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1
关键词政治课举例问题
学校政治课担负着“以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知识武装学生，提高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立志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的任务。（教育部1980年《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学校政治课肩负的任务决定了政治课的地位：学校政治课是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针的重要方面，是学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由此可见，政治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如何影响甚大。我们每位政治课教师都应以高度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认真搞好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政治课的内容与社会实践和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紧密。这一特点要求政治课教学必须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的运用，这是提高政治课教学的质量及对学生思想教育成效如何的重要因素。举例是课堂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最常用、最普遍、最易于应用的方法。怎样举例才能较好地体现这一原则，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呢？
其一，教育性。政治课的性质决定了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因此，举例不但要使学生信服，能说明问题，同时还要起到教育作用。政治课教学中，可供课堂举列的人和事非常多，可选择余地是很大的。我们应该尽可能选择那些思想教育性强的人和事作为例子，既为教学服务，又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对那些虽然也能说明问题，但思想教育性不强的事例尽量不用。如在哲学课中讲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结果时，笔者选择张某平时在学校不遵守纪律，随意旷课，随便打人，抽烟、喝酒，虽然老师经常对其批评教育，但他却置若罔闻，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的例子，让学生认识到一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是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借此提醒学生注重日常的小事，从小事做起，提高自身的觉悟和修养。又如在课堂上讲到“道德靠社会舆论和个人内心信念等力量来发挥和维持其社会作用”这一问题时，举“刘某人由于经常打骂父母而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批评迫使其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言行”这样的例子，就不如举“雷锋同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高尚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称颂，因而全国出现了学雷锋运动，雷锋精神在新时期被不断发扬光大”这样的事例更有教育性。
其二，真实性。就是要真实可靠，不可随意拔高甚至虚构。这是课堂举例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只有真实可靠，学生才会信服。这样才会达到我们举例的根本目的。政治课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真实性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求真，也应该是教师在课堂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努力塑造学生具备的对科学的一种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的学生将来才有可能在科学领域甚至其从事的任何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必须从学生时代起就努力塑造他们对待科学以至任何事情的求真精神。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够触动人的情感、打动人的心灵，引起人们内心的震撼和共鸣。从政治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角度出发，思想教育要真正发挥作用，起到效果，也必须遵循真实性的要求。在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严格遵循这一要求，课堂教学中所举事例必须是真实可靠的，绝不能是瞎编乱造，道听途说、未经证实的，也不能在课堂教学中作为事例来使用。如在教学中讲到“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时，笔者既讲沿海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又讲贫困落后地区逐步脱贫，还讲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使学生既感到真实可信，又对全国的整体发展有了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这样举的例子既有说服力，又使学生印象深刻。
其三，时代性。社会在不断发展，时代也在不断进步。政治课教师要紧紧跟上社会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作为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可供政治课教学中举例的东西也多如夜空中的繁星。古今中外可供政治课教学举例的东西非常多。政治课教师应该尽量选择当今社会中的人和事作为事例，在教学中加以应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社会，接触现实。二是可增强学生的亲近感和接受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可引导学生关心国家的发展，关注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政治课堂教学中，政治课教师要注意不要老举旧例、俗例，而应该多举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事例。这样才能给学生新鲜感，使他们更易于接受，也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其四，生动性。政治课中的许多理论是比较抽象和枯燥乏味的，这也是许多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在课堂上一味照本宣科或者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课堂教学的效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就要求政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举的事例要尽可能形象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对我们举的事例感兴趣，我们也才能把枯燥的理论、高深的道理变得生动化、浅显化、具体化。
其五，典型性。我们在政治课中举例，一般是为了更充分地说明理论或者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我们所说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我们举例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世界上的人和事可谓千奇百怪，各色各样，其中不乏充满偶然性和极端性的人和事。我们在课堂举例时，要精心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和事作为例子。这样，会让我们想要说明的问题说服力更强，更令学生信服，更让学生心悦诚服。不宜一味为了追求奇异、刺激、轰动的效果而举一些不具有一般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过于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的事例。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2
关键词：产权性质；治理结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1.052
1引言
近年来，一系列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突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国对此也高度重视，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口号，主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求企业向公众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履行信息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条重要措施。在国家相关制度的影响下，部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但所披露的信息水平参差不齐。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是一个承受市场与社会当中各方影响的组织，而不只是谋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载体。而有效的治理结构往往能起到均衡各方权益的作用。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必然需要治理结构的支撑。在此背景下，探讨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为制定有效政策，鼓励我国企业进一步完善其治理结构，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2.1国外研究现状
Ghazali（2007）利用马来西亚的50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的股权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政府持股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显著正相关，而企业内部董事持股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
Costanza，paola等（2008）利用欧洲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
Jason（2013）在2007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来的611个最受尊敬企业中，获得了覆盖64个行业，共516个公司的有效数据，对公司外部董事及女性董事成员的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结论，外部董事成员比例与女性董事成员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2.2国内研究现状
贺博文（2010）利用2006―200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622家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因素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相关性；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陈智和徐广成（2011）利用2001―2005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因素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得出结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因素中法人股性质、高管薪酬的高低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结构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因素中市场培育程度和法律完善程度与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
尹开国和汪莹莹等（2014）利用2010―2011年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结论，非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持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但在国有企业中两者无显著相关性。
2.3文献述评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企业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因素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尤其是内部治理结构因素。同时，国内少数学者考虑了产权性质的影响，主要探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企业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持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分类探讨企业的产权性质对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的研究很少，且研究范围有限。基于此，该文将分别探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进一步，由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内部治理是核心和关键，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重大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个内部治理结构因素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以针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提出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3研究假设
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因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与管理层持股四个指标来衡量，并进一步探讨其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及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3.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衡量股权结构的重要指标，其比例过高，会造成“一股独大”的现象，第一大股东将有权控制股东大会。根据“利己主义”，第一大股东会因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短视行为，导致企业不积极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
3.2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独立董事有较强的独立性，通常不受公司股东和其他厉害关系人的控制，并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各项决策、管理层的执行能力进行监督与制衡。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2：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
3.3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管理者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有较大自。依据委托理论，管理者与所有者目标不一致，且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可能会因为自身利益损害公司权益。通常情况下，所有者会通过实施激励机制使二者目标趋于一致，引导管理者积极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常见的激励方式就是高管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
H4：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
4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3―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中为样本，在剔除St类，金融保险类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后，得到2013年538个有效样本，其中国有企业样本340个，非国有企业198个，2014年共543个有效样本，其中国有企业323个，非国有企业220个。两年共计1，081个有效样本，国有企业样本663个，非国有企业样本418个。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用eviews软件对样本进行分析。
