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1
世界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和外部条件。目前，在71.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中，美国经济总量15.7万亿元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0%；欧元区经济总量12.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9%，两者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8.9%。数据表明，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欧元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也有重要影响，两大经济体通过世界经济间接影响中国经济。
2013年12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见图2），当月美国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6179%下降到1.6095%，下降0.0084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则从上月的-0.5045%变为-0.4013%，上升0.1032个百分点，降速放缓。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从上月2.2881%上升到2.3351%，上升0.0470个百分点，尽管美国经济有所下滑，世界经济增长继续上升。
在生产供给方面，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3926%，环比上升0.005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为7.7830%，环比上升0.0128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3817%，环比上升0.0138个百分点，农业、工业、服务产业全部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同步上升。
在消费需求方面，当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13.5695%，环比上升0.39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239%，环比下降0.017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为6.9364%，环比上升3.2625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为6.6574%，环比下降0.6812个百分点，消费、出口出现上升，投资、进口出现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升有降。
在货币政策方面，当月人民币利率保持不变。货币增长率为14.2054%，环比上升0.0613个百分点，远远低于18%的正常水平，货币政策动力远远不足。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月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2.4035%，环比下降1.4525个百分点，财政政策远未达到经济稳定或持续增长的政策力度。
在税收政策方面，当月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5.3983%，环比上升1.927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3926%，环比上升0.0056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6901%，环比上升0.4168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7376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321个百分点，农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中国工业增长率为7.7830%，环比上升0.0128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3868%，环比下降1.9999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3.4547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504个百分点，工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下降。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2
关键词：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中国贡献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无论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还是宏观调控和微观决策，都需要有全球视角和世界眼光，及时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以便统揽全局，科学谋划。而世界经济增长率作为分析、预测全球经济发展变化趋势最常用、最综合、最重要的指标，倍受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但我们发现，不同国际组织公布的相同年份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不同的，即使同一国际组织也公布了两种不同的数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6年《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公布，200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按汇率法加权为3.4％，而按购买力平价法(即purchasingpowerparilJes，简称ppps)加权为4.9％，相差1.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公布，200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按汇率法加权为3.6％，按ppp法加权为4.6％，相差1.0个百分点。有关国际组织公布了4种不同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结果，这不仅影响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正确把握和对未来变化趋势的准确判断，而且也容易造成在数据引用和认知上的混乱。为此，本文将介绍主要国际组织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研究不同方法对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差异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
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的基本原则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是一样的，要求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反映不同时期世界经济实际发展情况。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涉及到不同国家数据的汇总综合问题，要求将以本币表示的各国经济总量转换成可比的、可加总的统一货币，其测算过程相对要复杂些，难度也大些。它既要消除两个不同时期之间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又要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除了方法问题以外，还要考虑不同国家之间货币转换系数的选择问题。在国际社会，目前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它们根据各自分析研究目的、研究范围以及对统计数据的掌握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并公布不同的数据结果。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有按汇率法加权和按ppp法加权的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相应有4种数据结果。
(一)连锁加权法
首先用当年货币转换系数将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现价GDp转换成统一货币，然后以此为权数，对各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而得。用公式表示如下：文章内容：
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连锁加权法以当年权数为基础，实质上是帕氏指数公式。世界经济增长率是各国当年经济实际增长率、当年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和当年货币转换系数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比较精确地衡量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从而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化趋势。该方法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采用当年权数，测算结果受各国价格变动和货币转换系数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当某一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或者汇率大幅震荡等异常情况时，其权数即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相应呈现陡增或陡减，这样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变化。此外，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技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所代表的经济实质、内涵和质量是十分不同的。对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很快，2006年分别达到10.7％和9.2％，其增速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4倍。在高增长背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经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经济每增长1％所包含的内涵和质量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不能相提并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速是必要的，但对于已处于经济成熟期的发达国家来说，其潜在增长率则在3％左右，超过这一限度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连锁加权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高估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如何正确反映由不同经济增长质量和不同经济技术结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长期以来是统计汇总、合成方法上的一大难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采用按汇率法和ppps法加权的连锁加权法，来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在其每年两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公布相应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采用该方法来测算oeCD的综合经济增长率。
(二)固定基期法
