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1
关键词：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评估企业社会责任
一、全面评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环境绩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组织根据法律法规或自发地通过一定的形式，如报告、声明等向社会公众与企业有关的环境信息的一种行为。评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研究企业环境披露及其影响因素的前提条件，从实践来看，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环境审计等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评估。目前的评估制度较为单一，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披露水平，这使得许多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受到了限制。因而，全面、真实、客观地评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能为相关课题的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对于建立专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评估体系、完善社会责任监管制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如何全面地评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以往国内研究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文献大多使用单一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如李晚金（2008）、何红艳（2009）、卢馨（2010）等都是通过信息本身的数量或质量来衡量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对地，国外相关的研究中出现的角度显得更为多元化，英国甚至建立了一个用来记录企业社会披露（包括环境方面）全部信息的数据库。而根据环境信息披露的定义可知，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各种形式的环境信息，因此，国内这种用一方面的表现来替代整体水平的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鉴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环节和目的，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地评估一家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一）环境信息的专业性
环境信息披露的独立性表现为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信息所处的位置。由于环境绩效隶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出现在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性发展报告中的环境信息通常更为专业和具体，因而考察一家企业是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性发展报告）还是通过其他形式的报告声明例如年报来披露环境信息十分必要，这是评价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环境信息的包含性
环境信息的质量是评判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信息质量的其中一个体现是信息的包含性。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环境信息的包含性。第一个方面是环境信息的数量。数量的计算必须先定义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评估者能够使用一些独立的标准判定哪些是环境信息，哪些不是。由于评判包含性所采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其前提是客观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所以客观性原则要求这里的定义必须是准确而唯一的。其次要确定计量的单位，以往有研究者例如RobGray，RezaKouhy和SimonLavers（1995）提到过，分析书面交流信息时可以选用单词、句子或者页数作为计量单位，甚至有研究者提议用面积来计量信息的数量。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字数或者页数是更好的选择。第二个方面是环境信息涵盖的主题数目。与客观性原则相对应，系统化原则要求存在一系列详尽的标准，它们可以对环境信息进行分类，即环境信息涵盖了哪些主题。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对环境事务的分类并不统一，但评估者选取的分类方式应具备广泛性。比如，田翠香等人（2010）在《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维度分析》中将环境信息披露分为四个类别，同时确定了若干个环境事务主题，许多此后的研究借鉴了此种分类方式。
（三）环境信息的客观性
环境信息的客观性是信息质量的另一个体现，而对客观性的考量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别是环境信息中量化主题的数目和信息中包含的图片的数量。主题的量化代表了此主题包含的环境信息是否有统计数据的支持，因而它能有效地反映信息的客观程度。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例如，DeeganandGordon,1996;Guthrieandparker,1990）通过随机选取的公司样本证明了，即使许多公司都公布环境信息，但是他们通常只倾向于披露对公司形象有利的信息。报告中主观性的文字说明往往不足以充分代表公司客观的环境状况。由此，量化主题的数目能更有力地说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对于文字而言，图片传递给阅读者的信息更为直观和真实，因此图片的数量，例如幅数和面积也是衡量环境信息客观性的重要手段。
（四）环境信息的便捷性
环境信息的便捷性即报告阅读者使用此报告来查阅环境信息时是否方便、快捷。由于披露行为的目的在于让阅读者充分了解企业传递出的环境信息，而一份方便、快捷的报告能使阅读者在短时间内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因此便捷性也是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是否完善的一个标准。通常，索引能为阅读者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也使得披露行为更为规范。所以本文认为索引的存在与否可以作为衡量便捷性的方法之一。但由于环境报告使用的索引有多种版本，因而不应使用某一种索引形式作为评估的唯一依据。
（五）环境信息的可信性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仅体现在环境信息的质量上，同时还体现在环境信息的可信度上。如果环境信息的披露缺乏可信性，那即使环境信息的披露再专业、再全面，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也达不到高的层次。而环境信息是否通过了第三方的独立鉴证能有效地说明环境信息的可信性。相对于一份普通报告中的信息而言，进行了独立鉴证的报告中出现的环境信息应当更具可信性，进而企业也具有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三、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评估在研究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各个角度指标的选取问题
要全面地评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必须综合考量以上几个方面。具体到每个角度，可以选取的替代指标一般有多种，应根据研究或应用中的实际情况做取舍。例如，在衡量环境信息的包含性时，既可以用字数也可以用页数作为指标。选用字数时，数据采集的成本价高，但测量结果显然更为精确，而如果选用页数作为指标，采集的成本将降低，但由于字体和篇幅的差异，页数所传递的信息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同样，在客观性考量中是否测度图片也需要评估者根据实际要求进行权衡。总之，指标的选取是多样的，但在一次采集过程中，要保障指标的唯一性和延续性。
（二）数据采集中的客观性问题
评判或评估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客观，如何保证数据采集的客观性是评估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上文提及的指标中，众多指标都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因此，在采集中，要尤其注意定义的完整性和唯一性。同时，人工搜集时，应采取多人员审议和复查的形式，从而尽可能地降低人为误差造成的影响。
（二）指标合成的问题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评判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在研究和实际应用中都显得过于复杂，因而有必要将各方面的数据进行汇总。评估者可以使用加总法将数据合成为一个可以反映披露水平的总体指标，而如果评估者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较大变差的指标上，也可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或因子分析法来合成指标。总体指标更便于代入分析相关关系的模型中，也使得横向企业间的比较更为直观。但此种总体指标的局限在于它们难以进行纵向的比较。另外，对一家企业而言，用来反映其披露水平的总体指标缺乏可对比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李晚金，匡小兰，龚光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市201家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5)．
[2]贺红艳，任轶.企业坏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验证―以采掘行业为例[J].财会通讯，2009(8)．
[3]卢馨，李建明.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5)．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2
【关键词】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判例研究
序言
在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学理论中，尚无本文标题所用的“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述，也无相关的内容，同时，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度的成文规定中，也未觅见这类规范。[1]，但是，在法律的实际运行中，我国法院的一些判决已经不可回避地触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此作出了回答，尽管在制作相关判决书时相应的法官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此问题在学理上应该如何归属。这些判决事例中较为典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判决（以下简称为“沈希贤案判决”）[2]。“沈希贤案判决”针对所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其他相关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为论证立场，在理由部分展现了独特的逻辑思路，为研究司法活动的特性与成文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分析入口。
所谓“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存在于由连续数个行政行为构成的行政过程之中。当行政行为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行政活动的整体过程是由一系列连续多阶段的行政行为构成时，先行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瑕疵，是否会影响作为结果的后续行为的合法性，便自然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从肯定的角度出发，承认后续行为因此也具有违法性，即后续行为继承了先行行为中的违法性的现象，被称为“违法性的继承”。
现代行政日趋复杂，行政活动已非只需要一个行政行为即可完成的简单之物。在现实中，一项行政活动的完成，往往需要通过数个行政行为前后相连，有时甚至结成复杂的组合关系才能实现。行政行为的这种关系，在城市规划的批准行为与据此作出的核发各类规划许可证行为之间、责令拆除违法建筑告示与其后的行政强制执行之间时常会不期而遇，在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三峡大坝工程这类的建设连接着无数的行政行为，最初的土地征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否会对最终的工程竣工验收行政行为产生影响，便不是一个已有明确依据，容易回答的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典型判决事例“沈希贤案判决”的分析，以期解答以下问题。其一，就“沈希贤案判决”本身而言，法院以怎样的方法对相关的成文法律规定（用语）进行了解释，从而使得其形成了可判断的构成要件；其二，进一步展开而言，成文法和判例的互动关系中，判例对构筑具体的法律规范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对“沈希贤案判决”作中立客观的法理分析，并不对该判决本身是否正确作出评价。
一、典型判决事例中的表述
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沈希贤案判决”触及到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各项特征。该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实概要与判决的主要内容
1．事实概要
2000年1月卫生部作出批复，同意第三人建设清洁级动物实验室项目（以下称“该案项目”）。2000年9月1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被告）核定《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确定该案第三人针对该案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结论。2000年12月7日第三人就该案项目向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办理环保审批。2001年11月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达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据此，2001年12月10日，被告向第三人就该案项目颁发2001规建字19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称“该案规划许可行为”）。2002年2月21日北京市环保局核发该案项目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沈希贤等182人（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为第三人作出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理由为①该案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②该案项目涉及方案不符合gb14925-2001号国家标准和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的要求，因为原告的住宅楼位于该案项目中的实验室的北侧，其中一栋楼与该规划建筑的间距为19.06米，因此该案项目涉及方案不符合gb14925-2001号国家标准中关于实验室动物繁育、生产、实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距离的规定，以及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的规定。
2．判决的主要内容及争点的归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3年6月29日作出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被告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根据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审查申报建设的实验动物室建设是否保留至少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
概括上述案件的事实概要和判决的主要内容可知，这一案件的审理涉及到两个争议焦点。
其一，先行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因素，是否会导致作为结果行为的后续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具体而言，在本文讨论的案件中，在尚未完成项目环境评价时，计划行政机关就作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先行行为），是否会导致城市规划行政机关作出后续行为—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因此具有了违法性。
其二，环境评价、规章及国家标准之间对具体环境影响认定的关系。限于篇幅的限制，在这两个争点中，本文只讨论第一个争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到行政裁量中的专业技术裁量以及裁量基准及其表现方式等问题，则将另择机会讨论。
（二）提出的问题：违法性截断或违法性继承
通过上述“案件的基本情况”部分中有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到产生被诉的1969号许可证所具有的法律效果为止，整个行政过程主要由两个大的环节构成，一是计划行政机关作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二是在其之后作出的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环境保护法》第13条和《城市规划法》第32条分别对这两个行政行为之间的程序关系作出了规定。环保法第13条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从中可以看出，该条规定了计划行政机关的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该行政行为必须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批准的基础之上才能作出，即审查确认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否已获批准，构成了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一个要件。
第二个环节是城市规划行政机关核发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过程。依照《城市规划法》第32条前句的要求，“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无疑，在这段规定中，与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是“有关批准文件”。申请人向城市规划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由于《城市规划法》本身并没有进一步对“有关批准文件”的外延作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因此，单纯从该用语的文字本身则无法推断出自身的外延范围。具体而言，该“有关批准文件”除了包括表现第一个环节结果的，经计划行政机关批准的“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之外，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文件是否也必须包含在城市规划行政机关应审查的对象范围之内，便成为讨论作为结果的颁发“1969号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所在。
对于如何理解上述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问题，整理该案判决书中所载各种认识，无疑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种是否认先行行政行为与后续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关系。判决书中所载的被告的主张，尤其是被告在上诉过程中的主张更是清晰地反映出了其中的逻辑关系。被告的上诉理由之一是[3]：
根据城市规划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只是审查建设单位是否取得了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只要建设单位持有该项目经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就只能认定计划部门据以作出该批文的前提条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等问题均已解决，规划委员会不应当审查应由其他部门审查的事项。
