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评估篇1
一、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困难与组织形式选择
（一）评估的困难
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的难度主要是由下面一些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
1.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关系的利害性
农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必然会造成人们经济利益格局的改变，有些人从中得到了经济利益，有些人损失了经济利益。得到经济利益的人可能说自己是应该得到，或者加以缩小。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人肯定会喊冤叫屈，并加以夸大。双方这种对各自经济利益得失相互背离的描述，就要严重地扭曲农业政策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对农业政策所转移的经济利益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这种评估是对农业政策的一种价值判断，又是对政府及其有关人员政治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评估的结果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荣辱褒贬，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政策的制定者或执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影响评估的结论，力图对农业政策作出有利于本政党、本届政府、以及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评估。不同利益主体对政策评估所施加的影响，必然增加政策评估的难度。
2.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换的结果重叠和效果的难以辨认性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政策不止是一项，在同一个时期，往往有很多项农业政策在同时发挥作用，这样就造成了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结果重叠在一起，很难准确地将某项农业政策的实际效果从总体变化中区分出来。有时，不同的农业政策，以及农业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干扰，使得区分每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各自效果更为困难。
3.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影响的广泛性和结果的难以计量性
一项农业政策转移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既包括经济的影响，又包括非经济的影响；既包括预期的影响，又包括非预期的影响；既包括短期的影响，又包括长期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影响中，一方面，有些因素难以测定，或根本无法测定；另一方面，有些结果也往往难以用同一个计量标准来衡量。这就给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正确评估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4.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多目标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是由一系列政策组成一个农业政策体系，这样一个农业政策体系在转移经济利益时目标是多个。国家希望实现所有的农业政策目标，但有些政策目标是处在矛盾之中，起码是不能同步实现。这样针对不同目标的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尽管我们要求农业政策要有明确的目标，但由于一方面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生产结果就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高度政治性，以及农业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对象的主观因素，也使得农业政策转移经济利益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就给最终的价值判断带来了困难。
（二）组织形式的选择
1.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制度化
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制度化就是将其评估作为一项制度列入有关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计划，使其评估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而且能够成为一种程序化的制度，这是从组织上落实其评估的一项根本保证，其评估制度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1）政府机构中应该设置专门的组织或指派专门的人员进行评估；
（2）建立评估工作制度，每项实施的农业政策在适当的时机都要进行评估；
（3）设立评估基金，解决评估的经费来源问题；
（4）认真对待评估的结论，注意评估结果的消化吸收。
2.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者选择的多样化和科学化
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者是评估的主体，对于评估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在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利害关系不同，使得他们对其评估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局限性。因此，对评估者的多种选择以及对各种结论的有效综合，十分有利于得出科学合理的评估结果。
（1）农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评估。这种评估的优点是评估者本身就是农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此对整个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过程具有全面的了解，评估者掌握着有关农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有利于评估活动的开展。但这种评估也有其致命的弱点：由于评估的结论关系到评估者作为农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自身的声誉，因此评估中容易出现夸大成绩，尽量少讲或根本不讲失误的现象，这与评估的根本宗旨相违背；作为农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往往代表着某一部门、某一机构或地方的局部经济利益，这就使得评估容易走向片面性，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由于评估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需要评估者系统地掌握有关的经济理论知识，并熟悉有关的方法和技术，对于他们来说，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2）受政府机构委托进行的评估。政府有关部门可能委托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机构、学术团体、专业性的咨询公司、乃至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进行评估。这类评估者由于不受政府内部利益格局的限制，因而能够较公正进行评估。由于评估活动是以委托方式进行的。因而有利于建立起评估者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促使评估活动顺利地进行。由于评估者是专业的评估人员，具有评估不同农业政策的丰富经验，有利于提高评估活动的质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委托的评估者由于在评估经费、评估资料等方面受委托人的控制，所以有时会造成评估者实际上对委托人负责，而不是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效果负责的现象，评估者可能接受委托人的旨意，为了迎合委托人的要求而放弃科学公正的评估结论。
（3）相关利益集团及其代表机构的评估。农业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利益转移要涉及到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加工者、消费者、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机构等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相同的经济利益取向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一般来说，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代表机构，例如农民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他们对农业政策都会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失角度加以评估。这种评估虽然较多地考虑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可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能够更加突出地反映某一个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得失，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4）独立的农业政策专门评估机构的评估。一些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不属于政府部门的相对独立的农业政策机构，有利于维护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有利于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评估人员，一般来说，这类机构的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评估形式。总之，以上各类评估人员及组织形式各有短长，一般不能以一家之言为准，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评价结果，然后再决定农业政策的取向。
