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
目前学界有一种消极观望的观点认为，不宜大规模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理由是：目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处于国内急需建设资金的状况，如果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国内资金的存量，从而不利国内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在较低的水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将长期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即起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值，且负值有扩大趋势”，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人为超越这种经济规律。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制度并不健全，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将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如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国有资产大幅流失等等。对此，笔者则认为我国无论当前还是以后都应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由如下：
（一）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21世纪前10年，国际直接投资出现停滞或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其规模将会继续扩大。理由有二：一是尽管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经济全球化仍会继续向前推进，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会继续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wto有关协议，在21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过渡期也将基本结束，这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二是一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内部成员之间的直接投资可能会不断扩大。既然国际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是继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组成部分，也应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二）未超越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文消极观点称我国未来仍应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的定位并不十分准确，它不是在科学预测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诚然，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在1300美元左右，但我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8％左右，21世纪初期的20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望超过2000美元，并进而达到3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则可能处于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负值呈下降的趋势”。在这种科学的定位下，近期和未来大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超越“投资发展周期论”的阶段定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三）我国有必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我国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国际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比例极不平衡，但若以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保持一个合理比例，我国也能在国际资源配置上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二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各种壁垒，促使我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别国市场。目前，我国出口遭遇别国反倾销和进口壁垒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设在别国，可以有效地绕开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一是国内经济和体制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格局良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加，2005年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三位，这些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此外，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服务体系，可以预测将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体制环境会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是宏观资金环境的根本改善也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文所述的消极观点理由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2005年底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国际收支方面常年保持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这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不会过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内引进外资的流量也可以弥补资金的外流。此外，一些行业和企业已积累了相当充实的资金，国际融资能力也大幅提高，加之国内市场上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游资，这些都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资金条件。三是其他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我国的一些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一些制造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结构
在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定位基础上，针对其现状及问题，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和优化。这种调整和优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具体趋势：
（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仍会呈现目前的多元化趋势，但国家应采取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的策略，优化这些多元化主体，使其在保持合理比例的基础上，形成最优结构，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优化”有两个要求：
1.各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应保持合理比例。这种合理比例通常表现为某类主体居主要地位，而其他主体为次要地位。究竟哪类主体应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学界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应主要依靠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有规模、技术、设备、资金等优势，并有生产、科研、贸易、金融、信息、服务等多功能经营能力，能迅速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成为跨国经营的主力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重点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从带动出口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成功的不是大型的企业，而是中小型企业。而我国的比较优势正是中小型企业，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因为要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不高的局面，就应该鼓励有各方面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容忽视，它可能在带动我国产品出口方面作出其独特贡献，因为中小型海外企业生产成本较低，其产品的价格更容易被东道国接受；而且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带动半成品、机械设备等出口。如果从所有制而言，民营企业应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的主力军。因为我国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内部产权不清、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很难指望它们担负起资本输出的重任。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国有资产由此浪费不少。而世界经验表明，民营企业往往产权清晰，有着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整的营销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命力很强。我国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成功的案例。因此，我国政府应引导、扶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通过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让其担当对外直接投资的重任。
2.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市场竞争表明，独立投资难成气候，势单力薄最终会败北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投资主体应适度向集团化、联合化转换，提高“集团军”作战的规模效益。措施主要有：一是将现有的海外投资企业重组成企业集团，造就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联合舰队”；二是将对外投资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融合起来，组建银企集团。我国可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中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信誉较好、资金雄厚等优势，搭台组建生产、金融、贸易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多功能中国银企集团，通过各种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并给对外投资企业以金融上的支持。
当然，在集团化、联合化的过程中要防止“定指标”和“拉郎配”的做法，避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例如一些具备自身特色的中小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就没有必要予以联合化和集团化，保持其个体分散投资方式对其更加有利。
（二）优化投资地区结构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就是使我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合理的比例，既避免投资国家过分集中，同时也要注重重点区位。简言之，我国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应合理、适当。但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适当”？对此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现有的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局面，不必过分强调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因为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后转移出来的产业，而这类产品往往需要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因此经济势力强、市场容量大的发达国家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的首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主；同时不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激烈，我国的企业尚没有足够的实力进入。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尽妥当。究
竟投资于哪类国家才合适，应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目的来判断。如果投资目的在于“销售产品”（保证销售市场），投资于有庞大市场容量的发达国家是首选；而如果投资目的在于“产品生产”（建立生产基地），则投资于各种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是首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具有二元性：“销售产品”和“产品生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同样会具备二元化特征，即部分投资于发达国家，部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我国企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以建立生产基地为目的的投资仍会占主要地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应是发展中国家。近两年我国的投资流向集中于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说明了这一趋势，以后还应大力拓展对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此外，我国也应在巩固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现有海外企业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寻求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新的投资机会。
