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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17:48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1

关键词:民间借贷;直接融资方式;间接融资方式;评价

一、引言

资金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血液,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对于筹资者来说,如何筹集生产发展的资金是筹资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的筹资者显得更为重要。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影子银行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取得资金的新渠道,使得中小企业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中有了更多的选择。影子银行通常指的游离余银行体系之外,从事类似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非银行机构。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型融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广义上来看,影子银行可以界定为机构、机制、产品种类、业务种类、实体、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创新等。中小企业为了尽快获得资金,通常选择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公民与组织之间进行的借贷。当前,民间借贷正在我国逐步兴起,成为中小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本文在对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向银行借款这些传统直接融资方式和间接融资方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民间借贷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分析。

二、民间借贷优势与劣势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优势分析

1.能够较为容易和迅速地获得资金。银行贷款对贷款人的条件要求较为苛刻,一般对贷款人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进行评估,以确定贷款人的信用等级,进而确定贷款规模。中小企业通常盈利能力较弱,偿债能力较差,银行一般不愿意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同时,银行贷款经历的程序较多、取得贷款的周期较长。当贷款人提出贷款申请后,要进行贷款审批,审批后还要提供一系列材料,因而取得贷款通常周期较长。加之,商业银行出于贷款安全性的考虑,通常会在借贷款协议中加入限制性条款,而这些限制性条款对于公司的进行活动进行了限制,也影响了公司的借款使用效果。民间借贷由于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公民与组织之间的借贷,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的时间相对较短,限制条件相对于银行来说相对较少,程序相对简单,特别对于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种能迅速取得资金的融资方式。

2.发生的筹资费用较低。筹资费用是指为筹集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在传统的直接融资方式中,发行股票以及公司债券需要支付高额的发行费用,向银行借款需要支付手续费。在民间借贷中,所付出的筹资费用相对较低,不需要支付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发行费用,也不用像银行借款那样支付高额的手续费。

3.优化资源配置。民间借贷作为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相对较少,公民、法人、企业之间能够进行自由借贷,有助于促进闲置资金的利用,优化资源的配置。

(二)民间借贷的劣势

1.资金成本较高。资金成本是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成本,表现为资金的价格,这是由资金的供求因素共同决定。由于当前银行贷款程序复杂,贷款较为困难,不容易获得。因此对民间借贷的需求加大,在民间借贷资金供应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金的供求关系表现为供不应求,因此资本的价格会提高,即民间借贷的利息率会提高。当前,在民间借贷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的月息利率平均为2.5%,年利息率高达30%甚至更多,这远远高于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虽然我国《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出台了采用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高于同期基准利率4倍为界,否则就算为高利贷,但当前民间借贷的利率已远远超过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这无疑加大了企业融资的成本。

2.加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采用民间借贷方式筹集资金,要承担定期支付本息的义务,由于当前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高,例如当前以民间借贷年利率30%来算,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利润率很难达到30%,并且还要在到期偿还本息,使得企业背负着巨大的偿债压力,增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特别是当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时,很容易引发企业破产清算,以及中小企业主“跑路”逃债。

3.对公司信誉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企业到期不能按时偿还资金,会对企业的信誉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在市场上进行融资,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4.筹资具有不稳定性。在高额的筹资成本下,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大,使得企业破产、逃债的可能性加大,使得民间借贷的资金链很容易断裂,使得这一融资方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彭韶兵.财务管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2

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倒U”型非线性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Demirguc-Kunt,erikFeyen,andRoss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罗斯·莱文.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5.白钦先.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兼论传统金融观与现代金融观的变迁[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5)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3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量化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Goldsmith,1969;Shaw,1973[10];wordBank,2001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如李学文、李明贤(2007)设计了涵盖金融指标和经济基础指标两个方面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殷克东、孙文娟(2010)从金融发展经济基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广度和深度、金融发展效益四个维度构建了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仲深、王春宇(2011)建立了包含金融产业规模、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三个维度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2009年相关数据对我国31个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

目前,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量化研究的现状来看,其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的内容大同小异,对本文构建各省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现有研究在量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现有文献基本都将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金融发展水平量化评价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但是单纯就评价金融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偏颇。二是现有文献构建的金融发展水平评价规模指标多数都是总量指标,在没有剔除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情况下,这些指标不具有可比性,不能直接用来对各地区进行横向比较。三是现有文献在量化评价指标的设计方面也不够完善,如李学文、李明贤(2007),殷克东、孙文娟(2010),仲深、王春宇(2011)均忽视了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这与Goldsmith(1969)所指出的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变化的观点明显不符;此外,李学文、李明贤(2007),仲深、王春宇(2011)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没有包含金融效率指标,而殷克东、孙文娟(2010)设立的金融效率指标也不尽合理。基于这种现状,同时考虑到切实增强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必须从各省区市全面提升其金融发展水平入手,在下文中,笔者将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出发,构建一套较为完善且可以量化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12年各省区市的样本数据为例来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在我国各省区市间的差异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真实情况,本文在具体设计指标体系时将力图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性,即尽可能做到涵盖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内容。(2)一致性,即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各个侧面而又不涉及金融发展水平以外的内容。(3)相互独立性,尽可能选取相关程度低的指标,各指标间互不交叉重叠。(4)层次性,首先选择从几个不同的维度进行观察和评价形成第一层次的评价指标(一级指标),然后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置适当的二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下再设置具体的三级指标,建立起层次明确、思路清晰的分层级评价指标体系。(5)可操作性,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统计制度建设仍较为滞后,有些方面暂时还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支持,本文在构建有关的评价指标时,还将兼顾基础数据的可获得性。

(一)关于金融发展水平一级指标的设置本文选择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去评价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金融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最直接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体系实力的最重要标志,其反映了该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化程度。一般来说,金融规模越大的地区,其动员社会储蓄的能力越强,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取的资金支持也就越多,从而也就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其次,金融结构反映了金融体系内部各构成部分的相对比重,是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部是否得到优化配置的最直接表现形式。理论上讲,金融结构应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为处于不同产业下的企业提供发展需要的资金支持,只有这样金融体系才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金的功能。因此,金融结构的优化程度(即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也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再次,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除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外,金融效率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金融效率越高的地区其储蓄投资转化能力越强,金融资源的边际产出越高。总的来说,金融发展应实现质和量的同步提升,如果仅有量的扩张而忽视了质的提高,那么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就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

