责立足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对客观事实的评价，也没有确立起罪责的实质标准。因此，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从主观内容中选择出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而事实上，罪责也不可以完全理解为就是主观现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没有认识的过失，在发生该种过失时，犯罪嫌疑人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那些最后充当罪责之基础的情状。而且，像阻却罪责的紧急避险、防卫过当以及归属上的无能力这类排除责任的事由，影响的虽然是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但却是建立在客观的事实情状之上的[14]。
（二）规范责任论
20世纪初，心理责任论受到了动摇，原因是有观点认为罪责并不是一种心理关系，而是对心理状态的规范评价。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弗兰克从对人的主观进行价值评价出发，提出了“规范责任论”。他在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造》中指出：罪责是行为人在违反义务的意志形成上所存在的非难可能性。此外，弗兰克在故意过失之外，将附随情状的通常性这一概念纳入罪责的要素，认为即使是在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罪责亦非具有必然性，因为附随情状的通常性关系到罪责的有无及大小。显然，这里的附随情状的通常性不是对主观心理的描述，而是对客观情况的规范判断，从而打破了刑法学上“违法是客观的、罪责是主观的”这一既定观念。同时，弗兰克将责任能力吸纳为罪责的要素，形成了全新的有责性阶层：责任能力、罪责形式、附随情状的通常性。在此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提出，罪责的本质不是行为人的心理事实，而是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15]。
在规范性罪责概念的基础上，目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违法性认识从故意中分离出来，故意、过失从罪责中排除出去而进入到行为构成之中。威尔泽尔认为，故意作为纯意志的实现，并不是罪责的要素，而是罪责评价的对象。而对于违法性意识的体系性地位，由于威尔泽尔将错误区分为构成要件的错误和禁止错误，并认为前者阻却故意，后者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阻却责任，因而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责任的构成要素。至于责任能力与期待可能性，依然是罪责的要素[16]。通过这种方式，罪责概念作为行为的可谴责性标准担当起纯粹的价值评价在三阶层的体系中得以确立。如前所述，在弗兰克的规范责任论下，有责性阶层同时包含了心理事实和对心理事实评价，是一种综合性的、或者说是折中的构造；与之不同的是，目的主义体系下，有责性阶层只剩下了对事实的规范评价。从此意义上说，它贯彻了“逻辑上连贯一致的纯粹的规范责任学说”[1]561。
根据规范责任论，罪责的本质在于行为及行为意志的可谴责性，即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的价值判断。罪责的重要内容是，“不应当实施违法行为”的规范性评价[9]224。与心理责任论相比，规范责任论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作为罪责的规范性要素。以规范的责任理论为基础，刑法学者们继续着对罪责概念的规范性探索，其中尤以罗克辛的实质性罪责概念和雅各布斯的功能责任论令人印象深刻。
（三）罗克辛的实质责任论
罗克辛认为规范的罪责概念下的罪责作为一种不涉及单纯的心理上的案件事实，而是区别于违法性的对行为构成的评价。但这只是对一个层面作出判断，即在刑法之下，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而这种可谴责性的前提即刑法谴责的必要性则不予提及。罗克辛认为，虽然通常情况下罪责与刑罚并存，但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成立。为解决这一困境，罗克辛提出了预防必要性的概念，并将其引入罪责领域。强调行为同时具备罪责和预防必要性，才具有责任[1]557。据此，罗克辛将传统的罪责理论扩张为责任理论，即责任阶层同时包括罪责和预防必要性两个要件，并使得责任的判断遵循以下流程：首先，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责，如果没有，直接排除答责性；如果有，则进入对预防必要性的判断，如果没有预防必要性则排除答责；如果同时具备罪责和预防必要性，则行为人便具有责任。
在罪责的实质内容上罗克辛主张将其理解为不顾规范可交谈性的不法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具备罪责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在实施构成要件上的不法行为时，能够正确理解规范的实际内容。第二，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具体的案件中，只有确认了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将行为人作为“自由的人”来处理。根据罗克辛的观点，罪责是兼具经验和规范因素的概念。一方面，需要借助可感知的科学检测方法，确定行为人的自我的控制能力，进而确定规范的可交谈性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认定实质上并不取决于经验性现实，因为行为人在事实上能否具有认知能力、控制能力是不确定的。因此，规范的评价进入可交谈性的边缘范畴变得必要，其为可交谈性的事实确立起固定的标准，行为人在被确认具有合法行为的可能性的同时确证其具有罪责[1]570。
（四）雅各布斯的功能责任论
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在行为人忠诚于法律就能形成不实施违法行为的优势动机，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就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责任”是对行为人的违反法规范的意志形成所进行的谴责。而这种可谴责性的根据就在于：行为人通过其行为已经表明他缺乏对法规范的忠诚。刑罚的目的，就是确证法规范的有效性，即通过法规范的稳定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当社会需要“责任”发挥功能时，就会让行为人承担“责任”，社会足够稳定，无需“责任”发挥功能时，行为人就无“责任”。因此，“责任”不是自然生发的，而是符合目的地制造出来的，其依附于刑法的任务。
罗克辛答责性体系与雅各布斯的责任体系都是奠基于规范论的立场。但在这场对存在论责任体系进行改造的活动中，雅各布斯显然走得更为遥远。他将刑法的目标建立在纯粹的规范秩序之上[17]，即强调对规范的绝对保护。由此，刑罚不是取决于从行为人的能力中导出的答责性，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14]92。但是，这种纯粹规范性的“对法律忠诚的训练”属于一种外延模糊的概念范畴，造成一种对刑法信条学的颠覆。其可能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按照一般预防的需要来确定罪责，因此只有在侵害规范而导致的冲突可以用刑罚之外的其他方式解决时，才承认罪责阻却事由[1]567-568。其次，这种基于社会需要的刑罚立场将导致个人沦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而这是有违人类尊严的。再次，作为犯罪本质的规范侵犯并没有经验性地加以把握的内容，而仅是一种纯粹的归类，这样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如此，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14]88。
总之，人们
不可能纯事实地回答“责任是什么”的问题。责任总是与人的主观心理事实相联系，但是，责任并非人的主观心理存在本身，责任是对人的主观心理的评价。因此，要从规范的角度，评价所存在的主观心理是否应该，是否应对行为承担罪责；同样，人们也不可能纯规范地回答“责任是什么”，因为责任的评价奠基于主观心理事实的存在，它往往涉及对行为人具体责任能力与主观心理的审查，然后做出责任的评判。因此，责任的概念从一种心理事实的概念走向一种对心理事实评价的发展概念，其对于事实和规范的相互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全力研究的重点。
五、结语
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目的主义犯罪体系、目的理性的犯罪体系，刑法教义学经历了从强调对行为的主客观事实进行认识到对对象事实进行分析评价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脉络恰好印证了法学研究中法教义学的发展轨迹。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教义学在发展当中一开始是以罗马法这种“神圣”法律文本为解释对象，秉持着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与方法来研究法律。因此，人们将法教义学理解为“价值中立”的解释工具[18]。
张志铭先生在法律解释学的课堂上亦曾精到地指出，法学就是法律学，就是法解释学。法教义学在一般意义上可化约为法解释学。（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0-68.）但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实证主义的思潮指引着学者将法学作为一种科学来进行研究，确认法学概念的独立价值，将其从法律关系的经验事实中摆脱出来。由此，法教义学的性质不再是认识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它具有规范建议的特点。其任务主要在于对法律概念进行逻辑分析，构建法律体系，并将概念体系适用于司法裁判。随着法教义学作为一种实践法学观念的确立，法教义学不再是对法律的描述，而毋宁是一种论证技术，其目的是提供用于不同情境的、有效的、有用的论据。
川岛武宜指出“教义学的法律学”是为了向大众确认法律或裁判具有合理理由的说服技术，它教会立法者或解说家对大众进行解说的方法，以及它给裁判官提供在作出裁判时的说服技术，即如何主张基于既存法律或判例的裁判有其正当性的技术。（参见：焦宝乾.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5.）而具体到刑法学中，为了实现立法与裁判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刑法教义学的使命是在刑法规范的基础上追求一个兼具逻辑自洽性和社会相当性的刑法理论体系。因为，犯罪的确认不是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的简单对照，而是在事实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筛选与评价的判断过程，以此为价值导向的刑法理论体系便既具有逻辑上的精确性又能实现社会意义上的有效性。而上文中展现的几大刑法基本概念中事实因素与规范因素的消长演化，其最终推动力以及终极目的也正是指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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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概念篇6