上述文字所表达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只要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客观存在且具合法的外形，作为后续行为的第二环节的行政行为必须受其效力约束，该后续行为的主体不能对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进行判断。简而言之，该观点认为先行行为的违法性仅仅停留在其行为本身的阶段内，不能由后续行为继承。这种观点在学理上可称为“违法性截断说”。
而与此相反的是该案判决中法院所持的观点。在“判决的主要内容”部分，法院根据《环境保护法》第13条的规定，认为规划行政机关在作出第二环节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时，“应该审查第三人是否已经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而“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行政机关“方可”作出第一环节的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这里，判决书表达的观点是第二环节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要件中包含了在程序上审查是否存在作为其第一环节行政行为前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换而言之，当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本身因缺乏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而具有了合法性瑕疵时，第二环节的行政行为如未对是否存在该报告书进行审查，就会导致该环节的行政行为也具有违法性，即第二环节的行政行为因此继承了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中的违法性。这种观点在学理上可称为“违法性继承说”。
从学术的角度看，该案的判决采用的思路与“违法性继承说”的立场相契合。由于该案的判决虽然是作为基层法院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所作，但因被选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之中，对全国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作用，由此还需要剖析该案判决所具有的超越个案的一般意义，即该案判决所持的思路，所具有的影响力（甚至可能产生的规范性）究竟能够在今后的司法审判中延展至多大的范围。
具体而言，由该案判决引出的问题是，ⅰ.“违法性继承说”是否可以适用于各类行政行为的全部行政过程？①如果是，就意味着在审查并对后续行为作出判断时，法院也同时须对先行行为进行了审查并进行判断。那么，如果先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2、11条）之内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就涉及到司法权的边界问题。②反之，如果先行行为在受案范围之内，那么，该具体行政行为如何接受期间方面制度（《行政诉讼法》第38、39条）的限制。
ⅱ．与上述ⅰ的问题相反，如果上述命题不能成立，那么“违法性继承说”可适用范围的边界在哪里？在分析多环节多阶段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法律上应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
另外，如果减缩问题的表述和判断方法，当从行政诉讼程序法律制度的角度观察，相应的问题还可以归结为，是否采用“违法性继承说”，意味着在就后续行为展开的行政诉讼中，是否允许针对先行行为违法性的主张进行争议。
二、学理上的基本思路
正如本文序言部分指出的那样，在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学理论中，尚无“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述，也无相关的内容，因此，无法找到可以对此现象作出明确说明的理论框架。在此，本文借助日本行政法学理论中相关学说，对上述判决事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判决事例涉及到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列举主义时，在审查后续行为是否合法的阶段，法院对先行行为进行审查还事关司法权的界限问题，而这也正是本文借鉴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的理由所在。
在日本，明治宪法之下的行政法学之中，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被推定为具有合法性，因此，在审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行政诉讼中，“行政法院……不应审理（先行行为）是否属于违法”[4]。除了无效行政行为之外，这项内容构成了行政行为法律效力（公定力）的一部分，原则上截断了违法性的继承过程，即后续行为不能以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为理由提出撤销后续行为的主张，由此树立了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原则上不继承的基本原理。
尽管战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受到种种质疑，有关在何处寻找其根据的主流观点也由战前（似乎是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国家权威转为战后立法政策的结果，即行政事件诉讼法对行政行为撤销之诉的排他性管辖，但公定力概念及其制度本身并没有被否定[5]，因此，原则上先行行为不受法院审查，违法性在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可继承性的理论也一直得到支持。但是，对发展至今的学术基本观点稍作梳理，可以发现在学术发展历史中，先后有观点主张从行为之间效果关系的角度和救济目的的角度判断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应具有违法继承性，即承认在一般原则之外允许“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存在空间。
（一）主要学术观点
1．行为之间效果关系的角度
战前的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与现今大相径庭，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与现行《行政事件诉讼法》所采用的概括主义立法方式不同，其以列举主义的方式规定了可以诉讼的事项（受案范围），即只有被法律明文列举出的行政事项才能够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显然，这样的法律制度安排无法充分保护国民的权益。鉴于这样的成文法制度状况，有学术观点认为当一个行政行为必须与作为行政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对象的行政行为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法律效果时，该行政行为则不具有上述的公定力，而与作为争讼对象的行政行为不同，拥有单独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才具有公定力，即在例外的情况下，“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才有获得承认的空间。具体而言，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基准是，当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以实现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互相结合时，先行行为中的违法性才能够在对后续行为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被争议，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才会得到承认。[6]
这一对是否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判断基准虽然形成于早期，但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并已经成为现代行政法学中的主流学说（通说），即违法性不继承为原则，继承为例外。而在是否可以适用继承为例外的判断基准方面，现在的行政法学界对其必备要件最为经典的表述是：①一个程序或过程中多个行为连续进行；②这些行为通过结合，以发生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反之，如果各个行为彼此之间并无以发生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而是各自以发生个别的效果为目的时，行政行为之间就不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关系。[7]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由于日本战后行政法理论中，对公定力的认识也已经脱离了合法性推定的内容，转而从现实的行政诉讼制度入手进行界定，学界的共识认为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只要未经行政诉讼中撤销之诉的程序，就不能对此加以否定，即产生公定力的根源在于现实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所设置的撤销之诉制度（撤销之诉的排他性管辖）。[8]然而，一旦在针对后续行为提起的撤销之诉中，当先行行为被主张具有违法性时，如果法院的判决确认该先行行为中的确存在法律要件方面的瑕疵，且认为具有先行与后续关系的两个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着违法性继承的关系，后续行为则会因此被撤销，而这种判决的结果虽然只是针对后续行为的，但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同时将先行行为的法律效力归于无。[9]进一步而言，这样具有对先行行为产生撤销作用的判决，其结果在事实上将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期间的规定置于空洞化境地。[10]因此，从先行行为的法律效果尽快得以确定化和后续行为的安定化出发，在以现实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的撤销之诉制度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之下，原则上也应该截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继承关系。[11]
2．救济目的的角度
从上述通说所展现的内容可知，该学说判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违法性继承关系，着眼于行政行为彼此的目的效果是否一致。但是，在近期的学术发展中，另外一些研究判断违法性继承关系的学说开始抬头。针对主流学说着眼于实体方面的倾向，新的观点开始转而注重行政诉讼法上的程序制度与救济目的之间的关系，即侧重于从诉讼程序方面分析问题。
从这一角度观察问题的观点认为，对于因先行行为而遭受到不利益影响，因而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的当事人而言，制度当然有要求其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在期间制定行使请求权的必要性，制度本身设立期间制度并无不合理之处。但是，在承认这个合理的前提之下，如果案件正处于一定的特殊情况中，严格遵守期间的规定会导致十分不合理的结果时，也应该允许给“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留有生存的空间。[12]这样，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就可以概括为，在诉讼事项（受案范围）采用概括主义，制度上存在着可以直接针对先行行为提出法律争讼的前提下，如果针对该先行行为的期间已经超过时，是否应该承认在针对后续行为的撤销之诉中主张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13]
这一观点首先通过对通说的批判而逐步树立自身的逻辑框架。这一观点认为，通说以先行行为具有法律效果，即处分性为判断标准，这样的认识方式过于形式性，而依据这样的判断方法，对于如何区分应该承认违法性继承的情况与不应该承认的情况，难以提供实质性的理由。[14]“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理论只有在出现私人对于先行行为无法直接使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行政争讼手段，其权利利益应该予以充分保障时才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当判断是否应该承认违法性继承时，在先行行为的阶段私人的救济权利是否获得充分保障的程度应该成为其中重要的考虑要素。[15]有学者主张“应该考虑的是，先行行为阶段的期间中能否获得抗告诉讼的机会，否定未对先行行为提出争讼的人可以对该行为主张违法性，由此发生权利失效的后果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16]
（二）学理的归结点
1．重点：行政争讼制度
上述的各种相关观点尽管在思路的建构方面各有千秋，但从现今理论总体的到达点来看，其无非是分别着眼于实体法方面或者诉讼程序法方面。
在实体法方面，问题的归结点在于先行行为的违法性是否会由后续行为所继承，上述各种学术观点无非是从各自的角度建构论证的理由而已。但从诉讼法的角度而言，该问题其实已经转换为当先行行为的期间已经超过后，在对后续行为提起行政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阶段，能否允许针对先行行为提出行为违法的主张。[17]从制度运行的结果来看，毫无疑问，肯定相互联系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关系，其有益之处在于可扩大相关利害关系人获得救济的机会。
期间是成文法的明文规定，其所起的作用之一就是赋予相应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从而固定行政行为的各项效力。但如其违法性依然可以在对后续行为的审查阶段之中得到判断，并以此为理由撤销后续行为的效力，那么，进一步明确而言，在对后续行为进行争讼的阶段，只要允许针对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的主张进行争议，无论最终的裁判对该后续行为是否撤销，其结果都是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承认。
2．方法：解释受案范围等制度例外不适用的要件
由于“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是一种例外性的制度安排，而从上述学术观点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关系看，在对后续行政提起行政争讼的阶段，可以构成对先行行为进行争议的一般性制度障碍的，即原则上截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继承关系的法定制度，无非是两个。其一是诉讼的受案范围，其二是诉讼的期间。因此，其例外的构成要件本身也是对作为对这两个制度的例外性突破（排除这两个制度的适用）。
在行政争讼阶段，无论是以论证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效果的一致性，还是论证先行行为缺乏直接可用的救济手段，其实都是在论证对先行行为的审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例外而不受到受案范围或期间的制约。因为如果先行行为属于受案范围之内，且又在期间之内，其自然可以单独地被直接提讼而无需其他措施辅助。其实，细细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战前的学说，也是通过论证没有被列举入受案范围（诉讼事项）的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效果关系而介入对该行为的审查。
3．载体：判例
尽管在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情况中，受案范围或期间并不构成对先行行为的审查障碍，但是，由于缺乏成文法的明示性规定，究竟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对此予以承认，成文法自身无法明确地作出表述。从制度发展的历史看，法院的判例通过个案裁判中的论证理论，承担着将学术观点与相关成文法条款相结合，从而挖掘出潜在于成文法中的法律规范并将其显现于外部的功能。
在日本，这种可以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规范，正是通过判例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形成的。至今，以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效果一致为基准形成的判例有，农地征收规划与征收处分之间、项目认定与征收裁决之间，滞纳处分中的扣押与公卖处分之间、土地区划整理项目中临时换地指定处分与从前土地上的建筑物的转移、除却通知之间被认为存在着违法性继承关系。[18]但是，法院不认为农地征收处分与出售处分之间、行政处分与强制执行行为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关系。[19]
上述立足于救济目的的观点也注重通过立法来解决“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问题，但其所能提出的主张还仅仅停留在一些单行法律的范围而尚未达到能够订立一般性的法律规范的层面。例如，一些学者主张修改土地征收法律，以立法的方式明确项目认定行为与征收裁决行为之间具有违法性继承性关系。但即便如此，在一般意义上仍然无法替代判例的作用，“在判断是否承认违法性继承时，在综合考虑行政行为对具体的私人的权利利益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法律关系或事实关系的影响的同时，应该彻底地从对规范先行行为以及后续行为的单行法律法规的具体解释入手作出判定。”[20]
三、典型判决事例中的规范性
本文第一部分归纳了典型判决事例提出的问题。对应于第二部分在学理中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可以看到，这些学理上的问题我国目前也同样不可回避。本文已经指出，典型判决事例“沈希贤案判决”采用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思路和立场，那么，从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具有指导全国审判作用的判决中，是否可以由此一般性地推导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以全面采用“违法性继承”的思考方式？显然，仅从个案出发还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的这种法律逻辑思路，其所表现出的规范性，该规范性的立足基础、与作为成为法的《行政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受案范围、期间、《环境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相关行政许可审查权限行使的合法要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对同类案件审查可涵盖范围等事项，无疑成为中国行政法学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相关判决事例的表述
对于上述“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并无相应的明文规定，但在以往的法院行政诉讼活动中，也偶尔可以检视到与此有关的判决事例。除了本文分析的“沈希贤案判决”之外，还有几个案件也体现了法院在这方面的思路，其中，有采取积极承认“违法性集成说”立场的，也有从消极的角度肯定“违法性截断说”立场的。
1．采积极立场的判决事例
在“沈希贤案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之后不久，该公报2004年第11期了“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杭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判决。该案件的一审判决（以下称为“念案一审判决”）也采取了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立场。
该案中，原告诉请撤销被告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理由为该许可证不符合城市规划，侵犯其合法权益。原告提出的理由之一是《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因为其批准形式只是会议纪要。对于该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无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的问题，一审法院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21]：
对于城市详细规划的审批，城市规划法第二十一条第八款和江苏城市规划办法第十二条第八款的规定是一致的，即“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本案中，……扬州市政府在执行城市规划法和江苏省实施办法所规定的详细规划的审批程序时，授权规划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为法律、法规所禁止。一个城市详细规划是否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应通过一定的批准形式表现出来。本案中，……至于这种会议纪要是不是一种通常所见的批准形式，由于法律、法规只规定城市详细规划应当由城市人民政府或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没有规定审批形式，故不能否定扬州市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对批准详细规划发挥的实际作用，应当认定《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经过合法有效的批准。因此，28幢楼居民认为《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没有得到合法有效批准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在城市规划法律制度中，审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属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的前提，从行政行为的位阶顺序而言，前者是先行行为，后者为后续行为。该案件中诉请法院审查的是作为后续行为的批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是否合法。在审查中，针对原告提出的先行行为违法的主张和理由（行政行为的权限和行政行为的形式两个方面），法院作出了积极的认定，以此为前提，判决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合法。其中，于2001年作出的先行行为已经超过期间，具有了确定的效力，但在对后续行为的诉讼中法院仍然允许对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争议，并于此基础上认定先行行为被诉的合法性要件瑕疵不成立，在逻辑思路上表现出了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立场。
