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1
关键词：西方；消费；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43-03
消费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消费经济学说中，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整体，“生产与消费”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与讨论。学术界对于消费结构研究的定义有所不统一，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论是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在消费时所使用的消费类型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许多的学术定义中，则过多的是将消费结构看做是一种比例关系的变化与函数关系，对于其中内涵的阐述则较少。
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及研究社会消费水平、社会消费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费结构的分析方面则大多是从家庭消费结构、恩格尔定律、影响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其中，很多观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时代中，资本积累的时代特征导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便是主张资本的大量积累，注重商业的发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思想当中自然也秉承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他主张在消费上“少消费多积累”，重商主义观念较为突出，主张消费过多会使人们变得懒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个人消费只不过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费维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可以持续进行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消费观。他把资金的支出按照是否有利于生产的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大吃大喝、购买衣料、家具、建筑房屋、改良土地、开矿和捕鱼、经营从国外运回金银的事业。他主张用赋税改变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提倡政府充分利用赋税的作用调节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威廉?配第对各种消费支出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一切为了积累”的时代特征。
二、亚当?斯密的消费观
主张对消费的节制，主张将资本的积累放在首位是亚当?斯密的消费观念。与威廉?配第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到：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收入所能取得的一定量的消费品价值是消费力的实质是，而不是货币或金块本身。
亚当?斯密对人们的消费思想进行了分析，对倾向奢侈品的消费行为与节俭的消费态度之间进行了比较与讨论，主张有利于国民财富增加的节俭消费行为或者是干脆节制消费，不主张奢侈性消费，认为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些问题涉及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消费习惯持久性问题。第一次真正地认识到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是亚当?斯密对消费思想的突出贡献。
三、萨伊“萨伊定律”和马尔萨斯“有效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部分进行的发展，被学术界称为早期庸俗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
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消费理论中的突出奉献在于他将“消费”正是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人”，萨伊的观点中，消费即效用的消灭，不会损失价值的东西不能消费，而房屋失火也是消费，因为效用被消失了。在萨伊的消费思想中，“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的程度”才是消费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不足。”萨伊定律的在凯恩斯革命前一直为西方的经济学主流所接受，当时在当时则是被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等人反对与批判。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消费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有效消费”概念的提出，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费”这样的一个概念：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保护产品与消费的平衡是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这种平衡使得财富增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地主的消费对于经济停滞是至关重要的，而经济停滞是由市场供给过剩所造成的，他反对对贫民的转移支付以增加消费需求导致人口增加的行为，反对政府对过多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资金。
四、西斯蒙地的消费观
西斯蒙地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值得重视的，将消费界定为人的需要，在消费方面应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全然建立在人的需要之上，即消费应是第一位，有优先位置。在所研究的经济关系中，人才是其研究对象，财富则不然。他以人们全部都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才是各国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达到的目的为主张，主张精神消费，不仅仅是物质上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也应当包括精神上利益的满足，人们不应该过于重视物质的财富。西斯蒙地在消费观赏的贡献是较为丰富与科学的，他的学说奠定了消费优先的地位，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西斯蒙地也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快乐。”西斯蒙地对萨伊定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成产决定消费，首次提到了“消费不足说”与“经济危机说”，认为：可能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无非是资本主义财产过于集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后必然会导致消费不足。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2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超级秘书网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3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政府研究
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加强，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家的保护职能了，而是开始干预经济和调节经济；进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局部的、临时性的发展为全面地、制度化地干预。国家对经济实行调节、促进和管理；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对某些产业的扶植，或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制，以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密切起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开始研究国家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国家的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问题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
1政治学发展的“国家—政府—国家”历程
传统的国家论基本上属于规范研究，主要使用哲学推理和演绎的方法。行为主义则主张经验研究，注重事实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有关国家的事实资料是由构成国家的个人的活动所提供的，或者是由作为国家的代表和执行者的政府的活动所提供的。行为主义据此认为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基本单位，政治行为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国家和政治制度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行为主义还把量化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可以在调查的基础上，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关于政治行为的描述，所以转向研究政府。另外由于国家是个抽象的实体，无法使用定量化的手段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自1930年代形成，195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美国政治学家佛·i.格林斯坦和尼·w.波尔斯比主编，于1975年出版的八卷本的《政治学手册》，全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状况，其中没有把国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政府体制与过程”则专门设了一卷，[3]政府，而不是国家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行为主义主导政治学以后，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沿用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心理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以政府的类型、政府的权力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构成、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政策的各种因素等等。
对国家概念冲击最大的是政治系统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与此同时，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利益集团，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系统。各种政治组织均依靠输入—输出体系与社会保持联系，维持自己的生存。伊斯顿用“当局”取代政府，进入政治系统分析。“这种权威角色的承担者我们称之为当局。实际上，我们经常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政府。”[4]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在其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中也沿用了系统这个概念，认为国家这个名词范围过于狭隘。[5]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传统国家观的也构成冲击。多元主义者反对国家的一元主权，“把国家仅仅看成形式和框架，或者看成是可以设想的人类联合体之一。”[6]按多元主义的观点，国家并不象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国家不过是压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器。国家并不是高于其他团体的机构，而是与社会中的团体地位相等的“多元”政治主体中的“一元”。
1970年代，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显现，行为主义只注重了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价值和规范等问题排斥在政治学之外。实际上，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不能回避价值，实证方式不能把握规范问题。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不可回避使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等规范问题重新被提起。政治学仅仅探讨政府、行政、决策不能为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提供足够的答案。此外，政治系统并不能取代国家，政治系统的边界是模糊的，可能比国家的界限更难以确定。行为主义以后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政府研究继续的同时，国家概念再次被复活，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被称为政治学向国家的“回归”（returntothestateorbacktothestate）。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西方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国家已经稳固，有关国家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国家的内部构成和运行规律，政治学的研究深入到政府。政府、公共行政、政策的形成过程等等问题成为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传统的国家理论失去现实需要，政府的形式、政府的过程、政策制定等政治问题上升为政治学的主要问题，政治学走向应用。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发达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多元结构倾向明显，个人自由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社会的整合遇到新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再次出现。当社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时，国家的作用便被记起，比如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就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合法性危机，应重新考虑国家的问题。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动力来自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社会的构成成份集团化的现实中，政府官员、立法人员、院外游说者等等以政治或行政为职业的社会成员也有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成为利益团体，他们的利益可能与社会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国家的自主性”（theautonomyofstate）问题，政府不再是个中立的政治行为框架，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团体。由于官僚们掌握着分配的权力，在行事时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国家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现实的这种变化也是国家重新引起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2经济学对政府与国家研究的特点
20世纪之初，西方的经济学本已与政治学脱钩，特别是关于国家、政府等问题已经不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之列。但1930年代的大危机把经济学拉回国家面前，市场缺陷的灾难性后果把国家推上维护社会经济的前台。政府干预成为政策的首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应经济危机的需要，政府问题从而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大约也是在1970年代，政府干预政策的效力走到了尽头，西方国家普遍遇到了滞胀的难题。滞胀问题的出现表明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政府问题进一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关注政府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政府介入经济，自然会对个人的经济自由有所限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滞胀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政府对个人的干预，政府插手市场过程，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这个时代，自由问题不是由政治学家，而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先后发表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的宪章》、《自由、市场国家》等著作，反对国家干预，重申个人自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关心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中对政府问题的兴趣的另一原因是一些经济学家对公共财政问题的关注。财政问题自出现以来就与国家不可分离，近代国家的建立依靠一套税收体系，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放任主义盛行，国家的作用仅局限在提供保护和维持秩序的范围，有关财政只是经济学中较小的分支问题。进入现代，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政府的活动靠财政支撑，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政府的规模扩大，政府的活动范围加大，财政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公共经济成为整个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经济的关注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学术起点，作为公共经济的执行者的政府遂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注重政府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对制度问题的关心。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的提高，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等与经济的关系愈发密切，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制度问题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国家和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构成成份，成为制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当代经济学家中有的从整体的角度谈国家，有的则重点讨论的是政府。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尔森的观点较具哲学色彩，以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制度本体论，探讨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制度的角度看国家，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把国家看成统治者的工具，国家由统治者群体组成。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功能等问题，提出较全面的国家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新经济史学密切相关，因为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才能显现，对经济史的分析一般都要涉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本人就既是经济史学家，又是制度经济学家。
