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1
【关键词】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法律性质；法理基础；风险分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法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法的相关制度和价值理念不断完善。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参与及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保护社会保险关系，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一、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法律性质
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是指社会保险基金为了保护公民应得权益，在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前提下，先行代为垫付医疗费用的相关制度。医疗费用不足部分，由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支付。
学界关于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性质分析存在垫付性先行支付[1]和保险性先行支付[2]的不同观点。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类似于代位求偿制度。在民法上的先行支付和代位求偿是基于保证理论，保险法上的代位求偿是基于保险理论。社会保险法上的先行支付制度是否属于其中一种，与二者有何区别，值得思考。
1、民法上保证理论
所谓保证，是指主债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保证人）与主债权人约定，当主债权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担保方式。此种担保方式具有补充性或连带性，但是保证合同本身具有独立性，保证人与债权人的保证协议依然以合意为基础，保证的范围、方式等仍需保证人和债权人的约定。
保证理论与先行支付在外观上有所类似，但实质仍有较大区别。保证中的法律关系被认定为普通债权债务关系，民法损益相抵、自治平等的私法精神决定了保证责任的支付和追偿都源自于意思自治的保证协议。而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法律关系是社会保险给付关系，基于法律明文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社会救济性质，没有协议或者利益作为救济基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第三人之间更不存在保证责任。可知，在民法中不能寻找到理论归属。
2、保险法中的代位理论
商业保险理论主要是指基于保险关系，保险人有先行赔付的义务，其意义在于保障赔付的及时性。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后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保险法》明确规定，代位求偿权只适用于财产范围，不涉及人身保险。代位权理论发端于《保险法》中一项传统原则――损失填补原则，该原则价值功能在于使保险人通过补偿机制将被保险的财产损失恢复到受损害之前的价值状态。
《保险法》上的代位理论不同于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制度，主要有以下区别：首先，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对象是范围确定的财产，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制度保护的客体属于人身范畴；其次，二者立法精神存在差异，《保险法》立法遵守被保险人的损失填补原则，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更侧重于社会救济，目的不在于恢复标的物的最初状态。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既不同于民法之保证，又不同于保险法之代位，宜认定为垫付性支付，相关机构的追偿是与垫付匹配的追索措施。先行支付不以利益为基础，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垫付性支付，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追偿是保障因先行支付带来的债权债务实现的权利，追偿的权限在先行支付的费用和履行先行支付所产生的费用之内，参保人获得先行支付后仍可向第三人追偿医疗费用，此代位权不是绝对的权利转移。这种支付规则实现的功能更侧重救济，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干预的性质，体现社会共济的目的。
二、设立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法理基础――以侵权法和社会法的关系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作为私法的一部分，其制度功能的考量必须置于宏观的法律体系之中。我国多数学者采多功能说。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责任法更强调其补偿性，弱化其惩罚性。[3]在传统的侵权法中，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只是限于实现对财产和人身的必要保护，只需要行为人“自担其责”。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现代文明迅速进入“风险社会”，个人亲自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能力相应被削弱。《侵权责任法》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解决过程中，也在不断输出一些侵权法自身难以消化的社会问题。传统的侵权责任法积极致力于风险社会中实现受害人权利保障，但是在现实解决问题时却“徒法不足以自行”。随之社会关系的复杂，侵权法一方面着眼于受害者权益的保护，一方面注重社会利益的平衡，增强对受害人救济的同时，亦对个人自由加以必要干预，以此实现社会关系的平衡。[4]损害补偿制度应随社会经济发展创设更合理的解决机制，使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联动，有效解决损害赔偿问题，更公平、合理解决受害人损害赔偿纠纷。
从风险社会的理论中，侵权责任法意义下的诉讼模式难以保障赔付的及时性，甚至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侵权责任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其不能很好实现缓解受害人不幸这一目标，往往出现损害与赔偿或高或低、两不相符的情况。因而侵权责任法用解决社会问题的视角对待本为私法问题的个人纠纷，以此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此时则需要侵权责任法和社会法联动发展，提升救济受害人的能力和效果。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足以保证救济无门的受害人基本的生活需求。不难预见，侵权法的重要性正在消减。我国社会保险和侵权相关法律联动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现实的需求，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题中之义。
三、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实施的风险
对于该制度的实施，广大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均表示担忧。这一制度属于比较大的创新，国外没有成型的体系可供借鉴，国内也没有相应的全方位的立法实践，可供借鉴的司法实践较少。该制度的理论研究较少，该制度缺少强大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先行支付制度先天设计不足、后天落地困难，实施存在较大风险。
1、制度设计风险
先行支付的制度设计，致使社保经办机构没有绝对的代位求偿权，先行支付后，参保人仍可向第三人追偿。经办机构替第三人先行履行支付赔偿义务后，被侵权人的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并不消失，其仍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医疗费用。尽管法律已表明参保人应当主动退还医疗保险基金，但这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自觉，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和保障，使基金安全得不到保障，产生基金缺口。另外，先行支付制度实施细则不完善，非参保人员可否先行支付并未明确，未规定先行支付的最高限额问题等。实施细则相对简单，使得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更难落地实施。
2、不当得利风险
先行支付制度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国家出于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对先行支付制度的申请条件采取了适度放宽的策略，但实施过程中参保人及第三人、经办人员、医疗机构等主体都将面临道德风险的考验。
首先，从参保人及第三人角度分析，该制度只需满足“第三人不支付或无法确定第三人”即可先行支付，极易滋生第三人逃避支付的心理，甚至与参保人串通，故意制造侵权事件。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相关单位追偿成本巨大，第三人被追偿的概率很小，促使参保人与第三人串通诈骗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其次，从社保经办机构分析，现行立法未规定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社保经办人员可能出现适用法律不当、等行为，甚至骗取社会保险基金。在先行支付制度下，极易出现道德滑坡。再次，从医疗机构角度分析，先行支付的对象是医疗机构，可能滋生被侵权人与医疗机构为获取较大额先行支付基金而进行过度医疗，从中获取较大额利益。
道德风险对于一项制度或规则而言是必然发生的，随着时间变长、实践经验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制度实践的漏洞，对于先行支付制度亦是如此。事实上，先行支付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的方式对这种人为动机进行牵制则基金的压力将会不堪重负。
3、基金安全风险
目前基金盈余状态下由医疗保险基金垫付第三人应承担医疗费用不会造成基金安全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先行支付的费用不纳入基金范畴，基金垫付可能会威胁到基金安全，亦违背公平性原则。通过对相关法律的解读，可知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追偿权的行使将滋生很多弊端。“执行难”一直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大难题，垫付社保基金的追偿无法独善其身，另先行支付制度还有着先天缺陷，社保经办机构在垫付基金追偿方面主客观方面都受到制约。
（1）社保经办机构追偿能力不足。社保经办机构需要由单一职能转变为对先行支付实施的条件审查及事后追偿等多项职能并存以应对先行支付制度的确立，但人力、物力、工作人员的相关知识水平却未因此做出相应调整，无疑会增加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负担。先行支付若追偿不能则可能面临基金赤字的风险，难以做到收支平衡，社保经办部门也会失去先行支付的动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身并不具有威慑性的追偿权力，它在追偿手段上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不可避免的导致资金的低返回率。对于参保人与第三人欺诈骗保的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享有的处罚方式是责令退回保险金和罚款。这种仅在事后补救性的罚款很难起到真正的威慑作用。
（2）社保经办机构追偿动力缺失。医疗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追偿机制主要是针对第三人，追偿机制设计不完善加大追偿难度，容易增加第三人逃避责任的概率，且对于社保机构新增追偿职责并无激励与责任措施，社保机构往往追偿动力不足。在这一利益格局下，司法机关的追偿动力不足，可能发生怠于追偿的情形。
根据以上分析，就我国目前国家发展情况而言，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承担了先行支付的重任之后，将会出现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社保基金安全面临危机，要么先行支付制度形同虚设。先行支付的部分若不与其他基金分离，势必会影响整体基金的安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医疗保险的先行支付制度是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联动的必然趋势，是福利型国家价值功能的具体体现。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我国法制建设尚在不断完善的阶段，易滋生道德滑坡、基金危险等诸多问题。该制度的设想非常完美、诱人，但是前途令人担忧。
【参考文献】
[1]李海明.工伤救济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探微―兼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得与失[J].现代法学，2011.2.48.
[2]杨华，张琦.社会保险先行支付的法律性质定位―一个类型化的初步思考[J].法学研究，2014.5.44.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2
内容提要: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既是现代侵权多元化救济模式所带来的典型难题之一，也是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社会保险法》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立法并未完全解决该难题。学说多围绕比较法上的补充模式、兼得模式、替代模式或选择模式展开讨论，见解不一；审判实践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侵权赔偿项目与社会保险给付项目在项目类别、表述及具体的计算标准上各有不同。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被侵权人、侵权人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构成重复填补，应依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性质分别判断。
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开始实施，如何协调民事基本法律与社会保障基本法律之间的关系，促成《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保持社会主义法律系的体系性和谐，已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中，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是连结两者的关键所在。各国对此争论不休，呈现出各种解决模式。美国多利用“间接来源规则”(collateralsourcerule)解决并行给付问题；[1]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则多利用损益相抵、代位求偿、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更为激进的方案则试图在人身损害领域用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替代侵权赔偿制度。[2]
《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也有过一些探讨，但因争议较大，[3]最终未能作出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法》对此作了部分规定，但离完全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距离。
一、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现状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及失业保险中的给付项目。此外，《民法通则》、《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也对侵权赔偿作出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被侵权人遭受人身侵害时得以请求的给付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治疗、康复费用；(2)被侵权人的工资收入等；(3)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残时的相关费用；(4)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死时的相关费用。在这些赔付项目中，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存在一定的交叉，侵权人能否主张损益相抵、被侵权人能否被重复填补以及社会保险机构是否享有追偿权等，构成了并行给付中的重要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前，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有所涉及。其中，《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与《安全生产法》第48条对用人单位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的关系作了规定，但未涉及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了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但理解上存在争议；[4]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答复也试图明确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规定只涉及工伤保险，且多有争议，仍难以完全厘清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
对是否规定工伤保险等问题，《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颇具争议。其中，有部门认为工伤保险等问题主要属于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宜在侵权法中规定，而应当由当时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险法》来规定。[5]因此，《侵权责任法》最终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第18条第2款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时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支出的请求权人。随后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吸收了有关意见，在第30条和第42条就医疗费用作了规定。[6]但是，对于医疗费用以外的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因分歧较大，《社会保险法》未作规定。[7]该问题仍然是侵权法和社会保险法领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二、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的学说及实践
(一)学说状况
关于同一损害，有多种赔偿或补偿制度时，由于各种赔偿或补偿系因不同时期，应对不同的需要而创设，其相互间的关系，疑义甚多。[8]在中国，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说论争的焦点，围绕替代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及兼得模式等，[9]众说纷纭。
有学者主张补充模式，认为应当坚持工伤保险优先原则，保险理赔之后的不足部分，被侵权人可以依一般侵权责任要求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赔偿。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符合工伤保险制度替代雇主侵权责任的目的，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可靠和完全补偿，且有利于发挥赔偿法律机制的制裁和预防功能。[10]也有学者主张应区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前者采“法定优先”，原则上应当首先寻求工伤基准法的救济，但在用人单位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被侵权人也可以请求民事侵权救济。对于后者，也首先由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者进行损害填补，第三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则应准许工伤者寻求民事赔偿作为补充工伤基准的不足。[11]支持补充模式的学者认为这一做法既可避免双重利益，又可避免“选择”制给受害人带来的尴尬，使劳动者的损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补偿，与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的宗旨亦相吻合。[12]
