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1
论文摘要：从知识社会学观闽来看，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有三个基本的战略取向，即构建主导意、只形态同时作为观念、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三重身份；推动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化，十勾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促使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合理分离，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
如何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传统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更多是集中在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具体内容的完善方面，而仅从这一视角并不足以回答主导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因此有必要跳出具体内容本身，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和考察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运行规律，推动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本文认为，知识社会学视阈中的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有二几个基本的战略取向。
一、构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作为观念、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三重身份
意识形态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分为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二种形式。意识形态从观念形式扩展为制度形式进而社会心理形式，同时具有观念、制度与社会心理的花重身份，这刁’完成了意识形态在表现形式卜的一个运动周期，意识形态才取得稳定有效的成熟形态。意识形态从观念形式到制度形式再到社会心理形式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单线的台阶式过程，而是一个同心圆式的复合式的扩展过程。即制度形式的获得过程并不一定是以观念形式的完成为起点，同样，社会心理形式的获得过程也不一定以制度化的完成为起点二也就是说拼重身份的构建不能简单理解为促使三种形式的逐一扩展，而更重要的是点种身份的均衡、协调与贯通。因此，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二重身份的构建既包括“新建”，也还有“改建”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最先是作为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及社会卞义国家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权的保护和推动下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开始了制度化进程，由于意识形态的现实效用最终并不是通过掌握理沦学说的职业思想家或政治家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精英”到“大众”的贯通机制就成为“制度化”的核心内容气于是，在肃清各种反动宣传组织与书刊、“接管”国外资助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改革旧教育等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理沦的“教科书化”，干部与人才选拔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化，以传媒、学校和各级党团组织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教化机制的规范化以及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改造等措施，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迄今制度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是完成形态，但却远非完善形态，这其中还有很多“改建”、“重建”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一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观念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取得巨大发展，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的制度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改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教化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推动和保障的，对政权有很大的依赖性:主渠道、主旋律、主流媒体、党的喉舌等概念直观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化的状况这种制度化马克思主义运行体制中的“苏联模式”在计划经济与封闭时代的确具有极其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力和控制力、但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个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思想观念呈现空前的多元态势。影响思想观念变化的因素增加，信息来源与信息传播途径纷繁复杂，所谓主流也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更多情况下实际决定于“受众”的选择，“主流”的传播力在今天已大打折扣、传统的以僵化的学校教一育、高度“一律”的传媒、层层渗透的党团组织为主要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教化机制日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开放条件的需要，制度化马克思主义运行机制亟待转变，改一革一与“重建”制度化马克思主义应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取要环一。
无论是观念层次的创新还是制度层次的完善，其最终效川都是通过导引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社会心理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兰重身份建构中最具实质性的环节观念与思想只有内化为社会心理层次的动机、认知、态度和文化性格，成为人们立事、处事、行事的动因，才能真正引导人的行为。而在这一层次的建设上，我们一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战略措施来运作。所以尽管制度化马克思主义早已确认，但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化机制中，由于忽视社会心理化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往往使得意识形态总是流于形式主义和空头政治，在政治学习与政治宣传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做文章的表从下面是不和谐的心理暗流，这科，双取的社会人格使得“旧意识形态”所积淀的社会心理在表层理论包装的掩盖卜成为导引人们行为的深层力显对理论观点的认识是容易改变的，然而内化为“社会心理”井以“无意识”形式表现的思维方式、情感怠志、价值观及习俗习惯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扎根的关键在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构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渗透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以及现代的“文化实践”中，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形式、制度形式、心理形式交互重叠，相互贯通，点重身份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才能在效用的最大限度发挥中根深蒂固。
二、推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根植于特定利益背景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主体也就是其背后的利益主体，根据给定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主体从明晰到广泛性扩展的进程，可以将现代国家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按不同主体划分为社会(民间)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社会(民间)意识形态向政党意识形态演化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一阶段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从界限并不十分明确的模糊状态向有着径渭分明的阶级与集团界限的明晰状态转变。这一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扭个层次—即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的政党化和基于政党范畴的社会意识—女日阶级、革命、政权、纪律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建构。中同共产党从夺权到执政使得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获得统治地位，但政党意识形态不会因其地位的改变而直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范围并没有自动地扩展为“国家”。由于执政后政党意识形态固有的排他性、批判性等特征仍然留存，因而在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统领下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政治斗争仍然激烈。
一个现代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一定是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政党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进化是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主要是以政党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主导意识形态往往以阶级、革命、政权等为核心概念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价佰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的政党性质向国家性质转变和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观念范畴—如爱国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权、法制等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建构。具体地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理沦学说、政策主张应围绕中国的现代化、提高综合国力、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之，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国家层次”的建构;另一方面应确立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如爱国主义、民族振兴、社会公正、社会秩序、民主自山、以人为本、人权、法制等等观念在主导意识形态中的突出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演进取得了初步成效。诸如一国两制、公平竞争、依法治国、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观念已经逐渐深人人心，成为一切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所共同拥有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当前关于人权人宪、和平崛起等新举措与新观念也丰富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性质的明确，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体现了国家化倾向:总之，意识形态的国家化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同时也为执政党谋求最为广泛和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使意识形态获得最稳定的地位，其效川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应_立足于遵循意识形态发展规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闰家化的有益经验，积极主动地推进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三、实现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二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华本卜属丁这一类型，诸如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甚至公有制企业的经营力一式等等实际上都属政策主张领域，然而由于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士张资者的“重叠”，这些政策主张同时也是作为价值理想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政策的调整甚至改变木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对政策的质疑、批评甚至否定就意味着对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体系的质疑、批评和否定，就意味着对“软国家机器”的挑战，而“挑战者”自然就会成为专政的对象。在理论学说领域，不同理论学说的沦争可以是意识形态论争也一以是科学论争，关键在于其是否围绕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展开。然而也是由于意识形态结构气要素的合而为一，本属理沦学说领域的正常科学争论往往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最终畸变为政治斗争。同样是因为理论学说与价值理想的重叠，由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结论构成的理论观点也被看作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核心而成为不可挑战的终极真理。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陈献章；自得；贵疑；体认；意识形态；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04104
[GK-2！-2]
中国哲学向来强调“自得”，例如，孟子曾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程颢在《论学篇》中说“学莫贵乎自得，非在人也”。孟子与程颢所谓“自得”，其质是强调学问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学习的目的是要自己有所收获，不在于向别人炫耀自己渊博的知识。明学家陈献章尤其强调“自得”，但陈献章所谓“自得”，其含义与孟子、程颢所谓“自得”又有不同。陈献章所谓“自得”是自我“体认”，反求于内心，是“得”之于“自”[15]。由此可见，陈献章的“自得”既有方法论的含义，又预设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论世界观。
“自得”是自我“体认”、心中求道，这几乎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诠释思想，既要“入乎其中”，准确把握思想家所用术语的内涵，又要“出乎其外”，以便客观地把握其思想的精神实质。黄明同在《陈献章评传》中指出，陈献章“自得”之学的宗旨是“激励人的一种能顺应自然和社会的主体意识，唤醒一种精神力量”[6]，是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这可以说是把握住陈献章“自得”之学的精神实质。然而，这种解释仍然处在儒家思想的立场内，没有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主体意识”并不先于儒家意识形态①，相反，它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与其说是“激励”主体意识，不如说是“建构”主体意识。
本文认为，所谓“自我体认”，是个体对儒家意识形态不断熏陶、濡染而渐趋认同的过程；所谓“自得”，是不断濡染的过程，最终“诱使”个体相信自己是“天理”（儒家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儒家思想、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念的独立源泉。
一、“体认”与意识形态再生产
“体认”及其近似词“体会”“体悟”“体察”是中国认识论中十分重要的术语。然而，究竟什么是“体认”，似乎从未有人加以清晰的界定。然而，既
①“意识形态”的字面含义就是观念学说。本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意识形态”一词的，即意识形态与科学世界观相对，是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的歪曲；通过意识形态，个体进入与世界的一种想象关系中。
然
陈献章“自得”的方法论涵义就是“体认”，那就需要努力澄清这个概念毋庸讳言，“体认”“体悟”“体验”等术语确实包含有某些难以概念化的内涵，本文仅尝试澄清可以澄清的内容。。
如前所述，陈献章的“自得”说预设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论世界观，一般来说，这也是整个中国传统认识论思想的基本预设，但是心学一系表现得尤其明确，例如，陆九渊所谓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7]，又如陈献章所说的“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8]，就是这种整体论世界观的宣言。这种世界观认为外在世界具有一种有序的结构，而人的心灵结构也依照宇宙的有机系统构成。宇宙结构与心理结构的这种一致性是“心中求道”而能有所得的先决条件。
