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论文篇1
[关键词]物权法平等保护国家所有权借鉴与继承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把经过三审的物权法草案内容向全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后，物权法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围绕物权法的制定在理论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大多数观点认为物权法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成果。但也有少数人认为该法存在重大的制度缺陷，甚至认为物权法有违宪的嫌疑，其核心和重点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分配不公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都归结为物权法作用的结果。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既是对物权法作用的误解，同时在理论上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一、如何看待物权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的物进行管领支配并享受物之利益的排他性权利，是一定社会的财产所有和支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理论界的通说，物权法的主要作用范围在于界定产权关系。产权制度或产权界定的基本功效就是给市场主体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奕的规则，从而使市场交易主体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对财产的价值和收益及行使财产权所获得的利益形成合理的期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完备的物权制度和物权规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的前提和前提。物权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该种权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决定了物权权利具有良好的可转让性，即权利边界明确的权利人可以根据市场规律以双方经过博奕后商定的价格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权利。由于这种物权交易的实质是人们对利用资源的权利的选择和交换，因此，对物权的处分行为的实施结果可以使资源通过市场主体的意志流向出价最高的购买者，而这种出价最高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自然资源的最高使用效率者。当然制度供给决策者必须对制度约束变量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不仅仅要考虑到制度的预期收益诱导，也要受制度创新的成本约束。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与其他任何法律一样，物权法的作用同样具有有限性。这有几层含义：一是说取物权法作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换言之，物权关系是财产流转关系发生的基础和结果，但它本身并不涉及财产流转的内容。其二是说民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其作用具有有限性。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作出相应调整，从而使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而任何法律部门的调整目标都具有特定性。不仅如此，传统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界限已经不再如原来那样泾渭分明。财产权的范围在扩大，从有形走向无形；财产权的体系也在不断演变，人格权与财产权相互交叉，并逐渐向财产权渗透。加之因物权和债权的相互渗透而导致的物权关系的债权化和债权关系的物权化，也是物权法的作用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综合作用。三是说法律本身其作用具有有限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除了借助于法律手段之外，还必须借助于其他手段，特别是道德手段。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法律不是万能的。
二、如何看待物权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评价法律制度优劣的主要尺度。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物权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作为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要求社会公众必须有良好的行为结果预期。而要实现这种良好预期就要求公民必须有稳定的可支配财产、财产的权利边界比较明确且能够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在没有法律之前，人对财产的利用是通过占有而实现的，但这种单纯的占有由于没有权利的外衣，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侵害性。物权是物权法调整物的占有关系的结果。当人对物的占有受到法律的确认，占有人可以凭借国家公共权力排除他人对占有的侵犯、干涉、妨碍时，对物的占有也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成为一种财产权利——物权。而物的归属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财产关系。就全社会而言，重要生产资料的归属如何，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就个人而言，将一定物质资料攫为已有，供其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之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和法律，物的归属关系便成为法律规定和调整的重要对象，自主占有人对物的占有也因此而成为国家公共权力保护的重要对象。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种事实，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1）法律规定和调整物的归属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构成物权法的重要制度——所有权制度。法律通过充分保护财产特别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通过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使个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实现有机统一，从而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对财产的安全感和对自己未来的安全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2）不仅如此，作为物权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定纷止争”。财产权属不清是一切纠纷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商鞅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3）慎到说：“一兔走街，而人追之，贪人俱存，人莫非之，以兔为未定分也。”（4）一旦产权界定清楚，就会使这种基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纷争得到最大限度的减少。“兔积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5）“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6）
三、如何看待物权法与国有资产流失之间的关系
国有资产流失是目前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2005年9月26日物权法草案修改意见座谈会上郑重提出，物权法的制定的任务之一就要防止国有财产流失。这一论述对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从实践来看，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按其流失方式可分为交易型国有资产流失和体制型国有资产流失。其中导致交易型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缺失和国有资产交易中的机会主义盛行。信用制度缺失的直接动因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信用秩序的作用就在于将市场主体自我对冲突的化解限定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以免危及市场的交易安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秩序的作用可以由经济管制来完成，交易的安全性不容质疑，所以信用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一旦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大大减少，丧失信用又能获得额外利益，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自然成为交易手段的选择。当相当的市场主体为避免受害而主动放弃信用或者减少交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囚徒困境”。与信用缺失相伴而生的是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用非真实的行为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7）“机会主义”行为不但存在于国有企业当中，而且也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主体中，只不过相对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国有企业中的机会主义更加明显。国有财产的主要使用者是国有企业或公司，国家和公司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各应有其专属的活动领域，因此二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实质就是确定各自所享权利的范围和界限，也就是如何在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之间找出二者的“黄金分界线”，以便使国家所有权内部达到最优化结合。它又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公司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二是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一方面，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要想不丧失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除了据此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即在利益上实现所有权外，还应当通过某种方式（如制定国有财产的使用规则等）将自己的意志直接达于国有财产，即在意志上实现自己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公司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经营形式，要求必须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公司只有在享有独立财产权的情况下，才能于运动变化之中将生产各要素合理组织起来，达到最佳经济效益的结合。二者博弈的结果导致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当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经营管理权发生分离以后，可能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怠于履行义务。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公司资本所有者和作为人的经营者在行为目标上的不一致性，因此，人（经营者）在公司经营行为中可能会主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去追求委托人（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能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害委托人利益。不仅如此，人基于职业的关系，可以拥有大量不为股东（人）所知晓的内部信息，因此在自己利益与股东或公司利益发生冲突而又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公司内部人就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拥有的大量信息，作出不利于公司的自利、轻率甚至违法的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公司为此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8）
虽然防止和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渠道是许多法律的共同任务。但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物权法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物权法不但是一种行为规范体系，而且也同时兼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其内容除了要对对物权行为的实施提供明确的指导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对物权主体的物权利益提供强制性的法律保护。物权法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以实现：一是通过设立合理的物权体系，特别是通过建立完备的用益物权制度，强化物的合理利用方式，从制度层面使物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以实现国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完善的制度构建，即通过明晰产权和实行完备的法律救济，从制度上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值得说明的是，目前我国所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物权法的过错。恰恰相反，国有资产流失的愈演愈烈，正是因为我国长期没有物权法律制度的必然结果。当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彻底解决，仅靠物权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许多法律的共同规范，更需要其他政策和措施的共同作用。
四、如何看待物的所有和物的利用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物权制度是建立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在以风车、水磨、马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和简单交易方式条件下，人们对于财产的认识更多地局限于财产的使用价值形态，并且财产的使用也主要局限于财产的所有人，由非所有人使用自己的财产，如地役权、地上权，那仅仅表现为一种例外，而且一般都在所在权人的控制之下进行。因此整个物权制度的设计是围绕所有权而展开的。他物权或称限制物权作为不完整的不充分的物权，是所有权的派生。他物权的存在虽然是对所有权的某种限制，但其本质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所有权。但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财产对于我们个人乃至社会，更多地不在于它的归属状态，而在于它的流转状态，即在流转中发挥其效用、在流转中得到增值。人们并不单单依靠占有更多的财产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通过不断地利用财产以实现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9）因此，在当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物的他主利用的社会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于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其作用“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0）因此调整物的利用关系也就成为物权法的另一重要任务。在物权法中，他物权制度是比所有权制度更为复杂的一项法律制度，需要我们更加耐心和理性地加以设计。值得注意的是，他物权制度的设计主要是针对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而展开的。农村土地的权属关系和利用关系在我国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农村土地其所有关系是集体所有、其使用方式是承包经营。事实上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农户的耕作权。其他的相关土地权利，包括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随着各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的逐步展开，由于各地的人地关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各地明显出现异质化倾向。比如，在各地，土地分配的办法及标准是不同的，农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行使实际不同，对于经营土地的继承、转让等权利，虽然法律没有规定，而事实上其已经在许多地方存在。因此，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制定物权法规则以确立土地上的权利结构，必须考虑农民的真实需要和社区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内容、所有权主体、社区成员资格权实现方式上，不能够以国家意志来随意剪裁现实，否则法律规则的实际效果将会不尽人意。（11）因此有关物权的立法应当谨慎而理性，在利用公共权力确定土地权利的时候，尽可能的获得各种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信息，在农村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经济有一定发育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要实现预期净收益最大化，必须付出比需求诱致性更为高昂的成本。（12）
五、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借鉴和继承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社会经济文化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不仅如此，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因此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借鉴和移植其他国家的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这一观点不但适用于公司法、破产法等直接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而且也适用于带有强烈私人色彩的民法制度。“物权”一词是由中世纪注释法学派首先提出来的，是注释法学派在研究罗马法时对罗马法规定的所有权、用益权、居住权、奴畜使用权、地役权等财产权的抽象。在法律上正式使用“物权”概念始于1811年制定的奥地利民法典。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以“物权”作为其第三编的编名，系统地规定了所有权、地上权、用益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等物权。自此之后，大陆法系各国纷纷仿效德国民法典，在自己的民法典中规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物权制度。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同样不能不对外国的成功经验和理性制度进行借鉴。另一方面来说，物权法作为与公民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除了要注意对先进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移植之外，还要求其规范内容必须与我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相一致，并最大限度地尊重长期形成的各类民事习惯。其原因在于，任何法律制度和产权规则都必须考虑与以往法律制度和产权规则的衔接。任何社会中文明的进化包括法制文明的进化都不可能没有积累和继承。只有这样，经过长期积累而逐步成型的一些既定的财产权利、法律制度和产权规则才不至于因新订法律的不承认而引起社会关系的动荡。如果根本无视法律产生的社会需求和文化底蕴，而仅仅将所谓的外国的先进法律规定“移植”到异质社会中，法律必将与现实生活脱节，毫无实际效用。因此，正是基于对社会波动的担心和新旧法律制度在衔接上的困难，因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常常采取保守的、渐进的举措。我们在物权立法中所需要做的应当是，在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与现代法制精神之间建立其一个可以沟通的桥梁，在扬弃和继承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既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可得到广泛社会接受的社会主义物权法律制度。
六、如何看待国家在物权法中的特殊地位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本质是表现并保护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乃是生产关系总和中的核心关系，或者说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产生其他生产关系的基本关系。（13）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所有权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反过来所有权制度又起到确认、保护和促进所有制的作用。同时，所有权制度作为一种意志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仅是社会物质关系的简单模拟和直观的反映。“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14）这是因为所有权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表现，而且也是对社会商品经济关系的反映。所有权不仅反映出静态的财产归属关系，也反映出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所有权从前提到结果的运动过程，表现了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15）在我国的所有权关系中，最为基础和最为复杂的是国家所有权。
现阶段的国家作为财产主体可以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对资源型财产的国家所有权；二是对营利型（或称国有企业支配型）财产的国家所有权；三是非营利型（或称行政事业型）财产的国家所有权。其中以第一种种最为典型。自然资源的核心内容是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前提，所以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土地作为农业大国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权利制度的改革也只能在维护原有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创新的土地权利来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率。（16）在财产的取得方式上，国家有着其他民事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1）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取得所有权。国家可凭借其手中的公共权利，不顾原所有人的意志，采用征税、国有化、征收、没收等强制手段将公民个人或集体的财产收归国有。但国家采取强制措施取得所有权，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只有在因维护社会公益所必要的情况下，方可采取此种手段，而且，对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公民，还须给予一定的补偿。（2）国家有权取得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及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我国《民法通则》第19条第1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白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3）国家可以取得无人继承的财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32条规定，公民死亡之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组织所有。由于国家土地所有权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在未来的物权立法中，我们应当采取更加有效和多样的手段，加强对国家所有权的保护。
七、如何看待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问题
物权法论文篇2
关键词：行政权；物权；公务用物；公益用物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财产广泛存在，但这些财产权的性质各异。国家具有双重身份，因而其所掌握的大量“公有财产”既包括用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财产，也包括参与市场流转牟取利益的财产。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产，前者为国家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需的财产，只能用于公共目的，不得转让，不得作为取得时效的标的物；后者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时拥有的财产，与普通民事财产无异，适用民法的规定。有学者在对国家所有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后，已经意识到国家所有权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法范畴。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对国有财产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制度，行政法上的财产权理论最为完善，我国学界对此问题很少提及。本文试图通过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法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行政法上物权的存在及其内涵