首先用固定年份(如2000年)的货币转换系数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不变价(如2000年价格)GDp总量转换成统一货币，综合汇总成不变价的世界GDp总量，然后比较两个相邻年份的不变价世界GDp总量，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传统的国家GDp增长率测算方法。用公式表示如下：
从公式(3)可以看出，固定基期法是以不变价格为基础，实质上是拉氏指数公式。它用不变价格消除世界GDp总量在不同时期之间价格变动因素，用不变货币转换系数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反映以统一货币单位表示的不变价世界经济总量的实际增长速度。它要求不变价格和不变货币转换系数每5年更新一次，而且作为基准年份的价格和货币转换系数变化要相对稳定。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测算结果对基准年的选择比较敏感。在实际中，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变化迅速，如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动荡不稳，汇率价格短期频频变动，应用传统的不变价格和不变转换率方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不能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现状。基准期离报告期越远，其测算结果与实际现状的偏差就越大。一般来说，价格下降的商品或服务，其报告期的实际权数大于基准期，固定基期法测算的结果会低估实际增长率，亦即所谓的拉氏公式权下偏问题。
世界银行主要采用按汇率法
和pppSi法加权的固定基期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并且在其每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和数据库中公布相应的数据。
二、关于汇率法和ppp法两种权数的选择问题
无论是连锁加权法，还是固定基期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都会遇到以不同货币转换系数为基础的权数选择问题。不同权数对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分析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汇率与ppps的偏差程度是不同的。通常，发达国家汇率和ppps之间的偏差较小，而发展中国家的偏差则较大。因此，在测算发达国家综合经济增长率时，选择汇率法加权，测算过程相对简单、便捷，结果也基本能反映实际增长速度。但是，在测算由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十分迥异、通胀率高低不一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以汇率法来加权，结果的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或者因经济调整的需要，货币出现持续大幅度贬值时，以汇率转换的相对权重就会变小，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被低估，不能真实反映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比如，在2002年～2005，年期间，美元兑欧元平均汇率从1.06，降到0.803，贬值了24％，同期美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经济增长加速。如果按汇率法加权，意味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全部反映出来，世界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此被低估了。同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经济转型、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等因素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实行更加灵活、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汇率频频调整，持续贬值。以汇率法加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以汇率法加权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汇率短期变动的影响，它没有完成剔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不能客观反映世界经济实际发展。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ppps反映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综合价格的比例关系，以此作为货币转换因子汇总世界GDp总量，剔除了各国之间价格差异因素，能更真实地反映世界经济实际规模和发展变化。在测算由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类型差别较大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采用ppps法加权要比汇率法更适合。而且，ppps受短期变化因素影响小，稳定性较强。该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各国之间服务项目、建筑产品和政府消费等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是不可比的，难以进行准确估价、对比。这既是测算ppps过程中无法协调的难题，也是影响ppps数据准确的主要原因。从实际情况看，发展中国家的ppps数据结果普遍上偏，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中的比重上升，世界经济增长率因此会被高估。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广泛、深入，各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范围扩大，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可比性增强，相信目前在ppps实际测算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迎刃而解，数据准确性也必将越来越高。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国际社会对于在GDp国际比较和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中汇率法和ppps法两者孰优孰劣的认识更全面、深入，在选择上也更趋客观、理性。它们有着各自无法替代的用途，相互补充，应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范围的需要进行合理选择。通常，在研究反映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分析市场有效需求这些与汇率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等问题时，应选择汇率法加权来测算世界经济总量或增长率，可以确切地反映各国实际支付能力和出口商实际收益情况；在比较各国劳动生产率、分析市场潜在需求变化时，选择ppps法作为权数可能更合适些，可能更真实地反映各国实际经济规模和购买能力。基于这一考虑，目前imF和世界银行同时公布两种货币转换系数的各国经济总量和两种权数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数据，以供用户作适宜的选择和应用。尽管如此，它们在实际应用时仍有一定倾向性。imF、oeCD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要采用以ppps法加权的世界(或本组织)经济增长率，而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等则主要采用以汇率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的分析预测机构应用两种货币转换系数混合加权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
综上所述，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有以汇率法和ppps加权的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分别有4种不同测算结果。从数学意义上，每一种方法各有优劣，包含着独特的经济含义，在实际应用中均有各自的局限。作为经济分析研究者，应清楚地了解每一种方法的内涵、结果特征，根据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目的，选择适宜的方法，使用恰当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便于更好地分析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避免研究结论被不同方法测算的数据所误导。
三、不同方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之间实际差异分析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4种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描述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时，在表现趋势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数值上有差异，数据结果对方法的选择较为敏感。
(一)按不同方法测算的4种世界经济增长率，所反映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呈现出相同的经济增长周期和变化拐点。
(二)按ppps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要高于汇率法加权的结果，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imF公布的资料显示，1980～2005年期间，按ppps法加权，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5％；按汇率法加权，平均增长2.8％。两者相差0.71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相差0.26个百分点，2001～2005年差幅扩大到1.2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ppps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要比汇率法加权高出0.43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高出0.2个百分点，2001～2005年则高出0.97个百分点。
按不同方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是，用ppps和汇率转换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表现出不同的比重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实行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外部受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有的经历了高通胀，有的遭遇了金融危机，在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汇率普遍贬值。据imF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币、印度卢比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贬值了80％以上，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则更大，汇率与ppps之间偏离程度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4.4％，
而发达国家仅为2.7％。但是，按汇率法估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从1980年的30.8％，下降到2005年的23.4％；而发达国家经济占世界份额则从69.1％，提高到76.6％。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地位呈现不一致、甚至相反方向的变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按汇率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存在低估问题。
