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和亲；西汉；匈奴；乌孙；影响
和亲也称“和蕃”，按班固的看法，和亲开始于汉初，“和亲之论，发于刘敬”，终于清代。所谓和亲，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西汉时期，和亲政策对西汉与周边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一、西汉初期与匈奴的和亲
和亲政策是在美人计基础上产生的。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军队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最后陈平施美人计欲献美人给匈奴单于，匈奴阏氏怕汉女与之争宠，所以劝冒顿单于撤兵。“白登之围”因此得以解脱。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却丝毫没有解除，刘邦向娄敬询问安边之策。娄敬鉴于美人计的使用，于是向刘邦提出了与匈奴和亲的主张。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派娄敬带着宗室的女儿假称公主送给冒顿单于作阏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和亲作为外交工具的先河。
由此可见，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新皇帝即位或是新单于立都有和亲进行，再就是匈奴每有较大规模的掳掠汉民之后双方就有和亲。因此可以说，和亲是维持当时汉匈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巩固了封建统治，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汉族与匈奴族的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尤其有利于匈奴接受汉族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文化，从而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当然也使人们少受战争之苦，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西汉史上影响深远。
二、西汉中期与乌孙的和亲
乌孙在匈奴的西面，是西域最强大的政权。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就向汉武帝建议：“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以也。”汉武帝从彻底击败匈奴的战略出发接受了张骞的建议，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封江都王刘建女儿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昆莫。但细君公主仅在乌孙生活四五年就去世了。汉朝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93年）又把楚王刘戌的孙女解忧嫁到乌孙。为了密切乌孙与汉的联系，解忧公主经常派遣自己的子女到长安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通过往来，一方面把西域文化传进内地，另一方面也把先进的汉文化传到乌孙，促进了乌孙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西汉与乌孙的和亲最大影响是拓展了丝绸之路。细君公主的出嫁，初步打通陆上丝绸之路；解忧公主的出嫁，则彻底贯通了这条丝绸之路。和亲对丝绸之路的影响深远，求婚、迎亲、送亲、慰问公主的使团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活跃了丝绸之路。
三、西汉末期与匈奴的和亲
昭君出塞是汉匈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综观西汉末期的和亲，它摆脱了西汉初年那种屈辱性、妥协性，而变成了自主性、征服性。
西汉同匈奴、乌孙的和亲政策对汉中央和匈奴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在政治方面，和亲使双方友好相处，也维护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局面。此外，通过和亲加强了和亲双方的交流，促使一些少数民效仿中原的制度。
在经济方面，和亲过程中，缴纳聘礼、贡物、回赐及与之相关的互市等活动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出嫁公主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及农作物稻种、农业器具等，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向定居经济的转化。而北方少数民族的畜牧经济，又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
在文化方面，和亲的影响是双向的，和亲公主带去的不仅是丰厚的财物，还有中原的文化影响。从中原王朝文化受到北方民族文化影响看，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可以发现许多受到匈奴游牧生活题材和风格的影响的石刻。
从民族融合方面看，和亲过程加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汉族同北方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汉初经济政策篇2
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西汉建立的时间、开国皇帝、都城；汉高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措施；文景之治；七国之乱。
二、通过引导学生思考“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初休养生息政策措施的实施与文景之治局面出现的关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比较秦朝征收泰半之税，即农民要将收获物的2/3以上交给国家，而汉文帝薄赋劝农，田租仅为三十税一，评价文景之治，使学生理解“治世”的概念。
三、通过对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的学习，培养学生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到西汉社会经济之所以得到恢复发展，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推动下，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和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要从思想上明确一个道理：经济上的发展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统一是国家强盛的先决条件。。
教学建议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这是我们理解为什么“秦亡汉兴”的重要内容。汉初之所以形成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为后世所称道，就在于汉初的统治者直接来自于秦末农民起义，能够认真吸取秦朝暴政速亡的历史教训。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内容比较多，和随后出现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紧密相连，成为本课的重点。
汉初封国与西周封国的比较
通过比较汉初封国和西周封国的异同，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作为巩固中央政权的手段，西周和汉初的封国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封国大多是由统治者的亲属掌握，享有很大的自治权，甚至成为国中之国，最后都酿成了叛乱；不同点也比较明显，由于周王室统治末期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国力衰落，无力控制封国，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与战乱的局面，而汉初经过休养生息，国力强盛，采取有力措施，对王国的叛乱进行了坚决的镇压，解决了王国问题。比较两者的异同，既要看到历史的表象，又要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去分析问题，难度较大，可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适当把握。
地位分析：
本课讲述的是西汉从建立到逐渐兴盛的历史，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速灭的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汉文帝、汉景帝进一步推行了这一政策，景帝时平定了“七国之乱”，形成了“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为后来的汉武帝达到“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后世王朝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教法建议：
1．关于“西汉的建立和休养生息”一目。
首先，教师应让学生明确这一子目讲的是建立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内容。其次，教师应让学生理解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必然性与目的性。可以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与秦朝进行对比分析。
2．关于“文景之治”一目。
教师可充分利用课本上引用的史料和“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进行讲述，让学生理解“文景之治”的成因：一是重视农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赋税、徭役轻，农民有相对宽松和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三是吸取秦亡教训，听取意见，减轻刑罚，减少冤狱，吏治清明。
3．关于“七国之乱”一目。
教师可与“西周分封制”对比分析，如可从分封目的、分封对象、受封者的权利与义务分封结果等方面比较分析。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文景之治
难点：汉初封国与西周封国的比较。
教学思想：
注重知识的前后联系与对比分析，从而初步培养学生通过分析历史现象得出历史结论的能力。
教学过程：
复习导入：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它迅速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帝位，进行了四年的什么战争？结果如何？公元前202年，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的废墟上，建立了西汉王朝，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课。
请学生看课前提示，了解将要学习的内容。
一、西汉的建立和休养生息
1．西汉的建立（前20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2．休养生息的原因和措施
1）原因
教师先解释何为"休养生息"，即在社会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者实行的宽刑薄赋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51页第三段大字和小字。
学生结合第10课内容讨论回答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
教师总结：一是吸取秦亡教训，二是汉初经济萧条，国家极度贫困。
2）措施
学生看书回答。
教师总结：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使西汉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这种统治措施，使统治者、劳动人们皆大欢喜，到惠帝、吕后两朝，经济逐步恢复，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
二、文景之治
教师出示相关的减轻租税的竹简图片和资料（见媒体资料）。学生看书，分类归纳文帝、景帝的措施。讲述"缇萦救父"的故事。
汉文帝与景帝共在位39年，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措施，使得社会安定，人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后世对之评价较高，把这样的治世称为"文景之治"。然而，就在这样的治世时期，也有叛乱发生。这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景帝时为什么会发?quot;七国之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三、七国之乱
方法一：
学生集体阅读思考：七国之乱与前面所学的哪个知识点的类似？然后教师安排一组简单介绍"西周的分封制"；一组介绍"七?quot;；其余同学从中找出异同点。教师最后点评并补充，介绍对比分析问题的方法。
方法二：
（学生阅读思考回答：七国是什么国？七国为什么乱？七国之乱的条件？七国之乱的经过、结果？七国之乱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有相似之处？）
七国：是诸侯国。刘邦建立汉朝后，为了巩固刘氏天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诸侯王封地广大,他们在封地上享有任免官吏--独立的行政权，铸造钱币、收取租税--掌握财政权，拥有重兵--掌握军权，实际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国中之国。
七国之乱的原因：为了争夺更多的权益。
七国之乱的条件：诸侯国数量多，势力大，占地面积大--相当于西汉全国面积的一半。其中以吴国、楚国实力最强。
七国之乱的经过：由于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汉景帝时大臣晁错建议削弱王国势力，即"削藩"。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其他六个王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号召，发动了叛乱。使晁错在叛乱中被听信谗言的景帝所杀。
七国之乱的结果：随着叛乱的进行，景帝认清了诸侯王反叛的真实面目，果断的派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三个月后叛乱被平定。从此，王国势力被大大削弱，再次叛乱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教师提示学生回忆西周的封国情况，提出讨论：西汉封国与西周封国的异同。
相同点：
（1）分封目的：均为巩固中央政权。
（2）分封对象：均为亲属或功臣。
（3）封国的权利和义务：在封地上享有很大的权利，实际上形成独立的王国。都要服从天子或皇帝的命令。
（4）封国行为：最后均有叛乱。
不同点：封国的结果：
