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1
北京地区银行机构奥运金融服务现状
奥运服务渠道迅速拓展。大部分银行全面实施了营业网点的美化亮化改造工程，已达到无障碍建设改造标准的银行网点占网点总数的76%，其中奥运重点区域完成无障碍建改网点占重点区域网点总数的88.97%。此外，各家银行机构还加速推进电子渠道建设步伐，辖内银行离柜业务占比大幅上升，有效缓解了银行临柜服务“排长队”的状况。
奥运重点区域支付环境持续改善。一是特约商户普及率明显上升。截至2007年末，北京市奥运重点区域可受理人民币卡的商户平均普及率达到84.8%，可受理外卡商户平均普及率近68%。全市累计发展银行卡特约商户8.47万户；特约商户普及率超过80%。二是银行卡受理机具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布放poS机具12.1万余台，atm机具8388台，同比分别增长80.9%和32.8%。三是银行atm机的外卡受理能力有所改善。截至2007年末，辖内中资银行已可通过银联网络受理包括ViSa、maSteR等在内的8种外币卡。四是外币兑换功能不断增强。截至2007年末，全市可进行外币兑换的银行网点达到1909家，占全市网点总数的92.7%(邮储和农商行除外)；外币代兑点增至355家。五是经批准，中行推出了非居民法人“奥运临时账户”业务，满足奥运期间境外机构在奥运赛区账户和结算需要。
各家银行积极加快业务流程优化进程。中行北京分行针对奥运金融服务高效、便捷的特点，对临柜业务流程和产品进行了梳理，并正着力优化调整。工行北京分行梳理了个金和对公业务流程，对现有前台岗位进行简化重构，完成了90%以上的业务流程再造优化工作。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实施了临柜业务流程规范和简化，加强了临柜服务考核力度。交通银行简化了外币兑换和旅行支票兑付流程，为奥运期间临柜服务质量提升创造了良好条件。
银行窗口涉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近年来，辖内银行普遍开展了一线柜员奥运临柜英语的培训及考试，加强对员工和客户经理的岗位培训。加大了城区具有英语服务能力的大堂引导人员的配备，各家银行均能保证在奥运重点区域网点内安排1-2名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办理业务的员工。在客户服务中心提供英语人工座席服务，努力提升涉外服务技能。部分银行已完成在营业网点和atm及外币兑换机等自助机具上布设双语标识和操作提示的工作。
辖内各行均开展了信息系统备份切换测试。截止2007年末，辖内所有银行都建立了核心业务系统和相关通讯网络的双机备份，并按制度要求进行了切换测试，测试结果正常，部分银行针对信息系统的应急演练工作也已经完成。
当前奥运金融服务中需重点关注解决的问题
信息系统风险防范工作需加快推进。一是辖内银行压力测试工作尚未开展。其他各类商业银行因为数据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集中在总行、压力测试工作将由总行负责实施，或因缺乏相关压力测试工具等原因，都还未安排或计划安排压力测试。二是系统故障状态下手工处理机制尚待建立和演练。多数中资商业银行临柜服务手工处理机制尚在建立之中，演练和落实还需加强。三是中行代办奥运门票存在信息系统风险隐患。开赛后，中行在全力做好大量中外游客的赛场内外银行服务的同时，仍继续承担着代售门票和办理取票业务，特别是中行在北京地区139家网点需88.74万张门票，给临柜和系统资源增添了很大压力，增大了信息系统风险。四是银行间跨行业务系统故障应急处理机制尚未建立。银行间跨行业务系统故障或网络中断后各行和相关部门的报告路线、职责分工等尚不明确，不利于奥运期间对此类业务故障的快速反应和即时解决，系统隐患清除和突发问题应急处置工作亟待改进。
临柜资源紧张，“排长队”问题需继续改进。随着奥运会期间中外游客的大量进京，一些奥运重点区域的银行临柜服务需求将激增，特别是在养老金集中发放日或收费集中的时段，临柜资源紧缺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对国外消费者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应予加强。调查显示，多数来华的外国消费者对中国监管政策和银行内部管理及操作流程缺乏了解，由此产生的误解可能引发银行声誉风险。一是受外汇管理政策限制，外币不能在国内流通，外币代兑点只能单向兑出人民币，同时，由于小币种和外币辅币的存储量有限，都可能给国外消费者带来不便。二是在营业场所、atm机和网银业务中绝大部分银行只能提供中英两种语言界面提示，缺乏法语等其他国际通行语言的提示和说明。三是一些外币业务的办理要求与境外银行有一定差距，易引起客户异议或投诉。如旅行支票兑付费率高于境外银行；又如银行网点集中办理外币兑换业务时，可能会造成外汇局外管信息系统登录速度降低，导致客户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
奥运期间相关特殊服务需求仍需及时解决。一是奥运临时服务网点设立问题。中行北京分行将在奥运村、媒体村等奥运区域设立5家直接为奥运会服务的临时网点，按奥运区域运行管理统一部署，5家网点的筹建开业时间很紧，不能严格按照行政许可制度要求提交申请，行政许可方面需要特殊监管政策予以支持。二是银行营业网点的延时服务相关制度配套问题。奥运期间有的银行网点延长服务时间，会出现系统关机后手工办理业务等系列问题，其中的内控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三是一些临柜业务制度不能适应奥运期间快捷、便利的服务要求。如现行制度规定存折或密码挂失须在7天后才能补换存款凭证或更换密码，可能会给奥运期间中外游客带来不便。
支付环境建设尚需人民银行等部门合力推进。奥运支付环境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各方努力下，已有很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除ViSa、maSteR卡外的其他信用卡受理种类和分布有限，poS机和特约商户普及率主要集中在奥运重点地区而其他区域服务相对较弱等。
此外，奥运期间北京实行交通限行等特殊社会管理措施，对银行正常运营和应急处理工作可能带来影响，一定程度影响奥运金融服务质量。
推动奥运金融服务水平提高的相关工作建议
为推进首都银行业奥运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北京银监局正在全面部署和有序推进奥运金融服务各项工作。为更好地协调解决辖内银行奥运期间面临的困难，建议：
督促各商业银行总行高度重视奥运金融服务工作，统一行动，有重点、多层次推进，促进服务质量有突破性提高。一是积极督促各商业银行总行成立专门的奥运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以“服务奥运、支持奥运”为宗旨，全面做好奥运金融服务工作。二是要求各商业银行总行根据奥运金融服务特点，以核心业务系统风险为重点，将对核心业务系统的容量评估和系统运行情况的持续监控和完善处理机制放在突出位置，推动各行尽早安排核心系统的压力测试。同时，要求现阶段各总行加强系统变更风险控制，防止奥运会前系统频繁变更埋下风险隐患。三是要求各总行加强对奥运期间大量占用系统和窗口服务资源的新产品发售的统一管理，各业务部门必须在新发基金、国债、理财产品等激增系统和窗口服务压力的零售产品前，进行信息系统风险评估和窗口服务资源占用评估，合理安排发售时间，控制系统风险和减少“排长队”现象。信息系统风险评估不仅要考虑北京地区及奥运参赛城市零售产品发售的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全国其他地方此类产品发售对整个信息系统的影响，综合考虑总行业务系统运行压力。四是督促各商业银行结合奥运银行服务的特殊要求，对开辟“奥运绿色通道”、延时服务和有关临柜业务办理中不适应中外游客特殊需求的内容进行专门研究，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优化业务流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五是督促各商业银行总行配合银行业协会加强银行知识宣传，在自己网站和网点加强银行相关业务知识的中英文披露和提示。
指导银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牵头作用。指导银行业协会协调各银行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银行金融服务现状和知识的对外宣传活动。通过平面和网络媒体，广为介绍中国境内银行服务环境状况、主要外币业务的办理知识和咨询投诉渠道，做好外国游客的银行知识宣传和服务指导。同时，协调相关媒体，向国内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对电子银行的了解和认同。集中各银行小语种服务优势，建立小语种后台支持服务小组，解决银行网点小语种需求困难。协调各会员行和相关单位建立奥运期间银行间跨行业务突发事件的联动机制，确保奥运期间银行服务工作的安全平稳运转。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2
排在前十位的金融中心城市还有苏黎世、法兰克福、悉尼、芝加哥、东京和日内瓦。此次调查中，政策监管和税收环境成为衡量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报告称，伦敦和纽约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为全球参与的交易提供了广泛服务。而两个城市在人力资源、市场准入及监管方面尤其突出。
在谈到亚洲金融中心时，报告称该组织2005年发表的报告认为，亚洲各金融中心之间没有明显领先者，而此次最新的分析却显示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
该报告以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为评比指标，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
人力资源是指该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推动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教育环境。商业环境则侧重于监管、税收环境、腐败程度、经济自由度和商业环境是否宽松。而该调查将监管视为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市场准入则指该金融中心的证券化程度，股票、债券的交易数量，以及城市中为金融领域服务的公司的数量。基础设施衡量的是该城市中建筑物租金和是否有足够的办公面积。综合竞争力则考量的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条件。
据BBC报道，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由英国的Z／Yen调查公司为伦敦金融城统计制作，每两年公布一次，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是根据对全球金融服务业决策层人士进行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结合47个有关竞争力的不同指数，综合计算分析得出。
排名目的
推出这个指数的日的是展示金融中心之间相对竞争力的变化，以助了解金融中心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零开始建设一个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比如沙特的迪拜)是否可能；以及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斯耐德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凸显了两个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在竞争力上远远超过伦敦以外的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城市。”
