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规定篇1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2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3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宪法；宪政；政策偏好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它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人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具有宪法意义和宪政效应．它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作用。
一、法律援助的宪法实践属性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法学界一般认同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概念定义，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
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性行为，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治理这两个层次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法律援助既贴近公民生活，又触及政府行为的决定生发机制——财政。确定法律援助作为宪法实践的属性．突破了以往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研究宪法实践的单一维度的思考模式，是宪法适应性的最好注脚。
当然，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宪法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法律援助在法律文本之内。为宪法规范提出新的命题。这已经在一般宪政发展史中获得了经验上和规范上的支持。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实践
从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帮助贫困者享受法律权利”这一目标，各国通过法律，甚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立和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说，国外法律援助是在宪政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在册者提出诉讼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英格兰还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普遍传播，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中首先得到确认。并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英国于1948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这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其理论基础是：基于政府有义务确保公平的司法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的公正原则，给予公民实际的法律援助。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可。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把该价值确定为一项主要原则，而法律援助制度也作为重要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有权得到法律援助．并由国家将法律援助写入宪法，使法律援助成为一种国家责任。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每个人均可以按照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贫穷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本人不能自行委托时候，辩护人由国家提供。”德国宪法第101条、第103条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则间接规定了这项权利。为了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还制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比如，美国制定了《州公共辩护法》和《法律服务公司法》；法国1972年通过了《审判援助法》，日本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草案》等。
法律援助的立法也呈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国际性条约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并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在受刑事控告者权利保障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条款。①该公约第26条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根据该条，各国不仅要规定平等地保护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应承诺给予有效的保护。
从上述法律援助在境外以及国际立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与人权保障和政府(国家)责任密切相关的制度，蕴涵着宪政的价值。
首先．平等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遍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制度化。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还是一战以后法治文明的成果，法律援助对于贫困者来说。一直都以法律资源的平等享有为中心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不因其具有政治属性还是法律属性而发生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内在地蕴藏了超脱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人权精神，人权保障正是法律援助的内核。
其次．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纵观法律援助一般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经历了从社会责任上升为国家责任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15世纪法律援助在英国产生到19世纪末以前。在该阶段，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收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法律援助被定位为社会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观念进一步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提升，人权保障运动不断高涨，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第三．宪政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在宪政法治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负有法定的职责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构建法律援助制度。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法律援助行为做出专门的规定．法律援助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宪政视域。
三、中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及其困境
与境外法律援助发展的一般进程比较，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没有经过社会责任的阶段，而直接从政府责任的阶段开始。
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继颁布．从刑事司法救助和律师辩护收费的角度规定了实施法律援助，但缺乏系统的法律援助基础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直接救助功能的实现。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此状况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l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该规定不仅将传统认识中的生、老、病、死的生存问题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将劳动就业作为法律援助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救济措施。
国务院2003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机构设置到财政投入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该条例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将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具体化。通过该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明确肯定，这为法律援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其实施和制度运行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受政策偏好影响较大，易偏离宪政法治的轨道。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个别法律，但因缺乏基础法律而使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较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的公共政策时，会基于不同的考虑。这样法律援助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受政策的偏好影响较大。这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进，在宪政运作模式不成熟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律援助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模式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部门的短线利益，使得法律援助不能有效的推进。另外，法律性弱而政治性强使得法律援助缺乏深刻的宪政内涵。其发展很难突破政治过程的局限，随之而生的机构编制、财政投入、社会组织管理等问题，都使法律援助容易偏离宪政法治轨道。
