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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变化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0:49:44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1

张歆然,广元南鹰小学4.5班

晚上,我给妈妈读了“呼风唤雨的世纪”,这课。妈妈听了若有所思,说道,你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年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妈妈小时候,只吃过一种叫“冰糕”的饮品,那时根本没有“冰淇林”这个说法,而且那时的冰糕每个卖五分钱,而现在“冰淇淋”遍布大街小巷,什么草莓味呀,牛奶味呀,香芋味呀……各种口味,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应有尽有。

妈妈又说,以前,每到过年过节过生日才能吃上一顿简单的”大餐“,现在你们这一代人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什么德克士呀,肯德基呀,麦当劳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接着,妈妈又说,妈妈小时候的课外读物只有一本“红领巾”杂志,而现在各种童话,各种优秀作文,各种课辅书……琳琅满目,不仅仅能在书店里随意买到,而且如果遇到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上网查询资料呢!

最后妈妈说道,你们现在生活的这种个时代是多么幸福啊!科学技术是多么发达啊!科技发展的速度又是多么的日新月异啊……!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2

[关键词]科技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人的机械化

技术革命、科学理论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然而,一旦人的行为、心理甚至所接受的知识被标准化,人就会被机械化。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中人的机械化的历程。

一、雇佣管理:机械化的开始

雇佣管理是人的机械化的开始,也是人的对象化的开始,雇佣管理时期正是机械论大行其道的时候,一旦运用近代自然观方法论于管理时,管理的机械化,对人的机械化就成为可能。

1.第一次科技革命与雇佣管理。18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使机器运作代替了手工操作,大规模的工厂取代传统家庭手工作坊,诞生了现代意义的工厂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这种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方式要求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需要组织对其分工协作进行管理,但当时人们习惯于原来的工人手工操作完成整件产品的小生产方式,不适应这种大生产方式,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人与事的关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管理人员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人事管理的雏形。从整个社会来看,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对人的管理称为雇佣管理,也叫劳动管理。

2.“商品人”假设与雇佣管理人事政策。第一次技术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和大规模的资本密集的经济组织的出现,管理重视资金和技术而不重视人力的价值。在管理观念上,视人力如一般的商品,在管理者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里,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取得时追求廉价,并充分利用,一旦用不着了,就会弃之如敝履。劳资之间的关系是以劳动力、货币的交换关系为基础的,是一种典型的雇佣关系。

二、人事管理:体力层面的机械化

人事管理阶段主要对人的行为动作采用更多标准,通过对行为的管理提高生产率,是体力层面的机械化。

1.二次科技革命与人事管理。19世纪60年代、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结合程度对生产的影响日益明显,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过去那种凭借经验和个人的管理方式与大生产方式不能适应,迫切要求科学的管理方法协调工人与组织生产的关系,以泰勒为首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学派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直接导致了人事管理的产生。

2.人性假设与人事管理。

(1)“经济人”假设与人事管理的产生。管理观念上“经济人”人性假设代替了“商品人”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起源于18世纪英国的学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的阐述,他认为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怀着自利的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人事管理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根据“经济人”假设,认为员工所需要的是金钱物质的激励,人事管理的功能只要重视员工物质福利即可达到激励员工的目标,因其管理模式机械化,忽视了人的其他因素尤其是高层次需要在管理中的作用。

(2)社会人假设与人事管理的发展。由于“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雇员的社会和心理需要,之后,二十年代,梅奥和他的同事们以霍桑实验结果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说,他们认为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社会的和心理的欲望满足。

基于这种人性假设的管理模式是:管理人员不应只注意工作任务,而应注意满足工人的社会要求;管理的职能不应只限于制定计划、组织工序、检验产品等,而应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坚持实行参与式管理,注重劳资双方的沟通。这一阶段,管理从以事为中心,追求“人”与“事”的配合,以完成目前工作或任务为目标转向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潜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层面的机械化

人力资源管理更多地强调激励人,以大量的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运用各种激励手段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这是心理层面对人的机械化。

1.第三次科技革命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历史的大变革,企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产销扩张到全球,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科技发展速度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周期大大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知识、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第一资源,成了决定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如何吸引、保留优秀员工,如何通过开发人的潜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了企业经营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于是人力资源管理应运而生。

2.人性假设与人力资源管理。管理观念上对人性假设具有多样性。如“自我实现人”假设、洛希和莫尔斯的“复杂人”假设。

(1)“自我实现人”人性假设与人力资源管理。1953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于提出的“自我实现人”理论,认为人有多种需要,按层级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最高的需要,所谓自我实现即是指人体内有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各种潜能的趋向,人只有将潜力充分挖掘出来,才华充分表现出来,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该理论假设,人是积极主动的、自我指导的。

在自我实现人性假设的前提下,管理的模式为:管理的着重点是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管理者的任务是寻求、设计和创造一个人能深造学习,施展才能,形成自尊、自立,发挥创造性等有内在奖励的生产条件和工作环境,充分发挥人才这一资源的潜力;奖励制度上重视职工内部的激励;管理制度上通过建立参与决策制度、提案制度、劳资会议制度,制定发展计划,选择具有挑战性工作等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该管理模式下,员工有较大的满足感、不竭的创造力、充分的价值感和成就感,通过员工培训、职业生涯设计、创造好的条件等举措以帮助员工成长,达到自我实现。

(2)“复杂人”假设与弹性人力资源管理。20世纪70年代初雪恩等人提出“复杂人”假设,认为上述理论虽各具合理性,但却不能说明人性的全部。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就总体而言,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不同部门工作的,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就同一部门的不同个体而言,随着年龄、时间、知识、地位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的改变,人的需要、潜力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各种需要和动机也会发生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动机模式。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变,动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单一的理论模式无法说明复杂的心理现象。

基于这种假设的管理模式为:依据工作性质不同,采用固定的或变化的组织形式;依据组织情况不同,采用应变的、有弹性的领导方式;依据工人能力、动机、性格的不同,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地采用灵活多样的管理和激励方式。这种管理模式将管理的重点放在“管理功能”与“工作环境”的关系上,提供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为员工提供灵活多变的人事管理,使每个员工的需要都尽量得到满足,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发展:意识层面的机械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文化组织形象的建设更多地表现在知识上,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成为企业的主要资源,企业以自己需要拥有什么样知识的人来对人的知识结构进行标准化,如何塑造人的知识成为企业的课题,这就有可能扼杀知识多样性,对人的意识进行机械化。

