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1
为全面实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意见》（政办﹝﹞160号）的精神，现就我州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不得作出任何行政处罚决定。
（二）公平合理原则。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既要在实体上合法得当，还要在程序上合理规范，充分体现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要遵循平等对待、过罚相当等法律原则，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做到行政处罚幅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相同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相同的行政处罚
（三）罚教结合原则。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并重，贯彻教育为先、先教后罚的精神，杜绝简单、粗暴和随意执法。对依法能够通过批评教育解决，或者采用当场说理、说服、告诫、建议、提示等非强制性行政执法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原则上不予处罚。
（四）符合实际原则。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要充分考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承受能力，以及不同地域、层级之间，在违法情节、处罚权限、处罚种类、处罚幅度等方面的差别，综合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运用范围、行使条件、裁决幅度、实施种类以及时限要求等，考虑法定裁量因素和酌定裁量因素，科学划分行政处罚裁量阶次，将裁量因素与阶次划分有效结合，合理细化量化处罚幅度标准，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行政处罚裁量阶次之间，以及细化量化的行政处罚幅度标准之间应当递进衔接，幅度不宜过大。
（五）情势变更原则。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并公布后，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要根据法律制度的立、改、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情势，加强对已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评估，适时调整完善。
二、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工作要求。
1、国家和省级行政机关已制定详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从其规定。
2、州级行政机关负责涉及本部门、本系统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条款的细化量化工作。细化量化后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和阶次，在本行政区域同一系统内统一适用。各县依据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项目，由县人民政府组织所属相关行政机关完成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条款，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工作。
（二）合理确定基准。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包括法定依据、违法行为、处罚标准三个方面，并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划分行政处罚裁量阶次。
1、对法律、法规、规章已规定有裁量阶次和处罚幅度的，列出具体对应的处罚阶次、标准；对没有具体裁量阶次和处罚幅度的，按照比例原则匡算出相对科学合理的裁量阶次和处罚幅度，细化量化处罚标准，但不得超过法定处罚限度。
2、对从轻、从重、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行政处罚停止执行等事项，法律、法规、规章只作原则规定的，应当对违法行为的种类、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从轻、减轻、从重处罚，或者不予处罚、行政处罚停止执行等情形进行细化、归纳、分类，明确列出具体的对应情形。
3、对同一种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种类的，应当列出选择处罚种类的具体情形；规定有处罚幅度的，应当根据违法行为情节、性质、事实、社会危害后果列出具体的处罚幅度标准。
4、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的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具体情况，列出单处、并处的行政处罚标准。
5、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具有羁束性的行政处罚种类，依照规定执行，不再划分行政处罚裁量阶次、标准。
行政机关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工作，要将违法行为发生率较高、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受损面广、法律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规定了多个处罚种类，或者对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成倍数增长等行政处罚项目作为梳理和细化量化的重点。对数额较小、违法行为发生频率较低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暂不予细化量化。
（三）建立配套制度。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说明理由、告知申辩、听证、重大处罚集体决定等程序规定，以及执法投诉、案卷评查、教育培训、案例指导等制度，从制度程序上保障行政处罚合法、公正实施。
（四）认真审核公布。行政机关制定的本部门、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报本级政府备案，具体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备案。县级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抄报州级行政机关备案，并由制定机关向社会公布。州级行政机关报州政府备案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由州政府法制办在政府网站公布。
三、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要求
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周密部署，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工作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确定具体工作部门或机构，尽快抽调具有法律知识和执法经验的得力人员，提供必需的条件和设备，抓紧做好依据梳理、项目确定，以及裁量基准细化、量化工作。州级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工作应于年月底前完成，县级应于年月底前完成。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省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阶次、标准，组织贯彻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工作，并做好监督检查。
（二）落实工作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细致、不遗漏地梳理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涉及的行政处罚裁量依据、项目，同时注意清理已废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涉及的行政处罚规定。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要注重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听取基层和一线行政执法人员、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根据执法实际，尽量列举与行政处罚阶次相对应的情形，确保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2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9―6019―(2010)05―87―02
我国现行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后称《条例》和《细则》)已实施20多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条例》及《细则》已不适应卫生监督工作的需要。现就《条例》及《细则》存在的问题及其修订建议提出如下观点。
1监督执法主体