第二。法律援助社会参与度低，有悖于宪政民主的本意。法律援助较之其他服务方式(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在财政投入、机构设置、公众知晓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公众参与度。而较低的公众参与度，使法律援助制度多停留于公共政策层面而无法得到公民社会的普遍认识、理解和运用。这与事实上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广泛性相悖离，阻碍了法律援助的平等价值的实现。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得到解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往行为”，使得“交往行为”的理解、合作和社会化等功能都无法发挥作用。法律援助的社会低参与率，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政府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四、中国法律援助的宪政发展路径
如上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仍然处于制度设计阶段。法律援助立法的位阶、法律援助权的确立和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等问题都还没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今后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应该在宪政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4
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国家责任，其责任主体不应仅限于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的政府，也包括国家司法机关以及所有的行政机关，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只能对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规定，因而也只能将之明确为政府责任。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1、法律援助是为保障公民权利实现而设，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所有国家机关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对法律援助进行立法是立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保障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诉讼制度的衔接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对法律援助的机构设置、经费保障等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例如，今年开始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设定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义务，这就不是政府责任所能包括的。2、政府责任无法解决法律援助中的协调、配合问题法律援助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行政机关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与合作。例如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由于二者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困难标准掌握不尽一致等方面的原因，两者出现了不衔接的情况，阻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效果。许多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后，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司法救助，在诉讼的过程中因为缴纳不起高昂的立案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鉴定费等费用而最终放弃寻求司法救济，使得法律援助出现阻碍，也就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②。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范了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如何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而对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法律援助工作没有、也无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使得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统一、完整的运作程序，给部门间的协调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不利于部门间的相互监督与支持。3、政府责任有悖于法律援助中的权力监督首先，由于规定法律援助只是政府责任而与权力机关无涉，所以各级人大对政府是否将其纳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是否由相应的各级人大代表切实监督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是否保证投入足额的经费并随着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长而相应增长等等事关法律援助能否顺利开展的问题，也就有理由漠不关心而听任政府率性而为了。这就为法律援助溢出权力机关的监督提供了契机其次，法律援助中的司法审查于法无据。实现法律平等保护有两个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③。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援助中，受援对象固然面临着“权利受政府侵犯”的可能性，其他类型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申请人也会面临申请不被批准而“享受法律援助权”被侵犯之虞。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是行政给付关系，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是行政命令关系，行政给付、行政命令皆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援助申请人对于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申请不服，或被指定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定行为不服，可否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按照《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设立该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但是，当事人不服该司法行政部门的决定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④笔者认为，这不符合法理，因为司法行政部门经审查后所做出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将其排除于行政诉讼之外，不利于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认为自己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而法律援助机构拒不施以法律援助的，应当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赔偿。4、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表述，不合国际通例与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不同，境外的法律援助立法更多地采用了“国家责任”的提法。例如，1997年修订的《美国法律服务公司法》第1001条规定，“我们的国家有必要为寻求不公正救济的个人提供获得公平的司法制度帮助的机会”①《瑞士日内瓦法律援助规章》更是大量地采用了“国家”的表述方式，如“法律援助局收取让与国家的款项”、“国家不对指定律师进行的活动承担任何责任”②。此外，英国、德国、韩国、我国香港和澳门等国和地区的立法也尽量地避免将法律援助定性为政府责任。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已为国际法所公认，国际上早已把法律援助作为国家责任加以确认，在许多国际公约、条约中都有明文规定，例如《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5条都作了规定。
二、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而非律师责任
把法律援助界定为国家责任，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表明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在本质上是以国家力量来保障公民平等地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其理论基点在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有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社会的贫弱者享有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从法理上讲，国家永远是义务主体，而公民永远是权利主体，即国家是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公民权利和国家责任的确立，使法律援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法律援助也至此方真正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制度而具有普遍而重大的价值。
（一）法律援助作为律师强制性义务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已经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既然已经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同时，却依然坚持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且强化了律师义务的法律责任，规定律师在不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将受严厉的惩处。《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条例》第二十七条又规定“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第二十八条还规定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2007年修改后的《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同时在四十七条规定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二）双重责任主体的理论悖论与实践困境