二、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理论基础
新福利经济学不再把资源的配置理解为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状态是以收入均等化为前提。而是把效率研究放在首位，并认为效率来自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借鉴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来评估我们的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应该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如何借鉴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来为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服务呢？那就是要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来兼顾公平。只有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才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收入和分配的合理化，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公平和效率是各国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时都要面对的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选择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要提高效率就会有碍于公平，要讲究公平就要牺牲效率。那么人类能否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和同步增长呢？这是人类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无数农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提高效率，将“蛋糕”做大，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平分配。这里所说的公平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均等，这里的公平是在机会均等条件下导致的收入不均等。由于农民在能力上和智慧上的差异，有人收入丰厚，有人收入低微，这正是公平的一种反映。如果你硬要把他们的收入拉平，反而是不公平的表现，结果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率。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反映着生产和分配的矛盾。很显然，一个国家在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和同步增长，也是一种类似于帕累托最优的理想化模式，在农业政策的实际运行中难以完全做到，但却是国家应该始终努力的目标。效率是解决公平问题的基础，但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自动形成公平，公平的实现离不开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的转移。
三、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基本标准
（一）生产力标准
经济政策评估篇2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1）扎根研究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2）案例研究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引用elsbach的观点）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经济政策评估篇3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政策的风险问题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高风险的公共政策让大家对公共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以前对于公共政策大家看中的是成本和收益之比，就目前现状来看，大家更多的看重的是收益和风险的比。因此，公共政策从拟定到审核到出台前的风险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的风险管理部门也应该将此作为工作的重点，只有做好了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才能制定出规范、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本文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研究了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的界定标准、评估流程、评估重要性、以及应对风险方法。
一、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界定标准
(一)公共政策的含义
公共政策是影响我国社会进程中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国家转型的重要途径和工具，有研究学者提出，公共政策是用来调整和确定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在当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体现公众和社会以及公共机构多形式、多层面、多途径互动关系的一种过程，这种互动关系可以通过意见诉求和信息交换来表达。有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分界线是政府的所为和所不为[1]。这种说法的研究范畴与国内有所不同，国内限定于公共机构及社会，而西方的则将公共政策限定在了政府的范围内。对于我国目前的政治结构下，国家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立法部门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施和制定公共政策。新的公共政策的风险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其利益再分配的同时引发社会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二)公共政策风险的含义
2011年，我国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化社会的风险评估机制，这表明政策风险评估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公共政策的风险是指政策在制定和和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政策的内部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导致了这项公共政策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政策的失败。由于公共政策决策上的失误所导致的反面影响，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通过一些机制来降低风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家对于公共政策风险的应对达成了共识。
(三)政策风险评估的含义
政策风险评估是指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所制定和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在政策出台前对政策进行前期分析，找出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带来的后果进行合理合法的评估，并对风险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估，从而找到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为风险的可操控性能提供理论依据。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是对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一个前期的预测，将评估的结果作为重要的依据来制定和推行此项政策[2]。由此可见政策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二、实行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降低利益损失，促使政策顺利执行。每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都预示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并关系到社会各界的切身利益，政策风险评估通过对政策的分析研究，总结政策对各个群体的影响，分析受影响的群体数量、影响力度的大小、利益损失的多少。比较对群体影响的比例大小来调整相关的条款，最终决策出可以使利益最大化的新政策，加大政策的实施可行性。
第二，加大公共政策的可行性，首先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对政策条款逐条分析，评估出政策条款对于社会群体的收益风险比例，如果收益大于风险，则证明此项条款可行，如果收益小于风险，但是风险是可控制的，则此项条款仍然是可实施的，若该风险的可控性比较低，或者风险后果难以预测，则该项条款不可实施。其次风险评估也应该注重群众的呼声和满意程度，在政策的决策阶段加强群众的参与性，顺应民意，使政策更符合民众的意义，促进政策的可行性。
第三，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群众信任度，新政策的出台必定会调整利益的受益者，从而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若是过于频繁的调整政策，一定会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信任度，然而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风险评估来对即将的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估，依靠分析结果来调整政策，使政策能够最大化的被群众所接受，促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3]。
三、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流程
通过分析政策风险评估的实践经验，总结了我国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流程大致为通过分析政策的风险清单来评定政策的风险等级，然后进行风险自评，最后总结出政策的风险容忍度和评估结果。
(一)公共政策的风险清单
