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艺术篇1
在大部分现代文学理论背后，都有某种哲学思想作为支撑；而现代艺术理论少有直接、稳定、系统的哲学基础，不得不经常采取经验主义的言说方式，并与创作实验相伴而行。从而，艺术家成为一个又一个“新”艺术观念的图解者。与其说，现代艺术在表象上是形式的革命，倒不如说，在骨子里，它是急于求成的观念的革命，是对“艺术”概念的不断翻新或发明。在这里，已经孕a育了后现代艺术的观念性与颠覆性的种子。
如果我们把视觉艺术中的现代实验与现代文学中的理论建构做一个对应性的比较，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接踵而出，储备了太丰富的话语资源，而且，它们越来越超出了作为文学理论的惯有视野，将自己变成了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具有更充分言说能力的文化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觉得，想从“元叙事”层面去建立单独的艺术理论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需的。对艺术研究者来说，如果承认文学理论的母体价值，那么，他一定会发现，文学理论会变得十分慷慨。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文学与视觉艺术的门类界限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总是在一些需要大家共同考虑的问题上，文学和艺术证明了自己的创造需要。人类文明也是这样延续和拓展其进程的。因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命运：我们都不过是永恒事物中短暂的存在一作为生物，我们无意识而生，违意志而亡；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处境，但却希望接近自由。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那样的多，但所有这些问题，却又贯穿着命运性的单纯。现代文学理论与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实验看上去似乎间接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直接联系的潜力，这使我们想到了人类问题的单纯性。这也许就是本文思考的最终意义所在。我希望通过一种互文性思考，从现代文学理论中获得提示，揭示出现代艺术理论同样想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现代艺术中的实验一倘若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一可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发掘资源，获得对应的研究策略。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列出一条粗浅的对应线索：
20世纪初，三大潮流支配欧美艺术界：以凡?高为先导的表现主义；以高更为先导的原始主义和幻想风格；以塞尚为先导的构成主义。可被归结为两条线索的走向：第一、抽象与表现：形式自律性的探索；第二、幻想与超现实：非理性的追求。其中所包含的种种艺术流派和现象，与现代文学理论可对应如下：1、抽象与表现：形式自律性的探索：（1)世纪之交：象征主义。发端于高更“综合主义”发展形式为：摩罗、德*夏凡纳、奥狄龙?雷东、勃克林、纳比派的艺术。对应文学理论一一波德莱尔“应和论”瓦莱里“感性体验与抽象思维平衡论”叶芝、庞德、休姆“意象主义诗论”。（2)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对应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与新批评派、符号学。（3)表现主义：发端于凡?高；以德国表现主义为主要发展形式。对应文学理论——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科林伍德表现论、柏格森直觉主义。2、幻想与超现实：非理性的追求。原始主义与幻想艺术、形而上画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应文学-文化理论为——象征主义理论；柏格森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荒诞派戏剧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
以文学理论的成熟性为参照，所谓“现代艺术理论”，也许惟有形式主义和视觉语言分析理论——包括符号学、格式塔视觉心理学一一才获得了系统而成熟的品格。不过，在视觉艺术领域，形式主义也首先是由艺术家倡导的，那就是法国后印象派，尤其是塞尚所开创的道路。塞尚之所以被奉为“现代艺术之父”，原因在于他的“画面自有其真实性”的思想，这个思想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现代艺术的主要奋斗目标。它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艺术是现实世界的等价物，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模仿。塞尚就像历史的决策者，为20世纪前期的实验艺术运动制定了法律，从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直到抽象主义，无不以追求形式自律性、建立客观化的艺术真实为目标。而在艺术理论领域，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theBloomsburyCircle)所倡导的形式主义艺术论。
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也不过是希望把塞尚的观点赋予理论形态而已。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最初的理论话语，形式主义艺术论本来就是作为后印象派的自觉回应而出现的，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罗杰?弗莱，把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实验，称为“后印象主义”。
克莱夫?贝尔极力想说明而看来又无力说明的“有意味的形式”，到了苏珊?朗格的符号论艺术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视觉心理学理论中，才获得了较完备的逻辑陈述。假如我们对20世纪前期的文学理论稍有了解，便很容易看出，形式主义艺术论的这一套观念，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论中，能得到精致的说明。我们注意到，正如语言学方法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的历史递进关系中显示了愈益深入的重要性，从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到苏珊?朗格、阿恩海姆，一种类似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发挥了视觉传达研究的价值。在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这里，形式还是想被说清却终于无以言说的“意味”到苏珊?朗格这里，形式成为“情感的符号”，明确了作为情感传达的类语言功能；而到了阿恩海姆那里，视觉形式最终变成了思维的载体，来公然争夺语言的权限了。要是仔细考察阿恩海姆来回运用的那些关键词——视觉思维、完形、场、张力、力的构式、异形同构、简化原则，等一一我们会发现，它们不仅套用了心理学、物理学的概念，还有从语言学得来的启示，特别是为形式主义诗论所过滤了的语言学。
这样，20世纪前期的视觉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便可在艺术本体论的共同诉求中，两心无猜、投桃报李了。也正是在艺术本体论这里，文学和艺术理论开始获得现代性。塞尚说，“画面自有其真实性”俄国形式派称，文学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两样说法，实在只是同一种想法而已。从野兽派到抽象主义所倡导的“非描绘性”，也不过是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在视觉艺术语境中的出场罢了。
雅可布森提出“文学性”，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文学性”使一部书写文本成为了文学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使视觉图像成为了艺术作品。而且，在一种被表述为“张力”（tension)的共同感觉要素中，“文学性”和“有意味的形式”获得了本体论的统一。在我看来，对艺术本体论而言，张力论的价值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正是张力论，将形式本体论研究推进到了语言学层面，从而使“文学性”或“有意味的形式”不再显得好像是故弄玄虚了。
到了语言学研究的层面，在本体论批评家的眼中，“文学性”就应该像科学实证的对象那样，具备客观品格了，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了与物质相类似的东西。新批评派理论家维姆萨特说，诗歌是“言语的雕像”（verbalicon)①，这句话听上去就如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令人嗅到了“文学性”的物质性味道，尽管二人在对构架-肌质的关系理解上分歧甚大。不过，要是暂时不考虑德里达的“白色神话”，文学，除了语言的声音层面，我们还只好承认，它差不多只是由隐喻、悖论、反讽、歧义等修辞手段所构成的虚拟的雕像。但在视觉艺术这里，塞尚、立体主义者和抽象主义者，却希望建立存在于物质现实中的雕像。他们就好像在自告奋勇地为文学本体论制造物证。
现代文学艺术篇2
［关键词］我国现当代文学;民俗学;联系
一、民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对文学的起源，文学界的说法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的发生与民俗产生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与民俗密不可分，它们是一种相依相存、互相融合的关系。学术界虽然观点不一，但无论秉持怎样的主张，文学界对民俗活动是文学起源的土壤这一点是十分认可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断在创造，他们出于本能的对宇宙的畏惧、敬仰，也在历史车轮滚动中创造了丰富的鬼神文化，并由此出现了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是最基本的民俗活动和文学活动［。］。"周易的出现，就是最早民俗与艺术交融的作品与载体。可以说原始初民的宗教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文学活动。宗教巫师就像文学的歌手，比如说，少数民族哈尼族在每年的-月会有一个特别的民俗活动来祈求上苍下雨，以求来年的丰收。人们在呼唤谷魂的过程中，创造了"叫谷魂歌。，这个宗教仪式不断沿袭至今。在那些传达情感的民俗活动中，文学的内容和样式更让人神往。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常常取材于各种民俗活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与文学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的。民俗作为文学的中介和渊源，可以说，文学和民俗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没有民俗这片土壤，文学也就得不到蓬勃的发展，反之，没有文学，民俗也很难得到继承和发扬。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五四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工业的崛起之时，"自然%现代$"科学
二、民俗在文学中的渗透
民俗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自然环境和文明发展之外，民俗不屈服于权威的人或者事物。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是客观存在的，它具有绝对性和永存性。在某个群体中生活的所有人，都将接受到民俗活动、民俗文化的洗礼，并且但凡人，在自然环境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尤其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人们开始觉醒，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意识中也自觉渗透了民俗学艺术，正是因为民俗学艺术的渗透，文学作品才算真正融入底层，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所富有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中对于乡风民俗的描写，在有意挖掘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对乡风民俗寄予深刻内涵。比如说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面描绘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画卷: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等等。青山绿水，小桥古塔，在我们看到民风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对比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从文学民俗学视角也看到了沈从文先生致力构建的精神家园以及深邃幽远而宁静淡泊的乡土意境。独特的民俗文化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展示，同时独特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也得以呈现。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民俗生活的本质，往往体现在对独特现象的描绘之中。北京的胡同、茶馆店铺、下层市民、幽默的京片儿，是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特色;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竹林、古道热肠的人物，这是废名创作的江南水乡世界;小酒店里的曲尺柜台、茴香豆、戴着卷边毡帽的古朴乡民，这是鲁迅描绘的江浙农村。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从表象来观察似乎只是生存于自然环境中一些偶然的生活事件的触碰导致的，而我们究其根本，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范式等因素影响的必然事件。［］在我国现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民俗冲突也是十分常见的。巴金先生创作的"家。春。秋等，其内容不乏对中国传统的%宗族本位文化***雷雨也是如此。民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存在，本质上是民俗文化传统对文学的深入影响。这种影响培养了作家创作民俗文学心理，也确定了文学创作者的个人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作家笔下人物的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某些经典作品的题材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被拍成电影，皆因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民俗活动符合现实生活。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出自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妻妾成群里面的妻妾们，她们为争宠，为夺取家庭地位，勾心斗角，用尽一切手段，在明显的家族本位文化以及旧社会民俗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了极其压抑、令人窒息的抗争。鲁迅笔下的"祝福是年关将近，请福神献福礼的祈福习俗，在当地，祝福是一种祈福仪式，这是江浙一带所独有的古越风俗，带有明显的地域味。而作品中的寡妇祥林嫂被认为是不祥之人，碰祭器贡品是大忌，因此她决定去土地庙捐门槛，试图通过这种宗教民俗仪式来改变不详之身。这些情节不仅是民俗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也是民俗文化深层价值取向的内在体现。正是民俗文化的多层渗透奠定了"祝福这一小说的文学价值基础。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艺术