（1）西周：由于周王室衰落，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与战乱的局面。
（2）西汉：对于王国叛乱进行了坚决的镇压，解决了王国问题。
结论：不管是西周还是西汉，分封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当中央政权强大时，能够控制封国，稳定统治，但当中央政权衰落时，将无力控制封国，其统治也将难以维持。
小结：
汉初经济政策篇3
1.了解匈奴对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贡献，通过描述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培养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昭君出塞与汉初和亲政策的比较培养学生分析比较历史现象的能力。
2.通过课前安排学生搜集课本人物的故事，使学生初步掌握搜集历史资料的方法；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讲述搜集的内容，提高表述历史现象的技能，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兴趣积极参与的意识。
通过组织学生角色模拟，加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3.认识到少数民族对我国边疆地区开发的贡献，树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历史观念。
认识到汉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既有民族之间的战争矛盾也有和平往来。和平相处是主流，不仅符合人民的意愿，而且也是各自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这一课讲述的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民族关系的特点，即汉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它们总是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共同缔造着祖国的历史。学生在学完这一课后应初步形成这个概念，而且将在以后几年的学习中不断的强化和丰富这个概念。所以，讲好这一课，充分挖掘课本中所蕴涵的规律，让学生认识它，对于学生在学习民族关系史时有重要意义。
其次，匈奴是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之初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少数民族。匈奴对中原的态度甚至可以影响中原王朝的国策制定、经济发展的趋势，如长城的出现；第16课讲的对西域地区的开发，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班超经营西域，西域都护的设立，都与汉王朝力图摆脱匈奴压力息息相关。在前边课中，汉武帝为征讨匈奴连年用兵而导致统治末期经济衰落、社会动荡出现危机。匈奴与中原的关系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仍有发展。所以学好这一课不仅为学好下边几课打下基础，也使学生更全面的认识秦汉历史。
重点分析：
冒顿单于统一蒙古
学生在接触历史了解英雄人物时往往出现误区，认为只有汉族才能出现政治家、军事家。其实少数民族也有众多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本课中讲到的冒顿单于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他即位后励精图治的作为不仅对匈奴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如统一蒙古，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北方的第一次统一，对北方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白登之围后西汉认识到在实力上暂时与匈奴无法抗衡，因此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而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则标志汉朝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由守而攻，掌握了军事上、政治上的主动权，且成绩辉煌。匈奴从此无法与西汉抗衡，力量极度削弱。当匈奴内部分裂时，其中一部选择了归附相对强大的汉朝，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匈奴族与汉族的融合。
难点分析：
对和亲政策的理解
和亲政策是将汉朝皇室女子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西汉之初在白登之围后由于实力不敌匈奴而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可在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后，汉朝已占取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又采取和亲政策。两个阶段的和亲在背景、动机上有什么不同？效果怎样？这种双方统治阶层的交往，对当时的各民族人民又有什么影响？解决这些疑问仍需老师学生的共同努力。
教法建议：
1．课前安排学生搜集有关冒顿单于、卫青、霍去病、昭君的小故事，最好有历史遗迹的照片。在讲冒顿单于统一蒙古时，老师带领学生通过讲述搜集的资料让学生自己判断冒顿单于是什么样的人？对匈奴有何贡献？
讲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时先让学生补充相关资料，对两人的功绩有大致的了解，然后学生分组以汉武帝的名义拟写一份“表彰卫青、霍去病的诏书”，要求说明两人的功绩以及评价。
讲昭君出塞时鼓励学生自己讲，但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把重点放到昭君出塞时的艰辛、做了哪些促进汉、匈友谊的事情，少讲汉元帝与昭君的一些传说。讲完后，让学生从背景、预期目的、最后效果，把汉初和亲与汉元帝时的和亲进行比较，加深对和亲政策的理解。
2．学生自学本课。让学生分组阅读课本，然后设计“汉与匈奴关系简表”并填写正确。把学生设计的图表通过实物投影（或写在投影片上）分组展示，由教师或学生进行评价。如果学生能力不够，可让学生直接填写教师事先已设计好的表格。
课内探究活动设计
1.绘制几幅漫画来反映汉朝与匈奴时战时和的几件大事。
2.画出卫青、霍去病三次出击匈奴的示意图。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冒顿单于统一蒙古草原；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
教学难点：汉初和亲与汉元帝时昭君和亲的异同点。
教学思想：
由于学生课前搜集资料而对本课的有一定了解，所以在课堂上教师应设计适当的问题和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学好这一课。
教学手段：利用搜集的历史图片和资料
教学过程：
导入：
（展示万里长城图）同学们回忆．在前面课文里，我们学习过秦始皇统治时期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大家想一想长城修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抵御匈奴。匈奴是什么样的民族？秦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怎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讲授新课：
一、匈奴族的发展和白登之围
1．匈奴族的发展和白登之围
学生结合事先找的资料、课本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
冒顿单于是怎样使匈奴强盛起来的？
匈奴的强盛有哪些表现？
面对匈奴的进攻，汉高祖怎样做的？结果怎样？
冒顿单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冒顿单于励精图治，严于治军，训练了一支数十万人的骑兵队伍，军事力量增强，秦末汉初统一蒙古草原，匈奴的统治进入鼎盛时期。匈奴经济也迅速发展，一是畜牧业繁盛；二是匈奴地区受汉族影响，逐渐有了农耕，这说明汉匈两族人民生产上已经有了交往：三是手工业有了发展，尤其是冶铸业，能够铸造铁制农具和兵器，而且全属制品上装饰着动物图案表现出游牧民族的特点。西汉初年，匈奴向中原发动进攻。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军抵御匈奴，被围平城白登山，侥幸逃脱。
冒顿单于是一个勇武善战，富于谋略的少数民族军事家。
2．和亲政策：
问题：
（1）白登之围说明了什么？西汉国力不足，相对匈奴处于劣势。
（2）西汉对匈奴的骚扰打又打不过，该怎么办？被迫采取和亲政策。
（3）和亲政策效果如何？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匈奴的威胁。但大的冲突暂时避免，为西汉争取了发展生产的时间。
二、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首先，请同学交流自己课下搜集的卫青、霍去病的故事。然后，同学分成几个小组以汉武帝的名义拟写一份"表彰卫青、霍去病的"诏书，要求说明两人的功绩以及评价，随后当众"宣读诏书"。
问题：
（1）为什么汉武帝时能对匈奴发动反攻？
（2）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对当时西汉与匈奴有什么影响？
（3）你怎样看待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战争？
西汉王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到汉武帝时，有条件对匈奴发动大规模反击。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使匈奴从此再也不能与西汉抗衡。匈奴部分开始西迁。第3问可引导学生回忆第12课中提到的汉武帝晚年的财政危机，答案让学生自由发挥，言之有理即可。
三、昭君出塞
呼韩邪单于归汉
公元前1世纪中期匈奴分裂为几部互相攻杀。其中一部的首领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南迁长城附近。他表示愿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同意呼韩邪单于的请求，宫女王昭君自愿前往，汉元帝把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
昭君出塞
请同学向大家讲述所了解的昭君出塞的故事。随后提问：
（1）阅读以下资料，你怎样理解它？
材料一：书上摘录的《汉书》内容
材料二：汉武雄图载史篇，征城万里通烽烟。
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翦伯赞
昭君出塞和亲为汉匈两族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西汉与匈奴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局面。
（2）昭君出塞与白登之围后的"和亲政策"有什么区别？
汉初和亲是在白登之围大败的情况下实施的，统治者采取了纳贡求和之策，具有屈辱性，这种和亲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境上匈奴的骚扰问题。而昭君出塞时，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请求和亲，且昭君也是自愿前往的，双方是平等互利的结合。昭君出塞和亲为汉匈奴两族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半个多世纪，西汉与匈奴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局面。
汉和匈奴的和战
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同汉朝和好逐渐内迁。北匈奴仍在蒙古高原，并控制西域，经常派骑兵进攻东汉的边境，河西走廊的郡县常常白天关闭城门。东汉王朝先后派大将窦固、窦宪出击北匈奴，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北匈奴战败以后，部分向西远迁。
总结提问：
学完匈奴和秦汉关系的这一课，同学们有什么想法？
匈奴和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汉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既有民族之间的战争矛盾也有和平往来，它们总是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共同缔造着祖国的历史。
板书设计：
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和战
一、匈奴族的发展和白登之围
1、冒顿统一蒙古草原
2、匈奴经济的发展
3、白登之围
二、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1、西汉反击匈奴的条件
2、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三、昭君出塞
1、匈奴的分裂与呼韩邪单于归汉
2、昭君出塞
四、东汉同匈奴的和战
汉初经济政策篇4
一、汉初“无为”政策与诸子复兴
汉王朝初建，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为适应汉初稳定政局，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汉代的统治者积极吸取秦灭亡的经验教训，加之汉初上层领导集团崇奉黄老之学，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养生息，以求稳定新生王朝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在文化领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改变秦王朝以法为尊，禁绝百家的极端局面，这一举措对诸子学说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汉初的“无为”政策对汉初政权的稳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有重要的作用。
二、削弱诸王与“七国之乱”
汉初，由于分封异性诸侯王，导致当时汉朝的半壁江山是由异姓诸侯王国把持，造成地方上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政令不能有效行于全国，这与专制皇权直接矛盾。于是刘邦从公元前201年开始了翦灭异姓诸侯王的事业，那些曾与刘邦患难与共的战友、功臣接连魂归地府，只有异姓长沙王吴芮独存。当时刘邦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秦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始皇没有学习周朝分封同姓子弟建立王国“以蕃屏周”。[2]所以刘邦一方面着手削弱和去除异姓诸侯王势力，另一方面又着手分封同姓诸侯王，建立同姓诸侯王国。
文帝时期的贾谊深感同姓诸侯王存在的种种弊病，威胁王朝统治，于是就向文帝上《治安策》，力陈自己“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3]贾谊建议文帝将王国分割为众多小国，以削弱其力量，但文帝未予采纳。