公共政策的风险清单是指政策实施的风险涉及的诸多要素，即每条政策条款所涉及的内在风险及外在环境风险，风险清单能够较为清楚地记录政策的隐形风险和显性风险。
(二)公共政策的风险等级
1、等级评定。公共政策的风险等级是指政策实施过程中风险发生率的高低和后果的严重性，大概可分为非常严重、严重、轻微三个等级。非常严重等级属于高危风险，是指该政策的风险发生率高以及后果严重，并且能够造成很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能引起较坏的负面影响。中低危风险是指风险的发生概率较低，成圣的后果较轻，未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社会的影响力较弱。
2、预测政策风险后果。根据新政策不同的风险点，可以根据具体的风险点对政策进行后果预测，针对群众抗议和反对的政策后果，主要可以分为现场和虚拟空间两个方面：第一虚拟空间的抗议主要是指群众通过论坛、微博等网络途径抗议，以此来表达对政策真实的感想，在网络上获取同情和关注，或组织和号召利于群体统一对政策的负面信息热议，并发表不满情绪;第二现场抗议是指个人的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利益的受损个人和群体会采取一些极端或影响力较大的方式来吸引政府和公众的关注，逼迫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或更改政策的相关条款，这将会加大政策的风险。
(三)公共政策的风险自评
公共政策风险自评就是政策的制定者根据政策的风险等级和风险清单对政策本身进行自我评估，因为政策的制定者熟悉政策的所有条款以及政策涉及的相关规定及前因后果。所以为了能够快速精准的得出风险评估结论，政策风险自评的环节必不可少。政策的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对法律、经济、社会、利益群体的评估，通过风险自评，有关部门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各个条款的风险及政策带来的后果，从而根据不同自评结果来修改政策的相关条款，最终减少政策风险[4]。
(四)政策的风险容忍度和评估结果
经过以上的一系列工作流程，最终得出政策的风险容忍度及评估结论。政策的容忍度包括不能容忍的风险项、可容忍可控制项。风险项可以根据政策后果来分，后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则是不可容忍项。若结果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的则视为可容忍项。得出评估结果后政策的制定者可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法。
四、公共政策风险的应对方法
(一)做好公共政策风险评估
要想更好的应对公共政策的风险，必须在政策出台前做好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首先通过政策制定者的风险自评来避免高危风险的出现，其次将风险评估问责划分，保证每一条款都实行了真正的评估，确保政策评估得到了真实有效分析。另外根据政策的不同特性，可以需求第三方风险评估机构的帮助做好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要求独立于政府机关，使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更准确更客观。
(二)加大公众参与度，注重民意
当前公共政策的出台一定要让公众参与进来，让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群众来对政策进行讨论研究，以保证政策风险评估有民众的参与，使评估结果能够客观真实。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让民众参与进来，例如政策实行前让群众填写调查问卷、听证会、走访调查等方式，将民意真实的反映在评估的结论上[5]。
(三)加强管理，减少政策风险
加强管理是指对政策的制定人员及部门进行管理培训，加强人员对政策的理解，提高操作熟练度，降低政策制定的失误。
江西省“新农保”政策的实行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以及制订了一系列的风险的应对方法。首先对新农保政策进行风险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新农保政策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山洪、地震、海啸等自然风险，基金安全问题的经济风险等。并研究得出新农保的政策风险存在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根除性等特性。并根据对政策的风险评估制订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例如多渠道宣传新农保政策、增强管理部门的风险意识、学习商业风险管理理念，对于一些不可防范的风险江西省政府也制订了相应的处理办法，如组建“新农保”政策风险处理机构，成立“新农保”基金管理公司等。此政策的实行严格遵照了风险评估的流程，并制订了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用事实证明了“新农保”政策的成功。
五、结语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共政策的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公共政策的风险也越来越被所重视，本文是基于风险管理视角对公共政策进行了风险评估，为更客观、更科学、更合理的避免公共政策风险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对于不可避免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并根据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工作流程及方法，努力做好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工作，利用风险评估的应对方法解决风险评估的后果，做好风险突发情况预案，同时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加强民众的参与度，注重民意，根据民意来重新制定公共政策的评判标准。最后加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管理，以此来减少公共政策的风险，尽最大的力量来减小政策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祁毓，秦小莉，田丹.我国地方政府应对公共风险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及影响[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01(12)：232-253.
[2]邓大松，刘远风.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J].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10，02(10)：127-139.
经济政策评估篇4
关键词：规划；调控；编制程序；规划评估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规划”从“计划”中独立出来，突出了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发展规划对计划、政策、政府工作的导向作用，对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期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其中4～5年的中期规划最为重要。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注重从比较研究中总结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划的对策。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
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
经济政策评估篇5
[关键词]纳税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
税收评估不仅是对税收结构及变化进行科学分析，指导税收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能够科学反映经济社会各部门发展状况，对于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税收评估相对复杂，在指导经济发展方面还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应用指导机制不健全、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等，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升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
一、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税收总量、结构等都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要关系，而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国家在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基础上提出的，能否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及财政税收等各方面发展。因此，应用有效的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可以明确我国各产业、各部门内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预测，可以明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将其进行细化，针对具体目标指标采取相应的支持和发展政策，进而可以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
(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经是由高速发展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优化税收结构、提升税收收入质量成为实现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明确税收的具体结构，以此确定宏观经济中各部门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进而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使得那些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以及战略新兴产业能够得以快速发展，进而优化了宏观经济发展结构，为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逐渐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稳步推进为我国经济的稳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税收评估可以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纳税申报进行有效分析，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进而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充分释放税费改革红利，提升其发展活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效的激发市场活力，为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二、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税收评估方法