伦敦金融城2005年的金融中心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当时亚洲几个金融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高低之分，而今年的调查则清楚表明，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被认为正在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东京仅排名第9。
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受访者认为香港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报告认为，香港拥有严格的监管以及经验丰富的金融人才，而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只要亚洲金融市场不再出现较大的波动，香港是成为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最有力竞争者。报告称，由于在人才、市场监管及企业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上海，与排名第9位的东京，从各项指标来看，目前都无法跟香港比。
根据调查报告，成功的金融中心扮演了五个角色中至少一个：
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伦敦和纽约够这个资格；
国际金融中心，比如香港，承担了大量跨国交易活动；
特色金融中心，在某个领域独霸鳌头，比如苏黎世的私营银行业是世界第一：
全国金融中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比如上海；
区域金融中心，承担了国内一个地区的主要金融业务，比如芝加哥既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一个地区金融中心。
伦敦和纽约扮演了全部五种角色，但伦敦在五项竞争力指标上都超过了纽约。
竞争力要素改变
今年的调查结果表明，金融界要人对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要素的看法跟两年前不同。2005年，在《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对竞争力调查报告》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才和技术是整体竞争力的首要因素，而这次的调查显示，人们的关注焦点已经转移到监管政策和税务环境。
计算指数中采纳的其他竞争力因素指数还包括人力(高质量劳动力供应、劳动力市场灵活程度、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况)、商业环境(监管、税率、腐败程度、经济自由度和经商的难易程度)、市场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等因素。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3
洗钱就是将犯罪所得的赃款通过金融机构或其他途径转移、转换、隐瞒、掩饰犯罪所得赃款的性质和来源，使其变为貌似合法收益的不法行为。洗钱的危害极其严重，在此不再赘述。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在1990年禁毒决定的基础上，对洗钱犯罪作了新的规定。新刑法第191条明确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构成洗钱犯罪。新刑法将洗钱犯罪作为单独的一种犯罪，并将其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而不是像关于禁毒的决定将洗钱犯罪与其他的犯罪混同在一个条款中加以规定。新刑法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是预防和惩治洗钱犯罪的法律根据，奠定了控制洗钱的国际合作的国内基础，对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控制洗钱将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以刑法措施作为遏制洗钱犯罪的主要手段外，我国应充分发挥金融系统在控制洗钱中的预防作用。巴塞尔委员会在1988年12月防止罪犯使用银行系统洗钱的声明中强调指出，防止洗钱的最重要的措施在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完善。银行要具有相关的措施防止其机构成为洗钱的渠道。洗钱者通常利用金融机构作为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工具。国际社会反洗钱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承担法律义务验明客户身份、保存记录、披露可疑、大额资金交易、内部控制措施和政府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是控制洗钱的至关重要的措施。
（一） 建议金融机构的范围
在关于建议金融机构的适用范围方面，考虑到洗钱者不仅通过银行，也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处理现金的某些行业进行洗钱。因此，我国有关反洗钱的措施，不仅应适用于银行，也应适用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并尽可能适用于在其业务中接受大量现金的组织。建议要求，国内当局应采取措施确保有关反洗钱措施的建议在一个尽可能宽的范围内履行。 上述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在反洗钱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由于一些国家所确立的反洗钱措施只是与银行系统有关，而洗钱者除了利用银行，还利用各种形式的公司以及信托活动去清洗犯罪收益，因此，必须拓宽反洗钱措施的适用范围，才能适应控制洗钱的需要。同时，我国应尽快列出适用反洗钱措施的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及处理现金的其他行业的清单，包括：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所，农村信用合作社，或经授权从事国内银行法规定业务的其他机构，不论上述机构属于公有、私有或混合所有；
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财务公司；
典当行，货币兑换所，交通工具（飞机、汽车、游艇等）出售商，珠宝古董商；
（二）客户的身份证明以及记录保存规则
关于客户的身份证明以及记录保存规则的建议强调了使金融系统在反洗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问题。要发挥金融系统在反洗钱中的作用，金融系统就必须具有揭开遮盖有问题客户面纱的能力以及对法律实施当局提供有关交易和客户身份证明的可靠文件的能力，基于这些文件，法律实施当局可以展开有关洗钱的调查。因此，建议要求，金融机构不应保存匿名帐户或明显假名的帐户。也就是说，要控制洗钱，就必须改革金融系统内部为客户保密制度，使金融保密制度不成为洗钱者进行洗钱活动的“保护伞”。应要求金融机构在确立营业关系或进行交易（尤其在开立银行帐户，进行信托交易，租借安全储存箱，进行大量的现金交易）时，根据官方的或其他可靠的身份证明文件识别客户，并记录客户的身份。上述要求可通过法律规则、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协议或金融机构的自律协议予以规定。
由于洗钱者常常通过金融机构的被提名人帐户及持有的公司股份掩饰受益所有人，培植非法来源的资金。因此，建议要求，金融机构对于客户是否为他本人进行交易产生怀疑时，尤其在住所公司 的情况下，应采取合理的措施获得掌握客户所开帐户或所进行的交易所代表的某人的真实身份。 该项建议强调了金融机构应对于基金的受益所有人予以密切关注，通过采取合理措施确定在金融机构所流转的资金受益人的真实身份，从而使洗钱者利用空壳公司等名义掩饰犯罪收益的企图难以得逞。
记录保存包括保存交易记录和身份证明记录。在有关交易记录方面，建议要求，金融机构应至少保存5年所有必要的有关国际和国内交易的记录，使其能够根据主管机关的要求提供信息。金融机构所保存的记录必须符合重建个人交易的要求（这些记录应包括所涉货币的类型和数量），以使必要时对于起诉犯罪行动提供证据。在有关身份证明记录方面，建议要求，金融机构应在有关帐户关闭后至少保存5年该帐户的客户身份证明、帐户档案以及业务通信的记录。在我国客户的身份证明文件可以是诸如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出生证、驾驶执照、合伙契约和公司文件、或任何其他官方或私人文件，记录或核实客户的身份、代表能力、住所、法律能力，职业或业务目的，以及关于这些人是偶然的还是通常的客户这些其他的身份信息。国内的主管当局在刑事起诉和调查中可以利用上述文件。
（三）建立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
除了加于金融机构有关识别客户身份和保存记录的一般性义务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美洲国家组织关于洗钱犯罪的模式规则还专门要求金融机构对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予以记录和报告以及对可疑金融交易予以记录和报告。
为加大我国防范与打击洗钱犯罪和经济犯罪力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要借鉴国外防范与打击洗钱犯罪的经验，建议要求建立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规定大额资金下限。从国外情况看，美国是1万美元，澳大利亚是1万澳元，荷兰是2.5万荷兰盾。德国1993年《反洗钱条例》规定银行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2万马克以上的现金交易。加拿大法律规定银行必须向政府报告1万加元以上的现金交易。在我国，大额现金的下限以多少为宜，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有要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收入还比较低，人均储蓄存款并不高。鉴此，笔者认为，大额现金以5万元为宜。这样规定，一是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个人储户一日一次性从银行储蓄帐户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的，除按原有规定填写有效的身份证件，储蓄机构审核无误后即可予以支付），二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大大减轻银行等单位的报告工作量，节约时间，降低报告成本。
2. 其他单位有无报告大额资金交易的义务。前已述及，银行有报告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义务，同样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此项义务。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规定上述单位均有报告大额资金交易的义务。
3. 接受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的机构。国外有的国家将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给财政部隶属的反洗钱机构，有的报告给司法部下属的反洗钱机构，也有的报告给中央银行隶属的反洗钱机构，还有的报告给警方所属的反洗钱机构。我国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给什么机构，涉及到反洗钱机构的定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定位为金融情报机构（英文缩写为FiU）；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定位为有侦查权的金融情报机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其定位为有侦查权的机构。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将我国的反洗钱机构定位为金融情报机构，该机构将同银行、证券、保险、海关、工商、税务、外汇、商贸、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联网，负责收集、分析和提供有关信息，及时了解国内洗钱手法的新变化，对洗钱特点、规律、趋势进行分析、研究、预测，提出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指导、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经常同国际反洗钱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反洗钱机构联系，了解国外洗钱的新手法和国际反洗钱的最新进展，有效地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打击跨国洗钱犯罪。