(二)关于金融发展水平二、三级指标的选取1.金融规模为了充分反映各个地区的金融规模大小,本文设立了金融组织规模、金融资产规模和融资规模三个二级指标。(1)金融组织规模。通常意义上的金融组织规模包括金融机构数量的多少、金融从业人员的多少,是衡量金融规模大小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银行业从业人员占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和每万人上市公司个数这样三个具体的评价指标。(2)金融资产规模。一个地区的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其金融实力就越强。本文选取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银行业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股票市场总市值占GDp的比重及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四个指标来评价每个地区金融资产规模的大小。其中,股票市场总市值是一个地区证券市场繁荣程度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保费收入则反映了某个地区保险业的筹资、保障服务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3)融资规模。融资规模反映了整个年度经济的融资活动中,通过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总量,从增量角度度量了一个地区金融规模的大小。融资规模越大,实体经济获得的资金支持就越多。本文选取本外币贷款新增额占GDp的比重、股票市场融资额占GDp的比重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占GDp的比重作为相应的评价指标。2.金融结构为了全面体现各个地区金融结构的差异,本文设立了融资结构、银行结构和保险结构三个二级指标作为考察的对象。(1)融资结构。融资结构是金融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和欠发达,目前我国仍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国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这与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驱动增长下企业资金需求的特点明显不符。为反映各个地区融资结构的优化程度,本文选择了股票市场融资额占融资总量(本外币贷款新增额、股票市场融资额和企业债券净融资三者之和)的比重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重这样两个指标。(2)银行结构。银行结构反映了银行体系内部不同类型银行所占比重。根据林毅夫、孙希芳(2008)的研究及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当前我国应注重提高中小型银行的市场份额,考虑到金融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中小银行资产总额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和中小银行从业人员占银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两个指标评价银行结构的优劣程度。(3)保险结构。这一指标从保险业内部结构进一步反映了各地区金融结构的发展状况。从发达国家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人身险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的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大,因此本文选取人身险保费收入占全部保费收入的比重作为相应的评价指标。为了反映各地区金融效率的高低,本文从金融产出效率、金融配置效率和证券市场流动性效率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1)金融产出效率。该指标从投入产出角度衡量了各地区金融效率的高低。本文选取银行业从业人员人均金融业增加值和金融业增加值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这样两个指标作为金融产出效率的替代性指标。(2)金融配置效率。本文选取了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重、保险赔款给付支出占保费总收入的比重两个评价指标,旨在反映各地区储蓄投资转化能力及保险业的保障服务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发挥。(3)证券市场流动性效率。该指标反映了某个地区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证券市场流动性越高越有利于长期投资,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具体设置了股票成交额占GDp的比重和债券成交额占GDp的比重两个评价指标衡量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效率。至此,本文所设计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共分为三个层次:一级指标3个,各一级指标下又分别设置了3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再设置具体的评价指标,共有21个。该指标体系相对于现有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突出强调了评价指标在各地区间的可比性,可以满足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比较的需要。与其他同类评价体系包含大量总量指标不同,本文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全部为相对指标或平均指标,这就消除了区域经济总量大小、人口多少等规模因素方面的差异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评分值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二是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更科学合理且更完善系统。与现有文献大都涵盖众多反映经济实力的指标不同,本文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出发,将金融发展水平分解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方面(一级指标),然后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面设置具体的二级和三级指标,便于从量化的视角全面把握每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优势和劣势,对每个地区全面提升其金融发展水平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三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殷克东、孙文娟(2010)包括金融发展效益等部分无法获取数据的指标相比较,本文对金融发展水平每个方面的评价都选用了有基础数据来源的客观指标,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综合评价与比较

(一)样本数据及综合评价方法的选取下面,本文以2012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指标数据为样本,对各省区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基础数据分别来源于《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wind资讯。为了得到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还需要采用适当的综合评价方法,包括如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及如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两个方面。目前,广泛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但是,鉴于变异系数法(曾五一、庄赟,2003[16])在确定各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方面有其科学依据,相对化处理法能够直接反映各指标实际值与标准值的差异程度,因此本文拟采取相对化处理法和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即先采用相对化处理法计算出每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分值,然后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用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对每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分值加权算术平均,从而得到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二)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经过上述数据处理,本文得到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及在全国的位次,如表2所示。从表2反映出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及排名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十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占8个(北京、上海、广东、海南、浙江、福建、江苏、天津),西部地区有2个(新疆、),中部为零,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金融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而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排名位列全国后十位的省份中,中部地区5个(江西、安徽、河南、湖南、吉林),西部地区4个(贵州、陕西、云南、广西),东部地区1个(河北)。据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金融发展水平排位大多靠前;同理,金融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往往较高。为了检验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进一步计算了表2中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与2012年各省区市人均GDp及其排名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二者分别为0.62和0.42,而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进而也验证了万寿桥、李小胜(2004),范学俊(2006),白钦先、张志文(2008),ChengandDegryse(2010)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三)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的优势与劣势从表2提供的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一级评价指标得分、排名以及单项评价指标得分、排名(限于篇幅,数据从略)情况,本文还可以看出各省区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强项和弱项。在这里,为使讨论更具有针对性和实际意义,本文按照国家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每个地区仅选取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省份进行说明。1.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各省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大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在金融发展水平的多个方面也大多处于优势地位。如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和广东省,它们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排名方面均很靠前;但是,从单项指标的对比中也可以发现,三个省市在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比重、保险赔款给付支出占保费总收入比重指标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这表明三省市在储蓄投资转化能力和保险业的保障服务功能发挥方面有待加强。与多数东部省份相反,河北省在金融发展水平的多个方面排名均很靠后,除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人身险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的比重、金融业增加值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排名相对靠前外,其余指标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说明河北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应从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及改善金融效率同时入手。2.中部地区从中部省份金融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和单项指标得分及排名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单项指标得分及排名基本处于中游和下游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的指标较少。以中部地区综合得分排名最高的山西和最低的吉林两省为例,山西省金融发展水平的突出优势主要表现在保险业的筹资及保障服务功能、债券市场融资和中小银行发展方面,突出劣势主要表现为存款向贷款的转化方面,其他指标则无明显优势和劣势。而反映吉林省金融发展水平的多数指标得分排名均比较靠后,尤其是金融资产规模、融资规模、金融产出效率和证券市场流动性效率方面的劣势最为明显,没有突出优势的指标。3.西部地区近些年来,西部各省区市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但从金融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来看,两极分化也非常明显。首先,从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居全国前十位的新疆和来看,其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金融规模,包括每万人上市公司数、银行业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股票总市值占GDp的比重、本外币贷款新增额占GDp的比重、股票融资额占GDp的比重、企业债券净融资占GDp的比重等。另外,新疆在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股票融资额占融资总量的比重及在反映金融效率的指标保险赔款给付支出占保费总收入的比重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但是,其劣势也非常突出,而且主要体现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方面,如中小银行资产总额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中小银行从业人员占银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人身险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的比重、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重、股票成交额占GDp的比重等指标的排名均很靠后。其次,从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居于全国最后一位的广西来看,其劣势突出表现在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多个指标上,至于金融效率方面的各个指标则没有明显短板,但优势也不明显。