在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据绝对比重且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在税收评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各地区税务机关通过组建专门的税收评估部门，借助系统软件对税收结构、风险、增长变化情况等进行分析。但从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税收评估方法还相对落后，缺乏对税收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因素的充分考量，其内容相对单一，没有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根据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导致税收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宏观经济发展实际，所以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
(二)缺乏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宏观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涉及到诸多层面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必要指导机制，因此其指导作用相对有限。首先，在进行完税收评估之后，如何将其结果顺利应用到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过程中，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性的政策，如何确保指导政策的有效性等成为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同时，在税收评估标准制定和选择方面是否可以满足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成为借助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不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各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税收评估工作，为其带来了新的评估手段。但当前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还缺乏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现有的评估方法、模式和系统等都显得相对传统，且很多时候需要进行人工操作，不仅降低了税收评估的效率，也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在具体的税收评估过程中，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难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对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变化中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导致税收评估的可靠性受到影响，进而降低了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四)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
税收评估工作是税收经济分析的重要工作内容，涉及到税收组织收入构成中的诸多内容，其复杂性较高，因此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团队。而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应用也具有较强的专业化，同样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当前，人才不足成为摆在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相关部门对现有税收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不足，没有针对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核专业化的培训教育。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不到持续提升，难以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其在税收评估方面的专业性不足，评估结果的应用性存在欠缺。另外，相关部门对税收评估专业人才的引进不足，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或岗位调整而来，非科班出身，因此其专业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税收评估及其应用方面难以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三、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
近年来，为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减轻企业负担，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各类政策及税收征管还处于改革过程中，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对税收评估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以，需要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首先，相关部门要转变传统税收评估理念和方法，提升对税收评估的重视度，将其视为反映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次，要全面更新税收评估的软硬件设备，在原有系统基础上，将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评估相关影响因素纳入其中，确保税收评估分析数据的全面性，以此改进税收评估结果，更好地指导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作为保障，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完善应用指导机制方面，要首先明确税收评估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税收评估结果来评价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并找出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比如新兴产业和企业，以发挥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所以在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支持和应用政策，将那些具有战略指导价值的税收评估结果应用到宏观经济相关产业行业中。同时要对这些支持政策的应用结果进行科学考核与评估，比如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等，以此作为改进和完善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机制及支持政策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更好地发挥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其对各项税收工作及宏观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因此强化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提升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能力的关键。首先，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要树立大数据思维，摒弃传统的数据评估理念和方法，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对税收征管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广泛的收集、分析、整理、储存，形成税收评估信息数据库，在开展各项税收评估过程中强化对数据库的共享，以便于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各行业发展情况与税收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税收评估提供实时性的数据支持，也更好地发挥其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四)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