4. 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的分析与处理。银行收到大额交易要和已掌握的客户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可疑交易，立即向侦查机关、反洗钱机构和金融监管机关报告。其他非银行机构应将大额交易报告给反洗钱机构，反洗钱机构根据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发现可疑交易报告给侦查机关和金融监管机关。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每天发生数百亿元的金融交易，且相关单位的信息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此条件下，若只设全国性的反洗钱机构难以满足工作需要。据此，可考虑在省、地、县设立反洗钱机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向反洗钱机构报告大额、可疑资金交易，非银行机构向反洗钱机构报告大额交易，反洗钱机构对非银行机构报告的大额交易进行分析，发现可疑资金，报告案发地侦查机关和金融监管机关。若大额、可疑资金交易跨省、跨国同时报告国家侦查机关、金融监管机关和反洗钱机构。
5. 关于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调查。国外对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调查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反洗钱机构直接调查。如罗马尼亚“防范与打击洗钱行动署”由政府总理直接立案调查，在掌握证据后10天内向总检察院起诉。二是反洗钱机构无调查权，将可疑情况提供给执法机关调查。如美国执法机关根据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提供的可疑情况，组成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洗钱犯罪案件。这种小组不是常设机构，是根据不同任务组成的临时工作组，任务完成，小组解散，人员回原单位。具体牵头单位也是根据工作任务决定的。如是毒品洗钱，由美国禁毒署牵头，相关部门参加；若是走私洗钱，美国海关牵头，有关部门配合。我国对大额、可疑资金交易的调查可分两种情况：如是贩毒洗钱，由禁毒部门调查；若是走私洗钱，案情重大复杂，由海关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专案组，联合调查。调查结束，专案组解散，工作人员回原单位。
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将逐步推动侦查机关的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即由案发后被动调查，转变为案发前主动控制，大大减少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损失，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金融机构的特别注意
建议有关报告可疑交易的规定，包括金融机构披露可疑交易的义务，金融机构不泄露信息的义务以及善意披露免责的保护措施。建议要求金融机构予以特别注意的交易包括：所有复杂的交易，不正常的交易，或巨额的交易；所有不正常类型的交易；以及无明显经济或合法目的的定期小额交易。金融机构一旦怀疑上述交易可能构成非法活动或与非法活动有关，应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可疑交易。对于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要求或取得可疑交易信息的情况，金融机构不得通知除法院、主管机关和法律授权的其他人以外的任何人。
金融机构或有关人员有意从事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活动，将构成刑事犯罪。
建议规定，金融机构及其雇员、职员、董事或法律授权的其他代表，对可疑交易的报告，只要是遵守规则善意进行，不论结果如何，免除有任何合同所予以的披露信息的限制，免除由任何法律、法规或行政规定所予以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这种善意免责的规定，要求金融机构披露可疑交易必须善意进行，只要善意依法披露，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随意、恶意泄露金融信息，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善意免责规定对于促进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对于保护金融机构以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价值。
那么，银行等单位如何识别大额可疑金融交易呢？即规定识别可疑金融交易的标准。美国银行防洗钱工作指南规定了50多种情况，出现其中之一的，即认为是可疑金融交易，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例如，使用单位帐户存取款，主要用现金而不是支票，帐户内存有大量本票、汇票，而开立帐户人的经营状况却与此不符；把资金存入多个帐户，但存入每个帐户的金额通常都低于需报告限额，然后，再调集每个帐户里的资金到某个主帐户，并转帐到国外； 某业主同一天内在不同的银行分支机构分别打入几笔存款；帐户在接受了许多小额电汇或者帐户使用发票、汇票存款后，立即将绝大部分存款（留下少量象征性的存款）汇到另一个城市或国家，而上述活动不符合客户的经营状况；某客户突然还清了一笔大额贷款，但无法正确解释资金的来源；某客户不愿提供强制性报告所需的信息，不愿填写报告，在被告知必须填写报告后不愿再继续交易；经常收到大量往来于离岸金融机构的电汇；一些银行职员生活奢侈，明显与其收入不符；注意不愿休假的银行职员，等等。我们在制定大额可疑金融交易标准时，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使其符合我国实际。
有的国家认为，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的作用，应建立对可疑交易的强制报告制度，因为在自愿报告制度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以报告也可以不报告。考虑到即使是自愿报告制度对许多国家来说也具有一定难度，需要改革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因此，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提出了强制报告制度和自愿报告制度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对可疑交易的强制报告制度，因为其一，1994年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我国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随着金融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并进而引起了竞争的激化以至于竞争的无序，导致我国金融秩序混乱。其二，非法民间借贷，是洗钱的“第二渠道”。其三，金融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操守不高，使规章制度俱成空文。其四，如实行自愿报告制度，若有金融机构故意不报，那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岂不是形同虚设？因此，要使对可疑交易的报告要求有效实施，必须有相应的规则和制度予以配合和保证，其中有关披露信息免责规则、不对客户泄露信息规则以及报告的程序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五）处理来自不具有或不充分具有反洗钱措施国家资金问题的措施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洗钱天堂对于反洗钱措施带来的挑战。大量的洗钱活动表明，有些国家加强反洗钱行动可能导致洗钱渠道移动到不具有或不具有充分的反洗钱措施的国家，通过这些天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内金融系统的清洗，然后安全回到对洗钱加以控制的国家，完成洗钱的整个过程。针对保密天堂所造成的问题，建议我国金融系统适用下述原则：使之对来自不具有或不充分具有反洗钱措施国家的资金予以特别注意，并采取措施处理相关的问题。建议规定金融机构对于与没有或没有充分适用上述建议的国家的个人，包括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和交易应特别予以注意。但要真正解决洗钱者利用保密天堂洗钱的问题，有关国家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和不具有或不充分具有反洗钱措施的国家进行对话和合作，逐步形成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控制洗钱的法律规则。已采取反洗钱措施的国家可以自己的反洗钱措施影响具有保密天堂性质的国家，但不能将自己的国内法措施强加给他国，强迫他国采取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也不能在他国范围内要求违反他国法律或规则的行为。不论有关控制洗钱的措施对于控制跨国洗钱和跨国犯罪，以至维护国家和平和安全是多么重要，只要这种措施涉及到他国，就必须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法基础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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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
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预防洗钱中的作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必不可少。建议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和发展预防洗钱的内部控制机制。根据美洲国家关于洗钱犯罪的模式规则，金融机构应采取、发展、补充内部方案、政策、程序和控制，以预防和监测洗钱犯罪。内部控制纲要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建立确保其雇员高度诚实的程序和对雇员人品、工作和金融历史进行评估的评估机制；
开展持续发展的雇员培训项目，诸如“知道你的客户”培训项目，对雇员进行有关预防洗钱的教育，使雇员知道自己在识别客户、保存和提供记录、记录和报告现金交易以及报告可疑交易方面所具有的责任；
具有独立的审计职能，对内部控制方案的遵守情况予以检查。
金融机构应指定属于管理层的官员负责内部控制和程序的适用，包括负责适当保存记录和报告可疑交易。这些官员应具有与主管机关联络的职能。
对于不履行内部控制义务的金融机构可以予以罚金、暂时中止营业或许可证，或中止、撤消金融机构的经营执照等处罚措施 .