这种整体论的世界不仅是在结构上有序的，而且是弥漫着价值的。宇宙之“理”就是道德之“理”，世界秩序就是道德秩序。不仅如此，宇宙之理、世界秩序早已由儒家圣人阐发出来，并载之于“六经”。孔孟之后，知识、真理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并没有多少关于道德的“新知”留待我们去发现。
西方流行的认识论传统，知识的对象是被认为独立于人类理解的外在世界（或客观实在）。知识主要是通过对客观实在的观察和推理而被发现的。而在中国传统认识中，知识的对象则是圣人所阐发的真理，我们通过“体认”而理解这种真理。因此，“体认”的核心是“理解”，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通过理性的思考、推理、证明的“理解”。“体认”的“体”字，意为亲自、亲身，“体认”在字面上的含义是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去认识、理解。这种“实践中的理解”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去理解，二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在自己的情感、意愿、态度、价值观中去理解。
据此，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定义“体认”：“体认”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在现实生活和（或）内心自省中去识别、认出、印证前人所阐发的道理，并确认其真理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古人在阐发了自己对生活中某事某物的理解之后，引证经典文献说：“此即《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于是焕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等等，其实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识别、印证并认可其为真的过程。也就是说，“体认”并不是发现新知、发明新的话语体系，而是通过濡染而理解、认同既有知识。换句话说，“体认”虽然看上去是一个认识话语，但其实指的是以获得对经典教义的认同为目的的实践过程。湛若水的“体认即功夫”清楚地点明了这一点。
更详细地说，“体认”就是进入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在这种选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体验、思考和行动，用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意象、术语，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归类、范畴化，从而理解自我、世界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例如，当陈献章用天理、人欲、性、情等概念对内在生活进行分类的时候，就是在对宋明理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濡染、认同。当陈献章用“鸢飞鱼跃”的意象解读世界的时候，就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意象塑造对世界的理解。一言以蔽之，“体认”就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
二、“贵疑”与意识形态的召唤
在西方J识论传统中，没有人在知识发现上拥有特别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察和推理去发现新的知识。也正是因为没有权威，任何人的知识主张都需要在理性的天平上证明自身。而判定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知识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满足知识的定义：“被证明为真的信念。”因此，证成就成了西方认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任何人宣称拥有关于某事某物的知识，都要证明其信念为真。
在中国认识论传统中，认识活动的中心任务就是真实真切地理解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由圣人阐发出来并载之于典册的真理，一般来说，这些真理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知识分子都是彻底盲信、盲从的。陈献章就是重视怀疑精神的代表。但是，陈献章所谓的“贵疑”，虽然也包含一定的对儒家教义的怀疑，但主要是怀疑通过读书能否真实真切地理解圣人的经典教义，以及怀疑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圣人的经典教义。
陈献章在回忆自己的为学经历时说：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9]。
陈献章自称通过读书求理，很多年仍然“未得”，“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并不能与儒家圣训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还不能真实真切地在自己的内心中印证儒家圣训。陈献章多次把求之于书册的做法贬低为记诵之学，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够真实真切地理解圣人的本意，不能保证我们能够获得圣人“心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人把人类现有的一切知识存入一个芯片，并把它植入自己的大脑。在与我们的谈话中，他对任何话题都能够自如应对。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他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大脑中的芯片，我们自然会怀疑他是否真正理解了那些知识。陈献章对记诵之学的怀疑也是同样的道理，单纯的记诵，也许只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没有真切的理解和认同。
陈献章所说“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透露了他“贵疑”的另外一个原因。单纯的记诵常常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真实真切地理解了记诵的内容。所以他说：“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9]又说：“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故疑者，进道之萌芽，信则有诸己。”[10]怀疑是“觉悟之机”“进道之萌芽”，但绝不是发现新知的契机。怀疑的目的是发现自己与儒家圣人“未有凑泊吻合”，激励我们去从事“体认”的功夫，然后才能真实真切地理解（“知之真”）。获得了“体认”之后，仍然要通过“稽诸圣训”来检验。
因此，陈献章的“贵疑”，真实用意是要人抛开书册，在自己的思想、情感、态度中去印证儒家意识形态，从而获得对儒家意识形态的真实真切的认同。“贵疑”是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召唤，召唤个体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塑造个人的生活体验。
三、“自得”与主体的诞生
“体认”就是在个人现实生活和内心自省中引证一种既有的意识形态，并断定、认可其为真。陈献章的“体认”就是用儒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解释自我、世界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实现自我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凑泊吻合”。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把个人呼唤或传唤为主体。”[11]
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诱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而又负有责任的主体，是我们的思想、行为以及情感的独立中心、源泉。陈献章的“自得”正是这种“传唤”的最终结果：个体成为儒家意识形态的主体。陈献章说：
夫养善端于静坐，……始终一意，不言不倦，优游厌饫，勿助勿忘，气象将日进，造诣将日深。所谓“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始自此迸出体面来也。……此之谓自得[9]。
“养善端于静坐”，“养”即存养、保持、濡染之意，“善端”又被称为“端绪”，“所谓端绪，真心是也”[9]。“真心”概念就意味着自我是其情感、态度、价值的中心、源泉。“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9]，典籍中的一切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也都是来源于我的“真心”。
一旦一个人有了“自得”，那么，他就会自觉、自愿、自由地遵从儒家的天理、圣训。他在遵循儒家天理、圣训的时候，“本于自然不安排”[9]，不用施以心思人力，不需费力，因为他相信他是在自觉自由地服从自己的“真心”。简言之，他成为一个“天理”的自由主体，陈献章所谓的“以自然为宗”，指的就是这种自由体验。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10]。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盖亦庶几乎吾所谓浩然而自得者矣。……而知富贵果不足慕，贫贱果不足羞，功利得丧、屈信予夺不足为类。”[9]
但是，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主体，既是一个自由主体，同时也一个臣服主体。这个自由主体不仅完全臣服于儒家意识形态，也完全臣服于现实秩序。它给予个人以力量，接纳现实中的一切。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陈献章的“体认”使个体完全、彻底地认同于儒家意识形态，按照这套意识形态的话语、意象体系解释、塑造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世界观。个人由此进入一种与世界的想象的关系中，他不仅把“人为的”纲常伦理视为“自然的”，更将其视为源于自我的。“自得”标志着儒家意识形态“主体”的诞生：一个自由地臣服于社会现实的主体。毋庸讳言，这种“自得”学说缺乏对既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及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通过“诱使”个人相信自我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主体、相信现实的纲常伦理，社会秩序源于、符合自我的“真心”，“自得”之学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自我治理，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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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强调，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道、制度不变质的客观要求。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一种引领人们想什么和怎么想的软权力，既不会自然产生，也不能硬性强加。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既要充分利用制度的或技术的手段做好宣传引导，也要重视话语的表达方式，但根本上还要遵循人的意识或理念生成规律，进言之，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生成规律，才能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应从三个逻辑上依次着力。
一、更多获得感：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利益逻辑。
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自下而上的生成方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起点。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人的获得，着眼于现实的物的满足和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而为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利益基础。
（一）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要立足于现实的人的获得。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旧哲学的理论分野。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前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现实的人也就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具体说是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要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意识形态话语权），就要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必须考虑客观的确切事实，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教育引导人们在不断增强获得感的同时，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基本要求。将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结合起来，首先就要抓住人民群众的真需求。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变得更加多元多样，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势必会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实现的程度，进而制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为此，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一方面，要让人民群众有总体获得感。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并没有改变人民群众对利益的追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通过落实新发展理念，协调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持续将蛋糕做大做好，从总体上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另一方面，要增强每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获得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普通个体或者弱势群体获得感的增强，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只有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都能平等地享有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得到更广泛更彻底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群众基础。
（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要着眼于现实的物的满足。
现实的物的满足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要条件。现实的物是指真实存在、能够为人民群众所共享的各种资源。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有充足的财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之间是由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们的历史一样长久。可见，人的需要的发展性，决定了人民群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会永无止境。而物质利益的满足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保证，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生成的决定力量。因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这个阶级在实践中制造的社会现实。只有致力于现实的物的满足，才能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物质基础。
致力于现实的物的满足，在实践中，一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是创造社会财富和实现群众利益的保障。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因此，稳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是夯实我国综合实力，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财富的增长客观上也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度。二是追求质量和效益型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作为发展追求，是新时代解决我国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当前，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正迈向富裕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人民渴望有高质量的产品、更健康的服务、更优美的环境、更优质的教育等。为此，针对新时代新矛盾，只有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现实的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三是要贯彻公平正义的理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的保障。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理顺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安全阀。贯彻和落实公平正义的理念，使广大人民都能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都能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收获，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要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帮助群众解决现实问题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现实问题是指现实发生且绕不开的问题，既包括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包括广大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的问题。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忘初心，就要直面问题，敢于碰硬，以钉钉子的精神，锐意进取，扎扎实实，这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生成的保障。进言之，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不断筑牢的过程。