企业一人道主义论坛协会会长约翰·马雷斯卡在其所著《企业新概念》一文中说：“今天世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企业新概念，即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它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这种企业新概念注定会改变人们对企业的看法，企业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企业在对世纪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责任会计是在传统的会计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学科，它是探讨、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政府、社会公众的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决策提供特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向政府及公众提供企业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它最终的目的是讲求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因此可以说，社会责任会计应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其实质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
（一）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是正确衡量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基础。在社会责任会计中，社会效益主要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及其他效益。而社会成本则主要包括社会物耗成本、社会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资源耗损成本、资源使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工伤及职业病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传统会计对效益和成本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企业的要求，而且单纯以交易价格作为前提，以货币作为计量尺度的会计计量方法，也难以担当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计量任务。
而社会责任会计却能以会计特有的技术和方法对各企业经营活动中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发生的社会成本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核算和管理；但对于一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指标则以一定的公认标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估计法，通过对各企业经营行业所带来影响的核算和管理，使其经营行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达到均衡。即各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要通盘考虑，自觉地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最后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核算和监督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整个社会做出的总贡献和总消耗，从而使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得到充分反应。
（二）企业新概念的提出，要求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而且还应对员工、政府、社区、社团等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这正是社会责任会计比传统会计提供更加丰富的会计信息的所在：即社会责任会计不仅要求企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会计信息，而且还要求提供社会性的会计信息，如对人力资源状态与贡献的揭示，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破坏的揭示，对这些以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现象的充分揭示，迫使企业为维护企业声誉而必须向一般公众、地区居民及整个社会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三）企业新概念使企业责任开始向社会扩展，因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也成为一种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趋于多元化，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世界各国人民期望环境能得到保护，期望自己享受到作为人和劳动者的某些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企业新概念，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企业作为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未来有着重要关系，并且还关系到和平、稳定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康。从这点来看，企业应对更多的公众而不只是对它们的拥有者和股东负责，且它与其所在地的社区，与国际社区和世界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宗旨是要求企业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还应无条件履行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就业条件等并定期报告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效益和业绩。由此可见，企业通过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可以促使其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并能切实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四）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有远见的和开明的企业家认识到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获利。前已述及，企业的社会作用新概念的发展趋势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今天，这种新概念可以通过对话和建设性合作而不是通过对抗，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新的态度呢？答案在于，过去所信奉的信条已经发生变化，已经有了新的价值观。过去，企业家认为政府干预是一件坏事。现在他们认为，大多数法律实际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样，过去企业赞同“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教条。现代的企业家态度则不同，大多数认为企业的目标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是“损害社会”。企业帮助社会，实际上也是帮助它自己。企业家利用社会责任会计来检查公司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应做的社会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使其能从社会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信誉，得到社会的青睐。
（五）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各国组织颁布了一系列原则、协定、准则，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就成为必然。如1999年11月在一些跨国大公司（包括壳牌国际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50多家公司）高级代表的合作下，由利昂·H·沙利文教立起草了一套旨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原则，这个原则被称为“沙利文原则”。该原则要求：“对社会负责的公司，无论大小，都可以作为目标来调整内部政策和惯例以符合参照标准。”如联合国提倡的公司与联合国之间签署的包括人权行为、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等内容的“全球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公司自愿执行的关于职业标准、行业关系、环境、竞争和税收的“跨国公司准则”。这些原则、协定、准则的颁布，迫使参加签约的企业密切关注本公司业绩，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就义务的实施情况发表年度报告。
