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发言稿篇1
一、以产业为支撑，再造新城，是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没有城市，不能没有一座具有特色的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十二朝古都，靠的就是有那么一座城市；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六朝古都，靠的也是有那么一座城市；杭州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称为天堂，靠的是有那么一座城市；宁波之所以能够被列为计划单列市，靠的也是有那么一座城市。北京之所以成为北京，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香港，都是因为有了功能齐全、设施完备、个性鲜明的城市。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明显。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城市的意义有如此深刻、如此重大的认识。可以说，现在的社会、今后的社会，已经是和必将更是一个城市的社会；也可以说，今天的经济、明天的经济，必将是城市的经济。
城市的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许多具体的方面，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条。第一，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有多大多美的城市，就有多大的经济总量，就可以有多繁华的经济。有多大多美的城市，就可以有多先进的社会，多发达的公益事业，多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二，城市是人民享受美好生活的天堂。规划中的生态产业园城市设施完备，城市功能配套，城市环境优美，城市毫无疑问是人民生活、工作、学习的理想场所，毫无疑问是全县人民向往的理想场所。第三，城市展示地区形象的窗口。看一个地区经济是否繁荣，社会是否文明，人民生活是否美好，首先看这一个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首先看这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首先看这一个地区的城市建设水平。我们可以从城市建设的水平，看到这一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的进步程度，人民的生活程度。它是一个窗口。第四，城市是传播文明的摇篮。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集散中心，是各种文明交汇融合之地，因而也是最先进的社会文明的孕育造就之地。理所当然，这一座城市，也应当是现代文明的传播之地，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
正是因为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不管是经济工作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上面，都把规划建设20平方公里的生态产业园，打造对中外投资者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县级一流发展平台，作为今后五年首要的工作任务，作为我们全县人民共同努力的一个着力点。现在，这一个梦想，已实现辉煌开局，正在变成美好的现实。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干部，都应当非常珍惜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全力以赴支持或参与产业园建设。
二，做好征迁工作，奠定建设基础，是当前加快园区发展的头等大事
同志们，万丈高楼平地起，建设离不开土地。土地是财富之母，征迁是建设之基。我们好不容易经过多年的努力，使县城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建成区的面积达到了18平方公里；我们好不容易制定和描绘了“十二五”未来发展的美好而又宏伟的蓝图。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乘势而上，万众一心，激流勇进，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加快生态产业园建设。要全力推进生态产业园建设，现在的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是征迁工作。通过察看征地拆迁现场特别是听了子文同志的经验介绍后，我认为要做好征迁工作，前提条件至少需要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需要有一些好的政策。这些好的政策主要有《邵阳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其配套政策。这些政策，就是我们做好征迁工作的基本政策依据。我们在整个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擅自私开“口子”。所以，我们的征迁工作，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既定的政策去开展。
二是需要有一种好的方法。这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在整个征迁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在整个征迁工作的推进过程当中，群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有一点上访，完全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主观上尽到最大的责任，主观上尽到最大的努力。现在的形势下面，做到了三条，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就不会犯错误。第一条，决策正确；第二条，方法得当；第三条，私利不谋。搞城市建设，决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做群众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做到苦口婆心。要不厌其烦地、耐心细致地做宣传教育工作，做政策解释工作，做释疑解惑工作，决不能草率了事，简单从事。一次做不通二次，二次做不通三次，直到做通为止，要真正做到苦口婆心、说服教育。我完全相信，以我们这样一种方法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会得到群众的理解，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支持。
三是需要有一种好的精神。光有政策不行，光有方法也不行，还需要有好的精神。这一个精神，就是只争朝夕、不畏艰难。在一首词中曾讲到时间的重要性，讲到我们工作的紧迫性，“天地转，光阴迫，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雨水不多，气候宜人，正是我们搞征迁工作的大好时候，正是搞工程建设的大好时候。如果我们的征迁工作，在这么大好的时光里推进不了，那么加快产业园建设就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绿汀大道南段年底建成通车和启动行政区办公楼建设的目标就实现不了。在征迁工作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碰到困难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做工作，就是跟困难作斗争。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与困难作斗争，与矛盾作斗争，与问题作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还要有不畏艰难的精神，以这样一种精神，来确保我们征迁工作顺利推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得工作的主动权。我们的局长和书记们要向龚子文同志学习，忘我地去工作，不遗余力地去工作，埋头地去工作，拼命地去工作。
三、加强组织领导，做到三个到位，是打胜征拆攻坚战役的重要举措
有关乡镇、办事处和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态度坚决，行动迅速，不论困难有多大，都要努力做到“三个到位”，按期完成征地拆迁任务。
（一）组织领导要到位。征地拆迁工作是大事，也是难事，必须加强领导，全力推进。、两市塘、宋家塘办事处和各相关部门一定要像乡一样，站在全局的高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调度，抓紧抓实抓到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务必亲自领导，亲自研究，亲自协调，亲自督查，亲自解决问题。做到认识到位，部署到位，督导到位；要制定推进落实方案，层层分解任务，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明确完成时限，倒排工期进度，确保确保征地拆迁工作抓深、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二）宣传发动要到位。充分认识舆论宣传的重大作用，高度重视并学会运用好舆论工具，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加强正面引导，为征地拆迁和房屋征收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各新闻媒体要积极开辟专栏专刊，挖掘先进典型，加大正面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力度。各有关部门也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有效办法，多宣传新政策，多做群众思想工作，让群众真正了解政策，了解自身权益，支持征地拆迁工作，减少和避免拆迁纠纷，不发生上访事件，确保拆迁工作稳定。
拆迁发言稿篇2
一、当前拆迁形势的基本分析
1 《征收条例》与现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立法旨意是一致的
从《征收条例》与现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内容对比看,《征收条例》进一步凸显了民意,凸显了征收主体、范围、程序,《征收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推进依法、规范拆迁,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这也是现行《条例》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切实维护好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从现行《条例》实施近10年来的情况看,各地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基本上都实行了市场化评估和政府提供安置房等补偿加保障的做法,被拆迁人的实际补偿已达到或超过了同类区商品房的市场价格,被拆迁群众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只要把握了这个基本点,依据现行《条例》实施拆迁就有底气,即使《征收条例》出台后也能较好地过渡衔接,拆迁将始终在依法、规范和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上推进。
2 现行《条例》的许可程序与《征收条例》的征收程序并不冲突
虽然《征收条例》对征收程序作了进一步规范,尤其是危旧房改造项目必须征得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等方面的规定更加具体明确,但现行《条例》与其相比并没有冲突,特别是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完善,已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如许可前的听证制度,凡申请许可的项目,基本上都将相关批文、安置方案、资金到位等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征求被拆迁人意见,许可后被拆迁人还有对许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在补偿安置上也是采取先评估、后签协议、再交房拆除和支付补偿款的顺序,与《征收条例》“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在危旧房改造项目上,南通等地也已采取了先期征求意见的办法,在调查摸底阶段,就将相关的改造方案送到产权人手中,充分征求意见,在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或意见基本一致后才启动拆迁。此外,《征收条例》中有关严禁使用断电、断水、断气等暴力胁迫搬迁的规定是现行拆迁中明令禁止的,就江苏而言,还通过“平安拆迁”考核等方式进行了深化、细化,在行业管理上也为《征收条例》的实施完善了衔接条件。
