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1
[关键词]教育对口支援；义务教育；“两个工程”；勐海县
[作者简介]代小菊，重庆三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三峡库区移民教育与法律政策研究所成员，硕士，重庆万州404000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209－03
勐海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总面积5511平方公里，全县辖12个乡(镇)，总人口近30万人，是一个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边疆县。为了促进勐海县的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机会均等，笔者先后两次到勐海县做田野调查，分别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了解勐海县的教育对口支援情况。
一、勐海县教育对口支援的现状调查
根据《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和《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及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以下简称“两个工程”)的要求，勐海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口支援，从而对勐海县的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实施范围
上海市支援云南省，云南省内也开展了本省内的对口支援。具体来说，上海市对口支援开展了6批。2000年9月开始实施结对子的帮扶，受援地区仅有思茅、文山、红河的15个贫困县，随后，受援地区覆盖面逐步扩大，直到2004年9月，受援地区基本稳定，主要是思茅、文山、红河、大理、楚雄、临沧、西双版纳19个尚未“普九”的贫困县。由上可知，2004年以前，西双版纳州没有对口支援项目，直到2004年9月，上海宝山区开始对口支援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海县三中，之后经过调整，2005年上海卢湾区开始对口支援勐海三中。相对来说，受援面比较少，受援学校少。
根据云南省的要求，西双版纳州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对象和重点放在2002年前尚未“普九”的勐海县、勐腊县。就勐海县来说，开展了多种层次的教育对口支援，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高校对口支援基础教育；州直属学校对口支援勐海县的学校；县直属学校对口支援乡镇学校；乡镇之间的支援。所有的受援学校都是各个层次较好的学校，而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的需要支援的中小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只有勐海县人口较少的民族乡布朗族布朗山乡的一些学校得到了支援，支援的任务是民族小学和几个乡镇的学校选派教师去任教，支教形式单一，不能起到很好的辐射作用，不能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二)援助任务
目前，上海市选派了3批教师到勐海三中任教并兼任校领导职位，他们积极开展学校公开课、县级公开课，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理念、教学技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了加强教师学习交流，提高受援学校教师业务素质，勐海县选择校级干部、骨干教师到上海进行挂职培训。2005～2006年间，勐海县共选派了16名教师到上海市参加培训。上海不仅在软件上给予帮扶，还在硬件、资金上帮扶，捐赠图书资料，也开展了“手拉手”活动。2005年，上海市三好中学师生为勐海三中的学生捐来了一批图书。随后，上海市为勐海三中提供资金，改善办学条件，购置设备。
根据州教育局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意见》规定，除省级对口支援形式，按省里的要求，尽快做到“县对县”、“校对校”对口支援方案。州级教育对口支援形式暂时采取：(1)由于近期该州帮扶学校教师资源不足，帮扶学校不能长期派教师到受援学校，主要由受援学校派教师及管理人员到帮扶学校学习，帮扶学校每学期接受受援学校的教师及管理人员2～4人，学习时间不少于2个月，整个帮扶工作结束，受援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能够享受到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期间帮扶学校提供住所，学习内容根据受援学校需要安排，学习结束，帮扶学校给出鉴定。(2)帮扶学校每学期至少要派骨干教师到受援学校上示范课、观摩课或听课、评课，具体对受援学校的教师作实际的指导，时间可长可短；至少每学期要指导受援学校开展两次教学科研活动。(3)开展支援、受援学校学生之间“手拉手”活动，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上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三)支教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待遇
上海支教的教师纳入勐海三中管理，勐海三中提供住宿，但是勐海三中为这些教师提供的住宿就是学生宿舍。没有教师办公室，教师备课、教研活动都是在教师宿舍进行。他们在支教期间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助等。大多数教师都被评为先进支教教师、教学优秀指导者。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规定：下派人员在支教期间，由学院按同级同类在编在职人员标准发放工资、福利待遇及相关津贴。如年度考核不称职，则不享受除工资外的其他福利和津贴，已发出的要如数扣回。下派人员初次下派和支援期满返校，由学院车辆接送，除此之外，每人一年中可报销两次支教地至景洪的往返车费(特殊情况例外)。对认真履职的下派人员，学院将在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进修学习、履职考核、评选先进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支教期间的工龄和教龄连续计算。对在支教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学院还将予以表彰奖励。
对布朗山支教的教师而言，2006年秋季以前，有的学校对支教教师还给予一定的差旅费报销，但是目前已取消，而且编制都转到布朗山，以利于稳定支教教师队伍，加强支援的有效实施，但是这些教师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二、勐海县教育对口支援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对勐海县的教育对口支援所取得的成绩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和出现许多不足，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对口支援落实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突出
首先，以受援学校偏重在县城中条件较好的中小学，而乡镇中小学受援学校的数量较少，这样不利于对口支援服务的半径、辐射范围的扩大，也不利于县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将会导致好学校变得更好，差学校变得更差。其次，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即体现在资源、设施等硬件方面，也体现在意识、观念等“软件”方面。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帮扶的重点不够突出。最后，东部的经验如果不适应西部当地的环境，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对口支援不是硬性将经验“植于”受援对象，或者完全清除掉西部“地方性知识”，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将东部经验创造性地再转化为适应西部地区具体情况，将“地方性知识”融会到共性知识中，传承和发
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二)“任务式”的单方面支教，合作共赢的意识不强
目前，教育对口支援的结对子帮扶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的通知》确定的开展扶贫协作的对口关系实施的，主要强调了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教育发展作贡献，以西部大中城市为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作贡献，不增加受援地方的经济负担。这样一味地强调支援方的责任，进而加重了支援方的任务，长此以往可能会削弱支援方的积极性，成效会逐步减少。
(三)没有比较完善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目前对支教教师的激励偏重在物质上，而像“公平激励”、“活动激励”等，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一些同样“真心真意、全心全意”支教的教师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各界，包括企业集团、公司、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其他地区贫困学校的资助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勐海县。社会力量的参与比较薄弱，因而如何对那些积极支持、大力资助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企业集团、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激励，这是值得去探讨的，同时也涉及一个社会力量的参与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问题。
(四)支教形式缺乏多样化
上海、西双版纳、勐海县支援学校的支教教师到受援学校挂职、任教，以及勐海县受援地区学校部分教师和校长到上海观摩、培训和学习，是目前勐海县教育对口支援工程支教工作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支援学校不可能把大部分的精英教师都派往勐海县支教，因为必先保证本地学校有足够的教师正常进行管理和教学；与此同时，勐海县贫困地区学校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教师都送往支援地区学习和接受培训。因此，这就决定了支教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
(五)支教教师的权益保护存在不足
在调查中发现，支教教师的权益没有得到正当维护，比如，没有享受到一定的差旅费、医疗费等补贴；在职务评聘、转正定级等方面没有获得一定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政策内容本身，使其逐步达到科学化、合理化
1、政策目标合理化
由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西部自身的条件的限制，教育对口支援工程的目标必须具有阶段性、针对性和侧重点。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基建监督、教学指导上，以及帮助贫困地区受援学校改善办学物质条件，逐步达到学校与学校之间实行网络化、多媒体化、信息化，以利于资源的共享，在这些硬件设施得到落实后，再继续抓好软件建设，加强校长、教师、后勤管理人员的培训。而对于办学条件较好的县城中小学，则把重点放在“软件”建设、人员培训和教育教学改革上，因此，在对口支援中，必须要有针对性，不同类型的学校分别设定不同级别的目标，这样才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教育对口支援不仅要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提高义务教育的教育教学水平，也要明确规定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合作共赢。对于义务教育而言，东部地区教育观念先进，教育管理水平高，教学质量好，这是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努力的方向。而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虽然不如东部好，但却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特色教育资源等，可以丰富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内容。如果双方能携起手来，在对口支援中有意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定能达到双赢。总之，教育对口支援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受援地区教育的自身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造血”功能，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2、政策规定具体明确化