如果按ppp法测算，发展中国家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39.3％，提升至2005年的47.7％；而发达国家则从60.7％，降低到52.3％。因此，加权结果，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
(三)按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也有所差异，但其差异程度因权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以ppps法加权，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1980～200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要比固定基期法高出0.14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世界比重上升，在增长率和权数呈相同变化方向时，派氏公式存在权上偏、而拉氏公式存在权下偏，连锁加权法的结果要高于固定基期法的结果。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两者差距拉大。
如果以汇率法加权，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1980～200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则要比固定基期法低0.13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而占世界的比重却降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慢、而占世界的比重却上升。在增长率与权数变动方向出现相反的情况下，派氏公式为权下偏，而拉低公式则为权上偏，固定基期法的测算结果要高于连锁加权法的结果。
四、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我们主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自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逐渐扩大，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在世界的地位明显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1980～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相当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2.9％)的3.4倍。根据imF公布的资料显示，按汇率法估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6％上升到5.0％，居世界位次从第7位提升到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按ppp法估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3.5％上升到15.4％，居世界位次从第8位提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资料的加工、测算，结果表明，在1980～2005年期间，不管按何种方法加权，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提高，拉动作用明显增大。但贡献和拉动的程度有所不同，按ppps法加权的中国贡献率和拉动作用要明显高于汇率法加权的结果。数据分析同时还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在地区分布上越来越广泛，增长来源日趋多极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和崛起，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作用相对有所减弱，特别是日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呈明显减弱趋势。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3
根据经济学原理，人们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考察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差别。在多数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当前的四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明显大于消费，消费如何才能取资成为“驾辕之马”？
每一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
假如我们将经济增长速度按高、中、低三档划分，并且认为速度在7%以上时为高速增长，在4～7%为中速增长，4%以下为低速增长，那么，在每一阶段中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完全相同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尤其是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投资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的贡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5～1979年，现价GDp年均递增近30%，而同期现价投资年均递增37.8%。日本、亚洲其他四小龙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国在1990～2011年的12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2006年以来投资率连续超过50%，2009～2010年更是超过67%。相应地，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5.07个百分点，高于最终消费0.51个百分点，更远高于净出口4.48个百分点，稳居第一的位置。
经济中速增长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高于投资
步入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后，最明显的特征是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时候处于第二的位置。而消费由于具有稳定性更好的特点，虽然也受到投资下降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有所下降，但幅度要比投资低得多，因此消费逐步取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增长速度不高的年份，消费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如1980年、1990年、2000年三个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年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投资高出1倍以上。
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
在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则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最典型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4%已经是很快的增长，相应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不仅消费率占生产总值比重普遍高于70%，而且在新增加量中也普遍高于70%甚至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当然，越是消费过度和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如2009年，希腊消费率为91%，西班牙消费率为77.8%，美国的消费率为88.6%。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49.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建立在高储蓄率上的投资增长，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或者叫“次高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逐年加大。
四川进入消费拉动为主的阶段有一个过程
目前，四川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全国，需要加快发展才可能缩小与全国差距，投资必然成为拉动增长的最大动力。同时，四川需要投资的领域广阔，保持投资快速增长也有很大潜力。为此，四川在2008～2011年4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8343.2亿元，年平均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元，年均增长26.8%。4年投资总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7年投资总和的1.5倍。预计2012年将完成投资总额1.8万亿元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一般不会完全同步，投资的效果往往要在滞后一段时间表现出来。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建设周期较长的产业项目投资，要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要么受投产时间长的限制，滞后效应更为明显。四川近年来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一定会在未来几年发生显著作用。有关部门对滞后效应测算后发现，理论上与当年高投资增长相对应的是3年后的GDp高增长，显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
回顾过去10多年的经济增长，四川一直处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格局之中。200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6%左右，投资的贡献也在66%左右，而在2005～2009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达到74%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40%多。最近两年，投资的贡献比消费的贡献仅高1～2个百分点，有逐步接近的趋势。
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分析，由于四川省的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和城镇化步伐继续加快，投资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暂时居于首位，这是发展阶段规律性作用支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年提高，面向国内外的“净出口”由负转正，也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川需增强消费能力
尽管四川当前的消费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逐年上升，我们要积极适应这种变化，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推进消费大省建设，为消费早日成为“驾辕之马”创造条件。
进一步扩大全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除抑制消费的障碍
当前，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提升速度较快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增长，尤其是要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较快的重点县城和集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专卖店、网络交易、城市社区商业等的规模。积极配合国家支持农村扩大消费的政策条件，推出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企业发展多样化的商品促销方式，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建设乡镇商贸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