3 现行拆迁与征收搬迁的实施方式基本相似
认真研读《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不难看出,《征收条例》出台后,即使拆迁变为搬迁,且征收的主体是政府,但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方式与目前状况不会变化太多,无论是目前的拆迁还是以后的征收搬迁,都需要具体的管理机构,需要一支专业评估机构和具备资质能力的实施队伍,这也是今后征收工作能够实现的有生力量。近年来,随着行业管理的不断加强,拆迁实施单位、评估机构人员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做群众思想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同时,拆迁推进的责任主体也由过去的拆迁人及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变为项目所在地的属地政府,有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同推进拆迁,即使开发用地也是通过政府先拆迁、后熟地拍卖出让的形式出现的。实践证明这些做法的成效是好的,这与《征收条例》规定政府为搬迁主体的规定已初步接轨。因此,现行的拆迁机制与模式为以后的征收搬迁打下了基础,基于这样的分析,目前形势下,应坚定信心,大胆推进拆迁。
在认真分析形势,充分看到当前拆迁推进有利一面的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当前影响拆迁的不利因素。
一是社会对《征收条例》出台的心理预期提高,拖延拆迁的现象会增多。由于《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加上媒体和相关方面的炒作,社会对《征收条例》出台后补偿安置方面的期望值增加,但《征收条例》何时正式出台,征求意见后内容有多大改动,与现行《条例》的差异到底多大等目前还不能确定。在《征收条例》出台前,作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前瞻性、基础性的拆迁工作不可能停止,需实施的拆迁项目只能沿用现行的政策处理,但在实施中有些被拆迁人可能会不积极配合拆迁,以期延缓进程,期待《征收条例》施行后增加谈判砝码,从而获得更多利益。目前这种苗头已显露,有些项目即使是《征收条例》所列的公共利益范围,但在许可前的听证中,被拆迁人也以种种理由加以抵制,有的甚至以集体上访形式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拆迁效率会打折扣,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增加。
二是难度加大,拆迁过程更加艰难。《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征收主体等热议的焦点,虽未以正式通过的法规确定下来,但其影响已深入人心,认为这是《物权法》有关法律规定在拆迁方面的具体化。只有因公共利益需要才可以征收房屋已经成了公众心中的概念。从《征收条例》所列公共利益范围和当前的拆迁项目看,有一大部分项目不在其中,如土地储备、工业项目、商业开发等以及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等,而目前的拆迁项目又以集体土地、土地储备、工业项目等居多,目前状况下这些项目将遭到被拆迁人的“合法”抵制,这些项目即使实施拆迁,其工作的推进难度、拆迁周期及拆迁成本等可能会较往年大幅增加。
三是行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当前拆迁政策处于敏感时期,如果保障机制不及时到位,暴力拆迁、野蛮拆迁、违法拆迁的现象会进一步抬头;重效率、轻规范、求结果、弃过程的状况会更加明显,由此导致的投诉、上访及不稳定因素会增加。
二、相关对策
1 加大正面引导,减少政策理解误区
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征收条例》与《条例》在内容、程序、补偿等方面的共同点;宣传《征收条例》的规定在现行拆迁中已体现的可感点;宣传当前在拆迁补偿安置方面政府为民、惠民的做法。同时,应尽力减少群众对现行拆迁政策的抵触。此外,还要通过拆迁带来的发展变化帮助被拆迁人算好三本帐:补偿的经济帐、居住环境的改善帐、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帐,通过正面引导,防止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因对拆迁政策体系不完全了解而产生的认识误区,减少拆迁阻力。
2 坚持依法拆迁,慎重启动新项目
在《征收条例》出台前,对准备启动的新项目,要坚持“公共利益优先、民生工程优先、重大项目优先”的原则,要根据项目急缓程度,分清主次,能缓的则缓,确保拆一个项目了一个项目,防止跨政策工程引发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对急需实施的拆迁项目,可参照《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相关要求,进一步做好许可前的相关准备工作,扎实搞好前期调查摸底,充分论证补偿安置方案,广泛征求被拆迁人意见,严格依法实施,提高规范化程度,努力减少矛盾。
3 坚持阳光拆迁,增强拆迁补偿的公开透明度
从现阶段暴露的拆迁矛盾看,主要还是补偿安置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前后补偿标准不一,没有真正做到先走的不吃亏、后走的不沾光,造成被拆迁人之间相互攀比、商谈不积极、漫天要价。根据南通等地近年来全面推行“十公示一监督”制度的做法看,由于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进一步公开透明,群众对拆迁的理解配合程度增强,拆迁推进效率提高,矛盾明显减少。《征收条例》也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补偿协议向全体被征收人公布,其目的就是要增强征收补偿的公开透明度,接收被征收人和社会的监督。为此,在《征收条例》出台前,对新审批的拆迁许可项目,可试行将每个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结果完全公开,增加补偿的透明度,增强政府及拆迁行为的公信力。
4 进一步完善现行拆迁政策,切实做好补偿安置工作
越是在《征收条例》等政策因素处于朦胧状态的背景下,越要规范拆迁行为,在做好补偿安置工作方面下功夫,让被拆迁人减少政策疑虑。缓解拆迁恐慌的心理,尤其是在现行的补偿标准上,凡没有达到市场化水平的,调整到市场化水平,甚至超过市场化水平。在安置点落实上,尽力提供原地安置,条件不允许的,尽力提供区位优势明显的地点给予安置。在安置房建设上,一要加快安置房建设速度,努力减少过渡周期,力争实行零过渡;二要确保安置房质量,不但要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而且新建的安置房其质量、环境等与市场上新建的普通商品房不应有明显差别。在补偿款支付上,做到足额按时支付,防止出现拖欠或打白条现象。
拆迁发言稿篇3
说好听的，这是人民政府尊重人民意见；说严重的，这说明社会共识远未形成，政府和民间的期望值相差太远。七年来中国社会又有很大变化，族群价值分裂扩大。比如什么是“三俗”，领导说的民众并不一定认可。就是唱红歌，也只是得到部分地区部分民众的响应。这一次对新《征收条例》的争辩，已超出《征收条例》本身，更触及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政体，法理，普世价值。
首先碰到的就是政府的权力边界。
《征收条例》虽然界定了公共利益的界限，但其规定的七种公共利益几乎包括了所有拆迁的情形，只要想拆迁，就可以找到拆迁的理由。这还怕不够，还要罩上“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天大的帽子。实际上，政府比以前更强势了，权力边界更宽了。
主义有一句名言“把总统关进笼子”，但总统怎么会主动把自己关进笼子？傻吗？总统只会把别人关进笼子。
比如危旧房改造，是否作为公共利益？谁来确认？《征收条例》第一稿将此权力归于地方政府，但在程序中设立了关卡，规定危旧房改造需经90%被征收人的同意。但到了第二稿，这些条文没了。
除去阳谋，还有阴谋。第二稿第十六条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选定。被征收人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具体办法由市、县级人民政府规定。”
这是典型的宏观肯定微观否定。在官民对立的情绪中，阴谋可能比阳谋更惹麻烦。
不管阴谋还是阳谋，地方政府的影响力显而易见。这又扯到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多把好税种拿走了，地方政府只好拼命抠土地财政，冒险强拆。当年推行分税制掉了几斤肉，如今要消除它的后患也要流许多汗，甚至血。
再往深里抠，地方政府不能减少些事权吗？政府应该是干什么的？掌控、经营一切的政府？还是只限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如果政府的定位不解决好，政府的利益制约框架没有搭建好，就算拆迁问题解决了，旁的地方也会“青山无柴烧自己”。
谁来制约政府的权力？据说，2010年1月《征收条例》第一稿征求意见，在一个月内收到六万五千条意见。这是公众的权利吗？是制约吗？这是倾诉，孩子饿了还会哭两声，但当娘的可以给点奶吃，也可以不给，孩子没有权利，制约不了娘。娘急了，可以斥道“不给奶吃是公共利益”。
公民应有法定的参与立法的通道和程序。不能学者怒了，向人大递交意见书，人大说没收到。《征收条例》的争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房子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财产，又有这些年正面反面无数事例的刺激，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是一个普法教育的大舞台，可尝试研讨会、电视辩论、人大审查、民众公决等。
第二稿与第一稿相比还有一个变化，明确废除了行政强拆制度，政府只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有人认为，这种设计是进步。实际上，这只是给政府强拆抬高了门槛。如果不怕法院麻烦，还可以抬得更高，比如地方政府要向上一级行政区法院申请。
但现实是，法院并非独立机构。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政法委管案子，在以往强拆中，往往是政府和公检法联合执法，一起上场。如今政府不管了，让司法代劳，以前行政强拆时民众还可以诉诸法院，现在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这那里是进步？岂不更糟？
这又触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理念――一统皇权，非制衡。
当下的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只会越来越多，这是一场官员接受公正、制衡、产权等普世价值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赛跑。如果跑不赢，麻烦大了。如果一个没想清楚的《征收条例》出台了，麻烦套麻烦。
【原载2010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
拆迁发言稿篇4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5-0010-01
房屋往往是人们安身立命之处，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房屋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房屋拆迁对于个人利益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房屋拆迁的讨论一再升温。
一、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产生的原因