教育对口支援政策在规定中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1)制定选择受援学校的标准，使其公开化、透明化，让真正的薄弱学校得到支援，进而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2)规范教师选拔的过程。使教师选拔程序化；(3)规定支教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权利，保障教师的权益。
(二)加强制度建设，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1、健全教师流动制度
当前各地在制定和落实教师流动制度过程中。中央应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教师定期流动的制度，使教师流动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体现公平与公正。在教师流动过程中，应加强县域内城镇中小学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落实高校毕业生流向贫困地区、农村和薄弱学校；组织师范生实习基地也可以逐步由城镇中小学下移到农村中小学。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2
1.开创了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局面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师范院校实践教学环节弱化,教育实习时间相对较短,师范生真正走上讲台的机会也不多。师范生赴农村中小学校实习支教,成功地破解了这一难题。师范生实习支教不仅增加了教育实习时间,还有效地推动了师范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配置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贯彻落实《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的有关要求,整体设计免费师范生培养方案,加大实践教学课程比例,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了由教育见习、模拟教学、教育实习、实践反思等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山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建立“3.5+0.5”人才培养新模式(学生在学校接受三年半的专业教育,用半年时间参加实习支教)。江西师范大学形成以模拟训练为支撑点、教育实习为着力点、社会实践为结合点、技能竞赛为激励点的四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信阳师范学院探索了以“顶岗实习、双向培训”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模式,逐渐形成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为了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从教能力,各师范院校普遍强化了实习支教前的专业思想教育和教学技能培训。忻州师范学院规定学生修完指定课程,参加统一的岗前培训、考核、试讲,取得《实习支教合格证》方可被派出。绥化学院组织有经验的教师上好支教前的“三课”,即教学教法课、农村发展变化课、人际沟通协调课。白城师范学院、通化师范学院、河池学院实行导师制,对师范生进行教案设计、说课、试教等指导。各师范院校还加强了对实习支教学生的全程指导和跟踪管理。西北师范大学选派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带队教师,全程驻点在实习支教学校,对支教学生进行辅导。广西有关师范院校成立了由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和学科教学论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学生支教。
2.建立了地方教育部门、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三方合作培养教师的新机制
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积极探索三方合作、协同开展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的新机制。许多师范院校会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探索建立教师教育综合改革与服务基础教育试验区,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东北师范大学积极探索“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合作”的教师教育模式,2007年与东北三省共建了“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验区”,联合实施师范生实习、在职教师培训、教改实验。西南大学在西南地区多个省份建立了顶岗实习基地,2000多名师范生全部到农村中小学实习支教。华中师范大学与中部省份共建了“国家教师教育创新与服务综合改革实验区”。陕西师范大学与西部省份共建了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教育教学实践基地达225个。为保障师范生实习支教经费,海南省政府三年来向海南师范大学下拨专项经费720万元;新疆自治区政府设立专项经费,解决学生实习支教期间的生活补助、往返路费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重庆市教委按照每生每年800元的标准对师范院校给予补贴。
3.开辟了师范院校服务农村教育的新途径
2006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启动了大学生赴农村实习支教计划试点工作,2007年扩展到自治区内11所师范院校,2008年以来先后与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7所内地师范院校签订了实习支教工作协议,缓解了汉语教师短缺的状况。2007年以来,重庆市从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6所师范院校选派1770名学生到15个区县的186所农村中小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支教。浙江省13所师范院校在2008―200年内分两批选派2569名师范生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培训教师的岗位上进行实习。青海省从今年9月起开展师范生赴农村牧区中小学顶岗支教实习工作,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1400余名学生于2009―2010学年分批到省内尚未实现“两基”目标的9个攻坚县,进行了一学期的实习支教工作。2006年以来,河北师范大学先后组织8473名师范生到全省68个县(市、区)640多所基层学校进行实习支教,对近5万名农村中学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了培训;海南师范大学实施“播种希望”行动计划,选派1605名师范生赴全省14个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180所农村学校进行实习支教,1327名农村教师接受了脱产培训,“周末流动师资培训学院”累计送培下乡186次,受训教师1.3万人次;江西师范大学实施“红土地支教实习工程”,先后派出1000多名学生到20余所农村中学实习支教。
4.取得了多方受益、合作共赢的良好效果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海外教育；中医药；趋同化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73-02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
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文化的功能，文化的交流是各国家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1]。在人类活动范围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国际化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其高等学校就必须参与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受教育者对教育的要求，也已经突破了国家的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相信，要在未来的就业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具有国际的知识和经验；教育者想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和创新，就必须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动向和最尖端的科技，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大学要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和声誉，也要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因此，要适应时代的要求，高等学校就必须以新的观念和姿态，向全球范围的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中医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中医药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宝贵财富，它为中华民族及华人社会健康和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在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一背景下，中医药在国际卫生保健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健康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今的人们更注重养生保健与生存质量。一股“回归自然”的潮流正迅速卷全球，而这正使中医药这一古老而传统的产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医药以它独特的双向调、治疗与保健双重功效等优势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眼球，满足了西医西药无法满足的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和需求。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民进行医疗保健服务，赢得了他们的青睐[2]。
三、新建中医药大学海外办学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的特征
福建中医药大学原名福建中医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创办较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是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201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校是内地第一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的中医药院校，现有各类在校海外学生近三百名。海外学生作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是学校与各地区、各国之间友谊的桥梁与纽带，他们在学校愉快地学习与生活，吸引了大批热爱中医的人士加入到学习中医的行列，为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学校海外学生招生和教学学籍情况看，具有跨国界、跨地域的特征，特别是海外学生来华学习的目的是毕业后回居住国或居住地就业或者再到其他国家留学，所以说学校海外办学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的特征。
1.招生和录取制度方面
为适应海外学生的特点，学校招生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努力扩大对外招生，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海外学生个体情况的差异和复杂性、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海外学生管理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