景帝时期的晁错又向景帝上《削藩策》，说到不管削藩还是不削藩，当时的诸侯王迟早都会谋反，若是早削，则危害小;若是不削，则危害大。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削藩建议，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诸侯王联合叛乱。景帝此时害怕，听信袁盎斩杀晁错以平战火的计策未果。最后，由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叛乱。
从此，西汉王朝实现了政令统一，国内的各项矛盾也趋于缓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政治再次走向统一，为武帝时期的文化合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下根基。
三、汉武帝的“有为”政策与独尊儒术
汉初“无为”政策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统治者采取的治国方针。随着汉代中央集权力量的增强，经济的恢复发展，政治秩序的稳定，“无为”政策不再适用，需要一种融会百家的新文化来为西汉的统治服务。
汉武帝身俱雄才，崇尚儒学。但当时是由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掌权，严重限制文帝、景帝以及朝臣在儒学上的成就;在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后，武帝于是再次举贤良对策，招纳良臣。儒生董仲舒以精辟的议论在诸生中崭露头角，引起武帝的关注和重视。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后来者对董仲舒这一理论的简明概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学习秦代简单粗暴禁绝百家，以法为尊的做法，而是不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儒家之外的诸家学说，即不立或不增立除五经博士之外的其他博士官，由他们自行传播。如此，汉代的文化政策便与秦代的文化政策根本区别开来;西汉的统治者也并非单纯依靠儒术，只要有利于巩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学说统治者都会采纳使用。西汉实际上实施的是“外儒内法”，要求“明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3]，礼法并治，德刑兼用。
汉初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协调；入粟拜爵
中图分类号：K23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2
汉代政府立国之初就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的打击是严厉的。这也致使商人与政府之间矛盾冲突频发。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如商品的交流、物质的运输以及经济的活跃又离不开商人力量的支持。因此，汉代政府在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下，又不得不视社会经济的具体状况发生改变而变通对商人及商业的管理政策，不得不在对商人进行干预打击的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协调与商人的关系，缓和与商人之间的矛盾，争取商人对汉代政权的支持。汉代协调与商人的关系，缓和与商人之间矛盾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一）实行入粟受爵
爵位在古代是显贵的象征，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西汉初年，商人与爵位是无缘的，受“贱商令”的影响，即使是在经济上逐渐富裕起来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仍为社会所鄙视、讥损。至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出于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的目的，汉文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实行“入粟受爵”的政策，允许民间买爵免罪。这样就可让“县官”、“百姓”、“富人”三方各取所需。正是这条以粟易爵的建议，使得本来身份被社会所鄙视、地位被社会所讥损的商人处境得到很大改观，他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获取高爵，打破以往“子孙不得为吏”的身份限制，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从此能够正常参与社会活动。
（二）对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商人进行赠官
汉承秦制，亦规定商贾子孙不得为吏，但统治者也会采取赠官的形式对那些极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商人进行奖励。如武帝时，因“输家财半助边”有功的河南人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①。当然这种由商人主动捐赠而获取官职的情况比较少，主要由于统治者对他们捐赠的动机不明。这一点在卜式身上得以很好体现，第一次捐赠的时候，武帝便要论赏，但被公孙弘劝阻，理由是：“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②一直到第二次捐赠，武帝才“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③
（三）允许买官
汉代，早在文帝、景帝时，买官卖官的现象就已蔚然成风。虽说“有市籍不得宦”，但这项政策执行并不是很严格，有不少富商通过钱财进入了官场。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方面汉武帝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调整，官营工商业扩大，私营工商业的活动空间缩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迫使商业经济必须与官僚、地主经济密切结合，并依附于官僚地主；另一方面因北方战争和通西南夷，花费太大，府库空虚，武帝设立卖官制。因此，商人在这个时期追逐官位的不可胜数，纷纷以期求得用政治权力保障经济地位，一时“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④。到东汉灵帝，更是达到了巅峰时期，除了“帝位不市”，其他官职都是明码标价，如，灵帝时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
（四）征召部分具有才干的商贾为官
汉武帝时期，为了控制社会经济，增加国库收入，解决财政危机，政府实行了财政改革，推行盐铁官营等新经济政策，需要部分有经验的商人从事这些行业的经营和管理，达到以商治商的目的。所以，武帝时，在中央任命了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⑤。此外，另一个重要的财政大臣桑弘羊也是“洛阳贾人子”⑥。地方上，“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⑦王莽时期商贾为官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并由大商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执掌工商大权。这一切虽然没有完全改变“有市籍不得宦”的律例，但对改善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总之，在汉代，商人这一群体，虽然大都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跻身官场，拔擢为吏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汉代政府为了协调与商人之间关系而采取的措施，在客观上既改善了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扩大了封建政权的构成基础，促进了政权本身的稳定性，也大大削弱了商人阶层的反叛倾向，缓和了封建政权与商人之间的矛盾。
二、实行系列惠商政策
孝惠、吕后以“天下初定”为由“复弛商贾之律”，商贾除不得为吏外，其他束缚已经解脱，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采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令民铸钱”等措施，大大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1.开关梁。文帝时，逐渐撤消国内关梁制度，人们往来，不再需要信符，商人过往自由，并且不再征收关税。这样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交流，使得一些“待商而通”的物质，如“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养生送终之具”得以在全国上下便利流通。商人从事贩运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出现“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的现象。全国上下形成几大经济活动区，并出现了大都会，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⑧天下呈现出一片商业繁荣景象。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⑨。
2.驰山泽之禁。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驰山泽”之禁，全面开放山林川泽，“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⑩。听任民间自由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生产经营，只征收较低的税额。使得西汉私营盐铁业迅速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如在郑州古荥镇，现代考古发现汉代冶铁遗址面积12万平方米，并发掘了两座汉代冶铁竖炉，其中1号炉经复原推算，日产铁可达1吨。一些专门从事盐铁经营的商人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财富骤增，成为汉代社会的巨商富贾。如赵卓氏、魏孔氏、鲁曹邴氏、齐刀间等等。
3.推行“勿扰狱市”的政策。“狱市”是指管理市场贸易活动、处理买卖纠纷、审理与市场贸易活动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机构。汉代“狱市”的职掌，类似于先秦时期的“司市”。“勿扰狱市”是曹参在齐地任相时所采取的工商管理政策，并且在他离任时仍然交代继任者也要采取相同的政策，不可对工商业进行干扰。如《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记载，“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后他继萧何任西汉丞相，又把这种政策在全国上下广为推行，使得政府不合理地干预正常市场贸易大量减少。
4.开放周边贸易和境外贸易。周边贸易，又被称为“关市”、“互市”、“交市”、“胡市”等，是汉代与边境各族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汉代，随着疆域的拓展，与周边关系的密切，周边贸易获得长足发展。早在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汉代政府便与匈奴“约为昆弟”，双方和亲，开放关市。文景时期，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武帝即位后，也对匈奴实行“厚遇关市，饶给之”的优惠政策。正是汉代统治者持这种关市开放态度，使得当时往来边境贸易的商贾很多，其中不乏有名的富商巨贾。如马邑富翁聂壹就是经常往来边境贸易的典型。甚至在“马邑阴谋”败露之后，虽然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关市也依然没有关闭。如文献记载“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外，随着张骞出使西域的归来，无疑也给汉代商贾带来了一个新的、更广阔、更有为的天地。汉代政府对境外贸易非常重视，如武帝，为了保证境外贸易之路的畅通，用武力和屯田作为其后盾，如元封三年（前108年）攻楼兰，筑亭障到玉门关；太初元年（前96年）伐大宛，起亭障至盐泽，并在沿途要出分兵屯田。正是有了政府的保护，一时之间，商人与境外的贸易如火如荼地开展，贸易之盛，从“丝绸之路”这一名字的由来就足以看出。
总之，汉代政府通过采取以上多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带动了汉代商业的发展和繁荣。这也是为什么汉代商业在政府推行“抑商”政策的社会大背景下仍然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第2625页。
②《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第2625页。
③《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第2625页。
④《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六九，第3281页。
⑤《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第1164页。
⑥《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第1164页。
⑦《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第1166页。
⑧《盐铁论》卷一《通有》第三，第6页―第7页。
⑨参见黄今言《汉代工商政策与商品经济述略》（《江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⑩《盐铁论》卷一《错币》第四，第10页。
《史记》卷一一零《匈奴列传》第五零，第2905页。
《史记》卷一一零《匈奴列传》第五零，第2905页。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六三，第3171页。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六三，第3174页。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3]（汉）桓宽.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汉初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武汉市；经济转型；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基金项目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大鹏(1981-)，男，湖北成宁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政府间竞争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3wH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1096(2008)05―0054―04
收稿日期：2008―05―08
一、引言：武汉市竞争力衰落