城市房屋拆迁原本是极为正常的。一个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房屋拆迁。房屋拆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旧城区的发展日益饱和、已不堪重负，需要从城市的外缘进行拓展或是对旧城区进行改造；第二，一个城市行进了新的规划，城市主导功能发生变化，需要对现有城市格局进行改变；第三，房屋本身使用年限过久，危、旧的房屋已不再适合居住，需要进行就地重建或异地重建等。作为城市发展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原本房屋拆迁无可厚非。那么为何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却引发了频繁的社会纠纷？为何这一问题竟愈演愈烈？这些问题似乎应当值得认真的思考。
二、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城市房屋拆迁中各主体的作用
目前看来，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被拆迁人、专业拆迁队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前三者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主要职权包括：第一，出让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取相应的出让金；第二，进行相关的行政审批。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已有的制度、出台相应的法规、公布有关政策以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来履行自身职能。
1从产权制度的角度分析
从现有的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国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房屋产权制度。城市房屋已经建立起产权登记制度，例如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是以到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为标准的。房屋的产权证就是房屋所有者享有房屋所有权的权属证明。由于产权界定清晰，因此对于房屋产权的拆迁补偿也是明确的。
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
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这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立法、决策及行政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广义上的立法权，即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的具体拆迁过程、补偿情况等有权力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立法上的设租寻租行为，这一行为将导致房屋拆迁过程中交易费用的上升，而被拆迁者很可能成为这一成本提升最终的承担者。导致的结果将是被拆迁者所得的拆迁补偿不合理，进而触发各种房屋拆迁纠纷。
根据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每一种规则都代表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为了在新一轮的利益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必然会在制定规则时进行游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此时作为被拆迁者的百姓由于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其声音很难得到传达。如果立法者在立法时主要考虑的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本部门的利益，而未考虑包括被拆迁者在内的其他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那么制定出的法律就很可能不能保证公平。
（二）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其秉持着经济人理性在市场中必然是寻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根据产权的利益集团理论，“假设一国基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为既定，从政治市场中利益集团互相作用的角度解释各产业部门的产权安排”，获得利益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服从既定制度安排，追求最低投入；第二，对统治者、立法者、政府官僚进行游说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和规则的变化。
（三）被拆迁者
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被拆迁者处于最为弱势的地位。当然不能排除有被拆迁者利用房屋拆迁之机漫天要价，但大多数被拆迁者只是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补偿以使其能够另辟新居。
房屋是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是其最重要的不动产，如果房屋拆迁之前的征收补偿不合理，被拆迁者将面临无居所的危境。他们很可能通过各种途径阻拦拆迁。这不仅将提高房屋拆迁的成本，同时也将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三、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变迁
2009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建议，其别提到了房屋征收补偿问题。法律规定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制度的变迁。在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被拆迁户的权利有了更全面的保护，例如在征求意见稿第32条第2、3款中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委托的单位不得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方式实施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搬迁。”这些条文都是针对过去在现实中出现过的房屋拆迁问题所作出的法律规定，体现了立法上的进步。从之前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谋私利而侵害被拆迁者的利益，到全国性的拆迁法规的修改，这一过程使人不由想起诺斯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经济衰败的根源。将这一悖论放之于房屋拆迁过程亦是如此。政府公正合理的立法行为是房屋拆迁有序进行的保障。但是一些政府的设租寻租行为又是产生房屋拆迁纠纷的原因。国家的正、负面利益可能是兼容的，这取决于统治者对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选择。只要这种选择是得当的，那么双赢的局面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一双赢局面取得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应更倾向于使用其道德人理性而非经济人理性。
“只有当制度创新与变迁有利可图，人们才会发动制度创新与变迁。”由于十几年来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的巨大变化，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也走向了变革的十字路口。解决目前城市房屋拆迁的矛盾的确需要新制度的供给。然而推动变革的动力并不统一，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某些主体而言，制度变迁的可图之利尚不明显，因此其难有动力推动制度的变化。房屋拆迁的制度变迁将沿着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前进。这对于被拆迁者而言意味着其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或者补偿不合理、不足额的情况还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决。这对于政府而言，意味着还需付出更多的行政成本来解决变革完成之前的拆迁纠纷。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变迁是需要各方利益主体付出相应成本的。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至少是最基本的公平与人权，政府应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也许新晋的《国有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是这一变革的曙光。
拆迁发言稿篇5
最近，一系列因对公民房屋强制拆迁、野蛮拆迁而导致的悲剧(自杀、自焚、拆迁者与被拆迁者的暴力冲突等)以及由此引发的要求审查、撤销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拆迁条例》)的强烈的呼声和社会舆论浪潮，促使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快了废除《拆迁条例》和制定新的《征收条例》(新条例目前暂定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步伐
《拆迁条例》的废除和《征收条例》的制定，涉及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公共利益与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拆迁条例》为何该废
其一，《拆迁条例》助长了一些地方领导人违反科学发展观，过分依赖“卖地”和房地产业发展当地经济的发展思路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却以GDp为本，以建设高楼大厦、大马路、大广场和改变城市外在形象为本。野蛮拆迁中不断流淌出的血和泪丝毫不能感动他们，强制拆迁依旧，暴力拆迁依旧这些人对通过房地产业拉动当地经济走火入魔，全然忘记了公权力运作应以人为本。如果还不把支撑那种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的《拆迁条例》撤销或废除，科学发展观将仍然无法由文件、口号变成现实。
其二，《拆迁条例》违反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法治理念的第一要义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是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得参与相应事务的处理和裁决。而《拆迁条例》在处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这对明显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时，却授权拆迁人可自行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或由拆迁人委托他人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在处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有关补偿、安置的争议时，却授权给为拆迁人发放拆迁许可证的、与拆迁人显然存在利益关联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争议。由作为拆迁人的开发商去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由拆迁管理部门去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争议，被拆迁人还能企求公平正义吗?