四、结语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4

短兵相接之时,中资银行尚存劣势

中国加入wto七年后,国内金融领域对外资银行的门槛已经全部放开,外资银行在华布局已初步铺开。尽管在人民币业务方面仍有诸多限制,使得表面上外资银行只能定位于高端客户,实则中外资银行间交锋已全面展开。

“二八法则”下的高端客户之争。2006年12月1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外资银行在华分行只能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使得外资银行一方面撇清非高端个人客户,将业务专注于零售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上的高端客户,而高端个人客户正是中资的薄弱点。在利润方面,根据银行业务的“二八法则”,20%的高端个人客户却提供了全部个人客户业务利润的80%。因此,高端个人客户业务直接决定着个人客户业务的利润情况。看似在抢夺20%的客户资源,实则是争夺80%的利润空间。

日趋激烈的企业客户争夺。外资银行丰富的国际市场经验,以及成熟的业务运作为我国亟待走出去的国内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在我国当前尚处于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业务相对单一的劣势也影响了中资银行对于高端客户的争夺,这对那些经营融资都日益国际化的大型企业,如何使自己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趋势以满足全球结算、全球融资以及全球并购的需要是摆在中资银行面前的紧要问题。

中小企业与农村金融业务的薄弱。中小企业融资难、县域经济农村金融缺血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难题。在中小企业方面,尽管各家中资银行都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专门融资业务,但对于抗风险能力差,周期性强的中小企业惜贷、金融支持不够等现象仍普遍存在。而比照外资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则有自身完善品级机制和甄别手段,并附有配套的高附加值服务。例如渣打银行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团队,不但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而且还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设计产品。而汇丰银行则针对中小企业设立日常资金管理、ipo、债券等一系列专门服务。在农村金融方面,外资银行借国内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之机,纷纷进军农村金融市场。汇丰银行先后在湖北、重庆设立村镇银行,渣打银行在内蒙古设立村镇银行。一直被中资银行忽略的农村地区反而成了外资银行“抢滩登陆”的争夺地,国内中资银行是否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农村金融策略呢?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谋局

鼓励中资银行的金融创新。美国次贷危机有人将其归结为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恰恰是创新不足,金融创新的不足始终是中资银行发展的掣肘,中资银行在高端客户和外汇业务方面的劣势很大原因在于创新不足,难以推出符合高端客户的理财产品、零售业务,在外汇也无创新方面。有效外汇业务创新不仅可以在与外资银行的争夺中占先机,而且可以使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得到有效利用。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5

[关键词]汽车消费信贷泛银行信贷汽车金融公司一对一银企合作

一、汽车消费信贷产生的必要性

汽车消费信贷兴起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目前在全球都得以广泛应用,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购车热情空前高涨,加之国外汽车巨头不断涌入,国内市场新车型更新换代异常迅速,整个行业已呈白热化竞争态势。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占领潜在消费群体,汽车企业选择何种消费信贷方式显得越发关键。为此不少汽车企业正积极着手开展消费信贷方式的创新,以望缓解当下汽车消费局面疲软的现象。由此可见,汽车消费信贷正作为一种必要的促销手段加以推广,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二、国内汽车消费信贷模式优劣势分析

我国汽车行业较国外发展较缓慢,但历经多年发展已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目前消费信贷模式存在着泛银行信贷模式、汽车金融公司模式和一对一银企合作信贷模式三大类。

1.传统模式―泛银行信贷模式

(1)泛银行信贷模式构成。此模式主要分为四小类:银行直接面对客户模式、银行+经销商的间接模式、银行+保险公司的间接模式和银行+经销商+保险公司的间接模式,其最大的特点是汽车企业依靠银行为最终的融资信贷机构。

(2)泛银行信贷模式的优劣势分析。泛银行模式的主要优势表现在消费者可选择汽车品牌和品种较多,银行利率较低所需偿还的利息少。但缺点在于首付比例高,为车款的30%;贷款期限短,一般为三年左右。而且手续繁、速度慢,购车者从支付首期款到提车往往要等十几天。再加上银行业务范围广不专注汽车行业,缺乏汽车专业人士的指导,对汽车产品了解不够,售后服务难以跟上。

2.发展模式―汽车金融公司模式

汽车金融公司是由汽车制造商为主要出资人,为购车者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该模式由国外引进,在国外汽车信贷中占据主要地位。

(1)汽车金融公司模式的构成。目前国内汽车金融公司分为两类:一种为汽车制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该汽车品牌的专属金融机构,例如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一种为汽车制造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资成立的独立的汽车金融机构(简称银企合作的汽车金融公司,以下同),例如奇瑞徽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截至2008年7月底,国内共有包括上汽通用、丰田、戴姆勒-克莱斯勒、奇瑞徽银等在内的十家汽车金融公司。

(2)汽车金融公司模式的优劣势分析。汽车金融公司的优势显著,具体表现在:此信贷模式手续简单方便且首付比例低,一般汽车金融公司要求的首付款最低为车价的20%;贷款时间长,最长贷款年限为五年;不用缴纳抵押费,只要消费者在厂家授权的销售店办理“一站式”购车、贷款、保险等全部业务就可以;可选择的还款方式多,大致可分为: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和智慧型;手续简单、速度快、杂费少(以福特金融公司为例,购车者提供贷款申请资料到完成审批最快只要一天时间),大大缩短了购车者等待的时间,提高了顾客满意度;另外汽车金融公司凭借汽车厂商的强大背景,有专业团队作为支撑,精技术、懂市场,在售前售中售后都能和购车者保持密切联络,使风险更容易掌控,这是商业银行无法拥有的先天优势。因此这一模式使生产商掌握大量顾客信息,对消费者的需求能够作出迅速反应,其优势大体归结为两点:一方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又为汽车企业注入资金。汽车金融公司的劣势在于购车者所需支付利率较银行高出不少,虽有一些低息或者是无息购车,但都仅限于一些非畅销车型。

