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1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活力与契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现阶段，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随着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和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不断提升，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之中，还存在部分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由于缺乏完善化和系统化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指导，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基于此，本文以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为主要出发点，重点探讨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途径，旨在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和变动性的双重特点，其中周期性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繁荣期和萧条期，这也是经济发展必须要经历的两个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之下，金融危机的产生则会使世界经济处于一种萧索状态之中，并且随着金融危机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愈发重视财务管理理论对本国经济的复苏和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公司财务管理学还基本是从西方照搬照抄过来的，面临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如金融危机)，理论的缺乏导致无法对实践进行正确的指导。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要想企业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构建非常态下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势在必行。金融危机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的决策理论等冲击很大。本文在分析、反思财务管理理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与漏洞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的思路，这是非常态经济下财务理论继续延进的方向。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构建非常态经济下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是当前研究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金融危机；非常态经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财务管理
一、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对基础性假设的冲击和可持续发展假设的冲击。一方面，基础性假设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主要是通过个体的投资行为对集团乃至整个经济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个体投资人会因个人的情感变化而产生一定的不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这种不理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将颠覆财务管理理论中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假设以经济稳定发展为前提，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可持续发展假设理论则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理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有财务管理目标理论、财务要素顺序理论、融资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二、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逐步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充分挖掘市场的发展潜力，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以经济人为基础，但是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成分，并且将人的非经济性也纳入其中，这将影响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的科学性。市场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和运作之中，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要在人本非理性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的有机转变，以此为前提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推动新古典财务管理的稳步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制定科学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设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较强的未来发展计划，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经济稳定下的财务管目标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为前提，具体可细化到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实现自身经济理论的最大化，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绝大多数企业濒临倒闭破产，此时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以规避企业风险，缩减企业负债成本为基础，从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及时调整企业的投资计划，并对自身的发展资产进行重新的评估，实现企业负债最小化。
(三)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重组财务要素的顺序理论，为企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情况下，财务管理理论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经济为主要前提，因而其财务决策依据则是投资、融资到股利分配，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决策方式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加大企业的负债压力。因此，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顺序，以提高偿债能力为中心进行相关活动的有效扩展，实现企业的经济复苏。
(四)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进行综合性考虑，考虑到多种投资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顾及其投资成本，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较为强烈，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实现先股后债。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之中，不同股利结构的企业其支付方式也不尽相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股利结构管理理论，并完善法规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五)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进一步完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性发展思路。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投资者的目标则是实现了由经济利益的提高到规避风险最大化的有效转变，因此，在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当中，要以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为基础，并以此为理论构建的方向，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更好的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更好的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服务。在金融危机时期，制定出一套非常态经济下的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是时代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在较差的经济大环境中，脱颖而出，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危机会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有效的财务管理能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以及帮助企业度过危机，进而维持经济的稳定。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内，要通过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等方面来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体系，使其对企业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爱民.金融危机冲击与企业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15,04:107-120
[2]高汉祥.应对金融危机发展财务理论促进经济繁荣[J].会计研究,2015,06:88-90
[3]姜霖.论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J].商场现代化,2014,12:139-141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2
关键词：物流金融融通仓仓单市场物流银行物流保险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本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这促使我国物流产业和金融产业迅猛发展。在网络和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已经产生学科交融的奇葩，它给物资流通带来的巨大影响被敏锐的学者准确地捕捉到，进而从理论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平台―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最初是沿着物资银行、仓单质押和保兑仓的业务总结开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陈淮就提出了关于构建物资银行的设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物资银行的运作。但是，那时的“物资银行”还带着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是探讨通过物资银行来完成物资品种的调剂和串换。由于物流的概念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识，所以当时的物资银行的概念与现在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物流金融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明确了融资、结算、风险控制等主要职能，总结出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和反向担保等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收到成效。UpS的综合性物流金融服务、中储股份的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广发银行的“物流银行”、tCL应用融通仓思想开拓手机市场等案例对理论做出很好的印证。
结论
中国的物流金融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学术界已经充分论证了开展物流金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立了开展物流金融的主体，提出了以不同主体为核心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多种模式，并且与实践相结合，指导相关行业运作。但是物流金融服务的开展仍然要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管理物流金融业务所带来的风险；金融工程技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物流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信用评估系统建设；账单和支付管理系统的完善以及企业应用物流金融时会计记录怎样才能更加合理；运筹学的理论如何在物流金融的体系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功效等。这些细节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淮.关于物资银行的设想[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7（3）
2.张平祥，韩旭杰.粮棉油贷款仓单质押的意义与建议[J].济南金融，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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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金波.仓单质押的管理[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3（15）
作者简介：
邹小，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3
摘要:随着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也日益显著.本文通过回顾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分业经营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金融业发展的利弊影响，继而分析了金融业合业经营这一不可低档的潮流的产生及影响，阐述了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及当前在此潮流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集团;合作监管;联合论坛;监管指令
abstract:Financialconglomeratesareakindofcreativeorganizedformsincethe1980s,whichfacesthespecialrisksderivedfromcomplicatedorganizedstructureandinternaltradeatthebackgroundofinternationaleconomicglobalization.theJointForumhasissuedalotofdocumentsonfinancialconglomeratesaftertheirfoundation,whichaimsatsteadilyoperationsupervision.thesupervisorydirectivespromulgatedbyeuropeanUnionCommissionputanendtotherepeatedsupervisionorsupervisiondivorcedfrompractice,whichmakescooperativesupervisionofeUtransittingfromoneindustrytointer-industies,frominstitutionalsupervisiontofunctionalsupervision.