我国可以借鉴美洲国家组织关于洗钱犯罪的模式规则来发展和完善自己预防洗钱的内部控制制度。
总之，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反洗钱的成功经验，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将金融系统纳入综合治理洗钱的法律网络，使金融机构承担法律义务采取反洗钱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完善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 参考数目
1. news.eastday.com》今日关注》我国悄然拉开金融反洗钱“序幕” 影响重大（2002年9月18日）
2. 邵沙平著：《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71~80页，第148~154页，第237~239页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反洗钱；金融业；效率
当前，洗钱活动已经成为仅次于外汇和石油交易的世界第三大商业活动，特别是在整个东亚地区，洗钱活动常常与高官贪腐、恐怖融资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打击洗钱行为，可以从动机和源头上遏制犯罪的发生。金融行业，作为反洗钱领域核心部门，提高反洗钱效率就是降低以牟利为目的犯罪发生的概率，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平稳发展。
一、我国反洗钱领域现状
1.金融行业反洗钱效率
世界各国通行的反洗钱方法皆以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为核心。遵循这一惯例，我国于2004年4月7日建立了中国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FinancialintelligenceUnits，FiU），该组织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收集、分析、检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在我国基本实现了FiU与商业银行主报告行“总对总”联网报告数据，部分大额实现了系统自动化提取数据。
a1：金融机构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
a2：FiU发现和接收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
a3：人民银行实施的反洗钱调查
a4：金融机构向侦查机关报送的涉嫌洗钱案例
a5：侦查机关接收报案后核实立案
a6：金融机构配合侦查机关调查的涉嫌洗钱案
a7：金融机构配合侦查机关破获的涉嫌洗钱案我国的反洗钱可疑交易主要依靠金融机构产生的转账结算数据分析和公开接收举报线索两个方面。
观察表1中2008-2012年可疑交易报告报送数据不难发现，由金融机构向侦查机关报案，并最终有效立案的比例在0.18-0.41，平均值0.27。最终破获的涉嫌洗钱案例占金融机构协助侦查机关调查的比例，维持在0.2-0.34，平均值0.26。这表示金融机构与侦查机关联手合作中，案件立案和破获率超过两成，效率较高。
若以金融机构自身发起的反洗钱调查而言，破获的涉嫌洗钱案占金融机构实施的反洗钱调查数比例为0.04-0.16水平，平均值0.07。若与金融机构报送的可疑交易数相比，成功破获的洗钱案例与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比例为0.04-0.16，平均值0.07即1：177000，可见单纯以金融行业提交可疑交易报告达到反洗钱目的效率较低。
2.反洗钱机制
根据国际反洗钱经验，常见的反洗钱机制有两种：一是发挥专业机构和个人的反洗钱素养，例如英国、日本模式――极力发挥商品经销商、审计师、律师、会计师以及一般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共同进行反洗钱；二是强调多部门配合的美国、新加坡模式――要求司法部、调查局、央行、海关总署、财政部、税务总署、邮政部门及管制局等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监管。
在我国反洗钱工作是由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反洗钱局（保卫局）负责，中国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开放搜集线索的举报渠道，即官方监管与民间举报两条线。中国反洗钱检测分析中心FiU的大额、可疑数据主要依据2003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大额和可以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06年反洗钱法的出台，以及人民银行颁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了反洗钱体系所涉及的部门，扩大了反洗钱上游犯罪定义，并将反洗钱与中国反腐败紧密结合起来、规范了金融机构的工作流程、清晰了大额和可疑的报送标准。
我国反洗钱部门由立法、行政、情报、执法、司法五大部分构成，不同于国际成熟的反洗钱情报部门，我国反洗钱的情报尚未形成多部门数据共享合作机制，与洗钱活动密切相关的海关、税务、工商等部门的职能被局限于立法与行政体系。
二、提高金融业反洗钱对策
1.加强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协作
从2008―2012年我国反洗钱报告数据可见，提高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效率，不能单纯依靠金融本身，侦查机关参与案件破获反洗钱案件破获率上升明显，可以想见金融机构可疑报告提交之时，若集合海关、税务、工商等多部门数据共同分析，反洗钱报告质量将显著提高。任何参与反洗钱的个人，都是参与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能否快速将可疑交易报告中涉及的主体相关信息一并掌握，改进筛选条件和参数模型，实现反洗钱金融系统和商业数据系统的无缝对接，是提高反洗钱效率的重要步骤。
此外，根据现阶段洗钱活动的特点，还应注重古董投资、海外、地下钱庄等行业的情报搜集，这些领域的交易信息可以为反洗钱提供重要线索。
2.注重反洗钱人才和队伍的培养
在金融行业反洗钱意识不断加强的今天，金融机构对资金交易和客户识别的检查和调查，都需要专业的反洗钱人员参与。提高反洗钱效率一方面要求从金融机构的一线柜员到高层管理者，应不断延伸对洗钱行为识别和监督能力；另一方面也应该避免将正常大额交易列入可疑交易报告的现象。
在员工考核机制中，应注重加入反洗钱业务考核。让其与日常投融资业务共同构成占一定比重的考核项目，这样可有效防御员工反洗钱责任意识淡薄，增加对反洗钱工作的热情，在日常工作中锻炼反洗钱技能。
中国人民银行应建立强大专业的反洗钱队伍，极引进金融、法律、会计、审计等行业精英组建队伍，对下属的金融机构制定反洗钱具体规范、建立反洗钱问责和激励约束机制。在日常的金融活动中，专业的反洗钱队伍负责监督和指导普通金融机构日常业务，处理其不合规现象，奖励提供有效情报、协助破获案件的有功部门和个人，赏罚分明的制度有利于调动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推动金融机构反洗钱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有效的根本转变。
3.拓展新技术在反洗钱领域的应用
货币电子化为洗钱者带来非法资金低成本，高速度转移便利，那么能否利用货币电子化为反洗钱工作服务呢？
云计算（CloudComputing）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它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大型数据库共享可以得到实现，可利用货币发行代码来追踪每一笔款项的转移路径，即每一张货币都有唯一的代码和唯一的所有者，交易的背后是相当数量、代码明确的货币所有者的变更。这就意味着资金的集散与流向皆被数字化，资金的异动若不能逃脱量化和所有者属性的监管，洗钱的甄别手段将得到跨时代意义的发展。在电子货币不断取代实体货币的今天，拓展新技术在反洗钱领域的应用，不失为一种有效尝试。总之，结合我国现有的管理监督机制和国外先进经验，就金融行业本身而言，提高反洗钱效率对外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数据共享；对内需要建立赏罚分明的问责与奖励机制，提高人员反洗钱意识和素质，并建立专业团队监督和指导；从科技方面，应注重引进先进技术，三管齐下促进反洗钱效率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邓素霞.我国银行业反洗钱信息系统情报收集、分析、监管模式的调整与完善[m].上海金融，2007，10-35
[2]马伟利.金融机构可以交易报告现状及建议[m].金融科技时代，2014（6），81-82
[3]向桂清.基于数据统计方面的反洗钱问题研究[m].金融科技时代，2014（6），84-85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信用卡调查杭州论文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指导教师韩国红
姓名边瑶
班级金融07(9)班
所在系(部)金融系
2009年6月日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姓名边瑶班级金融07(9)班系部金融系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一、选题理由：
近年来信用卡的使用在我国越来越普遍，但其用卡环境仍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制约到信用卡的使用。据业内人士不完全估计，现在整个银行业所发行的信用卡中，大约只有20%是“活”的，其余80%是“睡眠卡”。另据了解，截至2007年底，中国银行卡发行总量7.62亿,总交易金额35万亿元,但消费交易仅4亿元,只占全部消费额不到5%的份额，其余95%都是现金存取和转账,信用卡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今，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店口镇也不例外，持卡消费已日渐成为平常之举，但是据我了解，信用卡业务在店口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各银行利用免首年年费、降低发卡门槛等各种手段极力促销信用卡，可是人们的用卡积极性并不高。制约和阻碍使用率的因素成为了店口人们关注的焦点，究竟目前我国信用卡使用情况如何，信用卡的安全问题怎样解决，这都使信用卡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拟实现的目标：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一个镇为范围进行调查，以了解诸暨地区目前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影响信用卡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三、综述﹛与本论文(设计)相关的已有研究(设计)成果的综述﹜：
近几年，信用卡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彭千在《银行信用卡业务使用率偏低》(2004)一书中提到银行对于信用卡现在的发展眼光应放在针对不同的客户发行带有不同增值功能的信用卡上，找寻优质客户，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在增加信用卡发行量的同时增加信用卡的使用率以减少“睡眠卡”。虞月君在《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2004)一书中提到对于银行方面可以多开展一些刷卡奖励的活动或是增加特约商户数量以刺激消费者消费;还可以添加增值服务，让有此需要的消费者在出示卡时即可消费享用。这些都可以提高卡的使用率。李芳在如何防范信用卡被“盗刷”[n](2007)一书中提到信用卡如果被非法提现或盗用，银行不承担责任，这样将很难保证持卡人的资金安全。所以一方面，应该加强信用卡的立法建设，改善用卡环境，另一方面持卡人可以采取下面的一些措施，以防范信用卡被盗刷以及相关的损失。万晓东,何春雷在我国信用卡用卡环境尚须改善[n]2007，提到(1)利用免息期。先消费后还款，就相当于银行为你提供了一笔无须手续的短期信用贷款，只要在到期还款日前全额偿清当期对账单上的本期应缴款，即可享受免息待遇。(2)利用循环信用，通过适当的负债来换取资金的周转，以降低理财成本。(3)巧用免息分期购物。
四、论文(设计)主体框架与进度安排：
论文主体框架：
一、诸暨市信用卡使用问题的提出
二、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现状调查
(一)、诸暨市信用卡持有量情况调查
(1)信用卡的持有年龄
(2)信用卡的持有张数
(3)不同银行的持有量
(二)、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
(1)信用卡的增长情况
(2)信用卡的使用频率情况
(3)信用卡的功能使用情况
(三)、持卡人安全防范调查
(1)、信用卡的满意度
(2)、信用卡设密码调查
(3)、客户和银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三、诸暨市信用卡使用情况因素分析
(一)、信用卡持有量情况因素分析
(二)、信用卡使用情况因素分析
(三)、持卡人安全防范因素分析
四、诸暨市信用卡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拓宽信用卡的持有量
(二)提高信用卡的使用率
(三)防范信用卡的安全
进度安排：
2008年11月，完成开题报告，并交指导老师修改。
2008年12月~2009年1月，资料收集。
20009年1月，问卷调查的设计。
2009年1月中旬,分发调查问卷。