3.创新模式:一对一银企合作信贷模式

(1)银企合作信贷模式构成。因为受《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的制约,成立汽车金融公司的门槛比较高,而且管制多,利润较之国外相对微薄,于是一对一银企合作模式在我国应运而生。该模式与传统的泛银行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银企合作是某一汽车制造企业与特定的某一银行进行合作,银行利用自身资源为合作汽车制造企业提供贴身的金融服务。目前业内采取银企合作模式的主要有两家:宝马―招行模式和北京现代―中信模式。

(2)一对一银企合作信贷模式的优劣势分析。一对一银企合作模式属于中国汽车信贷的创新,此模式的显著优点在于克服了泛银行模式专业化程度不高、售前售后服务不到位等特征;避免了汽车金融公司单独依靠汽车制造企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渠道不够畅通、经营风险比较集中、利率较高等不足。但是银企合作的最大隐患在于汽车制造企业将信贷业务完全托附于特定的某家银行,容易受银行的牵制;且单独依靠一家银行的资产,信贷规模扩张相对较难;同时合作银行网点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银行提供及时、有效、便捷的服务,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不满。因此此模式推广起来难度较大。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6

【关键词】食品质量安全声誉机制监管机制

近年来,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恶性案件不断见诸新闻媒体,毒大米、毒韭菜、敌敌畏泡菜、头发酱油、毒酒、激素水产品、苏丹红以及山东龙口粉丝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等,让人触目惊心。乳品巨人“三鹿集团”的轰然倒塌,使得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极度升温,成为2012年两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如何防范和治理?这些成为学术界关注研究的重点。

声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

声誉是一种可以激励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因素,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声誉机制(thereputationmechanism)“是介于单纯建立在重复关系之上,依赖博弈双方自我实施的声誉和以国家强制力为实施保障的国家司法系统之间,或者依靠社会规范(socialnorm),或者依靠缺乏强制力的私人司法系统(theprivateadjudicationsystem)来组织实施的围绕合约执行而展开的有关社会成员商业行为的信息披露、纷争的仲裁、欺诈行为的惩罚等活动的规则和程序的总和。”①

声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企业具有长远预期。企业投资声誉是为了获得由良好的企业声誉带来的未来收益,是一种当前投资,未来获益的长期行为,因此首先需要企业具有长远预期。

长期行为预期净收益大于短期行为预期净收益。企业主要是通过生产优质产品来建立声誉的,投资声誉是一种长期行为,而企业生产劣质产品是一种短期行为,因此本文中将企业长期行为等同于企业生产优质产品,将企业短期行为等同于生产劣质产品。

企业决策者保持理性。如果企业决策者是理性的,在上述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企业就应该具有了充分的激励行为,进行声誉投资,生产优质产品。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有时尽管企业长期行为的预期未来净收益大于短期行为的预期净收益,企业仍会选择生产劣质产品,这表明企业决策者并非总是理性的。

虽然决策者以决策参考点来作决策会造成轻视风险的非理,但是这种非理性是可以通过改变条件来减少甚至避免的。决策者轻视风险的机会主义心理归根到底源自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果企业生产劣质食品会100%地受到惩罚,企业决策者就会趋于风险规避,生产优质产品。因此避免企业决策者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保持理性的最有效措施就是使企业生产劣质食品能够逃避惩罚的概率为零。多主体协商式决策可以有效减少非理,因为尽管大部分决策者单独决策时存在非理性,但是仍有一部分决策者是理性的,多人讨论协商就可以相对减少非理性决策。此外,决策者的知识水平也会影响其决策的理性程度,知识水平不高的人比知识水平高的人更易发生非理。所以,在企业主选择的决策参考点与无风险所获收益额的差异不大时,实行股份制并且企业决策层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市场环境中较少发生企业非理。

我国食品行业声誉机制失灵的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食品行业的市场环境和政府监管机制存在弊端,不具备声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食品生产企业缺乏激励生产优质产品进行声誉投资的行为,而更倾向于生产劣质产品。

企业难以建立长远预期。我国食品生产企业获得资金极其困难,产权制度尚未完善,企业难以建立长远预期。

在我国食品行业中,中小企业占了大多数,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的瓶颈。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看似多元实则各种融资渠道都很狭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化,国家已基本上取消了对企业的注资,非国有企业更是无法涉足财政资金;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中小企业自有资金比例很低,甚至是负数;中小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可能也很小;由于市场准入条件方面的严格控制,除了部分优质企业外,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于取得上市融资和债券融资;民间借贷由于利率过高、条件苛刻,只能临时救急,不能长期运用。金融机构也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对称,降低了它们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积极性。

监管机制缺陷强化了企业短期行为预期。我国当前的监管机制缺陷强化了企业短期行为预期也是导致食品行业声誉机制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市场与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健全的政府监管可以克服市场缺陷,而政府监管的不健全则会引起和加剧市场机制失灵。

我国食品行业监管现状是工商局、质检总局、商务部等多头监管部门并存,各部门责任划分不明确;食品质量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不同的食品质量标准条例甚至相互矛盾;监管工作也多限于一时一季,持续性不强……这些导致对食品质量的监管效率不高。地方政府在质量安全监管上也存在问题,对超大企业采取国家免检政策,变相为其生产劣质产品提供了保护伞;为增加本地财政税收和就业,对中小企业的食品安全放宽标准,对其生产劣质产品的行为采取放纵的态度。另外,中小食品生产企业数目极为庞大,他们生产劣质产品被查处的可能性很小。综上可见,我国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劣质产品被惩罚的概率很小,这强化了企业短期行为预期。

我国食品行业普遍存在企业非理性现象。由于监管机制不健全,企业数量庞大等原因,我国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劣质产品逃避惩罚的概率很大,因此企业机会主义心理很强。我国食品生产企业中小企业占据绝大多数,企业所有制形式主要是单一业主制,由业主单独做出决策,加上企业决策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企业风险管理的相关知识。这些因素使得我国食品行业普遍存在企业非理性现象,企业忽视声誉投资,只重视短期利益。

