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贺词篇1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它指的是1927年8月1日，中国江西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下面是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导游词，欢迎查看。
八一南昌起义导游词一：各位游客，这里是中山路380号，我们现在来到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大门上悬挂着馆牌，“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九个大字金光闪闪，这是陈毅元帅亲笔所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来馆视察，并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进入旧址，石刻“军旗升起的地方”，金色大字使人感到庄严而又神圣。
这幢大楼原是江西大旅社，建于1923年，大楼外观呈银灰色，主体建筑共4层，原有96个房间，整个建筑呈“回”字形布局，大庭院，内有大天井，是当时南昌首屈一指的中西合璧式高大建筑。南昌起义时，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1927年7月下旬，起义部队到达南昌后，为便于进行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以贺龙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司令部的名义包租了整个旅社，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当年震惊全国的八一起义的号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所以它是一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的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让我们进去参观，当我们置身这天井之中向上仰望时，更感到这幢建筑的雄伟，称得上是20世纪30年代南昌建筑的经典之作。这里按原貌恢复了喜庆礼堂、周恩来曾住过的25号房间、林伯渠的办公室兼卧室的20号房间、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地点9号房间、部分起义领导人住过的1o号房间以及在一楼天井两侧的警卫连和卫生处的住房。
这是大旅社的喜庆礼堂，它原是做寿、办喜事的地方。起义时这里是总指挥部会议大厅，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多次在此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起义的有关事项。现已恢复了当年举行会议时的陈设原貌，中间的桌椅是为开会而临时布置的，四把太师椅、两个茶几和那面穿衣镜均为原物，其他的家具则都是按原样复制的。请看，这座钟纪录了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刻——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
一楼是纪念馆陈列的序厅，陈列有五位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塑像，左起依次是：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前敌总指挥叶挺、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总指挥贺龙、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
二楼、三楼布置了四个陈列室和一个题词纪念室，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图片、照片、文物和沙盘模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南昌起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陈列主要有四部分：历史性的决策、起义的前夜、伟大的第一枪、光辉的历程。
请各位上二楼参观。八一南昌起义是在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的形势下爆发的。这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7月13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政局的宣言》，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7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动，并指派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领导这次的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这幅照片上市：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他们是前敌委员会委员。
请各位参观这个房间，这就是著名的25号房间，南昌起义期间周恩来的卧室兼工作室。房间内的陈设有办公桌椅、电话机、沙发、床铺等，这些都维持了当时的原貌，就在这简单而又平常的房间里，1927年7月底的一个多星期中，一代伟人在此做出过艰难而又伟大的抉择。当年的7月27日，周恩
来由陈赓陪同，奉党中央之命从九江秘密潜入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进行起义前的策划准备工作。同一天，叶挺、贺龙部相继抵达南昌，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前敌委员会，也在这天成立。
各位请看，这是一个多媒体影视合成影箱，其中介绍了朱德在起义前的一段故事：7月31日下午，朱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利用自己过去和滇军的交情，在当时南昌灯红酒绿的嘉宾楼宴请来培德驻南昌两个主力团的负责人，即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和副团长蒋学文等，目的是拖住他们，为起义军的行动付造较为有利的条件。宴会从傍晚6点延续到9点。朱地佯装和他们叙旧谈心，开怀畅饮。饭后再邀他们到大士院32号打麻将，这时第二十四团有人前来告急.说贺龙部的一个副营长密报，1日凌晨4点共产党要暴动.指挥部命令各团采取紧急措施。严加防范。卢、肖、蒋等人闻讯后，着急要回去，朱德泽千方百计将他们留住.并设法将有人泄露军情的信息通报起义的总指挥贺龙。贺龙立即报告了前委，前委果断决策，将起义打响时间从凌晨4点提前到2点。正是因为朱德巧妙周旋，起义部队得以顺利解除第三军两拿主力团的武装，从而为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起义部队2万余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于8月1日凌晨2点开始行动，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完全控制了南昌城。
这里摆放着1927年南昌城沙盘模型，当时城市的城墙完好，七座城门完整无损，沙盘上标出了起义部队作战地点和行动路线，这个沙盘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形象地了解当时起义部队的战斗情况。
各位游客，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为创建人民军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发起日——8月1日，作为中国工红军诞生的纪念日，这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由来。1949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决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
八一南昌起义导游词二：各位朋友你们好,我首先代表我们旅行社以及我个人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们现在要参观的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大楼是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来是江西大旅社，建于1923年，是一栋标准的徽式建筑，并且是当时南昌最高的建筑之一。进入大厅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建军七十周年之际，江泽民在这里游览参观留下的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大家现在看到的房间是起义部队卫生员的房间，对面的是警卫员的房间，中间是天井，天井不仅能起到通风采光的作用，还蕴涵了天圆地方的意思。地上的鹅卵石象征了一个个金元宝，而这些空白的线条则形似一个巨大的锁，有锁财的含义在里面。
在天井四周的四个水缸是大旅社的消防设备，在起义的时候用来给起义军喝水用的。当时旅社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结构，一直在解放以后才逐渐改变成为砖木结构的。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这里原来是给有钱人做寿办喜事的地方，起义军的领导同志曾多次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部署起义的有关问题。这边陈列的四把太师椅，两个茶几和那面穿衣镜都是原物，其他的家具都是复制的。这座钟所指的时间是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刻，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大礼堂右边是九号房间，这里是起义时军事参谋团的开会处，当时这里的房价是三块大洋一天，而一个大洋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0元，可想而知，当时大旅社的消费之高了。在左边是十号房间，在起义的时候，起义军的领导同志们曾在这里工作过和休息过。
请大家跟随我来二楼把，这是25号房间，周恩来同志曾经在这里办公，这里也是旅社最好的房间，不仅有落地玻璃，还有电灯和电话。进入二楼大厅后，大家看到的五尊雕塑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两边的浮雕是从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拓印下来的。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屏幕投影机，演示了朱德如何以设酒席，打麻将，吃饭的名义，牵制住了敌军的两名团长和团副，让起义顺利进行的情景。南昌起义是在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爆发的，1924年初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5月，孙中山先生创建了黄埔军校，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利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华东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又在武汉宣布“分共”，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无数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大革命惨遭失败。
革命的失败使中共中央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七月上旬，中共中央否决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7月13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总方针。后来在七月中旬，中共根据九江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并派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领导这次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南昌起义的同时，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清共”活动。1927年七月24日，张发奎通知叶挺，贺龙上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得知会议内幕的叶剑英由庐山赶至九江，在九江甘棠(tang2)湖的一条小船上与叶挺，贺龙商定，不去庐山开会，转道去南昌。
7月27日，前委成立后，根据准备的情况决定，起义由原定28日晚改为30日晚。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贺龙指挥部，将起义计划告诉贺龙，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表示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周恩来当即以前委的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部队的总指挥。起义的时间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后来由于军中出现了叛徒，起义提前2个小时为凌晨2点举行。这是1927年南昌城的沙盘模型，当年南昌城四周都有城墙，共有七座城门，市中心那座白色高大的建筑就是江西大旅社。这四周是当年起义部队的驻地，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朱德创办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
起义部队二万余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向敌人驻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战斗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歼灭南昌守敌三千多人，缴获机枪八百多挺，步枪四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是进攻敌军总指挥部的时候。敌军的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这里，并且早已得到叛徒告密，事先做好了准备，战斗打响后，起义军奋不顾身，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同志也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敌人的军政首脑机关，那个可耻的叛徒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南昌起义的火种，迅速燃遍了全国，点燃了各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开始，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1933年六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下面是大家自由参观的时间，我们大概在30分钟后在门口集合，希望这次参观能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预祝大家能玩的开心，谢谢。
八一南昌起义简介三：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它指的是1927年8月1日，中国江西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原定7月30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旋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
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它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参军贺词篇2
阳春三月，“贺怡烈士诞辰105周年纪念――陆静源书画展”在上海图书馆展出。这是为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由上海朵云轩集团和上海盛世艺术品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的女儿李敏，为陆静源书画展题写了名字，贺家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展览作品包括先贤英杰、诗词书法、西疆采风、山川人文、历代名句书法等五部分，被业界称为独具“红三代”风采。