（六）企业新概念的提出，要求企业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从而能更好地合理分配资源和满足人类长久生存的需要，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正能顺应这一客观要求，它有助于企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众所周知，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目前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正受到严重破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细胞，大量生产、大量消耗也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生产的无限扩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致使环境危机不断加剧，而企业对这一危机的造成显然负有直接的社会责任，因而防治和根除危机也就理所当然。生产在扩大，自然界中的资源却在锐减，并且很多资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保全这有限的资源和节约资源，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限制，很显然需要社会各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报告，从而也促使了社会责任会计在企业内部建立的必然性，它能正确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传统会计产生了新的挑战，它必然要来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就是指代际间发展机会的平等性。根据1982年4月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加告提出：“可持续发展能满足现在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能力。”它的直接含义是：在包括资源在内的广义财富的传递上，每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都应该是平等的，即代际间的交换应当是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包括三个子系统理论，即：（l）生态持续理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之上；（2）经济持续理论：鼓励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数量增长，更应重视质量。优化资源配置、节耗增收；（3）社会持续理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满足需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
会计提供的信息对于衡量和监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会计仅仅是经济效益的维护者，还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追求比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是传统会计的最大目标。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会计还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这是传统会计的普遍现象。并且从另一个方面看，传统会计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它阻碍着高生态效率的实现。可见，传统会计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具体讲，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会计带来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l）会计目标。传统会计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会计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社会全局利益，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二者存在矛盾时，应当把后者放在一个较高的地位，使前者服从后者。（2）会计方法。传统的会计方法主要是各种精确的计量方法。如折旧的方法、存贷计价的方法等。衡量可持续性的许多指标，如生态的破坏和恢复，环境的污染和治理等，是无法精确地计量其成本和效益的，这些指标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评估方法来确定。（3）会计报告。传统会计报告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会计目标，补充和完善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新的招标体系是在原有的会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有关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内容。根据需要，也可以单独编制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会计报告，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布。（4）会计监督。传统会计在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上基本上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会计应承担社会道义的责任，自觉监督企业的行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
三、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客观必然性。
（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建立良好的、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与实践作为其保障措施之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讲求社会效益，必须依靠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以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以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所以，正在建立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培育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社会责任会计也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既是会计发展、改革的需要，又是实现企业会计财务的要求。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尚属超前性事物，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会计改革的深化。虽然会计也要履行其社会职能，以实现企业的社会目标。但是要真正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及有关方面的需要，诸如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环境保护、社区贡献等，必须借助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补充。可见，企业社会责任是传统会计的逻辑拓展，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已势在必行。
社会责任概念篇7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经济法律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发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必然容易导致权利和力量集中到少数企业手中，这就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将如何使用这一力量和权力的担忧，以及对如何约束和规范这种力量的思考。这种担忧和思考就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发。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最早是1916年克拉克在《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提出："大家对于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相当熟悉，不需要到了1916年还来重新讨论。但是迄今，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责任。"，此后，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众多学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积极的研究。
1931年，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伯利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作为信托权利的公司权利》一文中就提出"那些赋予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权利就是时刻维护股东的权益，当他们行使的权利危机股东利益时，则必须予以限制",给企业权力的使用正式地加上了一个"紧箍咒"。次年（1932），时任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的多德同样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公司管理者是谁的受托人》一文，对伯利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多德认为"创造超额利润不是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企业还应服务于整个社会。"对此，伯利并没有予以否定，而是强调在建立起对其他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机制前，企业还是要最大限度的做好对股东的责任。1953年鲍恩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还首次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因此，此书也被视为划时代的著作，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的开始，而鲍恩也被推崇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的建立