招生对象多元化：海外教育学院的招收对象为海外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学生、台湾地区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我校主要以前四类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流的加强，港澳台生来内地求学的人数日益增多，福建中医学院成为台湾学生数量最多的几所高校之一。
招考办法多样化：祖国大陆由于教育资源短缺仍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有明确的名额限制，而海外招生则多多益善，海外学生除了可以参加普通高校港澳合招生考试外，还可以参加学校单独招生考试，已获得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港澳台青年可以直接向学校申请免试入学，参加联合招生考试未被录取而考分较高者，可进入预科学习阶段，学习一年后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可被录取为正式本科生，进入一年级学习，此外，如果出于对中医的热爱还可向学校申请旁听。
招生渠道国际化：学校委托国外中医药学校或中医药团体、华侨华人社团、境外知名人士、境外中医药机构推荐获得生源；积极派员参加境外高校展，通过展览、咨询等方式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学校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美国、德国设立了招生报名点，与澳大利亚澳华中医学会、马来西亚北马槟榔屿中医学院、香港中医师公会联合培养包括专升本、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为当地培养输送一大批中医药人才。
2.教学和学籍管理方面
2010年学校决定采取“趋同化”管理模式，自2010-2011学年起，新招收海外学生全部插入各个学院就读，与大陆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外事行政单位以招生和出入境管理为主，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管理以及住宿管理由各学院负责，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与大陆学生一起学习、交流、切磋的机会。
学校海外教育学院自成立以来对海外学生管理从政策制定到具体事务实施都具有“特殊照顾”的倾向。这一特殊化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过很好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海外学生的管理工作出现了诸多问题。独立办班和住宿，将海外学生与大学城本部学生隔离开来，减少了学生一起上课讨论、研究的机会；学生语言、社会交际能力乃至学术能力都得不到很好的锻炼。基于“外事无小事”原则，学校设立专门的招生、教学、财务、后勤、保卫等部门来管理和处理海外学生事务，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事无巨细的管理不仅使得管理人员工作繁重，还使得职责交叉、混乱。
“趋同教学管理”指的是对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环节上趋向于与中国学生相同的管理，是比照教育本身的含义和国外对留学生教育所采用的方式而提出的一种对留学生管理的模式，已成为当今来华留学生教育领域的共识，它将是我国学历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一个大趋势[3]。
“趋同化管理”模式在留学生教育领域的研究已很成熟，现将该模式实践运用于我校以港澳台侨生为主的海外生教育领域是具有可行性的。首先，学校招收的海外学生主要以港澳学生、台湾地区学生、海外华侨、外籍华人为主，他们的汉语水平绝对达到能处理好一般性日常学习生活交际的能力，与完全没有中文基础的来华留学生相比，更没有必要将他们单独管理。应取消单独上课的制度，将他们作为普通学生下放到教学部门管理，尽量为他们与大陆学生一起学习、交流、切磋提供机会；其次，2006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港澳办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对已录取到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的港澳地区的学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执行与内地学生相同的收费标准，即在同一学校、同一科研院所、同一年级、同一专业学习的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学费标准一致；同等住宿条件下，住宿费标准一致。这为对海外学生实行“趋同化“管理提供的政策依据。
从短期教育培训来看，众多海外人士来中国学习与中医药保健文化相关的太极、气功、八段锦等传统文化内容，这些传统文化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切入点。很多海外人士通过学习这些传统文化，更多地了解了中医药，愿意接受中医药服务。学校还实施“走出去”战略，送“学”上门。为满足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合作机构学生校友的学习、工作安排需要，学校派出专家学者赴澳大利亚面授课程、指导临床工作，受到当地媒体的热烈报道和当地患者的一致好评。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为学校海外教育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跨世界、跨民族、跨文化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即一个国家向世界发展本国教育是思想理论、国际化活动以及与他国开展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放教育市场，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开放意识、具有较高文化品位、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具有国际竞争能了的穿造型人才，核心是要求现代大学逐步走向世界[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全球视野的形成是学校海外教育的基本要求。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学校目前在办学规模、层次、结构、质量和水平等几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良好声誉。学校现有海外学生300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学校全方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目前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十多所高校建立校际友好合作关系。学校的海外毕业生，在居住国和居住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为当地的医疗保健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五、小结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海外学生教育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医药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来中国寻觅、学习纯正的中医药知识。海外教育长期以来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海外办学模式适应了这一国际化趋势，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的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为学校海外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发展中医传统优势，增强吸引力，拓宽办学渠道，加大招生宣传，满足海外学子日益增长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高等教育服务，培养适合他们居住地区或国家所需的高级中医药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6-18.
[2]李薇薇.中医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青睐”[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5，（11）：3.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4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3．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近代体育的传播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对传播西方近代体育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一途径，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及其竞赛活动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鸦片战争以后，为了进行文化侵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派大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除传教外，大多兼办教育，在教堂或他们家中开办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发展更为迅速。据统计，基督教所办的教会学校，1877年共有学生5975人，1912年为138937人，到了1920年，达到245049人。天主教所办的教会学校学生有10000人。美国教会在1890年，就开办了1032所初等教会学校，学生16310人，74所中等教会学校，学生3819人，教会大学主要都是美国教会开办的。当时，教会学校一般没有体育课程，但是，大多在课外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如：1884年，美以美会在江苏镇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校规》规定，“学校在上课休息时间中可使用已备好的器具各自进行游戏”。1895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烟台开办的汇文书院，每日上午有一次课间活动，称为“放小学”，常作“抢球”游戏，下午有一次课外活动，多作“夺旗”游戏。教会设立的相当于高等学校的书院，一般设备较好，大都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如：北京的汇文书院，1895年就有棒球队，1901年有足球队。1907年，汇文书院和通州协和书院开始举行两校之间的棒球和足球比赛。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890年就举行了运动会。1901年成立了足球队。1904——1908年，圣约翰大学和英华书院、东吴大学等教会学校组织起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举行田径运动会。教会学校开展的球类运动，主要是足球、棒球、网球、篮球、排球、墙球等。并常举行校际比赛。可以说，教会学校的体育活动，是西方的田径、球类传入我国的主要途径之一。西方体育传入我国的另一条主要途径则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基督教青年会，是美国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它的宗旨是所谓“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中国最早是在1885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开始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以后许多教会学校都成立了青年会。青年会一般都是通过文化、教育、体育活动等方式宣传基督教，并想拉拢、培养一些青年为他们服务。
它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引进西方的体育活动。
如篮球运动是1898年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当时天津青年会的会员对篮球很感兴趣，有成为大众运动的趋势。此后，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的学生蔡乐尔，于1910年来华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进一步传播了篮球技术和比赛规则。1911年由美国来华的上海青年会干事柯乐克，也组织了排球比赛。
（2）介绍西方体育理论与方法。
