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论文篇1
内容论文摘要：贸易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的不断加深，研究贸易与环境的协调，综合分析贸易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对于正视我国绿色贸易发展面临的形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关键词：贸易与环境，环境成本内在化，环境经济手段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贸易源于市场，进而调节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因此，贸易是与商品和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之间的贸易会影响到两国商品和资源的价格、收入、生产和消费的模式等各个方面。贸易影响国民经济，而国民经济又影响生态环境，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贸易会影响环境。同时，贸易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以讨论环境影响的不同阶段离不开贸易。贸易使人们有机会通过别国进口资源和生态服务来逃避当地的生态限制，进而得到本国没有的资源，也就是说贸易可以打破国界，但却不能逾越生态限制。生态限制可以变动但不能取消，它是同时作用于许多国家的。贸易把生态边界推移到国界线之外广大区域。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法规和税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环境标准是一定经济发展时期环境资源价值的一种体现。不同国家由于其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环境标准也不相同。如果将过高的环境标准附加于贸易条约，把环境问题作为新的贸易壁垒，这样就会抵消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势头，最终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运用(一)环境成本内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运用1.庇古手段。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阐述了具体的政策措施，为消除负外部效应，就应该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收费和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今天庇古税也被称之为“排污收费”。在理论上，排污收费标准应等于社会削减该污染物一个单位所需的平均边际成本。对企业而言，使企业对社会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内在化，即等于企业的边际控制成本，在两者的交点处，是最优收费标准，它对应最优污染水平。排污费产生一种激励，促使生产者采取不断寻找低成本的污染治理技术以减少排污费。当个人排污者们以成本最小方式作为污染控制策略时，污染控制的集合成本应该是最小的。然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必须在直接管制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确定最优庇古税必须要知道边际外部成本，同时还需要确定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收益，因为只有二者相等时才能达到力所能及最小的污染水平。但是政府往往很难得到企业的边际净收益这类信息，因此政府就很难确定最优庇古税的税额。这种方法虽然有利于国库收入的增加，却不利于污染的控制，当排污收费偏低时，厂商可能会置之不理。2.科斯手段。如果把外部效应的影响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而且谈判的费用不大，那么，外部效应的问题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而达到内在化，这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运用该定理解决污染问题的具体方法即科斯手段，一般有以下两种方法：自愿协商法。即把环境的所有权赋予企业，当别人污染他的环境时，他可以与其达成某种协议，并有权对其起诉，使环境污染市场得以形成；排污权交易法。排污权将环境容量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上同其它商品一样自由交易。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利，也可以向拥有排污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转让排污权。排污权的初始发放数量和方法是管理者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制定的，排污权一旦发放即可按照规则自由交换。这两种方法是依赖市场机制来发生作用的，更具有持续性的激励作用，并具有公平性。由于排污权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市场，所以进行排污权交易，还给非排污者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得环境经济手段所作用的对象，具有相同的待遇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另外，由于政府控制每年排放许可证权，而不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使该制度的实施成本非常低，节约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同时，排污交易权是一种事前控制污染的方法。然而，以上方法都有缺陷，因此要寻找一种扬长避短的结合。实际上，单独应用某一治理手段的例子极少，多数情况下，都是组合使用不同手段。(二)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效应分析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企业将这种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消极的外部经济效应“内在化”，即内化到出口商品或劳务的真实成本中，以便促进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笔者认为，只要在生产成本中包含了环境成本，就会自动地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导绿色消费，实现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效应分析如图1。图1横轴表示生产与消费时会产生污染的产品数量，纵轴代表产品的价格，pmC线(即私人边际成本线)为厂商的供给曲线。自由市场的均衡产出量和价格分别是Q2、p2。如果考虑环境成本，曲线pmC并不代表产品的实际社会成本。假设单位产品在生产和消费时必须承担2美元的环境成本则单位产品产出时就应当缴纳2美元的销售税或费用，从而得到实际社会边际成本SmC。如图1ac即为2美元的环境成本。需求曲线D和社会边际成本曲线SmC的新交点Q1是有效产量，p1则是相应的价格。因此，考虑环境成本后污染产品的实际产出量将由Q2降低到社会最优产量Q1，对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从p2上升到p1。根据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相对弹性，额外支付的2美元应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如果政府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则受污染损害的第三方有权索取2美元的赔偿。综上所述，通过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措施可以减少污染的产品数量，使之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当污染排放量处于某一水平以上时，会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当污染排放量处于低水平时其每单位成本可能微不足道。这是由于一方面人体对大多数污染具有耐受性，并且这种能力会随着饮用水和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提高而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环境具有自我净化能力能自动吸收部分的污染物。因此污染物数量一旦超过临界量，浓度及毒性就会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的pmC1曲线更加贴近现实。随着污染物浓度的提高即当总产出量增加时，SmC曲线与pmC1曲线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即环境成本越来越大。而当总需求保持在低水平时这种差距就会很小。当然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需求曲线也从D向外移动到D1，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成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局部均衡的方法，可以对环境成本内在化效应的产品价格与数量关系模型分解为以下三种情形：不存在外部成本的理论情形(如图2)；存在边际外部成本的理论情形(如图3)；存在边际外部成本的现实情形(如图4)。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对国际贸易基本原则的冲击1.环境标准和非歧视原则。伴随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许多国家制定了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法的环境标准(ppm标准)，使得各国对“相同产品”的环境评价有了很大差别。2.环境贸易措施和透明度原则。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对于提供市场准入信息、降低交易成本、防止贸易限制和扭曲是十分重要的。在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过程中，信息沟通的不畅和人为阻碍往往会使许多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缺乏透明性，当一国的环境补贴、生态税收、再循环利用、废物处理等方面的要求不易为其他国家及时了解，容易形成贸易障碍。3.生态倾销、绿色补贴和公平性原则。当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产品进入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时，由于产品中所包含的环境成本较少而往往被进口国视为“生态倾销”。为了体现公平贸易的原则，进口国往往要征收“反倾销税”，使其承担更高的环境成本。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商不堪承受因环境标准不同带来的比国内更高的环境成本时，该国政府为了弥补厂商损失和鼓励出口，有时会给予厂商“绿色补贴”，而这种补贴的出现是实施环境成本内在化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因此，不同环境标准的国家，环境成本内在化的程度也不同，这势必带来贸易公平性的问题。(二)对各国贸易政策的新要求环境成本内在化还对各国贸易政策提出了新要求，这主要表现在各国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上。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对环境有着不同的影响。自由贸易因会增加经济活动而使环境承受这样一些后果：消耗更多的原料能源和产生更多的废弃物、可能导致工业和农业的重新组合以达到规模经济、会增加“市场失灵”事件的发生的机会等等，但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也因会废除“绿色补贴”、增加环境技术和产品的贸易而对环境有利；而贸易保护因限制环境敏感产品贸易中的强硬措施而通常被认为更加有利于达到环境目标，当然国内市场的过度保护有时也会导致环境退化。