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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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2
关键词：21世纪；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特征；素质锻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的立体化，人们利益观念的相互融合与激荡乃至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均对新世纪我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而作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则从两者的特征分析出发，对中学思想政治教师的素质锻造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与要求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经济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逐渐实现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正是这种变革和转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向上的政治热情，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为新世纪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然而，这种深刻的变革和转折也给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挑战。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滋长。据调查，目前青少年最崇尚的品德是友善、坦荡、公正，最厌恶的是虚假、自私，但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着不守信、弄虚作假、自私自利的现象；在思想政治方面，部分学生缺乏社会主义的思想信念，缺乏社会责任感；在学校工作方面，存在着考试分数一手硬、德育一手软现象。
因此，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适应时代特征的要求，正确处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中学思想教师素质的培养和锻造是亟待加强的迫切任务。
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特征分析
中学思想工作政治教育的主体性特征主要包括主体环境特征和主体特征，对两者进行深入地剖析，对于锻造中学思想政治教师的素质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前者属于素质锻造的外部条件问题，而后者为教师与学生自身的内部问题，只有把握两者的特征及规律，中学思想政治教师的素质的锻造才易于事半功倍。
三、中学思想政治教师的素质锻造
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不难看出，在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3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7参见郭道晖:《权威、权力还是权利》，《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4
对私有财产得宪法确认和保护是第四次修宪得一个重要内容。古今中外，征收都是国家财政得主要来源。本文在分析税费关系得基础上，主要论述了行政征收得涵义和特征，以及行政征收的法治与公平公正原则、效率原则、费用拆偿原则和对等原则，并论述了行政征收的理念与功能。
一、行政征收的特征
1、强制性。行政征收机关实施行政征收行为，实质上是履行国家赋予的征收权，这种权利具有强制他人服从的效力。因此，实施行政征收行为，不需要征得相对人得同意，甚至可以在违背相对人意志得情况下进行。
2、无偿性。国家为了完成其职能，维护其统治，必须耗用一定得物质资财，而作为凌驾于社会生产之上得管理机构得国家行政机关，其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创造财富。
3、法定性。行政征收直接指向得是行政相对人的经济利益，由于其强制性和无偿性，决定了其对相对人的权益始终都具有侵害性。因此，为了确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征收行为的侵害，必须确立行政征收法定的原则。
二、行政征收的原则
1、法治与公平公正原则。
2、效率原则。
3、费用抵偿原则。
4、对等给付原则。
三、行政征收的理念
（一）、行政征收的法理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了财政资金的支持，国家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整个国家就会瘫痪。所以，财政资金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二）、行政征收的理念
1、法治是行政征收的基础。。
2、公益是行政征收的目的。
3、人权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界限。
4、程序是对行政征收的法律控制。
四、行政征收的功能
行政征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国家财政支持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公平、人权也是最终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行政征收特征原则理念功能
行政机关致力于管理和服务社会就必然需要一定的财产，这些财产主要是通过民法或行政法上契约的方式取得的，但是如果仅依靠这两种方式并不能满足行政上的需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承认行政主体在必要时根据单方面意志而不是契约强之区的公民财产权，这种在行政国家时代所经常使用的行政手段就叫做征收。由于征收主要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运用，而该权力享有者主要是行政主体，所以征收又可称为行政征收。[1]所谓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一定数额金钱或实物的行为。我国的行政征收分为税收征收和行政收费两部分。
受多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影响以及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征收行为，例如征收土地用于道路、房地产或开发区建设，城市旧房拆迁改造等。然而由于我国并没有有关征收的统一立法，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征收的研究和讨论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可以说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统一的行政征收制度。此外各地方政府大多通过规章甚至一般的红头文件来规定本区域内的征收规则，但因囿于地方利益、基层政府官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方有关行政征收的规范性文件对被征收者（公民或集体）利益的保护明显不足，最终导致社会上有关征收的问题频发，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综观各国宪法中的财产权保护条款，一般都包括两大部分：首先是规定公民财产权由宪法保障，不容任意侵犯；紧接着就是公民的财产权要受到一定限制，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对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征收）。表面上看来，把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征收规定在财产权保护保护条款里似乎是矛盾的，实则不然。因为在进入福利国家社会后，政府为了更好的为公众谋福利致使征收在所难免，所以在这一前提下，如何限制征收以及如何保障征收过程中的公民财产权就成了关键所在。宪法中的征收条款则恰恰规定了有关征收的条件、规则，是对征收这一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主要活动的规制，所以对征收的规定本质上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在2004年的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肯定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笔者认为，以此次修宪为契机，建立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主要从特征、原则、理念和功能几个方面对行政征收做一探讨。