《条例》第10条规定“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这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相互矛盾。目前卫生防疫机构多数已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取代，而行使公共场所监督执法权的是卫生监督所，造成实际执法主体与《条例》所指主体不一致。若一旦发生行政争议，出现行政复议与诉讼等，势必造成卫生监督所的被动局面。卫生监督所是根据2000年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意见》成立的事业单位，并没有真正成为卫生行政机关。建议：修订《条例》，首先要明确卫生行政机关公共场所监督执法的主体地位，其次进一步改革卫生监督所为卫生监督局，使其成为卫生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执行公共场所监督职责。
2公共场所概念
《条例》和《细则》均未对公共场所给予明确定义，《条例》第2条只是将公共场所分为7类28种。随着市场经济飞迅发展，现《条例》所规定28种外的各类新兴公共场所不断涌现。例如：网吧、健身房、按摩房、洗头洗脚房、溜冰场、证券交易所、婚纱影楼等。卫生监督部门对此无法可依，也无监测标准，这些新型公共场所常拒绝卫生监督。然而这些场所与《条例》规定的28种在性质上有共同点，即：在一定时间内接纳的人数较多、人群流动性大、组成复杂，容易受到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不良影响等。建议：对公共场所的概念作一原则性表述，同时又就对象一一予以归类，包括新出现的公共场所，这样既可防止出现监管空档，又可避免卫生行政部门层层请示释疑和其它不必要的司法纠纷。
3卫生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3
广州颁布新版城管执法细则乡村违建纳入范围今年9月28日是广州城管开放日，一位市民向城管提出建议。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志韬摄
昨日，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和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召开新《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下简称新《细则》)颁布实施新闻会，新《细则》自昨日起正式实施，替代1999年8月1日实施的旧《细则》。
新《细则》对部分行政处罚权进行了调整，城管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从现有的203项增至232项，新增29项，多项新的执法职能被划归城管部门。有专家指出，法规令城管执法范围更清晰，权力被关进笼子里，但相关部门要尽量避免相互扯皮。
新《细则》还进一步规定了区政府不履行监督职责的责任追究：区政府不督促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履行执法职责或者督促不力，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可以提请市政府或者市监察机关追究区政府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城管执法细则焦点焦点一
划地盘
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具体范围，是新《细则》修订的核心。
焦点二
去争议
新《细则》设置了明确的处罚规则，统一了执法尺度，减少执法争议，避免暴力抗法。
焦点三
令必行
新《细则》进一步规定了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不履行监督职责的责任追究，以保证监督落实到位。
明确城管依法享有行政强制权针对执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新《细则》设置了明确的处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城管部门在法律范围内有权行使与行政处罚权相应的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强制权，在查处违建时，必要时能提请公安机关协助;
第十七条规定，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门窗和外墙设摊经营和超出规定时间施工均属于不同时间段发生的新违法行为，并创设了先行登记保存或者扣押物品的封存制度;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4
县物价局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方案
为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促进公开、公平、公正、合理行使行政处罚权，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预防腐败体系，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经研究决定在我局全面推行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以制定科学、合理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建立和完善行政处罚工作制度为内容，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从源头上防止滥用和乱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促进行政处罚权规范运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组织领导
成立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局长副组长，成员：。
三、工作目标
规范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工作目标：建立健全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细化、统一处罚裁量标准，实现价格行政处罚工作的规范化，为我县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四、实施原则
规范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合法原则。行使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进行。
（二）合理原则。行使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不得过罚失当；在同一案件中，不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相似的，应给予同等或基本同等的行政处罚，不得区别对待；在同类案件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相似的，行政处罚应当前后一致或基本一致，不得畸轻畸重；行使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符合法律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不得将行政处罚权力与本部门利益挂钩，或者把加大罚款额度、增加收入作为执法的目的。
（三）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纠正价格违法行为，应当立足于教育，引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坚持教育为先的理念，不应简单给予行政处罚。依法能够通过批评教育解决的，原则上不予处罚；应当轻罚的，不得重罚。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四）公开原则。应当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投诉电话等。实施行政处罚时，除依法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陈述权、申辩权、救济途径外，还应当就从轻、减轻、从重等自由裁量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说明。
五、工作任务
通过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排除不相关因素对自由裁量权的干扰，杜绝违法裁量、随意裁量、滥用自由裁量的现象，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
（一）确定价格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范围。要在前两年组织开展的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依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梳理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事项，明确现行有效的行政执法依据（行政处罚依据包括颁布机关、行为实施机关以及处罚的违法行为、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强制措施、处罚种类、处罚标准及幅度等），确定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事项，并编制目录。
（二）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条件。按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并结合实际，对行使行政处罚涉及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范围、行使条件、裁决幅度、实施种类以及时限予以合理的细化和分解，制定出更加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最大限度地控制或减少自由裁量的弹性空间，让价格执法裁量准确明了，一目了然。