因此，各国在制订对外贸易政策的同时要考虑环境目标，把环境保护的观点适当地放到贸易规定中去。但由于目前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广泛存在，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就成为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参考文献：1.曹洁.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在化.华东交通大学学报[J]，20042.韩爽，李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环境因素.东北大学学报[J]，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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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sik，fredeidlin，williamgraf：forahumaneeconomicdemocracy，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m］vol，24，no，3(sep，1986)，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贸易成本论文篇3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发展模式加剧了这一局面。在思考如何融入人文贸易发展的这一时代大潮流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落实中央提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外经贸工作的实践，探索借助发展人文贸易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新思路，研究抗衡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人文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对策，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同时，研究我国如何发展人文贸易，“以人为本”，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向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发展
从人文主义对经贸思想的影响分析，人文主义的发展分为传统及现代人文主义两个阶段。
系统化的传统人文主义始于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推崇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留意人的精神潜能；重视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想家园。”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主义，即“人本主义”，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认为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与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经济贸易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其发展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它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态度，具有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关怀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和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特点。概言之，现代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需要，并在深沉思考的基础上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美好、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仁爱、宽容、和谐等的追求。因此现代人文主义谋求的不是短时的经济利益，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如可持续贸易理论、绿色贸易理论及wto框架下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劳工标准等关注人性化的贸易制度变迁与安排，也逐渐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内形成了贸易人文化的价值观。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贸易观缺陷的矫正，是指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贸易发展观。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强调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大计，对今后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只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增进社会财富和提高社会福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确实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基于资源和要素主导型的传统发展观忽略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是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价低质竞销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较低社会标准（如劳工标准）的基础上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倡导用环境标准、社会标准等原则来约束贸易自由化，探讨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下自由贸易对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现实”增长。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利益和愿望，旨在通过权威或约束性制度安排或规范，以促进全球福利和提高交往效率的国际机制变迁，推动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wto建立后，国际贸易体制也进入了问题结构模式与国际组织模式并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中议题的扩展和延伸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边境措施向各成员方国内政策延伸，即议题由直接关注限制市场准入的贸易措施，转向各成员方的补贴、政府采购、环境、知识产权等国内立法，甚至有进一步向劳工、人权等社会标准的立法进行延伸的趋势；二是由针对贸易本身转向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贸易和环境、贸易与竞争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各国的关注和努力下，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并且以wto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争端解决机制、政策审议机制的完善，为防止个别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的人文化为幌子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贸易关系进行国际协调的产物
“制度是人所创立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其目的在于抵制人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际贸易使实施较低社会标准的国家工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及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导致的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等等，为了避免各国免费搭车的费用规避心态及建立在不同生产标准上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绿色、社会规范对贸易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进行协调。协调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文主义与国际贸易准则相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人文化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关
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末国际贸易领导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使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作用大大削弱。发达国家转而借助于wto的例外原则，即允许以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为由设置一系列标准，于是各种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因此，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人文化”的外衣，采用“人文化”的保护手段（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关税、配额等）的暂时性、短期性相比，有演变成为长期性、定型化制度机制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将注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妥协中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1．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国际贸易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然而，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经济发展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2．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