Keywords:financialconglomerates,cooperativesupervision,theJointForum,supervisorydirective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7-0042-04
一、近年来金融集团的快速崛起及监管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入打破传统分业经营的藩篱,商业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亦可提供信托、租赁等服务,金融业日益出现混业经营的发展态势,催生出兼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或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金融集团(financialconglomerates)。
如何界定此类新兴金融机构是一个似易实难的问题。金融集团竞争中心(CentreofCompetenceonFinancialConglomerates)认为,金融集团是由多个公司组成的集团,涵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金融业务在集团业务中占主导地位。在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中,多元化金融集团(heterogeneousfinancialconglomerates)被定义为主要业务为金融业,且受监管实体至少涉及银行、保险和证券中的两个领域,并需要满足不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金融机构。
在欧盟2003年“金融集团监管指令”中,金融集团则被描述为应符合下列条件:(1)集团总公司是受监管金融实体,或集团中至少有一个子公司是受监管实体;(2)如集团总公司是受监管实体,其可为金融实体母公司,也可为金融实体参股公司,或是与金融实体通过合同、章程达成统一管理的公司,或管理、监督人员的主要部分与金融实体的同等人员相互兼职的公司;(3)如集团总公司不是受监管实体,则集团业务应主要为金融业务;(4)集团中至少有一实体为保险业实体,并且至少有一实体为银行业或投资服务业实体;(5)集团的保险业务总量以及银行或投资服务业实体业务总量都应占有重要地位。上述定义实际上以金融集团的若干表现形式来界定金融集团概念本身。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阐释了金融集团的内涵,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协同效应以及有效分散经营风险通常被视作金融机构并购进而发展为金融集团的主要动因。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倾向于组建“国家队政策”(nationalchampionpolicy)来应对外来激烈竞争,并购后形成的金融集团将居于垄断优势地位,对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一定的破坏。金融集团可能通过掠夺定价(predatorypricing)、价格卡特尔、市场封锁(marketforeclosure)、捆绑销售(tyingarrangement)等形式获取超额利润,也可能过度扩张使金融集团形成“大而不倒”(toobigtofail)优势,进而引发道德风险。
为了降低金融机构并购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国际金融组织及主要发达国家应建立专门针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体系。金融集团不仅面临专业领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还不得不面对由复杂组织结构及集团内部交易等问题引起的特定风险。世界银行公布了DavidH.Scott199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显示,金融集团带来的问题主要有风险传递、资本重复计算、透明度、利益冲突等四个方面。
集团的内部交易可能诱致道德风险,使风险在集团内各实体之间扩散。复杂的集团结构将降低集团的透明性,引起不同主体利益的冲突和经济力量的滥用。金融集团作为混业经营趋势下的创新组织形式,其特有风险将使传统监管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迫在眉睫。所幸不少国家已颁布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相关法规,如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引入功能性监管概念和体制,集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金融控股公司取得了正式合法地位;日本1997年出台“由控股公司解禁所产生的有关金融诸法整备之法律”,对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实际上从法律上认可了金融集团的存在;英国1998年修订“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监管银行业之职能移交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建立了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联合经营的金融体系,促进了金融集团的健康发
展。
二、“联合论坛”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架构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银行业监管最重要的框架性文件,其嬗变历程大体反映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巴塞尔协议除强调银行业监管外,还非常重视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如协议在适用范围中明确指出,“在全面并表的基础上,本框架的适用范围包括作为银行集团母公司的持股公司,以确保将整个银行集团的风险都涵盖在内”,“对银行集团已经多数持股或控制的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通常应包括在全面并表的范围内”。巴塞尔委员会已将金融集团及关联金融公司纳入了监管范围。
然而,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法令的巴塞尔协议,对金融集团证券、保险、信托、租赁业务的监管却常常是鞭长莫及。为了强化这一职能,巴塞尔委员会于1993年会同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ioSCo)、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成立了由银行、证券和保险三方人士组成的“三方小组”(tripartiteGroup)。“三方小组”实际上是三大国际组织利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在各自领域的监管经验,成立起来的共同探讨对金融集团监管之道的专门组织。
1996年,在临时性“三方小组”的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共同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onFinancialConglomerates,简称“联合论坛”)。成立之初,“联合论坛”由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13国组成,欧盟享有“联合论坛”观察员资格,每个监管地区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监管机构均可派出一名代表。经过近3年的研究讨论和征询意见,“联合论坛”1999年颁布“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制定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该文件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资本充足性原则的补充”、“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协调员”、“监管问卷”等7个专题文件,初步确立了金融集团监管的国际标准。
此后,“联合论坛”相继多项旨在监督金融集团稳健运营的文件,以切实加强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如2001年推出“核心资本――跨部门的比较”和“风险管理实践和监管资本――跨部门的比较”;2003年出台“跨金融部门的运作风险转移”和“风险一体化趋势”;2004年颁布“银行、证券和保险部门的财务披露:问题和分析”、“金融服务外包”、“信用风险的转移”;2005年出台“高层次业务连续原则”;2008年开始实施“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尽管出台的监管规则所受褒贬不一,但“联合论坛”的确对规范金融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融集团监管的法律架构已日臻完善。笔者以新近颁布的“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为例,剖析“联合论坛”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合作和协调。
“联合论坛”最初的监管重点在于金融集团的内部组织和管理,它建议对所关注的内部转移风险作出反应,因为内部转移风险可能危害金融集团内部更为敏感的部门稳定。2008年,“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的推出原本是作为早期风险集中监管技术工作的一个后续文件,然而,从2007年夏天起草伊始,该文件涉及集中风险的特点,突出了信用危机与其他诸如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金融风险。
不确定性的转移已经成为当前信用危机中银行风险的中心。“联合论坛”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10个主要发达国家金融集团的数据确定管理风险集中于18个金融集团,这与另外的两份报告不谋而合,它的出版恰好揭示了在危机中一些金融集团风险管理的实际做法。“联合论坛”报告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风险集中管理的传统方法;第二部分关注在金融工具快速膨胀导致风险在参与方之间转移情况下日益增长的风险集中管理活动,然后运用综合风险管理法分析金融集团公司管理方式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部分讨论了大量与风险集中识别、管理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如风险集中所需资本的计量、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附录则涉及主要工业化国家监管体系的部分特征。
另外的两项报告是2008年3月由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11个最大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组成的高级督导组开展的“风险管理做法在最近的市场动荡中的考查”报告,以及2008年4月的“瑞银减持的股东报告”。按照“联合论坛”的观点,后一项报告可以看作是瑞银的“反省”报告,瑞银因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大量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而导致巨大损失,特撰报告向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作出解释。
三、欧盟“监管指令”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架构
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历史由来已久。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指出,拟于1992年建成一个涵盖金融市场的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大市场”。由于各成员对金融集团的认识尚存较大分歧,对金融集团监管的初次探索也就无疾而终。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颁布了欧盟银行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银行指令”,该法在“银行业务目录”中明晰了银行业务不仅包括传统商行业务,也涉及证券、信托等新型投行业务,由此可见,欧盟从法规上允许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仍属机构性监管。
为了确保监管机构履行审慎监管职责,对同质金融集团实施有效监管,欧盟相继颁布“关于对信用机构实行并表监管的指令”、“关于对投资公司及信用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指令”,实施对银行集团、投资公司集团及银行/投资公司集团的并表监管;另一法规“关于对保险集团中的保险企业实行补充监管的指令”的出台,则将监管对象进一步拓展至保险业集团。监管法令的逐步完善延展了区域性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但对其最大的批评是上述法令尚未涉及异质金融集团,还存在着所谓的“监管空白”。因此,引入对异质金融集团的立法变得十分紧迫,同质性、异质性金融集团监管协同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以增强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监管法律的一致性。
2001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对金融企业集团中的信用机构、保险业及证券公司之补充性监管指令及修订其它相关指令之建议案”,该方案消弭了欧盟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重复、脱节现象,也使欧盟监管由行业监管向跨行业监管、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方向过渡。翌年,欧洲议会吸收并采纳了这一指令,即我们熟知的“金融集团监管指令”。“监管指令”制定了对金融集团监管的所有补充条款,要求成员国于2004年8月前将指令内化为本国法律,200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此项“监管指令”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金融业兼并浪潮,以及因金融机构联合操作日益加剧的风险。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界定了金融集团概念,确定了“补充监管对象”。“监管指令”适用于那些依据部门监管指令获得授权的欧盟受监管实体,受监管实体能否成为补充监管对象,主要取决于:(1)受监管实体是否为集团的一部分;(2)这个集团是否是金融集团;(3)受监管实体是否是需补充监管的对象。不难看出,补充监管指令并非指金融集团下所有公司都是补充监管对象,而是依据公司性质和类型来进行裁定。“监管指令”还区分了遵循补充监管规定的实体和集团中只能间接受到补充监管指令影响的单位。“补充监管对象”包括处于金融集团主导地位的欧盟受监管实体、母公司为设在欧盟的混合金融控股公司的欧盟受监管实体、平行性金融集团中的受欧盟监管实体。
第二,针对金融集团受监管实体情况,提出了系列“补充监管规则”,尤其在资本充足率、集团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管理者资格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指令”列出会计并表法、扣除和加总法、要求扣除法等三种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监管机关或协调员有权选择适用于金融集团的一种方法或组合使用这三种方法。欧盟成员国应要求受监管实体在金融集团层面具有适当的资本充足率政策,同时协调员要对受监管实体是否有这样的政策进行监督检查,受监管实体或混合金融控股公司至少每年对其资本偿付能力进行估算,估算结果由金融集团中受欧盟监管的领导层提交给协调员。
“监管指令”界定了金融集团的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对于设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与风险集中的数量限额问题,尽管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意见,但虑及数量限额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重要性,“监管指令”采取了灵活做法,将该问题交由欧盟成员国自行裁量。“监管指令”提出,在欧盟立法进一步协调以前,各成员国可以设定数量限额,或允许其监管机关设定数量上的限额,或采取其他能达到类似目的的监管措施。
对于管理层人员的资格问题,“监管指令”要求各成员国银行控股公司的领导层人员应具有良好声誉和丰富经验。在协调员制度层面,成员国监管部门必须任命一名协调员,负责对金融集团中受监管实体的补充监管和协调。“监管指令”虽提出了协调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但有关部门可对这些标准作出取舍,通过与金融集团协商来选择另外的监管机构作为协调员。
第三,“监管指令”的其它要求。某种意义上,欧盟有关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在“监管指令”颁布之前尚不能称作完善,因为它只包含了所谓的部门监管,即监管对象只限于一个专门的金融部门,除了在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之外,对金融集团跨部门监管的作用非常有限。“监管指令”的推出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倡导对跨多个金融部门的金融集团中的受监管实体进行补充监管。由于对包含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的金融集团的跨部门监管已经存在,此次的“补充监管指令”重在将保险公司纳入跨部门监管的体系中来。
