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1
同期，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探索非监禁刑罚(措施)在刑法中的改革完善，并取得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成果。2003年7月司法行政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拉开了从执法层面探索非监禁刑罚(措施)适用的帷幕。本文仅就非监禁措施适用的方法技能及立法完善进行探讨。
一、拓展非监禁刑罚适用的方法技能
作为科学认识罪犯的方法和矫正罪犯的实际需要，无论是执行监禁刑还是执行非监禁刑，都非常重视对罪犯的危险性预测及评估。尤其是各地开始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如何准确把握社区服刑罪犯的再犯危险性，确立罪犯分级处遇的合理依据等等，成为各试点地区深化罪犯风险管理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国外非监禁刑罚执行中的风险管理
虽然说无论是监禁抑或非监禁都需要对罪犯进行风险测试及评估，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其需求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在非监禁制度适用比较完善的国家，作为社区矫正的罪犯，一部分(如，缓刑)罪犯是在法院判决之前接受了“审前人格调查”方面的审查，另一部分(如，假释)罪犯则在监狱接受了各类风险测试或评估，符合假释条件才转到社区服刑。原则上，在社区服刑的罪犯基本上属于“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就业或就学的合理前景，并对社会公众或其他罪犯没有威胁的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于风险测试和评估的需求而言，监禁罪犯远远大于非监禁的罪犯。即使这样，非监禁罪犯的风险测试及评估仍不可忽视并值得深入探索。
1.非监禁罪犯危险性测试及评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实践看，每一名社区内服刑的罪犯，都必须接受“标准条件”的约束。所谓标准条件，主要是各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假释等条件。此外，还根据具体案件和罪犯，由法官确定还需要接受“戒除酗酒、回避特定某人、参加各类康复计划或特定计划(主要有认知学习模式)”等“特殊条件”的约束。
根据行刑经验，要在社区矫正方法(或者称案件管理方法)中增加技术性含量，需要借助各类静态或动态的测试、评估报告，综合分析确定特定罪犯的再犯危险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
(1)审前调查评估。各国的社区矫正实践效果表明，对拟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审前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的法官在判决前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其主要任务是评估犯罪行为人可能给社区带来的危险程度，并决定该犯罪行为人所需的治疗计划。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状况、受教育情况、生活经历、犯罪的原因、犯罪后的表现以及应当对该案适用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的建议。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提供的审前报告可以起到多种作用，既可以为制定缓刑犯或假释犯的监督和矫正计划提供依据，也可以作为该罪犯矫正进步的报告依据。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可以极大地降低适用社区矫正的风险，增强社区矫正裁量的可操作性。
(2)社区矫正日常管理中的风险评估。对社区矫正罪犯的风险管理通常是由不同阶段的一系列评估所构成的，具体包括适用社区矫正之前的审前调查评估；被执行缓刑或其他监外执行刑罚时接受的初级评估；审查适用假释之前在监狱接受的危险性评估，以及在不同阶段为调整矫正计划或再次确定风险程度所实施的评估。
在风险管理计划中，罪犯的风险度(测试积分)越高，被要求与矫正接触的次数就会越多。所谓“接触”，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矫正者到被矫正者家庭进行探视”，或者被矫正者到矫正者家里访问(该种情形在日本更为普遍)。
通常情况下，罪犯在社区服刑期间，监督官员或专门人员将按期准备报告，以文件形式证明罪犯的改进情况。这些报告将用于再次评估罪犯的风险程度及需求情况，可据此改变矫正策略，以便调整“要求罪犯报告的次数”或者矫正者与被矫正者之间的“接触次数”等措施。
从各国为罪犯开发的测试评估工具看，依据各类静态或动态的评估报告，确定每个罪犯的静态和动态危险因素的相互关系，通过这样两种关系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从而决定进行干预的程度(或称为降低危险度)。换句话说，所谓罪犯的风险管理，就是两个目标，其一，评估危险度；其二，降低危险度。一般而言，静态因素(犯罪历史等)不能够改变，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实。而动态危险因素(尤其是需求)的变化则会比较复杂。
作为测试工具的开发，主要是各国的犯罪学家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设计出各类量表，经政府认可后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罪犯进行测试。初次测试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和审前调查评估一样最为重要，至于罪犯已经在社区服刑一段时间后的测试，侧重于个案管理中罪犯的需求风险评估，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常规危险性测试。
2.日本的社会内处遇技能。
(1)针对未成年人的评估鉴别。日本的少年鉴别所除了收容被家庭裁判所处以“观察保护(观护)措施”未满20周岁的少年，对其进行适当处遇之外，还为协助家庭裁判所进行的对少年的调查、审判以及其后的保护观察执行发挥作用，依据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门知识，对于少年的资质进行鉴别。简而言之，少年鉴别所发挥着审前收容教育以及人格调查的功能。
少年鉴别所的职能主要为家庭法院确定采取“观护”措施提供鉴别结论，即所谓的“收容鉴别”。具体的方式是通过面谈、对身体情况的调查、心理检查、精神医学的检查、诊察、行动观察以及通过对相关的机关单位、家族之外的资料收集开展的。由少年鉴别所的所长和承担少年鉴别工作的人员，将这些方方面面的综合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少年资质的特征以及其问题所在，做出针对少年非行的处遇方针等鉴别意见并在审判之前将鉴别结果通知书交给家庭法院。这些鉴定结果或者其他记载，均登载在少年登记簿里，确定处以保护处分时，一并送交少年院或者保护观察所，作为制定处遇计划的参考资料。
过去，日本少年鉴别所收容少年进行观察保护的时间最长为4周，2001年实施修改后的《少年法》规定，对于涉嫌判处犯罪少年死刑、惩役(包括有期和无期徒刑)或禁锢(不参加劳动的徒刑)等刑罚的事件，需要进行违法犯罪事实的认定或询问证人等时，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不收容该少年则将对审判造成不利的时候，最长可以延至8周。③
少年鉴别所的生活有严格的纪律，通常是根据少年的年龄、性格、经历、入所次数、共犯关系等因素决定居住的房间。通过让违法犯罪少年们在明亮安静的环境中有规律的生活，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尽量消除审判之前的不安情绪，帮助他们沉着接受审判。
少年鉴别所通过其研制开发的鉴别工具，对少年的智能、性格态度、驾驶态度进行测试。测智能适用的是“新田中B式智能检查”工具；测性格态度适用的是“法务省人格目录(mJpi)、法务省式文章完成法(mJSCt)、法务省式态度检查(mJat)工具；测驾驶适应性所适用的是“法务省驾驶态度检查(mJDat)”。其中，作为性格测试的工具非常繁多复杂，包括21个子项目④。
(2)日常的保护观察工作。保护观察官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与被保护者面谈，仔细阅读少年情况登记簿、少年调查登记簿、刑事记录等资料，和保护司进行交流，以及制作各种调查计划和处遇方案等等。为实现“不让对象者再犯罪”的目标，适当的分类处遇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发挥适当处遇的关键措施，就是确立“要求保护司精读每月的处遇报告”，并加强保护观察官与保护司之间协作的制度。
保护观察工作开始，首先就是确定其对象的分类，主要划分为a、B两类。凡是被确定为a类少年，即处遇比较困难的类型，通常是个人资质、成长环境方面存在问题，其犯罪案件属于“引起社会关注的重大犯罪”或者“死者家属认为其犯行极其恶劣”等等；另外通过划分为“集团型”(比例最高)、“单独型”、“家族型”及“交通型”等类型进行矫正。
根据被保护观察者的具体情况，保护观察工作方法大体上分为“监督指导”和“辅导援助保护”两大类。在保护观察期间，被监督者必须遵循一定的注意事项。原则上可分为“一般注意事项”和“特殊注意事项”两类。作为监督方法，主要是与被监督者保持适当的接触，对于应当严格遵守的注意事项进行督促指导，从而使被监督者感受到若严重违反其规定则可能被取消保护观察这样的心理强制作用，从侧面展示保护观察的潜在威慑力。
通常，作为应当遵守的一般(标准)事项为：①有稳定的居住地，并从事正当职业；②保持善行；③不与有犯罪之虞的人员交往；④迁居或者长期旅行之前，应当获得保护观察者的允许。而应当特别遵守的事项，则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被监督对象设置的，因而体现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和保护司保持联系、禁止过度饮酒、情感控制、维系家庭关系、禁止滥用药物、接受心理治疗指导、对被害人或其家属进行各方面的忏悔或安抚、就业就学等等。
(二)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风险管理探索
虽然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的时间并不长，在各试点地区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各地已经充分认识到罪犯分类及罪犯危险性评估的重要性，纷纷展开探索。
北京市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将矫正对象分为a类(高强度管理)、B类(中强度管理)、C类(低强度管理)三类。不同类别管理强度之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每月到司法所报到的次数，每月提交改造小结的份数，司法所走访矫正对象家庭的次数、司法所干部与矫正对象谈话的次数以及参加公益劳动的时间等等。
上海市从2005年起在试点中注重对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将对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作为社区矫正采取各种矫正手段的基本依据。2004年该市在徐汇区率先探索，设计了风险评估量表。翌年将风险评估试点扩大至卢湾、普陀、浦东、闸北、虹口和青浦等7个区。对3984名在册和期满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初次测评和阶段性测评，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72名风险评估分值较高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个性化教育。2006年又将风险评估的做法推广至全市。⑤目前，上海市社区矫正已经将心理测试、评估手段制度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江苏省司法厅要求从2009年1月起，在全省开展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工作。
国内外实践表明，社区矫正中，无论是针对少年的鉴别还是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的危险性评估，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对罪犯危险性测试主要在准备适用缓刑、假释的环节之前进行。其后，在社区服刑期间，则注重个案管理通过静态、动态的因素分析评估，调整矫正计划。
客观地看，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的时间还不长，积累的经验也不够多，尤其是专业测试、评估人员的培养、测试工具的研发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现阶段应立足于社区矫正罪犯的实际需要，合理使用矫正资源，侧重于通过面谈、汇报、实际矫正表现和其他档案资料，充分利用初级阶段的测试手段(“直觉法”或“临床法”)，结合“审前调查评估报告”或“假释适用评估测试报告”确定罪犯的分类等级。在测试工具开发及专业测试人员培养等初具规模之后，再创制我国特色的社区矫正“个案管理及风险管理于一体”的有效模式。
二、关于适当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一些看法
我国目前的刑罚体系基本情况是：死刑、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刑罚结构中的比重较大，而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和资格刑在刑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我国的罚金刑属于附加刑，仅“可以独立或附加适用”，实践中独立适用罚金的案件数量很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背景下，根据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在下述案件类型中优先适用非监禁刑。
(一)扩大非监禁刑的案件种类
对于性质严重的杀人、强奸、抢劫、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涉毒、涉枪、贩卖人口、严重的财产或金融诈骗等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均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罚。对利用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也要适当限制适用非监禁刑。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
1.纠纷引起的伤害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公诉案件。在公诉案件中，虽然被害人是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的规定，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此意义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仅有要求法定机关惩罚罪犯的请求权，没有直接提出诉讼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则往往导致刑事被害人的意愿不能够切实得到体现，经济方面的损失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补偿。大多数刑事案件判决后，被害人也不知道罪犯在哪里服刑，什么时间会减刑或假释。
我们认为，解决上述弊端最为妥善的方法，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贯彻调解或者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突破传统理念中“刑事案件不得调解”的制度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展调解，切实保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例如满足被害人要求被告人赔礼道歉及给予合理经济赔偿的要求，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以及加、被害人双方的关系，最终实现刑罚的目的。