1、法律援助的双重责任主体不合于法理《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法律援助条例》又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是何关系？张文显先生认为责任的首要含义即为“在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情”③，也即义务。法律援助的责任显然也应是这种含义。如此，则政府和律师同为法律援助的义务主体。法律责任应该追求明确﹙包括责任主体的明确﹚，那么政府责任和律师责任在法律援助中的关系如何？是并列关系抑或补充关系或者其他何种关系？法律没有规定，因此不明确，由此可以认为双重责任论于法理不合。所以就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法律援助”究竟是谁的“责任”、谁应当为此承担“义务”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明确，势必出现谁都有责任，谁都应当尽义务，而到头来不仅责任不明确而且义务的履行也落不到实处的情形①。其实，法律的规定与否，并不是决定法律援助责任归属的实质判准，在现代法治国家，由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符合“事物的本然之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并不是法律赋予的，而是源于国家的自然属性，然后由法律加以确认的；公民的受法律援助权也是基于基本的人权而派生的权利，由法律加以确认。②1997年《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现实是，尽管律师是法律援助的绝对主力，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员等也一直在从事法律援助，但立法却单单强调了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强制性义务。立法做此“厚此薄彼”规定的个中缘由，令人费解。既然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都在默默奉献，从事法律援助，法律没有规定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的法律援助义务，似乎也就没有理由单独强调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毕竟，正义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处理”。律师已走向市场，律师行业同社会其他众多行业一样，要接受市场法则的调节。律师的性质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国家不负担律师的工资、福利等，因而谋生已成为律师的第一需要。“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出资，包括支付律师的援助费用及相应报酬”③，因此，法律援助的双重责任主体规定缺乏法理上的正当性，这就使得在立法体制安排上明显的烙上行政恣意的印记，导致各种法律关系层面的冲突和不协调性。2、法律援助的双重责任主体易成为国家推脱法律援助责任的口实通观《法律援助条例》全文，政府责任的规定笼统而抽象，对律师责任的规定反而具体、明确，重心显然放在了律师的义务方面，淡化了政府应尽的责任。政府在履行法律援助责任中的模糊性、抽象性及难以归责性，造成“政府责任宽松、律师义务严格”的不合理现象。《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但具体到政府应履行什么责任，不履行应承担什么责任并未规定，相应的政府经济责任或称支付责任的主要内容也是一片模糊。《法律援助条例》第五章法律责任所规定的充其量是确定为管理责任并且最主要的是对于律师的惩罚责任，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强制性责任转换为模糊性责任并进而转嫁成律师的具体义务，通过损害社会律师这一群体的合法权益来弥补政府财力之不足。与国家公权力相比，社会律师同样也是弱者，不能为追求一种社会公正而对另一群体采取不公正的立法姿态。实践中也会给予办案律师以补贴，但该补贴不仅与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差异巨大，有时甚至远不及律师的实际办案成本费，这就难免让人觉得法律援助是“政府请客，律师埋单”。④立法上对律师使用“指派”一词，形成援助机构与律师之间的指派关系，把律师当作自己的行政人员使唤。律师的社会中介服务人员身份决定了政府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不应是一种行政关系，即命令和被命令、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指派关系具有行政上的强制性，具有与行政内部关系一样的服从关系，这就使得指派关系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是一种体制外的“行政摊派”⑤。3、法律援助的双重责任主体是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双重责任主体规定是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案件“行政摊派”的依据，而微薄的办案补贴难以调动律师的办案积极性，难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难以吸引专业特色明显、经验丰富的大律师、名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高法律援助的知名度。每名社会律师都必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强制性规定与该规定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多数律师事务所接受“摊派”后往往只指定那些新加入律师行业的年轻律师去办理。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强制摊派法律援助案件不仅挫伤了社会律师的积极性，使办案律师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导致摊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得不到保证。在某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的一起案件中，辩护人不积极准备、草草应付，整个辩护词才200多字，内容如下：“在庭审前我认真查阅了本案的有关卷宗，在刚才的庭审过程中，法庭也出示了各种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说明被告人犯有书中所指控的罪行，这一点本辩护人没有异议。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本案事实已基本清楚，望法庭能根据本案的事实作出公平的判决。”①虽然只是个案，但足以管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不尽如人意，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多异议。
（三）法律援助只能是律师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
尽管在1996年的《律师法》中规定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但早在《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之前就有有识之士指出，“无论是作为历史的经验总结，还是法理上的分析，我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被看作国家责任”②，但《法律援助条例》还是把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作为强制性义务继承了下来。这实际上是把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通过强制性法律规定转嫁给了律师，变成了律师的法定义务。其实，与“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相对应的是“国家有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法律援助作为公民权利或人权的内容，其义务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社会律师。在法律上，律师并不应当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对贫困者进行救助的义务，正如医生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为贫困者提供免费医疗一样。从律师的职业道德出发，我们可以说律师有关心、救助社会弱者的义务，但更应该看到，这种义务是道德上的而不应该是法律上的。它只能依靠律师职业道德来规范和引导，而不宜由法律做出强制性规定。在确定法律援助的义务主体时，理应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划清界限。在现在西方法治国家，尽管仍然存在律师义务提供法律援助的现象，但一般都是自愿的，而少有来自法律上的强制。也许有人会担心，如果法律不再强制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就没有律师愿意从事法律援助了？纵观我国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历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法律尚未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的时期内，已经有律师在无偿从事法律援助事业了；现在虽然强制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但法律援助机构只把法律援助案件指派给律师事务所而不是律师个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律师根本就没有从事过法律援助。因此，是否有律师愿意从事法律援助，与法律是否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与其保留“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这一“名不副实”、极易引人误解并有悖法理的规定，倒不如干脆删除之，还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本真面目，这反倒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在该问题上的担当。可以断言，在立法不再强调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的情况下，愿意参与法律援助的律师并不会减少，那些热心公益、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仍然会一如既往的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即便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因为法律援助有利于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其知名度，还是会有不少社会责任感并不特别强烈的所谓道德上的“中人”律师愿意参加这一事业的。其实，法律的立足点就应当是把人看做是道德上的普通人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强制规定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无疑是要求所有律师都做道德上的“圣人”。从立法上不再强制规定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才是“把法律的事情交给法律，把道德的事情交给道德”。
三、国家作为责任主体视域下
的法律援助完善路向确定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而不是单纯的行政机关的责任，更不是社会律师的强制性义务，将会重构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管理与实施模式，理顺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的关系，落实法律援助的经费，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国家责任的全面承担践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下列几个方面是当下完善法律援助的可欲路向。