文学和民俗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显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蕴含丰富的民俗学艺术，我们只能说文学民俗化是所有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做到民俗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作品是否民俗化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气质和魅力价值永恒度的衡量标准。
(一)文学作品民俗文化背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涌现了不少文学思潮，但是不论是寻根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思潮，还是其他的文学主张，其本质都是对文学民俗化的追求、对生活深层文化背景的认可、对民俗乡风是文学作品的培育基础的认可。
(二)人物塑造中的民俗学艺术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文化，它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的心理性格特征，以及民族集体思维模式。因此现当代文学中但凡出现对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物进行民俗化定位。文学创作者只有对人物形象民俗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历史角度上的人物特征，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和透析。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得了肺结核，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医学条件导致华老栓愚昧地用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病，通过对陋俗的描写，鲜明地刻画了旧中国民众的麻木心理和典型看客本质，反衬出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惨与孤独。
(三)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
优秀的民俗化作品，抓住了民俗的形、神特点，便达到了民俗艺术最佳的审美意境。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首先是民俗环境和人的民俗化行为的和谐统一。鲁迅先生的"阿H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阿H软弱无知、封建固执的性格是后天的环境所形成的，他的生活环境是偏僻愚昧、思想封建的未庄，阿H无力从行动上改变贫穷困苦的命运，他在无望中创造了所谓的精神疗法。此外，对反抗的懵懂和无知也是阿H悲剧人物形象的必然结果［,］。此外，就是通过描写民俗寄托情感的审美意境。莫言，中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奖者，他是中国当代文坛闪耀的巨星，他的很多作品民俗学色彩就十分浓厚，不仅蕴含着一种精神，而且还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那就是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所带来的思想的传承，可以说，民俗化也是一种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
四、结语
文学当中的民俗学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文学民俗化应该是文学创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文学创作者应该意识到民俗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达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刘丽华3民俗文化与小说的人物塑造论’世纪初乡土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5］3科技创新导报
现代文学艺术篇3
伏羲氏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纪元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就是三皇（三皇有多种说法，这里取伏羲、神农、女娲说，传说我们的先民就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亚于开天地的伟业，对后世产生影响之深远和巨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这就是《尚书·序》开篇的第一句话：“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产生了文字，这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但“造书契”是第二位的事，第一位的是“画八卦”。八卦的诞生，一是说明：伏羲时代先民们不但有了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的理论，而且有了太极图、阴阳爻这样的图形符号，以及由这些图形符号千变万化而成的阴阳卦象（仍然是线条图形符号）；二是说明：易经的诞生，在伏羲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八卦衍生出来的六十四卦，就有了围绕易经的文化现象，人们把它统称为易学。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河图、洛书。
太极图是研究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象，它包含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有人说它是宇宙的模式。太，有至的意思；极，是极限之意,即至于极限，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老庄哲学的“道”的至极之理，也包含了老庄哲学的“天”的时空极限。《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太极。“太极元气，含三为一”，从太极图可以得出结论，太极图的圆圈，就是代表一，代表宇宙，代表无极。图象的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黑白两方的界限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部。白中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方白点表示阴中有阳。道生一，就是无极生太极；一生二，就是太极生两仪；二生三，就是阴阳交感化合；三生万物，就是太极含三为一。宇宙有无限大，所以称为太极，但是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实质的内容。然而，有形又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即宇宙在运动，动则产生阳气，动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相对静止，静则产生阴气。如此一动一静，阴阳之气互为其根，无穷运转。自然界也是如此，阴阳寒暑，四时的生长收藏，就是万物的生长规律，这种规律无不包含在阴阳五行之中。阴阳交合，则化生万物，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息，故变化无穷。这些内容提出了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河图以十数合五方、五行、阴阳、天地之象。图式以白圈为阳、为天、为奇数；黑点为阴、为地、为偶数。并以天地合五方，以阴阳合五行，所以图式结构分布为：一与六共宗居北方，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二与七为朋居南方，因地二生炎，天七成之；三与八为友居东方，因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与九同道居西方，因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五与十相守，居中央，因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图是根据五星出没的时节绘成，故称五星为五纬，是天上五颗行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五行运行，以二十八宿为区划，由于它的轨道距日道不远，古人用以纪日。五星一般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相继出现于北极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合周天360度。由此可见，河图就是五星出没的天象，也是五行的来源。
洛书古称龟书，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此图象，结构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洛书数字本太一下九宫而来，以四十五数演星斗之象。古人观测天象，认为北极星(太乙)之位恒居北方，可以作为中心以定位的标准。九宫是据北斗斗柄所指，从天体中找出九个方位上最明亮的星为标志，便于配合斗柄以辨方定位，发现九星的方位及数目，即洛书的方位和数目。洛书九宫数，以一、三、七、九为奇数，亦称阳数；二、四、六、八为偶数，亦称阴数。阳数为主，位居四正，代表天气；阴数为辅，位居四隅，代表地气；五居中，属土气，为五行生数之祖，位居中宫，寄旺四隅。由此可见，洛书九宫是观测太一之车，即北斗斗柄从中央临御四正四隅而形成的，洛书九宫与八卦的阴阳变化存在着密切关系。
易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从伏羲时代造作的卦画开始，到周文王，被囚禁?里的七年时间，于大忧患中，作大开创，成就了周易彖（卦）辞。后来周公姬旦又为每卦六爻作了爻辞，开创了兴周八百年基业的哲学思想。到了孔子，又赞周易十翼之传，一脉相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包含《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在内的《易经》。这四位作者，从伏羲到孔子，相距上千年，但他们对易学的见解却是惊人的一致，反衬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口号很响亮，就是“打倒孔家店”。但却没有人提出“扫除易学”、“挖掉老庄店”，太极八卦图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招摇过市，道教建筑仍然占有着中国最美的山水。这足以说明易学文化和老庄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力，即易学文化，以及尔后受它影响最深的老庄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普遍的方法论。它们不但是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宝贵经典，也是大众精神的一种寄托和生存的教科书。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这句话其实也是包含了易学文化在内的。道教缘于道家，用了老庄的哲学思想，还把老庄认成是祖师爷，道家也因此扩大了自己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然而，不论是在广大民众中有着巨大影响的道教，还是作为道教理论基础的道家哲学，都与易学文化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而道家与易学的缘分，又是儒家和佛教所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西方人并不细分道家与道教的区别，而是统而言之：taoiSm。
易学文化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多有启发。它十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割据，保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山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纷争不已的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分裂时期，但是在文化继承关系上，却没有一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但是却一直弘扬着中华民族文化，这一点从现存的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中，都能见到，孝文帝甚至把姓氏拓拔改为元）；它提倡“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它主张发展农业，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要节约开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它主张发展手工业，使物产丰富，方便人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它主张发展商业，促成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学文化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时时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离散，心无居安，社会就不会稳定。它教导历代仁人志士“与民同患”，把人民的忧患放在心头。易学也重法治，主张“明罚清而民服”，一切法令制度都贯彻“抑恶扬善”的原则。中华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历史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奋起进行革新运动，这正是易学文化持久熏陶的结果。《易经》最早提出“革命”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有本质区别，但它主张，“革命”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适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易学文化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引起变化，变化了就会畅通，畅通才能持久，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易学文化又始终贯穿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所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学文化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易经》最有名的哲学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就是变，它是一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变化的书，是古代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指出这种变化，不是来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其固有的一阴一阳的矛盾性，这就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易经》认为，整个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相适应，它劝诫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它认为人在自然、社会的变化面前，不是无所作为，应当发挥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它讲“物极必反”，“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势必要的。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思想，在最能代表哲学思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能见到易学文化的深刻体现。
易学文化为中国古代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取象比类。思维借助“卦象”，极富形象思维特点；取象为了“比类”，又是逻辑思维的特性。因此，取象比类是两种思维相互作用的思维方法，更具有强烈的辩证法特征。黑格尔自己就公开宣称，他所创立的辩证法，就是来源于中国的易学文化。