（一）行政法上物权的存在
我们一般将“物权”视为民法的传统领域。传统民法认为：“物权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有利益的权利。”“它是特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平等主体对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绝对权。”[1]（p7-16）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为了完成其社会使命，往往占有大量物力资财，国家在行使这些财产权时，并非都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如行政受益权①的存在，行政主体在这些客体上享有的财产权不受一般民事规则的支配，而受一些特殊规则的支配；再如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和利用，在行政主体（或授权组织）与利用者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2].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的物是为公共利用或公务便利而存在的，这些物或为行政主体管理，或为行政主体直接占有、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受一般民事规则的支配。可见，在现实社会中的确存在与私法上的物权不同的“异类物权”。
但将作为私法上范畴的物权移植到行政法领域中是否可能？或者说，在行政法领域中是否存在物权关系？对此，在普通法系国家，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不区分公法和私法，但在实践上采取单一救济途径模式，并且法官具有“造法”功能，有权对法律问题作出最终解释，实际上在具体案件中已承认公法上物权和私法上物权的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行政法上有公产和私产的划分，德国行政法上有“公物”的存在，日本行政法上有“公共营造物”的设置，这些物作为权利的客体基本上受行政法规则的支配。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不论判例法还是成文法，都不否认行政法领域中有物权关系存在。我国学者对此理论问题很少提及，且一般不予作专门思考和论证，①其理由主要是私法上的物权肇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而在行政法领域，政府和相对人间关系属权力支配关系，无平等之可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分拘泥于民法理论以及传统的行政高权理论，而没有体察到现代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失之偏颇的。
伴随着民主思潮的激荡，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目的观的出现，现代行政已从权力行政转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活动不仅包括行使权力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提供服务的事实行为，设置、管理公有公共设施已成为给付行政时代国家的主要义务。且现代社会，公民依靠自力无法生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行政机关提供基本生存之需要。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为行政法领域物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同时，笔者认为：行政法上的物权观念来自民法，因而和民法上的物权有相似之处。但是已由行政法加以改造，使它具有公共使用因素，成为行政法上的物权。正如行政合同制度来自民法上的合同观念，经过行政法的改造以后，成为和民法上的合同性质不同的行政合同一样。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法上的物权制度，是现实法律中公法和私法使用不同原则的结果。
（二）行政法上物权的内涵
我们应有这样的观念：社会中的财产关系并非都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物权形态中有一部分权利由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有行政管理权的团体、组织基于行政目的享有，并由行政主体对客体物进行管理、处分。这种由行政主体享有，不以盈利为目的，为公共利益或为行政便利而对物占有、使用、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即为行政法上的物权。依据设立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行政法上的物权划分为公务用物物权和公益用物物权。②前者是指行政主体公务活动必需的财产；后者是指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
二、行政法上物权的历史考察
政府可以作为物权的主体历史由来已久。从以下的考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行政法上的物权理论起源于罗马法的“公有物”概念，完善于法国行政法的“国家公产”理论。
（一）罗马法上的公有物和私有物概念
公产和私产概念源于罗马法公有物和私有物的概念。在罗马法中，物大体分为两种：一类是公有物，公共所有或使用之物，如水流、道路等。这类财产由罗马帝国享有所有权，罗马帝国公民享有使用权，法律明文规定国家对这些财产不得处分，因而又称为“非交易物”。另一类是私有物，属私人所有之物[3]（p123）。罗马法上的公有物和私有物的划分与现代意义上的公产和私产的划分是有区别的。
（二）法国行政法上的国家公产理论
古罗马法上的国家公有、私有划分理论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并继续发展完善，尤其是在法国行政法上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公产理论。
法国国家公、私产划分始于19世纪初年，由法国民法学家、第戎学院院长V蒲鲁东提出。蒲鲁东在研究民法上的财产权时注意到一部分由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与民法上的财产权有所不同，甚至性质截然相反。1833年，他在《公产论》一书中，对公产理论作出系统说明。根据他的理论，政治共同体的财产中有一部分为公共财产。这些财产与私法上的财产不同，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供公众使用，不得转让，且不得作为取得时效标的[4]（p303）。除此之外的政治共同体的另一部分财产，具有与私法上财产相同的性质。这是学术界首次系统阐述公、私产划分理论。蒲氏对国家公、私产划分理论的阐释成为现代意义上公私产理论研究的焦点。当时产生这一理论与以下三方面原因有关：（1）罗马法复兴对法国法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法国法中许多因素乃继承自古罗马法；（2）资产阶级革命后，国家不再被视为所有财产的所有人，如何确切解释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如
何确切划分国家财产成为理论家们研究的焦点；（3）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后期有较大的发展，财产的形态和作用增加。
蒲鲁东的国家公产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重大发展。这表现在：（1）内容拓展，不仅将公用物（自然状态）列为公产，也包括行政主体为公益指定作为公用的财产；（2）判断标准逐渐明确，即是否享受公产保护应视其社会作用而定；（3）认为公产保护过程中，行政主体不应局限于维修、保存，必须采取更主动的措施。这一时期的国家公产理论研究也为法国行政法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至今，法国行政法上关于国家公产理论仍是世界上最完善、最严密的。
在公产理论发展过程中，各学说争论最大的是关于国家公、私产划分的标准问题。法国行政法最初并没有抽象出明确统一的划分标准，而是采用排除法。根据财产所发挥的作用作为划分标准首先出现在判例上。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判例法与学说逐渐融合，采取了统一标准。这一标准基本上采用了依财产社会作用进行划分的学说。依照这一标准，公产包括：（1）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2）公务使用的财产，但该财产的自然状态或经过加工以后的状态必须是专门的或主要的适应于公务所要达到的目的[4]（p306-307）。前者称为公众用公产，后者称为公务用公产。
（三）德国行政法和日本行政法上的公产理论
德国行政法上的事实给付，表现在公物方面。公物，或免费供公众使用（共同使用）者，如道路和公园，或为确定目的而使用，如行政大楼等。依据公共使用这一特征，德国行政法将公物划分为可供公用和不可供公用两类。后者又可分为有其他不同使用目的者和没有此目的处于官方手上的公物。这同法国行政法上的公产、私产概念颇为相似。尽管学者作了相当的努力，仍未能使德国接受法国学说中的公产的特别分类。德国法将公物分为：（1）财政财产；（2）行政财产（公物），即公共使用物和规定其他用途的公物[5]（p170）。德国公物原则上适用民事法律，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公共使用上，又与公法约束相重叠[5]（p169）。日本行政法上并没有独立意义的“公产”概念，供于公共目的的物被行政法学家称为“公物”或“公共营造物”。日本《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公共营造物”是指由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供于公用或公共之用的“有体物”，即公物[6]（p172）。它不是有关物的所有权的归属主体问题，而是该物本身是不是直接供于公共目的，其内涵应理解为：（1）须为公共目的而使用；（2）须为有体物；（3）须为行政主体使用；（4）须为直接使用。公物包括公共用物与公用物，前者是指供一般公众利用的道路、河川、桥梁、公园等，后者则指供国家或地方团体直接使用的公物，如办公机关的建筑物等[7].日本的“公共营造物”概念仅是为了在行政赔偿的诉讼上提供依据，即“公共营造物设置或瑕疵引起的赔偿”。日本《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由于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营造物的设置或管理的瑕疵给他人带来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该损害赔偿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日本行政法上的“公共营造物”与“公产”概念的作用有较大差别。其“公共营造物”的理论远逊于法国、德国，但其于诉讼上对“公共营造物”概念的应用仍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三、行政法上的物权与民事物权之比较研究
行政法上的物权是由行政主体享有，为公益或为行政活动便利而设立的财产权。它同民法上的物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行政法上的物权毕竟是一种“另类物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民法上物权。
（一）设定的基础不同。民法上，物权制度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静态保护，它设定的基础是私法自治，即物权人可以依据个人意志自由地设定法律规定的物权。而行政法上的物权则必须附从于行政权而行使，必须在法定或有明确授权下才能设立、行使，不能依照行政主体甚至是个人意志为之。若行政法上的物权可以任意设定，必然会侵害私权，依法行政原则也适用于行政法上的物权。
（二）设立的目的不同。民法上物权的设立是物权人为获取物所带来的利益，物权人占有、使用、抵押、处分、留置等活动都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行政法上物权的设立则是为了公众共同受益，或是为公众直接使用，或是专门或主要用于某种行政公务。
（三）享有权利的主体不同。按照我国通说“狭义行政说”，我国行政法中的行政主体一般包括：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及由于授权委托而享有行政权的公共团体[8]（p18-25）。这些行政主体均可作为行政法上物权的主体。①依据民法通则，民法上物权的主体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等民事主体。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是否有行政权。行政法上的物权强调其行政性，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才会产生行政法上的物权，这是由行政法上的物权依附性决定的。
（四）权利客体范围不同。我国目前在行政法上尚无系统的物权理论，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法国行政法的规定。按照其划分公产和私产的统一标准，行政主体的公产包括：（1）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即公众用公产或共用公产；（2）公务活动必需的财产，即公务用公产或公用公产。具体而言包括：海洋公产、河川、湖泊公产、空中公产、地面公产（如国有、省有公路及其附属物、铁路及其附属物、公用墓地、菜市场、教堂、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中的藏品、展品等）[4]（p309-31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极度膨胀。突出表现便是将国有企业经营的财产划归行政主体支配。目前，我国还在改革这一体制，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上物权客体范围时，不宜将其界定过大。
民法上的物着重强调对个人利益的满足，如房屋、生产工具、用于个人消费的资料等。随着科技的发展，民法上物权客体范围会不断扩大。
（五）权利内容不同。民法上物权理论认为物权可以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民事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行使各项权能，充分享有各项权能带来的利益。行政法上的物权则不然。它本为公益或行政活动便利而设，因而极少带有盈利性，这是二者最大不同。民法上的物既可由所有权人占有使用，也可由经所有人同意的人占有使用。但在行政法上，公益用物由公众使用，公务用物一般只能由行政主体使用，禁止在行政法上的财产上为私人利益设立民法上的物权关系。行政法上的财产转让受到严格限制，在其使用目的废除前，不得转让。
由此可见，行政法上的物权虽也为权利主体提供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财产的可能性，但由于其具有行政性，各项权能已无法如民法上物权那样行使。一旦这些物不再作为行政法上的物权客体，则各项权能回复圆满。
（六）保护方法不同。民法上物权若遭受侵害，通过物权人向侵权人提出请求来实现保护。若侵权人不接受请求，物权人只能向司法机关提讼。行政法上物权的双方当事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保护方法与之不同：（1）行政主体可以自行制定规范，对行政法上的物权进行
保护；（2）物权一旦被侵犯，行政主体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3）公益用物的使用权无法实现，其使用人可依法要求赔偿。
（七）立法、司法遵循原则不同。我们认为行政法上的物权在遵循民事物权三原则基础上，应特别强调两项原则：法定原则和公益性原则。
1、法定原则。行政法上物权的法定原则是指行政法上物权的主体、客体范围、权利内容及其设立、变更、行使、消灭均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主体只能依法定方式享有、行使行政法上的物权，不得创设法律中未规定的物权形式和权利内容。
2、公益性原则。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活动大都围绕公益性展开，不论公益用物还是公务用物都体现着公众的利益，因而行政法上物权也应贯彻公益性原则：（1）行政法上物权的设立、变更、行使和消灭应遵循公益性；（2）行政法上物权客体范围界定应遵循公益性原则；（3）行政法上物权权能内容确定应遵循公益性原则。
此外，民法上的财产作为取得时效的标的，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间，权利消灭或不受法律保护。这是因为，民法上物权制度除保护物之静态安全外，还有促进财产流转的目的。如物脱离其权利主体而为另一主体长期占有，占有主体又无法依法取得对物的权利，自然不利于财产安全和交易安全。
行政法上的财产是否作为取得时效的标的，法国曾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公产所有权，只是因公共使用而受到行政法限制，一旦脱离其主体，公共适用排除，客体就恢复全部民法适用，同一般民法上的物无异，应当适用取得时效[4]（p315）。另一种意见认为，公产不能作为取得时效的标的，取得时效对公产的危害，是行政主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丧失所有权，这是对公产使用的极大的妨碍[4]（p337）。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似更合理。行政法上物权的行政性应排斥私法上的取得时效，第一种意见正是忽略了这种行政性。排除取得时效使行政主体在任何时候均享有对行政法上物权客体的追及权。同时，这样也是为了保障行政活动，保护公共利益，是公共利益优先的表现。若行政法上的财产对公益或公务活动已无意义，可由行政主体自由处分，也无须在立法别规定取得时效。
四、行政法上的物权有关问题的探析
（一）行政法上物权的本质和属性
民法上的物权理论认为，民法上的物权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是指物权人对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它是特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体现个人意志，反映个人利益。行政法上物权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行政权，它反映的根本利益是公众的整体利益。这是由于行政法上的物权与行政权的产生有相同的基础。在市民社会中，每个成员既是社会的者又是国家的受管理者。社会者为了使其利益免受损害，自愿出让一部分私权利，在市民间达成合意而形成的，由行政主体占有、使用。行政法上物权，本为公务便利或公共利益而由国家占有、使用，其体现的根本利益是公众的整体利益，只是在公众间达成合意。
行政法上的财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权的特点在于它与行政活动紧密联系，或直接为行政活动服务，或基于物之使用产生行政管理关系。因此，无论判定权利性质，还是界定权利范围，都应待行政性作为行政法上物权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行政法上的物权有以下属性：（1）行政性。行政性是行政法上的物权区别于其他物权形式的根本特点。这里的行政性是指行政法上物权的设立、行使、管理和处分必须以行政活动和公共利益为目的。行政物权的行政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权利主体只能是享有行政管理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团体、组织；行政法上物权的设立、行使以及管理活动无一不体现着行政目的；行政法上的物权所体现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或在行政主体公务活动中产生，或在社会公众使用物的过程中产生。（2）物权性。行政法上的物权仍是物权体系中的一种。它有与其他物权形式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具体体现为：行政物权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这同其他物权形式相似；民法上物权都遵循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和公示主义三项基本原则[9]（p87-132）。这些原则也为行政物权所遵守。应注意，行政法上物权的本质属性是行政性，同时，又具有物权性。这两种性质和谐地并存于行政法上的物权中。物权性是由物的自然性决定的，是从静态上讲的；行政性则主要是由物的使用过程决定的，是从动态上讲的。（3）依附性。行政法上物权的依附性是指其在行使过程中依从于行政权而存在，只有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才会体现出行政法上的物权。若无视这一性质，必然会使行政法上的物权范围扩大，从而对私权造成侵害。
（二）行政法上物权的设定、废除和变更
1、设定。行政主体取得某物的所有权，只是行政法上物权构成的基础，此外，还必须具备设定公共使用或公务使用的表示行为和事实行为，否则属于行政主体民法上的财产，公共使用或公务使用的设定是行政法上的物权构成的必要条件。行政主体可以两种方法取得所有权：一是依民法取得所有权，主要方式有：买卖、赠与、取得时效、添附等，受民法规则支配；二是依行政法取得所有权，主要方式是公用征收。行政主体设定公共使用或公务使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由政府决定，也可以由法律规定，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
2、废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公共使用或公务使用的废除由设定的主体决定。废除的方式，根据情况可以采取明确的表示，也可以用默示的方式表示废除，（如共用设施已经处于不能使用状态，行政主体认为没有必要修理，公共使用因此废除。）行政主体对于公共使用的废除有自由裁量权。不过行政法院对废除公共使用的决定审查比较严格[4]（p320）。公共使用废除后，该财产成为行政主体的私法上的财产。
3、变更。公共使用或公务使用的变更可以发生在同一行政主体内部，也可以发生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前者为使用目的的变更，后者为所有权的变更。
（三）行政法上财产的保护和使用
1、保护。行政法上的财产负有特定的使命，法律给予公法上的特别保护防止其被毁损、侵占，以维持其作用。产生损害的原因可能由于管理机关的疏忽，可能由于第三者的行为，所以行政法上的财产的保护制度针对管理机关和第三者。（1）财产的维修。行政主体对其行政法上的财产必须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妥善保管、维修以维护财产的良好状态是其必尽的行政法上的义务。私人对自己的财产不注意维修时，不受别人干涉。对这种疏忽的制裁，是在其财产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时承担赔偿责任。（2）转让的限制。行政法上的财产转让以公共使用或公务使用废除为条件。在该目的废除以前，行政法上的财产不能转让。同时还禁止在该财产上为私人利益设立民法上的物权关系。（3）行使处罚权。为了保护行政法上的财产完整、不被损害和侵占，公共管理机关具有一些特别权力，可以制定预防性的规则，并在规则被违反时，科以处罚作为制裁。
2、使用。行政法上的财产的使用可以分为公众直接使用和公务使用。（1）公务使用。其目的在于执行公务，由执行有关公务的行政机关使用，但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私人使用和受特许的人使用。（2）公众的直接使用。又区分为共同使用和独占使用。共同使用是指一般公众不需要对该财产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可以直接使用，管理机关对于该财产的普通使用不能任意拒绝，没有自由裁量权力。最通常的方式是对不动产的进入、通行和停车的自由。共同使用受三个传统原则支配：自由使用、免费使用和平等使用。独占使用是指使用者根据行政主体给予的权利，单独使用公产的一部分。独占使用完全不适用共同使用的三原则。
五、研究行政法上的物权的意义
人身权和财产权是一切部门法中的两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和内容。行政法上的财产权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愈加显露。
（一）行政法上物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法上均有“公产”、“公物”等概念和相关法律制度。但一直学习借鉴大陆法传统的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这既有悖于大陆法系传统，也不能满足我国行政法实践的需求。行政手段应包括人的手段、法律手段和物的手段[4]（p302）。我国目前有关行政物的手段的研究落后于其它两项，行政法上的物权研究和立法是一个空白。行政法上物权理论的研究可以弥补我们法学研究的空白，使我们的行政法体系更加完整严密。
（二）行政法上物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政府职能和国有企业职能的转变。国家所有权所代表的财产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范围极为广泛，其中有些财产肯定要进入市场，有些财产则不能进入市场。然而，按旧经济体制和旧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所有权，对这两类财产是不作区分的。导致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往往借助于公共权力进入市场进行盈利，这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相违背；国有企业实际上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能，把实现行政目的当成自己的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未将国家民法上的财产与行政法上的财产作严格的区分。行政法上物权制度的建立，可将国有财产明确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性的可以用以盈利的，其本质与民法上的财产无异，适用民法规范，经营主体自主经营，公权力不得任意介入；另一部分是非生产性的，或者供行政机关公务使用，或者供一般公众使用的，其运用要符合行政法上的目的，绝对不能应用于私法上的目的。这就严格地限制国有财产借助公权力进入市场盈利，也限制公权力对市场的任意干预。还须注意的是，在划分财产界限时，不能不加区分的把一切国有企业财产都当作民事财产来处理。因为当企业作为特许公务法人履行经营管理职责时，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如公路管理机构、国家铁路运输企业。①具有行政法上财产的特征，与民法上的财产大相径庭。这部分国有企业财产受公法规则保护，处理其应适用行政法而不是民法。
（三）行政法上的物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上的物权体现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存在不特定的相对人。行政主体在管理不善，财产存在瑕疵时，就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诉讼法上，我国一直将国家财产引起的侵害统统划为民事诉讼，这样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上的物权确立后，由那些公益用物或行政用物引发的纠纷将划归行政诉讼。这样由国家承担公产致害的赔偿责任，除举证责任有利于相对人外，还有利于相对人获得实际的赔偿。②同时，在明确行政法上的物权客体范围后，行政主体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对公务用物或公益用物进行管理，在其受到侵害时，行政主体可依据行政权采取强制措施，有利于更有效地保护公物。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行政相对人在使用权受阻而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可提起行政诉讼。法国行政法规定了道路便利权，在道路的公共使用使命没有废除之前，若行政机关的决定侵害相对人这一权利时，受害人可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而我国迄今没有类似的保障机制，把对行政财产的管理单纯当作行政机关的权利，没意识到行政法上的财产同时也是相对人利益所在。相对人在其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权受到侵害时，应采取更主动的措施。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行政法上物权制度的确立。