2．采消极立场的判决事例
曾经广受注目的“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案”的判决，也触及到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问题。该案原告认为“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票价上浮开有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参加的价格听证会，但被告未提供价格听证会的有关文件。故被告作出的票价上浮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属于违法行为。”对此，一审判决[22]（以下称为“乔案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该项请求。一审法院认为：
由于铁路客运价格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属于国家重要的服务性价格，为保证其统一和规范，保证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客运价格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其制定和实施均应当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
在国家计委（其职权现由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继承）作出批准铁道部票价上浮方案文件的环节与铁道部作出《票价上浮通知》行为的环节之间，构成了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根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是否举行听证会是批准价格上浮方案行为过程中的一个程序，即是否举行价格听证会属于先行行为中的程序构成要件。依照上述的判决，只要在形式上存在作为前提的批准文件，以此为依据后续作出的《票价上浮通知》的行为无需审查先行行为中是否应该和是否举行了听证会，即先行行为在程序要件方面是否存在违法性瑕疵并不影响后续行为的合法性。毫无疑问，该案的一审判决思路是建立在“违法性截断说”那样的逻辑基础之上的。
与乔案一审判决的明示性表述不同，上述“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杭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以下简称“念案二审判决”）则在明文表述的层面上回避了案件的争点，即没有针对审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否合法进行明示性表述，而是默示性地间接否定了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违法性继承。“念案二审判决”指出[23]：
本案中，上诉人……提出撤销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扬州市规划局……所依据的《念泗二村地段详细规划》是否经过合法批准……进行审查。查明东方天宇公司已按有关法律规定向扬州市规划局提交了建设申请、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证件、设计方案、施工图等材料，扬州市规划局在依法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的基础上，核发了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由此认定扬州市规划局核发的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并未侵犯28幢楼居民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妥。
从判决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念案二审判决”尽管列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否经过批准这一争点，但在最终论证的阶段对作为后续行为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方面，其仅仅指出只需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文件即可。但该判决所列出的申请人依法应提交规划行政机关审查文件中并没有包含《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准文件。这样，该判决以默示性的方式，表明了对先行行为不予审查的结论。换而言之，“念案二审判决”所采的立场是先行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影响后续行为的合法性判断。
（二）规范的构成及其涵盖范围
如上内容已经表明，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等行政争讼法律制度中设置了“受案范围”和“期间”等制度，当先行行为在“受案范围”之外，或已经超过“期间”时，原则上不承认行政行为之间具有违法性继承的性质。在此前提下，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承认只能是一项例外性的制度安排。因此，讨论“沈希贤案判决”所表现的逻辑思路，进而分析该思路所体现的规范的构成要件的一般意义及其覆盖范围就成为必要的任务。
本文需要整理的内容是，“沈希贤案判决”中允许先行行为例外地排除适用《行政诉讼法》中“受案范围”和“期间”规定的逻辑思路。尤其是在与“乔案一审判决”、“念案二审判决”比较时可以发现，“沈希贤案判决”的逻辑思路存在着如下的几个特点。
1．规范建构的思路—共同要件及其适用范围
从判决内容与相应成文法的关系来看，“沈希贤案判决”解释的是《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的具体种类范围（外延）。这里的“有关批准文件”不仅设定了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材料方面的义务，同时也构成了相应规划行政机关的审查权限。因此，“有关批准文件”用语成为判决内容具有规范性的立足基础。“沈希贤案判决”的相关认定内容，也因此构成了法律概念“有关批准文件”的构成要件，成为具体化了的规范。
《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规划行政机关通过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批准文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沈希贤案判决”认为“被告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经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此明确“有关批准文件”中也包含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
但是，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就环境报告书与规划、建设法律制度的关系看，《环境保护法》第13条要求“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即审查确认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否已获批准，是作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行为，即先行行为的合法要件。“沈希贤案判决”所展现的逻辑思路是将审查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否获取批准的义务，解释为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共同要件，即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除了作为计划行政机关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前提必备文件之外，也同时构成了在后续行为主体规划行政机关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必须审查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沈希贤案判决”归纳出的[裁判摘要]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裁判摘要]指出：“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规划部门审查建污染环境项目时，在申请方没有提供有关环境保护影响报告书，且建设项目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即颁发建设许可证的行为，构成违法，应予撤销”。[24]
依照该判决这样的逻辑思路，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同时构成先行和后续两个行政行为的共同要件，或者也可理解为是将先行行为的要件内化为后续行为的要件。法院通过这样的解释技术，在不与《行政诉讼法》设置的“受案范围”或“期间”相冲突的前提下，直接审查作为后续行为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创设出了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空间。
与此相关，“念案二审判决”尽管也同样涉及到《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的外延构成，但其默示性地否定了作为先行行为的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行为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间的违法性继承关系，因此，从个案解释所表现出的规范的最狭义内容而言，也可以说“沈希贤案判决”确定的规范内容为，只有当先行行为是涉及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的计划行政机关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时，其违法性才具有可继承性。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2008年1月1日起《城市规划法》业已废止，目前规范此领域中法律秩序的是新法《城乡规划法》。尽管新法第40条第2款前句规定“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较之旧法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而言，在表述上添加了“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等例举事项，使相应申请人和审查的行政主体的义务和权限具有一定的明确性，但在内容上依然存在需要在个案中解释的空间。因此，新法的“有关……材料”与旧法的“有关批准文件”一样，属于具有进一步可解释性空间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正因为如此，在规划制度的性质和体制、行政审查权限的目的和范围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用语便具有同构性，“沈希贤案判决”对旧法“有关批准文件”用语的解释，同样可适用于对现行新法的“有关……材料”用语的理解。[25]
2．规范的涵盖范围—推论的基本点
司法判决通过解释成文法的条款、用语，将成文法中的法律规范明确化、具体化或结构化，由此把判决的思路乃至结论构筑成规范本身。而典型的司法判决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个案处理的范围之内，其表现出的逻辑思路还应扩展至对同类案件的适用上。由于对这方面的判决事例的整理及其研究作业才刚刚展开，至今成果积累尚浅，难以归纳出能够严密地对“沈希贤案判决”的逻辑思路能在其他案件的适用范围方面（规范性的涵盖范围方面）作出分析的基础，因此，本文尝试从该案判决中反映出的基本事实关系和逻辑思路，对其规范性可能的涵盖范围，作一定程度的推论。如果本文至此部分的内容属于对实然事项的整理和分析的话，那么，以下部分所针对的是应然内容。
整理“沈希贤案判决”以及其上述其他相关判决的内容，以下两点可以作为推论其规范性可涵盖范围的基本点。
其一，从“沈希贤案判决”中的事实关系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与环境规制目的相关，也与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的环境权有关。[26]与此同时，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不限于对环境权的私益保护，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客观的环境秩序，以实现《环境保护法》第1条设定的“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的公共利益目的。“念案二审判决”认为该类“行政诉讼的审点，应当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许可建设的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有关建设管理的技术规范，是否侵犯了原告的相邻权”，在后者方面，因规划行政机关在“依法审查”了申请人“按有关法律规定”提交的建设申请等材料的基础上，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则由此认定该核发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并未侵犯28幢楼居民的合法权益”。[27]“相邻权”所体现的“相邻关系”中的有关权利也属于《物权法》上的私权性质，因此，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和环境秩序方面的意义便突出为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这样，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具有违法性继承的性质，需要考虑先行行为中合法性瑕疵所侵害到的权利是否与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存在竞合性。同时，在计划行政机关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环节，相应的利害关系人并无请求权利救济的机会。综合考虑这两点特征，可以发现建立在救济目的基础上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学理观点对此具有支撑的作用，或许，这里可以推断出“与维护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竞合前提下的权利救济必要说”这样的学术主张。
其二，从先行和后续的两个行为的关系来看，“乔案一审判决”中作为先行行为的国家计委批准价格上浮方案的行为与作为后续行为的铁道部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行为之间，虽然构成连续的前后两个行为环节，但这两个环节的整体过程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行为过程（这与一般由公用事业企业提出价格申请，由价格行政机关主持听证会的程序不同，该案是具有政企一体性质的行政机关提出的价格申请），严格而言，该案中的先行行为属于本身并不是具有外部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28]。“沈希贤案判决”和“念案二审判决”涉及到的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都具有连续性，但在各个独立的环节中，无论是最终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还是之前的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为，或是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都是独立成立，具有外部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从先行和后续的两个行为的关系来看，“念案二审判决”与“沈希贤案判决”的区别在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准行为是使相应规划对外生效，从而完成对特定范围土地及其空间的规制目的（完成型的行政行为），而无论是批准建设项目涉及任务书的行为还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都是处在完成同一建设项目目的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建设项目本身而言，各个阶段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为了实现该建设项目目的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非完成型的行政行为）。具体而言，“沈希贤案判决”中的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为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针对的是同一个建设项目，行为目标具有同一性。但“念案二审判决”中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与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行为之间则并不具有如此的建设项目行为目标同一性。对此，这类承认违法性继承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从建立在行为之间效果关系上的相关学术主张中获得学理支持的基础。而“乔案一审判决”中的先行与后续两个行为之间尽管也具有目标的同一性，但因上述“其二”部分的理由而被排除出适用范围。
结语
本文通过对“沈希贤案判决”的分析，论证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的立足的基础和生存形式以及发生作用的条件。本文通过解剖个案判决与成文法律规范的条款用语之间关系的论证方法也同时说明，要认识实定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无疑不能欠缺判例研究这一环节。其实，本文对成文法与判例关系在我国所处状况的认识，已经属于是对一个事实命题的再次确认。[29]
以判例研究的方法分析典型判决事例，能够较为完整地说明了成文法系中判例与成文法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本文在两个层面上讨论了个案的判决与成文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一是判决本身对成文法律规范的解释作用。产生于个案中“判决-条款用语”的关系，判决不仅在个案中对相关条款用语作出解释，而且在成文法条款在外形（即用语）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会因此导致在应对具体适用条件中，条款用语的构成要件等内容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基本的表现为，原本较为抽象的，具有不确定法律概念特征的法律用语在具体的适用领域变得具体而可操作性。此后，随着同类判决的积累，这些法律用语和适用领域将会变得越来越类型化，同时也变得具有可预测性。这样，在文字构成的外形不变的前提下，因相关个案判决不断增加和积累，成文法中的法律规范也因此而变得内容丰富且能应对社会对相应法律规范更多的需求。“沈希贤案判决”中，构成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的要件之一的（《城市规划法》第13条中的）“有关批准文件”（目前应适用的是《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2款中的“有关……材料”），其内容因这样的机理而变得具体化，“有关批准文件”中必须包含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是这种解释的基本逻辑思路，作为规范可以一般性地运用多大的范围。在个案的“判决-条款用语”关系中形成的逻辑思路，在脱离具体的个案之后，能够在多大范围之内被作为一般性规范得以适用，则是考证个案判决作为先例的意义。具体而言，其适用范围也有两个不同的限定。其一是在针对（事实关系相同的）同类案件时，规范化的逻辑思路能够缩减各个个案中法官的裁量的复杂度，实现“同案同判”的结果。“沈希贤案判决”意味着今后作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时，相应的行政主体应审查相应项目是否已经获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二，就更大的范围而言，这样的逻辑思路，能否适用于其他案件的判决，也是判例研究需要关注的。本文在第三部分的“规范的涵盖范围”部分基于“沈希贤案判决”涉及到的相关制度和其他判决，构筑了一个推论基础，其具体的涵盖范围所至，尚需考察在此之后的判决事例与该案判决的关联程度。