以问题为导向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根本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大量涌现，比如，如何解决利益固化与共享共富的问题、如何认识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不变的问题、如何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时保持战略定力的问题等。诸多问题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严峻挑战，但任何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在严峻挑战面前也孕育着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机遇。为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方面，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发现问题，就要从态度上重视群众、关心群众。群众利益无小事，只有树立问题意识，善于发现群众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抓好大问题，不忽视小问题，才能帮助群众获得更大的成功，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善于解决问题。要善于把群众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始终以群众满意为标准解决现实问题，这既是对党员干部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检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科学与否的试金石。只有让群众受益，群众才能满意，进而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现实基础。
二、更深认同感：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认知逻辑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
如果说更多获得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外化，那么更深认同感则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化。要有更深认同感，需要遵循实践认同、理论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认知逻辑。
（一）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首先要做到实践认同。
意识形态根源于实践，实践认同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首要基础。实践认同，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成就的认可和称赞，包括民生福祉改善、社会治理方式、民主法治建设、文化事业发展等。实践认同建立在获得感的基础上，是实现理论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逻辑起点。实践认同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利益实现的认同，它是个人层面的实践认同。个人利益的实现意味着个人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在此基础上，个人会以自身的实践认知对党执政和国家发展作出积极的认知、判断；但这时的认知、判断仍处于一般意识形式阶段，是个体出于自身利益和认知作出的判断，尚不全面科学，需要进行引导和深化。二是对发展成就的认同。对发展成就的认同意味着实践认同从个人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这时个人会对社会实践成就产生积极的价值判断，但这时的价值判断已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或共性，这为众人形成共同的愿望和取向（或者说是共同的利益取向）创造了条件；同时，社会成员逐渐形成认识自觉，在精神上开始凝聚起来。三是对发展道路的认同。发展道路的认同意味着实践认同进入国家层面，开始从国家层面认识国家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等，并将实践成就归因于当前发展道路的正确。基于维护现实利益的需要，社会大多数成员逐渐形成国家认同感。这时的意识形态已经具有上层建筑的色彩，这为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实践认同，一是要进行共享的实践。共享的实践是获得真实利益的实践，将社会实践与社会成员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保证社会成员在实践中共享实践成果，这是增强实践认同的基本要求。通过共建共享，既能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将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统一起来，这有助于形成思想共识和建立共同话语。二是要进行创新的实践。创新的实践是获得更大利益的实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实践能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能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这客观上有助于增强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三是进行高质量的实践。高质量的实践是创造更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实践。是指通过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量的提升的实践转化为质的提高的实践。这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对高质量生活追求的实践，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需要。
（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关键要做到理论认同。
理论认同是指对某一理论成果的认可和赞同。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视角思考，这里的理论认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同。理论认同建立在实践认同的基础上，是对实践过程的归纳和概括，意味着人们经过逻辑抽象形成了对实践发展的理性认知，开始从更深层次上思考推动实践发展的理论动因。换言之，在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同时，要及时引导人民思考获得感产生的因由，引导人民认识到获得感的产生。这一引导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这就将人民对获得感的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是实现理论认同、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环节。
从认知逻辑上看，要实现理论认同，一是要结合实践归纳总结。理论根源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实践经验分析，探究思考推动实践发展的内在动因，这是实践认同向理论认同迈进的关键一步。二是要加强理论的宣传引导。经由个人自发探究所形成的实践经验仍是浅层面且不系统的，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同理，要推动人民群众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同，及时的系统化的理论宣传引导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是保证认同理论科学化的需要。三是要坚持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要永无止境，只有坚持理论创新不断认识规律，才能以更加彻底的理论成果增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才能以科学的理论抵制各种腐朽落后思潮的侵袭。这是夯实理论认同根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客观要求。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要实现价值认同。
任何理论都以一定的价值为指向，意识形态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可以说，经由理论认同并实现价值认同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要求。价值认同是指民族成员在多元语境中的价值判断，是比较、批判、审视和明辨，以及自主选择、自觉接受、真诚遵守的结果。从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视角，价值认同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价值的认同和理论价值的认同。实践价值的认同是指，社会成员能够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巨大价值。理论价值的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无论是实践价值认同还是理论价值认同，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进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更深层次、更高层面全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这种实践和为什么要坚持这种理论的问题。价值认同的实现，意味着人们达成了利益上的自觉、思想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凝聚。只有实现价值认同，才能众志成城追求共同价值目标，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要实现价值认同，一是要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是价值认同的最基本要求，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思想上的统一，意味着不同成员之间通过相互协调达成了一定的价值共识，具有了共同的信念，并为拥有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行为取向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要目标一致。目标一致是思想统一的结果，是指不同成员之间拥有了共同的愿景和价值取向，这为协调各方利益、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奠定了目标基础。只有目标一致，才易于达成思想上的共识，进而拥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三是要行动协调。行动协调是指各方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追求，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是思想统一和目标一致的必然结果。行动协调意味着人们之间已经拥有了共同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会始终以全局和集体利益为重，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意味着人们已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实现了意识形态自觉。
三、更强责任感：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表达逻辑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作为话语表达者，只有拥有更强的责任感，主动提升自身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明晰谁来表达、表达什么、如何表达，才能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生力。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要增强权威力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意识形态话语主体是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权强弱的主导性因素。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要增强权威力解决的是谁来表达的问题。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首先就要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话语被接受性，而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话语被接受性又集中体现在其权威力上。换句话说，话语主体权威力直接决定话语的被接受性。恩格斯指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权威表现为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自觉自愿的服从关系，从哲学的高度看，对权威的价值认同就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同，就是对于所认识与掌握的真理的认同。 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权威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直接相关。 打铁必须自身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权威力的增强，离不开主体责任感和人格魅力的加强。责任感重在内强素质，人格魅力重在外塑形象，二者合力构建出话语主体的权威力。为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责任感要着力提升。责任感是指个人和群体对其所承担的相应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认识、情感和自律，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必备素质。话语主体的话语生产能力和传播水平将直接决定话语的被接受性。进言之，是否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否意识到自身肩负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及是否主动提升了意识形态工作能力，这既是衡量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责任感的主要标准，也是生成主体权威力的必要条件。只有以强烈的责任感对待意识形态工作，才能永葆理论的生机活力，并增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进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权威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人格魅力要着力塑造。能否赢得并保持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还要看坚持和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党及其成员是否身体力行地践行之。比如，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多元社会思潮盛行的中国脱颖而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真心信赖，首先不在于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在于从共产党员身上看到了可能的美好前景，所以工农群众接受了共产党人及其信仰。只有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心把群众当亲人，才能时刻保持和增进党的权威力。因此，增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人格魅力也是生成主体权威力，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可或缺的内生力。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体现引领力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引领力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体现引领力解决的是表达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引领力，是指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体现先进性和前瞻性，具有引导个人和社会向前发展的正向作用。诚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代表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科学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必须借助话语才能得以表达，即一种意识形态总要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的。