易学文化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无时不刻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时赤胳上阵，指导着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易学讲阴阳对称。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反相成，对称互补，构成统一和谐的大千世界。这一对称协调原理，在传统的中国医学、医药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中国的书画艺术中更有精妙的表现；在中国古典建筑和古典园林布局中，又是运用得淋漓尽致。易学讲整体思维。人体小宇宙，自然大宇宙，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外及内，包含了现代系统论思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调理阴阳，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经络理论等等，都是这种系统论思想的具体体现。易学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易学特别注意宇宙运动的周期性，主张“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从太极图到384爻的渐变演化，从河图洛书到五行九宫的相生相克，虽然千变万化，却都遵循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计算机的鼻祖莱布尼兹，说他所创立的二进制原理与易学的术数演变完全一致。又比如中国古典建筑，从不强调个体的美，而是强调总体布局的强烈韵律感。看北京的皇城、天坛等，无比恢弘的气势，正是这种强调序列，注重节律的结果。
易学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数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易经》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参加其中，经久不衰。清朝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对此种文化现象有过这样评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今天易学文化的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它为中国美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方法。美术家多认为“太极图乃书画秘诀”；舞蹈家更把八卦的无穷变化看成是审美标准的符号，对民间和宗教舞蹈影响最甚。易学关于阴阳协调的原理，又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风水学，数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环境科学、生态建筑学、环境艺术和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易学文化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易学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文化
易学的伟大自不待言，如今满世界的“易经热”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例子说，美国的大学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设有“算命”学科，不但西方的学子去学，而且中国港澳台的学子和世界上许多华人子弟也跑去选修。台湾学者南怀谨说他的一些学生，就跑到美国去选修“算命”学。为此，这位先生还发了一通感慨：年轻的国家（指美国），文化草昧的民族（指美国人），正以大胆的创见，挖掘、开发自己文化的新际运，不管是有道理或无道理，研究以后再作结论。但有祖先留下来五千年庞大文化遗产的我们，却自加鄙弃而不顾，一定要等到外人来开采时才又自吹自擂的宣扬。我们姑且先不去管南先生所说的美国“算命”学科，是否在教授中国的易学文化，或者中国古代巫师术士的一套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至少可以说明易学影响的广泛。
在哲学方面。易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即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创始人、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受了中国易学和老庄哲学的深刻影响，创造了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我们说黑格尔是创造也行，说他是在贩卖中国的易学文化也可以，因为易学比他的那套理论起码早了不知几千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他的手中被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列宁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提出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实现了辩证法的系统化。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黑格尔研习和运用中国易学的结果，《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黑格尔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称赞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黑格尔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从上述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通过黑格尔哲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易学中的某些伟大思想，特别是辩证法。
在科学方面。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发明者，他曾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课题，这个课题起源于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拉普拉斯曾经幻想：“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时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组成它的实体各自的位置，如果它还伟大到足以分析所有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个单独的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原子，都毫无例外，而且对于未来，就象对于过去那样，能一目了然。”（《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拉普拉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人，他产生了比他早五千多年的中国先哲的想法，而又引起了比他晚了近一个世纪的爱因斯坦的苦苦探索，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不奇怪，比拉普拉斯早了整整一个世纪，比爱因斯坦早了近两个世纪的物理学家牛顿，对于自己发明的力学规律，始终解释不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于是就陷入唯心主义的怪圈，把它说成是上帝给的力。据说拉普拉斯提出的问题已经由中国科学家解决了。中国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现者是在破解伏羲古太极图的过程中，完成了拉普拉斯一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
据说爱因斯坦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力于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和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这两大法宝，中国古代科学家都不具备，然而值得惊奇的是，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中，有许多早已被中国古代科学家完成。后来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从小就受到易学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很客观地看待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很辩证地研究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以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流誉全球。李约瑟也对中国的易学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在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详细论述。他在研究了莱布尼兹的二位进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说：“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这一点莱布尼兹本人也从来不否认。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曾经选择要求政府把授予他的爵士徽章设计成太极图形式，这不是因为太极图美丽，而是因为量子力学有一条定律，叫“测不准定律”，这个定律正是深受了易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对此，物理学家李政道是这样解释的：“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可见，玻尔的量子力学是受了中国易学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然他就不会在自己的爵士勋章设计上，想到中国的太极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学习《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和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在艺术方面。易学文化对西方艺术与现代设计方面的深刻影响，将在以后专门论述，这里暂不赘述。
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本身就是伟大的设计
易学把深奥的逻辑思维，图解成易于研究的形象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设计。据说如今的日本很时兴漫画书籍，就连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台湾论》，作者小林善纪也是用了文字与图象的手法，企图争取更多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借了中国易学文化的表现方法，来侮辱和挑衅中华民族。
历代说《易》者，不外乎义理、象数两途，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先民们有了太极的概念，然后产生了太极图；有了阴阳的概念，然后产生了两仪；有了四时的概念，然后产生四象；上观天象，下看地理，又观察大地万物，近取法于人体的解剖图形，远取法于万物的各种形象，然后造作了八卦，又交叉重迭衍生六十四卦；又造作河图、洛书。《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所以说，以六十四卦为内容的卦象系统，以五行九宫为基础的河图洛书，都是易学文化的图象形式。卦画的最小单位是爻：“—”为阳爻，“--”为阴爻，阴阳爻、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线条符号)。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交合，正是阴阳对立统一、消长流行、互根互动的最佳图示(图形符号)。混沌之气——太极，于旋转中生出阴阳——两仪，阴阳于互动中生出四时——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五行于相生相克之中，演化出十分逼真的河图；九宫于循环往复之中衍生出洛书。正是这种无穷变化，才启发了后人，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造。我们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是从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太极图、无穷变化的阴阳爻、相生相克的河图、循环往复的洛书中，激发了灵感，产生了奇思妙想，于是就有了寓意深刻的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有了美不胜收的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有了精妙绝伦的中国民间艺术。看了汉代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有谁不认为这两件科学仪器是两件堪称世界之绝的艺术设计作品，又有谁不认为其中蕴涵了中国易学文化的精髓。所以古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说：太极图本身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秘籍。
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从孔庙到道观的标识物；从道教的服饰到游方术士的招摇旗；从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古典书籍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到韩国国旗图案、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的爵士勋章等，太极图无不跃然其上。太极图除了阴阳鱼图形外，还有五层图形(即“周敦颐太极图”)、空心圆图形、黑白半圆图形等等。阴阳鱼太极图，早期称作先天图、河图、先天自然河图、先天自然之图、古太极图等；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太极顺逆图、太极顺生图、丹道逆生图等。
关于太极图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原始时代说，有太古洪荒说，有生殖器崇拜说，不一而足。宋朝的朱震认为，太极图是由五代末宋初的道教鼻祖之一陈抟传下，他在《汉上易传·进易说表》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但是陈抟的太极图是谁传的，他没说，但恐怕也不会是陈抟自己创造的，因为有无数的出土文物证明。台湾的陈立夫在《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中认为：“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较《周易》及《乾凿度》之成书，尚早三、四千年。诸如陕西永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时代）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陈立夫所称“双龙太极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陈立夫的说法比较科学，远古先民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手段，借助图象来推演天文地理、宇宙万物，那是十分自然的。至于陈抟，也许只是把太极图当成道教的标识物而已。