就行政法学本身而言，本文考证的是我国既有判例所建立的“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规范的构成及其表现形式，从判例研究出发进行分析，无疑可以为行政法学理论建设和行政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立足点。当然，有关“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研究并不会仅限于本文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些从法学的角度之外提出的问题，可以启发法学研究者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面认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例如，日本行政学家足立教授根据对土地被征收者进行的调查后发现，有的被调查者甚至不知道“征收”具有强制取得的性质，而几乎全部被调查者都不知道“项目认定”行为属于赋予项目设立人强制取得权的行为。此外，他对三个大学的法学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也进行了调查，其取得的结论同样如此。[30]由此他提出“知识之中的普通一般市民”这一概念，认为在当今社会，被征收土地的市民尽管具备着宪法上的权利意识，但是，其是否拥有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尤其是在运用法律、行政的制度和惯例方面的能力值得质疑，而在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项目认定作出之后，对于其自身的法定地位的变化是否具备明确的知识和信息，则更是如此。[31]我国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活动中时常可以看到，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确认建筑物违法责令拆除的告示并不提出法律异议，因为其并不懂得这种告示在法律上的性质。在此之后，往往在遇到时，才会在对该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提起的诉讼中表示对告示所载内容不服。这里暂且不论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事实行为是否属于可诉的行为，在分析这类案件时，如果告示行为已过期间，自然在法律分析的角度需要考虑是否承认相关行政行为彼此之间的“违法性继承”关系，但从足立教授“知识之中的普通一般市民”的角度而言，如果相对人因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法律职业性知识而延误告示时，是否承认该原因的存在，并将此“法化”为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的诉讼要件，便构成了在法律判断中一个值得斟酌之处。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3
当前在美国与公司治理有关的财务会计研究重点包括：（1）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门技能--财务理解力，成员的独立性，以及设计委员会的责任；（2）审计人员的实际独立与形式独立，以及在非审计服务上的争论；（3）盈余管理，指管理层就一套给定的财务报告标准的实践抉择。
（一）审计委员会
1999年美国公司董事联合会的蓝带委员会提出了提高公司审计委员会效率的建议，与财务理解力密切相关。报告中的建议1指明独立董事的含义。建议2和3要求审计委员会应当至少由三名独立董事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财务上都具备或能逐渐具备读写能力（这种财务上的读写能力看上去意味着能够读并理解所有基本财务报表）。建议指明外部审计人员应对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负责。建议8针对外部审计人员应同审计委员会就"审计人员对公司会计原则质量，而不是可接受性的判断"进行讨论。建议9认为公司年报和10K报告应包含一封来自审计委员会的信，揭示就使用的会计原则质量的讨论（例如在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之间，在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人员之间，在审计委员会内部）。
后来被纳斯达克（naSD）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建议或采纳的原则变化有：（1）定义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2）专家意见和财务理解力；（3）书面特许执照的采纳。
被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建议或采纳的原则变化有：（1）审计人员应该注意季报五大国际会计公司已经这样要求它们的注册会计师）；（2）审计委员会关于他们复查和（与外部审计人员和管理层）讨论的程度的声明，以及关于财务报告和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声明；（3）对于书面特许执照的采纳；（4）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应包括一个声明，此声明说明凡是使委员会相信财务报告是欺骗性的（误导的、不完全的）事项是否已经引起审计委员会的注意。
这方面当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审计委员会的专家意见和（或者）独立性是如何与财务报告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的？采用的方法一：分析财务报告的失误之处（例如欺诈，SeC强制执行的案例），与极度高质量的报告相比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对错误的分析引发对财务报告产出分发的极端部分的关注，从而引出通用性的问题。方法二是分析盈余管理，使用任意性（酌量）应计项目来衡量财务报告的质量，服从于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酌量）应计项目来衡量产出的考虑。
设计和度量问题包括：对报告质量的定义并度量，连续度量（任意性（酌量）应计项目水平）与对分散程度的确认（报告欺诈），对审计委员会专家意见的定义并度量，对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定义并度量。
（二）审计独立性
1998年8月，由"public oversight Board"刊登了关于审计效率的讨论。2000年8月31日发表的报告和建议包含：对美国公共企业审计的重新审视与评价；评价大样本的已完成的审计；对审计方法、组织结构和服务范围的潮流的评价。
SeC针对审计独立性建议如下原则：放松某些当前针对雇佣关系和投资的限制；限定非审计（咨询业务）的范围和实质；限定审计单位和其他实体间的联盟。
这方面当前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究竟什么因素损害了审计独立性？所采用的方法一：使用存档数据，确认并分析审计独立性遭受破坏的境况（例如与一个审计顾客的咨询业务关系的存在诱使审计人员在审计中损害独立原则，再如想留住顾客的愿望诱使审计人员在审计中损害独立原则）；很多例子表明，审计的失败可直接追溯于对独立性的践踏。方法二：在实验环境中，对损害审计独立性效果的检验：审计人员的实际判断一实际上的独立；其他人对审计人员的感觉一表面上的独立。
（三）盈余管理
SeC主席arthur Lwvitt1998年9月28日《数字游戏》一文提出5种对盈余管理是否存在的估计或判断。包括：重组费用；在商业组合中购买价格的分摊；储备（例如为了销售退回，债务损失，担保成本）；收入确认；重要性。他演讲的目的是批判（在某些财务报告环境下）这些判断和估计的基础和成果。
盈余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关系，体现在对管理的真实的或感受到的回报受报告决定的影响：如建立在会计上的红利计划的直接影响，来自于影响性的股票价值的间接的（可能是更大的）影响，如果一家企业以收入的倍数作为价值的评估，管理层就会有特别强烈的动机去操纵收益确认和收入度量。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4
石油是非常重要的能源资源，石油项目投资的风险较大，搞好可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确保工程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是降低风险的重要途径。笔者联系当前石油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实际，就此问题进行如下研讨。
1做好论证评估
石油是主要能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安全、与发展，其利润非常大，但是与之相应的投资额度也非常大，且工程周期一般比较长，所承担的投资风险也比较大，因此，作为石油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投资项目论证评估的重要性，要切实做好投资项目的估算。投资论证评估是做好石油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首要工作，也是决定可行性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基础条件，必须高度重视，强化措施，优化策略。一是注重对方案的论证评估。从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经济和环境等各方面入手，加强调查，做好预测、计算，并认真进行分析、论证，制定出多个投资方案。对净效益和利弊进行分析、计算和权衡。针对不同的投资方案，制定出相应的可行方案，从经济性和技术的可行性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选出最佳方案。二是注重评审制度建设。根据需要选择专家组成评审组，严格评审前期论证，如果发现投资效益不高，就不能通过。如果发现方案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就必须重新修改调整方案，直到达到最优为止。
2做好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是指根据资料，采用相关方法，对投资额进行估算的过程。这是做好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工作，能够为项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投资估算额是最高限额，是控制设计概算的依据，任何设计概算都不可突破这个限额。从我国投资估算来看，其方法多种多样，有从生产能力角度进行估算，或从比例、系数、指数、指标、分类等方面进行估算，这些方法所使用的范围、估算的精确度等有所差异，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一是采用准确度高达投资估算法。根据可行性研究对估算准确度要求很高的实际需要，就必须选用准确度搞的投资估算法，一般用指标和分类两种估算法。这两种方法在同一行业中，因为地区差异性，在定额、费用标准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不同地区材料品种和价格也有较大差异。二是改进估算编制法。为了提高估算的准确读，在采用指标估算时，可以用主要工程量代替单价指标，以此和地区综合单价相乘，就能得到单项工程量的投资，然后按照系数做出相应调整，就能估算出项目的投资数额。
3做好研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确定是否投资的关键所在，是实现投资的决策性文件，是判断是否进行投资的重要依据。研究报告结论是对项目技术是否可行、竞争及获益能力的重要依据。研究报告中的工程地质、水文、气象等分析论证资料，既是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的依据，也是在工程寿命周期内进行事故责任追查的重要依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厂址、工艺流程、设备选型等经过批准后，就是详图设计的重要依据。环境保护是研究报告的重要内容，必须与法律法规相符合，只有采用科学有效的污染处理措施，才能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从而获得许可。从变形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来看，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必须满足规定的深度及广度。要以石油企业的发展目标和内外环境为基础，确保分析论证的全面性，对多个方案进行分析比较，确保经济评价的科学性。故此，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必须托付举报资质等级的单位。作为政府相关部门，要负责做好监理制度的制定，拟定有效的实施措施。监理单位必须加强对可行性研究的全程监理，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必须重新整改到位后，再进行编制。
4做好风险防范
因为石油企业的投资项目具有较大的风险，故此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各个环节可能遇到的风险，从而制定出预防性的应对处理措施，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将风险系数控制在最低。一是严格根据石油企业特点论证多种风险。根据石油投资项目的特殊性，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考虑到投资风险，如从勘探、投资环境、工程建设、市场及不可抗击的风险等。二是在进行经济评价过程中，从对财务评价影响的角度，对可能存在的多种风险因素进行风险及不确定性分析，将其中最为敏感的因素找出来，从中找到项目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将风险等级进行揭示，这样就可以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和降低风险的策略。要综合利用多种数学方法，如决策树、敏感性、概率分析等方法，做好定量处理，以此确保决策的准确与科学。三是采用合理的综合评价方式。应构建投资风险综合评价体系，并构建好权重体系，量化分析风险因素，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价与判断。在做好可行性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写好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就可以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三是必须统筹考虑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在进行投资风险分析，既要考虑到当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需要，从而确保项目选择的科学性、合理性，并综合考虑项目规模、标准、地点、周边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经济性和技术性的综合角度，对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强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5
关键词：监测报告；三级审核；人员职责
中图分类号：X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45-02
监测报告是监测工作的最终产品，是环境监测质量最直接的反映，出具内容完整、信息全面、合法有效的监测报告是各级监测机构履行其基本职责和承担社会义务、服务客户的重要形式之一。环境监测报告制度（国家环保局环监【1996】194号）第二十八条规定“为了保证环境监测报告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各级环境监测站应按计量认证的有关规定实行三级审核。”
一、三级审核的相关释义
一审由相关科室主任对报告编制人员签字后的报告审核；
二审由技术负责人对整个监测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三审由授权签字人对报告进行最终审核，无误后签字发出。
一级科室主任对报告报出数据应检查，发现异常数据应及时判断和处理；报告经技术负责人签字为二级；三级为授权签字人审核签字盖章，经此三级审核，出具的数据和分析报告方为有效。
二、三级审核中各级审核人员的职责
（一）一审人员为相关各室主任
应熟悉监测质量管理体系、监测现场状况、监测分析方法、污染物类型，对监测方案及报告的整个编制过程负责，掌握监测数据的变化规律，对监测结果进行效验。
（二）二审人员为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应由具有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精通站业务、熟练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人员担任。应熟悉监测业务技术运作，熟悉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过程，具有评价监测结果的能力。主要负责各类技术纪录格式的批准；负责检测报告（报表）的审核；负责对监测过程中技术问题允许例外偏离的批准；负责复核监测方案。
（三）三审人员为签发人（授权签字人）
授权签字人是指经认证机构认可，可在被认证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上签字并负有责任的人员。授权签字人通常由实验室按条件推荐，认证现场评审组在现场评审时逐一考核认可，并将考核结果及相应建议上报，最终由认证机构批准认可。授权签字人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监测报告的完整性、项目齐全性、监测依据和结论的正确性，并负责批准监测报告。授权签字人有权拒绝签署不符合要求的监测报告，并责成有关人员改正。
三、三级审核的内容
（一）环境监测报告信息的完整性
每份监测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1）标题；
（2）本站的全称、地址及通讯方法；（3）监测报告唯一性标识、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以及表明监测报告结束的标识；（4）委托方的名称和地址、监测的地点；（5）监测样品的说明和明确标识；（6）样品性状描述；（7）采样日期、接收样品和进行监测的日期；（8）对所采用监测方法（包括采样方法）的标识，或者对所采用的任何非标准方法的明确说明；（9）涉及的布点、采样方法（如果适用）说明及采样地点和位置（包括采样地点和位置的简图或照片）；（10）对监测方法（包括采样方法）的任何偏离、增添或删节，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影响监测结果解释的信息，如采样或监测的环境条件等；（11）测试和导出的结果及其计量单位；（12）适用且需要时，提出意见和解释（或结论）；（13）报告编制、校核、审核人员的姓名和批准人员的签字、职务以及签发日期；（14）作出本结果仅对所测样品有效的声明（如果适用）；（15）未经本站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监测报告的声明；（16）遇到下述情况之一，还应在监测报告中提供测量不确定度的信息：客户有要求时，不确定度对监测结果的有效性或应用有影响时，不确定度对满足某标准、规范极限有影响时；（17）特定方法、客户或客户群体要求的附加信息。
（二）监测数据
发现和判别异常数据，对其进行合理分析是监测数据审核的重要内容。环境监测工作要求监测数据应达到的质量指标是：监测数据具有准确性、精密性、代表性、完整性、可比性，并且监测全过程的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1.环境监测数据代表性的审核。监测数据代表性表现在“时空”代表性上，负责数据审核的人员应着重审核环境样品的采样原始记录是否全面，采样人员是否严格按照规范认真作好记录，采样点位有无其它偶然和人为因素影响的记录等。对于污染源采样应注意采样时的工况、采样位置和取样方法等方面，及时发现异常数据。
2.环境监测数据精密性和准确性的审核。为了取得满足质量要求的监测结果，必须在分析过程中实施各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如按技术规范的要求开展有一定比例的样品平行双样分析、密码样分析等。由质控人员详细审查分析人员在分析全过程的精密性和准确性，并写出相关的质控报表。记录监测数据的精密性是否达到给定的室内标准偏差的要求，同时在环境分析中，许多待测组分含量属痕量分析范畴，且常与空白实验处于同一数量级，空白值大小和分散程度直接影响其精密度，为此，只有全面审核实验室内质量控制内容，才能保证监测数据的精密性和准确性。
3.环境监测数据完整性的审核。环境监测按监测目的不同可分为例行监测和污染源监测、环评监测以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等。不同的监测目的有不同的监测方案，与其对应的监测项目、分析方法、监测频次及监测数据所要求的质量目标也各不相同。故在审核监测数据完整性时应着重审核不同监测对象的采样频次、监测项目是否达到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分析方法、检出限、测试精度是否符合监测目的的要求，若方法不当就会发生偏差或不准确。
4.环境监测数据可比性的审核。监测数据的可比性除了指采样、监测、数据处理等全过程都可比外，还包含有物质准确度、各行业之间、污染物之间、实验室之间监测数据的可比性和统一性。
（1）对比各种物质间关系，进行合理分析。由于物质本身的特性及各组分相互关系和实际情况存在必然联系，某些要素之间有很紧密的相关性，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审核数据。如在地表水监测中，同一水样CoDCr、BoD5、CoDmn、三者之间的监测数据存在以下规律：CoDCr>BoD5；CoDCr>CoDmn。反之为异常。
另外在煤烟型污染的环境中，其大气中的So2浓度一般大于no2的浓度，一般约大2-6倍。但在城市公路两侧及汽车较多的非煤烟型环境中，则no2浓度大于So2浓度。这种变化特点在审核中要加以注意。
（2）利用类同监测对象的环境统计资料作类比分析。两个工厂产品相同，工艺条件相似其污染物性质、成分、排污状况大致都在一个范围波动，在准确掌握其中一个工厂的污染源监测数据对另一个工厂的排污监测数据的审核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结合其他环境要素，综合分析监测数据。在环境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应结合有关的物理、化学、生物及水文等资料进行分析，如河流水质监测中，河水溶质成分与河水的补给状况（大气降水补给等）、流量的变化（丰水期、枯水期）有密切关系。
（三）监测过程的有效性
监测方法（包括采样方法）依据和所用仪器设备应具有适用性和有效性；各类监测过程应按监测方案有效实施。监测报告要求说明监测的项目、监测方法、方法来源、所用仪器和检出限（必要时）。
（四）监测结论的正确性
环境监测报告专业性较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理解，而结论是报告的关键、是点睛之笔。当人们拿到监测报告时，特别是委托监测，委托对象很自然的是先看报告的结论，且对结论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出示的监测报告结论必须客观、准确、简明、阅者皆懂。监测数据的统计方法、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应具有适用性；建议和结论的内容具有符合性、逻辑性和正确性。
参考文献
[1]西安市环境保护局未央分局环境监测站.质量手册（第五版）[m].