（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目前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为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属行政法规，立法级别较低，权威性有待提高。如前所述，法律援助事业是所有国家机关的责任，立法机关有责任在适当的时候制定法律援助法。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自1994年司法部通知试行已有近20年的发展历程，《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也已有10年之久，成就巨大，各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也遇到了诸如经费保障等众多自身无法破解而又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在现有的规范体系和体制机制下得以解决，因此，全面提升我国法律援助的整体水平，破解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亟需全国人大承担起立法责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人员配备问题，降低申请法律援助的标准进而扩大其覆盖面、法律援助中各机关各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法律援助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等问题也只能且有望在立法中得以解决。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的对象有很大的扩张，在阶段上有所提前，相形之下，《法律援助条例》已远远落后于实践。其实，《法律援助条例》在制定之初就存有规范冲突问题。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提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作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阶位要高于《法律援助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于老年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只有“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这一限制条件，可是作为立法在后的《法律援助条例》却对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及受案范围均作出了规定，这就产生了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冲突。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可以制定本区域内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对现有的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均有一定的扩大，但又不完全相同，这又人为造成了申请人在不同区域获得法律援助的不平等。这些都需要全国人大的统一立法来解决。
（二）批准相关国际公约，履行法律援助的国际责任
全国人大目前还没有批准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而没有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际法义务。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保护本国公民人权的高度重视，其第14条第3款规定：“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者经由他自己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的偿付能力的法律援助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批准该公约，该条约也就还没有成为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对我国政府没有约束力。这难免损害了中国保护人权的国际形象。《公约》里把法律援助提高到公民基本人权角度的精神，也鞭策我们要对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
（三）彻底解决经费不足与机构性质问题
资金短缺是桎梏着我国法律援助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没有一个稳定健康的法律援助经费供给体制，现代的法律援助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应当把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中，使得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化，实行经费逐级扶持政策，以保证下级政府因财政困难不能拨付法律援助最低经费时，上级政府要按照其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标准，予以转移支付或者单独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另外，要构建法律援助资金来源多元化机制。根据我国的行政部门和法律法规的配比情况，基本上法律规定的权责是由独立的部门来承担的。一定程度上说，法律援助只有“条例”没有“法”也是受到法律援助机构不独立的限制，换言之，通过法律援助的单独立法，也就可以解决法律援助机构的独立性问题。“也只有通过单列法律援助中心才能彻底解决法律援助人员、经费等问题，做到专款专用，专人专业”。①现有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较多为事业单位，根据行政法的有关理念，非行政机关要行使行政职权需通过依法被授权，或依法被委托两种途径，但目前尚未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这种窘境需要通过重新厘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来解决。
（四）明确法律援助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5
保障和维护好我区困难群体合法权益，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我区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构建和谐大”目标，以人民满意为宗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增强自身素质，全面提升我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推动我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工作原则
牢固树立服务观念，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众的需求相适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了解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充分考虑其切身利益。
更加关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法律援助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应。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法律援助工作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相适应。抓住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机遇。通过法律援助体系的完善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
三、主要任务
扩大法律援助面，健全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努力做到应援尽援”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建设，健全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现有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的整体效用。二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队伍建设，壮大法律援助工作力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经济困难群众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三是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各项业务，切实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四是法律援助要与司法救助紧密结合，形成对我区困难群体实施司法保障的完整体系。
四、具体措施
一）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网络
建立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组织者，要加强法律援助资源整合。以广大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专职人员为主要提供者，以社会团体和相关部门法律援助站人员为补充，广大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参与，全社会关心支持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格局。完善街镇、社区及有关社团法律援助工作站网络建设。引导法律援助志愿者开展活动，广泛吸收社会力量支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二）营造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氛围，加大宣传力度。
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咨询活动，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三）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能作用，通过内外联动的方式。切实维护广大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法律援助中心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行为。当事人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援助申请的由中心按照《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规定，统一指派办理。充分发挥“148协调中心的作用，做好咨询接待的同时，努力做好民间纠纷的疏导和化解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联动解决社会热点、难点和易激化的问题，建立信息反馈预警工作机制。司法、工会、残联、妇联、共青团、劳动保障等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不断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对我区农民工申请的法律援助案件，简化办理程序；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对于特殊情况下不能全面提供案件材料和经济困难证明的申请人，可先行受理。
四）发展完善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为主导的规范高效的法律援助实施体系