（四）行政法上财产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国际经济交往。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产生纠纷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纠纷的解决是与财产的性质密切相关的。在国际法上，财产的公、私性质直接决定着国际法的适用。例如国家管辖权和国家豁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马怀德，喻文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J]法学研究，2000，（3）。
[3]江平，黄风罗马法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4]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5][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m]朱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南博方行政法[m]有斐阁，1990。
[7]曾祥瑞论日本行政组织类型及公物、营造物[J]行政法学研究，1999，（4）。
物权法论文篇3
一、物权总则方面的难点
制定物权法的难点首先表现在物权总则方面。物权总则，是关于整部物权法的总的规则、总的原则。是整个物权法的“纲”之所在。这部分的立法难点是很多的。举其荦荦大者，主要有：
1、是否规定物权的客体——物？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权的客体属于民法总则的内容，不宜纳入物权法中规定，待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将它置于总则中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现在只有民法通则，而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权利客体——物，而且在民法典现阶段一时尚难以出台的情况下，趁制定物权法之机，将其率先规定下来未尝不可。况且，权利的客体主要是“物”，而“物”是物权的基本客体。对于这两种意见，我国立法部门如何决断，无疑是一个难点。值得注重的是，社科院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在总则之第二章中规定了物权的客体——物。依笔者之见，物权法中不宜规定物权的客体——物，待将来制定民法典规定权利的客体时一并规定。这样做有利于物权法本身的逻辑性、体系性、整合性和科学性。
2、是否在条文中明确规定物权的定义？假如规定，则物权的定义中是否明定权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是否明定空间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
在条文中明确规定物权的定义，这可以在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中找到其踪迹。该法第307条：“物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这里所称的“物权”，虽然同80余年后的德国民法典所称的物权概念存在差异，但它是立法史上首次以条文明确规定物权之定义的先例。其后，几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成例。在我国，因人民物权观念淡薄，对什么是物权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在立法采用“物权法”而不采用“财产法”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在条文中明确规定物权的定义。这样做也有利于物权法的普及和物权文化的传播，十分必要。
按照传统民法理论，物权的标的物即客体应当是有体物、独立物、特定物，这本不成任何问题。不过，在现代社会，某些权利如债权实际上具有重要意义。以它为标的可以设定质权，称为权利质权。问题是，假如在条文中对物权下定义时，是否可以说：“物权是以支配特定物和权利为内容的权利”？这样说显然是不确切的。权利，一般而言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即客体的，只在法律有非凡规定的情况下，它才能成为物权的标的。依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的权利主要有：债权、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采矿权、通过拍卖方式取得的荒山、荒沟、荒坡、荒丘的土地使用权等。所以，可以考虑给物权下这样的定义：“物权是权利人支配特定物，并排他性的享受其利益的权利。权利，在法律有非凡规定时始可作为物权的标的”。
空间，即人力可以支配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特定空间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这也不成其问题。问题在于：可否在物权的定义中明定空间亦可作为物权的客体？考虑到特定空间所具有的重要经济价值，可以考虑在物权的定义之外规定第三款，即：“人力可以支配并具有经济价值的空间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需要注重的是，将空间确定为物权的一种客体、一种标的，在现代物权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法上的空间所有权（其典型者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空间地上权、空间地役权、空间担保物权等莫不是以空间为客体而设定的权利。这些物权性质的空间权之诞生及其法理的形成，是近现代物权法的一次重大革命，也可以说是对近现代物权法的重大发展，称之为物权法发展史上的“第二春”（Zweitefruling）一点也不为过。
3、是否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
从立法例上看，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制定的民法典如日本民法和中华民国民法都无不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德国、瑞士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迄至现今，这些国家的学说与司法判例俱无不肯认这一原则。我国制定物权法，是否需要明文规定该项原则，值得探讨。非凡是我国现阶段学界有少数人试图要否定该原则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之命运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不过依笔者之见，物权法定原则是不能动摇的物权法之一项基本原则。假如否定了该原则，则物权法的整个大厦将遭受崩溃的命运，物权与债权之区分的界线也将变得模糊，甚至全然消失。因此，该项原则是切切不可动摇的！
4、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采取何种规范模式？
如所周知，物权变动就是物权的取得、丧失和变更，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物权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依民事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何发生，民法从罗马法以来从来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德国的物权变动理论上，迄至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提出前；在德国的民事立法上，迄至1900年德国民法典之正式施行，依民事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俱一直采取titulusundmodusacquirendidominii理论（“权源与取得方式”理论）。所谓“权源”，指“取得原因”，包括买卖、赠与、互易等；所谓“取得方式”，指“交付”、“登记”。值得注重的是，titulusundmodusacquirendidominii理论从16世纪由J.阿培尔（J.apel）提出到德国民法典之改采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一直支配了德国的物权理论及实务近400年的时间.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何发生，迄今已主要形成了三种立法成例，即：法国、日本民法的意思主义，奥地利所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以及德国所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在这三种规范模式中，德国所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涉及所谓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问题，是否采取之，在我国从来也有两种意见，一是肯定主义的意见，主张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采取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二是否定主义的意见，主张否定之，即不予采取。现在占通说地位的是第二种见解，即不予采取。
基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是物权立法中的一项重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可以预料，我国立法部门会采取第二种模式即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不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但对于物权行为理论，需要作出以下几点说明：第一，物权行为理论是可以分解的，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可以分解为物权行为概念、物权行为独立性以及物权行为无因性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只承认其中的前一个部分或前两个部分，而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或无因性。亦即，物权行为概念我们当然应当承认之，它是同债权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没有物权行为概念，民法上的某些行为将难以得到说明。如抛弃自己的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的行为，不从物权行为的角度去说明，又怎能从法理上将它说得清楚？至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可以从理论上承认它。如抵押权设定行为、质权设定行为，皆无一不是物权行为（物权契约）；第二，德国法依民事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体现了德国人的“彻底性”精神，是德国人的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表现。将一笔简单的物权交易分解为需要为四个行为，这在东方人看来（台湾的情况非凡，应当除外）是难以理解的。一般而言，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模式。日本的意思主义以及我国事实上会采取的债权形式主义，就是这种综合的思维模式的体现，它将物权变动的效果完全系于前面的原因行为，如买卖合同、赠与合同以及互易合同等。亦即买卖合同、赠与合同以及互易合同，既是取得物权的“受领原因”，也是保持所取得的物权的“保持原因”。
5、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
物权是一种具有对世性的权利，其义务主体是权利人以外的所有的人。物权的效力因此强于债权。债权的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债权因此不具有对世性，它只能是一种对人权。物权与债权这两种权利在效力上的差异决定了物权的存在及其变动必须有向外界表明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物权的公示。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在我国物权立法中，成问题的是，公示不动产物权之存在及其变动的机关由谁为之？对此问题，至少有三种意见：一是由法院为之；二是继续维持目前“多头登记”的现状；三是设立一个专门的隶属于政府的不动产登记局予以登记。这三种意见中，以何种意见为当，物权立法无疑应当表明立场。不过，从现有的三个物权法草案来看，由社科学院起草的物权法草案是主张由法院登记；由全国人大起草的物权法草案是维持“多头登记”的局面；由人民大学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对此没有明言，只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统一管辖。有关登记机关的组成和登记程序，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第16条）。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之机关，由法院承担为当。由法院承担，一方面这是继受德国、瑞士的经验，另一方面可以确保登记的权威性、公正性。此外，由法院承担，使法院可以立于各种利害关系之上从容为之，避免由政府的某一部门或专设的不动产登记局登记不动产物权的享有及变动所可能引起的部门利益和行政干预等问题。
6、是否承认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
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指不动产物权的存在和变动一经登记机关在登记簿上登记完毕，所作的登记便具有不可变易性、被推定为正确。由登记簿册受让不动产物权的人将确定的、终局性的取得该不动产物权，原不动产物权人不得追夺。我国是否应当承认、规定这一制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采取肯定立场。不过，笔者认为，以暂不承认、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为宜。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不动产公示制度（登记制度），而不动产公示制度、登记制度之统一化，是确立不动产公信力的必要前提，考现代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只有建立起了统一的、确定的登记机关，才谈得上承认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问题。
第二，建立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需要专业的、专职的主持登记事务的专业人员。这方面的情况我国可谓是十分不充分，可以说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更进一步说，现在还没有启动这方面的程序。这应当说是承认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的最大障碍。之所以要求登记机关的人员是专业化的、经过系统练习和培训的，是因为登记本身就是一项专业化、系统化、精密化的工作。
第三，我国目前的登记还没有实现全国联网，登记还是“多头登记”，各自为政，重复登记的情况亦十分普遍，这些都是影响建立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制度的主要障碍。
第四，登记簿册的公信力，关乎当事人和社会第三人的利益甚大，在未建立、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前，是不能够轻言在法律上规定、承认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公信力的。
二、财产所有权方面的难点
1、可否规定“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
“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曾是1500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用来反叛、抛弃此前的封建阶级，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寻求社会政治地位时所启用的一个口号，也是他们这些人的政治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544条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非凡是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权利人可以滥用自己的财产权，如权利人可以让自己的土地撂荒，任它荒凉，国家、社会和第三人都无权干预。这可以说是彻底的“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实例了。但从法国民法典算起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激荡，在20世纪开始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社会思想为之一变，出现了所有权的社会化现象。这种所有权的社会化现象表现为对财产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绝对性加以限制、加以抑制，禁止滥用自己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法律将财产所有权的享有与利用加以区分。财产所有权人对自己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但不得利用自己的财产来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或者说使自己的财产不沿着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加以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等国利用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来剥夺和过分限制人民的私有财产，片面强调所有权的社会化，结果使人民的私有财产沦为战争的道具。有鉴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思潮于是一方面强调所有权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这种兼顾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与顾及所有权的社会化的思潮，被认为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思潮，国家立法、法院对法律的解释等均应依此而行，否则将被视为不正当。学者认为，21世纪的所有权思潮也必将沿着这一方向发展
我国是在21世纪已经开始以后制定物权法，当然应当顺应以上所有权发展的国际潮流。因此，当以不在物权法中规定“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宜。但应当规定所有权的归谁所属是受到绝对保护的，法律所应限制的是所有权的行使。即不答应财产所有人滥用自己的所有权，以及利用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来损害国家、社会乃至第三人的利益等等。
2、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实行公有制，而公有制又采取两种形式，即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明确的，不存在主体不明确和模糊的问题。问题在于，依民法通则和土地治理法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虽然属于农村集体，但究竟何为农村集体，即农村集体是指乡、村还是组？抑或是二者或三者的结合？这些都不明确。为此，是否需要在物权法里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便成为一个问题；另外，有学者用日耳曼法的土地总有的观念来解释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这种解释是否真的说的通？是否真的合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现状和实际，也值得研究。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要真正理解什么是日耳曼法的土地总有制度。假如我们未能真正理解日耳曼法的土地总有制度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即便用它来说明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也是无所助益的。
笔者认为，从我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制定物权法可以不考虑重新确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谁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维持农村的现有秩序，以及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稳定。亦即，不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究竟是谁上做过多的文章，而把经历和主要的制度设计放在农地使用权上，即只要农地使用权的主体是明确的、期限是有保障的，就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通过强化农地使用权来弱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界线。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民法通则和土地治理法实施已近20年，20年来虽偶有土地所有权之归谁所属的纠纷之不明确的案件诉到法院，但究竟是少数，一般而言，人民早已习惯了自己土地的边界，而今假如通过立法去改变它，无异于治丝益棼，有何实益？
3、是否规定宗教财产的所有权问题？
在民法或民法典的物权编中规定宗教财产的所有权，这在当今世界各国还颇难见到。早期的民法典也鲜有在民法典的财产所有权部分规定宗教财产的所有权问题的。我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实施，我国有很多名山、很多寺庙。它们的财产权问题，现在是不清楚的。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寺庙、这些名山，需要对它们的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予以确定。建议物权法规定：宗教财产，属于宗教法人所有.
4、是否规定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一种取得所有权和他物权的方式、途径。指以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公然占有的方式占有某物，在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后即当然取得其所有权或他物权（主要是用益物权）的制度。是否规定取得时效，早在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有激烈争论。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假如法律规定了取得时效，对那些行为不轨的人哄抢、私占公私财物，可能起到鼓励作用，这与我国“拾金不昧”、“公物还家”、“物归原主”的传统美德相矛盾；二是认为近代以来，由于财产关系和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的变化，土地法的独立，民法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发达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等，使得取得时效已无存在的必要；三是认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并行是不科学的。民法通则既然已经规定了消灭时效，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规定取得时效。与之不同，主张在我国民事立法上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人则认为，在社会主义组织之间或公民之间适当地采用时效取得制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有必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取得时效制度。这两种意见中，现在占支配地位的，是主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主张。笔者赞同这一主张。
5、应当怎样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温情脉脉立法主义？严格惩罚主义？
我国制定物权法时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定于其中，这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应当怎样规定之。考现代各国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立法成例，主要有两种立法主义：一是温情脉脉的立法主义；二是严格的惩罚主义。前者是指区分所有人违反了全体区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时，不对违反者予以驱除或强制拍卖的立法模式；后者是指区分所有人假如违反了全体区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则就要将其予以强制驱除或强制拍卖其区分所有权。我国由学者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科院、人民大学），以及全国人大制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之规定就属于前者，即温情脉脉的立法主义。假如它通过后付诸实施，是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的。
以奥地利1948年区分所有权法和我国台湾《公寓大厦治理条例》为代表的立法，是典型的严格惩罚主义的立法。按照它们法律的规定，当某一区分所有人违反全体区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随意拆除梁、柱，随意改变房屋的结构时，都将被强制拍卖区分所有单元（专有部分），被赶出区分所有公寓。这样一来，就可以遏制区分所有人的恣意行为，维护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居住品质。建议物权法采严格惩罚主义。
6、是否规定日照妨害的相邻关系？
“日照妨害”一语，系由日本立法、判例与学说所创。德国与此相当的概念为“采光妨害”，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称为“采光权侵害”。日照妨害，简而言之，指对于日照权（采光权）的侵害，是由于过度利用城市土地的结果而产生的城市土地问题之一（在农村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侵害）。
日照侵害的性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学说：消极侵害说与积极侵害说。消极侵害说认为，日照权并不是受害地固有的自然权利，而是邻地的一种恩赐。因此，经由邻地照射而来的阳光，其日照利益仅在邻地未利用的前方能享有。受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与日照经由地所有人或利用人如未设定禁止建筑高楼的地役权，受害地所有人或利用人不能以日照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排除侵害或损害赔偿；与此不同，积极侵害说则认为，日照与空气、水一样，同属于人类的共同资源，为一般人的生存所不可或缺，如有缺乏，个人的健康或生存将受到威胁甚至遭到严重破坏，故日照权为一种基本人权。即便是合法建筑，也不能剥夺邻地享受阳光的权利。受害地