[2]李月娥，李昌平.试论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核[J].污染防治技术，2006，19（1）：45-47.
[3]杜新黎.论环境监测报告的三级审核[J].环境监测研究，2013，（1）：8-10.
[4]武凤霞，等.浅谈授权签字人对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核[J].环境监测与技术，2011，34（6G）：262-267.
[5]朱广一.试论环境监测数据审核[J].四川环境，2004，23（3）：56-57.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6
【关键字】aHp评价方法；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模型
【abstract】internalauditplaysavitalroleinsafetyandintegrityoftheorganization.whiletheinternalauditqualityassessmentisnotgotgreatimportance.Singleassessmentmethodscannotaccuratelyassessthequalityofinternalaudit.BasedontheaHpevaluationmodel，iestablishtheassessmentmodelofinternalauditqualityandanalysehowtouseaHpmodeltoevaluatetheinternalauditqualityassessmentthroughtheconcretecase.
【Keywords】aHpevaluationmethodinternalauditqualityevaluationmodel
一、引言
内部审计是在拥有完善组织结构的企业中不可缺少的保障系统。2012年5月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印发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办法（试行）》和《中国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手册（试行）》的通知，给出了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的技术指南，制定了开展质量评估的流程和采用的标准[2]。但是，手册强调的是普遍适用性，无法准确适应每个企业自身不同的特性。根据国外企业的经验，运用数学模型建立的评估体系，能很好的与企业自身状况相结合。
二、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方法综述
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广的一项服务。国外对于内部审计质量评估领域的研究热情远高于国内，相关研究理论也被内部审计行业的人员广泛认可。比如在胜任能力方面，Gibbs，andSchroeder（1979）认为，评价内部审计人员胜任能力最重要的标准是对公司经营、进程或程序的了解程度。messier和Schneider指出审计人员的经验是评价其胜任能力的最主要标准。在国内，如何增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给企业可行性建议，是很多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例如赵保卿（2001）从组织机制、监督机制、业务过程控制等方面，论证了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其如何帮助企业进行质量评估给出了针对性意见[2]。
总的来说，现阶段国际上对内部审计质量评估的研究还是比较广泛的。然而寻求构建一个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系统的综合评价模型，仍然是国际上内部审计质量评估人员探索的方向。
三、基于aHp评估方法的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模型的建立
aHp综合评价模型，又名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t.L.Saaty教授于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aHp的特点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根据对一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判断结构把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结果直接而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一层次元素两两比较的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而后，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3]。具体步骤如下：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aHp要求的递阶层次结构一般由以下三个层次组成：（1）目标层（最高层）：指问题的预定目标；（2）准则层（中间层）：指影响目标实现的准则；（3）措施层（最低层）：指促使目标实现的措施。通过对复杂问题的分析，首先明确决策的目标，将该目标作为目标层的元素，这个目标要求是唯一的。然后找出影响目标实现的准则，作为目标层下的准则层因素。最后分析为了解决决策问题，在上述准则下，有哪些最终解决方案，并将它们作为措施层因素，放在递阶层次结构的最下面。
（二）构造判断矩阵并赋值
构造判断矩阵的方法是：每一个具有向下隶属关系的元素作为判断矩阵的第一个元素，隶属于它的各个元素依次排列在其后的第一行和第一列。填写判断矩阵时，一般采用向填写人（专家）反复询问的方法，针对判断矩阵的准则，其中两个元素两两比较哪个重要，重要多少，对重要性程度按1-9赋值：
重要性标度含义表
重要性标度含义
1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3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表示上述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若元素i与元素j的重要性之比为aij，则元素j与元素i的重要性之比为aji=1/aij
根据上面性质，判断矩阵具有对称性，因此在填写时，通常先填写aii=1部分，然后再仅需判断及填写其他元素。当上式对判断矩阵所有元素都成立时，则称该判断矩阵为一致性矩阵。
（三）层次单排序（计算权向量）与检验
对于专家填写后的判断矩阵，利用一定数学方法进行层次排序。层次排序是指每个元素对其上一层元素的相对权重。本文使用规范列平均法计算权重（以下案列中详细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在层次排序中，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因此在实际中要求判断矩阵满足大体上的一致性，需进行一致性检验。只有通过检验，才能说明判断矩阵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才能继续对结果进行分析。一致性检验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一致性指标Ci
第二步，查表确定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据判断矩阵不同阶数查下表，得到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表
矩阵阶数1234567
R.i.000.520.891.121.261.36
矩阵阶数891011121314
R.i.1.411.461.491.521.541.561.58
第三步，计算一致性比，并进行判断
当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不符合一致性要求，需要对该判断矩阵进行重新修正。
（四）层次总排序
求出各决策层的总权重，并进行优劣排序，权重最大的决策方案作为检验的重点，在质量评估时重点评估，并依照重要性一次评估，合理分配审计资源。
四、a公司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案例
下面以a公司为例，介绍利用aHp法建立内部审计评估模型的实际操作运用。a公司准备从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以及监督三方面评估内部审计质量。
第一步：建立层次结构图
第二步：建立两两比较矩阵，并由专家填写指标
准则层相对于决策层各元素的权重
例如：利用一般质量控制评估三个决策要素
一般质量控制C1内部环境a1控制及活动a3监督a5
内部环境a1128
控制活动a31/216
监督a51/81/61
第三步：使用规范列平均法求每个因素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1）求出两两比较矩阵各列的和
内部环境控制活动监督
指标
求和13/819/615
（2）两两比较矩阵的每一元素除以相对应列的总和，得到的商构成标准两两比较矩阵。
一般质量控制内部环境控制活动监督
内部环境8/1312/198/15
控制活动4/136/196/15
监督1/131/191/15
（3）计算标准两两比较矩阵每一行的平均值，这些平均值就是各决策层元素在一般控制质量方面的权重。
我们称（0.593，0.341，0.066）为在进行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时一般质量控制方面的特征向量（权重）。
一般质量控制内部环境控制活动监督平均值
内部
环境8/1312/198/150.593
控制
活动4/136/196/150.341
监督1/131/191/150.066
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出作业质量控制，报告质量控制，管理质量控制的两两比较矩阵。
作业质量控制报告质量控制
内部环境控制活动监督内部环境控制活动监督
内部环境11/31/411/41/6
内部环境311/2411/3
内部环境421631
管理质量控制
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111
内部环境333
内部环境1/41/41/4
同理计算a1，a3，a5在作业质量控制，报告质量控制，管理质量控制方面的权重
作业质量控制报告质量控制管理质量控制
a10.1230.0870.265
a20.3200.2740.655
a30.5570.6390.080
总目标相对于准则层元素的权重
评估内部审计质量一般质量控制C1作业质量控制C2报告质量控制C3管理质量控制C4
一般质量控制C11232
作业质量控制C21/2141/2
报告质量控制C31/31/211/4
管理质量控制C41/2241
从而求出总目标的标准特征向量：（0.398，0.218，0.085，0.299），即一般质量控制的相对权重0.398，作业质量控制的相对权重0.218，报告质量控制的相对权重0.085，管理质量控制的相对权重0.299。
接下来进行一致性检验：
（1）由被检验的两两比较矩阵乘以其特征向量，例如：检验一般控制质量的一致性，先
所得向量称为赋权和向量。
（2）每个赋权和向量的分量分别除以对应特征向量的分量：
1.803/0.593=3.040
1.034/0.341=3.032
0.197/0.066=2.985
（3）计算上述商的平均值，记为λmax
本例中λmax=3.091
（4）计算一致性指标Ci=（λmax-n）/（n-1）
n为比较因素数目，本例中即是评估内部审计质量的评估因素，n=3
Ci=（3.091-3）/（3-1）=0.010
（5）计算一致性率CR=Ci/Ri
本例中，参照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0.58，一般质量评估的CR=Ci/Ri=0.01/0.58=0.017。
一般规定，当CR
同样，我们可以验证作业质量控制，报告质量控制，管理质量控制的两两比较矩阵一致性率CR，得知它们的CR也都小于0.1，这些两两比较矩阵都满足一致性要求。
第四步：利用权数对各决策层元素进行总排列
在上面，我们求出了准则层四个要素的特征向量，以及四个要素下决策层三个方案的特征向量。根据以上计算，列出下表：
准则层四个元素特征向量
C10.398
C20.218
C30.085
C40.299
决策层各方案的特征向量
C1C2C3C4
a10.5930.1230.0870.265
a30.3410.3200.2740.655
a50.0660.5570.6390.080
各方案的总权数：
a1：0.398*0.593+0.218*0.123+0.085*0.087+0.299*0.265=0.349
a3：0.398*0.314+0.218*0.320+0.085*0.274+0.299*0.655=0.425
a5：0.398*0.066+0.218*0.557+0.085*0.639+0.299*0.080=0.226
由结果可知，a3（控制活动）的权重最高，应该优先考虑，在内部审计质量评估过程中重点关注，分配较多的审计资源对控制活动进行检验。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aHp综合评价法建立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模型，以a公司为例分析了实际案例中该方法的运用。总结出以下利用aHp方法进行内部审计质量评估的优势：
（一）aHp方法综合评价具有层次结构的整体问题，采取逐层分解，变为多个单准则评价，在多个单准则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二）aHp方法以“重要性”（权值）比较作为统一的处理格式。使评估活动定量的表现出来，结果更直观。
（三）基于aHp分析方法进行的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更贴合企业实际情况，有利于企业运用分析结果进行资源整合，大大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中国内部审计师协会.《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办法（试行）》和《中国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手册（试行）》.2012.5
[2]金剑铭.《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案例研究》[J].新会计.2009.