有学者主张替代模式，以工伤保险替代侵权责任，认为替代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替代关系简便易行且较为公平；替代关系也有利于减少诉讼，避免劳资争议，维护社会稳定。[13]但也有学者认为，因两种责任的设立目的、功能并不相同，而且利弊互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同时实现两者的制度功能，因此不能采取替代模式。[14]
有学者主张替代模式并辅之以特别情形下的选择模式，认为在适用工伤保险的场合，排除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但存在第三人加害行为且符合工伤保险构成要件时，赋予受害人一方选择诉权，一旦作出选择，不得再从程序或实体上寻求另一种救济。其主要理由为法律救济上的衡平原则、效率原则、积极权利观和对弱者的保护。该学者也主张，在立法和政策层面，工伤保险的给付水平应当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相当，如此一来，任何“补充”和“选择”都将失去意义，程序便捷高效的工伤保险制度必将居于优势地位。[15]也有学者对选择模式提出批评，认为因侵权赔偿与工伤补偿之间存在差异，受害职工很难合理行使选择权，面临无法获得充分补偿的风险，[16]也会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操作上的困难。[17]
有学者主张兼得模式，认为无第三人侵权时，被侵权人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若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用人单位还须按照侵权赔偿的规定支付赔偿金；第三人侵权时，劳动者可以向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第三人不能承担责任，则本应由第三人承担的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其理由主要有：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二者之间不具有相互取代性；因人身价值难以用金钱评估，侵权法恢复原状的目的难以实现，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兼得不构成不当得利；兼得模式符合侵权法功能多元化的要求且符合现行法的规定。[18]
此外，也有学者主张依具体情形分别适用不同模式，认为具体的救济模式应依工伤职工实际受偿情况、请求对象与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统筹情况等加以确定。[19]也有学者从生命权特别保护出发，主张根据第三人侵权是否造成死亡后果分别适用兼得和补充模式。[20]
综上，虽然各家学说未能形成一致结论，但至少存在以下几点趋势：(1)学说多围绕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展开，未关注其他社会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并行给付问题；(2)所有学说都围绕替代、兼得、补充或选择等不同模式展开论述；(3)早期学说多笼统认为应当采取某种模式，但最近学说呈现出了类型化倾向，区分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甚至有学说进一步区分了工伤是否造成死亡等情形。以下就此作一简单述评。
替代及选择模式的优点在于效率。但是，一个具有高效制度和高效法律体系的社会不一定是公正的，为了实现更高的规范目标也可能必须接受效率的损失。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公认的规范，即使与效率目标不一致，也要执行。[21]同样地，在并行给付处理模式的选择上，效率与否并不是决定模式选择的先决条件，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各自的价值目标和功能才是决定模式选择的关键所在。更何况，两者给付项目类别并不完全等同，替代或选择模式难以发挥不同给付项目本身的价值。
兼得模式的优点在于对受害人的保护，符合侵权法救济被侵权人的目标功能，也符合社会保险法内含的“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政策目标。[22]但是，姑且不论工伤保险是否内含了“责任险”的因素，[23]这一模式并不符合衡平原则。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在遭受人身侵害时，在法律上应受到同样的救济。若因为其在职职工身份而获得了双份救济，有违衡平理念。而且，若坚持兼得模式，令被侵权人获得双份补偿，社会保险基金也当然不得再通过代位求偿等方式向侵权人追偿其支出的费用，否则会给侵权人带来双重负担——既要向社会保险基金偿付费用，又要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有违一般法理。但若社会保险基金不享有追偿权，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源保障将面临极大的挑战，要么使得保险费率不当增加，要么使得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进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相反，若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费后，仍然难以从该制度中获取一定的利益，难免影响工伤保险制度的吸引力。[24]
补充模式力图实现不同的制度目的，兼顾被侵权人、侵权人及社会保险机构的利益。支持者不在少数。但也有学者批评该模式纠纷处理机制复杂，是一种低效率的模式；当事人负担沉重，且雇主在缴纳工伤保险费之后还要承担事先无法预期的赔偿责任，使得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5]或者认为补充模式司法成本较高，且因不符合损益相抵规则的构成要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26]但如前所述，效率并不是决定模式选择的关键，可以通过改革其他配套制度加以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就通过课以补偿义务人调查受害人获益情况的义务来提高制度运行效率。[27]雇主承担不可预测风险的批评，也不具有合理性。雇主对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因为若雇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通常亦不会发生工伤，不至于承担赔偿责任。而关于该模式缺乏理论基础的批评也不尽合理。因为即使与损益相抵规则的要件有所出入，并不妨碍通过扩张损益相抵规则的适用范围来解决这一难题。[28]
若只能从上述各种模式中选择，我们较为倾向补充模式。但是，目前中国学者理解的补充模式多为赔付总额上的补充关系。[29]该模式仅仅关注到侵权赔偿和社会保险各自的整体功能，忽略了各赔付项目本身的性质和目的。与此不同，损益相抵规则适用的前提是赔付项目的“同质性”，关注的是个别赔付项目本身。因此，“总额补差”式的补充模式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二)司法实践状况
关于并行给付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论，集中体现在工伤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
间的关系上。[30]最高人民法院曾试图明确规定兼得模式，[31]但最终通过的司法解释删去了该规定。目前法院处理该问题的依据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2条的规定。
就该条的理解，多有争议。有法官主张混合说，认为在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赔偿。但如果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32]有学者认为应理解为用人单位侵权时，工伤保险替代侵权赔偿；第三人侵权时，语义上解释为兼得模式和选择模式均可，依公平原则应采选择模式的理解。[33]有学者认为该条第1款不应被理解为“劳动者只能寻求工伤保险救济”，而只是“代表了法院行使释明权”；该条第2款则应被理解为兼得模式。[34]也有学者理解为补充模式，认为若工伤保险补偿未能完全达到救济劳动者的目的，权利人可继续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赔偿。[35]
学界的争议也导致了具体适用分歧。此处选取若干典型案件作一分析。具体案件有：(1)张文勇与广州丰科贸易有限公司工伤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084号)(以下简称“张文勇案”)；(2)广州市禺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与郭澎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676号)(以下简称“郭澎涛案”)；(3)北京中交安通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与徐兴民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上诉案((2010)渝二中民终字第810号)(以下简称“徐兴民案”)；(4)楚芮等诉宝丰县洁石碳素材料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2010)宝民初字第294号)(以下简称“楚芮案”)；(5)佛山市南海平洲夏西宏发编织厂与张平容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07)佛中法民一终字第642号)(以下简称“张平容案”)；(6)广州市三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李仕清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上诉案((2009)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196号)(以下简称“李仕清案”)；(7)何树民等与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等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08)衢中民一终字第346号)(以下简称“何树民案”)；(8)梁辛贻与卢柱材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06)佛中法民一终字第900号)(以下简称“梁辛贻案”)；(9)杨文伟诉宝二十冶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以下简称“杨文伟案”)。[36]
针对用人单位侵权，多数学说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2条试图以工伤保险待遇替代侵权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如“张文勇案”和“郭澎涛案”，即使是同一法院时隔不久的判决，在判决结论上却明显不同：前者认为劳动者虽然不能基于同一损害事实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但对于侵权赔偿中未涵盖、却包含在工伤保险待遇中的给付项目，用人单位仍应予赔付；而后者采纳的是替代模式，以工伤保险待遇替代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人侵权的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答复明确肯定了工伤保险待遇和侵权赔偿可以兼得，但司法实践并未统一。其中，采纳了兼得模式的案件有“楚芮案”、“李仕清案”、“梁辛贻案”和“杨文伟案”等四件；其他案件并没有遵循该答复确定的兼得模式。在“徐兴民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已要求第三人先行给付医疗费，但被侵权人仍得以要求工伤保险待遇。在“张平容案”中，法院认为两者可以兼得，但以功能上的等同性等为由，认为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侵权赔偿中的医疗费和误工费构成重复填补，工伤保险待遇中不予给付。在“何树民案”中，法院认为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兼得模式，并援引地方条例认为应按“总额补差”的办法支付。与“张平容案”不同，该案中，法院只是进行了赔付数额总额的简单对比，并未对比个别给付项目。
上述案例状况表明该问题在审判实践中的严重分歧。但与学说不同的是，有不少案件并不是简单判断应否兼得、补充、选择抑或替代，而是依不同赔付项目分别判断是否可以兼得。这也正是前述学说所缺乏的视角。例如，在“张文勇案”中，法院认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残疾赔偿金”均基于因伤致残这一事实获得，在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不能要求重复支付；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因其属于工伤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获得的补助，应予以赔付。同样地，在“张平容案”中，法院也区分了赔付项目，认为工伤保险待遇中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交通事故赔偿中的医疗费、误工费保护的是同一权益，不应重复赔偿。即使是在最终采纳了兼得模式的“梁辛贻案”中，一审法院显然也注意到了个别赔付项目的同质性，认为仲裁裁决中的住院伙食费与民事赔偿项目重叠，可不予赔偿。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采纳兼得模式的“杨文伟案”中，一审法院也认为交通费不应双重赔付，且二审法院并未否定该判断。
三、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方案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是现代侵权多元化救济模式带来的典型难题之一，各国通常围绕“间接来源规则”、损益相抵、代位求偿及不当得利等具体法理展开讨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案。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受制于各国特定的社会保险政策、财政能力、侵权法的构造甚或一国的法传统。特定国家的解决模式只能是一种参照，更何况各国内部对此也处于长期争论之中，要完全导入特定国家的某种模式并不现实。因此，结合中国国情，以比较法经验为参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解决这一难题。
(一)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首先，应采取类型化的思路，避免笼统判断；依不同赔付项目分别判断的审判实践倾向，值得肯定。
依赔付项目不同分别判断符合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的功能定位。侵权赔偿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偿、惩罚和吓阻。社会保险的主要功能则在于安全保障、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与侵权赔偿的功能取向并不一致。[37]但要实现社会保险的这些功能，须通过分摊风险的办法来填补社会成员的损失。因此，补偿是实现社会保险功能的前提，理应被作为社会保险的功能之一对待，无视两者在补偿功能上的交叉关系而抽象主张两者可以兼得的模式并不可取。
由于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都具有补偿功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侵权法补偿功能。但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各自的功能并不限于补偿。侵权法根本目的在于以损害赔偿划定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之间的界限，而社会保险法则受到了连带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福利国家理论的影响。基于这样的法律政策目标，侵权赔偿和社会保险给付呈现出了不同的功能倾向，或偏重于补偿功能实现，或偏重于惩罚功能实现，或偏重于福利等功能实现。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在功能上并非完全等同，无法用社会保险完全替代侵权赔偿。在决定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构成重复填补时，单纯的选择模式或替代模式无法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而需要根据各赔付项目背后的功能定位作出判断。
依赔付项目不同分别判断也有比较法依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台湾地区有判例鲜明支持了依给付目的判断原则，认为“两者之意义，性质与范围均有所不同。以目的上言之，职灾补偿以保障受害劳工之最低生活保障为其目的，而民法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旨在填补受害劳工所遭受之精神物质之实际损害，但两者给付目的有部分重叠，均具有填补受灾劳工损害之目的。就此重叠部分，如其中一债务人已为给付，他债务人就此部分之责任即归于消灭”。[38]日本也明显区分了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结局，给付该利益的宗旨或目的与损害赔偿的宗旨或目的是否具有“同质性”与“相互补充性”是重要判断标准之一。[39]一般认为，第三人侵权的情形，被侵权人虽然同时获得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和社会保险给付请求权，但对于国民健康保险给付、护理保险给付、国家公务员互助给付、厚生年金、国民年金及通常的工伤保险给付等社会保险给付，若保险机构支付了社会保险待遇，保险机构取得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若被侵权人受有来自第三人的赔偿时，在相应范围内，保险机构免除其给付义务。但工伤保险特别给付金、日本《生活保护法》上的生活保护及通常的社会福利，因不具有损害填补的性质，并不因受有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而免除。[40]日本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也支持了该观点，认为“受害人依劳灾保险法或公共年金制度受有各种保险给付或各种年金给付时，根据此等社会保险给付各自的制度目的，若该给付是为了填补特定损害而支付的，作为填补对象的特定损害与该给付就具有同质性和相互补充性，应当进行损益相抵式的调整”。[41]其他国家也有类似做法。例如，英国1989年《社会保障法》中规定了侵权赔偿中应当扣除全额社会保障金，但1997年的法案改变了这一做法，社会保障金只从具有相同功能的部分扣除。[42]德国的社会法典虽然规定社会保险人及生活保护的给付人，限于存在给付义务时，依法律规定取得受害人对加害人的请求权。但于此情形，要求社会保险给付与损害类别的时间与对象为一致。欧洲学说上通常也认为，第三人向受害人的支付是否适用损益相抵取决于该支付背后的目的。[43]
不仅如此，依赔付项目不同分别判断也符合现行法规定的法理，与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过程也完全一致。《侵权责任法》通过列举赔偿项目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社会保险法》就医疗费问题单独作出规定却未规定其他给付项目，以及《社会保险法》第49条第2款关于丧葬补助金的规定，也都表明了就不同赔付项目采纳不同模式的可能性。实践中被侵权人、侵权人及法院也多是就具体的赔付项目逐一主张、举证、反驳和认定。因此，在处理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的关系时，逐一分析具体的赔付项目，尤显必要。
其次，社会保险给付原则上不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侵权赔偿原则上也不限制社会保险给付请求权。
就用人单位侵权的情形，中国相关学说及审判实践认为此时应以工伤保险给付替代侵权赔偿。[44]比较法上也多认为此时可视为用人单位“购买”了“责任险”而免责；或认为该制度有助于保持劳资之间的“和平共处”，应免除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但该理解日益受到批评，甚至有国家开始尝试放弃这一制度。[45]第一，工伤保险给付项目与侵权赔偿项目并不相同，不能简单替代。诸如精神损害赔偿等工伤保险给付项目中尚未包含的项目，不可能也不应被替代。第二，两者的赔付标准并不相同，倘若工伤保险给付的数额少于被侵权人实际所受损害，此时若令被侵权人自己承担损失、禁止被侵权人向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求偿，并不符合损害填补的分配正义。第三，若以被侵权人不得不承担部分损失来换取劳资双方的“和平共处”，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46]因此，为完全弥补被侵权人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12条不应被理解为“替代模式”，而应被理解为只是规定了救济程序上的工伤保险前置性。