所有人与日照经由地所有人即使没有设定禁止建筑高楼的地役权，受害地所有人仍可以人格权受侵害为由，请求排除侵害与损害赔偿。此两说中，以第二说为通说，值得采信。
学术理论的研究状况与国家立法和裁判实务的进步通常是互为因果关系的。随着日照权为一种基本人权应由人类共享的观念逐渐成为通说，各国立法、判例与学说遂想尽办法寻求解决日照妨害的途径。但是，源于法律传统与法律观念的差异，各国对于日照妨害的解决最终未能采取完全相同的办法。
在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邻人的日照受到妨害时，受害人便可依英美法上被认为是侵权行为之一种类型的“安居妨害”（nuisance）法理，请求停止妨害或损害赔偿。在德国，则依日照妨害发生的原因的不同而分别适用公法规范的《德国不可量物侵害防治法》，与私法规范的德国民法典第903条、906条和第1004条的规定解决。此所谓“不可量物”，依1974年德国《不可量物侵害防治法》第3条第2项的规定，指对人、动物、植物和其他物质造成损害的污染、恶臭、震动、光、热和辐射线等。日照妨害，被认为属于“光害”的一种。需要说明的是，依《德国不可量物侵害防治法》的规范目的，只有“积极的日照侵害”，即因从事某项事业或建造的特定建筑物反射太阳光线而使四周环境受到损害的，才可适用该法的规定。而社会生活中的一般的“消极的日照侵害”，则应适用私法性质的日照、采光权的保护规定，即依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和第1004条的规定予以解决。
由于非凡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较之德国和英美法系国家来说，日本的日照妨害更加严重。这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尤其如此。这一时期，日照妨害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注重。不久，学界达成共识，认为日照妨害只有通过公法与私法的协力，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
从1965年前后开始，日本有关日照妨害的判例急剧增加。但当此之时，判例一般仅对因违法建筑造成的日照妨害加以救济（昭和42年10月26日东京高判），而对合法建筑造成的日照妨害，则拒绝予以救济（昭和41年10月1日东京地判；昭和43年1月31日东京高判）。救济手段，大多也仅限于损害赔偿，禁止施工的诉讼请求一般不被承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昭和43年。昭和44年，因日照妨害案件中，受害方要求停止施工的诉讼请求激增，于是法院不得不改变态度，转而承认停止施工的诉讼请求的合理性，这种做法迄至现今。
日照妨害的相邻关系，依笔者之见，我国物权立法应当规定之。
7、是否规定不可量物侵害？
不可量物侵害，为德语“immission”一词的意译，为19世纪以来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中的重要概念，指噪音、煤烟、震动、臭气、尘埃、放射性等不可量物质侵人邻地造成的干扰性妨害或损害。性质上属于物权法相邻关系的一种类型。
在英美法系国家，与德国、瑞士不可量物侵害相当的制度为“安居妨害”，或“不法妨害”或“权益妨害”。依此制度，各种不法妨害他人享有的与土地有关的权利的行为均为安居妨害行为。其性质属于侵权行为之一种，具有造成损害的间接性、排他性和干扰性等特征。因英美法系无物权请求权制度，故不可量物侵害，通常被归人侵权行为的范畴，其法律效果以损害赔偿为中心。
法国民法典对于煤烟、震动、噪音等不可量物侵害全然没有规定，后经判例学说的努力，形成了规范相邻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土地与土地间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的一般规则。这一规则，称为“近邻妨害法理”（troubledevoisinge）。依此法理，引起近邻妨害责任的唯一的实质要件，是发生损害的“异常性”或“过度性”。具体而言，在一方致另一方的损害超越了近邻关系（相邻关系）通常的忍受义务的限度时，加害一方便应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则非所问。也就是说，法国近邻妨害责任，是一种无过错的侵权行为责任。
我国现在的三个物权法草案，仅社科院的草案规定了不可量物侵害。事实上，这一制度在现代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物权法应当予以规定。
8、是否规定建筑物相邻关系？
建筑物相邻关系，指相邻近的建筑物所有人或利用人之间，建筑物所有人或利用人与邻近的土地所有人或利用人之间，以及一栋建筑物内彼此邻近的住宅所有人、利用人之间，一方所有人或利用人的支配力与相邻方所有人或利用人的排他力相互冲突时，为调和其冲突以谋共同利益，而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而言，建筑物相邻关系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一栋建筑物（如区分所有建筑物）内，因各所有人或利用人的住宅单元彼此邻接而发生的相邻关系，又称“建筑物内相邻关系”，以区分所有建筑物相邻关系为其典型。
第二，相邻近的建筑物所有人或利用人间，因各自的建筑物彼此邻近而发生的相邻关系。
第三，建筑物所有人、利用人与邻近的土地所有人、利用人之间，因建筑物与土地相邻近而发生的相邻关系。
从相邻关系的发展上看，是先有土地相邻关系，后有建筑物相邻关系，现今已构成二者并存的现象。而建筑物相邻关系，是较土地相邻关系更为复杂的一种相邻关系，它是20世纪开始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城市环境恶化和土地高度立体化利用的结果。建筑物相邻关系，一方面扩充了民法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向传统的相邻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在现代各国，如何有效的规范这类新型的相邻关系，是各国不动产立法、判例和学说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民法学者对此类相邻关系的特征、问题点探讨甚少，这就使物权立法是否规定之发生了疑问。不过，依笔者之见，应当予以规定。
三、用益物权方面的难点
1、应当规定怎样的用益物权体系？是否规定海域使用权？
我国制定物权法应当规定哪些用益物权，无疑是值得探讨、研究的。由社科院起草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了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邻地使用权及典权；由人民大学起草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典权、空间利用权和特许物权；由全国人大制定公布的草案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邻地使用权、典权、居住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渔业权。可见，各草案的规定是不一致的。究竟应当怎样确定我国的用益物权体系，无疑是一个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
这里的要害在于，传统民法中的准物权（特许物权）如探矿权、采矿权、渔业权、取水权、驯养权、狩猎权等是否应当纳入物权法规定的问题？对此问题，笔者持反对意见，即不应当在物权法中将它们规定下来。而是分别委由各单行的民事法律如渔业法、水法、矿产资源法等规定，物权法可以大体上提到一下，即作一原则规定也就可以了。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这些准物权，传统上一直不把它们规定在民法典的物权法部分；二是这些准物权虽然亦称为“物权”，但它们与一般的物权如地役权、地上权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取得往往需要行政机关的批准，它们的转让及设定抵押也不像一般的用益物权那样自由进行，而是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有的甚至需要繁琐的程式。所以，以不把它们规定在物权法中为宜。这样一来，用益物权中就只剩下传统的地上权、农地使用权、典权、地役权了，这些是应当规定的（但对于典权近来立法部门有人表示将不予规定）。空间权主要是空间地上权、空间地役权和空间担保物权的问题，不宜单独列出规定，分别规定在地上权、地役权、担保物权部分即可；居住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各国立法、学说与司法实践均承认之。在我国物权法上规定居住权确有其必要，我国目前乃至将来的社会生活也确实需要之，故应当予以规定。另外，建议不要使用“邻地利用权”的名称，而仍然使用传统民法的“地役权”概念。因为，邻地利用权，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只有相邻的土地才能设定之，而事实上，地役权就是两块土地远隔千山万水也可以设定，这种场合设定的地役权，称为法定地役权。所以，邻地利用权一语，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应予踢除。
物权法是否规定海域使用权，笔者认为应当持肯定态度。海域使用权，是一直就存在的一种重要的用益物权。我国现在已有《海域使用治理法》。依据该法，所谓海域，是指我国的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在横向上包括海岸线到领海外部界线之间的海域，在纵向上包括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如同土地一样，特定海域位置固定，不能移动，可以通过标明经纬度加以特定化。故海域具备民法上的“物”的特征，是一种类似于土地的不动产，可以特定的海域设定物权。海域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海域，可以将海域设定海域使用权给他人。对特定海域的使用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故可以仿照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的规定，分别依所取得的海域的用途、目的确定海域的使用期限。
一般认为，在物权法上将海域使用权明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具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理清各种海洋资源利用法律关系，建立科学完善的自然资源法律调控体系；第二，有利于保护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利益，稳定海域使用秩序；第三，有利于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实现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统一治理（见国家海洋局《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规定海域的国家所有权及海域使用权的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如下用益物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典权、海域使用权。
2、是否规定法定地役权？
法定地役权，指为了某项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法律的规定而设定的地役权。如前所述，它一般多发生在两地相距遥远、远隔千山万水所设立的地役权的场合。如我国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沿途输气管道和输水管所占用的他人的土地，其权利根据就是“西气东输”部门、“南水北调”部门所取得的对他人土地的地役权。因这些活动是增进社会的公益的，故当然无需征得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的同意而直接设定地役权。但这些部门应给予沿途所经过的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相应的对价，以符合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法定地役权，我国物权法应当予以规定。
四、担保物权方面的难点
1、典型担保的发展形态及非典型担保纳入担保物权体系的难点
我国物权立法应当如何规定担保物权体系，是物权立法中的一项重要问题。担保物权是为担保债权而存在、设定的。而担保债权之实现的制度是多种多样的，如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无一不是担保债权的制度。问题在于，这些担保债权的制度是否都应一一纳入物权法规定？从传统民法看，担保物权的形态主要是抵押权、质押、留置权，称为典型担保，此外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以及假登记担保等属于非典型担保。
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典型担保中的抵押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扩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如在抵押权的名目下出现了企业担保、所有人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财团抵押权、共同抵押权以及权利抵押权等等，这些新出现的属于抵押权总名目下的各种分抵押权形态是否都应纳入物权法规定？其次，是我国现在多数见解不承认规定优先权，生活中有些需要用优先权才能解决的问题是否可以用非凡留置权予以替代？这就是说，是否应当将非凡留置权纳入物权法规定？再次，假如将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合同法中尽管已有规定，但它属于非典型担保之一种）、假登记担保纳入物权法中规定，会不会与传统民法的抵押权、质押、留置权这些典型担保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属于担保物权，有无担保物权的性质？假如没有抑或不充分，则可能破坏整个担保物权的整合性。在考虑将非典型担保纳入物权法时，需要充分注重到这一点。
2、德国、瑞士民法的抵押权制度对于我国抵押权制度的影响
我国现行抵押权制度，其法律构造与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抵押权制度大体相同，均属于以担保特定债权的清偿为目的的保全性抵押权。此保全性抵押权，抵押权系从属于债权而存在，抵押权本身不得作为交易的客体而于市场上辗转流通。与德、瑞民法抵押权，系以流通性抵押权为原则，抵押权本身可以作为独立的投资对象而于金融市场上辗转流通，显不相同。尤其是德、瑞抵押权的独立性原则，更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法国法系国家的抵押权制度所不具有。应当看到，抵押权的独立性原则，一方面是德、瑞流通性抵押权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石之一（另一基石为抵押权的公示与特定原则），另一方面它也使抵押权的价值权性质得到了最纯粹、最淋漓尽致乃至最始终一贯的表现。概言之，它使抵押权的价值权性质达到
了表现上的无以复加的程度。故可以肯定，抵押权的独立性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类法律文明在抵押权领域已经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
这样说来，是否意味着抵押权的独立性原则就是现在乃至未来各国家和地区抵押权立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呢？换言之，各国家和地区关于抵押权的立法是否都应一体采用德、瑞法抵押权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毋庸置疑是否定的。因为，迄今为止的民法发展史已经以大量的事实印证了这样的事实：对于一个国家乃至一些国家来说是合理、妥当的制度，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却往往并无相同的价值。我国制定物权法，其中完善现行抵押权制度，将是这场立法运动的一项重要使命。完善的途径，除借鉴日本、法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关于保全性抵押权的立法规定和判例学说的最新成果外，有疑问的是，我们可否借鉴或可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德、瑞抵押权原则，尤其是抵押权的独立性原则？对此，学说理论自应首先作出回答。
按照德、瑞民法，抵押权独立性原则，乃具体表现为抵押权抽象性原则、公信原则、证券化原则、次序确定原则，以及抵押权与利用权相独立的原则等等，兹逐一分述如下：
第一，抵押权的抽象化原则。抽象化原则，指抵押权与被担保债权绝缘，抵押权本身以抽象的方式存在的原则。德国民法的土地债务、定期金土地债务，瑞士民法的地租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都是建立在抵押权的抽象化原则之上的制度。这一原则彻底消灭了抵押权的从属性，使抵押权得以在市场交易中自由地辗转流通。与此不同，我国民法从来认抵押权的从属性为抵押权的基本属性（当然，最高额抵押权的承认，是抵押权从属性之放宽）。
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否定抵押权的这一属性，进而使抵押权完全独立于债权而存在，并自由的辗转流通，这非但不可能，而且也绝不适宜。
第二，抵押权的公信原则。抵押权的存在既然以登记为其表征，则信赖此表征而有所作为者，纵令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但对于信赖此表征的人也不生任何影响，此即德、瑞抵押权公信原则。按照德国民法，不仅抵押权而且就是流通性抵押权中的债权假如在登记簿册上进行了登记，也同样认为具有公信力。瑞士民法典的地租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亦与此同。
我国现行抵押权立法，不承认抵押权的公信原则。但可以肯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抵押权中导入抵押权公信原则，这不仅有其必要而且也有其实益。故可以断定，实行抵押权公信原则，将是我国未来抵押权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然而问题在于，实行抵押权公信原则，须以存在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为其前提。而这一点正为我国现在所不具备，可见在我国未建立起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以前，欲采取抵押权公信原则，不仅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也是绝不可能的。
第三，抵押权的证券化原则。证券化原则，即把抵押权附丽于证券之上，视作独立的动产，并依有价证券的规则确保其流通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的抵押证券、土地债务证券，瑞士民法典的地租证券、抵押债务证券，均为抵押权与债权相绝缘，并使抵押权附丽于证券之上，进而使之在金融市场中辗转流通的制度。假如抵押权得以证券化，则其媒介投资手段的功用将显露无遗。另外，为了使抵押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其最有效的办法，也同样在于使之证券化，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可见，抵押权证券化，实为一项颇能合乎现代工商业发达社会的需要的法律制度。因为在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证券乃是最佳的媒介手段，而抵押证券，尤能完成这一使命。在我国，因迄今尚未建立抵押证券制度，故抵押权的证券化，现今不过为一种理论上的构想，要真正付诸实现，需要首先制定抵押证券法。
第四，抵押权次序确定原则。即使抵押权的次序固定，先次序抵押权消灭，后次序抵押权不得递升其次序的原则。我国现行抵押权制度，对于抵押权的次序，系采升进原则，先次序抵押权消灭后，后次序抵押权得当然升进。笔者认为，基于民法公平正义观念，以及为了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建议改采次序确定原则。
第五，抵押权与抵押物的利用权相独立原则。即抵押权不受自身设定之后才成立的利用权的不测威胁的原则。此所称“利用权”，包括地上权、农地使用权、所有权等。德国民法典明示采取这一原则。在瑞士，对于是否采取这一原则民法典未作规定，而是委由州法规定。据统计，实际采取这一原则的只有少数几个州。
法国民法典与日本民法对于抵押权设有涤除制度。依此制度，抵押权与抵押物的利用权相独立的原则已不复存在。因为依涤除制度，抵押权设定后，抵押物的第三取得人（就抵押物取得所有权的人、地上权人和农地使用权人），可以向抵押权人支付或提存与抵押物相当的价金而消灭抵押权。因此在法国、日本民法中，抵押权并不是同抵押物的利用权相独立的。我国现行抵押权，不承认抵押权的涤除，同时也无与涤除相类似的制度，故可以肯定，我国现行法与德国、瑞士法相同，采抵押权与抵押物的利用权相独立的原则，不承认抵押物的第三取得人，如地上权人、所有权人等，可以通过向抵押权人支付或提存与抵押物相当的价金来消灭抵押权。
3、规定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的难点
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以德国民法的规定为其代表。指在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土地或建筑物的所有人到登记机关以自己的土地或建筑物为标的物为自己设定一项位置确定、担保金额确定的抵押权，该抵押权因以自己为抵押权人，且自始是通过登记来设定的，故称为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我国物权立法是否应当规定这种抵押权，涉及到我国的抵押权是采次序固定主义还是次序升进主义的问题。
次序固定主义，指抵押权的先次序消灭时，排在后面的后次序抵押权不升进，先次序抵押权尽管已经消灭，但仍然可以获得分配；次序升进主义，指先次序的抵押权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的次序得当然升进。前者以德国、瑞士民法为典范，后者以法国、日本为其代表。我国现行法关于抵押权的次序，系采次序升进主义，同法国、日本民法的规定一致。若要在物权法中规定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采取次序固定主义。假如不采取次序固定主义，规定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将成为一句空话。
五、占有制度方面的难点
占有制度方面的立法难点不多。虽然我国学界对占有问题研究较少，但占有制度的理论是固定的、成型的，所以物权立法过程中可以直接搬来写成条文即可，不存在需要先解决某一问题以后才可以规定另一制度的问题。尽管如此，仍有下列各点值得说明：
第一，占有究竟为事实状态抑或为权利？对此，立法例上有两种不同的成例：一是日本民法将占有规定为一种权利，称为占有权；二是多数国家的立法例，将占有规定为一种事实状态。我国物权立法无论从理论还是各国立法成例的规定来看，采取将占有规定为一种事实状态的立法例，是正确的。这一点想必也不会成为问题。
第二，规定占有状态的推定。对物的占有既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状态，从而不同的占有状态所生的效力也就各异其趣。占有人就占有物，是否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并无过失、公然、和平与继续占有，关乎占有的效力甚大，若一一需要由占有人举证证实，非但不易，而且也与法律维护社会的现状的目的相违。于是，对于占有的状态，乃应设推定制度。
第三，规定占有的取得方式，包括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两种方式。
物权法论文篇4
[关键词]物权物异议登记预告登记一物一权
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民事主体对物的支配和利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物权法确定权利的归属和利用，而物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物权法的地位更加突出。自物权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已出现多个物权法草案，但由于物权法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得我国物权法迟迟没有出台。今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该物权法由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五编共二十二章构成。物权法内容之博大精深，笔者无力一一论及，本文仅谈谈自己对二审审议稿之总则编的一点初浅认识。
一、物权法设立总则编的理论基础
关于物权法总则的设立，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各异。《日本民法典》设有物权法总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设有通则，《瑞士民法典》形式上无物权法总则，但其在"所有权"一章中已就物权整体性问题作了概括规定，《德国民法典》未设物权法总则，究其原因，是其在法典第一编总则中已有一定的规定。
我国物权法是否需要总则？总则，顾名思义，即是对其统辖的法律制度的一种总体的概括的规定，其根本特点是具有统领整个法律领域的涵盖性。[1]总则性立法使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为各种制度的成长提供弹性空间，利于维持法的稳定性。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采分编通过方式，在不存在民法典的情况下，独立的物权法中不能没有总则，总则规定物权的最基本规则和根本制度，是对该法律领域的共性的规定，分则是对具体制度个性的规定，物权法总则的设立使物权法更富有体系性。总则的设立，使物权法的基本结构具有了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特性。总则是对分则的概括和抽象，总则为分则的立法提供标准，分则是对总则的遵循，是对总则制度的支持，使得整个物权法体系具有逻辑合理性。
在德国民法中，在法典未规定物权法的总则性内容的情况下，民法学著述却均阐述了物权法的总则性内容。这些总则性内容，包括物权的定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的变动规则、以及物权的保护等。这一点其实和我国大陆、台湾、日本等地的民法学著述是一样的。因此，在物权法中规定物权法的总则性内容是符合法理的。[2]总则性立法是大陆法的立法惯例，该惯例根源于通过法律原则弥补“法律漏洞”之立法和司法的法律实务需要。[3]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时秉承大陆法传统，故有制定有关一般物权范畴的物权法的总则性规范内容的必要。同时，为防止过分强调总则性立法成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合法理由，必须严格限制总则立法的范围。
物权法总则的根本特性决定了其内容必须严格界定，总则规定物权法的一般规则，其内容必须适用于所有的物权法律制度，对于专属于某些具体制度的内容则应在分则中加以规定。物权法的总则，涉及的是物权法的一般性问题，规定物权法总则就是对物权法的基本问题做出基础性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总则的主要内容如下：立法的宗旨、物及物权的概念、物权的原则、物权的行使、物权的效力、物权的变动及物权的保护。
二、物权法总则编的主要特色
我国物权法二次审议稿（后简称物权法）设立了总则编，三章共43条。体系结构如下：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三章第一节不动产登记第二节第三节动产交付第四节第五节其他规定第六节第四章物权的保护第五章对本部分笔者认为有以下特点：
（一）在物权法中明确区分动产与不动产