（三）优化投资行业结构
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就是合理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并达到一个合理的分布比例，以最大限度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不够合理，主要集中于贸易性行业，许多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投资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未来如何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应以生产加工和资源行业对外投资为主；有人认为应以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为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尽全面，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应同时从三方面着手：
1.减小贸易性行业对外投资的比重。由于我国未来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区域是发展中国家，以建立生产基地为主，因此在这类国家进行生产加工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投资前景广阔，应扩大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近年来，我国这两类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有了迅速发展，以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2.前瞻性地鼓励部分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行业的重点已从资源开发、初级产品加工业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转移，高科技产业和金融等服务业正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虽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完全处于此阶段，但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鼓励部分企业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域应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我国主要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才具备资金、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
3.扩大我国特色产业的对外投资。所谓特色产业，主要是指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食品、瓷器、手工艺品等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具备独特的国际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优化投资方式结构
在优化投资方式结构方面，以下内容学界意见一致：一是扩大并购方式的运用。由于并购方式具有成本低且迅速便捷的优点，我国应采取体面倾斜政策，重点扶持一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并给予必要的财政金融支持。在具体操作上，并购对象可选择一些小型企业，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进行再融资、再并购，逐步扩大规模，以降低并购成本，减少东道国政府的抵制；在并购方式上，可多采取协议式的善意并购，以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在并购目标企业所属行业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利于带动我国产品出口的行业。二是扩大实物与无形资产的投资，货币投资的资金来源则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解决，币种选择应达到防范外汇风险的目的。在具体操作上，实物投资方式应注意选择国内经济发展所不急需的实物作为输出资本；工业产权投资方式也应选择技术差距相对较小的产业进行；货币投资方式的资金可通过国际贷款或发行国际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币种选择上或增加硬币投放比重或实行货币构成多元化或以符合货币保值。
然而在新建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方面，学者的建议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应选择合资的形式，而大型企业选择独资形式较好。因为合资的优点是可获得当地财政、金融、物资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条件，并利于当地政治风险的减少或避免，故这种形式适合能力有限又希望获取更多利益的中小企业。有人认为，在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一律以采用合资为宜。也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要尽可能避免独资的形式。因为一切从头开始的做法并没有贯彻“优势互补”原则。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大型企业有时更看中风险，适宜选择合资形式，而中小企业的投资多数是抓住市场机会，灵活的独资形式可能更适合。第二种观点则太笼统，因为合资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应吸收其他的组织形式。第三种观点只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采用非独资方式的重要性，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未作进一步分析。总之，笔者认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更为合理，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应结合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规模、发展阶段和投资地区等多种因素做出最后判断。
参考文献：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来走出去
一、前言
自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外商直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二五”时期全球的经济正处于曲折的发展阶段，FDi能够缓解技术创新和融资难的压力，外商对华投资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近60万家，实际累计吸收外资金额7040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369亿美元，同比增长12.9%，[1]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商在河南、安徽、湖南等中部地区进行投资，以寻求市场，利用中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加以引进的新技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
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省市，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经济发展迅速，近五年来尤为明显，2011年GDp达到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位居全国第五。但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沿海城市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2011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1亿美元，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仅为76.8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居于第十五位。[2]
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河南省首次打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是在1979年，30多年来，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也有一些曲折，我们可以把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79～1984）
1979年7月1日，在我国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颁布了关于利用外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拉开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序幕。
第二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85～1990）
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需求，国家又颁布了一些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使外商在我国国内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实行，河南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区位选择和政策上不占优势。而且，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和地区进行限制，所以制约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缓慢、规模小，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以借款为主。
第三阶段：稳步增长阶段（1991～1997）
这一阶段，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面进入的崭新的局面，河南省也对外商直接投资作了新的部署。1991年4月，河南省首次对外开放会议在郑州举行，大会确立了“优化环境、外引内联、四面辐射、梯次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1994年5月，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3年的起步阶段，河南省委会五届九次会议又集中研究了对外开放工作，这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没有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并且存在利用外资质量不高，资金到位率低等问题。
第四阶段：滑坡阶段（1998～2001）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动荡。亚洲金融危机伴随着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不但使世界经济整体滑坡，我国利用外资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至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跌至谷底，当年的利用外资35861万美元，仅相当于1998年的55.39%，合同利用外资从1998年的353项减少到2001年的224项。[3]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外商投资规模有所波动，协议金额下滑幅度较大。
第五阶段：快速增长阶段（2002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对外商投资采取的鼓励机制，比较倾向于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企业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河南省为了吸引外资，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努力营造外商投资的环境。例如，促进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举办经济贸易洽谈会、成立外商投资中心等，在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状态。
三、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来源地过于集中、区域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方式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进程。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虽然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发展比较迅速，河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五。同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160.11亿美元，河南省仅占全国的8.69%，说明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偏小，与河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因此，总体规模小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结构不合理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河南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投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相对较小，制造业的产业链条相对的短，而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不能形成较强的产业群，不利用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第三产业中外商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业，而不是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的新型产业以及金融业等服务业。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到河南主要是为了利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不利于河南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河南形成良好的“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式。
（三）来源地过于集中
根据分析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分布状况，发现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台湾等亚洲地区，尤其是香港。来源地过于集中说明了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较小，应该在以后的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加大对河南省形象的宣传力度，让世界人民了解河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来到河南进行直接投资。