（三）划定行政自由裁量的权限。要按照规定的权限和划定的区域开展价格执法，案件的审理和决定按照《县物价局价格违法案件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公开行政自由裁量的要素。通过宣传栏、价格网等形式向社会公开细化后的自由裁量标准；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必须向当事人说明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具体理由，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采纳合理要求，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必须载明给予从轻、减轻、从重处罚的理由和依据。
六、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强化监督。这次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分局、队、中心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按照本《实施方案》和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2、精心组织，确保质量。要严格按照工作要求梳理自由裁量项目，制定指导性标准，上报、编印相关材料。要严格按照审查公布后的标准规范执行，确保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取得实效。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5
1、联社耕地占用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1987年6月20日财政部《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被占用耕地所在地乡财政机关负责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15条“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的授权规定，财政部的解释属于有权解释。各级财政机关在征收耕地占用税时应当遵守，而不能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征收机关，擅自改变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2、xx社房屋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也就是说，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应当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和规范。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城市房屋管理工作，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插手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属于严重的超越职权。
3、根据《契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契税的征收机关是地方财政机关或地方税务机关，而《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已进一步明确规定“契税的征收管理机关为土地、房屋所在地的财政机关”，因此，结合实际情况，契税的征收机关应该为xx县财政局，而不是xx县房产管理局。
二、超越职权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发生在2001年5月1日前，应当适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而原《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授予税务机关对税款的强制执行权，并未授予其对罚款的强制执行权，被上诉人对罚款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超越了法律的授权，属于越权行为。
2、联社物价局处罚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授权的事项，行政机关无权插手和处罚，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因此，价格法授权被告管理的范围只能是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违法行为，而不包括经营性收费行为。
《国家计委关于价格监督检查证办法使用管理范围》第四条明确规定：“价格监督检查证适用于监督检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国家机关收费行为”，对原告收取的凭证工本费不在价格监督检查证使用的范围之内，被告人员持价格监督检查证对原告收取凭证工本费的行为进行所谓的监督检查，明显超越了法定职权。
《河南省物价监督检查条例》第二条规定：“价格监督的范围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很明显，凭证工本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那么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被告没有提供凭证工本费属于中央定价或者地方定价的证据，应当视为对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认定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属于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庭审中即使如此辩解也不能作为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再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1年7月4日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明确排除了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第四，即使被告现在提供了包括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的地方定价目录，也因超出了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和该地方定价目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而无效。因此《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没有授权被告对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进行监督检查，被告依据该条例进行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均属于超越职权。
三、行政处罚对象
1、xx社工商处罚案。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由于体制改革原因，已于2001年3月30日经被告登记更名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但被告在2001年4月16日做出行政处罚时，被处罚人仍然是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被告自己为原告办理的变更登记，被告不可能不知道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已经不存在了。连最基本的被处罚人都没有搞清楚，就匆忙作出处罚决定，可见被告的处罚是何等的草率和不负责任！
2、xx社统计处罚案。申请人不存在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行为，被申请人对xx县xx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道南社）的行为对申请人做出行政处罚，属于处罚主体错误。申请人与道南社在法律上没有利害关系，被申请人认定两者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
四、执法程序
1、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的程序违法。根据规定，受送达人是单位的，法律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收发的部门或其法定代人签收，原告没有负责收发的部门，被告应当直接送达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送达原告副主任李xx的行为，依法不具有送达的法律效力，应视为没有送达。
2、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受送达人是法人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申请人没有办公室等专门负责收件的机构或人，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将文书直接送达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但申请人的前任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均没有接到被申请人送达的任何文书，被申请人的送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3、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处罚内容应当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不一致的，行政机关应当再次告知听证权利。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与告知书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没有履行再次告知义务。
