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1
内容摘要:创新政治文化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一是能够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二是能够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三是可以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克服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非理和伦理失范行为。
关键词:政治文化创新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必须为其寻求更加广阔的资源与支撑要素。政治文化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既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渗透于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发展与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会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深层次的实践价值。
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渗透于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政治文化作为在一种文化资源,其发展与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会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社会稳定则首先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对于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谈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政治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突出作用表现在能够支撑社会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
政治秩序的稳定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社会生活风气的正常化、公民对社会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满足感等等,其中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也即公民对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与适应度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
政治文化制约着人们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与动机,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符合最广大民众利益的先进的政治文化,有利于实现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增强政治系统存在的合法性,维护政治系统与社会的稳定性;先进的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政治统治系统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使全体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及执政党、政府及公务人员产生普遍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对自己与政治系统间的归属关系以及政治系统所确立的行为规则的承认,使得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自愿地为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支持和资源,从而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
如果政治文化陈旧,不符合民众及社会整体利益,甚至损害民众和社会整体利益,就会使公民政治信念缺失,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动持消极、冷漠的态度,就难以形成或降低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最终会导致政治系统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也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严重的危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我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度个人崇拜的狂热的非理性政治文化理念占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结果我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理性政治文化新理念的确立,公民个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被确认并得到保护,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逐渐增强,社会政治秩序日益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所以,必须创新政治文化,使其始终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并始终具有先进性,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经济秩序稳定的前提。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受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不仅直接决定他们的政治行为,也会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经济行为。
人们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接纳程度、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可度、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等政治心理和政治信念,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接纳和信任度,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否遵纪守法,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接受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体必然会接受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并将自己的各种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的政策、法规的约束之下,自觉维护经济秩序。
如果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可度较低或不认可,那么他们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也不容易接受,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受到冲击,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将不可避免,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创新政治文化,使广大民众始终对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可和接纳度,增强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信任感和接纳度,自觉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一)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集团利益的集中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最充分地反映着社会经济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也最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内在要求,成为社会进步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先导力量。先进的政治文化往往代表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是一种先进的政治价值观念,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够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从而成为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先导,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之后,经过深刻的反思,我国的政治文化开始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观念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所代替,“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深入人心,由此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程。这个过渡历程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政治文化不断创新的过程。
伴随着创新政治文化的过程,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比如由单纯局限于对所有制的判断标准的认识,发展到对所有制的实现手段与资源配置的研究与实践,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对公有制经济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认识转向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理念,推进了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创新;对国有企业改革由政企不分、权责不明开始向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转变,从微观基础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等等。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政治文化得到不断创新,党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创新政治文化,努力为民众提供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政治参与途径,能够促进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这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一方面,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及参与的扩大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地位,维护了公民的政治权益,增强了公民的主体责任意识,这必然能够激发广大公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如果有公民的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就可以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政策制定中的信息资源不足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政策支持。
培育法律、道德观念,减少非理和伦理失范行为