1.信息技术革命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发展。科技革命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产生,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广泛运用于组织的生产、管理活动中,组织结构由原来的直线式转化为扁平式,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虚拟组织出现。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和人类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在更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在变化。信息技术革命再一次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以顺应并推动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3

为有效贯彻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确定的重点任务,统筹协调我市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全面提高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制定本纲要。

一、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市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气候变化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

科学研究表明,近50年来人类活动导致了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增温将达1.1℃—6.4℃。这种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市气候也有明显的变化。1986—**年,我市出现了9个暖冬,尤其是1997年以后气候进入新的偏暖时段,年平均气温18.7℃,偏高0.3℃。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市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出现,气象灾害增多、影响加重。2006年,我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特大高温干旱,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亿元;**年我市西部出现115年来最强的区域性特大暴雨,直接经济损失近30亿元。气象灾害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呈增加趋势,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二)妥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事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未来15—20年,我市经济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能源需求和消费将持续上升,能源消费量将由2005年的3882万吨标准煤上升到2010年的6000多万吨标准煤。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要比2005年下降20%。我市能源以高硫、高灰份的煤炭为主,随着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增加,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将逐年增加。目前,我市工业仍以传统的重化工业为主,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75%左右,单位产值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主要用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2006年**GDp占全国的比重仅1.68%,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3.39%,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比全国平均多一倍以上。**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规划,到2020年,**的人均GDp将达到6500美元,经济总量将翻两番。届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将面临新的压力。如果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发展,包括温室气体在内的污染物排放将数倍增加。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气候变化对我市科技工作提出迫切需求

科学技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基础和根本手段之一。认识气候变化规律、识别气候变化的影响、开发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制定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等需要科技工作的有力支撑。我市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气候变化科技工作缺乏战略规划和充足的资金投入,难以适应气候变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也难以满足制定和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的需求。加强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攻关已迫在眉睫。

二、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取得的成就

(一)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

直辖十年来,我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在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推广应用、气候变化监测、实时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1.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研究。在气候变化监测与服务方面,针对三峡工程建设启动了三峡库区局地气候监测工作,开展了对我市气候冷暖、旱涝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分析了主要气象灾害发生和变化规律及成因,在气象灾害评估方面进行了探索,就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及适应开展了国际合作研究,启动了**市旱涝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研制,开展了气候影响评估业务。启动了对我市及临近区域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规律研究,特别是夏季高温干旱气候事件的发生规律及成因诊断分析,为建立**高温热浪和干旱监测预警业务提供了技术支持。

2.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对策。开展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支持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数据库;开展了以极端高温、干旱等异常气候事件为主要内容的评估业务;研发了气候事件评估的模型软件,建立了气候变化监测业务技术平台;开展了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研究,启动了《**市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条例》的立法工作;编制了《**市清洁能源行动规划》,为节能减排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3.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在燃煤高效发电技术和热电联产技术、煤层气发电技术、煤矸石混合燃烧发电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高能效和节能技术在钢铁、建材、化工、建筑、交通运输、矿山开发等领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开展了**市风能资源分布规律及其开发利用、农村能源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建设、**市清洁能源行动研究与示范等科技攻关项目,在风能资源评估与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水电资源开发利用、太阳能开发利用、地热开发利用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研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依托国家气候监测网、国家天气观测网、国家专业气象观测网和本市区域气象观测网,初步形成了区域气候变化实时监测网络,积累了比较完整的气候观测资料;建立了西南资源开发及环境灾害控制工程重点实验室、**市污染防治与废物资源化重点实验室、**市市政与环境工程重点实验室、**市能矿资源开发及三峡库区环境损伤与工程灾害重点实验室、**市资源与环境研究重点实验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市三峡库区森林生态保护与恢复重点实验室和**市林木良种培育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具备了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条件。

(三)人才队伍和科技机构建设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市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初步建立了一支包括经济、社会、能源、气象、气候、生态、环境等跨领域、跨学科的核心专家团队,培养了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技队伍。同时,与中国气象局共同批准成立了市级气象及相关领域研究的研究机构—**市气象科学研究所,开展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适应研究;建立了**市清洁生产工程技术中心、**市CDm技术服务中心、**市环境工程中心、**高校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工程中心等一批市级节能减排技术服务机构。

三、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基础和先导作用,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的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我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基本原则

1.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相结合。立足我市实际,充分发挥政府在气候变化科技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同时,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运用市场机制充分鼓励企业参与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技术突破与对策研究相结合。立足自主创新,瞄准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方向,集中全市力量进行重点突破,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努力实现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跨越,主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减小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和危害。同时,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未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外交形势,研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激励机制。

3.近期需求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立足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针对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及时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同时,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体系。

4.整体布局与分工实施相结合。立足现有的科技支持渠道,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对我市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工作进行整体布局;同时,要按照各部门职能与分工,分别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和本纲要的任务。

(三)主要目标

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的总目标是:到2020年,气候变化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重点行业和典型脆弱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明显增强;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治、经济、贸易方面的科技支撑能力显著提高;气候变化的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科研基础条件明显改善,科技人才队伍水平显著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意识显著增强。

“十一五”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

1.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政策框架和协调机制基本形成,整合科技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改进区域气候变化领域预测、分析、评价和决策技术与方法;

3.攻克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开展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试点示范;

4.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林业、渔业、生物多样性、石漠化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并在三峡库区等典型脆弱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试点示范;

5.编制完成**市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

6.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形成若干具有较高水平的应对气候变化重点研究开发队伍和基地,组建一批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四、重点任务

(一)气候变化的监测评估和影响研究

新一代气候系统模式产品解释应用。开展国家新一代气候系统模式产品解释应用研究,建立我市气候变化检测、预估、影响评估综合技术平台,重建近百年来**区域高分辨率气候变化标准序列,为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和预估提供资料基础。

区域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开发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技术,监测气候变化的过程和要素,开展大气成分监测与分析,预测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下未来**市气候变化情况,预测人类活动影响下**区域未来气候变化,预警极端天气/气候和灾害事件及其风险评估。

**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的形成机理。研究全球变暖背景下**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发生频率、强度和空间分布特征的变化规律和趋势,研究青藏高原热力与动力作用、季风、海温等因素与**旱涝、冷暖等主要气象灾害的关系。