4、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第63条第1款第4项，而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的法律条款为该细则的第66条第1款第4项。法律适用属于行政处罚的重要事项，被告改变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应当履行重新告知义务，被告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告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转贴于
5、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扣划款项时，应当附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但没有附送，属于程序违法。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及银发（1998）312号的规定，被上诉人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前应事先向上诉人送达“催缴税款通知书”，而被上诉人未履行该义务，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扣划罚款应当直接上缴国库，但宝丰农行营业部提供的扣款传票却表明，被上诉人将该款转入自己设置的帐户，然后才上缴国库，被上诉人擅自增加扣款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
五、处罚额度和规章罚款设定权限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第二部分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因此针对迟报统计报表这一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罚限额最高为1000元。被申请人处罚20000元，属于处罚明显失当。
六、适用法律错误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0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所谓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罚，应当适用上诉人行为时的有效法律，而不能适用2001年5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xx社统计处罚案：《统计法》第33条条规定：“国家统计局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明确规定了制定统计法实施细则的机关是国家统计局，而不是包括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其他机关，因此本案应当依照《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进行处理，而不是依照《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3、xx社工商处罚案：“通知”和“答复”是被告上级部门发给下级部门的内部文件，没有对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通知”和“答复”不是规章，不具有参照效力，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通知”的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但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任何条、款、项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倒是很明确的规定，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管理房屋租赁，就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通知”引用的依据中恰恰没有，因此，该“通知”属于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无效规范性文件。
《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由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该规定和办法均为规章，“通知”和“答复”与上述规章明显存在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这一冲突应当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或者由两部门联合发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权单独作出规定。
4、联社耕地占用税案：联社现使用土地1995年之前由宝丰县化肥厂占用从事非农业建设，后由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补办划拨手续用于工业生产，之后将该土地转让给联社。很明显，联社不是占用该地块进行非农业建设的首次使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根据该条规定，一个地块只需缴纳一次耕地占用税，也就是说首次占用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而不是今后通过转让取得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权利的单位都需缴纳耕地占用税；如果都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一次性征收的规定，形成了重复纳税。
七、法律时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了因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失误，税款的追征时效为3年，最长为5年。退一万步讲，即使联社依法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从1995年11月28日计算，也已经超出了3年或5年的追征时效，纳税人也依法免除了纳税义务，而不需再缴纳税款。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6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主体;体育社会团体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下，依法治体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人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以体育法为核心的配套立法，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已成为全面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体育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多不协调，甚至与其他法律多有冲突。本文试对体育法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作一探析。
1、行政处罚主体上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体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条及相关条文授予体育社会团体以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我国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公民为从事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照法定程序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各种体育协会、研究会、学会、促进会、联谊会、基金会等。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体育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全国性的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
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民间自律性组织，由于法律授权而享有部分行政权，包括行政处罚权。那么体育社会团体可否将其被授予的权利委托给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呢?《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行政处罚的委托，是指已有行政处罚行使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将其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有关组织，由受委托的组织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由于体育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权将其被授予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只能亲自行使。