依据“监管指令”,对集团内受监管实体的单一监管应继续成为有效监管的基础,补充监管实质上并没有替代现有的在一个金融机构合并或补充监管,而是提出了一种跨多个金融部门对受监管实体进行的附加的补充监管。换言之,“监管指令”试图实现在不同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以及欧盟不同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建立共同的监管框架,以便能从金融集团的视角出发实现审慎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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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参与成本;价值增值;面子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67-03
一、引言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最终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直接交易,搜寻、交易及监督等成本过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根据传统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应逐步降低。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中介不仅没有萎缩,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增强,个人和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依赖金融中介。针对金融中介的新发展,理论界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中介理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差异,不同理论的观点差异较大。
为了理清当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回顾近年来对于金融中介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行简要评述。本文主要简述金融中介功能观、基于新功能的金融中介理论及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理论等的主要内容。
二、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一种理论的综合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是视现存金融中介结构为既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提高现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提供各自独特的服务,这种观点被称为机构观;另一种方法则视金融中介的经济功能为给定,探索实现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观(merton,1995)。虽然此前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是系统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上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层次的却是merton等人的分析(胡庆康等,2003)。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相对于金融机构,金融功能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机构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机构结构优化,进而使金融体系运行更有效率。功能观首要问题是金融体系需要形势那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能最有效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合理,则取决于时机和当时的技术(merton,1995)。
当然,我们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1995)认为,近年来,金融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部分是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部分是交易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部分是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这些变化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据此,merton认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具体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有竞争的,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但是,merton认为,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考虑到单个金融产品提供,更要考虑到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动态变化。基于这种思考,merton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业务领域各有则重。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的定价能不被充分理解,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这些新产品通常是高度定做的,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merton进一步指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处在一个先后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链条之上,它们是履行不同金融产品“创造”与“打造”功能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单纯竞争性、替代性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
merton把这种中介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金融体系将朝着一个充分有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随着金融创新螺旋的加速,这些金融产品的新交易市场会迅速扩展,市场的完美性也逐步提高。为了从这些产品的头寸上套利,生产者和金融中介都参与新市场上的交易,使交易量迅速增加及边际交易成本下降,使中介能够完成更多新产品的定做,依此螺旋演进,朝着理论上边际成本为零的极限情形靠近,最终达到动态的完全市场。因此,merton断定,家庭持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组合和金融产品,其提供者并不是单纯的中介或市场,而是市场―中介―市场―中介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如果市场和中介相互无法建立有效联系,则不能为家庭提供任何多样化和具有充分可分性的有效金融资产组合。因此,在市场与中介之间存在一个特有的竞争范式,一种金融产品往往在中介和市场间作周期性的摆动和循环,直至达到某种稳定状态。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的基础产品和加大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
由此可见,merton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分析综合了此前关于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分析,对金融中介理论发展是真正建设性的,甚至革命性的。eichberger&Harper(1997)也认为金融制度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张杰,2001)。
三、金融中介新功能:金融中介职能的扩展
(一)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金融中介
虽然风险是金融中介产生的原因,风险管理一直是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但是随着金融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职能大大强化,成为银行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职能。针对金融中介业务的新变化,allen&Santomero(1998,2001)认为,已有文献视野过于狭窄,过分强调了金融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等新功能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主要是风险跨期平滑。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使这种风险管理方法效力大减。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采用衍生产品和动态交易策略等新的技术管理风险,同时需要对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由于市场形势变幻起伏,金融中介的客户特别是公司客户对风险管理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需要金融中介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银行等中介逐渐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人的角色。
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对于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演变,参与成本是非常关键的。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市场参与者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最近年来,随着人们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他们自己花时间管理风险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尽管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已经大为下降,但是投资者学习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的时间成本却大幅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持有有限的资产,并更多地通过金融中介进行风险管理。基于此,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基于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不仅能为金融中介从事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提供,而且还能为一般公司参与风险管理的范围比金融中介少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二)价值增加、客户导向与金融中介
Scholetens&wensveen(2000)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关于金融中介理论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信息价格不断下降,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etens&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虽然有助于理解金融中介的新角色,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新变化的关键仍然是风险,风险仍是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过,金融中介理论还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仅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人,以减轻市场不完美性,还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价值增值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他们指出客户导向应是金融中介的基本战略,金融中介开展业务过程就是向客户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得利润的过程,减少客户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则是金融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伴随效应。最后,他们进一步指出是分析金融中介的最佳风险政策和利润来源有助于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应视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为一种提供金融转换服务新型的金融中介的演进,而不应视为非中介化。
四、经济转轨与金融中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杰(2001)认为,西方主流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是不能对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的性质与演进做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中,张杰(2001)引入“面子成本”的概念,他认为,面子成本是指当事人实施某种金融行为时的精神付出或损失,当事人会根据面子成本的大小来选择金融工具和金融行为。当事人的面子成本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借方当事人为节约面子成本,会淡漠人情借贷,转向需要支付利息的金融中介借贷。而金融中介的出现是有条件的,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率先产生金融需求的当事人的效用要遭受损失。不过,不同当事人的效用损失是不对称的,借方当事人要在面子成本与等待成本之间作为选择,损失相对较大,贷方当事人则仅牵扯到手持财富的机会成本,损失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与转轨初期,人们比较重视面子成本,不太在意机会成本和等待成本。身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国家是不能等待,作为借方当事人,它时刻在权衡面子成本与其总效用函数的关系。国家的面子成本更多地体现为声誉成本,与改革前相比,国家对声誉成本更为敏感。具体地说,征税相当于国家与广大纳税人之间“面对面”的头寸交易,这种交易的面子成本对改革中的国家来说有些过大。因此,国家须小心对待声誉成本,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外生性的国有金融中介。
张杰(2001)认为,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虽然对转轨经济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是国有金融中介的引入,就必然带有借方垄断性即只考虑国有借方的需要,形成一种扭曲的交易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私人贷方与私人借方间的联系会因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而中断并在将来也无法修复,国家实际上强制替代了私人借方。在这种强制的借方替代的条件下,国有金融中介只能依赖国家信用,把分散的私人贷方风险加总后进行打包,无法拆分。一方面,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逐渐积聚,另一方面,私人借方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源配置低效。这种借方替代虽然会导致微观低效,但是在经济转轨初期宏观有效的。因为国有金融中介能利用其所具有的储蓄动员功能和特殊的项目选择功能,按照国家意志配置资源,促进国有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无法进行风险拆分,从而使转轨中的经济承受着日益积累的风险压力,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风险积累的压力将日益增加。国家为了控制整体风险和解决这一困境,措施之一便建立外生性金融市场。由于在这种市场上,参与交易的双方依然是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私人借方仍被排斥在交易过程之外。金融市场的出现实质上是国家试图用一种非市场合约替代另一种非市场合约。因此,国家通过金融市场来拆分原来在国有金融中介那里打包的风险的企图,不仅不能如愿,而且原来的风险会以新的形式扩散和积累。张杰(2001)认为,国家只有通过让国有金融中介与私人借方建立金融联系才能实现风险拆分。但是实现分先拆分最为根本途径是与私人企业借方建立金融联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相对规范的私人产权制度,否则,金融部门便无从确认可信任的潜在借款人。因此,国家对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拆分与私人产权制度重建的努力,是理解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演进的关键。基于此,张杰(2001)指出确立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最终会成为国家的一种自觉行动。