4.2变量设置
4.2.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刘想等（2014）的经验，选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CSR）为因变量。参照国泰安数据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11个方面分别打分，披露了为1分，没有披露为0分，并将得到的数据都除以11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的值在0到1之间，代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4.2.2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贺博文（2010）、姚飞和王晶晶（2013）、尹开国和汪莹莹等（2014）、陈智和徐广成（2011）等的经验，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C）、独立董事比例（iDp）、高管薪酬（paY）和管理层持股为（eXe）为解释变量。分别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重、独立董事人数在董事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的自然对数及管理层持股总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
4.2.3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贺博文（2010）、尹开国和汪莹莹等（2014）的经验，选取公司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财务杠杆（LeV）和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为控制变量。分别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例、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及期初期末营业收入的变动额与期初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同时，借鉴冯波（2015）等的经验，选取年度变量（YeaR）为虚拟变量，当样本年份为2013年时为0，当样本年度为2014年时为1。
4.3模型设计
综合借鉴陈思琴（2013）、刘想（2014）、尹开国和汪莹莹（2014）等的研究经验，建立如下模型：
CSR=α0+α1SHC+α2iDp+α3eXe+α4paY+α5SiZe+α6LeV+α7Roe+α8GRow+α9YeaR+ε
5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
5.1描述性统计
本文分别研究国有企业样本与非国有企业样本的数据分布情况，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CSR）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都大于非国有企业。即从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
5.2回归分析
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与假设H1不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与假设H2相符。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3不符。管理层持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与假设H4不符。控制变量中，除公司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其他变量并无显著相关性。
在非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1相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与假设H2不符。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与假设H3不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与假设H4相符。
6结论与政策建议
6.1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2013―2014年间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别探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得出结论：（1）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高。（2）具体而言，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存在差异。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显著负相关。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无显著相关性。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无显著相关。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持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显著正相关。
6.2结果分析
针对上述实证结果，该文分别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6.2.1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具有国家资本金的企业，具体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前两者，国有资本具有实际控制权。后者，虽然国有资本占有一定比例，但并无实际控制权。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而企业追寻的目标就是股东权益最大化。所以相比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
通常情况下，政府代表全体公民行使股东权益。大部分国有企业，政府是第一大股东。此时，无论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是多少，都不会影响政府的实际控制权。所以在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影响。
相比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的规范程度都较高。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较为完善，所以在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能较好的发挥其监督职能，积极引导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通常是由上级指定或委任的，其薪酬往往实行年薪制，不与绩效挂钩，薪酬激励并无明显效果。根据柯可（2009）等的研究，国企高管可利用“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地位，抬高自身薪酬水平。从这个角度讲，“内部人控制”导致国企高管薪酬升高，高管可能会因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短视，不利于企业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股权激励也是一种普遍的激励方式，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管理层持股。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企严格控制管理层持股比例，导致股权激励无明显效果。
6.2.2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其股东主要是自然人或其他营利性组织。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会造成“一股独大”，大股东就有权控制企业经营决策，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短视行为，不利于企业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
在非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制度还不够完善。往往是由大股东任命，其独立性较弱，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所以，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影响。
高管薪酬是一种短期激励方式，其激励效果通常不显著，所以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影响，而管理层持股是长期股权激励，其比例越高，越有利于管理者与所有者目标趋于一致，引导管理者积极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
6.3政策建议
由实证结果可知，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其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存在差异。所以，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完善治理结构，以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6.3.1对于国有企业
第一，继续加强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具体来说，首先是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聘选机制。然后，建立独立董事薪酬管理体系，可以考虑与企业业绩挂钩。最后，要加强独立董事的培训，进一步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
第二，加大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进度和力度。首先，继续推进现阶段国企薪酬改革计划，加大改革的力度。然后，积极总结经验，建立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薪酬改革体制，并强制实施。最后，加大薪酬制度的透明度，并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6.3.2对于非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除要加强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外，还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调整股权结构。积极建立和完善股权制衡制度，防止“一股独大”现象。具体来说，可以适当引导第一大股东降低持股比例，构建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个大股东相互牵制的股权结构。
第二，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不同阶段员工的需求是有差异的。企业可以根据员工的需求层次，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建立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思琴.公司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3.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3
内容提要:非政治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公共领域和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本质上蕴涵了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理想,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实现善治的最佳选择。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交互同构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交相促进。正是在二者交互同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但目前我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体系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协调。因此亟需制定与宪政总要求相一致的、完备的、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以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实行制约为中心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非政治公共领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社会良性结构的逻辑起点。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笔者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本土概念,[1]它是包容了抽象与具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一个立体性范畴。它既被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又被视作实体来建构。这个范畴是通过组织、制度、文化与运动等一些重要载体来体现和表达的,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与独立性、合法性、开放性与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是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独立、自律的社会领域,是处于政治公共领域与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是独立的社会权力的发源地。非政治公共领域的诞生与发展,是人们为解决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努力探索的结果。
世界范围内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了各个民族国家统治方式的调整和治道变革,公共治理尤其是善治的倡导立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并很快成为各国争相运用的新型统治方式。而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本质与这种公共治理包括善治有着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因为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本质内涵与特征中蕴涵着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思想与理念,同时,它又具有灵活回应事实的优势。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实践已让这种优势端倪初露。也就是说非政治公共领域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调整国家统治方式实现治道变革的最佳选择。
既有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虽然非政治公共领域已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存在和确立,但它的规模与力量还远不能满足新型公共治理的要求,更不足以形成与政治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等分工合作、相互制衡的主体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于法律的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和重构。同时,通过非政治公共领域对法律的基础功能与基本价值的揭示与挖掘,展示二者的交互同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
一、法对非政治公共领域的重构与控制
法律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理性、规范性和可预测性,它具有构建社会结构与设计社会现实的功能,并通过法律的外在权威将理性设计的东西真实化为社会现实的能力基础,尽管其中要借助于人们的行动或者说哈贝马斯所发现的以理解、商谈为基础的交往理性。[2]人们企图通过法律“谋求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以人们所设想的正义作为目标来实现社会控制”{1}(p.51-52),也就是说法律不仅具有控制功能,还具有重构功能,它所凭籍的是法律的理性特征。当然这种理性不是指造法者的一些空洞公式或脱离了实际的抽象表达,而是指基于经验又被经验考验过的理性,正如庞德所宣称的:经验由理性形成,而理性又受经验的考验。舍此之外,在法律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站得住脚。法是通过理性所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经验,由政治上有组织社会的造法机关制定颁布,并受到社会强力的支持{1}(p.110)。既然非政治公共领域是社会现实自身发展的结果,又是政府基于各种历史环境所作出的明智选择,就应将其纳人正式的法律秩序,借助法律的力量使其满足新型统治之需。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笔者拟从两个维度对其加以分析: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颁布的正式法律;二是由国务院及其各主管部门所制订的行政法规。