陆静源先生，1950年生于上海，是贺怡的孙女婿，也是著名的军旅书画家。年轻时为海军专职美术创作员，师从著名国画家李宝林先生。上世纪70年代即以国画作品参加全军美展，曾参与《彩图世界五千年》等画册彩绘，军地报刊多有书画作品发表，现为上海盛世艺术品研究中心大陆书画院院长。山水与人物的构图，是陆静源先生承载着晚辈们对贺怡等亲人的浓浓深情，精心创作的105件书画作品，表达了后人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和崇敬之心。
贺怡烈士，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是杰出的革命先驱贺子珍的胞妹，也是三弟毛泽覃的妻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妇女协会委员，与当地有文化的姑娘组成“十姐妹”演讲队，深入城乡，宣传革命道理，从事妇女工作。1948年冬赴东北。1949年南下江西，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1月21日，因突发车祸，不幸遇难，时年38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乃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贺怡同志就与贺子珍、哥哥贺敏学，被当代老百姓誉为“贺家三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柴俊勇先生，在书画展开幕致辞中说到自己的感想：“我们不能忘记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能忘记的家人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牺牲；不能忘记毛、贺两家的好家风、好家教、好传统。”笔者随行观看了陆静源的书画作品，对其传统笔墨功底扎实，水墨山水人物画既传承李家风格，又趣味横生，另辟蹊径，传承有序而又大气浑成表示了感叹。
他曾数十次远赴西域采风，跋涉求真，汲取营养，又经年游学欧美，艺术风格融汇中西兼收并蓄。他的作品或笔墨灵动，潇洒飘逸，洋溢鲜活生气，如《渔舟图》《水乡古镇》《西域晨曲》《巾帼先驱贺氏姐妹》《南宋词人李清照》等；或挥洒自如，大开大阖，彰显军旅生涯和壮阔豪迈的胸襟，如《指点江山》《四海翻腾云水怒》《与贺子珍在延安凤凰山下》等，水墨人物造型准确、墨韵幽雅，凸现扎实的素描功底。
参军贺词篇3
百战出雄师
中国人民第一集团军的前身，可追溯到1930年在湘鄂西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军团。1934年底，他们开创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开始长征。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将台堡会师。
在抗日战争中，红二军团被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当时的晋绥根据地就是这支部队创建的。1938年10月，三五八旅奉命开赴冀中。“亚五”（七一五团）、“亚六”（七一六团）打齐会，战陈庄，威震平原。同时组建第一二师第三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余秋里任政委）。1940年春，一二师重返晋西北，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巩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三五八旅北上绥远，先后在厂汗营、凉城、卓资山、归绥（呼和浩特）、察素旗、包头等地，给日伪军和顽固军以有力的打击，收复了绥东广大地区。
1947年，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组建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全军8300人，后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当时正逢胡宗南准备大举进攻延安，一纵在的指挥下首战青化砭，再战羊马河，攻下蟠龙，三战三捷，对胡宗南是当头棒喝，使骄横的蒋军气焰大为收敛。1947年8月，一纵又和兄弟部队一起取得沙家店伏击战大捷，粉碎了蒋军对西北的重点进攻。对这一仗评价极高：“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1947年底，一纵进行的“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训”，受到的充分肯定，被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在全军推广。在宜川战役中，第一纵队在瓦子街与敌进行了顽强的白刃格斗，涌现出闻名全国的著名拼刺英雄刘四虎（第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六连二班班长）。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军长为贺炳炎，政治委员为廖汉生。原辖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第七旅（旅长傅传作）分别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全军人数共计2.2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一战晋、绥、察、陕、甘、宁、青等省区，参加战役战斗163次，解放县以上城市51座，歼灭敌军104277人，缴获各种火炮880门、轻重机枪4033挺、各种长短枪29743支。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延安保卫战时，全军8649人，至1949年9月，全军达35249人，扩大4.4倍，武器装备也有了极大改善，部队的战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第一军与第三军合编为重装军，番号仍为第一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梁仁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参加了1953年的夏季战役，与美军作战，创造佳绩。朝鲜停战后，一军在三八线和东海岸担负守备任务，直至1958年才撤军回国。
和平时期，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有“硬骨头”要啃，哪里就有第一军。1962年福建前线有情况，他们去了；1984年西南边境地区防御作战，他们再立新功；1987年全军搞合成训练，该军组建了第一个“蓝军团”；抗洪抢险、抗冰雪灾害更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从红二方面军到三五八旅，从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到第一集团军，这支部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创造奇迹，血写历史。
“一把手”部队
说来很有意思，曾经在这支部队任司令员和政委的上将贺炳炎和中将余秋里都是独臂将军，余秋里无左臂，贺炳炎无右臂，他们带领的部队被称为“一把手”部队。
贺炳炎变成一只手，是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敌人拼命往上冲，机牺牲了，贺炳炎操起身边的轻机枪就是一阵猛扫，嘴里骂道：“老子叫你们冲，叫你们冲！都叫你们见阎王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射来，贺炳炎右臂中弹，身负重伤，被抬到医院。
军团卫生部长贺彪检查了伤情，对贺炳炎说：“必须截肢，不然命都保不住了。”贺炳炎大喊：“不能锯，我不能没有右手，不能！”
赶来的握紧贺炳炎的左手，对他说：“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经过的劝说，贺炳炎同意截肢。但是临时救护所根本没有截肢需要的最起码的器械和，贺彪无奈，只能用找来的木工锯子代替手术锯，找来吗啡代替。木工锯尚可凑合着用，但吗啡服少了不管用，服多了易上瘾，会损伤大脑。听说用吗啡止痛，也不无忧虑地说：“贺彪，你吃这么多的吗啡，往后还怎么打仗嘛！”贺炳炎将送到嘴边的吗啡吐在地上，强忍着疼痛说：“我不能离开战场，我不能离开战场！把毛巾塞到我嘴里，把我绑在门板上！”贺炳炎硬是没有用一点儿完成了截肢手术。塞在他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贺炳炎仅躺了6天担架，就骑马率部纵横沙场了。
余秋里则是长征途中在贵州威宁伏击战中受伤的。他在一座山头观察敌情，忽然发现对面的敌人正朝团长成钧射击，情急之下，他一把推开成钧，敌人的子弹击中他的左臂，伤势严重。医生只好给他简单包扎，他忍着强烈的疼痛，随部队北上。部队渡金沙江时，他乘坐的筏子在江心翻了，全船人都被掀到水里，卷进激流。余秋里仅靠一只右臂，游到对岸。当部队抵达甘孜时，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伤口已爬满了白蛆，用止血钳轻轻一敲，一层白蛆落地。而当时无医无药，只能重新换上绷带，继续爬雪山，过草地。行军中伤痛发作难忍时，他叫警卫员拿凉水往他手臂上浇来止痛。一天，贺炳炎来看他，劝他说：“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余秋里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红军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红二方面军领导要卫生部长侯政给余秋里截肢，没有手术锯，好不容易找来一张小锯条作手术用。在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没有标明使用剂量标准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然而一针下去，余秋里就陷入昏迷。侯政先刮掉余秋里臂上的腐肉，用锯子锯断坏骨，才又忙着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余秋里经过抢救终于醒来，他对侯政说：“多谢侯部长，这是我负伤10个多月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来看余秋里，他对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余秋里和贺炳炎第一次搭档，是在1935年5月忠堡战斗中。此战，是我军以少胜多的典范。十八团在团长贺炳炎、政委余秋里的指挥下奋勇杀敌，歼灭了敌师部和一个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总指挥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这场战斗。
一二师挺进冀中，两个“一把手”分别为三支队军政主官。他们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情同手足，创造了军政干部合作的典范。不仅在工作上、作战指挥上相互支持，就是在生活上也相互关心。由于他们两位都是独臂，而且一个失去左臂，一个失去右臂，因而在领服装时，手套只领一副，你用一只，我用一只。上衣也时常换着穿。余秋里的右边袖子磨坏了，贺炳炎的左边袖子磨坏了，两个人一调换，“这不都是好的嘛”。余秋里后来曾经深情地回忆说，在冀中的时候，我和贺炳炎的关系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到外面开会不回来，贺炳炎就不吃饭，一直等我。有一次，我晚上11点才回来，他居然还在那里等我。
曾经对“一把手”部队有个很好的说法：“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是一只胳臂，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听见‘一把手’的队伍来了，离得老大远，就吓得溜掉了！”
一个六连，名扬天下
第一集团军的“硬骨头六连”，可说是威名远扬，上电视、登报纸是家常便饭，写他们的书都上百种了，甚至国家邮政局还专门发行了一套“硬骨头六连”的纪念邮票，是全军唯一两次被最高军事统帅部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如今走进六连的荣誉室，你会看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连队在一起的照片或是为这个连队的题词。更是对“硬骨头精神”作了高度概括：“硬骨头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决不低头，敢于拼搏、勇于牺牲，直至夺取胜利。这种硬骨头精神，战争年代需要，在和平时期同样也很需要。”
这种硬骨头精神，是在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诞生于冀中抗日烽火中的六连组建不久，就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部队跳出日寇包围圈后，准备东渡子牙河，当行进到一个叫马家营的村子时，与300多名日军遭遇。六连奉命占领马家营，掩护全团东渡子牙河。在连长陈砚庭、指导员张会田的指挥下，六连刚进马家营，大批日军就蜂拥而至。六连利用断墙、残壁、塄坎，从早上打到黄昏，先后击退敌人5次进攻。在最危急的时刻，指导员张会田带领战士，与日寇展开了白刃格斗，毙伤日军60多名，掩护全团渡过了子牙河。指导员张会田英勇牺牲。
在著名的爷台山战斗中，六连作为进攻突击队，与敌人所谓的“常胜连”四连针锋相对。一班副班长张殿山带领战士尹玉芬、孙正中、赵春霖接近敌阵地外壕时，冲在最前面的孙正中牺牲了，尹玉芬、赵春霖朝敌碉堡甩出两颗手榴弹，借着烟雾，敏捷地冲进了外壕。张殿山利用射击死角，突然冲到碉堡的射击孔边，猛地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滚烫发红的枪管，一使劲，把机枪从工事里拖了出来。就在那一瞬间，六连战士吼叫着全部冲了上去，与敌人拼起刺刀来。尹玉芬发现工事旁边有一张木梯，他立即攀登上去，见工事里一个敌人正向我后续部队射击，他一扣扳机，敌人应声倒毙。不一会儿，连长李存金、指导员肖良田带着一排、三排冲上来了。尹玉芬奋勇当先，踩着人梯接近碉堡顶时，先往里投了两颗手榴弹，消灭了3个正在疯狂射击的敌人。接着，翻身登上碉堡顶，从碉堡的豁口连续投进了几颗手榴弹，碉堡里的机枪哑巴了。尹玉芬一人连续刺死几个敌人，最后还活捉了爷台山敌军最高指挥官、加强营营长黄日升。爷台山主峰的每一段堑壕，都闪现着六连战士的身影，他们杀得敌人魂飞胆裂，有70多个敌人死于六连勇士的刺刀之下。战后，不少俘虏心有余悸地说，八路军的手榴弹、刺刀真厉害！
在解放战争中，六连越战越勇，威震敌胆，屡建奇功。1948年，六连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杀出了威风，那一战确实让人惊心动魄！第一野战军战史记载：“处在敌人拼死突围地段上的七一四团表现尤为突出，全团指战员与敌激战，团长、参谋长先后牺牲，团政治委员负伤……该团二营六连打得更为顽强，全连只剩下13位勇士，仍然坚守阵地。战斗中，班长刘四虎冲锋在前，一人连续剌倒了7名敌兵。”
刘四虎的英雄传奇绝非像战史上所说的那么简短。那天，刘四虎一马当先，一口气冲到了距敌前沿阵地十几米的一棵大树下。回头一看，跟上来的只有两个战士。一颗颗冒着青烟的手榴弹滚落在他们的脚下，眼看就要爆炸。刘四虎一脚踢开脚下的手榴弹，一个战士拾起手榴弹投向敌人。不一会儿，两个战士中一个牺牲，一个负了重伤。刘四虎怒睁双目，连投4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幕，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呐喊着冲上了敌前沿阵地。躲在工事里的一个敌机被吓呆了，扔下机枪就跑，刘四虎跨上前去，一刺刀将敌人刺倒，向着几个敌人猛追过去。一个敌人斜转身子想逃跑，刺刀已从他的左肋下插了进去。另一个敌人翻转身来准备搏斗，他虚刺一刀，敌人用刺刀向左一拨，胸前闪出了空当，刘四虎上前猛一突刺，敌人的肚子被刺透，倒了下去。他见敌人不肯缴枪，又追上第四个敌人，一刀刺中了敌人的咽喉，立即丧命。第五个敌人背着背包，他又一刀将敌人刺倒。仅三四分钟，刘四虎就刺死4个、刺伤3个敌人。敌指挥官见上来的只一个人，大声吼叫：“不准退，谁退就枪毙谁！”十几个敌人将刘四虎包围起来。刘四虎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手中的刺刀滴着血，那气势叫敌人既不敢靠近，又不敢开枪。刘四虎平端刺刀，威风凛凛，和敌人对峙了10多分钟，为后续部队上来争取了时间。
突然，刘四虎听见右侧有搏斗的呐喊声传来，立即将刺刀向前一指，冲出重围，只见一班长舒照明已被压在地上，一个敌人正在举起铁锹朝他头上砍去。说时迟那时快，刘四虎的刺刀朝敌人刺去，舒照明脱险了。刘四虎却因用力过猛，跌进了狭窄的交通壕里，翻不转身。他刚从身下抽出枪，拥上来的4个敌人就几乎同时刺向了他。他的头部4处负伤，鲜血染红了帽子。刘四虎跌倒在深沟里，昏迷过去。这时，后续部队冲了上来。他们把刘四虎抬下来的时候，发现他共负伤11处。
为了占领敌主阵地，六连连续组织冲锋。连长赵贵荣、指导员郭志山及排长相继牺牲，战士们自动组成战斗群继续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六连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铸就的“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出色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战备执勤、抢险救灾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以“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而闻名全国全军，被国防部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聂荣臻、等5位元帅欣然为六连题词，号召全军弘扬硬骨头精神，锻造过硬的思想、作风和军事技术。