五、简要评述
当代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金融中介理论弱点,开拓了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但是由于视角不同,不同理论的看法差异巨大,而且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merton(1995)等提出金融中介功能观,明确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他们对转轨经济研究不够,提出一些不符合转轨经济实际的政策建议。allen&Santomero(1998),Scholetens&wensveen(2000)等用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值等微观职能来解释金融中介生存与发展,使金融中介理论获得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张杰(2001)以中国为背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转轨经济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从理论上解释了转轨经济中的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生存与发展,对转轨经济金融中介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如面子成本理论的论证不够深入。因此,金融中介理论仍需要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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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itiqueontheContemporarytheory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
JianGJun-xian
(QinzhouCollege,Qinzhou535000,China)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研究
一、导论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经济高速发达的今天，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研究成为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是一种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服务内容主要有提供资金、集中支付、风险管理等。眼下，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成为银行、金融的重要管理平台，在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目前也有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但是由于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还存在很多缺陷，比如，资金管理不合理、缺少相关法律监管等，还需进一步进行完善。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份额和范围也越来越大，同时，国外的很多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商业银行公司获取更大的份额和更大的金融市场，还需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管理，还需须开发的所有方面的长期发展战略。因此，研究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将我国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研究作为核心来分析目前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的现状及相关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部分建议及意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面对外国金融银行和私人的双重打击，银行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发展战略，其发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银行相关领域的深入分析和调查。周英雄在“客户关系管理和价值创造”中重点探讨了对银行客户管理在发展、客户关系管理、科学和完整等，同时也提出了长期客户关系管理与客户之间的价值关系及我国现金管理服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陈小宪认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的业务应进一步进行创新，重视创新业务的改变，完善公司银行产品的服务创新体制建设，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及自身需要进行改进和开发，同时，站在目标客户的角度上进行换位思考，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等，重视理财业务领域、现金管理等领域的加强与创新。
王健康把进一步讨论了客户关系，和客户关系管理的价值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客户关系的分析，可以形成一个更稳定和庞大的价值链和价值链为金融行业和银行的发展，但是当下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缺乏创新、有效机制的监督、管理水平较低等。
杨绍辉认为供应链金融就是向客户提供相关的融资服务、现金管理、理财及结算业务等，但是，在当下的环境下，只有加强对企业现金流的管理，才能提升企业存货与应收账款的变现等。
2、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相比，国际上早期对公司金融与企业理论的关系、综合性公司金融服务及金融脱媒理论有了相关介绍。
modigliani&miller提出了假如公司对融资有了提前预定且支付的情况下进行的融资不是非常重要的。不少公司在进行清算时，存在着成本的价值损失，说明公司的总体价值最大，还需明白相关企业理论。
pennacchi认为中间业务是公司银行有着较低的融资成本，为激烈复杂的市场环境做的现金准备，能够为银行规避更多的风险、减少利息损失，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
allinathan&GordonSick通过研究讨论出的结果是，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的最优规模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虽然商业银行为资金的风险有着有效的管理，但是总成本对中间业务的敏感度很低，而手续费也越来越多，因此，中间业务对商业银行最优规模的影响较小。
二、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的概述
（一）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的内容
商业银行公司金融服务的最大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益，是一种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主要经营对象的金融公司，其中主要包括公司客户、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商业银行公司金融服务业务比较广泛，主要是进行开展资产、业务及中间业务。银行实体银行客户资源组织和员工识别和管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现代银行管理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管理哲学需要组织对顾客价值和如何选择其活动的实现，以及如何挖掘管理，实现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维护和创造价值。商业银行公司金融服务是商业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银行利润的来源之一，不少银行的中间业务也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公司金融业务。
（二）商业银行公司金融综合服务的发展历程
在商业银行公司发展的初期，重点在于开拓市场、降低成本和关注客户。我国商业银行公司主要是通过维护和扩大使用范围进行经营，此外，还需要从资本和业务综合服务，扩大中间业务、表外业务收入，和建设金融服务、合作、管理集成的银行融资。
随后，商业银行公司开始将重点调整到银行现金管理上，也就是现金管理，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等。与大家认为的现金管理不同的是，主要是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对提取现钞的数量及用途进行严加管理和控制，因而控制社会现金的流通。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7
关键词：本科，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从1998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开设财务管理本科专业至今，我国高校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经历了十几年的建设和完善过程。近几年，各大高校不断完善财务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由于人才培养方面积累的经验较少，对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定位还不太明确，还处在摸索阶段，也存在亟待完善的部分。博士论文，财务管理专业。直到现在，如何优化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方案，构建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仍然是我国高校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
高校培养学生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学与用的结合，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操作的能力，毕业后能较快投入工作，并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对企业来讲，他们也需要大量管理型和应用型人才来提高企业水平和效益。针对这种情况，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在开设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过程中，各大院校针对学校特色和基本一致的培养目标，一方面强调学校特色教学，一方面结合学生培养目标和同类地方性本科院校课程体系设置情况，制定比较科学的课程体系，理论课程体系主要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任意选修课和专业方向选修课五部分构成。
其中，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数学、英语、计算机、政治和体育；专业基础课主要有财经英语、基础会计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财务管理基础、财政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经济法、审计学、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金融市场；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财务分析；专业任意选修课包含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公共关系学、跨国公司财务、证券投资、企业经营战略；专业方向选修课主要有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资产评估、项目融资与管理、投资学、经济应用文写作、税法等。
除了专业教学课程，高校还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包括课内实践教学课程、实验室教学课程和课外教学课程如军训、社会实践调查与实训、毕业实习等。博士论文，财务管理专业。
（三）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析
财务管理专业作为一门与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均有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可以设置的课程很多，但要突出特色，学院就必须围绕培养目标和专业能力并根据学院优势来设置课程。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外语与计算机应用水平、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一定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逻辑思维和判断分析能力以及健康的身体。博士论文，财务管理专业。公共基础课要求课程设置内容全面，学分和课时设置较为合理。博士论文，财务管理专业。
2．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是为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奠定深厚的专业基础，拓宽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面，学生不仅要具备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所必需的技能，而且要掌握较为宽广的经济和财务管理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的会计、金融、法律知识，其范围涵括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和会计学等四类模块。
一般来讲，高校的课程体系中，经济学包括宏微观经济学、经济法、统计学、审计学、运筹学；管理学包括管理学、财务管理基础、管理信息系统；金融学包括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金融市场；会计学包括基础会计学；此外还有财经英语、商务英语等英语专业课程。
由于专业基础课也有先后之分，所以在课程安排过程中要先后得当，其中，经济法是在宏微观经济学学习的条件下才开设的，而宏微观的学习则要在学习了高等数学以后再开设；在学习了计算机基础和基础会计的科目后再学习管理信息系统；金融市场是在学习了基本的金融学后再开设；审计学虽然可以作为基础学科，但它的开设是要在学习了财务会计甚至是高级会计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掌握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专业基础课如：市场营销、税法等，学校可以结合总学分和总课程的限制考虑专业基础课的开设课程。
3．专业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是通过系统地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学生掌握财务管理的方法、原则、实务技术和熟悉财务管理运作规律。博士论文，财务管理专业。设置专业必修课课时必须安排合理，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来掌握和理解。
4．专业选修课和专业方向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是根据学生个人兴趣、社会需求差异化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密切程度设置，有助于拓展学生在未来职业领域内的才能，要求对两类选修课方向界定清晰，更加注重方向性、操作性和实践性，如税务筹划、财务管理案例分析、公司战略规划、集团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理论专题、金融机构和衍生市场、金融工程、财务风险管理、财务软件等专业性较强的学科。
5．实践教学课程
实践教学方面高校首先会安排社会调查、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这些综合应用实验，这对增强学生对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学科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并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但其中更重要的是针对专业课程设置的实践课程，其有助于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实际操作水平。现在很多高校实验室还不完善，有的学校也只是通过会计模拟实验室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进行实验室教学，所以不管是在实践课程安排数量还是在教学配套的软硬件设施上都有待提高。博士论文，财务管理专业。
（四）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建议
各大院校可以根据自身侧重点及特色的不同来进行财务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与完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可以参照表1进一步完善。
表1：财务管理专业主要课程设置表