（四）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区域不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河南的郑州、洛阳两个城市，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其他16个省直辖市仅仅占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51%，说明河南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郑州市占到了全部的31%，而开封等几个城市仅仅占到了全部的2%左右，差距很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能够缩小地区的差异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较少的地区加强吸引外资进行投资。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单一
由2007～2011年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看出，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以独资和合资经营方式为主，其他投资方式很少，外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比例越来越小，故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
四、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的同时，也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改善投资环境
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河南，河南省必须对外商投资的基本环境作调整。改善河南省的投资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硬环境（能源、通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政治、法制、政府效率与服务质量）。一方面，必须加快硬环境的改善，尽可能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交通、通讯及基础产业的建设，突破基础产业发展的“瓶颈”，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的软环境，就要迅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大开发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压缩重叠的行政机构，简化审批程序，放宽限制，缩短审批时间，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扩大引进外资规模
河南省近几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投资总额仅占全国的不到10%，这与河南省经济发展情况极不相符，为了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必须从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和加强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必须利用本省的比较优势，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商引进的技术管理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产业与世界接轨的能力，合理开发资源和能源，使其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产业集聚效应，向外商投资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地企业的关联效应，使外商更快地融入产业集聚中，加强本地产业的集聚效应。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
外商直接投资在河南省内的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占据70%，第三产占据24%，第一产业仅占6%左右，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中的产业流向主要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主要是一般加工，一般加工业已经趋于饱和状态，若外商继续投资一般加工业会导致产能过剩的状况。所以，必须将外商直接投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来说，技术密集型更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更好的推动河南省经济的发展。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第一大省，而外商投资在农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我省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但缺乏合理种植的农业技术人员，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这就要求外商应扩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农业效率低下的状况。政府应给予外商相应的补贴促进外商对农业的投资。
（四）优化外资来源结构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来自于香港台湾，而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相对较少。河南省应该在稳定港台等亚洲地区的投资来源的同时，加强对来自于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外资的吸收和利用。在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与范围的基础上，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方式向世界人民展示河南、宣传河南，让更多的人愿意到河南来进行投资。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固定的招商引资机构，处理日常的招商工作，接收外商对相关政策的咨询了解，定期在当地举行招商引资会、贸易会、文化节之类的活动，吸引外商来河南进行考察投资，形成一个招商引资的良好机制。再次，增加与国际知名企业的交流合作活动，充分利用当地的留学生以及华侨为河南的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五）协调省内地区引进外资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郑州就占了31%，其他省直辖市最少的仅占2%。由此可见，外商在河南的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为了协调省内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发展，政府应该根据直辖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情况，充分运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协调省内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例如，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轴心，应该在对外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使得“中原城市群”成为全省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主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的外商投资的龙头作用；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充分发挥在旅游方面的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到旅游产业进行投资，通过外资的引入达到发展本地的旅游业的目的等。
（六）拓展外资进入方式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是独资和合资经营，这是限制外商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省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拓宽原有模式，如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拓展外资投资方式，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强河南与世界的联系。同时，应该引进现在国际通行的跨国兼并收购等投资方式，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参股、收购、兼并参与到河南省的国企改革中，对原有资产的优化重组，通过这个过程不仅可以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够很好的解决国企改革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有效的管理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五、结论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慢慢渗透中国内陆，但在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入驻河南省，投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忽略了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这将导致我省对外的经济竞争力增长缓慢，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强。人才的培养应是省内引进外资的一大重要方向，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使用环境，培养一批本省特有的高科技人才，发展本地的特有产业，增强同他省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河南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充分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
（作者单位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谢玉颖（1991―），女，河南周口人，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希望海外华商投资中西部和东三省[DB/oL].http：///？action-viewnews-itemid-12795，2007-09-08.
[2]朱志鹏.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基于中部六省的比较[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7.
[3]尚晓霞.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8.
[4]洪志鹤.新时期河南省利用外资的思考与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5]李宁宁.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6]郑娇娇.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际差异比较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4.
[7]刘中杰.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3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问题
目前学界有一种消极观望的观点认为，不宜大规模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理由是：目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处于国内急需建设资金的状况，如果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国内资金的存量，从而不利国内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在较低的水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将长期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即起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值，且负值有扩大趋势”，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人为超越这种经济规律。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制度并不健全，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将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如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国有资产大幅流失等等。对此，笔者则认为我国无论当前还是以后都应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由如下：
（一）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21世纪前10年，国际直接投资出现停滞或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其规模将会继续扩大。理由有二：一是尽管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经济全球化仍会继续向前推进，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会继续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wto有关协议，在21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过渡期也将基本结束，这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二是一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内部成员之间的直接投资可能会不断扩大。既然国际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是继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组成部分，也应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二）未超越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