粉碎“”后的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号召。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说：“所有的连队以至各级干部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勤学苦练，有他们那种政治思想。”这次讲话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硬骨头六连”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在《邓小平文选》里出现的连队。
1984年1月22日，当“硬骨头六连”迎来命名20周年的时候，邓小平指示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六连赠送一面“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
新时期以来，六连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征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先后4次荣立集体一等功、14次荣立集体二等功。在边境作战过程中，六连英勇顽强，克敌制胜，被中央军委授于“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
1991年秋天，来到西子湖畔的“硬六连”。在连队荣誉室里，他详细了解六连所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挥笔为连队题词：“弘扬硬骨头精神，全面建设连队。”
英雄辈出，将星闪耀
走进第一集团军的军史馆，最醒目的是两批人的照片。
一批是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有“英勇善战杀敌先锋”“战斗模范连”“抗洪抢险模范团”“坚守英雄连”“攻坚英雄连”“尖刀七连”“老山大功连”；也有“拼刺英雄”刘四虎、“孤胆英雄”尹玉芬等15名全国战斗英雄……他们在这里注视着自己的团队，注视着所有后来者。
另一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将军，一个个响亮的，为人们熟悉的名字赫然在目：贺炳炎、张宗逊、廖汉生、余秋里、黄新廷等。一批老将军在这里深情地望着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1988年以后授衔为上将的傅全有（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赵克石（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李乾元、吴铨叙、朱文泉、史玉孝、喻林祥等数十名将军在这里列队向老首长、向自己部队的英雄们行注目礼。
参军贺词篇4
一、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大体可分官方节日和民间节日两大类。官方节日一般指国庆日、建军节、建交日、友好条约签订日等；民间节日指民间传统节日（包括国际性的）和宗教节日等。
国庆日世界各国对本国的国庆日都很重视，一般都要举行活动表示庆祝。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是各国庆祝国庆比较通常的做法。出面主持招待会的，有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有的是外交部长。招待会的形式也各有差异，近年来采用酒会的形式日趋增多。招待会一般均邀请各国驻当地的外交使节出席。遇有逢五逢十的大庆，招待会的规模就更大些，形式也更隆重些。但在某些国家，在国庆日也有不举行招待会的。
军事检阅和群众游行是某些国家国庆庆典的主要仪式。除本国领导人和军政官员出席观礼外，还邀请正在当地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和各国驻该国外交使节出席，并对他们给予较高的礼遇。有的国家在节日之夜还放节日焰火、举行文艺晚会等活动。
某些君主制国家，以君主的生日或登基日为国庆日。这些国家除上述常见的国庆活动外，还在王宫客人签名簿，由各国使节前往签名道贺。
我国自1980年以来，只举行国庆招待会和联欢会。招待会由国务院总理主持，采用酒会形式，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华侨、港奥台同胞少数代表出席。国庆联欢晚会一般不邀请外国人参加。
为庆祝国庆日，各当事国驻外使馆在驻在国首都一般都举行国庆招待会。这类招待会规模大小不一，多以酒会形式，邀请驻在国政府领导人和有关方面人士以及各建交国使节夫妇和主要外交官员参加。如在中午举行招待会，则往往不邀请配偶。招待会上一般很少发表讲话。有些国家的使节只举行小型双边宴会，邀请驻在国少数官员，不请外交团人士。一些国家的驻外使馆也有不举行招待会的。各国对出席外交使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规格，按习惯做法和国家关系来定。除关系密切的友好国家外，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领导人不出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对别国的国庆日，国际上通常是发电、函祝贺，一般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名义致对方相应领导人，少数国家在对等的基础上，以政府或国会的名义发贺电。在外交界和民间人士中经常用名片、函件等方式祝贺。在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间，常互相邀请政府代表团或特使参加国庆庆典活动。
各国对发来的贺电、函或名片以相应方式复谢。
建军节各国军方对于建军节也颇为重视。多数国家由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等最高军事首长出面主持建军节招待会，邀请各国武官参加，有的也邀请使节出席。
各国驻外武官是否举行建军节招待会，视各自情况而定。这样的招待会主要邀请驻在国的军方人士和各国派驻该国的武官出席，有时也邀请驻在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外交使节等。
建交日、友好条约签订日这类庆祝活动都是根据国家关系的需要在双边范围内进行。届时两国领导人或外长相互致电祝贺。两国驻对方的大使馆也可以举行招待会，邀请对方政府官员出席。少数国家对友好条约签订日举行规模较大的集会，以示庆祝。
对于各国官方节日，民间友好人士间、有关业务部门之间，通常相互祝贺，对关系较好的国家还可登门拜访祝贺。
元旦各国庆祝的方式各异，内容不一，但大都含有除旧布新、祝福、祈求来年丰收之意。元旦期间各友好国家领导人之间或友好人士之间常常互发贺年片（或名片），这在国际上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习惯做法。在某些国家则有外交团向驻在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登门团拜的惯例。团拜时，外交团团长代表全体使节致祝愿词，驻在国领导人致答词，并备酒水款待。
三八国际妇女节有些国家由妇女组织发起组织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茶会等庆祝活动，邀请女宾参加。在我国内由全国妇联举行茶会，邀请驻华使节的夫人、女外交官和外国女专家、女记者参加。有时茶会上还安排一些余兴节目。
五一国际劳动节鉴于各国制度不一、庆祝的方式差异较大。某些国家举行盛大群众游行和军事检阅，邀请外宾参加，而许多国家官方则不举行任何庆祝活动。我国八十年代举行群众游阅活动，党政领导人和群众一起联欢，也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和其他外国朋友参加。
民间节日、宗教节日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各自传统的民间节日和宗教节日，这种节日名目繁多。民间节日诸如印度的“灯节”，尼泊尔、伊朗的新年，瑞典的“仲夏节”，欧美国家的“狂欢节”，东南亚国家的“泼水节”，我国的“春节”等。宗教节日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诞节”、“复活节”，伊斯兰教的“圣纪”、“开斋节”、“古尔邦节”，佛教的“佛诞节”和“成道节”等。对于民间节日，各友好国家之间也互相祝贺。如在一国访问时，适逢该国的民间节日，外国客人常向主人表示祝贺，而当事国也常常邀请外国客人参加一些娱乐活动。
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古尔邦节”、“开斋节”和“佛诞节”等，各有关国家均进行广泛的庆祝，特别是以某宗教为国教的国家，庆祝的规模更为盛大。有关各国领导人之间和宗教界人士之间则有相互发送贺电、贺片祝贺的习惯。但其他国家一般不组织官方的庆祝活动，亦很少致贺。如在某国访问、游览，恰逢该国的宗教节日，则相机向有关人士表示节日的祝贺。
二、独立庆典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兴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时，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庆典一般以升旗仪式开始。第一面国旗徐徐升起，象征着新独立国家的诞生、民族的崛起。这时礼炮齐鸣，军人行军礼，其他人士行注目礼。随即第一任国家元首宣誓就职，发表施政演说，阐明其对内、对外方针政策。演说结束后，一般都要举行军事检阅和群众游行。当事国对各国出席典礼的代表团和特使都安排在比较显要的位置上，并由国家领导人出面设宴招待。首都及全国各地还举行规模盛大的文艺演出和群众性民族歌舞。
对新独立的国家，各国政府或领导人一般都要致电祝贺。电文中表达对该国良好的祝愿，宣布承认其独立，并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等愿望。应新独立国家的邀请，有的国家还委派政府官员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亲自率团前往参加独立庆典活动，也有的国家委派驻第三国的使节以政府正式代表或特使名义参加庆典。
三、就职仪式
许多国家元首就职时举行隆重的仪式，国王登基则举行加冕典礼。就职时通常要举行宣誓仪式，并发表施政演说。有的国家元首或国王就职还举行盛大的招待会、阅兵式、文艺体育表演等活动。就职仪式一般邀请各国外交使节参加，有的还邀请外国政府派遣代表或特使参加。新元首或新国王往往还礼节性的接见各国外交使节。有的国家政府首脑（内阁首相）就职也举行一定的仪式。
各建交国对外国领导人的当选均应以相应的领导人名义致电祝贺，各国驻当地的使节按惯例亦应向新任领导人发函祝贺。
新任外交部长的任命事项颁布后，建交国外交部长也有发电（函）致贺的。
四、寿辰祝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已取消了对领导人祝寿的做法。不少国家还保留着祝寿的习惯，在对外交往中，应尊重各国的习惯做法。
祝寿的方式除发贺电（函）以外，对关系密切的人士，还可赠送花篮或礼品（如蛋糕等），对一般人士的生日则送名片或口头表示祝贺。若应邀参加生日庆贺活动，则都赠以小纪念品或花束。各国驻外使节一般都应邀出席驻在国领导人的祝寿活动（如宴请、授勋等），并转达本国领导人的祝愿。
五、凭吊
国家元首逝世元首逝世的治丧活动，由于各国制度和习惯不同，做法有所区别，但大致都有如下程序：
讣告，宣布志哀期，全国停止各种娱乐活动，下半旗志哀。治丧国除讣告外，还由外交部发出照会通知当地各国使馆。讣告照会的信纸和信封一般都镶有黑边（但也有不带黑边的）；与此同时还由治丧国驻外使馆通知驻在国外交部和当地各建交国使馆（也有由治丧国政府直接通知各建交国政府的）
治丧活动主要有，向遗体告别或瞻仰遗容，接受各界人士的吊唁，最后举行追悼大会或葬礼。吊唁活动一般在灵堂内进行。在我国，灵堂的布置力求庄严、肃穆。在大厅入口处上方悬挂黑底白字的横幅，门边放置吊唁簿，并为吊唁者准备白花。大厅内正面墙上悬挂死者的遗像，镶以黑边或挽黑纱。上方挂黑底白字横幅。大厅四周悬以黑黄两色相间的挽幛。骨灰盒或水晶棺置于遗像下，周围拥以鲜花和常青树木。遗像两侧放置各界人士送的花圈，而亲属献的花圈则放在骨灰盒或水晶棺前。
追悼仪式后，由国家领导人或治丧委员会负责人和死者亲属护送骨灰盒（或遗体）至安放处（或安葬地）。
政府首脑的治丧仪式大致与元首相同，但规格略低于元首。
治丧期间，当事国的驻外使馆也设灵堂接受驻在国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吊唁。
对于外国领导人的逝世，各国视两国关系以及死者在世界上所享有的声望确定其志哀的方式。最常见的悼念方式是由国家领导人向治丧国国家领导人发唁电、唁函或发表声明志哀。唁电（函）也可发给死者的家属。
国家领导人前往治丧国使馆吊唁亦是通常采用的吊唁方式之一。吊唁包括签名（也有题词的）、献花圈、默哀等。前往吊唁人员身份的高低视两国关系而定。治丧国使节应亲自出来守灵，接受吊唁。有的国家也有群众到治丧国使馆吊唁。
遇有在世界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外国领导人逝世，不少友好国家还以政府命令规定本国的志哀期，举行隆重的追悼活动。葬礼的当天，如正值议会开会，则以默哀或临时休会等方式表示哀悼。
派代表团或特使前往治丧国参加葬礼，也是常见的方式之一。这样的代表团和特使一般不进行其他参观访问活动。我国领导人逝世时，均婉谢其他国家派代表团或特使前来吊丧。
各国驻治丧国的使节、驻第三国的使节在接到治丧国外交部或使馆的照会后，亦应按规定时间前往悼念。至于是否献花圈或以谁的名义献花圈视两国关系和当地的习惯做法而定。
有的国家在其领袖人物逝世举行葬礼时，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鸣笛志哀。届时如外国轮船适值靠该国码头，亦应按通例挂半旗和鸣笛。
联合国对会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逝世，联合国旗下半旗一天，并且不升所有会员国国旗。安理会和其他各委员会开会时，由执行主席宣布默哀表示哀悼。
一般人士逝世一般人士在国外任职期间因故去世，其丧事一般是由死者的家属或其本国有关机构举办，但也有由所在国出面举办的。治丧安排常见的有设置灵堂、举行追悼会或葬礼等。所在国有关方面视情况以适当的方式表示哀悼，如向死者家属发唁函、送花圈，派有关人员参加葬礼等。信奉宗教的，还有各种宗教仪式。
我国人员在国外遇有外国友好人士去世，可以以口头或书面表示哀悼，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有时也送花圈。如若参加追悼仪式或丧礼，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在参加有宗教仪式的丧礼时，不信宗教者可不做下跪等宗教性动作。
在我国，对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友好人士、老专家等逝世，有的由中国有关方面为其举办丧事。对知名的国际友人在华逝世，还组成治丧委员会，报上发表讣告，设置灵堂，接受死者生前友好、外国朋友以及中国各界人士的吊唁。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人送花圈、参加追悼会。根据死者遗愿，其骨灰（或遗体）或运送本国，或安放（或安葬）在中国。
花圈制作花圈一般为鲜花以及松柏树枝等制成，有的花圈用绢花、料器花制成。花圈以白色或红色缎带（有的国家用红色缎带镶黑边）为挽联，用黑墨水或金粉书写，悬在花圈的左右两侧
六、慰问
伤病慰问一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患病或因故负伤，其他友好国家领导人往往发电慰问，或指令其驻当事国的使节亲往医院慰问。如因种种原因，使节不能亲晤伤、病者，也有发函或送花篮（附名片）表示慰问的。如总理重病住院期间，曾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发来慰问电，许多驻华使节也发函、送花篮表示慰问。征得当事国同意后，一些友好国家还专门派医生前往为患者治病。
参军贺词篇5
第一个认为岳飞的《满江红》是伪作的是“华北临时政府”傀儡政权控制下在辅仁大学执教的语言学家余嘉锡（1984―1955）。1937年他在《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两点论据：第一，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没有收录这首词。第二，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在此以前，不见于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沉埋数百年，突然出现于明中叶以后。赵宽也不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第二个是词学大师夏承焘（1900―1986）。1962年9月16日，其在《浙江日报》发表的《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除了赞同余嘉锡的论据外，又从词的本身找出了一个“破绽”，那就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一句。其论据是：违背地理常识。岳飞伐金曾直捣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同时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
第三个是身居台湾的孙述宇。1980年9月10日，他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一文，着重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了两点质疑：一则，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真是“匪夷所思”。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倒不难写出这么一首词来。二则，《满江红》激昂慷慨，是一首英雄诗。但英雄诗是做不到英雄的诗人想望着英雄而创作出来的。认为《满江红》是伪作的还有香港文人徐著新等。