2.刑事自诉案件中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中也存在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调解，但范围相对比较窄，实践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很少。对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和惩罚被告人的关系的处理也比较简单化，往往倾向于惩罚优先，保护次之或者根本不予考虑。应当和伤害罪的公诉案件一样，注重调解，重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可以将达成谅解且符合非监禁条件的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
3.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案件。我国刑法没有对过失犯罪规定适用罚金刑，但大多数国家却对过失犯罪规定适用罚金刑。
如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愿意赔偿被害人多于法律规定的数额，但支付较多赔偿金的条件是本人能够获得缓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害人同意被告人的提议，但多数法院和法官还是选择监禁被告人而不支持对被害人经济利益的保护。认为仅注重对被害人的赔偿不能够体现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即判处犯罪人有期徒刑，再让犯罪人进行赔偿，看似公正合理但却让被害人再也难以获得实际赔偿。被害人手执一份判决书却不能得到经济赔偿的情形并不鲜见。
是不是由于法院仅仅满足于赔偿判决，而不关心判决是否能够实际执行呢？人民法院的本意绝非如此。因此，近年来法院系统也在积极探索“执行难”的解决方案。或许，对于交通肇事案件尽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罚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应当对达成谅解协议并实际赔付的肇事人适用非监禁刑。
4.其他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案件。该类犯罪适用非监禁刑，主要是考虑到共同犯罪中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不同，社会危害性大小也不一样。造成国家、社会、企业单位和公民个人财产重大损害时，对于主犯或直接责任人除了判处监禁刑之外，还应当处以较高的罚金刑；对于主观恶性较小的，可以直接适用非监禁刑。
(二)完善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一些设想
刑罚适用模式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制度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目前世界各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适用模式，即将罪犯关押在监狱、看守所、少管所、拘役所等刑罚执行机关，使罪犯处于与社会隔离的状况。另一种则是以非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模式，即将罪犯通过缓刑、假释、中途训练所、社区服务、罚金、赔偿、家中拘禁等刑罚执行方式，在社会上执行。
1.将罚金刑设置为附加刑的局限性。在日本刑法典中，罚金属于主刑之一，被广泛地适用于各类刑事案件。2005年日本适用罚金刑情况表明：在日本正式审判程序中，适用罚金刑的刑事案件总数为2526件，其中故意伤害案件438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⑥以上的256件)；案件1件；过失伤害案件243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213件)；公职选举犯罪12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12件)；涉枪(包括管制刀具)案件167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54件)；不正当风俗营业罪8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5件)；交通肇事589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191件)。
在日本简易审判程序中，适用罚金刑的刑事案件总数749，279件，其中，业务过失罪108，706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70，599件)；交通肇事611，929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240，695件)。⑦
不难看出，日本适用罚金刑的案件类型虽然广泛，但仍主要集中于伤害案件(故意、过失)和交通肇事案件。因为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绝大多数均涉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通过罚金刑的适用，有利于节约刑罚资源、减少监禁率，还有效地对被害人进行了经济赔偿，极大地缓解了当事人双方的对立情绪，化解了矛盾，减轻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压力，值得借鉴。
从我国情况看，监狱爆满、警力不足、监禁行刑成本过高等问题也在困扰我们。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人流、物流加快，交通肇事案件猛增，日常生活中纠纷导致的肢体冲突案件也非常普遍，如果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便于人民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广泛的独立的加以适用，是改革我国刑罚结构的重要步骤之一，具有简单便于操作的特点。自学术界最初呼吁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这一主张以来⑧，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却仍未在立法修改中得以体现。在当时主要依靠严厉打击遏制刑事犯罪的主导思想下，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实属难能可贵。1997年修改刑法时仍然保留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有其合理性，但今天的国情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刑事司法政策定位、决策层和民众的刑罚观念以及国民收入情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从近两年的司法实践看，在涉及食品、环境污染方面的犯罪，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犯罪，在判处直接责任人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同时，判处高额罚金刑的案件也呈增多趋势，再加上我国2003年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可以说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2.管制刑的具体执行内容中增加社区服务项目。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是呼声较高并且比较统一的主张。
所谓社区服务刑，是指法院判决犯罪分子为社区从事一定时间公益劳动的刑罚方法。⑨经过西方一些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其做法已经日臻完善，尤其是该方式对于教育矫正犯罪分子，弥补被害人和社会的经济损失与损害，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等等，有着显著的行刑效果。但是，在现行刑法典中增设社区服务刑，却并非易事。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的设想，必须和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现行刑法中管制刑以及缓刑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综合考虑。
3.充实剥夺“资格刑”的内容。即在现行刑法“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的基础上，增加剥夺工商、交通、出入境、特种行业等管理项目中的各类资格。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禁止其再从事同类工作的资格，消除犯罪的客观基础。具体内容可包括暂停、取消或吊销执照(驾驶执照、营业执照)、限制或禁止出入境等等。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各试点地区关于罪犯风险管理的探索，是新时期科学认识罪犯、改造罪犯的重要实践。扩大非监禁刑罚的适用对于稳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对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应当深入探索、及时总结、并尽快体现在立法之中。
注释：
①参见1980年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召开的第6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第8号决议，即“监禁替代措施”，建议成员国扩大使用监禁替代措施；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第7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第16号决议，即“减少监狱人口、监禁替代措施和犯罪人社会整合”，建议成员国加强对“可靠的非监禁制裁”的探索。
②有监控措施的非监禁刑罚可以包括：缓刑、社区矫正(保护观察)、假释及其他监外执行方式；没有监控措施的非监禁刑罚可以包括：罚金、没收、和解、剥夺资格、保持善行等等。
③日本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犯罪白书》，2002年版，第199、200页。
④具体包括明尼苏达多重人格目录(mmpi)；GY性格检查；显在性不安检查(mSa)；绘画统觉检查(tat)；幼儿、儿童统觉检查(Cat)；绘画欲望不满测试、精神检查；一般职业适应性检查、箱根疗法；亲子关系诊断检查等等。
⑤王珏、王平主编：《中加社区矫正概览》，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5页、第81页。
⑥即最低罚金额为1.2万—1.3万元人民币。
⑦[日]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编：《犯罪白书》，2005年版，第93页。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2
文秘站刊登
安陆市司法局府城司法所现有干警2人，辖区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64人，累计解除社区矫正104人，目前在教60人，占安陆市社区矫正人员的总数的20%左右。两年来，府城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在府城办事处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司法局的业务指导下，认真衔接、健全制度、创新管理，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实践，府城办事处已逐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所具体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一、认真衔接，实现矫正工作程序化
为了彰显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严肃性，府城司法所制定了完整的矫正工作程序。矫正人员接收时有入矫宣告，解教时有解教宣告。每名矫正人员确立了专门的矫正小组，实施“一对一”教育矫正。20__年5月份开始，我们按照市司法局的要求，先行对矫正对象实行“两个评估”工作的探索，具体由司法所组织实施。即入矫初期危险可能性风险评估测量、矫正对象填写《自我评量表》、《症状自评量表》，使司法所能综合掌握矫正对象对社会危害风险，推动矫正对象管理趋于科学化。严格分类管理措施进行分类管理，管理正规，效果明显。
二、健全制度，实现社区矫正运行规范化
在开展社区矫正这项工作中，逐步形成“五化”矫正工作法。一是资料登记规范化。二是矫正学习专题化。三是思想汇报制度化。。四是社区服务特色化。按照“符合公共利益、便于监督管理、矫正对象力所能及”的原则，建立了社区服务基地，并设定具体工作岗位。五是帮困解难经常化。对矫正对象实行人性化教育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通过每月上门走访，了解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与问题。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3
第一条为规范和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适用本条例。
前款所称社区服刑人员，是指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法律规定实行社区矫正的其他罪犯。
第三条社区矫正工作坚持惩罚犯罪与教育矫正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社区矫正相关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社区矫正相关工作。
第六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服刑人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依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协助落实社区矫正措施。
鼓励、支持志愿者、志愿者服务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帮扶工作。
依法设立的社区矫正协会，依照章程参与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帮扶工作。
第二章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
第七条县(市、区)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机构(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评估;
(二)办理接收和解除社区矫正手续;
(三)组织和实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
(四)组织和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
(五)组织和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适应性帮扶;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
第八条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由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组成。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忠于职守，严守纪律，清正廉洁。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由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的公务员担任。
下列执法事项应当由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办理：
(一)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
(二)社区矫正的执行宣告和解除宣告;
(三)社区矫正监督管理事项的审批;
(四)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考核奖惩。
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社区矫正工作证件。