确保法律援助覆盖面满足全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和规范操作流程，加大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的力度。保证机构依法履行职能。推行公示制度，向社会公开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地址和咨询电话以及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程序，进一步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保证公民以简便可行的方式就近到法律援助工作站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证明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及时方便快捷。认真落实法律援助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及时便捷。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程序，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全过程的监督。
五）发挥法律援助整体效能，加强各方组织协调。
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加强各部门的组织协调。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会见被告、调查取证等提供便利条件；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建设、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档案管理等有关部门和金融、仲裁等单位要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提供便利，积极协助调查取证等工作，减、免与法律援助案件、事项有关证据材料的相关费用，切实降低法律援助办案成本。
六）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和监管力度
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积极探索法律援助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区级财政预算。行业奉献、社会捐赠为辅的多渠道经费保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管理，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和合理有效使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办案补贴、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并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6
一、以建立健全机构为出发点，全力构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法律援助工作科自从设置以来，加强了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完善工作，多次拟定实施意见，到总工会、老龄委、团委等相关部门协调，相继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目前，全区拥有法律援助中心x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x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x个，法律援助志愿者达x人，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二、认真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确保人员、经费、制度落实
自《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后，该法律援助工作科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条例》，确保“三个到位”：
1、领导支持到位。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在《条例》颁布之时，该工作科及时将《条例》送至法院、妇联、共青团、总工会、老龄委及区领导，主动汇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20*年，省法律援助中心到xx区开展了法律援助调研活动，市政府目标办专门到区法律援助中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通过强化宣传、促进了《条例》在全区的贯彻、落实，营造了各级领导关心、重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局面。
2、人员到位。确保人员落实到位，是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必备条件。通过该工作科积极协调和努力争取，20*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实了x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目前，中心有法律援助专职律师x名，管理人员x名，工作人员x名，基层援助工作站均设有专兼职工作人员，全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达xx人。
3、经费保障到位。该工作科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商，争取领导重视支持，争取财力保障。20*年，争取到x万元援助经费，并且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三、加强软硬件建设，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中心
按照江苏省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积极开展了规范化创建活动，一是狠抓硬件建设。重新制作了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和法律援助公示栏，并摆放在显著位置。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增至四间，设有专门的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等，使用面积达xx平米以上。同时还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电话、传真机、文件柜、办公桌等，建立了法律法规数据库，使中心的硬件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狠抓软件建设。结合本区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上墙公布了法律援助的受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完善法律援助各类工作台帐，实行电脑化管理，制作和印发了100000张法律援助联系卡，发放到全区家庭，向xx户困难家庭发送了法律援助温情卡；公开五项承诺，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利用律师参与政府接待，为困难群众现场提供咨询、代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建立了每日值班接待制度，实行窗口文明用语，规范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通过一张笑脸、一杯茶、一张椅子、一席话，使来访群众感到舒心、放心，使他们抱着希望来，带着满意走，法律援助工作实现了零投诉。
四、积极健全和落实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该工作科重新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先后制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法律援助工作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接待工作规定”、“法律援助首问首办责任制度”、“法律援助一次性告知制度”、“法律援助机构案卷归档管理规定”、“法律援助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督和检查制度”等10多项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统一发放至各基层工作站。专门印制了宣传资料，将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醒目位置公示上墙，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和条件。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年活动：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案率；二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即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类别要以困难群众的民事案件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形式要以诉讼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民事案件占x%，诉讼案件占x%，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案件占x%；三是加大法律援助质量检查。专门组织人员对乡镇、街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检查、指导，从台帐登记、报表统计、案卷归档、建立公示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力争达到“接待咨询规范化，操作流程规范化，结案归档规范化”。
为保证办案质量，该工作科积极探索建立日常管理工作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水平，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近年来，共组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项检查x次，开展业务培训x次，在工作指导中始终贯彻坚持两个原则：1、不能假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服务，《条例》实施后的援助案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2、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能因为是自愿行为或者义务活动而不顾服务质量、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经上门征求法院意见以及当事人反馈情况，两年来xx区法律援助案件的满意率达到100%。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7
加法律援助办案数量，全省办案总数要达到3.6万件，力争实现递增20%的目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深化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发挥专项经费的使用效能
1.继续推动地方政府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解决3个县（市、区）未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问题。已经纳入财政预算的，要继续加大协调争取力度，实现一定数量的经费增长，建立法律援助经费的动态增长机制。
2.争取与省财政厅出台相关文件，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建立办案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全面落实向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全省办案补贴发放率力争达到90%以上。