当然，认为《满江红》是岳飞所作，反驳上述几人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1980年9月21日，台湾《中国时报》刊出了李安的《潇潇雨未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一文，作者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杰作。他根据史实认为：其一，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句，可知此词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其二，岳飞自20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30岁由九江奉召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其三，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并得出结论：《满江红》词乃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即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羊城晚报》1980年10月31日、11月20日先后刊出t伯恒和黄国声、易新农的文章，都肯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其观点是：一、贺兰山为“长安”“天山”一类地名，可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岳飞是把“贺兰山”比作“黄龙府”。二、文学史上也有过作品历久始彰的先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湮没900多年才看到全文；《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直到明代才发现，也不足为怪。
1980年12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苏信《壮怀激烈――也谈岳飞〈满江红〉》一文，提出新解，即《满江红》一词提到的贺兰山，是借指敌境也未尝不可。
对余嘉锡、夏承焘等的“伪作”说进行有力驳斥的还有邓广铭、唐章、陈非等学者。
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赠抗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岳飞题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云：“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的和词题为《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云：“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参军贺词篇6
但从上世纪卅年代，余嘉锡教授在《四库提要辩证》二十三卷中，对岳飞词作《满江红·写怀》提出质疑之后，不断有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赞同余教授观点，并追加新的论据；又有专研宋辽金史的历史学家邓广铭等人对余嘉锡等人的质疑进行辨析，主张：“岳飞即满江红、满江红即岳飞”。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认为由于以下原因，这个争论应该画上句号。
一、据河南浚县的县志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明）（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石碑上面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说的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汤阴的庙落成后，汤阴县学谕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建庙的经过，并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三年间（1451-1452），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武穆遗文集》之刊行早了八十多年。可见岳飞的《满江红》词应当在明朝的早期就出现了。这个时期也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期（1498年），所以《满江红·写怀》不可能是王越及其同僚所作。
二、1995年，陈非先生展示了有关岳飞《满江红》词的新发现。
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的《须江郎祝氏家谱》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年）赠抗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岳飞词题为：
《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河山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和词题为：
《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虎奋，耿忠炳节。王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无疑可以作为《满江红·写怀》是岳飞所写之铁证。然而如果你浏览网上，发现现在还有不少的文章仍认为岳飞《满江红·写怀》是伪作或托名之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同志对上述论据[即：①汤阴庠生王熙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②汤阴县学谕在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编辑《精忠录》，并选录岳飞部分诗词，其中包括《满江红·写怀》；③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做《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及祝允哲和词]不甚了解或者心存疑惑，另外对余嘉锡等人提出的下述几个论点：①《满江红·写怀》一词在宋元著述中未见、《岳家集》未收，却到明朝突然出现；②《满江红·写怀》与岳飞词《小重山》风格迥异；③“贺兰山”与“黄龙府”方向乘背觉得“很有道理”的缘故。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你博览群书，多读些唐诗宋词，多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元史，再用心揣摩，好多疑问便可一一破解。
我们不是学者，更不是专家，我们只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爱好者。我们想有针对性地谈谈自己的观点，与认为岳飞词《满江红·写怀》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的朋友们切磋。
辨析一：岳飞词《满江红·写怀》出现在明朝早期合情合理。
岳飞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为什么他的《满江红·写怀》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而会出现在明代？
明朝于1368年建国，于1644年灭亡，共277年。河南汤阴庠生王熙于1458年书写《满江红·写怀》并刻石立于岳王庙，这是明朝建国90年发生的事。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1458年之前，在社会上已经传诵这篇《满江红》词了。所以我们认为岳飞的《满江红·写怀》应该出现在明朝的早期。
那么这首词为什么没出现在南宋时期？众所周知，岳飞及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于1142年1月27日被秦桧以“谋反罪”杀害。其家被抄。其妻李娃携次子岳雷（13岁）、三子岳霖（12岁）、四子岳震（7岁）、五子岳霆（3岁）被流放到广南。由此可见，岳飞的家属根本无力保存岳飞的书札诗词。如果有幸存的文字也一定在未被连累到的朋友处，或者留在一些朋友的记忆中。
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昭雪，1179年被追谥武穆。岳飞既已，好象岳飞词《满江红·写怀》应当能重见天日了，其实不然。因为南宋朝廷给岳飞平的是“谋反罪”，这只能说明岳飞是南宋朝廷的忠臣，并不能说明南宋朝廷要奋起抗金，收复中原，因为此时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仍生活在“绍兴和议”之轭下。“绍兴和议”规定由宋向金称臣；将淮河以北土地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进贡银、绢各25万两、匹。可见金国是“君”，南宋是“臣”。更何况南宋官场一直是主和派把持朝政，对主张抗金的主战派进行排挤、打击、陷害，那么写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满江红·写怀》的词敢公开拿出来示人吗？显然不能。所以岳霖、岳珂父子搜集不到这首词也不足为怪了。
到了元朝，统治者变成了蒙古族。历朝历代处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扰边。他们抢财物、掳妇女，被汉族称为“胡虏”。那么在元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满江红·写怀》能出现吗？显然不能。
在清朝，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巩固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相对重视，然而就文人随意的一句话：“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招致杀身之祸。在元朝，知识分子地位极低，被排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的第九等。其实乞丐无人理睬，言行相对自由，而统治阶级的双眼却紧紧盯着这地位极低的“老九”。请问，哪个知识分子敢将慷慨激昂、气吞胡虏的岳飞词《满江红·写怀》收入到自己的著述之中？
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起义，做到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所以岳飞的抗金名篇《满江红·写怀》到明朝出现是再正常不过了。
辨析二：同一个词人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者比比皆是。
岳飞《满江红·写怀》与岳飞词《小重山》风格不同，不能做为岳飞词《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的证据。
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两首词。
《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一对比，我们就发现这两首词风格不同。《满江红》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昂扬向上，而《小重山》则格调低沉、凄婉惆怅。但是不能因此断定这两首词不是一人所作。因为我们随便翻翻宋词就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来。
例如北宋时期的大词人苏轼就是豪放派的创始人。我们取他的两首词对比如下：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江城子》
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对比这两首词，风格迥异。《念奴娇》气势雄浑、境界阔大、词风豪放。读后使人豪情顿生，而《江城子》则婉转低徊、哀痛凄凉。读后令人长吁短叹。
再如，南宋时期的辛弃疾是继苏轼之后豪放词派的杰出代表，他的词大部分是“抚时感事之作”，表达了当时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但他也有极具浪漫色彩的词作。我们举两首词作一对比。
《破阵子》
为陈同省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丑奴儿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
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对比这两首词，《破阵子》是金戈铁马、威风凛凛的英雄词，读后令人倍受鼓舞；而《丑奴儿近》则格调清新明丽，语言恢谐有趣，读后令人忍俊不禁。
更有诗词兼工的南宋大诗人陆游，他的诗词豪放者有之，激昂慷慨者有之，婉约者有之，飘逸者有之，风格各不相同，不再列举。
总之，虽然诗（词）人常偏向某种风格，但由于写作背景不同，吟诵对象不同，作者心境不同等等，便会写出风格不同的作品来。据此看来，岳飞词《满江红·写怀》与《小重山》虽风格不同，却不能断定《满江红·写怀》是伪作或托名之作。那么《满江红》和《小重山》这两首词反映的同是抗金主题，岳飞为什么会写出这样风格大不相同的词来？我们在后面附一中将再作分析。
辨析三：南宋词人用“西北”或宋之西北方向的地名、山名来泛指宋金战场者屡见不鲜。
用一句“踏破贺兰山缺”无法判定岳飞词《满江红·写怀》是伪作或托名之作。
有人说，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是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因而断定《满江红·写怀》不是岳飞所作，而是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后托名之作。
我国地域辽阔，贺兰山不只一座。如果岳飞所写“贺兰山”是岳飞曾经练兵和与金人交战的河北磁县的贺兰山，那么“踏破贺兰山缺”就是实指，则有了贺兰山这一句，则《满江红·写怀》一词的作者非岳飞莫属了。
然而最大、最高、最险峻、最有名的贺兰山是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我们姑且认为岳飞词中的“贺兰山”就是这座山，那么我们认为这和词中所说的“胡虏”、“匈奴”一样都是“泛指”。泛指不可以吗？让我们再翻开宋朝名人的词作探讨一下。首先我们看苏轼的一首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防！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是北宋词人。他写的“西北”实指地处宋之西北方向，扰掠北宋的辽和西夏。“天狼”则借指主侵略的凶煞，喻指辽和西夏。
我们再看一下与岳飞处于同一时代的南宋著名词人陆游（1125-1210）的一首词。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陆游的这首词回顾了当年驰骋疆场、抗击金兵的军旅生活，表达了自己恢复中原的宿愿，又抒发了壮志不得酬的怨恨之情。暗寓着对南宋统治集团一味投降、压制抗战的不满。
词中“胡”指金；“天山”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也在宋的西北方向，这里泛指抗金战场。读了这篇词，难道你觉得与岳飞处于同一时代的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陆游也不懂得地理，因而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吗？难道你用“天山”与“黄龙府”方向的不同去断定陆游的《诉衷情》一词也是伪作或托名之作吗？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与岳飞处于同一时代的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词中、诗人陆游在他的《夜游宫》词中以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水调歌头》和《满江红》词中就分别用了“西北”、“楼兰”、“青海”、“西北”等来泛指宋金战场。可见南宋词人用“西北”或宋之西北方向的地名、山名来泛指宋金战场者屡见不鲜。
我们觉得北宋时期的主要威胁是辽和西夏，因此北宋词人常用“西北”、“楼兰”等实指辽和西夏，而南宋词人也沿袭这一习惯，用“西北”、“楼兰”、“天山”等代指南宋的敌人金国女真人。那么岳飞用宋之西北方向的“贺兰山”泛指抗金战场又有何不可呢？
反过来，假设如一些学者所说，《满江红·写怀》是王越或者他的同僚们所做，则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他们崇拜岳飞，想歌颂岳飞的功绩和英雄气概。那么他们应对岳飞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岳飞的生平事迹作详细的考证。他们难道不知道岳飞要直捣的“黄龙府”是在宋的东北方向吗？怎样糊涂地用了宋之西北方向的“贺兰山”呢？
第二种情况，是要写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并打了大胜仗的功绩。但他们为什么要借用岳飞的名字？为什么要借用岳飞的生平事迹？另外既然是歌颂王越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功绩，则“贺兰山”就是“实指”，那么“靖康耻”就成了“泛指”。然而“靖康耻”是宋朝历史上特有的历史灾难，是不可以泛指的。至于说用此词影射明朝的人和事，那纯属无端揣测。请问，你能从《满江红·写怀》的字里行间看出明朝事件的影子吗？因此，我们认为用“贺兰山”在宋的西北方向完全不能断定这首词是伪作或托名之作。