2009年2~3月，完成论文初稿交于指导老师修改。
2009年4~5月，完成论文。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章：
年月日
六、教研室意见：
签章：
年月日
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08届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姓名冯婷专业金融管理与实务指导教师朱维魏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诸暨市店口镇信用卡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主要研究内容目前我国信用卡持有率和使用情况，影响和制约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比较分析、调查分析
主要任务及目标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一个镇为范围进行调查，以了解诸暨地区目前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影响信用卡使用率的因素以及信用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1]彭千.银行信用卡业务使用率偏低[n].上海:国际金融报.2006.8.28
[2]虞月君.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李芳芳.如何防范信用卡被“盗刷”[n].广州:新快报.2007.(3)
[4]万晓东,何春雷.我国信用卡用卡环境尚须改善[n].北京:中国消费者报.2006.4.28
[5]赵挺.对国内信用卡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j].河南: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1)
进度安排2007年11月，完成开题报告，并交指导老师修改。
2007年12月~2007年1月，资料收集。
20008年1月，问卷调查的设计。
2008年1月中旬,分发调查问卷。
2008年2~3月，完成论文初稿交于指导老师修改。
金融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08年4~5月，完成论文。
指导教师签字: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6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现金管理网络化和现代化。本着方便、及时、简捷、易行的原则，尽快开发全面涵盖大额现金存取、异常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非基本存款账户提现、现金管理现场检查等业务的实时监测系统，逐步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反洗钱信息系统对接，共享信息资源。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对可疑现金交易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客户背景、业务种类、交易对象、资金流向等、锁定异常目标，并主动报告，加快可疑信息的报送效率；人民银行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全面了解大额现金存取变化情况，加大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分析力度，及时发现可疑交易行为。
6.加大现金管理检查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现金管理责任感
人民银行要切实履行大额现金存取管理职责，加强对金融机构大额现金存取工作的现场检查力度和对现金管理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金融机构要加强大额现金存取内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与反洗钱有关的各项大额现金存取规章制度，完善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报告流程及风险控制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内部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人员的责任感。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7
早在去年盛夏，反洗钱就已经成为当年最热门的话题。8月27日，在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作了题为《中国反洗钱的现状与未来》的主题发言，宣示中国反洗钱协调机制和金融业反洗钱协调机制已初步建立并开始运转。当时《财经》即希望就此采访新上任的凌涛，他以“工作刚刚开展，需要做了才知道要说什么”为由谢绝。
时隔一年，在2004年度《中国反洗钱报告》前夕，凌涛履约。
凌涛今年51岁，经济学博士，2000年前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工作达12年之久，历任宏观经济研究处副处长、处长及研究局副局长，1993年被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他转任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随即于2001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直至2004年间返回总行，出任新设立的反洗钱局局长。
“将贪污、贿赂、腐败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其实是无法阻挡的趋势”
《财经》：中国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建设是近两年才大规模启动的，现在到了哪一步？
凌涛：中国反洗钱法律法规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如《刑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反洗钱法》；第二个层次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如《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三个层次是由国务院指定的反洗钱主管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部门规章，包括2003年初颁布、当年3月1日起实施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这三个规章明确了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要求，确立了中国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测制度的基本框架。
《反洗钱法》立法起草工作始于2003年3月。负责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召开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18个部门参加的起草工作会议，以后又多次召开讨论会包括国际研讨会，并且到各部委征求意见。工作非常紧张，工作人员节假日都不休息。按计划，《反洗钱法》草案将于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们是希望这个法的出台越快越好。
加强反洗钱，意味着各个层次的法律法规都要不断增加，原有的法律也需要修改，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财经》：按照法律，是否洗钱就是犯罪？
凌涛：洗钱犯罪与洗钱行为是存在区别的。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为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也就是说，目前只有与这四类犯罪有关的洗钱行为，才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应该说，这一定义范围相当狭窄。
《财经》：近年来国内发生诸多贪官外逃案件，大多事涉洗钱，人们特别关心《反洗钱法》能不能将贪污受贿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凌涛：洗钱罪是一种下游犯罪。必然是有其他上游犯罪在前，如走私、贩毒、恐怖或其他，而后才会有洗钱罪。我可以讲的是，上游犯罪规定过窄，确实是央行在反洗钱工作中感觉到的一个明显问题。
目前央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对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规定得相当广泛，即、黑社会、恐怖活动、走私犯罪和“其他犯罪”。但这只是部门规章，它界定的只是一种行政违法意义的洗钱行为，还不能作为洗钱罪的司法认定依据。
这次《反洗钱法》制定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们很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将贪污、贿赂等严重的犯罪均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这点非常重要。
《财经》：我们理解，反洗钱的国际协作程度非常高。如果行为作为反洗钱上游被法律明确，是否有助于事前监管和事后追究这类行为？比如杨秀珠、许超凡这样的案件？
凌涛：的确如此。反洗钱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可以监测资金交易，预防犯罪防止腐败。近年发生的一些重大恶性案件，如许超凡案、高山案、杨秀珠案，都事涉洗钱。但由于中国现有《刑法》对反洗钱上游规定较窄，无法对他们以洗钱罪追究。中国在国际上对他们进行通缉时，也难以获得洗钱犯罪上的比较广泛的国际协作。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中国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黑社会组织、走私、贩毒三种犯罪，是洗钱的上游罪。在国际上，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始于1998年的联合国维也纳公约。中国加入维也纳公约之后，2001年，又将恐怖活动规定为洗钱的上游犯罪。但是加起来也才四种，仍然较窄。
各国对洗钱犯罪的定义也不同。有的国家规定，凡是清洗触犯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收益资金的，就构成洗钱罪；有的国家如美国罗列了100多种洗钱罪的形式；在有的国家，不论上游犯罪是什么，只要是隐匿或掩盖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来源、地点或流向的，都是洗钱犯罪，普遍是比较宽的。
《财经》：中国已经加入的和正在申请加入的国际公约及国际组织对洗钱犯罪有什么规定？是否现在较宽规定是普遍趋势？凌涛：我举两个例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我国也已经签署了这个公约。它对洗钱犯罪的规定是非常宽泛的，诸如转换或者转移犯罪所得，处置转移犯罪所得的所有权，以及获取、占有、使用犯罪所得，均属洗钱犯罪。它代表了国际上洗钱犯罪范围扩大的趋势。
此外，全球最有影响的专业反洗钱国际组织是1989年成立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目前成员包括31个国家和地区。工作组于2003年新修订的《四十项建议》和2001年公布的《九项特别建议》，是事实上的反洗钱国际标准。
“40+9”建议，明确要求成员对洗钱罪的定义应“涵盖最大范围指定罪行”。成员可规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为所有犯罪，或者规定为一定量刑起点以上的所有犯罪（比说可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罪行均可为洗钱罪上游犯罪），也可以采用列举法。但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均应包括20类“指定罪行”。
这20类“指定罪行”包括：参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和诈骗行为，恐怖主义，贩卖人口和组织偷渡，性剥削，非法贩运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军火交易，非法交易赃物和其他货物，贪污受贿，诈骗，假冒和盗版产品，环境犯罪，谋杀和重伤，绑架、非法拘禁和劫持人质，抢劫或盗窃，走私，敲诈，伪造，盗版，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这已经基本上包括了所有重要犯罪行为。
《财经》：去年2月，周小川行长曾经正式致函，提出中国加入国际上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申请。现在进展如何？一旦加入以后，就必须执行“40+9”项建议了吧？
凌涛：2004年10月，周小川行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该组织提交了政治承诺函，承诺执行其“40+9”项建议。2005年1月底，中国成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观察员，我率领中国代表团于2月初第一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其第16次全会。