还有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道教徒之手，是道教内丹学的产物。据说有人利用eF扫描技术，给进入气功功能态下的气功师作脑电图，并结合中医学和气功学有关记载，对气功师的脑电图进行了测试研究，发现大脑存在一个太极结构，以此证明太极图最早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内景感受(或内视)记录的丹象，也就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的脑电图。因此提出狭义与广义太极图之说，狭义的“太极图”(从它的原始起源的意义上说)是一张脑电图，广义的“太极图”(从它发现并描述了某种普遍的物质运动原理与结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宇宙物质运动模型。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这种丹象——太极图，只有气功修炼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但是用什么来修炼呢，还得求助古人，丹家的经典《周易参同契》就说，修炼的理法依据仍然是《易经》的原理和《易经》的太极模式。也就是说，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是在易理易法的指导下修炼出来的。无论是汉代的魏伯阳，还是以后的陈抟等道教徒，他们都得研习《易经》，不研究《易经》，就不能发现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与伏羲八卦原理及图形相一致。
太极图产生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或配以八卦，或配以六十四卦，于是便陆续出现了“先天太极图”、“天地自然之图”、“河图太极图”、“洛书太极图”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太极图。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属于意义世界的太极图是以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为原形，以伏羲八卦方位为参照系，在《易经》原理的指导下画出来的。太极图产生以后，由于它具有与伏羲八卦方位图相同的宇宙意义，而其描述的简易性和生动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人们便用它来解说宇宙现象，从而使之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适用性。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留待专家去研究而后得出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图的创造者，或者叫设计者，一定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和研究，在大脑里产生了某种图形，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也许这种完善，不是一个人、一个时间内完成的。
河图和洛书的创造，更带有一种神话的色彩。传说，在伏羲的时代，有龙马出于黄河，身上的花纹恰如八卦，于是，伏羲就取法于此，创造了八卦。又传说，在夏禹的时代，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大禹取法于此，创造了洛书。这当然都是神话故事，不足为凭，但是，也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任何创造——包括一个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都离不开客观实践。无论从哪一个学科、哪一个角度，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研究易学象数的起源，这些象数自身都是一件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它们给我们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发，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离不开逻辑思维的指导；而理论创立的逻辑思维，在形象思维的表现下，将更加深刻。二者的结合，将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易学文化把艺术创造和现代设计推向颠峰
深受易学文化熏陶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其作品都在自觉与不自觉、有意与无意之间，打上易学文化的烙印，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不但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这样的设计作品为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就是中国书画艺术，也不是外人很容易就揣摩和掌握的。还有我们现在出土的许许多多青铜器，其文饰，清一色都是易学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民间艺术，更是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剪纸、年画、蜡染、刺绣、雕刻、陶瓷、彩绘，还有最为称道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无一例外。
我们今天许多的设计作品，也都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和国内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他们都是世界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在他们的诸多作品中，几乎每一件都带有易学文化的影子。甚至青铜器的文饰符号、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了他们的设计符号。还有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他在20世纪80年代为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虽然如今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但那却是一件深受易学文化影响的现代设计作品，从总体布局到细部处理，设计者几乎是在不断地、反复地运用易学的象数与符号，以此来强化建筑本身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举两个前面初步提到的案例，来说明易学文化是怎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和设计师。
200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讨论会》，据说这个《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是为了以实践创造和理论探索的方式，回答两位世界著名学者关于“艺术与科学殊途同归”的思想。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著名艺术家吴冠中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两位学者虽然身居不同的创造领域，但是他们的思想表述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主题：人类生存和存在的终极境界——艺术与科学的融合。这种“融合说”本身就带有易学文化的烙印。
在作品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学者自己的作品。一件是身在大洋彼岸的物理学家李政道的雕塑——《物之道》，表现了物质结构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另一件是久居国内的艺术家吴冠中的雕塑——《生之欲》，表现了生命结构微观世界的存在形式。这两件雕塑作品反映了科学领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揭示的物质运动的情景；一个是蛋白基因结构揭示的生命存在的途径，这两个领域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探索未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物之道》体现了李政道在自己研究的科学领域里，所具有的睿智与浪漫，以及他对物质存在的哲学悟性。李政道为自己的雕塑题写了这样的说明：“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并进一步阐述道：世界是由带电的粒子构成的。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形成原子、分子、气体、固体、地球和星球。这种负电荷与正电荷的对偶结构，或称“阴”和“阳”，可以通过太极图恰当地表现出来。《物之道》用雕塑语言，将科学探索的物质结构的最高境界放到易学文化当中，根据太极图的基本构成形式，演化出富有哲学意境的艺术形式结构和语言，通过艺术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使物质雕塑要表达的科学内涵的最高审美境界和哲学境界得以形象再现。《物之道》在雕塑形态上，参照远古时代彩陶艺术的语言形式和表现物体内涵的方式，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点、线、面运动变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力，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典型形式——线的单纯、简洁、绵延不断的性质，以及螺旋线生生不息的运动视觉效果，表达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核心普仪螺线管线圈的科学技术特征。一根变化丰富的螺旋线，以哲学的理念反复生成，推至象数概念中最大极数的九根螺旋线，九根螺旋线排列组合成旋转运动。九根线的一端收敛极心，意味着指向太极；另一端发散太空，意味着指向无极。在黑与白之间，那恰似九条升腾的龙，在太极与无极的世界里，“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李政道凭借自己对易学文化，以及老庄哲学的深刻理解，穷尽了点、线、面构图，使足了色彩、材料和技术，使易学文化在《物之道》中得到了极至的张扬。
《生之欲》则体现了吴冠中在自己探索的艺术领域里，所具有的深厚人文修养和充沛的艺术激情，以及对真善美抽象概括的敏锐性。吴冠中在科学家发现的蛋白基因里，找寻着尽善尽美的艺术语言，来表达我们不曾看到过的生命形态。生命除开它的物质形式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形式，吴冠中紧紧抓住生命主题的本质和蛋白基因的形态结构特征，按照中国哲学思想对生命认识的境界，把中华民族艺术表达哲学思想的形式——寂静之中的激动，激动之中的寂静，全部倾泻在《生之欲》上，这就是“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的易学文化意境。
易学文化是以生命来感悟道的深境，而中华民族艺术则是以道来诠释生命。那狂草般飞舞、转折、起伏的线条，展示着生命的韵律、节奏、秩序。线的表现力既有狂草的“舞”，又有音律的“美”，使生命在天地之间充满无限生机。为了加强生命的张力和音乐性的色彩表现，使线的空间变化表现得更具浪漫性，吴冠中以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色彩：粉绿、桃红、淡黄、银灰依次作为主色调的色标，并用红、黑线贯穿这生命之春的明快色彩。使人产生心理暗示和审美联想：生命源自于太极，又将回归于太极，没有个体的死亡，便没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于是，人类发生、成长、回归的终极状态，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吴冠中以充沛的情感和诗人的浪漫，为《生之欲》划上了最后的一笔：“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这又是对易学文化的理解。
这是两位有着不同人生阅历，又是在不同的领域——科学与艺术的无限而又有限的时空里，奋力拼搏的学者，用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的哲学思想，一种共同的科学与艺术笔法，创造着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风水术导引着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易学文化中，风水术对于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上到皇家的宫殿和园林，下至民间百姓的茅舍庭院，都十分讲究风水，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产生了无数的风水术士，同时也流传下来一部又一部的风水著作。不但对阳宅——活人的住房讲究，对阴宅——死人的陵墓也讲究。流传了上千年的《葬经》，几乎就成了“阴阳仙”（风水术士的民间称呼）手中的法宝。晋代的郭璞被后世风水家推为鼻祖，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解释道：“《易》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家认为，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孙后代的祸福。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风水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来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这就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与相墓之法。先不论这种风水定吉凶的观点的非科学性，在风水术中，选择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还是能够为科学所接受的。
风水术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流传的十分久远。传说，“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那时，在国家的管理中，就有了专门官吏来管理风水。考证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士中，就已经萌生了风水的雏形。《水经注·易水》记载燕国宫殿兆遗址说：“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也矣。”可见，择地筑宫，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在战国的燕国等地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
帝王们是最重视风水的，据说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风水，有方士对他说，金陵有天子气，将来必出王者。于是，秦始皇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就派遣“朱衣三千人凿方山，疏淮水，以断地脉”。按照风水家的说法，地脉一断，风水自然就遭破坏，天子气就没有了，王者也就不会出现了。当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就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间展开了一场风水战。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动摇到明王朝江山的时候，崇祯就派出专人，跑到陕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坟，想借助风水的法宝，斩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蒸蒸日上的生气。李自成也有着与崇祯一样的风水观，当他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时，李自成命令将士，一把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结果，出于历史的巧合，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兵败身亡。然而，断了金陵地脉的秦始皇，也没有使秦王朝逃脱二世而亡的命运；挖了李自成祖坟的崇祯，也没有挡住农民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城；烧了崇祯祖坟的李自成，也没有使大顺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代霸主。