当前，人才已经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税收评估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更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因此，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要根据税收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和现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对其税收评估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使其掌握最新的税收评估方法，在税收评估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另外，要根据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吸引外部专业人才的加入，实现对现有人员团队的有效补充，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打造一支专业化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团队，为更加有效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评估工作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可以实现对税收本身的评估，还能够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必然联系，通过科学税收评估能够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同时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研究来看，可以从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完善应用指导机制、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和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等方面出发，强化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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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娜.浅析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9-110.
经济政策评估篇6
关键词：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评估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1-0051-04
一、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朔州实践
（一）信贷政策有效执行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近三年，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地方产业振兴政策过程中，信贷政策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金融安全、健康发展。2008年朔州全市人民币贷款当年新增39.36亿元，增长34.15%；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完成420.4亿元、102亿元，同比增长11.53%和27.47%。2009年人民币贷款当年新增35.23亿元，增长24.51%；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1.3亿元，增长10.6%；财政收入完成110亿元，危机之年仍增长7.84%。2010年9月末实际新增贷款25.01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92亿元，财政收入完成105亿元，分别增长15.2和22.15个百分点。
（二）信贷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协调一致
一是落实国家经济刺激计划，适时增加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信贷增量、增速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协同发展。2008年朔州全市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到3.99亿元，2009年在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拉动下，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当年新增10.88亿元，增长272%，2010年经济发展趋稳，形势逐步好转，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降幅明显，8月末贷款余额达到17.65亿元，只增长18.62%。
二是信贷投入有效支持了地方煤炭资源整合和支柱产业转型发展，煤电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得到提高。2008年末，煤炭等传统行业贷款余额达36.94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22.3%；当年煤、电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20.32亿元，以煤电为主的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60亿元，拉动经济增长7.23个百分点。2009年末，全市金融机构煤炭、电力行业贷款余额53.77亿元，煤电行业合计新增贷款11.22亿元，推动煤炭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228.7亿元，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个百分点。
三是绿色信贷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人民银行按照“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加强信贷政策导向力度，对风险较高的行业采取谨慎态度，限制支持力度，停止对被确定为落后产能企业的信贷支持；对政府扶持发展的朝阳产业、节能环保产业采取积极态度，加大支持力度。2008年以来，全市金融机构没有发放一笔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项目的贷款，据不完全统计共拒绝了54家不符合环保政策企业的贷款申请，涉及金额4.8亿元。2009年，为了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各金融机构共为16家企业发放贷款1.7亿元，有效支持了环保企业发展。
四是合理引导民间资本回流，组建运营小额贷款公司。2008年，人民银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组建小额贷款公司9家，注册资金5.71亿元，其中煤炭行业提前转型撤出资金出资比例在70%以上。2009年末，小额贷款公司达到38家，注册资金21.04亿元；2010年9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进一步扩张到43家，注册资金24.04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6亿元。
五是房地产贷款得到有效控制，合理增长。2008年末，朔州全市房地产贷款余额1.92亿元，较年初减少1.48亿元。2009年末，房地产贷款较年初增加6074.35万元，增长31.57%，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较年初减少3582.62亿元，个人购房贷款较年初增加9656.97万元。2010年9月末，房地产贷款余额4.13亿元，较年初增加1.6亿元，增长63.13%，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2064.3万元，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3616.92万元。房地产贷款的增减与国家刺激消费，适时控制房价的宏观政策基本一致。
（三）中小企业信贷支持逐步加强
近三年，朔州市通过重点项目推荐会、融资洽谈会的形式，信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力度逐步加强。2009年召开的非公有制经济首届银企合作洽谈会，银企双方签订贷款意向13570万元，当年落实贷款12453万元，满足率达到91.7%。2010年1月份，在规模以上企业重点项目银企对接会上，银企双方签定贷款合作意向12.0968亿元，目前落实贷款23350万元。9月末，当年新增中小企业贷款39405万元，支持了36家小微企业发展，朔州市各级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已经为213户中小企业提供了5.79亿元贷款担保。
（四）农村信用社倾斜支持“三农”发展
按照信贷政策导向，2009年末，朔州全市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各类贷款50.93亿元，信贷支持农户225366户；2010年9月末，信贷支持蔬菜种植设施农户1247户，发放设施农业贷款8291万元，较年初增加6447万元；累计支持农村创业青年1942人，贷款余额9700万元；发放大学生创业贷款15笔，金额170万元。
二、朔州市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制度执行的软约束问题突出
目前，基层央行能够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窗口指导、再贷款和再贴现。窗口指导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缺少惩罚机制，客观上只是一种“道义劝说”，不具有强制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又缺乏主动性和可操作性，在当前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资金头寸富裕、市场利率偏低状况下，也难以有效发挥信贷政策调控作用。
（二）评估制度执行缺乏行政手段
从信贷政策评估运行实际分析，目前，朔州市信贷政策评估仍然停留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层面，从未提到政府工作日程进行安排。2009年，朔州市政府提出并制定了朔州市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奖励考核办法和实施方案，但也只是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从政府层面考虑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未能与信贷政策执行评估相结合进行考核。年底进行考评后，也未真正付诸实施，奖励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
（三）评估执行深度不够，力度不强
在信贷政策执行评估运行中，人民银行只是在每年初根据当地经济金融运行实际增加充实评估内容，完善相关指标，再发文要求金融机构执行。年终，人民银行也只能采取信贷形势分析会，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通知上报有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方式进行，信贷政策执行评估的深度不够，力度不强。
（四）评估制度与金融机构实际信贷行为脱节
近年来，商业银行上收了基层行信贷审批权，信贷策略更多地倾向于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对弱势群体信贷扶持政策落实积极性不高。而且由于受金融机构管理制度安排方面的限制和效益至上的理念支配，基层金融机构更多关注的是贷款的风险程度和赢利性，执行信贷政策的内在动力不足，执行缺乏应有的坚定性，影响信贷政策执行的效果、效力。
（五）受资源型经济影响，煤电产业信贷集中较高