(一)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治观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健全的法制体系和良好的法治观念的支撑。经济活动主体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法治化程度。政治文化可以通过长期的灌输和积淀,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把法治意识反复作用于经济主体并逐渐转化为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准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出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律意识观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传统,再加上法制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还存在着执法不力等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法治环境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中社会信用危机问题还比较突出,如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经济诈骗不断出现、资本市场信用不佳等,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成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障碍。因此,创新政治文化,建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运用政治文化的作用塑造法律契约观念,有效地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目标,这对于在我国重建规范有序的信用体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育经济主体的道德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和取向也出现了多元化,拜金主义、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非理开始凸显,有些经济主体为了个人利益无视社会整体利益,随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些非理破坏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为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道德调控作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要求、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文化,能够引导经济主体确立科学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克服经济活动中的非理,从而克服可持续发展在道德领域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创新政治文化可以提升经济主体的道德情操,为经济发展中利益的协调与非理的克服提供一个强大的道德支持系统。
总之,创新政治文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只有创新政治文化,才能充分发挥政治文化资源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单纯是基于文化层面的变革,更是一场制度或体制的演变。要实现创新政治文化的目标,必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创新政治文化提供制度基础与保障;同时要积极推动政治文化内容的创新,既要实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又要吸纳借鉴世界政治发展中的先进政治文化资源,这样才能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2
【关键词】文化功能中国经济内在动力
从广义上来说，文化包含了人类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财富，而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以及相关社会组织架构，它体现为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以及道德情操等方面。文化的价值长久以来更多地体现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直到20世纪，经济研究学者才开始重视文化在经济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并对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因进行了研究。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较为快速的发展，这也吸引了诸多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探讨。而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整个经济运行的制度与状态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分析中国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的经济动力功能探析
文化对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导向功能。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功能既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经济目标进行引导，也包括对经济个体的引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个体的意志相互冲突作用的结果，而每一个意志都有其产生形成的特殊社会条件，不同生活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意志，在交互中产生合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而文化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升华与精神力量，能够起到揭示经济个体之间的本质联系、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把握经济个体与社会整体经济的未来走向的作用，因此它对经济个体以及社会经济整体都有着导向的作用。文化的这种经济导向作用在社会的转型期尤为明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经济个体往往处于竞争多样、价值取向多元等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加剧了个体对未来经济发展以及走向的迷茫性，而此时先进的文化和理论能够起到引导经济个体选择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道路，引导其走出经济发展的困境。
文化对经济发展依靠力量的凝聚功能。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主要是指劳动力，而文化对于劳动者具有凝聚功能，主要可以通过对其思想、情感等产生一定的作用，使之在目标、价值观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产生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经济发展。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作为人类劳动的精神成果，它以遗传和继承的方式决定着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人的语言、思维习惯以及心理活动模式等，进而也影响着人的社会意识发展、价值观念形成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影响。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劳动力之间进行沟通、团结合作的基础与桥梁，能够减少劳动力个体之间、劳动力与企业之间等的矛盾与摩擦，使经济体系中的各个主体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合作，最终推动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规范功能。文化对社会环境具有引导、修正、规范和完善的作用，其中包括对现有的经济环境进行批判、修正和优化，以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健康的环境，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恰好能够通过不断熏陶和浸染来促进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文化对健康社会环境的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环境的规范上，这种规范功能又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内在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对外在环境的规范两个方面。文化对于个体道德的规范，主要是通过文化的引导与熏陶使得个体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进而对其经济活动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个体的经济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文化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的经济制度与相关经济法规有着一定的规范作用。
文化对经济发展科技质量的支撑功能。文化的发展能够对科技进步以及相关科技概念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科技作为一种生产力能够支撑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属于文化范畴，一项科技的发明往往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反映着一定社会状态下的文化特性。一个国家民族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两个路径实现，技术的自主研发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民族的自主创新意识能力，而是否具有活跃的创新意识又受制于一国文化的影响。
先进而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营造良好的社会民主氛围、推动优质社会服务的发展，这些要素都会促使人们形成独立的价值观和自我意识，有效地激发个体的自主创新意识，进而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而引进科学技术同样需要考虑本国的文化土壤，外来技术往往会引起本民族物质文化的排斥和个体心理文化上的抵触，当引进技术背后所蕴含的外来文化与本土的物质文化水平差距较大时，这会导致引进技术难以被本土主体所接受和吸收，甚至使整个社会群体抵制外来技术与文化，而个体的心理文化主要是指个体的价值取向与精神特质，这影响着人们对待引进技术的态度。引进国外技术是否能够促进本国科技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本国物质文化以及主体心理文化二者所形成的合力，当两者对外来技术以及其所蕴含的外来文化表示肯定和接受时，其技术价值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进而参与社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解析
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思想指引下全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较快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虽然计划经济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显露弊端，但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随着计划经济制度的僵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引导中国进行制度、经济改革，逐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替代原本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先进理论的经济功能发展到新的阶段。它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融为一体，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愈加同经济密切联系，文化也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它强调社会的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向全面、可持续方向发展，为社会的转型以及改革提供了经济动力支持。