麦克奎尔在1963年明确地将企业社会责任延伸出经济和法律范围之外，认为"社会责任的观点假定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有超越这些义务的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7o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得到了扩展。1978年，弗雷德里克关于企业社会响应的著名论文--《从CSR1到CSR2：企业与社会思想的成熟》才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文中明确定义了"企业社会回应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响应从定义上给出明确区分。20世纪70年代中以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又不断衍生出公共责任、企业社会绩效、经济伦理、企业公民等概念，这些概念的衍生也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是否需要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转向"如何实施企业社会责任"。1979年，卡罗尔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为引用的概念，即"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的期望。"
三、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融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者相关理论成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最常依据的理论框架，两者出现了全面结合的趋势。伍德(1991)是理论研究上第一个正式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纳入广义企业社会责任里的学者。她在《再论企业社会表现》一文中指出："相关利益者不仅根据自身的利益，而且基于他们对公司社会责任原则的理解与可接受度以及与企业社会表现的关系来对企业社会表现做出不同的评价。"克拉克森则是第一个在实证研究上从利益相关者管理角度来衡量企业社会表现的，并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为分析和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四、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踏上企业公民之路
进入21世纪，继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又产生了企业公民的概念。其中，范·卢杰克(2001)认为，之所以产生企业公民的概念，是企业重新认识了其在社会中的准确位置，那就是基本等同于社会中的公民，并与公民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韦多克(2000)则对各种评价企业公民行为表现的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企业公民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相关利益者理论的结合。罗格斯登和伍德(2002)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企业公民混合经营模式。"阿黛尔(2004)则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全球企业公民是看待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五、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思想
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晚,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该书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但是过于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过于狭窄。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进入21世纪，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后，涌现出一大批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陈宏辉和贾生华(2003)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观率先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周祖成、陈炳富(2005)认为，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该承担以利益相关者为对象，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在内的一种综合责任。陈宏辉(2004)、沈洪涛和沈艺峰(2006)、田虹(2006)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推进。颜剩勇(2007)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财务评价，推动研究者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衡量。唐更华(2008)、黎友焕(2008)和兰建平(2008)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推动了我国企业展开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文献发现：（1）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2）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应该在法律和规则许可的范围内运行，除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外还应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3）有关企业怎样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方法还比较缺乏，各国学者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生产管理实践。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还应更多地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下我国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等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实证研究的结论，促进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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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概念篇8
内容摘要:社会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究竟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内容是什么,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问题。随着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众之间矛盾的加深,使得科学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变得更为重要。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了三重底线理论,又使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出现了泛化趋势。文章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分层次进行界定,以更好的诠释企业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双重角色。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经济人社会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沿革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肇始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当时的美国经济受亚当•斯密理论的影响,认为公司的社会角色仅仅是经济人,奉行的是股东利益至上原则。以此,公司实现了经济利益,保护了股东利益,即完成了其所承担的责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股东中心主义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企业经济利益的发展往往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从而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变成了一对矛盾体,企业及其股东对于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不但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因素,反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1919年,美国福特公司首先提出公司不应该将全部利润分配给股东,而应该仅分配一部分,其他利润则应该重新投入公司扩大生产创造价值,目的是为了雇佣更多的工人,使尽可能多的人员享受由公司所从事的汽车工业所带来的利益,使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此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和热议。目前理论界一般认为,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oliverSheldon)在1924年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提出了矫正,认为企业扮演着双重社会角色,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以追求和实现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诠释其“经济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与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成为企业公民,无疑要承担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完成其“社会人”的角色。
