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1
1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内涵及特点
1.1财政政策内涵及特点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它是国家制定各种财政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财政政策主要是由三种构成工具组成。其一，政府支出。政府的购买支出直接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大小，更是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情况。政府支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由两种途径组成:一是政府购买政策;二是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指当前的各种政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民生政策。其二，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影响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借助税收政策来影响社会的物品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对社会各行业起到激励作用。
1.2经济增长内涵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可以说经济增长率高低直接反映出该国家或该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直接因素有投资量、劳动量以及生产率水平。根据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经济增长率可以用公式:G=Yt/Yt－1来表示。其中，Y为本年度经济总量的增量，Yt－1是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由此可知，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投资量、劳动量的方式，优化配置各种科技技术等来提高生产率水平，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2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2.1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上述可知，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行为、转移支付政策等都能够起到进一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作用。根据我国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可知，政府支出一般是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当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比较大，则该阶段中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水平则较高，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公共基础设施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起到促进作用，也间接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社会文教方面，社会民生活动、教育活动都是重要内容。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支出总量提升，则可以明显的提升我国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2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节。例如，制定适宜的税收政策可以重新分配收入情况，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起到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税收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府组织并且开展相关税收收取，为政府财政筹集到资金，再将这些资金应用到政府的各种支出中。简单来说，良好的税收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二，税收政策还会对个人开展税收行为，这一举动推动经济收入进行多种形式的投资或是储蓄管理，从而起到活跃市场经济的效果。
总而言之，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且财政支出和财政税收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影响经济增长。财政预算政策正是表达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相互关系的概念。它主要是由财政赤字、财政盈余以及财政收支平衡三种形式组成。它们对国家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影响较为隐晦间接，如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国家财政出现明显赤字，则表示财政收入不能够满足支出需求，各种政府的支出行为受到限制，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消极的作用。财政赤字还会带来排挤效应，从而促进政府对现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重新配置社会的各种资源，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效果。
3发挥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手段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策以及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发挥贡献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想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需要合理制定财政政策。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要想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需要厘清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情况，才能够对症下药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
3.1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特点制定财政政策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至今，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一共经历了5个主要的经济增长周期，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时长在35～40个月。在2017年第三季度之后，经济增长趋势开始走弱，但是之后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因此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增长动能。此时就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式来达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经济结构发展势头的下行，这些数据特征都显示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放缓的趋势。在该阶段中需要实现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全面解析，从而制定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才可以有效地获得经济发展增率。如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投资和生产率三个动能都处于疲态。以投资为例，我国现有的投资结构效率正在下降，在未来投资总量的增长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持续提升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的方式来有效地激发投资潜力。因此在未来，我国需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持续不断的增长。
3.2提升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将呈现出稳定且缓慢的发展趋势，当下仍旧可以通过各种相关政策的制定，辅助财政政策来提升经济增长率。
其一，通过积极的针对性较强的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经济只有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能够让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求能够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经济体系，转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其二，通过精细化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作为动能所在，国家财政政策也是倾向于如何提高投资总量、提升出口量为重点。而当下这种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探索新的增长动能成为核心所在。当下根据全球社会的发展趋势，可以增强消费增长的动能，逐步提升消费占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当前需要通过出台各种精细的、多样的财政政策措施，促进消费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由此来反作用于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如在财政支出政策上，可以提升其在社会文教层面上的支出水平，让更多的文化消费、绿色低碳消费成为消费重点。其三，实现各项政策的统筹规划，加快打造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下更是要求国家的相关政策都能够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目标，在此要求下制定各种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制度。如财政政策的制定中，要能出台相应的政策，提升我国国际性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财政支出上加大对各大高校的科学研究基地的支出水平，为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提供一个实践实验基地，提供一个科技孵化基地。其四，实现财政政策优化完善，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基于调查数据可知，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处于0.46以上，这一状态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其达到合理水平。对此则可以通过我国财政政策中的详细内容，如通过完善按劳分配的机制体系方式，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还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的方式，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行为。
4结语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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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影响
我国今年上半年造成物价水平提高的内外因素明显增多，在很多能源资源以及农产品的价格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居民生活压力过大，企业出现成本困境等方面的问题，而在下半年国家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其调控目标就在于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同时将物价涨幅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货币政策，而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民生改善，在应对通货膨胀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
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分析
1.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每年我国所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所投资的项目，都会对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同时带动经济增长。在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每年我国政府都会发行高达1500亿元的建设国债，但是由于财政政策所带动的资本性支出发展更大。我国的政府资金具有引导的效应，每当政府安排一个项目，所有银行都会争相给予贷款，这种银行跟进的政府投资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虽然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虽然财政政策可以实现对投资的直接投资，但是都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影响到投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经济体制上所存在的特殊性，目前还不存在“挤出效应”。
2.“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我国目前在货币政策上所体现出来的薄弱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点是利率工具没有得到良好的运用，我国中央银行可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利率、法定准备金率、等。一般而言在法定准备金的调整方面，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造成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会造成的经济周期在波动幅度上的增大。因此很多国家都不会采用法定准备金率的形式的，但是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出于对正常运营方面的考虑，依旧采用的是法定准备金率；而第二个方面就是体现在汇率制度跟我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冲突，在我国目前现行的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就会导致央行外汇储备上的转变，而最终会导致货币供应量上的增长，从而导致物价上涨。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上，都体现了我国目前在货币政策积极作用发挥上的薄弱性。
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1.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一般而言其指向性都较强，而在利用政府进所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就更为明显。如果出现由于供给上的不足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可以利用财政政策短期内实现有效地，直接的对短缺商品市场供给上的改善，并实现对不合理结构性物价上涨上的抑制，从而保证其他调控政策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2.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帮助政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与压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由于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我国的净出口增长率可能会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局面，而在外部需求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内需扩大来弥补外需上所存在的问题，并依靠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对社会需求的刺激，并带动我国经济增长。