文化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精神产品，无所不在。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针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科技以及依靠力量都有着重要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就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追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注重集体主义的伦理取向不同，西方文化倡导个性，追求个人主义价值的实现，而这种文化在经济制度上便体现为西方高度发达的私营经济，这种个体经济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活跃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然把公有制作为我国的主要经济形式，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行，西方文化也涌入中国，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能够协调共同发展，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文化也是我国制定先进的经济政策以及壮大经济建设力量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文化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需求，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而中国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吸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民利益诉求，进而才能够制定被广大人民接受和支持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也深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把个性不同的个体连接起来，使得经济个体形成共同的理想目标并为之奋斗。文化让民族更加具有团结力和凝聚力，使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文化在科学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水平提高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一方面，作为文化一部分的科学知识带来技术的进步，这使得生产的工具与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极为快速地促进生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劳动力素质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不仅使得许多个体能够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也能够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掌握先进劳动工具的使用，进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困境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缺乏传统文化底蕴。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这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性等缺陷，使得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体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而抛弃传统的道德，而要修正市场经济中这种道德偏离恰恰就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规范。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它较为重视血缘、家族观念，而这种伦理观念也影响到经济管理层面，受儒家文化中的“家国”观念的影响，企业往往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企业与国家共同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企业管理上，儒家所倡导的人文与伦理能够使得管理更加人性化、员工关系和谐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特殊的企业伦理文化，这能够使得企业内部更加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经济发展，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就体现了极为浓厚的伦理色彩。但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因为没有受到重视而没有发挥其修正作用，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割裂和断层，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弊端频现，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主流文化的弱化趋向模糊了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改革开放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这其中包括西方的文化输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多元文化的入侵对处于中国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方经常以“民主”、“人权”等概念为伪装，企图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模糊性会致使经济发展的方向不明确。
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给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中国现代文化则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两种文化能够和谐共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者都倡导集体主义。但改革开放后在与世界接轨过程中，世界文化仍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中心，其与中国文化在价值观追求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处于一种斗争状态，这给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化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的文化、经济制度、经济思维等方面的障碍。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指导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入，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愈加密切，而文化也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文化是一国文化的核心，并能够对一国的政治、经济等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中国当代的先进文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应该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发挥其经济动力功能。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当代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得我国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局面，人们更加注重自由、民主等权利的追求，而我国也形成了较为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在经济体制上也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和公有制经济体制的弱化，反而需要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化价值多元和经济结构多样的复杂社会环境下，更加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明确当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与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稳定经济发展的环境，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当代中国经济的奋斗目标和力量。要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还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凝聚人民，使之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中国封建社会从繁荣走向衰弱，人民备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压迫与羞辱，民主与富强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与奋斗目标，为此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牺牲在斗争探索的道路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构建了新的共同理想，正是这种共同理想让广大人民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之奋斗，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升当代中国经济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气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能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升华，它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经济伦理、经济思想以及经济文化，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导向和规范的作用。时代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的尺度与标准，时代精神能够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与动力支持，它推动中国当代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所在，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所在，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健全当代中国经济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机制。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个体为追逐利益而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因此还需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道德规范。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多种价值观的冲击使得许多利益主体出现拜金主义、人际关系冷漠化等倾向，这也造成了经济秩序与道德伦理秩序的混乱，而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倡导艰苦奋斗的作风，戒除骄奢淫逸之风，能够激励广大群众奋发图强，丰富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保障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3
