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方法篇1
一、日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对“保护”进行了定义：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建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
对于文化遗产（日本统称“文化财”）的保护主要可以分为静态与动态两种。就静态保护而言，对于建筑、风景等物质遗产（日本称之为“有形文化财”）更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财”）更多要进行活态保护，活态保护故名思及就是要保持文化遗产本身的活性，要是“活”的保护“活”的文化现象。就命名来讲，日本的名称更具有人文关怀一些，遗产是遗留的财产，更强调时间性；而文化财指的是一种文化财富，更强调其现实价值。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也是世界公认的文化遗产保护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160余年里，日本引入了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同时也很好的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节庆，生活方式、手工艺等有特色的文化现象，这应该就是“活态”保护。尊重文化遗产本身的特点与规律，同时要注重传承与可持续性发展。这一切的基础都是经济问题。如果文化技艺传承人不能够依靠自身的文化技艺生存，那么就无法进行活态保护。日本在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1]，与有形文化财对应提出了无形文化财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靠载体即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中国的保护现状来看，仅有少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得到传承人，其根本原因依旧是经济问题，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依附于当地特有的文化生态而存在，脱离了这种生态即失去了活性。
《中国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保护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其独特的活性。
二、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针对“活”的保护方式，其核心部分是文化本身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最核心的部分是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日本称为“人间国宝”），近年来，中国对非物质遗产的发觉与保护越来越重视，也应运而生了一批“传承人”，无论口述文学及语言、表演、手工艺、传统礼仪、节庆等，都不仅仅需要文字或者图像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能够理解其内涵的人作为传承载体。也正是如此，纵然有许许多多的传承人，但这些年来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效果却未见有任何进展。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曾经在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渐渐消亡；一些传统工艺生产规模缩小，市场萎缩，处境艰难；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变化，一些民间艺术不再被人欣赏，有的传统习俗再慢慢消失；青年一代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不愿学习继承；那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门庭冷落，而这些民间艺人大多年事已高，如不及时传承，则会使这些“绝技”随着他们的去世而失传甚至灭绝。[2]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应采用二分法来看：
一面是得到政府支持或有市场价值的“非遗”。跟风式的“开发”传承人。许多人对于“非遗”的重视更多还是由于政府在保护方面给予的经济支持，既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不是简单的仅仅学习技艺，更重要的是要知其精髓，明其文化，懂其渊源，一窝蜂的集中“开发学习”出来的“传承人”对非遗保护并没有更多正面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没有太大消失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还没得到政府支持或已无法适应市场的“文化现象”。文化现象脱离了其产生的土壤是难以为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大量脱胎于农耕文化的非遗的生存发展空间在迅速的缩小。前面提到过，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生存”问题，由于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另谋生路。从经济角度来说，这样的文化现象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社会生活，对于经济已无更多存在意义。但是，这样的现象从文化角度来说，则更加难能可贵，这是一个地域，一个人群，在某一段时间的生存印记。在文化与经济出现矛盾时，政府的政策导向应及时发挥积极作用，采用补贴式抢救类似的文化遗产（输血式抢救保护）。
在日本，艺术家一旦被认定为“人国宝”就意味着其技艺及作品广泛被社会所认可，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的认可。“人间国宝”艺术家每年可以从政府领取200万日元，约合122000人民币的补助金，由于是补助金，所以资金的去向必须向政府报告。在相对完善的保护及帮扶体系下，日本特有的传统艺术“能”、“歌舞伎”、“狂言”、“讲谈”等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与发扬。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去过日本的人都能感受到日本整体社会对于文化的仪式性以及生活的仪式感相当重视。就好像茶道，剑道，柔道等，一切不仅仅是技艺，更多的是一种方式，一种道。因此，日本对于“人间国宝”的认定异常严格，从1955年至2004年间，仅有145人被认可。在保证了技艺的传承的同时，保证人间国宝的稀有性。
三、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选拔
自幼我们的课本中这样描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文化遗产方面，也是这样，正因为人口众多，才保证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从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遗保护情况来开，人口众多，依旧保证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理由依旧是钱的问题。因为没有直接有效的经济利益，许多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无法保存亦无从考证。稍好的，留存有影像与图片，但是非遗更多的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且文化会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不断演化，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层面，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真的成了“遗产”，不再有生命力。
保持文化生命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保证这个非遗有足够的市场，有人愿意消费这种文化产品。如海南黎族的织锦，虽然还有一些黎族妇女可以制作，工序也并不非常复杂，但是，市场萎缩，需求很低。通常一条黎锦领带要织一周左右，但是，公社收购价格也不过20-30块。久而久之，技艺持有人们对于本身所持有的技艺的热情也会降低，现在，黎族人也愿意自己的孩子出外打工，而不是继承自己的手艺。原因很简单，打工挣钱多。现在看来，黎锦并不是什么稀有物品，但是，如果某一天真的只有几个人能够织的时候，就自然会变得稀缺。反过来说，如果能够因为变得稀缺而得到重视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实际上，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这样的技艺的消失已经习以为常了。
四、文化财的开发与效果
日本在1995年确立文化立国方略，文化市场成为日本发展潜力大、增长速度快的重要经济领域。
旅游业是日本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虽然日本是高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但同时又保存着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存。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2014年上半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6.4%，其中中国大陆游客增长了88.2%，总人数为100.92万人，位列第三，排在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后。今年是中日之间敏感的甲午年，去年年底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中国赴日游客大幅增长。[3]中国游客到日本看的必然不能是高楼大厦，因为中国的超级大城市的规模与硬件发达程度已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都市，而是去看日本的传统或者说，日本保存着的我们的传统。这也体现出了日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以开发为基础和最终目标的，而中国的保护则是以保护为目的。这也就造成了我国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发掘无法衔接，最终造成许多大力开发的文化资源很难产业化，从而收不回投资，更无法以此来保护其他文化资源，长此以往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热情就会逐步消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资源产业化上，则更加明显，纵然不说没有被发现的，就算被发现且被国家认可的文化遗产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与产业化。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五、文化扶贫中值得借鉴的经验
1、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非遗普查方式的调整。
应将主动普查制度结合自主上报制度，并且减少地方文化关于对于本地文化遗产（资源）的评价。这其中原因有二：
其一，由于交通条件恶劣与文化环境差异，目前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遗产普查相对较差，国家专项资金也无法深入到各贫困村镇。具体来说，由于绝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交通都较不方便，想要深入比较困难。但是，这也有助于其保存某些地方风俗的完整性域纯粹性。文化差异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给予了当地特有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阻碍了现代文明对其进行探索。
其二，地方文化干部通常为本地人甚至是本族人，对于本地文化资源过于熟悉，过分熟悉在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上是一把双刃剑，熟悉可以使发掘划归生僻文化资源更容易，也会使人本能的忽略许多“习以为常”的文化财富。而且，许多地方文化干部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受过教育的文化干部尚且无法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正确判断，更何况没有受过教育的文化资源持有人。
无法正确认识和对待身边的文化资源才是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最大问题。因此，不仅要被动的进行调查，还要激发当地居民自身上报的积极性，使其对自己持有的文化资源更加敏感，对自己的文化更有自信。
2、明确文化遗产持有人与传承人
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且人口数量大，民族众多，并不能对于日本文化财保护的方法进行照搬。借鉴日本人间国宝的方式，明确个级别重要文化遗产传承人。但不能完全照搬由文化部同意审批管理，要逐级管理，就像现在非遗的分为地方级与部级一样。我国现在只对技艺与活动进行了分级，并没有关注人本身，这也是现在地方对于非遗保护不力的另一个原因――找不到正统传承人。与其向社会广泛招学徒，不如深入挖掘自身优势。在相同文化背景下，更容易接受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在认定非遗传承人之后，非遗传承人应有特别的权利：
1）署名权
作者有权在其作品上署名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是一种版权的象征与认证，在非遗作品进行消费时署名权不仅仅代表著作权，同时也是一种品牌标识。
2）传承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传承权，是指传承人有权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承给自己选择的传承人。
传承权的内容主要包括：
a.选择新传承人