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中，曾被冠以“大”字的，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武汉。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部署，武汉从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大武汉”名至实归。1950年―1982年，武汉经过30年的建设，形成了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工业中心。到1982年底，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均居第4位。近年来，武汉市的城市竞争力排名早已被挤出前10名。表1显示了武汉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以及相关指数。
从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2002年武汉的城市竞争力已经下降到16名，2004年和2005年排名出了前20名。2002年和2004年，武汉除了在区位、人才、科技、资本等4个方面排名比较高，基础设施有所进步外，其他都在30名开外，2005年，就竞争力的指数来看，武汉市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效率指数和效益指数比较滞后，质量指数和增长指数排名严重滞后；就单项竞争力而言，除了公共部门竞争力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创新相关的竞争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外，企业本体竞争力以及生活、商务、社会三项环境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武汉市排名较高的几项内容基本上都是其传统比较优势：区位优势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人才、科技优势源于武汉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高校和中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本优势源于武汉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则是建国以来国家重点发展支持和所形成的；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源于其传统资源禀赋优势。虽然在生产要素的禀赋上，武汉市具备良好的比较优势。然而，无论从城市竞争力，还是从区域经济增长率来看，近年来武汉的发展结果并不理想。
二、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困境：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比较优势是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最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1817)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概念，深化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会引导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应用在比较有生产率的产业。Heckscher(1919)和ohlin(1933)进一步发展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在各国的技术相等，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着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决定于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国家或地区应生产和出口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林毅夫(2005)认为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三方面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全面或部分地改变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促使本地区企业(或产业)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时面临困境。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对很多地区或产业来说根本不实际，因为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它假定技术具有普遍性、生产本身没有差异性、国家资源是固定的(波特，1990)。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能扮演决定性作用，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的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生产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波特，1990)。今天具有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明天这些竞争优势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所取代。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将会迅速出现，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为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迅速失去其竞争力。以劳动力或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或以粗放型生产为优势的产业往往进入门槛不高，容易复制。这些产业也是其他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存在很多的竞争和过多的投入，从而导致激烈乃至过度竞争。由于竞争，很快该地区不但会失去其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资产专用性而被“套牢”，产生路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这类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支持越多，则越容易“套牢”，引起产业同构，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
波特(1990)在对各国产业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困境的系统考察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特殊资源优势。从竞争优势的持续力来看，资源的重要性有层次之别。低层次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和便宜原材料，是很容易被模仿取代的，竞争者可以寻找新的廉价生产环境和资源来复制这类竞争优势，使得原有的竞争优势丧失。低层次竞争优势还包括以竞争者能取得的技术、设备和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会因新的生产技术或方法出现而消失。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包括高级技术、创新力，具有难以复制性、差异性、可以培育新的优势性。二是竞争优势的数量与种类的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地区或产业只靠一种优势维持竞争力，其竞争者就可以集中资源在这一领域，培育或复制这种优势。优势越多，越难培育和模仿，并且优势能够互补和相互加强，从而使竞争者难以赶上。三是竞争优势是一种持续的改善和自我提升。一个地区或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创造，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改变和提升，在竞争者赶上旧的优势时，已发展出新的优势。波特进一步提出一个产业(或地区)培育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生产要素、机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等6方面互动和有机组合(波特，1990)。
本文旨在强调在知识和信息时代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局限性，但并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应被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取代。本文认为一个地区应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定位优势资源，调整发展战略，实现竞争优势。创造竞争优势关键在于通过对经济竞争处于不败之地的优势进行定位、发挥和集聚。竞争优势形成不是说不需要发挥比较优势，而是说不能以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静态地或简单地发挥。竞争优势形成既要动态和高端释放比较优势又不被这些比较优势套牢，同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集聚和创造现实中没有优势但又需要的优势，最终形成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本文在分析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基础上，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首先，产业结构以粗放型和外延型增长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先后实施了一条“学先进、找差距、搞赶超”的发展战略，学习广东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学习江浙经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学习上海经验，大力发展区级经济(何小梅，2004)。在学先进、找差距和搞赶超过程中，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优势资源定位不准，造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相关产业的拓展和产业整体升级的力度远远不够。这使得武汉市的工业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等优势产业，没有形成聚集效应；以汽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其经济规模和产业链的优势不明显；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环保产业仍在培育中。在产业发展上，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未能及时定位优势资源，从而在原来的竞争优势丧失时没有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其次，产业发展重点不突出，支柱产业未能做大做强。武汉市很长时间坚持“大而全”产业结构发展。如“十五”期间。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为“五大产业基地”、“五大功能中心”、“以十大产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武汉市发展“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在上述方面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资源、区位、劳动力和重工业密集资本优势)。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流动，并且这些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容易复制。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大而全”，看似全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重点支持的产业过多，无法集中力量打造新时期具有竞争优势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二是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法与手段不突出，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几个要素中孰轻孰重，没有明确。如，在武汉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中，高新技术产业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的，但“新”所包括的范围不够清楚。三是产业发展脱节，没有形成关联型与支持性产业结构。一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缺乏有机融合，不能相互依托发展，制约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不能相互依托发展。虽然武汉第三产业中的消费业较为发达，而对武汉的制造业有着极强促进作用的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物流业等生产业的发展不足，造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脱节，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自身优势未能得到整合(冯健、袁林，2004)。
(二)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够，缺乏竞争优势的持续创造能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国有企业需要的资源和产供销，因此一个地方的国有企业越多，规模越大，则越有竞争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武汉市拥有大量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成为武汉经济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因本身固有的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而失去了竞争优势。武汉市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长期出现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现象，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受体制和政策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缺乏竞争力和活力；同时，政府在市场培育方面力度不够，导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这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产业经济效益低，财源少，城市建设发展慢，没有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持续创造竞争优势的源泉。