申请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审核的标准就是“40＋9”项建议。这一反洗钱标准相当高，对于我们来说压力不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今年下半年会派前期小组到中国来做进一步考察。如果中国成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正式成员，势必根据“40＋9”项建议的要求，调整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事实上，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看，贪污、贿赂、腐败犯罪有不断上升的势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这类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打击不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与全球经济体系融合，走私、贩毒、偷税逃税、贪污受贿、金融诈骗等活动也大量产生，洗钱活动在海内外日益猖獗。尤其是公职人员的犯罪与洗钱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构成一条完整的上下游犯罪链，并通过洗钱贪官们，将贪污受贿的黑钱转移到国外披上了合法外衣。因此，考虑将贪污、贿赂、腐败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其实是无法阻挡的趋势。
《财经》：与“40＋9”标准相比，中国现行反洗钱制度有哪些不足？
凌涛：按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最新标准，其成员在加入前必须通过反洗钱法。这是2003年新提高的标准。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盼望《反洗钱法》能早日通过。
《四十项建议》里最核心的是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三条。第一条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要求各国法律须扩大上游犯罪；第五条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作尽职调查，“认识你的客户”；第十条规定金融机构要完善地保存交易资料，目前国内的要求并不低于工作组的要求，但执行情况并不好。法人开户资料不全的很多，个人交易记录保存得不够完整；第十三条是要求报告可疑交易，国内的银行机构已经从去年开始报告可疑交易，但数量偏少。
从这些核心条款上看，中国还存在着差距。
“年内将可能出台证券、保险业反洗钱规章……下半年起证券、保险业将有义务报告可疑信息”
《财经》：我们注意到，目前央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主要的反洗钱规章，都是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要求，但证券及保险业也可能成为洗钱行为的通道。作为反洗钱主管机构，央行考虑如何建立这些领域的反洗钱机制？
凌涛：不法分子可以通过证券公司内部不同账户或不同证券公司之间的交易转移非法所得，也可以通过购买保险产品清洗赃款。如果证券、保险行业没有规范的客户调查制度和交易报告制度，没有严格的监管要求，就可能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通道。
在这两个行业，我们已经发现了洗钱案例。比如在证券业，一些机构利用投资账户在期货业一些机构通过对冲交易等从事洗钱活动；在保险业，一些机构可利用“长险短做”等手法从事洗钱活动。
央行正在着手制定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的反洗钱规章。我们在去年与证监会和保监会联手，对两个行业反洗钱工作做了调研，在年底与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成立了工作小组，已经启动了对证券和保险业反洗钱规章的制定。草稿已经完成，现在正在准备征求证监会、保监会的意见，应该年内能够出台。
今年下半年开始，证券及保险公司将有义务报告可疑交易；以后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珠宝贵金属经营交易，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也将有义务报告可疑交易。
另外，上述现行的三个规章也需要与正在制定中的《反洗钱法》保持一致。我们自去年底就开始了对这三个规章的修订。主要的工作是将本外币的标准统一起来，同时完善一些条款，修订即将完成。
《财经》：央行去年对银行体系反洗钱做过一次大检查，发现了什么情况？
凌涛：《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主要的反洗钱规章于2003年3月1日生效。在生效一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间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组织了一次全面的反洗钱大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反洗钱内控制度、客户尽责调查、账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本外币可疑报告。
这次检查为时四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商业银行自查阶段，各商业银行组织了33705个自查小组，自查机构数量达到87785个；央行抽查则是对182家商业银行主报告行动用了752个检查组、3906人次；最后是去年10月中旬由反洗钱局派出30余人，对中国工商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总行做了现场检查。有一点要指出，自从银监会于2003年成立以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做现场检查的权力基本上都转到了银监会，只有反洗钱的现场检查权还留在央行。
此次检查后，共有18个省级人民银行分支行对80家商业银行的主报告行作了处罚，其中49家商业银行被罚款，总额为173.1万元；31家商业银行被警告。
另外，截至2004年底，央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配合公安部门破获洗钱案件50起，涉案金额人民币5.7亿元及美元4.47亿元。
“我最怕制度建起来了却是虚的。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基本监控制度须到位，是因为洗钱行为本身没有受害人”
《财经》：目前建立起来的反洗钱工作机制是什么？
凌涛：反洗钱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必须多部门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是国务院指定的反洗钱主管部门，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反洗钱都需要各个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主管部门只是一个牵头人的角色。
目前中国反洗钱的工作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与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
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于2002年由公安部负责，公安部长为召集人，2003年反洗钱的主管单位划为央行后，自2004年5月改由央行行长担任召集人。2004年6月后，在央行的建议下，部际联席会议成员扩大到23个部门。2004年8月举行的反洗钱工作部际会议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在央行反洗钱局设立部际联席会议的专门办公室，我是反洗钱局局长，也是办公室主任。23个成员单位各指定一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反洗钱最重要的领域自然是金融。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成立于2004年4月19日，由央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均参加。各单位的反洗钱部门则组成金融监管工作小组。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意味着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的正式建立。这个机制为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反洗钱工作的协调提供了制度基础。许多重要的部署，如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提供的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与个人名单，就是由这个机制转发的。
这套反洗钱的机制不只存在于中央一级，从去年起我们陆续在各个省也建立了协调机制，负责协调各省政府部门和省级金融监管机关。
《财经》：多个部门配合的反洗钱机制中，央行主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分工？
凌涛：除了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反洗钱工作履行监管之责，央行须履行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央行为此于2004年4月专设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该中心负责接收分析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信息，并将可疑交易报告移交反洗钱局，经反洗钱局调查后决定是否移交司法部门。
简单地说，单位之间单笔100万元以上以及个人之间单笔20万元以上的资金交易为大额交易，有关信息由商业银行直接报送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可疑交易按现行的办法可分为15类（人民币交易）或者60种（外汇交易），这类信息由商业银行报至央行对应的各分支机构，由该机构汇集后再上报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上述这些信息各商业银行一旦发现则必须报告，在此监测的基础上，反洗钱局筛选出可疑的案件移送司法部门。
2004年8月16日，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正式开始接收、分析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截至2004年底，共接收大额本外币交易数据321.7万笔，可疑交易报告1.074万份；经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分析筛选后初步判定为可疑并移交给反洗钱局的交易报告为150份。其中人民币可疑交易报告131份，涉及金额5.65亿元，涉及交易9486笔，账户205个；外汇可疑交易报告19份，涉及金额2.03亿美元，交易数为1128笔，账户为207个。
因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与商业银行的电子报送渠道去年下半年才开通，2004年全年各商业银行报告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总数字要更高一些，达到463.91万笔。
应该说，目前反洗钱信息收集与分析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一是大额交易报告多，可疑交易报告少；二是非现场核查分析多，现场核查分析少；三是对资金交易的记录核查多，对客户背景的深入了解少；四是对有关报表解读处理程序简单，还不能对大量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判断。
《财经》：这些制度建立起来后，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凌涛：我最怕是，制度建起来了却是虚的。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基本监控制度须到位，是因为洗钱行为本身无受害人。制度说起来不复杂，第一，商业银行必须做好客户的尽责调查，即通常所说“认识你的客户（knowyourcustomer）”；第二，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要上报；第三，妥善保存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举个例子，哪怕储户销户了，开户记录也要保存五年。但我们在现场检查发现的都是这类问题，如交易记录保存得不好，客户身份识别得不好，尽职调查做得不够，等等。
存款实名制是“认识你的客户”最起码的要求。中国是从2000年开始实行存款实名制的，但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可以说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现金交易报告制度还不能说得到切实执行。如果你拿着几十万几百万要存入银行，哪怕你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拿着明显是老人的身份证，也没关系。商业银行人人都有吸存任务，根本无法拒绝。我们2004年度罚款的大多数案例都属此类。罚款额最高的是某银行的某县级支行，客户存入200多万元现金但没有身份证，该支行未作报告，后来证明这是赃款。我们最终罚了50万元。