深化户籍、流通、金融、土地、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四川正在大力推进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以及积极培育“多极多点”，将会促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我们要主动适应农民进城的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人口管理制度。研究实施信用消费政策，鼓励更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支持不同收入群体增加消费的金融品种。根据国务院力促流通减负的精神，减少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减低各类商品的流通费用。
突破本省市场消费的局限，大力发展境外居民的消费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4
1998年9月，亚洲金融危机最危险之时，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立场很简单：在步履蹒跚的世界，美国无法成为繁荣的绿洲。
诚然，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年已经步入疲软复苏的轨道。很多人认为，当发达世界步履蹒跚，美国称得上坚韧之源。与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时不同，如今人们普遍希望美国成为中流砥柱，为世界提供支持，战胜欧元危机。
2009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在“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中终于触底，此后，出口在此轮反弹中贡献了足足41％的经济增长。在经历了最大的消费狂欢后，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回天，美国经济需要大量依靠外国市场才能生存。而现如今，外国市场麻烦重重，美国可能很快也无法独善其身。
亚洲、拉美和欧洲三个市场加起来，占美国过去三年出口导向增长势头的83％。不足为奇的是，亚洲的贡献首屈一指，过去三年亚洲贡献了美国33％的出口增量。而这其中，最大的需求源是贡献了15个百分点的大中华区。不用说，中国经济日渐减速正在威胁美国最大的出口复兴源。
拉美是美国出口复兴的第二大源头，贡献了美国过去三年中对外销售的28％。巴西和墨西哥加起来贡献了出口增长的19个百分点。这两个国家的增长均在显著放缓，特别是巴西。但由于墨西哥生产和美国消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其经济的任何反弹都不会长久。
最后，欧洲（占美国过去三年累计出口增长的21％）的状况可谓悲惨。在欧洲问题上，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说服力可能不足，因为只有部分国家的数字公开了。英国、德国和法国加起来，只贡献了美国2009年初至今总出口增长的3.5％，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英国。这表明美国的欧洲出口增量集中于所谓“国”。显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做预测总是有风险的，但不少“假定”情景有助于我们分析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前景。2009年二季度以来，美国年化真实GDp增长率平均为2.4％。其中大约40％由出口贡献，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增长率只有区区1.4％。
如果美国出口持平，即没有增长，且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相当大胆的假设），总体真实GDp将趋向1.4％。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样的增长率都不可不谓疲软——可能造成失业增加和消费信心的进一步受损。
另一个情形是出口温和下降，在四个季度的时期内真实出口下降5％。在该情形下，真实GDp增长将滑到1％的“失速速度”临界值之下，美国经济随时都有可能再现衰退。作为参考，出口下降5％的假设与2008年-2009年所发生的真实出口猛降13.6％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样说来，这一“假定”倒称得上对外部需求疲软导致的下行风险的谨慎乐观的估计了。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正在带来显而易见却被忽视的影响。欧元危机是一次严重冲击，正在全世界制造连锁反应。欧洲是出口导向的中国最大的外部需求源；中国不好，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亚洲国家就不会好；而从这里出发，反应环还将延伸到日渐依赖出口的美国经济。最近的就业和零售数字的疲软状况显示，这一反应环已经发生了作用。
格林斯潘1998年发出警告时，出口只占美国GDp的10.5％。如今，随着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将宝押在出口导向复苏，这一比重上升为历史最高的14％。当前的全球减速与20世纪90年代末不同，与三四年前破坏性更大的冲击也不同。但绝不能认为当下的全球减速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不重要。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5
关键词：旅游卫星帐户（tSa）旅游统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飞速发展。旅游业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产业之一，已具有相当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但是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有多大？由于一直缺乏一个得到一致认可的、成熟的测度方法，关于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众说纷纭，也难以进行国家间或地区间的比较。基于旅游活动的经济复杂性，客观全面地描述旅游产业在国民核算体系中对国民经济影响，提供具有国际可比性、可信度和一致性的数据和信息，成为制定和实施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目前，旅游卫星帐户（tSa，tourismSatelliteaccounts）技术在旅游产业经济影响的评价方面备受重视，经过逐步改进和完善，这一技术已经基本成型。所谓的旅游卫星帐户即在国民帐户之外设立一个虚拟帐户，将所有涉及旅游的部门中由于旅游而引致的产出部分分离出来单列入这一虚拟帐户，以便准确测度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并使旅游业可以和国民帐户中的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比较。它主要通过对旅游供给、资本投入、旅游业增加值以及旅游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的贡献率等几个方面内容的测度来准确反映旅游业的经济影响。
一、旅游卫星帐户的提出及发展
法国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首先觉察到原有的核算理论和实践明显滞后于新兴经济活动，于是便从70年代末开始创建基于Sna基本原则但又更加强调旅游活动特殊性的子系统——旅游卫星帐户（tSa）。进入80年代以来，许多世界性旅游组织和国家都意识到在国民核算体系内测量旅游活动的重要性，并相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2003年3月1日，联合国统计署正式批准了世界旅游组织提交的旅游卫星帐户及所确定的国际标准。旅游业成为全球第一个拥有联合国首肯的国际性标准并以此来测度其经济影响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在国民核算框架之内描述旅游活动不仅可能，而且已经产生了国际标准。2003年3月8日，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马德里总部举行的新闻会上说“联合国的认可对于全球旅游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我们将可以使用准确的，国际可比统计数据”。
二、旅游卫星帐户的主要内容
世界旅游组织鼓励各国引进旅游卫星帐户，使其政府官员、企业决策者和普通公民能够以真实可信的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和选择。在一般情况下，一国的旅游卫星帐户可如实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真实有效的数据：
（1）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
（2）与其他行业（如农业，信息产业等）相比，旅游业的总体规模。
（3）旅游活动而引致的就业人数的数量，包括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
（4）与旅游相关的公共及私人投资额。
（5）国际旅游收入对本国平衡国际收支的贡献。
（6）旅游业所带来的财政税收，即旅游业对财政的贡献。
三、旅游卫星帐户的构建
1.旅游卫星帐户构建的基本步骤
tSa的开发者在实践之初就考虑到了帐户的组合性和灵活性，因而它能够适应各种随不同信息的要求并根据数据和资金方面的限制而定做的符合要求的统计系统。下面以wttC（世界旅游理事会）的tSa建立过程为例，简要说明一下该帐户建立的步骤：
（1）引入虚拟的旅游的旅游卫星帐户。
（2）建立国民tSa。
具体工作包括拟就建立帐户的发展计划、资金和人员、数据收集来源、如何管理等等。在这一步需要确定目前已有什么数据和将来需要增加哪些数据。
（3）建立动态的旅游预测模型。
用tSa作为“动态商业工具”对旅游发展作出详细而又及时的预测。
（4）建立wttC/weFa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型，将宏观经济指标与旅游增长联系起来。
这套模型能够有效的预测政治事件及经济政策变化（税收、贸易自由化、取消航空管制、基础设施建设等）对旅游业带来的影响。
2.我国旅游卫星帐户构建的实践
我国从1993年开始逐步推行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的国际标准，使用抽样调查等联合国推荐的方法，并将这一旅游统计制度纳入国家统计制度的范畴。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局发起，由诸多专家参与，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与国际统计界接轨的2002年度广西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旅游业对广西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旅游卫星帐户）研究，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研究成果包括：广西旅游业GDp的测算；旅游业对24个直接相关产业和124个间接相关产业的贡献率；旅游业对于广西就业，税收及居民收入的贡献率测算等。该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应用卫星帐户来对区域性旅游业的经济影响进行测算的空白。根据该科研成果的结论，旅游业对广西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率为15.19％，间接贡献率为8.69％，2001年较之上年，社会就业增量为12.6万人，税收增量为6.12亿元，城镇居民收入增量为29.12亿元，客观的反映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tSa方法的规范化已经为各国旅游产业和国民核算体系所接受，tSa正在或已经成为测量旅游对经济影响的主要方法。随着其理论框架的不断完善和各国时间的日益深入，tSa作为一种国际通用方法，将在国民核算体系中提供具有一致性和极具可信度的信息，这些信息必将成为评价各国旅游产业和各国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准和依据。不仅如此，建立各国自己的卫星帐户，还将成为本国旅游经济活动与其他行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比较的基础。因此，尼斯会议之后，各国政府为建立本国的国家tSa而制定计划，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我国在国际大形势下，更应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我国的tSa，有效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厦门、广西等地区已开始了有效的实践，值得其它地区借鉴，也为我们对tSa的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及注释：