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假设生产商品a产生不利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并且只对生产国的公民造成影响（也就是没有国际间的污染转移）。对于进口国，我们已经发现，贸易的开展减少了国内对商品的产量，因此环境的外部效应也减少。对这个国家而言，将外部效应考虑进来，更加肯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有利的诊断。但是，对出口国而言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产量的提高使得外部费用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污染外部效应的增加可能大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面临福利的净降低。因此，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来得出贸易是否对出口国（或者是全体国家）有利的明确结论。尽管如此，生产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减弱了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自由贸易是否是一个使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Runge(1985)分析指出，国际贸易的增长往往增加人均GDp规模，但如其他条件相同，环境危害的程度与经济产量和GDp正相关。另外一个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越国境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后果，并增加控制环境恶化的难度。
因此，对传统自由贸易效应的质疑过程中，特别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贸易利益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四、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的人文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从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化发展相结合，从指导思想的高度看，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是通过依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而不是靠对环境和资源的粗放式消耗来维持，应以追求外贸、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效益为中心，促使对外开放的各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海外投资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依靠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大力控制并努力减少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1．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2．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3．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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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曾说：“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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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论文篇5
关键词：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影响因素引力模型
一、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理论研究方面
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出口贸易产生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侧重于某个特定经济因素对于贸易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以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3）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互补理论为代表。这位学者在对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行仔细研究后提出了不同的对外投资互补说理论。该理论强调了FDi与对外贸易存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小岛清模型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两个特征，该理论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两个特点入手讨论其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机制：（1）直接投资不仅包含资本流动，还包含了经营管理知识、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为本国出口企业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可视为国外先进生产函数向国内的转移。（2）这种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会在对本国企业员工、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培训过程中消化吸收并转化为东道国的无形资产。该理论模型详细解释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贸易的创造和促进作用，东道国所吸收的先进技术等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本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2）政策环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该方面的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代表。该理论从进口国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应当通过进口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有效减少进口，以保护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对于一国弱势产业早起发展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在当今的国际贸易领域，无数的例证反应了诸如此类的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以温州等为代表的出口地区因为许多不平等的贸易壁垒而遭受了巨额的贸易损失。因此该理论在当今的贸易形势下，有其不适用的一面。
（3）出口对象国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偏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需求角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以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为代表。该理论从需求角度探寻一国进口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要素。因而出口他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取决于对象国消费行为主体的偏好和市场需求结构。而对象国消费主体的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4）引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进口额等要素的研究
这一类要素通常较多的被列入到一个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何朝辉（2008）对温州市国有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温州市国有企业近10年来出口贸易额和其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进行的相关性分析，得出对于企业而言，尽管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会提升企业当下的固定资产总量，但是通过影响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需求的判断和企业信息等，仍然会对当期的出口贸易额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同时也表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其出口贸易呈现不显著的相关性。
许和连，赖明勇（2008）使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进口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等对于出口贸易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关税税率则与我国出口贸易额之间显现较强的负向影响关系。
（5）企业竞争力指数
这一指标在过往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中并不多见。通常该指标有诸多要素构成，诸如劳动力成本，企业产品市场份额等。袁志（2010）对温州市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引入企业竞争力指数，结合引用外资等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最后得出企业竞争力指数与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6）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也是出口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通常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与出口贸易呈现反向变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在逐渐变小，对于地区化的出口贸易，人民币的反向作用更进一步被削弱。王磊，曹显兵（2008）的文章中，作者基于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汇率等各项指标和数据和VaR模型，得到了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间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很好解释了汇率变化对于山西省进出口行业的影响。作者通过VaR模型，得出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山西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山西的进出口并未造成显著影响。
2.实证研究方面
（1）多元回归模型
通常国外学者研究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会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葡萄牙学者默斯（FranciscoF.RibeiroRamos）（2008），对1896年至2007年内葡萄牙的经济增长数据、就业率、汇率等要素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建立了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国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2）面板数据模型
近些年国外学者也较多的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阿根廷学者（GarbaranaHRoberto）（2009）对1990年至2005年间的阿根廷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作者对阿根廷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进行了分类，将出口地区分两类也加入了面板模型之中，连同其他影响要素，分析阿根廷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二、温州市出口贸易的现状研究