朔州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煤电是支柱产业，经济发展对煤电产业依存度较高，信贷明显向煤电产业集中，虽然政府大力倡导产业发展多元化，但2009年末，全市金融机构煤炭、电力行业贷款余额占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的27.64％；煤电行业合计新增贷款是全市新增贷款的38.69%，一定时期内信贷结构调整压力仍然存在。
（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接不畅
近年来，朔州全市通过政府引导、央行牵线，部门联合举办了各类融资项目洽谈会，对加强银企合作，推进银企共生共赢，缓解企业融资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受会议规模、频度、参与主体范围等情况限制，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金融机构不能主动跟进项目，及时对企业进行信贷投放，而企业则反映不了解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和贷款条件，信贷满足率仍然偏低。
三、影响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制约因素
（一）信贷政策的制定实施缺乏法律支持
目前，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实际工作大部分涉及信贷政策，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没有明确各自的“信贷政策”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十三项职责、可以运用的六项货币政策工具中都没有明确提到信贷政策或信贷政策“窗口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章、第三章中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目标、业务范围和职责界定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包含信贷政策管理的内容。虽然，国务院2008年确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正式明确赋予了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政策的重要职能；但信贷政策一直只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导致信贷政策制定、管理和组织实施职责不清，信贷政策管理责任模糊，信贷政策权威性不够。
（二）信贷政策执行评估缺少硬性约束手段
一方面，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执行监管职能交由银监部门承担后，人民银行作为政策制定者对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和政策执行效果缺少管理手段，而银监部门作为业务监管者在信贷政策产品设计中被赋予的职能和责任有限，特别是对助学贷款、小额担保贷款等扶弱类信贷政策的监管上，银监部门由于制度设计原因未能扮演主要监管和推动者的角色，与人民银行管理脱节。另一方面，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具有市场指导性和行政指令性双重特征，目前，在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市场化程度趋高情况下，信贷政策设计一般是在不干涉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决策的前提下进行，信贷政策的影响力和执行力大小只能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配合程度，基层人民银行在监管手段较少的情况下缺乏对金融机构执行信贷政策的硬约束，导致信贷政策窗口指导效果不佳。
（三）信贷政策执行评估参与主体认识不到位
目前，朔州市信贷政策执行评估各参与主体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工作缺乏积极性，对经济金融形势研究不深，对政策层面上的效果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结合实际进行有效指导；而且参与主体对信贷政策的宣传不到位，开展常规性宣传的深度、广度、频度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社会各界对信贷政策缺乏全面深入了解，信贷政策的社会影响力较弱，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工作的人为滞后效应明显。
（四）信贷政策传导主体受短期目标影响积极性不高
首先在限劣、民生和扶弱类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短期经济目标的压力下，对信贷政策既希望“扶优”，又不愿“限劣”，而且受财力限制，缺乏制定扶弱信贷政策的系统配套措施的积极性；企业因为低水平生产仍有市场和利润，对“限劣”抱有怨言；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考核指标影响下，社会责任意识不强，执行弹性较大、自觉性不强、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较多的困难和障碍。其次在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环境保护等多部门联合发文的信贷政策方面，政府部门间合作不够，只发文提出指导意见，没有实际硬性限制措施。
（五）金融生态环境不佳，信贷政策实施缺乏外部条件
目前，朔州全市信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仅有3户、B级企业136户，分别占企业总数的0.007％和0.32％，其中信用等级为3a级的企业为零，信用等级为3C的企业16家，企业信用评级工作、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既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更未建立起有效的失信违约惩处机制，使得银行对一些行业和企业不敢放贷，放不出贷，影响了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建立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统一的评估框架和周密的评估体系
建议人民银行总行统一下发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统一的框架内，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周密的评估体系，评估体系的设计可以从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两方面进行：一是根据信贷政策设计对象的差异性，着重针对政府部门、中介机构、中小企业、农户、本市大中专院校师生、下岗失业人员定期开展定期、定量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量化赋值，获取信贷政策在不同人群中的现实影响力，为外部评估提供依据。二是详细设计内部评估体系。具体应从贯彻落实信贷政策措施指标体系、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增长指标体系、信贷结构导向调整指标体系、金融运行质量效益指标体系、金融创新指标体系五个方面进行设置，并根据实际对各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进行赋值，加权评估银行机构执行信贷政策效果。
（二）设计详细的评估指标
在预定设计的指标体系中，进一步细化、量化设置评估指标，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变化情况、年度信贷政策变化情况、经济金融实际运行情况充实各项评估指标，达到科学、合理评估，政策导向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共同促进经济金融高效运行的目标。在贯彻落实信贷政策措施指标体系中进一步设置落实信贷政策措施指标和落实成效指标；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增长指标体系着重针对银行机构信贷增量、投放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等进行指标设置；信贷结构导向调整指标体系主要从当年新增信贷指标出发进行设置；金融运行质量指标体系主要针对资本充足、资产质量变化情况、贷款满足程度进行设置；金融创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票据业务开展情况、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等方面进行设置。
（三）制定完善的评估方法
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应按照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银行业机构自评与外部评估相结合，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人民银行评估与政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对各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进行赋值，根据各机构自评报告和评估指标考核分值、其他辅助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做出评价。评估应采取百分制，在确定各项综合指标考核权重后，汇总得分。
（四）建立全面的评估保障机制
一是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将信贷政策特别是扶弱类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纳入法律框架之下。建议借鉴美国CRa的做法，遵循单独逐一立法原则，加强对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助学贷款等信贷政策集中领域的立法。对金融机构信贷服务于农业、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和中低收入者等规定一定的比例，并给予政策优惠，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责、权、利，将所涉部门纳入法律框架内进行考虑。政府要为金融机构办理的小企业贷款、弱势群体信贷等特定信贷业务建立补偿机制，如贷款利差补贴、风险补偿金或履约保险等。