⒈何光伟.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m].中国旅游出版社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6
活力就是生命力，以创造财富为使命的经济体活力，就是它创造财富的能力。
为此，我们将活力的内涵界定为：生命及其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成长能力；从量化操作上将活力评价界定为：在一个评价时间段中的增长率和增长率稳定性两个指标的加权综合（详见本刊网站）；测算公式为：活力指数=0.6*平均增长率+0.4*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评价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拥有30年发展数据的181个国家均参与评价排序。）
中国活力高居榜首
在本刊“1978-2007年世界各国GDp活力评价排行榜”上（见附表），中国活力高居榜首，且遥遥领先。在活力构成的两大因素中，GDp增长率中国位居世界第三，GDp增长的稳定性世界第一。即使将这两个活力指标的权重作调整，在很大幅度内也不会改变中国活力第一把交椅。中国被世界赞誉为“中国奇迹”是实至名归的。
中国的发展活力使得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也给世界GDp增长做出了贡献，从1978年对于世界GDp增长2.4%的贡献率，逐步增加到2007年的17.7%的贡献率。同期，美国贡献率从1978年的32.8%逐步减低到2007年的14.4%。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期间逐步超过了美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效率与公平（包括城乡、地区、阶层之间的公平）是激发人的活力的两大基本因素。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归结为依靠以提高效率为主导的制度变革，激发了经济活力，实现了GDp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但一个国家过去的活力不等于未来的活力。当前，中国公众诉求集中在分配的公平问题，严重不足的内需，其实质上根源于分配不公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公平和增长成果的更合理共享，已成为效率提高的迫切要求，而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是中国活力面临的外部挑战。中国开始实践的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以更加公平为导向的改革以及“中国制造”的升级转型来应对挑战的进程。我们相信，这两大进程将释放中国蕴藏的巨大潜力，让中国赢得下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30年。
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
各国活力排行榜的首尾都聚集着发展中国家。
以参评的181个国家为基准，其平均活力位次为91位。其中，47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活力为102位，要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排行榜上我们看到活力前10名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占有了3个席位，而在最后10名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占了5个。47个国家的活力，有13个国家的活力处于上游，有11个国家处于下游，有22个国家处于中游。这说明，市场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导致了两极分化。影响这些国家活力的主要问题是稳定性不足，平均位次为116，比平均位次低了25位。政局不稳以及政府缺乏宏观调控能力是导致这些国家增长起落的主要原因。
2005年，世界银行宣布8个进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中，有4个国家30年活力位居世界上游，有4个国家位居10年的上游，说明激发活力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动力。实践证明，作为各国发展过程的活力状况包含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能动性，借鉴和分享其他国家丰富经验提高自身的活力。
可以说，本刊推出的“1978-2007年世界各国GDp活力评价排行榜”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先后分批焕发活力而起飞的图景。
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责任
1978-2007年的30年中，领导世界的G7国家的平均活力为94位，处于世界活力的中等偏低水平。同时，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活力位次为85位，要高于世界活力的平均水平。
发达国家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平均110位，居中等以上水平，但发展的稳定性平均38位，处于上游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的前沿，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需要探索前进，这就限制了发展速度。发达国家不仅社会比较稳定，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宏观调控也富有经验，因而发展的速度稳定。但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跟进，才不会被掣肘。在资本的援助上，在降低本国农业的贸易岐高的保护上，在知识成果的黄金分配原则基础的共享上，在劳工市场更大开放上，发达国家应当更有作为。
世界活力是各国活力构成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的增长活力居71位，位于各国及发达国家的上游。其中，其增长率108位，居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但增长率的稳定性20位，高居世界前列。美国的长期繁荣依赖于20世纪70年代主导建构的世界金融制度安排，这使得财富的分配倾斜美国并将增长的不稳定转移到他国。这种金融体制走到尽头，最终引发美国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最终损害了各国活力。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7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著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4结论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8
[关键词]科技进步贡献率索洛余值法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101-05
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阶段分析
1.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计量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主要为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价格逐步放开,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开始由计划调控转为市场配置;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江苏对外开放经济步伐逐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开始提速;2001―2008年为第三阶段,此阶段江苏大量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利用外资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及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及出口迅速增长。利用国际上通行的索洛余值法计算出各阶段江苏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见表1)。
收稿日期:2009.10.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8eYD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国方,南京工程学院科技处副研究员,211167;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10013;石贵舟,南京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210000。
2.简要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并且科技进步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4.4%,这充分反映出“九五”以来,江苏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努力优化产业结构,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
(2)资本投入增长仍是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资本的增长率为23.18%,明显高于总产出的增长率11.29%,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达到54%,这说明江苏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资本推动型的增长。数据显示,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资本的贡献率在逐步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2001―2008年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2.64%。
(3)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作为传统生产要素,依靠劳动投入增长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必须重视基础教育及职业技能教育,致力于提高劳动参与者的素质与技能。[1]
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国际比较
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水仅相当于美国1900―1960年的平均水平,不及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53%的水平;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远不及西欧国家1960―1985年的水平。与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相比,仅相当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远不及新加坡1980―1993年62%的水平、香港1980―1993年56.5%的水平、台湾1980―1993年50.6%的水平。表明与已进入集约化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相比,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水平仍较低,处于半集约化发展阶段(见表2)。
国外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先进经验
1.美国经验