3.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监督，规范业务经费的使用范围、使用主体、监督主体，建立定期审计、上报制度。尤其对中央财政、省财政拨付的专项法律援助经费，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财政资金管理的规定，依法规范使用。
二、以法律援助工作纳入省综治考核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
1.要按照“实有人员5人以上、业务经费5万元以上、年度办案数量100件以上，办公面积60平米以上，无违纪投诉”的标准，继续推动县级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对39个尚未达标的县（市、区）建立台帐，挂牌督办，达标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
2.继续加大法律援助检查考核力度，强化落实检查考核措施，重点考核财政
经费投入、人员编制队伍、法律援助办案数量、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情况、法律援助台账利用情况，确保考核评价结果真实、客观、公正。
3.推动各地参照省、青岛市等地的做法，创造条件，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综治考核，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经费不足，管理手段滞后、效率不高的问题。
三、以推进法律援助信息化为突破口，进一步狠抓法律援助业务规范化建设
1.按照司法部关于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构建省、市、县三级网络联动平台，实现法律援助案件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实时监控，对案件实现动态监督管理，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2.制定《**省法律援助程序规定》，依据《法律援助条例》和《**省法律援助条例》及有关规定，完善、规范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结案、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业务规范化运作水平。
3.进一步强化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监督管理，督促各市按照《**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办法》对本辖区本年度办案质量进行检查，推广**案件质量评议的经验，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制使监督检查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水平。
四、以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为契机，探索构建法律援助便民长效机制
1.认真研究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法律援助目标人群的需求，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大办案力度，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全省办案总数要达到3.6万件，力争实现递增20%的目标，将每万人案件数由3.19提高到3.86，切实做到应援尽援、能援多援。
2.按照“场所便民、设施完善、业务规范、服务专业”的要求，参照济宁市法律援助服务大厅的做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在临街、一层等方便人员来往的地
点设置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解决法律援助“门难找”的问题。
3.在工、青、妇、老、残、信访、劳动保障和法院、派出所、看守所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申请、受理联系站（点），暂时没条件的，要与上述部门建立稳定长效的工作联系制度，畅通申请法律援助的渠道。
4.开
展“关爱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进万家”活动，向全省248万低保人口全部发放法律援助绿卡，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持卡群众可以凭卡直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
5.在全省所有行政村发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手册》，方便农村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申请条件、申请程序、联系电话，实现法律援助无缝隙、全覆盖。
6.创新服务方式，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对于持有以下证件或者证明材料的当事人，免予经济困难审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特困户救助证；农村五保供养证；工会组织发放的特困职工证；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放的其他社会救济、救助证明文件；人民法院就申请事项涉及的案件已决定对申请人给予司法救助的证明文件；在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出资供养或者由慈善机构出资供养的证明材料；重度残疾并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证明材料；依靠政府或者单位给付抚恤金生活的证明材料。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案件，也不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
7.继续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力度，联合**卫视、**电台、大众日报等省级媒体，制作法律援助公益广告，提升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
五、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1.加强法律援助专职队伍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建立省、市、县三级培训机制，使广大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能力和水平
2.积极吸纳社会力量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继续巩固与工、青、妇、老、残、部队等社团组织的合作，发挥各联络站（点）的作用。与省律协协调出台《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实习的相关规定》，鼓励已经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联络站（点）实习。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发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作用。
3.推广**等地“点援制”做法，走律师专业化发展模式，培养法律援助高精端人才，为受援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人性化的法律服务。
六、进一步强化宣传工作，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
1.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转变观念，加大投入，落实宣传人员、经费和设备，为做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提供基础保障。利用好系统内信息平台，注重网络媒体宣传，彰显宣传的社会效果。
2.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增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实现法律援助宣传由对上宣传向对下宣传转变，由单一媒体宣传向媒体宣传与行政宣传相结合转变，由一般形式向深入形式转变，营造有利于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8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解决他们打官司难的问题，是贯彻党的精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法律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有利于落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
要切实维护经济困难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公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趋增加。但由于诉讼制度的改革和法律服务的有偿性，部分经济困难的公民因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无法有效地参与诉讼及其他争议解决机制，难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条例》赋予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得到法律援助。
要坚持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原则。《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这一法定职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统筹安排，将法律援助机构建设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力争用2－3年的时间，把全市10个法律援助中心都建成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
要坚持法律援助无偿服务的属性。所有法律援助机构均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或变相创收活动，有关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人力和财力资源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时，也必须严格遵守无偿服务的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收取受援人的任何财物。
二、大力加强法律援助保障机制建设，为法律援助活动广泛开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一项无偿的社会服务事业，需要一定的物力和人力支持。目前，法律援助机构不规范、专职人员偏少、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全市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的突出问题。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和接待场所建设，以方便群众的来访和候谈以及残疾人的出入。要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发展逐步增加投入，以确保法律援助事业与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司法局与财政局要根据我市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捐助，探索建立法律援助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要加强对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保证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和办案补贴及时落实到位。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截留、挪用、挤占法律援助经费。