为了让文化遗产更好更广泛地传承与发展，下一代传承人的选择并不限制但也不排除在家族范围之内或民族群体之内，可以由传承人自己选择有天赋和适宜继承的人选。
B.选择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完全依赖个体行为的某种自然性传承延续，最典型的就是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而今，必要时需要文化部门及社会力量如社会团体参与下的传承方式。对于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具体采取哪种传承方式，由传承人决定，但是，当传承人无法决定时，文化部门也应该给予建议与推荐。
3）衍生权
传承人也并不是仅能机械性地重复遗产本身形态的人，而是持有者或占有者，他懂得其中的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是最可能根据现今社会状况（前提是传承人与现代社会接触足够多）创作出根据非遗改变或者衍生的文化作品（产品）的。
3、开发与抢救并重
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市场化的时候就需要人为的通过对市场的调查与分析，选出比较有市场价值的与不具市场价值或价值较低的。市场价值较高的，要着力进行商业开发如旅游、演出、展示等。对于市场价值较低的则可分为两类，一类由政府出资进行抢救性保护，另一类则可依靠有市场价值的文化资源开发后的盈利进行保护。
传承人或原始材料提供者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政策支持的权利。传承人有权从国家、政府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和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应该为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提供所需的场所、条件和环境。[4]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角度来看，传承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传承人的义务。在传承人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或知识，也是这个民族或地区历史发展的精华，既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地区存在过人类文明的活的证据。传承人都应该完整保存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依法开展展示等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有条件的传承人还应该留下口述史或书面著作。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规定了比一般的代表性传承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传承方面的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核心内容。在传承人不能主动履行传承义务的时候，文化部门应采取有效的抢救保护的方式进行强制传承。
4、提高青少年对本地非遗的认知与接受
对于符合地方习俗的文化遗产应带有强制性的让青少年进行接触与学习，也就是非遗进课堂。永新县算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里面做得比较好的例子。在经过多年的整体培养后，学生们对于书法有了自发的热情，这是中国非遗保护的一种理想状态。对于这样的传承，才是对于书法及各种非遗的最好的保护方式。把非遗传人请进校园，把非遗技艺送入课堂，旨在进一步激发孩子们对非遗精湛技艺的关注和热情，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进一步提升瑶海非遗的社会影响力，从而为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传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将非遗文化引入课堂的做法不仅使非遗文化得到了传承，同时为非遗文化元素产业化培养了人才，使非遗文化元素产业化平台充满了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神州民俗2012（188）
[2]《浅谈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研究》山东大学
[3]朱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及法律制度》2008年
[4]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5]川寸恒明《文化财政策概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开展》东海大学出版社2002
[6]铃木良《文化财与近代日本》山川出版社2002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2
【摘要】通过对近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文献的分析，文章概括出基本研究框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特征、意义、现状和保护方法、措施等五大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通过总结国内各科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一定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献概况
通过对国内权威知识文献库（中国知网）的搜索，检索到近十年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章约39634篇（包含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并且随着时间推进而逐年增多。通过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的分类和统计可看出，在保留和传承方法上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教育政策措施研究较多，而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是遗产发展研究的趋势和重点，研究的学科涉及较广的是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建筑学和法学等。
二、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如陈华文和普丽春等学者从不同时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理论、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也有王冉、柏贵喜、黄文等众多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不同民族遗产保护的个性到共性进行分析探究。
三、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研究内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范畴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根源于联合国2003年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其定义和内涵的界定。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内涵是总体上针对的是整个国际社会，要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站在本国的角度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挖掘。而连冕、刘玉清等认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行为文化。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价值研究
国务院从2006年起，设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可看到我国日益增加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总理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王宁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不同难度，保护过程中要注意其高度的个性化、传承的经验性、民族性等特点。张世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研究
田阡认为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我国建立科学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依法保护的道路。乔晓光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自觉，民俗流变冲击大。且政府文化部门缺乏对民族文化资源整体价值的评估，缺乏文化规划。汪立珍认为取得一定成绩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了第一批六个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同时，建设全国首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将有关文字、音像、图片和实物资料运用数码技术、光盘等现代手段加以保存，经验值得借鉴。
（四）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措施的研究
1、不同部门承担保留研究
（1）政府立法研究
我国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并探寻民间法规中有效的保护规则。黎明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法律制度的渊源：《宪法》，《民族区城自治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和法规，部门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体规范，国际条约。马洪雨，姚艳等探讨了民间规则和公众参与对保护非遗的可能性，提出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立法并应挖掘和研究民间规则以弥补法律。何星亮，李宗辉等认为知识产权法使拥有遗产的团体或个人获得一定的权益，并适当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利用，显现非物质遗产的经济价值，从而避免遗产的灭失。姚艳，郭璠则对该问题做出了实例研究。
（2）政府做好普查、建档和名录申报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要是做好普查、建档然后才是进行不同级别的名录申报工作。金文杰认为档案工作：一方面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利于其保护保存，一方面也利用了档案本身的特质体现民族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彭梅玉，徐开芳等认为做好普查，建立各级保护名录，有助于查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并对不同分类的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商业利益的驱使，使许多“申遗”项目在保护措施健全之前便受到损害。覃美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整理等一系列程序以及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都应以《档案法》为行为准则。
2、政府及民间做好教育传承
教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张卫民，黄文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形式分为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同时我国非遗教育工作主要内容有：构建非遗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材内容体系、教育活动组织形式和师资队伍五方面。而孙露晞，张血玲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幼儿教育课程开发做了初步阐述和尝试[28]。普丽春认为个人、家庭、社会和学校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四种不同形式，各形式又互补，构成完整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渠道。
3、在发展中保护
（1）宣传保护
媒体宣传促使人们内心深处产生文化认同和保护意识，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路径。政府要在宣传方面起主导作用。蔡群，任荣喜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数字化保护技术越来越先进，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保存记录，还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广泛宣传。
（2）产业化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介入较多的产业是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李昕提出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可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遗产，可经营的非遗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徐赣丽认为旅游业具有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可能性，旅游有义务有条件保护资源。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的地方，旅游开展越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与民俗旅游开发等产业经济形式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及争取资金，降低保护成本。