[3]刘新宪，朱道立.《选择与判断-aHp层次分析法决策》[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7
1.1国外研究成果
1.1.1以完整信息披露为纲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认为提供众所信赖的、有某种全球共享的概念框架、一致的语言以及衡量标准的可持续性报告框架可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强调提供不偏不倚的完整信息为目标。报告中分别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界限上对业绩指标进行了阐述，每个界限包括相应核心和附加业绩指标的披露，其中社会指标从劳力、人权、社会和产品责任方面作进一步阐述。报告框架提到了使用报告一般注意事项，诸如数据收集过程中需明确指出报告中省略部分的材料信息以及省略的原因；数据的合并与分拆中，需要考虑报告的工作量以及细分报告数据可能带来的额外价值，两者之间应取得平衡；在报告频率中，企业应界定一致的、周期性的报告周期。可持续发展报告主张对作报告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提供不偏不倚的和合理的说明，包括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强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完整性；在报告结束时，报告撰写者应宣布它们通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应用等级”体系所应用的报告框架等级，通过等级宣布强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内容的真实及详细程度。
1.1.2以指标普适性为特征的生态效率测量指南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于1992年首先引进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并被广泛采用，但是，在应用中不同的企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和衡量它。于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试图建立生态效率测量指南，一个能够被各行业使用的用来评估和报告企业生态效率的指南。该生态效率测量指南包括：（1）一套有限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认为对几乎所有企业都有效的普遍适用的指标；（2）在企业或者部门水平上，选择业务相关的具体指标的原则；（3）实施指导；（4）怎样与内部和外部听众沟通生态效率信息的建议。指标选择是生态效率测量指南的核心，这些指标选择建立在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指标共分为普遍适用指标和具体业务指标两大类。关于普遍适用指标，这些指标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到一个具有全球环境关注程度或者商业价值、确定的测量方法和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所有其他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指标被称为具体业务，具体业务指标不一定比第一组指标显得不重要，它们仅仅是没有那么广泛适用。
1.1.3以企业经营内部管理为预期的环境管理—环境业绩评价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期望从企业经营角度为企业提供一种可靠的、可核查的、及时的管理信息的内部管理流程和工具，从而制订了iSo14031国际标准。iSo14031的具体内容基于“压力—状态—反映”模型建立，按照“计划-执行-检查-行动”的管理模式来说明环境绩效评价（epe），其核心部分在于计划和执行两个环节。计划环节重在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iSo14031采用两类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环境业绩指标（epis）和环境条件指标（eCis），环境业绩指标又有两种类型：管理业绩指标（mp-is）和经营业绩指标（opis）。环境条件指标提供关于环境条件的信息，它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其环境方面的实际影响和潜在影响，从而协助规划和实施环境绩效评价。在执行环节中，iSo14031强调企业应当定期收集数据,在指标数据搜集、分析、转化和使用中要满足数据的可核查性、一致性、可比性、有效性、正确性与完整性等要求。
1.1.4以生命周期理论为视角的企业环境业绩指标指南
日本环境部（moe）的环境业绩指标指南在指标设计过程中从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的角度建立指标框架，指标框架包括经营性指标、环境管理指标和与管理相关的指标三种分类。该指南把重要性和普适性作为划分核心指标和普通指标的分类标准，核心指标共有9个，包括能源输入总量、物料输入总量、水输入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学物质的释放和转移量、生产和销售总量、废物总量等信息、最终处置量、总排水量等。凡不同时具备重要性和普适性条件的统称为普通指标，如补充核心指标的定性指标、不具普适性但很重要的定量指标，以及为建立可持续社会在将来变得重要的指标（以上的普通指标均包含于经营性指标中）、环境管理指标、与管理相关的指标等。
1.2我国研究现状
1.2.1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简称CaSS）早在2009年11月就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1.0版本（以下简称“编制指南”）（2011年4月了“编制指南”2.0版，其3.0版处于编制过程中），“编制指南”提出了“四位一体”社会责任模型，具体是构建了一个以责任管理为核心、以市场责任为基石，以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为两翼的“四位一体”模型。模型打破了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初始划分，将客户责任、股东责任和伙伴责任重新组合为市场责任，结构更加平衡。并且“编制指南”拥有正式的评价标准，形成了涵盖标准、应用、评级、改进的完整闭环。评价标准以“编制指南”为依据，借鉴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原则与方式，结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现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标准。评价标准最终采取星级制，共分为七个级别和相应发展水平，各星级对应于特定分数区间。具体评价过程是，首先从实质性、完整性、易读性、平衡性、可比性及创新性等六个方面对报告主体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进行评价，这六个方面分别通过相应评语级按百分制打分，并根据既定权重合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总得分，然后再根据所得总分数转换成对应星级级别进行最终评价。
1.2.2以环境绩效为重心的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
2011年6月中国环境保护部（简称meppRC）了《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简称“编制导则”），并于2011年10月1日实施。该导则指标框架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基础信息指标、环境绩效指标和社会业绩指标，其中环境绩效指标是框架的重点，包括环境管理、环保目标、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指标等。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可选择指标两类，具备重要性和普适性的指标为基本指标，重要性的判断依据是通过层次分析及模糊综合评价等数学方法计算的各指标权重，其社会业绩指标往往属于可选择项。“编制导则”通过对企业环境报告书中各主要技术指标在数据收集完整性、表达方式规范程度及指标计算说明等方面的直接对比来进行打星评价评价，满足“编制导则”对该技术指标描述所有要求、做得最好的直接给三星，无相关描述、做得最差的没有星级。
2中外研究成果比较分析
环保投资绩效评价具有多目标、多指标等特点，属多指标综合评价范畴。接下来，本文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和评价应用的一般物理过程对中外研究成果的特点做比较分析：
2.1体系构建思想国际趋同化
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一个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反映特定评价客体数量规模与数量水平的信息系统。系统的构造一般包括系统元素构造和系统结构构造两方面，在这两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大致保持了相同的研究思想。系统元素构造即明确该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哪些指标组成。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均基于定性的原则选择相应指标，也就是要求进入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要满足一定的原则要求，较多评价指标体系要求指标满足“重要性”和“普适性”原则，只有iSo公布的环境业绩评价指南特别强调了指标的“相关性”和“可理解性”等原则。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构的类型看，大致有两类，一类称为“目标层次式的”，另一类称为“因素分解式的”。除了wBCSD的生态效率测量指南外，其余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研究均采用了“目标层次式”指标体系结构，可见，这种构建体系框架思想得到了国际认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标层次式”的体系需建立在对待评价问题有清晰准确的概念认识基础上。也就是，“目标层次式”构建体系框架的关键就是要对评价问题的内含与外延作出合理解释，划分概念的侧面结构，明确评价的总目标与子目标。
2.2评价方法复杂化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分为“指标量化”、“权数构造”和“模型合成”等要素，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比较主要体现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国外学者比较重视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量化”研究，且研究内容集中在生态效率指标上。国内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权数构造”和“模型合成”方面，充分借鉴了近年来综合评价学在多指标评价体系方面的前沿成果。关于“权数构造”，我国学者在环境投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运用了多种综合评价学中的权重构造方法，如使用层次分析法构造指标权重。
2.3评价应用差异化
2.3.1评价范围界定方面各执一词
在评价范围的界定方面，国内外组织、机构各有说法。国外研究如此，wBCSD的《生态效率测量指南》虽然强调上下游有重要影响，但更关注企业直接控制领域；moe的《企业环境绩效指标指南》强调按合并会计范围搜集数据，企业所能直接控制的实体和能施加重要影响的实体都应该考虑在内，无论上下游或者海内外；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指南》观点同moe相类似，但范围更广，报告范围除了涵盖日本环境部描述的实体外，如果对方实体能对自身企业施加重要影响也要纳入报告范围，即施加重要影响具有双向性；iSo的《环境管理-环境绩效评价指南》没有提到报告范围，从语言上判断企业需报告的内容还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等社会上一些和企业有关联的信息，并且报告范围主要取决于管理层的意愿。我国的研究也是这样，CaSS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在描述报告界限时界定为公司及下属机构；而mep-pRC的《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指南》在编制说明中提到，对于有多个分支机构组成的企业，企业有选择是否涵盖各分支机构的自由。
2.3.2评价标准上两种思路对垒
国内外学术组织、机构主张使用等级评价方法判断企业环保投资效果，如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指南》通过指标索引对比由企业自行宣布应用等级并由GRi审核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评价标准；CaSS公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通过专家点评、利益相关方评价、报告评级和报告审验等方式进行评价，其中报告评级方式是从实质性、完整性、易读性、平衡性、可比性及创新性等六个方面对报告主体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按百分制打分，并根据既定权重合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总得分，然后再根据所得总分数转换成对应星级级别进行最终评价；中国环境部的《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则通过对企业环境报告书中各主要技术指标在数据收集完整性、表达方式规范程度及指标计算说明等方面的直接对比来进行星级评价。而学者尤其是我国学者大多采用价值排序方法，如温素彬(2005)计算出综合绩效得分进行排序评价等。
2.3.3评价周期上大统一
关于评价周期，国内外组织、机构则一致强调了应定期公布相关信息，我国甚至直接采用财政年度作为其评价周期。
3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启示及思考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8
[关键词]绩效评价环境管理信息公开
1环境绩效评价之概念与历史
环境绩效，源自英文environmentalperformance，在我国也曾被译作环境表现、环境行为（见GB/t24001-1996《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及使用指南》，GB/t24031-2001《环境管理环境表现评价指南》以及GB/t24050-2004《环境管理术语》）。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2005年5月的GB/t24001-2004idt.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的前言中明确将该词的译法修订为“环境绩效”，此后这种译法被采用为标准的中文译法。
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环境绩效是指“组织对其环境因素进行管理所取得的可测量结果”。环境绩效评价是指“帮助管理者对组织的环境绩效进行决策的过程，包括选择参数、收集和分析数据、依据环境绩效准则进行信息评价、报告和交流，并针对过程本身进行定期评审和改进”。
环境绩效评价包括对国家的环境绩效评价和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前者有经合组织（oeCD）对其成员国及中国等部分国家每年的国别环境绩效报告（CountryenvironmentalReview），美国耶鲁大学用16项环境绩效指标对133个国家的环境绩效进行排名，荷兰政府设立的国家环境绩效目标与指标体系等；后者是本文探讨的内容，包括企业内部主动性的环境绩效评价（如于企业年度环境报告中），以及企业被动接受政府或行业组织进行的带有强制性质的环境绩效评价。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在国际上历史不到30年，主要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公众、政府日渐增大地要求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压力。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创建了毒物排放清单（toxicsReleaseinventory,tRi），强制要求工业企业汇报清单所列毒物的排放情况，并由国家环保局将信息公布。tRi作为早期强制性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和信息公开制度的雏形，对企业自发减排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但是，tRi无法为企业之间的环境绩效比较提供依据，因为其仅提供了单一的污染物排放量信息，并未考虑企业的规模以及所排废物的危险性或环境负荷。1999年美国国家环保局提出国家环境绩效跟踪计划（nationalenvironmentalperformancetrackprogram,nept）并于2002年正式启动，在企业自愿加入的基础上引入激励和开除机制。1995年印尼环境影响管理局建立了一个“污染控制、评价和评级计划”（pollutionControl,evaluation,andRatingprogram，pRopeR）,pRopeR是发展中国家里首创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公开制度，它在现场监测、抽查及自主汇报的数据基础上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行评级，评级结果依次用金、绿、蓝、红、黑5种颜色予以标记并将结果在媒体上公开。2001年欧盟委员会资助了“工业环境绩效测量项目”（measuringenvironmentalperformanceofindustry,mepi），在英、德、奥、荷、意、比等六个国家的化肥、染整、印刷、计算机、制浆造纸、发电等6个工业行业的280家公司430家工厂提供的定量数据基础上发展出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物理指标（产品制造和使用过程的材料和能源的输入、输出）、商业/管理指标（经济效益、管理投入）、影响指标（污染排放及潜在环境影响）三大类别。
除了mepi的指标体系之外，目前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在《环境绩效报告》中列举的7大行业15个类别的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99年11月的iS014031:1999《环境管理环境绩效评价指南》为标准的iSo14031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标准将组织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s）和运行绩效指标（opis），再加上组织当地的环境状况指标（eCis）共三类。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于2000年8月提出的全球首个用于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生态效率评价标准，生态效率指标将环境指标与财务指标相结合，要求企业以最小的环境影响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0版及其后修订的2002版)中建立的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类别的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体系，GRi确定了每一类别的核心指标和附加指标，共有l6个核心指标和l9个附加指标。
2国内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研究进展
环境绩效的概念主要伴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在我国的实施而进入国内。根据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国内的环境绩效研究文献直到1997年才首次出现，在2000年之后才逐渐增多并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参与研究的学者既包括环保系统以及高校中环境相关院系的研究人员，也包括了不少高校商学院研究企业管理、会计与审计等领域的学者。