二是硬性法律约束替代软性窗口指导。在立法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各司其责，通力配合，实现对信贷政策的监管效应最大化。对扶弱类信贷的监管要转向对银行类金融机构扶弱类信贷绩效的考核，诸如是否满足本地区弱势主体的信贷需求、扶弱贷款发放的金额、笔数、贷款分布和贷款比例、弱势地区服务网点设置和服务范围以及贷款回收情况等都应纳入监管范围，并实现奖罚分明。只有理顺了信贷政策执行的监管机制，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制度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三是赋予人民银行有效手段特别是要以法律形式赋予人民银行各级行对辖区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具有审查权、否决权，改变目前银监部门一家独审为两家联审。人民银行通过开展信贷政策法律执行效果评估，对评估考核不合格的，人民银行对其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可以行使否决权。在农村金融领域，对执行法律、政策不力者，由当地人民银行采取特种存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进行干预。或建议银监部门勒令其限期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将原占有的金融资源转让给执行法律、政策优良的机构，从更广泛的层面保障扶弱类信贷政策执行评估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四是政策整合联动替代政策分散实施。要加强信贷政策制度设计和政策系统性设计，把信贷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及财税政策、政策性金融的定位、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机结合起来。对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就业、助学政策等，要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评估体系，加强深层次分析研究，改进、完善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信贷政策。
五是积极协调，采取行政手段推进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是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保证，信贷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只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有效运行，必须将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与政府各项奖励措施和办法结合起来进行，才能取得实效。建议成立包括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领导组，成立日常考评办事机构，加强组织、协调力度。
六是建立评估信息披露制度，加大信息披露和评级的力度。在客观公正评价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的评价结果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通报和披露，可以借助新闻媒体，也可以借助金融联席会议，还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通报的形式，给金融机构一定的警示，提高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李志全，《银行机构执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的评估体系设计与实践》。
经济政策评估篇7
【关键词】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风险预防措施
一、前言
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发展行业，能够帮助人们更加了解房地产的土地价格。房地产土地估价行业在估价过程中需要根据当前市场的经济发展特点以及房地产行业的组成结构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得出相应的评估结果，但是政策、市场以及经济的变化都会影响估价结果，所以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并且对于估价风险的防范还没有建立规范化组织管理机构，目前的房地产土地估价结果都是通过评估报告表现出来，只是对评估对象进行客观估价，并且只是在某一确定时间点的客观结果，不能代表实际成交价格，也不能作为房地产实际成本的取得。所以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需要制定相关的有效预防措施，降低评估风险，保障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二、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存在的风险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国家政策的变化导致的评估结果的不准确，如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等都可能会改变估价方法，城市拆迁过程中会使拆迁房屋的补偿估价发生变化，政府征收农民土地时会使企业获得土地的使用权等，虽然房地产市场的有关法律法规在逐步规范，但在产权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如果在估价过程中评估机构以及评估人员没有准确了解当前的政策背景和进行很好的政策预期都会影响最终的估价结果，产生评估风险。
（二）技术风险
在进行房地产土地估价过程中我国对相关的评估方法、评估原则以及评估程序等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评估人员并没有严格按照评估方法以及评估程序开展评估工作，如评估抵押的房地产价值时需要使用比较法估价，并且比较时的参照对象的选择、市场完善性的判断以及根据有关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结果的修正都需要评估人员具有专业的市场判断能力，遵循估价原则，采用正确的估价方法，严格按照估价程序完成估价过程。但是我国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起步的比较晚，短时间内还不能确定房产价格的变动指数，基准收益的资料不够完整。
（三）社会诚信风险
在房地产土地估价过程中如果估价工作人员没有对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国家政策进行充分的了解，在估价时进行影响分析，或者是没有现场考察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都可能会影响估价结果的准确性，或是估价人员错估自己的专业能力出现评估偏差。如果估价人员或估价机构缺乏职业道德，为寻求私利，违背公正、客观原则，有意错估实际价值，得出虚假结果。
在评估过程中委托方提供的房产基本资料存在误差或是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都会使评估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委托方需用同时提供规划调整资料，评估人员需要具备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如果评估风险较大可以直接拒绝，评估失败给评估机构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严重影响机构声誉。为防止委托方的刻意隐瞒或是提供的信息有问题，在接受评估工作前可以审核如产权证明等资料的真实性，除了复印件还需要查看原件[1]。
（四）方法使用不当
房地产土地估价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成本逼近、市场比较以及基准地基的修正方法等，估价过程中根据具体的评估对象以及评估目的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不同的评估对象选择了不适宜的评估方法也会使得评估结果出现较大偏差。
三、房地产土地估价风险的预防措施
（一）加强估价市场的诚信建设
因为我国的房地产土地估价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相关的法制建设还比较落后，存在较大的诚信危机，通常为了获得建设项目而私自降低价格，行业诚信体系以及执业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加强房地产机构以及估价工作人员的信用档案建设，细化估价工作人员的道德规范和从业标准，增强社会公德心和职业责任心，及时进行失信行为以及良好行为记录在案，并进行社会公示，建设完善的企业信用制度，严格执行失信惩治，规范估价行为，降低估价风险。
（二）准确把握市场宏观走向
把握市场宏观发展趋势是房地产土地评估企业必须具备的能力，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经历复苏到萧条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根据未来的经济形势以及周期准确做好房产估价。房价后期的上涨或是下跌都会对评估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在市场繁荣期以及衰退期把握市场走向，正确分析房地产价格。
（三）投保责任风险
职业责任保险是一种责任保险，保险协议签订后，在合同有效期里，如果参加保险的评估机构或是评估师在进行房地产土地评估工作时因为工作失误而造成委托人重大的经济损失，经济的赔偿责任应该由评估人员承担，保险公司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资金。所以，通过购买责任保险，能够有效转移赔偿责任，而委托方在受到经济损失后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理赔资金，保证委托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市场风险，提高评估机构的信誉，促进更好的发展。
（四）行业信息资源共享
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土地估价机构都是单一的经营企业，很少同时进行工程造价评估以及土地经纪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获取估价信息资料以及技术资料时存在一定的难度，很多估价机构为了能够获得土地的交易信息以及建筑物的价格信息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性工作，甚至在出现收集困难时编造实例，使评估工作产生风险[2]。所以建立资源共享系统，公开交易实例，共享各种与土地估计相关的资料信息，降低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避免编造虚构信息的现象，规范操作过程。
（五）建立专家审核制度
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中可以组织、建立具有良好职业操守以及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专家委员会，可以由行业协会、估价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等专业人员组成，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以及监督检查工作，并且遇到存在争议的项目的时候及时进行审查，降低评估风险[3]。
四、结束语
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对影响估价结果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加强市场监督，规范操作过程，能够有效降低估价风险，促进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凤麟.房地产土地估价市场中的风险与预防[J].房地产导刊，2015，（17）：22-22.