(三)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市场竞争，武汉市城市功能可以凭借具有资源、能源、区位、劳动力和历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势，容易复制和培育，已经不能代表优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知识、资本、制度、创新等“软要素”成为现代重要的优势资源。武汉市仍然采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方法，一方面，在城市功能上与中部老工业城市存在大量雷同。没有动态定位城市功能，陷入中部老工业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困境中；另一方面作为中部的老工业城市，武汉市以传统行政区为单元推动经济发展、制定政策及评价标准，导致所辖区(县)之间盲目攀比，过度竞争，不能有效发挥整体优势。这种以传统比较优势谋发展的方式，没有很好整合自身优势，也没有有效地聚集外部优势，从而被东部城市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技术代替，失去了竞争优势。
(四)机会缺陷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竞争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其竞争优势也会相应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市由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以及历史重要性，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国家为武汉市发展注入许多资源和项目，从而为提升武汉市的竞争优势创造了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的战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央倾力打造珠江三角洲，80年代中后期重点建设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打造津京唐和渤海湾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2003年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每一次政策似乎都与武汉市有关，但是事实上又与武汉市无关。作为中部老工业城市的武汉遭遇了政策的边缘化，原来的政策优势迅速失去。同时，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当于从更高层面为东西部地区注入了优势资源，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培养竞争优势的机会。武汉市不但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给予的机会，而且丧失了发展竞争优势的新机会。
三、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从比较优势发挥到竞争优势创造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中部地区发挥优势，促进中部崛起。2007年12月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延伸。这些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会。武汉市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城市发展战略、机会、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体制等方面构建竞争优势钻石体系，跳出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精心设计发展战略，明确城市功能定位
在城市功能定位，武汉市应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定位和集
聚新时期优势资源，构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流通中心和科教中心“三位一体”的体系，创造出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多种竞争优势。
1、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武汉具有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的基础：(1)产业配套能力强。经过建国后多年来的发展，武汉制造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目前已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服装、食品、医药、化工等为优势，电力、交通、通信为依托的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2)处全国经济地理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3)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逐步提升。(4)“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我国商贸重镇，物流硬件比较完备，市场辐射面广。(5)科技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最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但要打造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必须摆脱传统比较优势思维的束缚，走发展竞争优势的道路：发展要有所选择，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巨大投资、廉价劳动力、区位和体制改革等已“过时”优势；重新定位优势资源，整合和创造内外部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优势资源；通过各种联系，使内外优势资源融合利用，提高制造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中国内陆流通中心。武汉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具有发达的交通(包含运输与电讯)和流通(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比较优势，并且是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具有打造内陆流通中心的基础：(1)较强的市场辐射优势。武汉商品市场发展，各类专业、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是我国五大商业中心之一。(2)全国的交通枢纽。具有世界大城市中极为罕见的优越的航运条件，以长江为干，并接纳了汉水，构成庞大的水网；同时也是全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之一。(3)要素市场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建材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科技人才市场、金融服务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武汉打造中国内陆流通中心，不能以上述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战略本身，而是重新定位新时期交通运输、内地交易、对外经贸、金融等优势，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进一步集聚现代流通中心所需要的内外部优势资源，促进新时期竞争优势形成，使这些优势相互支撑和强化，最终形成集聚效应。
3、中国内陆具有现代科教中心。武汉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和教育“大市”，科教实力雄厚：拥有一大批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大型企业，荟萃了大批技术人才；具有雄厚的工业支持，全市建有4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4个高校科技工业园区，东湖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5个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武汉资产存量和开发潜力大，已具备建设技术创新与扩散中心、教育中心基础的条件。在打造现代科技和教育中心时，可以通过定位和集聚新时期优势，实现从科教“大市”向科教“强市”转变，具体做法应是：(1)加大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创新投入，通过内培外引，集聚内外的发展优势资源，促进城市科技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2)探索一条企业、高等院校、政府长效合作模式，实现企业的资金和技术、高校的人才和科研能力、政府的政策等优势资源整合。(3)采取竞合的发展战略，集聚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外部优势资源，做到外部优势资源的内部化，内外部优势效应的共享化，为科技和教育创造广阔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
(二)抓住发展机会
目前，国家实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些都为武汉经济转型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武汉市一方面应该尽可能从中央争取更多政策支出，降低培育和创造城市经济的竞争优势成本，从更高层面促进竞争优势的人为创造。在财政政策方面，争取中央加大武汉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优惠财政政策，支援企业向创新性企业和适应市场竞争企业转型。在产业政策方面，争取更多产业扶助政策，如允许在武汉市创业的高新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一些产业实行“同等条件，适度放宽”的扶助政策。另一方面，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优势资源，利用“两型社会”的实验权，探索新的工业化和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为武汉经济的竞争优势创造基础和动力。
(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竞争优势创造过程中，政府政策既能影响的优势资源集聚，也会影响到市场需要条件，同时也会影响到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培育和发展以及同业竞争。政府的角色既可以是正面的可以负面。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武汉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武汉市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具体做法如下：(1)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在参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健全政府投资的责任追究制。(3)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加强政府流程等创新，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利条件。(4)推进政府机关工作规范化、服务标准化、提高行政效率、从严控制行政成本。
(四)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城市经济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市场化相对滞后的武汉市来说也尤为关键。当前可行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导外资、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创业辅导和引导，为初创型和二次创业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信息和融资等服务，为其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3)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4)用好财政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产业调整和升级。
汉初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西域政策启示汉朝
西汉时期的中国积极向外拓展，如：汉武帝时期对两越的占领，对西南夷的经略，对辽东、朝鲜地区的攻伐，汉宣帝时期对西羌的战争等等。但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斗争过程最复杂的莫过于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在整个历程中，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经营西域的具体政策以及启示。
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西域以孝武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i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大致就相当于今天我国的新疆地区，这是狭义上的西域，而广义上的西域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西汉所经营的是狭义上的西域地区，后又逐渐拓展到其周围地带。
一、西汉经营西域的起因及大体过程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开始谋划反击为祸汉朝几十年的匈奴。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也开始于汉武帝时代。