由于青年会设有体育部，美国青年会常派遣一些体育专业人员，来中国负责青年会的体育工作。他们除了在青年会传授运动技术以外，还到当地学校指导体育活动，介绍西方体育的理论与方法。如1904—1908年间，天津青年会干事罗伯逊就曾到北京，天津各学校讲演“西洋体育”。1915年来华的上海青年会干事麦克乐，在1916年担任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1923年担任南京大学体育系主任。他曾在上海、南京各学校作过体育的演讲，还出版了体育教材等书籍，并创办了《体育季刊》杂志。麦克乐是首先把美国体育理论与方法系统地传入中国的体育学者。
（3）开展体育活动和举办运动比赛。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5
关键词：航海;教育;商船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0-0271-02
一、中国古代航海教育溯源
我国航海历史源远流长，例如《易・系辞下》中：“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就已记载了我国的航海探索之旅，航海史同时也是航海教育史。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航海事业的探究日益发展，航海教育形成了以传统学徒制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模式。至近代洋务运动，“西学东渐”推动着中国对西方先进航海技术及教育方式的学习。
二、民国时期商船实用教育回顾
对民国时期的界定可从时间范畴、地域范畴和政治范畴三方面综合而谈。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民国”一词的范畴，将它界定为1912―194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时期。
（一）商船学校的课程设置规范化
民国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于1913年颁布。其中对商船学校的课程设置明确规定，有助于实业教育规范化。该学制包括一系列学校法令章程，其中《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将“知识技能”设为根本目标，“必须”一词便体现出注重实用性。实业学校种类分为：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等，可见，商船学校与农业、工业、商业处于同等地位。商船教育的发展在民国时期的教育领域和国家发展领域占有着积极重要的地位。
对商船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分为“航海科”和“机关科”两个专业。“航海科”专业课程包括：“商船运用术”、“海上气象学”、“造船学大意”等;“机关科”主要课程有：“力学及应用力学”、“电气工学大意”等;与当今的航海类和机电类课程有相通之处。“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数学”、“物理”、“地理”、“图画”、“体操”、“实习”并酌情加“化学”、“法制”等课程，与当今的公共课程相类似。该学制在课时安排、课程设置及教授方法等方面都有明确列出。
（二）职业教育体系日趋科学化
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在民国时期的教育历史中起到分水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上的法律地位，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称谓，至此职业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学制上采用“六三三四”学制，职业教育贯穿学制始终，小职、初职、中职、高职自成一体又与普通学制相穿插。此时颁布的《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将课程设置为：“职业学科”、“职业基本学科”、“非职业学科”三大类，与当今的专业课、公共课、职业素养课在含义上基本对应，职业教育体系在新学制颁布后日趋科学化。自壬戌学制以后，商船职业教育在学制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日趋科学化，为日后航海教育事业所沿袭。
（三）航海职业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国家教育部的有力支持及规范标准下，职业教育发展日趋完善，甚至在局部地区创造了相当繁盛的景象，例如：广东商船航海教育是众多商船职业学校中的佼佼者，经过广东航海讲习所、广东航海学校、广东省立海事专科学校、广东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断探索，将航海职业教育发展到黄金时代。其他地区的航海类职业教育也都发展较好，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航海人才，推动了中国航海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民国时期商船教育对当今航海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走中国特色航海职业教育之路
民国时期的商船教育发展过程是一个“舶来品”的本土化过程，从“西学为用”开始，商船实业教育才在中国生根发芽。从单纯学习西方先进的航运技术到深入学习航运教育制度，圆满地完成了商船实用教育在中国本土的自我升级过程，其创建的航海黄金时代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史为鉴，回顾这个探索过程不难让我们将当今航海职业教育的探索与之联系起来。当今航海类职业教育应立足本国航运国情、职业教育现状，学习他国先进理念，又融合自身航海教育实情，走中国特色航海职业教育之路。
（二）“现代学徒制”在当今航海类职业教育中的应用
民国时期的船政教育是古代“学徒制”向“现代学徒制”进化中的探索过程。在我国学校教育诞生之前，“学徒制”一直是人类社会技术传承的主要手段。至民国时期，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取代了传统学徒制，然而学徒制并没有消亡，而是以不同形式得以保留。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合作教育制度。2014年2月26日，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可见，我国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为落实“现代学徒制”。
只有“现代学徒制”才有可能提供航海职业教育情境学习所需要的真正的内容。职业教育与一般普通院校不同，其注重与各自特色相符的对接产业，将就业情况视为重中之重。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等几乎与企业需求形成无缝对接。可见，早在民国时期，船政教育就已将传统学徒制进行升华，旨在为航海职业教育创建新的学徒制模式。
（三）“商船教育”中的“校企合作”
从商船教育的“商”字就可看出，民国时期的航海教育紧密联系于商业市场，航海教育向航运事业倾斜。改变了清末近代的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以国防建设为根本目的的教育体系。商船教育和航运企业的无缝对接，演化至当今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在该模式下，航海教育有针对性的为企业培养人才，注重实用性与实效性，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双赢”。
但是，当今“校企合作”过程中多遇到“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阻碍了航海类学校依托企业进行的实践教学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远景。民国时期的商船教育是由国家颁布学制，体系内进行学校类别划分，对课程设置、学制安排等进行统一规划，包括对“实习”课程设定统一标准，可见民国时期的商船教育，国家、政府对其发展的关注和做出的统一标准很好地推进了航运企业和商船教育的双赢。这对当今在航海类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中，国家、政府应是否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提出了反思。
（四）统筹规划航海类院校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建设
民国时期的商船学校实行的教育体制是双轨制，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行，二者又可交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相互交叉，最根本的就是实训技能和理论知识的相互促进过程。当今我国航海类院校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学校数量较少，例如：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集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专科院校则数目较多，层次差别较大，如：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等属于专科院校中较优秀的，但航海类职业院校，从中专至高专，教学内容、水平差别较大，衔接性不良。
在这样的情况下，“3+2”、“3+4”分段式教育模式尤显重要。“3+2”是指中职3年+高职2年或高职3年+本科2年;“3+4”是指，在中职院校学习3年后，进入本科进行4年的继续学习。分段式培养的目的是将中职、高职、本科在专业上贯通培养，利于专业体系的发展和学生的个人发展，更有利于学校的生源质量以及服务企业效果的提升。
（五）航海类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科学化
民国时期商船教育的课程设置呈现在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中，国家对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有明确导向作用。各学校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更新课程，使之形成科学的体系。当今航海类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需国家加大推进力度，增强导向作用，更需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进行因地制宜的科学化课程设置，在注重专业技能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对学生整体素养的提高。
（六）注重培育航海精神
民国时期涌现的众多有识之士，将自己的一腔热血贡献给航海事业及航海教育事业，在如此积极向上的氛围下，培育了众多航海人。原广东航海讲习所所长陈元瑛对首届毕业生的期望为：“夫航海之具，莫重于指针。航海之责，莫重于司柁……彼岸虽远，终能达到。拟航海者，非常处宴境也，当夫惊涛骇浪，烈风暴雨，尤贵不屈不挠，努力以赴……适为航海，身入社会，不啻风雨同舟，应思共济，宜各竭其智能，为群众造福，斯不负其所学”。民国时期对航海精神的培养尤其关注，当今航海类职业教育应借鉴，使“为群众造福，斯不负其所学”的思想竖立在每个航海人心中。我国古代航海历史源远流长，是当今航海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从航海人文精神的高度提升职业教育素养，在招生宣传、选修课课程安排、校园文化建设、社团文化建设中，全面贯彻航海文化及航海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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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6
1.1运行机制上重视多元参与机制的建立
台湾社区教育多元的投入与动力机制为海西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政府扶持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合作机制。当前，海西社区教育的形式相对单一，由政府承办为主，社会力量为辅，即“公办民助”，此运行模式面临着投入机制与动力机制不足的困境。海西地区涵盖整个福建及浙江、广东、江西3省的部分地区，民营企业是地方经济的主体，社区教育的发展应充分鼓励、引导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在投入机制上，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公办民营”的办学模式，鼓励各类高校、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成为社区教育发展的经营主体，拓宽社区教育的经费渠道，从而走出发展中资金短缺的困境;在组织机构上，鼓励各种民间社团成为社区教育的参与机构;在师资队伍上，只要无严格而明文的条件限制，凡具有该学科之专门知识或实务经验者，均可任教;在人员队伍上，以少量的专任人员为骨干，以庞大的义工为辅佐，投入到社区教育的运作中。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基础上，海西社区教育应着力实现“五力合一”(政府推动力、市场运作力、社会参与力、社区自治力、社区民众主体力)，整体性地推进社区教育的发展。
1.2教育对象上更侧重于职业流动者