第十条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组织下，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由下列人员担任：
(一)县(市、区)政府公开招聘的社会工作者;
(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接受委托的社会组织派出的人员。
县(市、区)政府应当按照规定配备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需要。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培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第三章矫正执行
第十二条社区矫正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的委托，开展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评估。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全面了解核实情况，公正作出评估结论，及时向委托机关提交调查评估报告。
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十三条对决定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监狱、看守所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其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交付执行，并在交付执行前对其进行社区矫正法律教育。
第十四条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社区服刑人员接收手续，指导司法所制定矫正方案，落实监督管理措施。
第十五条司法所应当为社区服刑人员确定矫正小组，并与矫正小组签订社区矫正责任书，根据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矫正小组组长由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担任，成员包括社区民警、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代表、社区服刑人员所在单位或者就读学校代表、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社区服刑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
矫正小组成员按照社区矫正责任书履行下列义务：
(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按照规定向司法所报告有关情况、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遵守有关监督管理规定;
(二)定期向司法所反映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
(三)发现社区服刑人员有违法犯罪或者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及时向司法所报告;
(四)协助司法所开展教育帮扶工作;
(五)社区矫正责任书确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六条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将社区服刑人员需要遵守的禁止令内容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要求协助执行。
第十七条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指导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实施分级管理。
第十八条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应当定期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法律常识、公民道德等内容的集体教育活动，并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等具体情况，进行个别教育。
第十九条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情况，定期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区服务。
第二十条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心理矫治。
第二十一条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应当根据其年龄、心理特点、身心发育需要和家庭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
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分开进行，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矫正档案应当保密。
第二十二条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指导司法所通过实地查访、通讯核查、电子定位等措施，监管社区服刑人员的活动情况。
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采取电子定位监管措施的，应当告知其监管的内容、要求以及违反监管规定的后果。
第二十三条社区服刑人员脱离监督管理的，县(市、区)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立即组织查找，居住地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被决定收监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在逃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立即通知居住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组织追捕。
第二十四条司法所应当定期对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调整矫正方案。
第二十五条社区服刑人员符合减刑条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提请居住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十六条社区服刑人员家庭符合申请宅基地、承包农村土地条件的，按照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社区服刑人员家庭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或者临时生活救助条件的，按照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或者给予临时生活救助。
第二十八条社区服刑人员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第二十九条鼓励企业吸纳社区服刑人员就业。用人单位和公益性岗位招用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按照实际招用的人数，对单位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社区服刑人员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从事个体经营或者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第三十条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限届满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依法办理解除社区矫正手续。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司法所应当组织解除社区矫正宣告。
社区服刑人员死亡、被决定收监执行或者被判处监禁刑罚的，社区矫正终止。
第四章保障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考核内容，对下一级政府履行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按照社区服刑人员数量核定社区矫正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省财政对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给予补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社区矫正经费。
第三十三条县(市、区)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提供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的场所，为社区矫正工作配备必要的设施和装备。
县(市、区)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规范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发挥其整合社区矫正资源、协调调度监督管理、落实教育帮扶措施的作用。
第三十四条县(市、区)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行为矫治、心理疏导、关系调适和社会功能修复等专业服务。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
第三十六条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阻止社区服刑人员出境，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协助司法行政部门查找脱离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追捕被决定收监执行的在逃社区服刑人员，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将被决定收监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羁押并投监执行。
第三十七条民政部门应当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范围，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社会组织协助、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第三十八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培训机构和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提供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和扶持社区服刑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网络化管理。
第四十条社区服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地同级司法行政部门书面通报情况：
(一)被治安管理处罚的;
(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
(三)被作出审查起诉决定的;
(四)被作出刑事生效判决的。
第四十一条鼓励依法对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捐赠。单位和个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建立社区矫正教育培训和社区服务基地。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社区服刑人员违反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担任矫正小组成员的社区服刑人员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不按照社区矫正责任书履行责任的，由县(市、区)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有关单位、个人经通知后，不协助执行禁止令的，由县(市、区)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第四十五条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4
龙山县院明确2012年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思路
该院召开院党组会议和全院干警大会，向全体干警传达了中纪委七次全会及全省全州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院干警要充分认识到这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要加大办案力度，对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案件、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的案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方面的案件要重点查办；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工作力度，不断深化查办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新疆昌吉市
昌吉市院积极参加第九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
四月是自治区第九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昌吉市院组织干警，前往市亚中商场参加以“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新疆”为主题的“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开展集中宣传法律咨询活动。咨询活动发放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和宪法修正案宣传材料100余份，接待咨询群众答疑释惑10余人次。通过法律咨询，对于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陕西柞水县
柞水县院深入基层开展“科技之春”普法宣传活动
心的法律服务，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中，发放了“检务公开指南”，控告知识问答等资料、开展现场法律咨询，与我院今年开展的“巡回检察”、“三问三解”等特色活动相结合，使广大基层群众充分了解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办案程序、切实发挥了宣传实效。
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运用“类案”检察建议创新社会管理
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与攀枝花钢城集团、汉风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座谈，针对2011年以来辖区内连续发生的多起利用伪造虚假资料与物流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将承运货物倒卖他人牟利的刑事犯罪案件，与发案单位交换意见，充分运用“类案”检察建议延伸工作触角，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辖区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和高端时尚商务区打造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河南鹤壁鹤山区 固始县
鹤壁鹤山区院建立兴趣小组推进“文化育检”战略
鹤壁市鹤山区院成立文学、艺术、书法绘画摄影、体育、计算机、外语等6个兴趣小组。全院干警根据各自爱好和兴趣，均报名参加了不同的兴趣小组。该院还决定每年开展一次“检察文化艺术节”，充分展示小组活动成果。通过开展各种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对于缓解干警工作压力，提高干警文化素养，增强队伍活力，积淀机关文化底蕴，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产生积极作用。