【论文摘要】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个重要因素，因为在整个社会运行中，意识形态能发挥多方面的功能，而其巨大的经济功能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对待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积极利用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为经济建设健康发展服务。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意识形态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观，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物质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意识形态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所谓实践性就是指它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从而引领人们的实践活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实践性反映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时，就是它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为龙头，通过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拓展产业链，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总体竞争实力。通过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原崛起”等经济建设战略，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了全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GDp数值的较快增长，但在一些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等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过度依赖等问题制约着发展可持续。由此可见，仅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指导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次变革，突出的表现是从经济开始，再逐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
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对经济建设作用
1.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导向作用
引领经济建设方向，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并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因为它是人民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人民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而处于党政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对经济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经济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成功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使人们从内心认可经济建设中各种财产关系的合理性、交换关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关系的正当性，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规则的“认同感”，以减少体制在转轨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摩擦费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这种机制是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决定的。
2.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建设的客观进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十五规划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重大飞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在本质上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虽然国家处于全面经济振兴阶段，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迫切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人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对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考验。应对这些考验，需要各级党政组织从自身做起，为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旧、平凡干事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工作中敢闯、敢试、敢争；坚持开放创新，摒弃落后的体制机制，以敢于担当、追求卓越执政理念，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审视自我、谋划发展。并对全国总体格局进行了正确判断和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基本认清了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发展大势，总结过去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转贴于
3.社会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之重点。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其中的文化产业竞争又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内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文化看似无形，但对经济发展的引领、鼓舞、凝聚和保障作用是现实而且巨大的。
文化发展问题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以解决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受到高度重视，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文化创新更加活跃，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30多年来，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夯实了发展基础，并积蓄起了强大的发展势能。而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跨越发展、推进全面转型的历史新阶段。新阶段更加突显的新特征、新任务是加速发展，释放后发优势，在这个“经济建设升级”跨越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兴国”应势而生，深入挖掘我国丰厚的文化底蕴，改造或摒弃那些原有的落后文化，加快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培育和弘扬具有先进性、时代性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成为引导、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4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全面生产理论；精神生产理论；二元价值容介态
一、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发展困境
全面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1]。人的全面生产体现在这一生产不只是建立在单纯对物质的生产，而是包含了人的自身生产、精神发展和社会关系生产等诸多要素。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即繁殖）作为“生活的生产”，是全面生产中最基础的层面。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更被马克思称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马克思主要研究的重点和出发点；相较之下，精神生产则是全面生产中基于生活生产的“从属于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最高级别生产。除此之外，全面生产还包含社会关系生产，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活动中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对基础层面的生活生产和最高层面的精神生产加以统筹。生活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三位一体的马克思全面发展理论是一个统筹主观与客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宏观生产理论，通过各项领域的辩证渗透到生产的各个领域，全面指导人的生产生活。然而，由于马克思成书时期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精神生产自身的局限，精神生产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成为马克思全面生产发展的缺陷所在。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理论的阐述首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他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第一次直接对精神生产进行阐述。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就是“关于意识的生产”[3]。然而，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者的构成成分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势头估计不够[4]，也出于对当时轻视物质生产主体作用的唯心史观的批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论述重点放在了物质生产即其主体（劳动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精神生产理论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使得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相对被忽视。这也造成了整个全面生产理论“受力不均”，难以对生产的所有领域进行全面指导和协调，从而出现发展瓶颈。
二、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下全面生产理论的新发展