一、行政征收的特征
1、强制性。行政征收机关实施行政征收行为，实质上是履行国家赋予的征收权，这种权利具有强制他人服从的效力。因此，实施行政征收行为，不需要征得相对人的同意，甚至可以在违背相对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征收的对象、数额及具体征收的程序，完全由行政机关依法确定，无须与相对人协商一致。行政相对人必须服从行政征收命令，否则，应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2、无偿性。国家为了完成其职能，维护其统治，必须耗用一定的物质资财，而作为凌驾于社会生产之上的管理机构的国家行政机关，其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创造财富。因而，只有凭借国家行政权力，通过行政征收来取得所需物质资财。行政相对人的财产一经国家征收，其所有权就转移为国家所有，成为国家财产的一部分，由国家负责分配和使用，从保证国家财产开支的需要。行政征收必然是无偿的，是财产的单向流转，无需向被征收主体偿付报酬。
3、法定性。行政征收直接指向的是行政相对人的经济利益，由于其强制性和无偿性，决定了其对相对人的权益始终都具有侵害性。因此，为了确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征收行为的侵害，必须确立行政征收法定的原则。将行政征收的整个过程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使具体的行政行为受相对稳定的法律支配，使行政征收项目、行政征收金额、行政征收机关、行政征收相对人、行政征收程序都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这是现代行政、特别是侵益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只要没有法律根据，任何擅自决定征收的行为，都是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都为国法不容。行政征收法定性具体表现在：
（1）行政征收的主体是法定的。行政征收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但是，在具体的行政征收中，哪一个行政机关成为某一特定行政征收主体，则由法律予以规定。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政征收中的各种税收，除关税由海关征收外，其余的均由国家税务机关组织征收。我国现行税务行政机关的组织体系大致是：在中央财政部设税务总局，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设税务局，县、市设税务局，县以下设税务所，大中城市的区域街段可设税务分局，承担具体的税务征收工作。
海关是代表国家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征收关税的国家行政机关，也是依《海关法》、《进出口关税条例》以及《进出口税则》的授权，对进出境货物、物品征税的征收主体。
国家交通行政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征收某种与交通有关的社会发展费用，因而成为行政征收的主体。
根据有关法律的授权，环保机关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可以成为相应的社会发展费用的行政征收主体。
（2）行政征收的缴纳主体也是法定的。在行政征收法律关系中与行政征收主体相对应的另一主体即缴纳主体，是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直接负有缴纳税款或其他款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每一项具体征收的税和费，都有具体的缴纳义务主体，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必须依法履行缴纳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由于税和费的自身特性，决定了行政征收的交纳主体具有相当的广泛性。①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专业户和一般公民个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均可能成为缴纳主体。
行政征收主体与缴纳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具体的征收活动中，征收主体总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而缴纳主体始终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缴纳主体作为被管理者，并不意味着在行政征收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有权依法向征收主体主张自己的权利。
二、行政征收的原则
第一，法治与公平、公正原则。法治原则是一切行为的最基本的原则。它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行为主体本身要合法。就是说，行为主体是行政主体，是合法的行政机关，并且还要有法定的职权。(2)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不得法外行政。法治原则是一种基本的、综合性的原则，只要实现了法治，人们才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的各种权利才能得到最大的尊重和保护。同样，在我们的行政征收制度中，法治是前提。实现了法治，就能保证公平、公正原则的实现。具体地讲，公平、公正原则体现在税收公平方面。税收公平又称公平税负，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普遍征税，一是平等征税。通过税收，既可以保障国家财政来源，又可以减少纳税人之间收入上的差距，从而保障社会公平。
第二，效率原则。效率原则也是行政征收的基本原则。就税收来说，效率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税收征收过程本身的效率，一是税收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效率。公平和效率作为行政征收的原则，应力求兼顾。在处理问题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多样，不可死板教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平和效率在每一具体问题上不可强求等量齐观，应是一种在质上、总体上的把握和追求。
第三，费用抵偿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确定收费总额的问题，目的是费用逾越禁止。即作出的开支应用行政收费来抵消，而不应该使其成为公众整体承担的开支。不允许行政部门显著提高某一收费项目而为其它项目集资，或是补贴财政，或是挪做他用。计算支出时，应只计算行政部门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总体花费，不得考虑其它无关因素。