如果话语主体不能因事因时因势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常用的基本术语，那么他的话语就无法全面精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也会被掩蔽，话语权也就无法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体现出引领力，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要在三结合上下功夫，一是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结合事。事即事情、事物，基本等同于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结合现实事情、事物或问题，解答人们思想的困惑、现实的境遇、发展的困境等，尤其要直面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情况，用鲜活的话语、透彻的说理解答现实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二是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结合时。时即时代、时机。时代在不停的变化，时机稍纵即逝，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因时而进，结合时代特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创新，用富有针对性和彻底性的话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感召力。三是形态话语内容要结合势。势即形势、趋势，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要结合个人及社会发展趋势，提出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话语内容，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发挥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要富有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要富有亲和力解决的是如何表达的问题。它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性因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要富有亲和力，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富有情感，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感染力、吸引力和人文力量。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空洞的理论说教转变为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是克服当前意识形态宣教过程中存在的有理不会说说了没人听或听了传不开等话语困境的迫切要求。只有运用富有亲和力的话语表达，用带着热度的话语与群众对话，才能赢得群众的真心信任，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要富有亲和力，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亲和力。话语表达方式的亲和力根本依赖于理论本身的亲和力。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可以说，寓深刻于朴实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所在。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如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敬业乐群、孝老爱亲等优秀思想观念和美德，都饱含亲和力。为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体现出亲和力，就要求话语主体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结合时代形势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更加契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话语表达，才能增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要增强亲和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只有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才能在话语表达过程中展现出亲和力。为此，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体要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坚持群众观点和贯彻群众路线，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掌握话语表达的艺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学术话语、政策话语转化为大众易理解、接地气的大众话语，用生动的文字、鲜活的材料来说明深刻的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内化为人们的观念、意识和素养，这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应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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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社会思潮；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C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41-03
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引导功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明确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过程中与社会思潮的对应向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的方向。学术界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组成和实际作用进行研究。从价值角度可分为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从实际作用可分为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从实际作用可分为导向功能、保证功能、育人功能、开发功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功能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和非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引导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性概念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概念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有一个从纯粹的学科概念到被错误地赋予贬义的政治概念，又从政治概念转变为一个中性、肯定的概念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理解，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线索，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维方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历史性的存在，在历史过程中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性主要这样的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都具有固定、特指的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明显阶级性、政治方向性和思想超越性，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教育活动。它的本质之一就是阶级性，是为一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样，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指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阶级性作为意识形态最本质的特征，从实际作用看，为社会政治服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引导人们达成政治共识来为巩固社会政治制度、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服务。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其首要的功能就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性作辩护。意识形态对于其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凝聚作用、社会控制功能也都是服务于社会政治需要的。从社会政治价值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在其诸多社会功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传播政治意识、引导政治行为、造就政治人才、和谐政治关系等作用，起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政治发展的作用。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也是其诸种价值中的首要价值。从上述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在本质、功能和价值上的一致性，对比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可以得出结论，即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功能。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该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在观念上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现没落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和体现先进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通常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上述三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与融合。当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时，统治阶级往往采用各种手段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传播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思想，从而使其得到广泛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活动，达到的效果是将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全社会的共同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性。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引导社会思潮的根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思潮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思想趋势或倾向，并反映了某种利益或要求；它属于群体意识的范畴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所以，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意识形式，它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是所属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从思想层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了对应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等，对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社会思潮是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段发展和社会生活演变相伴随的思想观念社会现象。当社会处于转型和变革时期，社会思潮的出现更是此起彼伏，从它们的演变过程以及影响中可以看到一定社会历史的现状和走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处于领导地位，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必须在了解社会概念和前提的基础上，分析出它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判断出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会意识可以按照理论化和系统化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一种相对较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它直接反映人们对于日常社会生活的态度和要求，具有不系统、易变化、自发性、直观性等特点。社会意识形态则属于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稳定性等特点，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比较理论化、
系统化，影响也更为深远。社会思潮相对于社会心理而言，理论化、系统化程度要更高一些，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比还处于理论的较低阶段。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既各自与社会存在互动，同时相互之间又有互动，内部之间互动的联系纽带就是社会思潮。因为，社会思潮从社会心理产生，当一些共同的社会心理以一种较为系统的形式联系起来，形成一定的思想倾向并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对社会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影响，它变化的方向、规模、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趋势。“社会思潮是由社会心理发展而来，它的进一步发展会形成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不会停滞不前，它要么得不到更多的响应而回归为社会心理，要么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说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在社会意识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牡会思潮逐步实现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由此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并非所有社会思潮都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只有那些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中去的理论体系或思想观念才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方向上和程度上的不同作用，社会思潮在发展过程中，其指向都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并非所有的社会思潮都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社会思潮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客观影响表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冲击和威胁，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思想素材，使主流意识形态得以补充和完善。由于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对社会思潮保持高度警惕。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对各种社会思潮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和正确的引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过程，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交锋的过程。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也有影响，当社会思潮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性质上不同的时候，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对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和限制，决定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方向。这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主旨所在。
三、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途径