解决措施

我国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市场环境不具备声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从而导致声誉机制失灵,因此,要解决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其有效措施无疑就是创造声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其一,为中小食品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首先,人民银行、银监局要积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协调和督促金融机构为中小食品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同时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指导职能,为金融机构加大中小食品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政府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组织企业之间实施对口帮扶,也可以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用帮扶的办法让企业实现资金共济。再次,政府要加大对中小食品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尤其要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制度建设。最后,应允许中小食品企业采用多种方式融资。同时,政府还可针对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帮助其策划适合于各自不同企业的具体融资方案,协调和解决其资金困难。

其二,尽快完善产权制度。首先,科学地制定有效地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清楚界定各类产权边界,明确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归属关系,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形成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保证经济活动参与者应有的利益。其次,要求在市场主体内部,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要建立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关系,使每个经济活动的参加者都有明确的权利,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享有应得的利益,实现激励与约束的统一。再次,要求消除一切不合理的行政限制、区域保护、行业垄断和产权壁垒,尤其是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同时大力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使产权主体的资源要素按市场规律顺畅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其三,完善监管制度。声誉机制失灵是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主要由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引起,因此要防止声誉机制失灵应该以健全监管机制作为重点。健全的监管机制是一套包含监管主体(包括监管机构、监管对象)、监管法律法规、监管标准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前提下,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由中央直接负责全国食品行业的监管,避免多头监管的低效率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也节约多部门并存的监管成本;其次,完善食品质量监管法律,制定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并坚决严格执行,加大企业生产劣质产品的惩罚成本,使企业生产劣质产品被惩罚的概率接近100%,以减少企业的非理。取消免检制度,对大企业绝不姑息,在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同时对其他企业形成威慑力;再次,引入第三方监管,比如建立专门的声誉评级机构,对企业声誉状况进行监督评级,并随时向公众企业声誉信息。

其四,提高企业决策者的文化知识水平。鼓励企业主主动接受或由政府免费对广大中小企业主提供企业风险管理知识教育,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任职人选,要严格把关其企业管理知识水平。

最后,建议对食品行业进行整合。首先实行企业合并政策,将数量庞大,经营不规范的中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以提高企业获取资源尤其是资金的能力,并便于企业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其次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由股东大会民主决策代替单人决策,避免决策的非理性。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7

一、可转换债券融资绩效分析

发行可转换债券的融资绩效可通过每股收益来体现。在经营效益一定的情况下,每股收益越高,股票价值越高,股东财富越多,融资绩效越佳。为了便于分析理解,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例:飞达公司原有股本9000万股,每股收益0.3元,原有债务资金5000万元,年利率3%,所得税税率33%。现拟再融资10000万元投资一新项目,公司决定发行面值1000元、利率1.5%(单利计息)、5年期可转换债券10万张,转股价格为10元/股,转换期限为债券发行6个月后至债券到期日止,并约定:如果飞达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转股价格的70%,债权人有权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债券以面值的105%(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回售给飞达公司;如果飞达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高于转股价格的130%,飞达公司有权以面值的105%(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将尚未转股的债券买回。此外,飞达公司若发行股票融资,可按目前股票市价8元/股发行1125万股;若发行一般债券融资,可发行面值1000元、利率3%(单利计息)、5年期债券10万张。

在飞达公司原项目的投资效益不变的前提下,设新项目每年实现的息税前利润为eBit,则各种融资方式下的每股收益(epS)分别计算如下:

可转换债券转股前:epS1=[(eBit-10000×1.5%)(1-33%)÷9000]+0.3;

可转换债券转股后:epS2=[eBit(1-33%)+0.3×9000]÷(1000+9000)(附注:转股数=10000÷10=1000万股);

发行普通股:epS3=[eBit(1-33%)+0.3×9000]÷(1125+9000);

发行一般债券:epS4=[(eBit-10000×3%)(1-33%)÷9000]+0.3。

显然,无论新项目的投资效益如何,均有epS1>epS4,epS2>epS3,即如果可转换债券转股失败,可转换债券融资绩效总是优于一般债券融资;如果可转换债券转股成功,可转换债券融资绩效总是优于普通股融资。

令epS1=epS3,可求得两种融资方式的无差别点:eBit1=

-2680(万元)。

令epS2=epS4,可求得两种融资方式的无差别点:eBit2=-1030(万元)。

(1)当新项目的投资效益非常糟糕时,即在eBit<-2680万元的情况下,由于新项目导致飞达公司整体效益的滑落,股价不涨反跌,转股必然失败,则有epS3>epS1>epS4,此时可转换债券融资绩效优于一般债券融资而劣于普通股融资。

(2)当新项目的投资效益较差时,即在eBit虽大于-2680万元,但仍不足以促使债权人行使转股权的情况下,则有epS1>epS3、epS1>epS4,此时可转换债券融资绩效优于普通股融资和一般债券融资,是最佳选择。

(3)当新项目的投资效益很好时,即在飞达公司股价上升,并足以促使债权人行使转股权的情况下,eBit必然远高于-1030万元,则有epS4>epS2>epS3,此时可转换债券融资绩效优于普通股融资而劣于一般债券融资。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从股东的利益出发,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可转换债券融资是有利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1.融资成本低。可转换债券的利率低于一般债券的利率,并且具有税收抵免效应。如果转股失败,相当于公司发行了较低利率的债券。当然,可转换债券融资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转股而逐渐消失,但与直接募股融资相比,还是节约了转股前的部分成本。

2.股本稀释作用相对较弱。股本稀释是指新股东股权对老股东股权产生的稀释作用,具体表现为每股收益的非经营性下降,股价下跌。虽然可转换债券逐步转股后,股本稀释效应会逐渐产生,但该稀释效应相对滞后,可避免直接募股融资股本迅速扩张产生的股价回落问题。此外,由于转股价格高出融资时发行公司股价很多,在融资总额一定的情况下,转股数量少于直接发行股票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股本稀释效应。

3.改善资本结构。采用债券融资,必然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加财务风险。一般债券的这种影响将一直延续到债券到期偿还,而可转换债券的这种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暂时的,随着转股权的行使,原来的债务本金转变为永久性的资本投入,在降低负债的同时增加了权益资金,财务风险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得到改善。