需探讨的是，体育社会团体依法享有处罚权，那么，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否也享有体育行政处罚权?仔细分析《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四条，处罚主体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和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机关只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分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有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不是体育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机关，包括体育行政部门。
2、处罚依据上的冲突与协调
《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或者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如果有符合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此体育法规定的体育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
而《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的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该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对法律保留原则最完整的表述。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加以规定。
显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它可以设定任何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当然应以其作为体育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然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有，那么章程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中的哪一种呢?因为只有法律、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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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权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内容和幅度，才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如果章程没有法律效力，那么体育法何以规定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
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其内部行为准则，它只能规定该行业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而给予纪律处分，无权规定行政处罚的内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分。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协会依照章程给予处分。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与律师协会的章程的性质相同，只能规定处分内容，而无权规定处罚内容。因为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制定法律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前者只能由国务院制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和常委会，以及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包括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以及前述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人大的同级人民政府。可见体育社会团体不是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其制定的章程不能规定处罚内容。因此，体育法规定由体育社会团体依章程进行处罚是不妥的。我们建议，处罚内容最好由国务院或国家体育总局以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体育社会团体只能依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而不能依其章程处罚。
、处罚程序上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的体育法律规范，层次较低，且多有冲突，结构上缺乏整体的衔接和配套。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我国在体育领域，尤其在足球运动这一领域，由于缺少正当程序的保障，以至争议和纠纷大量发生，这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高度重视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并予以严格执行，对于弥补体育实体规范的缺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按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不遵守法定程序的，处罚无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除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情况则要适用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了程序最为严格的听证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里需说明的是:第一，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不仅包括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这里的“等”应是“等外”而不是“等内”，即除了法律明确列举的三种情况，还包括其他情形。立法本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上，应为今后扩大行政处罚的听证适用范围留下余地。
体育法并未专门规定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在作出处罚时应遵守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公安机关或体育社会团体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法定情形的要告知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且要认真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在体育行政处罚中特别应注重听证程序，我们建议应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体育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因为体育事业具有较强的行业特殊性，且一般处罚力度较大，较容易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以规范处罚行为。如，中国足协年月日作出对在同年月日甲B联赛第二十一轮比赛中消极比赛的重庆红岩队和辽宁天润队的处罚决定，两队均被罚款万元，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和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都被停止执教资格并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为什么中国足协近几年搞得民怨沸腾，纠纷不断，与其实施行政处罚时没有遵循正当合理的程序不无关系。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时，应根据体育领域的特殊性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和条件，凡是罚款达到一定数额以上或者处罚停止执教资格、吊销教练员证书或处罚运动员停赛达一定期限以上等，也即当处罚较严重地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时，原则上都应举行听证。这样有利于防止违法处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体育行政处罚纠纷的解决和救济制度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7
[关键词]承包旅游业务经营权旅游市场监管
在对国有企业的机制改革过程中，承包制度应运而生。但是在旅游市场中，承包行为却一直是被旅游行政管理机关严格控制并极有可能认定为非法的经营行为，究其原因，不外乎规避了旅游行业的行业准入制度，并对旅游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
一、相关立法
在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法律法规中，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法律文件，即《旅行社管理条例》（下称《管理条例》）以及《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其中，《实施细则》对旅行社的承包行为进行了规范：“旅行社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从事旅游业务：……（三）以承包、挂靠或变相承包、挂靠方式非法转让经营权或部分经营权；……”