随着我国经济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海西地区原有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已明显弱化，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致经济发展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应对各种新挑战，海西经济区把“增创新优势”提到了“第二次创业”的高度，以继续保持区域的竞争优势。为了配合推进第二次创业，社区教育的对象应以职业流动者为重点。一是以外来务工人员为重点，由于海西经济区作为沿海开放地区，过去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大。以泉州为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显示，泉州总人口约812万人，其中具有本省外市户籍的迁入人口为321196人，具有外省户籍的迁入人口为1691661人，即外来务工人员约200多万人。第二次创业需要外来务工人员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二是以原住地农民为重点，以适应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民顺利实现转业的要求。
1.3在两岸交流上以地方文化为契合点
环海峡经济圈的构建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的聚集，以形成强大的推进合力，“五缘文化”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五缘文化”(亲缘、地缘、文缘、商缘和神缘)是两岸人民同根同缘的见证和亲密往来的桥梁，也是维系台湾与祖国不可分割的纽带。“五缘文化”有利于闽台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商贸往来和经济增长，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保持血脉相连，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福建省提出的“五缘六求”发展闽台关系、促进海西建设的重大举措，其深意即在于此。
2海西社区教育发展的三个维度
2.1社区教育发展的数量之维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及环海峡经济圈建设的推进，海西社区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此必将对社区教育发展速度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近年来海西地区开展的具有“三全”(全员、全程、全方位)发展趋向的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已取得了可观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奠定了加速发展的基础。由此，从数量增长维度思考社区教育发展，则可采用跨越式发展和网络式发展两种模式。54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年跨越式发展是指加大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投入力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使社区教育跨越常规阶段发展的一种模式，其具有超常规性、加速度性、赶超性等显著特点。此发展模式适用于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和经济开发区。这些地区的社区教育起步虽较晚，但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经济发展潜力，完全可以为社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
网络式发展是指利用现代信息和教育技术，解决了社区成员在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时间安排等差异，大大拓展教育的覆盖面，为社区成员提供灵活、方便、个性化的学习环境。电大系统是我国最为完善的教育网络，是现代远程教育的主力军，覆盖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个地市县区，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办学实力，这是电大开展社区网络教育的最大优势。泉州市鲤城区社区学院的相关实践已证明这一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2.2社区教育发展的质量之维
社区教育要适应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辩证关系，坚持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针。近年来，海西社区教育虽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然而不少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问题。为提高社区教育的发展质量，须从五方面入手:第一，拓展教育内容。海西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产业实现升级需要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而社区教育承担着劳动者实现再学习的重任。因此，社区教育的内容就不能再停留于传统的文体休闲活动，而应是更为实用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接轨的技能知识。第二，挖掘教育资源。社区教育应盘活社区内教育资源的存量，挖掘教育资源的潜量，提升教育资源的使用率和共享率。第三，开放办学体制。
社区教育应充分调动社区的各单位、组织及个人集资办社区教育，采取一次性投入和经常性投入相结合，实现经费来源多元化。第四，完善管理体制。为了改变当前社区教育管理体制上出现的政出多门的乱象，社区教育可以成立社区教育管理委员会，对辖区内的社区教育事务实行统一管理。最后，健全评估体系。社区教育要以广大社区居民的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作为评价的最基本依据。
2.3社区教育发展的结构之维
由于不同社区存在发展差异，为更好地合力推进环海峡经济圈的建设，社区教育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社区发展的个性需求，从结构优化维度思考社区教育的发展思路。就不同教育类型而言，社区教育包括职业性社区教育与非职业性社区教育。在经济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以职业性教育为主，重在培养社区成员的劳动技能，而中心市区应以非职业教育为主，重在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品质。
就不同教育对象而言，社区教育包括早期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在老城区应以成人教育和老年教育为主，在新城区应以早期教育、青少年教育为主，而有大量留守儿童的农村地区应以学前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为主。
就不同教育层次而言，社区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应以扫盲教育、初等教育为主，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和外来人口众多的开发区应以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为主，而在中心市区应以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主。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7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淮海戏活跃和时期，自90年代开始，由于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普及，特别是港台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对淮海戏的兴趣也逐渐淡泊，尤其在年轻人中少有听众。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人们忙于生产经营，生活节奏加快，听众越来越少，年老的艺人难以继续演唱，年轻艺人纷纷改行，出现后继乏人、濒临灭亡的危险。目前，淮海戏已经被列为省级非物质保护项目。抢救和保护承载着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淮海戏，对研究、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笔者经过学习和查找资料及对淮海戏的传承方式、途径和现状的调查研究，联系我国现行的音乐教育中对乡土艺术的教学状况，发现本土音乐教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用西方音乐的技术衡量我们的本土音乐，这个标准不能共用。20世纪末至今，中国依然存在直接以西方音乐为样板进行创作和教育，以及西方音乐在社会音乐生活或音乐文化市场中占绝对大的比例的现象，我们一直习惯于用欧洲的那一套音准、和声作为金科玉律衡量我们的音乐。有人认为淮海戏不过是艺人们在两三个乐器的伴奏下，用方言表演的一种简单音乐，和交响乐比较起来是不能等大雅之堂的。甚至有些音乐老师也认为淮海戏音乐“低等”。仅从音乐论音乐，不把音乐当成一种文化理解。这都是造成淮海戏不被重视和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次，音乐课堂上重视西方音乐的传授，忽视本土音乐。本土多元音乐也都是以西方的音乐模式加以建构，没有根据它们本身的音乐术语、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来阐述。我们总惯于用西方音乐的记谱法、和声、曲式、配器法等，而对于本土音乐的不确定记谱法，即兴、口传心授等特点忽视。学院式专业音乐教育的教学主要采取西方模式，作曲专业尤其如此。西方的视唱练耳、钢琴、合唱、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总谱读法、指挥等，被作为专业必修课，占总学分的最大比例。假如我们能在音乐课堂中多提一些我们民族民间的本土音乐艺术文化，多从淮海戏本身的特点出发进行讲解，也许会有更多人理解、接受淮海戏这门古老的地方剧种。
振兴淮海戏并非仅仅是在自己熟悉的地域进行音乐传承，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淮海戏这门传统艺术的精华，领悟本土音乐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本土音乐教育或研究时要理解本土音乐文化，最终是要解决本土社会中的问题，甚至改变本土社会中人们的世界观，丰富本土社会的文化生活。基于以上的各种状况，笔者提出下面几种方法和建议：
第一，音乐课堂上要抛弃音乐“先进落后”论，切忌以西方音乐标准作为所有音乐包括民族音乐的唯一标尺。淮海戏表演形式往往是几个艺人，一把三弦变成了一台戏。演员甚至都不用化妆，演出方式简便。记谱方式采用的是简谱，没有西方音乐调式、和声、曲式等规矩，但它绝对不是“落后”的艺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用先进和落后来衡量，也许在技术上有难易之分，但在价值上没有“先进落后”之分。
第二，给予传统音乐以正确的审美定位。我国的本土音乐是世界丰富多彩的音乐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自身的独特价值。淮海戏绵延几百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中国最大的传统音乐宝藏是在戏曲之中，淮海戏是我国传统音乐中的一支奇葩，因此，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继承和振兴淮海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音乐教师首先应该摆正对于淮海戏进课堂的各种错误认识，正确认识淮海戏在传统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8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育；现代性；知识模式；学制设立；观念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6-0087-06
大学语文教育是伴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而发生的。这种现代性进程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至于“西学”和“西潮”已经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新的传统。［1］因此，结合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历程予以观照，不失为一个可以接近历史情境的有效视角。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一个意涵丰富且有多种阐释的概念，尤以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一方面与启蒙运动尤其是黑格尔以来对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强调有关，另一方面与韦伯所谓的合理性（rationalization）――其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有关，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新的知识模式的生成。因而，现代性的内涵至少包含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2］