可见，若要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就要首先完成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发展。而若要发展精神生产，又必须保证生活生产尤其是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物质生产达到一定水平。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物质生产的飞跃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产资料的扩充和经济发展形式的多样化也使得精神生产和需求消费在物质生产支撑下地位不断提升，建立在人们需求的差异化生活品质将进一步取代由于物品稀缺性，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源，这又必将反作用于人的生活生产。人们基于生活生产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丰富呼唤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在广义虚拟经济的新时代中，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得全面生产理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一）广义虚拟经济与精神生产理论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化的经济发展中，经济虚拟化的势头日趋明显，虚拟经济也开始吸引国内许多学者的注意。近两个世纪间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借由虚拟价值的形式，形成了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的，以品牌、服务、体验和文化消费等要素为体现的“广义”虚拟价值，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虚拟经济广义形态（即与广义虚拟价值相对应的“广义虚拟经济”）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5]。广义虚拟经济不再像虚拟经济一样单纯体现在货币的非物质性，而是体现在人的非物质化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集合，成为纯粹实体经济外各经济成分结合的有机体。广义虚拟经济的产生对新形势下被赋予新时代内涵的精神生产理论产生了新的支持。随着生产资料的日渐丰富，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在不断扩充，关于它的认识也经历了多次发展和进步，现在较为完善的观点认为物质生产及其产品与精神生产及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两种生产、两种产品在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叉、相互为用的[6]。在这种观点看来，产品自身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并非是衡量产品对需要满足的性质标准，因为无论产品的性质如何，它们对物质的实物价值和精神的虚拟价值都是可以接纳和满足的。林左鸣将这种由实物价值和虚拟价值通过相互容纳入彼此不断释放出的信息介质而循环进化的二元价值运动状态，定义为二元价值容介态[7]，这也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二元价值容介态，即由实物价值和虚拟（精神）价值通过相互容纳彼此不断释放出的信息介质而循环进化的二元价值运动状态。林左鸣先生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类经济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8]。在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中，精神生产依然受限于纯粹物质性的生产，而在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的参与下，精神生产的形式真正发生了变化。广义虚拟经济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联系在了一起，物质生产以精神生产载体的形式出现。在单纯的物质生产中引入精神生产也赋予物质生产新的价值，这使得精神生产理论得以通过客观的形式实现最高级别的生产，并与生活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各项范畴相承接，成为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核心要素。可以说，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使精神生产理论得以顺利转型，这也为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补充。
（二）广义虚拟经济对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理论发展的新要求
在广义虚拟经济的新时代中，二元价值容介态要求广义虚拟经济同时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所以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依然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物质生产是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载体，也是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进步的根本保障。人的精神需求往往是无形的，是无法定量的，而在被赋予精神内涵的物质产品中，人的精神需求就可以被适当量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而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精神而存在的[9]。所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最基层形态，所有的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若要落到实处、有所体现，就必须要在客观物质上加以体现。精神生产是人类生活创造的财富泛化的产物，而人类财富创造的原始积累又依赖于物质生产，人在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完全释放自身的精神需求。所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精神生产和二元价值运动的前提，谈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先谈物质生产的发展。然而，随着当今时代物质产品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虽然仍在全面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其表现形式和作用形式早已发生了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需求的提高使单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不附加任何其他要素的物质产品其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即使对于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如食物的需求上，也更多地被赋予了口味、种类、档次等精神要素。根据现代社会精神生产发展的趋势，有理由认为，到了物质生产极大地发展起来、物质产品极大地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当强制性的社会分工消灭以后，精神生产就将取代物质生产的地位成为主导性的历史动因[10]。所以，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要求实体经济的生产要脱离纯粹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物质中赋予精神的价值，这对马克思全面生产发展理论而言，既是应有之义，也是新的要求。长期以来，受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思想影响，物质和意识以辩证的形式被二元化，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中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精神生产也因此被划分为两种生产范畴。其中，物质基础决定思想上层建筑，精神生产需建立在现有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所以作为意识层面的精神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让步于物质生产的。由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而两者的发展又具有不平衡性，所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表现出复杂的相互关系。而广义虚拟经济在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把握中更多地将精神生产的作用性和指引性置于物质资料生产之上，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作用就使得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性趋于相近，使两者不再分列于全面生产的两端，而是在辩证基础上更多地融合在了一起。
三、广义虚拟经济中的马克思精神生产辩证观
（一）三位一体的生产文明与广义虚拟经济意识形态化建设
1.构建价值二元基础上的二元文明容介态
在广义虚拟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发展中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精神生产实现了融合。在这一生产范畴的交会中，物质不再是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精神也在人的作用下摆脱了单纯的生产层面，并在人的体力和智力活动中进一步结合人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精神生产也就上升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新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再是纯粹的物质和精神形态，也就不再存在决定和反作用关系，两个文明同时存在，不可分割，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中它们也必将同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广义虚拟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建设产生影响。在广义虚拟经济视阈下，业已实现价值二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通过相互容纳入彼此不断释放出的信息介质，形成循环进化的新二元容介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虚拟经济的二元文明容介态。二元文明容介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的意识形态形式，对纯粹经济状态下广义虚拟经济出现的客观弊端加以主观约束。在广义虚拟经济中，受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非合作性博弈影响，广义虚拟经济的乘数效应是不收敛的，这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往往求虚弃实，使虚拟价值脱离实际价值，打破二元价值的容介。而二元文明的容介由于物质和精神的先期融合，使得分立二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分别具备了价值二元性，这一方面使得人们“求虚”与“求实”辩证统一、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为广义虚拟经济的乘数效应建立了一条意识形态上的虚拟上限。二元文明容介态是广义虚拟经济意识形态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它也必将与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的优化均衡管理一起，为广义虚拟经济的平衡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2.社会文明基础上二元文明联动机制的建立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不只包含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包括人的生产）生活生产和精神生产，除此二者之外，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不同于角色随时展而变化的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作为二者桥梁的社会关系生产都很少受到影响。相反，其自身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桥梁作用反而为不断发展的两者提供了一个联动机制，这对以实物价值和虚拟（精神）价值为主要要件的广义虚拟经济也提供了一个和合的指导方向。在早期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文化交流中，社会关系生产就已产生了社会文明这一意识形态形式，而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明又将进一步承担二元文化的联动轴作用，通过社会关系本身的联动性，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起联动机制，进一步保障二元文明容介的稳定。三位一体的全面生产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文明体系，为广义虚拟经济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新的支持。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5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6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7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主义生存和的客观条件与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8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文化/人