(一)中国的法律现实
1.既有的法律状况。迄今为止,中国尚无一部关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专门法律,虽有一些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相关的规定散见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的各种法律中,如民法通则对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相关规定,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信托法等一些相关规定,税法中对一些公益事业的捐赠等税收优惠制度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零乱、繁杂,不成体系,甚至相互冲突,它的后果就是让人们无所适从,有法似无法。这与西方一些国家与宪法配套制订一部结社法或社会团体法或非营利组织法和无成文宪法条件下单独制订一部体系完备、立法层次高的相应法律相比,中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显得尤为滞后。
而行政法规依调整的组织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国家机构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前业已存在的事业单位的行政法规,它包括有关新闻单位、广播、电影、电视台、出版发行单位、报刊杂志社、公益事业管理单位、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单位等的法规,如新闻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这部分组织或行业所从事的主要涉及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它们的重要职责除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外,就是增大政府事务的透明度,以利于公众对公共权力机关或者政治公共领域的权力进行监督,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与宪政理想和我国现行宪法倡导的基本精神即保障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力是一致的。对于与这一职责相对应的组织的立法,原本应该是重视在宪法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原则下保护这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防止行政权力对他们的过多干预,保护组织成员和其他公民的知情权、议政权、批评权及其它权利,保护这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采访权、编辑权、发表权、出版权、播放权等等。当然,由于这些工作与政府事务密切相关,对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也应规定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遗憾的是,现行的相关法规,它们大都是重限制而非重保护,立法的出发点是限制这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与自由,保护政府机关的管理职能行使,维护管理秩序。
另一类是针对体制改革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的组织所制定的法规。例如: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从这些条例的名称可以看出,制订这些条例的出发点是强调管理和引导,将这些条例所指的对象纳入体制内,使它们从自然状态转入规范状态。这些条例的内容告诉我们,就被条例所规范的对象而言是多了限制而不是多了权利和自由。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例,整个条例40条分为7章,除了第1章的总则、第2章的管辖和第3章的附则外,其余4章29条主体内容除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成立、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各种限制条件和繁琐的程序,就是规定登记机关与主管单位对社会团体的监督、管理权限和罚则,再就是社会团体对两个管理部门的各种义务与责任。原本关于社会团体的立法,应是为了保障公民及由其组成的社会团体的权利,和体现社会团体以参与或分担政府治理社会事务权力的形式,形成与政府的分工协作、权力制衡关系,但在整个条例中我们看不出此类痕迹,也反映不了对团体或对公民的权利重视与保护。当然,这个条例它既被称为管理条例,自然以管理为重,但问题是关于社会团体的全国性立法除它和与之配套的印章管理规定外别无他法,故重管理、轻权利的立法倾向由此可得以印证。非政治公共领域内的其它法规情况大同小异。
2.既有法律的缺陷。概览这些法律法规,它们所呈现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立法者思想出发点上的.权利倒置现象。重责任、轻权利,重现实防治,缺乏战略上价值定位与价值功能设置;重管理机关的权限,轻被管理者权利与利益,缺乏围绕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战略地位与社会结构性地位的统筹兼顾,缺乏围绕宪政意义和宪法本质的完整体系。立法不是首先以公民其次以非政治公共领域内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和保护为起始点和中心,相反,则是对这二者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使设置种种条件和程序加以限制,对管理机关的权力约束却规定甚少。原本制订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了服务于宪政总要求和宪法确立的根本目标、基本的价值追求,而立法表现出的这些缺陷使相应法规实质上与宪法的根本要求相悖。立法所呈现出来的第二个重大缺陷就是立法层次低,在非政治公共领域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又与公民生活、主要的社会事务活动休戚相关的庞大领域竟无一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订的专门法律,这是迈向法治社会不可思议的一个巨大漏洞。立法所呈现出来的第三个重大缺陷就是由第一个缺陷所引起的法条上的严厉规定,致使法律规定不仅不能解决存在于非政治公共领域内的管理体制、组织规模、人们的价值追求的实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根本上妨碍了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
这些缺陷归根结底指向了立法的一个最大困难:应然与实然的协调与契合问题,即如何将法的道德性问题如公平、正义、平等、诚信等与具体的社会需求和现实对立法的要求进行最佳协调。具体到非政治公共领域,就是如何对保护和促进非政治公共领域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环境用道德原则进行合理分配。犹如用正义原则分配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内部管理、内部结构、内部机制与外部要求,如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社会分工与社会多元化的要求、人们自主价值观的要求等等;[3]又如对社会团体的立法要求既兼顾团体运作的大环境、社会需求,又反映团体目标、团体对社会价值的追求等道德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集中体现为从应然到实然的实现问题,即通过立法将形式公正、形式平等合法化,把抽象的社会正义化约为可期待实现的条件,从而矫正现实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4
普遍和长期存在的城管制度运行中的诸多矛盾问题，早已严重影响着政府机关形象，需要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妥善解决。为此，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创新，希望走出一条新路。南京市近年来推出了大城管体制改革，亟需总结提升。一年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新形势下完善城市综合管理改革及其立法课题。课题组由韩大元教授和胡锦光教授担任学术顾问，莫于川教授具体主持，人大、北大等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生组成课题组承担。在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广泛调研形成课题研究报告和立法建议稿提交委托单位后，被采纳转化为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于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共六章八十六条的《南京市治理条例》，是国内首部关于城市治理的地方性综合立法。它突出“以人为本”理念，强调维护市民权益特别是参与管理权利，注重完善政府机关和其他组织的治理责任制度，精细建构部门和基层协同配合执法机制，在立法精神上强调了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和高效行政的现代行政法治观念，条文设计彰显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柔性管理为核心的城市治理理念，打造了多层次的市民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城市治理机制，有助于走出当下城管执法的特殊困局，形成政民合作、共同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法制，符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民主法制发展的方向。
南京市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全国率先创新理念、探索突破，制定出作为城市治理基本依据、具有“龙头法”意义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通过地方立法构建起人性化、多手段、高效率的城市治理模式，为这方面的顶层设计和各地实践提供参考思路和样本，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胡锦光莫于川)
本刊特邀约了曾参与《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研究起草过程的教师和博士生撰写的一组文章，将两期连载，多角度介绍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探索，希望通过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探索出一条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革新路径，最终能够走出困扰人们的城管困局，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关注城管矛盾问题和政府法治发展的朋友提供参考。
中共中央提出，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南京市正在实践的依法推进城市治理，特别是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正是在新形势下更高层次、更有前瞻性、更有效推动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现公众管理社会事务的宪法权利的积极探索，具有重大的法治发展意义。
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宏观背景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谁来管?仅仅是城管部门的家务事，还是需要更多的部门协同管理?市民是否有权利且有责任参与其中?这些问题，需要扩展视野、认真思考、明确方向。南京市正在进行的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有助于政民共同治理，建设法治南京，符合当下的政治和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政治正确性。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分析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作了重要讲话，对此再次提出明确要求。
那么，如何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开展工作、推动改革与发展，实现“良法善治”?这里提四点结论性意见供参考：(1)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2)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后，应当理性选择行政法制建设道路;(3)我国行政法制正深入转型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需要积极去应对;(4)要积极推动行政革新，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下面结合行政监管执法的常见问题和事例入手，简略探讨推动行政革新、建设法治政府、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脉络、方向和路径。
二、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基本理念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就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作出授权规定以来，城市管理工作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及综合执法制度普遍推行，逐渐形成了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但从城管实务来看，城管执法机关与执法对象之间长期处于紧张关系，小广告、路边摊、违建行为、随意排污、拉链马路、噪声扰民等诸多问题和矛盾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各方面对此都不大满意，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瓶颈。尽管城管执法机关投入的人财物力越来越多，但城管难题也日益增多、棘手难办、常受差评，市民很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
究其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民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利益诉求日渐增长，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日渐提高，但一些行政公务人员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无暇倾听市民的民生呼唤，不够尊重市民的合法权益，将市民置于城市管理的对立面，导致城市管理的矛盾问题重重，政民关系紧张。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各地的城市管理正从秩序型、高权型、粗放型管理转变为服务型、民主型、精细型管理，但由于国家层面的城管综合立法尚未出台，综合执法面临诸多制度局限，远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惟有更新观念、形成共识、创新机制、改变方法，通过城管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引入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公众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才能形成符合城市发展方向和市民生活需求的城市治理模式，把城市建成广大市民快乐健康生活的和谐家园和命运共同体，这具有重大的法治发展意义。
城市是人群、机构、资源和财富的积聚之处，也是问题、矛盾、风险和危机的积聚之处，城市管理水平关乎民生、发展、宜居，集中体现城市政府的行政能力。在日常语境中，“城市管理”有不同的含义。狭义的“城市管理”，常被表述为“城管执法”，是针对城市生活中影响市容市貌的“脏、乱、差”问题，对占道经营、污染环境、妨碍邻里等问题行使街头执法权的行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广义的“城市管理”，被称为“城市治理”，是对城市管理最宽泛的认知，强调多主体共治的作用，认为城市管理主体不仅是政府，社会团体、公私企业、自治组织、市民也应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2000年5月在《关于健全的城市管理规范：建设“包容性城市”的宣言草案》中提出：“城市管理是个人和公私机构用以规划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总和。”
三、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境外做法
放眼世界，20世纪80年代出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世界潮流之后，引起了治理模式变革，有关城市政府的治道变革与制度创新成为核心内容之一。城市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益凸显，维护和保障城市运行秩序成为基础的行政职能;同时，在许多法治国家和地区，随着城市治理理念兴起，市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民主权利受到关注，表现为城市管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间的协助、互动及管理方式柔性、多样化，通过行政改革实现从传统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走上官民互信、政民合作、共同治理的路径，可谓改革创新成果显著、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广大市民切实受益。境外一些国家、地区、领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德国：政府部门对于城郊群体露营房车的治理难题(违法的模糊性)、城市垃圾处理难题，没有采取一禁了之、一罚了之的方式，而是采取官民协商、限期自律的方式取得积极治理效果。如，1994年《循环经济暨废弃物法》第25条规定的自行回收废弃物可代替行政许可和处罚。