经济政策评估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41-02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参考文献
［1］徐家良.政府评价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经济政策评估篇9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参考文献
［1］徐家良.政府评价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
［3］王学杰.中国行政管理［J］.以人为本与公共政策创新，2005.
经济政策评估篇10
从1953年我国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到2012年，我国已经制订并实施了10个五年计划和两个五年规划来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中从“十一五”开始，将计划改为规划。59年中，发展规划制定的战略思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纯的经济计划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变革。为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使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将规划中期评估作为一种制度和惯例，成为规划和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规划中期评估在我国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一、规划中期评估的意义与主要内容
1、规划评估的研究意义与重要性
国际上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评估研究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发展历程上看，以评估方法进行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社会学家史蒂芬用实验设计方法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社会计划”进行评估，从而使得政策评估开始步入较大规模的系统科学范畴。评估是一个系统过程，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来评估国家或组织完成目标的效率或影响力。中期评估可通过反馈，帮助国家或组织了解规划的实用性、效果和可持续性。中期评估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比较全面地对规划的阶段性实施结果和影响有一个清楚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用来总结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规划的下一步调整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2、欧盟经验借鉴
强化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三期”评估评价与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手段。欧盟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评估机制，主要针对与凝聚政策相关的规划进行评估。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欧盟的评估工作走过了从欧盟对其规划进行评估，到成员国承担对各自规划评估的责任，从前期和后期评估，到前期、中期、后期都进行评估（三期评估）的发展过程。强化成员国的评估责任，提高了其规划管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中期评估工作，则可以发现规划执行中的问题，以便根据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对于规划目标等进行调整。通过后期评估，则能够“数量化”地反映规划或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确切的影响，从而为今后编制更加科学的规划提供了基础。
3、规划评估的主要内容
规划评估研究以科学研究方法为工具，主要内容涵盖从方案的设计到执行的整个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评估的对象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与计划，通常包括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和政策影响程度的评估；
评估的方法必须采取多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类是社会指标、回归分析、民意调查等定量化方法；另一类则是专家评断法、田野调查法等定性化的方法；
评估者包括官方与第三方的评估者，前者如国会、行政部门特设委员会；后者如独立思想库、利益集团、政治家或大众传媒等；
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目标完成情况，指标进展情况，规划实施工作，区域发展特色，主要发展成绩，主要问题障碍，基本经验总结，发展趋势展望，发展思路对策。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期评估的历史演变
1、“一五”——“九五”时期：以年度监测为主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6年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几项规定》。加强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以期进一步加强对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并防止和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问题。1956年6月18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发言，评估了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对一些缺点和错误进行改正。
此后基本形成惯例，每一年人大会议都会有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此外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篇部分，都会简要的回顾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但是，这些报告都不是专门的系统的评估报告。
2、“十五”时期：首次尝试官方中期评估
国家计委在总结“十五”计划编制经验时提出，我国已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但在规划期的确定、规划编制主体、规划的性质与作用、规划编制程序、规划的、规划的评估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够规范的问题。下一步需要加强探索如何规范规划体系、规划性质、规划期、规划实施、规划评估与调整等重要内容。
为此，2003年，在“十五”计划实施过半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从的评估报告来看，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实验性的官方评估，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但在规划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3、“十一五”时期至今：依法进行中期评估
根据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二十一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实施的中期阶段，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国务院有关要求，国家发改委组织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自2008年下半年起，首次依法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工作，并聘请了第三方独立评估。其中，第三方独立评估是新增加的程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三家机构分别以各自的视角和独立的分析提交了评估报告，包括客观的批评意见，同时各自提出下一步实施规划的政策建议，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中期评估报告的重要参考，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集中各方意见，形成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上报国务员审核后，于2008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顺利获得通过。
三、我国开展规划中期评估的经验与不足
从经验方面来说，我国从“十五”时期才有正式的五年计划官方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经验相对缺乏，尚未形成成熟的评估方法，针对具有特定周期的政策议题或项目进行总体评价难度很大，往往为传统的阶段总结取而代之，而不是科学的评估报告。由于“五年规划”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也很难直接照搬只具有部分借鉴和参考意义。
从重视程度来看，省一级政府对规划的重视和执行情况较好，基本上都在地方人大会议上做了关于中期评估的报告。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对规划定位的理解上有偏差。尤其是在一些市县一级的规划中，规划只是对上一级规划的“拷贝”。这样的规划，操作性和可行性有限。还有一些规划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带有地方领导的个人意愿，大而空以致根本无法实现，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是虽然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因此，评估工作也难以起到实际效果。
从评估方情况来看，评估过程主要包括各部委组织对本部门的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地方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第三方评估。“十一五”规划首次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充分体现公共政策实施评估的专业化、国际化。但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受聘于规划的制定者，这在独立性和客观性上会有所欠缺。
从评估效果来看，由于规划实施监测工作尚未启动，中期评估后发现问题进行纠偏，往往滞后于实际，无法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若不依法把年度的、即时的监测与中期评估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规划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中期评估就可能演变成运动式工作，效果会打折扣。
“强化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三期”评估评价与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