另外，每个诗词爱好者都知道，做诗词不是写历史，更不是写论文。做诗词常用象征性的语言。文学上象征性的语言要都指实讲，那么诗词歌赋的意境之美、修辞之美、音律之美便会丧失殆尽，那样做出来的诗词就味同嚼蜡了！例如，李白有一句诗为：“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指实讲就应该写成：“黄河之水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来”。大家看这句诗还浪漫吗？
我们认为只有精忠报国、正气凛然、文韬武略，曾浴血奋战在抗金第一线的岳飞，才能写出这慷慨悲壮、气吞胡虏的《满江红·写怀》一词。所以我们赞同邓广铭先生的“岳飞即满江红，满江红即岳飞”的论断。
三、岳飞词《满江红·写怀》的简析与翻译
（一）时代背景和岳飞生平简介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少家贫好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天生神力。
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应募入伍。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破汴京，次年把俘获的徽宗、钦宗挟持北去，太子、公主、六宫妃嫔、皇孙、附马及一切宝器、图书尽数北迁。中原国土沦陷，百姓遭受金兵铁骑的践踏和蹂躏，民不聊生。正像岳飞词《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说的，“民安在，填沟壑”。
岳飞于1126年正式在军队中参加对金兵作战。建炎二年（1128年）成为著名将领（宗泽部下）。
岳飞治军严谨。他率领的岳家军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在抗金战斗中百战百胜、战功赫赫。敌人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率军收复陷于伪齐政权的襄阳六郡。岳飞因功升清远军节度使。绍兴五年又被封为武昌郡开国侯。
绍兴六年（1136年）由宰相张浚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事，于平江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北伐中原。张浚命令岳飞进军襄阳，做好直捣中原的准备。7月岳家军誓师北伐。由襄阳北上，11月进抵蔡州，已逼汴京，然因粮草不济，不得不退师鄂州。岳家军功亏一篑！1137年春岳飞上一道《乞出师札》陈述自己恢复中原的计划。
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重用秦桧，与金达成和议。
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兀术发动，废除对宋和议，南侵。岳飞率军北上，大破金兀术铁浮屠、拐子马。当岳家军先锋已达朱仙镇，完颜兀术已逃出开封之时，岳飞却在一天之内连接十二道金牌递发的班师诏。岳飞愤懑泣下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岳飞只得班师鄂州。金兀术回到开封，又攻取了被宋军收复的河南地区。岳飞在班师途中得知噩耗，不由仰天悲叹：“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1141年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重提议和，条件是必杀岳飞而和议可成。1141年正月，完颜兀术再度领军南下，2月岳飞领兵第三次驰援淮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抗金斗争。
1141年4月，岳飞等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因岳飞反对议和，受到秦桧党羽弹劾，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闲职，飞自请回江州赋闲。
秦桧党羽捏造岳飞部将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1141年10月（阴历）岳飞被诬入大理寺狱。但他铁骨铮铮，在供状上仅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达命令，赐死岳飞。将星殒落！
（二）岳飞词《满江红·写怀》简析
我们认为岳飞的词作《满江红·写怀》是在绍兴六年秋至绍兴七年期间写的（1136—1137）理由如下：
1、绍兴六年七月岳飞誓师北伐。期间宰相张浚曾命令岳飞进军襄阳，做好直捣中原的准备。因而此时岳家军北上抗敌的志气异常高涨。绍兴六年八月，岳家军从襄阳北上，陆续收复了一些州县，十一月进抵蔡州，已近汴京，大有一举收复中原，直捣黄龙之势。然而终因粮草不济，不得不退师鄂州。岳家军坐失良机，功亏一篑，岳飞壮志未酬，便以满腔的忠愤写出了这首词。
该词的开篇词为“怒发冲冠”。这是因为作者在潇潇雨歇之时，登高望远，仿佛看到了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大地，仿佛看到了在金兵铁蹄之下过着悲惨生活的中原百姓，又想到被掳至北国的徽钦二帝，禁不住怒发冲冠，仰天长啸，激烈的恢复中原的壮志在心中翻动着。
2、岳飞在绍兴六年十一月因粮草不济，退师鄂州后，次年春曾上书高宗。我们节选一段。
《乞出师札》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复雠雪耻之心，幸社稷威灵，前后粗立薄效，而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
从这段文字看，绍兴六年左右，岳飞很受朝廷重视，“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功名可谓大矣。身被殊荣，岳飞深感责任之重大，于是一心要报效朝廷。要挽狂澜于既倒，解民众于倒悬，要恢复中原，要迎回二圣，洗雪国耻，于是岳飞写下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诗句。意思是我三十多岁时得到太重的功名，但我对功名并不看重，我的志向是驰骋疆场，伴着云和月，转战八千里，驱逐胡虏，恢复中原，报国雪耻。当然，要实现我的理想还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我决不能虚度年华，等到白了少年头时，再空自嗟叹！
3、在词的下阕里有两句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词，一方面说明作者对敌人极端地仇视，恨不得吃敌人的肉，喝敌人的血。这也与上阕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相呼应；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抗金救国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壮志”表示了气概的昂扬，“笑谈”表示了一定能战胜敌人的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已经说过，在绍兴六至七年期间，岳飞很受朝廷重视。例如高宗对绍兴七年岳飞写的《乞出师札》的批答云：“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可见当时高宗对岳飞的信任和支持。我们都知道，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是军队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有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岳飞信心十足，他认为他再次率军出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于是他又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词句结尾。
简言之，《满江红·写怀》是在下述条件下写成的：
1、时代背景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靖康耻未雪；
2、身被殊荣，深感责任之重大，思捐躯报国、复仇雪耻，收拾旧山河，解民之倒悬；
3、深得朝廷的信任与支持，坚定了抗金救国的信念，建立了再战必胜的信心。
绍兴六至七年期间，上述条件具备，因而我们认为这首词应写在此期间。
（三）译文
风停雨住。我凭栏远望，仿佛看到了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大地，仿佛看到了在金兵铁蹄之下过着悲惨生活的中原百姓，又连想到被掳至北国的徽、钦二帝，我愤怒得头发都直竖起来，禁不住仰天长啸，激烈的恢复中原的壮志在心中翻动着。
我卅岁出头，已经建节封侯，但我对所取得的功名并不看重，因为我的志向是驰骋疆场，伴着云和月，转战八千里，驱逐胡虏，恢复中原。然而我深知要实现我的志向还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我决不能虚度年华，等到白了少年头时，空自嗟叹！我也希望矢志抗金的中华热血男儿，要奋发向上，勇往直前，抗击侵略者，为国建功。
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这奇耻大辱至今还未消雪；作为臣子未能为国雪耻之恨，何时才能熄灭？我要驾着战车，从山之缺口处，长驱直入，踏破贺兰山，把敌人全歼！（或译为：我要驾着战车，踏平贺兰山，把敌人全歼！）
满腔的怒火，使我恨不得立壮志，饿了吃敌人的肉，渴了一边谈笑，一边喝敌人的血。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让我们从头干起，收复祖国被敌人占领的旧有山河，再进宫向皇帝朝贺。
附一：
岳飞词《小重山》的写作背景
我们认为岳飞词《小重山》是在绍兴十年秋至绍兴十一年秋（1140-1141）期间写的。
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兀术南侵，岳飞挥师北上。六月，大破金兀术铁浮屠、拐子马，金兵全线崩溃，兀术准备渡河北遁。七月，大军先锋已达朱仙镇，完颜兀术已逃出开封之时，岳飞却在一天之内连接十二道金牌递发的班师诏。岳飞收到如此荒唐的命令，愤懑泣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然而君命难违，岳飞只得班师退回鄂州。兀术回到开封，又攻取了被宋军收复的河南地区。岳飞在班师途中得到噩耗，不由得仰天悲叹：“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回师后，岳飞不再慷慨陈词，要求回家养老，高宗不许。绍兴十一年正月（1141年）完颜兀术再度南侵，岳飞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抗金斗争。之后宋金再提议和。
1141年4月，岳飞、韩世忠等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由于岳飞反对议和，继遭秦桧党羽弹劾，结果岳飞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闲职。岳飞自请回江州赋闲。
此期间的岳飞已知道宋中兴无望，中原国土难复。“和议”已成定局。他的坚持抗战、反对议和的声音已无人再听，他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宏图大志也成了泡影。在绝望、万念俱灰的心境下，写下了这凄婉惆怅的词《小重山》。
是啊！那驰骋疆场、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宏愿像梦一样破灭了！在这议和声浪甚嚣尘上之时，我的抗战主张又有谁肯听呢？
试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灰意冷的岳飞还能写出气壮山河、激越豪迈、昂扬向上的《满江红·写怀》吗？我们想，此时的岳飞写出的一定是格调低徊、凄婉悲凉的词《小重山》，这才正常。所以不能因这二首词（满江红和小重山）格调不同，就盲目地判断《满江红·写怀》是伪作或托名之作。
附二：
附岳飞诗一首，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解读《满江红·写怀》。
参军贺词篇7
永新立志为革命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村的一个书香之家。贺子珍生就一副悲天悯人的心怀，从懂事起就同情劳苦大众，嫉恶如仇，向往革命。读书时接受新思想，热情支持国内革命斗争。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盘踞永新的军阀禁止悼念孙先生。怀着对孙中山的敬仰和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贺子珍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毅然带领女校学生冲破校方阻挠，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同年，16岁的贺子珍加入共青团，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北伐军开进永新县后，贺子珍成为该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副书记。在永新县，她带头剪发，鼓励妇女放脚，积极宣传、推动妇女解放。
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永新的当局随即倒向。6月中旬，永新县收买当地土匪武装，夜袭县城，抓捕了包括贺子珍兄长贺敏学在内的80余名共产党员。贺子珍因被调到吉安任妇女部长未在永新而躲过一劫。得悉永新出事后，贺子珍安排可靠的农民到永新探监，与贺敏学取得联系。看到贺敏学写的“速找袁文才、王新亚营救”的字条后，贺子珍立刻赶往宁冈茅坪，找到贺敏学的同窗挚友“山大王”袁文才。此时已是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在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络“老庚”王佐，率领队伍与狱中党员里应外合，发动暴动，一举攻下永新县城，救出了被捕同志。随后，贺子珍随袁文才、王佐上山，成为井冈山上农民武装的第一位女战士。
贺子珍等共产党员的上山对袁文才及其农民武装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来促成袁文才同意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井冈山的重要力量。
井冈结亲助革命
1927年9月底，率秋收起义残部到达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立刻引起井冈山上袁文才等人的警惕。为摸清毛部来路，贺子珍扮成村姑到三湾村打探情况，聪敏的她撕下工农革命军贴在农家茅屋墙上的标语，将其带回井冈山，使袁文才等人确知那是共产党的军队。恰在此时，派人给袁文才送来亲笔信。受周围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共产党人的影响，袁文才决定与进行联系，遂派秘书陈慕平随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前往三湾接洽“毛委员”。
1927年10月7日，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当天晚上，会见了在茅坪附近坚持革命斗争的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共产党组织的“头面人物”，对其中容貌秀丽、气质超凡的贺子珍印象深刻。1927年11月初，工农革命军前委召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在茅坪象山庵开联席会议。会上，贺子珍针对“如何重建各县党的基层组织，尽快打开割据局面”的问题，慎重提出“请军队同志帮助工作”的要求，得到的赞赏。随后，在袁文才等的推荐要求下，贺子珍被调到前委担任秘书，协助在宁冈、永新两县的几十个村庄进行社会调查，其工作能力和品性作风得到的肯定与欣赏。
虽然袁文才、王佐爽快同意了率工农革命军“上山”的要求，但心中仍存有顾虑。特别是向来谨慎多疑、戒心很重的王佐，一方面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留在井冈山，另一方面又很担心毛部会吞并自己。显然，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在井冈山开展工作的。袁文才之所以极力推荐贺子珍到身边工作，与此不无关系。
由于贺敏学与袁文才的深厚友情以及在永新暴动等战斗中的团结合作，袁、王二人对贺子珍非常欣赏也非常信赖，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在看出、贺子珍互相有情后，袁、王从自身利益及“拴住”的角度考虑，极力撮合毛、贺二人成婚。1928年6月，与贺子珍结婚。自此，基本上打消了袁、王二人对他的顾虑，获得了他们更大的信任，工农革命军与井冈山农民武装的合作得到巩固，同时也更好地团结了贺敏学等留在井冈山的永新共产党人，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这些都有利于在井冈山顺利开展工作，巩固、扩大工农革命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
不怕危险干革命
贺子珍对党忠诚，对革命信念坚定。为了革命工作，她舍生忘死、不怕牺牲。在与结合前，贺子珍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占领区侦察；也曾只身引开敌人，掩护正在开会的等同志安全转移。