澳大利亚：实行食品安全的合作监管，统摄了食品行业、研究机构、普通民众，在解决沙门氏菌感染问题的过程中，政民合作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日本：地方自治体通过公私合作(即ppp，如“横滨公害防治协定”)来推进城市环境法治的基本政策目标，成为世界公认的范例。
新加坡：作为公共品的城市消防工作以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志愿者组织和服务为主、政民合作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治理模式，也成为范例。
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台湾“电信法”第16条的规定，采用了行政合同、先柔后刚的协商型管制模式，在高技术时代推行企业自律为主的政民合作规制，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公众参与治理的其他行业、领域还包括：劳动安全与职业保障、金融监管、交通监管、给付行政(社会保障)等方面。简言之，许多选择走向法治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多主体、多机制、多方式、多依据的城市治理模式。
四、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六个创新亮点
在长期实行综合执法制度的基础上，近年来南京市积极推动城管体制、机制和方法探索创新，实行地方行政区域的“大部制”改革，形成“规划、建设、管理”合理分工和互系互动，涵括市政建设、交通管理、安全生产、市容环境、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市容管理等多个领域，其做法对于优化管理组织和运行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化解或缓解城管领域长期存在的行政职能交叉、重叠、缺口等疑难问题，具有特殊功用。
同时，人们在实践中也感到，大城管体制的实施效果与设计目标之间还存在一些落差，市民参与热情有待提升，有必要在总结和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城管难题的更有效的民主法治路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须以“人”为中心来考量城市综合治理举措安排，由传统的“城管执法”转型为新型的“共同治理”，将既往的城管体制纳入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新路径。在此背景下，通过立法机关、政府机关、专家学者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终于推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治理条例》)。它是推动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和工作方针，这在其第四条表现得最为丰富：“城市治理应当遵循依法行政、服务优先、公众参与、共同治理、柔性管理、最小损害的原则，尊重社会公德，执行国家政策和专业标准，维护公共利益。”概括起来，《治理条例》具有六个方面的创新亮点。
(一)确立民主理念
《治理条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了本条例的三个立法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作此规定具有远见卓识和重大意义。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治理条例》把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确定为首要的立法目的，保证市民有权依法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治理城市，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体现了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民主行政理念。
(二)健全参与制度
行政民主的推行需要平台和抓手。《治理条例》不仅建立了承担组织、指导、监督考核、协调关系、依据授权决策等多项重要职能的城市治理委员会，还在第二章规定了十多种适用于基层、社区、市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方式，第四章规定了承担宣传教育、信息收集、劝阻违法行为等事务性工作的行政执法协管员制度，这为市民依法、高效、便利地参与城市治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城市治理委员会作为市民依法参与城市治理且受委托作出一定决定职能的高层级组织机构，由专家、市民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等构成的公众委员所占比例不低于50%，比较起来，与之性质相似但无任何决策职能的美国行政会议，公众委员所占比例仅约40%。可见，就立法原意而言，《治理条例》赋予城市治理委员会等市民参与治理机制的民主程度是很高的。
(三)规范重点事项
既往的城管执法实务中，一直存在诸多妨碍市民生活、引起市民反感的老大难问题。因此，《治理条例》第三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专章就建(构)筑物管理、建筑垃圾管理、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停车设施管理、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应急管理等城市管理主要事项，特别是一些最棘手、最顽固、最热点的社会问题，例如小广告、路边摊、渣土车、违建行为、随意排污、拉链马路、噪声扰民、破坏市政设施等作了集中规定，为解决这些突出社会问题提供便利高效的法律调整依据，也便于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依法协同配合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和执法的工作效率。
(四)注重柔性管理
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新理念指引下，柔性管理方式在行政监管执法实务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并取得积极的行政成效，逐渐成为行政监管执法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积极运用的管理方式。例如，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就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治理条例》第七十二条也规定了：“……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和危害后果，采取与达到行政目的相适应的行政执法方式，优先采用教育、劝诫、疏导等手段……”这样的立法精神，有利于形成和谐的政民关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五)强调程序约束
程序法治是保证公平公正的法律利器，所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开展工作、解决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要按照法律规范的程序要求办事，《治理条例》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制度安排。例如，第六十六条规定：“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向社会公布统一受理举报投诉的电话、信箱和电子邮箱，对收到的举报、投诉应当登记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告知当事人;案情特别重大或者复杂的，经批准可以延长处理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对于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并在二个工作日内移送责任部门处理。”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城市管理相关部门提出商请后，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履行协助义务，不得推诿或者拒绝协助。因法定事由不能提供协助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请求部门并说明理由。”这里的“应当登记”、“五个工作日内”、“告知当事人”、“经批准可以延长处理期限”、“说明情况”、“二个工作日内移送”、“书面形式告知”、“说明理由”等等，都是行政程序规范，类似的行政程序规范在《治理条例》里还有很多，它们具有保证行政管理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功用。
(六)完善责任机制
法治政府也是责任政府，建立健全责任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治理条例》第五章对此作了系统规定，例如“报告城市治理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评议考核”、“督办督察”、“责任追究”、“重大行政案件备案制度”、“责令改正”、“限期履行职责”、“直接撤销”、“检察建议”、“司法建议”、“舆论监督”、“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主动公开管理制度”、“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检举和控告”、“核实处理结果反馈举报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追究刑责”、“公开道歉”等20多项监督救济制度，形成比较健全的责任机制，这是实现城市治理目标的法律保障。
五、治理委员如何创新推动城市治理
上述创新亮点，体现了国务院法制办和南京市的领导决策者和《治理条例》制定者的法治追求，符合行政法治发展方向和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有助于推动由传统城管走向共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转变进程，这具体表现为五个转变：
一是由小城管的理念和制度转变为大城管的理念和制度;
二是由一个部门的职能、职责转变为多个部门、再到一级政府的职能、职责;
三是由单纯管理转变为共同治理，即由一人挑担转变为共同承担;
四是由单纯维持秩序转变为提供行政服务，即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五是由仅仅倚靠行政处罚等刚性手段转变为更多地适用柔性手段，形成刚柔相济的执法模式。
如果有关监管执法机关和其他参与主体通过积极实施《治理条例》，能够推动上述转变，努力实现立法目标，就能为走出城管执法的现实困局指明方向并提供经验。
就各级城市治理委员会的功能发挥而言，除了通过制定委员会章程和其他硬法、软法规范来完善运行制度，还要注重提升城市治理委员会委员(公务委员、公众委员)的素质和能力，以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于公务委员来说，应强化依法行政、民主行政、阳光行政、效能行政、服务行政的法治观，在职能范围内积极履行职责、依法行使职权、推动城市治理;对于公众委员来说，应当通过制度安排和创造性的实践探索，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市民沟通，不断增进市民的认同和支持，动员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工作。
为此，需要继续抓紧《治理条例》的配套立法建制，包括各级城市治理委员会的构成和运行办法，理顺部门职能、职责关系，帮助市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城市治理，调动其积极性、保护其参与热情，在治理实践中提高市民素养。只有将广大市民和社会组织看作政府机关的合作伙伴，看作城市共同体管理事务的利益相关者，畅通其利益表达途径，尊重其意见和建议，创造条件、创新机制，确保广大市民能够便利地参与到城市治理过程中，打破城市管理中公权力的垄断性，改变其公共服务单一提供者的角色，使得广大市民多多受益，法定的管理权利切实得到实现。这样的认识和经验，有助于深化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成为积极推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范例。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5
关键词：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要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可见生活化教学是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所倡导的一种教学模式，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应坚持生活化教学。
一、生活化教学的含义
所谓思想政治课生活化教学是指将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每一环节之中，将学生从枯燥、抽象的思想政治课教材知识中解脱出来，向学生提供感受自然、社会的机会，使学生在对可亲可感的日常生活、在与现实世界的交流与对话中产生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和热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去获取知识。
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是生活的内容，学习是学生生活的方式，生活是教学的源泉，这就说明教学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实施生活化教学，使师生的课堂生活更加丰满，充盈学生生活经历，丰富学生情感体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生活化教学的实施策略及意义
（一）导入生活激发兴趣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什么样的事例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呢？--学生日常生活事例。因为这些事例跟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以这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事例导课，引出政治课的主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和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发展，使学生乐学、爱学。例如，在学习经济生活第十一课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时，在导入第一目"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时，我设计了一个"列举厦门人生活巨大变化"的探究活动。学生是怎样认识这一问题的：学生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了很多，如居住条件的变化，瓦房变楼房，两层楼房变五层楼房；还有出行工具的变化，自行车换成摩托车，摩托车换成小轿车；还有家电变化，小屏幕彩电换成大屏幕彩电，大屏幕彩电换成等离子彩电等等。学生们在列举生活中的事例中，进一步感受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取得了伟大胜利，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这一活动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这一内容的兴趣，而且有助于学生走出课堂后自觉运用理论知识去关注周围的人与社会，提高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二）贴近生活激活思维