三峡库区气候变化监测、诊断、预测及预估。根据三峡库区气候监测的需要,在三峡库区建立加密气候监测网,根据监测资料研究三峡水库对**气候的影响,建立三峡库区气候变化诊断、预测、预估模型,并开展三峡库区气候变化应对研究,促进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能量转化、物质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气候背景下**市生态系统的碳、氮和水循环过程及其耦合机制,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加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研究,根据**区域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特点和需求,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具和综合评估模型。

(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

节能和高能效技术。重点研究开发电力、冶金、化工、建材、交通运输、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建筑等高耗能领域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技术与装备,开展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以及工业锅炉(窑炉)改造技术开发,商业和民用节能技术和设备开发,能源梯级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及低能耗、绿色建筑研究与示范等,推广应用节能照明技术。开发高效热交换器和热系统的节能技术,加快发展高耗能工业产业的节能降耗新工艺、关键技术和设备。

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开发及产业化。重点研究低成本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积极发展生物能源产业,重点支持研制一体式家用生物质气化炉及配套设备,开发秸秆发电及秸秆气化集中供气技术、能源植物规模化种植与加工技术,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柴油、生物质制乙醇、生物质制氢、生物质燃料气合成二甲醚、生物质燃料气合成汽油和甲醇技术,小城镇区域性集中农村沼气综合利用技术。加强山区风能资源分布、评价技术研究,加快推进风能发电成套装备产业化,促进**风电产业发展。支持发展光—热转换材料、集热器结构材料和部件,研发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太阳能光伏电池材料及组件技术,积极推进薄膜电池、单晶硅电池、多晶硅电池等先进太阳电池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加快太阳电池生产和测试设备的国产化进程。推进新一代的地下温泉热水利用技术的开发及推广应用。发展小型高效天然气制氢、大规模煤气化制氢技术。

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开发高硫煤清洁燃烧与脱硫技术和装备,开发煤炭地下气化以及煤矸石、煤泥等综合利用技术以及煤层气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等。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重点研究垃圾分类回收利用、中水利用技术、报废汽车绿色拆解回收利用技术、废家电综合利用技术、废油再生技术、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发电厂二氧化碳净化利用技术等,强化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

节约型农业技术。重点研究农业节水、节肥、节药技术,开发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

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研究农田免耕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研究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研究农田生物固碳技术;研究畜禽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开展饲料配方优化研究及饲料添加剂对减少畜禽肠道发酵甲烷气体产生机制及效果评价;研究畜禽粪便循环利用技术。

生物固碳技术研究。重点研究三峡库区碳循环、物质能循环,各类植物的林分生产力,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石漠化等难利用地的绿化造林,林木蓄碳减排,都市圈固碳造林,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动态及效益预测、功能评价、综合效益评估等技术。

加强碳汇国际合作项目。碳汇是当前国际上非常关注的固碳减排内容,也是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支持和鼓励我市企事业单位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碳汇国际合作。

(三)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措施

主要脆弱领域气候变化适应技术。研究气候变化对**农牧业、水资源、森林、草原、湿地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特有生态系统和濒危物种等方面的影响,开发相应的适应技术并提出应对措施。

**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的影响及适应技术。研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减灾的技术措施,建立相应的预测预警和适应技术、对策与响应机制。

**市气候变化敏感脆弱区及风险管理体系研究。根据气候变化情况,开展动态的气候及农业气候区划,通过影响评估划分我市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评估气候变化对各类敏感脆弱区影响的风险水平,评估不同部门和区县(自治县)的适应气候变化危险水平的能力,研究建立我市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管理体系。

气候变化对重要领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评估气候变化对我市交通运输、电力供应、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行的影响及相互作用,提出应对措施。

适应气候变化案例研究。研究国内外适应气候变化典型案例,总结适应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适应政策和措施,分析适应措施的成本及效益。

增强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研究气候变化对我市主要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加强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市农业和生态气候区划工作,研究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气候资源利用途径及农业生产力布局。

(四)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关系研究。分析未来战略机遇期内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及其面临的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分析和谐社会物质文化需求及对节能减排的要求,分析环境污染态势情景;分析我市用能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进行我市资源丰度评价,国民经济发展与资源需求预测,资源供给与保障能力评价。进行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环境污染自然和社会承受力研究。

**市节能减排潜力分析。进行我市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耗与国内外的比较研究,评估在政策调控、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条件下工业节能减排的潜力。进行我市交通运输能耗与国内外的比较研究,评估在增加公共交通、铁路、内河和管道运量比重后,通过汽车节能和发展洁净能源汽车,我市交通运输的节能减排潜力。进行我市建筑能耗与国内外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市城镇化发展规划,评估在开发推广新型建材和建筑节能综合技术,实施强化建筑节能标准等条件下,我市建筑节能减排潜力。进行我市农业生产能耗与国内外的比较研究,评估在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改变秸秆、薪柴等低效燃烧状况,提高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利用率条件下,我市农业节能减排潜力。根据我市生活用能现状及生活用能水平的基本特点,结合生活用能技术发展趋势及供能约束,进行生活照明、家用电器、汽车、用水、炊事用能等节能潜力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战略。分析我市中长期能源需求趋势,研究我市未来能源需求情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研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进行能源供给多元化和节能减排政策的经济技术评价。

**市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编制。分析我市面临的气候变化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能力建设和示范工程建设项目,投资概算和效益分析以及保障措施。

节能减排政策与制度研究。研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市场准入政策及资源供应限制政策,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工业企业强制进行清洁生产审核与能源审计政策、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等级认证与相应财政税收政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高效低耗运输发展政策及管理办法、建筑工程节能减排审核验收制度、建筑物使用年限管理制度与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经济政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策、水电气等资源性产品消费价格累进制政策、鼓励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废旧家电等回收利用等政策的研究。

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节能减排定额管理制度研究。开展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定额管理制度研究;开展水泥、电解铝、钢材、铁合金、电石、焦炭、煤炭、造纸等重点产品节能减排定额研究;进行重点行业、重点产品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方案研究。

社会节能减排激励机制研究。评价我市社会节能减排的条件和能力,探索我市社会节能减排的管理体制框架,强化政府在社会节能减排方面的宏观决策与综合协调能力;提出我市社会节能减排的市场调节、制度规范、管理强化、宣传教育的机制和措施,开展促使公民自觉履行节能和环保义务的激励机制研究。