固始县院执法办案风险评估工作成效显著
固始县检察院按照上级要求，推行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嫌疑人死亡或伤残、、极端个人行为、涉检上访以及舆情危机等风险隐患进行预测分析，评定风险等级，制定工作预案，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这一机制的运行，切实规范了干警执法行为，消除了案件风险隐患，实现了涉检赴省进京“零上访”。
河北阳原县
阳原县院法警大队开展“警民亲”活动
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塑造检察队伍良好形象，阳原县院法警大队积极开展“警民亲”活动。一是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干警学习讨论。法警大队组织司法警察召开“警民亲”活动，大家积极发言，对怎样开展“警民亲”活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二是结对联系，率先深入基层。三是深入开展“警民亲”活动，务求取得实效。
山东单县
单县院与公安、法院、司法四部门联合建立社区矫正联络员制度
该制度规定由各部门确定一名人员作为部门联络员，构建起联络员体系，负责部门间社区矫正工作的沟通与联络。社区矫正联络员对内向负责人汇报情况，召集本系统联络员汇总本月各所社区矫正情况。对外协调工作，通报本月新增及到期社区矫正对象底数等信息，转递法律文书。社区矫正联络员制度的建立，加强了社区矫正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克服了社区矫正信息不畅的弊端，有效防止了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福建武平县
武平县院专门设立宣传报道奖
武平县院高度重视检察法律宣传报道工作。一是强化干警对检察法律宣传报道的工作意识，要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写，全院干警人人动手动笔，营造干警积极撰写的浓厚氛围，请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的同志为全院干警上如何撰写宣传报道课程，提高写作水平。二是按季通报宣传报道工作情况，专门设立奖励经费，分别给予相应奖励。
甘肃临泽县
临泽县院扎实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活动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5
关键词：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意义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164-02
一、审前社会调查的概述
美国是审前调查制度的“开山鼻祖”，其雏形可追溯到1840年，由“现代缓刑之父”约翰·奥古斯图斯（Johnaugustus）最先提出。后来伴随着美国缓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之配套的缓刑资格调查也得到不断完善，到1930年，缓刑资格调查演变成为整个量刑提供判决前的调查，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前调查制度（英美国家称thepre-sentencereport）。审前调查制度是美国决定是否对有关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的重要制度依据。
社区矫正这一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在我国的学术界，随后在我国立法上也有了规定。并且在2012年1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对于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作了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虽然这一条款没有明确提出审前社会调查这一概念，但是它的实质内容涉及了审前调查的规定。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是社区矫正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其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通过审前社会调查，我们的目的是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客观的评价，使法院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判决能够建立在和犯罪人有关的、体现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评价上，以降低社区矫正的适用风险，为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提供科学依据。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使社区矫正被提前到法院审判这一过程中，对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刑法的公平、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审前社会调查的意义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已经开展了审前社会调查的试验工作，特别是那些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较好的省市，他们的身前社会调查更是走在了所有省市的前面。通过这些省市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实施，实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实施
在没有实施审前社会调查之前，法院对于被告人判处社区矫正仅仅建立在对于被告人犯罪行为以及悔罪表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法官个人对于被告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主观感受的基础上的，这是不科学的。社区矫正不同于有期徒刑等监禁刑，它一种非监禁刑，是一种社会化改造方式，它不是把罪犯关押在监狱中，而是把犯罪分子放到社会中去，由社区矫正机构对其进行监督、教育，改造。因此，社区矫正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责任非常重大，它就需要对被矫正人员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因人而异制定符合犯罪人的矫正计划，才能更好的帮助犯罪人弃恶从善，重新回归正途。但是，在没有实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之前，社区矫正机构对于被矫正人员一无所知，从而就产生了矫正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使得社区矫正没有实现应有的效果，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
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则改变了过去的那种状态，它提高了社区矫正的效果。实施审前社会调查，让社区矫正机构在接收被矫正人员之前就对其犯罪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学习和工作状况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可以更好的制定矫正计划，根据犯罪人的特性来实施适合他的矫正方式，帮助他重新回归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做到事半功倍，而且符合刑罚个别化的要求，能够更好的实现刑罚教育、感化犯罪人，预防犯罪的目的。
（2）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审前社会调查是由法院委托犯罪人户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的，不受法院的干涉，因此就可以做到客观公正的调查，并作出合乎实际的调查报告。以往法院在作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判决时只是依据自己对于案件事实的掌握以及法官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就有司法擅断的空间存在。但是，在实施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之后，法院在判决前先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在司法行政机关全面而客观地调查完毕后制作出反映现实的调查报告，然后法院依据调查报告来决定对被告人是否判处社区矫正。在这一过程中，法院的判决不再是随意的、擅断的，而是有客观的报告为依据的，这使得法院在判决或裁定时更加客观、公正、透明，因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腐败的发生，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正和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
（3）有利于服刑人员的顺利回归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为法院在判决时提供了客观、可靠的依据，从而使那些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人可以在社会上服刑，切实把“那些不需要监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其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
同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通过对犯罪人所生活的社区的居民、邻居、同事、朋友等人员的调查，明确这些人对于对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态度，从而法院对于那些社区人员认同的犯罪分子判处社区矫正。把这样的人员放入社区，社区的人员就不会强烈地反抗，就会更加积极的配合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监督被矫正人员，接纳他们，从而有利于提高矫正的效果，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有推进作用。
三、我国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
（1）调查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虽然《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等需要调查被告人、罪犯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省市都是县司法局再委托给下面的司法所来进行调查的。这就产生了较大的问题，即由于基层司法所人员的配备还不是很充分，它缺乏由专业人员来进行调查的条件，因此造成审前社会调查的内容不科学，结论不客观、不实际，从而会影响法院的裁判，对被告人、罪犯可能造成不公正的结果。或者即使是由县一级的司法行政机关自己进行审前社会调查，也会存在人员方面的问题。毕竟县一级司法局中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也比较少，人力资源不够充分，从而也会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公正性。
从全国各个省市的实践经验来看，社区矫正审前调查报告在法院的裁判中的采信率还是很高的。如江苏省在2007—2008年两年间，社区矫正机构提供的10500余起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评估报告在法院的采信率分别达到90%和85%；以上数据表明了法官对于审前社会调查报告是非常相信的，对它的意见是采纳的。这些报告对于案件的结果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就更需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素质。
要解决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培养审前调查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整个队伍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我们可以在招募人才时多注意吸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人才来专门从事审前调查工作，从而就可以提高调查报告的质量。同时，我们的司法行政机关也应该在平时多开展审前调查方面工作的专项培训，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使他们能够完全胜任身前调查这项严肃而意义非凡的工作。
（2）审前社会调查缺乏独立的执行机构
从目前的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程序来看，首先，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到法院或其他机关的委托进行审前调查；其次，县级司法局再委托基层司法所或者由县级司法局直接派出工作人员或者再吸收一些社会工作人员或志愿者组成调查小组，然后去到目的地进行调查。由此可以看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接到委托之前是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机构的，只有在收到委托时才临时组成调查小组，仓促进行调查工作。这样的做法，由于工作人员在平时并不是专职负责审前调查工作的，具有不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工作的专业性和结果的公正性，不利于审前调查工作的顺利展开。
因此，为了审前社会调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为了提高报告的质量，为了提升工作的专业性，使得工作人员的业务既专又精，我们就需要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小组或者类似的机构，从而才能保障调查工作符合法律的要求，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1]王志亮：《外国刑罚执行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6
一、以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为核心，推进全市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一）全面推行风险评估和心理矫正。根据《省社区矫正对象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规范各类评估指标的运用，严格风险评估程序，并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在管理中要严格执行社区服刑人员外出务工经商、迁居、请销假的有关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今后对未经批准的社区矫正人员离开活动区域的应视同脱管严肃处理。要建立健全重点对象名册，对重点对象要一月一次走访、一月一次谈话教育、一月一次心里咨询。通过管理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坚决杜绝、制止非监禁刑罚执行的随意性。积极运用心理矫正方法，强化帮教效果，提高矫治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二）认真开展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严格落实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明确和规范分阶段教育内容，深化个案矫正。在入矫教育阶段，要结合判决书引用《刑法》条文的内容开展在刑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行为的危害性，引导其认罪服法。在常规教育阶段，要侧重进行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帮助他们增强法制观念、培养健康人格。各镇（街道）每季度至少要开展一次集中常规教育活动，每次活动要有签到记录、有教案、有记载。在解矫教育阶段，重点围绕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开展法律教育，帮助其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工作、生活中碰到的纠纷和困难，巩固矫正成果。