同样地，第三人侵权的情形，社会保险给付也不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侵权赔偿也不限制社会保险给付请求权。在欧洲比较法上，被侵权人获得社会保险给付后，通常无权向侵权人要求完全赔偿。但这一机制并没有排除或限制被侵权人享有的双重请求权，只是通过被侵权人、侵权人及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求偿机制来避免被侵权人的双重得利或侵权人的不当免责。[47]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用人单位侵权与第三人侵权的不同设计，在填补被侵权人损害方面并不应该有太大差别。区分两者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机构与侵权人之间的求偿关系和不同的救济程序上。因此，本文设计的具体解决方案，并不刻意区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而只分析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但须说明的是，在工伤保险领域，用人单位侵权与第三人侵权存在着不同的政策考量，用人单位侵权情形原则上应否定社会保险机构的求偿权。
(二)具体解决方案
遵循前述基本思路，可依类型化的思路，按照不同赔付项目分别判断的原则解决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的并行给付难题。
1·治疗、康复费用。在侵权赔偿方面，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和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贴费、必要的营养费。在社会保险给付方面，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工伤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工伤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若构成工伤，依《社会保险法》第30条，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构成并行给付关系。两者当中的医疗费，都旨在弥补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伤害而引起的伤病治疗费用，构成重复填补关系，被侵权人不得重复得利。《社会保险法》第4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18条[48]都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两个条文都未明确规定此时是否构成法定债权让与。在解释论上应当认为被侵权人仍然得以请求工伤保险医疗目录以外的合理医疗费用，以实现被侵权人损害的完全填补，并避免侵权人不当免责。原因在于，中国工伤保险医疗目录与侵权赔偿中的合理医疗费用并不完全一致，且后者的数额往往高于前者，若依法定债权让与制度，要么使得工伤保险基金获得了与其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不相称的追偿额，要么使得侵权人不当免责。而且，《社会保险法》第42条的用语“追偿”本身也表明社会保险给付只是在给付的范围内消灭被侵权人相应数额的请求权，而《侵权责任法》第18条的用语“该费用”，更是明确限定了第三人的求偿范围。
关于伙食补贴费、交通食宿费和护理费，因其功能和目的完全相同，构成重复填补的关系，被侵权人不应获得双重给付。侵权赔偿项目中的必要营养费，因工伤保险待遇中并未涵盖，被侵权人可依《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侵权人给付。
问题是医疗费用的侵权赔偿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关系如何处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是工伤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为弥补工伤后将来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一次性支付的医疗保障费用，与侵权赔偿中的医疗费用通常不会构成重复填补。原因在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9条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应“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或者是将来“必然发生的费用”。当然，就将来费用部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侵权医疗费用赔偿也可能构成重复填补，须加以调整。但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不仅着眼于将来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同时也是工伤保险基金在工伤职工因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使得收入减少时所给予的一种医疗补助，类似于“社会救助”。因此，两者在功能上并不完全等同，被侵权人获得侵权赔偿后，仍可以请求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若不构成工伤，依《社会保险法》第30条，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在“第三人不支付或无法确定第三人”时，基本医疗保险机构有先行支付义务并享有追偿权。该条语义表明，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和侵权赔偿医疗费用，被侵权人只能享受一份。但因侵权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为“合理费用”，其数额通常会高于受目录范围限制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该条也应当采取与《社会保险法》第42条一样的理解。
2·关于被侵权人的工资收入等。在侵权赔偿上，被侵权人可以要求误工费。社会保险给付则包括工伤期间或工伤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福利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时的失业保险金。
在这点上，“张平容案”的判决理由值得肯定。即，“虽然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是依不同法律而取得的不同性质的补偿，但两者均是为补偿伤者因受伤而造成的收入损失而设定，实际保护的是同一权益。”同时，为避免侵权人的不当免责，若被侵权人获得停工留薪期工资的，就该部分支出，用人单位可以向侵权人追偿。[49]这也符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的精神。
失业保险金的领取与误工费侵权赔偿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填补关系，但失业保险金本质上属于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目的不在于补偿被侵权人因受侵权导致的工资收入损失。而且，失业保险基金虽有财政补贴，但职工缴纳了部分保险费的事实，也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为了自己利益之伤害保险契约”。因此，失业保险金不应在误工费赔偿中予以扣减。
3·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残时的相关赔付。对此，《侵权责任法》规定了残疾生活辅助用具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50]社会保险给付方面主要有病残津贴、工伤时的伤残辅助器具费用、生活护理费、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若构成工伤，依《社会保险法》第17条，不符合领取病残津贴的标准，此时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构成并行给付的关系。两者当中涉及的残疾用具费，是被侵权人因残疾造成身体机能的全部或部分丧失、为日常生活或就业需要而配备有关残疾辅助器具所支付的费用，目的和功能相同，构成重复填补的关系，被侵权人不得双重得利。但因两者的计算标准不同，在数额上可能会有差异，此时可以参考医疗费的处理模式，以补差的方式向侵权人或社会保险机构求偿。若社会保险机构支付了相关费用，为避免侵权人不当免责，应赋予其追偿权。
两者涉及的护理费都是为了弥补生活自理障碍而需要由他人护理时的费用支出而设，其目的、功能等同，构成重复填补上的“同质性”。但是，工伤保险待遇中的护理费按月发放，侵权赔偿中的护理费须一次性支付。损益相抵原本是指是否应当将从第三人处受领的给付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的问题，尚未受领的给付，原则上不应被扣除。[51]因此，若未实际受领工伤保险护理费的，侵权人通常不得主张损益相抵；相反，若被侵权人尚未从侵权人处获得护理费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在其支出范围内享有追偿权。不过，因存在一次性支付和定期金支付的不同，两者之间的调整会显得非常复杂。
难点是残疾赔偿金与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伤残就业补助金及病残津贴之间的关系。
关于残疾赔偿金的性质，主要有“收入丧失说”、“劳动能力丧失说”等学说。[52]通常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虽然采纳了“劳动能力丧失说”，但在具体计算时采取“定型化赔偿”方式，通过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来确定残疾赔偿金。[53]其中，该司法解释第25条第2款的规定表明，收入减少是重要考虑因素。
伤残补助金是指因工伤引起的劳动功能障碍而影响职工日后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伤残等级支付的一次性补助费用。其着眼点在于弥补因劳动功能障碍引起的收入减少，与残疾赔偿金的功能和目的相同，具有损害填补上的“同质性”。因此，侵权人可以主张损益相抵；被侵权人不得双重得利；而社会保险机构在其支付的范围内，享有对侵权人的追偿权。《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第2款规定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时可调整残疾赔偿金数额，也体现了不得双重得利的精神。
伤残津贴，是工伤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对保留劳动关系而不安排工作的工伤职工支付的劳动能力丧失补偿待遇；按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按月支付。伤残津贴事实上弥补了劳动收入的丧失，似乎与残疾赔偿金构成重复填补。但《社会保险法》第40条表明了伤残津贴与养老保险待遇的同质性，都旨在保障职工的生活来源，前者着眼于退休前生活保障；后者着眼于退休后生活保障。[54]因此，伤残津贴的主要着眼点不在于弥补收入损失，而是基本生活保障，与着眼于收入损失弥补的残疾赔偿金不具有功能和目的上的“同质性”。两者不构成重复填补。
因工伤致残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该补助是为了保障这类工伤职工在寻找到新的工作以前，能够负担基本的生活开支，同时也是对其可能产生的就业弱势的补偿。[55]该补助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伤职工的收入损失，但其着眼于基本生活的保障，并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更多地类似于失业保险金的功能，与旨在弥补收入损失的残疾赔偿金的功能和目的不同，不构成重复填补的关系。
若不构成工伤，病残津贴与侵权赔偿构成并行给付关系。病残津贴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参保人员的经济补偿。《社会保险法》创设了该制度，但未规定其性质。一般认为，参保人员“缴纳了保险费，对养老保险基金作出了贡献，在其失去生活来源时，养老保险基金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56]据此，病残津贴的本质在于保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在退休年龄前生活保障，强调保险费的缴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损失，但与残疾赔偿金并不具有“同质性”，不构成重复填补，也不构成社会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代位求偿的对象。
4·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死时的相关赔付。对此，《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丧葬补助金是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给遗属用以安排丧葬事宜的资金。侵权赔偿中的丧葬费，也是安葬死者的费用。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等同，构成重复填补的关系，遗属只能取得其中一份。《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也表明了被侵权人一方不能重复得利。
抚恤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构成重复填补，涉及到抚恤金的性质。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的答复》称：“不管受害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应当酌情给一点抚恤”，“加害人支付的抚恤费用包括扶养费用，但不限于扶养费用”。1965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的函》称：“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的家属生活补助问题……除了肇事单位根据肇事人所负责任大小发给一定的补偿费之外，原单位仍应按劳保条例发给抚恤费。”[57]从这些规定来看，虽然抚恤金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遗属的生活来源，但更多体现了对遗属的抚慰功能，抚恤金是被作为遗属的福利保障制度来对待的，与侵权赔偿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所强调“必要的生活费”的金钱补偿功能并不相同。《社会保险法》延续了这一福利保障的思维。[58]据此，社会保险给付中的抚恤金，不管死亡赔偿金是否包含了被扶养人生活费，遗属都可以在侵权死亡赔偿金之外请求抚恤金，两者不构成重复得利；支付了抚恤金的社会保险机构，也不得向侵权人代位求偿抚恤金的支出。原因在于，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求偿权人受有损失。而抚恤金的支出，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抚恤金、失业保险抚恤金，因为受害人的死亡导致社会保险机构无须再发放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此等抚恤金的支出难谓社会保险机构的损失。
难点在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侵权赔偿死亡赔偿金的关系。
鉴于《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精神损害赔偿单列，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自然不是人格赔偿性质的“精神抚慰金”，而是财产赔偿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59]但就其具体赔偿范围及标准，传统上有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之争；也有学者构建了近亲属“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60]《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并列，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继承丧失说”。虽然因《侵权责任法》未列举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致使难以断定《侵权责任法》采取了何种学说，但法发[2010]23号要求“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明确表明了不采纳扶养丧失说。而继承丧失说和“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的相通之处在于死者近亲属得以请求死者未来收入的赔偿。据此，《侵权责任法》虽然未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但其是对死者未来收入的补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性质，学界未作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工亡补助金的补偿对象包括三类情形：受害人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丧失，即家庭共有预期收入的减少；受供养权利的丧失以及工亡职工近亲属的精神损害。[61]但笔者认为，《社会保险法》第38条已单列供养亲属抚恤金，工亡补助金不应被解释为包含了受供养权利的丧失；而且，考虑到中国及比较法上的社会保险待遇通常不包含精神损害补偿，工亡补助金也不应被解释为包含了精神损害补偿。因此，工亡补助金的实质是对近亲属得以预期的财产损失的补偿，与侵权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在功能和目的上是等同的，存在着重复填补的“同质性”，被侵权人不可重复得利。但因计算标准不同，两者在数额上可能不同，近亲属可依补差的方式分别向各自的给付义务人请求。社会保险机构与侵权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损益相抵、代位求偿等制度予以解决。
5·《侵权责任法》特有损害赔偿项目的赔付。与《社会保险法》不同的是，《侵权责任法》还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此等赔付项目的功能与社会保险待遇不具有“同质性”，不构成重复填补关系。
四、结语
因遭受人身侵害引起的损害，存在着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等多元化的填补方式。侵权赔偿项目与社会保险给付项目在项目类别、表述及具体的计算标准上存在差异，会面临并行给付的问题。对此，学界多围绕补充模式、兼得模式、替代模式、选择模式等展开讨论，审判实践也关注到了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性质。笔者认为，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在于特定制度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和政策功能，取决于被侵权人、侵权人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在被侵权人损失完全填补原则之下，通过损益相抵、代位求偿等制度的运用，既要避免侵权人不当免责，也要避免其承担不当责任，同时又要保障社会保险机构的经济能力。在这一前提之下，依不同赔付项目分别判断的原则较之单纯的模式选择更符合现行法精神和司法实践需要。
目前赔付项目中构成重复填补的主要有：(1)侵权赔偿中的医疗费、伙食补贴费、交通食宿费、护理费与社会保险待遇中的相应项目；(2)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3)侵权赔偿中的残疾用具费与社会保险待遇中的残疾用具费、残疾赔偿金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丧葬费与丧葬补助金、死亡赔偿金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就这些项目，被侵权人不得重复得利；但因各自的计算标准不同，被侵权人在获得其中之一的补偿后，可以向各自的给付义务人请求补偿其仍然难以弥补部分的损失。就侵权人、被侵权人及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可通过损益相抵、代位求偿等机制加以解决。
不构成重复填补的赔付项目主要有：营养费、失业保险金、伤残津贴、病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抚恤金、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此等赔付项目，被侵权人可依侵权法或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分别向各自的给付义务人请求，不构成损益相抵或代位求偿的对象。
注释:
[1]richardc.maxwell,thecollateralsourceruleintheamericanlawofdamages，"minnesotalawreview,vol.46(1961-1962),pp.669-695.但该规则日益受到挑战，最近各州动向可参见jamiel.wershbale,tortreforminamerica：abrogatingthecollateralsourceruleacrossthestates，"defensecounseljournal,vol.75,2008,pp.346-357.