能力要求课程方向课程设置开课时间综合素质公共基础英语、数学、计算机、政治、体育第一学年，占总学时的25%以下学科基础能力（部分选修）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第二学期经济法第三学期税法、统计学、审计学（选修）第四学期管理学管理学第二学期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学（选修）、企业经营战略（选修）第二学期管理信息系统第四学期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投资学、财政学第三学期会计学基础会计学第三学期英语财会英语第四学期专业基础能力（必修）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基础第四学期中级财务管理第五学期高级财务管理第六学期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第四、五学期财务分析财务分析第五学期成本管理成本与管理会计第五学期财务管理专业运用能力（选修）银行经营管理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第五学期投融资决策项目融资与管理第六学期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第六学期资本市场证券投资、金融市场第六学期财务管理分析财务管理案例分析第六学期其他经济应用文写作等第六学期财务管理专业发展能力（选修）运筹运筹学第七学期税收税务筹划第七学期国际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和衍生市场、金融工程第七学期特殊财务管理问题跨国公司财务、财务风险管理、集团财务管理、公司战略规划、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西方财务会计第七学期财务管理前沿财务管理理论专题第七学期财务管理实践能力单项模拟实验如：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企业融资决策综合分析、企业预警系统模拟实验等第四、五学期综合模拟实验财务软件、证券模拟实验第五、六、七学期综合实践财务管理专业社会调查、创业计划大赛、实训基地实验第三学年毕业论文第八学期针对财务管理专业发展方向的不同，笔者在学生掌握了专业基础以后，将专业运用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方向明确划分出来，便于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市场需求情况来选择所学课程。这两个模块将财务管理的方向从行业划分为银行、公司等类，同时将财务管理细分为投融资决策、资产评估、风险管理、案例分析等等，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因而，课程选修主要集中在运用能力和发展能力这两个模块上面。
在这些课程体系的建设中，专业理论课程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设置。横向主要是是涵括了财务管理专业所涉及的基础课，如：宏微观经济学、国际金融、管理学、基础会计学等，这些课程设置相互联系又不重复，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培养的财务管理人员具有的较宽泛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体现财务管理从一般内容到拓展内容的运行规律；纵向则主要是将财务管理专业分为财务管理基础、中级财务管理和高级财务管理三个层次予以设置，让学生层层深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使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掌握不同的学习思想。
从实践教学环节看，要培养应用性人才，就必须加强实践课程的设置，如表1中所示，大量增加专业核心课程如：会计学原理、财务管理、财务分析等课程的课内实验和案例分析，着力建设模拟实验室，形成以财务管理的专业实践为主的综合性实践环节。另外，高校也可以设置一些注重学科交叉和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特色课程，如模拟沙盘、特色案例分析等，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总之，财务管理课程体系的探索和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只有结合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才能培养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傅元略．财务管理理论[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2]李连军．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浅探［J］．财会月刊（理论），2006，（12）．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8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9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总数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景。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也给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研究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的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究的机遇。
作者：吴世农
关键词公司财务；研究进展；研究趋势
引言
公司财务，又称为公司金融（CorporateFinance），早年称为财务管理（Financialmanagement），是工商管理学科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公司财务研究始于1897年，迄今已有121年的历史。在工商管理诸多学科中，公司财务或公司金融的研究始终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密切相关，是最具活力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间至少有11位相关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纵观研究历史进程，公司财务的研究重点从研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转向研究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外部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经典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向现代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发展，从静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向动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发展，从单学科、纯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向多学科交融、复合式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发展。
一、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
从学科起源看，公司财务源于会计，后又独立于会计。现在，其既与会计学科密不可分，又与金融学科密切相关。从公司财务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形成阶段（1897-1930年）。此时的公司财务一方面研究财务指标体系及其分析方法，探讨财务指标的设计、计算及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1897年纽约会计师格林撰写出版的第一部《财务管理》著作和19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研究生路易斯巴奇利尔探讨期货市场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然而，此时公司财务的研究与金融市场的研究并未融合在一起，公司财务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信息对公司的成本—效益进行计算、分析与评价。
二是传统研究阶段（1930-1950年）。此时公司财务研究主要是探讨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各类估值模型，探讨财务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标志性的成果是1938年威廉的《估值理论》以及后期以威廉—高登股利贴现模型为中心的一系列估值模型。
三是现代研究阶段（1950-1975年）。这一时期的公司财务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尝试基于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来研究财务和经营信息与证券价格或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资本成本理论”（theoryofCostofCapital）、负债和分红等“财务政策理论”(theoryofFinancialpolicy)方面取得原创性和突破性进展。1950年哈利马克维斯的投资组合理论；[1]1958、1963、1965年mm的资本结构理论；[2，3]1963、1964年威廉.夏普基于马克维斯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的资金分离定理推导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4，5]1965、1970、1976年尤金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6，7]1972年及其后布莱克、舒尔茨和莫顿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opm），[8-10]1976年罗斯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11]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985年mm理论中的莫迪格里安尼、1990年马克维斯、夏普和mm理论中的米勒、1997年舒尔茨和莫顿、2013年法玛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之，此时的公司财务研究不再把财务管理简单地视为企业的内部“成本—效益”管理，而是将公司财务的研究重心放在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及经营和财务管理决策与资本市场证券价格（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
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解决资本成本这一核心问题。而各类资本的成本中，权益资本的成本是个难题。因此，围绕权益资本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资本资产的估值和定价理论与模型。从威廉—高登的股利贴现模型等发展到Capm和apt，以及此后的opm。但是，不同于传统的股利贴现模型，Capm及其此后的定价模型建立在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紧接着，在基本解决了权益资本成本或资本资产定价之后，即可逐一探讨负债、分红（在理论上，股权融资可视为“逆向分红”）、投资、营运资本等财务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收购兼并、跨国公司理财、行为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信息含量分析等属于公司财务的一些研究专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财务研究离不开资本市场。当企业在市场上发行证券，投资者投资证券，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在金融市场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其收益和风险。在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三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一是投资收益、风险以及估值的研究；二是各种基金层出不穷，形成了对共同投资基金和分析师行为等的研究；三是各类金融市场特征和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后人常将公司财务称为公司金融。
四是后现代研究阶段（1975-2000年）。在这一阶段，公司财务经典的理论研究框架已经臻于“完美”，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一方面，公司财务的研究继续深化探索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谜题，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深化与完善，以及资本结构之谜（thepuzzleofCapitalStructure）、[2，3，12-22]股利政策之谜（thepuzzleofDividendpolicy）[13，23-30]和现金持有之谜（thepuzzleofCashHoldings）[19，31-38]等难题的探索。1976年，罗斯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11]1988年坎贝尔等发表“股票价格、盈利和预期股利”一文，[24]在应用1871-1986年美国股市的综合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指出，企业实际盈利的长期历史均值是未来实际股利现值的优良估计。1993年法玛等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定价模型”[39]等。另一方面，公司财务与其他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之一。1976年詹森等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40]阐述了以及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问题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探讨动态资本结构。[12]1985年德邦等发表《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41]将心理偏差引入股票投资决策问题。继1997年SV的《公司治理调查》一文发表后，1998年Laporta等发表了《法与金融》和《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37，42]先后阐述了法律与金融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2000年后出现了《迎合股利政策》。[23]由此可见，理论、公司治理、心理偏差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等与公司财务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席勒在2013年、塞勒在2017年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2013年法码、拉尔斯汉森和席勒三人获奖的主要理由还在于他们在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和长期价格走势预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使得席勒名声大振的却是他的《非理性繁荣》一书。[43]在这一时期，公司财务的交叉融合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的形态：一是公司财务与会计、审计、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投资）的融合，四者的研究范式和关注的问题具有趋同现象，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二是公司财务与工商管理学科中各专业研究方向如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物流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等之间的交叉及互动研究，[36，44-46]探讨公司财务与上述管理问题之间的关系。三是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研究，探索公司财务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及文化和网络技术等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20年，我国学者一方面立足本土，结合国情，另一方面紧跟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在资本结构、[47-53]分红政策、[54-59]现金持有、[60-63]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57，64-68]公司内外部治理与公司财务、[47，56，57，60，69-74]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51，75-77]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52，78-80]收购兼并、[68，81-84]技术创新与公司财务、[85]业绩评价与高管薪酬、[71，86-88]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82]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中国本土的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最近十年来，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及其公司财务问题如负债、[89-91]现金持有、[32，33，92]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90-93]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94，95]等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看，此间有关我国公司财务的研究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引入公司治理，探索中国独特治理环境下的公司财务问题，即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因素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财务行为；二是引入心理行为，探索心理和行为偏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管理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