三、强化法律援助工作监督管理，确保法律援助活动规范运行
法律援助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法律援助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建设，不断强化他们的群众意识、服务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切实履行职责，积极探索便民利民的有效形式，方便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要加强案件办理情况的督查，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市县级司法局都要建立法律援助案件专家指导组，强化法律援助案件的指导和评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办好法律援助案件。建立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要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事务公开公示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工作人员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律师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行为，要依照《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9
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 张君燕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法律赋予的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保障制度。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要同时符合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二是申请的事项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根据法律援助概念及《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政府用来衡量申请人是否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的标准。通过多年来法律援助的实践经验，对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标准做以下见解。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对接受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审查，以至最后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核心工作，也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经济条件的依据，直接决定申请人能否获得法律援助。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后，一方面决定了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权利的人群；另一方面影响了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可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对政府、对老百姓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经济困难标准的制定也更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人做到更好，更快捷的法律援助。
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条例》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作出了抽象性和授权性的规定。《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该条规定确定了法律援助对象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同时也意味着提供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是申请人经济困难，除此之外，《条例》没有对“经济困难”的标准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经济困难的公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不便用于实践操作，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我国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援助工作的初期阶段，法律援助的探索刚刚起步，机构、队伍的建设还很不完善，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认识和投入还相当有限，老百姓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不高的情况下，我国各地在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确定上比较简单且趋同，通行的做法基本是以当地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为标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就被认为是符合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在法律援助运行的最初的几年中，由于这种选择显得直观和简单，法律援助机构在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审查时显得可操作性强，因此被绝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然而低保相对于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援助笔者认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举例说一下，现在我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220元，而相比之下县城可能还要再低一些，而律师的收费标准与之相比却不成比例，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甚至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咨询、代书费都达到了百元以上。而如果只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这部分人享受法律援助，那么势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请不起律师，也就是说即使收入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公民，要从法律服务市场上购买到法律服务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制定一个符合各地情况的经济困难标准就更是迫在眉捷。这也就要看政府如何来制定这个经济困难标准，以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
政府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一般说来，影响其制定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决定了法律援助对象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困难，以至无能力或者无全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法律援助对象的特征实际就是无能力或者无全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政府制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既不能将符合这个特征的人群排除在外，同时不能将有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人群包含进来。二是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财政投入。投入多的地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相对高一些，公民进入法律援助的门槛低一些，反之，经济困难标准会低一些。三是当地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首先是当地公民的法律事务或者事务诉诸法律发生的概率，这同当地人法律意识和司法资源相关；其次是经济状况低于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数量。四是人力资源。因为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即使放开标准再高，但没有人去承办，也无法受理更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放宽受理的经济标准，意味着更多的穷人获得法律援助，同时意味着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财政、人力等。除此之外的因素实际上影响着经济困难标准的确定，但这些因素都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和可改变性。政府制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属于“实然”的状态，如何使“实然”更接近于“应然”，便是如何使经济困难标准更加科学的过程。
法律援助的规定篇10
一、指导思想
通过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带动和促进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整体水平，使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相适应，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用，与民主法制建设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使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法律援助及相关法律的学习贯彻，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是指导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相关科室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法》的学习贯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弘扬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增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观念，提高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定期对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专门培训，将法律援助相关业务知识纳入到培训内容中，提高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责任意识和承办能力。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原有注册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力量，壮大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以适应困难群众的维权需要。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要依照司法部、律师协会有关执业规范的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法律服务职责，切实将援助的义务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确保法律援助义务量的完成。