第四，对等给付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在确定相对人具体交费额时应坚持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对于因对公共设施、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引起的收费，必须根据实际对等给付价值予以确定。在此不得根据“交易价值”、给付受领人的主观价值或其社会关系来量定收费额，收费应尽量与“真正”给付保持对等性。不能衡量或不适宜衡量某一真正给付价值时，如排污费，则必须采取与真实性最为接近的估计准则(可能性原则)，受领人的给付能力和社会因素以及给付对受领人的价值皆不在考虑之列。
三、行政征收的理念
(一)行政征收的法理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了财政资金的支持，国家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整个国家就会瘫痪。所以，财政资金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命脉。那么财政资金从哪里来呢?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自然应由全民共同来承担，由具有纳税能力的人来承担。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也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福利待遇，同时为实现社会公平，接济社会贫弱者，也同样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全社会来承担。税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
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也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在宪法上规定了公民纳税的义务。为实施宪法，我国又制定了《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消费税法》等法律，对宪法进行细化、具体化，规定了哪些人需要纳税，根据什么标准纳税等。行政收费之所以存在，也有其理论上的依据。最根本的理由在于：特别支出由特别收入来满足。与行政税收这种“普遍性收入”相比，行政收费是一种“特别收入”，是由于行政机关在针对个别人提供特定服务产品过程中的特别支出引起的。特别支出不应以税收来满足，应由受益相对人或其它特别义务主体独自承担。其次，行政收费存在的客观理由，是行政收费在弥补实际上的财政拨款不足。但行政收费是针对特别支出的，应贯彻“费用抵偿原则”，不能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产生盈余来弥补财政不足。否则，则属于乱收费，是应该禁止的。
再次，行政收费存在的理由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理论。为保护资源，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减少破坏和浪费，对受益人进行收费也是合理的。
(二)行政征收的理念
第一，法治是行政征收的基础[3]。法治首先是一种观念，有了法治观念才可能制订出良法。同时它也是一种行为准则。在良法的前提下，法治是一切行政行为公正合理的基础。[2]从税收法定主义的观点出发，“无承诺不课税”，“无代表则无税”说明的是，涉及公民财产的税收，要由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完全反映民意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即所谓“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行为时，只有从“权力本位”的旧观念中超脱出来，遵从“平衡”、“权利”、“法治”理念，唯法律至上，依法行事，才能够作到公正合理，才能够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的意愿才能够得以真正地实现。
第二，公益是行政征收的目的[3]。真正地法治应以良法为前提，而衡量良法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否具有公意性。显然，只有在民主社会才可能提出法治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法律才可能体现公意和保护公益，只有这种法律才能具有权威性和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遵守，从而达到法治状态。我国的法制建设越来越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在立法、执法、守法等各个领域“法律保留原则”得到很好的遵循，体现了最广泛的民主性，代表了最大程度的公意。另外，从行政征收的目的来讲，行政收费和税收征收都是为了社会公益，前者是为了较小的、局部的利益，而后者是为了整体的、全局的社会公益。
第三，人权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界限[3]。行政法的价值由“管理论”向“平衡论”、“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更加突出了人权在一切行政行为中的至上地位。行政征收应以维护人权为己任和目标，人权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界限和坐标。一切偏离、背离这一坐标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违法的，应予以撤消。当然，这里存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问题。要遵从法治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和“人本位”理念，运用精密的法律技术，正确处理好两者的矛盾，做到既不损害国家利益，又保护人权。在自然的状态下，人权始终是行政行为的界限。
第四，程序是对行政征收的法律控制。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即使是一部良法，没有公正、合理地程序，也只能说是一部扭曲、变形的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在程序法的建设中正向前迈进。虽然现在还没有行政征收程序法，但从法的精神、原则出发，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执法程序，并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使之最终合法化。合理、公正地程序，不仅能使法律、法规得到很好地执行，实现其最大效能，而且还能对执法主体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因为有了程序，就可以约束执法主体的任意性，使行政执法行为合乎理性，对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大有益处，实现程序的控权功能。
四、行政征收的功能
行政征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国家财政支持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并调控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公平、人权也是其最终的价值目标。
第一，国家功能。
（1）敛财功能。[4]聚敛钱财或称“集中收入”是征收的基本功能，是征收产生的直接动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征收中的税收为其强制性的筹集资金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以便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比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5]税收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我国税收大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5%以上。所以说，敛财是征收的主要功能。