民法上历来存在着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这一区分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大陆法系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划分。[1]在我国，近年来，学者在学理上对动产和不动产适用的法律规则有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立法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在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单行法规中予以了区分。《担保法》第92条：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地上定着物。本法所称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物。在作为基本法民法的一部分的物权法中确立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宪忠教授曾指出，物权按其客体划分为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是物权法上最有意义的划分。我国在物权立法过程中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物权体系，并且形成了分别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的具体法律规则。动产与不动产是两种不同的规则，主要表现在：权利的取得、权利的转让、公示方法、他物权的设定、权利的性质以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等方面。[2]由于适用规则的不同，在物权法中对动产与不动产作明确区分十分必要。另外，在各种物权客体中，不动产是国家立国和人民立身的物质前提，作为财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不动产是物权立法的核心，[3]这也要求将动产与不动产作区分。物权法作为有私法之称的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物的二元划分，明确规定动产、不动产的概念，对我国的立法发展、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创设了异议登记制度
物权法第二十、二十一条对异议登记及异议登记的效力作了规定。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登记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不正确的登记会损害该项不正确登记所涉及的真实权利人的利益，他不能享受不动产的权利推定效果，[4]且随时存在因善意第三人之取得而导致权利丧失或权利受损之危险。如登记机关记载某不动产属甲所有，但事实上该不动产属于乙，甲、乙之间发生权利纠纷。我们知道，纠纷的解决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甲很有可能将不动产转让给丙，而丙基于对登记的信赖办理了变更登记，我国物权的取得实行登记要件主义，又根据物权行为与原因行为区分原则，丙则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那么乙（真实的权利人）的权利必然受到影响。为了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创设了异议登记制度。异议登记制度是一种临时性的保护措施，真正权利人可通过异议登记保全自己的权利，针对的对象是不动产登记簿之正确性，其目的在于阻却第三人因信赖登记之正确性而发生的权利取得，保护真正权利人免受登记“权利人”处分行为之侵害。
真实权利人对登记簿的记载有异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作出异议登记的裁定，登记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将该异议记载于登记薄，从而击破登记簿之公信力。即通过异议登记，使买受人知悉真实情况，（欲取得不动产权利之当事人，通常必然查阅不动产登记之内容，故应推定其知悉登记内容，亦即就已登记事项不得诿为不知。[1]）不可能基于信赖登记的正确性而与原权利人进行交易，最终取得权利，也就是排除买受人适用不动产善意保护制度。[2]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异议登记的效力，即原权利人在异议登记期间对该不动产所作的处分未经登记更正后的权利人的追认，不发生物权效力，使得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三）创设了预告登记制度
物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债权人为了限制债务人处分期房等不动产，保障其将来取得物权，符合预告登记条件的，有权向登记机关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债务人违背预告登记对该不动产作出的处分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是一种必须在不动产登记簿中登记的担保手段，它是为了保障债权人实现其进行物权权利变更的债权请求权。它限制出让人（债务人）违背其义务对不动产进行处分的权限，使债权人即使在出让人违反义务进行处分的情况下也能够取得物权。它通过使违反预告登记所担保的债法请求权的处分相对于预告登记权利热无效，来实现对预告登记权利人的保护。总之，预告登记之制度目的，在于保护以物权变动为内容之请求权，使其免受债务人处分行为之妨碍。
预告登记主要是针对商品房预售。众所周知，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房屋还没盖起来，不可能产生所有权，就不能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这样一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开发商很容易一房多卖，生活中确实也存在这种情况。一套房屋卖给若干个消费者，但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得到房屋，那其他人怎么办呢？尽管其他人可以根据合同的效力，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自己所受的损失，但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发商的赔付能力，也就是说，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一定能得到实现。另外，即便得到了损害赔偿金，买房人的目的（取得房屋所有权）也不能实现。买房人要想拥一套房屋，唯一的途径是再次购买，这样将增加交易成本。（买房人在买房时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出现了一屋多卖的情况，既不利于交易的安全，也无效率可言。按预告登记制度，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后，买房人就可以凭借合同办理预告登记。作完预告登记，开发商再把这套房卖给别人的话，不发生物权效力。通过预告登记，赋予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买房人的债权以对抗他人的效力，使债权请求权取得物权效力，可以对抗他人，从而保护消费者的买房利益，使其最终取得物权。
三、物权法总则编中的不足及立法建议
（一）未规定什么是物
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物的法律形态对物权的内容及物权的变动规则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物的界定，是我国物权立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物权法是围绕着对物的支配关系而展开的，“物”这一客观范畴不仅是整个物权法的立法基础和起点，而且也是贯穿并连接各个具体制度的一条主线，直接决定着物权法的内容和体系。但我国物权法中没有设立关于物的规定，实属一大遗憾。笔者认为物权法应明确规定物的概念。所谓物，是指能够为人力所控制并具有使用价值的有体物。
自罗马法以来，关于物的定义在民法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物，包括有体物。财产权利和无形财产，罗马法以及法国法系各国立法，均采物的广义概念。狭义的物，仅指有体物，为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民法采用。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物，仅指有体物。”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无体物为权利客体。在民法上采纳物的广义概念的主要的缺点，是将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法律关系的内容等同，这样不但物上的支配关系难以区分，而且物权与债权等其他财产权利之间的界限也无法确定。为法律关系的准确和清晰的目的，狭义的物的概念更为科学可取。有体物的确定，对物权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物权法上的物，只能是有体物，而不是广义上的物。在现代物权法中，有体物是指除权利以外的一切物质实体，即物理上的物，它不仅包括占有一定空间的有形物（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还包括电、热、声、光等自然力或“能”（energies）.[1]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的出现，特定空间，无论位于地面之上或地面之下，如果具有独立经济价值并有排他支配的可能性，均可成为物权客体，因此也应将其视为物。
（二）没有统一不动产登记机关
不动产登记制度为物权法的制度基础。物权法第十一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登记机关办理，为不动产登记提供了统一的法律根据，在总则中也统一了登记的效力，即登记生效主义。但是没有解决登记机关不统一的问题。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存在以下问题：1、负责登记的机关有6个之多，形成多个登记机关，多头登记的局面，如国土管理机关、房产管理机关、破产管理机关等都负有一定的不动产登记职能，给当事人的登记造成困难，也损害了登记制度的基础和权威性。2、不动产登记机关是行政管理机关，往往出现有些登记机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牟取不当利益（如按评估的价值收取登记费）。3、现行登记机关侧重行政管理性，而缺乏物权的公示性和司法性。本来登记机关应该是一个服务机关，登记是一个服务行为，一个证明行为，现在却成了登记机关利用行政权力牟取利益的渠道。因此，中国物权法一方面应当确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另一方面应当解决登记机关与行政管理权脱钩问题，使登记机关没有行政管理权，建立一个统一的、与行政管理脱钩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而物权法审议稿回避了该问题。
笔者比较赞同梁慧星课题组提出的对策：把登记机关设在县级人民法院，做到登记机关的统一和与行政管理权的脱钩。登记簿上的记载事项（权利的归属、他物权的设定等）在产权争议的案件中往往作为至关重要的证据使用，登记机关设在县级人民法院就免去了当事人取证的麻烦，免去了法院调查取证的麻烦，方便了诉讼，也节约了诉讼成本，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登记机关设在县级法院，必须把不动产登记工作与审判工作严格区分开来。登记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权利人提供登记服务，颁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管理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簿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不是很重要，而是权利证书更重要。这是本末倒置了。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其与登记簿记载的不一致时，以登记簿为准。因此，登记机关理当对不动产的登记簿进行统一管理，维护登记的效力。
（三）未规定一物一权原则
物权法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以及区分原则，但没有规定一物一权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又称物权客体特定主义，是指一个物权客体应以一物为原则，一物之上不能设立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物权。这是各国物权法普遍承认的原则，我国物权立法亦应坚持这一原则。其理由在于：1、从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上看，如果一个标的物上存在多个物权，各个物权支配的方式不同，支配在时间上相冲突，又达不成共识，那么，物权的内容就难以实现。物权人的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违反物尽其用的原则；2、从交易安全角度看，物权客体特定、独立，便于公示，使法律关系明确，有利于交易安全；3、从保护权利方面看，一物多权，无法划分每一个权利所作用的相应客体，权利归属不明确，不利于对其保护。[2]
在近现代社会，因现实生活之需要，出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财团抵押、企业担保等新鲜事物，而且得到了法律的普遍承认，有的学者提出一物一权原则已经过时了。[3]笔者认为，形成“多物一权”与“一物多权”的现象，表面上与一物一权相悖，实质上是一物一权原则的发展和灵活应用。按物权法原理，只有具备特定性和独立性的物才能作为物权的客体。依据传统的民法观念，物的特定性和独立性是从物理形态上加以判断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物的特定性和独立性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是以一般社会观念、交易观念及法律概念加以确定的。就是说，只要从法律角度看，于交易中可以被认为具有特定性和独立性的物，都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至于该物是否具有物理上是特定性和独立性则无关紧要。[1]所以出现了某些在物理上原应为一独立物，而在法律上可以确定出各个独立部分时，则就各个独立部分分别设定物权。例如，土地原为一体，可以通过其坐落位置和四至范围，将其分割为若干具有法律上特定性和独立性的土地，产生多个物权。再如，建筑物如果可以形成数个独立使用的空间，则被区分的空间就具有了法律上的特定性和独立性，可以成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同时，某些在物理上为多个独立物，而在法律上将其集合为一体时，就该集合物可以设定一个物权。例如，财团抵押和企业担保。
总之，无论是将一个独立物区分为若干个独立部分，还是将若干独立物集合为一物，都因具有了法律上和交易上的特定性和独立性，而成为多物或一物。看似“一物多权”或“多物一权”，实质都是一物一权，是一物一权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1]马俊驹/梅夏英《不动产制度与物权法的理论和立法构造》《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74～85页[2]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则建议稿》检察日报正义网2003年1月13日[3]周林彬《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1]参见《法国民法典》第516条《德国民法典》94条、《日本法典》第86条、《瑞士民法典》第655条。
[2]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4]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物权法论文篇5
一、导论：思维的抽象与财产权利体系的形成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构成了大陆法系近、现代民法上财产权利制度的“脊梁”。依照通说，物权为静态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债权为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表现。二者的结合或者衔接，完成了民法财产权利体系的基础构建：任何一项处于流转过程中的财产，均为债权的标的物；而任何一项财产在流转之前、流转之中以及完成流转之后，均为物权的标的物。因此，物之成为债权的标的，具有暂时性：债权永远是取得财产的手段，而物权（物权的设立及变动），则表现了取得财产的结果。因此，物权被认为是债权发生的起点和终点，正如从阳极出发的电流，无论历经何种曲折，终将回到阴极。这种把债权作为物权运用或者实现物权的手段的简单论断，本来就值得推敲。但无论如何，在任何场合，债权事实上从未被视为一种纯粹依附于物权的、暂时的或转瞬即失的法律现象：借助于一种超然的想象，债权独立于物权而存在：虽然财产在流转过程中须臾不可离开物权的支撑，即使物权在因交付或登记而发生变动的一瞬间，也不允许留下一丝物权虚位的空隙，但在学者的眼中，当这种流转发生时，物权悄然隐匿，财产似乎仅仅扮演着债权标的物的角色。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清晰地分辨财产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的作用，而设定于同一财产的不同的法律关系的严格区分，亦即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便使我们能够如此清晰地观察和分析不同权利的不同品格，从而为之设置不同的制度。而这一工作的完成，必须归功于一种严谨的科学抽象。同样作为财产性质的权利，物权和债权并无根本的不同，至少在计算财产数额时，物（物权）和债权同样属于“积极财产”。但是，如果对两者进行比较，学者会指出许多重大的区别。而如予之以整体观察，则会发现：以契约权利为核心的债权所表达的社会关系易于感知：倘言及债权，首先便想到相对而立的“双方”当事人，亦即想到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人际关系。所谓抽象，是此种关系中，形形色色的人被概括表达为债的“主体”，林林总总的财产被抽象为债的“标的”。但是，在经过这种高度抽象之后形成的毫无特色的关系中，却仍然可以感觉到强烈的“具体”。这种具体，不仅表现为债权关系的双方总是特定的个人（债权人）与个人（债务人）；而且表现为这些特定的个人在这种特定的、也是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所张扬的个人的意志：债权的抽象性主要来源于对无数个别的交换行为或交换关系的抽象，但对这种即使为一般概括的结论的确切说明，最终也须还原为个别的典范才能清楚地表达（如果不借助于买卖、租赁、承揽等具体行为的阐述，债权关系是无法说清楚的）。而一当涉及财产交换关系，强烈的、具体的人际关系便得以凸现，这种人际关系，直接表现为具体的人的活动、行为，赤裸裸地展现着具体的人的具体的意志（正因如此，被认为最能表现民法之基本性质的“私法自治”原则，事实上也只有在契约关系中，才能最好地被理解和想象）。而在物权关系中，居中心地位的、作为认知物权之出发点的，似乎并不是人（具体的人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展示的具体的人的意志），而是物：当把一物确认给某人时，法律着重考虑的，似乎更多的是该物的特性、来源及其法律地位，并不更多地考虑该某人的意志（例如，所有权原始取得的任何一种方式，均系社会意志对个人意志的彻底覆盖；而其继受取得的典型方式中，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被继承人的死亡之所以能够转移财产所有权，也完全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意志）。同时，与实际上作为相对纯粹的人际关系的交易关系不同，物权关系直接表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尽管有众多的责难甚至于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物权规则的基本目的，事实上就是确定“人”对“物”的支配关系。至于因人与物的这种支配关系而“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只是我们的想象。因此，债权关系屏幕上的“人与人”的图象是如此清晰、生动和鲜活，而物权关系屏幕上的“人与人”的图象却是如此模糊、死板和呆滞（我们能够真实、具体地看到物权人，但却只能凭想象去寻找和感知物权的义务人即“任何人”）。可以说，债权关系无论处于常态或是非常态，人与人的关系总是明白无误；而物权关系如为常态，则只能看见人与物，只有在其处于非常态时（物权被侵犯时），人与人的关系方才凸现。然而要命的是，此时的物权却顿然隐匿，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仍然是债权！但是，正因为有了对物权所表现的人际关系的想象，物权法律关系的本质和特性才获得了准确的表达，物权和其他私权才能在同一个理论体系结构之中和谐相处。而这一工作的完成，同样必须归功于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抽象。不过，倘若从更广阔的社会角度观察物权和债权，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不可忽视：可以说，没有一场社会革命，是直接由于交易不自由引起的，而绝大多数社会革命，在革命者的政治主张的核心部分，都可发现关于物（即财产，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主张（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本质上就是农民革命；而农民革命，本质上就是土地革命）。因此，物权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法律技术的问题。物权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仅反映了人与其他“任何人”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在物权问题上，汇聚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乃至道德、宗教、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最重要的基本看法。事实上，无论对于立法者还是民法学者，较之债权，物权从来就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也许首先源于其法律技术的高深莫测（必须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真正理解和追随创立物权理论体系的德国人独特的理性思维），但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却有可能是物权所负载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哲学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那些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因此，物权法的研习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对物权法理论构造的技术性研究；二是对物权法所记载的社会生活的实质性的研究。而决定其研究效果的关键，首先是研究的方法。二、近代物权法与概念法学历史上，创设完整的物权法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的功劳，为德国民法学者所独享。虽然在古罗马法学上便有“对物权”（iurainrem）的概念，后来的法国民法典也对各种具体的物权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但“对物权这一概念的明确使用，发现各种物权的内在逻辑并将各种物权按这种逻辑规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德国民法典》的一个创造”。德国民法理论以及《德国民法典》的形成，可以说是概念法学最为辉煌的成果，而物权法的理论及其立法实践，则可以说是德国人在《德国民法典》中所使用的抽象技术所达之极致。我们今天所研习的物权法理论，实际上主要来源于德国法。然而，概念法学的“丑陋”，却又常常是人们争论物权理论问题时被用来致敌于死地之最为犀利的武器。倘言及物权法，则不可不言及《德国民法典》；倘言及《德国民法典》，则不可不言及概念法学；倘言及概念法学，则不可不言及法学的方法论。（一）关于法学方法的基本认识德国当代学者KarlLarenz在其所著《法学方法论》一书的“引论”中一开始就提出：每一种学问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或者遵循特定的方式来回答其提出的问题。而法学，为一种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即界限，籍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当然，以法秩序为研究客体的学问还有其他，如法史学及法社会学。法史学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而法社会学运用的是社会学的方法。但法学（狭义的法学）在研究法秩序的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Larenz认为，每一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反省。法学方法论也就是某一特定法学（成文法或判例法）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特定法体系的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就是：以解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发掘出运用在法学中的方法及思考形式，并对之作解释学上的判断。此外，法学方法论还要考量法秩序本身对法院的活动的要求，确定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地位和思想方法等。法学方法论会导向法哲学（即对于“法”这样一个事物的特有性质为论题的学问），而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相适应的法哲学。Larenz进一步指出：大概在100年以前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那时，不论就法律事件的解决，或是就研究整个现行法而言，法学家们根本不怀疑他们拥有适当的方法，他们相信，以对于法学的要求为标准，他们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学问的方法毫不逊色。而在今天则不然，大家会提及“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12]所谓“法学思考确信之丧失”，显然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令人不禁想起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并且由此延伸出另一句话：“法学家一思考，上帝笑得更厉害”），其认为任何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法学方法，都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法学家选择何种方法来进行其研究多少具有任意性：由于根本不存在完全适当的方法，由于谁也无法证明某一种方法的完全适当性，所以，人们在方法的选择上，只能采用“大致可以接受”的标准。有些法学家甚至认为，法学本身已经不能提供其研究所需的知识，只有社会学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导致对于法学方法之科学性的信念动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在有关的法律判断中，实际上经常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法律判断本来应当是事实判断，即依据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事物的进程并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很多时候，法律判断也显得确实是事实判断：比如，依据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即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即判断侵权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以判断其是否具有过错为条件。而对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的判断，显然应当是一种事实判断。