四、结语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正在广泛深入展开。从研究趋势看，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多样化，研究内容更实证化。未来应该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保护发展的思考。
不足之处是研究的学者多为民族学，社会学或教育学专家，其他领域学者介入较少，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的理论分析不够，很多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价体系较少。定量分析做得不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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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的方法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自2011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
在理论界，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私法角度进行探讨，例如，从知识产权视角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从宪法保护角度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虽然在2011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还不足。本文拟从宪法保护角度，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分析并提出浅显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的价值分析
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固有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
首先，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方式的不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少许公法和大部分私法上。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主要制定了以下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0年颁布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颁布的《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关于印发和的通知》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
单纯地从以上法律法规去规范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达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落实还需要从我国宪法中得以彰显。
其次，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的正当性。我国《宪法》规定了各族公民都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此外，宪法还赋予了自治机关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权利。②从宪法角度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障宪法中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宪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公共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体现，同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延续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宪法保护，有其理论基础并且存在现实紧迫性。那么，如何从宪法上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可行的保护，将是本文探讨的主体与研究价值所在。
二、建立健全宪法中非物质文化权利的规定
我国宪法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相关规定，为我国立法机关如何制定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指导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政方面和民事权利方面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
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可以知道，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虽然初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在制度建设方面也有所突破，进行了专门立法，但是保护工作仍然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依旧存在法规建设方面的滞后，立法层次方面相对较低，目前虽然颁布了一部对全国行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但是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宪法层面的高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现行宪法中有关非物质文化权的保护，明确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文化权的保护和发展，确立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的原则以及公法与私法相结合保护原则，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形的财富。
三、确立充分尊重和保障文化权利的执法理念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已经建立健全法制体系的前提下，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至关重要。
因此，行政机关要确立充分尊重和保障文化权利的执法理念，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行政，以期全社会都能尊重、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好的代代相传，使中华民族文明得到弘扬和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文化界的彰显与落实。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逐渐地远离我们而去，许多传统技艺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类这笔精神财富逝而不返。俗话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形的财富。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我国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从宪法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6、47和119条。
参考文献:
[1]李林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载《特区经济》，2010年第1期。
[2]姚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王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浅析》[J]，载《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第2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4
关键词：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传承并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再创造再加工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体现着文化多样性，还承载着人类社会文明，被誉为“民族的精神植被”，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元素，是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发展中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诉求。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较晚，最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是从地方立法开始的。云南省2000年5月26日通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12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7年全国人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列入立法规划，2011年2月25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获高票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一、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作为东北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地，大连地区有满、回、锡伯、蒙古、朝鲜等45个少数民族，民族民间文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的组织下，启动了“民间艺术三套继承工作”，组织人员深入街道、乡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采集，把流传久远的民间文学从老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下来。2004年5月，大连市组织人员对全市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共征集了20多个项目，2005年1月，经过辽宁省专家论证，确定大连市的复州皮影戏为省级保护试点项目。2005年5月，大连市出台《大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截止目前，大连市已经先后公布了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申报省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大连复州皮影戏进入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连吹咔乐进入辽宁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瓦房店皮影戏、大连金州区易县摆字龙灯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连市瓦房店笙管乐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大连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一直在为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努力，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依然令人担忧，民间文化不断萎缩、民间文艺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的技艺面临灭绝的现状。