也很迷信风水，当年为了尽快消灭日益强大起来的红军，就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去的老家韶山，挖的祖坟。和共产党，却没有学李自成，解放后还把的祖坟整修一番。据说败退台湾的，有一次从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拍回的图片上，看到蒋家宗祠保护得如此之好，感慨万千，唏嘘不止。但是，挖了祖坟的，终于被领导的人民大众打败，而整修了蒋家宗祠的，却依然成为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领袖。当然，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风水术当作有关建筑学、规划学上选址、布局的生态环境学，于现代设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一直受到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周易八卦，即易学文化的支配。《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得更具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风水术里面的阴阳说，也是来源于群经之首《易经》中的太极图。运用易学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正确掌握物极则反的规律，准确把握阴阳转化的条件，对于建筑规划和园林布局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事物，当它发展到尽头的时候，都会走向反面。所谓“子时爬到晌午，再走月淡星稀”，正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生生死死，变变化化，宇宙的阴阳变幻转化，就是这样的不可抗拒。《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
五行是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易学文化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把触角伸向了物质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并把它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称为五行。五行均有自己的性质，《尚书·洪范》归纳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宇宙不断运动，永无休止，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生化，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消亡，生生灭灭，变变化化，可以归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和阴阳的交互作用。五行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环往复，永世不竭；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然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五行之中都有我生、生我，我克、克我的双边关系。五行既然是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就必然和宇宙万物发生无法分开的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为易学文化的一部分，风水术也必然和五行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代传说，天干地支是远古时代的大挠发明的。天干有十个，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顺序相对结合，便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这种结合轮转一周，恰好是六十年，谓之六十花甲子。在风水术中，除了用干支纪日外，最主要的是结合干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阐述风水术上的一些问题。天干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五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地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戌、丑、未属土。在方位上，由于十二地支彼此瓜分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其方位可以列成图象，即：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卯是正东方，酉是正西方，丑是正北偏东，寅是正东偏北，辰是正东偏南，巳是正南偏东，位是正南偏西，申是正西偏南，戌是正西偏北，亥是正北偏西。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说法，再加上世人的诸多禁忌，风水术才在风水术士的手里变得异常复杂和神秘。但那复杂和神秘，于科学并无什么用处，大体是风水术士骗人的把戏。
风水术虽然宗派很多，但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讲究龙、穴、砂、水。《管氏地理指蒙·乾流过脉》上说：“黄帝葬于乔山，在大河之南，脉自积石逾河，衍者丰饶而广被也。舜葬于苍梧，在大江之南，脉自荆汉逾江。”是说黄帝和舜都葬在龙脉之上，福泽江河。历代帝王对于陵墓择基的龙、穴、砂、水，都讲究得叫人叹为观止。当年那个在康乾盛世时承前启后的雍正就是一个，他曾把选好的东陵九凤朝阳山作为寿宫，后来忽然变卦，最终选在距离东陵一百多里远的河北易县泰宁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是为泰陵。清宫档案《起居注册下》记载了当时雍正的手谕：“此地（指九凤朝阳山）近依孝陵（顺治陵墓）、景陵（康熙陵墓），与朕初意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治亲王、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永宁山太平峪万年之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询为上吉之壤，但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这位为大清江山殚精竭虑的雍正，也和所有帝王一样，为自己的死后费尽心机。
何谓龙、穴、砂、水？就是说，选择生气积聚的风水宝地要按照“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推定。所谓“龙真”，是指生气流动的山脉。风水术以山脉为龙，把山势起伏绵亘，逶迤曲折的脉络称为龙脉，气脉所结之处为龙穴。“龙真穴便真，龙假穴便假”，寻龙是为了点穴，点穴必须寻龙。所谓“穴的”，是指生气凝聚着的吉穴的位置所在。地脉停顿之处为龙穴。俗话说：“寻龙容易点穴难”《葬经》也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的说法。所谓“砂环”，是指穴地背侧和左右山势重叠环抱的大好自然环境。所谓“水抱”，是指穴地面前有水抱流。《葬经》上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总之，相宅（阴阳宅）之术，“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依次而进行。龙、穴、砂、水的排列组合得当，才能使气聚而不散。所以，相风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好气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学。
如今全世界兴起“风水热”，在中国大陆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风水术，也从海外归来，但是我们要有冷静的科学分析头脑，不要以为国外风靡，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精华。由于有巫师术士的妖言惑众，加之人们对未知世界迷惘与渴求，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的风水术，一直是科学与迷信搅合在一起，使人真假难辨。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技术，那么，风水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建筑的选址问题，也就是为了找寻最佳的人居环境。至于为了寻找死后的风水宝地，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千百年来，哪个帝王没找一块“风水宝地”，可是又有哪个帝王的江山永固、万代长存了？！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易学文化有关天、地、人理论的延伸，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在风水术中把它推向了唯心主义的绝地，是不可取的。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中国古代风水术是“准科学”。所谓“准科学”，就不是完整的科学，其中也有不是科学的东西。李约瑟对风水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说：“在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恩物，如劝人种树和竹以防风物，强调流水靠近屋址之价值都是。”“就整体而言，我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籍此得到说明。”很显然，李约瑟取的是中国风水术中的科学内容，而摈弃了那些不科学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风水术中的伪科学都做过极为严厉的批判，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衡》里，对风水术的迷信惑众，扰乱社会，给予了口诛笔伐；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经写下《葬论》、《论山陵择地札子》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风水吉凶说，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明朝的张居正是当时反“风水吉凶说”的猛士，他在《书经》上说：“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其实《易经》上早就说得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连被后人神化了的刘伯温，虽然因为写过《堪舆漫兴》，被风水术士奉为祖宗，但他也并不相信“风水吉凶说”，他在《司马季主论卜》上说：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有过去就有现在，今天的碎瓦颓垣，昨天也是歌楼舞馆；今天的荒榛断梗，昨天也是琼蕤玉树；今天的露蚕风蝉，昨天也是凤笙龙笛；今天的鬼磷萤火，昨天也是金缸华烛；今天的秋荼春荠，昨天也是象白驼峰；今天的丹枫白荻，昨天也是蜀锦齐纨。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春一秋，物故者新。
现代文学艺术篇4
论文关键词：陶瓷艺术,学院派,创新精神,否定传统
一、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概述
学院派陶瓷艺术的产生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国瓷”的烧制。以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家祝大年，高庄等为代表，设计制作了一批即继承传统装饰纹样，又融入西方雕塑造型观念的实用型器物。此后形成了一批专业艺术院校，艺术院校陶瓷专业以及陶瓷艺术研究所等，并影响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周国桢教授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韩美林教授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院派的发展经历了与民艺派风格的融合，受西方现代艺术与陶艺的影响，强调创作者的个人感受，不受传统，地域及创作形式的影响，塑造出了一批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陶艺作品。
二、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现状及个例分析
当今的陶瓷艺术，艺术价值相对较高，有代表性的就是景德镇瓷器，既有继承传统的民间工艺大师的作品，又有一批新生代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院派青年作品。学院派的代表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何炳钦教授，他的早期作品运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将中国吉祥的花卉图案经过设计组合，通过浅浮雕工艺进行制作，使用素雅柔和的色釉进行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自我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个人风格非常明显；后期作品用色泥镶嵌创作花卉素材的现代陶艺，将色泥组合成花卉，镶嵌在泥片造型作品中，保留了创作中泥土的运动状态，将陶瓷材料美感营造到了极至；近期的创作又加入了青花花卉元素，不仅如此，为了作品的稳定性还花消大量时间研究稳定的釉里红，使用到个人创作中。何炳钦教授将继承来的传统当中的精华元素与自己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从花卉样式到器皿造型再到亲自动手镶嵌现代类创作，始终都在探索和研究，甚至利用高科技成型手段进行创作，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都是无前例的。立足本土的传统图案花卉素材在他的思维牵引下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创新的“差异化”。汤正庚的青花山水更是独具一格，由于他长期从事国画山水的教学与创作研，有着雄厚的国画功底，其陶瓷作品以中国水墨绘画为雏形，在继承传统国画中对于笔墨神韵意境追求的同时，加入了自己对于山水画表现力的理解，从形式上打破传统。他的早期作品致力于青花瓷表现的探索，画面敦厚华滋，水色交融，在典雅精致的瓷韵中蕴含着高洁意境，皴法独具一格，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现代多元艺术语境中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景德镇这片具有极强包容性的陶瓷艺术孕育地上，同时也存在着一批以继承传统为主的民间陶瓷艺术家，他们将优秀的陶瓷制作工艺传承到了极致，例如陶瓷艺术大师彭竟强，他的花鸟可谓将传统的粉彩工艺延续到了极致，他对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着全新的理解与认识，认为只有先继承好了优秀的传统工艺才能既而加入自己的认知进行个性化创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他真正做到了与创造经典作品的古人进行交流与对话，从古代作品中学习精髓和技术。他为了看傅抱石的用笔专门跑到南京去看原作，感受原作与画册的区别，从绘画大家那里吸取养分，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重新面对古彩工艺。他将西方现代艺术以及时代给予他的影响运用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空间的表现强烈的反映出他的个人艺术修养。
三、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思考
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存在，就不免会引起一些矛盾和争议的产生，学院派认为，大师们再怎么做都做不过古代官窑，而能代表当代中国人审美思维特征的现代陶瓷还是需要学院派陶瓷创作者们去创造。他们站在不同层面上，代表着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趋向，他们的创新精神也会引领将来陶瓷艺术的发展。现如今，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思想在引领这种“创新精神”呢？不难看出，由于对传统陶瓷艺术的这种排斥，导致现今许多年轻的学院派陶瓷创作者所谓的创新走向了盲目跟风的现状，这股风主要来自日韩和欧美，而完全对我们的传统工艺视而不见，甚至把继承传统看做是可耻的。