在促进美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的诸因素中,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处于首位。据测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美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国发展,所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发展很快。1992年,美国的R&D投资已经超过日、德、法三国的投资总和[2]。同时,美国政府还非常重视科技成果在经济上的应用,支持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
注:美国数据来源: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日本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5;西欧数据来源:Boskinand
Lan,1990;东亚数据来源:葛霖生.亚洲“四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7(6)
(1)人力资本方面。美国科技创新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保证的。美国人力资本的优化主要依靠多层次的教育来实现。二战后,美国高度重视教育,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各州都实行了九年或十一年、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1983年美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基础研究能力的开拓型人才,为科技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具体的内容包括:提高中等教育质量,加强外语、数学、科学、计算机等基础课程教学,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重视教师的继续教育,注重大学通用人才与尖端人才的培养。
(2)结构调整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大规模地对传统产业进行有效技术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不断巩固和加强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为了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美国企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兼并收购重组和内部经营结构的整顿,优化了资源配置并获得了最佳经济效益。政府方面也实施了促进结构调整的工业政策、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企业政策。
(3)政府政策方面。例如税收优惠、价格保护、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制定规划、信息等等,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引导效果,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升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在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农业发展及住房、公路、航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80年代重点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重点支持信息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发展。
(4)在科技政策方面,政府出资支持大量的科研活动,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正确的引导。在企业政策方面,积极扶持小企业发展,成立代表小企业利益的小企业管理局,一方面向小企业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及其他帮助,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小企业意见,并实施了一系列立法对小企业加以保护。
2.日本经验
在推动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方面,日本的主要经验有:
(1)重视科技进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且对引进的技术具有严格的要求。首先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市场需求等基本国情;其次要有利于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步伐、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第三要有技术改进和创新的潜力。在1959―1979年中,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除重视技术引进外,日本还致力于前瞻性技术研发,在尖端产品的生产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其中包括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等等,成功从引进、模仿西方技术的国家发展成为技术出口国和技术不断创新的国家。8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的科研开发产出不断提高,平均每年申请专利达34万件以上,占全世界的40%,为美国的3倍、英国的10倍。技术进步为日本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提供了动力,而巨大的研发投入是重要的物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居发达国家前列。[3]同时,日本逐步形成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力军作用。
(2)重视教育事业。日本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20世纪60年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促进了中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普及中等教育的基础上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世纪80年代推进教育的个性化、信息化和国际化;20世纪90年代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发展研究生教育;近年来进一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质性发展,并推进高层次远程教育,倡导终身学习。此外,日本还注重培养多元化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才,尤其重视理工科人才培养,并建立企业人才成长评价制度,提升职工的知识水平和训练水平。通过教育的发展,日本全民族文化素养和劳动力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为科技进步储备了数量大、质量高的劳动资源。日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都位列前几位,通过发展教育,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3)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面。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的载体,日本产业政策经历了“产业合理化――扶植重化学工业――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重视环境保护”的调整。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依靠“倾斜生产方式”,政策倾向于支持军工、煤炭、钢铁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力、运输行业的发展;在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推行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提高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及其技术装备水平;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进入稳定的中低速发展时期,转而实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调整的直接效果是优化了产业结构,并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了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
(4)政府干预方面。日本政府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确定了“贸易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在“贸易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配套措施:制定鼓励出口的外汇使用办法,建立降低出口厂商风险的出口准备金制度,允许出口厂商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并允许它们结成卡特尔等等。在“科学技术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配套措施: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给予税收优惠或政府补贴支持,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和相关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增加对新兴产业和企业的投资等等。由于政府直接投资通常具有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性质,日本政府的直接干预大多不予采用,而是仅限于审查、认可企业法人的资质,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发展。此外,日本政府更多地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促使企业把握产业的发展动向和变化趋势、改善经营、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向集约型部门转移。
3.亚洲“四小龙”的经验
在推动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方面,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措施包括:
(1)加速科技进步。亚洲“四小龙”在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科研机构和科研基地、制订高新技术产业计划等方式来促进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同时,亚洲“四小龙”还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文化层次及水平。
(2)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工业化初期,亚洲“四小龙”都不同程度的面临就业的压力,因而都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劳动投入也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在劳动力供应紧张时,它们又都抓住西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加速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了高效低耗、高技术水平、高附加价值和竞争力强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顺利实现了比较优势的转换。