[2]加藤新太郎：《加藤雅信：不法行?榉à谓???想——损害???から社会保障的救?gへ》，加藤雅信等?：《日本民法施行100年?念：日本民法学?百年史》，?|京：三省堂，1999年，第624?；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王仰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0页。
[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019—1025页。
[4]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杨胜男、贾媛媛、庄良平：《生命权特别保护视野下的工伤案件审理》，《法律适用》2008年第5期。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第1025页。
[6]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40—341页。
[7]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第129页。
[8]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9]王泽鉴：《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8—211页。
[10]吕琳：《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11]周开畅：《社会法视角中的“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李志明：《工伤保险补偿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竞合问题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09年第2期；李坤刚：《工伤补偿制度：起源、问题与解决》，《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林嘉：《论社会保险法的制度创新》(上)，2011年1月20日，http：//.cn/article/default.asp?id=51941，2011年1月30日。
[12]陈信勇：《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
[13]金福海、王林清：《论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之关系》，《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
[14]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15]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6]陈信勇：《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研究》，第216页。
[17]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第429页。
[18]张平华、郭明瑞：《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
[19]王永亮、朱炜：《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竞合时的救济模式选择》，《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
[20]杨胜男、贾媛媛、庄良平：《生命权特别保护视野下的工伤案件审理》，《法律适用》2008年第5期。
[21]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民法的经济分析》，江清云、杜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22]学界多从“双重得利”角度批评兼得模式。但反对者认为，各种名目的损害虽然得以赔偿，但生命、身体、健康却无法完全回到原状。保险金的获得并不能完全保障将来的生活。将两者的重叠给付视为不当得利的观念，无疑是神化金钱给付作用的拜物教。(松本克美：《使用者の损害?????栅??谋j?——损益相?ⅰべr??者の代位·不当利得制度による使用者?p??の批判》，《神奈川法学》1995年第30?第3号)
[23]工伤保险费率的确定与用人单位的所属行业和工伤发生率等情况挂钩，体现了责任险中蕴含的风险概率问题，具有一定的“责任险”色彩。若工伤保险制度的创设本身具有工伤责任社会化之目的，工伤职工获得工伤保险给付后仍然享有对用人单位的侵权赔偿请求权，无疑违背了这一目的。(吕琳：《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24]事实上，如何增加制度的吸引力，也是《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考量之一。(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第115页)
[25]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26]张平华、郭明瑞：《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
[27]ulrichmagnus，ed.，theimpactofsocialsecuritylawontortlaw，newyork：springerwiennewyork，2003，p.290.
[28]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判决(最大判平成5年3月24日民集473吖第3039页)就采用了“损益相抵式调整”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潮?佳男：《??馗髡?ⅱ不法行?榉ā罚?|京：新世社，2005年，第111页)
[29]例如，“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995条规定：“劳动者执行职务过程中因第三人的行为受到人身伤害，应当先请求工伤保险补偿，再就工伤保险补偿与实际财产之间的差额以及精神损害不足的部分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30]当然，也有案件涉及到了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例如，王慧玲：《医保不应冲抵第三人侵权所承担的赔偿》，《人民法院报》2005年9月20日，第2版)，但此处只讨论工伤保险待遇相关的案件，一则为与前述学说状况相对照，二则因工伤保险待遇较之其他社会保险给付，其争议更为集中。
[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续一)》(征求意见稿)第29条曾规定了兼得模式。(《人民法院报》2004年9月30日，第2版)
[32]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
[33]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34]张平华、郭明瑞：《关于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法律适用》2008年第10期。
[35]李志明：《工伤保险补偿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竞合问题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09年第2期。
[36]未特别注明的，均出自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因篇幅关系，此处省略具体案件事实及判决理由。
[37]林嘉：《社会保险对侵权救济的影响及其发展》，《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38]王泽鉴：《侵权行为》，第27、29页。
[39]平井宜雄：《??馗髡?ii不法行?椤罚?|京：弘文堂，1992年，第31?。
[40]若林三奈：《?阈薪o付と损害???》，《ジュリスト》2010年第1403号。
[41]最判平成22年9月13日判夕1337号第92?。
[42]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第414—415页。
[43]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45页。
[44]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金福海、王林清：《论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之关系》，《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及前述“郭澎涛案”等。
[45]ulrichmagnus，ed.，theimpactofsocialsecuritylawontortlaw，p.305.另参见王泽鉴：《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第210页。
[46]ulrichmagnus，ed.，theimpactofsocialsecuritylawontortlaw，p.305.
[47]ulrichmagnus，ed.，theimpactofsocialsecuritylawontortlaw，p.305.
[48]该条只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的情形。但有学者认为，按照举重以明轻的规则，既然在受害人死亡时可以适用，在受害人遭受一般的人身损害或残疾时，第三人更应当享有直接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权利。(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4页)反对意见认为，该款是对死亡的被侵权人的特别保护，在其他人身损害情形均不适用该款。(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49]田韶华：《误工费赔偿中的疑难问题》，《法学》2010年第9期。
[50]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见解不一。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682页；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132—134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51]岳卫：《日本保险契约复数请求权调整理论研究：判例·学说·借鉴》，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52]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679页。
[53]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113页；但也有人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采纳了“所得丧失说”。(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132页)
[54]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第121页。
[55]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第119页。
[56]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第52页。
[57]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137页。
[58]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第146页。
[59]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683页。但也有学者坚持精神抚慰金性质。(梁慧星：《中国侵权责任法解说》，《北方法学》2011年第1期)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3
论文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环境侵权日益复杂化，私法公法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传统的民事救济方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环境侵权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便是责任的社会化、赔偿的社会化。在论述我国建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必要性的同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化赔偿机制以及立法构想。以期在中国建立一套现代环境侵权行为法、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补偿及整治基金制度相结合的和谐统一的赔偿机制。关键词：环境侵权；社会化；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特别补偿及整治基金1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概述环境侵权是一种“危害环境的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其侵犯的客体包括他人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有权利即有保障，有损害即有救济乃是人类公平正义理想赖以存在的基石。环境侵权侵害了当事人一方的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致害方有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并在可能情况下，承担恢复环境的责任。在私法领域，对侵权行为的抑制包括直接性抑制和间接性抑制：前者为通过排除损害等方式直接禁止或限制危害活动；后者为通过将环境损害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来限制其侵权行为。这些措施对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有一定的实效性。然而，随着权利的社会化，责任也随之有了社会化的趋势。民事救济的方式已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单纯采取民事救济方式来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极有可能使受害者得不到充分赔偿，难以完全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在重大污染发生时，可能导致企业由于巨大的经济负担而经营困难，甚至于破产。有鉴于此，传统侵权责任已难以承担大量的、严重的污染事故对受害人的补偿，这就要求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在完善侵权法上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社会化的赔偿机制。2环境责任保险制度（1）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的必要性。以责任保险作为防治环境污染的手段，是将经济制度与环境侵权责任相结合的产物。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9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应用于环境领域，就产生了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其基本功能是分散危险、消化损失，保护加害人和受害人。即侵权人通过投保，在污染损害产生时将损害赔偿责任转嫁于保险公司，而最终转嫁给成千上万的可能产生污染损害的投保人。其次，环境责任保险可以起到强化环境管理和预防环境损害的作用。保险公司在接受投保时会对投保人的污染防治设施的构置以及此后的维护、使用状况进行审核、监督，从而使环境管理机关在不费力的情况下强化环境管理，预防污染的产生，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最后，环境责任保险既可免去被保险人承受抗辩索赔的紧张、不便和劳顿，也可使受害人免去冗长繁杂的诉讼程序，得到及时、便利的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以一个危险投保共同体为赔偿主体，填补受害人之损失，符合污染者负担原则，适应了现代环境管理的要求，在现代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有成为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并重的损害填补制度之势。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责任保险制度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建立，目前，英、美、德等发达国家已在工业事故、核能事故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从各国立法来看，世界上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有3种模式：德国的兼采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作为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美国和瑞典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与法国和英国的任意保险为原则，强制保险为例外的制度。德国1991年1月1日颁行的《环境责任法》出于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加害人能履行其赔偿义务的考虑，规定设施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先保障措施包括：责任保险、金融机构提供的证明和担保与联邦或州政府证明免除或保障赔偿的履行。美国的强制责任保险主要针对有毒有害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处置所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1976年的《资源保全与恢复法》授权国家环保局局长对毒性废弃物的处理、储存或处置制定管制标准，其中包括必要或可期待的财务责任。环保局局长在其的行政命令中，要求业者就日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包括对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关闭估算费用以及关闭后30年内所可能引发的监测与维护费用，进行投保。此所谓“日落条款”。事实上，美国的责任保险一般只限于突发性事故。而瑞典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其限定了保险赔偿条件。瑞典《环境保护法》第10章规定，对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在依照《环境损害赔偿法》有权获得赔偿而又不能得到赔偿，或者受害人已经丧失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难以确定伤害或损害责任人的情形下，由环境损害保险提供赔偿。即诉讼为其前置程序，此制度设计无疑使责任保险制度及时、简便的优点丧失殆尽，违背了其初衷，故不可取。法国和英国则是以任意保险为原则。1977年法国保险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组成的污染再保险联营，制定了污染特别保险单。至此，保险公司承保范围不再限于偶然性突发性的环境损害事故，对于因单独、反复性或继续性事故所引起的环境损害亦予以承保。只是这样一种保险的选择是出于投保人自愿，而非政府强制投保。英国于1974年提出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单，对累积、继续、协同、潜伏性的环境污染事故予以承保。（3）我国的抉择。现达国家盛行的“绿色保险”，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法理学上讲是为“法律移植”。然而，法律移植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所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移植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使之本土化。因此，对于环境责任保险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创造新的制度安排。在大力推行责任保险的前提下，笔者认为，不应采瑞典模式，此抹灭了责任保险的优点，而应采折衷主义模式：美国模式与法国模式相结合。即对于高度危险性的行业与易于发生突发性环境侵权的行业采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而对于非高危险性的行业和一般性、反复性、继续性事故所引起的环境损害则原则上采自愿。这样既能保证受害人得到完全及时赔偿，又维护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相关设计如下：受害第三者直接请求权。一般保险非保障第三人利益，故无直接请求权，而环境责任保险的初衷即为使受害的第三人得以及时完全得到赔偿。因此应通过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金的权利。索赔型责任保险的建立。环境责任保险有事故型责任保险和索赔型责任保险两种。前者是在环境责任保险实行初期，不成熟时对突发性意外事故进行的保险，而由于环境损害的潜伏性，后果经常是在保险单有效期失效若干年后发生，因而排除了因被保险人故意或渐进污染而导致的损害后果的赔偿。索赔型责任保险则避免了上述问题，并运用日落条款，代替事故型责任保险，成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主导类型。（3）保险人抗辩权之限制。由于保险契约为有偿契约，因此，若要投保人拖欠保费而在有效期内发生了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得以之对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保险给付中扣除保费。然而责任保险着重于保障限制保险人之抗辩权。（4）暂时性保险金之实行。一般而言，保险给付除需要受益人提出证明文件外，尚须经保险机构加以调查，才能给付保险金。因此，在时间上会有迟延。因为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多为第三人身体的损害，为使第三人迅速获得理赔，可实行暂时性保险金制度，在调查结束后，实行多退少补。3行政补偿制度行政补偿制度是指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以行政手段介入环境侵权损害的赔偿，由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以保障损害赔偿获得迅速、确实、妥善的实现，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会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在各国实践中，环境侵权损害的行政补偿已有长足发展，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日本的公害行政补偿制度。面对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四大公害，该国政府于1969年制定了《关于公害健康受害救济的特别措施法》，该法为污染受害人提供了迅速救济和紧急治疗的保障。然而，该法保障了医疗所需费用，而缺乏对丧失劳动能力者甚至死亡者家属抚慰金的规定。并采自愿募集的方式，责任不明确，违背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因而《1973年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取代了特别措施法，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由政府以特别税的方式向排放大气、水污染物的企业予以保证，为义务性筹集。其法规定，在第一种指定地区（因大气污染而造成哮喘，肺气肿等排放特异性疾病丛生地区）由全国事业负担，在第二种指定区域（因大气、水污染由汞、镉等污染物导致水俣病等特异性疾病丛生地区）则向排放这些特定污染物的企业保证特定赋税。虽然日本损害补偿制度其损害填补机制堪称范例，但该法适用范围过窄，尚待扩展。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在我国建立这样一种在污染源不明或污染者赔付不足或根本不具备偿付能力时，提供补偿污染者并整治受污染环境的资金的制度显得十分必要。该制度是在环境侵权行为人偿付不足、有免责事由等情况下，由基金承担赔付和追偿责任，并将损失转嫁给所有被征收环境税费的人，从而实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基金制度建立过程中经费来源是为众人特别关注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国家、地方政府的投资。就如我国林业基金制度；其次，环境法规定之特别税收组成，国家就应尽快建立完整的环境税制度，尤其是建立含污染因素的物和产品的税种，比如Co2税，垃圾税等。以此来建立起我国特别补偿及整治基金制度；第三，环境责任保险之保险金内补偿基金之附加费。与环境责任保险相结合，是此种财源之优点；第四，向不明污染源关系人追索所得款项；第五，基金孳息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例如社会捐助。对于侵权损害的社会化赔偿体制之构建，就是环境侵权法、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与环境损害行政补偿制度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完善我国环境法领域的侵权赔偿制度。比如因果关系推定制度、无过失责任，以及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在我国环境损害实践中已运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在法律上仍未将因环境污染危害而受伤害的现象包括在人格损害之内。）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的总则性条款，在基本法的基础上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其中规定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包括投保人、保险金、保险机构的设置和保险范围等）与环境损害特别补偿及整治基金制度（包括基金对象、基金运作模式和基金来源等）。另外，在《环境损害赔偿法》中规定将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前置于环境损害特别补偿及整治基金制度，并将基金对象修正为污染之设施经营者不明、污染之设施经营者未投保或保险合同因故失效且经营者无力赔偿以及保险人破产或有其他不能支付之情事。如此，可构建一个完整的损害赔偿制度，建立二重主体赔偿机制，藉以均衡污染之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达成“双赢”：保护受害人权益，减轻加害人之负担。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文章来源：中华励誌网论文范文www.zhlzw.com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4