奥尔森专门研究集团，他甚至没有独立地谈到政府。集团是在国家的制度环境中活动，集团理论必然涉及国家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奥尔森始终没有把国家当作一个抽象的实体。从集团决定论出发，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聚焦到分利集团上，认为集团的分利化倾向迟早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因而，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方式，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可以增进经济的繁荣。这是奥尔森对国家提出的任务。公共选择学派与行为主义政治学一致，以政府取代国家。公共选择学派反对把国家当成抽象的实体，只研究现实中的政府，他们对政府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最为广泛，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类型、政府的起源、政府的失败等问题都进入公共选择的视野，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较为丰富的政府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味道浓于公共选择学派，他们的分析术语是国家，而不是政府。相对于制度这一基本概念，国家比政府在逻辑上更为接近。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合理性给出了新的论证，在克服“搭便车”现象方面、[7]界定产权方面，国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经济上已处于低效率的政府持续存在的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家合理性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一点，这是政治学国家论所没有提出的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和改变者的立场解释国家的兴衰和政府的更迭，对于抓住政治经济演变的根本动力，有独到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以突出制度创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作为其理论的学术落脚点。
二国家的起源与政府的合法性
沿着国家和政府这两个不同的思路，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用产权理论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选择学派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政府存在的理由。
1国家起源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国家的起源问题是政治学中的传统问题，自近代以来有过多种观点，其中社会契约论大体上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尚没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迄今关于国家起源的看法或是被认为是假说，或是根据逻辑推演的结论。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政治学对国家的起源这类的难以用经验验证的问题减少了注意力。新政治经济学则再次提到了国家的起源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把历史上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归结为两种看法：契约论和掠夺论或剥削论。他从产权理论出发，解释国家的起源。契约论认为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契约制度和确保契约的实施，如果国家保护的是有效率的产权，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契约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框架，从而促进福利的增加。”[8]契约论已经包含了国家有制定产权的功能的观点。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国家的作用是代表这个阶级或集团向其他阶级或集团诈取收入。“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9]
在诺斯看来，这两种理论均是不全面的，契约论只能解释最初定约时的利益动机，无法说明定约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掠夺论忽略了定约时的得利，只着眼于掌握国家权力者从其他选民处诈取收入。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起源论偏重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国家，没有注意国家建立后的行为。诺斯的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国家起源论的任务只是说明国家的形成，至于国家持续的动力应是另一个问题了。另外，契约论虽然只是一种假说，但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却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学说不但打破了神权论的国家起源论，指出了国家是人类自觉创立的，而且发挥了统治权来自人民的人民主权观点。”[10]
根据我们的理解，关于国家的起源除了冲突说之外，还有合作说，即认为国家是社会成员为了满足共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这种主张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解释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13]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一种政治动物”的著名论点也强调人的合作天性，人有趋向城邦生活的本性。在冲突说中除了上述认为内部的冲突导致国家的诞生之外，还有把外部的威胁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力的主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家本身就是以抗拒国际环境压力的形式诞生的。”[14]从政治学的发展来看，国家的起源问题基本上是个近代政治学问题，已经不再是现代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诺斯重提两种国家起源论的用意并不在于提出新的国家起源学说，而是突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地位，国家对暴力潜能的分配凭借的是制定产权"制度。诺斯从国家的起源问题入手，目的是强调产权理论在其政治经济分析中的基础性地位。
2政府存在的公共选择理由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政府为研究的对象，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政府存在的理由。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的价值在于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比如国防，单个公民无力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全部任务。再比如社会治安，个人可以保护自己或小范围的安全，采取雇佣保镖或个人卫队等方式，但任何个人都负担不起保持全社会治安的费用，因此国防和社会治安只能由国家来提供。“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团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定义为公共商品或服务。”[15]公共物品的消费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无法把国防和社会治安按人头分解为每个公民一份，也不能因为某个公民得到安全感就使该社会的治安服务因而减少了一分。公共物品具有共同消费性，即一个人消费一定数量的财富时，他人亦可消费同等数量的财富。公共物品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对一个人提供财富或服务时，对他人也提供同等数量的财富或服务，而不管其贡献的大小甚至是否有贡献。
公共物品的存在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rider）现象”。既然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排他的，无法区分享用者是否为公共物品做了贡献，不付费而白享用公共物品便成了个人最合算的选择，“搭便车”现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合理选择的结果。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都只想索取不想贡献，公共物品的匮乏便是不可避免的了。经济学上把之称为“合成谬误”。除此之外，还可能导致因对公共物品的争夺而产生人际冲突，无政府条件下，个人行动不能自动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需要公共权威来维护、管理和分配公共物品。从理论上，不排除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比如由个人组织卫队保护社区的安全，但与国家的警察系统相比，个人提供的社会安全服务的成本明显高得多，因此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个人效率更高，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效应。
公共物品的维护、管理和分配要经过集体决策，由集体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品种、数量，以及每个成员应分摊的成本。这就是公共选择，公共选择专指非市场决定，即不能由个人自由地独立地选择，其价格和供求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经集体决定的决策。
由于公共物品不能自由买卖，民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无法通过市场反映，只能经由政治程序表达。由于不同群体政治影响力上的不平等，政府对民众到底期望获得多少公共物品难以做出准确判断，所以公民所希望得到的公共物品的量与公共物品的实际供给量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公共物品既是政府存在的根据，也是政府出现缺陷的契机，在提供公共物品这一职能上蕴含着在任政府与潜在的统治者之间竞争的可能。
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政府的优势十分明显。按美国政治哲学家R·诺齐克的观点，政府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来自自由竞争。诺齐克认为国家起源于个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权的需求。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个人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权可能受到他人的侵害，保卫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受人雇佣，负责保护雇主的财产。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商业竞争，经过优胜劣汰的过程，最后形成垄断性机构，其职能是代替个人行使保护个人财产的权利。最初的政府是各个地区性权威性保护机构的联合体，后来演变为具有独立强制力的专门机构，政府不过是放大了的保护性机构。[16]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的行使，在提供秩序这种公共物品上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学也持同样的观点，著名产权经济学家科斯(Coase)认为，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17]政府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办到私人企业难以办到的事，有关公共问题的很多事情由于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只有通过政府是最节约的方式。与公共选择学派不同的是，科斯提出政府的行政机制运转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只有在行政解决的方法的费用低于市场解决的成本时，政府才有理由介入。
三国家的本质与政府的职能
对于国家的本质和政府的职能这样的典型政治学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看成一种企业，用企业的组织理论分析国家，并把克服“搭便车”现象和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公共选择学派则强调政府的职能本质上以消极的方面为主。
1国家的企业性质
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新制度经济学也用交换的观点来分析国家。国家提供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安全和其他社会服务，得到的是征税的权力。国家通过征税来扩大自己的收入，税负就是国家服务的价格。“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18]选民以交纳税赋来换取安全和秩序，作为交换的一方，选民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公共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成为评价国家的一种标准，这使得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当政的统治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过高，就会受到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想成为统治者的个人或集团的挑战，他们以较低的税率或较好的公共服务来竞争统治权。选民因而有了其他的选择，选民会因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转而追求来自别国的或国内的另一个统治者。“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19]
新制度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看成一种企业，可以根据其产出——公共物品来衡量其效果。科斯把国家比喻为一个超级企业，比照企业运行来分析政府。用交易费用来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诺斯则把关于企业的组织理论引入国家分析，他认为国家的行动由统治者和人来完成，这与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那种“委托--”关系是一样的。就像企业的管理一样，国家的统治能力也会受到问题的困扰。国家由统治者和官僚构成，统治者位于权力的最高层，官僚按政府的行政系统分层，各个等级的官员有自己的利益。它们与统治者的利益有重合，也有区别。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官僚倾向于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时统治者的意志往往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因为下级官员会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上级的命令。作为对策，统治者为了避免受到来自下级的牵制，一般不愿意给下层人过多的权力，目的是避免造成成本过高或失去对下层的控制。
我们认为，这是对政府官员监督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政治学谈监督问题多数是从权力的制约的角度，没有深入到官员的个人经济动机。从历史的经验看，最有效的监督发生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双方之间，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的动力最强。在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厂商的监督正是出自消费时个人的切身利益。政治过程里，选民与官员的关系远没有消费者与厂商那样直接，对政治过程的监督动力低于市场情况，效果自然也会降低。即使在市场条件下，当企业出现以后，仍会有“内部人控制”问题。按新制度经济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即借用“委托—“关系，建立逐级控制机制，可以对官员的监督提出了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法。
2提供公共物品