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论域的三个主题，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方面：先是知识模式上，西方讲求致用的“专门之学”对传统的“通人之学”的冲击，造成传统知识谱系的分化、调整与学科分类的诉求，而“专门之学”的出现则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其次学制设立上，大学创办使“通人之学”与“专门之学”的知识传授在教育运行机制上得到保障，而晚清仿日而设的预科制，其间基础教育性质的公共科课程“词章”（壬寅学制）、“中国文学”（癸卯学制）和“国文”（壬子癸丑学制），当属于大学语文性质课程，尤其是“中国文学”（癸卯学制）课程的具体开设，则标志着大学语文教育的正式发生；最后是主体的观念取向，国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美之人格”塑造，展示出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因而，探讨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对当前大学语文教育中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无疑会有诸多启示。
一、知识模式：从“通人之学”到“专门之学”
作为“专才”培养的基础教育之一大学语文教育，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由博而专的知识模式变迁为其发生提供了前提。钱穆曾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3］鸦片战争以后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激起人们对传统学术中“无用之学”的反思与唾弃，也促使人们大量引进西学中的“有用之学”。于是经由改造传统与引入西学两条路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培养“通才”的“通人之学”，渐渐向西方现代以来分科治学、造就“专才”的“专门之学”转型。而在分科治学与“专才”塑造中，存在着“中学为体”的思考和致用性的语言文字训练的问题，而问题解决的策略亦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先声。
较早提出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方案的是冯桂芬。在1861年撰写的《采西学议》中，冯氏将学术分为经学(包括小学、算学)、史学(包括策论)和古学(包括词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和舆算之学（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四类，前三者是中国学术，舆算之学则属西学。中西拼接及二者的比例失调，反映了冯氏“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的学术分科观念。接下来，经由王韬、陈虬的进一步探索，到甲午海战前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格致科，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农、医等学科。［5］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郑氏的六科分类方案较全面系统地涵盖了中西学术，但同时显然有经世致用倾向：重视文学、言语二科中致用性文体，经学缺失，且西方“专门之学”科目比重加大。1898年开始后，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奏并得到认可。梁氏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将学堂课程分为溥通学与专门学，类似大学预科与本科。溥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十科，规定三年之内学生必须通习所有科目。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在专门之学修习之前，预科阶段必须学习的科目之一“文学”值得注意。“文学”类似于梁启超早年谈到的“词章”，而他又曾说［6］：王维玉：论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
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
可见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凸显其学习知识的基础，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这种在“专门之学”修习时对“文学”科目的安排，已经隐约显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先声。
分科治学观念在当时书院与学堂的教学中得以践行。1873年创立的陕西味经书院，其学术科目分为道学、史学、经济、政治、训诂等五类，并规定了详细的教学规程［7］：
《易经》、“四书”，儒先性命之书，为道学类，须兼设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书经》、《春秋》、历代正史、通鉴纲目、九朝东华录等书，为史学类，须兼设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三礼》、《通志》、《通典》、《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为经济类，须兼职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诗经》、《尔雅》、《十三经注疏》及《说文》，先儒考据之书，为训诂类，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
以上所述中西学渐侵及对分科之学的影响显然，而《诗经》等被纳入训诂类，并与外国语言文字并列，可见当时对语言文字致用性方面的重视。
就官方而言，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为肇端，新式洋务学堂由语言学渐及算学、化学、医学等多种学科，并影响到当时教学实践。1891年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其科目分为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四种。［8］在此分科方案中，化西为中，努力存续国学的意图显然，而词章学与外国语言文字同列为文字之学，可见出对致用性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视。
大学语文教育既然是“专才”培养的基础教育途径之一，“专门之学”的出现自然就成为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在分科方案的诸多思考中，以致用性眼光考量如何调整中学、吸纳西学，其间关于“中体西用”的思考及对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视，因关涉国文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故已显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先声。
二、学制设立：从“南洋公学”到“京师大学堂”
随着分科治学、由博而专的教育改革推进与维新运动的兴起，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现代大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学术专门化是西方学术特征与趋势，大学以其健全的学科体系使之得以集中体现，并有利于人才培养。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创建最早的三所官办高等学府，而大学语文教育就是在模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的过程中出现的。
1895年，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仿照西方学制，北洋西学学堂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学制4年，似国外的大学校，内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科。1896年，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他说［9］：
然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旁求教习，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倍功半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
因此盛氏确定南洋公学在学习西方学科时，必须厚植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而公学总理何嗣参观北洋大学堂时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何氏认为“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10］9-101897年，何嗣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10］36再授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1907年学校改属邮传部后成为工科学校，但办学宗旨未变：“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0］201
1897年4月南洋公学开学，公学为培养自强人才而设，其重点为上院（相当于大学），志在培养略通工艺、机器、制造、矿冶等学的政治家。在学制上，大学各年级的课程设置中，作为基础课程的国文比重较大，一些理工科专业国文课程贯通学生入学到毕业始终。而这些政策在当时亦得以很好的践行。上世纪初，唐文治在南洋公学主讲国文。1909年，其将高等学堂讲义整理出版，为《高等国文读本》，“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11］《高等国文读本》各卷每个单元均有唐氏独到的讲稿，其后并附有编者精心选择的相关作品若干；教材注重道德教化、思想熏陶。而在写作上，1908年后，该校每年举办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全校学生均需参加，名列前十名者分别发给奖牌、奖品，并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12］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
可见，专门化的西方学术学习中所遇到的语文能力及传统文化存续问题，在中国大学创办之初就引发思考，正是这种思考，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而在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大学语文教育也因类似问题的解决而出现。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的期间，但因变法失败，学堂实际设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性质仍同旧式书院。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法令之一就是重新开设京师大学堂。1902年8月张百熙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经由朝廷批准后以《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即“壬寅学制”，但此学制招至各方批评，没有实施。随后张百熙联络张之洞做出修订之后再呈，经审核后清廷于1904年1月颁发，史称《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一直沿用至1911年清末。“壬寅―癸卯学制”主要取法“以儒家思想加现代科技为模式的日本学制”。［13］81这很符合清政府“中体西用”原则。张之洞曾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4］对西方学制“删节而酌改之”的日本学制更适合中国国情，比如西方学制没有而中日学制皆有的预科教育就是一例。