其三，《拆迁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
根据《宪法》第13条、《物权法》第42条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公共利益”和“补偿”是征收的必需构成要件。非因公共利益，不得征收。因公共利益虽可征收，但未依法补偿，对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征收程序就没有完成；而征收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拆迁。但《拆迁条例》对房屋拆迁实际未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实践中大多为非公共利益；对补偿作出的具体规定则实际将补偿与对房屋所有权的正收分开了，将补偿作为了拆迁程序的一部分，把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从而明显与上位法相抵触。
根据《宪法》第13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拆迁条例》却将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转移给拆迁人，将国家(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征收、补偿行政法律关系转变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拆迁人由于其利害关系，其在行使《拆迁条例》赋予其拆迁权时，其实施野蛮拆迁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征收是拆迁的前提。但《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人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中，却没要求拆迁人提供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和相应土地使用权已被征收的证明材料的条件。这就导致在被拆迁人手中仍握有房屋所有权证和相应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拆迁人却已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这必然造成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严重侵害。
其四，《拆迁条例》所构建和支撑的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权威。
现行房屋拆迁制度和许多地方政府所推动的一波接一波的拆迁运动中，那么多强制拆迁、野蛮拆迁，其间的，更是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
此外，《拆迁条例》将裁决争议的职能赋予行政机关，而把强制执行的任务大部分交给了法院。实践中，政府往往把法院当成“有关部门”之一，要求其参与政府组织的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拆迁。让法院帮助开发商去拆当事人的房屋，搬当事人的东西，法院如何能在当事人心目中留下公正的形象?司法何以树立权威?
正因为如此，笔者曾在《行政强制法》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次建议《行政强制法》不要赋予法院强制执行实施权，而应授予法院强制执行裁决权和监督权(除非紧急情况，强制执行裁决权和监督权绝对不能赋予行政机关)。否则，公民的人权难以保障，国家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将毁于一旦。
《征收条例》何以应当界定“公共利益”
中国宪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没有加以界定。主要原因首先是，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确切界定有困难。宪法和法律需要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具有普遍性，往往不得不使用许多具有一定弹性的不确定用语，各国情况皆然。例如，《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公共需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正当法律程序”“公正补偿”，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的“公共福祉”等，都没有加以明确界定。
其次，法律使用“不确定用语”，既有其“不得已为之”的一面，也有其“有意为之”的一面。“不得已为之”是因为社会关系过于复杂，法律对之难以确切界定：或者事务发展变化过于迅速，法律对其前景难以确切预测，或者事务涉及范围过于广泛，过于多样性，法律难于确切列举和界定其范围。其“有意为之”，是因为法律欲调动执法者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其自由裁量行为，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目的，更有效地保障实质公正。
明智的立法者深知，以过于刚性、过于僵化的统一规则适用于千差万别的个人、个案，一定会导致过分的实质不公正，因此有必要给执法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由执法者根据其法律理念，根据其对相应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的理解，就具体个案的情形对“不确定用语”作出最适当的解释，以实现个案公正。
从许多国家的情况来看，执法者利用法律“不确定用语”解释滥用权力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特别是在西方法治较发达国家，执法者和法官滥用这种自由裁量权，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并不多见。
主要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在法治社会或法治较发达的社会，法律人(执法者、法官、律师、法学者等)通常都接受过共同的法律教育，具有基本相通的话语和对一般法律概念、法律理念的基本相同或相通的理解，执法者和法官对不确定用语的解释一般不会过于离谱；其二，法律人通常都具有较高的素质，他们不是只能机械适用法律规定的法律工匠，而是能够运用其法律理念，将不确定法律用语与相应法律目的、原则、精神机智地、灵活地适用于具体个案的法律艺术家；其三，法律共同体长期以来已形成一套维护、保障执法和司法公
正的制度，这套制度可以较大限度地激励和制约执法者，使其不想、不敢和不能随意滥用不确定法律用语解释权搞腐败。相对人对执法者解释不确定法律用语有疑义或异议，均可诉诸法院，由法官作出最终解释，保证执法者的解释权不被滥用。
但是，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现在离建成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国的执法者、法官和其他法律人尚未普遍受到共同的基础法律教育和法律训练，法律共同体尚未有完全相同的法律话语；其二，中国的部分执法者和法官的法律素质和人文素质还有待提高，不少人只知机械地适用法律，在遇到法律规定不甚明确或类似“公共利益”一类不确定用语时，就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一筹莫展；其三，中国尚未形成稳定、完善制约法律人行为的法律制度和职业道德规范，一些人不是运用法治理念灵活和公正地处理个案，而是滥用自南裁量权，通过恶意地扩大或缩小(甚至歪曲)相应不确定用语的内涵和外延谋求私利。例如，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执法人员为开发商卖力地征收农民土地、拆迁城市居民房屋，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农民和城市被拆迁户的利益。
针对这种情况，中同显然有必要通过目前正在制定的《征收条例》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
《征收条例》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然而，目前正在制定的《征收条例》是否可能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呢?考察中国和境外的法律实践，以法律或法规给“公共利益”界定一个基本涵义和大致范围是可能的，
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法》即是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该法规定：因下列公共事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国防设备；(二)交通事业；(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六)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事业。前八项为“公共事业”(即实现公共利益需要之事业)的列举性条款，最后一项为“公共利益”的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在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之前，还设了一限制性条款：征收之范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何谓“必需”，虽然是一个不确定用语，但它构成对个案中“公共利益”范围的一个有效限制。
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我们完全有可能对宪法和有关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用语的内涵和外延加以大致的界定，其方法可以是：首先，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如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其次，尽可能较全面地列举出可能列举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再次，设立一个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即立法时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此外，还可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即明确排除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度假村和娱乐场所等事项；最后，还可考虑设立一个一般限制性条款，即规定在处理个案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应以相应事项所必需者为限等。
为了防止某些政府机关和官员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滥权和侵权，除了前述一般性界定，法律上还可考虑设定一些其他应对措施对政府机关的行为加以制约
其一，通过行政程序限制政府对“公共利益”的武断解释和认定，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参与机会。例如，政府在实施征收行为时，法律应要求其举行听证会、论征会或其他形式听取行政相对人和其他社会公众的意见，确定相应行为是否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如确属“公共利益”的需要，还要确定相应行为是否是实现此种“公共利益”需要的最佳途径，有无较此种途径更好的途径等；
其二，通过加强市场化运作限制公权力的过度运用，防止政府以公益的名义为其所偏爱的市场主体实现私益运用公权力。为此，要通过行政组织法对政府公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凡是能通过市场化运作能解决的问题，法律应禁止公权力介入；
其三，通过适当的“公法私法化”，保障公共利益以公正、公平的方式得到实现。对于公共利益，完全通过私法途径而不运用公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在运用公权力的同时，辅之以适当的私法途径，如合同、招标、拍卖等，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适当的“公法私法化”对于防止公权力腐败、滥用，保障社会公正和公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的重要措施，也是世界行政改革发展的一大趋势。