关键词：先行支付工伤赔偿完善措施
工伤，即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工作、执行职务相关的活动，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人身伤害。而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发生工伤时，对劳动者本人或其近亲属提供医疗救治、职业康复、经济补偿等必要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下所建立的体制基础之上进行逐步改革的一个过程。2011年《社会保险法》在工伤保险待遇领域作了崭新的规定，其中一项制度即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本文将基于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展开探讨。
一、先行支付制度的实施基础：
（一）民法、保险法先行给付与代位权制度为先行支付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民法上的先行给付与代位权的制度与先行支付制度虽在立法价值上有所差别，但在程序行使上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保险法上，保险人的代位权从逻辑上说，可适用于社会保险法制度领域。虽然三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正如同民法和保险法所确立的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能够保障债权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一样，在工伤赔偿领域确立先行支付制度，有利于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特别是发生工伤的劳动者的权利，因此，借鉴相关法律的制度对于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制度的完善存有意义。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盈余状况为先行支付制度奠定物质基础
工伤保险基金是国家为了实施工伤保险制度，通过法定程序建立起来的用于工伤预防、保障因工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以及工伤职工的职业康复而建立起来的专项资金。
根据《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在2011年年末，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642亿元，储备金结存101亿元。较为充沛的工伤保险基金纳入到工伤赔偿先行支付中来，可为保障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提供强有力的国家物质保障。
（三）现实中大量因工伤无法获赔或未全额赔偿现象是工伤先行支付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
在《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尚未颁布实施之前，《工伤保险条例》确立的工伤保险与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劳动者工伤赔偿双轨制度的缺陷，使得许多用人单位违法不为单位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在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试图逃避赔偿责任或减少赔偿，致使工伤劳动者陷入极大的困境；与此同时，因伤救济程序繁杂冗长使得工伤职工往往不得不通过法律外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基于现实的需要，工伤先行支付制度应运而生。
二、先行支付制度的先进性分析：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规定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制度的出台，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扩大工伤赔偿范围，体现了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法基本原则：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是宪法原则在劳动法中的具体体现。工伤保险法确立了有利于工伤职工原则和工伤补偿、工伤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的原则，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里程碑式的进步。
在先行支付制度实施后，将许多未投保的工伤劳动者被纳入到保护范围中来，其潜在的受益群体是十分广大的。同时，先行支付暂行办法将缺乏对于劳动者的保障并多游离于有关部门的监管之外的非法用人单位纳入其中，对于保护非法劳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健康和谐的劳资关系有重大意义。
（二）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行为模式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全面进入法制化轨道，其中先行支付制度进一步规范了用人单位的行为和强化了政府的责任，在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又拒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基金具有垫付义务，这体现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人文特征和政府执政为民的观念。
三、现行先行支付制度的缺点：
（一）基金风险是阻碍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制度的全面推广的重要因素：
虽然目前我国的工伤保险基金较为充沛，但是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未参保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资产，在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可能会面临着较大的追缴难度和风险。而在部分基金赤字或结余不多的地区，如果发生群体性未参保职工死伤的情况，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基金支付困难，并会严重影响到已经参保的职工的待遇支付。
（二）先行支付的前提条件存在巨大缺陷，维权成本高昂：
根据法律规定，先行支付的条件之一是用人单位应支付而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这在理论上是合理并且可行的。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并不会直接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而往往是提出对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的数额存在异议，从而暂时性的拒绝支付，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三）先行支付制度实施受阻，实施效果甚微：
据调查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一年多来，先行支付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形同虚设，仅4.4%的城市出台了有关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仅仅有11.4%的城市表示可以接受先行支付申请。同时，78.6%的工伤劳动者表示没有听说过社会保险法，91.8%的工伤劳动者根本不知道先行支付制度。
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态度消极，制度配套建设、宣传不到位以及劳动者的知识盲区是该项制度寸步难行的重要现实原因。
四、完善先行支付制度的措施
（一）出台更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首先，应明确先行支付的待遇范围，与此同时，人社部可以指导性案例，进一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快调研和制定细则，明确权责。
其次，应进一步立法简化和明确先行支付的申请程序，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先行支付的审查、给付等一系列环节，以节省行政和司法成本、提高工伤认定效率、缩短工伤保险给付时间、真正实现工伤保险的立法价值和目的。
（二）完善政府职能，强化监督管理和惩戒措施，加大违法成本
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保强制性，这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以罚充养”机制，保障强制纳保。同时设立惩罚性赔偿，加大违法成本，并规范或取缔非法用人单位，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发挥其社会管理的作用，对用人单位进行严格的监察，并在工伤认定中根据有利于工伤职工的原则进行，提高运行效率，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三）扩大工伤保险基金来源，完善追偿制度，保障基金稳定
政府应发挥强大的社会保障职能，可以考虑在地方财政预算中划拨一定的资金支持先行支付经办机构的工作。更可以将以“助残”为主要宗旨的中央专项公益金纳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让基金来源更趋于多元化，保障基金长久稳定。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对基金的代位求偿制度和追偿制度，严防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钻法律漏洞。
参考文献：
[1]于欣华.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立法反思.中国社会保障.2011（9）：24-26
[2]唐刘念.现行工伤救济程序的不足及改革建议.法制与社会.2010.10（中）
[3]李海明.工伤救济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探微――兼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得与失.现代法学.2011.第3卷.第2期：48-54
[4]论我国现行工伤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李铁喜.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五期
[5]于欣华、郑清风.海峡两岸工伤补偿先行支付法律制度比较――兼论大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立法完善近路.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5
关键词：无偿献血保险会计核算探析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27-03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技术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临床用血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给采供血机构保障临床用血、保证用血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何采用无偿献血激励机制，让无偿献血者得到实惠，尽可能扩大采血量满足临床用血需求，成为采供血机构关注的热点。基于此，江苏省血液中心（以下简称省血液中心）立足于关爱、回报献血者，从激励献血者的角度出发，与保险公司合作，赠送献血者“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以表示对无偿献血者无私奉献的爱心给予鼓励和回馈。
一、无偿献血保险情况
两年来，省血液中心紧紧围绕“巩固成效、稳步发展、创新思维、精细管理”的工作思路开展无偿献血工作，各项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江苏省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按照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按期为无偿献血者办理“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保险费用的支付和核算，保险公司积极配合，及时为无偿献血者提供意外综合保障优质服务。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省血液中心全体职工经过艰苦劳动和辛勤付出，2014年无偿献血人次比上年增长了21.45%，支付的保险费也发生了同比例增长。保险公司赔款案例2014年比上年降低了15.38%，赔款额比上年增长了9.75%，年均赔付率73.57%，主要费用率平均达到86.24%。
由表2可以看出，2013至2014年共受理理赔案216件，实际支付赔款104.79万元。对承保出险关联数据，即责任起期至出险日期的理赔案件进行分析发现：
1.责任起期至出险日期：“小于6个月（含6个月）”的理赔案件数104件，约占总理赔案件数的48%，赔款额43.59万元，约占总赔款额41.6%。
2.责任起期至出险日期：“大于6个月”的理赔案件数112件，约占总理赔案件数的52%，赔款额61.2万元，约占总赔款额58.4%。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献血者“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的保险期限设置6个月，存在一定的缺陷，有部分无偿献血者（被保险人）出险后可能享受不到采供血机构的关爱，如在省血液中心献血的理赔献血者中超过6个月出险的有112人，占两年来总理赔案件数的51.86%，其中意外身故就有9人，占两年来身故总数的60%。
二、保险方案的比选
针对无偿献血者主要有来自于在校大学生、部队战士，机关事业单位、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它社会组织和个体，区域分布广泛，流动性强，职业复杂。目前社会上已有多家保险公司设置了“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方案，从中选择两家保险公司的方案进行比选。
1.甲保险公司方案。
方案说明：（1）一次无偿献全血200毫升（含）及以上即享受上述保障项目一份。（2）无偿捐献机采血小板的献血者，在保险期间限投本保障项目一份，采供血机构支付保费10元/份。（3）被保险人在一个保险期内：{1}无论再次、多次无偿献全血，保险金额按份累计计算，但最高给付责任以三份为限。{2}捐献机采血小板的无偿献血者，在保险期间限投本保障项目一份。（4）保险期限一年。
方案分析：（1）该保险方案，针对性强，保障责任简洁明了，便于操作，且保险期为一年。（2）意外伤害保险金额较高，达40，000元。（3）有门急诊医疗项目，总保额为5000元（含住院、门急诊），医疗费用可统筹使用，如无门急诊项目，则住院费用最高可补偿5000元，无观察期限制；对“一次无偿献全血200毫升或300毫升的献血者”也能受益。（4）由于被保险人分布广泛，很多为个体，职业复杂，涉及既往症或献血前已有疾病的界定等，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与纠纷，未设置疾病医疗责任免除规定，便于及时准确高效开展保险理赔服务。（5）由于保障责任明了，且只要符合无偿献血要求参加无偿献血，即可获得保险保障。
2.乙保险公司方案。
方案说明：（1）一次无偿献全血200毫升或300毫升，享受保障项目1，采供血机构支付保费2.1元/份。（2）一次无偿献全血400毫升和捐献机采血小板的献血者，享受“保障项目1+保障项目2”，采供血机构支付保费16.7元/份。（3）保险期限6个月。
方案分析：（1）该方案看似保障责任较多，但由于分项太细，保险期短，尤其是医疗保障较低，且不能统筹使用，不能给无偿献血者带来真正实惠。（2）疾病住院或死亡：{1}疾病住院有30天观察期，在观察期中生病，属责任免除，保险公司是不给付保险金，实际有效责任期仅为5个月；{2}疾病死亡，既往症或献血前已有的疾病也是属责任免除，其界定往往产生歧义与法律纠纷，况且符合采供血机构无偿献血体检标准合格的献血者在短短的半年内，因疾病死亡，概率极低。（3）保障项目1：看似保险费低廉，但从保险责任来看，由于没有门诊医疗，非死即残或住院才能获得保障，导致一次无偿献全血200毫升或300毫升献血者得不到受益。（4）无偿献全血400毫升和捐献机采血小板的献血者，才能获得“保障项目1+保障项目2”的保障，且采供血机构要支付保费为16.7元/份；烧烫伤导致医疗费补偿较低。（5）由于无偿献血者个人情况有差异，献血种类及数量不尽相同，但都是在奉献爱心，如仅因为献血量不同，获得的保障关爱有差异，会影响其参加无偿献血的积极性。
3.甲保障方案与乙保障方案保险费差异对比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按照2013年、2014年省血液中心采血种类结构，对比参照乙保险公司保障方案计算出的结果，采用甲保险公司保障方案，在保险期限多一倍的情况下，省血液中心两年保险费用少支出13.41万元。
综合上述分析，从保障责任、实际交纳保费、赔款支出、保险期限、运作便捷性等因素，可以看出，现行甲公司的保障方案性价比相对较高，优于乙公司的保障方案，省血液中心在少支出保险费的情况下，无偿献血者能得到更多实惠。
三、保险费会计核算
目前，按财政拨款方式采供血机构一般为全额预算拨款单位、差额预算拨款单位和自收自支单位三种模式，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用于支付无偿献血者“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的保险费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公共财政拨款和预算管理事业性收费）、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户管理事业性收费和其他非税收入）、无偿献血基金以及其他收入等。
1.用公共财政拨款支付保险费。
借：事业支出
贷：财政补助收入
2.用预算管理事业性收费支付保险费。
借：事业支出
贷：财政补助收入
3.用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借：事业支出
贷：事业收入
4.用无偿献血基金支付保险费。
借：事业支出
贷：专用基金---无偿献血基金（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计提）
借：专用基金---无偿献血基金
贷：事业收入或银行存款
5.用其他收入和自有资金支付保险费。
借：事业支出
贷：银行存款
四、情况与问题
1.《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未设置“保险费”支出明细科目。目前，采供血机构执行财政部颁发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该制度没有在“事业支出”科目下设置“保险费”二级支出明细科目，不便于采供血机构支付无偿献血和临床用血保险费开展会计核算和财务运行统计分析。
2.保险理赔标准和责任范围不统一。由于采供血机构根据各自单位的财力状况、采血量等因素，向不同的保险机构为无偿献血者购买“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因支付的保险费和商定的责任范围不同，在保险期内发生意外伤害后，无偿献血者虽捐献同等量的血液，但享受保险理赔标准不同，易引发无偿献血者的误解，会对政府推行的无偿献血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3.未设立无偿献血保险财政专项资金。随着无偿献血工作的深入开展，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献血者将会越来越多。目前采供血机构为无偿献血者购买的“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所需资金均有采供血机构自筹解决，由于此项支出未纳入采供血成本通过物价部门批复的收费项目标准予以正常弥补，且多数地方财政部门也未针对采供血机构的性质和资金用途追加财政补助预算，随着参加无偿献血人数的逐年递增，采供血机构每年需支付的保险费势必会挤占单位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经费，这将对我国无偿献血事业的深入推进和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因素。
五、意见和建议
1.在“事业支出”科目下增设“保险费”二级支出明细科目。目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拟在全国采供血机构推行为无偿献血者和临床受血者购买“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和“供血责任险”，以表示对无偿献血者的关爱和规避输血风险，据统计已有多家采供血机构开展了这两项业务，就单项费用来说，采供血机构因开展采供血业务支付的保险费金额较大，占单位总支出的比重也较高，因此建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事业支出”科目下增置“保险费”二级支出明细科目，以满足采供血机构会计核算和经济决策的需要。
2.统一保险理赔标准和责任范围。无偿献血“意外伤害及门急诊医疗综合保险”的实施是在政府领导下的采供血机构对广大无偿献血者的关心和爱护，体现了政府的社会责任。在国家卫生和计生主管部门暂不能统一无偿献血保险理赔标准和责任范围的情况下，各地卫生和计生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地无偿献血开展情况以及针对无偿献血制定的优惠政策情况等，制定所属地区统一的无偿献血保险理赔标准和责任范围，避免出现在同一地区无偿献血者献等量的血液，发生意外伤害后所得到的理赔费用不相同的尴尬局面。