前文消极观点称我国未来仍应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的定位并不十分准确，它不是在科学预测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诚然，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在1300美元左右，但我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8％左右，21世纪初期的20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望超过2000美元，并进而达到3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则可能处于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负值呈下降的趋势”。在这种科学的定位下，近期和未来大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超越“投资发展周期论”的阶段定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三）我国有必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我国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国际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比例极不平衡，但若以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保持一个合理比例，我国也能在国际资源配置上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二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各种壁垒，促使我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别国市场。目前，我国出口遭遇别国反倾销和进口壁垒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设在别国，可以有效地绕开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一是国内经济和体制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格局良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加，2005年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三位，这些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此外，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服务体系，可以预测将来对外直接投资的体制环境会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是宏观资金环境的根本改善也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文所述的消极观点理由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稳中有升，2005年底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国际收支方面常年保持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这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不会过多减少国内资金的存量；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内引进外资的流量也可以弥补资金的外流。此外，一些行业和企业已积累了相当充实的资金，国际融资能力也大幅提高，加之国内市场上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游资，这些都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资金条件。三是其他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我国的一些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一些制造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结构
在大规模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定位基础上，针对其现状及问题，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和优化。这种调整和优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具体趋势：
（一）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仍会呈现目前的多元化趋势，但国家应采取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的策略，优化这些多元化主体，使其在保持合理比例的基础上，形成最优结构，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优化”有两个要求：
1.各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应保持合理比例。这种合理比例通常表现为某类主体居主要地位，而其他主体为次要地位。究竟哪类主体应处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学界观点各异。一种观点认为，应主要依靠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有规模、技术、设备、资金等优势，并有生产、科研、贸易、金融、信息、服务等多功能经营能力，能迅速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成为跨国经营的主力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重点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从带动出口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成功的不是大型的企业，而是中小型企业。而我国的比较优势正是中小型企业，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
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因为要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不高的局面，就应该鼓励有各方面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容忽视，它可能在带动我国产品出口方面作出其独特贡献，因为中小型海外企业生产成本较低，其产品的价格更容易被东道国接受；而且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带动半成品、机械设备等出口。如果从所有制而言，民营企业应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的主力军。因为我国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内部产权不清、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很难指望它们担负起资本输出的重任。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国有资产由此浪费不少。而世界经验表明，民营企业往往产权清晰，有着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整的营销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命力很强。我国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成功的案例。因此，我国政府应引导、扶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通过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让其担当对外直接投资的重任。
2.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并举。市场竞争表明，独立投资难成气候，势单力薄最终会败北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投资主体应适度向集团化、联合化转换，提高“集团军”作战的规模效益。措施主要有：一是将现有的海外投资企业重组成企业集团，造就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联合舰队”；二是将对外投资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融合起来，组建银企集团。我国可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中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信誉较好、资金雄厚等优势，搭台组建生产、金融、贸易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多功能中国银企集团，通过各种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并给对外投资企业以金融上的支持。
当然，在集团化、联合化的过程中要防止“定指标”和“拉郎配”的做法，避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例如一些具备自身特色的中小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就没有必要予以联合化和集团化，保持其个体分散投资方式对其更加有利。
（二）优化投资地区结构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就是使我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合理的比例，既避免投资国家过分集中，同时也要注重重点区位。简言之，我国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应合理、适当。但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适当”？对此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现有的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局面，不必过分强调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因为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后转移出来的产业，而这类产品往往需要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因此经济势力强、市场容量大的发达国家才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的首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主；同时不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激烈，我国的企业尚没有足够的实力进入。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尽妥当。究
竟投资于哪类国家才合适，应结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目的来判断。如果投资目的在于“销售产品”（保证销售市场），投资于有庞大市场容量的发达国家是首选；而如果投资目的在于“产品生产”（建立生产基地），则投资于各种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是首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具有二元性：“销售产品”和“产品生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同样会具备二元化特征，即部分投资于发达国家，部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我国企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以建立生产基地为目的的投资仍会占主要地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应是发展中国家。近两年我国的投资流向集中于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说明了这一趋势，以后还应大力拓展对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此外，我国也应在巩固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现有海外企业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寻求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新的投资机会。
（三）优化投资行业结构
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就是合理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并达到一个合理的分布比例，以最大限度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不够合理，主要集中于贸易性行业，许多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投资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未来如何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学界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应以生产加工和资源行业对外投资为主；有人认为应以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为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尽全面，优化投资行业结构应同时从三方面着手：
1.减小贸易性行业对外投资的比重。由于我国未来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区域是发展中国家，以建立生产基地为主，因此在这类国家进行生产加工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投资前景广阔，应扩大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近年来，我国这两类非贸易性行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有了迅速发展，以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2.前瞻性地鼓励部分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国际直接投资行业的重点已从资源开发、初级产品加工业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转移，高科技产业和金融等服务业正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虽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完全处于此阶段，但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鼓励部分企业从事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域应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我国主要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才具备资金、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
3.扩大我国特色产业的对外投资。所谓特色产业，主要是指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食品、瓷器、手工艺品等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具备独特的国际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优化投资方式结构
在优化投资方式结构方面，以下内容学界意见一致：一是扩大并购方式的运用。由于并购方式具有成本低且迅速便捷的优点，我国应采取体面倾斜政策，重点扶持一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并给予必要的财政金融支持。在具体操作上，并购对象可选择一些小型企业，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进行再融资、再并购，逐步扩大规模，以降低并购成本，减少东道国政府的抵制；在并购方式上，可多采取协议式的善意并购，以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在并购目标企业所属行业的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利于带动我国产品出口的行业。二是扩大实物与无形资产的投资，货币投资的资金来源则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解决，币种选择应达到防范外汇风险的目的。在具体操作上，实物投资方式应注意选择国内经济发展所不急需的实物作为输出资本；工业产权投资方式也应选择技术差距相对较小的产业进行；货币投资方式的资金可通过国际贷款或发行国际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币种选择上或增加硬币投放比重或实行货币构成多元化或以符合货币保值。