很显然，产生侵权、腐败、滥权等各种问题的根源，并非某一或某些法律用语的涵义和范围不明确，而是导致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利用不确定法律用语侵权、腐败、滥权的体制和环境。因此，除了通过法律界定和明确“公共利益”涵义和范围，必须同时借助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整体改革。
怎样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平衡
《征收条例》要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平衡，除了要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还有必要解决下述具体问题：
其一，征收主体和征收实施组织问题。征收是一种公权力行为，只能由政府作为行为主体。但是，征收行为的组织和实施却可以由政府授权的部门(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至于征收中实施执行强制搬迁决定的事实行为，则可以南房屋征收部门通过招投标程序委托与建设单位无利害关系的相关中介组织实施。
其二，征收程序中被征收人参与问题。在整个征收程序中，从计划征收，到征收决定，到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的确定，都必须有被征收人的参与。参与的方式可以是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也可以是投票、辩论、协商等。没有被征收人的一定方式的参与，征收行为即违法、无效。
其三，对危旧房征收的区分问题。现行征收拆迁对危旧房是不加区分的，新征收条例草案也未对之加以区分，拟将二者都同时列入公共利益需要征收的范围，并以拟征收区域范围内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作为征收、改造的前提条件。这样规定很不妥当，应当对旧房和危房的不同情况，做出区别规定。
其四，对征收决定异议的裁决问题。根据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因此，由房屋管理部门承担拆迁、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职能的现行做法必须改变，目前《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报上一级政府裁决也不完全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合适的制度应该是南中立第三方(法院或专门裁判所)作为征收决定异议的裁决机构。如果法院作为征收决定异议的裁决机构，就意味着法院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最终裁决权。这无疑能为被征收人权益提供最有效的保障。
其五，征收估价机构问题。征收估价机构必须是有资质的和公正的。为避免暗箱操作导致的不公正和被征收人对估价机构的不信任，估价机构不能由房屋征收部
门单方指定。被征收人可在房屋征收部门推荐的若干估价机构中通过一定方式(如票决、抽签等)选择确定。
其六，征收补偿方式问题。征收补偿方式应该多元化，除了货币补偿，还应有房屋产权调换、房屋产权调换加货币补偿，因危旧房改造实施的征收，被征收人应可优先选择回迁的方式。
其七，征收补偿范围问题。除了房屋所有权征收补偿，还应包括：(一)征收营业用房在产权调换或回迁前过渡期内因停产停业造成的赢利损失(可按其前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上年度平均收入计算)；(二)搬迁费；(三)征收住房在产权调换或回迁前过渡期内征收主管部门临时安置过渡住房给被征收人造成上班、上学或其他工作、生活不便的补偿；(四)产权调换与被征收房屋的差价(产权调换的房屋和房屋地理位置如果是被征收人自己选择的，其差价则应由被征收人本人承担)；(五)征收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只补房价不补地价，理由是房补包括地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各种各样：有的被征收人建房时向政府购买了土地使用权的(通常为70年)；有的被征收人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开发商向政府购买的，被征收入向开发商买房，房价即包括地价；有的被征收人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政府无偿划拨的；还有的被征收人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祖传的。对于不同情况土地使用权的征收，应给予不同的补偿。一律以“房价包括地价”为由，对土地使用权征收不予补偿的做法是不适当的。
其八，责令违章建筑房屋搬迁是否应予补偿问题。违章建筑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违章建筑是在行政机关默许下建起来的，建起来以后，行政机关长期不闻不问；有的是祖传房屋，因各种原因未办理某种证照(如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等)而构成“违章建筑”；有的是当事人在房屋建筑过程中不听行政机关劝阻，执意违法建房，房屋建好后，又不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拆除其违章建筑。对于第一种情况，根据《行政处罚法》两年时效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适当补偿；对于第二种情况，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应给予当事人完全补偿；对于第三种情况，可不给当事人任何补偿。
其九，复议、诉讼期间是否应停止拟征收房屋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被申请、被诉行为的执行。但是房屋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一旦错拆，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特别是作为文物和名胜古迹的房屋，一旦错拆，即不可复制。因此，除非公共利益的特殊紧急需要，复议、诉讼期间应停止拟征收的房屋，待复议决定、法院判决作出后，再决定是否。
其十，如何防止野蛮拆迁的问题。为了防止野蛮拆迁，目前《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房屋征收机关不得采取“四断”(断水、断热、断气、断电)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搬迁。但这还不够，还应加上不得在夜间和节假日实施搬迁等情况。
要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被征收入合法权益的平衡，《征收条例》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上述十个问题是目前社会公众，特别是被征收人最集中关注的问题，希望能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进展。
资料一
《征收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就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与拆迁补偿制定行政法规。据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会同住房城乡和建设部在多次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关于适用范围。
依照《物权法》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实行征收以及对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给予补偿的，适用本条例，并对“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了界定。
(二)关于征收程序。
一是政府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论证，将有关事项予以公告，征求被征收人、公众和专家意见，并及时公布意见的采纳情况、不采纳情况及理由，
二是经征求被征收人、公众和专家意见，无重大争议的，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存在重大争议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三是房屋征收决定应当予以公告。
四是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五是因危旧房改造需要征收房屋的，须事先进行民意征询，经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政府方可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三)关于征收补偿。
一是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者实行货币补偿与房屋产权调换相结合的形式，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补偿方式。
二是货币补偿的金额，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但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入以投票或者抽签等方式确定。
三是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调查登记，拟定补偿方案，并征求被征收人的意见，经修改完善，报有关政府批准后公告；其中危旧房改造补偿方案在批准前还应当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
四是房屋征收部门按照补偿方案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其中危旧房改造的补偿协议，在签约期限内签约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方可生效，
五是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未履行补偿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六是政府应当为征收个人住宅的被征收人提供适当房源，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应当为其提供保障性住房。
拆迁发言稿篇6
在此之前，政府或开发商对建在国有土地上的私有产权房或社会法人的房产采取拆迁与补偿的政策，其行为遵循1991年国务院颁行的《城市房星拆迁管理条例》。
2007年，“中国特色的私有财产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施行。若讲法理，从物权法颁行的那一刻起，在当代中国严重践踏法制和法治，严重侵蚀公民私有和社会法人所有的房产权，不时酿出公民家毁人亡恶性案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照说应当立即宣布废止。然而，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对早已天怒人怨的“旧条例”修修补补，就期望能拖延过关。
是中央政府不知普遍的野蛮拆迁，正在持续积累民间的愤怒？是中央政府全然不理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当然不是――而是真要废止这部早该废止的“旧条例”，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政令难出中南海已然存在多年，地方无视中央权威的情形，终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某项行政规章能否颁行，何时颁行，已不得不先看各地政府的脸色。
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从2008年夏季始，逐月下行，并于当年第四季度进入经济危机周期，挽救经济危局几乎不择手段，再加上本该随物权法颁行同步废止的“旧条例”没有被及时废止，客观上纵容各地政府和开发商们利用“旧条例”苟延残喘的最后时机，疯狂上演最后一波野蛮拆迁大戏。
事实正如此，从2007年至2009年，震惊全国的拆迁命案接二连三发生，其情势犹如“管涌”：
重庆：六旬老人陈茂国自家房屋遭强拆，一怒之下爬上自家一棵15米高的桉树“安营扎寨”3个半月……渝（重庆）宜（昌）高速修建受阻；
青岛：市民张霞在遭遇第四次强制拆迁时，在自家门前，面对推土机，将汽油浇在了身上自焚……；
贵州：月黑风高夜，钢管、撬棍、封口胶――13名熟睡住户遭遇暴力拆迁，被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最终道路被愤怒的老百姓围堵，上万辆汽车动弹不得，引发所谓“”；