【正文】
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问题,也是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然之义和重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其理论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领会其意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是以物质文化建设为中心,多元文化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体系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和尺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或狭义的文化,指称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一定地域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稳定状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文化力量的运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还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和发展的样式、重点与层次。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当前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物质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来促进整个民族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的文化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展开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在他的文化建设理念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考文化现象,而是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来综合地加以研考的。他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冲突,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塑“四有”新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p34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和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p240)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p32)思想文化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本质上是对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把发展经济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和经济法则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才有可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经济实践看,物质文化已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物质文化的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力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和谐协调发展。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的。对社会和人本身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p114)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持续发展已取代了以单纯的经济进步或政治变革为核心的单一发展观。经济的政治化、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一样,文化实质上就是明天的经济。邓小平正是从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的广阔视野中来思考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三者的地位和关系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肩负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态的使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承载着以时代精神为核心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之魂,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的使命。在邓小平的思维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干扰它,又不能超度强化物质文化建设,进而以物质文化建设冲击、代替精神文化建设,造成文化建设的越位,抑制其他文化因素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两个文明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满足。忽视任何一方,现代化建设必将误入歧途。当然,两个文明的相互协调并非是超时空的抽象平均发展,而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动态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这样邓小平就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他的文化觉解,构建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我们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防范、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颓废不合国情的成份的影响,构筑起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入侵的真正铜墙铁壁。这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文化包括的范围十分宽泛,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都镂刻着文化的痕迹。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份,香花和毒草常常混杂在一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比较、鉴别,清除各种腐朽文化的障碍,进行文化的整合、离析与创新,以保证社会主义整体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目前文化建设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紧迫感。他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的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肃清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一项紧迫任务。封建主义文化并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失,作为有形无形的存在物,它深深潜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中,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消蚀剂。这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任人唯亲,唯上是从,官贵民贱、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等宗法观念;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已成为严重制约我们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包袱和思想障碍,必须予以坚决清除。如何清除封建主义的文化障碍呢?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坚持否定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封建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区分各种不同情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作为判别传统文化基因优劣得失的尺度,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批判、继承、整合、离析与创新的统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一个克服自身缺陷,不断地与非社会主义文化作斗争和削弱它们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封建主义文化障碍,另一方面对西方腐朽没落的文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进行坚决批判和抵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p45)他告诫全党,对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听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p379)他在分析89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p331)中国的动乱如此,东欧的演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保持清醒的头脑。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9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挑战；优化
[作者简介]樊文娥，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61-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捍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转贴于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著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篇10
文化的作用文化的内涵含义：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特点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素养是逐步培养出来的
文化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
对社会发
展的作用文化与政
治、经济相互影响：在
经济的基础上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