国家的职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一般而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学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现代国家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国家研究上也有明显的交叉，政治学也开始涉足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学则开始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认为国家是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国家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具有提供安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合作、增加个人收益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实施机构。宪法秩序层次的制度，即社会的基本规则就是国家所提供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实施也主要依仗国家的强制权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一个区别是对合法地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因而国家是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一种组织，“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到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20]国家垄断了最强大的暴力，国家所具有的强制力使它在提供秩序和界定产权方面效率最高。
科斯从产权经济学出发，认为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关于交易双方的产权制度就会对交易活动，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通过界定产权，或变动产权结构，降低市场过程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交易费用），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国家的积极职能即在于此。
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也主张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国家是组织的一种，具有组织的功能，比如提供集体物品，因而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如法律、秩序、国防等。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也会限制经济自由。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民的经济自由，比如增税，从而造成个人消费自由的减少，就无法投资增加国防力量、警察力量和法律系统。政府的维持并不是靠其提供公共物品，不是依靠公民自愿的贡献，而是靠强制性税收来支付。
从公共选择的立场出发，奥尔森倾向于用税收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物品靠个人提供，不可能实现均衡，只能依靠强制的索取，这就是税收的本性。关于税收的强制性，奥尔森赞成瑞典财政学家维克塞尔（Knutwicksell）提出“一致同意”的纳税理论，维克塞尔认为公民不反对强制性税收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这类公共物品无法在市场上购买，也不会有任何机构自愿提供，只能靠征税来支持。维克塞尔坚持旧式自由主义观点，反对强制，坚持国家在一个公民同意之前绝不能向他收税。具体而言，政府提出的每一项开支，如得不到国会的一致同意，就应该取消。
奥尔森反对传统政治学关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在出发点上的二元论观点，主张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和在国家中的行为出发点是同样的，均以自利为初始动机。个人并非在市场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在组织中却自我牺牲压倒一切。奥尔森在其理论中只谈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坚持用个人来说明国家，认为国家的功能是提供个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两点与公共选择学派的立场是一致的。他没有专门论述国家的形态、国家的制度，而是用集团来说明国家。在他看来，国家不过是集团活动的场所，制度本质上是中性的。从纯粹政治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奥尔森没有国家理论。
3克服“搭便车”现象
国家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于克服“搭便车”现象。选民的“搭便车”心理是民主政治可能失效的一个原因。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一人一票原则和多数决定原则，“从逻辑上看，这种思路是将民主社会的政治程序建立在完全（免费）信息的模型之上。”[21]实际上获得政治信息需要专门的渠道，使个人的利益要求进入政府决策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活动都是有代价的。普通选民在知晓政治信息、游说官员和议员方面要么是无法知情，要么是不愿或无力付出这方面的成本。因而，真正在政治过程中起作用的是那些组织良好的，有能力支付参政成本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的结果就像奥尔森指出的，政策往往有利于少数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得不到考虑，有时甚至会受损。
“搭便车”现象解释了选民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少数利益集团左右政策。在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中，不管单个选民是否尽力，都可从结果中受益。这种形势使得理性的个体可能采取“搭便车”行为，致使在有关大众的利益问题上难以形成有力的团体。这就是“无组织的大众和组织严密的小团体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总是后者得胜的……理由。”[22]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思路是迫使个人参加集体行动，方式是制定排他性产权，使那些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不能“搭便车”，或给以集体成员排他性利益，或者强迫那些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人为自己的“搭便车”行为“付费”。
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式是制定产权，产权的基本特性是其排他性，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23]新制度经济学讲的产权比法律意义上产权概念更宽泛，大体包括三类：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因此可以把产权看成是一“束”权利。交易的过程中既有物品或服务的交换，也有权利的交换。而新制度经济学更看重的是交换过程中附在物品或服务上的权利束的交换。产权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强制力。国家的出现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24]
诺斯从制定产权这个国家的功能中得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政府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无所不在的各种管制，也是经济绩效好坏的最关键问题。”[25]国家由于负有确定财产权的责任，进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决定性作用也不为过。
“搭便车”现象是使经济效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每一位当事人都抱有“搭便车”的心理，公共物品将会枯竭，结果将是一种“合成谬误”。搭便车现象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也都有可能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过程，以个人自愿的方式解决。在市场领域，“搭便车”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政治过程中“搭便车”现象更是一种顽症。解决“搭便车”问题只能靠来自外部的强制，各个不同社会曾采取过种种方法，对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从界定产权入手，应该说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4政府的最小功能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府：保护性的和生产性的。保护性政府的职能是确保契约性协议的执行和实施，生产性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
保护性政府对于其保护的对象而言，是外在的，它不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行动。保护性政府并不制定法律，而是在既定的法律的规范下，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裁定契约是否被违反了。如果有违反契约的行为，给以适当的惩治。政府处于一种类似弗里德曼所说的“仲裁人”角色,担任着产权的保护与保证契约的实施的任务，“最低限度政府的法律保护伞下及一定条件下，市场‘运转着’”[26]尽管保护性政府外在于其治下的成员，但还是必须从这些成员中挑选担当执行者的人，同时又要把他们看作似乎是外在的。
生产性政府是内在的，且必须考虑其中每个个人的愿望。生产性政府决定那些应由自己提供的物品的生产数量,所用的费用分摊方案。生"产性政府的这些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参加决策的每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不依靠固定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性政府是一种机制，它使得个人能够参与公共物品的决策,并得到公共物品。
保护性国家所做的是执行现行法律的集体行动,类似于裁判员的工作,生产性国家负责的是在现行法律内的集体行动,“这一套活动包括提供资金，供给和提供‘公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个人和私人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活动可能不足以充分供应那些商品和服务。”[29]布坎南区分这两种国家时实际上是分别论述了政府的两种功能：保卫个人安全和公共物品的生产。
保护性政府与生产性政府并不是两个政府，而指的是一个政府的两种职能，公共选择学派提出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指出国家的有限职能的合理性。国家的职能是有限的，仅限于提供安全、秩序和公共物品，超过这一界限，就成为“剥削性”国家了。
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中国家就像政治团体论者本特利所说的，政府是“一系列利益集团的调节过程。”集团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多元主义，按多元主义观点，国家并不重要，政府只不过反映社会上各个集团利益的平衡。政府过程不过是接收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的种种压力性要求，转换为国家的政策。国家充其量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在这个问题上，公共选择派的观点有些极端，奥尔森与公共选择派有所不同，是他还认识到利益集团可能控制政策，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出于自己的利益，国家可能维持无效产权。
四国家的兴衰与政府的效率
国家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种种理论和演义。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国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能力，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府的效率这个概念，从经济的标准评价政府行为。
1国家兴衰的集团原因
西德、日本国内的利益集团很多在战争中不复存在，集团之间形成的旧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alitions)被摧毁，新的集团力量弱小，还不足以左右政策。集团成立的时间短，还没有形成新的分利联盟。社会中致力于分利，甚至不惜阻碍经济增长的势力几乎没有。法国的情况是不稳定与增长同时存在，按奥尔森的理论，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包括正面的功能和负面的功能，所以法国在战后有快速增长。“极权主义、动荡、战争使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锐减，而稳定与和平却使英国的这类集团持续发展。”[33]
与此同时，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是长年无战事，但却有比英国好得多的增长记录。奥尔森仍然用集团理论来解释。瑞典与挪威均有强大的，且成立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两国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那里的工会是全国性的，雇主的组织也是相容性的，主要的集团都是广泛性集团。广泛性组织有考虑社会利益的动机，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利。比如，“挪威和瑞典劳工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与更具广泛性的劳工党派部分地联合起来（与英国的情况相反），不时强调要鼓励保护高效率和增长率的政策。”[34]而英国的利益集团大都历史悠久，范围狭隘，只代表特殊利益，缺乏广泛性，它们只注重分利，没有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动机。加之英国人的正统观念顽固，阶级壁垒森严，有的集团排他性强，倾向于排斥新成员，反对社会变革。英国僵化的集团结构遂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35]根据奥尔森对上述国家的兴衰的分析，打碎分利集团的联盟，消除制度僵化症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重要条件。
另一种例子是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日本的高速发展。美国独立以后到一战前，在短短100多年里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德国在19世纪初仍十分贫穷，但到1914年却超过了英国。日本在1868明治维新以后仅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非西方工业强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境内的众多小邦国，日本的明治维新消藩设县，剥夺幕府将军的特权，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统一是这两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助推剂，奥尔森认为近代欧洲在世界上的率先现代化也出自同样的原因，即由政治上的统一扫除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195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法、德、意、比、荷、卢）到1980年代前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地高于二战期间未遭受军事侵略与政治动乱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36]
这类国家的发展动力来自管辖权的统一(jutisdictionalintegration)，即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允许生产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把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决策的权力转移到新的权力机构手里。[37]共同体内的自由贸易政策对阻止垄断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管辖权的统一摧毁了原来较小辖区内的垄断势力，实现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制度环境。欧洲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大都经历了政治统一，市场扩大，分工专业化，贸易增加这样几个阶段。“一般说来，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比实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区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38]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正是发生在实行宪法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内。
正统的政治团体论的一个缺陷是忽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研究，被批评为只研究有限的政治现象，无法处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等更为宏观的政治现象。奥尔森的集团国家分析正好弥补了政治团体论的这一缺陷，他的方法并不是把国家、民族等实体当作一种团体，而是通过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结构的角度分析集团互动对国家的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奥尔森没有专门论述国家问题，但他从集团活动形成的结构性后果出发，找到了一个建构集团与国家之间逻辑联系较好的一个渠道。
2政府类型的效率分析
从政府的有限职能出发，根据政府的目标，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分为三类模式。一种叫仁慈的专制者模式，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以社会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并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政策的出发点，又可称之为柏拉图式的政府，即无私的、只为全民利益的公仆政府。政府根据社会的偏好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没有任何统治者个人的，或政府自身独立的利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用于公民的福利，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社会的总产出能达到极大化，这种政府是有效率的。