（三）强化社区服刑人员考核奖惩。根据《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办法》的规定，加大行政考核奖惩和推进司法奖惩的力度。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组织、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要加强沟通、协调与配合，认真落实有关社区服刑人员日常行政考核和司法奖惩的有关规定。严格规范奖惩程序，提高奖惩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充分激发、调动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主动性。
（四）认真落实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各镇（街道）社区矫正机构要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审前调查的常态运行机制，明确调查范围、细化调查环节、规范调查文书，严格调查时限，努力提高审前调查结果在法院审判环节的实际运用。
（五）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和手段。各镇（街道）要按照《宜昌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意见》要求，建立一支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安置帮教队伍。年内力争在每个镇（街道）聘请1至2个专职社工，每个村（社区）聘请3至5个“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社会化。加强村（社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站建设，搭建基层一线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平台。凡有社区矫正或安置帮教对象的村（社区）都应建立工作站。强化科技手段运用，加强社区矫正司法e通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六）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健全社区矫正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职责。要深入开展“增强执法意识，促进规范执法”活动，推进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全方位、全程性地规范运行。要积极推进信息网络工作，实现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信息数据化传输。要按照《省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基础业务台帐和档案》要求，全面启用和统一规范基础业务档案。
二、以提高安置帮教成效为重点，进一步落实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管控措施
（一）深入开展摸排登记工作。6月底前开展一次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工作，做到当年的刑释解教人员底数清、情况明，5年内刑释人员和3年内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措施落实、档案齐备。对刑释解教人员中去向不明人员、三假人员（假姓名、假身份、假地址）、流动人员、人户分离人员要查找核实，公安派出所、司法所要相互通报配合，以确保摸排登记工作的完成。
（二）进一步加强衔接工作。落实刑释解教人员报到登记、建档立卡制度，建档率100%。建立健全刑释解教人员报到时“三个一”的个人档案（一次谈话记录、一份帮教责任书、一份就业计划书）。镇（街道）要认真落实重点对象“必接必送”工作，预防和减少因脱管失控引起的重新犯罪。各司法所要按照司法部和省厅要求，认真执行安置帮教工作季报制度，确保软件的正常使用和数据信息的准确无误。
（三）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工作。充分发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帮助刑释解教人员解决就业创业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积极扶持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安置。对“三无”（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人员及符合低保、“五保”和社会救济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要给予社会救助，落实有关社会保障措施。鼓励刑释解教人员在社区服务等公益性岗位就业。加强与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联系沟通，积极动员组织刑释解教人员及其子女参与“志能关爱工程”，实现志能激发、技能培训、就业到岗、全程关爱。认真落实鄂办发〔〕45号文件要求，将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四）积极做好帮教工作。落实帮教责任，建立“一帮一”、“多帮一”帮教制度，建立跟踪回访、定期谈话、信息报告制度等，做到去向明、底数清、信息准、不失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作用，扩大热心安置帮教工作的社会志愿者队伍，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帮教工作。积极探索把帮教工作向监所延伸，向家庭延伸，增强服刑在教人员自我改造的勇气和信心，帮助解决服刑在教人员的实际困难，增强工作实效。
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各项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道）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对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各地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进行调整，领导小组至少要召开1至2次工作会议。市综治委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拟在4月召开第一次全会，安排部署全年工作，并抓好督办落实。
（二）加强目标考核。各镇（街道）要把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范围，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考核奖惩制。把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的监管、安置、帮教情况及两类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和工作经费保障等情况纳入考核重要内容。要建立重大事故责任倒查机制。成员单位每年要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办1—2件实事，从今年起对成员单位实行年度述职和年终工作考核，述职、考核结果纳入综合治理评先表优的重要依据。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7
大荔县是全国闻名的瓜菜之乡。近几年来，大荔县委、县政府以追赶超越，加快发展的惊人速度，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拥有美好家园的嬗变，一举成为陕西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进典型和示范县。根据这一实际，大荔县司法局以“服务全县大局，建设法制大荔”为主线，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全县建立起以县为中心，镇站办、村联络点的一整套高效运转的法律服务体系，深入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活动，加强人民调解，规范社区矫正，抓公证律师教育管理，构建新型关系等工作上，大胆创新，多措并举，为全面推进“法治大荔”建设工作做出了显著成效。
2016年，大荔县司法局按照“强基、创新、抓重点人群、服务美丽大荔建设”这一思路，狠抓法治文化建设，继续采取“以奖代补”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费用的激励措施，先后在美丽乡村、同州湖景区新建9个法治文化阵地；投资3万余元，开通了大荔司法和法治大荔微信公众平台，动员本系统各股、办、所和全县各单位各镇积极撰稿投稿，实行量化考核，关注率稳步提升，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在系统内部采取交叉培训的基础上，邀请专家教授对全298个行政村（社区）调委会主任、调解员、各镇办分管领导、全县司法行政工作者约500人进行调解技能技巧培训，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办事流程，并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对涌现出的30名优秀人民调解员进行了表彰，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双建”工作的深入开展。2016年规范嘶调委会106个，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纠纷4325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
大荔县司法局始终把规范特殊人群管理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抓社区矫正管理教育帮扶中心规范运作，建立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案件，“一案一报”制度。对法院、监狱委托进行调查评估的，在广泛走访居住地村级干部、群众、家属和案件当事人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加强了与公安部门的协作，在对每名拟判决、裁定社区服刑的罪犯，委托公安部门核查其犯罪前科，“中心”综合评估，出具委托调查报告。
不断抓好日常工作的执法检查，在对司法所日常监管情况，逐所逐人开展地毯式排查的基础上，会同检察院对全县16个司法所联合开展社区矫正执法检查，采取随机抽查社区服刑人员执行档案、查看工作台账、听取工作汇报、走访当事人等方式，对各司法所日常教育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时限，杜绝了重新违法犯罪。同时，接通服刑人员网上远程探视系统，在社区矫正人员中推行“日行一善，以善养德”活动，鼓励社区服刑人员撰写“善心日记”，设立社区服型人员“好人好事榜”等。“中心”先后接待了青海省司法系统300余人的观摩指导，接待了西安市长安区同行观摩，社区矫正“大荔模式”在全省得到推广。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社会化模式服刑环境个案管理社会帮教
作者俞国女，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刑事司法系讲师。（杭州310018）
作为非监禁刑表现形式的社区矫正，体现了轻刑化、人道化、社会化的刑罚理念，以开放式处遇的社区行刑方式来处置服刑人员，使服刑人员继续融入社会，缩短服刑人员与正常生活的距离，维护或恢复其社会功能，预防其重新犯罪，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这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终极目标。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试行至今，已有9年。从实践运作情况看，社区矫正初步发挥了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在减轻监狱押犯负荷、降低国家行刑成本、促进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加强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监管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同时也发现，由于我国社区矫正组织保障与法律支持不足等原因，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社会化的优势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有必要在对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进行分析并结合实践工作的基础上，对其社会化模式进行梳理与建构。
一、社会化：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核心要义
（一）实现行刑社会化，不断提高行刑绩效
1.推行社区矫正适应行刑社会化的改革需要
从我国行刑模式上看，一直是监禁刑单维度发展，非监禁刑低效运行。2000年，我国的缓刑、假释等的适用率与监禁刑比例仅为16.7%，假释约为押犯的2%左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0年，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已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形成了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行刑结构。①而行刑社会化，正是破解偏重监禁刑所带来的押犯负荷重，行刑成本高，回归社会能力差等困境的重要途径。国外社区矫正的成功实践，推动着我国刑罚制度和适用模式的变革。
而且，随着我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的逐渐形成，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有所缩小，控制力度也有所减弱，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即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攀升，犯罪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为了适应社会的转型，有效应对犯罪的挑战，实现犯罪控制模式的调整也势在必行。储槐植教授对此精辟地指出，在当代社会的背景下提高犯罪控制效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刑法的运行模式，即刑罚权和刑事司法权从国家手中分出一部分还给社会，使刑罚运行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过渡，加强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协同与配合。②
因此，无论是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潮流对我国刑罚执行方式变革施与的外部影响，还是我国当前二元社会结构对犯罪控制模式调整提出的内在要求，均迫切需要对我国原有的行刑模式进行调整，在合理适用监禁刑的同时，积极推导行刑社会化，大力适用以社区矫正为代表的非监禁刑，并做好刑罚易科工作，使监狱行刑和社区行刑相辅相成。
2.社区矫正的社会化优势，有利于提高行刑绩效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行刑结构和行刑方式，还取决于为实现行刑目标而采取的行刑方式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行刑绩效的大小。我国的行刑目标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行刑绩效是行刑效果与行刑成本的比率，行刑效果越好，行刑成本越低，行刑绩效越高。所以，在行刑过程中，追求提高行刑效果的同时，还得考虑降低行刑成本，才能取得更好的行刑绩效。居高不下的行刑成本早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如果能在取得良好行刑效果的前提下，降低行刑成本，自然是最佳选择。