（2）调节功能。[4]因为税收是国家一切政治、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在现代社会，税收的调节功能日渐重要。税收是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是对利益的均衡和重新分配，必然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收费也同样如此，通过收费，可以实现对有限资源和准公共产品的合理利用，提高使用效率。对各个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因此，科学的征收政策，完善的征收立法，使征收征之有节，分配有度，必然对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实现社会公平负担，维护社会公平。②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国家财政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说，根据法律、法规，所有有义务纳税的人都要照章纳税(任何人不得游离于法律之外)，并且规定了税率制度，根据具体的负担能力分别课税。这不仅体现出社会公平精神，而且也体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而行政收费贯彻“受益者负担”而不是“按支付能力负担”原则，这样也可以实现社会公平。因为对准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从而只能有一部分人获得。对于这样的公共产品，如果贯彻“按支付能力负担”原则，由全社会共同负担，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要维护社会公平，就要实行“受益者负担”原则。要求特定利益获得者为给他们带来利益的行政给付作对等给付，这样不但实现了当代社会成员的负担公平，而且追求当代与未来社会在享有自然资源上的平等负担。
第三，实现公意，扩展人权。③无论是税收征收还是行政收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为了社会公益。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也正是公意所在。所以，可以说，行政征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意。从人权的角度讲，公意与人权有着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公意是人权的载体，是人权的集合与外在表现。所以，公民的意愿不断地得到满足人的权利自然就会得以实现，人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地扩展。这也正符合了人权的流动性、发展性等特征。人权是流动的、不断扩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权的内涵会更加丰富、丰满。
注释：
①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计价检[1998]614号），关于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问题。《价格法》第四十七条，将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形式，作了原则规定，收费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在收费的具体管理办法出台之前，仍按现行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
②毫无疑问，一国政府能力强弱取决于国家财力大小。国家财力主要由下列方式提供：增发货币、发行国债、征税和收费、税费特别是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和政府能力的基本支持力量。自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税收形式从社会收入中获得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日渐提高，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因而有学者将近代国家称为“租税国家”或“税收国家”。
③例如岂埃尔创立的税收保险说，认为国家保护了人民财产和社会公共秩序，人民因此就应向国家支付报酬。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如同保险公司与投保者的关系，税收就是国民向国家交纳的保险费。再例如以维克塞尔、格伦采尔、林达尔等为代表人物的税收价格论，认为国家可以分解为构成国家的个人，国家满足公共需要就是满足每个人共同的私人欲望，因此，个人纳税就象为满足私人欲望而购物时所支付的价款。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沈开举：《行政征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3]张守义：《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5
[摘要]现实主义学派是国际政治正统理论，对它进行分析与批判是女性主义等非主流学派发展的必要环节。在进行理论建构时，现实主义预设了四项基本假定：第一，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相分离的；第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性状，缺乏合法的中央权威；第三，国际社会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国家是理体；第四，国家道德不同于普遍道德。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石。在这些貌似客观的假定之中，包含着对性别要素的排除以及对女性、女性特征的贬抑，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这些假定进行解读，是女性主义有效批判、成功解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8-0087-07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正统理论”，现实主义界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而其男性中心主义的特征致使国际政治研究“广泛使用并被接受的分析结构、世界观以及术语都是由男性视角统领的”。设定假定前提，确定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进行现实检验，是现实主义生成的一般逻辑进路。假定是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石，对女性和女性特征的排除与贬抑，深深地蕴含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之中。假定的性别特征直接导致了结论的性别认同，并最终成就了现实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在进行理论建构时，现实主义预设了四项基本假定：第一，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相分离的；第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性状，缺乏合法的中央权威；第三，国际社会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而国家是理体；第四，国家道德不同于普遍道德。在这些貌似客观的假定之中，包含着对性别要素的排除以及对女性、女性特征的贬抑，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这些假定进行解读、阐释，既是女性主义有效批判、成功解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也能够为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个切入点。
一、国际与国内分离：营造无女人世界