艺术需要创新精神，但是创新的理念来源于我们个人的艺术感知力，个人的精神感受，而非流于外在的表现形式。“传统”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已经成为历史的事物，，而另外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指一种贯穿古今的内在联系，甚至还包孕在未来。艺术创新中的“反传统”，对于“传统”的第一层意义上的否定还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将创新与传统彻底的隔开，彻底地否定传统，是不可能成立的，除非我们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而艺术活动也将返回到原始艺术。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曲解与排斥也是有历史性原因的，逻辑也很简单，传统的艺术既然产生于过往的封建社会，那理所当然带有落后，封建的影子，因此现在必须否定与弃之。因此由于这种传统艺术的阶级性，使得它的民族性与传承性也受到了否定。尤其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以后，加上中国艺术市场的大环境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许多艺术家们迷失了方向，忽视了艺术创作本身的意义，出现了迎合市场，崇洋媚外的现象，陶瓷艺术界亦是如此。
四、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发展对策
好的陶瓷艺术的创作应该是个人化的，不论表现形式是融合了传统元素还是现代的表现手法，只要出发点是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或是对于艺术的一种探究的态度，那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论表现形式是沿袭传统还是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艺术本就是无界线的，更何况工艺性较强的陶瓷艺术。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拘一格，因为他们懂得“取其善者而用之”。对于我们年轻的学院派创作者来说，“善者”即是优秀的传统工艺。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纵观历史上的艺术潮流变革，学院派陶瓷艺术才算刚刚起步，像初生的太阳，既然有了优秀的领路人，只要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相信我们的路会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现代文学艺术篇5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学潮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强奸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 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现代文学艺术篇6
论文摘要:物理学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对美的一个无限追求过程,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变革,物理美学思想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物理学已毫不羞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经典的科学美学思想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世界构成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物理学及人类社会发展是确定性的还是非确定性的?和谐、有序是否依旧是科学美学的衡量标准?
美是人类的一个更高尚的需求,它体现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诗歌、音乐、绘画、建筑、戏剧、电影、科学等领域无不渗透着人类对美的无限热爱。同时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对美的一个无限追求的过程。
物理学与美学,二者相互联系、共同发展,对美的追求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内在驱动力,随着科学的不断变革,物理美学思想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现在面临着复杂性异军突起,不确定性、无序、混沌、非线性已毫不羞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对经典科学美学思想形成了巨大挑战。现代物理学的诞生为人类开创了一片新的天空,一切都处在系统中、变化中,原有的简单、和谐、对称、确定性等美学观念日益受到严峻地挑战,新时代的科学美学思想脱颖而出。
一、物理美学的简单性与复杂性:
世界的本质是由非线性控制的,人们对基层规律的掌握绝不能保证对高层现象的确定性认识。进一步讲,简单性只是复杂性的特例,是在一定理想化基础上存在的。从科学史可以看出,任何科学理论均是对实际的近似,都要突出根本性的关系、行为,舍去不必要的细节因素,因此,某种程度上都背离了现实世界,把问题限制到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步。以牛顿为例,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堪称简单性典范,但是他一样不能拒绝混沌现象的存在。在研究月球的轨道问题上,他不能阐明月球在地球和太阳两者作用之下的运动,感到非常恼火。由于无法得到精确解,他不得不求助“摄动法”,把三体问题化解为两体问题,以得到一个近似解。不仅如此,人们发现,最终的科学理论与实际观测之间都允许存在一定的误差,从逻辑角度思考,之所以允许存在误差,就在于人们不能完全确定地把握事物与现象。
虽然人们否定了本体论上简单性,但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说,简单性原则仍有其合理性。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面对一个复杂的现象,人们必须把整体分成部分,分门别类地去研究,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是认识的必然规律。
简单与复杂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不可能完全抛弃任何一方,而承认另一方,它们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简单性决定了认识的可能性,而且使人类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复杂性决定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辩证性,它防止人类把科学变成恶劣的教条,当成某种僵死的固定不变的东西。
二、物理美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牛顿带给人们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非确定性则作为一种随机的、偶然的、片面的现象日益遭到人们的排斥和拒绝。但是复杂的物理科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把偶然性、非确定性引入历史舞台。非确定性不再是过去那种卑微的角色,由于非线性机制,初始条件的微小偏差,会被无限扩大。一只蝴蝶拍打翅膀都会引进一场暴风雨,可见非确定性的力量,从此,人们再也不能对偶然性等闲视之。蝴蝶的力量同时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体对整体有着不可察觉,但又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由于行为本身有影响力,而是由于这一行为超越了自身,对周围环境起了引导作用,引发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然而,非确定性并非是对确定性的否定,而是对确定性的补充和完善。非确定性在普里高津那里是以一种“新的理性”的姿态出现的,他认为大自然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有不确定性的一面,二者缺一不可。“确定性的意思是预先确定的和可预先确定的”,它体现的是一种稳定性,是对已有科学知识的肯定,否定了确定性也就否定了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确定性,“如果各种事件都按预定的程序发生,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机的一部分,不言而喻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任它的摆布而己 ”。
非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随机,但也意味着希望,从此不会,也不应受到人们的完全抵制,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希望。但如果单纯强调非确定性,系统也就失去了稳定性,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大自然演化的历史,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人类自身,无不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携手创造的神话。
三、物理美学的无序性与有序性:
与确定性和非确定性这对范畴相联系,有序与无序是科学美学领域另一对重要的范畴。有序,是指空间分布上的规则性和时间延伸上的周期性;无序,是指空间分布上的无规则性和时间延伸过程中的随机性。从前面对经典科学美学思想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们一向偏爱有序,无序则是人们排斥的对象。一直以来,有序与无序是对立存在的,但是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需要人们重新看待这一对范畴。
有序不仅仅是体现了一种规律性和周期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约束性。赫尔曼·哈肯在论述有序时指出,有序在现实中体现的是可能性的单一性,即只有唯一的实现方式。在这种未来只有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惊奇,没有乐趣了,美又从何谈起呢?无序则与此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变异性、可能性。赫尔曼·哈肯曾指出,“物件所在位置有很多可能性,这就造成了无序状态”,“大量不同的可能性也是物理学中无序的量度”。可见无序对应的是大量的可能性,这众多可能性的存在是否正是为人类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机会呢?并且,无序并不总是意味着杂乱无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有序。激光的诞生就是一个绝妙的例子。激光的产生是通过改变泵入的能量及两平面镜间的距离,使完全杂乱无章运动的受激电子突然之间以同样方式运动,产生一种完全均匀的,几乎是无限长的波列。从这个意义上讲无序难道不是一种美,它蕴含着的难道不是一种创造之美、一种发展之美。
当然纯粹的无序也是不好的,但是世界既没有纯粹的有序也没有纯粹的无序,一切美的事物都来自二者绝妙地结合。如果有序体现的是一种美的形式,无序则是美的源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贴切:“美是两个悬崖之间的狭窄小路;在一边全部有序消融在混沌之中,在另一边,则是对称和有序的凝固世界。只有沿着这条危险的小路,美才能展示其形态。”埃德加·莫兰也曾说过:“单独的、孤立的有序和无序是形而上学的,而只有它们的连接才是形而下的、物理的”。
四、结语
科学与矛盾的对话永远敞开着,科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美也是不断变幻其形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如果说经典的科学美学是从上帝的合理性信仰中派生出来的,它所体现的是对上帝观念的顺从与证明,是一种静态的、无生命的美。那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突破了经典美学思想的束缚,尤其是物理学不再仅仅归结为秩序、简单性、确定性,同时也包含着非确定性、复杂性。可以说也正是这些非确定性、复杂性赋予了科学美学以新的内涵,即适应、创新、发展和进步,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和谐、统一、真正的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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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m·克莱因.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m].李宏魁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现代文学艺术篇7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现代艺术 辫护 文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发展史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审视，我们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文化批判是以艺术批判作为中心的，“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为之辩护的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有足够的反叛和颠覆性质。它与“否定”紧密相联，二者的结合进而扩张为2p世纪的一种“神话”，广泛植根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之中。以至于欧文·豪认为，要给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认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但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面临着两难困境:“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其困境的认识与此相似，进而他确认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现代主义又与19世纪末叶社会科学的一种通行理论—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不悖一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进行严格的诊断之后，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之间。现代主义运动是当代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阵营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而且，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西方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从而经过百年反叛与颠覆，现代主义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当贝尔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悲观情绪。他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在本质上是经不起冲击的。事实证明:在一味的翻新和反抗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留下一个反叛的外壳;而更随着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沦为一种“中产崇拜”(midcult)。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正因为是保守的，丹尼尔·贝尔就缺少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反抗精神。与贝尔的悲观主义文化情绪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没有采取其对文化既存现象或事实的单面评述的总体文化逻辑，而是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