二、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七条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据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保护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该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是原则性的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如何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大连市政府如何充分合理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构建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模式，是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务之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要充分运用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公法、私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起的作用的争论却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运用私法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但私法手段不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容易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性使用。公法保护手段可以有效避免私法保护所存在的不足。但是，由于公法的强制性效力，对其运用要有一个合理的界限，既要发挥公法强制性效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环境和原创性形态，又不能制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利用。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的指导思想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开发”，首要的任务是保护、抢救，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再去谈开发，应当采用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1.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的保护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1）运用公法手段，对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原生态环境及其原创性形态予以充分有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这为运用文物法和其他相关强行法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据此授权文物主管部门、文化主管部门等部门，运用现有的文物法等强行法规范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原生态环境予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其价值核心就在于其中的“文化内涵”，可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人文价值是凝结在人们通过精神生产活动所生产的精神产品中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我们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及其丰富的和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当使用和歪曲使用将损害到整个民族、地区乃至国家的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趋向正好契合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诉求。
公法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形态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维度之中，并保持整体性和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无人传承无人开发或者开发过度失去原真性的两难境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创性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不能被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产业化发展并带来经济收益，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转变才能成为文化产品，在产业化开发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往往容易被人为地扭曲变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原住民（权利人）对经济利益过度诉求任意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创性形态消减。通过公法保护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行为做出规范，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歪曲使用和过度产业化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真实性、确实性、可靠性为目标，超越狭隘的个人经济利益观，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和原创性形态。
（2）运用私法手段，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原住民、传承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之源、传承之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绝非是一部法律所能胜任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是一个体系性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保护机制。公法保护固然重要，私法保护亦不能忽略。应当看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调动原住民的积极性对于有效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意义重大。如何才能调动原住居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精神权利的保护固不可少，经济权利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因素私权化，授予原住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私权”，通过行使权利为权利人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激发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住民保护、传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积极性。
2.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国的国家符号，对其保护是维护一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保障，政府负有主要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不具有经济利用价值但对其保护却耗资巨大，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私权主体而言无利可图的，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能够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带来的远期财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它有能力运用国家权力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运用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政府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未来社会一个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代表着城市的魅力，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就是让“过去”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财富。大连市政府一向重视城市魅力的塑造，例如由大连市委宣传部主办、大连电视台精心制作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崛起的海岸》把大连的文化家底统统打捞出来，打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连形象。“它将使大连人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将使整个城市达到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三、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建议
1.尽快制定大连市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地域性和变异性等特征使得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确定原创人和原创群体，使得确定其具体权利主体难以实现，只能概括的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该遗产存在地区的原创群体或民族。然而，“原创群体”或“民族”不是法律上能够具体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首要的前提是确定其权利主体。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其纯洁性，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应当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大连市政府应当以《宪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依据，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大连市政府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法律地位，为更好的保护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求法律上的支持。
2.健全制度，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实物、资料的流失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要积极搜集并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如实物、资料。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妥善保管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严格审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出境，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流失。根据《非物质遗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充分运用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载体，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3.成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明确授予该委员会权利
第一，代表大连市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行使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权利；第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按照我国民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登记成立民间社团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委员会成立专项基金，接受社会捐助，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4.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促进大连市区域文化保护与大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深厚、特色鲜明、有广泛群众基础且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村落或者特定区域，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生态意义上的保护。
5.继续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查，全面开展普查、搜集、记录、整理工作，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前提。对不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对调查、普查获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应分类整理，应用电子技术进行保存管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数据信息库。
6.在继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基础上，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八、十九、二十条的规定，建立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二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给予传承人各项资助，鼓励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传播。
参考文献：