国际政治是完全不同于国内政治的领域，这是现实主义学派立论的基本前提。国际／国内的二元划分思想沿袭了西方政治理论的二元思维传统。在男／女这一基本的二元体系下，形成了政治／家庭、公共／私人、国内／国际等二元范畴，这些二元范畴貌似中性，实则蕴含着价值评判。
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二元划分，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为基础。性别角色分工促成了社会关系和行为规则的二元化，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成为界定公私领域基本特征的依据。公共领域依据男性特征划定，私人领域依据女性特征划定。在价值上，政治优先于家庭，家庭是为达至自由的政治生活而存在的。公共领域倾向于将社会成员“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以男性特征为基准。在社会生活中，女人要么处于屈从地位，要么处于缺席状态。男人同时身处并主宰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内所谓社会成员的平等，强调的只是男人之间的平等；在家庭领域，成员之间保持着不平等关系，男性家长遵循自然原则而对女性成员进行统治。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仅缘于其“一家之主”的身份，更因其“一国之主”的身份。在家庭、国家以及国际政治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领域内，女性的地位依次递减。在家庭中，妇女是“第二性”的；在国家中，女性的公民身份必须由男人予以确认，她的利益必须由男人进行表达，女人和国家之间几乎不发生任何正式的关系；而在割断妇女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之后，现实主义塑造了国际政治理念与实践的男性认同。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6
一般认为“税收征管社会化”主要是针对个体私营税收征管和基层协税护税问题的。其实，税收征管社会化概念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它是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发展、推动现代税收征管民主、公平、法治的重要措施，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税收征管社会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一个方面
税收征管社会化是指税务部门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将一部分征管事项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归还纳税人，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公民和其他机构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税收征管，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建设和谐征纳关系的行为或过程。它是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社会化的一个方面，是全球性政府职能社会化趋势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税收征管社会化包含对基层个体私营经济中零星税源管理、税收代管和社会化协税护税等方面的内容，但不仅局限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它还包含有更广泛的外延和更深刻的内涵。
(一)当代世界性的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趋势
当代世界性的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所谓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是指政府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范围和履行职能的行为方式，将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承担并由此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有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
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和政府职能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工作模式中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展开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职能发展的趋势。
(二)税收征管社会化是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
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到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从现代的“委托一”和契约理论到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和职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传统的强制性行政命令型管理已逐渐转变为现代的指导和服务型管理，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但在西方国家如此，在我国也一样，政府职能社会化是当代中国政府职能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其呈现四个基本趋向，即政府职能市场化趋向、增强公民自主性的趋向、拓展社会组织自治空间的趋向以及强化和优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趋向。
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市场被取消，政府的权力渗透到城乡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的诸多方面，最终导致政府整合社会能力下降、行政组织运转低效、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等制度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启了转变职能的进程，也由此拉开了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序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社会化的步伐逐渐加快。然而，时至今日，不少人对于政府职能社会化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基本趋向不甚明确，甚至出台了一些逆向的措施，从而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二、税收征管社会化是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之一
(一)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
现代税收管理的三大特征是法治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税收征管法治化是指税收征管中法制建设越来越完善，征管方面立法、执法、司法越来越规范，在征管体制、管理程序、税收文化建设中，越来越讲求法治思想、遵循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法。税收征管信息化主要是指计算机网络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是指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目前各国都把计算机网络建设摆在了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位置，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全社会共同参与税收管理活动的趋势就是税收征管社会化。法治化是税收管理制度建设和目标