为什么要设置预科？《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无省学则大学堂之学生无所取材。今议先立预备一科，本一时权宜之计”。［15］244可见，西方式专门化的大学乍兴，有一定基础能够入学者少，诚如上述盛宣怀感慨“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进行基本的西学知识普及与国文教育以保证专门化大学生源需求，预科教育势在必行。“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15］244《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设置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三年毕业，……高等学堂各省城设置一所。”［16］337除三年制的大学预备科及高等学堂之外，高等实业学堂中的农业学堂、商业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也设置一年制预科教育。预科教育所开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是大学专门化知识学习的基础教育。其间所开国文课，无疑属于大学语文性质课程。如果说，“壬寅学制”预科教育公共科课程“词章”只是理论提出而未付诸实施；1904年，“癸卯学制”预科教育公共科课程“中国文学”的具体开设，则标志着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正式出现。第一本大学语文性质的教材，当属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林传甲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期间编写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广为人知。此书是不是文学史教材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视为第一本大学语文性质的教材，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1904年5月，林传甲就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在优级师范科教学，按规定须编讲义。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阶段：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以前共同修习，一年毕业；继而是“分类科”，三年毕业；最后是“加习科”，供“分类科”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深造教育理法。“公共科”有八科，其中有“中国文学”一科，课程说明是：“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分类科”共有四类，但都要修习“中国文学”，课程内容是“练习各体文”。［17］林传甲要教的是“分类科”课程“中国文学”，但他发现学生并没有学过“公共科”阶段的“中国文学”。于是他以半年的时间，为“分类科”学生补讲“公共科”一年的“中国文学”课程。“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18］28可见，林传甲所上《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属于预科阶段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显然属于大学语文课程。
清末效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以制度形式，进行国文教育，无论是增强学生语文能力确保专门化知识的有效学习，还是“中学为体”观念下“保存国粹”的努力，都最终促成了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由预科教育中公共科课程“词章”（1902年壬寅学制）、“中国文学”（1904年癸卯学制）或“国文”（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大学语文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真实步履。直到1922年《壬戌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一方将中学程度提高，一方将大学年限延长，以为补充”。［19］然而大学阶段公共科国文课并没有被取消，在《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中，郭绍虞说：“而自大学取消预科之后，各大学的大一国文便成为全体必修的课目。”［20］192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课为大学各科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科目，此即大一国文。
三、观念取向：从“学而优则仕”到“完全之人格”
在“癸卯学制”的制定中，“中体西用”的原则得到高度重视。张之洞等人曾说［21］：
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但是，这种体用分割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新学制陷于精神分裂状态［13］96：
旧的一面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思不出位；新的一面要求学生独立思维，实现自我。……癸卯学制课程设置和基本内容中充满二律背反的矛盾。
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程也是如此，这在学制规定本身与具体践行上都可看出。
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有具体学科程度规定：如三年制高等学堂每一年都有“通习”课程五门，其中的“中国文学”，第一、二年是“练习各体文字”，第三年是“同前学年，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16］339-344再如优级师范学堂一年级预科阶段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规定：“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但是预科“中国文学”课关于此内容没有进一步说明，而在“文学科大学”的“中国文学门”中对课程《历代文章流别》的说明是：“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18］365可见，当时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程相关规定与说明大致清晰。林传甲编写讲义时显然注意到了上述规定与说明，在《中国文学史》开篇部分说：“传甲斯编，将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8］29但他又没有严格按照学制规定。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1904年1月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改题《历朝文学史》印行。此书分九期论述“春秋以前的文学”到“清朝文学”。其特色有两点：第一，从地域人种风俗的殊相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色；第二，以“想像”、“优美”等概念论述文学。就第一点而言，例如川种郎指出孟子与庄子分别绍述北方孔子与南方老子的精神，而韩非子的文学则是南北合流的表现，这种既联系地域又关注其流变的文学研究显然具有现代气息；而林传甲论述庄子、孟子，重点在于区分前者属于子部，后者属于经部；韩非“创刑律之文体”，重点在其法家思想。林传甲把文学囿于传统经史子集全体学问，显然过于守旧。就第二点而言，川种郎对中国的小说戏曲很重视，这与日本的现代文学观是一致的；但是林传甲对此大加批评，对小说戏曲持贬抑态度。［22］事实上，《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也明确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23］学制规定与具体践行，皆可见出预科“中国文学”课教学的新旧观念混杂。
癸卯学制中与传统文学观念相关联的是具有科举遗风的规定。《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大学堂程度甚高，应奖给进士；高等学堂程度次之，高等学堂及他学堂程度相等者，均应奖给举人……”［24］新学制本来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基调，但此类规定显然会误导“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流行。
学制规定中的新旧观念交错混杂。诸如“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之类规定，“或许是清朝统治者在借鉴日本及欧美各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某种懵懂的不自觉行为，”［13］85然而正反映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走向。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所讲“文学”史，其实经由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三界革命”，文学内涵已与传统不同。1902年，《新民丛报》介绍《新小说》杂志时，使用标题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25］可见当时文学审美特质已经得到初步确立。王国维对古典戏曲及美学的研究，更是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在1904年发表的《评论》中，王国维对“美学”的界定是［26］9：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伎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6］5文学不再是传统“载道”工具，而是以“审美”为特质，对人生的观照。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国维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27］看来，当时的中国文学观发展也与川种郎文学观类似，小说、戏曲的地位得到肯定，以“优美”界定文学。如此，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显然应沿着“审美”理路，朝向“完全之人物”培养目标努力！蔡元培也认为文学属于美学范畴［28］：
美术有狭义的，广义的。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象(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含装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术史。用狭义；美学或美术学，用广义。现在所讲的也用广义。
而教育不是“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才为目的”［29］，而是培养德智体美共同发展的完全之人格，“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30］上述观念也践行于具体的学制规定［13］112：
民初学制剔除了前清学部教育宗旨关于关于忠君和尊孔的规定，废除了读经课和各类不合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取消了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奖励出身的规定。
可见，晚清民初预科教育“中国文学”课的历史情境与发展，很多地方显然是与学制规定中所指《日本文学史》一样是指向现代的。
晚清民初国人模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其学制规定新旧混杂。由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的相关说明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践行可见一斑。然而，将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的相关说明与历史情境相结合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及其目标指向，其实是沿着现代性维度而发生转移：国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全之人格”塑造，展示出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
可见，知识分科化，人才专门化，社会分层化，晚清以来，在国人这些极具现代性意味的理性选择过程中，专才培养时语文能力之需与国学存续之虑，最终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进而由审美视角关注人的主体性完整，则是大学语文教育现代性之维的进一步延伸。大学语文教育发生已逾百年，而目前学界相关争议却此起彼伏，从源头出发审视其发生历程，目的即在于为目前大学语文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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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9
卷首语
(1)教师要常怀敬畏之心董月娥
行政纵横
(5)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袁贵仁
(8)赵正永：深入学习贯彻十精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无
(9)省委宣讲团十精神报告会在西安交大举行景俊海作报告无
(11)杨希文：贯彻十精神力促教育系统组织人事工作上水平无