[1]侯长林.对文化价值分类的再认识[J].铜仁师专学报，2002，（2）.
[2]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m].宁夏人民出版社.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5
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计划，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关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献遗产的保护，到关注依托于人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味着人类完整的文化遗产观的形成。
我国是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发起国，2004年加入该公约，并两次当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2011年我国提交的首份履约报告获得充分肯定。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我国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截止2011年，我国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9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在充分吸收国际公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制定的，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该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在文化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六章四十五条的法律条款，从调整对象、保护原则、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到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决心和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酝酿、草拟、讨论、审议到通过，历经十多年，凝聚了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包括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日臻自觉、不断提升的结晶。
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文将对依法保护、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下梳理。
一、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这两个文件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揭示出其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主要是：
1、其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无形性
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是静止的实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注重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也有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其价值主要通过人们行为活动的动态过程所体现出来，反映的是人们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精神的因素。
2、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的见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只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变迁，有的进入了衰微状态，但它不是“死”文化，而是仍处于存活状态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与自然、历史、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化、传播、发展，具有活态流变性。
3、世代相传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主要通过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行为活动所创造和表现出来。因此，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依靠社区群体、民众的实际参与，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才能保持、延续下去。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使之中断或消亡，即“人亡艺绝、人走歌息”。
4、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产生活的实际，它扎根于民间，生长在民间，往往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群体性、地域性较为突出。
还有其他特点：基质恒定性、共享性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方针与原则
（一）指导方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述特点而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也有很大差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本质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物质形态保存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说，是针对保护对象生命系统生态整体的保养与呵护，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意在推动其延续和发展。
两个公约使用的“保护”概念也不相同（中文均译为“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protection,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safeguarding,二者的含义有区别。protection主要指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行政权力进行保护；safeguarding则有“维护”之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仅有法律保护是不够的，还需配合其他许多支持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Safeguarding），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是一种全方位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将公约的“保护”（Safeguarding）具体化为保护和保存两个概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二）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原则：
1、注重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
所谓“真实性”，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的调查、记录，反映其真实形态；在保护、传承中坚持其基质本真性，不能随意改变。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所谓“整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有的文化整体，如京剧不仅仅是各种角色的表演，还包括剧本、音乐、唱腔、演奏、脸谱、服饰、舞台等因素共同构成这一遗产，保护时要全面、整体地进行；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所依存的环境构成的生态整体，要求保护时必须将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我国开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所谓“传承性”，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师从前人学习、继承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将这项遗产发扬光大，并传之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保护工作也要注重“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2、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活态遗产，它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直接渗透、反映一定的思想性和价值观，这种思想性和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有一致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三个有利于”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提供了指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制度与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一）调查制度
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工作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各个调查主体（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调查分别作出了规定，并明确要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截至2012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566项，地市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2万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万多项。
推荐申报代表性项目必须掌握认定标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是两个基本条件。部级代表性项目，还要看它是否具有突出的、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否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是否具有鲜明特色，有重大影响等等。
正确处理代表性项目申报与保护的关系，重申报，更要重保护，要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实施代表性项目保护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方式
（一）抢救性保护
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区、群体）及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收集相关的实物和资料，建立完整的档案和数据库。这一方式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承人年老体弱、状态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建立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的传承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立“人间活珍宝”国家体系指南》中指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一步发扬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这些知识和技能传给下一代”。
1．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必须是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持有者;必须具备相应条件、符合认定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至2011年，文化部已认定、命名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代表性传承人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丧失传承能力的，不取消资格，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例如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等。
2、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方式主要有：授徒传艺方式，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体传承方式，如民俗；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形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群体参与不够广泛等。因此，除了对代表性传承人采取认定、保护措施外，还应该对继承者、学艺者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如助学、奖学措施，提供更多展示交流机会，通过考核定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给予社会认可等。