1.对于当前困境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较多的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分析温州的贸易困境和其形成的原因。陈茜，贾建华（2009）通过对温州加工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得出温州当前面临困难的原因所在：（1）金融危机使得贸易主要进口国市场萎靡，需求量减少，境外订单大量减少，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来料加工型企业整体实力不强，融资难度大。（2）产业定位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目前温州加工贸易多定位与附加值较少，核心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产业链不完整，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温州市相当一部分的加工贸易出于简单加工发展阶段，技术含量不高，产业链短，零部件和材料大量依赖进出口。
李健（2009）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于温州民营企业的影响：（1）外贸需求萎缩导致出口持续下跌。温州的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等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导致温州的出口额急剧下降。（2）贸易风险的加大。金融危机加剧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动荡，加大了温州民营企业的贸易风险。企业之间信任危机加大，外汇汇率不稳定更是加大了对外贸易的风险。（3）融资成本上升。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导致温州传统制造型的中小企业经营业绩下滑，资金链吃紧。由于温州民营企业流动资金不足，融资途径和融资方式单一，融资的成本较高的劣势更加突出。
郑灿（2010）先陈述了温州企业大规模倒闭的现状，同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成本急速上升，中小企业难以驾驭。成本问题是持续经营的每一个中小企业必然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温州大部分企业尚处于家庭式的手工制作作坊，与大型的国有企业不同，中小企业没有雄厚的原始积累，导致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始终经历着流动资产不足的考验。而且当成本危机一旦来临，此类中小企业必然应对乏术，只有走向倒闭的边缘。
2.对外部环境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着重论述温州所面临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动对温州出口贸易的影响。林俐（2010）为了分析得出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向的偏好，建立的模型包含的因素包括区位条件因素、海外网络因素、民间资本因素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化压力日益增大。现阶段的外向国际化还是以本土产品的大量输出为主要特征，以低价竞争为主要手段，极易冲击进口国同类产业，很有可能导致进口国的排斥和打压。国际化压力的集中体现是来自贸易国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等。
3.对出口发展战略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着重分析温州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王洪斌，胡玫（2011）通过研究温州对外贸易战略及政策等问题，提出温州在未来应当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出口品牌，扩大海外销售网络，增强民间贸易组织、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
三、贸易引力模型解决出口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现状
1.贸易引力模型的早期应用
中国学者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运用引力模型的文献，最早见于张杰等人（1996）对欧共体10个成员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研究。史朝兴等（2005）归纳整理了anderson（1979）、Bergstrand（21985、1989）、Deardorff（1995）等人推导引力模型所遵循的理论路径和所采用的方法，并对这些学者进行的理论工作做出了系统的回顾。随后，引力模型更多的出现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国内学者一开始就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对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模型做相应的调整。
2.中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分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较具代表性的有：盛斌等（2004）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41个国家在2001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在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中加入了GDp之差的绝对值、进口国的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并引入贸易集团、共同边界等虚拟变量，估算了引力方程，在总量和部门层次分别对中国与不同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理论值与实际值作了比较。
林玲等（2004）以Linnemann的模型为基础，加入了国土面积作为解释变量，以apeC成员资格和是否为发达国家作为两个虚拟变量，对Linnemann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和修正，以此检验了2002年中国与4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避免数据的多重共线性，计量分析大都采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同一年的截面数据，使得从结论中难以看出政策因素对贸易的持续影响，也难以得出贸易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
3.对边境效应和贸易成本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边境效应的研究，既有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行政区划所形成的边境效应（范爱军等，2009；李秀敏等，2008；李郇等，2006）的研究，也有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效果的研究（冯邦彦等，2007；李铁立等，2005），更多的则是对国家间贸易的边境效应所作的实证研究，例如赵永亮等（2007）、张娟（2008）、朱海霞等（2008）、胡志丁等（2009）等人的研究。钱学锋等（2008）、施炳展（2008）分别利用加入多边贸易成本的改进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从公司这个微观层面进一步揭示了贸易边境效应产生的原因。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总结
1.可借鉴之处
（1）以往的文献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不同的出口特点，不同地区特性等都会对影响因素的取舍产生影响，而以往文献所选用的影响因素，基本涵盖了诸如汇率，进口，使用外资等常见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影响程度和机制有了详细的分析，以上都会对本文分析温州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提供参考。
（2）以往的研究文献在对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方法有非常多的论述。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公式的基础上，以往学者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实际情况，加入了不同的变量，对其加以变形，进行新的运用。这也使得本文对于研究温州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模型依据。
（3）以往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较多不同的方法，而面板数据模型对于分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有其优点，即可以兼顾不同的维度。这一数据模型的运用对于处理数据较多，出口贸易结构复杂的对象非常有效。
2.不足之处
（1）以往对于温州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的偏向于理论分析，而实证分析也没有细化到企业类型的层面，去分类研究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异同点。
（2）贸易引力模型很少运用于分析温州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且现有的运用，其对变量的选择，并没有很好体现“温州特色”，因此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仍然有其缺陷。
（3）实证分析方面，以往对于温州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没有选择将出口对象国纳入到截面之中。
参考文献：
[1]林俐.温州对外经济与贸易发展回顾与展望[a].金浩，王春光主编.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5-80
[2]黄建忠，毛恩荣.金融危机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C].第6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2009
贸易成本论文篇6
【关键词】贸易成本；“一带一路”
一、文献综述
anderson和Van（2004）认为国际贸易成本应该是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的，一切将商品送达最终使用者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从贸易成本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剖析国家间、区域间的贸易动态演变是当今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的趋势。目前，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直接测度法与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属于一种“事前”测度，是利用一些可直接观测的或者某一类成本费用（如运输成本、关税等）来直接测度的指标。如Hummels（1999）从一些贸易统计类杂志上获取了部分国家海、空运费的平均费率，发现运输费率因国家、产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对运输距离的敏感程度呈下降势。间接测度法试图规避直接测度法采用单一要素全部贸易成本的尴尬，其属于一种“事后测度”。novy（2006）在anderson和van研究的基础上，从多边均衡出发推导出具有微观理论基础的贸易成本测度方法，并用“引力剩余”的概念来衡量双边贸易成本，将其定义为双边贸易相对于双边国内贸易的综合性指标。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根据novy改进的双边贸易成本测算模型：