4.灵活性强。公司采用普通股和一般债券融资,在融资规模、融资时间及对发行公司财务方面等的要求上有较严格的法律管制,如前次募集资金的间隔时间不到一年,继续采用这些融资方式就会受到限制。此时采用可转换债券融资,可避免法律约束。此外,可转换债券的形式多种多样,发行公司可根据投资者的需求及公司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可转换债券融资方式。

二、可转换债券投资绩效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绩效可通过投资收益来体现。在被投资单位经营效益一定的情况下,同一时间获得的投资收益越高,投资绩效越佳。现以投资上述飞达公司为例进行分析说明。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忽略了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并假设投资者在转股后至债券到期日期间不转让股权。

1.当发行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将促使股价上涨甚至超过转股价格,此时转股是有利的,投资者将部分或全部行使转股权。需注意的是,投资者转股获得的股票溢价收益并不等同于转股时股票市价与转股价格之差,因为转股后股本增加带来的股本稀释效应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从而会抵减部分股票溢价收益。

承上例,设转股时的股价为p0,可转换债券全部转股后的股价为p1,根据无套利均衡原理,有:p1=(9000p0+1000×10)÷(9000+1000)=1+0.9p0。

假设投资者在可转换债券到期时才转股,则:

一张可转换债券5年的收益额为:R1=1000×1.5%×5+(1+0.9p0-10)×(1000÷10);一张一般债券5年的收益额为:R2=1000×3%×5=150(元)。

令R1=R2,可求得收益无差别点为:p0=10.83(元/股)。显然,只有在股票市价超过10.83元/股时行使转股权,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绩效才优于一般债券投资。如果投资者选择债券到期前的某个时间转股,分析其投资绩效时,还需考虑因此增加的股利收益与丧失的债券利息收益之间的差额。因此,这种情形下的可转换债券投资绩效通常劣于普通股投资。

2.当发行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时,公司股价的变化难以突破可转换债券的转股价格,转股通常以失败而告终,但债券的本息基本上还是有保障的。如果股价下跌出现约定的回售条件,投资者通常会行使回售权。

承上例,设投资者在第n年行使回售权,则:

一张可转换债券n年的收益额为:R3=1000×[5%+1.5%×(n-1)];一张一般债券n年的收益额为:R4=1000×3%×n。

令R3=R4,求得收益无差别点:n=2.33(年)。也就是说,如果回售条件出现的时间短于2.33年时,可转换债券投资绩效优于一般债券投资;如果回售条件出现的时间长于2.33年,甚至一直未出现而不能行使回售权,则可转换债券投资绩效劣于一般债券投资。因此,这种情形下的可转换债券投资绩效通常优于普通股投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Swot分析;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传统的银行借贷业务里,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与银行愿意提供的贷款数额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加之银行借贷给中小企业的监管资本成本比较高,导致中小企业普遍处于融资难的困境。

近几年,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中小企业特点,提出了全新的融资方式——供应链融资,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所谓供应链金融,就是银行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即把资金作为供应链的一个溶剂,增加其流动性。从近两年的实践可以看到,供应链融资的应用创造了供应链上核心企业、中小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赢的局面。

供应链融资作为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新方向,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笔者拟通过Swot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制定出有关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最优战略选择。

一、我国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优势

(一)链式的融资方式灵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用风险

与银行传统业务相比,供应链融资不再强调客户(中小企业)的规模、固定资产价值、财务指标和担保方式,而是强调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经营规模与信用实力、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单笔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授信上限与额度的分散原则、封闭性运作与贷款的自偿性等。核心企业的实力能基本上确保避免交易环节、付款环节的潜在风险。通过对物流、资金流控制模式的封闭式运作,银行可以直接按照交易链条将资金直接付给客户的上下游核心企业,一方面确保了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具备稳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性,使得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得以有效隔离和屏蔽,从而降低了信用风险。

(二)客户资源优势

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经超过千万户,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度超过60%。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客户资源潜力巨大,而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各大中小城市,在全国有便捷的营业网点和众多的从业人员,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力发掘本土潜在的中小企业客户。商业银行可以横向扩大客户资源,并在原有客户资源基础上纵向延伸服务范围。目前供应链融资业务做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在贸易融资方面有所成就的股份制银行,供应链主要集中在钢铁、汽车、石化、电信、煤炭等核心实力较强的行业。随着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分行业分阶段地提供融资,在积累了一定的行业内专业知识、企业信息和市场信息之后,逐步延伸服务范围。除了以上提到的行业,银行在开展这一业务的过程中,也着重关注国家政策的扶持产业和具有潜力的其他行业,比如国内的绿色环保等行业,扩大服务范围,将供应链融资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惠及更多的中小企业。

(三)成本优势

相对于传统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更加关注核心企业,在此基础上扩大了上下游优质中小企业的客户基础,降低了贷款调查成本,增强议价能力,提高了银行利润。

二、我国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劣势

(一)操作风险

供应链融资在降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同时,加大了银行的操作风险。银行需要对贸易项下的货物、应收账款、业务流程进行监控,同时供应链上业务流程环节多,决策链条长和环节多的情况,也要求银行从业人员对贸易项下的企业商品经营规模有深刻的了解,建立专业化的审查、审批团队和专业的产品业务团队,加大了业务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整体风险

供应链融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但同时也加大了供应链的整体风险。因为供应链融资的信用基础是供应链的整体管理水平和核心企业的管理与信用实力,随着融资工具不断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延伸,风险也会相应扩散。这就要求银行在考察风险时,首先要立足于供应链的总体风险,以确保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供应链融资包括四大类金融主体:银行、企业(包括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中小企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包括物流公司、保险公司等)和监

[1][2][3]

管机构。主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供应链融资又属于金融创新产品,传统的监管法律难以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现有的法律法规加剧了潜在的风险。总的来说,供应链融资风险集中在动产担保物权中的法律风险,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分为以下三种方式:()银行或其员工、机构在法律上的无效行为;()法律规定和结果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律规范的相对无效性。

三、外部环境分析

(一)机会分析

供应链融资是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国中小企业的外部经济环境也不断改善。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并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对中小企业加强扶持的工作已经进入了法制轨道。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决策高层的高度重视,这必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成本过高,企业不堪负重,资金短缺成为中小企业“造血”难的关键。此时开始供应链融资业务为中小企业“输血”,无疑会给广大的企业创造契机,同时也给银行业务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二)威胁分析