经实践证明，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都可以达到惩罚与改造罪犯的行刑效果，而对比两者的行刑成本，我们可以发现：监狱设施的成本是昂贵的，而且需要有大量的看守人员、管教人员，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要计入刑罚成本，服刑人员的生活医疗保障也要由国家来支付。在西方发达国家，监狱的费用都要由公民的税收来支付，监狱每年的经费支出都要告知公民，因此公民强烈地反对过量的扩建监狱，支持社区矫正项目的发展。③
而很多国家的社区矫正实践证明，社区矫正是最经济的刑罚方法，社区服刑的经济成本要低于任何类型监狱中执行刑罚的经济成本。因为行刑社会化，将大量的罪行较轻或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安置到社区进行矫正，由于无需兴建专门的设施与聘用庞大的管理人员队伍，因此可以大大减少国家对行刑的经费投入。例如，根据美国刑事执法研究所统计，2000年，美国监狱押犯中每人每日的平均花费是61.04美元，年花费22280美元；而适用社区矫正行刑方式的缓刑，其平均日花费是3.03美元，年花费为1106美元。④可见，适用社区矫正的花费仅为监禁刑的1/20，社区矫正的行刑成本大大低于监禁刑的行刑成本。
况且，社区矫正更有利于援引社会资源，如聘请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犯罪学、法学等各行业专家学者与志愿者共同参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这不仅能减少社区矫正机构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还可以弥补工作人员矫正教育专业化不高的缺陷，提高矫正效果，从而达到优化行刑资源的效果。
(二)恢复与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功能，构造代际之间良性发展的社会化系统
（1）恢复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联结与自我联结，促进其再社会化
每一个人包括服刑人员在内，只要经历过社会化则都是社会的人，都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形成了他们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结状态；同样，个体自身也是由身心等要素联结而成的一个整体。正常状态下，这种社会联结和自我联结支持了个体的正常生活。⑤人之所以会犯罪，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联结和自我联结的偏离、断裂、失衡现象，产生了与社会不联接的不良行为与心理。这种支撑的缺损则直接导致其不能再享有正常的生活，需要予以矫正与恢复。就如美国认为，犯罪和违法行为是社区的不足和失序的象征……因此，矫正的任务包括建设和重建社会的纽带和关系，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得就业和教育，确保在更大的意义上将罪犯安置在正常的社会中，刑事司法执法体系的目的应该是使罪犯与社区矫正的重新结合。⑥
社区矫正既是一个刑罚执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工作的开展过程，是一个与社区服刑人员一起解决其问题，恢复其社会功能，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过程。因此，社区矫正可以恢复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功能，把服刑人员偏离、断裂、失衡的社会联结和自我联结恢复到正常状态，使服刑人员的生活恢复正常。这正是社区矫正立足服刑人员原来社会进行服刑的优势，更有利于让社区服刑人员完成社会联接与自我联接，顺利复归社会，恢复其正常的社会功能，这也是刑罚的最终目的。
（2）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功能，避免恶性循环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观点，家庭的两项主要功能就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⑦所谓初级社会化，就是儿童学习诞生其中的那个社会之文化规范的过程。因为这发生在孩童时期的早期，所以家庭是其人格发展最重要的领域。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服刑，一方面能继续承担对其子女的正常抚养与教育，以保障子女亲情享受的完整；另一方面，子女可以亲历父亲或母亲为其错误行为所承受的惩罚与救赎，对其产生正向教育意义。所谓人格稳定化，即指家庭在情感上对于成年家庭成员的协助。成年男女之间的婚姻是支持和保护成年人人格健康的一种安排，维护家庭稳定对于维系或重塑服刑人员的健康人格意义重大。
对于已婚已育的服刑人员而言，监禁服刑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家庭缺陷与不稳定甚至破裂，影响了他们子女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刑罚既维护社会稳定又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双重性。而且，有缺陷的家庭会提高子女违法犯罪的比率，增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001年，一份由美国参议院公布的研究报告表明：“父母服刑的孩子，长大后步其父母后尘成为罪犯的机会比其他孩子明显高6倍。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他们之中70％的人日后会被卷入刑事司法程序。”⑧研究的结果虽有不良的标签影响，亦未必能如实反映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实际情况，但却揭示了父母成为服刑人员可能是导致孩子负面行为的高危因素之一。
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服刑，避免了去监狱服刑而产生的家庭、感情等问题，有助于维持家庭的稳定。他们在社区服刑时仍住在家庭里，保持与家庭和亲友的关系，承担照顾家人的任务，维护正常的家庭功能。同时避免孩子因父母入狱而导致的亲情缺失与监护不力，削弱因父母犯罪而产生的羞耻感、无助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从而避免了家庭与孩子因为亲人犯罪而导致的恶性循环，构造代际之间良性发展的社会化系统。
（三）促使社区服刑人员自我救赎，并构筑社会共同预防犯罪体系
1.促使社区服刑人员通过公益劳动等，达成因犯罪造成的对被害人及社会危害的救赎
犯罪人犯罪后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有无奈、有怨恨、有愧疚。而犯罪人的愧疚与自省心理，是其最终能否达到改造效果的重要因素。监狱服刑人员常常因监禁痛苦而减少了愧疚与自省心理，难以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社会的正常联结，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改造效果。社区矫正工作融入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认为犯罪发生后，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一方，而且还包括犯罪人一方和社区，因此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一方、被害人一方和社区被犯罪造成的损害，让各方当事人都能从冲突事件的后果中解放处理，以实现一种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由此出发，恢复性司法鼓励有关当事方的参与和协商，追求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和解；全面关注被害方的需要――物质的、情感的、社会的；创造一种有助于犯罪人和被害人重新融入、有利于预防犯罪的有成效的社区；把犯罪人及其亲人也看成是犯罪的受害者，一方面从罪过和恐惧中把他们解脱出来，对导致犯罪的冲突予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犯罪的伤害，寻求与被害人和社区的沟通，并要求他们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弥补这种损害。⑨对于社区服刑人员而言，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宽容，使他们心生感激，也更容易使他们产生愧疚心理，并进行自省。同时，社区服刑人员没有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犯罪对被害人及社会带来的危害与损失，也有利于促使其产生愧疚与回报的心理。恢复性司法的核心要义就是犯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获得被害人和社会谅解，达成社会和谐。社区安排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公益劳动等，就是促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产生社会价值，从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达成对自己犯罪所造成的对被害人及社会危害的自我救赎。而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中履行劳动义务时，社区公众会因为社区服刑人员参与了社区劳动而减轻对其的复仇欲望，更容易接受他们重新回归社区，这也符合刑罚的安抚功能。正如意大利刑法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所言：“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囚犯总是为此而思虑。如果他们看到一条比逃跑更保险和更可及的阳关大道，他们会立即奔向那里；他们做好事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但他们毕竟是在做好事。不断重复的运动会变成第二种本性，它可能使人养成习惯。”⑩我们希冀社区服刑人员通过社区矫正，不仅完成自我救赎与恢复，并且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新的认识，对家人与社会更加感恩，懂得积极回报社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然，这还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任重而道远。
2.通过社区矫正工作警示社会，构筑社会共同预防犯罪体系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法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B11这对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而言，要求是一样的，都要承担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重功能。
监狱通过高墙电网，隔离了服刑人员与的世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让他们感受监禁之苦，这对重罪犯无疑是必要的，起到了特殊预防的作用。同时，高墙电网也让普通群众看到了法律的威严，感受到了刑罚的威慑力，起到了一般预防功能。不过，监狱是个相对封闭保守的刑罚执行场所，普通民众并不熟悉其中的刑罚执行过程，其威慑力也常常仅存于意识之中，缺乏直观感受，所以一般预防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这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中就有所反映，体现了重刑主义既提高了刑罚的威慑力，又削弱了刑罚的威慑力这一刑罚双重性。B12何况，由于监狱实行相对独立的行刑方式，独自承担了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对罪犯的帮教能力，使社会没有承担起共同预防犯罪的应有责任。
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对服刑人员实施惩罚与矫正的一种行刑方式，社会群众能够清楚地看到社区服刑人员服刑的全过程与具体经过，可能这种人道化、轻刑化的行刑方式对社会的刑罚威慑力是不够的，但它可以引入社会资源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帮教，即让社会共同承担矫正服刑人员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构筑社会共同预防犯罪的体系。
二、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的基本模式
（一）基于责任共担的社区服刑环境：社区矫正社会化的基础
1.签订三方协议
社区矫正的行刑模式，决定了社区矫正拥有双主体，一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与管理人员，二是社区。社区是服刑人员的居住区域，要给服刑人员提供合适的社区矫正环境，并帮助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源；同时，社区服刑人员在服刑中，会感受到社区公众的不同目光及与此带来的压力，甚至产生逃避心理，也需要社区创造一个合适的服刑环境。从实践工作情况看，一个社区自身组织的健全情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水平与经济基础决定着社区矫正的基本环境。组织机构健全、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方面工作负责任的社区一般也会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落实和效果。在我国当前，继续加强社区自我完善与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还需通过机制的设计帮助推动社区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这其间，国外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三方协议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方协议是指社区矫正机构、社区与服刑人员三方签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共同执行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机构作为刑罚执行的主机关，负责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刑务处理、组织管理、矫正教育、公益劳动组织、考核奖惩、跟踪调查等工作。
社区负责提供与帮助解决服刑人员的居住等生活资源，包括住宿、就业等；义务帮助社区矫正机构对服刑人员进行审前与跟踪调查；同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对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公益劳动的组织，以及向社区矫正机构提供服刑人员的个人、社会关系与日常行为等各种信息。
通过三方协议，社区与社区矫正机构共同承担起了帮教服刑人员的义务，从而逐步建立起了预防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的社会体系。
2.给予就业与就学支持
就业就学是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因为服刑人员身份的原因，社区服刑人员在就业就学过程中常遭到歧视，从而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社区有责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就业与就学。