有效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原则上应坚持一元指导与多层次性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集中体现党的主张，必须将传播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中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多党制国家，它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输和传播的意识形态也是一元的，而不可能同时传播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以此来规范思想和凝聚共识。也应注意意识形态功能的多层次性，需要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的需要和利益并兼顾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种差异性和不平衡并要服从和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满足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的接受需要。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善于容纳不同的思想，倡导学术自由，鼓励人们大胆地进行思想探索和自由讨论，以此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和保持社会思想的活力。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5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引领
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便将“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积极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借此机会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进而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关注到了西方的这个图谋，并积极准备迎接挑战。在西方世界挑战与我国政府应战的较量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中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令人担忧的方而，为了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去引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
一、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1．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0年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方面，都堪称为世界大国，然而，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就是“软实力”却远远不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相匹配。对内，面临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引领它们；对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强势输入中国，我们缺乏像输出工业产品那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得中国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不断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守为攻，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为此。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首次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当时还是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党的十七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定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以来我国比较大的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活动，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借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的论断：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继邓小平在大陆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2．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由于一些政策上的疏漏和监管不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之际，大肆向我国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与此同时，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又死灰复燃，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儒学”。这些社会思潮尽管各有各的思想，但共同的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中国卷土重来的目的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推翻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结起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行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的行动往往得到了海外财团的支持和鼓励，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他们这些海外基金会往往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打着关心中国政治的旗号，支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信徒们的活动。此外，这些基金会组织还常常打着资助留学生的旗号，影响中国海外留学的政治精英。其次，他们喜欢炒作中国热点问题，并借题发挥。如，发生在2008年的西藏“3·l4”打、砸、抢事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信徒们在没有亲历现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竟通过亚洲自由电台向全世界诬蔑中国政府的言论。再次，他们斗争的手段是软硬兼施。内外结合，上下兼顾，三种力量合为一体，即加强体制外的反对派、体制内的自由派、独立的学术知识界三股力量的结合。在体制内搞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外搞自由主义，实现体制内外的结合。最后，他们的行动渗透性深，隐蔽性强。往往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他们通过热炒汉奸文人的作品，颠倒历史黑白，虚无中国历史。此外，他们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宣扬小资情调，销蚀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奋斗意志。总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安全性，我们必须对此给予反击。
3．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尽管我们党一直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昔日用血的代价构筑的坚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城，正遭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洗礼。一些普通民众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致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之际，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却否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的贡献，并认为，这30年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都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更有甚者夸大在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抛出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就。
此外，尽管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但至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难，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各种理论，其实质就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概括一下，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以丹尼尔·贝尔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种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缺乏科学性的，因此，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苏联东欧剧变后，鼓吹普世价值的全球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这部快车道，在他们资本所到之处，竭力鼓吹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用各种方式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除此之外，曾因苏联、东欧将发生剧变的言论不幸被实践证明而名声远扬的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比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历史中才能说明，而其他地域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理论的潜在内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主权，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埘这些充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淡化论、中立论、虚假论，还有终结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他们的存在已经冲击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它们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发展。总结一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解释的误读倾向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如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现象，把马克思主义范式化、西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圣化，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化。其次，时隐时现的世俗偏见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么“喧嚣”，要么保持“沉默”，这两种时隐时现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再次，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传播的弱化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方面，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品力作还不能满足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领域的挑战和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作品的冲击，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的传播受到了削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以来，存在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和抑制，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需要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提出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工作要求。那么，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该如何使之发挥效用呢?为此，十七大报告作了具体的阐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常的时事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二是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经与人民群众真正结合，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更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党多年来积累的重要工作经验，只有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才会不断取得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坚不可摧。
2．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卷土重来，并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社会各类物质利益的挑战和社会矛盾的挑战，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可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薄弱。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不能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和回答，那么就会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留下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往往揪住党工作中的具体失误，大肆渲染，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不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要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效用，同时人民群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辨别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本质，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因此，要想抵御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一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大肆流入我国文化市场，这些扰乱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一时间关于意识形态淡化论流传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这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实际上“世界上有些竭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民族等问题的言行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只讲物质，不讲意识，而是在竭力强化他们所信奉的文化和意识，竭力削弱他们所不喜欢的文化和意识，好心的人们切不可掉进他们设置的陷阱。”如何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个途径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教育和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辨别极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别有用心人设置的陷阱，坚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念。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6
收稿日期：2014-01-19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的子课题《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腾，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张英魁，男，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意识形态（ideology）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治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其传播绩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与政治正当性的损益。值得肯定地是，多数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贡献良多。但是，从时事新闻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承载、传播方式以及媒体意识形态的系统传播三方面来考量，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的疏离：传播功能弱化