成都：女企业主唐福珍为阻止野蛮拆迁，在自家房顶上引火自焚。然而，她的惨烈并没能保住自家的房子。她死了，房子照样被强拆，她的多名亲属则因“暴力抗法”进了班房……；
惨烈和悲悯并未随2009年的结束而终止。就在“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开征求民意的前3天，江苏盐城闹市迎宾路非但没有迎来任何贵宾，反倒成为该市一位六旬老人的“出殡路”。悲剧的起因依然是在“烈火中捍卫自家的私有房产”。
任何社会变革，哪怕微小的社会进步，都需要支付不菲的代价。在当代中国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博弈或冲突中，私权利的正当性保障每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以无数民众日积月累的利益损害和牺牲作为沉重的社会代价，许多时候，常常还须支付生命的代价。就此，唐福珍及天下的“唐福珍”们，都属于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和法治而不惜以身献驱的普通老百姓。今天，闻“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征求民意，虽说未来可能针对你我的“征收”会友善许多的期待，尚处于口惠阶段，但活着的人们，理当集体为“唐福珍”们的在天之灵祈祷，祝福他们在人间未能获取的公平与正义之爱能在天堂得到满足。
2005年，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在“羞羞答答”的氛围下“静悄悄”地入了宪。2007年物权法颁行被告知不得过分“炒作”，尤其不可作专家访谈，口径要以某某社的通稿为准。时至今日，笔者想说的是，“新条例”的立法工作应当加快再加快，务必争取赶在今年内颁行，否则，各地为搭野蛮拆迁的末班车，势必还有更多的“唐福珍”为此支付生命的代价。
国内媒体近期集中报道了正在征求民意的“新条例”的“十大进步”或叫“十大亮点”。以“征”代“拆”单从字面含义理解，前者带有协商的意思，后者则包含强制的意思。当“征用”与“补偿”合二为一，作价成为在一种适度遵从被“征”对象价格意愿基础上的协商行为。而先前的“拆迁”，从条例名称就能感受权力的强制特性――因为“管理”（实质乃“管控”）才是先前的“旧条例”之核心内涵。由是，进步也好，亮点也罢，实乃显而易见。本文无意就“进步”与“亮点”炒冷饭，旨在分析当代中国私权利与公权力博弈冲突过程背后，政府一次次作出“让步”的“心路历程”。仍以野蛮拆迁为例展开：
关于国有土地上私人或社会法人房屋的征用或拆迁的制度制定，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所颁行的“办法”。该“办法”的“征拆”主体是政府。因国内没有商品房概念，也没有整体性的“旧城改造”项目，甚至经过1950年代初期的首轮以“没收”有钱人私有房产为主的“房改”之后，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国内城市的私房数量就很少，因此“办法”一用就是30年。私权利与公权力因野蛮拆迁所造成的冲突始发于1980年代末期。以笔者老家为例，市场经济开始发育，价格仍然实行双轨制，“十亿人民九亿商”所表征的首波全民经商热，使原本冷僻的沿街民居一夜间炙手可热，破屋开店成为时尚，屋面改店面获利甚高。于是乎，地方政府开始盯上这块肥肉与民争利。当年的做法叫“以房换房”，政府在市郊建新房换百姓沿街私房，政府经改建后形成国内最早的“商业一条街”。私房户原本就已“破屋租房”供人开店，如此一来，到手的鸭子愣生生被政府强行夺走，当然不甘心，于是矛盾的焦点势必聚集在换屋之外的补偿及补偿标准和补偿年限。冲突突然增多，30年不变的“办法”找不到“公私平衡”的依据，这就导致政府在1991年下决定颁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旧条例）。首轮博弈的本质缘自改革开放带来的私权利的苏醒和最初主张，博弈以政府“适度妥协”为结果。
以“旧条例”为基，第二波博弈随之展开。1992年，首轮房改开始试水，促使《房地产管理法》在1994年仓促颁行。事后发现，二者表述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好在大规模的野蛮拆迁尚未开始，才未闹出大笑话来。中共十五大是个“分水岭”。国企大规模“关、停、并、转、卖、送”导致地方政府税源枯竭，卖地财政应运而生。卖地不仅缓解了“地方政府破产”的燃眉之急，客观上也助推了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当然，大规模的野蛮拆迁也随之波涛汹涌。由于1991年的“旧条例”没有界定何为公益，于是乎，各地政府纷纷以公益名义实施野蛮拆迁。好在当时网络影响有限，只要控制了纸媒，各种拆迁暴力大多被遮蔽了过去，至少不会形成全国性影响
第三波博弈以2001年“小修”的“旧条例”及2004年《宪法》增“征用补偿”条款为标志。直接起因是互联网日益成势，言路管控顾此失彼，拆迁暴力一经网络传播影响越来越大，还有就是新闻评论在国内媒体及门户网站的强势崛起，迫使政府从直接参与拆迁改为由专业市场公司实施拆迁，地方政府则在幕后指挥撑腰。
第四波博弈以物权法颁行为标志，迫使政府下决心对“旧条例”作出“大修”。为此中央与地方拉锯近2年，未了，去年底国内多位学者联名建言对条例作违宪审查，这才迫使高层再下决心，干脆废止“旧条例”另起炉灶。中国的事情（改革）就是这样，不到黄河心不死。一旦被逼急了，则层层都得“讲政治”。于是，“新条例”草稿迅及形成并征求民意，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迫切。
拆迁发言稿篇7
会议信息稿范文一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昨天上午主持召开一季度经济运行座谈会，分析当前经济情况，研究部署二季度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黄兴国强调，要始终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始终坚持质量效益水平，科学研判经济形势，研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措施，迎难而上，盯紧抓牢，确保二季度好于一季度，努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市委、常务副市长崔津渡，副市长任学锋、尹海林、宗国英、孙文魁等出席。会上，16个区县负责同志汇报了本区县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
黄兴国认真听取发言，并就有关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以来，各区县、各部门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开展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活动，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郊区县经济快速发展，民计民生持续改善，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小幅回调、结构优化、效益提高的特点。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今年经济发展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在市场需求、生产成本、企业用工、资金供给等方面存在压力。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拿出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黄兴国强调，当前全市经济发展任务艰巨繁重，要按照产业高端、环境优美、社会和谐、民生改善的要求，继续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的奋斗精神，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打好组合拳，推动经济健康较快发展。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狠抓大项目、小巨人、楼宇经济，推动万企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空客总装厂二期工程签约为契机，把天津打造成空客亚洲制造中心、全国飞机租赁中心和北方航空货运中心。加快推进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带动节能环保、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搞好经济预测、分析和调度，抓好要素供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是打好攻坚战，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以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做好行政审批的减、并、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全部，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坚持狠抓三个一批，突出抓好规范监管、整合重组、混合经济、布局调整、依法治理五个关键。积极推进自贸区申请建设相关工作，加快金融改革创新，规范发展创新型交易市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严格借用管还制度，防范金融风险。
三是谱写双城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定为重大国家战略，为天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要积极参与顶层设计，主动建言献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能，围绕金融要素集聚、科技经济合作、央企和医疗机构引入、高校大院大所落户等重点，抓紧对接，进一步提升服务环境。
四是办好七件事，继续改善群众生活。精心实施20项民心工程，全力以赴做好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出行等民生工作，全力抓好环境整治、植树造林、发展公共交通、机动三轮车治理等，努力为群众办更多好事实事。强化生产、交通、食品等安全监管，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守住安全、稳定、廉政的底线。
会议信息稿范文二5月25日下午，我区在区政府四楼会议室召开西郊生态植物园建设第一阶段总结暨第二阶段动员会议。区委书记杜永光，区委副书记区长朱国伟，区人大主任韩建安，区政协主席张秀岭，区委副书记于良，区人大副主任王真海，区委、纪委书记刘勇，区委、常务副区长、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杨晓黎，区委、组织部部长杨继英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山东中泰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崇海，副区长韩建岭、刘堪林，区长助理胡安玉，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区财政局局长胡乐华，区长助理龚广奇，区长助理、区发改局局长张学贵出席会议。
会议由区人大副主任王真海主持，区委副书记于良宣读了区委、区政府《关于实施村庄整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意见》，中泰集团、区建设局、永安乡党委政府等3个单位就完成西郊生态植物园建设第二阶段任务作了表态发言。区委副书记、区长朱国伟在充分肯定西郊生态植物园前段建设进展的基础上，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强调指出：西郊生态植物园和市中新区建设是创造枣庄历史的工程，是造福东城区全体人民的工程，是保持市中区持续繁荣的工程。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以对市中长远发展和对全区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要坚持适度超前，确保拆迁补偿工作稳妥有序进行。要加大对被拆迁户从回迁安置到补偿、补助、社保、就业、医保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坚持依法操作和有情操作，细化拆迁方案，将任务分解到人、责任到岗，倒排时间表。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好规划设计关和质量安全关。坚持安全施工，质量第一，确保把西郊生态植物园和永安新型社区真正建成群众的满意工程、精品工程和廉政工程。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把握好政策口径，阳光操作，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各指挥部要进一步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形成齐心协力推进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