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及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不同时期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的发展态势,分析其各种可能方案对**经济尤其是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研究提出应对方案。

清洁发展机制政策与激励机制。研究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对全球碳市场的影响及发展趋势,研究与清洁发展机制(CDm)相适应的政策与机制,研究促进我市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建设的政策和激励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分析我市低碳经济发展的可能途径与潜力,研究促进我市低碳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

**市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市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委,以加强对**市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办公室要强化信息沟通、议事和协调职能,充分调动和整合部门、行业、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相关的科技资源,提高联动协作效率,共同推进我市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

大力加强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引导,不断完善工作和协调机制;加强**市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专家委员会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对气候变化重大科技问题的决策咨询作用和对具体科研工作的学术促进作用,建立和完善专家委员会跨学科的长效工作机制,鼓励和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综合交叉研究,搞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攻关。

(二)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加大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资金支持

发挥政府作为气候变化科技投入主渠道的作用,加强**市各类科技计划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基金,形成长效投入机制,并积极争取国家各部门的支持,同时引导各部门、行业和区县(自治县)加大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的投入。

多渠道、多层次筹集社会资金,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的投入。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引导企业加大对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相关技术研发的投入;积极利用金融及资本市场,将科技风险投资引入气候变化领域;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为气候变化科技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积极拓展国际资金渠道,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

(三)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快气候变化科技队伍建设

结合我市科技发展战略需求,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各类科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人才。加大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完善人才、智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鼓励采取咨询、讲学、技术合作等灵活方式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建立人才激励与竞争的长效机制,着力培育和建设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专业特长突出、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团队,形成一支既解决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际技术问题,又为政府提供政策方案和决策咨询的气候变化科技人才队伍。

(四)加强科技平台建设,为气候变化科技工作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

建设一批学科交叉、综合集成、机制创新的部级和市级气候变化研究开发基地,加快建设“三峡库区气候与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布局合理的国家气候变化研究网络节点。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大力加强气候观测系统,灾害预测预警系统以及农业、水资源和生态系统观测网络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科学数据平台建设,并把共享和整合作为重点,推进网络化气候变化科技资源共享体系和机制建设,加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与机制建设,构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支撑平台,形成我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服务体系。

(五)加强科学普及,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

建立政府、媒体、企业与公众相结合的宣传机制,将应对气候变化宣传纳入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每年制订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方案,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途径广泛宣传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进展和成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媒体宣传成为加强政府引导、推进企业行动、提高公众意识的有效途径。

组织开发和编写系列气候变化科普读物和宣传材料。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小学生气候变化科普活动和相关教育。推动高等院校建立相关学生社团,设立气候变化大学生论坛,加强高校气候变化学科建设,开展相关科普活动。

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科普和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活动的重要内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培训、宣传和示范引导。在城市和农村因地制宜开展气候变化宣传和科普活动。

(六)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4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系统外包HeR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于科技的发展、市场范围和种类的扩大,对大规模组织的强调、日益增加的劳动分工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科技的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已经多次带来了明显的转变。

科技发展对人员管理影响的历史考察

在科技革命前的历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信息传播途径闭塞,手工技术生产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比较困难,科技创新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所以,这个阶段的科技对组织形式以及人的管理影响不大,变化周期比较缓慢。自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组织变迁越来越受制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几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导致了组织的一次大变迁,组织的每一次变迁又导致组织对人员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其结果是使人的体能获得了解放,相应地,组织对人的管理方式也由原来那种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方式转向雇佣管理。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使得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早期雇佣双方之间家长式、宗教式或者部落式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规模组织和机械化大生产淡漠、疏远了双方之间感情纽带。在利益、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等方面渐起纷争,工厂成为了冲突和暴力的场所。控制和安抚是这个时期人员管理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的发明发现和使用为特征,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核心。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结合程度对生产的影响日益明显,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以泰罗为首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直接导致了人事管理的产生。人事管理强调以“事”为中心,人员管理活动是被动的、反应性的,但这种机械式的组织管理方式是与当时科技发展下形成的企业组织方式相一致的。

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现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面对科技不断创新、顾客需要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纷纷进行变革和再造,频繁的变化使得“事”不断变化,只有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活动才能主动应对变化、适应变化,抓住变化中的市场机遇。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甚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理论和实践的主导。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之间、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因而,带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的转变。

科技发展对工作系统的影响

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社会的很多领域内,我们对科技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科学技术曾是我们用以减少人类辛劳、提高生产和获得更好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但近来有人对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而且开始强调科技“进步”的消极方面。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是在不同的时期、阶段两者的势力对比处于不同的状态,因此,科技发展对工作系统的影响也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科技与工作系统之间的适配关系,成为了融入和利用科技成果的关键。科技对工作系统的体现在三个方面:科技是组织决定所要求人力资源投入的重要因素,间接地讲,它是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是组织结构和程序的某些总特点的决定因素;科技是单个或者群体工作设计中的直接决定因素,因而是社会结构和准则的间接决定因素。

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科技对组织结构具有直接的影响。科技发展与组织中的多种特性相关:组织命令——控制层级的长短;管理人员的管理跨度;组织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甚至组织的薪酬成本比例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不同类型的组织都有一个最佳的结构。科技革命一度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不断扩张,各种巨型组织不断形成,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组织结构又开始不断缩小。

对组织社会心理系统的影响

科技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组织中的个人。科技是确定任务和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工作群体的大小和构成以及与其他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相互作用的范围等,往往都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科技影响组织中人的各种作用和身份地位,同时,对每个员工的认为的具体设计具有重要影响。

科技的变革会引起人们工作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科技进步的加快,导致员工知识、技能半衰期的缩短,社会对不断学习、更新技术的要求提高,严重影响了人们在工作中的安全感,对生存、发展的忧虑逐渐增大。

对管理系统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知识不断专门化,致使组织内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深入,职能分工更加细致,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知识、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管理系统的基本关注使将活动分解或分割开来,以便由各分系统完成,但是,科技的加速发展,管理系统的重点发生了改变。随着复杂组织中的差异性的不断发展,各个职能之间的合作问题成为了发展趋势,创新要求各个专业之间知识的碰撞和共享,竞争要求各个职能之间更加灵活、快速的协作反应。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对科技的迅速引进、吸收,导致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呈现出跳跃式发展趋势,形成管理水平极其不均衡的态势,管理理念、操作方法、基础平台方面千差万别。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尤为强烈,站在总体的角度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归纳。