王远、时炎、王晓纲等介绍了镇江市及江苏省开展工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试点的情况，与印尼的环境绩效评价评级系统（pRopeR）类似，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评价结果也用5种颜色予以评级。贾妍妍、郑季良、魏素艳、乔引华、黄晓波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环境绩效指标的选择。鞠芳辉、赵丽娟、张艳、陈静等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环境绩效评价的分析模型进行了探讨。金声琅等针对酒店服务业建立了一套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刘德银认为环境绩效即环境管理绩效，是指政府或组织进行环境管理所取得的经济上和环境质量上的效果。他主张从节约资源消耗、控制污染物排放和绿色化三个方面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主体有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主体不同，所站立场不同，评价的目的不同，评价所关注的内容就不同，评价的结果也不一致。秦颖等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并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柳荔萍、陆春华分别从美国环保局的数据库及国内企业的实例指出了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邵毅平等则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模式，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将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形式与内容标准化。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研究尚停留在单纯的理论研究层面，既没有像欧盟mepi项目那样通过大量公司的环境绩效数据建立一个国内通用的环境绩效指标测量体系的研究，也没有针对具体行业或公司实施建立在iSo14031标准基础上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或生态效率评价的研究内容。另外，当前的研究也未涉及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如环保系统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推广的环境行为评价制度）的实施对具体企业环境绩效的量化影响。
3国内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实践
笔者2005年对福建省内300多家通过iSo14001认证的企业做过问卷调查，当时没有企业开展过系统的内部环境绩效评价，在管理评审中对上年度环境绩效的定性描述是获证企业最常见的环境绩效评价行为。iSo14031标准或其他国际上常见的评价标准在国内的实施进展缓慢，从科技期刊系统检索结果来看，至今在国内未见相关报道。
在政府部门主导的企业外部环境绩效评价方面，江苏省最早进行了尝试。2000年7月镇江市政府对市区主要工业企业率先实施工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制度，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市区9l家工业企业1999年度环境行为评级结果。这9l家工业企业占当时市区工业污染负荷的90％以上。评判结果分黑色、红色、黄色、蓝色及绿色等5种，代表环境行为从很差到很好。据报道信息公开后，黄色、红色、黑色企业受到很大震动，纷纷采取措施改进自身环境行为。
2001年江苏省环境保护委员会下文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实施工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制度。根据该制度，工业企业环境行为分级评判指标主要为：达标排放，屡次不达标，总量控制，违法行为，污染事故，按期缴纳排污费，按期进行排污申报，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三同时”制度执行，环保机构、人员、制度，固废综合利用率达80%，群众投诉；清洁生产；iSo14000认证等14项。
2003年起，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前身国家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合作，在部分省、市开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试点工作。2003年江苏各地市，2004年重庆市、安徽省的淮北市等5个试点地级市都了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评价的结果。
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决定将江苏等各试点省市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文件要求从2006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要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到2010年前，全国所有城市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按照企业环境行为的优劣程度，评判结果分为很好、好、一般、差、很差五个等级，依次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标示，详见表1。
4我国环境行为评价制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4.1特点
环保总局的环境行为评价制度作为一种企业外部的环境绩效评价制度，具有强制性以及环境信息公开披露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4.1.1评价指标系统
与《意见》配套的《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规定了污染排放、环境管理和社会影响等三大类型的17项环境行为指标，采用单一指标判定法，其评级逻辑详见图1。技术指南考虑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工作基础差异较大的现实，提出了分别适用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a、B两套标准。
4.1.2参与评价的对象
《意见》规定评价对象必须包括严重超标和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的企业、使用有毒有害原材料的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排污企业、在当地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包括服务业企业）和重点污染源。参加环境行为评价企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之和要达到当地工业排污总量的80%以上。
4.1.3评价流程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分为准备、评价、公开及持续改进四个阶段，符合著名管理学大师德明的pDCa（plan,do,check,action）管理模式。详细流程包括确定评价对象、收集数据、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初步评价、试公开、正式公开、效果评估、持续改进。评价结果的公开过程分成政府和相关企业内部的试公开和面向社会和媒体的正式公开两个阶段，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意见》对评价结果的公开周期提出了建议，以保证公众参与监督并刺激企业改进环境绩效。
4.1.4激励和惩罚机制
《意见》规定了对于环境行为评价结果连续两年为绿色的企业，可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循环经济试点项目；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的，可免除环保核查。对于环境行为评价结果为红色和黑色的企业要实行限期治理；连续两次以上评价结果为黑色的企业，应责令其停产整治，仍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应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实施关闭。与印尼pRopeR仅依靠社会声誉影响来激励企业环境绩效不同，我国的环境行为评价制度引入了经济激励和法律制裁手段。
4.2存在问题
但是从试点效果来看，这个制度目前也存在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4.2.1未将环境行为评价制度法制化。《意见》在2006年下发后，各地在当年纷纷开展了试点，但是持续开展下去的并不多，从媒体报道来看，只有山西省2007年实施了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其他地方未见报道。《意见》仅是一份部门红头文件，缺乏法律效力。国内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只有《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其层级都仅限于部门规章或文件，且没有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信息进行强制公开披露的要求。
4.2.2评级标准有待改进。如《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将iSo14001认证作为企业环境行为从蓝色升级为绿色的充分条件，但是国内多数已通过iSo14001认证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一般，甚至也有部分获证企业发生被群众投诉的情况。这种现象主要是源于iSo14001标准自身的缺点，该标准并不要求组织具体的环境绩效指标，只要求组织要承诺守法、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该评级判定标准也没有考虑到国内体系认证市场的竞争导致证书含金量打折的问题。因此，不能把通过iSo14001认证等同于环境行为优秀。
4.2.3评价标准对污染排放指标部分，未引入量化标准，仅用达标与否来判定。这样势必对实际环境行为更优秀的企业造成不公平，因为无论排放水平比行业平均水平先进多少，评级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这种评判法不利于引导企业追求更好的环境绩效。
5国内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针对目前环保总局试行的环境行为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完善来自企业外部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制度：
一是法制化。应将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制度列为我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国务院条例或环境部部长令（规章）的形式将其制度化，从法律上明确企业环境绩效实施的频率、主体、信息公开途径、激励与惩罚机制。
二是引入量化指标。在把达标排放作为黄色等级的必要条件的同时，应考虑在绿色和蓝色等级中引入严于黄色等级的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的量化指标，提升高等级环境绩效的评级门槛，同时为了引导企业实施最佳实用工艺乃至清洁生产技术，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建议参照已制定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规定绿色企业的清洁生产应达到一级水平（国际先进），蓝色企业的清洁生产应达到二级水平（国内先进）。
三是评判标准调整。应将“通过iSo14001认证”在判定逻辑中的地位，调到低于“使用清洁生产技术”，同时考虑引入企业“实施内部环境绩效评价”和“企业环境报告制度”的指标。即达到蓝色等级标准的企业，如果不能满足“清洁生产”、“内部环境绩效评价”、“企业环境报告”等指标，即使通过iSo14001认证，也不能升级为绿色等级。
另一方面，建议通过以下几项措施加快发展主动性的企业内部环境绩效评价。
首先，推广iSo14031标准。iSo14031尽管因其未规定企业应达到的最低绩效标准、未涉及企业的战略经济影响与可持续发展内容、指标系统过于繁杂等缺点受到批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类型和规模的企业，适合于我国这样中小企业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标准。在国内未能推出欧盟mepi那样基于广泛企业样本数据库基础上的通用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将iSo14031标准作为国内企业实施内部环境绩效评价的指南是最现实和有效的选择。
第二，推广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建议在国内尽早实施企业环境报告制度，督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通过规范环境报告的内容，促进企业对自身的环境绩效每年至少做一次主动性评价。
第三，推动环境管理体系的增值审核。目前国内企业追求通过iSo14001认证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和市场因素，自身追求卓越环境绩效的动力并不强烈。认证机构在审核时，若能在环境目标、指标、方案、监视与测量、管理评审等条款的审核时注重环境绩效的持续改进问题，在和受审核组织沟通时有意识地介绍iSo14031标准，引导组织开展环境绩效评价，将有效促进企业内部环境绩效评价的开展。现在已有部分认证机构提出了增值审核的理念，希望用更有深度的审核来帮助组织不仅仅满足iSo14001标准的要求，而是努力追求卓越的环境绩效。
6结论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管理工具，在国内的研究和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推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绩效评价来促进企业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政府、企业、学界以及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各方面继续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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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9
[关键词]新疆煤田地质勘查报告研究
[中图分类号]p641.4+61[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4）-3-190-1
0前言
通过对新疆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的相关研究，对煤田地质中的工作投入，以生产的最低要求为出发点。对于煤田地质条件简单的，还可以进行勘测，但是在煤田地质条件相对复杂的情况下，就很难完成勘测任务。本文主要是对已经提交的煤田地质勘查报告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描述在地质勘查阶段高质量、效率高的方法，对于还保留一定问题的煤田要向上级汇报定期进行补充勘探，在以后煤田地质勘测中根基实际需要，采取针对性煤田地质工作量投入，为新疆矿山资源可持续开发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1准确定位勘查点
我们在每天勘测工作中，我们通过先进的设备对煤田地下揭露勘查点进行准确检测，是煤田工作中的重点项目。但是，我们之前对煤田勘测认识的不够清楚，出现一些遗漏问题。对现有煤田地质认识的不够清楚，只能认识到煤田资源，没有发现煤田以外的资源。对于每天的勘测点不能全面认识，我们所进行的煤田勘测工作，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要针对不仅是煤田，还要勘测地质中岩层、水层、储气层、有益矿层等。设立的勘察点有质点、水文地质点、工程地质点、环境地质点、灾害地质点等几大类。我们所进行的工作中，对定位的勘查点内容认知不足。煤层头点的产状、厚度故然重要，而煤质指标和附近出露的岩层产状、厚度和岩质特征也是同样重要的。
2勘查工程的地质编录
我们要在勘测之前对周边地形和实际性况进行访查、观测描述、影像素描、采样编录、编图计算等，是新疆煤田地质勘查的主要方法。所以，勘测者对勘测工程的认识和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最终就产生了勘查内容、精度和差漏上的明显不同。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和遗漏，最终造成了使用者产生错误和偏差。对于不同类型的勘查工程的地质编录，很容易把勘测的特点和共同点弄错，不进行不同勘查方法间的标定对应，所得结果无法比较、对照。突出表现在钻探、电测井、地震、磁法等多种勘查方法的定量成果缺少众数的归一性，成为只能取舍不能兼容强化的定性依据。无疑会与未来全数值化自动勘测的接轨造成无法弥补的断续。就是对于煤田地质勘查中最常使用的钻探方法，在钻孔施工的整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可获得的漏测内容。
3简易水文观测与抽水试验
我们所研究简易水文观测和抽水试验不只是研究钻孔这点项目上。同时还要研究井、泉、库、塘等一切可能实施观测和试验的涉水围岩。因为简易水文观测和抽水试验都是通过对水位、水量和水质的变化量观测，达到了解认识涉水围岩的水理性质，间接计算反映岩土层的含（透）水程度、渗透能力、水力联系、边界条件等。特别是全矿区的煤田质勘查钻孔中，都不进行初见水位判断、洗孔和稳定水位，更不进行含水层的单层稳定水位观测。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各地下水补、迳、排关系的评述就没有任何依据。其实，在不同的水文地质和现场条件下，在钻孔、井（探井、水井或矿井等）中开展注水试验、压水试验、连通试验等，同样能够实现了解认知岩土层水理性质的目的。而且同样应该是包括着针对于水位、水量和水质3个方面的观测或测试。
4钻孔测井解释
对于本课题钻探方法在煤田地质勘查时候大量应用，这就涉及到所使用的钻孔有时候会产生遗漏，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少见。现只针对钻孔测井施测和解释成果的不够齐备进行分析阐述。在我区每天勘测工作中，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细化工作。我们所采用的探测仪器在煤层钻孔中所城乡不清晰，然而，对含水层划分、研判效果很好的流量测井技术，在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矿区的煤田地质勘查钻孔中都没有试验过；多方位成像技术还没有全面使用。我区受到先进仪器的限制，对于岩层、断层、含水层的解释与划分，到不到最高要求。特别是同为物探方法，地面电法、地面磁法、地震与钻孔测井的相关分析不能够相互对应，所采用科学手段不一样，勘测工作中出现对物性差异漏测的原因。
5样品测试与成果分析
在我们所进行勘测工作中，我们所需要准备的工作包括煤样、岩样、土样、气样和水样。对采集的样本内容利用现有的物理、化学和力学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本项目所要研究的煤层，要分析可采煤层同时也要对不可采煤层和煤层露头点进行多方位的勘测。我们做的勘测要有重点，对不同的煤层要进行取舍，对不同的煤层进行相关比较与研究。更要对煤层和夹矸进行力学性质的测试。还应该与物探成果，特别是钻孔测井与地震成果进行数据比对，构成剖面层位对应和平面分布连续的空间数据模型。由于采样不及时将造成所采验样品硬质岩、不易风化岩居多，物理力学成果的针对代表性不够。特别是对于露天勘查中的边坡稳定性预测评价极其不利，甚至误导。通过多种测试手段，不能仅仅局限于勘查阶段的评价，还应该为后期必定开展的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和环境保护、矿区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估背景比对和变化差异的基础数值库服务。
6结语
对我区煤田地质勘测所得到的所有数据要认真进行对比与分析，要做到认真复查，检测和监管不到位，要检查出工作中数据的编造和错误数据的重复引用我们要认同新技术、新科技，我们要不断更新资深专业知识，保证新疆煤田地址勘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中的遗漏会给整个勘测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给随之开展的专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灾害地质和环境地质工作中系统引用地质勘查报告基础资料带来不少的困难。
参考文献
[1]新疆沙尔湖煤田部善县金水沙西勘探报告[R]（内部资料），2008.