二、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之后，公司财务的研究形成了内外交叉融合研究的新特征、新框架和新范式。
一是公司财务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研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法规、金融制度等如何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和公司各类财务政策，制度因素与宏微观经济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1964年拉夫纳萨奈尔就在《美国行为科学家》发表了《经济发展与官僚腐败》一文，探讨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政治因素或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从研究趋势看，公司财务的研究沿着其与关系、公司治理、产权结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因素的关系一路拓展和深化，但研究成果多元且易变，具有典型的制度情景依赖特征，迄今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二是公司财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前aFa主席、著名财务学家Zingales在2015年指出：“文化这一创新性的元素开始走进财务学的研究视野，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财务学顶尖期刊JFe甚至在2015年7月第117卷专门出版了一期有关财务与文化主题的特刊。由此可见，财务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的一个新的趋势和研究热点。总的来看，有关公司财务与文化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从国家伦理道德、宗教、地域及习俗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展开研究，且方兴未艾。
三是公司财务与行为偏差的关系研究仍然在延续，从行为经济的研究到行为金融的研究，再到行为财务的研究，人类的心理偏差对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走势和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但是，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有所不同。行为金融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侧重研究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行为，例如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行为财务不仅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而且通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侧重研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例如管理者在收购兼并决策中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股利政策中的迎合行为、负债政策中的过度负债以及投资决策中的过度投资等。
四是互联网、大数据与公司财务之间关系的研究亟待拓展。互联网技术既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企业信息的披露方式、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从而改变了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同时，大数据的有效性、偏差性和复杂性并存，对公司财务和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更加多元。这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会计、审计、财务和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仍然是一个“相对的空白”。《nature》和《Science》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专刊探讨大数据的特征、面临挑战与应用前景。拉泽等在2014年提出了两种可能导致社交媒体大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96]：一是“蓝队偏差”（BlueteamDynamics），指服务提供商自身为了商业利益改变数据算法而导致的偏差，也可称为“数据算法偏差”。例如，谷歌的“搜索推荐”就可能导致某类关键词搜索量的提高，因百度搜索竞价服务所导致的“魏则西就医事件”均属于典型的算法偏差；二是“红队偏差”（RedteamDynamics），指生产数据的用户（即大数据研究者的被试）为了特定目的而尝试操纵数据的生成过程，也可称为“数据生成偏差”。拉泽等指出，类似的手段也可能在以推特和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用来传播关于股价和股市的谣言，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但这一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经验数据所检验。尽管如此，国内外已有研究证实，大数据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从而影响股票的投资收益。在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大数据的精确性、非抽样误差、循环使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的股票大数据的偏差性及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76]
五是公司财务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明显“短板”。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研究其影响因素时，总是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一或分别探讨资本结构、利润分配、股权融资、资产配置和投资、营运资本以及现金管理这六大财务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很少开展多个财务政策的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目前的文献检索发现，比较多的是两个财务政策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与现实中的企业财务管理场景和面临的决策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企业实际的财务管理决策过程中，负债会影响投资，投资会影响负债；负债会影响分红，分红会影响负债；负债和分红会影响股权融资，从而影响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而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反过来会影响负债和分红，从而影响增资扩股，反之亦然，如此等等。这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比较致命的一大缺陷。
三、中国情景及公司财务研究展望
目前，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尤其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管理科学领域来看，2004年中国管理科学woS论文数量仅为682篇，2013年增长至5288篇，增长了6.8倍。从国际排名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的世界排名从2004年的第11位跃升到2013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进步了8个位次。除了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被引程度也是衡量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2009-2013年，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的论文以7.4%的数量份额获得了全球8.5%的引文份额和11%的高被引论文份额，表明中国以相对较少的论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管理科学中的工商管理学科，是近十年来进步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2009-2013年，工商管理的论文、引文、高被引论文排名分别比2004-2008年进步了10、8、6个位次。同时，在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从1995-2016年中国学者发表于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6本或9本①顶级期刊（top6ortop9）的论文数量看，共有40篇于top6的期刊，有68篇于top9的期刊，且近十年来的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②
然而，我们仍需注意到，目前工商管理学科特别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仍由西方国家主导。对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发文来源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不少发表的亚洲问题研究仅仅是简单套用西方管理理论，并未提出亚洲独特管理情境下的新理论。著名学者Barkema等人在2015年呼吁，研究者们应提出更多基于东方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重大社会需求的创新理论及学术架构。提出基于亚洲乃至中国独特情境的创新性理论，首先要理解亚洲与西方国家的关键区别。Barkema等人指出，将亚洲与西方国家所区分的是其特有的制度环境、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哲学理念与文化价值观是各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性认知与思想观念，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否则难以解释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情境。第一，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其中，企业2596.1万户，个体工商户5930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79.4万户。因企业类型多，其财务管理问题多元且复杂。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虽只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公司市值或股票交易额看，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截至2016年底，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总计3047家，股票总市值高达50.77万亿元，股票年成交金额约为127.77万亿元。同时，自2004年6月25日创立中小板市场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822家，市值超过98万亿元。自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570家，市值超过5万亿元。此外，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超过10163家。从债券市场看，截至2016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5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额超过6万亿元。第三，在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资本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围绕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丑闻不断出现。根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显示，1994年1月至2017年7月，我国政府处罚会计造假、会计处理不当、市场交易违规、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件4780次，涉及1759家公司。其中，会计造假906件，会计处理不当112件，市场违规8657件，违规披露2194起，其他711起。根据中国证监会资料显示，201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各类违规违法案件高达3631件。其中，虚假陈述、虚构利润、虚构资产、披露不实、违规买卖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欺诈上市等严重和较严重事件共计1387起。第四，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用户数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近十年来，网民规模增长了4.3倍，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4倍。其中，手机网民用户数近7亿，占总网民人数的95.1%。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用户大国。第五，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宏观体制和治理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及税收体制改革，引发宏观政策的调整。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凡此种种，对公司财务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情境之所以独特，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制度依赖性等特征。这对于公司财务的研究，既是困难与挑战，更是难得的研究机遇和创新机会，也使得公司财务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探索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着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探索前沿课题的思路，本文提炼出未来我国公司财务领域的16个重要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和决策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行为研究；制度和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企业商业模式、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财务理论的关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收购兼并、公司治理和绩效评价研究；风险投资、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动态资本结构及其关键问题研究；债券市场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资本市场行为与公司财务决策交互关系研究；现金持有和超额现金持有的一般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行为偏差与行为财务研究；公司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关系研究等。开展这些课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rkowitz，H.m..portfolioSelection.JournalofFinance，1952，7(1)：77-91.