"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被点燃的火把"。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甚至自身就是参与者的事，学生往往非常重视，对这些事情有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教学中，我认为教师应以教材知识为基础，引导学生回归生活、感悟生活，切实提高学生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例如在学习生活与哲学第七课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第二框《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第一目--坚持整体和部分的统一中的"当部分以合理有序的方式构成的整体，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这一哲理时，我引导学生联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建设，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以及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吃"等具体事例加以理解。我们还可以让学生举例加以说明：学生列举了校运会4×100米接力、班级拔河比赛等，这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生活事例能够激活学生思维的火花，更有利于学生理解深奥的哲学知识。同时也能让学生更深刻地领悟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致力于建设团结向上的班集体，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感悟生活反思提高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活，教育的过程与生活的过程是合一的。"把知识与现实的生活相联系，真正实现了课程组织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教师只是学生成长的帮助者。生活化教学贴近生活实际，有利于增长见识、拓宽知识面；使他们懂得一些生活常识和生活理论；有助于了解社会，体验生活，规划未来；如在学习经济生活第九课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框《市场配置资源》中良好的市场秩序依赖市场规则来维护，而市场规则之一市场交易的诚实守信原则时，我联系了"三鹿奶粉"事件。三鹿奶粉、液态奶曾被确定为国家免检产品，并双双荣获"中国名牌产品"荣誉称号；"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被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但由于三鹿奶粉奶源添加三聚氰胺，使三鹿集团陷入信用危机，并导致销售困难、资不抵债，最后只能宣告破产。学生在对有关"三鹿奶粉"的材料分析的基础上，自觉认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守信兴企，失信毁企。这是被市场所证明的永不改变的真理。同时，我还引导学生反思自己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不讲诚实不守信用的行为。通过把学科知识和学生日常生活相联系，不仅能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而且能让学生不断进行反思，从而促使他们个体经验不断增长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
（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6
一、《回疆则例》的立法背景
清廷在治理回疆的过程中积极立法，并针对旧有法条的相对滞后以及需要适时的立法补充等情况，进行了法律修订。新修《回疆则例》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产生的。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在此确立统治。在征讨回疆的进程中，清军每攻取一城便留兵镇守，随后清廷又分别委派驻扎大臣总辖当地事务，同时保留了回疆原有的伯克制度，并按内地的职官制度对其进行改造，将伯克阶层重置于当地行政体系的构架中。伯克受制于本地的驻扎大臣，在其监督下，遵照清廷的指令，对当地民众进行直接管理。
清廷注重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对回疆的管理，不但筛选和完善了回疆的旧有成规，还针对当地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屡集廷议，认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臣工条奏，使之上升为法律。例如乾隆二十四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上奏，提议在阿克苏各城庄对大小伯克划分品级与权限，乾隆皇帝对此表示赞同，并要求其余各城，俱一体办理。又如乾隆三十年，清廷平定乌什事变后，采纳了伊犁将军明瑞提出的回疆问题整治条款。再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廷认可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保呈奏的有关回疆居民赴卡外贸易的各项规定。类似于上述的法条逐渐增多，因此理藩院于嘉庆十六年(1811)纂修《理藩院则例》时，奏请将办理回疆事务的各项规定专门整理成册，以便施行。该项建议获准后，原修《回疆则例》于嘉庆十九年告成，次年施行。
道光八年(1828)，清廷平定了张格尔之乱。此次事件对清廷在回疆的统治予以警示。为整顿回疆的社会风气、加强地方管理，清廷于道光十三年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调整，新修《回疆则例》于道光十七年正式颁行。在此次修订中，清廷将整顿吏治、安抚民心、稳定回疆社会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视为重要的立法诉求，并结合回疆的法律环境和制度实践的反馈，对原修《回疆则例》体例结构的合理性和相关内容的实用性进行了完善，以法律手段来调控回疆的社会秩序和民族关系。
二、《回疆则例》关于社会治理的立法设计
清廷在深化对回疆的社会治理时，将立法作为施政理念的重要表达。因此，新修《回疆则例》中的各项规定与清廷在回疆的治策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1.关于伯克的任用及待遇的立法
新修《回疆则例》中有较多关于加强回疆政治稳定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当地行政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管理方面。新法卷一的十三条规定均属于修改条目，它们对各地伯克衙门的设置做出详细的说明，重新确定了回疆三十一种伯克的职能分工(卷二，第440～441页)。同时，清廷还根据大小伯克的品级、职权以及任用地区的不同，对其推选要求和选拔程序，以及到任要求等做出相应的规定(卷二，第441、445页)。作为治理回疆、维护地方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被封官授爵的民族上层人士享有法律认可的经济和政治优待权。
2.关于规范行政人员行为的立法
新修《回疆则例》不但维护了伯克的诸多权益，还对回疆行政官员中出现的苦累民众、激起民愤，最终导致民众反抗的不法行为做出立法回应。如回疆各城的阿奇木伯克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替大小衙门采购日常用品，又将大小衙门中工匠的雇佣费和口粮费摊派给民众;西四城中的派驻官员令阿奇木伯克替其购买名贵物品等，为制止不法行为，清廷针对回疆行政制度及其实践中出现的缺漏，在新修《回疆则例》的续纂部分制定了相应的禁令(卷七，第507页)。在革除当地职官管理陋习的基础上，清廷为预防一些官吏的不法行为，如霸占粮田灌溉水源、私自差使民众使用耕牛等农具耕垦田地、强占民众的瓜果园、破坏民众的庄稼等，还设置了一些限制性法条，以做好对这类行为的事前控制(卷六、卷七、卷八，第500、513、521～522页)。清廷允许回疆民众对当地不法官员进行告发。
3.关于民族隔离政策以及边防外交方面的立法
清廷在治理回疆时，将维护社会的安定作为一大要务，因此在当地实施了民族隔离政策，以防产生隐患。新修《回疆则例》规定，回疆的汉民和回民不得与当地的维吾尔族妇女通婚(卷六、卷八，第498、523页)。同时，新法要求内地前来回疆的务工人员必须提供印票，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真实情况(卷八，第523页)。还规定维吾尔族妇女不得擅自进入满城，各城的满、汉兵丁未经允许也不得私入回庄(卷八，第520～521页)。在张格尔之乱和浩罕进犯发生之后，清廷加强了对回疆的边防安全和外事交往方面的管理。新修《回疆则例》保留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原例，即给出卡贸易的商民发放票据并限定其活动时间;为托漫卡伦配置稳定的人员编制;禁止阿奇木伯克私自与外藩通信等(卷六，第496～497、499页)。新法的续纂部分还强调回疆民众在出卡时必须持有路票，且不得私自嫁娶安集延人(卷八，第519～520页)。
4.关于经济活动和商业秩序方面的立法
新修《回疆则例》保留了有关回疆旧有重量单位与内地重量单位之间的转换规定(卷六，第491页)。同时，清廷还延续了乾隆年间将一帕特玛不止四石五斗，改定一帕特玛，合内地仓斛五石三斗(卷六，第491页)的做法，这体现了对回疆的经济扶持。清廷自统一回疆的钱法(卷六，第492～493页)后，为彰显统治权威，在新法的修改条例中要求当地钱文上应有乾隆通宝的标识(卷六，第493页)，且乾隆钱与嘉庆钱的铸造数量比例为二比八(卷六，第494页)。新法在续纂部分还明确了阿克苏钱局铸造普尔钱的规格，并严禁私毁私铸钱文(卷七、卷八，第505～506、518页)。
清廷在对回疆商业市场的秩序进行管理时，严禁在巴扎内随意建立牙行、乘机渔利、压榨商民、扰乱正常的市场行情(卷六，第499～500页)。新修《回疆则例》中还有抵制高额行息、将房地折价还债以及通过转票方式层层盘剥等不法行为的条款(卷八，第522页)。还下令让当地民众先于阿奇木伯克入市售卖粮食，以防阿奇木伯克操纵市价(卷七，第514页)。叶尔羌、喀什噶尔卡外各部落的商民在入卡贸易时，与浩罕人一样享受免税政策(卷六，第495页)。
5.关于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
在回疆社会中，阿訇不但组织诵经和礼拜、教导信众、主持宗教仪式，还调解穆斯林间的日常纠纷，因此清廷对当地阿訇的选拔问题十分关注。新修《回疆则例》指出，各地在任用阿訇时，应选择精通宗教知识、忠诚可靠之人，该人由当地伯克推荐，并于每月前往军府衙门会见驻扎大臣，按照清廷的旨意，在宗教活动中正确地引导信众(卷八，第519页)。回疆的宗教知识传播问题也引起了清廷的重视。清廷要求在回疆严加查禁习念黑经的行为，以防有人恶意编造并散布对当地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的言论，迷惑信众(卷六，第500页)。清廷还设置了摩提色布伯克和杂布第默克塔布伯克，专门负责监管经典的教习以及其他经堂事务(卷二，第441页)。同时清廷要求回疆的伯克衙门对宗教法庭的活动进行监督。上述立法内容及相关制度的执行，足以明晰清廷对回疆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视程度。
三、《回疆则例》在社会治理中的法律实效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7
【关键词】例证法思想政治课基本原则技巧方法
例证法，也叫"典型例证法",是事实做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也就是用个别的、典型的具体事例事实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
一、运用例证法进行教学的优势
1、运用例证艺术有助于克服教材内容的滞后性
职业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日新月异国内形势相比，教材内容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的滞后性。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风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运用例证有利于克服教材的滞后性，保证教材的时代性、科学性。
2、有利于提高教学信度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是由许多概念和原理组成的理念世界。传授这样的知识，需要一些生动形象的例证。例证对于学习理论、突破难点、理解重点、揭示关系，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信度有着特殊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联系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以及学生学习、思想、生活实际的例证，效果更佳。因为它源于实际，来自现实，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形象具体、浅显生动、易于理解、便于接受。
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
多年来，职业教育的整个教学过程以讲解为中心，而所有的讲解又以应付考试为中心。这种模式也"非常权威"地统治着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全过程。在这种模式下，把学思想政治看作是一种应付考试的短期行为，那就不能培养学生用学过的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目的。传统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当今的中职生心理和思想特点更具时代性和社会性，但他们却又受到知识水平、生活阅历、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的制约，更会受到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他们对现实生活往往缺乏理性分析，会产生模糊的认识或错误的意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当今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在运用书中的实例的同时，注意运用学生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生动、具体、形象、准确的例证来旁征博引地论证书中的基本原理。
二、运用例证法教学的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是指教师在中选用来说明抽象理论的例证必须具有对理论作正确无误说明的性质，免使学生因例证的运用不当而对理论知识产生歧义或误解。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科学，有其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学科规律，教师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性是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运用例证的起码要求，是保证向学生准确传授知识的前提。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和问题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事例都能科学地说明某个理论。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能选用那些存在争议、尚未肯定的东西，也不能选用那些道听途说、无真实依据的东西，更不能歪曲事实胡编乱造。对已占有的材料，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做到实事求是。
2、典型性原则
典型性是教师在教学中选用来说明抽象理论的例证，必须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举例证能集中反映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既能使学生全面、清晰地感知事物的形象和基本属性，又便于确切地揭示所要阐明的基本概念或原理的实质。这对于调动学生感知教材、理解教材的积极性，有着重要作用。
3、思想性原则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从中接受教育，提高觉悟，并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有位老师在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曾给学生举例："假如你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歹徒打劫，就要视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如果歹徒势单力孤，你就可以勇敢地站出来与之斗争；如果对方人多势众，自己根本敌不过歹徒，就不要自讨苦吃......"看起来，这似乎很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但我们绝不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性问题，忽视了思想教育性原则。
4、灵活性原则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例证内容应丰富生动，同时形式要灵活多样。有时选用报刊文章中的事例；有时选用民间传说、名人轶事；有时选用诗词佳句、谚语、成语、格言、寓言故事；有时选用图表；有时采用演示；有时老师举例；有时也请学生举例等等，增强授课效果。例如：在讲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定"这一课题时，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合唱歌曲，并讲解这首歌曲在音调、节奏上的层次安排，从平心静气的叙说到连珠炮式的短垛句，情绪越来越激动，好似扳着指头列举事实，特别是最后两句是开头两句的变化再现，更加坚定有力，给人以理直气壮、无庸置疑之感。
三、运用例证法教学的技巧方法
1、新旧的例证相互结合
过去的典型事例有很强的说服力，教学中当然要用。但当代的中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运用例证时只有新旧结合，以新为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的并增强其对学生的吸引力。
2、中外的例证相互结合
在说明某个观点时可以从国际与国内的联系中进行举例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与国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思想政治课教材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因此，我们的例证必须中外结合。
3、正反方面的例证相互结合
是指为了说明某个问题从正确与错误两个方面进行举例分析。在思想政治课教材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道理正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说明的，我们在进行例证时有意识地正反结合、对比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明辨是非，领悟道理。
4、点与面的例证相互结合
点与面是从概念、原理的适应范围对例证提出的要求。概念所反映的是同类事物的一般本质。一个概念只有当它的本质在其反映的各方面都得到体现时，才具有说服力，学生也才能有真正理解。但面上的东西很多，我们应取其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进行分析。可以说，任何概念、原理都有其点与面的问题，在例证时都必须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
参考文献：
[1]邓衍川：提高中职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5).