(3)高度重视资本积累和提高投资效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投资、高储蓄是其显著特点,但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就将提高投资效益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一点为其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4)强化对外开放政策。二战后,亚洲“四小龙”都无一例外地把自身经济发展融入到了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及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战略上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转换,出口产品中制成品一度占到90%以上。在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新加坡和韩国的成效尤其显著。新加坡主要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模式来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而韩国则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产业发展的重点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如在60―70年代主要采取了非贸易型的技术引进方式,通过研究公共文献、进口产品仿制、引进归国人才等方式来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江苏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策建议
当前,江苏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必须通过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另一方面,必须使现有的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化为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的能力素质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消除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为此,江苏应在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同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内资经济成长,增强科技进步的内生能力。
1.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制度环境
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通过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经济管理体制。为此,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提升经济增长的集约性;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健全促进资源节约价格形成机制,提升资源要素投入的效益和质量;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上来;强化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提升科技水平中的作用。
2.推动自主创新,提升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关键在于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此,应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高效利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应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长效机制;构筑共性技术平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增强企业集成创新、联合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扶持有条件的企业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鼓励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4]
3.培育和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才集聚的形成
科技水平的提升,关键靠人才。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江苏是人才大省,人力资源丰富,但高层次尤其是一流人才紧缺,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行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股权、期权等分配制度,引进各类行业急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加快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人才高峰的形成。其次,积极创造优良的用人环境,最大限度地创造对人才发生作用的“磁吸效应”。必须打造能让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环境,要形成有利于尊重人才、关心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文化氛围,做到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同等重要、平等竞争,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冲动。
4.推动产学研结合,加速科技进步
围绕重点产业振兴,构建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5]加快建设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和支撑;开展创新型企业建设,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引导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科研仪器设备等条件设施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发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服务等;科技、教育、发改委等应联合出台促进产学研结合的配套政策措施,组织实施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建立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等。
注释:
[1]方建中.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6)
[2]高峰.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
[3]田春生,李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9
一、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水平总量跃居世界第三
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1949年以前,我国战乱不止,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经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2008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00亿美元。1960年,达到614亿美元。之后,每年的GDp总量呈稳步小幅上升态势。1972年突破1000亿美元,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达到2021亿美元(1982年)。从此以后,我国GDp总量逐年稳步大幅增加,2008年达到38600亿美元。从1960年到2008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大幅上升。1960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4.6%,1987年曾一度跌至1.6%,此后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7%提高到2008年的6.4%。
1978年,我国GDp总量居世界第11位。2000年,我国GDp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是美国的12.3%,日本的25.7%,德国的63.1%,英国的83.1%,法国的90.2%。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是美国的18.1%,比2000年提高5.8个百分点;是日本的49.3%,接近一半,比2000年提高了近一倍;是德国的80.5%,比2000年提高17.4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GDp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但已是位于世界第2位的日本的78.6%,比2005年提高29.3个百分点。6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长了38.6倍
建国6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高,人均Gni水平也大幅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1962年,我国人均Gni只有70美元,到1978年也只达到190美元。但改革开放后,人均Gni水平大幅提升。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8年又迈上新的台阶,达到2770美元,比1962年增长了38.6倍。人均Gni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197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1%,200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3%,比1978年提高了22.2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居世界的位次由1997年的145位提升到2008年的130位。
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工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但这段时间,我国的工业生产及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工业生产力,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猛增长和工业产品的极大丰富,各项工业产品产量先后跃居世界前列。
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49年相比均大幅增加。棉布产量增长了35倍;煤产量增长了78倍;发电量增长了762倍;原油产量增长了931倍;水泥产量增长了2061倍;钢产量增长了3057倍;化肥产量增长了9707倍。电视机产量从无到有,1978年只生产4000台,到2007年已达到8478万台,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60年来,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均大幅提升。钢产量1949年居第26位,1978年提升到第5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位。煤产量1949年居第9位,1978年提升到第3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位。原油产量1949年居第27位,1978年提升到第8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5位。发电量1949年居第25位,1978年提升到第7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2位。化肥、水泥、布等产品产量飞速发展,目前均稳居世界第1位。