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形，法学家（或者法官）在认定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时，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根据所谓客观事实，而主要根据的是法学家（或者法官）本人内心的公平正义信念，亦即其对行为人过错有无的判断并非从对有可能构成过错的那些客观事实的观察出发，而是从法学家（或者法官）自己所理解的“既定”的社会正义分配方案出发，“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然后再予以论证（现代侵权法在维持过错归责原则的前提下就有关“弱者保护”而建立的全部规则，无不表现了这一点）。此种情形，对于侵权行为人过错的认定至少便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一般认为，任何价值判断均为判断者个人信念及确信的表达，对之无法以科学的方法予以审查：价值判断非如事实判断一样以人们感官的知觉为基础，故不能以科学的观察及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13]事实就是，当人们谈到科学方法时，常常谈到逻辑推理的科学性，但是，“假若推论过程中包含有一些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前提，那么正确的逻辑推论也不能保证结论在内容上的正当性”。[14]因此，20世纪以来，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呈现一种复杂化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学方法所涉及的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因为，不管是那一种法学方法论，均须建立在对法的理解基础之上，而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它不仅是前面提到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客体，而且是哲学研究的客体（以哲学的方法研究法学者，即所谓“法哲学”）。而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法哲学，就根本无法研究法学方法论”。[15]然而，法哲学本身所涉及的问题就异常复杂，从而也就有可能导致法学方法论有关结论的不确定性。比如，法学方法论应当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法官作出司法裁判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官而言，在裁判案件时，是只须“正确”地适用即定规则呢，还是应当尽最大努力去作出一项“正当”的判决？如果答案是法官应当尽力作出“正当”的判决，那么，我们又凭借什么来决定裁判的“正当”性？这就涉及法哲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正义”？而关于“正义是什么”，我们所无比信仰的法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是：“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16]另一方面，前述“法学思考之确信”的丧失，也是导致法学方法论之复杂化特征的重要原因。总的说来，正如Larenz所言，“由于被提出见解的多样性，现代的法学方法论呈现一种纷乱的景象。”但这并不等于说法学家可以恣意妄为，可以不依循任何一种方法来处理问题，也不等于说曾经使用过的法学方法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法学上之结论的可靠性及精确性“决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证明及精确的测量那样的程度”，但只要把“学问”理解为一种“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则法学仍然是一门学问。“与其不假思索地将一种——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或者是恰当的——狭隘的学术概念转嫁到法学上，进一步因其不能满足此概念的要求而否定法学有获得知识的能力”，倒不如象Friedrichmüller评论HansKelsen的法理论时所说的那样，“尝试由法的特质出发，来确定法学的特征”。[17]（二）概念法学及其历史功绩前述Larenz所提到的“100年以前的那么一个时代”指的是19世纪，其为法学家自信法学象其他学科一样，拥有无可挑剔的方法的时代，而这一时代其实就是概念法学（Begriftsjurisprudenz）盛行的时代。概念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思潮，同时作为一种民法学的方法，对于近代大陆国家民法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民法中继续存在。我们知道，近代民法学的形成，是以历史法学派的兴起为标志。而民法作为完善的立法上的制度,尤其是民法的法典化,应当归功于概念法学。概念法学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法国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出发点而兴起的注释法学派。二是德国的潘德克吞法学派。[18]对于概念法学，后来对之进行批判的人总结其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在法源问题上，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特别是法典，视其为唯一的法源，奉行法典崇拜；2．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认为无论社会生活中发生何种案件，均可依逻辑方法从现在的法律体系获得解决；3．对于法律解释注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4，对于法官的司法活动，强调法官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规作三段论的逻辑操作，遇有疑义时也应以立法者意思为依归；5．对于法学家的活动，认为法学系纯粹的理论认识活动，不具有实践的性质，只要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的推理，就会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在推理过程中或者对于结论，无须进行价值判断。[19]很明显，上述对于概念法学的描述多少带有漫画特点，但无论概念法学的批判者是否有所偏颇，前述五个特征的揭示至多仅能说明概念法学的具体表现，其并未阐明概念法学的本质。实质上，就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概念法学倡导的是所谓“法律的逻辑形式理性”。这种理论极为强调和注重法律的体系化、技术化和形式完善。依照这种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学的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应当可以这样简单地予以描述：在这样一个法律系统中，首先必须对各种事实高度抽象出概念，而把各种概念组合起来，就形成规范；这些规则及其结构按严密的逻辑体系排列，达到完整而和谐，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可以对任何一个法律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20]概念法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建立和形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其以一些比较特殊的概念隶属于另一些适用范围较广、表达内容较少的概念之下为构成原则。“它不仅能指示概念在整个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也能将具体的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21]依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评价，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它“表征着一切经过分析得出的法律判断的统合，这些法律判断的统合方式构成逻辑清晰的、内在一贯的、至少在理论上是非产个严密的法规体系。显而易见，一切可以想见的实际情况都必须逻辑上被包含在其中，以免他们的秩序缺乏有效的保证”。[22]而近代民法的法典化，首先正是借助于法律形式理性主义的推动。历史上，法律形式化过程开始于罗马法。“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法律的分类、法典的编撰、采用抽象的方法对于各类不同法律关系的实质予以高度概括的规定、赋予各种实际的财产权利以观念性的原则、并注重程序法的地位等，使罗马法所确立的各种私法法律关系的概念、制度、原则和体系富有深刻的法理性、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23]近现代西方理性法律实际上就是在罗马法的形式化运动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18世纪，欧洲兴起了法典化运动，产生了包括法国民法典在内的各种法典。而同时代的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一批私法学家继续沿用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方法，研究罗马法渊源，研究现实问题，形成所谓潘德克吞法学派（）。而法律形式理性在崇尚理性思维和擅长抽象思辩的德国人那里，得到极致的发展，由此产生了博大精深的德国民法学和《德国民法典》。以后的《瑞士民法典》虽然有了一些批判概念法学的新思维，但仍然非常注重形式理性；至于《日本民法典》，则可以说基本上是《德国民法典》的复制品（日本在法典化过程中直接承袭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方法论。对此，茨威格特和克茨在《比较法总论》中有精彩的评价：“很难解释为什么日本民法典在起草过程中钟摆最后偏向了德国法……。日本人根本没有觉察出德国民法典的深奥学理与概念主义与他们的民族性格不相契合：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随着时间推移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日本法学家越来越热衷于系统化的理论思考，而德国法典则充分满足了这样的兴趣。”[24]）至于台湾民法典，诚如王泽鉴所言，“因继受德国法而科学化”。总之，概念法学对于大陆法系近代民法理论的形成和民法法典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根本性的影响。对此，一些重要的学者作了深刻的评价。马克斯·韦伯将欧洲的法律的特征总结为“具备逻辑形式理性”；而艾伦·沃森则在《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一书中引用特鲁伯克的话对韦伯的上述表达之含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规范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度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演绎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25]很显然，如果没有概念法学如此高度的抽象思维，就不可能形成物权的清晰概念和物权法的规范系统；如果没有物权与债权在理论体系上的严密划分，《德国民法典》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模样。但在20世纪以后发生的一场经久不息的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导致其不断衰落。毫无疑问，概念法学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体系，其以对人之于一切社会现象具有充分的、无可置疑的认识能力的自信为基础。如果说，这种骄傲的自信在19世纪尚有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当人类社会发展的车轮滚入20世纪以后，面对日益加快的历史进程，面对日益动荡的社会现实，这种自信（即Larenz所言之“法律思考之确信”）的丧失当属必然。于是，法典化成文法的局限性逐渐成为众矢之的，而所谓自由法运动由此兴起并导致概念法学在现代法中的衰落。所谓自由法运动，包括德国学者耶林为代表的“目的法学”；以奥地利学者爱尔里希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以德国学者赫克（philippHeck）为代表的“利益法学”，以及以法国学者撒莱（RaimondSaleilles）和惹尼（Fran?oisGery）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学派”等。上述学派或者强调法的目的高于逻辑推理；或者主张自由地或科学地探求社会生活中的“活”法，以填补制定法的漏洞；或者认为利益衡量（赋予特定利益以优先地位）才是法律的根本，[26]但其批判锋芒无一例外地指向概念法学及由其代表的法律形式理性。20世纪后期，在法学领域更是学派林立，概念法学似乎已经被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犬牙交错、莫衷一是的各种学说淹没了。三、现代物权法与概念法学的超越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概念法学。在对概念法学展开批判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中，我们看到了科学理性的耀眼闪光，也感觉到了某些情感毕露的学术偏激。但无论怎样丑化概念法学，潘德克吞学派的法学家们通过《德国民法典》而展示的法律技术和理论成果，却是一百年来使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受益无穷的智慧宝库。尤其是德国法中的物权理论和立法体系，即便是对于《德国民法典》中运用的抽象技术大张挞伐的人，也极少予以攻击和否定。我们所熟知的几部重要的民法典（1898年《日本民法典》、1907年《瑞士民法典》、1929年中国旧《民法典》乃至于1923年《苏俄民法典》），其对物权概念和理论的采用以及物权部分的立法体例，均源于《德国民法典》。[27]甚至在法国，虽然基于对《法国民法典》的历史尊重，法国人无意将此“主要反映法国农业社会生活风貌”的古老法典供奉于历史博物馆并重新制订一部新的法典，但早在德国人创设物权概念之前，法国学者便已经试图在古罗马人的“对物权”的基础上区分物权与债权（例如，法国18世纪著名的法学家波帝埃-J.pothier便指出：“对于商业活动中的物，人们将之归于两种类型的权利：人们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被称为‘对物权’-jusinrem；人们相对于物而享有的权利，称为‘受领物的给付的权利’-jusadrem。”[28]）。而在20世纪以后的法国民法理论中，“物权”（droitréel）、“主物权”（lesdroitréelsprincipaux）与“从物权”（lesdroitsréelsaccessiores）、“担保物权”（droitréeldegarantie）等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29]至于属法国法系的一些主要国家如意大利，其于1939年颁布的民法典虽然仍未采用《德国民法典》的总则体例，但依然将物权独立成编。由此可见德国民法物权理论的影响之深远。总之，必须承认概念法学所代表的法律形式理性对于大陆法系民法法典化以及物权法制度的形成所发生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必须承认，无论指导民法理论的法学方法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法律形式理性至今仍然是大陆法系民法学者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国至今没有民法典，而物权法的制订，也许是通向编撰中国民法典成功之路的最后一道难关。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障碍很多，但其中之一便有可能是中国不存在法律形式理性主义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法律不是形式主义的法律，“而是实质的伦理法——追求道德上的正义性而非规范的法律”。[30]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法律虚无主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民法理论并无基本的生存空间，因此，我们严重缺乏概念法学的熏陶和训练。80年代以后，民法的法制建设开始启动，但百废待兴，中国的民法法学家来不及循序渐进、从从容容地地对大陆法系民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透彻研习，便须跃马横刀，拼搏疆场。而我们在理论功底、研究方法以及信息获取途径上的缺欠，于物权法的研究中显露尤其充分：80年代以来，研究合同法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但直到90年代中期，依笔者之了解，中国大陆就没有一本系统介绍、研究物权法的专门著作（即便是教科书）。众所周知，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曾有一场持续十几年的与物权法有关的学术论争（国营企业财产权的性质），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学术青春。这场论争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许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对于物权法的理论建设所起的作用，最多只能算是启蒙而已。由于在法律形式理性训练上的缺课，由于对传统的经典理论学习和研究不足，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技术、民法制度设计等方面，漏洞、谬误便不可避免（例如，当对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尚缺乏深入研究时，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就贸然改变了“法律行为”的性质，将之定义为当然合法有效的行为，同时，自以为是地以“民事行为”去替代原本意义的法律行为，以至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之严密的逻辑体系，成为有可能无法纠正的历史性错误[31]）。因此，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严谨科学的治学风格，当属必要。近些年来,中国民法学理论研究获得突破性发展，物权法领域也涌现多种高质量的研究文章和著作，此种进步，固然首先决定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决定于新老民法学者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长期努力，但日趋娴熟的研究技巧的把握，日渐清晰的研究方法的领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自1999年3月，中国物权法的起草正式揭开了帷幕，与此同时，中国民法典的起草也开始启动。自此以来，物权立法成为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民事立法和理论研究，无疑进入了新的高峰期。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就物权法及民法典的制订作好了完全充分的理论准备。但是，倘若历史需要中国物权法及民法典的出台，则我等学界后辈除不遗余力作些微小贡献之外，别无他途。至此，一部好的物权法需有强大的物权理论的支撑，而强大的物权理论产生于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物权法研究方法的寻找，首先必须回到概念法学。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物权法的目的是要建立现代中国的物权法律制度，为此，概念法学的弊端不可不重视。就方法论的角度看，概念法学的弊端主要在其将法律形式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其所倡导的“逻辑万能”，将抽象和推理的过程完全技术化，忘记了法律技巧运用的目的即法律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使民法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成为学者沙龙里进行的概念游戏。应当看到，较之债权法，物权法具有更高的抽象性,而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在创设物权法的基本体系时，出于对抽象思维的偏爱，事实上不可能不将法律形式主义在物权理论的某些方面推向极至。由此，以《德国民法典》中的物权法为代表的传统物权理论完全有可能具有保守及封闭之特性。在研究物权问题时，如果将德国人的物权法理论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绝对注重形式的完美及逻辑体系的严密，纯然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推导结论，毫不注意研究目的对于设置理论推演之逻辑前提的重要意义，忽略对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忽略对结论的实质性审查，则无法让我们在这种研究中获得真正有益的、新的科学知识。概念法学是法典化民法的基本方法，它的弊端不在于它所代表的法律形式理性，而在于它所主张的逻辑崇拜，逻辑万能。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吸收新的理论和思想，要求我们超越概念法学。但超越的前提，首先是对它的掌握和理解，尤其忌讳以歪曲它的办法去批判它，更为忌讳用极端化的概念法学的方法去批判概念法学。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民法理论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概念法学的方法，而且极有可能不甚地道。因此，必须注重纯法律思维即形式主义的训练，培养严谨务实的学术品格。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逻辑推理，须小心运用逻辑演绎之法，还须避免对于以逻辑方法推导出来的结论之盲目自信，盖因我等为进行推理而设置的逻辑前提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惟强调学说研究之目的，关注中国社会之真实需求，物权法的研究方可获得实质性的进步。编者注：尹田老师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其撰写的《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一书的序言，在此感谢尹教授惠赠本文。（法国）Jean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38.在现代经济社会，当债权或具有债权性质的权利（如股权）已经越来越广泛、经常地作为“财产”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当债权越来越多地被直接作为一种标的用于交易、担保从而日益“物权化”时，债权的“手段”性质便予减弱，而其“目的”性质便予以增强。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6-30页；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17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4-17页。参见拙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8页。作为所有权变动的法定方式，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经登记而发生、遗产所有权变动由被继承人死亡而引起，对此种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或者遗嘱加以排除。至于动产所有权变动在“交付”这一法定条件之外，当事人得约定其他事由（如合同成立或者付清价款），但动产因交付而转移所有权，仍然是动产所有权变动之常态。基于对物权性质的不同理解及对物权所下定义的不同角度，早期德国学者就物权之本质展开过激烈争论，形成种种学说。其中，由中世纪的注视法学派提出的所谓“对物关系说”（即债权为人与人的关系，而物权为人与物的关系，因而物权应定义为人直接就物享受其利益之财产权利）曾首先获得德国学者邓伯格（Dernburg）等人的支持和积极倡导。但此种学说后来遭到萨维尼（Savigny）和温特夏德(windscheid)等学者的反对，他们提出所谓“对人关系说”以为对峙（一切法律所明定的权利均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债权如此，物权也如此，故物权应定义为具有排斥任何人侵害之消极作用的财产权利）。而由于（或者有可能由于）“对人关系说”刚好与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财产权社会观时所发表的关于“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段哲学意味极浓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及另一段政治意味极浓的话“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3页）相吻合，因而在70年代到90年代初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支持（估计支持率达100%），与此同时，将“对物关系说”作为“资产阶级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的典型来痛加批判，成为同一时代几乎每一本民法教科书论述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和所有权理论（当时，物权制度尚未被“发现”）时的“必修课”。物权被侵犯时，或者发生债权请求权（损害赔偿），或者发生物权请求权（返还原物、排除妨害等）。但即使是物权请求权，我认为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债权。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9页。如陈华彬在其《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中批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时，首先介绍了德国学者郝刻（Heck）的观点：“郝刻说，所谓物权行为的有因性、无因性，并不是一个论理上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于规定某一制度之际，与其说考虑的是该制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不如说仅仅考虑和期待的是它的论理体系的和谐与协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赤裸裸地暴露了概念法学的真面目。”（注：因此段话中“郝刻说”后面未加引号，同时，其末尾也未加注，所以，不知道如此充满仇恨的、与中国文革中大批判文章之日常用语如出一辙的表达是否真正出于郝刻之口？）然后郑重发表自己的结论：“应当肯定，郝刻的这些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及揭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面纱、认清其真面目，并防止把这一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和为各国（包括德国人自己）学说理论及实务所唾弃的东西搬到中国的土壤上，莫不具有其重要的警示意义！”（引自该书第135及137页）此处的“真面目”，当然指的是万恶的概念法学。参见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7月版，第1页。参见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第3页。[12]“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为G.Haverkate于1977年所发表著作之书名（参见Larenz:《法学方法论》，第3页之注释1）。[13]例如，某宾馆大门为透明的玻璃门，为防发生视觉错误，在门上贴有一些彩条。某日，有顾客因急事出门，情急之中将关闭的门误为已开启，一头撞去，头破血流，玻璃门也撞碎。顾客诉求宾馆赔偿医疗费等，宾馆则反诉顾客赔偿门毁之损失。此案依一般侵权纠纷处理时，关键在确定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失情况：损害结果或者因加害人过失造成，或者因受害人自己的过失造成，或者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均有过失。