另一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模式。政府机构庞大，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整体的利益在于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官员的目标则是追求权力和待遇等。巨物型政府包括两种：一种是专制君主政府，与公仆政府相反，这种政府的目标只是使统治者的收入最大化，民众所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君主强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专制君主政府是低效率的。另一种是官僚政府，与专制政府类似，这种政府的目标只是使整个官僚机构的收入最大化，选民的偏好永远是第二位的，这类政府治下的社会总产出少于柏拉图式的政府，因而也是低效率的。官僚政府与专制政府还是有区别的，统治者不是专制君主个人，而是官僚群体，官僚之间在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存在相互制约，社会的福利损失可能会减少，因而官僚政府的效率可能高于专制政府。
再一类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全体公民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决策，政府的决策与公民的偏好之间从而建立起联系，政府行为受选民的约束。选民与政府之间还有个重要的中介——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集中和综合了选民的意愿，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政策，政府的决策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民主政府中选民的偏好能反映，社会总产出有可能达到最大化，因而是有效率的。但民主政府的效率带有约束条件：社会总产出与利益集团的竞争占用的资源量成反比。
公共选择学派对三种政府模式的区分以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率为重要依据，在这点上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分析集体的福利是如何增进的，这个目标是否实现，用帕累托最优作为标准，即“如果某个经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以致于一个人的状况不可能再变得更好，除非使其他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不再有改善的可能，”的时候。[39]公共选择的学术目标是研究理性的个人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借助政府决策，实现集体福利的增进。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实中的政府介于“巨物模式”与“民主模式”之间。从政府官员的角度，作为经济人，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有可能以权谋私，从而使国家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另一方面，现行制度下选民对政治家和官员又有制约，限制了政治家和官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消极后果。
公共选择学派在这里评价政府效率的标准是一个政府是否与尽量多的选民，或选民的尽量多的偏好相符。这时他们对效率的理解不是增长，而是切中民意，他们以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来定义效率，这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五国家的悖论与政府的失灵
国家不能抽象地谈论，不同的国家或同样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条件下，国家并不总是主动促进经济，提高国民的福利，低效的经济和不良的政府可能会存在。新制度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的悖论”，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存在着“政府失灵”现象。
1国家的悖论
“诺斯悖论”涉及的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所谓国家的自主性，是指国家“具有其自己的，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或政治体（polity）不一致的利益结构和逻辑。”[43]国家自主性的提出基于国家的非中立性质，国家并非抽象的实体，而是由作为统治者的官僚群体组成。作为一个组织，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经济人，统治者们有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由他们所构成的国家有自己的利益，遇到国家的偏好与市民的偏好不一致时，国家倾向与按自己的偏好行事。由于国家垄断了强制性权力，国家可以控制市民的偏好，把自己的偏好转化为社会的偏好。国家不仅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而且国家的自主性有潜在地与社会相分离的倾向，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即来自于此。在现代政治中，国家的自主性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集中在权力关系上，新政治经济学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对国家的自主性从个人动机给以解释，具有独特的说服力。
“诺斯悖论”反映的也是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诺斯认为美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政府的危害。”[44]政府行为并非只遵照效率原则，公平同样是政府做事的出发点，必要的时候为了公平，有可能牺牲效率。在存在权力竞争和政治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2政府的失灵
政府失灵首先表现为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民选的官员和政治家不是经济上的“阉人”，他们在参与公共决策时有自私的动机，不必拔高他们政治行为的动机。作为个人，政治家和官员不管其头衔多高，首先都不是为了追求正义，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的。“公共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都不可能成为政治家竞选和行为的最高标准。他们有可能不代表公共利益，而只代表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完全可能不顾公共利益。退一步讲，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和知识是有限的，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弱点。政治家和官员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备的，信息可能是不充分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公共利益，其行为的结果也仍可能走向反面。布坎南曾指出，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下，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函数之类是不存在的。
政府失灵的第二个表现是政府行为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官员行动时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政治产品过剩，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因为官员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政府行为的低效率还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一是立法对行政的权力制约无效。立法只涉及政府的决策规则，政治家很难确定官员在行政中的政策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二是官员决策的出发点是部门利益，官员的动机是机构规模的最大化和预算的最大化，结果使政府开支扩大，只有利于部门，公共福利却因此而受损。官员的另一方面的动机是减少个人的成本。避免错误，减少风险。其方式是故意把决策的程序复杂化，以使一旦错误发生，责任不是由特定的个人承担，而是由官员[46]阶层承担，实际上是由社会来承担，“在试图避免明显错误的同时，他们忽略了必须由公众承担的各种成本。”[47]三是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困难的，关于某项政策的边际社会成本在哪一点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往往很难以确定。
在现行的政府体制下，受经济人本性指引的官员和政治家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必然性。政府部门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公众作为服务对象，无法用“退出”的方式对抗垄断。政府官员利用垄断地位，抬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变相地谋取个人利益。政府善于做表面文章，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治家在进行政府决策时的着眼点不在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他们看待政策的是宣传效果，而不是实际效果。“一场大肆渲染的为节省几个美元而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元的复杂的政治机构改组计划。”对于官员，政策的舆论效果大于实施效果。政治家的利益与公众的情绪一致，而不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因为公众的情绪易受舆论左右。
另一方面，选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作为监督者的选民关于监督对象（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足，信息被政府部门所垄断。由于政府是唯一的，选民在监督时无明确的考核指标，也无法对公共部门进行比较。监督者又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的工作质量既缺乏热情，又缺乏经验，处于“理性的无知”状态。
政府失灵来自政府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一是政府部门中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的制度约束比私人企业松弛得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政府部门中的人们最有可能姿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官员越是进行合理行动，政府的膨胀可能就越严重。政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缺陷的问题，而是常常使问题恶化。“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时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出现了。”[48]二是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个人偏好的加总尚无有效的技术解决方式。三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各种政策措施之间有可能相互抵消，这会使其效力大打折扣。因此，把政府视为圣人，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来解决市场缺陷的想法是幼稚的。
市场失灵问题学术界已经盖棺论定，政府失灵也开始逐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界所认识，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总结较为中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为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放弃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呢？经济学无法回答如此深刻的政治问题；它全部能做到所有的一切是研究集体和市场选择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并指明各种机制(例如污染税或承担后果的法规)，在这些机制下，一只经修补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比纯粹的自由放任或无限制的官员的政治规则的制订的极端情况更有效率。”[49]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认为政府失灵问题并不象公共选择派所讲的那样严重，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时候，政府并不需要直接干预，只需要对产权做出规定，使得纠纷双方的权利明确，能够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解决纠纷，即把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可以恢复市场正常运行。他甚至认为，通过适当的产权安排，公共物品也能依靠市场途径提供，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新政治经济学谈政府失灵的依据之一是人的经济人本性，在我们看来，他们在这一点在哲学上并没有超出霍布斯的性恶论。霍布斯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50]霍布斯的契约论建立性恶论的基础上，认为在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中借助国家这一公共权威机构对人际敌对状态进行控制。霍布斯把国家放在绝对的主权者的地位，认为个人一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就必须绝对服从它。与霍布斯式的政治学传统相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进步在于指出国家不是神圣的，国家并不具有天然正确性，而是有可能犯错，对国家的权力必须限制。“布坎南的理想是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的原形是自愿的市场交换行为。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遍及于人类交往活动的很多领域，例如，人们排队买东西或等车时，虽然不存在什么正式的公式，但相互容忍的道德观念是存在的。”[51]
政治学从没有认为国家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圣人，古代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循环的学说表达的就是由于国家无法克服自身的错误而导致的制度更替，近代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对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其出发点就是权力可能被其执掌者所滥用。政治学传统的缺点之一是认定国家可以天然代表公共利益，尽管政体有变动，朝代有更替，但国家总是公意的化身。当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了这一理论假定，以之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合法性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的意义在于指出国家的出发点并不是公共利益，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取决于官员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政府的政策可能符合大部分选民的立场，也可能只代表少部分人的利益。更进一步的是，公共选择从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来指出政府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打破了官员无私，自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学神话。
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学说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从经济出发评价国家，包括从个人经济自由和社会整体两个角度。对个人经济活动国家是否有权干预，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大体上的一致：国家代表着社会整体，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经济自由会对社会整体带来损害，国家干预个人经济活动有了合法的理由。国家介入经济活动又会造成负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经济学界的争论由此而起，如何使国家的作用限制在既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又不致于出现政府失灵的限度，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的新课题，因而也是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新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是指明国家问题分学科单独研究难以深入，必须由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研究，国家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影响在研究对象上，用政府取代国家。在经济学领域，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严格区分国家与政府的程度，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所以经济学家更多的是谈论政府，而不是国家。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是它的主要内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方法论特征也与行为主义在政治学中的流行有关，行为"主义主张实证方法，认为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能够成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实体只能是政府。在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候，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是关于政府行为的，已经出现了“政府学”这样的准分支学科。当经济学进入政治学的“领地”，研究政治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学科的学术规范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新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政府乃至国家研究，都是一种深入，其学术地位是政治学无法取代的。这也再一次说明政府问题的跨学科性——它已经成为政治—经济问题。
注释:
[3]（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前言”，第4-5页。