传播主流意识是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所谓时事新闻，是指“刊期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综合报道、综述、背景分析、大事记、专题报道等”[2]。这表明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新闻因而呈现两大特征：时效性与广泛性。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电视媒体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主流意识传播的关键功能。那么，时事新闻作为电视媒体中的重要板块，更因其与政治高度相关、与社会生活紧密衔接、与受众接触频率极高，而成为电视媒体传播主流意识的主力军。时效性产生吸引力，广泛性带来触及力。时事新闻应充分发挥自身两大优势，担负好主流意识传播的职责，常态化而高频率地将主流意识输送到受众那里，扮演好主流意识传播的尖兵角色。
但在现实世界中，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其传播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有三：一是传播的阵地意识缺失。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主流意识传播功能的发挥，在日常新闻节目的策划环节缺乏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主动性。二是传播的行为缺失。缺乏传播的阵地意识必然导致传播行为的缺失，一些电视媒体在时事新闻节目中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份量不多，所占版块不大。三是传播的非常态化。部分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虽然不乏主流意识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然而却并未形成一种机制化传播的理念和行动，处于一种被动为之的低级状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幅度大为缩小，传播效力自然受损，进而导致其辐射力减弱。
上述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并向深层次推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发育并成长起来，社会文化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相对自由与世俗化特征。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导致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新闻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收视率诉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媒体陆续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从行政统辖转为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与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媒体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注重收视率，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电视媒体节目包括时事新闻在内，必须追随和吻合大众的阅听趣味与现时需求。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传播的弱化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娱乐性与消费性。有学者认为，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温饱而小康之后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向以个人官能的愉悦与感性面的暂时满足。应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等迅速发展起来，并因颇受大众追捧而占据了当前文化阵地的主流位置。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与媒体的收视率诉求汇至一处，结果必然是后者毅然投入前者的怀抱。这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的代价是挤压和占领了主流意识传播的生存空间。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电视媒体节目满足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造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弱化乃至缺失。
上述失位现实亟待改革，时事新闻应该回归其传播主流意识的应然位置，治理之道在于促进其重回其位。时事新闻固然应为其电视媒体收视率作出贡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只是作为大众的娱乐佣人和消费向导一类的角色而存在。它有着更加崇高和理性化的职责。所以，时事新闻应该恢复并强化其主流意识的传播功能，总方针是统筹兼顾职责履行与市场效益。
要强化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理念。时事新闻的特性决定了其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地位，故应名正言顺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传播主流意识的职责。要端正对于主流意识传播重大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其作为自身功能定位而贯彻于传播实践过程中。
合理安排传播主流意识的节目与其他节目之间的版面比例。获取市场效益关乎生存，传播主流意识关乎使命，生存与使命不可偏废其一。所以，时事新闻应在节目设计上推陈出新，合理规划，既要恢复主流意识传播的节目比例，又要避免其过度挤压其他节目版面而造成收视率下滑。总之要通过精心计算寻求一种最佳规划方案。
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常态化。时事新闻应该稳健地履行传播主流意识的功能。而且，主流意识的传播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方可深入人心并起到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功用。所以，时事新闻应进行机制化管理，设置相关规则，避免主流意识传播的随意性，并进而成为一种固定存在。
二、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主流意识的教条化传播：传播的异化
时事新闻节目传播主流意识的方法应遵循新闻与传播规律。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系统包含四项要素：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与受众。有学者认为，受众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出于对异常事物、相关利益和个人偏好的关注，新闻价值就体现于满足受众上述需求[4]。承载着主流意识的时事新闻仍不脱新闻本质，因而同样要具备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求，进而引其关注。而传播学的核心语汇“传播”，本身就具有“‘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5]。所以，时事新闻的主流意识传播应重视受众认可与接受心理。唯有取得受众的心理认同，主流意识方可发挥应有作用，其传播方可谓行之有效。这就要求时事新闻工作者应根据新闻的科学规律与受众的心理特征，将严肃的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众乐为观读的新闻形式，做到时事新闻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在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同时，将主流意识春风化雨般传递给受众。
然而，目前时事新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层面存在教条化传播现象。部分时事新闻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处理和转化，没有真正掌握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谛所在，缺乏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未将新闻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反而将主流意识形态生硬地直塞给受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表面看来，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面都在“传播”主流意识，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而且由于严重忽视受众心理认可与接受状况，激起了受众内心的反感与厌恶，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异化：欲以传播促进受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导致了受众因传播不当而对此产生排斥。空耗人、财、物等资源，未取得预期认同效果不说，反而加剧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现象的产生。
客观地说，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事新闻传播主体的传播观念未能与时代变化和受众心理的转向而同步创新，仍在惯性作用下沿袭过去那种单纯灌输传播方法。灌输理论最早源于列宁，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圭臬”式教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灌输方法成为我国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并在特定的年挥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忽略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认同。在规制宽松化、个人主体性获得增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时事新闻的受众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信息接收者，还是一个信息发出者。单向度的灌输之道只停留于将主流意识形态形态传递至受众，而不顾及受众对此的心理接受和认可。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心理机制划分为四个维度：认知图示的运动与契合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情感体验是受众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需要驱动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行为实践是强化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有效方式[6]。对受众心理认同问题的认知不足与把握欠缺是当前时事新闻主流意识教条化传播的根源所在。
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摒弃教条化传播。如果将受众心理认同看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败的关键，就应通过争取受众心理认同来控制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与结果。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除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能力之外，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还应具备对于受众心理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包括对受众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的心理状态的识别与判定，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进行受众心理规律总结的概括能力，以及根据受众心理变化特点适时适度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能力。
其二，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法体系。传播方法还应呈现人性化与清新化特征，既充分考虑受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因干瘪单一而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比如可以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去除意识形态传播节目过于刻板的严肃面孔，以一种生活化的姿态争取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
其三，传播与反馈的双向通道建设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只是时事新闻本身的自说自话，因为缺乏反馈的通道。而“对于新闻媒介来说，不仅要‘联系’读者，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咀嚼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作出交代。”[7]所以，不仅要认识到取得受众心理认同的重要性，而且要精心设计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馈通道。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各种通信手段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成果，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反馈渠道，给予受众观点表达和观点争鸣的机会与路径，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双向反馈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的主流意识孤立化传播：多元异质信息的挑战
电视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诸多部分，时事新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鉴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时事新闻一家的传播力量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新闻媒介诸节目群，都负有且应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即系统的每一部分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和支持。各种媒体节目联袂传播，各种散化资源和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合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自然大幅上扬。事实上，媒体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会传达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理念和愿景，时事新闻之外的其他节目（电视剧、选秀等娱乐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裹挟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消费和购物的节目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讴歌英雄模范与伟大人物的影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目前来说，时事新闻与其他媒体节目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尚未做到协同传播。一些媒体没有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职责。更为甚者，部分媒体节目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冲突和悖反，以致抵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努力和成效。举例而言，部分影视、娱乐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宣扬、自由化鼓吹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化，就与时事新闻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背道而驰。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化显而易见，多元的异质信息正在消解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成效。
以上所言孤立化传播的原因可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解读。就客观原因而言，全球化、通信革命与文化改革，推动了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构成。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投射到电视媒体节目中，就出现了电视媒体节目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多元化。
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新闻媒介的自身利益驱动。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化了的电视媒体需要收视率以求得生存，因此自然会逢迎受众的口味。而在当代，精粹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都自有市场。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与整体性使传播需要主客观条件，对人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其他娱乐化的节目，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因而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形成异质价值的挑战。同一电视媒体的不同节目间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掣肘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的失策，体现为意识形态整合传播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尚缺乏对于其他媒体节目传播意识形态功用的清晰认知，自然不会将其纳入传播体系。一些管理者则尚未察觉其他媒体节目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所传播者相悖的现实，因而不能纠正传播中的冲突问题。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节目群意识形态传播上各自为战的纷乱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同传播：