3.积极争取财政对无偿献血保险的专项资金支持。由于采供血机构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采供血机构应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对无偿献血保险工作的经费支持，逐步建立无偿献血保险科学合理、持续稳定的财政保障机制，确保无偿献血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为各地无偿献血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6
一、总体要求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要按照保障机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保障医务人员合理待遇的原则同步落实补偿政策，建立稳定的补偿渠道和补偿方式；在政府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险补助标准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力度；坚持以投入换机制，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动转变运行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承担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诊疗常见病、多发病的功能。
二、建立健全稳定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支出和业务支出等运行成本以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补偿的方式解决。基本医疗服务主要通过医疗保障付费和个人付费补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政府建立的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补偿；经常性收支差额由政府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办法补助。各县（市、区）要按照核定的编制人数和服务工作量，参照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核定工资总额。政府负责其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经费、人员经费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要合理制定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疗服务合理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并逐步调整到位。按上述原则补偿后出现的经常性收支差额由政府进行绩效考核后予以补助。
（一）落实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项补助经费
1、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由同级政府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规划予以保障，省、市级财政给予专项支持。
2、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年各县（市、区）政府按照不低于人均元的标准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以后年度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人均经费标准，建立稳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任务由各级政府按照服务成本核定补助。
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经费（包括离退休人员经费）、人员培训和人员招聘所需支出,由县（市、区）财政部门根据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相关人才培养规划和人员招聘规划予以保障。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工资所需经费由同级政府负责足额落实。
5、乡镇卫生院绩效工资所需经费，按照“县级财政保障、省、市财政适当补助、全省均衡性转移支付统筹考虑”的原则解决。省级财政结合本级财力并统筹中央绩效工资转移支付资金对乡镇卫生院的绩效工资实施专项定额补助。市财政加大对县（市区）的支持力度，最低要将省对非直管县与直管县的补助差额补足；统筹考虑所属县（市、区）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支持力度。
6、省、市财政在计算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时，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公用经费等作为基本支出统筹考虑，纳入均衡性转移支付机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7、省级财政统筹使用中央和省本级以奖代补资金，采取奖补结合的方式拨付，将奖补资金中的作为固定基数对下补助，通过绩效考核后对下奖励。市财政也安排适量的资金支持各县（市、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各县（市、区）财政可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及时下达补助资金，保障基本药物制度按计划顺利实施。
（二）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疗保险支付政策
1、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费项目，将现有的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含静脉输液费，不含药品费）以及药事服务成本合并为一般诊疗费，不再单设药事服务费。一般诊疗费的收费标准可在原来分项收费标准总和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并在不增加群众现有个人负担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医疗保险支付比例。具体收费标准和医疗保险支付政策按省价格、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提出的指导性意见，由县（市、区）价格、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综合考虑该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服务能力利用率、医务人员劳务成本、医疗保险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调整医疗服务收费及医疗保险支付政策，可在已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开展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先行执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服务仍按现有项目和标准收费。对已合并到一般诊疗费里的原收费项目，不再另行收费或变相收费。价格、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监管措施，防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复收费、分解处方多收费。
2、充分发挥医疗保险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促进作用。依托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快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将一般诊疗费纳入支付范围，并逐步提高参保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就医。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将年以后各级政府新增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资金，按照不超过20%的比例，通过一般诊疗费的方式，每季度或半年由市、县（市、区）财政、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核定补助数额，由财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从医疗保险基金集中支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动积极地开展服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合理控制服务成本。
（三）落实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常性收支差额的补助，鼓励合理创收
1、落实政府专项补助和调整医疗服务收费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常性收入仍不足以弥补经常性支出的差额部分，由同级政府在年度预算中足额安排，建立起稳定的补助渠道和长效补助机制。各县（市、区）要根据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经常性收支核定和差额补助的具体办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支结余要按规定留用或上缴。要认真落实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可以实行收支两条线，基本医疗服务等收入全额上缴。开展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经常性支出由县（市、区）政府核定并全额安排。
2、在核定收支、核定补助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改善服务质量，增加服务项目获得合理收入和利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取的合理利润全部留用，用于事业发展，用于职工奖励。
（四）设立风险基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实行药品零差率开始，每月按其业务收入的1%提取医疗风险基金，专项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事故赔偿，防范债务风险。医疗风险基金在经常性支出中列支。
三、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一）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其诊疗科目、床位数量、科室设置、人员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要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要根据国家出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和服务范围，对服务能力已经超出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一些服务人口较多、服务能力已经达到二级医院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可将转为公立医院，或将其超出功能定位的资源整合到县级医院；也可以对其承担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补偿。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中医药等适宜技术和服务。
（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分配制度。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编制管理，根据已经核定的人员编制标准，由县级机构编制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结合实际工作量统筹安排、动态调整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编制。要在核定编制的基础上，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以科学设岗、竟聘上岗、以岗定薪、合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妥善安置未聘人员，相关费用由同级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统筹研究解决。
（三）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核和激励机制。各级卫生、财政部门要按照《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暂行办法》的规定，健全绩效考核机制，根据管理绩效、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服务对象满意度、居民健康状况改善等指标，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综合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资金安排和拨付挂钩。对绩效考核差的要扣减资金，对绩效考核好的给予适当奖励。要督促、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收支管理，严格成本核算和控制。
（四）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要保障基层医务人员合理收入水平不降低。各县（市、区）政府要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按确定的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倾斜，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建立以岗位责任和绩效为基础、以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实施绩效工资制度、人员竞聘上岗紧密结合。
四、多渠道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
对村卫生室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合理补助。要在核定村卫生室承担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服务人口数量能力的基础上，安排一定比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由村卫生室承担，并落实相应经费。各县（市、区）在推进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工作中，可以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的门诊服务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县（市、区）要积极将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纳入保险范围。鼓励各地在房屋建设、设备购置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对村卫生室给予一定扶持，并采取多种形式对乡村医生进行补助。政府对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销售按农业户籍人口每人元补助，补助资金由省、市、县按规定比例分担。
对非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各县（市、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其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给予合理补助，并将其中符合条件的机构纳入医疗保险定点范围，执行与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同的医疗保险支付和报销政策。
五、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作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抓紧落实，将政府补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和基建支出计划足额安排，及时调整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医疗保险支付政策，尽快建立起稳定、长效、合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7
浙江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全文第一条为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工作，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适用本办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法律、法规、规章对征收土地的补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以下统称征地补偿费)，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办法建立和实施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统一负责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市、县国土资源部门具体负责征地补偿方案的拟定和组织实施。
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具体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测算、参保业务办理和就业促进工作。
市、县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征地补偿资金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收支管理。
市、县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征地补偿费使用、分配情况的监督和有关纠纷的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民政、监察、公安、审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相关工作。
第五条省国土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农业等部门应当制定相关细则或者实施意见，加强对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监督、协调和指导。
第六条省人民政府综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研究制定并公布全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制定公布本行政区域征地的区片综合补偿标准或者统一年产值标准(以下统称征地补偿标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市、县征地补偿标准不得低于全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
市、县人民政府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应当进行综合评估，采取听证、座谈等方式，充分听取意见。区片综合补偿标准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占有土地量、区位、地类、产值以及相邻地区之间的平衡等因素。
市、县征地补偿标准和全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应当每23年调整一次;确实不需要调整的，也应当重新公布。
第七条被征地农民按照本办法规定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其基本生活保障金标准应当不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八条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主要由政府、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个人三方出资构成，包括下列部分：
(一)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应当缴纳的基本生活保障费及其增值收入;
(二)市、县人民政府从土地总收益等财政性资金中安排的不低于三方出资总额30%的资金及其增值收入;
(三)其他可用于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及其增值收入。
第九条本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出资低于该条第(一)项规定的出资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其差额从土地总收益等财政性收入中提取资金，充实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
第十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年度用地计划、征地规模、征地补偿标准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等，将征地补偿费、政府安排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及应当提取的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等所需费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交通、能源、水利等单独选址的建设项目，征地补偿费及被征地农民的相关社会保障费用应当足额列入工程概算。
各项补偿费用和保障资金及应当提取的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应当及时足额到位。保障资金及应当提取的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
征地补偿费按规定足额到位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应当按期交付土地。
第十一条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市、县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核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用款计划后，定期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划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支出户，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第十二条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主要用于下列范围：
(一)支付第十六条规定的基本生活保障金;
(二)支付第十九条规定的生活补助费;
(三)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规定的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有关的其他支出。
第十三条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支付能力不足2个月的，由本级人民政府通过社会保障风险准备金支付等方式及时予以补充，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发放。
第十四条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由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账户组成。本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资金进入个人账户，第(二)、(三)项规定的资金进入社会统筹账户。