思维方式的转变

人力资源管理呈现两级分化趋势。两级分化趋势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职能得到加强,需要更多参与到组织的战略决策中来,共同寻求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之间的整合;而事务性职能更加弱化,很多职能比如招聘、考核、人员配置等会更多由直线部门负责人承担。结果,人力资源部门要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更加积极融入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以客户服务的理念进行管理操作;要么人力资源部门就会弱化甚至消失,战略职能由高层管理人员承担,行政事务工作由直线部门承担。前者更多出现在我国本土大型企业中,而后者多出现在外资性质或者民营企业中。

人力资源管理在科技发展引发变革中的作用。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导致科技的学习、共享更加方便,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动更加活跃,变革也就成为组织中的常事,并且变革的周期越来越短。人力资源管理顺理成章地负起了变革的发动和管理的责任,利用各种心理激励和社会互动方法,规划变革进程,引导雇员的态度和行为。

管理的对象向知识和能力倾斜。我国的人员管理一直重视资历、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正在向人职匹配迈进。但是,随着组织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增加,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也会发生转移:由强调人职匹配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能力倾斜,这是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思维方式又会被置于多层次的转变发展之中。

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外包是指依据双方签定的服务协议,将企业人力资源部分业务的持续管理责任转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科技推动专业化分工在组织层次的体现,“回归核心”不仅是组织战略决策,也是企业职能战略决策,企业会逐步把不涉及企业机密、要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程序较繁琐和经常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外包出去。外包业务需要遵循一个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公司业务服务: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即有关公司文化建设、机构设置、核心决策等事项不能外包;只要是常规事务性的工作都能够外包。

基础平台的升级—eHR

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创新的生产工具和运作平台,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平台得到了升级,eHR成为了国外先进公司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国今后发展转变的方向。

eHR(electronic-HumanResource)即电子化人力资源,是将先进的技术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的网络系统,使人员管理流程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将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通过数字化的信息系统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大幅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我国企业人才战略实施中的功效会更加明显,理解并运用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所蕴涵的管理理念,将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操作技术的转变

招聘。招聘是在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下为企业引入合格人才的活动,招聘活动将从现在的岗位导向标准向重视潜力、发展转变,内部招聘更加受到青睐,招聘渠道更加丰富,招聘、猎头公司在未来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培训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会更加重视培训开发活动,特别是对组织所需的专用知识的培训力度。科技带动技术价值的提升,企业培训开发的潜在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增加,企业在培训开发投资上的积极性增强。另外,培训开发也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从总体上还会降低企业的人员成本。

员工援助计划。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水平,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有所控制和伤害。在我国,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对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关注是比较高的,但关注的重心主要是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方面。随着科技影响的加大,系统的员工援助计划将会得到广泛发展,特别是基于工作变革的员工心理和情绪方面的专门咨询活动,在我国今后人力资源管理中将会占有较大的比重。

能力工资。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增加,创新对于市场竞争和利润增长的意义重大,组织对能力和人员之间的结合和更新程度要求增加,因此,薪酬制度将会从以职位为基础向以能力为基础过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两者的结合。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5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科技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及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科技障碍,提出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和科技创新平台,确定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培育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创新推广和成果转化体系等是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

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积极实现农业经济的“数量”增长,更要注重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并由以往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转变。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将农业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创新积极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节约农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经济的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一、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科技创新

1、农业产业结构优化需要科技创新

由于科技发展滞后导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中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二三产业比重过小。在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中优质产品的比重低,高效经济作物面积较小,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到2007年,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0.4%,相当于林业、牧业和渔业总和,林业比重只有3.8%。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8%左右,比发达国家低30%~35%左右,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30%~40%。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农产品增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

2、发挥农业生产规模经济效益需要科技创新

我国耕地、淡水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资源紧张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和分散、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极易出现生产上的大幅波动。此外,科技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大障碍。

3、解决农业环境污染问题需要科技创新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我国化肥农药生产和使用处于高能耗、强污染、高成本、低产出的状况。2005年我国化肥产量为4770万吨,2006年农药原剂为129.6万吨,其中有65%流入水中,导致水资源大面积污染,造成水生物绝灭,农业排水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污染源之一。由于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品及工业废弃如电池等对土壤的污染,致使农产品中有害有毒成分增加,既使得农产品失去了原有的口感和味道,更造成了有毒物质进入人体而致病致癌,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同时,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绿色壁垒”的严格限制,使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降低。

4、提高农业投入产出率需要科技创新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主要表现为“三低”:一是单产增速低。近十年来我国粮食单产水平降低。200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平均单产分别为415公斤、303公斤和360公斤,但与1996年相比,分别增长了5.21%、20.92%和2.90%,年均增长率仅为0.51%、1.91%和0.28%,分别处于全世界的12、28和38位,仅相当于高产国家的64.9%、45.73%、33.55%。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尽管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生产了世界22%的农业,但由于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低,同时也消耗世界20%的水资源和30%的化肥、农药。三是成果转化低。据统计,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我国农业增长科技贡献率仅为48%左右,与发达国家平均70%的科技贡献率差距很大。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我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当务之急。

二、制约农业科技创新的障碍因素分析

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业经济发展的科技投资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又一障碍。

1、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不够,机制不完善

在国家科技基础建设中,农业科技平台所占比重较低。截止到2009年,在2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涉及农业领域的仅有23个,与农业作物育种和生物技术有关的仅有9个。在14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涉农的只有30个。国内从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的单位众多,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各自在封闭的系统内活动,互相之间缺乏优势互补的机制,总体运行效率较低。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自主创新方面还缺乏独特的核心技术,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不足。

2、经费保障不力

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GDp的0.43%,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3.29%和中等收入国家1.37%的平均水平。大部分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设施条件简陋,无论是在试验条件、基础设施、科研力量,还是在承担课题和获得经费资助方面,都与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创新的要求相距甚远。

3、我国科技创新推广体系不完善

我国农业科研力量的90%集中在产中阶段,其中55%又集中在种植业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是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我国每年取得6000多项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但真正投入生产使用的不超过三分之一。科技创新成果推广转化难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创新水平低。另外,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中介市场落后也是造成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滞后的原因。