（1）就业。除了继续求学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外，就业是社区服刑人员解决生存问题，联接社会、恢复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一者，社区矫正机构应努力为服刑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二者，社区矫正机构与帮教组织应积极为他们推荐就业，如与区人才市场和街道劳保所协调，为服刑人员进行失业登记，并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难题；三者，做好就业企业或劳动部门的工作，不要歧视社区服刑人员，给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合适平等的劳动机会，同时保护好他们的隐私，尽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
（2）就学。就学主要是就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而言。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也是导致他们认知能力不足，容易激情犯罪的原因之一。所以，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还需加强文化学习与技能培训。但从实践工作情况看，有些学校认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是犯罪人，不适合接触在校的学生，不愿给他们提供继续就学的机会；有的学校虽给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继续就学的机会，但在他们毕业时认为他们思想品德不合格，不发给毕业文凭。这就使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歧视，难以或不愿继续文化学习与技能培训，自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与重新适应、融入社会。所以，各级社区矫正机构应与教育部门积极沟通，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文化学习与技能培训提供途径，同时尽量保护他们的隐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学习中，既注重知识技能传授，同时强调道德品质与人生修养的教育。
3.组织帮困扶贫
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即经济来源，这也是他们恢复家庭功能，承担家庭责任的必要要求。而社区服刑人员中一部分人因缺乏就业技能而难以就业，或原来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甚至本人因身体原因如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根本不能就业，却急需经济来源承担医疗费用与生活支出。其中有些社区服刑人员就是错误处理经济困难而导致其违法犯罪的。对这部分人而言，解决经济来源问题，是他们能否安心于社区矫正的前提。所以，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应借助各种社会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社区帮助其提高职业技能，提供就业途径是解决这问题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社区也应积极组织帮困扶贫，为经济困难、身体不健康需要医治而缺乏医疗费用等情况的社区服刑人员提高生活援助。当然，也有社区公众认为，社区服刑人员是犯了罪的人，生活困难等不良后果应该由自己承担，是罪有应得。这也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中诸多的理念冲突之一。而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行，就是为了利用社会环境与社会资源，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适应社会、联接社会。所以，社区矫正中应尽量发挥社区组织功能，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与援助。否则，对经济困难等社区服刑人员的忽略与不援助，必然使他们难融入社会，不仅影响对他们的矫正效果，甚至导致他们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应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经济收入、身体健康等情况进行排查、筛选，对其中家庭经济拮据、身体不健康需要医治而又缺乏医疗费用的社区服刑人员启动帮困扶贫机制。帮困扶贫可以通过社区组织、居民、民政部门进行。实践工作中，有些地方将社区服刑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给予低保，是值得肯定与推广的方法。
（二）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个案矫正模式：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方法
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除了监禁环境的不同之外，还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监狱矫正的对象是群体羁押的，集体教育是监狱矫正的主要形式之一；而社区矫正的对象是个体居住的，所以采取个案矫正是最适合社区矫正机构管理教育服刑人员的模式。所谓个案矫正，是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的适用，是指通过对罪犯的全面评估，制定针对性的管理、矫正方案，形成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融管理、教育、心理等多种矫正手段于一体的管理矫正模式。20世纪90年代，在人本主义思潮和个性差异性理论的影响下，个案矫正模式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的行刑模式，经实践证明，它有利于资源整合和配置优化，也有效提高了罪犯的矫正质量。B13在我国，个案矫正模式已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有所实践，但未得到足够重视加以推行，所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个案矫正模式并予以推广甚为必要。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机构对服刑人员实施个案矫正的基本范式应包括以下五个工作环节：
1.接矫个案并实施评估。在接矫社区服刑人员以后，应立即根据个案矫正模式，首先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个案评估，根据评估与分析的情况制定个案矫正计划与选择个案矫正项目，这是展开个案矫正的基础。个案评估一般有三个步骤：一是收集资料，通过查阅档案、走访调查、个别谈话等渠道尽可能收集服刑人员的所有资料，对服刑人员的即时身体健康、安全(个人和他人的安全)、心理健康和自残自杀情况等作出初步鉴定。二是量表评估，目前，国外矫正机构主要对服刑人员实施危险评估、需求评估及反应评估，以了解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矫正需求以及服刑人员对矫正措施（项目）接受反应，评估量表或工具一般都是由相关学科的专家编制出来并经过实证研究检验和验证，通常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能比较准确地评估出服刑人员在相应方面的真实情况与水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还没有成熟的评估技术量表，建议借鉴美国的LSi-R水平评估量表与英国oaSYS罪犯评估系统,根据我国社区服刑人员特点，开发相应的量表对服刑人员进行评估，以得出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与再犯罪风险情况。三是综合分析评定，对收集的有关服刑人员资料及其量表评估的结论进行综合分析，探究出导致社区服刑人员先前犯罪和不利于他将来回归且可以通过矫正教育加以改善或改变的因素，并了解这些因素的严重程度，提出矫正建议。
2.成立个案矫正小组。根据个案评估情况，成立相应的个案矫正小组。个案矫正小组一般由社区矫正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和若干名个案矫正人员组成，个案矫正人员包括聘请的心理专家、教育专家、戒毒专家、社区律师、检察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个案矫正小组的工作方式是通过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个案矫正小组会议，就社区服刑人员的评估结论、分类与安置、服刑计划的制定与修改、减刑与假释等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并开展相应的矫正工作。
3.制订矫正方案。个案矫正小组依据社区服刑人员的评估结论及掌握的个人信息（含服刑人员个人的意愿与想法）制定个人处方式矫正方案。个人处方式矫正方案是关于服刑人员个体有针对性的，以服刑人员的矫正与回归为导向的，问题解决式的、目标和时间明确的服刑计划；而且矫正方案是动态的，需要根据服刑人员个体的情况变化以及实施一定时间后的评估结果加以调整和修正。
4.实施处方式矫正。借鉴国外矫正项目设计的理念，矫正机构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认知矫正与行为矫正、社会技能训练、心理危机干预、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技能培训、再犯预防教育等设计一些系统化、程序化、可操作性的矫正项目，根据每名服刑人员的矫正需求选择相应的矫正项目；而且，在不同阶段，矫正项目也是不同的，根据阶段评估与需要，因人因时实施。矫正项目是个人处方式矫正方案中的基本模块，如果将矫正方案看作是医院的一张“处方”的话，那么矫正项目就是处方上那一副副“良药”。可以说，矫正机构正是依靠这些矫正项目来直接影响和矫正服刑人员的，因此，要对服刑人员实施有效的个案矫正，矫正项目的编制与实施十分重要。
5.实行个案档案管理。个案档案是实施个案矫正模式的载体，做好个案档案管理工作，将服刑人员的基本信息、评估结果、个人处方式矫正方案等按照信息档案管理技术进行管理，为个案矫正的实施与修正提供资讯。个案档案每名服刑人员一份，由个案矫正小组中具体负责该服刑人员的个案矫正人员进行填写和整理。
总之，社区矫正机构对服刑人员实施个案矫正，需要具备“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理念，运用多学科的原理、规律与知识，让服刑人员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想法，实现矫正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由经过专门培训、具备相关知识与能力背景的矫正人员来执行与操作，在加强社区矫正个案管理的同时，提高矫正效果，达成社区矫正的专业化与规范化。
（三）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的社会帮教工作：教育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方式
社区矫正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社区矫正工作量大，专业性高，单单依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必然难以承担，何况社区矫正机构与人员的配置尚不完善。所以，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借助社会人力资源，建立一支专家、社工与志愿者结合的帮教队伍，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1.建立矫正教育专家库。由于社区矫正机构矫正教育人员有限，而矫正任务重，工作量大，专业性强，所以应积极利用社会人力资源，聘请社会上的矫正教育专家如教育专家、心理矫治专家、犯罪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等一同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会诊与矫正，建立矫正教育专家库，长期合作，通过专业力量的支持，更好地矫正社区服刑人员。
2.建立社工、社会志愿者队伍。由于人事编制与财政压力等问题，纳入国家公务员编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毕竟有限，还需要其他人员来补充。如“上海模式”中政府购买社团服务就是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即通过政府出资，组建社工队伍，经过专业培训后，上岗承担社区矫正中的管理帮教任务。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尽力维持社工队伍的稳定。一方面，将社区矫正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不断提高社工的工资待遇；其次，建议在招聘社区矫正公务员编制工作人员的条件中，建议设立“担任社工（司法协理员）二年以上”一条，使有志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司法协理员）能够看到自己发展的路径，从而安心于工作。
志愿者服务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在社区矫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瑞士等国，参与社区矫正的志愿人员，一般是居住在社区中的居民，且是无偿提供服务和参与矫正工作的，主要包括退休人员、学生、社会团体及宗教人员。B14日本的保护观察志愿者是被法务省委任的从事矫正工作的志愿人员，全日本大约有5万人。英国社区矫正的突出特点就是社会性团体、民间志愿者的参与，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参与，也体现了社会共同承担预防犯罪责任的理念。我国现行各省市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也积极引入了志愿者力量，但活动组织的常规性与长效性还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社区矫正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地以自愿和选拔相结合的方式公开招录，选择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较高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有责任心、奉献心的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社会知名人士甚至宗教人员，也可以招募一些有法学、社会学、矫正教育专业背景的大学生。招录后应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培训后再上岗，对志愿者服务可以视各地经济情况与社区矫正运行情况考虑是否给予一定的经济报酬。对于其中工作能力强，又愿意加入矫正队伍的合适人员可以考虑发展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中。
注释：
①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页。
②储槐植：《刑事一体化和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页。
③B14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389页。
④Camp,CamileGrahamandGeorgem.Camp,2002,theCorrectionsYearbook,CriminalJusticeinstitute,inc.middletown,Connecticut,pp.106,206.转引自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⑤张昱、费梅苹著:《社区矫正实务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⑥CleartoddR.GeorgeF.ColeandmichaelD.Reisig,2009.ameriancorrections.Belmont,Ca:thomsonwadsworth.p.58，转引自刘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译：《社会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⑧卢琦：《“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综述》，《中国监狱学刊》2007年第1期。
⑨刘仁文：《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6期。