costcit=costict=1-exportcitexportictgdpct-exportctgdpit-exportits212ρ-1
双边贸易流量、GDp数据export自epS全球统计数据库获得；ρ代表替代弹性，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wincoop）。novy、钱学锋和梁琦都将ρ设定为8，故本文将借鉴其经验将ρ的值设置为8；s为贸易双方的可贸易品份额，一般而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可贸易品的份额也比较高，鉴于中国与大多数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又兼顾估计的便捷性，故将s设置为经验极值的平均数0.55。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并计算了历年平均数、总下降率、年均下降率三个指标。因本文贸易成本统计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涵盖26个经济体，可以观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状况。同时，本文将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数据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以示比较。
如上表所示：从总体来看，除马来西亚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除个别国家外，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均高于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从最近期间2011年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沙特；后三位分别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希腊。从历年平均数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后三位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可见“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出口贸易成本较低的国家多集中于东南亚，而出口贸易成本较高的多是中东欧国家。
四、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存在着地区差异，总体上高于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成本水平。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中国ν獬隹诿骋壮杀咀畹偷牡厍，中东欧地区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这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有人为指定的制度政策阻碍。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充分依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发挥“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范围、贯通亚欧大陆的经贸合作桥梁作用，在充分交流合作和双赢的基础上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362
贸易成本论文篇7
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成本；贸易增长；贸易增加值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孟东梅（1970-），女，沈阳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贸易理论与政策；姜延书（1964-），男，哈尔滨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全球经济已逐渐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已占到其经济总量的75%以上，而中、低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已达到50%。《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5》显示，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4.6%，位列第五，但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经济总量48.2%，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20.6%，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在“十二五”规划中对进一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又提出具体要求，即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提高服务贸易在整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本文在贸易增加值的视角下，测算1995-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并进一步探讨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对服务贸易增长的影响。
贸易成本涵盖消费者为获得商品必须支付的除了商品生产成本外的其他成本的总和。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发达国家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高达170%。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意味着其测算的必要性。目前的研究，贸易成本的测算主要有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两种方法。直接测算只能测度特定种类的贸易成本，但无法测算总体的贸易成本。因此，间接测算法运用更为普遍。间接测算有价格法和贸易流量法两种。价格法由于国际数据难以获得，故多用于度量国内贸易成本。贸易流量法是通过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事后”推算出贸易成本的大小。最初贸易流量法主要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如mcCallum（1995）和Rose（2000）的研究。但传统引力模型事先设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要素，这导致计算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更加重要的是传统引力模型并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而且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因此，传统引力模型的应用遭到众多质疑。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anderson和wincoop（2003）、novy（2006）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改进引力模型，使其具备微观理论基础，将由事前决定的贸易成本变成事后决定，并考虑了多边阻力的影响。但改进的引力模型假设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这与现实不符，而novy（2008）构建的模型解决了该问题。此后，novy（2013）通过丰富其2008年的模型理论基础，不仅解决了传统引力模型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和对称性的缺点，还使该模型同时具备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础，使该方法成为目前国内外测算贸易成本最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核心方法。
近年来，国内学者测算中国贸易成本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但多数研究是基于novy（2013）提出的模型。如贾伟和秦富（2013）结合novy研究，分析中国谷物贸易成本变动趋势及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许统生等（2013）运用novy（2013）模型，测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省际贸易成本及其决定因素。梁俊伟（2015）基于novy（2013）模型测算了中日韩3国多边贸易成本。赵素萍和葛明（2015）运用novy（2013）模型及其分解，测算了中国与欧盟各国的贸易成本，并分析了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及决定因素。涂远芬（2016）基于novy（2013）模型测算了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然而，novy（2013）模型测算的出口成本是进出口成本的几何平均值，忽略了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差异信息，降低了估计的准确性；同时计算贸易成本利用贸易伙伴各自国内贸易数据，而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准确数据。因此，阿布来提・依明（2013）基于“结构化引力模型”推算出单向出口成本方程，弥补了上述缺陷。而现有的其他研究多数是基于传统统计方法测算的一国贸易进出口额，导致大量的重复计算，无法反映一国贸易进出口的真实状况，进而导致贸易成本的测算结果产生误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运用阿布来提・依明（2013）单向出口成本方程，在贸易增加值视角下测算中国1995-2011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贸易成本，这种方法剔除了传统方法对贸易进出口额的重复计算，也考虑到进出口的不同特征，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成本。（2）在novy（2013）的基础上改进了增长的分解方程，把双方经济发展相似程度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也纳入进来。
二、贸易成本测算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贸易成本测算模型
anderson和vanwincoop（2003）建立了armington一般均衡框架下具有微观基础的双边贸易成本模型：
模型（6）表示i国对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tij，即为本文构建的测算一国出口贸易成本的模型。此模型的本质是从双边实际出口贸易额与双边贸易在全球贸易合理份额的角度对双边出口贸易成本进行测算，且测算结果衡量的是一国单向出口贸易成本，所以结论具有更加丰富的涵义和价值。
（二）样本国家、行业与数据选取
本文共选取《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5》显示的2014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排名前5位的、同时考虑到与中国服务贸易往来关系密切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共7国为样本国家。由于传统总量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样本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本文借鉴Koopman等（2014）的贸易增加值方法剔除样本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中重复核算项目，还原样本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真实状况。