三、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思路

1、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机制和基础

(1)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成中央、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有机结合的布局合理、联合协作的具有国际优势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农业技术与经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效率。通过科技创新实实在在地提升农业的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2)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具有较强的风险性和探索性,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农业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建立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和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鼓励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有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3)加强对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了更好地加速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全面向农业产业的渗透,实现我国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营造良好的农业科技发展环境,要尽快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和制定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有重大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我国自行研制等品种资源,具有遗传基因研究价值等作物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促进高技术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4)建立科技创新团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遵循市场规律积极吸引和留住科技创新人才,不断优化科技创新团队。首先,应正视农业科技的风险性、艰苦性特征,运用一流的待遇吸引和保留流动人才;其次,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人才理念,在创新科研成果的评价、个人业绩的考核、生活待遇的提高等方面运用现代激励理论,不断提高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的科技创新积极性。

2、确定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点和推广体系

要瞄准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重点,组织科技攻关和技术引进,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加速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建立新型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强化农技推广服务的公益性职能,全面推进农业科技入户工程,扶植农业科技示范户,提高其辐射带动能力。其次,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打造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建立起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最后,要引导建立起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通过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创业中心等,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建立紧密联系,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重要的支撑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首先,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各种短期培训,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其次,要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传授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普及活动。最后,要加大对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农林专业学生的助学力度,鼓励他们毕业后到农村,为发展现代农业建功立业。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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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的变化篇6

关键词:科技进步;科技发展;科技革命;社会和谐;人道主义;苏联

中图分类号:K5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81-03

苏联虽已解体,但是人们不应淡化和抹杀其先进的科技成就对世界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苏联学者们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这成为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苏联时期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

一、科技进步与科技发展、科技革命概念的区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一直是苏联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上世纪60―80年代,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苏联学者们围绕科学技术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问题)举行了大量学术会议,对“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科学技术革命”等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区分。В.П.罗任(В.П.Рожин)在1974年4月9日、10日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召开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学派”大会上发表了学术报告,在他的报告中涉及到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科学技术革命概念的区别问题。他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是最广泛的概念,它反映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常规特点。而‘科学技术进步’概念表现的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最后,科学技术革命是整体的突变形式,也是最窄的概念。作者还特别强调把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内容包括在科学技术革命中是没有根据的。”[1]

其实,正如В.П.罗任所说的“科学技术发展”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它强调的是科学技术运动变化的一般过程,突出科学技术发生了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前进性的变化,但也不排除个别局部性倒退的事件。而“科学技术进步”代表着科学技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弱到强的单方向的发展变化,它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变化,而且更多指的是一种连续的、不间断的变化。“科学技术革命”概念的含义更窄、也更为具体,它不像“科学技术进步”那样强调科学发展的方向性,而且它与“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它强调的是科学发展中的突变,是一种质的飞跃。如果说“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包含有量变的话,那么“科学技术革命”概念强调的只是质变,是科学技术发展在本质上的飞跃,体现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变化中的非连续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苏联学者对“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科学技术革命”进行了详细的区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更多时候,苏联学者们往往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将这三个概念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只是在使用时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在论证科学技术的积极意义时,学者们更多地使用“科技进步”一词。为此,我们首先来分析苏联学者们关于科技进步的重要思想。

二、科技进步的含义与历史分期

早在1974年出版的由А.М.普罗霍罗夫(А.m.Прохоров)主编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科学技术进步”条目中,Г.Н.瓦尔科夫(Г.Н.Волков)就曾指出:“科学技术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础。”[2]可见,科学技术进步观在苏联占据重要地位。为此“苏联共产党提出,无论从当前的观点看,还是从长远前景看,苏联的首要任务都是千方百计地加速科学技术进步。”[3]

严格说来,科学技术进步包括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两方面内容。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技术哲学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就曾这样评价技术:“它用自己的装置来增强我们的听力、视力、体力和灵活性,它缩短时间和空间,并且一般说来它会增加劳动生产率。最终,它在使满足需求变得容易的同时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技术为我们征服空间和时间,物质和力量,并使自己成为推动进步车轮的不可抑制的力量”[4]。在这里暗含了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可见,社会进步离不开技术,尤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学者们往往并不将科学和技术分割开、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共同论述科学技术进步问题。在1974年版的由А.m.普罗霍罗夫主编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科学技术进步”条目中,指出:“科学技术进步是科学与技术统一的、相互制约的和不断前进的发展。”[2]

Г.Н.瓦尔科夫还把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进步的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这正如白夜昕在《前苏联技术哲学初探》一文中指出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第一个时期起源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工厂手工业生产,这时科学理论与技术活动开始逐渐发生联系。

科学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阶段以18世纪末出现的机器生产为标志。机器生产是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和技术能手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尤其取决于“科学具体的物化”。

科学技术进步的第三个阶段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相联系。这时科学的学科范围急剧扩大,并开始以技术发展作为其主要目标,科学对技术的领先地位逐渐明显地确立起来。

由此可见,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三个阶段中,技术经历了由与科学彼此相对独立;到技术发展开始依赖科学进步,是“科学具体的物化”;再到最终一方面先进技术完全依赖于科学的重大发现,另一方面技术也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三个重要时期。其中在第三个阶段,出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互动,此时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问题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苏联学者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就渗透其中。

三、科技进步论中的社会和谐观

科技进步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成就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与延伸,科学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日渐突显。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使人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就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问题。

苏联学者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对日常社会生活的主要影响有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为此要使人们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使之相和谐、相适应。苏联学者О.m.古谢伊诺夫(О.m.Гусейнов)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工业化、都市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熟悉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这会破坏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年行为进行社会道德监督的传统形式,使人们失去行为规范,这往往使得人们在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而进行道德调节和社会调整时遇到一系列困难。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在全体居民中的普及与科学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这必然会增加人们对改变人们日常交往方式和形式、改变邻里间和家庭内部关系问题的兴趣[6]。这正如А.Г.哈尔切夫(А.Г.Харчев)和В.Г.阿列克谢耶娃(В.Г.Алексеева)所指出的,“习惯于家庭和邻里间无孔不入的、看得见的监督的那些出生在农村和小城镇的人,他们一旦脱离家庭、脱离熟悉的社会环境,就容易产生一种不畏惩罚、为所欲为的错觉。”[7]