[1] [2] [3]
，信息化是改良征管工具和手段，而社会化则是税收征管制度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税收征管社会化是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税收征管社会化的主要表现
．征管决策社会化。主要表现在税收征管立法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一切权利归于人民，税收征管也如此。征管法的修改要经过反复调研座谈、广泛征询意见、最后还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批准。这是征管决策社会化的表现。
．申报征缴社会化。主要表现在申报缴纳方面。新的征管法要求纳税人自行申报，自行到银行划拨，实行“三自缴纳”，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和对个人收入的支付，还要求支付单位代扣代缴，税务机关只起“监缴”的作用。税银联网和“税银库一体化”的建设，更加方便和完善了这些功能。
申报征收社会化首先确立了纳税人在纳税中的主体地位，还纳税权利、义务、责任于纳税人。它从法制的角度明确了不按时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纳税是违法行为，纳税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纳税人由过去的被动纳税变为现在的主动纳税。通过推行自行申报纳税，取消专管员制度，把专管员从过去的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继而转向强化征管和监督检查的各项工作中去，使税收征管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目前，我国企业和个人自我纳税申报率已达％，按期申报率企业稳定在％左右，个体工商户也达到了％以上。．管理鉴证社会化。即税源管理和涉税鉴证方面社会化。就涉税鉴证社会化而言，国家税务总局年月日《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注册税务师“可承办”“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鉴证”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的鉴证”，并且于年月日出台了这两项鉴证业务的“试行”准则。也就是说，纳税人是否按期交了税、是否依法交足了税，都要由社会中介机构鉴证，出具审计鉴证意见书。此外，国家税务总局还在考虑进一步拓展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其他法定鉴证业务。
．培训服务社会化。主要是指涉税培训和纳税服务社会化、以及政府采购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方式的探索。《“十一五”时期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大力“开展政府职能转换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条件下发挥注册税务师行业职能作用的研究；开展拓展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业务领域和以政府采购购买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模式的可行性研究；开展税收改革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等等，为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税务中介组织的兴起壮大。主要是指税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兴起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趋向的重要反映。非政府组织，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既不同于公营部门、政府，也不同于私营赢利公司、企业的“第三部门”，具体说来，包括研究咨询服务机构、各种商会、各种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构等。据权威资料显示，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快速发展，至年年底，全国有税务师事务所家，取得注册税务师资格的人数共人，执业注册税务师多人，从业人员近万人。 ．税收宣传和民众对税收征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迅速上升。税收宣传和民众对税收征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迅速上升，这也是税收征管社会化的表现之一，从近几年媒体和民众对税案的关注度便可看出。当然，也有一些事项是不能社会化的，如税收征管中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执行措施等。
三、税收征管专业化的提法值得商榷
税收征管专业化，即税收征管专业化分工管理，是指在税法规范的前提下，征管由全职能转变为按征管业务职能进行组织机构分工，实行专门化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在“十五”期间征管改革的奋斗目标中指出：“通过进一步完善新的征管模式，初步建立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即在信息化支持下的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管理体制，即征、管、查相分离的管事制。信息化加专业化，就是科技加管理。实行专业化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减少职能的重复设置，能够分清责任，便于以业务内容来划分岗责，建立相互制约和更加透明的岗位责任制，有利于考核和进行责任追究，从机制上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将税收征管职能划分为征收职能、管理职能和稽查职能，并按业务范围分为个涉税事项，它的运作原理是通过成立三个专业机构进行权力制约，三者之间既明确分工又有机联系。总之，税收征管专业化讲的是税务机关内部的机构分工问题、即征、管、查相分离的征管格局。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7
关键词：传统；现代化；新传统主义；东亚；中国
s.n.艾森斯塔德（shmueln.eisenstadt），当代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代化问题专家，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教授，著有《社会的进化与发展》（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帝国的政治体系》、《轴心文明的源头与分殊》等。他在《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一文里认为，现代化并不需要消灭传统，也不可能消灭传统，需要探讨的是应该如何让传统适应或顺应现代化，即让传统为现代化所吸收和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制约和影响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与日本和泰国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新传统主义与现代化可以相容的结论，这与他主张的“多重现代性”理论是一致的。
一、重估“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