[2]周环珍：中职政治课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青年文学家,2013(9).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277-0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社会涌现出一批以社会民间力量为主导，以服务大众或互惠为主要宗旨，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各种正式或准组织性的组织。中国社会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这种双重管理体制既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组织实施有效监管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为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制度和信任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双重管理体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形成了“政社不分”、社会组织的公众认可度及其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如何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如何突破体制困境、构建理想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治理的内涵与基本理念
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诞生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主张消解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权力，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治理理论是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治理理论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角色的定位以及如何通过相关制度和机制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研究上和实践中的成效。
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论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其本质性区别在于对于权威的要求。治理也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必须是传统管理中的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上，治理理论认为，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转向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用法律、经济乃至政治的途径与方式发挥全局性统筹协调功能，开始做更多的冷静思考、制度研究和长远规划。罗西瑙指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因此，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理论者质疑政府作为单一中心治理者的合法性，认为公共机构的作用是有限的，主张建立一种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只要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以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二）多元社会管理工具或手段
治理主义者主张运用多元化社会管理工具与手段提高效率，通过运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重塑和整合传统管理方式和流程，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透明度，通过新方法、新技术与政府改革和社会服务的有效结合，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服务，促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在公共管理的事务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运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治理主义者认为，针对社会阶层的分散化、利益群体的多样化趋势，社会治理的手段应由单一向复合转变。多元社会要求权力与利益的分散化，这要求在制定社会方针、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使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和体现，这要求权力实现的手段的多样化。任何一个社会治理主体都不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资源来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它们彼此依赖采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问题。这样社会治理手段必须由单一转向复合，通过多种方法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原则的认同和形成问题。
（三）多元化社会诉求
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体现在四个层面上。政府治理工具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行政手段外，以市场为核心的治理工具和机制，财政性工具与诱因机制，管制性工具与权威机制等都可以作为政府治理的手段，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形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方面都没有单独应对所有公共问题的资源与能力，另一方面又在各自熟悉的领域拥有解决问题所需的比较优势。各尽所能成为实现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公共权力的多中心化：要实现各尽所能的良好治理，就必须让治理的各个主体参与权力度分享。在立体的合作网络中权力的网络化分布，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强有力约束，保障了其他治理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的独立。政府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可能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对抗与对立。然而，公共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的合作网络管理。共同的目标，与相互信任的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协商对话的行动方式，确保了合作网络成员之间能够精诚合作，弥补各自不足，在公共利益中携手共进。
二、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建设成效显著，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进入快车道，社会组织发展的速度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从中国民政部2009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见图1、表1），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由2001年的21.1万个迅速增长为2009年的43.1万个，年均增长超过9.3%，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030亿元；2009年各类社会组织接收社会捐赠共440.7亿元，其中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183.6亿元。
（二）社会组织的整体影响力逐渐增强
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现。据统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累计募集款物356亿元，动员志愿者500多万人次，为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成为抗争救灾的生力军。社会组织已经涉及和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促进经济增长、繁荣社会事业、参与公共管理、开展公益活动和扩大对外交往方面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随着中国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出现了一些变化：通过体制改革，政府努力向现代有限有效政府的方向发展，通过分权与放权的方式向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让渡了发展空间、机会和资源。市场则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基本上已经成长为比较独立的主体构造，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并对政府和社会的治理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虽然还面临若干制约，但其发展势头强劲。社会组织的发展代表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填补国家组织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空间的需要，是中国促进社会整合与和谐的需要。从三种组织的力量对比来看，政府依然是最强的一方，对其他两方组织发挥着领导、主导或制约的作用。市场组织的力量也大，并有由于市场组织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政府之间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而社会组织三者之中力量偏弱，其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还有差距。从社会组织管理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体制。现行社会组织管理采取“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类管理”模式，加之中国社会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与非竞争性特点，使得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发展非常困难，从而陷入“门票难”的窘境。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社会组织的登记需要具备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和最低限度的人数要求，申请成立须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等。这就要求社会组织注册必须通过挂靠政府相关部门或国家事业单位方能成行。由于被挂靠单位既不能从中获益，且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被挂靠单位自然在选择社会组织时慎之又慎。一些社会组织在找不当合适的挂靠单位时就会出现不经业务主管单位而寻求工商部门登记甚至甘愿处于不合法的灰色存在。这种状况说明采取“一刀切”式的登记管理制度是不合理的，势必造成大量“合法律性”，但却不具有“正当性”或“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存在；而把大量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的社会组织视为“非法”，并排斥在管理范围之外，也将导致社会组织管理的覆盖面过窄。
2.社会组织发展缺乏资金与人才。一方面，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缺乏资金。目前，中国民间组织资金最为普遍的来源是会费，由于各类行业组织资金、能力不足，会员覆盖率偏低，因而会费、咨询服务费大多难于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经费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大多数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出现这种困境的缘由主要在于社会支持不足以及社会组织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等。中国社会的志愿捐总量仍然相当有限，远远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人才和人员待遇问题的压力。由于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需要通过自收自支解决工资、福利等问题，收入低且不稳，无法吸引高素质人才专职从事民间组织工作，既缺乏热心从事社会组织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又缺乏有能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高级人才。据统计，中国社会组织人才缺乏现象严重。特别是缺少从事社会工作的专职人员，其次是缺少年轻人才和高学历人才。这种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上缺乏必要的规范。中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人员编制、职称评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税收减免、收费许可等方面缺乏完善的、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从而导致多数社会组织的队伍不稳定，人员结构老化，缺少应有的活力和作用。
3.社会组织自身公信力有待提高。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面临来自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与合作缺乏的困境。公民社会理念尚未深入社会，加之许多社会组织的活动在效率、效果和透明度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它们的行动很容易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政府出于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顾虑也间接促成了这种不信任度的扩张。
4.社会组织法规体系尚不健全。中国社会组织立法总体上层次低，政策环境不完备，内容不完善。目前国务院颁布的只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目前社会组织的法规和规章主要以程序性规范为主，实体性规范明显不足，社会组织的一些现行管理条例缺乏操作性和针对性，一些管理条例已经较难适用现实中社会组织的管理。
三、治理理论下的社会组织管理