.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和人才的流失。外资银行资金实力雄厚,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研发能力,又可以凭借较高的国际声望在国内高薪招揽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它的介入对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威胁。

.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沿海城市的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降低了原本预期的偿债能力,许多银行遭受坏账的可能性增大。

.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竞争加剧。由于金融产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易模仿性,一旦有一家商业银行首先进行了金融创新,其他银行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也开发类似产品。例如,深发展银行早在年提出“n”模式并推广“供应链金融”与“池融资”的品牌以后,其他商业银行竞相模仿,中国银行推出了“‘达’系列贸易融资”,建设银行推出了“供应链融资”,光大银行推出了“阳光供应链”,兴业银行推出了“‘金芝麻’供应链金融服务”以及招商银行推出了“电子供应链金融”等,导致供应链融资业务竞争更加激烈。

四、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Swot矩阵分析

基于以上对我国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Swot分析,我们构建一个Swot矩阵(图),从而形成我国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拓展的四种战略。

(一)So战略:它要求商业银行依靠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机会

供应链融资业务市场需求潜力很大,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推进中小企业的市场开发,并迅速占领市场,提高银行的利润率。一般情况下,So战略适合应用于商业银行的供应链融资业务拓展初期。

(二)wo战略:利用外部机遇,克服自身劣势

这种战略是一种主要依靠市场给予商业银行拓展业务的机遇,克服自身不足,达到银行业务长足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主要在商业银行的业务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进一步拓展业务时用到的策略。在这一阶段的战略里,银行规范整体业务操作流程,加强业务操作风险控制,谨慎选择担保物,严格管理资金流,加强与物流企业、客户的多方合作战略,以降低整体风险,努力将劣势转换为优势。

(三)St战略:发挥内部优势,回避外部威胁

这种战略在看到银行内部优势的同时,更关注来自于竞争对手和商业银行外部的威胁。为解除威胁,商业银行通过个性化、差异化提升自身品牌的竞争力。不断加强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创新能力、丰富供应链融资业务内容以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一种在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比较成熟的阶段所采用的策略。

(四)wt战略:减少内部劣势,回避外部威胁

一般当商业银行业务发展过程中劣势因素大于优势因素,同时又遇到外部威胁时,会选择这种战略。通过规范整体业务操作流程,加强风险控制,完善管理制度,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注重产品创新,加强品牌建设等方法,将这些劣势因素逐个击破。

通过上述对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Swot矩阵分析和四种战略的简要评析,结合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现状,目前商业银行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发展战略宜采用So战略和wo战略。这是因为我国的供应链融资业务正处于拓展初期,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威胁较少。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供应链融资业务方面的优势是其他非商业性银行短期内无法超越的。因此,商业银行要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在加强风险控制和完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业务。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9

一、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中国与东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见表1)。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1921.74亿美元和1702.48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5.2%和4.61%;全球排名分别为第三位和第四位。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较为集中,与中国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占总额的61%。2010年东盟10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为2237亿美元,出口额为2188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6.06%和5.93%。从国别构成看,新加坡处于领先地位,随后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其他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额非常少。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见表2)。从2006年的126亿美元发展到2010年的268亿美元(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出现下降),增长了113%,中国成为东盟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而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五大服务贸易伙伴的地位。2011年上半年,双边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①。中国对东盟各项服务业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合作等方面快速增长,东盟各国则在交通运输、旅游、航空运输、金融、建筑等服务领域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合作。

双向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8月,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近9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投资累计总额达223亿美元;东盟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额达673亿美元②。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拓展到煤电气的生产供应、运输、商务服务、建筑、计算机与信息等多个服务行业,东盟对中国的投资则广泛分布于交通运输、旅游、房地产开发、零售、保险、金融、个人文化娱乐等各个服务行业。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分布于东盟各国,对华投资的东盟国家则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双方的国际工程承包合作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在东盟各国承揽了包括电站、道路、桥梁、机场、大坝等在内的许多大型工程项目。2010年,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东盟10国的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为249亿美元和150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48%和38%,占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的近五分之一。2011年前3季度,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的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达161亿美元和98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44%和17%③。中国企业在东盟开展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伙伴为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与东盟双方对服务贸易的需求将不断上升。从各成员国内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都严重滞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基于地缘、文化和现实的合作基础等优势,双方必然会给对方更多的便利。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双方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快速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必然进一步增大对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通讯、信息等服务的需求,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更多的机会。当然,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也面临挑战。首先,中国与东盟各国存在着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经济结构缺陷等影响因素,特别是近年来的南海领土纷争、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争端等问题。其次,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信息库建设的滞后,企业对自由贸易区市场情况缺乏了解,加上投资经验的缺乏,企业在投资行为上表现较为审慎,导致总体投资金额较少,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二、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互补分析

中国和东盟在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各有所长。双方服务业的发展基础不同,服务业优势领域各异,这些差异形成了双方服务贸易的互补性。下面我们通过竞争优势指数来说明双方在服务贸易各领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指数,也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tradeSpecialCoefficient,tSC)或净出口比率,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它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可以反映出计算对象在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状况。其计算公式为:其中:为i国k服务部门的贸易竞争指数,为i国k服务部门的出口额,为i国k服务部门的进口额。其取值范围为[-1,1],当其值介于0~0.3之间时,表明有微弱竞争优势;介于0.3~0.6之间时,表明有较强竞争优势;介于0.6~1之间时,表明有极强竞争优势;介于-0.3~0之间时,表明有微弱竞争劣势;介于-0.6~-0.3之间时,表明有较大竞争劣势;介于-1~-0.6之间时,表明有极大的竞争劣势①。表3数据显示,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等方面的特色,东盟各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在运输服务贸易tSC指数中,除新加坡、印尼外,其他各国的指数均为负值,且都处于较大的竞争劣势地位。在旅游服务贸易tSC指数中,除新加坡、菲律宾外,其他各国的指数均为正值,且都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通讯服务贸易tSC指数中,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外,各国的指数都为正值,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在其他行业的服务贸易tSC指数中,除个别国家的个别行业外,各国的指数大都为负值,竞争劣势较为明显。中国在建筑、计算机与信息、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等方面竞争力较强,虽然在交通运输、旅游、金融服务贸易等方面竞争优势指数为负数,但部分企业在国际上仍然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如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中国旅行社总社、中国银行等。