其次,科学技术进步培养人的个性的作用不断增强,为此要使科学技术发展与人们不断提高的道德水平相和谐、相适应。О.m.古谢伊诺夫指出,“科技成就通过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对精神过程产生影响,这就必然会相应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心理和精神需求。”[6]在科学技术广泛深入日常生活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作为交往手段和信息传播者,这同时意味着它们作为培养和形成人的个性的工具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进步不仅会促使人们团结、统一和互相理解,同时它也会使人们脱离和疏远。问题全在于人们如何使用他们所享有的技术,以及同技术打交道的人的道德觉悟水平如何。如果一个人只在自己的房子里忙碌,轻视作为个人基本需要和培养个人社会性的要素之一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的话,那么被用来降低并推广人与人之间间接联系的电视机、收音机、电唱机、录音机等信息工具,就会在个别时候成为利己主义和小市民心理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条件下,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觉悟水平,提高他们的内心修养水平以及提高人的社会生活技能水平的问题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原因。

再次,科学技术进步改变人们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比例,为此要处理好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与控制,使对闲暇时间的充分利用与对闲暇时间的有效控制相协调。这正如О.m.古谢伊诺夫指出的,科学技术成就广泛地渗入到日常生活领域,减少了人们花费在家务劳动上和用于个人家庭生活以及运用企业公共日常生活服务的时间。以这样的方式节省下来的闲暇时间可以用来提高精神和文化素养,发展智力和体力才能,教育孩子和从事其他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但是,简单地从数量上增加闲暇时间还不能解决将其变为社会财富尺度的问题。科学技术进步由于缩短了距离,强化了时间,改变了人的居住环境,从而把闲暇时间变成充实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相对独立的源泉。在此,无论个人、国家还是社会团体,都有必要加强控制对闲暇时间的利用。社会主义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带有社会组织性的特征。但是科学技术进步在扩大个人利用闲暇时间形式(无线电、电视机、录音机、交通、通信、私人藏书等等)基础上的同时,增加了人们尤其是青年在利用闲暇时间上的自发性因素,降低了社会的调节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引发教育感化作用结果的不确定性[6]。因此,对科学技术引发的闲暇时间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控制是极其必要的。

与上述观念相适应,苏联学者还特别强调,不应将单纯经济利益的增长当成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准,而应当以人道主义作为评价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准。В.Л.巴萨涅夫(В.Л.Басанев)指出,“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进行人道主义评价渗透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全部内容。……当今科学技术进步只有被用于人的幸福,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财富和个人全方位的发展时才是正确的。”[8]这一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ПигровКС.ШколапоИсточникамиДвижущимСилам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Прогресса[J].ФилософскиеНауки,1974,(6):151.

[2]ВолковГН.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Прогресс[eB/oL].cultinfo.ru/fulltext/1/001/008/080/450.htm.

[3]БольшаяСовет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m].m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74.

[4]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m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m].m.,1996.

[5]白夜昕.前苏联技术哲学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4):93.

[6]ГусейновОm.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ПрогрессиmоральныеОтношенияЛюдейвБыту[J].ФилософскиеНауки,1985,(4).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8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9

关键词:事业发展;管理制度;主线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45-02

管理制度是以服务于内部管理为着力点而设计的,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管理制度的变迁是与科技发展环境相适应的,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是事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修订完善管理制度对全面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我院不同阶段的事业发展特点来分析管理制度的变迁,以期探求“十二五”时期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创新,为科技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一、“九五”以来我院事业发展的主线

“九五”以后,我院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服务三农能力为主线,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分析我院事业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又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一)“九五”时期的探索改革发展

围绕国家提出的深化市场取向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要求,我院积极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坚持以科研为主体,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为两翼的发展战略。在科技开发上,鼓励专业所和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承包、领办、创办与合办等形式,加大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与产业化力度,推进传统科研事业型向科技经营型转变,初步形成了事业体制和企业机制有机结合的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在科研工作上,在传统科研管理体制下,围绕高产、抗病、优质等要求,主要开展大宗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配套技术等研究。同时为进一步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多方筹措资金设立院科技开发基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二)“十五”时期的改革发展

随着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国内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十五”期间,为适应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我院全面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坚持以增强科研实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在科研上,剥离研究所产品开发经营职能,合并专业相近、研究内容相似的研究室,通过整合重组,加快学科结构优化,组建了13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增设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农业信息等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性学科,逐步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学科格局,初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科研机制。以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和分流出来的人员为基础,组建明天种业、江蔬种苗、苏科农化、南京天邦、瑞迪生、信息中心6个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科技型企业,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三)“十一五”时期的建设发展

国家、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要求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加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围绕新的农业科技创新需要,着力加强学科、人才队伍和平台三大建设,统筹科技创新、科技产业、科技服务三大工作。在创新体系建设上,立项建设一批具有科技创新、产业带动、培训示范等功能的国家、省级基础性研究和公共服务平台,形成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科学基地系统化、链接式的平台群体。在学科建设上,在加强稻麦棉油猪等传统优势学科建设的同时,培育壮大了适应江苏特点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设施农业、规模养殖、循环农业、农产品安全与加工、农业信息六大新兴学科。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启动五大科技创新人才计划,围绕新兴学科、特色学科建设,加大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在科技服务工作上,积极转变科技服务思路,实施科技帮扶整村推进、高效农业示范、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等项目,推广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着力提高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能力。在产业发展上,通过资源整合重组,优化科技产业结构和布局,基本形成了种子种苗、兽用生物制品、无公害农业投入品和优质农产品加工等四大主导产业集群。

二、我院管理制度的变迁与完善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管理决定科研产出、团队建设和服务水平,是保障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基础。伴随事业的快速发展,我院的管理制度不断调整、健全和完善。综合分析我院的管理制度的变迁特点,总体表现为:“九五”时期为传统管理制度向新型管理制度转变的时期,“十五”时期为管理制度向规范化演变时期,“十一五”时期为管理制度向创新性演变时期。

(一)“九五”期间,传统管理制度向新型管理制度转变

这一时期,我院的主要工作仍处于传统的管理运行机制下,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适应“一体两翼”体制改革需要的新型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为加大科技开发力度,制定了科技开发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等,实施了科研与开发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更好地调动研究所的积极性,推进科技开发的稳步增长。为推进科研工作,制定了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科技成果管理办法等,鼓励科技人员申报课题,鼓励科技人员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由于正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模式转变的初级阶段,此阶段管理制度更多的是禁令性、约束性和惩治性。如开发收入的“上缴”制度,人事管理中劳动纪律规定、职工请假规定等禁令性制度和违规后的惩治性措施,工程建设中严格按法依法办事制度和处罚制度等。