[5]（美）加·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3-4页。
[6]（德）克·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第126页。
[7]FreeRider，指不付费用而享受某种待遇的行为。
[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页。
[10]王惠岩：《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
[13]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58页。
[14]（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5页。
[16]（美）罗·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1年版，第35-6页。
[18]（美）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版，第11页。
[2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1页。
[2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第60页。
[22]（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63页。
[23]（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35页。
[2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06页。
[2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4年版，第149页。
[26]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7页。
[27]（美）罗·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35-6页。
[28]《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14页。
[29]《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244-245页。
[30]参见（美）曼.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7—8页。
[31]《国家兴衰探源》，第81页。
[32]《国家兴衰探源》，第84页。
[33]《国家兴衰探源》，第85页。
[34]《国家兴衰探源》，第98页。
[35]参见《国家兴衰探源》，第85页。
[36]《国家兴衰探源》，第8页。
[37]《国家兴衰探源》，第129页。
[38]《国家兴衰探源》，第137页。
[4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0页。
[42]《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26页。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4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前言：在当代高校的经济学课程中，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宝贵理论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但是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二者在我国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二者理论渊源之间的比较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理论，二者在产生的时间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且马克思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考察，在普遍的经济学者的观念里，以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问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这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契机。而马克思经济学是在19世纪的后期，Y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被提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并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加入了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二者在理论渊源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二者科学态度之间的比较
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再权威的经济理论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但是，时代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而且不同的国家多面临的经济形势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应该在借鉴时持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一些内容是我国在借鉴过程中不能丢弃的，比如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尽管马克思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相比，我国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十分健全，因此，我国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二者经济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经济增长的微观层面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以价值作为理论的微观基础，以价值的补偿现象以及实物之间的替代作为主要的内容[2]。而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基础是价格，这与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前者将价值和价格作了明显的区分，而后者只强调了效用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区别，而对价值和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区别。
（二）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比较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容中，经济增长的速率的决定因素是工资和消费，其中，这种经济理论认为工资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的为工人提供工作的动力。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速率不仅受到利润率的影响，还受到生产技术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增长速率能通过利润等相关因素的函数进行表示。
四、二者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交集，二者的交集部分即认为经济效率的增长，不是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这一个因素，还与制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制度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二者都对制度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的阐述。
（二）制度的范围和内容重点
从制度的范围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远远大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二者对制度的研究范围包括正规与非正规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经济学对制度的界定排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这样的制度定义是相对准确的，因为如果将道德层面的因素也归纳与制度的研究范围，会造成很多的经济问题无法界定。
（三）制度的现象与本质
西方经济学是从企业的性质与交易的费用的等因素作为研究经济活动的着手点，并通过一些理论和假设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相关影响[3]。但是这样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并没有联系现象的实质。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的性质等相关因素的延吉u，既涉及到了表面的现象，更对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是经济学界的权威经济理论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二者都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但是却存在着一些交集与一些差异。通过本文对二者的理论渊源、科学态度、经济理论与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进行的一系列的研究，希望能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学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吴易风，朱勇.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15，（04）：32-40+97.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6
关键词：企业理论；产权结构；比较研究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现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企业制度的认识，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的内容之一，生产的进行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演变。
(一)企业的起源
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说明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社会分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各产业之间的分工，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分工。二是生产某一产品之间的分工，这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与企业的产生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使生产者彼此独立，每个生产者只是专门生产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这种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工具专门化，从而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只有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就是因分工与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实现协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起点。因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的客观要求产生了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企业的出现又实现分工与协作的统一。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与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形成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因有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而不断得到发展，企业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向其高级形态演进。
(二)企业的性质和功能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并能利用分工、协作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好处进行生产。企业是因社会生产需要出现的，不进行生产的组织就不是企业。当然，这是就企业的最初形式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只生产物质产品，从事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也被纳入企业范畴，但这并没改变对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质和功能内涵的进一步扩大。
从生产角度来定位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界定。企业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不会因为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而改变，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属性，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研究企业理论。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关于企业的一般理论；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制度，其经济性质由产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企业的不同经济性质，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一组织怎样提高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在不同条件下应建立怎样的产权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理论的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受企业产权制度制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为了使企业发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从这一意义来讲，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最终要落实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
马克思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二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一，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要求。当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确立主体地位后，企业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资本的最低限额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单个资本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为解决企业扩大规模需要大量资本的问题，企业产权结构逐渐由单个业主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制产权结构演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马克思遵循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对单个资本数量要求提高，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思路来揭示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原因。从最初的单个业主制企业，发展为合伙制企业、工厂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决定产权结构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大突破单个资本数量的限制，从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变化，企业也从个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其次，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复杂化。因为产权结构变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并不是资本使用者，而实际使用资本的，又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产权关系就必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从而在企业中就出现委托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及委托关系，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理论最具影响力。
(一)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