第十五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数量和对应的人员，确定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
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对象的名单，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确定，并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公示、确认后，报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部门。
未满16周岁的被征地农民一次性发给其应得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纳入基本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自女性满55周岁、男性满60周岁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
第十七条基本生活保障金由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按照筹资比例分别支付。
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死亡的，其个人账户中本息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创造就业条件，拓宽就业渠道，促进被征地农民的就业。
第十九条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经就业培训后仍未能就业，生活确有困难的，其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费。生活补助费的标准、发放期限以及具体发放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已参加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其他社会保险的，其个人账户资金及其享有的社会统筹部分权益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衔接和折算。
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家庭，可以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未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被征地农民，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
第二十一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发放征地补偿费应当进行公示，并接受监督。
留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征地补偿费，应当纳入公积金管理，用于村民社会保障、公益性事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生产，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二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对相关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的，可以申请协调、裁决。协调、裁决争议的具体程序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弄虚作假，冒领或者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的，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在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中，有关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本办法建立和实施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
(二)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未能及时足额到位、发放的;
(三)未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障费用而批准征地的;
(四)侵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
征地补偿的费用计算(一)土地补偿费的计算标准
土地补偿费=前三年平均年产值补偿倍数(6补偿倍数10)
(二)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标准
(1)(被征用地块需安置人数补偿倍数)15时
总安置费=该被征地块前三年平均年产值15
(2)(被征用地块需安置人数补偿倍数)15时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8
关键词：救助基金；强制保险；救助范围
一、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简述
2004实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要设立此项制度，在随后2006年实施的保险条例进一步对救助基金的垫付范围、资金来源以及相关管理办法的制定部门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2009年，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等部门又联合了具体试行办法，该《办法》中对救助基金筹集，救助基金垫付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法律责任等进一步做出了详细规定，至此该项制度在我国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指按照国家规定从所收取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或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建立起来的，用于抢救因道路交通事故遭受身体伤害之人或支付死者丧葬费的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肇事车辆先由保险公司在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通过法条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此项制度是由法律设立的在事故赔偿责任人之外，对道路交通事故死伤人员给予的一种公益性质的人道救助。
该项制度的建立有其现实必要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机动车拥有量也不断增加，与之伴随的交通事故致人受伤、死亡事件也日益成为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道路交通事故带来的赔偿数字往往是较大数额，并且由于我国交通安全所面临的极端严峻的形势，需要我们不断的完善好受害人的救助等工作，使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最大程度的获得救济。这就需要在依靠强制责任保险的同时完善救助基金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国家公益基金，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期救助和后续处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救助基金的行使挽救了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和健康，弥补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弊端。并且通过该项制度的实施能够使事故受害者及时得到救治，充分发挥救助基金社会保障的功能。此项制度的建立也从侧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以人为本的重要特色。
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特点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作为我国对交通事故受害人救助的两大基本制度，共同承担着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基本保障。因此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特点，需要对比其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得出。我国设立此项制度是为了弥补强制保险在救助事故受害者时的不足，通过降低受害者因无法获得强制保险而无法进行救治的风险，从而对受害者起到保障作用。同时也使交通事故身亡者的后事能获得及时料理，伤者的抢救费用能获得及时的落实。
通过对比机动车强制保险，可以看出社会救助基金向交通事故受害者履行义务的基础两者是有所不同的，强制保险中保险人是在履行保险合同的要求，而后者是国家出于保护受害人的公共政策目的，为弥补强制保险制度的不足，通过立法创立的对事故受害者给予的货币性质的救急和服务，是一种补充性的。所以其支付救助基金并不是履行某种合同义务，而是出于对受害者人权保护的角度而进行的社会救助。
对于保障的范围而言，社会救助基金的救助范围要小于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的。救助基金仅对事故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进行垫付。而强制保险则对事故受害者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只要在其责任限额内就都予以赔偿，不仅仅只是人身伤亡的赔偿。此外在两者支付的数额限制方面，强制保险对于支付金额要求做了必要的上限限制，只在其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垫付却没有金额的限制。
对于追偿权行使范围而言，强制保险的保险人追偿权的行使只限于当其在责任限额内给付了抢救费用后，同时满足追偿的特定的情形下，才能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而作为垫付的救助基金，所垫付的款项理论上是要全额追偿回来的，对于追偿权的行使只要原本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人的都可以追偿，比如：向保险公司或者肇事驾驶员进行追偿。并且该项制度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的不同还在于其在形式上不包括实物等救助形式，其是以支付货币的形式进行救助，其实质上是公益性质的救助。
二、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的问题及完善
（一）救助基金管理部门之问题及完善
2009年出台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只是笼统的规定了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由其主管部门依法确定。但是具体该如何设置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是行政机构还是非行政机构？该办法并没有具体化，造成的不利后果往往是交通事故受害人往往不知道向哪个机构求救。由于未对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置做统一的规定，各省市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设置也不统一，如河北省在救助基金管理部门设定在交管局，甘肃省则将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部门设定在财政部门，这样不利于救助基金的统筹和监管。为了避免以上情形的出现，笔者认为可以在国家设立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分别在各地方成立专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与各自辖区的上一级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相对接，专门负责和协调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同时对于基金管理机构的定位应于明确，以便其在对于救助基金的追偿过程中可以更加方便的参与诉讼。
（二）救助基金运作的之问题及完善
本文阐述救助基金的运作包括前期救助基金的资金来源，以及后期救助基金的运作等。尽管相关法律对社会救助基金的来源作了具体的规定，例如包括一定比例的强制保险的保险费；未按照规定投保的罚款；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追偿的资金；救助基金孽息等，但是随着道路交通事故的增发，上述的资金来源渠道可能已无法满足对受害者救助的现实需要，因此需要在基金的来源渠道上进行拓宽。结合救助基金本身的社会保障的性质，可以在已有的来源渠道上进行拓宽：（1）可以将社会救助基金纳入到财政预算中。使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对社会救助基金给予支持，是因为救助基金救助的也都是社会弱势群体，救助基金自身也具有为事故受害者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性质。因此应该把政府财政纳入社会救助基金。（2）社会救助基金也应该吸纳社会捐助，把社会捐助的资金用来帮助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同时也应该对社会救助基金如何接受社会捐助，捐助的具体要求，及捐助后的款项的应用进行合理的规范。
在救助基金的运作方面，在支付符合申请条件的救助金后，对于剩下的救助资金可以参照目前国家社保基金等公益基金的运作模式，聘请专业经营机构，在确保基金总体运行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对其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基金的有效保值、增值。同时，健全完善对基金运作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专门机构对基金的管理、运作实行全程、全方位监控保障基金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孔光信.《道路交通安全法释义运用》[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新宝、陈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m].法律出版社，2006
年第1版.
[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释义》编写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释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9
一、保险保障基金列作负债存在理论缺陷
在会计理论上，作为一项负债，必须有确定的债权人和到期日，或者债权人和到期日可以合理地估计确定。而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当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濒于破产，确需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时，需报经保险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支用。从这一点上看，保险保障基金的债权人和到期日既非特定，也不能够合理地估计确定。
首先，保险保障基金没有特定债权人，也不能合理估计确定。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的其它负债项目均具有确定的债权人或可以合理估计。如银行借款的债权人为向保险公司贷款的银行机构；应交税金的债权人为国家；应付工资的债权人为保险公司雇员等。保险保障基金却没有明确的债权人。既然保险保障基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国家是否能充当债权人的角色呢？如果国家能够充当债权人的角色，那么保险保障基金作为国家的一项资产，其产生的利益预期将会流入国家。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流入国家。从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上看，国家只能通过税收、行政收费和国有资产权益分红等三种方式进行，保险保障基金显然也不属于上述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那么被保险人和其它债权人是否可以作为保险保障基金的债权人呢？保险保障基金只有当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濒于破产，确需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时，需报经保险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支用，但这时已经不符合“持续经营”的会计假设，被保险人和其它债权人只有在清算假设基础之上才可以从保险保障基金中求偿。可见，保险保障基金不符合负债的第一特性。
其次，保险保障基金“到期日”不确定，也无法合理估计。从保险保障基金的使用条件上看，当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濒于破产时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方可动用。但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濒临破产的日期不能合理确定，也就是说，在正常经营条件下，预测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濒临破产的日期几乎不可能。即使真有先知先觉者具备这个能力，此时的情况已不符合会计核算中的持续经营假设，而是建立在清算基础之上。当保险公司濒临破产时，保险公司同样要运用资本金、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等权益性项目对债权人进行清偿，这时运用保险保障基金和运用其它权益项目对债权人进行清偿在性质上并无差异，只是从保障程度上而言，由于保险保障基金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专户存储，并在投资方向上进行严格限制，所以对债权人进行清偿时更有保障。因此，保障保险基金不符合负债的第二个特性。从这两点来看，将保险保障基金列作负债具有理论上的缺陷。
二、保险保障基金的本质属性是所有者权益
保险保障基金与其它权益项目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一般所有者权益项目不与特定的资产项目对应，而保险保障基金则与特定的资产项目对应。保险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作为保险公司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专项资金，按规定需要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专户存储，因此，保险公司提取时，应将提取数划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专户存储。保险保障基金的运用，仅限于存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购买政府债券。而根据相关规定，其他保险资金除了存入商业银行和购买政府债券外，还可以购买债券、中央发行的企业债券、国债回购和一定比例的证券投资基金。可见，保险保障基金比一般的保险准备金在资金运用上有更加严格的限制；其次，所有者权益中的盈余公积项目都是在完成所得税义务（包括纳税和免税）之后形成的，而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取则是在税前进行的，由此起到了税盾作用；（根据2000年11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保险企业的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可按当年自留保险费收入，提取不超过1%的保险保障基金，并在税前扣除。保险保障基金达到总资产的6%时，不再提取扣除。）第三，动用保险保障基金需经保险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批准，而动用盈余公积项目在不违反的前提下由董事会提出、股东大会批准即可。但是，保险保障基金与其他多项所有者权益项目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与资产项目对应只是保险保障基金集中管理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支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这里运用了“提存”一词，提存是一项法律用语，意味着对保险保障基金在行使所有权上的限制，然而，提存并不表明保险公司不能从保险保障基金中获取经济利益，在法定事项出现时（即保险公司出现财务危机、濒于破产情况），该项基金人仍能用以对债权人清偿。因此，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对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应其经济实质，而不必拘泥于其法律形式。
其次，保险保障基金的税盾作用源起于将保险保障基金作为负债、提取保险保障基金作为成本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并非保险保障基金与其它权益项目的性质差异所致。同时，保险保障基金也并非完全形成于税前，所有者权益项目也并非完全形成于税后，例如，股本和资本公积中的某些项目就并非由税后形成。根据有关规定，保险保障基金的存款利息收入和购买政府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依法交纳所得税后，全额转入保险保障基金，从这一点看，保险保障基金的税盾作用是不完全的。
最后，保险保障基金需经保险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批准反映了运用时的限制程度，这与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的目的有关。与其他盈余公积项目一样，保险保障基金同样反映了保险公司在股利分配上的限制，只是在提取目的上稍有差异。例如，总准备金由保险公司经主管财政机关或公司董事会批准提取，用于巨灾风险的补偿，不得用于分红、转增资本金，其最终目的仍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保障基金同样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支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因此，从提取目的和使用方向上看应将保险保障基金界定为所有者权益项目。
三、对我国保险保障基金会计处理的建议