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其内涵至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概念提出的最初阶段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经济利益,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阶段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道德义务,指企业进行慈善或福利性活动;而发展到近代,已经变成了法律基础上的道德义务和单纯的道德义务两个方面。
从20世纪初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以来,就是何谓企业社会责任,迄今尚无统一的界定。纵观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代表性学说主要有三种:
非股东社会利益最大化说。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为股东实现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的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教育以及从业员的“幸福”:实质上必须对环绕着企业之全体社会寄以关心。同时,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及企业的社会义务。这种学说的缺陷在于把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限定在了道德层面,只是非常宽泛的认为企业不能唯利是图。而仅仅靠道德约束来实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极其困难的。
多数人利益说。这种学说认为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其作出的决策应当首先考虑社会上多数人的期望,其营利目的应当让位于社会期望。这种学说首先没有界定多数人的内涵和外延,其次,社会上多数人的愿望损害公司正当的经济利益时,企业是否还应当将营利目的让位于社会期望?企业的经济人权益又如何得到实现和保障?
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支持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所负义务之概括或表达。我国学者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此学说遭到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质疑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涵义中的“责任”从法理学角度讲不能等同于“义务”。
我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上明确的要求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尽管我国在公司法中对企业社会责任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并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条文中体现了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解决以下问题:
责任主体不明确。公司法虽然规定了企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并没有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由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股东来承担。
责任内容含糊。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究竟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不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并未在现行法律中得到体现。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责任,没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法律条文。
责任对象不存在。我国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或者股东究竟应该向哪些对象承担社会责任。而其他的法律条文笼统地以消费者、一般大众、公司所属的社会全体等来表现。但是,这种笼统的范畴导致能够享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权利人虚化,从而不能使这种社会责任产生相应的权利。
企业财产保护制度的缺陷给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也不可能否认企业经济人的固有性质,企业没有经济基础做保证,根本无法实现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但这里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完善的企业财产保护制度。我国从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到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都体现了我国财产保护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在财产制度上的支持,最突出的体现在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无疑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显然不仅仅是公益性捐赠,针对其他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法律应当如何在财产制度上进行诱导和鼓励,我国法律并没有相应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难点
(一)是否是义务
自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以来,对责任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责任不是法学领域的专有词汇,而法律上的责任,是指法律主体不履行其法律义务而承担的不利后果。那么,企业法律责任究竟是一种义务还是责任?法律在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其规定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
有的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不应当成为一种义务,因为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其他法律规范,都没有赋予企业相应的权利。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公司法或其他企业立法中没有针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赋予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关权利,但是企业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享受着社会赋予的各种资源、机会和权利的进程中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源于其社会权利;有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应有之义,是社会公正的体现。
(二)责任主体
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企业的责任还是企业家的责任?有的学者主张应当由企业本身来承担责任,也有的学者主张由公司的股东来承担。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会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现实中,公众往往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依据现代公司法理论,公司与股东的法律责任是截然分离的(除非出现了“刺破法人面纱”的情形),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针对的公司法人,而非投资者。
(三)责任内容
1997年,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了三重底线理论,认为企业要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即既要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必须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三重底线理论提出之后,逐渐成为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通说。这个理论受到了普遍欢迎,但是随着理论的深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开始泛化,三重底线的外延在无限制的延伸,企业社会责任成了无所不包的名词,甚至早已超出法律意义上的范围,使得这个概念本身变得模糊不清,从而降低了其本身作为概念的有效性。