首先，应当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机制，以改变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处境。整合离不开全部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所以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协同传播的教育，具体内容包括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教育，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传播的阵地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协作观念等。
其次，对于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来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要具备一种整体经营思维，即在原有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之外，将其他媒体节目也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之内。而且，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形成一以贯之的理念，并将其推而广之，即全体管理者、策划人和传播人对于主流意识应该达成共识，在节目设计上加强预先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力争将悖反消除于媒体内部，避免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出现冲突和自我消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实现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宣传者必须善于发现信息噪音，排除它们的干扰，并积极利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其他辅助信息，增强自己的信息传递能力。”[8]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7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转贴于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个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意识形态的过程。革命的对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清末文学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随着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以“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标准深入学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个人的爱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为无关乎时代变革之大局，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击，人们视之为“声色之累”，害怕的是“玩物丧志”。从形式上看，文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在“语言革命”方面，启蒙主义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话文看作启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旧文化的写照，把白话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学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文体革命”方面，小说、杂文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八股文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虽然免不了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文体，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权利。虽然对八股文的蔑视和批判与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终，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它才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种文体，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取士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风，一种奴性的、说体面话的、无定见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人气恼而又不知该向谁撒气的时代，是一个深受黑暗社会之苦而又不敢直言专制之害的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们不知该迁怒于谁，便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了火，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渊薮，进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全盘人，并向其发难。“五四”新文学观念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集中表现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方向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政治学中,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与社会认同系统的内在一致性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社会认同系统对政治统治的承认和支持。这个概念清楚阐述了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p35这说明意识形态不仅关系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且关系统治阶级的生死存亡。因此,作为政治统治的任何一个政党,必须加强其意识形态的教育,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
一、政治合法性蕴含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
政治合法性是研究政治统治为什么能够获得社会认同、信任和支持的问题,与法律上的合法性有着本质区别。从法律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未必一定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人们内心所确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所说的合法性,它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合法化是两个概念。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2]p88、210上述的“公理”、“意愿”实质上是指政治合法性与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在中国古代,也有所谓“正统非正统”之说,即把合乎某种标准的王朝称为正统,反之称为非正统。自古及今,人们在探究历史一些王朝的兴衰时,往往从“人心向背”方面找原因,探究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合法性问题。他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性的?”[3]p2、8他的解答是:人民的公意是合法性的惟一基础,惟有人民自己才能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正是在他的人民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促进了合法性理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初,德国著名思想家韦伯对合法性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由命令、服从构建的社会活动系统之所以存在,取决于它能否建立和培养对其产生意义的普遍信念。他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4]p293这就从统治者和服从者的关系中明晰了合法性的内涵:对于处于命令与服务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就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5]
以后,李普塞特等人再次发起对合法性的研究。李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6]p86哈贝马斯、波朗查斯等人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对于合法性的影响和作用。波朗查斯把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强调“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7]p246
对合法性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哈贝马斯,他从批评的角度提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8]p184“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9]
在我国,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这样解释:“政治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更主要的是来自根据有关价值体系所判定的、由社会成员给予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可能性或正当性。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另一方面是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就其本质而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施雪华的《政治科学原理》认为:“从本质上讲,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全体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对政治统治行为的认可。”综上所述,人们普遍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10]p82从主体一方来说,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必须具备的性质和功能,即它必须有能力使被统治者认为这种统治是“应当服从”的;从客体一方来看,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基于某种价值信念而认可、支持某种政治统治,将其视为“正当”或“应当”的。
二、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的保障作用
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执掌着国家政权,尽管手中有强制性力量,但是,要巩固其执政地位,还必须借重意识形态的力量,提高民众对其统治的认同和支持。因此,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意识形态作为明确的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提出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以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为主体的价值观念系统。“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1]p52此后,韦伯、曼海姆、帕森斯、李普塞特、贝尔、格尔茨、希尔斯、诺思等讨论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范例。
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自马克思以后一致认为它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某一群体对世界的系统认识(不管这种认识正确与否),是“某种和现有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12]p36,它是一种特殊的陈述体系,反映了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它是一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它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学说、观点构成,并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思想理论依据,是特定社会群体持久的信念和信仰系统。任何一个政党要获得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的政治秩序,必须向公众宣传、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提高其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人类社会思想关系的变动引起政治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然后才有政党。正如,先有霍布斯、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然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先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创立,然后才有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的规律。”[13]p37这说明,意识形态是政党产生的思想基础,是政党建设的一个大问题,任何阶级在其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先导作用。
在政治学原理中,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有效性(即执政绩效性)。意识形态凭借它的政治功能提供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标准,它是制度规范评判的尺度,反过来,制度规范必须获得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执政有效性是意识形态的现实绩效反映,必须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认同作保障,才能保证执政党获得足够的执政合法性。意识形态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它是确立政治合法性的首要因素和思想基础。政治合法性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还与社会成员的合法性观念直接相联,人们认为何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是“应当的”、“值得服从的”,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直接来自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
关于它的功能,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个人”,往往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抬出来作为生活原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和意识,一则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11]p492。而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无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p100意识形态作为“软国家机器”在政治统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为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人民只有接受这种统治才能过上安定幸福生活;二是为它的自然性进行论证,人民只有顺从这种统治而别无他途;三是为它的公正性进行论证,人民只有在这种统治中才能充分实现个人自身价值。正是这样,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和灌输对其有利的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作为其统治合法化的主要手段。