金融管理实务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识别；风险度量与规避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4-0048-06
收稿日期：2009-12-15
20世纪中期以来，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委托内部或外部企业，从而使自身能够集中精力于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力，以便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强的竞争优势。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Drueker，1999)在其《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曾预言：“在10到15年之内，任何企业都会将所有‘支持性’而不‘产生收入’的工作以及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业务委托出去给外单位去做。”这里所说的“委托出去”就是本文所讲的“外包”(outsourcing)，外包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加里・哈梅尔(GaryHamel)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rad)于1990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包的迅速发展证实了大师们的预言，外包已成为当前企业界与理论界关心的一个热点。
如今，外包模式正在逐渐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中去，并且日益散发着它强大的吸引力，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更是起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国际范围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高速成长期，而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已经开始起步，并且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德勤fDeloitte)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王铁山等，2007)。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9月，全球金融业价值2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包合同数量从130份减少到大约100份，而合同总金额也从180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等，2009)。
面对全球金融服务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的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金融行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务外包会对外包双方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识别、度量、控制和规避这些风险，这样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分类方面的研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主导的“联合论坛”出台的《金融服务外包文件》(魏欣等，2005)分析了金融业务外包存在的10项风险，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标准。吴更仁(2007)将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分为六个类别。王铁山等(2007)将常见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与其风险表现形式相结合加以研究。卢锋(2007)在其《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中将金融机构外包操作所面临的风险分成5类：战略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缺乏适当的退出战略风险、信息风险。刘浏(2005)对商业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进行了论述，指出业务外包的五大风险，分别是削弱控制权、操作风险、增强依赖性、不确定性风险和加大监管难度。
(二)有关风险识别方面的研究
王瀛、赵鹏大(2008)认为“金融服务外包风险一般来源于机构本身、外包服务商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张云川(2005)在其博士论文《it外包服务及其执行过程风险规避的研究》中提出it服务外包中服务商的风险有三个来源：服务商自身，客户和交易。吴更仁(2007)在《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控制》一文中提出了如何识别风险因素以及分析了风险因素的作用机理。
(三)有关风险度量方面的研究
刘继承(2005)运用定量化的风险评估工具对风险及风险控制经行研究。刘倩(2007)为了度量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而利用三种风险评估模型将风险量化。wullenweber，K.，Jahner，S.，Krcmar，H(2008)在其《关系风险缓和：业务流程外包缓和风险的关系方法》一文中，调研了335企业的业务流程外包，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通过关系因素可以缓和风险，可以将操作的、履行的方法和财务驱动分离。研究结果表明，关系过程，特殊冲突解决方案，对控制性能风险是最重要；而固有关系属性，例如信任最适用于管理财务风险。最后，建议在各自的风险和利益度量方面，进行一项更加完整的和具体的契约关系机制建立。wullenweber.K，weitzel,t.(2007)在其《根据经验探索研究标准化操作如何减少外包风险》一文中，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Bpo风险模型，研究显示，较少标准化流程的风险要高于较多标准化流程的风险。并通过对126家德国银行的数据研究发现，财务和执行风险在高低标准化业务流程之间是不同的，低规范化的业务流程会有持续的高风险。
(四)有关风险防范和规避方面的研究
《金融服务外包文件》提出规避风险的基本方法，并对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外包业务监管提出了九项指导性的建议，并对各国监管当局对外包业务的监管进行了比较。张云川(2005)在其博士论文《it外包服务及其执行过程风险规避的研究》中提出合同中的服务水平协议条款对部分外包风险的规避是有一定作用的。曾康霖、余保福(2006)，针对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业务外包的全流程风险管理，通过建立实施业务外包的各项配套机制，利用合同控制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加强外包业务道德风险监控，防止寻租行为出现等。王庆喜(2005)认为，在选定外包业务后，银行必须制定标准来评价服务商有效、可靠并高标准完成外包活动的资格和能力，以及某一特定服务商的潜在风险。提出对于服务商的审查一般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选择有资质并有充分的资源完成外包工作的服务供应商；(2)确保服务供应商在该活动中理解并能实现银行的目标；(3)落实服务商履行义务的财务能力。杨大楷(2008)认为国内金融机构对外包的风险进行管理时，需要做好合同的设计、制定风险控制计划和制定应急方案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和实证研究，开发了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金融企业的外包实践提供了决策依据。但同时，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缺乏深层次、多角度、定量化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对外包风险做理论上的解
释，其中有少数理论推理和演绎，也有采用案例分析和市场调查的研究方法，也有采用计量研究的方法。从总体上来看，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全面，对该问题的研究计量模型研究相对欠缺，应该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将系统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在研究视角上，对发包商和发包国的研究比较多，从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视角来系统的研究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相关问题比较少。对外包风险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目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基于案例研究基础上的风险识别和相关管理措施的制定，对外包风险的产生、风险评估方法、外包中激励机制的设计，以及如何确保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的研究尚欠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风险管理框架，也因此缺乏对企业外包风险管理的普遍指导意义。
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识别
现代经济学明确地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以及由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不利后果。美国风险管理专家威廉姆和汉斯(C.arthuzwilliamJr.andRichartetm.Heins)认为，风险管理是一种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方法。简单的说，风险是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我们可以归纳出金融风险与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关系：即：R=(fp・C)。其中，R指金融风险程度，p为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C为金融风险造成的可能损失。在多种风险因素并发的情况下，这种函数关系可表述为：R=f(p1・C1+p2・C2+…+pnCn)。
巴塞尔联合论坛在《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中指出了10种主要风险，包括：(1)战略风险(StrategicRisk)是指承包商依自己的利益自行处理业务而不符合发包方的总体战略和利益，发包方未对承包商实施有效监督，发包方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对承包商进行监督。(2)声誉风险(ReputationRisk)。是指承包商服务质量低劣，对客户不能提供达到发包方要求标准的服务，或承包商的操作方式不符合发包方的规定做法。(3)法律风险(ComplianceRisk)是指承包商不遵守有关隐私的法律，或未能充分遵守保护客户资料以及审慎监管的相关法律，或没有充分遵从监管和制度。(4)操作风险(operationalRisk)是指出现技术故障，或承包商没有充足的财力来完成承包的业务并无力采取补救措施，欺骗或过失或发包方难以对外包项目进行检查或检查成本过高。(5)退出风险(exitStrategyRisk)是指发包方过度依赖某一承包商，或自身缺乏对有关制度的熟悉而没有能力在必要时收回外包业务，或快速终止外包合同和更换承包商的成本过高。(6)信用风险(counterpartyRisk)是指保险或信用评估不当、应收账款质量下降。(7)国家风险(countryRisk)。包括政治、社会和法律环境造成的风险，或商业可持续性规划更加复杂。(8)履约风险(contractualRisk)是指承包商不能履约完成合同规定任务的风险。(9)沟通风险(aeeessRisk)是指外包业务阻碍了发包方及时向监管当局提供数据和其他信息，监管当局理解承包商业务活动有额外的困难。(10)集中和系统风险(cionandSystemicRisk)是指承包商给行业整体带来的风险较大，包括个别企业对承包商缺乏控制，以及行业整体面临系统性风险。
(一)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影响因素