而过失之有无及过失之大小，则是分配损失的根据。按理说，过失之有无或大小为一法律事实的判断，应采客观标准并以科学方法予以验证（例如，实地勘察并确认玻璃门的透明度、彩条粘贴的位置及在一定距离、一定光线亮度、一定视力程度、一定行进速度的条件下，受害人对大门之开启或者关闭能够或者应当作出的判断，等等）。但是，现代社会的法官根本不会考虑借助精密的科学仪器和测量方法去测定受害人或加害人“能否预见损害后果的发生”，而是根据“侧重保护弱者”的法律政策，首先凭借“公平”观念判定此种情形“损失由加害人承担更为妥当”，然后再确定加害人的过错（玻璃门太透明，彩条不够醒目，宾馆大厅光线不够明亮，等等）。而法学家则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宾馆的过错在于“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至于注意义务的标准如何，则通常无须指明；倘有指明者，言语中则透出一股霸气：“只要发生损害而非受害人故意造成，则意味着加害人未尽注意义务。”此话翻译过来，便是“倘有损害，即有过错；倘无过错，则无损害”，端的一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架势。“有损害即有过错”，那里还存在什么事实判断？！[14]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第1页。[15]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第3页。[1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52页。[17]Friedrichmüller:normstrukturundnormativit?t.1966.S.19.以上引自：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第2-4页。[18]“概念法学”为德国学者耶林所命名。耶林是德国潘德克吞法学派的嫡系，但在其后期著作中，对概念法学痛加批判。对于依靠法律构成技术的潘德克吞法学，耶林在其匿名发表的论文集著作《法学的扯淡与认真》中，讥讽为“概念法学”，其由此得名。（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页）[19]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20]参见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21]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第46页。[22]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p.656,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23]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24]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贵州出版社，第263页。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25]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26]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114页。[27]日本曾于明治23年（1890年）聘请法国人泼松纳德以《法国民法典》的模式编撰并颁布了一个民法典草案，但该法典仍以“物权”作为第二编（财产编）之第一部的篇名，规定了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地上权、占有等具体内容，本身已相似于《德国民法典》。而后，日本人“将钟摆最终摇向了德国人”，在德国民法典草案第二稿颁布之际，立即重组立法班子，重新模仿《德国民法典》的体例编撰其民法典。而经过修改的物权法部分，几近成为《德国民法典》的复制品。而旧中国民法典（台湾民法典）深受德国法影响，其编撰基础为《德国民法典》草案第三稿，不仅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五篇章”式体系结构，而且在物权法的规则中，规定了物权行为。至于《瑞士民法典》，其编撰体例及某些内容虽与《德国民法典》相异，但其独立设置的物权编，却仍与之极为相似。而由列宁主持制订的1923年《苏俄民法典》，则完全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其独立成编的物权部分，包括了所有权、建筑权、财产质权、流通及加工中的质权等具体内容。（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第41页）[28]pothier,traitédudroitdedonmmaine,éd.Bugnet,no1.[29]尽管这些概念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法国物权法理论体系相似于德国法，或者如有的学者根据法国学者茹利欧·莫兰杰尔在其所著《法国民法教程》第二编“基本物权”所言之法国人“对物权以及物权体系的理论表述也非常接近于德国法学家的表述”（载《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因而得出“物权概念的创设和物权体系理论终于为法国法学家普遍接受”的结论。事实上，法国民法理论无论在内容及体系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德国物权理论，例如，“物权”的概念虽然被普遍用于概括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但法国民法理论中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完全独立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其有关物权的理论，被纳入“财产法”（lesbians）之更为广泛的领域；又如，法国物权法中并无“他物权”的清晰概念，“用益物权”的抽象概念根本不存在（在法国物权理论中，地上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以及居住权等，被作为所有权的“派生”（démembrements）权利而纳入“主物权”的范围；而作为从物权的担保物权，因被视为非直接对物的权利而仅仅是一种对于物的经济价值的权利，在理论体系上被排除出“财产法”的范围，与其他担保形式另成一体。（以上参见拙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30]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转引自刘楠：《变法模式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31]“法律行为”为一类表意行为的抽象概括，而“民事行为”应当是相对于“行政行为”等的用语，其范围比原本意义的法律行为更为宽大，根本无法表达后者的本意。此种“创设”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学者望文生义，毫无根据地断定“法律行为”即“本质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然后拉出“民事行为”去填补“法律行为”被肢解后留下的缺位。而迄今为止，根本无人能够给“民事行为”定义：如果将之定义为“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实施的一切行为”，则“民事行为”的概念只能相对于“行政行为”等才具有意义，因其完全无法揭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特征，故其在法律行为制度中殊无价值；如果将之定义为“表意行为”，则民事活动中的非表意行为便无所归属。问题还在于，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是对各种合同行为以及单方行为的概括抽象，并非对各种“有效”合同或单方行为的概括抽象，法律行为制度不仅要确定有效法律行为的规则，而且要确定无效法律行为的规则。如果将法律行为定义为当然有效的行为，则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便自然必须更名为“民事行为”制度，或者相反，如果坚持“法律行为”制度，则民法典中的“合同制度”便必须更名为“有效合同之制度”，否则在逻辑上就会发生冲撞，无法相互衔接。……仔细想下去，倍觉荒唐。而《民法通则》实施十几年，民法教科书印行千万册，“民事行为”早已深入人心，相沿成习，积重难返，岂敢再言悲哀？！
物权法论文篇6
《物权法》181、189及196条———动产浮动抵押制度
(一)动产浮动抵押的概念与特征
1．动产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为动产。动产浮动抵押权的标的物为动产，这是动产浮动抵押与其他浮动抵押的区别，这一区别也决定了浮动抵押实行方式的不同。在全部财产上设立浮动抵押而发生结晶事由后，因抵押人的全部财产均为抵押权的效力所及，所以抵押权人可以自由指定或者申请法院指定接管人接管设立浮动抵押的公司;而仅在动产上设立浮动抵押，因为抵押人的其他财产并不属于抵押物，所以抵押权人不能指派接管人。但是一旦发生结晶时，抵押权人如何保护其利益需要特别的措施。
2．浮动抵押的标的物具有浮动性。抵押标的物的浮动性，其是相对于固定抵押中标的物特定而言。具体而言，浮动性具有五层含义。第一，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不仅包括现在的财产，还包括抵押人将来取得的财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在现有的财产设定抵押也可以成立浮动抵押。，法院认为，在债务人公司现在拥有的一宗土地上也可以成立浮动抵押。第二，浮动抵押在存续期间并不固定在特定的财产上，而是存在于用于抵押标的物范围内的整个财产上，浮动抵押不是指在某一物上设定了抵押，而是指在何种范围内的标的物上存在抵押，即指出用于抵押的财产范围，在债务人将来获得属于抵押财产范围的标的物时，这些标的物自动成为抵押物［6］。第三，抵押标的物的形态可能发生变化。在抵押人的全部财产上设定浮动抵押，在抵押期间，原材料可能随时变成半成品、成品;而成品出售得到价款后债务人可能购买生产设备，因此其形态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固定抵押通常在固定财产上设定。第四，抵押标的物并非永远浮动，最终它也会特定下来，但时间不是在抵押权设立时，而是在结晶时。结晶之前抵押人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处分的财产，自动退出抵押权效力的范围，不受抵押权的追及;在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取得的财产，无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则自动成为抵押标的物。第五，在浮动抵押结晶后抵押人所获得的财产仍属浮动抵押的范围。Russel法官认为，如果浮动抵押的标的物包括将来的财产，则在结晶后，抵押权人对抵押人所获得的财产依然享有抵押权。《魁北克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该法第2719条规定，一旦固化，浮动抵押就设立人在此时对抵押财产享有的任何权利具有动产或不动产抵押的全部效力。如此等抵押财产包括———集合财产，抵押权的效力也及于设立人在固化后取得的财产。对于浮动抵押标的物是否具有浮动性的特征，学者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这是浮动抵押制度最本质的特点［2］。有学者认为，浮动抵押的名称即因此而得，所谓的浮动是指抵押物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抵押权人并不对某一固定的财产享有权利，而是对用于抵押的、不断变化的整体财产享有权利［7］。也有学者认为，浮动性不是浮动抵押的本质，而只能认为其是浮动抵押本质的反映［8］。从英国的判例来看，浮动抵押标的物的浮动性不是本质，尤其是可在应收账上设定固定抵押，如果将标的物浮动性作为浮动抵押的特征，将导致其与固定抵押区别的模糊。但是，浮动抵押标的物多为浮动性的财产则为一不争的事实。
3．抵押人享有正常经营过程中自由处分抵押财产的权利。抵押人可以在日常正常经营过程中自由地处分抵押物，这是浮动抵押的本质特征。在固定抵押中，抵押人在设定抵押后就不能处分抵押物，这极大地限制了抵押人正常业务的开展，使得在抵押人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库存产品上设立固定抵押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对于这些财产，抵押人对其进行处分是维持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浮动抵押制度注重担保物的使用价值，给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的同时，不影响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收益，所以该制度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这在最近国际组织起草的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中得到了体现。在浮动抵押中，抵押人享有对抵押财产的管理、处分权并不表明抵押权人丧失对抵押财产的控制权。在浮动抵押下，债权人也可适度地控制抵押财产。但如果控制过严而不能发挥浮动抵押的作用，法官往往认为属于固定抵押;但控制过松，则可能使抵押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如果抵押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赋予抵押人的权利是:限于对抵押标的物进行修理或者改善，并且其在处分抵押物后，依据抵押合同抵押人承认替代物(replacement)也属于抵押标的物的抵押，属于固定抵押而不是浮动抵押［4］。因为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将来物抵押与现存物抵押的结合，而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代位物而已。
4．浮动抵押具有可转化性。浮动抵押的可转化性是指浮动抵押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将变为固定抵押，即浮动抵押的结晶［9］。如果浮动抵押的标的物一直处于浮动状态，而无法固定化，则债权人的利益将无法实现。浮动抵押在特定事项发生而转为固定抵押后，抵押标的物才最终确定下来，浮动抵押标的物的价值实际上也仅限于抵押权实现时抵押人拥有的资产。
(二)《物权法》第181条、189条及196条———动产浮动抵押
按照《物权法》第189条设立抵押后，即使办理了抵押登记后，也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这一条款特别强调了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自由处分抵押物的权力，与浮动抵押制度抵押人的权利的特征相吻合。而《物权法》第196条提出四种抵押标的物结晶的情形，更是与浮动抵押标的物的浮动性及标的物的转化的特征相一致。故此，对照动产浮动抵押的特征，可以发现我国该三个条款实际规定的为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而这也可以从立法后，大多数学者将该条款解读为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现实相符合［10］。
特别动产集合抵押———一个新概念
(一)原因解读———制度移植中参照系的不同
该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第181条规定的标的物的范围与浮动抵押制度不符，实际上是将日本企业担保法对浮动抵押制度进行界定，而将不符合日本企业担保法规定的制度均解读为不是浮动抵押制度;而这与浮动抵押制度的多样性不符。而后将标的物的浮动性作为浮动抵押制度的特征进而与我国物权法的规定相比较的做法，与一般学者将浮动抵押制度的本质在抵押人正常经营过程中自由处分抵押物的观点不符。而对浮动抵押权实现方式更与抵押标的物的范围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将全部财产设立抵押，在实行抵押权时，当然不会涉及抵押主体的资格存续问题，这一特征也不会影响该制度是否为浮动抵押制度。而《物权法》第196条第2项关于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导致抵押权实行的规定，正是浮动抵押结晶的体现;但这种情形在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中只能作为例外来解读［1］。如果依据日本企业担保法对浮动抵押制度进行界定，则浮动抵押人限于企业，浮动抵押客体的范围为企业所有的财产。但如果将参照物扩张，将英国、美国、魁北克、丹麦及我国澳门地区的浮动担保制度解读为浮动抵押，将发现并非所有法域均限制浮动抵押主体的范围，也并非所有法域对其客体范围进行限制。参照物的不同，结论可能也会不同。
物权法论文篇7
物权法立法，以其历时之久、社会参与度之高、争议之激烈成为中国立法史上的“新标杆”。回顾制定物权法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立法机关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精神，因此制定过程十分谨慎，不急于求成，不赶进度，使我国物权法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符合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良法。
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可谓十三年磨一剑。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定物权法高度重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在我国，一部法律草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一般就会付诸表决。但是，物权法草案却在反复修改后进入五年来的第八次审议。这是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第一部进入八审的法律草案，也是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草案。物权法从起草到通过的十多年，正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时期。立法机关通过不断调研和论证，深刻把握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转化为法律条文，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法律保障。此外，一般而言，一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越多，质量也就越高。物权法从起草到通过历时十三年，经过八次审议，无疑从程序上保障了物权法的立法质量。
第二，物权法的制定充分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基本法律，事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协调各方意见、兼顾各方利益，是制定物权法过程中的鲜明特点。
“应广泛听取专家和社会各方意见”“建议组织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讨论”……审议中，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将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意见被委员长会议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于2005年7月10日全文公布了物权法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从机关单位到普通百姓，在40天的时间里，社会各界为进一步完善物权法草案积极建言献策，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意见11543件。同时收到的，还有来自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5个较大市的人大常委会、47个中心有关部门、16个大公司、22个法学教学研究机构和部分法学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立法机关先后召开100多次座谈会和多次论证会，还到一些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充分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群众、专家学者、中心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的意见。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到第四次审议时的现场直播，对公民意见的广泛采纳，物权法无不闪烁着现代立法的光彩。出席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大会的2889名代表中的2799人投下了赞成票，占比高达97%，充分表明物权法的制定是民心所向，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第三，物权法的制定清楚地诠释了一条法学原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物权法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的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总结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策。立法机关将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制定、实施物权法的首要目的和基本原则。物权法在第一条鲜明地指出制定物权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物权法明确了国有财产的范围和归属、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和国有企业的物权等，以维护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明确了集体财产的范围和归属，以保障集体经济的发展；明确了私人所有权的范围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鼓励、支持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样规定，将现实经济基础固定化，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上升为国家基本法律规范，从而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物权法论文篇8
语言风格
1.用词准确、含义单一。“准确是法律语言的生命线。”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仅是全体公民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司法人员的执法根据。法律允许的行为、禁止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立法者必须用准确的、含义单一无歧义、无引申、隐形含义的文字将其反映在法律条文中。《物权法》第一章第2条就明确规定了物权法所称物权的含义：“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一语言风格不单体现在物权法上，可以说任何一部法律的立法语言都具有这一特点。2.使用弹性语词。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文书中，经常出现没有明确外延或意指范围不固定的语词。这些语词指代内容不具体，且意义张力较大。如《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书”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是弹性语言的体现。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是因为法律所涉及的事物的范围及规范的行为种类，在一部法律中不能尽数穷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在一部法律的某一部分，恰当地使用弹性语词，包容那些不能也不必要细致分述的内容，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简洁性和严谨性。又因为法律是对未来发生的事物、行为的规范，因而就必然会选择这种意义张力较大的弹性语言。当新事物、行为出现时，就可以通过相关法律解释对弹性语词予以补充说明，从而也保证了法律语言的准确性。
语词特点
法律的底线是限制行为。无论哪一部法律都有对行为的限制性规定。表示限制行为的核心语词是“禁止”“、不得”等。在《物权法》的247条法律条文中，仅有3条法律条文中出现了“禁止”这一语词，即第56条、第63条和第66条。这3个法律条文是对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保护性规定，用“禁止”体现了这些财产的神圣不容侵犯。其余的对行为的限制均采用“不得”。“不得”共出现39次，涉及35个法条，占整个法条的14%。“禁止”与“不得”虽然都是表示限制的，但是对限制的程度是不同的，很显然，“禁止”的限制程度要高于“不得”。《物权法》作为民法的部门法，具有私法的一般特性。私法领域奉行私法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通过法律行为构建其法律关系。《物权法》认为每个公民都可以且应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私法方面的一切关系。具体地说，《物权法》首先肯定了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独立的取得和享有各类物权的权利能力；其次，它确认了每个物权人的权利可以自由的行使并应当受到尊重，他人不得侵犯物权人的物权，不得干涉物权人的权利的行驶。这一宗旨体现在立法语言上，即表现为多用表示规定义务的核心语词及赋予权力或权利的核心语词，较少采用限制行为的核心语词。
句式模式
任何一部法律都是由若干法律条文构成的。法律条文使用的句法、词法都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基于法律的严谨性，法律条文在表达上也有着特定的语句模式。这些特定语句模式是在立法表述中，根据通用语言中已有的语言功能变异或创造出来的。法律将变异后的语句赋予它们固有的语言功能，作为立法语言自己的表述常规，在立法行文中普遍、高效地使用。根据使用频率及形式的稳定程度，立法表述的特定语句模式主要表现为：“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是”字句、“以下”句、“对于”句、反意表述等[5]。《物权法》是调整人（自然人、法人、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国家）对物的支配关系的总和。《物权法》中，“以下”句和“但书”的运用较多，下面将结合相关法条对这两种句式特点予以分析。
1“.以下”句
“以下”在日常语言中用于表示范围。在立法表述中，还存在“下列”句“、如下”句的不同表达方式。这是由于不同的法律起草者的使用习惯不同，但是作用均与“以下”句相同。“以下”句作为一个形成了规律的句法模式，在立法语言中被广泛应用。由于《物权法》中采用的是“下列”句，因此，下文均以“下列’句指称。《物权法》共有17条法律条文运用了“下列”句。从内容上，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拆分主体；第二类是拆分客体；第三类是拆分限制主客体的情行或行为。物权法第59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本条中“，下列”句是对主体的拆分。第138条：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二）土地界址、面积等；（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四）土地用途；（五）使用期限；（六）出让金等费用及其支付方式；（七）解决争议的方法。本条中的“下列”句是对客体的拆分。第17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一）主债权消灭；（二）担保物权实现；（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这条中的“下列”句是拆分限制主体或客体的情形或行为。运用“下列”句，可以将原本成分过多、过长的整句拆分成若干短句，化整为零。这样不但减轻整句的表意负担，也易于司法人员对法律文的清晰理解，便于操作。更重要的是，通过拆分不同项目达到了强调被拆分内容的作用。
物权法论文篇9