治理理论认为，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重要治理主体。善治是治理理论的追求目标，善治就是一种良性的治理结构，它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合理分工、合作努力，不同主体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伙伴关系”。从治理的理念出发，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的关键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好的“伙伴关系”。国家和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参与政策制定和反映公民诉求、保护弱势群体、促进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政府需要切实转变职能，对公共领域中容易产生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的部分交给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从实现良好社会治理出发，我们对社会组织管理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稳定结构
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培育社会组织的制度性前提是政府职能转变，把原来由政府包办且办不好的事情剥离出来，以项目招标和委托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才能实现功能重新定位；把部分公益交由公益类事业单位承担，以实现政府、公益类事业单位与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功能耦合。在行政管理领域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政府要从促进市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积极转变职能，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给予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支持。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市场规则、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更加高效率地实现其宏观层次的职能；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更多地接替政府以往在中观层次的职能，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宏观与微观之间进行协调，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更具灵活性的公共服务，促使其自身获得更快的发展。
（二）转变观念，政社分开，建立良好“伙伴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激活了一大批企事业单位。但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调整方面则显得较为滞后。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具有官方色彩浓厚，民间性、自治性相比较为淡化的特点。许多社会组织在组织、职能、活动方式、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这种状况导致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容易忽视或难以代表会员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丧失必要的社会信任和支持，也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因此，有必要调整和规范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政社分开。根据社会治理理论的要求，政府应树立与社会组织平等、互信、合作的观念。现代社会组织并非简单的压力团体和国家管理的对象，更是现代社会治理伙伴。社会组织的低度发展，既不利于国家组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也不利于市场组织的现代化发展。因此，政府要转变社会组织是其下属部门或隶属单位的过于行政化的趋向，真正将社会组织视为“良好伙伴”，视为社会主体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树立与社会组织平等、互信、合作的观念。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社会组织有序运行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针对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加强调研，进一步完善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工资、职称、保险、福利等方面政策法规，切实解决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在行政法规层面，应争取早日修订和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关于行业协会、公益医疗机构、公益教育机构等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的专项管理条例，逐步建立分类监管的行政法规体系。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管理体制由重入口登记向准入和日常管理并重转变。政府要放宽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将数量庞大的“非法”社会组织纳入国家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以体现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大对社会组织日常运作的管理，对其运作的规范性、合法性进行监督和管理，对其行为的后果及质量进行制约和监督。另外，加快研制社会组织的基本法也是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统一立法，没有将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置于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之下，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登记成立、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待遇、监督管理、内部自律等方面的规定比较模糊，容易产生法律缺位现象。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服务水平
社会组织建设既要从政府管理入手，也要努力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社会管理的素质与水平。首先，要在社会组织专业人才方面加大投入。拥有一批高素质、乐奉献的优秀人才，对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组织有效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拥有良好业务能力、专业素质和奉献精神的人才队伍。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要加大对年轻、高学历、专业化、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力度，这是社会组织从源头上消解人才困境的关键；还要加大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强社会组织工作者的专业知识、相关知识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能力，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次，要加强社会组织的组织文化建设。文化是组织的灵魂。没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组织文化，社会组织的功能就不能充分发挥。一方面，社会组织要做好自身定位工作：明确社会组织的宗旨，确定组织发展的目标与愿景，建立组织文化，提高社会组织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根据组织自身特色提供志愿服务、直面社会问题，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表达诉求，建立起代表自己特点的团体文化和基本价值观，形成社会组织行为标准和伦理守则的动力和机制。最后，加强国际联系，提高社会组织品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要立眼于全球，走国际化路线。不仅要努力学习国外社会组织的先进经验，加强自身的基本建设，提高专业化素质和能力；还要积极向国外发展，加强与同类国际组织的交流与联系，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
总之，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共治思想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大组织结构之间均衡发展的思想具有借鉴意义。当然，作为西方行政管理的一种理论构架，治理理论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鲍勃・杰索普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开放与封闭的矛盾、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责任和效率的矛盾。运用社会治理理论必须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政府作为合作网络中的特殊行动者的角色尤为重要。总体上我们要向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发展，逐步提高社会组织在三大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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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9
政法委副书记在全县企业事业单位内保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月日）
同志们，去年月日，国务院第号令公布了《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并于去年月日起施行。今天召开全县企业事业单位内保工作会议，主题就是为了贯彻实施《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下面，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充分认识《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迅速组织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条例》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专门规范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一部重要法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是社会治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今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单位内保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当前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社会应急机制建设、构筑社会安全网的新形势下，《条例》的施行对完善法制，规范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落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切实提高对《条例》重要性的认识，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条例》。要积极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干部集中培训，熟练掌握、准确理解《条例》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并能在工作中正确执行，要配合公安机关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和张贴宣传挂图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条例》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在全社会迅速掀起贯彻落实《条例》的高潮。
二、进一步明确企业事业单位及公安机关治安保卫工作职责和任务。《条例》按照政企、政事分开的要求，确立了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具体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单位负责、政府监管”的新机制。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对治安保卫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对有关行业、系统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指导和检查。要指导单位制定、完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落实各项治安防范措施。对因不落实《条例》规定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制度、防范措施及有关要求而导致相应后果的，公安机关要坚决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各企业事业单位要认真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单位负责制”，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组织领导本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制定、完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制度，落实各项治安防范措施。
社会治理的具体事例篇10