(二)“十五”时期,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推进改革发展

为改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体化科技管理体制,我院逐步形成规范的分类管理体系,推动改革发展。一是实施企业、事业分开管理。制定院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管理意见,明确研究所从事公益性研究的性质,明确实行项目组管理制度,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制定科技企业管理意见,构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约束制衡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了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实行管理与服务分离。增立实业总公司等处室,剥离后勤保卫等机构,明确财务、基建、保卫等工作由院统一管理,减轻研究所管理负担,推进管理工作规范化。但由于处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管理制度更多地向规范性和激励性演变。如科研管理上,由原有的事业费拨款、按人头划拨经费转为按项目拨款。人事管理上,建立评聘分开、目标管理、竞争上岗的新机制,有效打破原有“大锅饭”分配结构,有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三)“十一五”时期,健全管理制度,推进建设发展

“十一五”时期,是我院奠定改革创新体制的优势,抢抓机遇,加强三大建设,提高三大能力的重要时期,也是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强化服务意识,实现创新管理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管理制度更多地向完善性、创新性、服务性演变。进一步完善非营利性研究所管理运行机制,实现由原来院直接到项目组、个人转为院对所、所对内设机构、内设机构对职工的分级管理,明确由量转为量、质并重以及院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督相结合的分类管理制度机制,促进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基地为驻基地研究所提供项目实施、土地管理、后勤保障服务的职责,切实保障研究所在基地开展工作。修订了科研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不断延伸管理环节,实现全过程创新管理。

三、“十二五”时期加强管理制度建设的建议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进入以创新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院围绕“出成果、出人才”为目标,加快科研转型,深化开放创新,加强科技协作,实现创新突破发展。在转型上,突出建设新兴学科,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突出探索新的增长点,健全产业发展体系;突出新型服务对象,建立科技服务新格局。在开放协作上,提倡跨学科、跨单位、跨国界的重大研究协作攻关,注重培育集成重大科技成果,注重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实施“五大科技创新人才计划”,优化人才队伍综合素质。

“十二五”期间是创新发展时期,为推动科技事业的可持续的创新发展需要,我院应按照现代管理手段,进一步加强管理制度创新转型,促进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实现“以事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实现“禁令性管理”向“人性化管理和服务性管理”转变。一是创新成果管理机制。建立以科技生产力为标准的成果评价转化机制,引导科技人员按照产业技术体系要求开展工作。加强建立成果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实现重大成果产出规划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二是创新人才管理机制。修改完善人才引进培养政策和考核评价办法,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学设置岗位,建立“按需设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的人事管理新制度,实现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最终建立规范的岗位管理新体制。三是创新科技协作机制。深入探索研究所与企业的合作模式,充分调动研究所、企业各方的积极性。建立科研、科技产业和科技服务一体化发展、专业所和农区所一盘棋的综合政策体系,增强全院整体发展的协调性、影响力和竞争力。四是加强管理服务创新。健全院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提升规范管理水平。加强信息宣传工作的管理创新,进一步扩大我院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努力营造科学发展氛围。

参考文献:

[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作报告(1995—2010)[Z].

[2]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管理制度汇编(2000—2006)[Z].

科技发展的变化篇10

科技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抓住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立足对我国长远发展起关键与先导作用的重要科技领域,进一步明晰科技发展的着力点。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综合分析世界及我国化石能源可开采储量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和环境承受能力,我国能源消耗必须向大幅度节能减排方向发展,大幅度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比较理想的是,到2050年,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届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化石能源消耗量同*年相比增加不超过0.5倍,先进可再生能源达到25%-30%,水电和核能达到20%-25%。近期应重点发展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力争突破新一代零排放和二氧化碳大规模捕捉、储存与利用的关键技术,积极发展安全清洁核能技术和先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前瞻部署非传统化石能源技术。中长期应重点推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向主流能源发展,突破快中子堆技术、太阳能高效转化技术、高效生物质能源技术、智能网格和能源储存技术,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力争突破核聚变能应用技术,建成我国可持续能源体系。

有效突破水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式制约。我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正面临最严峻的水问题挑战。解决我国水问题,从科技角度看,近期要加快开发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水污染物减排与清洁生产技术、饮用水安全保证技术等,重点发展节水和循环利用技术、高效低成本海水利用和淡化技术等,前瞻部署和发展水生态系统相关科技问题,初步建成节水减排型社会的技术支撑体系。中长期建成行业性节水和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开展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区域的技术体系示范,开展湖泊、流域水体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使我国主要水体污染得到根本治理,研究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变化的适应技术并进行示范。

从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逐步过渡到有效修复生态环境。全球环境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已呈现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的严峻局面,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近期要坚持和完善源头治理战略,重点开发生态和环境监测与预警技术、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集成技术、废弃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开展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典型生态功能退化区综合整治的技术集成与示范。中长期要深刻认识自然系统的演化规律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影响,系统认识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建立生态、环境、气候综合监测与预警系统和生态补偿机制,开展退化生态重建转型、区域污染综合治理、环境健康监控防治、循环经济研发示范、全球环境变化适应与减缓、环保产业技术和设备研究,形成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的科技创新体系。

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创造强国”的跨越。要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必须抓住信息科技更新换代和我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通讯和计算机市场的难得机遇,大力发展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先进材料产业,发展工业生物经济,力争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掌握一批重大自主知识产权,大幅度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近期要重点发展低成本、高能效的硬件、系统软件、互联网服务技术,突破CpU芯片、高性能宽带信息网、分布式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提升重大装备的自主设计和制造能力,推进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向支持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发展;研发高性能复合材料、轻质高强结构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等基础材料及应用技术,发展新一代信息功能材料及器件、能源材料和环境友好材料等新材料;发展微生物代谢工程与生物基产品开发等工业生物技术。中长期要突破服务科学和网络化、智能化、可持续的服务技术,初步建成我国信息科技软件和服务工业体系;推进制造技术与电子、信息、生物、纳米、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融合,发展新的制造技术,根本改变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过程;突破现代材料设计、评价、表征与先进制备加工技术,发展纳米材料与器件;加强生物科技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把生物科技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