一定的文化给予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以重大影响
相互交融：在时
展的进程中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文化与综合国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
对个人发
展的作用文化对人的影响来源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
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表现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
特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深远持久的影响
文化塑造人生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优秀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优秀文化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融会贯通】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与经济、政治①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国家要运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合理配置文化资源①我国公民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②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①意识的能动作用，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文化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文化对人的影响诚实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每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应树立诚信观念，遵守市场道德，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①政府履行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③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弘扬科学精神，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①意识（社会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文化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指导作用。②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塑造着人生。③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热点链接】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1）从文化的内涵角度，谈谈你对“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认识。
（2）从文化的社会作用角度，说明为什么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参考答案：
（1）①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②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素养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和享用社会主义文化。③文化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2）①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政治有重要的反作用。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②文化对人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③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创新试题】
2012年5月，第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高清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通过荧幕带领全国观众“尝遍”全国地方美食。回答1～2题。
1.该纪录片展现了劳动者如何捕猎、采掘、加工、制作大自然馈赠的食材，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展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这说明
a.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形式
B.社会文化离不开物质载体
C.文化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D.美食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
2.同名书籍《舌尖上的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在当当网上的销量就突破了20万册。不仅如此，由此书引发的“吃货”效应将其他餐饮美食类书籍也带入了销售高峰。这说明
①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②文化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③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④文化是第一生产力
a.①③B.③④C.②③D.①②
3.右面的漫画反映的观点是
a.文化是一种物质力量
B.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
C.知识力量就是文化力量
D.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4.人民网载文指出：“英雄司机”吴斌和“最美女教师”“最美妈妈”一样，都是当代中国的闪亮坐标。一个大国的崛起，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奇迹和物质文明。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支撑，大国之路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也不可能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这表明
①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②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③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④文化具有继承性，要不断推陈出新批判地继承
a.①②B.②④C.①③D.③④
5.2012年11月25日，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同志不幸因公殉职，全国上下无不为之痛惜。互联网上众口一词“向罗阳致敬”“英雄一路走好”，深深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的哀悼、敬佩之情，也体现了英雄对人们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这说明
①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②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③优秀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④文化对人的影响总是积极的、有序的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6.诗词往往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寓意。下列诗词与文化寓意对应正确的是
a.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
B.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同区域的文化各有其特色
C.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D.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优秀文化能塑造人生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回答7～8题。
7.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激发了国民争看莫言作品的热潮，“莫言”成了畅销的代名词。市民抢购，书店断货，出现一书难求的局面。从文化生活角度看，下列对这一现象理解正确的是
a.说明文化市场存在自发性和盲目性等弊端
B.说明消费者盲目跟风，没有坚持理性消费
C.表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消费潜力巨大
D.表明我国文化市场需要加强管理、正确引导
8.出生于山东高密的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莫言的感言说明
①特定的文化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文化修养②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③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④文学创作要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
a.①③B.②③C.②④D.③④
9.2012年7月18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强素质・作表率”主题读书活动优秀图书推荐工作会议，来自全国50家重点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共聚一堂，谋划书目推荐工作。举办主题读书活动的依据是
a.文化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B.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C.有文化知识才会有崇高的品德
D.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的文化素养的核心
10.在2012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十佳电视制片”表彰大会上，民族史诗大剧《木府风云》以其和谐大爱的主题、演员的精湛表演以及服装、道具方面的精良制作，一举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收视美誉双丰收。《木府风云》获得收视美誉双丰收是基于
①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文化塑造着人生②优秀文化总能给人以特有的感染力和感召力③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对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④影视剧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a.①②B.②③C.①④D.③④
11.2012年7月5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成都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以上，到2015年成都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700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着力提升文化要素聚集力、文化产业带动力和文化产品供给力，把成都建设成四川省文化产业核心发展区。
（1）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说明成都市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2）有人认为，只要政府规划合理、政策支持到位，就能直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相关知识简要评析。
参考答案：
1.B2.a3.B4.C5.B6.D7.C8.C9.B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