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该数据库提供了欧盟27个国家和世界13个主要经济体、35个产品部门之间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数据。研究期间从1995-2011年，由于部分服务业的相关数据为0，为了使测算结果合理精确，本文参照姜延书和郭江平（2015）的经验依据tiVa数据库将17个服务行业分为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5类。具体分类有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包括汽车、摩托车的销售、保养、修理，燃料的零售、批发贸易和经济贸易，零售业和家庭用品维修业，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包括内陆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其他辅助运输及旅行社业务和邮电业；金融业包括金融中间服务；商业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业、设备租赁及其他业务；其他服务业包括公共行政和国防及义务社会保障、卫生与社会工作、教育、家庭服务业、其他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
三、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测算与分析
（一）中国总体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分析
anderson和wincoop（2004）总结了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一般认为替代弹性σ介于5-10之间。参照novy（2013）、anderson和wincoop（2004）做法，本文先将替代弹性取值为8，然后再分别取5和10两个值，进而更合理地考察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表1显示了1995-2011年中国与7个贸易伙伴国双边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结果。虽然中国与7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有不同程度波动，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由1995年的2.242下降为2011年的2.037，下降幅度达9.1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略有上升。
从具体的贸易伙伴国来看，1995-2011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从低到高分别为韩国、印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及美国。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德国（22.68%），其次是法国（18.67%）和美国（14.93%），再次是韩国（6.47%）和英国（4.91%）。而中国与日本和印度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分别上升了3.98%和3.41%。中国与日韩虽同为邻国，与韩国的贸易成本最低，但与日本的贸易成本则是除美国外最高的。其原因可能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诸多经济政策停滞不前，进而造成两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中国双边出口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差异性，既说明了中国近年来积极拓展新的服务贸易市场的效果较为显著，也显示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在贸易增加值视角下测度出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与其他学者如涂远芬（2016）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从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看，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判断相同，但在增加值视角下测算出的贸易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统计方法下的贸易成本。从具体的贸易伙伴国来看，传统方法下中国与韩国、日本、美国的贸易成本相对较低，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但在增加值视角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成本分别高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这可能是由于贸易增加值测算方法剔除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重复核算项目，还原了其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真实状况，进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
为了剔除不同替代弹性取值可能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测算了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确实较大。以2011年为例，当σ=5、8、10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分别为3.549，2.037和1.734，这表明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替代弹性较为敏感。虽然替代弹性的取值不同，但其相对应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形状基本一致，表明替代弹性不同的数值并没有改变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同时当σ=5、8、10时，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分别下降了15.44%、9.15%和7.19%，年均下降速度分别是0.91%、0.54%和0.42%，表明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和下降速度影响并不大，并不影响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变化趋势的判断。
（二）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分析
表2分别计算了σ=8时，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5个服务行业的出口贸易成本。从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大小来看，1995-2011年，中国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低（2.146）；其次是金融业（2.494）；商业服务业（2.819）和其他服务业（3.070）；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高（4.864）。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是中国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竞争相对充分，因此，其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相对较低。但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则可能因为其包含的范围广，许多行业中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其服务贸易成本相对较高。
图2分析了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确实较大，但总体趋势一致。当σ=5时，中国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最大（18.459），其次是其他服务业（7.536）和商业服务业（6.327），第四是金融业（5.09），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最小（3.88）。当σ=8和10时，5个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也展现出相同的趋势。
四、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增长迅速。然而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国内相关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增长主要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主要集中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角度，侧重对现有理论进行验证。本文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对贸易增长进行分解，探讨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具体分解如下：
式（14）等式右边第一项是指贸易伙伴国总产出规模，即经济增长对贸易增长的贡献效应；第二项表示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相似程度，Linder提出的偏好相似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对双边贸易越有促进作用；第三项反映了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影响；最后一项体现了其他影响因素对贸易增长的效果。运用式（14），对中国和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2011年相对于1995年双边贸易增长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国别层面来看，中国与韩国、法国在研究期间服务贸易增长最为迅速，分别增长了1207.177%和1147.548%，其中，经济增长对中韩和中法的服务贸易增长贡献度最大，分别达到72.584%和55.637%，贸易成本下降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中印和中日在研究期间服务贸易增长最为缓慢，分别为401.928%和106.466%，经济增长仍为最主要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4.194%和60.761%。