承办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依法应履行的义务。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每年都要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各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年度义务量，由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实际和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人员数量等情况确定。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案案卷材料合格后，要及时向办案人员发放办案补贴。为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自今年开始在全区开展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评选活动，每年评选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优秀办案人，予以表彰。
（三）畅通渠道，加快案件办理速度。
1.简化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手续。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待请求法律援助申请人时，要遵循“两快、一降低”的原则予以办理。“两快”就是尽快指导和审查申请人搜集与立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尽快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法律援助立案、审批手续。“一降低”是申请人办理立案手续过程中缺乏非必要相关证明时，降低门槛优先为申请人办理手续，相关证明可在立案后补交到法律援助中心。
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各街道司法所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要发挥街道司法所法律援助联络站及“12348”法律服务网络平台作用，在解答法律咨询的同时，对通过网络平台请求法律援助并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实行网上申请，尽快受理。此外，联络站经初步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将相关材料传送至法律援助中心，帮助申请人尽快立案并办理必要手续。
2.加强法律援助的案前实质审查，把好立案审查关。法律援助的案前审查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第一步，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关键。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即除对法律援助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和申请事项所作的形式上的审查外，还要对案件内容进行审查。通过对申请事项的诉讼请求、证据和理由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审查，确定申请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范围、是否可能明显败诉以及是否有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最终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3.适当选任、及时指派案件承办律师、法律工作者。适当选任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是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基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根据律师、法律工作者的专长选任专业水准高和执业能力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给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案件，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在接到指派通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安排合适人员承办。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当在接受案件指派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受援人或其法定人签订委托协议。
4.疑难案件审查时加强集体讨论研究。根据《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疑难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可成立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小组，加强对疑难案件审查时的集体讨论，研究制定方案。如遇审查小组不能决断的案件，应及时与区法律援助中心讨论研究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公益事业形象的作用，积极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创造有利条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指导机制，对疑难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研究论证，积极协调法院等相关部门，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顺利办理。
（四）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加强监督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法律援助中心要健全法律援助监督检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检查内容
（1）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收案、安排登记情况；
（2）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是否在规定时间，安排承办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人员是否在规定时间接待当事人，办妥授权委托手续；
（3）案件承办人员是否及时书写、递交相应法律文书，进行必要全面的调查取证，按时出庭；
（5）刑事案件的会见过程、会见笔录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违法违规行为；
（6）答辩状、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能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客观地提出法律意见；
（7）重大疑难案件是否讨论研究，重大情况是否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
（8）有无收受受援人财物，接受受援人吃请，及其他损害、谋取受援人利益的行为；
（9）有无拒绝、拖延或中止法律援助事项的行为；
（10）有无泄露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当事人个人隐私的行为；
（11）有无其他违法、违规或有损法律援助信誉的行为。
2.监督检查采用方法
法律援助中心在监督检查中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采取下列方法：
（1）参与重大疑难案件讨论研究；
（2）参加案件的审理旁听；
（3）走访听取受援人意见；
（4）电话联系，及时了解案情及进度情况；
（5）接受投诉，调查处理；
（6）审查案卷，检查归档情况；
（7）情况通报；
（8）其他方法。
3.监督检查程序及责任追究
法律援助中心在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合法、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予以制止，督促整改。工作人员应持介绍信和专用监督检查表格进行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写出监督检查报告，提交法律援助中心审查。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情况向被监督检查单位或个人提出反馈意见，发出整改通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作为确认完成法律援助义务量和发放援助案件办案补贴的依据。对办案不认真、服务态度差、造成受援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办案人员，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对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报告司法机关。如果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敷衍了事，弄虚作假，要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
4.监督检查时效
监督检查自案件指派之日起，至案卷报送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束之日止。
（五）加强档案归档和规范化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区司法局下发的《关于转发〈市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自2006年7月1日起法律援助案件档案按照该管理办法立卷、归档。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自办结各种法律援助事项后15日内，向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承办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法律援助中心自收到结案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完成审查、移交手续，由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归档保管，实行法律援助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三、几点要求
（一）提高对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的认识。法律援助是政府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是这一惠民工程的执行者。全局上下要切实提高对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质量的认识。法律援助中心要全面落实法律援助各项法律法规，增强工作责任心，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确保法律援助案件优质服务办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