然而在新建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方面，学者的建议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应选择合资的形式，而大型企业选择独资形式较好。因为合资的优点是可获得当地财政、金融、物资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条件，并利于当地政治风险的减少或避免，故这种形式适合能力有限又希望获取更多利益的中小企业。有人认为，在海外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一律以采用合资为宜。也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要尽可能避免独资的形式。因为一切从头开始的做法并没有贯彻“优势互补”原则。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大型企业有时更看中风险，适宜选择合资形式，而中小企业的投资多数是抓住市场机会，灵活的独资形式可能更适合。第二种观点则太笼统，因为合资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应吸收其他的组织形式。第三种观点只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采用非独资方式的重要性，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未作进一步分析。总之，笔者认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更为合理，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应结合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规模、发展阶段和投资地区等多种因素做出最后判断。
参考文献：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4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5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东盟;pVaR模型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对双方进一步加深合作提供契机。中国和东盟多数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相似性，都在通过扩大开放程度，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促使国内企业更好地依靠中国-东盟自贸区，参与东盟国家的建设开发。
二、东盟五国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关系的现实描述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东盟国家加快开放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盟五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危机影响消减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上升，东盟五国依旧是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较大的地区。从投资数额上看，新加坡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最大，人力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也较强，相对来说，菲律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目前，对上述东盟五国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目前，外商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涉及农林渔业、矿产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而从长期来看，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所青睐的热点。以外商独资、合资、收购兼并等形式进入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拓宽了东盟国家的资金来源。外商直接投资为东盟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岗位，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选取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数据，主要变量如下：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k）：体现一国资本形成状况。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fdi）：体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GDp）：反映一国GDp的指标。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式在基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估计和检验时将失去通常的性质，故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综合面板数据特征，选取滞后期二期，运用stata11.2软件，采用pp检验、ipS检验、fisher检验、Levinlin检验分别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初始面板数据不平稳，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面板数据均平稳，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为pVaR模型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数据来源
本文出于数据完整性和代表性等原因，选取1981-2011年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等指标，分析上述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为本文的模型研究分析增加可靠性。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计量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分析，所用程序为采用stata11.2中连玉君所编程序。
其中为系数，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随机扰动项。面板VaR模型包括以下步骤：（1）利用System-Gmm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估计，研究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2）生成脉冲响应函数，通过脉冲动态反应图来观察各变量对冲击的反映情况。
1.System-Gmm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资本形成额作用显著，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呈负相关，说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有挤出效应。这主要因为东盟国家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实力较弱，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其发展机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第二期资本形成额呈正相关，长期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经济增长，带来崭新的投资机遇，拉动其国内资本增长，促进东盟国家形成新的资本投入再生产。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后两期外商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表明一定时间内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限，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开放程度有限，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期GDp有正的效应，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期GDp反映结果不显著，无法判断其对第二期GDp的影响。
GDp的变动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和第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显著，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学角度，体现了要素的边际作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东盟国家的开放程度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进入的范围较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形成障碍。
2.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减少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即发生挤出效应。但第一期后迅速回升，并在第二期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促进作用达到最高，之后影响逐步降低。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东盟国家后，会相应的拉动配套设施的建设，带动当地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为资本形成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的作用时间较短，说明当前东盟国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率不高，投资结构局限，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汇出，对资本形成额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面对资本形成额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内变化不大，表明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无影响。当前东盟国家资本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其国内发展仍需要大量资金扶持。
（2）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定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有限。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一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呈负相关，东盟国家目前的开放度有限，在行业准入和项目审批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限制。而从长期看，上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期无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局面不会改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仍将持续。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促进第一期GDp增长，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而在分析中，GDp变动对第一期资本形成额影响为负，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综上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不利于东盟国家长期资本形成。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负相关，表面上看违背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的规律，实际是由于GDp统计口径中包含外资企业汇出本国的生产额，致使GDp统计指标未能正常反映其国内生产状况，此类状况在分析中也有体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System-Gmm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笔者发现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关系：第一，短期内外商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内存在挤入效应。第二，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短期内促进其经济增长、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贡献有限。造成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投资于投资回报高、回报快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未能全方位调动国内生产要素，造成资源错配。因此，东盟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扩大开放程度，加快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保证外商直接投资长期的长期流入，形成生产资本，拉动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经济要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非常必要。国外资本实力较强，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可以给本土的企业带来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其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行业，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甄别，对与国内产业具有较大关联性的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从而鼓励其进入。同时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措施，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用于其国内生产。