笔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法律基础上的道德责任和纯粹的道德范畴。而法律基础上的道德责任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法律基础上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应当制定强制性规范;这种强制性的规范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内容,包括内部实现对员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对产品质量的保障,以及外部实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对环境的保护;第二个层次是违反法律义务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而针对纯粹道德范畴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定倡导性规范。这种倡导性规范可以表现为很多形式,如对社区建设的捐助和各种形式的捐款等。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是由公司承担的,针对非股东利益的,受到法律强制性规范要求和倡导性规范提倡的,对内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和产品质量,对外保护消费者、债权人和环境的义务以及不履行此强制性义务的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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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概念篇9
在当时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课题。提出企业责任竞争力的初衷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利于全面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其核心思想是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外加的，而是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的。因为企业无论大小，都是具有一定专业优势的集合体，一个企业实现了其专业优势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结合，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如果同时还能获得经济效益或保持竞争力，这种责任的履行就具有持续性，成为履行社会责任最好的模式。
第二，澄清一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包括一些在当时颇有代表性的看法，如“企业办社会论”、“企业捐赠论”、“出口企业论”、“Sa8000论”、“贸易壁垒论”、“企业负担论”等。
第三，解决履行社会责任讳言经济利益的问题。很多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单纯地要对社会作出贡献，不能有利益的追求，否则就存在动机不纯的问题，无形中就将道德动机、责任履行和企业利益混为一谈。
第四，提供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衡量尺度。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是否可持续，责任竞争力将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现在来看，这些初衷即便是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只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演变，已经衍生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需要我们对企业责任竞争力作进一步的思考。企业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统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目标，兼顾包括股东在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方可能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责任竞争力的内涵也应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发展。
社会责任概念篇10
一、企业新概念的提出必然要来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
企业一人道主义论坛协会会长约翰·马雷斯卡在其所著《企业新概念》一文中说：“今天世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企业新概念，即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它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这种企业新概念注定会改变人们对企业的看法，企业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企业在对世纪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责任会计是在传统的会计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学科，它是探讨、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政府、社会公众的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决策提供特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向政府及公众提供企业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它最终的目的是讲求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因此可以说，社会责任会计应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其实质是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
（一）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是正确衡量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基础。在社会责任会计中，社会效益主要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及其他效益。而社会成本则主要包括社会物耗成本、社会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资源耗损成本、资源使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工伤及职业病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传统会计对效益和成本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企业的要求，而且单纯以交易价格作为前提，以货币作为计量尺度的会计计量方法，也难以担当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计量任务。
而社会责任会计却能以会计特有的技术和方法对各企业经营活动中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发生的社会成本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核算和管理；但对于一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指标则以一定的公认标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估计法，通过对各企业经营行业所带来影响的核算和管理，使其经营行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达到均衡。即各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要通盘考虑，自觉地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最后以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核算和监督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整个社会做出的总贡献和总消耗，从而使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得到充分反应。
（二）企业新概念的提出，要求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而且还应对员工、政府、社区、社团等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这正是社会责任会计比传统会计提供更加丰富的会计信息的所在：即社会责任会计不仅要求企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会计信息，而且还要求提供社会性的会计信息，如对人力资源状态与贡献的揭示，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破坏的揭示，对这些以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现象的充分揭示，迫使企业为维护企业声誉而必须向一般公众、地区居民及整个社会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三）企业新概念使企业责任开始向社会扩展，因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也成为一种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趋于多元化，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世界各国人民期望环境能得到保护，期望自己享受到作为人和劳动者的某些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企业新概念，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企业作为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未来有着重要关系，并且还关系到和平、稳定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康。从这点来看，企业应对更多的公众而不只是对它们的拥有者和股东负责，且它与其所在地的社区，与国际社区和世界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宗旨是要求企业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还应无条件履行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就业条件等并定期报告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效益和业绩。由此可见，企业通过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可以促使其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并能切实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四）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有远见的和开明的企业家认识到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获利。前已述及，企业的社会作用新概念的发展趋势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今天，这种新概念可以通过对话和建设性合作而不是通过对抗，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新的态度呢？答案在于，过去所信奉的信条已经发生变化，已经有了新的价值观。过去，企业家认为政府干预是一件坏事。现在他们认为，大多数法律实际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样，过去企业赞同“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教条。现代的企业家态度则不同，大多数认为企业的目标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是“损害社会”。企业帮助社会，实际上也是帮助它自己。企业家利用社会责任会计来检查公司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应做的社会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使其能从社会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信誉，得到社会的青睐。