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是科斯的企业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科斯从现实世界出发，以现实世界中存在企业这一组织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在生产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这一界定，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价格机制和企业这一组织(企业家)都具有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是由企业家来协调?对此，科斯把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控制别人和指挥别人，他必须支付给别人多于这些人在价格机制下所能得到的报酬，目的是能指挥这些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赚钱，而不只是付钱。企业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通过价格机制的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生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都会构成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些成本。当企业出现时，虽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可大大减少。通过一个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一定限度就是对企业家指挥生产要素权力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结论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如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企业家必须在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因为企业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回到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状态。
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的性质做出界定：企业是一种协调机制，是一种能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组织。企业能存在是通过企业(企业家)的指挥协调，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来进行生产。当企业不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生产时，这种协调机制又会让位于市场价格机制。把握科斯企业理论的要义，一是企业是否是一种具有与市场价格机制同样功能的生产协调机制；二是企业是否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协调生产。科斯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对企业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业理论。
(二)阿尔奇安关于团队生产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
阿曼·阿尔奇安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写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理论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释是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是从像企业这类组织的内部还是通过市场获得更好，同时还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第一，关于团队生产的问题。阿尔奇安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就是一种专业化合作生产或是团队生产。作为团队生产，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二是确定对要素的分配报酬。如果报酬不与生产性努力相对应，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为负相关，那么该组织将遭到破坏。阿尔奇安认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问题，在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交换中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差，报酬和生产力之间仅是松散地相关，那么生产力将较小；但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很好，生产力将会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阿尔奇安重点分析了企业作为一种团队生产的特点。由于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被观察出来，一个团队给市场提供的东西可能被当作这个团队的而不是这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考核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种成本呼唤新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没有成本就能观察到团队中各成员投入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成员会有偷懒的动机。但由于互相监督必然会带来许多成本，所以当每个投入所有者作为团队一份子而工作时，他会有更多偷懒的动机。要克服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就需要有很大的监测成本。所以，怎样才能降低这种监测成本，就成为团队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阿尔奇安认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业的效率最高。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是：“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定有权力修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和激励，同时没有必要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因此，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的团队成员不仅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而且赋予了他改变该团队的个体成员资格和行为的权利。当然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退出该团队)，但是只有这位监督者可以在不必终止这个团队本身或他与这个团队的联系情况下，单方终止任何其他成员的成员资格，并且他能单独决定扩展或减少成员人数，改变成员的成分，或卖掉这个团队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正是这个全部权利的集合定义了古典企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所有权(或雇主)。”因此，古典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他有着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签订契约的权利，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强了对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所有者偷懒行为的监测能力，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的专业化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组联合投入的团队生产，当由一个中心缔约人和许多投入者签订一个双边契约来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边契约时，就形成能促进团队生产的有效组织，这就是企业。二是团队生产的优势在于联合使用投入资源的产出要比分别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出总额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联合投入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质，增加了评估每一位投入者边际生产力的成本。这就要监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产力，以使边际生产力与投入成本相匹配，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因此，出现企业内监督生产的问题。三是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使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业不仅是更有效地回报投入的一种设置，而且是在投入资源的集合之间加强竞争的一种设置。企业被认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市场，我们可将企业和普通的市场看做互相竞争的市场类型，私人所有的市场和公众的或公共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第二，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阿尔奇安首先对认为现代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疑义。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小股东数量的增加，持股进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没有哪一个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这种股份的分散，实际就是所有权从控制权中分离出来。阿尔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们具有的知识也越多，这有利于知识的专门化，这会对企业带来好处。如果管理集团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对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所有者对自己的利益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阿尔奇安认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对价值后果的承担已与决策者的有效控制分离，股东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这一结论，阿尔奇安用现实中的现象来提供支撑。他说：“既然存在着公司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我们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层管理者关注的股东们为什么还要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许经理日益背离股东利益所加在股东头上的损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优势所抵补并且有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所有权确实不断分散这一事实并不会支持这个一般论断，即在这样的情境中管理活动与股东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尔奇安的结论是：在大的、所有权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员的行为和报酬的类型与小的、封闭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监督与更改权的费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公司里的股东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来说，这些效应会反映在预期行为中，从而会在初始资本投资的评估中或专业化转让股份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股东不会是得益较少者，他们的财富也不会缺少安全保证。阿尔奇安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中存在一个长期的、一般的劳务契约，这个契约无须在每次更换劳务类型时不断地重新谈判。不能把企业作为单人运行的机构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个机构内不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竞争这一重要的因素。企业内部的彼此竞争、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表明，这些竞争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一个将市场内部化了的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部门执行筛选雇员、技术和新产品的建议等职能，如果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在外部进行时，很明显就是市场的功能。但当这些职能在企业内执行时，竞争的市场力量就被掩盖在表象背后，并经常被分析者错误地忽视。从行为分析的目的来说，比企业兴衰更重要的是企业里个人的兴衰。我们可把企业看做一个市场，企业里的个人都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为在这个企业里是缺乏竞争。
在阿尔奇安的企业理论中，关于公司管理与产权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司股份的进一步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者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所有者可对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二是传统的个人产权、市场和竞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在所有权分散的公司里，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企业之间的管理者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同样会对公司的财富增长带来好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会失去这种优势。三是在不同的产权类型中，关键要看股东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权是否分散。在股东权利价值不能资本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企业高成本转移利润的现象。如果在股东权利价值可以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就具有关心潜在的资本价值效应的动力，经理也会具有关心资本价值效应的责任感。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他们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比较
在企业起源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一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重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说明企业这一组织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分工与协作创造生产力。其一，分工从生产专业化、工具专业化、操作专业化的角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可把为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环节的分工集中起来，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效率来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其二，协作从生产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产综合效率。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制度，众多生产者的协作生产可完成靠个人的能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协作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要大于单个生产者进行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是生产性。从这一性质看，企业与市场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因此，企业与市场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起源，他们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有企业的原因，科斯强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种方式。事实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也是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把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也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对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企业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和行政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企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可完全取代市场，企业可以与市场并存。采用企业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关键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采用企业这一形式来组织生产，其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完全用市场这一无组织、无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有缺陷的。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研究市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企业制度，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论证了企业这一组织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从共同点看，企业能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必须开展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从不同点看，必须对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企业问题。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企业性质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还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从生产性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与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具有的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这一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得出企业与市场是取代关系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不同界定，能对企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认识。