罚款本身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对银行发出风险提示。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理解这一点。许多从业人员一则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二则认为突如其来建立这些制度会增加许多成本，觉得不合算。但这个问题没有商量。银行必须对社会、公众负责，所以必须控制风险。去年我们处罚的银行机构有百余家，今年检查的覆盖率则已经达到30％。
银行业要转变观念，要把反洗钱作为自己加强内控、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风险、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国际上11家国际知名的大银行自发了《沃尔夫斯堡集团私人银行全球反洗钱指导原则》，这是个很好的启示。
“至于金融机构参与洗钱犯罪如何处理……我想介绍一下美国的经验。美国是全球反洗钱的先锋，监管者比较常用的是对卷入洗钱案的金融机构处以高额罚金”
《财经》：如果金融机构涉入洗钱案，将来会不会成为刑事追诉的对象？
凌涛：我想讲的是，金融机构们目前存在一些反洗钱规章的合规性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洗钱对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个全新的挑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过去的，要一步步来。
但是作为银行，首先必须了解其客户。如果其客户通常一年的交易金额是几百万元而突然账上出现几亿元，这就是可疑交易。由于洗钱行为没有受害人，不能指望有人报案，所以金融机构必须有报告责任。
中国的《反洗钱法》还在制定过程中。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国际反洗钱法律的惯例，即银行报告则可免责。为了实现这一点，我相信未来的《反洗钱法》应该规定相应免责条款，即银行报告虽有义务为客户资料保密，但是反洗钱报告的情况除外，且报告即可免除一切刑事、民事责任。
至于金融机构参与洗钱犯罪如何处理，《刑法》规定刑事责任追诉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更具体的我不便多说。我想介绍一下美国的经验。
美国是全球反洗钱的先锋，监管者比较常用的是对卷入洗钱案的金融机构处以高额罚金。近年瑞银华宝（UBS）违反反洗钱规定被美联储处以1亿美元罚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取证，所以用高额处罚代替刑罚成本调查取证，同样能起到震慑作用。这值得中国参考。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8
关键词：提升征信管理与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142-02
近年来，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紧紧围绕征信服务在揭示和防范金融风险，方便信息主体经济活动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下大力气，深入开展机构数据质量管理，扎实推进系统建设与应用，认真做好征信客户服务，积极推动辖内动产融资业务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具体做法
1.深入开展辖内金融机构数据质量管理工作。（1）建立健全地方性金融机构数据质量监测考评机制。一是将地方性金融机构数据质量工作纳入对辖内各市中心支行的年终考评，对数据质量未达标的接入机构进行全省通报，督促、推动其重视征信数据质量，规范开展征信相关业务活动。二是认真执行辖内机构数据报送情况日常监控制度。按月反馈各地方性金融机构数据报送通过率，及时了解各行数据报送中出现的问题，并督促其切实解决。三是定期开展数据质量量化考评，通过两端核对（余额核对）、量化评分等方式，跟踪掌握地方性金融机构征信数据质量总体情况;采取提高核对频率、及时沟通、加强协作等措施，指导和督促辖内金融机构积极查找问题，提高整改效率。（2）积极完成辖内机构接口程序测试验收。组织人员指导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升级征信系统接口程序，帮助该机构解决接口报数问题。目前，省联社已正式上报个人征信数据，企业接口程序已通过验收，我们将督促其进一步加强用户管理，建立健全数据报送、信息查询与使用及异议处理等征信内控制度，为全面实现接口报数做好准备。同时，督促相关机构按要求开发、改造及完善接口程序，规范报数行为，提高上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3）继续做好全国性商行定点监测。对总行指定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开展企业和个人征信数据进行了定点监测。发现问题涉及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理、信用证、欠息等业务，要求有关行认真查找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并及时报送整改情况。
2.扎实推进征信系统建设与应用。（1）加强新机构接入管理，拓展征信信息覆盖范围。一是修订山西省两类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的实施方案，与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省融资性担保行业协会合作，共同开展第一批拟接入机构的筛选、推荐工作。二是督促信托公司接入征信系统。多次走访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其接口程序开发及测试，该公司已完成接入工作，正式向征信系统报送数据。三是制定财务公司接入方案及计划。组织辖内财务公司制定接入方案和计划，指导其做好征信数据报送的相关技术准备。（2）积极推广征信产品，认真开展服务质量调查。及时向辖内金融机构印发《对公业务重要信息提示产品说明书》、《关联查询产品说明书》、《征信产品应用经验汇编――关联查询产品、对公业务重要信息提示产品专集》等，指定专人负责，并按要求为接入机构开通了产品查询权限，指导、推动辖内机构的征信产品应用工作。同时，严格执行征信系统应用情况信息监督员问卷调查制度，对辖内金融机构的制度执行情况开展检查，按季分析辖内系统使用情况。（3）扩大信用报告应用范围，增强征信系统社会影响。起草山西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暂行办法》，推动信用报告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好地发挥征信系统的社会服务功能。同时，为满足推荐部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太原市中小微企业诚信认定、海关企业等级评定、落实林业贴息贷款情况、审计项目调查等需要，为山西省工商局、太原市中小企业局、太原市海关等部门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受理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查询。
3.认真做好征信客户服务。（1）认真开展信用报告查询、异议受理及相关咨询。认真开展信用报告查询服务，为客户耐心、细致地解读信用报告。同时，做好全省个人信用报告互联网查询工作，印制宣传折页，介绍互联网查询的方法、特点和内容，鼓励群众通过新渠道了解自身信用记录。认真开展异议处理工作，及时、准确、完整地做好异议档案登记，协助客户与报数机构进行沟通，尽可能缩短处理异议的时间。监控全省各级人民银行异议处理进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指导，督促其完善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异议处理工作制度，明确异议处理流程，切实提高异议解决率和回复率。（2）稳步实施个人征信查询收费。积极调研个人征信查询收费情况，开展网点查询收费测试工作，对查询收费办法及查询系统提出合理化建议。做好正式收费准备工作，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征信工作人员开展收费相关业务培训，及时开通辖内各查询用户收费权限。制定并印发了《个人信息主体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实施细则》等规定，为个人征信查询收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制度基础。
4.积极推动动产融资业务发展与平台应用。广泛宣传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一是开展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专题培训。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以及辖内各金融机构征信业务对口部门开展平台业务培训，对平台的作用与意义、系统框架、业务流程及相关操作进行讲解，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印发《关于开展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推广工作的通知》，制定方案，明确要求，为平台宣传推广奠定基础。二是积极开展平台宣传推广活动。先后向太原市金融办、工商局、中小企业局、质监局等部门介绍平台的基本情况以及应用成效，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对平台的重视。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合作，对辖内2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他企业代表介绍了平台功能、债务人与债权人具体操作等，鼓励企业利用平台盘活资产，获得资金支持。三是及时跟踪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及人民银行分支行召开平台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对全省平台推广应用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5.全面实施对征信相关业务活动的现场检查。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分支行开展了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征信相关业务活动的现场检查。检查涉及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十余家，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4家，检查机构网点300余个;共调阅各类文件、信贷档案、会议纪要和有关登记簿等资料6万余件（套）。经过检查，发现部分接入机构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或未报备、业务文本要素不完整、未授权报送或查询信息主体信用信息、异议处理不规范、未落实个人不良信息保送前告知等问题，并对违规情节较严重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对情节较轻的，采取了限期整改、约见谈话等处理措施，进一步规范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用工作。
二、取得的成效
1.辖内金融机构数据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山西省地方性接口行企业征信数据质量综合评分98.47分，个人征信综合评分99.93分;地方性非接口行企业征信数据质量综合评分98.21分，个人征信综合评分89.93分。省内多家地方性金融机构及工作人员被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评为征信系统数据质量工作优秀机构和优秀个人，进一步提高了辖内机构做好征信数据报送工作的积极性。
2.征信系统在揭示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014年前三季度，山西省15家金融机构通过查询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批准信贷业务申请27万余笔，金额约3000亿元;拒绝有潜在风险的贷款申请约8500笔，金额约100亿元。
3.动产融资业务取得良好发展。截至2014年10月底，山西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300余户，注册动产融资登记公示系统常用户133个，其中金融机构95个、企业34个，事业单位1个，其他单位3个;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累计登记约9000笔，租赁系统累计登记超过百笔，两系统累计查询约18000次。
4.进一步提升了征信窗口服务品质。截至2014年10月底，山西省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窗口共受理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申请12万人次;受理客户自主查询企业信用报告1600余次;全省信用信息产品申请查询次数累计达5.3万次，申请注册及通过验证用户12000余个，为社会公众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健.我国社区银行发展战略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3（10）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9