（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主要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进行保护，是一种文化生态保护，强调文化的原地生存状态，强调不离本土及民众的文化延续，强调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传统氛围，注重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维护与修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极开展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保护区建设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封闭的、真空的，而是顺应当地民众需求的、开放式的保护，是在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因此，“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考察目标”。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处理不好，则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但要注重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揭示。要防止把特定区域的整体保护变成经济开发区、旅游开发区。
3．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作用的关系
文化生态保护带有明显的导向性，要由政府主导，但主导不等于包办。最重要的是发挥保护区广大民众这一建设主体的作用。保护区的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也是最直接的保护者。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参与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保护区建设的成效。
（四）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传统手工艺，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只有在生产实践中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实现。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可激发其自身活力，使之更紧密地融入当代生活；可提高传承人的积极性，培养更多后继人才；可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甚至将其概念兑换为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方式是多样化的，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流程，手工艺产品要求个性、独特，讲究差异，有的手工技艺凸显的是在民俗生活中的功能。而产业化采取的是标准化、批量化、机械化或自动化的规模化生产，商业化运作，讲究的是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截然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强调尊重其生产方式，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保护传承。
（五）宣传、展示与传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四条对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作出了规定：“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1）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2）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3）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播，第三十二至三十六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文化机构等在宣传、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职责。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例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乐课，将年画剪纸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将传统舞蹈、武术纳入体育课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不仅仅是物的展示和解读，更重要的是体现文脉的薪火相传，因此，要注重活态展示，即传承人的现场演示。陈列展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谱系为脉络，以历代传承人为核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的特点；现场演示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进行现场表演或制作，展示其动态过程，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作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保护是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景观再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综合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是最具有当代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保护方式。
“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2011年的一期建设初步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起草制定数字化标准规范草案；二是选择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高密扑灰年画和秦腔三个部级代表性项目为试点，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和资源数据库建设。
（七）弘扬、振兴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陶冶情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鼓励各地依托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特色文化服务，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有开发潜质、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生产性保护实践，有条件的可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结合起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要求：“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是灵魂，是基因，不能改变。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区别开来。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6
[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7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数字化集体管理基金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代传承，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但近年来不少外国人到中国民间无偿攫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营利活动，如好莱坞大片《花木兰》获得2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而作为故事发源地的中国却不能从中取得任何收益。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已为人们所认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有现实需求；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属于传统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也没有单行法律对其进行特殊保护，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游离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之外。我国虽于2011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此法侧重于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并非对私人利益的保护。
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作者（为行文方便，本文把那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主体称为“数字化作者”）在调查、收集、整理并将其数字化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智力劳动，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化作者的相关权益进行界定和保护。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外延比较丰富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表现为无形的制作工艺、民俗活动、传统知识、节日文化、传统技能等。这种非物质性增加了界定创作主体的难度。第二，创作的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由于年代久远，常常难以确定最初创作者，并且由于传承者不断加入创新元素，因此难以将智力成果界定为某个特定个体。第三，创作的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口口相传中，传播者不断加入一些新的创意或元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处于“被创作”的过程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计算机、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储存、加工、传输和以数字形式再现，所以通过数字化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图象、文字、声音等形式被固定下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分散性和非物质性等特性，因此，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数字化作者对于内容取舍、结构安排等作出选择，凝结着较高的智力成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权利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其保护范围限于表达方式，不延及作品的思想、程序、操作方法、原理等因素。豍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主要针对它的代表作而言。豎但从前文分析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通过世代相传流传至今，大部分没有形成有形作品，或者即使形成了代表作，对于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如何保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当通过制定著作权法的特别法，以单行法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包括：
第一，人身权。（1）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确定由某一个民族、村庄、部落创作时，应当保护其署名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确定创作群体时，也应当清楚地表明其渊源及流传的范围等基本信息。（2）修改权，这一权利由创作群体行使，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具有延续性，一直都将处于被创作的状态之中。（3）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通常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当发生侵权行为时，容易产生搭便车心理，因此，应当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4）发表权，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时处于创作中，并且由于口口相传等原因，其创作和发表在时间上往往具有同步性，再创作完成之时即为发表之时，因此，这一权利也应由创作者享有和行使。