(13)教育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重点工作方案无
(19)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精神的通知无
(22)陕西教育系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精神热潮无
(23)全国优秀中学校长教育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朱静芝出席无
(24)杨希文：深化高校总会计师委派制度提高高校财经管理水平无
(25)郝利生与省属高校和委厅机关新任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无
(26)陕西省中小学“名师大篷车”行动计划启动杨希文讲话无
(27)宝鸡市教育中心开工奠基唐俊昌、张雄强等出席无
(28)陕西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现场会召开郭立宏出席无
(29)山阳县通过省政府“双高双普”验收曹普选出席总结大会无
(30)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厅表彰全省教育系统老干部发挥作用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张新民出席并讲话无
(31)汉中市积极探索新路子保障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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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篇10
一、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北部湾海歌
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高校音乐体制改革越来越深化。对民间音乐艺术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高校音乐课程通过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能很好的实现对民间音乐艺术的保护，而且也正符合国家政府的相关政策，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对社会力量呼吁人们保护民间音乐，确保民间文化艺术能顺利流传下去，既能提高学生的对音乐的认识，还能保证高校音乐体制改革实行更加完善、系统、多样化的运行。把广西北部湾海歌融入到高校音乐课程体系中，是目前保护广西北部湾海歌和实现高效音乐课程改革体系的关系所在。随着我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保护民间音乐艺术文化越来越重视。音乐艺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底蕴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把北部湾海歌这一民间音乐艺术融入地方高校音乐艺术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丰富高校音乐教学的民族音乐题材与内容
北部湾海歌具有很强的音乐特色，在广西北部湾的沿海地区非常出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北部湾海歌认知度和传唱度大大减少。北部湾海歌是目前我国民间音乐文化亟需发展和传承的主要民歌之一，目前影响北部湾海歌发展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部湾海歌资源异常匮乏。传统的北部湾海歌是在当地劳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随着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能力与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成正比，使得北部湾海歌的资源越来越少；
第二，关于北部湾海歌的文字资料比较少；
第三，北部湾海歌音乐的难度比较大。但是，北部湾海歌音乐具有很多值得挖掘和传承的艺术特色，把北部湾海歌引入地方高校音乐课程中，对当地高校音乐课程的来说，能够为当地高校音乐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进一步丰富音乐课的内容。对北部湾海歌音乐而言，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到北部湾海歌的艺术魅力，对其发展和传承有关键性作用。
三、有利于彰显地方高校音乐教学特色性、民族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新媒体和流行音乐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传统的民族音乐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北部湾海歌认知度越来越狭窄。在很多高校中，大学生对流行音乐比较钟爱，认识不到民族音乐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而广西北部湾海歌的内容非常丰富，题材种类繁多，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特点，将北部湾海歌引入地方高校音乐课程中，不但能在的一定程度上凸显高校民族音乐教学特色，进一步彰显高校音乐教育的特色化和民族化，而且还能充分挖掘广西将北部湾海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四、有利于培养优秀的海歌民族音乐人才
广西北部湾海歌诞生在广西沿海一带，流传范围比较有限，而且文字资料比较匮乏，当地高校音乐教师对北部湾海歌的认知度有限，只是停留在会唱阶段，并没有对北部湾海歌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使得北部湾海歌民族音乐人才比较匮乏，很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师对北部湾海歌音乐的深度探索。通过将北部湾海歌引入地方高校音乐课程中，能够为学生传授更加丰富多彩的北部湾海歌音乐知识，加强对学生对北部湾海歌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北部湾海歌的传承和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音乐人才，促使北部湾海歌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和传承。
五、有利于增强学生对北部湾海歌关注的意识和自主探索能力的培养
学生是继承和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载体，也是继承和保护北部湾海歌的主要载体，所以要增强学生对北部湾海歌关注的意识和自主探索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其他音乐知识的同时，也要增强对北部湾海歌的的关注和认识，以此来提高学生对北部湾海歌喜爱和兴趣，比如在闲暇时间参加有关北部湾海歌文化艺术的活动、深入到北部湾沿海居民的生活圈，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音乐来源于生活，他们能创造出如此高雅的海歌文化艺术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和北部湾沿海居民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创作背景和当地的文化底蕴，多关注一些有关当地海歌文化方面的动态，同时去当地观看一些有关北部湾海歌艺术方面的演出和比赛，提高学生个人对北部湾海歌的基本素养和兴趣。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北部湾海歌文化艺术。通过实际调查研究表明，在课堂上教育只能使得学生被动学习，很难让学生学习到更多关于北部湾海歌文化艺术的知识，很难增强学生对北部湾海歌关注的意识和自主探索能力的培养，也就制约了高校教育的持续性发展。因此应当创造更多的条件让学生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不但能增强学生对北部湾海歌关注的意识和自主探索能力的培养，还能为当地北部湾海歌的发展和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
六、有利于开发和保护北部湾海歌文化资源
我国经过5000年的发展，流传下来很多传统的优秀文明，所以古往今来都非常重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教育。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为了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在高校设立了相关的课程和管理机制。最近几年，国家对稀少和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文化进行刻不容缓的保护，抢救了很多非常珍贵的民间音乐艺术。因为如果这些民间音乐艺术一灭绝就不可能再生，民间流传的音乐文化艺术是通过5000多年历史长河的洗礼才孕育出来的，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部落甚至是一个国家文化、经济、宗教、历史、人文的发展过程。对于广西北部湾來说，流传至今的北部湾海歌是几代人共同努力成果，对研究北部湾的历史、人文、宗教、生活方式有很大帮助，是北部湾千秋万代需要守护的精神家园。所以开发和保护北部湾海歌文化资源需要得到高校的重视和传承，确保北部湾海歌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高校作为传承北部湾海歌的主要途径和重要阵地，就要承担起开发和保护北部湾海歌文化资源的历史重任。在高校中深入的展开北部湾海歌文化的教育，不但能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优秀传统民间音乐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亲身感受其艺术魅力和教育价值，还能唤起学生的民族感情的和民族力量，提升学生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兴趣，保证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顺畅。
七、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在传承民间音乐艺术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目前我国教育部门首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大学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肩负着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兴旺发达的的重任，在高校中开展北部湾海歌的传承，能很大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由于北部湾音乐艺术传承比较久远，具有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涵非非常深远，既能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保证这一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更加久远。
可以说，广西北部湾海歌音乐艺术具有无与伦比的经常财富，其独有的文化、艺术、功能，能潜移默化的渗透到当代高校的大学生的脑海深处，同时还能提高他们音乐鉴赏的水平，增强大学生的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以说，广西北部湾海歌音乐文化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让他们对我国5000年文明历史有更好的认识，同时还能使得北部湾海歌传承的更加久远。所以说高校深入开展广西北部湾海歌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对各种各样的人才需要越来越多，大学是培训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和摇篮。当今，奋斗是我国各行业前沿的人才都是通过大学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在各领域表现最突出也是通过大学培养出来的技术型综合素质人才。因此，在高校传承北部湾海歌艺术正好能为培养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提供优秀的资源。这是因为广西北部湾海歌艺术是北部湾人民在生活生产中创造出来的，并流传在广西北部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西北部湾海歌音乐艺术很好的结合了当地的历史、地理、人文、生态、习俗、生活、戏曲、歌谣等多种文化，通过多年的发展演化才形成了目前独具特色的北部湾海歌。通过高校深入开展广西北部湾海歌教育，能很大程度上加强广西壮族北部湾海歌的挖掘、学习、开发、研究、和发展，不但能让学生获得对广西壮族北部湾海歌的韵味，而且还能获得民族情况以及对生活智慧的感悟。有利于提升和扩展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八、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