再次，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保障外商企业利益，同时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更多让外资企业了解自己，吸引更多外资。此外，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及时反馈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以便适时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资金性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最后，东盟国家需加强对其国内私人资本的扶持力度，东盟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晚的国情决定其国内私人资本并不发达的现状。本土私人资本和国外大型企业相比，还是显得非常弱小的。东盟国家发展自身经济时需要练好内功，强大的私人资本能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的促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综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一弛，欧怡.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述评.经济科学，2001（4）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机运营;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025-02
1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产权运营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与投资企业国的政府政策剧烈变动有关。包括征收、国有化、政权更迭、内战、种族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等。政治风险一般较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这些欠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紧密,国内企业特别是外国投资企业,在各种形式的政局变动和政治冲突中均会受到直接影响和冲击,而且这种风险一旦出现,破坏性极强,整个投资环境将发生逆转,有可能使国外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和产权一夜间化为乌有。因此,政治风险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是排在首位的第一风险。如中移动竞购巴基斯坦电信、中海油竞购优尼克、中铝收购力拓等未能并购成功的案例中,很大原因来自于东道国政府担心本国企业或资源被中方企业所控制,而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借口加以干预。因此中国企业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应该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进行充分调研和科学评估,以此将政治风险降低到最小。
(2)法律风险。对外投资的关键,首先要对投资对象企业国的法律有所了解和熟悉,这是中国企业在投资对方企业前必修的“课程”。从目前看,各个国家、地区的司法体系和并购活动的审批程序和办法都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各地方政府也在对外投资方面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律法规,需要中国企业进行认真梳理和考证。另外,世界上一大半国家都有反托拉斯法和管理机构,但是管理的重点,调整的范围、法律标准和程序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参股比例上和对投资对象企业控制权上要依法行事,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何进行产权配置,并最大限度减少法律风险,除了需要调查评估外,最好有熟悉当地法务的专业机构或聘请当地的法律顾问参与到相关并购事务之中。特别在企业股权配置的比例和利润分配办法上,多听这些专家的意见。
(3)财务风险。金融危机一方面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产权运营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也使对投资对象企业的金融资产和债务的评估存在了更大的难度。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中方企业大都缺乏相关的财务人员,而专业中介机构也对这些金融衍生物知之甚少,使中方企业在并购中难以对对方企业资产总值和资产质量进行正确判定。由此,很多情况下,中方企业不是投资错了,落入了对方的陷阱;就是投资贵了,高估了对方的资产,使自己投入的巨额资金,在企业的控制权上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程度。典型的例子是中司曾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人股权基金黑石集团99.9%的无投票普通股,后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进去的资金一度缩水22亿美元,账面浮亏75%。
(4)企业文化差异风险。一些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进入对方企业后如何进行文化整合,求得双方战略一致性方面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中国企业与投资对象企业在战略主导思想、经营管理思维逻辑、多元化战略、本土化经营等方面产生出大量的不相容因素,最后双方裂痕越来越大,在文化上难以进行整合,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上汽并购双龙汽车的失败案例显示,双龙尽管与中国企业同属于亚洲文化圈,但并购后中方掌握了企业控制权,但双龙职工对中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以怠工和罢工的方式,提出了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不断地给上汽制造麻烦,从而导致双方冲突不断,企业经营管理无法正常进行,处于失控状态,上汽的控制权被架空。
(5)社会因素风险。社会因素的内容包括多方面,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产权运营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媒体,这两个因素国内与国外比较差异很大,往往被中国企业所忽略,最终影响到企业投资战略的失败。在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会的影响力极其强大,工会大都是企业员工独立性的联合体,其职能是维护和提高员工的权力和利益,不仅在劳资双方谈判中极力为员工提高工资待遇上不遗余力,甚至影响和参与政府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中方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如果对工会的存在和工会的力量不予以充分重视和考虑,负面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国外,媒体的独立性十分强,影响面广,对于国外企业来说,与当地媒体搞好关系,是打入对方市场,植入本土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媒体除了在企业营销和开拓市场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在企业并购和股权配置上,还能起到宣传、引导舆论,影响公众,获得民众广泛认同的效果,从而为中方企业扩大投资对象企业控制权减少阻力。
2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权运营的对策建议
在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市场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有利条件,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大好时机。具体对策措施如下:
(1)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转换,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资产的质量。目前总体来看,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我国位于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特别是由于决定企业竞争素质和发展潜力的优质资产不多,导致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获利能力不强。从根本上来看,一国的对外投资是建立于现行的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基础之上的,脱离国内经济和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则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若想取得对外投资理想的收益,需要对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促使其上档升级,向高位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运营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看,转换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对外投资建立在优质产品、尖端技术、知名品牌、高素质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优势资产基础之上,在企业并购、参股、控股等产权运营中占有先机和谈判至高点,则会获取与之相适应的以“质”取胜的投资效益和股权回馈。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通过跨国产权置换,优化企业存量资产结构和提升资产总体获利能力。
(2)优化对外投资环境。当前需要重点加强以下二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对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投资风险与国内企业大不相同,普通的保险业远不能适应国际投资的需要,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根据西方各国经验,这类机构最初的服务对象可以仅限于对私人直接投资,即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支配的海外企业投资;保险对象仅限于政治风险,不包括一般商业风险。保险的目的不只是进行事后补偿,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二是信息和技术援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出资创办的全国性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中心,都为本国企业尤其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它们的前期成本。这种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四种具体的措施:第一,纯粹的信息服务。不仅为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关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要素成本等信息,而且有些发达国家还通过建立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库等方式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服务,以便于为双方企业寻找投资伙伴提供方便。第二,组织投资招商团。即通过某国政府机构的出版物、组织研讨会、投资洽谈会等方式为本国计划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或组建赴海外投资考察团,为投资行为牵线搭桥,直接帮助跨国公司寻找投资机会。第三,通过提供某些东道国特定产业和特定投资项目的信息,为本国企业寻找特定的投资机会。第四,提供可行性分析以及所需的部分资金。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比国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要复杂得多,除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之外,还存在国家经济政策变动、汇率波动等难以预测的风险。
(3)提高对外投资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从目前来看,改变我国对直接外投资企业在产权运营中的单兵作战,或是相互拆台、恶性竞争的局面。在提高组织化程度方面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政府层面。要提高对外投资中的政府主管部门的统一指导与协调,通过制定统一规划、法律法规,组织实施市场调查和预测,市场需求信息等方式,使对外投直接资企业在跨国产权配置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为企业营造出有序和健康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氛围;二是行业层面。通过健全和完善行业的章程、行业规则和行业准则,来约束成员企业的投资行为,通过行业组织的有效管理、指导,把单个企业联结成有机整体,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步调一致,形成协同力量;三是企业层面。在大企业之间,形成横向的联合作战,通过跨部门、跨行业、跨产业的强强联合,进行资产重组,相互融资和参股,优化资产质量和构成,在海外投资中形成规模效应。大中小企业间实行系列化联合与协作,在产业链上形成纵向分工,进而最大限度在海外市场延伸产业链条,并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联结成来,在海外投资方面形成梯级配置和集群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 合理利用
一、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79年开始利用外资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从1983年的9.15亿美元到2008年923.95亿美元，几乎每年都呈上升的趋势。
2008年是中国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吸收外商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全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32.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截至2008年底，我国吸收外商投资金额已逾8400亿美元。
2007年9月28日，世界银行的《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06至2010年期间，在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2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中，预期中国将占到30％左右。
二、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1.外资企业返销比例较高
1990年～2008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和出口额，两者相除可得到外资企业的返销比例，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返销比例较高，近几年一直在40%左右。虽然缺乏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中，“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和“三来一补”的形式较多，这一比例会更高。
2.外国直接投资以新设投资为主
在我国利用的FDi中，一直以新设投资为主。虽然最近几年，由于政策的放松和全球跨国并购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有所发展，但比例仍然很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0-2008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额由0.08亿美元增长到137.21亿美元，例仍然很小。