“……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逃遁，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朝通西域的目的最早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为的是在西域寻找盟友，应对匈奴人。而对于匈奴人，西域是其通向西方进行贸易、掠夺资源以及封锁汉朝的基地。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实质是双方对西域的争夺。
建元三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开始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拉开了经营西域的大幕。武帝经营西域，前期主要以经济来影响西域国家，后期通过军事行动打击西域的反对势力，如李广利两伐大宛。汉通向西域的道路更加畅通，汉朝的影响力在西域日渐提升，在西域初步建立起了管理体制，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经营西域的上升期。昭、宣时代，是汉朝在西域影响力发展深入的阶段，西汉政府在此设立了西域都护，使得西域地区正式纳入汉朝版图。在此之后，主要是维持西域地区的稳定，如汉元帝时在车师前国设立戊己校尉，并在其王庭设置屯田机构，又如伐灭郅支之战。直到西汉灭亡，西域诸国始终称臣于汉，匈奴对汉朝也不构成威胁，达到了最初的战略目的。“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过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二、西汉经营西域的政策
西汉经营西域的最终胜利，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影响
西域诸国多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小国，游牧民族大多有着浓厚的商贸传统，并且“蛮夷俗素贪汉物”因此，在结束第一次通使西域之后，汉武帝决定以经济馈赠为先导，叩开西域的大门。汉武帝元狩四年，张骞携厚礼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地是乌孙国，这次出使具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即通过联合西域大国乌孙国达到孤立匈奴的目的。“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乌孙王面对琳琅满目的汉朝奢侈品时，竟然向张骞行了拜见单于的礼节。张骞仅通一次经济馈赠就收i了乌孙王，叩开了乌孙国门，足见其有效程度。
除了经济馈赠外，汉朝还通过商贸笼络西域国家。打通河西走廊后，汉朝开始广泛与西域国家建立商贸关系，随着贸易的进行，汉朝商品大量涌入西域，西域国家对汉朝商品需求巨大，而丝绸是商路上代表性商品，在西域上层贵族中广为流行，每当西域国家臣服于汉朝时都会赏赐大量的丝绸，如龟兹王朝见汉宣帝时，赏赐“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丝绸以国家礼物送出，可见西域国家对汉朝商品的喜爱。用的来说，汉朝的经济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匈奴人掠夺西域经济，而汉朝是在平等基础上与西域公平买卖甚至直接赠送。经济策略不仅笼络了大批的西域国家，使其对汉朝产生依赖，更重要的是经济影响渐渐影响到了西域的政治意识，在意识形态上加深了对汉朝的认同。
（二）军事打击
但仅靠经济馈赠和丝路贸易就能解决汉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者，取其财物。”汉武帝用千金、金马去换取大宛良马，足够诚意，但最终使者被杀，财物被夺。汉朝在西域的权威收到了重大挑战。因此，武帝太初元年，汉派遣李广利攻伐大宛，攻宛之战共进行了两次，过程艰难，但最终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震撼了西域诸国。“自贰师将军达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是典型的武力开阜，依靠兵威极大地震撼了西域国家，使其见证了汉朝的强大国力，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稳定畅通。但在经营西域前期，主要通过直接进攻的方式，但花费在军旅上的费用不可胜计，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仅第二次攻宛之战中就动用了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其他物资更是数不胜数，以至于国内反响巨大，天下骚动，寇盗并起。但为了维持西域的稳定，打击反对势力，军事打击也不可或缺，因此，汉朝逐渐转变军事打击方式，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即通过汉政府的号召力，利用当地的屯田钱粮、屯田士兵以及西域国家的部队展开军事斗争。如：汉宣帝本始二年，汉校尉常惠发动乌孙兵五万，在西域打败进犯的匈奴人，“获单于都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校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馀级，虏牛马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于是匈奴遂衰焉。”在此战役之后，匈奴再也无力与汉朝抗衡，汉朝在西域有了绝对的主动权。之后，常惠又发动对龟兹国的战争，同样是利用西域国家的部队。汉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动屯田士兵以及西域诸国部队，组成四万胡汉联军，消灭了逃窜至康居国境内与汉朝为敌、骚扰西域的郅支单于集团。这些因粮于敌、以夷制夷的策略节约了战争成本国家负担较小。
（三）设立行政机构、屯田
汉武帝时期，在边远地区征服了众多民族开拓了大面积疆域，为加强对边远地区扩张领土的管理而设立行政机构，并且移民屯田实边。如汉武帝在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关，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这是汉朝通过设郡置县、移民屯田来巩固疆域的成功尝试，更重要的是此举打通并巩固了汉朝向西域的通道，汉朝势力的触角也达到了西域。
在汉帝国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同样设置了许多行政机构以及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如：汉昭帝元凤四年，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域南道，汉使傅介子刺杀了亲匈奴的楼兰王，拥立亲汉派上位，为了巩固成果，在楼兰境内土地肥沃的伊循城设置伊循官，派遣部队屯田，稳定了西域南道的局势，匈奴势力退出楼兰国。汉元帝初元元年，汉朝在车师前国设置戊己校尉，并在其王庭设立屯田机构，稳定了车师国的局势，进一步控制了这一北道战略要地。
汉朝在西域设置的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行政机构莫过于西域都护。都护在政治上调解国家之间的矛盾，军事上保障安全，经济上不敛赋税，与西域都护相对的是匈奴的僮仆都尉。僮仆都尉，顾名思义，是匈奴为了奴役西域国家掠夺西域资源而设立的具有殖民性质的官员。这使得西域国家明@地倒向了汉朝。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驻西域的最高统治者日逐王先贤掸投降汉朝，随后僮仆都尉被迫撤销，这意味匈奴的政治势力完全退出了西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随后，汉朝正式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的设立，意味着西域地区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汉帝国在此行使。西汉灭亡后，中原地区陷入混乱，加之新莽政权不合适的外交政策，导致与西域的隔绝，匈奴势力重新进入西域地区，“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汉光武帝年号）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这集中体现了汉朝优于匈奴的管理理念。
汉朝在西域设置的众多行政机构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管理，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稳定安全，使得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这种管辖方式也为后世朝代开创了先河，如唐代管理西域的安西都护府，管理东北的安东都护府等。这些境外政治机构的设立，开拓中国的版图，巩固了多民族国家。
屯田制的意义同样巨大。首先，发展生产与军事斗争两不误，士民们闲时则耕有事则战，保卫了开拓的领土。其次，屯田为边塞提供了大量粮食畜产，节约了物资由内地转运到边疆的成本。屯田也发展了当地，人们利用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宣帝时北部边境“人民炽盛，牛羊布野”，原本蛮荒之地，变成富裕之乡。同时，汉政府将国内无业游民迁徙到边境屯垦，也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的矛盾。
三、西汉经营西域的启示
（一）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维持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在当时，汉朝军队的盛名响彻天下，“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弩，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朝军队不仅装备精良，在战争中也能熟练运用兵法，而且训练极其严格，战斗力十分强悍。汉武帝天汉二年，汉将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与单于亲自统领的八万骑兵展开激战，杀伤匈奴万余人，虽然李陵最终因为被俘投降，但这场战役足以展现汉朝军力的强悍。纵观汉朝经营西域的始终，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武力，丝绸之路上商人与军队同行，沿线到处可见汉军的烽、士兵的屯田处所，和平稳定、商贸的安全都需要军事实力的维持。
（二）稳定的局势是前提
尽管汉朝取得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但依旧存在不稳定因素。乌孙是西域重要国家，因此是汉匈两国争夺的焦点，两国在乌孙国内都有自己的势力，最终导致其分裂，这使得乌孙国内动荡不安整编屡现，在汉元帝、成帝时期乌孙统治阶层间发生刺杀案件五起，局势严峻时西域都护险些丧命，汉朝军队的调动更是频繁。“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因此，不稳定的因素势必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正常运行，对外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源于维持稳定。
（三）文化――交流的纽带
汉朝对西域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先进的文化。屯田给西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由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设立行政机构也将汉朝的政治理念、管理理念引向西域，汉帝国曾经两次派遣宗室公主和亲乌孙，和亲带来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联盟，更在西域国家烙上了汉文化的印记。乌孙也派本国公主到长安学习鼓琴，表明了西域国家对汉文化的认同，这是文化的吸引力。公主在回国途中嫁给了龟兹国王，龟兹王更是“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是文明同化的效果。相比较而言，匈奴依靠武力镇压，统治是不得人心的，“（西域国家）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Y，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所以说，大国崛起不仅是因为军力、经济实力的强大，更是国家文明的强大，仅依靠武力强权控制他国是靠不住的。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文化开放程度、进取性的强弱，往往在国家的强盛兴衰中体现。同时，文化也应该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即能够对于他国的文化以及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产生免疫，“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汉矣”这是匈奴开明人士对匈奴文化的担忧，原因是对强大汉文明的畏惧。由此可见，国家的安全不仅仅是军事、经济、政治的安全，文化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也是十分重要的。
汉朝对于西域的经营，开拓了疆域，加速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为后世对待少数民族、对外的政策提供了经验，但经营西域的巨大意义不仅限于此，吕思勉有言：“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也。”的确，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远播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中华文明圈由此开始向外扩大，西方的物产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东方汉朝，两大文明首次在亚欧大陆上汇合。
汉初经济政策篇8
abstract：intheprocessofrapiddevelopment，wuhaneconom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Zoneisfacingtheproblemofre-positioning.in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itisinseparablefromtherapiddevelopmentofmodernlogisticsindustry.modernlogisticsindustryasanimportantpartofproducerservices，itsdevelopment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andpromotingindustrialstructuraladjustment.thepaperanalyzeswhythewuhaneconom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Zoneneedstodeveloplogisticsindustry，thecurrentsituationofthelogisticsindustry，andhowtodeveloplogisticsindustry；itcanprovide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wuhaneconom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Zone.