⑩〔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B11〔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四十七章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9
关键词：缓刑：缓刑监督
一、山东非法疫苗案简介
近日，山东省非法疫苗案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据报道，2010年以来，庞某卫与其医科学校毕业的女儿孙某，从上线疫苗批发企业人员及其他非法经营者处非法购进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18个省市，涉案金额达5.7亿元。这些非法疫苗流入到市场当中，对儿童和成人都存在危害风险。
但是，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我们发现，2009年庞某曾因非法经营人用二类疫苗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处罚金50万元。据调查庞某于2010年缓刑期间就已“重操旧业”，先在山东聊城一带非法贩卖疫苗，后于2013年到济南。庞某在2010年缓刑期间再次非法贩卖疫苗的事实说明，我国缓刑监督制度仍然存在着法律漏洞。
二、我国缓刑监督制度的问题
现在我国的缓刑监督根据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一下简称《修正案（八）》）执行。其实，《修正案（八）》已经对原来的《刑法》相关法条做了修改，也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在规定缓刑实质性条件上，对原有的“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基础上，明确和细化了执行标准，如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将实质性条件细化到四个。所以避免了法官裁量的随意性，对司法实务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规定了禁止性义务条件，针对不同的犯罪分子作出有针对性的行为，如七十二条：“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这些禁止令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受害人，防止缓刑犯再犯的作用。另外取消了公安机关为考察机关的规定，改为第七十六条：“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样就没有将公安机关的案件侦查权与审判执行权相混淆，也有利于权力的合理分工。早在2003年我国大陆就开始了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试点，这次《刑法修正案（八）》正是对点工作的法律确认。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的缓刑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在缓刑实质性条件的认定上，如何认定没有再犯罪的风险是一个问题，仅仅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并不足以完全认定没有再犯罪风险。比如此罪犯过去有无犯罪记录，现在所犯之罪是故意还是过失没有纳入缓刑的实质性条件当中，只考量累犯和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社会危害性。而本案中的庞某在初次犯案时，个人涉案金额达到700多万，其情节的严重以及犯罪的故意都不言而喻，所以，笔者认为，庞某触犯的非法经营罪是情节特别严重的，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其有再犯的社会危害性。所以不论是依照原有的刑法条文，还是最新的刑法条文，庞某的缓刑都不成立。
2、《修正案（八）》中的缓刑执行方式变成了社区矫正，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了保证缓刑犯再次触犯法律，并积极帮助其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不是―个简单的社区工作就能解决的。不仅仅需要专业的缓刑执行人员，也需要专门的监外执行机构，社区如果作为专门的监外执行机构，需要法律赋予其相关权力，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而我国刑法虽然赋予了社区矫正权力，但是相关的执行人员、执行方式等立法还没有出台，这就给地区的缓刑监督工作带来了困难。由于庞某案是跨越了新旧法的变更，所以更容易出现公安机关与社区权责不分的情况。那么案件当中，在缓刑期内，庞某可以离开山东聊城到济南去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与我们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
三、我国缓刑监督制度的完善
那么如何才能加强与完善缓刑监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笔者认为，应当从根源上找原因，就是对于缓刑的判处应当更加慎重。我们可以参照澳门地区的量刑前调查制度，即法官量刑，不仅仅依据公安机关对于所收集的犯罪资料，更需要专门机构提供犯罪人的生活背景以及日常表现的评估，让法官能够更全面和准确的了解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这样可以对犯罪人的未来行为做整体观察和评估。另外，需要完善社区矫正的相关立法工作。最重要的是需要明确社区矫正执行人员，也叫缓刑官。在英国，对缓刑监督官的资格要求较高。缓刑官除了具备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还应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精神病学等。缓刑官需要在判决前给出评价和是否缓刑的建议，在监督工作中也要做到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总之，我们需要完善缓刑监督制度，公职人员各司其职，防止不作为，才能真正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史振郭.犯罪研究2012.03.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篇10
关键词：社区矫正理念转变制度构建
一社区矫正概述
社区矫正来源于十九世纪末西方行刑社会化思想，对于社区矫正的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较大争议，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回答，形成行刑方式说、刑种说、处遇说等主要学说，目前，以两高两部颁布的《关于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为基础的行刑方式说为通说，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是刑罚的执行方法或者说是刑罚的执行措施。该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现状
社区矫正制度的引入，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制度，蕴涵着刑罚的预防教育性和惩罚性的双重价值。但其理念上的先进性以及制度构建上的迅速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制度执行必然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滞后，相关立法待完善
社区矫正制度这一"舶来品"在我国本土移植化毋庸置疑是个漫长的过程。它实行的障碍首先出现在立法层面上。尽管在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社区矫正规定只是零碎的存在于《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相关法律中，对于社区矫正关键问题的规定较为原则化、模糊化，不能能适应我国的社区矫正发展需要。尽管两院两部印发的《通知》和司法部制定的《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作为一项政策性规定对社区矫正制度有较明细的规定，但也只解决当时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矛盾的暂时性措施，存在着诸多空白和漏洞。同时这两部文件在法律体系中位阶过低，在某些规定上甚至与现行上位法发生冲突，尚不够为一项新制度的法律依据。
（二）社区基础薄弱，重刑主义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根深蒂固
社区矫正制度移植遇到的难题还出现在"土壤上"。国外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开展立足的前提在于其相对完善的社区组织，而我国社区在物资文化两层面上都影响其生根发芽。一方面，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发育不完善，政府在社区事务的过分揽控，使社区自治职能弱化。在实施过程中，社区矫正实质上有将犯罪人从政府的监狱部门转向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嫌疑。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问题极为突出，我国有相当部分犯罪分子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而在这些社区由于地域历史原因更是基层组织力量薄弱，村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社会观念滞后；另一方面，在重刑主义文化影响下，社区矫正开展还存在社会公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不高的问题。传统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等朴素报应思想有着极深远的影响，社会矫正缺乏社会认同的民意基础，对矫正对象抱有防范心理，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和参与力度不够。
（三）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地位模糊，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执行主体地位欠缺法律权威以及缺乏专业性的队伍是社会矫正制度推行的又一大难题。根据两院两部《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主要承担，而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并没有指明由谁接替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同时由于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活动，单纯以《通知》这一法律文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权是有悖我国法律的。我国目前主要由基层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基本上是由从司法行政部门抽调的民警以及社区工作者、招募志愿者组成。司法行政人员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大的问题十分明显。
三对社区矫正制度完善解决思路
（一）从立法层面上，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体系
目前社区矫正制度执行中问题大多根源于相关立法失位，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者合法身份的问题没有在立法上的得以体现。两高两院的通知都不具有法律的位阶和效力，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弥补监禁矫正制度的另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它的主体地位与监狱执行措施应该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相对于监禁矫正制度有《监狱法》保驾护航，笔者呼吁相应的社区矫正法律也应近快出台的来填补我国在社区矫正立法方面的空白。当然一部良法的出台也是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笔者建议可以立足于"两院两部"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各地区社区矫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制定基本社区矫正法律，各地区则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出原则内的变通实施细则，以便尽快构建起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二）从制度层面上，科学的设计社区矫正制度
（1)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两部《通知》规定社区矫正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司法所具体实施，这样过于模糊的规定使得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权限和分工容易出现相互推诿，责任不清，再加上公安机关与基层司法所又承担其他多项职能，笔者呼吁效仿欧美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部门，与监狱管理部门有着同样的法律地位。同时，健全专业社区矫正队伍也是势在必行。
(2)构建科学的社区矫正个案评估管理制度
由于社区矫正资源是有限的，而矫正对象又存在着不同的危险程度，因此笔者建议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管理，合理的配置矫正资源。对风险高的侧重于监管与教育双管齐下，对风险低的侧重于教育与帮助。同时，建立合理的跟踪反馈制度，根据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矫正措施，以保证矫正的针对性，防止出现一刀切。
(3)建立社区矫正激励机制
社区矫正作为平行于监禁矫正的一项制度，建立类似减刑、假释制度也是极其必要的。笔者建议首先相应奖惩标准和奖惩考核的种类及办法在社区矫立法中予以规定。在奖励方面，可根据考核评估，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降低风险评级、物质奖赏、减刑等奖励，对于积极接受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可放松对其的监管力度，降低矫正强度，以激励其更加积极地配合矫正工作，早日完成矫正任务，顺利复归社会。对于矫正态度消极，或不遵守矫正规定、不履行义务的对象，则应相应的加大对其监管力度，增强矫正强度。惩罚方面也极其必要，对违法违纪的矫正对象应予以警告、治安管理处罚、司法惩处。
（三）从社会层面上，通过宣传转变重刑主义思想，塑造社区矫正需要的社会基础
社区矫正制度顺利推行还建立在民众理念的转变以及社区矫正社会基础的成熟。一方面，结合当下社会大环境大文化的影响，政府应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对我国宽严并济的刑事政策的宣传，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深入人心，更主要是要发挥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社区矫正制度，可以国外的社区监禁积极的效果以及我国实践中所取得成功予以报道，指出相应短期监狱刑存在的弊端，加大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可度；另一方面，还应塑造成熟的社区治理环境，改变社区组织官方主义的性质。我国一直缺乏现代意义非政府社会组织，这需要我国政府转变管理方式，为独非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发育提供合适的土壤，将社区事务交由民间组织去管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自治功能。
参考文献：
[1]吴建军.试论社区矫正人身拘束机制[J].中国司法,2011,(11).
[2]李鑫.论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矫正制度[D].汕头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