为现代主义艺术进行辩护，对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阐释是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文化和美学问题主要是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特殊研究领域。而其中，阿多尔诺为现代主义作出的辩护最多。“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相当于一种现代主义理论或先锋派主义理论。现代派艺术理念实际上是阿多尔诺的艺术理想。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为什么要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或者说，他们推崇现代主义艺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现代文学艺术篇8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成为一种事实。而如今，我认为世界已经加速步入“后经济全球化时代”，即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时代，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将成为新时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国内文化教育方面，出国留学、双语教学、外籍教师、校际合作等等多种教育全球化的方式陆续出现。大局势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首先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考虑教育问题，并不断地做更多的实践和探索。高中学审美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已经具备一定的判断力以及接受和吸收大量知识信息的能力，选择在高中美术教育阶段引入国际化的文化元素是比较迫切和现实的选择。
一、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必要性
我们研究上海高中使用的两种教科书会发现，教材中美术鉴赏部分以中华民族艺术及国外古代经典艺术为主，比较缺乏现代艺术的鉴赏内容。就此，笔者在2011年10月份对执教的上海市金山区亭林中学高一、高二的班级做了调查问卷，统计调查结果如下：学生对现代艺术家的认知度在34%，对现代艺术概念的理解度在18%，对现代艺术名作的认知度在30%，对现代艺术展览的参与度在21%。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大部分高中学生对现代艺术很陌生，学生对四项现代艺术的基本要素的了解或参与程度最高不超过35%。另一方面，我们看学生对现代艺术的兴趣的统计数据：在我们问卷对现代艺术作品向学生举例说明后，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71%的高一、高二学生对接触现代艺术感兴趣；10%的学生认为一般；19%的学生没兴趣。大部分学生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认为现代艺术激发想象、独特新奇和时尚美观。可见，学生对现代艺术形式和内容是充满了兴趣的，但是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而现行的教材对现代艺术的内容设置比较缺乏，学生对社会中接触机会很多的现代艺术的“鉴赏”兴趣和能力未得到满足。所以，笔者认为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很有必要做导入现代艺术的探讨和实践。
二、现代艺术与高中美术鉴赏教育的匹配性分析
1、现代艺术解读
现代艺术起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埃及、希腊、西亚）的西方艺术。可以将现代艺术理解为在科学和理性的原理之上，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视觉风格组合而成的一座大厦。本文想研究说明的主要是最新的现代艺术后期的主要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大地艺术（earth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概念艺术（Conceptualart）、过程艺术（processart）。现代艺术表达的价值观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不求纯粹；二是善待传统；三是非个人化，四是多种标准。
2、与高中美术教育的匹配与结合
并不是所有的现代艺术内容都适合高中生群体，现代的高中生活泼好奇愿意接触和尝试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同时他们又具备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对强迫性接受的知识有很强的抗性，而且他们的自我判断力和思考力也没有成熟。从原则上看，我认为还是从学生的兴趣和艺术价值的本源出发相结合考虑，能开拓视野激发想象力、提高审美感、故事感、共情能力等感知力的艺术形式，介绍一些最新的、时尚的、具备新奇独特性能够激发学生想象的内容，并且规避一些内容，两者结合作为高中美术鉴赏教育的补充。
从实践上，先从现代艺术简史的介绍开始，选取4种形式的现代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概念艺术、过程艺术的代表作品，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呈现教学，介绍代表艺术家，对作品表达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做评价，然后在做交互式的批判评价，并且可以结合初级的艺术实践，最终达到艺术评价和批判相结合。
三、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意义笔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将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课程的实践之后，认为这样的实践有以下重要的价值：
1、文化艺术兴趣的培养
现代艺术从表现内容上是取材于我们现实生活；从造型语言上可以是一张老照片、旧衣服等，具备了多样性。实践证明，新异的现代艺术能够形成对学生的强吸引力，进而能培养学生对文化艺术的兴趣、知识及鉴赏能力。
2、开阔视野，提高创新意识
现代艺术重视科技和思维两大内涵，因而与现代艺术媒体有极强的结合。通过现代艺术实践，学生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多元的文化、科技、材料知识、信息、新观念等，可以明显的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现代文学艺术篇9
作者简介:彭吉象(1948-),男,汉,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兼任江苏省文化厅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美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艺术委员会副会长,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艺术学。)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特别是了解极富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一步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不断加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融会通,尽快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应当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也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美学特色,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在弘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为各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艺术学庞大体系的构建与叙述者,《中国艺术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背景,通过中国艺术简史、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精神三个方面,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艺术的风貌,概括了中国艺术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尤其突出了中国艺术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国艺术深邃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创建;培养;文化修养;艺术人才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五千年悠悠岁月,五千年辉煌历史,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结晶,更是屹立在世界之东方、自成系统、独具特色的文化。正是在这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灿烂辉煌、绚丽多彩的中国艺术。从古至今,中国艺术涌现出了难以计数的杰出艺术家和不朽的艺术作品,并且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形成了洋溢于我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作品之中的中国艺术精神。正因为如此,如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艺术也是人类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闪耀着举世瞩目、璀璨独特的光芒。
在笔者担任主编的专著《中国艺术学》(75万字)中,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背景,通过“中国艺术简史”、“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精神”这样三个方面,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艺术的风貌,概括了中国艺术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尤其是突出了中国艺术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国艺术深邃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从气魄宏大的秦汉艺术,到艺术自觉时代的六朝风韵,从富于乐舞精神的唐代艺术,到推崇文人心态的宋代艺术,再到处于社会巨大裂变期的元明清艺术,组成了一幅极其壮观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长卷。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又包含着戏剧、舞蹈、音乐、美术、杂技、曲艺等等为数众多的艺术门类,而在每个艺术门类中又都有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与宛若繁星的优秀艺术家。此外,中国传统艺术还包括着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内容和层面,其面貌更加异彩纷呈、气象万千。
毫无疑问,中国艺术学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一,中国艺术历史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艺术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中国文学史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以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和样式一样,中国艺术通史也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与经典艺术作品,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各个艺术种类。除了中国艺术通史以外,由于中国艺术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都取得了独特而辉煌的成就,今后还应当采用断代史的方法加以研究,例如秦汉艺术史、唐代艺术史等等。
第二,中国艺术门类众多。除了世界各国通常都有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等门类之外,中国艺术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艺术种类,例如戏曲和书法等。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例如中国的国画同西方的油画、中国的戏曲同西方的话剧都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区别,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当然,作为中国特有艺术的戏曲,本身又包含着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等三百余个剧种,具有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等戏曲艺术审美特征,值得我们从艺术学的高度去高屋建瓴地加以研究。
第三,中国艺术体系繁杂。在中国艺术史上,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还包括着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方面和不同类别。就拿美术作品来讲,现在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历代的文人艺术家和宫廷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即文人书画和宫廷书画。实际上,在民间艺术中,也有不少优秀的美术作品值得去发掘和研究。
第四,中国艺术成就辉煌。中国艺术犹如一个巨大的宝库,历朝历代出现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宛若天上的繁星一样难以计数;产生了无数的优秀艺术作品,真可谓是浩若烟海,让人目不暇给。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乃至艺术门类等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艺术创作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在创作规律、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创作心理以及对于艺术家道德的要求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理论。例如,强调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强调艺术家的作用和主客观的统一,唐代张b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可谓一语中的。又如,在艺术创作中重视审美意象的孕育、形成和物态化的过程,清代郑燮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堪称精辟概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艺术鉴赏来看,历代大量的诗话、词话、画论、书论、文论、乐论、戏曲论、小说评点等等,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和方式,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的理论宝藏。中国传统艺术这种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审美特征,甚至在某些艺术技巧、表现手法,乃至材料工具、物质媒介等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应当看到,对于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不但是为了完善和加强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培养艺术学人才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要;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也是当前我国各个门类艺术实践的迫切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艺术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机遇和挑战?