1928年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为粉碎“围剿”，配合主力红军战斗，红军军部交给贺子珍一项特殊任务：秘密潜回永新，侦察敌人的及相关情况。接到任务后，贺子珍立刻乔装成农妇出发，第二天，到达距离永新县城30多里的一个村庄。她进村后，首先和村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接上关系，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贺子珍很快收集到大量敌人情报，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不料，危险在最后一天发生。当时贺子珍正同村里的几个党员在一个可靠的农民家里接头，汇总搜集到的敌人资料，准备回井冈山汇报。突然，门外放哨的房东吴大嫂进屋报告说有白军开过来了。一听此言，贺子珍马上果断地安排与其接头的本村党员各自从后门回家，自己则迅速收拾好放在桌上的材料，然后对吴大嫂交代了几句，转身躲进里间卧室。吴大嫂很快明白过来，顺手抓起自己的衣服给贺子珍穿上，并让她躲到床上的蚊帐后面。吴大嫂则用锅灰把脸抹黑，躺在床上装病。她拧一把儿子，让儿子守着自己大哭。白军士兵闯进后，见床上的女人披头散发，面色灰黑，像是生重病的样子。一个小孩围着女人哭叫“妈妈”。加之，农村的房子窗户小，光线暗，土布做的蚊帐又厚实不透光，因此完全看不到藏在帐子后面的贺子珍。白军士兵误以为真的遇见了垂死病人，骂着“晦气”离开。贺子珍幸运地躲过一劫。
贺子珍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干革命不怕危险，勇于献身。曾任过贺子珍直接领导的何长工这样评价贺子珍：“她作战勇敢，机智灵活，骑马打枪，都很在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带过兵、打过硬仗的巾帼英雄。”
井冈山斗争时期，对井冈山地区实行严密封锁，致使山上信息不通、消息闭塞。而等领导干部需要了解外界信息，以便审时度势制定应对策略。报纸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贺子珍为给搜集报纸而费尽心机。当时，有一些小商贩偷越的封锁线到井冈山上做生意，贺子珍与他们建立联系，嘱咐他们每次上山时多带些报纸，并许诺用高价收购。小商贩们用报纸做货物的包装纸以躲避耳目，通过封锁线上山。这样费尽周折得到的报纸，都是过期的旧报纸，缺张少页司空见惯。加之包过东西，褶皱脏污，如同丢弃的废纸一般。但贺子珍却对这些残破的旧报纸珍爱有加，总是小心仔细地将它们抚平，按时间顺序叠好，以备阅读。贺子珍还会在红军打下县城的时候，到敌伪机关和邮局搜罗报纸，供等前委同志查阅。则通过分析报纸上的信息，作出过很多重要决策。
1929年初，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在连续作战、日夜行军的状况下，部队行踪飘忽不定，对外界形势知之甚少。此时，迫切需要弄到一些报纸，以了解敌情，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部队行进到瑞金附近时，决定派宋裕和带一个连突袭瑞金城抢报纸。贺子珍对收集报纸经验丰富，就自告奋勇、一马当先。
宋裕和和贺子珍率兵到达城门口，指挥红军分兵两路包围瑞金城。一场战斗过后，他俩带兵闯入城内，直扑伪县府。贺子珍看到散乱地扔在桌上、地上的《中央日报》和上海、广东、江西、福建等地方报刊，惊喜交加。她把这些报纸收拢起来，捆成一大包，满载而归。通过这些抢来的报纸，进一步明确了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下决心迎战尾随之敌刘士毅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赢得著名的大柏地战斗的胜利。贺子珍不是战斗在第一线引人注目的英雄，而是英雄背后不可缺少、默默奉献的重要支柱。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贺子珍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温柔陪伴在身边，用全部的心血和热情，埋首于党交给的阅读整理报纸、提供资料、保管文件、誊写文稿、照料生活的琐碎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正如的一首词《卜算子·咏梅》中所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参军贺词篇8
王震：“诗，一定要写好雷锋精神”
1963年早春，乍暖还寒，北京医院病房内，开国上将、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刚刚动完一次手术，躺在病床上看报纸。王震看的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的好战士――雷锋》，他为雷锋的苦难童年而悲愤不已，当他读到雷锋身为农民自卫队队长的父亲被地主反动武装活活绞死，其母亲受到地主侮辱后悬梁自尽，哥哥给地主扛活累死，弟弟又被活活饿死，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儿的悲惨经历时，这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当他看到雷锋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后，这位戎马一生、驰骋疆场的将军被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他为人民军队出了这么一位好战士而高兴，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小老乡而自豪。看着看着，王震再也坐不住了，他要为宣传雷锋精神做点什么。于是，他大声地吩咐秘书：“立即让郭小川、贺敬之和柯岩夫妇到我这里来！”
王震虽然是一员武将，自谦为“大老粗”，可是他读书很多，知识面很广，而且十分爱护知识分子，喜欢和文人打交道，结交了不少作家、诗人朋友。后来，著名作家艾青、丁玲等在“”中受到冲击时，正是王震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们。王震还受的嘱托，在北大荒和新疆建设兵团安排被原单位划成的文化界人士1000多人，名为劳动改造，实为保护起来，避免他们受到冲击。曾任王震秘书的郭小川，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离开北平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王震任旅长的三五九旅，曾从事宣传、教育和机要工作。解放后，他又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63年在《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郭小川闻听老首长有令，立即叫上在中国剧协任职的贺敬之及其夫人、在中国儿童剧院工作的柯岩赶往医院。
贺敬之和王震虽然在1962年才得以相识，但他早就对王震十分景仰。贺敬之16岁从老家山东台儿庄逃难求学，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3年春节，贺敬之跟随艾青带领的延安鲁艺秧歌队到南泥湾慰劳以王震为旅长的三五九旅，在慰问演出中，演员演唱了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这首歌。贺敬之当时是一名普通的文工团员，只有19岁，和秧歌队员们一起坐在地上，仰望主席台上王震讲话的风姿，第一次见到这位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将军，心里十分敬仰，但是却没有机会与他直接交谈。直到19年后的1962年，王震到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由郭小川引荐，贺敬之和夫人柯岩才得以与王震面谈。虽然王震尚不认识贺敬之夫妻，但是他在延安时就对贺敬之的作品《南泥湾》和《白毛女》非常喜欢，所以他与贺敬之一见如故。据贺敬之回忆：当时“他（王震）穿了一条马裤，见面就问：哦，你就是贺敬之啊！虽说是第一次面对面与王震交谈，双方的谈兴都很高”。之后，双方虽然直接接触的次数不多，但彼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郭小川、贺敬之和柯岩急急忙忙来到王震的病房后，王震招呼他们在病床前坐下，一边念着手中的报纸，一边热泪盈眶地向他们讲述雷锋的感人事迹、重大意义和自己的感受，他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这些诗人都看了没有？应该写写这个雷锋！担当起学雷锋、写雷锋的时代重任，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要向他学习呢！”3人听了王震的一番话，深受感动。看到王震亲自调兵遣将，布置任务，作为喝过延河水、吃过陕北小米的老兵郭小川、贺敬之自然掂出了其中的分量，感觉到肩上沉甸甸的。3个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向王震表决心说：“我们3个人一起去抚顺，深入连队采访，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学习雷锋，保证完成好首长交给的这项任务。”王震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在与他们作别时，又特别叮嘱：“诗，一定要写好雷锋精神！”
柯岩：“雷锋在抚顺，也是万人空巷去送他”
离开医院后，3人商定一起赴抚顺采访，可是由于郭小川、贺敬之回到单位后，事务缠身，一时不能立即成行。为了不耽误时间，决定由柯岩一人先行。于是，柯岩只身于1963年2月初来到抚顺。此时的东北大地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柯岩作为第一批深入连队采访的文艺工作者，冒着风雪严寒，马不停蹄地前往雷锋生前的部队进行采访。她下连队、进宿舍、到伙房，采访雷锋的战友和领导，走访驻地群众。她跑遍了雷锋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含着泪聆听指导员和战友们讲述雷锋的感人事迹，聆听群众讲述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故事，流着泪阅读了雷锋写的20多本日记，这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让她全面了解了雷锋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在抚顺采访深入生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柯岩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和洗礼。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殉职后，他的追悼会于8月18日在望花区一个礼堂里举行，自发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络绎不绝，礼堂里面装不下，外面人山人海，送葬路上挤满了人。当时抚顺市仅有70万人口，竟有10多万人为他的灵车送行，从市区到烈士陵园十多公里的大道上，人流如潮，不少人自发戴上白花或黑纱，默默地跟S灵车行进，情景极为感人。后来，柯岩回忆说：“我一辈子经历过两次万民悲痛、万人空巷去送丧的，一次是送总理，一次就是送雷锋。雷锋在抚顺，也是万人空巷去送他，一边送一边哭――确实叫你觉得伟大是出于平凡之中的。”
柯岩回到北京已经是3月初。3月5日，《人民日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刊登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给雷锋的题词，于是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
回到家，柯岩迫不及待地向贺敬之讲述雷锋的事迹，讲着讲着，泪水禁不住奔涌而出，她就一边流泪，一边讲。贺敬之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听。贺敬之的母亲见状感到奇怪，还以为两人吵架了呢。这时，柯岩又把“雷锋出门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事迹向老人讲了一遍。这位来自山东农村、朴素善良的老太太听后也不由得大哭起来，边哭边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呢？他应该活着，让我这个老太婆去替他死吧！”
很快，亲身感受到雷锋的感人事迹并被雷锋精神感染的柯岩一气呵成，写下了长诗《雷锋》：
听讲你的故事呵，雷锋，
孩子们停住了笑声，
热泪在脸颊上流淌，
好像露珠在花瓣上滚动。
提起你的名字呵，雷锋，
青年的眼睛更亮更明，
你红色生命的火把呵，
在他们心中燃起火焰熊熊。
……
贺敬之：“要写，就要写出新意来”
柯岩创作的长诗《雷锋》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又写了《我对雷锋叔叔说》《向雷锋叔叔致敬》等儿童诗。她对贺敬之说：“雷锋的事迹你也听了，也感动流泪了，赶快写吧！”
贺敬之说：“要写，就要写出新意来，这很难，不知有没有把握。”“你这个人，要有信心嘛！我看你肯定能写好，你就写嘛！”柯岩一边鼓励他，一边把自己采访到的关于雷锋的材料抖落在贺敬之的桌子上。
得到了柯岩的鼓励后，贺敬之伏案而写，写了几段后，感觉没有把握，就念给柯岩听。柯岩听后说：“太好了，比我写的那资锥己茫而且不是好一点半点，是好很多！”柯岩的话，使贺敬之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夜不能寐，文思泉涌，一鼓作气写下去：
假如现在呵，
我还不曾
不曾在人世上出生，
假如让我呵，
再一次开始
开始我生命的航程――
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呵，
哪里是我
最迷恋的地方？
哪条道路呵
能引我走上
最壮丽的人生？
……
1963年3月上旬，贺敬之完成了《雷锋之歌》的前四节。每当贺敬之写出几段后，都要念给柯岩听，柯岩成了他的第一位读者。柯岩听完后，马上会鼓励他：“好，就这样写下去。”
3月中旬，王震出院了，他要去上海组织青年到新疆去支边，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便约郭、贺、柯3位诗人一起去上海参加动员。因柯岩要在北京一些单位做雷锋事迹报告会，郭小川、贺敬之就跟着王震先到了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在那里贺敬之写完了《雷锋之歌》的最后两节。
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长达1200多行，共分6个部分：第一部分，抒写生长在中国的骄傲、幸福、光荣的感情；第二部分，描写雷锋出现之后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讴歌雷锋的同时，提出人应该怎样生活，路应该如何走；第四、五部分，主要描写雷锋伟大的思想、精神、风格、人品，回答了第三部分所提的问题；第六部分，抒写雷锋精神的影响。诗人在纵情讴歌雷锋精神的同时，把中国悲壮的历史、社会的现实和光辉的未来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生动的艺术画面，开拓出寥廓的意境，表现出一个庄严的主题。
听说贺敬之的大作完成了，王震连忙说：“快，把全诗念给我听一听。”他还特别吩咐秘书：“从现在开始，发生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我要听贺大诗人给我朗诵《雷锋之歌》。”说完，把房门一关，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贺敬之。贺敬之心情也很激动，操着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朗诵起来。当他读到“快摆开你们新的雁阵呵，把这大写的‘人’字――写向那万里长空……”时，王震不由自主地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大声叫道“好！好！”全诗朗诵完，王震意犹未尽，把诗稿要过去，点出他最喜欢的几段，还让贺敬之又朗诵了一遍。之后，他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真好！写得很有力量！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贺敬之说：“就是闹情绪，发牢骚呗！”见王震一愣，贺敬之赶紧解释：“是闹的革命情绪，发帝修反的牢骚嘛。”王震大笑起来，连声说：“好，好！不过还要加上两句：扛红旗，立标杆！”
在《雷锋之歌》第二节里，贺敬之写道：“那红领巾的春苗啊，面对你，顿时长高；那白发的积雪啊，在默想中，顷刻消溶……”这后一句的艺术形象就来自王震，说明全国人民从少年到老年，都从雷锋身上受到教育和感动。
参军贺词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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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各位朋友你们好,我首先代表我们旅行社以及我个人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们现在要参观的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大楼是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来是江西大旅社，建于1923年，是一栋标准的徽式建筑，并且是当时南昌最高的建筑之一。