（五）企业新概念的提出，使各国组织颁布了一系列原则、协定、准则，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就成为必然。如1999年11月在一些跨国大公司（包括壳牌国际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50多家公司）高级代表的合作下，由利昂·h·沙利文教立起草了一套旨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原则，这个原则被称为“沙利文原则”。该原则要求：“对社会负责的公司，无论大小，都可以作为目标来调整内部政策和惯例以符合参照标准。”如联合国提倡的公司与联合国之间签署的包括人权行为、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等内容的“全球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公司自愿执行的关于职业标准、行业关系、环境、竞争和税收的“跨国公司准则”。这些原则、协定、准则的颁布，迫使参加签约的企业密切关注本公司业绩，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就义务的实施情况发表年度报告。
（六）企业新概念的提出，要求企业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从而能更好地合理分配资源和满足人类长久生存的需要，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正能顺应这一客观要求，它有助于企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众所周知，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目前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正受到严重破坏。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细胞，大量生产、大量消耗也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生产的无限扩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致使环境危机不断加剧，而企业对这一危机的造成显然负有直接的社会责任，因而防治和根除危机也就理所当然。生产在扩大，自然界中的资源却在锐减，并且很多资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保全这有限的资源和节约资源，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限制，很显然需要社会各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报告，从而也促使了社会责任会计在企业内部建立的必然性，它能正确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传统会计产生了新的挑战，它必然要来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就是指代际间发展机会的平等性。根据1982年4月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加告提出：“可持续发展能满足现在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能力。”它的直接含义是：在包括资源在内的广义财富的传递上，每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都应该是平等的，即代际间的交换应当是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包括三个子系统理论，即：（l）生态持续理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之上；（2）经济持续理论：鼓励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数量增长，更应重视质量。优化资源配置、节耗增收；（3）社会持续理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满足需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
会计提供的信息对于衡量和监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会计仅仅是经济效益的维护者，还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追求比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是传统会计的最大目标。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会计还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这是传统会计的普遍现象。并且从另一个方面看，传统会计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它阻碍着高生态效率的实现。可见，传统会计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具体讲，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会计带来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l）会计目标。传统会计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会计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企业的局部利益与社会全局利益，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二者存在矛盾时，应当把后者放在一个较高的地位，使前者服从后者。（2）会计方法。传统的会计方法主要是各种精确的计量方法。如折旧的方法、存贷计价的方法等。衡量可持续性的许多指标，如生态的破坏和恢复，环境的污染和治理等，是无法精确地计量其成本和效益的，这些指标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评估方法来确定。（3）会计报告。传统会计报告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会计目标，补充和完善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新的招标体系是在原有的会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有关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内容。根据需要，也可以单独编制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会计报告，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布。（4）会计监督。传统会计在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上基本上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会计应承担社会道义的责任，自觉监督企业的行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
三、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客观必然性。
（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建立良好的、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建立与实践作为其保障措施之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讲求社会效益，必须依靠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以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以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所以，正在建立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培育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社会责任会计也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既是会计发展、改革的需要，又是实现企业会计财务的要求。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尚属超前性事物，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会计改革的深化。虽然会计也要履行其社会职能，以实现企业的社会目标。但是要真正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及有关方面的需要，诸如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环境保护、社区贡献等，必须借助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补充。可见，企业社会责任是传统会计的逻辑拓展，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