专门以藏族法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如徐晓光《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将清朝藏族立法分为以地方立法、零散立法、特别立法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藏族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考察了藏族法制的基本内容，总结了九个方面的特点，强调这些特点在民族地区的普遍性，认为《十三法》和《十六法》应该是清朝对藏族聚居区具有主导地位的基本法，而其它民事、刑事法规则被视为具体法。另外，其《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则分别对吐蕃王朝的法律制度、唃厮啰到藏巴汗政权的法律制度、清朝对藏族聚居区的立法调整与藏族地方法、近代中央政府对藏族聚居区立法与藏族部落法等五个时间段的立法来总结了历史上藏族地区法制的特点，勾勒出了藏族法制史的全貌。孙镇平《清代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分清朝治藏前期(1642－1793)、中期(1793－1840)、末期(1840－1911)三个发展阶段，认为治藏前期是“从俗而治”，中期是“从宜而治”，后期是“固我”，并且总结了发展规律及法制特色、经验教训及借鉴意义。除了以上专著之外，涉及藏族法制的论文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藏族法制的制度层面探讨。如何峰从藏族谚语入手，探讨藏族部落制度，认为藏族谚语是藏族部落制度的反映，其中通过对“以法惩治别人，自己须先守法”等谚语的解说，揭示了藏族部落法律制度的特点［1］。彭建英认为，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治藏方略保证了清廷藏区施政的有效性［2］。焦利则认为，“因俗而治，因地立法”是清王朝治藏的有力政策［3］。星全成对《酌定善后章程十三条》等多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认为“依法治理蒙藏地区”是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方略之一［4］。周伟洲在论述甘青藏区行政体制改革时，将“建立法规，制定律例”作为一个改革措施来论述［5］。清廷对的治理中，驻藏大臣的设置及职权是不容忽略的，在论述驻藏大臣职权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相关的法律①。此外，理藩院是清代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在分析该机构的设置沿革、职掌、行政特点及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时候，也必然会提到相关的法律②。
第二，清代对藏族立法内容的研究。如对藏族聚居区法律规范中的刑法、民法、军法、诉讼法等内容进行分析，从“因俗而治”及“众建而分其势”统治政策，总结清王朝对于藏族聚居区立法的特点，认为清廷通过对藏族聚居区的立法，成功地调整了中央与藏族聚居区以及各民族间的法律关系，有效地维护藏族聚居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成败经验教训值得探讨③。
第三，对藏族的立法指导思想及与实践的关系。清王朝有关藏族的立法内容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而这些立法所体现的思想与理念，更是学者关心的问题，并试图从思想到实践，总结一些特点，最终提出有益的启示。这种宏观地分析清王朝对藏族立法的原则，总结立法特点，与那些微观及中观研究，相得益彰，为整体把握清王朝民族立法提供了分析路径及方法④。第四，对藏族聚居区各种法规的研究。诸如《理藩院则例》、《蒙古例》、《番例》、《钦定章程》、《青海善后事宜》、《通制》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法规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民族法规，既发挥了区域性法规的效用，也起到调节民族关系的效用，体现了清王朝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理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⑤。
二、清代藏族习惯法研究
有关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斐然。张济民主编《藏族部落习惯法研究丛书》中，以《寻根理枝—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渊远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集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构成藏族习惯法的研究系列。在《寻根理枝—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中，不仅系统地论述了藏族习惯法与藏族道德、禁忌、仪式、藏传佛教等的关系，而且对藏族习惯法的行政法、军事法、民事法、刑事法等规范以及各种纠纷的解决及程序也有分析。《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收录了数十篇论文，就藏族部落习惯法对于藏族聚居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习惯法与立法的冲突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渊远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集录》分为青海省范围的法规资料、其它藏族聚居省区的法规资料、案例汇编、附录、词语解释等5个部分，收录一些现存的法规及案例，诸如“赔命价”、“赔血价”、“婚姻”、“赘婿”等，对研究藏族习惯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洲塔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甘肃藏区社会法律规范的来源、内容和特点，并着重探讨了各种法律规范在甘肃藏区的作用与影响。陈庆英的《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则设专章论述藏族部落的法律制度，从生产、民事、刑事等方面讲述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总结了藏族部落法律制度的特点。杨士宏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论及藏族习惯法的文化内涵、藏族习惯法的特征以及藏族习惯法与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此外，星全成的《藏族社会制度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00年)，徐晓光的《藏族法制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孙镇平、王丽艳的《民国时期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等，也都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藏族习惯法的文化内涵、基本特征，并从婚姻和土地纠纷，人命案件等方面分析藏族习惯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华热•多杰的《藏族古代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分别对藏族古代私法、藏族古代公法、藏族传统法律观进行了论述，认为藏族古代公法则以吐蕃王朝以来制定的法律影响最深，在藏族古代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藏族习惯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之所以藏族习惯法在具体纠纷处理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由藏族地区地广人稀，情况复杂，法制尚不健全等因素决定的。对于习惯法发挥的作用，则从草原纠纷、边界性争议、饮水和其它方面的争议，来论述纠纷的产生原因及解决的方式，对其普遍性和严重性进行解析。有关藏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藏族习惯法的内容解析，具体应用的效果分析，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方面。内容解析是针对某些地区性习惯法的形成及传承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应用的效果分析，则对婚姻、土地、财产继承纠纷的解决，人命的赔偿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其适用原则。对现代的影响则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到民族特征的形成，在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没有大的变革的情况下，藏族习惯法依然有很大的市场⑥。
三、清代对藏族的司法研究
目前尚未有专门论述藏族司法制度的专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论文。清代藏族司法审判方面。牟军简述了清朝以来地方司法行政体制以后，对诉讼、证据和执行等制度进行论述，虽然没有具体的案例分析，但分析了《法律十三条》的应用［6］。陈柏萍谈及藏族传统司法制度形成、发展的同时，提到、调解、审判和执行等司法程序［7］。杨华双对四川西部嘉绒藏区习惯法中现存的调处和神明裁判进行了分析，认为调处往往由土司、守备主持，先向双方罚款，理由是“好人不做，却吵嘴”;神明裁判则主要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审理，有盟誓、神托、神罚等形式［8］。何峰将藏族传统“天断”形式归纳为起誓、视伤情、视征兆三大类，认为这些形式广泛地应用在疑难纠纷和案件的处理［9］。马青连注意到理藩院定期不定期派遣司员、理事官巡视的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发生纠纷的案件，常常由这些巡视官会同地方土司及官员进行裁断［10］。清代藏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多杰从经济、政治、法律关系来分析藏族部落特征，认为财产、人身权、婚姻等纠纷，能够以调解、审判、特殊审判等方法进行解决，审判是有法律规范的，调解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过程［11］。后宏伟则论述了藏族习惯法中的调解特征，分析民间调解权威、调解评价依据、调解的强制力、调解的适用与排除、调解的维系力量等纠纷解决的优点与不足［12］。王玉琴等从藏族民间调解的成文法基础、宗教渊源，来论述藏族纠纷解决的历史渊源，然后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藏族民间调解对国家法补充的问题［13］。佴澎从清代云南藏族纠纷解决的一些案例分析，谈到地方性的《团规》，认为云南藏族固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也是中央王朝的政策调整和变通，因此呈现出多元化和趋同性的特点［14］。潘志成对历史上藏族的调解人:官方、部落头人、领主、活佛、喇嘛、老人，及其他调解者的调解方式进行解析，分析了藏族社会传统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境遇［15］。杨多才旦注意到藏族草场纠纷的成因和危害，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李虹则通过调查，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析藏族聚居区存在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劣，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解决草场资源纠纷的最佳选择［17］。冯海英对安多藏族牧区常见的草场和婚姻冲突及其解决机制康熙分析，提出牧区社会冲突治理的可行策略［18］。熊征基于近年来有关藏族牧区犯罪治理的理论争鸣，分析了藏族牧区刑事司法现状，提出传统刑事司法的功能失调，刑事和解之契机的问题，设想一种刑事和解模式［19］。
四、清代藏族聚居区法制研究展望
本文以清朝藏族聚居区、、藏族、法制、立法、司法等为核心关键词，并注意了这些关键词的相互组合。例如，在总体研究部分选用的既有成果多是有关清代藏族部落、清代藏族聚居区社会、清代、清代法制、清代司法方面;在藏族聚居区立法部分则又注重对清代藏族聚居区立法成果、清代藏族习惯法、清代法制、藏族部落习惯法等的考察;在对藏族聚居区司法部分，由于藏族司法传统的传承性和对藏族聚居区立法的特殊性，主要回顾以藏族司法制度、清代藏族纠纷、藏族民刑事审判、藏族聚居区案件处理为中心的论著。因此，本文虽然为与藏族法制相关研究的综述，但纵观全篇，仍主要以藏族聚居区和藏族的法制为中心，以民族关系、藏族史、对藏族聚居区治理为，而诸如宗教、经济、文学、哲学等其它方面的资料并未列入评述范围。故研究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出现的民事纠纷，发生的刑事案件，分析其解决的方式，既是藏族法制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法制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学者们在对藏族聚居区及藏族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上，也会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到以上问题，下面对今后研究作几点展望:
第一，清代处理不同民族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些法律体现出哪些不同于当今法律的特点?以清代治理政策而言，经历过“以蒙治藏”、“以藏治藏”、派遣大臣治藏三个阶段，这是对前、后藏而言，其适用的法律是地方《十三法典》、《法典明镜二十一条》等，以及后来的《酌定善后章程十三条》、《设站定界事宜十九条》、《酌议藏中各事宜十条》。对于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族与其他民族杂处的地方，适用的法律则主要以《大清律例》为主，而在关注各民族习惯的情况下，制定一些条例，是“以伸国家之法，以服番众之心”［20］。同时，从清廷及地方官府插手解决的涉藏民刑案件来看，民族杂处地区发生的民事纠纷及刑事案件，多由官府负责调解与审理，因此《大清律例》为优先适用，又因为清王朝有各民族的特别法规，在具体处置过程中也必须予以考虑。由于清王朝对藏族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在事涉藏族的案件处置过程中，也会考虑到藏族习惯法，但毕竟是王朝，所以在处置时也会有总体考虑，尤其是牵扯到其他少数民族时，也要关注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法。那么，《大清律例》之外的特别条例都有哪些呢?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层级如何?司法适用中如何处理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清代对民族冲突和纠纷的实践过程，其基本政治理念是什么?案件处理以后的政治与社会效果如何?是激化民族矛盾、还是促进民族和谐呢?清代满、蒙、汉、回、维等民族关系，不但是清王朝立国的基石，也是清王朝得以延续的根本，其原则是“恩威并济”“治内地当先宽而剂之以严，治边夷宜先威而继之以恩”［21］。从清廷及地方官府审理藏族与其他民族发生的纠纷来看，无时无刻地在体现这种理念。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出现藏人惨杀撒拉回民之案，此事涉及藏族与其他民族，在处理过程中，督抚仅将主犯正法。乾隆帝认为:“惨杀回民五命，且敢将被杀之尸，剥皮支解，凶恶已极，自应将现获各犯严讯明确，即于番境集众正法枭示，庶足以警凶顽而戢残暴”。“至该番头人，虽于事后将凶犯绑缚献出，然其平日约束不严，致所属番人凶横不法若此，自有应得之咎”。［22］不但处死凶手，还将头人罚赎，并且用罚赎来安抚回众。在处理藏汉之间的民刑案件时，往往对汉人罚重而对藏民罚轻。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青海藏族抢掠出卡外牧放的牲畜，乾隆帝则要求地方官约束所属，毋得任意出卡，“如有违例，一经抢掠，不但不为办理，并将被掠之人治罪”。［23］在保证各自生存领域的同时，尽量避免民族冲突。当然，这里只是就某些方面分析，要完整解答以上问题，就要对涉及藏族聚居区、藏族的冲突和纠纷案件进行更深入考察。
第三，不同区域发生的民族冲突和纠纷处理存在哪些异同?其具体原则是什么?清王朝在藏族居住地区设有交易场所，并制定条例规定:不许汉民用强短价及兵役借端掯勒，其或私入藏民居住地交易，要从重治罪，因此在交界之处发生涉藏案件，首先要查内地人是否有不法行为，然后再行处置。对于藏民进入内地，如果藏民违法，则按照内地的法律处置，如规定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等。至于藏民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民刑案件，则因为他们之间的争讼及犯人命窃盗等事，多系罚赃减免，所以不能够按照内地律例科罪，而具体的罚赎则要看各民族的习惯。总之，不同区域发生涉及藏族的民刑案件，处理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但自始至终体现着政权的不容侵犯与质疑，有值得总结和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