中国和东盟在旅游资源上各有优势,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特有的人文景观,而东盟国家则有神秘的热带雨林、迷人的岛屿风光和奇异的风俗习惯,其中泰国的旅游服务独具特色。对于中国银行服务业来说,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健康的金融环境是其发展的最大优势。东盟各国银行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充分挤出了泡沫。严格有效的金融监管、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以及全面的金融区域合作是东盟各国银行与国际同行竞争的最大优势。新加坡、马来西亚则在航空运输服务、金融服务、酒店和会展服务等方面优势明显。在服务外包等方面,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潜力也较大,中国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不仅仅是有低廉的劳动力,更主要的是城镇劳动力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力预期受教育水平差异不很大,相对来说,东盟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偏低。

三、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选择

首先,立足比较优势,灵活开展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决定了双方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可根据东盟各国服务贸易各行业发展的不同特点,灵活开展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可利用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源优势,投资能源开发型服务项目;利用东盟大多数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除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东盟国家在发达国家享有的优惠出口政策优势,发展加工组装、物流配送等生产业;利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知识、技术优势,设立研发中心,发展金融、通信、科学研究等知识型服务业;利用一些国家的区位优势,建立地区分销中心,发展仓储、运输、零售、展览等分配服务业。

其次,整合区内资源应对国际挑战。双方应该在区内合作的基础上,按照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协调整合中国与东盟在相关产业的资源优势,加大对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增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方面的竞争力,共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在东盟跨境支付渠道,丰富人民币跨境融资和投资产品,为区域内的贸易投资提供完善、安全、快捷的跨境金融服务支持;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改善交通运输,提高现代物流水平;双方可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免签”的大区域,简化出入境手续,培育共同的旅游市场,可进行旅游目的地联合促销、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整合开发、旅游产品升级换代。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劣篇10

   关键词:企业融资决策影响因素;模糊多属性决策

   一、前言

   如何制定最佳的融资决策?融资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其中负债比例如何确定?企业可以采取怎样的融资战略?这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企业筹资面临着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要制定合理的筹资政策,只有充分研究和分析这些因素把握各种筹资方法,才能作出准确的筹资决策。

   目前国内外对于融资决策的研究,多从金融学、管理学的角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给出原则性的、定性的结论。且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完全一致,导致决策者在决策时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同时,由于融资决策是个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多半是定性的、语言化的,难以用常规的精确数学语言来描述,因此需要考虑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

   本文引入一种新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根据对融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将模糊多属性决策与对融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起来,实现融资决策的定量化。

   二、融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筹资面临着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要制定合理的筹资政策,只有充分研究和分析这些因素把握各种筹资方法,才能作出准确的筹资决策。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融资决策影响因素有不同的划分,划分标准各异,且有的因素之间存在耦合,不利于融资决策的进行。本文按照系统分析的思想,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综合考虑影响融资决策的因素。将融资决策影响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其中间接因素通过直接因素发生作用。

   1.影响融资决策的间接因素。“间接因素”是指相对稳定的,不随具体融资方案而变化,因此对融资决策起间接作用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1)影响融资决策的内部因素。即与企业自身所处状态有关的因素。①企业的组织形式;②企业的规模及业绩、信誉;③企业的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④企业的资产结构;⑤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⑥企业的资本结构。

   (2)影响融资决策的外部因素。①经济环境;②法律环境;③金融环境:金融

   政策、利率。而每一项因素又包括许多子因素。

   2.影响融资决策的直接因素。“直接因素”是指随具体融资方案的不同而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融资成本、融资效益、融资风险。

   三、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

   1.多属性决策的基本方法。多属性决策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1)乐观型(maxi—max);(2)悲观型(maxi—min);(3)乐观—悲观结合型(Hurwicz);(4)简单加权平均型(Saw);(5)折衷型(Compromisemodel)。

   虽然多属性决策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可能并不存在,但他们可以作为衡量可行解的参照基准。折衷型决策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优先解应尽可能靠近理想解,或尽可能远离负理想解,在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之间寻求相对满意的答案,这种方法的关

   键是如何选择参照基准和如何度量可行解与参照基准之间的距离。

   2.模糊折衷型决策方法(F—Compromise)。“模糊折衷型决策方法”(F—Compromise)以模糊理想解和模糊负理想解二者同时为参照建立起来的。类比经典多属性决策中的概念,模糊理想解由每一属性中模糊指标值的极大集构成,模糊负理想解由每一属性中模糊指标值的极小集构成。采用海明距离(HammingDistance)①度量决策方案与这两种理想解之间的差异,决策原则是方案与模糊理想解的距离越小越好,而与模糊负理想解的决离越大越好。

   具体实现上有两种不同方法:

   (1)“先加权,后综合”决策方法。先对模糊指标值加权;然后确定模糊理想解和模糊负理想解,并计算方案与两种理想解之间的距离;继而排列方案的优劣次序作出最终的选择。

   (2)“先综合,后加权”决策方法。先在原模糊指标值的基础上确定模糊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并引进满意度的概念来刻画方案与两种理想解之间的差异,然后对方案在各属性上的满意度加权,以调整方案的优劣次序并最终得到最大满意解。

   相比而言,第一种方法步骤简单,但导致模糊元素非线性化,需采用近似计算技术以提高决策效率;后一种方法步骤较多,但始终保持模糊元素的线性性质,故能获得问题的解析结果。

   本文中采用第二种方法。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作详细介绍,具体步骤可参考文献“4”。

   四、企业融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

   接下来我们将上述模糊折衷型多属性决策方法应用于一个具体的企业融资决策中。

   1.决策变量的选取。融资决策影响因素众多,而其中融资成本、融资效益、融资风险这三个指标最主要、最易度量,同时为便于分析说明。所以在接下来的实际应用中我们将以这三项指标为决策依据进行融资决策。

   此处假设,经过逐项分析已得出不同融资方案的融资成本、融资效益、融资风险值,然后将这些分析结论提交最高决策层进行决策,因此这里全部采用语言变量。这是比较符合一般决策情形的。五、结论

   本文所述方法在融资活动中可以发挥很好的辅助决策作用,可以促进融资决策更加科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