区委书记杜永光也就完成西郊生态植物园建设第二阶段任务作了重要讲话，杜永光指出：实施村庄整合，建设西郊生态植物园，有利于加快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城市新区建设，有利于提高全区广大村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和水平，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大大改变市驻地的城市面貌和城市形象，是市中发展的希望所在和必然选择，更是驻地广大居民群众的热切愿望。要依法稳妥地搞好拆迁，坚持以人为本，文明执法，和谐拆迁，制定好带头拆迁、主动拆迁的奖励政策，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弱势群体要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切忌一刀切。全区上下都要树立全局观念，对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要相互配合，积极协调解决，要精心组织施工，全力加快工程进度，要坚持质量第一，确保安全施工，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新区建设，全面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和谐的新市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信息稿范文三近日，为了全面了解我市人才工作情况，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才工作，在市委四楼会议室召开了珲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市委常务、组织部部长张吉峰在听取了市人社局、市工商联、合作区党办分别汇报人才工作情况后做了重要讲话。
张吉峰指出，为了进一步做好当前的人才工作，首先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九届十次会议以来，市委非常重视人才工作，组织力量对全市人才队伍状况进行了调研，调研情况表示，人才队伍总体上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要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抓好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务必要从政治上、战略上重视人才工作。还要突出重点，卓有成效地做好人才工作，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划人才工作，突出人才工作重点，创新人才工作载体，有效推动人才工作服务经济神会发展。最后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推进人才工作落实，组织部门和领导小组相互配合,共同推进这项工作的进展。张吉峰强调，人才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事关珲春长远发展。要科学谋划，扎实工作，打造人才聚集新高地，全面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以珲春独有的人才优势推动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实现跨越发展。
拆迁发言稿篇8
摘要：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依靠什么主体、什么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只有实现公民广泛民主参与，才能真正保证征收符合公共利益。
关键词：公共利益征收征收主体征收程序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
法的功能之一在于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预期,这就需要法律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具体到房屋拆迁领域，其内涵与外延的确定与否直接影响着涉及到公民得切身利益，界定公共利益还可以指引不同类型城市房屋拆迁的程序，规范政府的行为。就法理而言，城市房屋拆迁应当区分公益拆迁和非公益拆迁，这是法治国家通常的的做法，但是对于何为公共利益，学者们莫衷一是，脱剑锋老师认为公共利益的内涵确实抽象并不确定，通过列举的方式指出公共利益主要包括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源等及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王利明教授则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采用抽象概括的表述，不必从正面概括和反面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规定。原因是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包括教育、卫生、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利益。但是对公共利益究竟如何抽象概括，
二、公共利益的特征
（一）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利益，是一种普遍的利益，而非特定的、部分的利益，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例如公园、休闲广场等城市公共设施，所有市民均可享用，并且一部分的享用不会削弱、排斥其他人的享用。因此，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的共享性特点要求公共利益的实现主体必须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或组织，如政府、公共事业单位等，这些组织应当具有非营利性、中立性和公共性。
（二）公共利益具有客观性
罗尔斯说，“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或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社会的集体利益。”因而公共利益并非凌驾与个人利益之上，而是通过对个人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存在的。其来源于个人利益，且最终将还原为个人利益。还是以城市公共设施为例，其作为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休息权，最终落实到个人利益上。
（三）公共利益具有正当性，包括目的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
就城市房屋拆迁而言，目的正当集中体现在公共利益反映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而不是少数开发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政府部门利益。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合法的、正当的利益，其对个人利益的制约体现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程序正当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确定必须通过民主参与、透明公开的程序界定，这样做是为了将这种制约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四）公共利益内容具有广泛性
公共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文化需求、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等丰富内容。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生冲突、不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要综合判断各种利益内容才能做出全面正确的价值判断。
三、处理有关公共利益具体的操作原则
（一）公益秩序原则
只有在程序的框架下界定公益秩序，才会在个人目的多样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为避免公共利益仅停留在抽象的目的性价值层面上，在处理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时，尤其是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时，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原则，从而在立法中体现良法，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实现良法之治。《征补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第六条规定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第十条规定了房屋征收相关的信息公开、民主决策、听证会等制度，十三条规定了危房改造须获九成统一，并在十四条规定了权利救济方式，笔者认为这样那的程序体系是比较合理。
（二）公共利益法定性原则
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依法律的明文规定或基本精神做出，也只有这样才能对政府行为的公共利益依据做出最基本保障，因为法律是人民代表机构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创制的，其能从最大限度上体现公共利益的要求。学术上或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可能存在较大分歧，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因此政府若以自己的理解或某些人的见解行事不免会出现混乱，甚至与真正的公共利益相悖离，所以其只能依法行事，公共利益也只能由法律定义，这也正是政府执行公共话语权的意愿的表现。
（三）分立与制衡原则
拆迁发言稿篇9
【关键词】城市拆行立法现状完善建议
目前指导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工作的最主要法律文件是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于1991年3月22日颁布，2001年国务院对其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新条例于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对补偿的范围、方式与标准作了相应的规定。关于补偿范围。补偿范围是确定拆迁行为给被拆迁人所造成的损失中哪些财产权利应依法给予补偿。新《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范围包括四个部分：房屋、房屋的附属物、收益及拆迁费用；关于补偿方式。新《条例》规定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货币补偿，二是产权调换；关于补偿标准。新《条例》规定了三个主要标准，即区位标准、用途标准及建筑面积标准。下面就该法律运行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程序保障不完善
从法经济学上看，公共利益的界定实际上是对稀缺资源进行权属上的划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无止境的欲望的满足之间的固有冲突，人们总是希望在资源的使用过程中通过确立归属的主体，划定权利的界限来减少冲突，为人们的行动确立明确的行为预期和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由于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清，而形成的滥用公共利益之名的寻租腐败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冲突纷争，正是社会对此所付出的巨大交易成本。而降低公共利益界定中的交易成本，减少利益冲突，提高社会福利，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清晰明确的法律界定。城市房屋拆迁中土地作为稀缺性资源成为拆迁活动的重心，对土地稀缺性资源占有使用的矛盾，使得因为公共利益界定不明，开发商借用公共利益之名获取土地这一资源。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由此也能分析得出。