第二，财产权。财产权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但应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行使。行使财产权所得的资金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按照其设立时所制定的章程代为保管和运用，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传播等工作。财产权的行使方面的内容，详见下文阐述。
（二）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数字化技术能够以特定形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界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并对其进行保护。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作者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相关。
1.数字化作品具有独创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普通作品的数字化不同，后者通常只对原有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这一过程由机器完成，基本没有独创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没有固定的形式，数字化作者在选材、摄影、录音录像过程中，凝结了较多的智力成果。不同的数字化作者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如果数字化作者经数字化所形成的作品达到“独创性”这一标准，就应当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
2.数字化作品不具有独创性
如果数字化作品仅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单复制和再现，不具有独创性，则可以通过邻接权进行保护。邻接权保护的是一种再现、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的劳动，数字化作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特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传播，属于作品的传播行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只包括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但邻接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和新技术的发展，其外延可以随之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录音录像和无线电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邻接权的产生，当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作品传播方式，那么这些传播者的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笔者认为，应当在邻接权中增加一类——“数字化作者权”，以保护没有产生独创性作品的数字化作者的权利。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管理制度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集体管理制度的理由及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是无名的或者是归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居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属于这一群体所有，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主张权利，但任何人又无权单独享有权利。权利主体的群体性、不确定性使得权利的行使难以获得有力的保障。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作品的创作群体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况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不明确，因此，有必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代表特定群体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在保证权利主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群体的具体成员众多且难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取得的许可使用费不可能像其他著作权协会一样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返还给权利人。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可以保证许可使用费用于实现保护目的。特定群体为保护、丰富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可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对于符合章程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准许，拨付必要的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另外，基金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者和保护者支付一定数额的报偿或者给予奖励，尊重他们在收集保护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同时，收集整理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使用人向确定的权利行使主体支付使用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使用，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增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增进社会财富增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和基金会职能划分
“我国早在1992年即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后，国家版权局又多次指示并帮助组建文字、摄影、美术作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采用多种协会体制的。”豐“我国已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华版权总公司。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上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其以法人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集体管理制度可以达到对非物质维护遗产的保护和合理使用双重目的：即在我国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行使集体管理权，其下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等工作统筹安排资金。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职能主要包括：（1）组织开展调查、收集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分类、登记建档，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2）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许可使用费。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3条和第4条的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也应当事先取得创作者许可——这一许可权应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代为行使。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适用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章程，规定该基金会的宗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以及章程修改等内容。（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可使用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以捐赠的方式注入基金会。这样做可以避免目前以财政资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所带来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保障财政资金投向更为亟需的民生领域。（5）保护特定群体的署名权，禁止伤害群体感情和尊严的、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等人格权的行为。当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6）开展其他社会活动。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能
基金会属于财团法人的一种，按照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开展活动，即“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保护非物质文化基础基金会”的章程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根据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职责主要包括：（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2）基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4）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5）对其他符合基金会章程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性质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自治组织，非官方性意味着不得强迫著作权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同时，及时著作权人已经自愿加入，仍然有退出的自由。豒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特定民族或区域群体的财富，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取得不需要经过事实上的创作群体授权，国家以保护和发展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通过立法授权协会和基金会行使权利。与其负担的职能相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官方色彩。
第二，维护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传统的著作权管理组织重在维护某一类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其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将所获得的收益返还给著作权人，这种利益一般为私人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仅维护特定权利群体的人身性权利，更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丰富，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较为明显。
第三，机构设置不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般设置协会，以自己的名义依据权利人的授权行使相应的财产权，并在协会内部设置相应的办公机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则不仅设置管理协会，而且由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捐赠财产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这一财团法人，以实现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普查力度；立法；改革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物质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等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名街区、名村镇等。非物质类包括口头传统、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上下5000年灿烂的文明史，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又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呈现出资源丰富和种类繁多的特点。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7万之多。如此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是令人为之惊叹。