进入大厅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建军七十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在这里游览参观留下的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大家现在看到的房间是起义部队卫生员的房间，对面的是警卫员的房间，中间是天井，天井不仅能起到通风采光的作用，还蕴涵了天圆地方的意思。地上的鹅卵石象征了一个个金元宝，而这些空白的线条则形似一个巨大的锁，有锁财的含义在里面。在天井四周的四个水缸是大旅社的消防设备，在起义的时候用来给起义军喝水用的。当时旅社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结构，一直在解放以后才逐渐改变成为砖木结构的。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这里原来是给有钱人做寿办喜事的地方，起义军的领导同志曾多次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部署起义的有关问题。这边陈列的四把太师椅，两个茶几和那面穿衣镜都是原物，其他的家具都是复制的。这座钟所指的时间是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刻，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大礼堂右边是九号房间，这里是起义时军事参谋团的开会处，当时这里的房价是三块大洋一天，而一个大洋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0元，可想而知，当时大旅社的消费之高了。在左边是十号房间，在起义的时候，起义军的领导同志们曾在这里工作过和休息过。
请大家跟随我来二楼把，这是25号房间，周恩来同志曾经在这里办公，这里也是旅社最好的房间，不仅有落地玻璃，还有电灯和电话。
进入二楼大厅后，大家看到的五尊雕塑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两边的浮雕是从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拓印下来的。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屏幕投影机，演示了朱德如何以设酒席，打麻将，吃饭的名义，牵制住了敌军的两名团长和团副，让起义顺利进行的情景。
南昌起义是在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爆发的，1924年初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5月，孙中山先生创建了黄埔军校，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利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华东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又在武汉宣布“分共”，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无数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大革命惨遭失败。
革命的失败使中共中央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七月上旬，中共中央否决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7月13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总方针。后来在七月中旬，中共根据九江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并派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领导这次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南昌起义的同时，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清共”活动。1927年七月24日，张发奎通知叶挺，贺龙上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当时，得知会议内幕的叶剑英由庐山赶至九江，在九江甘棠(tang2)湖的一条小船上与叶挺，贺龙商定，不去庐山开会，转道去南昌。
7月27日，前委成立后，根据准备的情况决定，起义由原定28日晚改为30日晚。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贺龙指挥部，将起义计划告诉贺龙，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表示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周恩来当即以前委的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部队的总指挥。起义的时间定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后来由于军中出现了叛徒，起义提前2个小时为凌晨2点举行。
这是1927年南昌城的沙盘模型，当年南昌城四周都有城墙，共有七座城门，市中心那座白色高大的建筑就是江西大旅社。这四周是当年起义部队的驻地，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朱德创办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
起义部队二万余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向敌人驻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战斗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歼灭南昌守敌三千多人，缴获机枪八百多挺，步枪四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
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是进攻敌军总指挥部的时候。敌军的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这里，并且早已得到叛徒告密，事先做好了准备，战斗打响后，起义军奋不顾身，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同志也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敌人的军政首脑机关，那个可耻的叛徒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南昌起义的火种，迅速燃遍了全国，点燃了各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开始，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1933年六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下面是大家自由参观的时间，我们大概在30分钟后在门口集合，希望这次参观能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预祝大家能玩的开心，谢谢。
景德镇介绍景德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雄踞长江之南，素有"江南雄镇"之称，历史上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全国四大名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城市。1953年6月政务院批准景德镇市为江西省辖市，现辖一市一县两区，即乐平市、浮梁县、珠山区、昌江区，面积5256平方公里，人口152万，其中市区人口40多万。
景德镇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东至县交界，南与万年县为邻，西同波阳县接壤，东北倚安徽祁门县，东南和婺源县毗连，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居东经116°57′-117°42′，北纬28°44′-29°56′，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山峰层叠，河流密布，山环水绕，景色秀丽。市区平均海拔320米，年平均气温17°C，年降雨量1763.5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09.8小时。
景德镇是中外著名的瓷都，制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籍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宋景德元年(1004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御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景德镇因此而得名。自元代开始至明清历代皇帝都派员到景德镇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窑，创造出无数陶瓷精品，尤以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四大名瓷著称于世。"毛泽东用瓷"、上海"apeC"用瓷及国宾馆用瓷以及各类艺术陶瓷倍受世人赞赏。景德镇瓷器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美誉。郭沫若先生曾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的诗句盛赞景德镇灿烂的陶瓷历史和文化，陶瓷把景德镇与世界紧密相连。
景德镇市旅游资源内涵丰富、独具优势。包括陶瓷文化、人文景观、生态环境等，尤以陶瓷资源独具优势。全市现已发现30多处陶瓷历史遗址，如古代著名的瓷用原料产地及世界通称制瓷原料高岭土命名地高岭、湖田古窑遗址、明清御窑厂遗址等等，分别列为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景德镇市的风景名胜和景观众多，有保留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村、徽派建筑群、古戏台;有号称中国第二、江南第一的浮梁古县衙;有以三闾大夫屈原命名的古建筑三闾庙;有宋太祖朱元璋作战时藏身的红塔和瑶里的仰贤台、洪源仙境、太阳岛、月亮湖、阳府寺、历居山、翠屏湖等。景德镇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著名的新四军瑶里改编就在浮梁县瑶里镇，红十军的诞生地在乐平市众埠镇。1997年，我市被国家旅游局等单位推介为97’中国旅游年全国35个王牌景点之一。
景德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雄踞长江之南，素有"江南雄镇"之称，历史上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全国四大名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城市。1953年6月政务院批准景德镇市为江西省辖市，现辖一市一县两区，即乐平市、浮梁县、珠山区、昌江区，面积5256平方公里，人口152万，其中市区人口40多万。
景德镇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东至县交界，南与万年县为邻，西同波阳县接壤，东北倚安徽祁门县，东南和婺源县毗连，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居东经116°57′-117°42′，北纬28°44′-29°56′，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山峰层叠，河流密布，山环水绕，景色秀丽。市区平均海拔320米，年平均气温17°C，年降雨量1763.5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09.8小时。
景德镇是中外著名的瓷都，制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籍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宋景德元年(1004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御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景德镇因此而得名。自元代开始至明清历代皇帝都派员到景德镇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窑，创造出无数陶瓷精品，尤以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四大名瓷著称于世。"毛泽东用瓷"、上海"apeC"用瓷及国宾馆用瓷以及各类艺术陶瓷倍受世人赞赏。景德镇瓷器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美誉。郭沫若先生曾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的诗句盛赞景德镇灿烂的陶瓷历史和文化，陶瓷把景德镇与世界紧密相连。
景德镇市旅游资源内涵丰富、独具优势。包括陶瓷文化、人文景观、生态环境等，尤以陶瓷资源独具优势。全市现已发现30多处陶瓷历史遗址，如古代著名的瓷用原料产地及世界通称制瓷原料高岭土命名地高岭、湖田古窑遗址、明清御窑厂遗址等等，分别列为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景德镇市的风景名胜和景观众多，有保留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村、徽派建筑群、古戏台;有号称中国第二、江南第一的浮梁古县衙;有以三闾大夫屈原命名的古建筑三闾庙;有宋太祖朱元璋作战时藏身的红塔和瑶里的仰贤台、洪源仙境、太阳岛、月亮湖、阳府寺、历居山、翠屏湖等。景德镇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著名的新四军瑶里改编就在浮梁县瑶里镇，红十军的诞生地在乐平市众埠镇。1997年，我市被国家旅游局等单位推介为97’中国旅游年全国35个王牌景点之一。
庐山山南太乙村去过庐山的人很多，但去过太乙村的人却很少。其实太乙村实在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传说当年有十八位粤籍将军厌倦于尘世，决定退出江湖，隐居深山。经过一番策划，他们在庐山的太乙峰下修建了十八栋别墅，这就是今天的太乙村。因为有了这样有趣的故事，太乙村就格外令我向往。为了给湖北美术出版社写一本《到庐山看老别墅》的书，今年春天，我专程跑了一趟太乙村。
太乙村在庐山山南太乙峰下。因地质的变化和溪水长年的切割，庐山山南山高谷深、层峦叠翠，到处可见兀立千仞的绝壁和飞流直下的瀑布，风景比之山北要漂亮得多。所以，庐山一直都有一个说法：庐山美景在山南。但风景如果只是自然风景，没有人气的注入，没有这十八个将军隐居的传说，没有充满人性色彩的别墅建筑群组，没有太乙村暗杀蒋介石的惊天秘闻，太乙村也就没有多少的吸引力。正因为传说的存在，建筑的存在，秘闻的存在，同时，又因为这所有的存在都置放在太乙峰下空寂清幽、禅意深浓的风景里，那么，太乙村留给我们的印象就全然不同于普通的风景了。
走进太乙村，沿着竹林一幢幢别墅看过，觉得太乙村真是一处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它避开了公路，躲开了人群，单独成村落，独自成风景。村中每一幢别墅都倚势借景，或利用岩石，或背靠山崖，或濒临小溪，或深藏竹林。有一股山泉从山间宛转流出，绕行于每一幢别墅，然后流走;起伏于树间的石级小径，有如串珠一样，将十八幢别墅一线串连，很有“曲径通幽”以及“小桥流水”的中国之风。
太乙村最居高临下的一幢房子雅号叫“晚庵”。别墅的主人是原粤军第八师师长曾晚归。最初在庐山隐居的动议似乎就是他提出来的。曾经当过湖北省代主席的严重的别墅位于柳庄，因别墅门前有两棵松树紧紧地相依相伴，因此这幢别墅又叫同松别墅。严重在此隐居了十年，他是最像隐者的一个人。三柳巢别墅的主人是蔡廷锴，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它的门口有三棵漂亮的柳杉，别墅的名字也因此而来;吴氏院是曾经做过江防司令的吴奇伟的，站在院子里抬头上望，太乙峰有如一个睡美人躺在天边。松庄别墅是陈诚的，这幢别墅与蒋介石的桂庄别墅相比，就显得没什么看相了。老蒋的别墅房屋一侧有汩汩泉水，因而又被叫作“月泉别墅”。这幢别墅前有宋美龄亲植的桂花树两株，“桂庄”一名正是由此而来。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之时，桂树突然死去一株，剩下的一株仍然花枝繁茂。太乙村最初的住户倒是隐士，不过，大多的人隐了没几年，又都出山做官了。到后来，一些并非隐士的人也住进了村里。比方蒋介石，他住在太乙村当然不是为了隐居整个别墅群坐北朝南，虽是山中，阳光却是十分充足。明镜似的鄱阳湖尽铺眼前。站在每一家别墅的阳台上，都可以看到广阔的鄱阳湖面和层叠的山峦。村里有游泳池，有练武场。最有意思的是，为防不测，村头村尾还修有碉堡，这碉堡一下子就把文人和武人的做派区别开来。文人没有防范之心，他们是断断不会想到隐居生活还需要这些玩艺。1937年，日本人打过来了，多少防线都没能挡住鬼子，太乙村的两个碉堡自然也抵挡不住，自此太乙村人去楼空。
今天，将军们的身姿早已不在，但太乙村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格局。人们修复了一半以上的别墅，又新辟了登山公路，把这里变成了旅游度假村。旅游旺季时，纷至沓来的游客以他们特别的喧闹，打碎太乙的宁静，时尚的服饰和流行音乐，使隐居的气息荡然无存。只是在淡季，游人离去，太乙村立即就回复到它旧日的情调，清冷而幽静。有几缕炊烟，有几句低吟。夜风起来时，村里飘着淡淡的幽香，历史的余味便夹在这幽幽的香气里，在山间飘浮。
参军贺词篇10
文字整理 郑立军 吴永雄
题记：