关键词:物权立法/继受与创新/法律文化
继受与创新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离开继受与创新,不仅无以发展,甚至无法生存。法律文化也是如此。在我国,法制建设起步晚,法律文化基础薄弱,要推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离不开法律文化的继受与创新。
在法律文化的继受方面,我们应当继受世界所有优秀的法律文化,既包括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法律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早且发达,其市场体制的法律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积极借鉴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律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我国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法律制度得以建立,与对他国或地区的法律文化的继受,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也与法律文化的继受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在创新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法律的制度创新,并且也取得突出的成就。例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第二条）和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所建立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的一项制度创新；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土地承包的实践,将合同关系运用于集体土地的使用经营,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权制度,也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些法律制度的创新,不仅推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体制改革的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这些也是同样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的文化传承的伟大民族,中华儿女所具有的智慧被充分运用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文化建设中,既有对我国法律文化建设基础薄弱的自知之明,又有对这场前无古人的改革的信念和信心。前者表明我们不会夜郎自大,我们有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实践的胸怀,后者表明我们不会妄自菲薄,我们有建设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实际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自信。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的实践、司法裁判的实践以及法律教育的实践,虽然道路曲折,无端的干扰总是伴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但是我国的法律实践始终在向前不断迈进,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的物权立法,同样需要法律文化的继受和创新。首先,从继受的层面来看,由于我国自古并无现代财产法律文化,因此我国物权立法需要借鉴和吸收传统民法的文化,它包括源自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法律文化,也包括经过我国清末民初借鉴和吸收而形成的现今我国台湾地区的物权法律文化。这方面主要的内容是物权的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制度的整体架构。物权的概念包括所有权以及部分他物权（如抵押、质押和留置）的概念,物权的原理包括传统民法关于物权、债权二元划分的理论以及物权的变动与效力的基本理论,物权的制度架构指传统民法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三元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民法里也有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二元物权结构之法例,如葡萄牙及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
在物权法律文化的继受上当前我国的物权立法并非先例。且不说德国民法典所构建的物权法律文化对瑞士、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及我国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物权法律制度的直接影响,1923年的苏俄民法典也是继受物权法律文化的产物。这部苏俄民法典除了不包括亲属法的内容外,其结构基本采用了德国法的编制体例,设物权为一编,其内容虽不及德国物权法丰富,但采用了物权的概念,确认了物权与债权二元体制,采用了自物权和他物权的结构体例。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鉴于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他物权已经实际上不存在,改编名“物权”为“所有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1994年和1996年分别通过的民法典（第一和第二部分）,恢复了物权编的编名,并采取物权二元结构,物权编规定了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其他物权）,将担保物权作为债的担保规定在债编之中。可见,无论是在苏联解体前还是在解体后,俄罗斯物权法律制度建设都存在着对传统物权法文化的继受问题,尽管其解体前后的社会体制有着巨大的区别。这也表明,法律文化的继受与社会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排异”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排斥传统的民法文化,民国时期所继受的物权法律文化自然无法生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得我国的土地财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财产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开始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来调整这些新的财产关系,并取得成效。对传统物权法律文化的继受,成为我国财产法律制度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虽然回避了物权的概念,采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除了规定所有权外,还规定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八十条）以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如采矿权）（第八十一条）。在《民法通则》里,物的担保也得以规定,只不过没有规定在其他财产权里,而是作为债的担保制度规定在债权中（第八十八条）。这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其他物权的存在,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实际上采用了物权的观念。这以后,有关土地使用权的立法,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有关担保制度的立法以及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立法,无不存在对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的借鉴与吸收的情形。
当前的物权立法是在上述有关立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立法活动,也是这种对传统物权法律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的继续。与此前不同的是,从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来看,它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对现行立法进行梳理和完善的立法活动。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正式采用物权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这部法律的名称；采用了德国式的比较典型的物权法结构,即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三元结构；并比较系统地吸收了物权法的原理,如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效力规则等。
其次,从创新的层面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物权立法活动,始终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不断地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其典型是从我国的实践出发,不断总结和完善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创设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始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践。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五条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权”的规定,使得土地具有了一定的财产权意义。1987年开始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得到法律的认可,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为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宪法的基础。同年12月通过了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国务院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作了系统的规定,由此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更是具有创新性。从安徽凤阳农村开始的土地承包,在全国推广后,法律上采取合同法的规则进行调整,以此来保护承包关系。随着土地承包实践的发展,逐渐呈现出运用物权的手段加以调整以加大力度保护承包者的权益的发展趋势。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98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加大了对土地承包关系的保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土地承包权的期限为30年（第十四条）。2002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做了专门的规定。它不仅把土地承包作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定了下来（第三条）,而且突显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属性。例如,它坚持了关于承包权法定期限的规定（林地承包甚至可到70年以上）（第二十条）,规定了承包地被征用、占有时有获得补偿的权利（第十六条）；允许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第三十二条）,允许通过招标、拍卖、公开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抵押等（第四十九条）；它采取物权的救济手段保护土地承包权（第五十四条）；它还采取物权公示的原则,规定对土地承包权实行登记制度,通过登记确认承包人的权利（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九条）。
物权法论文篇10
(一)社会交易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交易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常规的担保方式选择空间小、程序适用复杂，且效率不高。在现实交易中，为了融资担保的便利与效率，很多企业在法定的担保方式外，以其他方式进行融资担保。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了获得小额资金，往往会采用转移财产权利的方法进行担保。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财产权转移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的范围内，取得担保标的物之财产权，在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的一种担保方式。社会需求是法律制度完善的不竭动力，新的法律关系需要新的法律制度调整。在证券交易领域，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买空”、“卖空”中出现的证券担保问题，亟须法律解决。融资融券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方式，其中担保关系的性质也与已有的担保有别，不能等同视之。这种担保方式是否能用“权利质权”和“信托理论”来解释，有待考量。我国证券领域，引入“买空”、“卖空”的信用交易机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忽视，社会交易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私法理念的彰显
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以私法自治为理念和原则，每个人都有依自己的意思从事法律行为的自由。从传统的民事立法来看，罗马法的私法最为发达。而我国的私法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民法是与普通大众生活最为密切的法律，若其严格限定民事主体的生活方式，不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活动空间，那么社会必然是僵化的。个体通过行使意思自治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合法的，其效力来源于意思自治的行使及法律秩序对其予以的认可。也即，私法自治是民事权利的来源或基础，但绝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民事权利还需要通过法律的认可，私法自治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担保方式，《物权法》与《担保法》都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新型的担保方式出现争议，均按照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宣布无效，显然是对私法自治理念的抹杀。让与担保的出现，是社会交易效率化的一种体现，是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对解决融资融券中的担保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民事立法对新型担保方式进行规定，符合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社会生活缺少的不是交易形式的创新，而是与时俱进的法律。只要获得法律秩序的充分认可，私法自治的设权行为就会产生类似造法的效力。充分彰显私法自治理念，是我国法治构建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让与担保与物权法定的冲突
物权法定原则对让与担保制度的理论构建和立法定位设置了障碍。让与担保与传统民法的理论和体系的冲突，不是一个法理问题，而是立法技术问题。
(一)理论上的冲突
物权法定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禁止交易当事人创设法律之外的物权类型与内容。它起源于罗马法，后被大陆法系多数国家采用，是19世纪欧陆各国在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关于物权立法的基本原则，在物权法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我国《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没有被法律所认可的物权类型，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典型的担保方式属于定限物权，是在所有权之外而且基于所有权之上的法定权利类型。而让与担保属于非典型担保，其直接让与标的物的所有权，这与建立在物的交换价值之上的传统担保理论相冲突。典型的担保物权都是转移标的物的交换价值，而让与担保是转移财产权利。两者基于的理念不同、设定目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上的冲突。然而，物权类型固定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由，就成为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制度设计更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中新出现的交易方式不是固有物权类型就能完全调整的，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让与担保虽属于非典型性担保，但是有存在的重要价值。融资融券中担保机制就是一例。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信托说”、“权利质权说”和“让与担保说”。信托说虽然表面上是解决了理论上的争议，实则不然，其混淆了法律关系的性质。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委托关系，而在融资融券交易中，债权人在特殊情形下有处分债务人财产的权利。这与信托中受托人应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相悖。权利质权说也有其缺陷，质权只是转移质押物的占有而非所有权，但在融资融券中，实质上债权人对标的物是享有处分权的。此外，质押的办理程序繁琐，不利于证券效率化交易的需求。让与担保是权利转移型的担保，融资融券中的担保机制本质就是让与担保，债权人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时或在必要情形下，可以直接出售担保的证券以避免损失。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实乃考虑其与已有的担保类型相冲突，是理念固守的结果。
(二)体系上的冲突
在立法传统中，我国向来重视成文法典的编纂。特别是在近现代民事立法中，我国遵循潘德克吞学派的理念，恪守概念清晰和逻辑严谨的法律思维。民法体系中财产权包括物权和债权，一个是绝对权，一个是相对权。物权与债权两分的体系奠定了财产立法的基础，而物权法定原则更是物权与债权区分的标志。让与担保不是一个典型的担保物权，体系性不如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从近代《法国民法典》到《德国民法典》，体系结构追求严谨与完善，却都在法典中没有规定非典型性担保。如果立法规定让与担保制度，则会造成对民法固有体系的冲击。首先，在物权法体系内部，典型的担保物权以物的交换价值进行担保，而让与担保以财产权利为担保，这对物权法体系中所有权和定限物权两分的体系模式是个挑战。其次，在民法体系中，物权体系固定化、类型化，债的体系相对自由，让与担保进入物权法体系，必将导致原有体系的混乱。再次，造成制度的重合，我国立法已经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让与担保制度与动产抵押制度功能上存在重合之处。最后，对融资融券中的担保机制单独定性，规定特定领域的让与担保，是否会造成立法的特殊化也值得思考。
三、让与担保与物权法定的协调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如果僵化适用，那么物权法也必然固化而滞后于社会发展。人类的智慧与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无法完全预见到未来社会发展的状况。物权类型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新的物权类型。如果现有的物权类型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则新类型的物权或既有物权的新内容必会通过习惯上的承认而获得事实上的存在。因此，如果严格地恪守物权法定原则，法定的物权类型与社会实际生活发生脱节的现象就会在所难免。物权法定原则以确保物权特征，防止封建时代旧物权复苏和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而封建时代旧物权复苏的因素，时至今日，业已不在，此项功能势将逐渐褪色。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物权的种类与内容应当予以适当的完善和扩充。立法采纳物权法定主义，目的不是在于僵化物权，而是旨在以类型强制，限制当事人的私法自治，避免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法律关系。物权法定并不排除于必要时创设新型的物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说明物权的类型限制和内容限制是可以随社会的需要而变化的，并不一定必须遵循传统，停滞不前。物权法定与物权自由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就是物权法定缓和。没有物权法定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就是僵化的、死板的，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台湾地区于2009年修正“民法”物权编通则时，将第757条修正为“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即是采物权法定缓和说。由此，习惯也是可以创设新的物权类型的，这就打破了物权固化的趋势。物权法定之缓和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适时承认新的物权类型。
(二)物权法定中“法”的延展
我国《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此处“法律”是广义还是狭义，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从立法过程来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一》第4条“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由本法或者其他有关物权的法律规定”。《草案二》和《草案三》都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草案四》第3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草案五》第3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特征的权利，视为物权”。《草案六》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草案七》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对于应由哪些法律规范来确定物权的种类与内容，上述七个草案显示出我国立法者的矛盾与反复心态。物权法定缓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何在立法中体现这个趋势，集中体现在物权法定中“法”的范围上。如果我国的物权法定中的“法”采取扩张解释，就会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习惯法;若是采取文字限缩解释，就仅指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因此，这个“法”的范围与我国让与担保制度的承认与否密切相关。按照我国《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并未排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制定有关民事制度方面的行政法规。据此，国务院有权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在此意义上，适当扩大物权法定主义中“法”的范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我国行政法规创设的物权，如果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当予以承认的。此外，我国实务中都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5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司法解释在当前我国的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民商事法律领域。司法解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其制定效率高，切合司法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法律一经颁布就会开始固化，但是司法解释可以保持法律的活力。总之，扩大解释“物权法定”中“法”的范围，对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是有很大益处的。
四、让与担保的制度构建
(一)解释论
我国《物权法》实施已逾六年之久，社会变化万千，至今仍没有出台担保方面相关的司法解释。法律条文的解释是一项理性的智慧活动，其需要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就需要灵活的立法对之适时地调整。针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只要在现行的立法范围内能够调整，就不用增加新的立法成本去重新制定。在让与担保制度的构建中，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让与担保规定成功与否，与《物权法》第5条的解释密切相关。对于法条的解释，应符合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求，这也正是司法解释存在的价值。因此，对第5条应以从宽解释为宜，扩大法律的范围，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为例，若明确认可融资融券的担保方式本质上就是让与担保，以让与担保的制度去处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则会产生很强的立法引导意义。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中，直接用扩大范围后的法律对相关物权进行规定，并使其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在以后的立法进程中，可以承认民间成熟的交易习惯为法律渊源。《物权法》第170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关于担保物权的总括条文。对此条文应当扩大解释，认为只要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应该承认其效力。
(二)立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