3.外商独资型FDi比例逐渐增加。
我国的外国投资项目分为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1995年到1998年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窄幅升值，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呈不断增加之势，而中外合资型FDi则不断减少;1998年到2002年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期间，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则在不断减少，而且趋势特别明显，只有外商独资型FDi在不断地加速增长，并于2002年超过其他类型FDi而占FDi总额的一半左右。自2002后，外商独资型FDi占FDi比例逐年增加，截止2008年这一比例高达78.27%。
4.产业分布不平衡
产业分布上，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偏低。2008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98.95亿美元，占总额的54%；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一般性的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易使中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底端。
5.区域投资差异大
改革开发以来，东部地区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受历史和自然因素，地理区位，对外开放正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处，率先开发了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由于投资的聚集效应，使得东部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成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这种极不平衡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扩大了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进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地区协调发展。
三、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外资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目前我国引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本保障。（2）重新审视我国外资政策，对不合理的外资政策进行撤销或调整。（3）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一切形式的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2.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流向
（1）充分发挥、利用已有政策、设施继续引资，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有战略，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引进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2）引导外资投向，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3）加大服务业招商引资力度，创造良性发展的服务业引资环境。（4）加快中西部的对外引资工作，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在继续发挥东部优势引进外资的同时，中西部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合理、有效地加快利用外资步伐。
3.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竞争体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要建立完善我国市场竞争体制，为各种经济主体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2）要建立我国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增强经济运行风险的预警能力，提高风险防范机制的运作效率，确保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安全。
4.努力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创建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建立起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同时应引导外资以参股、并购、再投资等多种形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
参考文献：
[1]周祥生.第六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问题[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11期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面板数据模型；障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速度在加快，目标在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产业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全球产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政策，一国顺利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是紧紧把握产业全球化的脉搏，结合本国国情，全力推进产业全球化。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结构趋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转移，无疑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开发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作为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总计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特别是服务业对外投资明显上升，同比增长27.1%，占对外投资比重接近2/3。投资区域重心则逐渐转向发达国家（地区），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另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实现投资4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8%，较上年比重增加7.2个百分点，进一步激发了投资活力；其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列前三，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6.01亿美元、55.47亿美元、44.11亿美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与中央关于新时期经济工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总体战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和实效之选。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协同度比较低，协同发展正处于初始期，预示着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
二、文献述评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如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母国的产业升级；赫里格尔、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Herrigel、Volkerwittke和UlrichVoskamp，2013）发现我国制造业部门通过oFDi活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企业相互学习、展开互动，有助于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三种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至于迟滞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提升作用、阻碍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各类文献涉足较少，相关研究内容散见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如蒋冠宏、蒋殿春（2012）指出距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杨恺钧、胡树丽（2013）则发现技术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负面作用；陈岩（2014）基于多元距离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经济文化距离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因素；朱严林、许敏（2015）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国内R&D人员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还需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亦可在投资母国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考林和汤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泷（masayuki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国内学者范欢欢、王相宁（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须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所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母国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而对于影响这一效应发挥的负面因素涉及较少；二是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角度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主导因素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而针对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关联效应有效发挥的各种因素的搜寻与验证研究则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关数据设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及障碍性因素测度指标，运用面板模型回归手段搜寻、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若干障碍性因素。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的说明
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所涉及的数据结构特点，选取典型省份作为样本统计单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此类数据比较符合面板数据特点，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构造回归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3）
各变量的含义、测算方法及来源见表1。i表示不同省份，为面板数据模型横截面个体成员；t表示不同年度，为面板数据模型样本观测时期。
本文选取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与专利申请授权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辖市），分别是江苏（简记：JS）、浙江（简记：ZJ）、广东（简记：GD）、山东（简记：SD）、上海（简记：SH）和北京（简记：BJ）作为样本统计单位，这是因为此两类变量的省际差异比较大，如果全部采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会造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再者有的省份样本指标规模极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可能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造成干扰。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形式进行检验，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设定检验使用的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对于含有n个截面成员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检验如下两个原假设：
H0：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数是齐性的），但截距项不同即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项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都是相同的，即该模型形式为混合回归模型。
模型形式检验有如下两个F检验统计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员个数，t是每个截面成员的样本观测时期数，k是非常数项解释变量的个数，S1、S2、S3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H0、H1成立的条件下，检验统计量F1、F2分别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检验的一般过程是：先检验原假设H1，如果统计量F2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1，且无须再检验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混合回归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1，并继续检验原假设H0。如果统计量F1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变截距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0，并利用变系数模型来拟合样本。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软件分别计算上述三个模型的三种形式，即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S1、S2、S3，再计算F1、F2，并验证原假设H0、H1，确定合适的模型形式，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各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适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临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临界值F[15，30]=2.0148，