既要从生产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也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既要从企业内部生产的特点来认识企业，也要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上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要求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出现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产权利中包含的各项权利出现分离。当企业实行法人制度后，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更加彻底，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仅不是一个主体，而且还具有多层次的关系，使整个产权关系涉及多个经济主体。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就会在企业出现委托关系。经理层成为企业委托关系的核心，它是连接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中间环节。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使所有者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所有者，资本本身的职能也越来越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而由经理层来承担。产权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及企业经理层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高度注重和研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价值；价格；卖方价格；买方价格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23-05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在2011年1月中央党校组织百位学者探讨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会议上说：“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后来大家就放弃了。后来又提出序数效应论，序数效应论就没有逻辑问题吗？同样有问题，人和人之间不能比较，东西和东西之间谁重要谁不重要可以比较吗？放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人、不同东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比如烟民抽烟比吃饭还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馒头、大米和面条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放在一起比呢？……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
笔者不同意林岗教授这些观点，并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关于“效应论（指效用论――本文作者）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据我所知，史实不一定是这样的。18世纪，西方功利主义者就提出“效用”概念，当时是作为制定功利主义的某些社会政策与宗教教义的依据而研究的。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将其引入社会科学，引起了当时一些经济学者的重视。再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推广本瑟姆的效用概念，用以解释消费行为，从此逐步发展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再说，即使“效应论就是创造出来消灭劳动价值论的”，难道我们由此就可以拒绝批判地吸收，使其为我所用吗？难道有人造了一门大炮，准备消灭我们，我们就不能吸收他们的造炮技术，并创新发展其技术，造一门更先进的大炮来还击他们吗？这样简单的道理，居然也搞不通，岂不令人奇怪！可见，拒绝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传统观点，其传统力度之深之大绝非一般。如果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有人主张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必会迎来灭顶之灾，绝非戏言。第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效应论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不同人的效应怎么加总呢？不能加总，不能比较，还有什么用呢？”对此，请问：（1）难道“西方经济学领域自己的人都说这个理论不行”，我们也就应该相信这个理论不行吗？（2）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只能说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有一部分人说这个理论不行，但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绝对不会这样说，否则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3）也是最重要的，则是效用究竟能否计量？能否加总、比较？也许这才是我们应否对西方的效用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的焦点，对吗？此外，即第三，关于“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心里是清楚的。”我认为西方经济学者对“效用”是否可以计量、比较，分为两派，一直争论到今天，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成为经济学中的一大难题，犹如数学中“哥德巴赫猜想”，因此，如果把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抽象了，先不谈它，问题不就可以明白了吗？
下面笔者就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管见：
一、西方效用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批判地吸收
我主张应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向来是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否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一直争论到今天。我国目前有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的。一种是想用“抽象使用价值”或“劳动效用论”来代替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体的客观属性；效用是人们在消费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需求的满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观属性。二者不得混淆，也是无法相互代替的。劳动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劳动不能创造效用。所以，“劳动效用论”是无法成立的。使用价值向来是具体的，把具体的使用价值抽象了，使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世界上不可能有抽象的使用价值，那不过是主观的幻想罢了。因为把具体的使用价值都抽象了，剩下的不就只是没有具体的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了吗？难道世界上有不是具体椅子的椅子，或不是具体学校的学校？所以，他们只不过是想另起炉灶，反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结果只有失败等待着他们。另一种就是绝对拒绝效用理论，林岗教授就是其中代表之一。还有的人则认为谁想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谁就是“试图架起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桥梁”。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机关刊物《当代经济研究》近年有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些文章是把价值和价格两个不同质的东西混在一起了（详见下个问题）。绝对拒绝效用理论的同仁们只看到效用价值论的错误，没有看到西方效用理论中的有用部分。他们也不明白效用的性质虽然是主观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对效用曾经长期作了研究和应用，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他们对效用的理论分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对效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又做了错误的解释，这些都是非科学的。因此，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他们的效用理论，不应绝对拒绝。固然，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不是一件易事，但我们必须迎头而上，科学道路是不平坦的！
二、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
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前人从未提出过，更未曾论证过。在西方经济学中，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效用计量问题的争论。19世纪许多功利主义者笃信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实际存在，并力求直接用基数加以衡量。但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研究，直至今日仍不得其解。于是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干脆拒绝和放弃基数效用论，而提出用序数效用论来代替，认为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只要消费者是否更加偏爱于商品的某些需求，即有“a比B更受偏爱”的陈述方法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我们知道a比B究竟偏爱多少，而且还认为即使不提效用概念，也能够容易地描绘出一般性的曲线，因而只需要这种“序数效用”的陈述就够了。果真这样的话，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定会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价格论了，不可能有实用价值，从而也失去其理论存在的现实意义了。因为现实经济生活要求价格必须是明晰的。
可见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之争，实际上是效用计量单位未能解决的必然结果。如果能够找出效用的计量单位，基数效用就可以成立了。所以，效用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在经济学上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的论证主要谈三点：
（一）具体效用和抽象效用
效用就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需求的满足，即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需求满足。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十分具体的，这些具体的使用价值都会在一定形式上，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带来具体的需求的满足，例如衣、食、住、行、信仰、文化、艺术、学习等的需求满足。把需求满足的具体形式抽象后，就会成为抽象的或一般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所以，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具体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则是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的，将需求满足或效用的具体形式抽象后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或效用。把生理和心理再概括为生命机能，那么，具体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具体的特殊的需求满足；抽象效用就是人们在生命机能上得到的一般的抽象的需求满足。
效用的计量必须要以抽象效用为计量单位，因为具体效用是无法统一计量的。
（二）效用或边际效用可用小时为计量单位的理由
价值是由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抽象劳动归根结底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或生命机能的一般支出或消耗。价值是由这种支出或消耗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的。效用或抽象效用则是购买者或消费者在使用或消费商品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效用也可由这种一般需求的满足量以时间为单位来计算，即购买者或消费者在商品的使用或消费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或生命机能，在1小时中所得到的一般需求的满足，为效用的1单位。
效用在具体的计量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一般需求的满足，有简单的需求满足和复杂的需求满足的区分，正像一般的劳动支出有简单的劳动支出和复杂的劳动支出一样，在计算时均应将复杂劳动或需求折算为简单劳动或需求来计量。再如，同一的简单劳动支出或同一的复杂劳动支出，有强度差别的问题或质量差别的问题。同一的简单需求满足或同一的复杂需求满足，也有一个强度问题或质量问题，计算时均应将较高的或较低的强度或质量折合为一般的或中等的强度和质量来计量。
既然商品的效用是可以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那么商品的边际效用也是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因为边际效用就是增加消费1单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得到的效用。只不过边际效用存在着递减的趋势。
（三）补充的话
第一，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断及其论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在我的《批判地吸收“效用”和“边际效用”》一书中基本上都已阐述过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教授还为该书作了《序言》，指出：“这本著作有较重要的学术讨论价值，发表后可能引起一些争论，这是正常的。学术上的争论必会繁荣经济科学，真理越辩越明。”后来，在我的《经济学原理探索――兼论中、美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一书中，以及最近（2011年）出版的我的另一部新著《价格、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学终结》中，均有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参阅。
第二，我的效用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论证，其实只不过是学习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和论述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效用理论的批判地吸收上。因此，我坚信是正确的。
三、效用和使用价值不得混淆
（一）效用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和联系
我认为效用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满足；使用价值是效用的物质基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使用价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观属性，效用是商品消费者或人的主观属性。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曾做出过独特的杰出的理论分析和贡献，特别是他从劳动二重性出发，分析并提出了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论断，意义深远。