关键词：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物流产业；对策措施
Keywords：wuhaneconom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Zone；logisticsindustry；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F2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4-0007-03
0引言
现代物流业作为生产性的服务业的重要部分，对现代制造业、商贸业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自身发展直接关系到其他产业的结构调整和竞争力的提升。许多专家学者指出，城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不能只局限于企业自身的产业调整和升级，还需要依靠的物流产业提供的服务，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作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武汉开发区），能否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能否在全国各类开发区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其物流产业发展的进程。
1武汉开发区发展概况
武汉开发区是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以来区内先后设立湖北武汉出口加工区、国家电动汽车研发产业化及示范运营基地、部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和部级生态工业园。2000年以来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到目前，开发区吸引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在开发区投资。经过多年的开发和建设，已基本建成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为主导，电子信息、电气机械、造纸印刷包装、食品饮料、生物医药等多元产业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工业新区，成为武汉市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武汉开发区发展物流产业的必要性
2.1开发区内的制造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物流业的支持制造业是武汉开发区的主体产业和支柱产业。根据统计数据分析，2012年，武汉开发区实现制造业总产值约2020亿元，增长20%。但是与国外制造业的发展相比，武汉开发区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制造业物流，加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物流业的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才能保障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2.2开发区内的制造业和商贸业竞争力的提升需要物流业的支撑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仅仅需要企业自身业务的发展，还需要物流业的支撑，据调查显示，中国的商品90%以上的时间处于仓储、运输、搬运、包装、配送等物流环节。如何有效的缩短物流时间，以应对当今以速度为竞争的环境，是制造业和商贸业必须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与物流业对接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非核心的物流业务外包给专业化的物流企业，充分利用他们的业务网络、运作设施和管理能力，提高运行效率和效益，而自己可以集中更多的精力在核心业务上，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3武汉开发区物流产业发展现状
3.1物流产业概况武汉开发区所依托的母城武汉在“建设全国重要物流中心”的战略部署下，积极制定了《武汉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将现代物流产业确定为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的支柱产业，集中各方面的资源大力扶持。在武汉市物流业发展的大环境下，武汉开发区物流产业的发展也初见成效。
3.1.1物流业规模有所扩大“十一五”期间，武汉开发区物流业总体发展水平与质量大大提高，物流资源与服务整合能力有所加强。目前，武汉开发区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发展基金，扶持服务业项目的发展，其中就包括物流这个生产业，武汉开发区服务业占GDp比重从“十五”末的5.2%已经提升到8.3%。
3.1.2物流企业有所增加随着武汉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抢滩武汉开发区，目前在武汉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登记的物流企业达70余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专门服务于武汉开发区汽车产业链的捷富凯鸿泰武汉物流有限公司、本田物流株式会社、武汉东本储运有限公司和日通商事（武汉）仓储有限公司。另外，还有隶属于武汉塑料工业集团的武塑物流公司；在配送方面较有影响的武汉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和武汉中铁伊通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内地知名的中邮物流武汉分公司、中外运-日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等，还有海尔物流、锦龙物流这种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专业物流公司。
3.1.3物流设施有所增强，物流园区不断完善武汉开发区地处武汉城区西南，具有武汉其他地区发展物流产业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相应的物流设施和物流园区都有所完善。目前，区内已形成以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为骨干的道路网络。另外，部分道路重点项目正在建设中，比如，地铁三号线已开工建设，四号线前期工作顺利开展，军山第一大道、车城大道等顺利推进，年吞吐量为13.9万辆的军山商品汽车滚装码头正在建设中。
根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二五”总体规划和布局，将在军山建设开发区现代物流中心。2011年，位于武汉开发区的华中电子商务园沌口总部基地正式动工兴建。园区建成后将重点引进以电子商务企业，除自建品牌运营中心、产品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和培训中心外，还将引进知名网络企业如阿里巴巴、当当、百度等，并提供网银、物流等增值服务。
3.1.4物流运营方式有所创新武汉开发区打破一般商贸、传统运输为主的物流格局，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物流服务体系。2008年以武汉东本储运有限公司、捷富凯鸿泰物流有限公司为主的汽车物流供应链管理得到快速发展，基本具备了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的运输和配送等物流功能。
3.2物流业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武汉开发区物流业的发展已初见成效，但并未充分发挥出物流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存在很多问题，严重的制约物流产业的良性发展。目前武汉开发区的物流企业规模小，缺少在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物流企业，物流产业现代化程度低，还停留在传统物流上，无法满足开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与许多部级经济开发区相比，武汉开发区物流产业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①武汉开发区内的多数物流企业还处于企业寿命周期的幼儿期，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武汉开发区的物流企业多数规模较小，多为传统物流企业，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低，物流服务单一，仅处于运输、仓储等传统物流服务环节，专业化程度不高，效率低，在物流供应链现代化服务管理还不完善，物流管理技术创新不够，无法提供综合性、现代化的物流服务，整体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低，从而造成物流企业无法提供先进制造业和商贸业所需要的物流服务，甚至会给有需求的企业带来连带风险。物流企业中，各种运输车辆、集装箱车辆、厢式车和各种专用车辆比重较小。各类仓库中，立体仓库、高层货架仓库和各种专用仓库等数量少；另外，多式联运的发展严重滞后。目前，武汉开发区的现代物流业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②武汉开发区缺乏科学合理的数据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武汉开发区并未将全区的物流业纳入常规的统计范畴，对物流业的统计调查数据不精确，无法真实的反映一定时期内物流业的发展情况，而且没有定期做好物流业的统计信息的工作。③武汉开发区物流管理体制还不能适应现代物流中心地区的要求。武汉开发区物流业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不同方式之间的政策、法规、标准不衔接，部门之间难以有效配合和协调，造成物流行业管理中存在条块分割、重复建设、市场准入制度不健全、物流产业规划滞后等种种问题，导致开发区内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不足。
4武汉开发区物流产业发展对策与措施
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武汉开发区应调整思路，迅速将现代物流业定位为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具体建议如下：
4.1立足现实，制定武汉开发区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物流业的基本思路和功能定位物流滞后已成为制约武汉开发区长远发展的重大因素，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武汉开发区主管部门可根据武汉市“十二五”规划的总体要求，结合开发区内产业特色，制定出符合开发区实际发展需要的物流产业发展规划，运用现有的物流基础设施和对未来物流需求的预测，对武汉开发区内的物流中心布局、物流场点布局以及物流设施设备配置等物流节点做出合理规划，对物流信息平台以及支持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措施做出规划意见。
4.2迅速将武汉开发区的物流业纳入常规统计范畴，逐步建立科学的物流业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可由指定部门牵头，依照《社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及方法》和《社会物流统计核算与报表制度》，组织实施社会物流统计核算与报表制度，完善物流产业专项统计体系，做好物流产业市场调研和专项统计工作。做好物流产业的统计信息工作，定期公布物流资源、物流优势以及发展前景指数，促进物流统计信息交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为政府决策和行业管理提供科学可靠的参考依据。