如何真正走向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能否真正走向世界?能否创作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优秀艺术作品?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的艺术家能否在创作中做到既具有全球视野和时代追求,同时又能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具有中国艺术的精神。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文明在前进。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过程。人类文化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既有继承性,也有创造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文化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文化具有五千年历史,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未来的中华文化一定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必须正视并且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更要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我们的一些传统艺术正在遭到现代化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传统艺术的冲击和影响更是不能低估。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艺术不断超越传统,不断追求创新,真正作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21世纪综观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影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介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我们注意到,凡是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艺节目往往更容易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强调文化的世界性,必须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通过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转化,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交融,综合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文明色彩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真正作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正如人们常说的:“越具有民族性,也就越具有世界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求。
在新世纪的时代大潮中,中国艺术如何真正走向世界?已经不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中国艺术能否真正走向世界?能否在世界艺坛上得到它应当具有的地位?能否创作出为世界各国观众所喜爱的优秀艺术作品?归根结底就在于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和表演中能否做到既具有全球视野和时代风貌,同时又能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具有中国艺术的精神。
因此,一方面,正如人们常说越具有民族性也才越具有国际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我们民族艺术繁荣发展的沃土。另一方面,21世纪的艺术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反思,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作品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内在的深沉意蕴。
在这方面,许多优秀的华人艺术家们已经通过他们成功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深刻的启示。其中之一,便是博采东西方文化所长,我把它概括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用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现代创新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成功的经验,我们几乎在各个艺术门类里都不难发现,并且在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
在舞蹈领域中,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运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她担纲主演的大型舞蹈作品中《云南印象》中,将极具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极富创新精神和时代色彩的现代舞蹈语汇体现出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绘画艺术领域中,旅美著名华人画家丁绍光被称之为“云南画派”的代表人物,善于运用最具有现代创新意识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云南风情;此外,还有旅居法国的著名画家赵无极,善于将国画与油画打通,将东西方文化的神韵通过自己的画笔有机融汇在一起。
在建筑艺术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建筑艺术大师贝聿铭善于运用现代建筑艺术语言来体现浓郁的东方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他设计的北京香山别墅就是一个典型的作品,极富时代特征的建筑手法与宛若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他设计的另一个建筑艺术作品,巴黎罗浮宫门前的三角形建筑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音乐艺术领域中,旅美著名音乐家谭盾在香港回归音乐晚会上,将古代乐器编钟与现代音乐语汇有机结合起来,在他为获奖影片《卧虎藏龙》所创作的音乐中,更是将中国乐器鼓、锣、钹、板巧妙地编织为乐曲。
在电影艺术领域中,我们不但发现20世纪80年代电影艺术家,包括香港“新浪潮”电影和台湾“新电影运动”,以及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他们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至少也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现代的电影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一批成功进军好莱坞的华人电影艺术家如李安、吴宇森、成龙等,同样也是如此。
正如李安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之后自己所说:“我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对西方的文化也比较了解,就是站在这两种文化中间,我采用西方人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我有一些出发点是比较中国的,比如儒释道这种东西……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把这些东方的精神还有西方的手法融进来。”①显然,李安这种“东方的精神”和“西方的手法”,正是他成功的经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用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特别是了解极富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一步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不断加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融会通,尽快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应当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美学特色,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在弘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为各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张克荣编著《华人纵横天下•李安》,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ConstructChineseartisticsDisciplinarySystemandDevelopCultivatedartisticpersonnel
penGJi-xiang
(Schoolofart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现代文学艺术篇10
当代美国文化艺术哲学理论的转向对中国文化艺术界甚至世界文化艺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浅析当代美国艺术哲学的理论价值对我国的艺术哲学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我们理解我国的艺术哲学。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国的大众审美在总体上有了向后现代主义倾斜的趋势。当今社会的非主流审美盛行，选秀节目的大行其道，整容之风愈演愈烈，人们已经将审美的眼光从高雅艺术的阳春白雪投射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国人常说的雅俗共赏，似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但是在这看似平静的融合本文由收集整理背后，也存在了些许问题。我国本土的艺术哲学理论发展还不够完善，如何在学习当代艺术哲学先进理论的同时，更好地借鉴其中的有利因素为我国的艺术理论建设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内部孕育出来的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代美国艺术哲学试图打破传统主义所设定的审美秩序与传统，对传统艺术评价标准提出质疑，瓦解了传统艺术审美的思维定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意义。
首先，构建了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新艺术形式的出现使得艺术哲学理论在每一次的自我否定与历史否定之间寻找一种相对的平衡，新艺术理论的形成在定义艺术已有形式的同时也为艺术形式的发展打开新的思路。其次，拓宽了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哈贝马斯曾经说过：“18世纪以降……科学话语，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依次被体制化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和文化的职业相对应，其中专家们所关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这种专业化地对待文化传统彰显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它们分别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艺术哲学理论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促进了艺术领域中艺术评论家、文化商人等一大批与之相应的专业人士的出现。为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的同时也拓宽了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第三，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传统艺术的创作具有一整套相对固定的方式，当代艺术尤其是后现代艺术追求的是对传统语言、意义、道德等桎梏自由思想因素的扬弃，表现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苏珊·朗格以符号论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创新性地发展了自己的艺术符号哲学，阿恩海姆的研究也结合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独辟其境，使当代艺术哲学的发展更加多样化。阿瑟·丹托及乔治·迪基的研究抛开传统审美的限制，回归艺术哲学本身，使美学让位于艺术，为当代艺术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对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第四，当代艺术哲学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对艺术与生活模糊界限的划分。当代艺术呈现出生活之美，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因而造成了艺术与日常用品的界限模糊。当代主义艺术哲学理论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树立了一个尺度。使艺术既不会与生活相对立也不会在融合中迷失自我。第五，促进了对艺术、文化及社会关系的综合性研究。当代美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艺术哲学理论的变化。无论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研究亦或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理论研究都是立足于社会的时代背景，结合当时的文化及社会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他们都试图通过研究在艺术定义与社会认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当代艺术哲学中权力话语的消失，使人们的标准概念呈现多样化评价态势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当代美国艺术哲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其理论价值对我国来说无疑是十分巨大的。进入本世纪，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新的发展样式，但是其中不乏一些为了获得利益、知名度等哗众取宠、恶意炒作甚至十分变态的艺术行为。在当代国内艺术哲学理论不甚发达的今天，这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国内部分文艺理论家认为这是当代艺术审美的迷失，并呼吁重建当代中国艺术的审美标准。在这一时期，我们研究当代美国的艺术哲学理论无疑会对我国当代的艺术理论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艺术来源于生活”，与艺术世界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持续性、重复性的，遵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首先会确定一种一般的标准或规范，对试图打破常规者进行思想或行动上的约束或规范。但是艺术创作必须抛开常规，脱离功利的目的才能触及心灵。同时，当代社会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虽然没有了所谓的权力话语，但是就我国实际审美过程中的具体
情况而言，大众审美的相对素质发展不均衡，所谓专业人士的言论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