[2]新疆准南煤田昌吉市马刀沟井田勘探报告[R]（内部资料），2008.
环境采样研判报告篇10
关键词：卫星广播电视；监测；异态；自动研判
1前言
卫星广播电视监测工作是我国广播电视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准确地发现播出过程中的异常现象是保障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核心，发展至今已经渐渐形成几个相关的监测领域，例如音视频质量监测、频谱监测、信道监测、码流监测等等。这些监测领域相对应的监测技术不同，监测的层面也不同，并由此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专业监测设备。虽然不同的监测设备对应的监测层面是不同的，但是监测结果却是有相关性的。卫星广播电视播出涉及的环节众多，诸如节目源制作、传输链路、上行系统等等，和这些环节相关的部门和设备也不尽相同。虽然各个播出部门都有相应的备份系统，但播出中出现异态仍无法避免。监测的作用就是当异态发生时，尽快地定位故障点，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异态带来的损失。目前，监测结果的判别大多是通过人工识别的方式。当监测台在监测到异态发生时，监测人员需要对播出环节上的各个部门进行电话询问，以此来甄别异态产生的环节。通过人工甄别的方式，首先，对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很高，监测人员需要对整个播出环节有很清楚的认识，才能快速地预判异态产生的环节。其次，在时效性上，逐个电话询问耗费的时间较长，效率很低。鉴于此，如果有一套对监测结果进行综合逻辑分析，自动研究判别的系统，对监测的效率将是极大地提高。而且对监测人员专业素质的依赖性也将大大地降低。自动研判系统的研究对卫星广播电视监测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将大大提高监测工作的效率。
2目前监测技术分析
目前的监测技术从监测类型上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频谱监测、信道监测、码流监测、音视频监测等。下文将对这几种监测类型作简要的分析。其具体内容如下。
2.1频谱监测
目前的频谱监测大多采用专业的频谱测量仪来完成。频谱测量仪能获取用户设定带宽上的频谱图像。在进行频谱监测的时候，用户需设定一个被监测的频率范围，频谱测量仪对设定的频率范围进行分析，给出该设定频段的频谱图像。通过对频谱图像的分析，我们可以判定被监测频点上的信号是正常信号还是非正常信号，亦或是有干扰信号的叠加。当前的频谱测量仪基本都带有数据接口，除了手动设定频率范围获取频谱，用户也可以通过数据接口用编程的方式对频谱仪进行操作。这使得我们对一个很宽的频率范围进行自动扫描监测成为可能。通过软件对频谱仪进行操作，对监测的频点进行阈值设定，就可以监测到频谱上的异常状态。
2.2信道监测
信道监测是对传输信号信道层面的监测技术。其中主要监测的指标有信道功率和误码率。信道功率反应的是信号的发射功率的大小。误码率则体现的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而产生的误码的比率。误码率分纠错前误码率和纠错后误码率。其中纠错前误码率更能直观地反映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大小。信道功率和误码率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在下雨天，接收到的信号的信道功率有可能会下降，误码率可能会增加。如果信号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接收到的信道功率可能会增加，误码率也可能会增加。当前信道监测使用专业的信道测量仪器来完成。
2.3码流监测
卫星广播电视播出系统中信源编码使用的编码格式有很多，诸如mpeG-2、H.264、aVS+等等，但把这些编码格式封装起来应用的最广泛的是tS（transportStream）流格式。目前数字卫星电视的传输在码流层基本都使用tS流进行传输，所以对数字卫星电视来说，码流监测的主要内容就是对tS流进行监测。tS流的封装遵循DVB规范，其中tS流的测量标准tR101-290是DVB系统测量标准之一。tR101-290定义了三个优先级，分别对应tS流在传输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对于播出系统影响的大小。tR101-290第一优先级的级别最高，分别包含同步错误、同步字节错误、piD丢失错误、pat错误、pmt错误、连续计数错误等，这个级别里产生的错误将直接影响到解码后音视频质量的好坏，严重时将导致无法完成解码。第二和第三优先级的重要性依次降低，在这里就不作专门的描述了。码流监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带宽码率监测。带宽码率监测包含tS流的总码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当前值、有效值，tS流中每套节目的带宽以及和总带宽的比率等等。
2.4音视频质量监测
质量监测的对象是解码后的音视频。如上文码流监测所表述的，码流传输中的错误将对解码后的音视频质量产生影响。在广播电视播出过程中，视频可能会出现黑屏、静帧、彩条、马赛克等现象，音频可能会出现无伴音、音量过高、音量过低等现象。音视频质量监测就是针对这些异态现象进行监测的技术，其数据来源是解码后的数据，通过特定的算法，检测图像或伴音是否存在异常。
3监测相关性
上述分析的几种监测类型从监测的层面来看各不相同，测量的指标也不一样。虽然这些监测功能都可以独立的实现，但各监测功能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频谱特性的变化预示着信道指标的异常，信道指标的异常显示码流数据可能存在丢包，码流数据传输错误会导致解码异常，从而产生内容层面的监测报警。因此，将原先不同监测功能的监测指标做统一的分析处理，发现其中的运行规律，能更有效地判别异态发生的原因，快速定位异态产生的环节。
3.1频谱监测与信道监测的相关性
上行站以正常功率发射的卫星广播电视信号在频谱上显示出相应的特定性，在发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该频谱会处于一个固定的形态。因此，我们可以给频谱设定一个门限区域，分别称之为上门限和下门限。在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原有信号上叠加了干扰信号，原有信号的能量加大，使得频谱的幅度可能会突然升高，因此会超出上门限的阈值。发生该情形的时候，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信道监测指标的变化。此时，信道功率会增加，但是由于有干扰信号，原有信号的误码率会增加。反之，我们分析一下频谱幅度低于下门限时的情形。当频谱幅度低于下门限的时候，信道功率下降，误码率可能会增加。此种现象经常出现在信号上行站或者信号接收站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由此可见，频谱幅度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信道监测指标的变化。
3.2信道监测和码流监测的相关性
信道监测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误码率。误码率分为纠错前误码率和纠错后误码率。其中纠错前误码率更能有效地反映信号传输的质量。当纠错前误码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势必会造成纠错后误码的增加，码流层则体现为错包的增加。此时，作为衡量码流是否正常的tR101-290三级报警就可能出现。误码率的高低直接关联着码流监测中三级报警的频次和级别。
3.3码流监测与音视频质量监测的相关性
当码流监测中三级报警出现严重报警的时候，比如一级报警出现，则有可能影响到解码的顺利进行。解码无法进行或解码错误的时候，音视频层监测就表现为黑屏、马赛克、伴音丢失或伴音断续等情形。部分接收机在无法完成解码的时候会输出一幅静帧画面。所以，当音视频监测系统检测到黑屏、静帧、马赛克、无伴音等异常状态时，可以通过分析码流监测产生的报警来印证系统报警的准确性。
4自动研判系统的研究
通过多年来对各个监测系统的研究，我们尝试将不同监测系统采集的数据综合起来，建立一套自动研判逻辑系统，使得监测结果能更准确反映异态产生的原因，更快捷地定位异态产生的环节，促使我们的监测工作更加高效和自动化。
4.1报警分类
我们把不同监测系统的报警进行归类。频谱告警：上门限超限（超过设定的上门限值）、下门限超限（低于设定的下门限值）。信道告警：信道功率过高（超过设定的阈值）、信道功率过低（低于设定的阈值）、误码率过高（误码率高于设定的阈值）。码流告警：一级告警（tR101-290第一优先级有告警）、二级告警（tR101-290第二优先级有告警）、三级告警（tR101-290第三优先级有告警）。音视频质量告警：黑屏、静帧、马赛克、无伴音、无台标等。
4.2构建自动研判模型
对不同的报警进行分类之后，我们要以报警输入作为自动判别的条件，构建研判模型。我们对获取频谱报警之后的研判逻辑进行了研究，如图1所示。当我们获取了频谱报警，首先判别属于哪种类型的频谱报警。先前定义了两种类型的频谱报警，一种是上门限超限，另一种是下门限超限。先来分析上门限超限的情形。如果是上门限超限，则接下来判别是否存在信道告警。如果不存在信道告警，则需要检查频谱仪是否正常，甄别是否是频谱仪设备引起的误报；如果存在信道告警，此时需判别是否是信道功率过高。此时如果信道功率过低，则检查信道测量设备是否正常；如果信道功率过高，则判别误码率是否过高。如果误码率在正常范围之内，询问上行站是否有功率提升的操作；反之，如果误码率过高，则下一步判别码流有没有告警。如果码流没有告警，则上行可能受到了轻微干扰；如果码流有告警，则下一步判断音视频有没有告警。如果音视频没有报警，则受到的干扰程度较轻；反之，如果此时音视频告警出现，表示节目解码已经受到影响，并且受到了严重干扰。再来分析下门限超限的情形。我们如果是下门限超限，接下来还是要判别是否存在信道告警。如果没有信道告警，检查频谱仪工作是否正常；如果存在信道告警，则判别是否是信道功率过低报警。如果不是信道功率过低，则检查信道测量设备是否工作正常；反之，如果是信道功率过低，则判别误码率是否过高。如果误码率在正常范围之内，则表示受到了轻微的天气影响或接收受到了轻微的干扰；反之，如果误码率过高，则判别码流有没有告警。如果码流有告警，则继续判别音视频有没有告警，如果音视频也有告警，则首先甄别上行站或接收地有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其次再甄别接收地是否有本地干扰；如果码流或者音视频没有告警，则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和本地干扰比较轻微。本文只分析了收到频谱报警之后的处理逻辑，其他报警流程不再作详细的描述。
5结束语
本文给出的研判模型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它只采集了一个监测站的数据进行逻辑综合。在当前网络发达的大环境中，数据极大丰富，我们可以采集多监测站点的数据对研判系统进行对照和补充，使得研判系统的判别依据更加充足，得到的结果也更为精确。卫星广播电视监测系统所涉及的领域在逐步扩大，依靠人工筛选甄别异态原因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建设自动化的研判系统是提高我们工作效率的必然趋势。自动化的研判系统还有很多细节和技术有待研究，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投入和产出，促进卫星广播电视监测迈向自动化、智能化的新进程。
参考文献：
[1]黄吉林，陈明芳.卫星广播电视监测台智能化维护辅助系统[J].信息技术与信息化.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