F1=9.7614>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35.8949>临界值F[15，30]=2.0148，
F1=8.766>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表2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均适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运用eviews7.0进行详细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R2为0.9769，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Dw统计量等于1.7930，接近于2，从而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224.6683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oFD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但加入调节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节奏”、“对外直接投资的不规则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也较显著（显著性水平=0.1），说明在“节奏”及“不规则度”因素影响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另外，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方程（1）、（2）的估计结果极为相近，但就“节奏”和“不规则度”的经济含义而言，二者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应予以区别对待。
方程（3）初次估计结果显示，Dw统计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残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因此使用截面加权的SUR估计方法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同时使用white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随机误差项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问题，经调整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修正值由0.9308变为0.9809，模型拟合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Dw统计量等于2.5161，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已经消除了一阶序列自相关。此外，F统计量等于142.7308，残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体上非常显著，且其拟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177.8006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CLp”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综合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但加入调节变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定基增速的离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绝大多数都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在“科技产出水平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下，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从上述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大幅波动弱化了其对国内产业升级所能够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的进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波动会削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及效应，大幅增加将引致国内相关产业原材料、制成品和技术设备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时突变使得国内各产业无法及时适应和满足，国内供需结构的改善空间极为有限；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速的大幅波动使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减弱，因为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创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国内各行业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难以从容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产业转移、产业关联和产业竞争等效应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协同发展。
判断之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散乱化，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短时、高频的快慢节奏相间和大量突发性的投资行为，使国内各行业无法有预期、有规划、有步骤地调整原材料的购买与储备、产品的生产以及对国外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和实践，延迟了国内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活动，产业升级受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断、协同进化趋缓。
判断之三：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会阻碍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产业化进程，造成科技与经济长期分离的局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失去了根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也不能及时展开，导致了各产业生产活动素质与效率低下，直接延缓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使国内各产业缺乏垄断性技术优势，从而不能据此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各产业效益不佳，也无法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资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难以为继，从而丧失了通过全球性资源整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素质与效率提升的机会，由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非良性互动。可见，科技产出水平的起伏不定会严重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二）启示
1.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空前活跃，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推进应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提高其时效性、灵活性与预见性，与之形成有效对接，展开互动。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第三阶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现是“量大而质低”；未来一段时间，适应或突破第三阶段则应摒弃这种单纯、盲目的总量扩张而转向追求投资质量，更加强调企业海外投资的营收能力、学习能力，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国家、行业层面的配套机制，如法律、咨询、金融等各项服务亦需跟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高质发展，将为国内经济引领新常态、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任务提供技术超越、市场开拓、资源保障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先机。
2.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计划性和稳定性，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各种促进效应。规则的、连续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使各投资主体有预期地了解行业需求状况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在信息较为充分的前提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获得发展亟须的要素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有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而对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现状、目标及相关要素资源供需状况的准确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计划性和规则度。可见，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动框架内，审视、处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国内产业升级关系，对两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而稳定的科技产出水平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有序演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必要条件存在的关键则是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所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源源不断的科技产出，通常状况下科技产出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最有效的。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素质、效率性变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标志着我国产业升级活动逐渐进入质变阶段，可以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溢出效应，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顺利完成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实推动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发生质变，产生新的有序结构，从而向良性互动形式下的高度协同状态演化。
4.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变动，以及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严重扰乱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进程，使协同进化趋缓，甚至中断；但针对诸如此类的障碍性因素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对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断缩小其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选择，盲目限制、约束这一趋势只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潜力无法合理释放，因此更需关注的是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区域、产业选择的预见性与主动性，以期能够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现状、未来发展趋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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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obstaclesaffectingtheSynergisticDevelopmentBetweenoverseasDirectinvestmentandDomesticindustrialUpgrading
YuShihai1LingD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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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0
进一步深化改革境外直接外汇管理，巩固改革成效，需要剖析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三）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框架一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事中、事后主体监管框架。进一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严格执行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往投资所在国的规定，加强同一主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项数据之间的数据联动监测，防止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违规渗透的漏洞。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增减资、股权转让、清算等涉及资本变动，境外再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全口径监测指标体系，充分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资产和收益的真实状况，强化管理。三是建立境外投资活动调查制度。根据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实际汇出资金、行业属性确立境外投资重点企业名录，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境外再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结售汇状况定期实施专项或抽样调查，全面了解境外投资资金真实流向，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境外投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