（二）西方经济学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各自只重视使用价值或效用二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又从各自的观点混淆了二者。西方经济学把效用等同于使用价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价值，从而抛弃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否认使用价值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了商品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及劳动的二重性。结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坚持认为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片面观点；还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用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需求和效用，以求经济的发展；最终反而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越陷越深，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这次国际性经济危机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下降趋势必会有一天要导致西方经济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从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边缘化，历史就是这样或将会是这样无情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混淆了二者及其后果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从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们把使用价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价值代替了效用，从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结果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陷入了坚持商品的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另一种片面观点；并在指导现实经济中就产生了片面重视生产忽视需求，而最终成为了导致计划经济世界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计划经济的价格理论指导下，把价格中的效用的货币表现抛弃了，把消费者的需求在价格中的作用抛弃了，其资源配置的价格调节怎么会不是重视生产，忽视需求呢？怎么会是科学的呢？经济怎么会顺畅快速发展呢?何况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还是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通过经济计划和计划价格为主来进行调节的，必然使经济雪上加霜。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方面许多产品生产过剩，积压在库，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又短缺难求，只得凭证购买，走后门购买，排长龙（队伍）购买……种种怪现象丛生，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计划经济怎么会不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会不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被冷落或被边缘化呢？当然，这里论证计划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四、效用和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科学化的最根本的基石，也是马克思给经济学做出的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将永世昂立，科学长青！然而马克思的价格理论确有一定的片面性，值得商榷。同时科学的价格理论又与效用理论有一定的密切关系，现在就谈这个问题：
（一）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
1.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和经济学者的责任
价格（广义）应区分为卖方价格、买方价格与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这是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他价格形式都是这三种基本形式在一定条件下派生或延伸出来的。而在这三种基本形式中，更以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为价格基本形式中的最基本形式。
现实经济中习以为常的讨价还价的买卖活动，正是价格（广义）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的依据。假定某一商品，卖方的讨价或喊价为10元，这10元就是这个商品的卖方价格；买方的还价假定为8元，这8元就是买方价格；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假定以9元成交，这9元就是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价格理论必须全面反映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客观现实，必须全面反映这种讨价还价的实践活动，否则价格理论及其定义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是为实践证明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济学者的责任是从理论上如何论证这三种价格的本质区别和联系，及其存在或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否定这三种价格的存在。因为这三种价格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主观是无法否定的。
2.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中没有价格三种基本形式的区分
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中，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因而他的价格定义的表述一般说也就只有一种价格定义。这个定义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都是知道的，马克思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姑且不分析马克思这个价格定义是否科学，是否对。即使是对的、科学的，那么这个价格定义是指卖方价格呢？还是指买方价格？或是指成交价格，即指价格狭义的定义呢？或是指价格广义的定义呢？人们就很不好回答了。因为即使是指其中某一价格定义，而且又是对的话，那么，其余的价格定义又是什么呢？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种价格的基本形式的定义及其理论，是不符合上述价格的客观现实的，是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所排斥或否定的，是不科学的。价值价格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事关整个经济学是否完全科学，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经济学界同仁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克服马克思价格定义及其理论的上述缺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其更科学、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
（二）效用与价格或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区别和联系
笔者认为卖方价格的实质是价值（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卖方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买方价格的实质是效用（指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而形成的效用概念），买方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的实质是价值和效用的统一，成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和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统一，也就是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的统一。因此，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实质是不同的，有差别的，但三者又都是各自的实质的货币表现形式；三者的各自的货币表现形式，就是三者的共同点或相互联系的地方。可见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立论，正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同时又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而构成的新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的价格定义及其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格定义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他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更没有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定义；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价格定义，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是效用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区分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及其定义。虽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提出过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遗憾的是马歇尔的供给价格是以生产费用论为涵义的，他的需求价格是以唯心主义效用论为涵义的，而且他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是建立在供求决定价格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是不科学的。马歇尔也没有提出过价格的三种基本形式的论断，也就不可能从价格理论的完整体系的深度去考察和研究它。
结束语
以上所述还不可能包括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理论的全部内容，若有机会还可以继续探讨。但由此也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科学的效用理论是科学的经济学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元素，或者说劳动价值论和科学的效用理论，都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效用理论，已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或原理的关键！我们必须重视它，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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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lyabsorbthewesterntheoryofUtilityandDevelopmentofmarxisteconomics
――DiscussionwithprofessorLinGang
tangSi-wen
（Collegeofeconomics，Capital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Beijing100071，China）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8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9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篇10
论文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各高校普遍偏重于理论教学而忽视课程实践教学，课程实践教学是理论知识深度拓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高校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的瓶颈及创新模式进行探索，以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在实践中能对经济学原理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课程实践是培这一能力的有效手段。
1、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教学内容中有大量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图形和数学推导的公式，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比较少，对这些抽象的概念难以接受，大多数同学出现听不懂，学习吃力并失去兴趣。通过课程实践教学，可以提高一些知识点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相关概念的深刻理解，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加深对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因此，课程实践教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其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均与现实密切相关；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也与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要学生学好并熟练掌握这些理论，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可以将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机地结合，大大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3、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而且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课程实践实际上就是要强化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积极把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帮助学生养成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习惯。只有通过课程实践，才能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得以培养。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制约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其课程实践教学开展较为缓慢，许多高校依然滞留在理论教学层面上，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约。
1、观念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
长期以来，一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一种误区，一直采用纯理论教学模式，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原理可以通过图表和公式推导实现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主观认识上，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课程实践弱化现象，导致教学计划上未安排相关实践课时，即便少数学校在教学计划安排了西方经济学实践课时，实践课时也很少。这种主观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导致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环节难以开展。
2、课程实践教学实施途经难。
虽然高校面对人才培养新形势要求，不断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突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依然存在难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没有适合西方经济学的实践软件，与其他专业课程比较而言，缺乏实践的平台，无法实现实验室教学；其二，西方经济学多位合班课程，并且同一学期多个专业同时开课，人数之多给课程实践带来难度；其三，理论教学课时与课程实践课时冲突，难以合理安排课程实践。
3、缺少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目标。
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抽象概念多、公式多、理论多，综合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宽，其实践环节的设计比较复杂，而且难度也较大。目前，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中，还没有形成优化的课程实践方案，实践环节和活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落实到实处，实践教学内容还没有细化的各章节，这给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实现的模式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是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可以做实践的，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是相辅相成。有关实践的模式研究有很多，纵观以往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用三种模式实现：
1、课程的认识实践。根据教学计划要求，相关章节内容安排学生认识实践，比如，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章节中，可以安排学生到社会实践中了解一些产品价格水平，了解企业生产状况、成本状况以及销售状况，通过认识实习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学习热情。认识过程在课外进行，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总结交流在课堂进行。
2、课程的调查实践。调查实践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深度理解的过程，教师依据课程大纲要求，规定内容，学生分组开展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例如，学生可以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地方GDp的构成及增长趋势、通货膨胀效应等进行调查分析，切实做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分析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过程在课外进行，交流安排在课堂进行。
3、课程的研究性实践。研究性实践教学是将西方经济学中的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通过教师命题或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分组专题研究。例如，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的专题研究等。研究性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研讨在课堂进行。研究性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秀芳，涂宇清，华钧，秦海英：研究型大学经济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探讨，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