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高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在现代社会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思考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欠缺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这导致了普查力度的欠缺和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清，其申报工作自然也会滞后。在这里，有一些广为人知的文化资产并没有申报成功，例如陕北的安塞腰鼓、傣族的泼水节、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等，这些仍然被拒绝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门之外，令人扼腕叹息。
（二）保护意识落后，资金技术匮乏
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未纳入正式的轨道，因此对其的调查和保护利用工作就会很滞后，观念的滞后是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的，会导致一些本该被及时保护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逐渐败落直至消失，这将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精神损失。
一是对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很遗憾目前对这方面存在认识不清的状况；二是将文化遗产“文物化”，文物是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部分都是一些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这样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便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三是有一种观点一直在流行，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是要消失的，因此要任其自生自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方面是很不完善的，能作为参考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而文物保护法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此其保护范围只局限于有形文化遗产，而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却反相关的科学界定和保护措施。
四、现阶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注意对其“原汁原味”的保护，这也是最真实历史的呈现，若是对其加以改造，那么真正的文化也就失传了。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客观真实，力求留住民族的“记忆”。
（一）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相信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挖掘和保护。因此各地都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范围、加大普查的力度，重点掌握其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等情况，要将普查到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抢救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机制，尤其是对一些濒临消失的，难以进行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紧时间对其进行保护，也将其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珍藏。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要锐意改革，大力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
有这样一种观点，无论哪一种民间艺术的凋亡，首先都是市场的凋亡；无论哪一种文化的萎缩，首先都面临着文化消费人群的萎缩。由此可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极大冲击，其面临着市场狭小甚至没有市场的尴尬，如果这方面的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便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物质遗产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其要想长存于世间，必须要培养出自己的市场，吸引一定的消费群体。因此，在商品经济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突破固步自封的老路，认清现实，锐意改革，要向市场主动出击，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占领一定的文化市场份额。
（四）加强立法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是很不健全的，《文物保护法》中并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规定。相反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却要领先于我国，日本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韩国在1960年就将“无形文化”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美国也在1976年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这些国家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走在了我国前面，确实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立法意见是在2005年3月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同时也是我国提出的最早的具有指导性的立法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并且复杂的过程，这是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早日出台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五、结语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当前的保护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是单靠政府就可以完成的，也需要我们民众增强保护的意识，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并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消费市场，这样才能有效对其进行保护，将我们民族的“记忆”留住。
参考文献：
[1]陈华文.关于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
[2]赵海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保护浅谈[J].湘潮（下半月）.2011（05）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点发展
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2]刘壮，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2008.
[3]李春霞.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思考[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
非遗保护的方法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6-0004-01
1.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中产生、使用，经过历史汰洗留存到现在并且应该被传诸未来的一种共同财产。非物质遗产系指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传统和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技能的传承。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包头剪纸、九原区梅日更召信俗、固阳县莜面饮食制作技艺、东河区面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九原区的哈布图哈撒儿祭祀、土默特右旗的坐腔、二人台牌子曲、二人台、民间吹打乐、五哥放羊传说、计氏羊皮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包头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而包头大多活态传承人都年事渐高，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许多优秀的传统技艺、艺术也会随着他们的离世而失传。
因此，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对于解决包头非物质文化传承危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也将丰富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助推内蒙古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世界范围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制度上，日本、韩国等走在了前列。日本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也比较超前。1950年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不断完善。日本将传承人认定区分成个人认定、团体认定和综合认定。目前国际上对传承人的认定采此法的较多。韩国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政府大力宣扬韩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公众参与热情也很高。在1993年举行的第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会上提出"普及无形文化遗产制度"的提按，并被采纳。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较大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分工设置比较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完备的认定制度。意大利整体化保护方式，趋向于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完整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文化生态环境等等打包一体化保护。这种保护形式其实有利于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系统且全面的保护。法国没有明文规定对传承人的保护，但在整体上有许多间接保护行为，实际上形成了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如对合理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免相关税收，给与津贴或奖励等等手段倡导民众保护传统文化。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研究可具体分为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研究。其中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关键的保护措施是健全传承人制度。李晓秋和齐爱民《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2007）认为韩国的"人类活的珍宝制度"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许多学者就日本各时期《文化财保护法》传承人认定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进而展开学术分析，探讨我国如何借鉴日本经验展开非遗保护。如刘晓峰的《谁是"人间国宝"？--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认定制度》（2009）。我国目前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的法律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立法保护，但在各省各部的许多地方立法或者政策立法上有不少尝试。我国传承人的认定体系是是官方与民间两个认定体系交叉并存，没能形成统一标准化体系。认定制度较简单，就是书面材料加逐级上报。
关于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参考文献：
[1]彭岚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6）：
[2]罗义华，闫丽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问题与对策--以湖北长阳对传承人的保护为个案[J].三峡文化研究，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