分析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它所反对的是旅行社通过承包来转让旅游业务经营权，如果该承包行为构成是旅行社内部经营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那么该承包行为就是合法的。该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旅游市场：第一，因为目前旅行社是需要获得管理机关的许可才能进入的行业，非法承包行为规避了这一规定；第二，该行为损害了合法经营的旅行社的利益，使他们在竞争中的地位不平等，同时，承包者不设置财务会计账簿，偷逃税款，损害了国家利益；第三，承包者在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该行为最终也导致损害了发包方――旅行社的经营信誉。
所以，对旅行社承包行为的规范应当来讲有其现实意义。但是该立法的效力位阶低，在进行处罚或者诉讼中难以成为适用的依据或者容易被质疑；其次在相关规定的具体适用上，缺乏可操作性。
二、相关立法效力
从立法效力上看，《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实施细则》属于部门规章，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因此，在《管理条例》没有对旅行社的承包行为作出规定的前提下，《实施细则》的规定在效力上存在瑕疵。
首先，现有规定不足以否认旅行社作为发包方和承包方就承包事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人民法院只能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部门规章不足以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从这意义上讲，旅行社对外发包的行为不过是自主经营权的体现，《实施细则》的规定不能否定承包合同的有效性，如果一个规定只能成为一个行业内的规定，在行业之外不能得到认同的话，这样的规定的效力十分值得商榷。
其次，现有规定难以成为旅游市场行业管理的依据。《实施细则》不仅认定了非法的承包行为，还对旅行社的非法承包行为还规定了详尽的处罚措施：存在非法承包行为的旅行社，将被处以责令限期改正、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但这涉嫌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上行政处罚的设定权的相关规定。《行政处罚法》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款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设定行政处罚。”鉴于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对旅行社的承包行为作出规定，《实施细则》有权对此行为设定一定的行政处罚，但是该处罚只限于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实施细则》对承包行为所设定的处罚种类明显超越了警告、罚款的限定范围，如果旅游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实施细则》的规定对相关旅行社处以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和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被处罚的旅行社完全可以提出异议，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主张旅游行政管理机关的行为违法。
所以为了更好的规范承包行为，应当在《旅行社管理条例》中增加有关承包问题的规定，如果不能作出上述立法修改，部门规章也应当在其自身的立法权限内对承包问题进行规定。
三、相关立法的可操作性
立法目的的实现要通过条款在实践中的适用予以体现，相应的条款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否则立法就失去了意义。
管理机关在对承包行为作出具体判断时，一般要考虑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的承包合同是否明确了承包者的责、权、利，并将其紧密结合起来；企业作为经营法人，是否对承包者进行了必要的监督、管理，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实行统一经营。而在非法承包中，承包人除了通过交承包费与旅行社使用同一个名称外，没有其他联系。对旅行社来说，除了收取承包费（有的称管理费）以外，对其业务经营活动的监督很少，主体双方实际上是独立的。但是，在依照上述标准对旅行社的经营行为作出实质性判断时，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
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企业的人员任用应当相对固定，因为承包人是否是本企业员工或部门是判断内部承包行为抑或外部承包行为的一个标准。承包制的实施在于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制度建构，在其实施初期，国有旅行社的人员任用也相对固定，但是现在，旅行社的所有制成分日趋多样化，即使是国有旅行社，其在人事聘用方面亦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企业在发包时完全可以将承包人聘用为本企业的内部人员，将承包行为运作为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这样从外部就更难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
其次，在组织制度方面，需要对旅行社的分支机构进行严格的控制。在实践中，旅行社的分支机构主要包括分社和门市部，其中设立分社的限制性条件较多，尤其是需要旅行社追加一定的注册资本和质量保证金，设立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实践中的承包方式一般是承包旅行社的门市部，再由承包人以该旅行社的名义对外经营。如果旅游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对门市部的设立实施行政许可，并对门市部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就能够对旅行社的承包行为进行控制和审查。在1996年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不仅规定了门市部的设立许可，而且明确要求，门市部只能从事为设立社招徕游客并提供咨询、宣传等服务，并且必须和设立社保持四个统一：即统一人事管理制度、统一财务管理制度、统一组团活动和导游安排和统一旅游路线和产品。在上述制度支持下，旅游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判断旅行社的承包行为是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还是通过承包转让经营权的行为。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旅游行政管理机关管理门市部的职能在不断地弱化：首先在对《实施条例》的修改中，删除了对门市部“四个统一”的要求；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设立门市部的行政许可也被取消。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旅游行政管理机关对旅行社设立门市部及相应的经营行为没有太多的控制手段。
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持，旅游行政管理机关在认定非法承包转让旅游业务经营权时，只能通过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是否存在监督、管理关系来认定该承包行为是否涉嫌非法转让旅游业务经营权。但是，如果承包方和发包方将双方之间的监督管理关系订入承包合同，并且由发包方统一开具发票，无论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是否存在建立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的意思表示，单从形式上承包关系有效性要件就已经成立了。即使发包方在实际上没有对承包方进行监督、管理，旅游行政管理机关也无法认定该行为为非法转让旅游业务经营。
在旅行社行业市场化的趋势和背景下，旅游行政管理机关显然不可能再恢复在市场化初期所具有的强大的管制功能，所以如果要对非法承包转让经营权的行为进行控制，显然不能一味地采取“打”“压”的手段，因为旅游市场承包行为的泛滥，是和旅游行业以及旅游产品的特点分不开的，对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的是整个旅游市场法制环境的健全。可以设想，如果发包方不能推卸承包方的不法经营行为的不利后果，无论是对消费者的民事责任，还是在税收方面的行政责任，旅行社自然会在承包费和法律责任之间作出一个理性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黄菡赵丽民:旅行社部门承包经营试析[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1）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8