从整体层面来看，2011年与1995年相比较，中国与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增长均值为698.518%，其中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2.615%，经济增长相似程度贡献率为9.769%，贸易成本下降贡献率为15.929%，其他影响因素贡献率为11.688%。可以发现，首先，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其次，贸易成本的下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是其他影响因素；最后，经济增长相似程度对服务贸易增长也存在促进作用。说明虽然中国近年来积极拓展新的服务贸易市场的效果较为显著，但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参与全球分工较晚，竞争力相对较低，且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相继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致使部分对外服务贸易逐渐转向对内服务贸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阿布来提・依明模型，从贸易增加值视角，分别从国家和行业层面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并探讨了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1995-2011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大体呈下降趋势，但印度和日本除外。（2）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存在一定的波动。中国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低，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高。（3）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推动，贸易成本的下降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相似程度对服务贸易增长也存在促进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各国贸易竞争的焦点逐渐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我国政府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且下降空间仍很大。因此，针对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提出如下三点建议：首先，应以区域合作为重点，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步伐，更好地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优良环境。目前，中国已缔结的区域合作协定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国多为发达经济体，所以下一步的区域合作战略应对此有所调整，应加快与发达经济体的自由化谈判进程。其次，从具体行业上来看，除了加强在传统服务贸易行业的竞争优势，更应加快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等新兴服务贸易行业的贸易自由化步伐，从而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最后，通过全面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国内与国际间的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进一步完善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从而减小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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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论文篇8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结构；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Vanden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Sohn和Hongshik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Kalia、Fabioméndeza和Javier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Sohn和Hongshik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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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论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深化；拓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1
前言
国际贸易学作为研究国际贸易关系的一门学科，在我国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其目标是研究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和运动规律，其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在国际政治关系缓和，国际贸易数量激增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学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始终未变，仍然是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三大模块。这些模块在促进国际贸易学在国内快速发展、成型、普及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模块也限制住了国际贸易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因此，必须要研究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研究国际贸易学对象不能空穴来风，必须要以研究国际贸易关系，即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为前提。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1.国际贸易的产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分工产生，产品交换意愿和能力产生。国际贸易的雏形是原始社会（不同氏族公社或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促使狩猎业、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之后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随着货币和国家的出现，国家之间的贸易开始产生，这种贸易关系是以货币为中介载体进行的。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国际贸易关系的产生，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又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速度。
2.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形态而发展的，大体可以分为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等社会阶段。每个阶段的国际贸易发展程度不仅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相关，还与该阶段的社会类型相关。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生产力低下，交通工具简陋，因而国际贸易的内容以奴隶主喜爱的宝石、香料为主，贸易的范围也十分狭小。
在封建社会，货币得到相当程度发展，科技也得到了发展，人们开始远洋航行贸易，交易的物品内容以瓷器、布匹、茶叶和简单的手工业产品为主要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地理大发现促成了国际贸易。
二、深化和拓展国际贸易研究对象
1.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化大分工的必然结果。国际贸易学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历史，阐述国际贸易学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下发展的状况，包括规模、内容和范围。三次科技革命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2.国际贸易理论及相关学说
国际贸易理论和学说不仅研究国际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实践成果，让理论研究推动实践中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最有成就的经济理论之一。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学说，为建立国际贸易学、发展国际贸易学奠定了基础。把所有的国际贸易学理论和学说概括起来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各种学派对国际贸易学从不同角度和程度深刻地诠释和探索。
完备国际贸易学，丰富理论体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研究水平，而且也能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
3.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有利于保障国际贸易理论的具体实践应用和实现国际贸易利益。各种政策对贸易往来产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不仅影响到交易国的贸易利益，而且还影响到交易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研究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十分必要。
4.国际贸易制度和协调机制
国际贸易是多个国家进行的贸易，因此要掌握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规章制度、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国际贸易学必须要把这些内容作为重点内容。
5.国际贸易方式和手段
国家贸易日益繁荣、规模扩大、种类繁多，相应的国际贸易方式和贸易手段也越来越复杂、多样，除了传统的贸易方式继续运行外，还有诸如加工贸易、信息贸易、电子贸易和商务贸易，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优化了传统的纸式贸易方式，提高贸易效益，国际贸易方式和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电子商务既是国际贸易手段的新课题、新方法，也是国籍贸易学中的新课题、新方法。
6.国际贸易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事物，而是与国际政治、金融、社会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支付、结算和信贷等关系到金融的理论同国际贸易相结合，就会出现诸如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等问题，这些问题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对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
7.一些重要经济体的贸易特点和政策措施
上个世纪崛起的发达国家优先制定了国际贸易准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些国家的贸易特点和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一些处于发展中的贸易大国的贸易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很有学习研究的必要。研究一些重要经济体的贸易特点和政策措施，有助于改善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状况，建立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沟通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渠道。