建国初期,我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60年后,无论是从经济结构还是城乡人口比重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是农业大国。但6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1961-2007年,我国谷物产量增长了3.2倍,肉类产量增长了25.9倍。1949-2007年,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茶叶、甘蔗分别增长了1.5、9.3、13.5、16.3、27.5、41.8倍。水果产量增长了150倍。主要农产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领先地位。1949年,以上农产品的产量均在世界前5位,2007年,除甘蔗、大豆居世界第3位和第4位外,其余均居世界第1位。
四、进出口贸易取得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少。1950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亿美元,居世界的第28位。1950-1977年累计,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只有1606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6.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贸易交往逐年增加。到2008年,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1950-197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7.4%,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7%高8.7个百分点;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平均增速高9.3个百分点;比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平均增速高5.1个百分点。尤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八年中,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更是在高位上逐年大幅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2.4%。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提高。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到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已达25615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9%。与美国、德国的差距逐渐缩小。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只相当于美国的6.4%,相当于德国的8%。2008年已分别提高到73.9%和95.9%。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位次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的第29位,1990年提升到第15位,2000年提升到第8位,2004年提升到第3位并保持至今。近几年,与第2位的德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差距逐年缩小,2004年两国货物贸易差额为4711亿美元,2005年为3261亿美元,2006年为2544亿美元,2007年已缩小到2122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缩小到1099亿美元。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贸易十分落后。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贸易以年均17.7%的速度增长,获得了巨大发展。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43亿美元,居世界第34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为0.6%;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扩大到66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为2.2%;到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扩大到2556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4%。
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前列
1978年前的29年,我国基本上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1979年我国FDi总量只有8万美元,1980年为0.57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34.9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60倍;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2亿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2008年我国的FDi达到了924亿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8526.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8万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16亿美元,只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德国的3.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65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9460亿美元,比第二位的日本超出9423亿美元。1979-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年均增加648亿美元。尤其是2001-2008年,年均增加2226亿美元。
六、国际出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收支规模不断壮大
1978年以前,我国出入境旅游人数较少,国际旅游收支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到我国旅游观光的外国人逐年增多。1978年,我国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为72万人次,到2008年已达到5305万人次,比1978年增长了73倍,每年平均增加174万人次。30年来,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1987年我国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首次跨过1000万人次大关,此后,用了7年时间跨过2000万人次大关,又用了6年时间跨过3000万人次大关,用了4年时间跨过4000万人次大关,用了3年时间跨过5000万人次大关。
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居世界的位次大幅提升,由1995年的第7位上升为2007年的第4位。同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迅猛,由1978年的2.6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411亿美元,增长了157倍,年均增加14.1亿美元。占世界国际旅游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4%,提高了2.2个百分点。国际旅游收入居世界的位次由1995年的14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7位。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出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多,国际旅游支出快速攀升。1995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只有452万人次,到2007年已达到4095万人次,比1995年增长8倍,每年平均增加304万人次。12年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首次跨过1000万人次大关,此后,用了3年时间跨过2000万人次大关,又用了2年时间跨过3000万人次大关。2007年,突破4000万人次大关。2008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4584万人次,比上年增加489万人次。
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居世界的位次大幅提升,由1995年的第17位升为2007年的第6位。同时,国际旅游外汇支出增长迅猛,由1995年的37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333亿美元,增长了8倍,年均增加24.7亿美元。占世界国际旅游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0.8%,提高到2007年的3.6%,提高了2.8个百分点。
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极大地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10
时至年中，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即将出炉，世界期待从“半年报”中读懂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业已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字当头，动力强、后劲足，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51.7%——近日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显示，6月份pmi升至年内次高点，并已连续9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高位。
进入7月，中国大江南北全面入夏。和持续升温的天气一样，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得以延续，结构在调整中优化，动能在转型中升级。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来看，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均体现“稳”的态势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已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之间，增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在5%以下。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4%，物价涨势温和。货物进出口回稳向好，6月末外汇储备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回升。
从经济结构来看，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优化，展现“进”的新意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业高25.6个百分点。服务业主导、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初显。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提高，实体经济活力正在增强。
从发展态势来看，企业效益、市场信心进一步改善，释放“好”的暖色
5月份40个工业行业里有34个行业同比价格在上涨，行业供求继续改善。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7%，增速比4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6月份pmi分项指数中，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达到58.7%。
“中国经济运行‘稳’是主基调，‘进’是关键词，‘好’是总态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