并不是所有的风险因素都可以导致外包风险。因此，较为准确的判定哪些外包风险是需要控制的，而哪些外包风险则是可以规避的，就成为了外包风险识别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金融机构作为委托方实施金融服务外包战略，将金融服务外包给外包商，战略目标的实现就依赖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愿景。资源和竞争能力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支持要素，资源和竞争能力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除了直接对战略产生影响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彼此的改变而间接影响战略；环境的变化会对战略产生影响，并导致资源以及竞争能力的变化；战略本身也暗藏着风险因素，委托方和承包商的战略之间也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不论是各个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潜在风险，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打破平衡，导致风险的出现，因此，外包风险管理的目标就是保持环境、资源、能力、战略之间的动态平衡(万鹏飞，2008)。
具体来说，影响服务外包的风险因素主要有：第一，外包合同履行的风险。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商务需求和环境可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外包合同履行的基础不确定性连接起来，最终导致了法律上的风险。第二，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外包实践过程中，外包总是不可避免的被改变，这就导致了运行上的风险。第三，机密资料的泄露、服务提供商的雇员可能会违反保密条例从而导致了运行上、法律上和声誉上的风险。第四，缺乏完善的缓解运行风险的管理机构。
(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识别
要有效地规避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仅仅识别其影响因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从而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文认为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源可以分为三个，即客户、服务商和交易。具体来说，源自客户的风险一般是客户由于接触不到较为前沿的技术而缺乏创新，或是客户与所外包的服务脱节而不能使得其他相关业务与之相衔接，或是由于客户临时性的需求变动使得服务提供商无法很好地随之更新。源自服务商的风险一般是由于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能使最终的顾客满意而对委托外包的客户造成各方面的损失，或者是由于相关操作的服务人员缺乏经验所引起的缺陷，或者是由于服务商疏于掌握新的技术而引起的服务质量及竞争力问题，或者是由于某些服务提供人员将客户资料外泄而造成了法律问题。源自交易的风险一般是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隐藏成本，或者是在交易过程中双方由于商业上的不确定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或者是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双方缺乏沟通而引起的矛盾，这些往往成为了容易忽视却又影响重大的风险。
三、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度量
J・p・morgan的风险值测定法的计算方式为：风险度=风险造成的损失×风险发生的概率。计算公式是：V=C×p(1)，其中：V是风险大小的变量，c指风险带来的损失，p指风险发生的概率。在公式(1)中，如何确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比较随机的过程，不同的研究人员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从而导致整体评估误差过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风险值测定法将风险对项目
的影响分为5个等级并提供了风险发生概率的解释性说明(见表1)。
在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测评过程中，可以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和外包专家进行定量化调查，然后对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的具体风险事件的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加权平均，最终确定各项指标的风险发生概率和损失大小。在得到这些数据之后，就可以根据公式将概率和损失大小相乘即可以得出该项目风险的大小。如果再不能确定风险概率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表1对应出大致的风险概率以及风险带来的损失。
若能对风险的大小进行衡量和排序，便能够为后续的风险控制提供依据。本文采用风险矩阵法，其基本思路是找出外包中的风险事件，然后评价外包风险事件的影响等级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见表1)，再通过对照表给出的标准来确定风险等级(见表2)。
对于测定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来说，可以先根据经验或是理论找出风险事件，然后对照表1中数据得出风险事件的影响等级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之后再对照风险级别对照表即表2中的数据来确定出金融服务外包中的风险等级，最终就可以掌握确定的某些风险事件其中的风险级别。
四、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规避
在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详细的外包合同条款来规避风险。
第一，通过对服务的描述，将发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义务加以确定，并且使得双方都对此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避免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信息隐藏，或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一方的不理解或不知晓。除此之外，由于对发包方的需求进行了量化估计，也就避免了将来在外包执行过程中因为需求过于抽象或是标准不统一而造成一定的风险。
第二，通过对服务质量的描述，发包商将最能符合自己业务需求的服务水平指标明确地规定在服务水平协议中，就使得服务提供商务必按照这些指标的标准来提供服务，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就可以确保发包商可以避免所获得的服务无法达到需求的水准。
第三，通过对服务质量的度量以及报告机制的规定，可以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测试，也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段对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测评，为后续提供的服务有个良好的参考价值。另外，服务提供商定期提供的报告可以保障发包商及时地了解到所提供服务的最新情况，而不至于将错误犯到无法弥补的境地，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第四，通过惩罚和奖励机制的制定，可以适时地针对服务商提供服务的质量优劣奖惩有别，这样适度的奖励和惩罚可以激励或是鞭策服务提供商更好地提供服务。避免了服务商或是懒于创新，而使得服务不能领先于竞争对手；或是偷工减料，而使得服务质量不过关最终影响了发包商的信誉等。
第五，通过争议解决和合作结束机制的存在，将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和原则确定下来，以此避免在发生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双方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和冲突。
另外，在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通过以上外包合同条款来规避风险。同时，加强源于客户、服务商以及交易风险的管理，可以更好地规避服务外包过程中的风险。
(一)源于客户的风险规避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由客户自身所引发的风险包括：没有新的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创新能力，所外包出去的业务资源与核心业务紧密相关，并且客户与服务提供商及技术人员之间有可能会缺乏交流。所以，应该在服务外包合同中规定服务提供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与客户保持沟通状态。并且列出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服务质量时服务提供商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由客户所引发的风险包括：由于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客户可能在签完外包合同之后改变需求，这就需要服务提供商的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具备更新换代的积极适应能力。当然这样的变化并不代表就一定会产生损失，但是站在服务提供商的角度，同样，可以合同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予以规定，以期能够为将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准备好充分的缓冲机会。
(二)源于服务商的风险规避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对于客户来说由服务商所引发的风险包括：服务人员缺乏经验，服务商疏于掌握新技术，客户过于依赖服务提供商而对自己的相关业务逐渐生疏最终在必要时无力收回，由于服务商恶劣的服务会对客户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以及由于服务商的工作人员可能将顾客的资料外泄而产生法律风险。面对此类情况，可以为客户建立知识管理体系，并且帮助建立客户的合同管理团队。在外包合同中将服务商可能违反的条例条规进行量化，从而有依据地给予适应的惩罚和监管。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由服务提供商所引发的风险包括：由于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得不到客户的满意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增加。因此，服务提供商在提供服务之前就应该通过合同条款中的规定，对客户满意度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量化，这不仅可以为客户保证服务质量，也可以为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确立一个可以度量的标准，使得双方的沟通以及相处关系可以更加有利于双方的利益。
(三)源于交易的风险规避
在交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包括：交易的过程可能会削弱客户对外包项目的管理以及发生多项隐藏的成本，例如客户选择服务提供商时的交易成本，将业务转交给服务提供商的转接成本，在交易过程中服务未能达到标准而产生的损失成本等。以及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可能因为商业上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纠纷和冲突，还包括可能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双方缺乏沟通而引起矛盾。这就要求实施金融服务外包的双方不仅在交易之前需要充分地评估对方，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应该通过合同条款的规定进行定期的项目评估来达到跟踪服务进程的目的，从而及时地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除此之外，还要在合同的相关条款中对外包的服务内容和质量进行详细的规定及量化来确保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和标准化。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