（二）政策法规中政府角色定位不正确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房屋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财产。作为所有者，他对自己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但是在利益发生冲突而无法通过商业手段讨价还价解决之时，民众必然诉诸行政程序，要求政府对纠纷作出裁决，一个成熟、高效有公信力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不能与民争利。房屋拆迁，实际上涉及到三方主体利益即房主的房屋所有权、政府的土地所有权和开发商的开发权，从公正意义上说，应该是由三者来分享开发利益。但是，目前的立法着重保护政府利益和开发商利益。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加之，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都是有利于拆迁人和政府，政府作为裁判者又作为运动员，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利益。
（三）被拆迁人司法救济权利不足
被拆迁人的司法救济权仅仅是对行政裁决认可的时候依法对行政裁决提出行政诉讼，根据现有规定中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原则和不适用调解原则，不对合理性进行审查，使得被拆人诉讼的结果只能对行政裁决的合法性求得司法救济，而对于拆迁项目的合法性和补偿安置协议的具体内容如安置资金、时间等不能获得司法帮助。换个角度说，当政府行为没有一个外在机构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更容易违反法律和公平。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即由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来主张和维护公共利益。但是，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践，政府官员并非一心为公的政治人，他同市场环境中的经济人一样具有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只有加注外在的监督，才能有效的防治这种“自我利益的倾向”。因此单纯的行政救济不足以保障被拆迁人的权利。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对“强制执行”的完善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强制执行将严重影响拆迁人的生产经营的。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有搬迁或过渡的条件，即提出申请的拆迁人已给予被拆迁人货币补偿或提供安置房或过渡期周转房，在进行房屋拆迁后，使被拆迁人有房可搬，有屋可住。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拆迁人在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时，必须提供担保。申请人没有提供担保或拒绝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驳回申请。在强制执行后如申请人败诉的，其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强制执行遭受的经济损失。
（二）司法救济的扩展
我们认为，当征收方和被征收方围绕补偿是否合理而产生争议时，应当允许双方将争议提交法院，由法官作出判断。从现实操作层面看，原有法律规定中要求当事人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服的，首先应向行政主管部门提请行政裁决，对行政裁决不服只能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就补偿安置协议提讼。我们之所以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给予单独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第一，裁决拆迁协议是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居中公断，不同于行政机关在管理事务中对相对人的行政处理。第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及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使得行政审判对于解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行政诉讼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顺利、彻底地解决。
（三）城市房屋补偿标准的确立
（1）合理补偿必须是对财产的全部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但它又并非完全的赔偿，不能完全根据财产的价值来支付全部的损失。因此补偿主要针对物本身的损失而进行，通常不应包括对间接损失的补偿。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目的决定了不能完全按照民法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补偿。如果对间接损失进行补偿，就会导致征收成本太高，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
拆迁发言稿篇10
“你
看，这是我画的红锋七组各户租田，全组15户共计30亩田在图上都标出来了。”成都青白江区红阳街道办事处红锋村七组组长、66岁的议事会成员温佐宣介绍说。这份手工绘制在红锋村村民委员会公文信笺上的租田图一目了然，甚至夹杂在田间的中国电信基站位置都被清晰标注了出来。还有会议讨论记录、集体协议和每户村民的指印。这些资料显示，2012年10月30日，七组15户村民与业主签订了土地流转承包集体协议。“有了议事会，以前那种扯筋打架的事情没有了，大家的事情都是通过民主方式协商解决的。我们作为成员说话也更有底气了。”51岁的议事会成员张明如笑着说。
三级授权，议事规则合法有效
当农民的资产能产生更高价值的时候，就需要新的机制来保障农民的话语权、自。2008年，在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因确权从民间自发产生的“村民议事会”由此成为农民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
事实上，早在2006年，作为成都市首批十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的姚渡镇芦稿村就作了初步探索，村里的重大事项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并将这一类型的会议称为“民主议政日”，这在成都市是首创。2008年，芦稿村又在全区率先开展基层治理试点，坚持民事民议、民权民用的原则，并在操作程序上摸索出村民议事会的整套“规范动作”。“会前支部沟通出题子、‘两委’讨论定调子、群众票决定盘子、代表监督查漏子、结果公示亮底子，将决定权、资产处置权、利益分配权交给村民，最大程度地争取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村党支部书记曾修和说。特别是在公共服务资金的使用上，芦稿村创新实施“六步工作法”，即“宣传动员、收集民意、梳理讨论、决议公示、实施监督、评议整改”，后来此工作法在全市得到推广。
为了确保村议事会这个常设机构能正常行使决策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芦稿村由各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共选举产生了103名村民代表，再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对村民议事会进行授权，其授权范围有：村组资产处置、村委会自有资金的开支权限、村召开各种会议是否发放补助、村组干部加班是否计工、确权颁证、救灾救济等其他重大事项等。由此可见，还权赋能比议事会产生之初大大前进了一步，几乎涵盖了村级事物的方方面面。
2012年初，有相当一部分议事会成员提出增大对村自有资金的开支权限，理由是芦稿村总人口达4010人，占全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个大村。如果限于2010年授权3000元的开支权限，每年将要多召开若干次议事会议，会影响很多成员外出务工，最后经讨论将村委会的开支权限提高到6000元。
基于芦稿村先行先试的经验，为进一步健全村级治理机制，2013年4月19日，青白江区委专门下发文件，明确实行“三级授权”――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经讨论，逐级将自治事务决策权限向下一级自治组织授权。其中，村民会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行使对村级自治事务的最终决策权。
议事会出现分歧，只能加以引导
议事会本身就是异中求同。“因为村民各抒己见，遇到议而不决的现象是很正常的。”在曾修和看来，议事会出现分歧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迫群众去做，只能加以引导。
芦稿村也遇到两次议而不决的现象。第一次是融资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芦稿村是由原来的芦稿村、大吉村合并而成，当时，老芦稿村的议事会成员提出建设文化广场、搞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而老大吉片区的议事会成员则提出搞道路建设、沟渠改造。成员们分歧很大，意见很难达到统一，甚至有的成员相互争吵。曾修和只好宣布休会。几天之后下了一场大雨，曾修和认为时机已到，立即通知老芦稿片区的普通党员代表、三名议事会代表和两名组长一起到老大吉片区进行道路建设的二十三组施工放线及测量。当放线放到150米的时候，穿着皮鞋的代表们满脚都是稀泥，对道路泥泞无法行走的情况有了切身体会……第二天再次召开议事会，党支部要求参加放线的代表介绍老大吉片区的道路现状及老百姓的出行情况，大家争相发言，绝大部分议事会成员赞成把道路建设放在第一位。最终意见得到统一，道路建设招标和实施顺利进行，这一结果令群众十分满意。
第二次是土地调整。对于新农村建设所占的十一、十四、十五、十七组土地共78亩，村里本打算由全村28个组进行统一调整，然而，经过4次会议讨论，除了20%的成员同意，绝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调整。最终，村里放弃了土地调整。
议事会民主、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敢于坚持原则，成为为民办事、为民谋利益的有力决策机构。
讨论表决，充分体现群众意愿
今年，随着成都第二绕城高速的建设，按照面积征地补偿政策实际落实下来，给芦稿村的农转非户口指标12个组只有101个。“打个比方，本来200亩地200个人，一亩地解决一个人，结果现在1.5亩地才能解决一个人，少了三分之一的指标。”曾修和坦言像这样的难题过去解决起来会非常棘手，然而通过议事会，难题迎刃而解，而且“高手在民间”，每个组的解决方案都不一样。
“我们二十一组有19亩地被征，转户指标只有9个，既有拆迁户，又有多名80岁以上老人等各种状况，无法确立一个统一的分配标准。于是议事会反复调查开会商量，最终决定57户抓阄解决，老百姓认为做到了公开透明，事后也没什么意见。”二十一组议事会成员廖明建说。
“我们十五组只有3个指标，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三户，议事会在征求大家意见后，研究决定80岁以上的农户需要支付2.4万元、70多岁的农户支付3.4万元、60多岁的农户需要支付4.4万元购买转户指标，依年龄段从高到低顺延选择。结果80岁以上的有两户购买了指标，一户主动放弃了指标而由70多岁最长者顺延获得。购买指标的钱拿来分给征了地又无法获得户口补偿的农户。这一结果全组都无异议。”
“我们二十四组有6个指标，80岁以上的农户有8户，还有一个拆迁户。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给拆迁户一个指标，剩下5个指标按征地多少从高往低排，拿到指标的按6分地4000元的标准拿钱出来补偿给既征了地又没有得到户口指标的农户。”
……
议事会成员广泛收集民智，代表群众行使民利，民主决策顺应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