4.3着力打造“生产物流外包”工程，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武汉开发区是汽车、电子电器等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地，拥有神龙、东风本田、东风自主品牌等7家整车生产企业，近2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和30多家汽车研发机构，以及唯冠科技、冠捷电子、名幸电子等为代表的电子电器企业。汽车产业、电子电器产业具有关联度高、产业链长、带动能量强的特征，为整车、整机制造商提供零部件的各供应商数量众多，需要大量为制造业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企业。因此，应依托武汉开发区先进制造业良好的产业基础，着力打造“生产物流外包”工程，加大现代物流的宣传力度，使现代物流意识深入到先进制造业中，引导先进制造企业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改造现有业务流程，剥离低效物流部门及设施，搭建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联合互动交流平台，促进物流业务分离外包，实现企业物流活动的社会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4.4调整经营策略，拓宽服务领域，大量培育综合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经验证明，只有独立的第三方物流占全社会物流50%以上，物流产业才能真正形成。日本和美国已达80%和75%，而我们国家的份额仅18%。目前，武汉开发区的第三方物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数量少、且流于形式，为了使物流产业真正成为开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区要鼓励跨地区、跨行业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物流资源重组，支持物流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逐步实现由“企业物流”向“物流企业”的转化。另外，针对开发区目前物流企业规模小、数量多的特点，可以考虑支持物流企业通过兼并、参股、合资、合作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增强发展能力和后劲。
4.5制定相应的政策及金融优惠措施，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由于物流产业是一项投资大、回报慢，但综合效益高的特殊行业。从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的经验看，物流业的发展初期，离不开政府必要的鼓励和支持。政府应在规划用地、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方面给予积极的鼓励和良好的政策。
①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鼓励实施土地使用税优惠和补贴政策，对物流企业的土地使用税参照工业企业土地使用税征收及补贴办法实施。比如，建立重大物流招商项目用地优惠和专项工作机制，对于入驻武汉开发区的重点物流项目或是进入规划的物流园区（中心）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可参照工业用地价格进行优惠。②制定合理的税收和财政优惠政策。武汉开发区税务部门应针对物流产业不同的业态性质提出合理的、有利于物流产业持续和稳定发展的税目及税率。制定适合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物流企业给予支持。对于物流企业租赁制造企业的仓储等闲置物流设施，其租赁支出按税法规定予以税前扣除。出台物流业用电、用水支持政策，建议重点物流企业用电、用水价格，按普通工业用电、用水价格执行。使用大型冷藏、冷冻和冷链加工设备的重点物流企业的用电，按大工业用电给予保障。对投资规模较大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可通过投资、财政补贴等方式参与建设。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扶持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杠杆调节作用，对重点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有规模、有市场、有效益的重点物流企业，要积极提供信贷资金支持，降低物流企业投融资成本。制定鼓励企业物流外包的财政扶持政策。③制定多式联运发展政策。支持物流企业建设先进、高效的多式联运中转设施与设备，鼓励物流企业投资购买标准集装箱拖车；支持生产企业、商贸企业和物流企业使用集装单元设备，推进物流标准化。④制定合理的准入制度。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规范竞争行为，垫高进入门槛，防止低水平的重复。
4.6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构建现代物流平台奠定坚实基础武汉开发区要加快军山出口加工物流园区配套设施的建设，加强物流园区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完善保税仓库的职能，拓展新的经营空间，形成湖北省加工贸易集聚区、中部国际物流集散地。加快一般仓库的建设，降低企业的仓储费用，满足生产一般货物的企业需求。
4.7强化人才战略，强化研究协作，创新管理理念，支撑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为了推动物流产业的发展，管理理念需要创新。管理方法上，可以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强与国际现代物流企业的研究机构的联系和合作，为武汉开发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出谋划策。另外，依托武汉现有的研究机构，加强现代物流的基础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结合物流产业瓶颈和企业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
在人才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武汉开发区母城武汉所具备的科研资源和教育资源构建物流专家储备体系。积极引进通晓国际规则、熟悉现代管理的高层次物流管理人才。制定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按照国际同等待遇，引进物流跨国公司和国内外现代物流优秀人才，提高物流业的供应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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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经济政策篇9
刘邦建立汉朝，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如何统治这个国家，如何迅速地恢复社会的生产，成为了帝国统治者面对的严重的问题。然而在没有现成的管理制度下，西汉王朝沿袭秦制度也是在情理之中。“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班固的话说明了汉承秦制，使得汉朝初步完成了对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格局，基本奠定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局面。
在西汉朝廷的统治阶层中，大多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丰沛集团，如李开元先生所指出的：“可以说，由跟随刘邦起兵于沛县的沛县籍人所组成的丰沛元从集团，构成了刘邦集团的核心，他们人数最少，但地位最高”。这批军功贵胄们能够拜将封侯主要原因就是在汉初所实行秦制军功爵位制，朱绍候先生指出：“但他在消灭项羽统一全国后，就不得不以比较完备的秦国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来代替不够完善的楚国爵制。”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汉承秦制的一个方面。也因此构成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局面“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也正是由于这些“布衣将相”拿不出来治理国家的策略，以陆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向汉帝国的统治者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对汉初的政治起到深远地影响。陆贾第一个向高祖刘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章启群先生指出：“陆贾是针对汉初的政治需要提出具体政治主张和系统政治学说的第一人。”
在面对汉初“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陆贾便向高皇帝刘邦上书，历来讨厌儒生的刘邦大骂陆贾，陆贾则慢条斯理的给刘邦解释：“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席话使得汉高祖刘邦无言以对，面露惭色。陆贾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所看到汉初的社会问题，上书高祖，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1.1顺应天道，给民生息
陆贾指出：“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笔者认为，陆贾对于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是自然之性，这种自然顺势的情形下，圣人才能建立功德树立基业，可以看出，陆贾提出的一种顺应自然的理想。所以，自然的有序，才能给人的生存提出一种社会的环境，“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陆贾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道，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汉初的社会环境下，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遵循自然之理，让人民修养生息。在这种顺应“天道”自然之生长的环境之下，也要引起对“人治”的理念，所以，接着陆贾又提出了所谓的“王道”理念。陆贾曾提到王道观点，笔者认为陆贾这样由天道推人道再推至王道，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刘邦统治服务，维护封建的制度，给汉的统治提供于理论的支撑。
1.2反对暴政，力推无为
陆贾所由天道推至到王道，理论上是为封建统治打下基础。为汉家统治找到根基，在继而治理国家的时候，陆贾又提出了反对暴政，力推无为的政治主张。所谓汉承秦制，那么并不是汉继承了所有秦的东西，汉初，人们对秦亡的反思，也给汉初的统治者起到了惊醒，陆贾对此极力的反对苛政酷刑。对于秦的弊政，陆贾给出强烈的反对，在对于汉初的统治者来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去除刑罚苛政，给民生息与秦政背道。
1.3君王尚德崇简
对于君王的要求，陆贾认为，君王不仅要无为而治，同时也要崇尚德政，“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道唱而德和，仁立而义兴，王者行之于朝廷，匹夫行之于田。”君王崇尚德政，对于国家社会以德政为本，使国家社会稳定发展，这一点也反映了陆贾把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相互结合。
2刘邦推行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
天下大定之后，刘邦开始罢军士归家，恢复生产，大批出身农民的兵士回归到土地上，为了汉代农耕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同时“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项政策保护了广大的贫民百姓，使得有人身权利，使得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到土地上，归政府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这样政府就大大的掌握了人口，有利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在遵循自然之理的前提下，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2.1任命遵循黄老无为的大臣辅政
在汉高祖刘邦即将驾崩的前夕，吕后曾经询问过后事的安排，史载：“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从刘邦任命的大臣中可以看出，这些大臣大都是好黄老，清静无为，曹参为齐相时候，“其治要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可见刘邦安排的人员是能够继续维持汉代初期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正如陈苏镇先生指出：“刘邦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能是想借黄老‘无为’之术使既定政策得以维持。”
2.2汉文帝时期的减刑崇俭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政策，同时下诏减刑“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其除肉刑。”汉文帝也极力的推崇节俭，史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这些政策都是陆贾在其治国思想的体现，是陆贾崇尚节俭思想在汉代初期的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体现。
2.3鼓励生产，减免赋税
汉初经济政策篇10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