3.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实现货币政策上的宽松，会对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意向，会损害的经济运行效率和经济实体，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方面的优惠，实现对负面影响的最大限度上的消除，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
4.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建设发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增加要素投入，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建设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对经济建设发展的拉动作用。扩大投资需求将对经济建设发展产生拉动作用，同时，还引起对大量劳务的需求，增加人们的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中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是发行国债，增加财政支出，产生支出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建设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宏观调控
1.提高认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快五年,尽管成绩显著,但带来的问题不少,应当引起重视,一定要看到我国连续数年发行的国债,占GDp总额比重已逼近国际警戒线;还债的任务主要是靠中央财政。这就要求我国的财政政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中跳出来,变成适度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就是要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决策实现既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只有这样去认识和处理问题,才不会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长期实施的政策。
2.要充实提高。充实提高积极财政政策使用效果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把握实施的着力点，有些人认为：在宏观经济正常、稳定运行时，应适时调整政策方向，把政策着力点从刺激需求转移到促进供给结构调整上来。但是笔者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应同时兼顾，不能偏颇。惟有如此，才能把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以及把增加有效需求和调整经济(供给)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3.要配套实施。为了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实行配套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宏观经济运行有足够有效的资金,因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国内外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是抑制通货滞胀还是制止通货膨胀,实行配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栓友：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4-28.
[2]汤学兵：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调整。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2）：18-21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6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7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8
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署名文章，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长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以此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
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9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政府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调整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日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对财政政策做出必要调整乃是顺时应势之举。
1.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2003与2004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2%和3.9%，工业晶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2.3%和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伴随而来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凸现。2004年上半年，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煤矿已基本开足马力生产，但仍供不应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炼油装置接近满负荷运转；铁路日均装车突破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仍不足35%，煤电油运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尽管2004年粮食丰收，但粮价仍然上涨了26.4%，粮价上扬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根据经验数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03和2004连续两年超过9%，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周期的关键阶段，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或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过快冲过10%而达到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过早扼杀宝贵的增长良机。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2.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近七个年头。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促进西部开发和从整体上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也会日益明显。具体如下：
(1)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逐年攀升，加大了财政风险。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1999年已经上涨到2.0%，在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了2.7%，而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为3.0%。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已经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已高达22.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要高出一倍以上。另外，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演化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随着政策效用的递减，拉动经济增长要求财政政策的扩张必然不断放大。(2)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下去有导致“挤出效应”的危险。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积极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在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低迷，民间部门缺乏投资、消费的动力，此时，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支出更容易发挥对经济的积极拉动作用，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尤其是资金的竞争关系弱化，所以挤出效应也就相对微弱。相反，在经济由低谷走向复苏阶段，民间部门投资与消费日趋活跃，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的竞争关系得到强化，如果继续实行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容易造成挤出现象。近几年，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主要得益于我国尚未实现名义利率市场化、银行信贷资金充裕、民间投资尚处于成长阶段等多方面因素。但是，当前形势有所变化，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必将是大势所趋，这将为挤出效应的发生提供必要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此时如若继续坚持积极的支出政策，势必造成政府对民间部门所需经济资源的挤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源于民间部门的投资与消费等市场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依赖政府。因此，在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避免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适时淡出。
3.政策的连续性要求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进行调整。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必然应运而生。我国以国债和财政支出两大政策工具运用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了七年之久，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从2000年起，我国经济基本上止住了增长下滑的趋势，并于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本来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隐退，但是因为支出刚性等现实的约束，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政策工具却不能马上收缩。过去近七年中，全国各地利用中央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根据粗略的测算，即便不再开工新的项目，仅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投入就将近8000—10000亿元。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匆忙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的支撑。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现阶段财政支出只能转向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还会产生扩张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无法达到中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稳健财政政策绝不是“不作为”，而是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
三、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围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出于长远的和全局性考虑，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仍需要采取相关对策：
1.在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中，应注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政策主体指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的行为是否规范，对于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政策效应的大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行为与偏好，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各种利益群体中的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极。一方面政府肩负着制定政策、调控经济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手中掌控着的巨大权力与经济资源，全面参与经济活动。就拿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局部过热来说，这其中固然有市场因素在起推动作用，但是政府直接参与其中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财政分权和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只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注自身的政绩，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使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不可避免。全国范围内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的背后，都能清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还在起作用，建设性财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还远未到位，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有待解决。这就必须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是有效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篇10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
。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
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