根据我国当前《金融公司会计制度》，保险保障基金从保费收入中提取，计入当期损益。保险保障基金作为长期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在会计处理上设置“保险保障基金”和“提取保险保障基金”两个科目，分别属于负债类科目和利润分配类科目。期末，按规定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借记“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科目，贷记“保险保障基金”科目。然而，我国保险保障基金的这种会计处理在实践中不利于反映保险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盈利水平。前已述及，将保险保障基金作为一项长期负债不符合会计理论的逻辑框架。那么在实践中又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哪些呢？按照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按照保费的一定比率提取，计入保险公司的当期损益。我国保险市场十分迅速，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快，由于市场竞争因素和规模效益的存在，净利润并不随同保费收入同比例增加，而计入当期损益的保险保障基金却和保费收入同比例提取（假设保险保障基金尚未提足至总资产的6%），这样将会歪曲我国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净资产水平。根据我国《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第七十九条规定：企业应对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评价和考核。保险保障基金列作权益还是列作负债对该结果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经营状况指标中的负债经营率、资产负债率和经营成果指标中的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成本率、贡献率等指标的产生影响，不利于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总结、评价和考核。对于保险保障基金应作为权益处理，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应作为利润分配处理，形成由指定用途的盈余公积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这样才能对保险公司目前的盈利能力和净资产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同时，对于当前的保险公司监管指标体系才更具有相关性，这样做可以使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处于适度水平之上，防止偿付能力监管预警体系过度敏感化。因此，必须改革保险保障基金当前的会计处理方式。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科目设置
保险保障基金应该界定为所有者权益，在提取保险保障基金时，将其作为利润分配处理。在“盈余公积”科目下设置“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明细科目，并在“利润分配”科目下设置“利润分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明细科目，核算公司按规定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
（二）财务处理
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从保费收入中提取，计入利润分配。期末，保险保障基金由各保险公司总公司于每年末决算日按当年全系统保费收入统一提取。按规定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借记“利润分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科目。保险保障基金专户存储实现的利息，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科目。
2.投资运用。保险保障基金的运用，按照国家规定，仅限于存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购买政府债券。保险保障基金的存款利息收入和购买政府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依法交纳所得税后，全额转入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专户存储实现的利息，根据银行的计息通知，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科目；用保险保障基金购买政府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借记“长期债券投资——应计利息”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科目；债券到期收回本息，按本息合计，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债券本金部分，贷记“长期债券投资——面值”科目，按已计末收利息部分，贷记“长期债券投资——应计利息”科目或“应收利息”科目，按末计利息部分，贷记“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科目。
3.批准动用。公司经批准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时，借记“盈余公积——保险保障基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报表列示
保险保障基金作为盈余公积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提取保险保障基金作为利润分配项目在利润分配表中单独列示。
如果将保险保障基金作为所有者权益项目处理，是否应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呢？笔者认为，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应免所得税。一般而言，公司的留存收益项目均为税后利润分配形成，在当前的会计处理中，保险保障基金在所得税前提取并计入保险公司经营成本，起到了税盾作用。如果将保险保障基金作为权益处理，是否要承负所得税呢？保险本身是一种共济机制，社会性是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性之一。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进行经营，如果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和濒于破产将损害被保险人利益，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我国规定保险公司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就是为了防范此种情况发生。因此，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取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对于保险公司从保费中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给予免税是合理的。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
首先，以上和建议并不代表作者对当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持乐观态度；相反，由于我国保险业、治理结构、市场无序竞争等原因，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偿付能力不足。笔者认为，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并不独以管理机关行使偿付能力监管职能为目的；改良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只能“对症下药”，通过制定监管会计原则等特定手段来实现监管目的，而不能违背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在会计核算形式上作变通，以达到警醒之目的，否则将给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部门在对保险公司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问题认识上产生偏差，作出不适当的决策。
其次，笔者以上建议是根据我国现行的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体制而提出的。财政部1997年的194号文《财政部关于保险公司保险保障基金有关财务管理的通知》规定：保险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作为保险公司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专项资金，由保险公司集中统一管理，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专户存储，并在年度会计决算中单独反映。因此我国保险保障基金管理的“集中”性体现在单个保险公司上。在国外，保险保障基金（称谓不尽相同）的性质类似于国家再保险，其功能在于，当个别保险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濒于破产之时，对其保单仍有一定程度的偿付；在管理上也与我国有很大不同，一般指定专门的机构对所有保险公司缴存保险保障基金进行管理，保险保障基金管理的“集中”性体现在整个行业层面之上。如果今后我国改革保险保障基金管理方式，设立专门机构对整个行业保险保障基金进行集中管理，会计处理亦要做相应改变。缴纳保险保障基金时，可以理解为保险公司支付的国家再保险费用，应作长期待摊性资产处理，而不能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并在预计受益的年限中摊销（因为企业从该项基金受益的时间是长期的）；在向专门机构缴存现金时，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在缴存之前，应视为一笔应付款项而作为短期负债处理，因为保险公司不可能长期欠缴保险保障基金，否则，这笔资金长期滞留在公司为内部经营所占用，就不能实现对整个行业保险保障基金的集中管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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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会计制度》
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篇10
公共负担平等理论肯定了国家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使得公共负担可以涵盖国家非法侵权造成的国家赔偿，国家非违法行为导致的国家补偿，突发自然和社会事件引发的偶然性公共负担，保证社会安全的社会保障，以及平衡发展的转移支付。
[关键词]公共负担国家赔偿国家补偿
一、公共负担平等理论
公共负担平等理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由《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3条明确规定。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公共负担”是一个法律术语，而公共负担平等是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
公共负担平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国家）活动是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因而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地分担费用。[1]公民个人由于政府（国家）活动而遭受的损失，是一种法外负担，根据公平正义的一般法理，理应由国家利用全体纳税人交纳的税金实行公共负担。
有学者认为公共负担平等理论的弱点是：它不把国家赔偿看成是一种违法侵权的后果，而是看成公民普遍义务的平衡。[2]但事实上，国家与政府在理论上可以界定的很清晰，但是实践中却很难分清彼此，国家职能最终还是依靠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政府机关来实现。国家侵权在更多的时候是政府行为，国家责任。而且，无论是普选和还是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民主的结果，过程的民主需要结果的民主，选民需要对其选出的政府的公共负担责任进行平等担当。
二、国家赔偿的法定范围
任何一种赔偿都是对行为后果补救，无行为、无损失则无赔偿。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针对抽象的立法设定国家赔偿责任，只针对具体的行政和司法设定了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司法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监狱管理职权时，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由此可见，国家赔偿实际上政府实施非法行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但国家并非私法上赢利机构，它只能以所有纳税人交纳的税款来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这实际上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公共负担。
三、国家赔偿之外的公共负担的必要性
国家赔偿仅仅解决了国家非法行为导致的公共负担问题。除此之外，国家的非违法行为会导致国家补偿，国家确保社会安全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为平衡地区发展要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国家赔偿之外的公共负担表现形式。这些公共负担的存在具有重要的价值。国家补偿可以对受国家非违法行为影响的受害人进行补偿。可以有效解决移民、拆迁、重大疫情控制等公益性问题。
社会保障可以保障特定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从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转移支付可以平衡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可以缓和东部工业地区与中西部原料产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农业、教育、科技等产业进行扶助。
四、国家赔偿之外的公共负担
（一）国家补偿
与国家赔偿一样，国家补偿也是以政府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行为就谈不上补偿，没有损失也谈不上补偿。这对任何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是不难理解的，只不过导致国家补偿的行为是非违法行为而已。所以，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政府非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损失而对受害人进行救济的制度。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补偿的基本原则，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从字面上来看，宪法规定的国家补偿仅限于征收和征用两种政府行为。但实际上这应当被看作一种宪法精神，在不违背宪法有关国家补偿的基本精神前提下，允许单行法设定各种关于准征收或准征用的国家补偿制度。另外，随着国家补偿理论和国家补偿立法的发展，国家补偿的范围会不断拓展，所以如同国家赔偿一样，不应当把国家补偿过于严苛的限定为“有法律规定”这一要件。[3]
我国大量的单行法规定了国家补偿的内容。如：《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土地管理法》规定了更为详细的国家补偿制度。
《国家赔偿法》明确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但我国没有制定国家补偿法，所以国家补偿的范围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探讨。
如前文所述，国家补偿是对非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的救济。就国家的行为来看，纯粹的国家行为更多时候是国际法上的概念，[4]真正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行为主要有战争行为、外交行为，在这两方面，国家是否因其行为而对内国公民、法人、组织实施补偿，存在疑问。但是对于移民、拆迁、违反公法契约、合法干预公益事件、控制紧急状态、公务紧急避险、危险行为等政府行为。由于，这些行为在根本上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合法行为，应当由国家进行补偿。比如为了防止sars的扩散而实施隔离治疗，为了防止天花而强制接种，为防止禽流感传播而对家禽进行扑杀，这些都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如果造成了损害，国家应当进行补偿；此外政府设立核电站等危险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应当进行国家补偿。
由于我国国家补偿理论基础应是在“谁得益、谁补偿”原则指导之下的公共负担平等说。[5]所以允许国家补偿不以国家行为存在为前提的例外，这一点类似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虽然政府没有行为，但是公民对国家的公共事务实施了无因管理，国家应当对无因管理人进行补偿。
（二）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依法建立的，在公民由于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灾害、战争等原因而发生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帮助，以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法律制度。[6]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健全，因此，有学者试图把本属于社会保障范畴的制度纳入到国家补偿的范畴内，这在理论上是很难持久的，也是不符合国际立法潮流的。
在社会保障的理论框架内，国家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并不是由其行为而导致的，而是源于其公共管理的社会职能。比如地震、水灾、旱灾、造成公民生活无着落的，这跟政府的行政行为没有关系，但跟国家却并非没有关系，这时国家会主动通过公共负担手段对受难严重的公民进行救济，这不是国家补偿，而是国家行政救助。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扶四块内容，冠以社会的名义，主要是为了表现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普遍性、福利性、互济性，实质上仍然由国家和政府来执行。
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死亡保险，可以保障老人、下岗职工、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一定福利。社会救助包括灾害救助和贫困地区救助，可以保障灾区人民和贫困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权。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和职业福利可以保障普通民众和特殊职业群体的福利。社会优扶包括对军人、军属和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优扶，可以实现对见义勇为、以身殉职等先进主体及其家属的抚恤。
（三）转移支付
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健全，矛盾日益显现，以至于前一阶段媒体披露出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非正常现象。转移支付虽然是一种财政制度，但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公共负担，是为了实现某种公益目的而对特定地区和特定事件当事人进行的补偿。
根据国外经验，转移支付有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基本形式，另外还有补充性特殊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由上级政府安排给下级政府的补助支出。资金接受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资金用途。这种补助可根据地方财政收支差额来确定，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不规定专门用途，不附加任何条件，无偿拨给地方政府由其统筹使用。可以促进西部大开发、老少边穷地区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比如：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地方的财力性转移支付1912亿元，比上年增长17.9%.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比如：2003年，社会保障、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扶贫等专项转移支付2577亿元，比上年增长7.3%.其中，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央财政设立了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中央财政共安排支持各地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108亿元；中央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支出67亿元，主要用在了农村，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免征了1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为支持地方解决部分企业干部等生活困难问题，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5亿元，再次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五、国家赔偿之外的公共负担的实现
公共负担实质上赋予了特定公民、法人和组织一些法定的权利。法律在规定了他们有获得国家赔偿，以及国家赔偿之外的公共负担平等权利之后，必须有适当的程序和物质条件保障其权利的实现。
从程序上来看，一般来说，国家赔偿或国家补偿都由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为赔偿或补偿的义务机关。社会保障主要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来实履行职能。转移支付主要由国家财政部门来负责。有关主体认为其公共负担平等权受到侵害，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权利救济，如果认为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当然，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保障，诉讼无疑是权利最后的救济措施。如果政府有关职权不作为或者，相关主体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物质条件上，国家赔偿之外的公共负担的实现必须有根据国家转移支付法律制度设立的各种专门资金或基金来保障。
六、公共负担立法任务
（一）完善行政补偿立法。
在相关单行法中增加并完善国家补偿的有关条款，健全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但是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国家补偿法》。
（二）加快社会保障立法
必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建立合格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重点是：加快社会保险立法以解决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遗属保障问题；加快社会救助立法以救助受灾群体、贫困群体和特殊群体；加快社会福利立法以解决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和住宅等福利问题；加快社会优抚立法实现对军人、烈属和见义勇为者的优抚。
（三）加强转移支付立法
严格遵循财务法定主义原则，加强转移支付立法。[7]通过转移支付立法明确转移支付的法定范围、条件和程序，改变目前转移支付秩序混乱的状况。
[注释]
[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16.
[2]胡建淼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29.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26.
[4]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页142-146.
[5]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