论文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制制度问题修订对策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第一，建议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由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标准。该执行标准应当细化各种税收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对不同的具体违法行为情节设定处罚标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按照相应标准对号入座，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这既方便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实际操作，也使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轻者轻罚、重者重罚，充分发挥税收法律制度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9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税收法律、法规日趋完备。但是，在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税收执法不严，处罚不力，执法主观性强、随意性大等执法不规范现象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在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中，由于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和执法水平等原因，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同等、同类型的税务违法案件课以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处理。这种做法一方面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容易使纳税人对税收法规产生误解，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进程。本文仅对进一步规范税务执法，如何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阐述一些粗浅认识。
一、当前税收执法中税务行政处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税收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行政处理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从税务干部队伍收管理的现状看，素质问题始终成为制约队伍建设和税收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干部队伍文化层次、学历层次和专业层次不高，缺乏专业人才，使我们的税收执法工作成为形式，始终停留在过去“开票罚款”老路子上。很多同志，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片面地理解“执法就是处罚”，在处罚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制约，在环节之间，权力之间形成制约脱节，加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导致个别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的重情轻法，随意降低处理格次，甚至滥用自由裁量权，裁量不当，畸轻畸重，使税收执法工作有失公允。
（二）税收征纳环境不优，直接制约税务行政处罚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公平的法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税收法律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少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和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中，不能客观、公平地对待每一纳税人，征税与纳税之间不能完全对待，税收执法服务工作不到位等现象，不仅影响了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还损害纳税人的合法利益，这便是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的明显不公，容易导致偷逃避税等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容易使一些纳税人产生抵触情绪。在市场经济中，法制经济要求税务机关必须承认并尊重纳税主体的税收权利，处罚必须公正、公平、公开地进行，以优化税收环境，提高纳税意识，规范税收秩序，共同营造良好的征纳氛围。
（三）税务行政执法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统一性和标准性。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务违法案件处罚标准作了一定程度的细化，同时也给予税务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基层税务机关执法本身的规范和监督，如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制定的偷税案件行政处罚标准，对纳税人采取擅自销毁账簿或者隐匿账簿、会计凭证的手段进行偷税的行为，处以所偷税款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法律赋予税务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目的，是为了使执法主体能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幅度内，根据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情况更准确地体现法律的立法宗旨。但行政处罚中处罚自由裁量权并不是任意裁量权，税务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的裁量行为，从形式上看不管处罚数额多大似乎都是合乎法律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尽管上级局在处罚的标准幅度方面做了一些比较细的规定。但还是有较大的处罚空间，往往容易寄生收人情税、罚人情款等腐败问题。
二、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腐朽思想侵蚀，价值观念变形。少数税务人员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是产生执法不公、税收处罚不严的主观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呈多元化和开放性，税收对经济领域的介入具有广泛性和渗透性。税收所处的环境日趋复杂化，税务人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也日益频繁。社会上一些消极意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侵蚀”着税务人员，少数人受错误的价值观念诱导和制度以外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滑进金钱之上、唯利是图的误区。那种认为“靠山吃山，靠税吃税”的观点，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变形的反映。
（二）征管改革滞后，制度不配套，致使管理环节出现漏洞，是引发执法偏差、执法不严、以税谋私的客观原因。目前由于受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制约，征管改革的步伐参差不齐，相关内容也不可能一次性到位，税收管理缺乏透明度，在环节之间，权力之间未形成制约，出现“漏洞”，让税务执法不规范者有机可乘，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方式单一，查处偏宽，少数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是引发执法和处罚不公的间接因素。目前税务部门在改革中，机构设置不可能尽善尽美。极少数单位目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使一些规章规章制度尽管三令五申仍形同虚设，对已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有的领导持“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对同志所谓“负责”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实施“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监督弱化，处理偏宽，致使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蜕化变质分子，有恃无恐，铤而走险，严重损害了税务部门的社会形象。