江苏省农信社系统围绕环境建设、履行义务、争议处理、宣传教育、信息沟通、监督评价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展开了有益探索
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法治领域又迈进了一步。同时，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和金融竞争的加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成为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截至2014年4月末，江苏省农信社共有62家基层法人单位（农村商业银行59家、农村信用联社3家），各项存款余额12484.7亿元，市场份额13.3%；各项贷款余额8701.7亿元，市场份额12.7%。存贷款总量、市场份额均位居全省金融机构之首。江苏省农信社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在围绕环境建设、履行义务、争议处理、宣传教育、信息沟通、监督评价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展开了有益探索。加强环境建设健全组织机构。全省62家基层法人单位均明确了专门的职能部门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牵头部门，划清了办公室、合规管理部、监察室以及业务部门等关于此项工作的职责分工，做到专人负责。落实相关制度。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方案、“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方案、保护客户信息等方面均制定了相关制度。打造标杆网点。截至目前，全省90%以上的法人单位推行了标杆网点服务，在硬件投入、电子银行、柜面服务、信贷、理财等方面均规范了相关流程，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专业化服务。注重义务履行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对于涉及金融消费者利益且对金融消费者利益具有较大影响的合同条款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坚持做到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销售和服务说明书、风险提示书、费用说明等相关文件，将“七不准、四公开”要求常年公告于各营业网点，接受消费者监督。认真履行服务义务。在日常经营中能够坚持做到凭据服务，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按照有关规定向金融消费者出具交易凭证或者服务单据。坚持合理服务，不进行捆绑销售、强制交易，不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金融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对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申请，做到规定时间内办理。强抓信息管理工作。在日常经营中能够向金融消费者全面、完整地提供有关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对复杂产品、关键条款或者交易条件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消费者说明。不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引人误解的信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收集、保存、使用、保护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以明确的格式、内容、语言进行信息披露；对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做到向消费者进行充分的说明和风险揭示，确保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前已知晓并理解相关风险。做好争议处理投诉渠道完备。在营业网点醒目位置设置了客户意见簿，对外公布投诉电话（包含全省统一投诉热线96008和本单位投诉电话）、投诉方式等，保证投诉渠道畅通。投诉处理机制完善。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明确专门职能部门作为接受投诉的责任部门，对金融消费者投诉做到记录完整、清晰；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做好解释。对属于本单位能按时办结的，向投诉人告知办理结果，并做好反馈记录。同时，按要求配合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等做好金融消费者投诉的调查、调解、处理等工作。加大宣传教育省联社每年将公众教育作为一项指标纳入全省农信社经营目标考核管理办法，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消费者保护、客户信息保密培训，做到培训均有图片、记录和测试，确保培训效果。宣传方式多、渠道广。基层法人单位在营业网点摆放宣传展板、资料，设置咨询、投诉岗位，在柜台醒目位置放置atm等机具使用的注意事项，设立金融消费者征求意见簿。同时，加强集中宣传，积极参加上级部门统一组织的宣传活动，通过网络、电视、报刊、展板等宣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强化信息沟通及时反馈信息。基层法人单位对上级部门转送的金融消费者投（申）诉事项、开展的调查，能够做到按时按要求反馈有关情况。准确报告情况。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能够按照银监部门要求及时提供相关工作资料。对重大事项报告以及其他要求报送的资料，如责任部门或人员调整、电话变更、重大投诉、涉及消费者保护的重大案件等也能做到及时、准确报送。履行监督评价在内部监督方面，省联社通过组织专项检查、风险排查、内部审计等方式，促进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督查其对内、外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要求将整改落实情况上报省联社。在媒体监督方面，省联社专门建立了金融服务和金融消费者领域的舆情监测制度，密切关注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影响，采取妥善的应对措施。在消费者监督方面，通过设置意见簿、意见箱、举报电话等方式，让金融消费者直接参与对网点金融服务的评价。在社会评价方面，依据全行业经营情况，投（申）诉人、社会公众、工商部门、消费者协会等反馈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评价。
金融行业调查报告篇10
年公司事件发生后，国资委对中央企业从事的高风险业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和清理整顿，多数中央企业能够按照国资委的有关工作要求，审慎经营，规范操作，严格管控，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但也有少数中央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复杂性和风险性依然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和投机心理，贸然使用复杂的场外衍生产品，违规建仓，风险失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汇率和利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个别企业金融衍生业务产生巨额浮亏，严重危及企业持续经营和国有资产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督促中央企业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稳健经营，国务院国资委根据中央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情况以及市场监管状况，在多方征求中央企业和有关监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监管通知》。
二、介绍《监管通知》出台的目的。
金融衍生工具是企业稳定收益、对冲风险、参与国际市场经营与竞争的有效工具，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滥用或运用不当则会放大风险，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出台《监管通知》的主要目的：一是要求中央企业对已经开展的所有金融衍生业务包括期货、期权、远期、掉期及其组合产品（含通过银行购买境外机构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全面彻底清理，并于年3月15日前向国资委书面报告清理情况。二是要求企业审慎开展金融衍生业务，对企业已经开展或拟开展的金融衍生业务提出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切实有效管控风险。三是要求从事金融衍生业务企业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并与国资委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四是明确管理责任，对违规经营或发生重大损失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介绍国资委对中央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监管要求。
《监管通知》对中央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提出了具体监管要求：一是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审批程序，明确企业开展金融衍生业务必须得到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批准，对于国家规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许可的业务，应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并强调集团总部要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负责向国资委报备有关情况。二是要求企业严守套期保值原则，禁止投机。要求企业选择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符合套期会计处理要求的简单衍生产品，不得从事风险及定价难以认知的复杂业务，并从经营品种、持仓规模、持仓时间等方面进行规范，尤其对持仓规模进行了严格控制。三是要求企业切实有效管控风险。要求企业制定专项风险管理手册，建立规范的授权审批制度，开展第三方风险评估，加强银行账户和资金管理，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四是要求企业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强调专门机构专业化操作，要求企业及时与交易对手核对，严格执行前、中、后台职责和人员分离原则，慎重选择机构和交易人员。五是是要求企业定期报告。主要分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发生重大亏损等重大事项要求3个工作日内报告，建立周报制度。六是依法追究损失责任。要求企业建立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违规事项和重大资产损失的责任追究和处理力度。对于发生重大损失、造成严重影响的企业，在业绩考核中予以扣分或降级处理。
四、介绍国资委对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的责任认定工作。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发生重大损失的企业或相关责任人，国资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专项审计调查，进行责任认定，并依据《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20号）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责任认定工作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才能开展的金融衍生业务，企业是否得到批准；二是企业是否严格遵循套期保值原则对业务品种、规模、时间等进行控制和管理，是否存在投机行为；三是企业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内控机制和规范的操作流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或管理混乱等问题；四是企业对发现的问题是否及时进行整改，对发生重大浮亏业务是否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进行止损；五是企业是否全面、真实、及时上报金融衍生业务开展情况和亏损情况，是否存在虚报、隐瞒或其他不配合监管工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