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夺取全国政权胜利,靠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重要领域”,强调“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要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和组织思想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引导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里汲取营养、施展才华,成为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凝聚了党心民心。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总体上与历史使命是适应的,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党员意识软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个人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在新形势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一)保持先进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2]p270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这说明意识形态必须创新发展,保持先进性,以满足政治统治合法性对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践行“三个代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创造令人民群众满意的新的执政业绩。
(二)坚持务实性。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2]p9如果有意回避问题、掩盖矛盾、脱离实际,即便达到所谓“舆论一律”的状态,也不会使意识形态真正深入人心,相反只会窒息它的生命力,最终引发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危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党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广大党员和整个民族永葆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三)增强开放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任何已经或试图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都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p5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增强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努力融合其他的文明思想,兼收并蓄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增强其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四)扩大民主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性,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病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得为民所谋;就是要体现人文关怀,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真正深入人心,使得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五)发扬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14]p326-327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革命的批判,就意味着其思想体系的增强,两者此消彼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前沿问题,就是西方极力吹捧的“普世价值”,它企图以混淆意识形态的界线,颠覆马克思主义,颠覆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决粉碎这种“西化”我国的图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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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9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功能,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四川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农村意识形态领域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状，对我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获取大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现阶段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状况。
一、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在四川省资阳市、都江堰市、内江市、彭州市、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的9个村展开，调查对象为年满18周岁，在农村长期居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60份，回收有效问卷529份，有效率为94.46%。调查收集的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概况如下：
本次调查的529位农民中，男性268人，女性261人，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在年龄结构上，29至44岁之间比例最大，为38.56%，其次为18至28岁，比例为26.28%，45至59岁、60岁及以上比例之和为35.16%；在政治面貌上，群众占绝大多数，党员比例仅有6.62%；在受教育程度上，小学和初中文化所占比例最大，二者之和达到了57.47%，37.05%的受访者达到了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另有5.48%的农民未受教育。此外，我们从参与问卷调查的农民中选取34人进行了个别访谈，进一步了解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层问题，以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
二、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状
认同以认知为基础和条件，如果缺乏必要的认知，认同也就无从谈起。在我国，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基础之上的。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认知度和认同度两方面分析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状。
（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度
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情况，不仅直接表现为对其本质和核心内容的知晓度，而且反映在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度、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等方面。
1.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了解程度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本质体现，对此的了解程度能够直接反映出农民的理论认知水平。从统计数据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有23.82%的受访者选择“非常了解”和“基本了解”，并且多为党员，具备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51.6%选择“听说过，但不清楚”，另有24.57%选择“不知道”。通过个别访谈，不少受访者反映，“以前读书的时候学过马克思主义，早都忘记了”、“新闻里面经常讲，也不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不知道”的比例仅为7.75%，大部分受访者或多或少能说出几个词，并且比较准确地理解其含义。但是，也有小部分受访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部分内容的理解有偏差，例如，认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日货进行就是爱国”。可以看出，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有一定认识和理解，但不够深入，特别是理论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部分不清楚其具体含义和基本内容。总体而言，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水平有待提升。
2.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度及信息渠道
国家政策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又与农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对此的关注度可以反映出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和认知水平。当被问及“您是否关心国家政策”时，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列举了一些他们比较关注的政策，例如“社保”、“扶贫”、“增产增收”、“农业补贴”。从统计数据来看，选择“非常关心”、“比较关心”和“偶尔关心”的比例之和为87.33%，但关注程度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性别和政治面貌上，即男性的关注度高于女性，党员、团员的关注度高于群众；而在受教育程度上，基本上呈现文化程度越高关注度越高的态势。对于了解政策信息的渠道，90%以上的受访者选择“电视”，38.37%选择“网络”，而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等渠道的均不到10%。虽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农村网民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仍有大量农民“不会上网”和“不愿上网”，因此，“电视”仍然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可见，四川农民普遍比较关心国家政策，但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比较传统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水平。
（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意识形态认同是主体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逐步认识、了解、认可、接受意识形态的。
[1]因此，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往往在对社会环境的态度中得到表现，如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可、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等。
1.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归属感
人们对自己所处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人们对国家意志和思想观念的认同。因此，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作为中国人，您感到自豪吗”这一问题，意在考察四川农民的国家意识。若将选择“非常自豪”、“比较自豪”的人界定为具有国家意识的群体，则有79.47%的受访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当然，也有3.64%的人作为中国人感到“不自豪”，缺乏对国家的归属认同，国家意识淡漠。另外，不同年龄阶段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存在较大差异，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豪感指数也随之增长；而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自豪感指数逐渐降低。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感到不自豪的受访者多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青年人，在交谈过程中，他们更多地流露出了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认为“收入差距太大”、“农村发展不好，没法与城市比”、“生活压力大”。
2.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状况
在社会环境中，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是影响人们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因素。在问卷中有“您赞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观点吗”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您认为自己未来生活状况会发生什么变化”两个问题，意在考察四川农民是否认可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第一个问题，80.53%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完全赞同”、“比较赞同”），当然，也有少数人持“不赞同”意见，不认可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第二个问题，80.15%的受访者表示未来生活“会改善”（“大大改善”和“有一些改善”），认为“现在国家政策好，像这个合作医疗，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生活也好了”、“将来肯定越来越好”。由此看来，四川农民整体上心态积极，对未来生活有良好的预期，同时也说明四川农民信任党和政府，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条件下中国未来具有美好前景。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是判断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况的重要标尺。从调查结果来看，89.22%的受访者对党的十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示认同。具体而言，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83.36%的受访者表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一定能实现；对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87.1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以此要求自己，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而对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仅有17.2%的受访者认为这一美好社会“一定能实现”，57.09%认为“能实现，但有一定难度”，另有25.71%认为“不确定，也许能实现”、“难度太大，不能实现”。通过进一步访谈，许多受访者反映“农村和城市差别太大”，首先是收入差距，其次是教育、医疗差距，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因此，虽然向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美好社会，但是对于能否实现则表示担忧，显得信心不足。
4.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其赢得民众认可、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而政党是否赢得民众认同，又反映出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问卷中设置了“您认为，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吗”和“如果有可能，您愿意入党吗”两个问题，意在了解四川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对于第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受访者肯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发展和人民生活做出了了贡献，5.2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关于入党意愿，选择“非常愿意”、“一般”、“不愿意”、“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9.7%、47.45%、7.18%、5.67%。在访谈中，不少农民反映，以前官员腐败太严重，“当官的根本不为民办事”，但是中央反腐之后，党员干部有了很大改变，“这老虎打得好”。可见，中央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深得民心，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也随之提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四川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但不够深入，认知水平有待提升；总体上对国家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但也存在模糊意识；认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拥护和支持，并且对未来生活有良好的预期，但是也有部分农民对党和国家缺乏信任。总体而言，四川农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较高，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自身素质等方面来综合分析。而针对现阶段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状态，应根据意识形态认同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结合四川农民的现实生产、生活实际和思想状态，探索构建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路径，以提高四川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参考文献]
[1]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