三、结论
深化和拓展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理论现实意义，研究理论的目的是服务于实践，丰富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能力和维权水平，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加入“上海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等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与外国进行双边或是多变贸易中我国经常遭受外国的反倾销、发补贴制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才能享有的待遇得不到落实，通过深化和拓展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来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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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理论；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分支始于亚当·斯密。1776年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并不难理解，但是，它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乃至人类认识史上，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
1941年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说，克服了斯密绝对成本说的明显局限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保罗·a·萨缪尔森称它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地基础”。
继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对上述理论的挑战。围绕里昂惕夫之谜所作出的种种理论分析，补充丰富了要素禀赋理论，增强了这一理论对国际贸易实践的解释力度。在雷布津斯基以及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完善补充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流行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逻辑严密，形势完美。但是这也正是其缺点所在，毕竟现实世界并不如其想象的完美。
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内涵、产生、发展及特点
(一)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内涵
新贸易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paul·krugman等人创立的新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制度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变量关系、环境问题与公共物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狭义上看，仅指以paul·krugman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克鲁格曼曾形象地概括说，如果要举一个什么是新贸易理论的具体事例的话，就可能是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成是完全发生在像小麦这样的商品上，而新贸易理论则将世界贸易看成完全发生在像飞机这样的商品上。
(二)新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工业发达国际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
2．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
3．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4．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迅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
当国际贸易实践中出现如上所列等新现象后，人们首先往往希望能够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加以解释和说明。当贸易理论家们将这些新情况与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加以对照时，发现这些理论不能或者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因此，也必然会引起贸易理论家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进行重新思考并进行现实修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兰开斯特、赫尔普曼、埃西尔、布兰德(brander)、斯潘塞、伊顿和格罗斯曼等等。
17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该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者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d—s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中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则具有多样化的消费偏好。这二者实际上存在着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两难冲突。而从这一角度考察的结论就是，即便不存在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需求也可以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d—s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70年代末期，paul·krugaan首先将d—s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中并大有所获。克鲁格曼借用了d—s模型的分析方法并做了少许修改。首先较为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嫁接人国际贸易中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差别产品等范畴来构筑新的贸易理论模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克鲁格曼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口”一文中证明，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采取较高的进口关税这种战略性政策来保护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幼稚产业，当本国市场容量足够大，将会使其获得静态规模经济效益，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提高其出口竞争能力，从而促进出口。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这些论著都大大丰富了新贸易理论，使其实用性进一步增强，在贸易理论界引起了广泛深远的关注和影响。
(三)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创新特征
1．理论假设前提：逼近现实。首先，市场结构的假设由完全竞争转为不完全竞争，同时放弃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承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按克鲁格曼的话说，“这种不完全是经济学家认识的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的不完全。”其次，将分工模式由高度抽象的2x2x2模式，回归到现实中，大胆地探索了j×n×m模式下的贸易结构和贸易利益格局。
2．全新的结论。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构成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在以上理论假设前提下，我们来看新贸易理论给出的结论：
首先，贸易原因。新理论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了解释。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的影响是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空白。林德尔的“重叠需求理论”运用“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概念，论述了需求偏好相似对于国际贸易的地理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影响。
其次，贸易构成和贸易量。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相比较，由于市场的规模变得更为庞大，产品变体种类增加，消费者可选择空间更大，为达社会福利最大(至少更大)，两国必然互相进行对方的变体商品，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而传统贸易理论则只考察了产业间贸易，忽视了产业内贸易，与现实相距甚远。就贸易量而言，根据林德的“相似偏好”或“重叠需求”假设，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
最后，关于贸易结果，也就是贸易利益的产生与分配。传统贸易理论不考察动态利益，是一种静态贸易利益，这种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的潜在动态利益：(1)基于规模经济的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效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生产；(3)生产的合理化。加剧不完全竞争行业的竞争，优化资源配置；(4)产品多样化。整个世界市场比之某一国内市场而言，其规模优势明显，全球各企业竞争的结果是相异产品种类增加，增进了世界福利。
三、新贸易理论的创新之处
新贸易理论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一系列新变化新现象时，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完全做出解释，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继承修正并建立新的模型从而提出的。我认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创新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考察：理论创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不仅从国家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产业和企业本身竞争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的是克鲁格曼。政策创新：在贸易改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或者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是新贸易理论中重要的政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