三、对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制约机制，确保税务违法处罚标准的实施。执法监督是厉行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正确执行税法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执法监督，建立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典型案例库，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必须有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保障。在具体的典型案例库细化处罚标准执行过程中，负责审理案件的人员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既要做到业务精、定案实，又要做到对号准、把关严。同时，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违法案件内部集体会审复审制度，对税务行政处罚权力运作的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并与听证、责任追究、廉政建设和树立“法治型”国税机关等一系列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有关活动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监控网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税务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不断提高税务人员自身素质，防止并及时处理一切违法与不当行为，保证行政处罚细化标准真正落实到实处。通过执法监督可以及时发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问题。如何在税法规定的幅度之内更准确地运用处罚标准，打击税收违法，做到既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又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实施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在坚持合法的前提下，可参照国际惯例和《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对纳税人的税务违法行为，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一把尺子量到底，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
（二）强化典型案例宣传，公开细化处罚标准，营造良好纳税氛围。目前，纳税人税法意识比较淡薄，与税务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有着一定的关系。税收法制建设在抓内部执法人员的法治素质的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何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则是一项长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其中，典型案例的宣传，公开细化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也是法制宣传的重要内容。
税务执法机关可通过向纳税人印发典型案例宣传资料，定期举办税务违法案例讲评班，建立典型案例处罚标准互联网站等形式进行宣传，使广大纳税人能明确自己在处理税务事宜时应尽的义务与拥有的权利，牢固树立依法纳税、自觉纳税的观念。同时，宣传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的案例化，标准化，还可以以案释法，以儆效尤，使纳税人了解税务机关执法的原则、程序与内容，增强纳税人的法制观念，达到宣传与教育并举的良好效果，在社会上形成崇尚依法诚信纳税、抵御违法偷税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建立税务行政处罚标准典型案例库，细化处罚标准。笔者认为，对各级税务机关经审理并已做出处罚决定的税务违法案例，采取集体审议的形式，根据每一案例税务违法的事实、性质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本着“过罚相当”并有利于执行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由总局或省局对税务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标准进行进一步细化，分门别类，制定若干具体的细化标准，建立处罚标准典型案例库。该案例库一方面要有利于执法部门在此后的案件审理中，能够从中找到必须遵循的规范标准；另一方面还要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体现“对号入座”与法律监督相一致的原则，但决不是简单的案例汇编。
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篇10
法定代表人：李克麟，经理。
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
法定代表人：洪昌华，副所长。
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不服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对其所属“抚顺城”轮卫生检疫行政处罚决定，向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曙区人民法院受理后，鉴于该案在宁波市影响较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报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审理该案。
原告上海远洋公司诉称，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以原告所属“抚顺城”轮上3名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未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在出、入境检疫时，经卫生检疫机关指出并要求办理换证签发手续，船长不同意换证，抵制卫生监督为由，作出罚款人民币4900元的决定，既有悖于事实，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处罚决定。
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辩称，原告的“抚顺城”轮上3名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未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应办理换证签发手续，但船长两次予以拒绝，系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原告所属“抚顺城”轮作出罚款4900元的决定，是合法的，法院应当维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1年6月15日，原告所属“抚顺城”轮由日本抵达宁波镇海装卸区。同日，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在镇海港区对该轮实施入境检疫。检疫时，发现该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均未持有由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遂即要求船方办理换证签发手续，但船长以3名从业人员所持由交通部颁发的海员健康证书是有效的为由，拒绝办理换证签发手续。同月18日，被告在北仑港区对“抚顺城”轮进行出境检疫时，又发现该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仍未持有由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为此，被告再次要求船方办理换证签发手续，但船长以“根据上级通知执行办理”为由，再次予以拒绝。之后，该轮这3名从业人员随船出境。同月24日，被告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所属“抚顺城”轮罚款人民币4900元。原告不服被告的处罚决定，于同年7月15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提出复议申请。卫生检疫总所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于9月11日作出维持宁波卫生检疫所对原告罚款4900元的复议决定。原告不服卫生检疫总所的复议决定，于同年10月10日提起行政诉讼。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七条第（三）项关于“入境、出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应当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的规定，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抚顺城”轮大厨顾勇康、二厨冯国强、服务员刘波系入境、出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应当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书，但是，顾勇康、冯国强、刘波只持交通部颁发的经上海远洋医院体检出具的海员健康证书，不符合卫生检疫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被告在出、入境卫生检疫时，要求船方办理健康证书签发手续，是依法行使卫生检疫职权，却两次遭到原告船长的拒绝。故被告对原告所属“抚顺城”轮作出罚款人民币4900元的处罚决定是合法的。
据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1月11日判决：
维持被告宁波卫生检疫所对原告所属“抚顺城”轮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一审判决后，原告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不服，以第一审判决歪曲有关事实真相，适用法律不当等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第一审判决和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宁波卫生检疫所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第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