卢凯森，1938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烈士后代。1955年考入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1957年毕业被分配至海南军区第一三二师三八五团任工兵连三排排长，时年19岁。在部队的培养下，长年爬山涉水，实践学习，日积月累，对海南全岛的地形地貌等重要地志，尤其是战略性防御工事配系，卢凯森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以至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次年八九月间，元帅视察海南四十天，时任海南军区作战处副处长的卢凯森全程陪伴叶帅，就海南全岛防卫和南海西沙、中沙、南沙的海域防卫，向叶帅作了介绍并亲耳聆听了叶帅的战略高见。被叶帅赞誉为“军中活地图”。
后来，卢凯森又以副师长身份，陪伴过元帅夫人薛明、罗瑞卿大将夫人郝治平，拜谒了元帅等，留下了一串串的感人故事。
农村娃当上军区作战处长，海南的安宁沉甸甸压在我心头
提起叶帅夸我“军中活地图”那档子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1957年从南京工程兵学院毕业分配到海南时，我才19岁，与全连最小的新兵同龄。
我与“军中活地图”结缘，是我当一三二师三八五团工兵连排长第二年开始，由于我的工程兵院校学历，被调到师工兵教导队成为全师唯一的院校教员，不到一年，又调到海南军区国防工事建筑工程指挥部任技术员。年轻――21岁，院校――工程系毕业，这些优势，没有冲昏我的头脑。我清醒地知道，海南全岛的作战工事工程的责任，就将从此与我难以割舍。
当时的海岛防御工事，与战略方针紧紧相连。1964年前，海南的军事防御有苏联专家参与，基本口径是：“一线防御、滩头防御、支撑点式防御”。1965年后，战略防御由沿海防御转入岛内山区山地防御，口径是：“依托五指山，死守榆林港，保卫海南岛”，阵地建设主要选择在山区。当然，这两个时期作战对象均以美蒋为目标。从1969年开始，为防“北极熊”南下，海南作战方向作出调整，阵地工程建设，则在以前的基础上突出了大口径、远程武器阵地建设。
作为当时海南军区的参谋人员，1970年我任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我必须对全岛的阵地配系、、战役战略、首长意图完全理解和掌握，亲历了全岛各个阶段工作的每一步进程。
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后，中央决定加强南海海域诸岛的防卫。由此，我作战处又组织了对南海诸群岛的战略研究。由岛内到岛外，由陆地到海洋，海南的安宁，祖国的安宁，像一块巨石，沉甸甸的压在我的心头。为尽职尽责，为继承老前辈的意志，为海南数百万人民安居乐业，我对职务和职责的研究，真的做到了如醉如痴。也许有这些真本领打底儿，不久后陪伴元帅的40余天，我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陪伴叶帅40天，受益胜于40年
1975年8月，元帅莅临海南，专事海南岛及南海风云的战略研究。叶帅住在榆林大院，这在当时是极其保密的要事。我的任务是，把叶帅的指示、要求及时向广州、海南军区首长汇报，办好叶帅工作需要的各项事情。于此，我第一次面对叶帅。
叶帅的和蔼，体现在与我的一问一答间。我先是立正，敬礼，笔直的腰板纹丝不动。叶帅非常欣赏我标准的军人军姿，微笑着回答我的请示：“每天把外电反映综合汇总，上下午各报一次。”简洁明快，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表情却像父辈对晚辈。从那天起，我全天候的守护在叶帅身边、或在营区待命。
伴随叶帅期间，叶帅询问较多、谈话突出是南海西沙、南沙、中沙方向作战思想及战略地位，以及开发建设的重要意义。一次陪伴叶帅乘舰视察，十多次叶帅的询问，我都一一作了汇报，甚至没有一次犹豫，没有一点儿差错，没有一点儿遗漏。
说也是，从1957年8月至叶帅视察的18年间，海南的工事构建、阵地建设、战场预设、纵深联系，这些我所学专长的必然要求，所有内容的必须把握，早以深深扎根于我的脑细胞中，甚至某处重要工事的详细情况，我汇报时总是一气呵成，主要情况也可“倒背如流”。
回到驻地，叶帅满意的表情告诉我，那次视察获得成功。晚饭后，陪叶帅散步，叶帅特意让我走在他身边，并意味深长的说起了参谋人员的基本要求：“世界各国军事形势多变，部队建设也不断面临着新情况，机关建设也会不断遇到新问题，作为参谋人员，不仅要做到会讲、会写、会算、会画、会测、会谋六会，而且要对辖区、防区的社会、地理、人文情况准确掌握，努力成为活地图、活字典。”
1964年以前入伍的老兵们都知道，由元帅、元帅、罗瑞卿大将共同倡导的部队建设“大练兵、大比武”，发起于1964年，在1965年达到高潮，在世界、在全军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地方建设很多部门、单位也效仿部队的“大练兵、大比武”，部队所推出的“郭兴福教学法”，也积极影响了全社会。大比武期间，叶帅首创的“参谋人员六会”，早已深入人心。一次与，等人议事，之前的“例行说笑”，提到了“六会”：“当年的智多星又有了新发明，‘六会’是机关参谋的必修课，简单易懂，便于把握，就像叶帅的诗，好记好懂。”主席虽说的像是笑谈，其实赋予了精深的哲理。
叶帅在海南40天，我还从点滴的生活现象中悟到了叶帅人格魅力的伟大。叶帅一边观察南海风云，运筹南海战事，一边关注北京“”动向，还要一天几次电话关心的病情。几次不经意间，叶帅都说到“总理累啊，总是关心着大局，关心着人民，对来自中央内部的邪恶势力，既要抵制，又要讲策略，这就既累心又要累身体了。总理也说，当了人民总理，大事小情总要料理，总得管理该管的、该理的，否则，主席倡导‘为人民服务，我又如何去落实呢?’”又有一次，西沙部队在海滩捕捉到三只海龟，派人送给叶帅，叶帅是广东人，知道海龟肉加工成食品，对体弱病人有滋补作用，叶帅向有关部门深深道谢，随即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立即安排送去北京，专门呈送给，全国人民都期望有个好身体。”
这短短的一幕，这深深的情谊，是叶帅个人心愿，又代表了全国军民，我在场亲历这一切，刹那间湿润了眼睛。
叶帅夸我“军中活地图”，总长杨得志竟是传话人
距第一次陪伴叶帅7年后的1982年2月，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来海南视察，我陪同随行。1985年2月，杨总长又来海南，时任政委的王猛先期到达榆林要塞迎候，总长到达这天，我以海南军区12师副师长身份，陪王猛政委到陵水机场迎接总长。
杨总长走下飞机舷梯，还有两三个台阶时，便向王猛政委远远伸出大手，这时我站在王猛政委身边。两位战友未等寒暄几句，总长朗声问王猛：“你们海南军区有位处长是活地图啊，叶帅多次提起，叶帅还说部队机关建设就要培养这样的骨干，越是现代化建设，越要强化骨干队伍的培养。”总长说完，又与海南军区司令、政委握手。
王猛政委多次来海南视察，我也多次陪伴过王猛政委到各部队看望，我的“活地图”雅号，军区各级已小有名声。见总长这般肯定部下一位处长，总长又强调提到叶帅的赞誉，王猛政委也很受鼓舞。趁总长谈话间隙，便示意我随他走到总长身边，同时笑着向总长报告：“总长，叶帅说的‘军中活地图’，就是这位处长。当时是海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卢凯森，西沙自卫反击战指挥部重要成员之一，现在是守备12师副师长。”
杨总长亲切地目视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叶帅从不易当面夸奖部下，赞誉你是‘军中活地图’。要知道叶帅是我军第一代军中活地图、军中智多星，谁人能与他比?希望你珍惜荣誉，再接再励，向叶帅学习，为军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几天后王猛政委送走杨总长回，不久便在军区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叶帅和杨总长关于“军中活地图”的相关事宜，号召军区各级司政后机关，学习“军中活地图”精神，开创性开展工作，为军区部队建设作出贡献。一时间，军内外传颂“活地图”，我也成了脍炙人口的人物。
陪伴薛明、郝治平大姐，方知、罗瑞卿
1985年1月，元帅夫人薛明与罗瑞卿大将夫人郝治平双双飞来海南，陪伴两位夫人的重担，又荣幸地莅临我身上。
、罗瑞卿，军中骄子，中国人民著名将领。“”期间，被、“”一伙横加迫害，贺帅成了十大元帅中第一位遭迫害致死的元帅，所受的冤情惊天地泣鬼神。罗瑞卿大将也有相似的冤情裹身。在挨整的无数个黑暗日子里，将帅二人心明志坚，他们自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也渗透到各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融入到了两位夫人血脉之中。二人结伴来海南考察，便是明证。
两位夫人在榆林大院住了7天，我陪伴他们先后考察了东、西岛，南湾岭、兴隆华侨农场等处，并对榆林所处的三亚市社会进步与社会治安状况详细了解。薛明原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贺办主任，郝治平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按道理两夫人都是军中高官，谁知她们更多关心的，倒是海南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妇女待遇等情况，每每关切询问。
两天后，我终于张口问了心存已久的惦念，我的问题是：贺帅与罗大将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一伙迫害贺帅和罗大将难道真的无法避免?、保护贺帅有障碍吗?
这些问题，明眼人知道是多么敏感，也许有人会说我冒失，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山东人天性豁达，凡事总想讨教明白，再说，两天相处后，两位夫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从两位夫人的真情叙述中，我真切的感受了元帅与将军夫人秉承的帅府家风。
与罗瑞卿相知甚深，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认识的。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第二兵团政委期间，曾多次指挥部队同指挥的晋绥军区部队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1959年9月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罗瑞卿是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从此，贺罗二人工作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对建军、治军的思想非常一致，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彼此了解也更加深刻。1965年11月，一伙趁地方上大批《海瑞罢官》、抓后台的时候，加紧进行了一场打倒罗瑞卿和抓罗瑞卿后台的阴谋活动。不久，由于作孽，罗瑞卿和先后大难临头。
对贺、罗主持军委工作并得到毛泽席的称赞，非常嫉妒，更有甚者是因病休息一段时间，让主持军委工作，这本是的主意，并且源于对身体的爱护，但妒火中烧，且贺罗主持军委工作，对提出的“突出政治”没有重视，也恼火异常，认为罗瑞卿架空了。打倒贺罗的阴谋，便应运而生。
明言“我做你的保皇派”
“”初期，社会上盛传曾经保的说法，我试探着问薛明夫人，薛明沉思片刻后回忆：“在同伙策划空军、海军、总参等单位写出诬告的信并由亲自转送给后，凭着多年对的了解，对诬告信内容是不相信的，但有个别内容也不好全面否定，知道积极转呈诬告信的用意。1966年9月5日上午，贺老总告诉我要去见，并且是应之约，回来后告诉我，主席还是那么爽快，不但给他看了几封诬告信，还安慰慢慢看，不要急。对其中一封吴法宪诬告的信，请示主席‘要不要找吴法宪谈一谈’?主席回答很干脆，‘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找他们。’主席看到坦然的样子，便朗声笑了起来并风趣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做你的保皇派。’停了片刻，主席又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这番话，使身处逆境的感到无比温暖，我与孩子们也在心中轻松了许多。”
“与主席的谈话进行到中午，主席还留用午餐，辞谢。”
“9月9日晚上，主席又让秘书给打电话，说经过和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儿了，让登门拜访一下有关同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其实，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已于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一个军委常委扩大会，并打着的旗号，向除，，之外的六位老帅，以及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发表讲话，大肆对进行诬陷和攻击，之后，又谎称这些内容已向主席打过招呼，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9月8日为整开了会，瞒过了主席，更瞒过了。9月10日，根据主席的指示，主动上门拜访，做贼心虚的叶群吓坏了，以为9月8日的会走漏了风声，会伺机报复，于是紧急部署几名卫士拿枪埋伏在帷幕后面，并布置如果林贺二人谈话不对劲儿，有了对抗迹象要立即‘冲出去’。”
“那次谈话，狼子野心大暴露，对主动征求意见视为向其示好，便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抛出一个有明显的威胁性话题‘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
谁’。”
“清楚的知道以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头上，但那种阳光性格促使自己决不买的账，于是，坦然的说‘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拥护，我就支持谁’!”
“的话，击中了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也与最后摊了牌。终于明白，让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了变本加厉地策划了种种迫害的阴谋活动。”
：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被迫害致死，对我与孩子们的安危和命运一直系在心上。”
薛明讲到这一段，两行热泪潸然而下，“1971年9月13日一伙叛逃摔死不久，总理就派人四处寻找我与孩子们。我从流放地贵州磊庄回到北京，又派人把散失在外的子女陆续找回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亲人失散竟然存在了五年，回首这一切，石头人也会掉眼泪。”
“我们回京不久，根据的指示，亲自过问的工作，并安排邓颖超的秘书给我打电话，一定要找到的骨灰盒，便于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同志骨灰安葬仪式，也要以此安抚亲人们那一颗颗被邪恶势力蹂躏的心。”
“我们回到北京后，也得知1973年12月21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看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不好呢’!不愧是个伟人，这么重大的事情，勇于做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他还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一再作自我批评，我与子女们本来很不平静的心也由此渐渐冷静下来。”
“尤其是总理，1972年5月就发现得了膀胱癌，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又要与、两个集团作斗争，得不到休息和治疗，病情日益恶化，1974年6月和8月做了两次大手术，1975年3月又做了第三次大手术，但已转移的癌细胞无情地侵害着他的身体。这个时候，他的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大约‘还有半年’时间，就在这样的时刻，总理还时刻关心着的和善后工作。”
“1975年6月6日，我们接到了中央关于为进行骨灰安放仪式的通知，我长女贺捷生看到通知中的‘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等种种限制，非常气愤，意识到是所为，捷生不顾自己的安危，第二天便上书和，据理力争。”
“捷生还表示：如果照原方案办理，她将不参加这一仪式。”
接到贺捷生来信当天，就致信，明确表示了支持贺捷生所提要求。当天，批复：“照总理意见办。”
“从捷生给、写信，到中央改变原定安放骨灰仪式方案，一天内三次信件在领袖间转呈，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1975年6月7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将永远记入贺家史册。”
“1975年6月9日下午，经、批准纠正后的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举行，抱病参加悼念仪式，事先我们谁也不知道，当看见拖着病体向我们缓缓走来时，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元帅见此情形，抢先一步扶住，我走上前扶着总理另一侧，心疼地说‘总理啊，您病成这样，怎么还来了’。”
“只见总理强忍住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48年前，在的入党仪式上，代表党前敌委员会致辞说‘同志是个好同志，是信得过的’，48年后的今天，在彻底、入土为安的仪式上，深情重复了48年前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