艾森斯塔德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把“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化的做法，主张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共存，“现代性”实际上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从传统中发展（传统的创新）而来的。“传统”中具有可以现代化的“潜质”。从“传统”向“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抛弃“传统”的过程，而是把“传统”不断转移和整合到“现代性”中去的过程。因此，需要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第一，“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吗？”
众所周知，在“经典”文献以及近年来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论著中，“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两分法中，“传统”社会常被描述为一个静态社会，分化或专业化的程度很低，城市化与识字率的水平也不高，而“现代”社会则被看作是一个分化、城市化、识字率水平很高，大多传播媒介较发达的社会。在政治领域中，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以某些“天”的代言人控制的“传统”精英为基础的，而现代社会的基础则是大众的广泛参与，他们并不承认统治者的传统合法性，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产生必须基于世俗价值与效能。总而言之，传统社会被它的传统所限定的文化视野所束缚，而现代社会在文化上则是动态的，具有变迁与革新取向。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导致对所谓“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功能的极端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持续不断地发展与现代化要以摧毁现代生活中的所有传统因素为条件，甚至将两者完全等同。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s.艾森斯塔德认为，“很明显，这种探究法或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可以发现一些相反的证据”。[1]
第二，现代化能够也必须从传统中受益
艾森斯塔德认为，常有这样的情形：传统背景中的某些组成部分——如家庭、社区、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瓦解导致的是解组、断裂和混乱，而不是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在日本、英国等国家，其现代化是在传统象征的庇护和传统精英的赞同下取得成功的。在许多情况下，现代化的最初动力是来自反传统的精英，但不久以后，他们就试图将传统社会中的某些方面或象征恢复起来。无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大，现代化的成功，即成功地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统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而现代性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化冲击进行反应的也是这个背景。现代社会功能的不断履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可利用性，以及被整合到现代背景中去的可能性。[2]
第三，应该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艾森斯塔德强调：必须重新考察传统与变迁的关系，需要分析在特定的传统或传统社会中哪些力量有利于或有助于变迁过程，而那些力量会阻碍变迁过程，并要仔细考察这些力量与所谓“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关系。需要把那些仅仅能为传统社会的框架所容纳的变迁与可以导致对这种框架的超越，即导向现代化的变迁区别开来。需要考察那种可以有助于向现代性过渡的变迁过程的特征，这种变迁过程是与阻碍这种过渡的变迁过程不同的；还需要考察那种可以导致现代框架的发展与连续性的变迁过程的特征，这与那种在现代框架建立之后会窒息其生命力的变迁过程是不同的。艾森斯塔德认为，为了更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界定为：（1）现代变迁力量对传统体系的冲击的一般性质；（2）传统秩序影响人们感受这种力量以及感受在新形势下必须面对的问题的程度；（3）从自己的传统遗产中形成的处理这种问题的能力的程度，即或是在不根本改变自己的中心制度与象征的情况下适应新环境，或是通过改造中心制度和象征来适应新环境。[3]
二、现代化对中国冲击的性质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现代化对中国冲击的性质是什么？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之下，中国不得不应对的问题是什么？
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两种形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的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主权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崩溃的潜势，以及在这种秩序被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和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不仅远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时代，而且这种挑战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就其对内部秩序的影响而言是如此。它不仅毁坏了现存的王朝或维持特权政体的可能性，而且也瓦解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形成一种新的、现代类型的社会秩序的期望和要求的形成也影响到这种瓦解过程，这些期望和要求包含意识形态和制度两层含义。[4]
三、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的异同、特征与原因
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艾森斯塔德认为，在晚清，从必须重构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并没有被感受到，特别是没有被中心制度感受到。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感到有必要使现成的秩序适应新的技术和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识形态环境。而在民国时期，挑战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也就是说，在晚清，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民国，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新传统的儒家取向、非改造型、半世袭性）的。
尽管存在基本差异，但对现代化的反应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特征，即中国对新的环境、现代力量的冲击和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在晚清时期，统治中心仅仅愿意促进某种有限的并为自己所控制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往往局限于技术以及某些经济和行政领域。不愿促进更长远的可以确保广泛阶层参与政治秩序的变迁。统治中心的政策以强调维持现成的社会结构为特征，对社会运动和独立的公共舆论进行镇压，使之转变为积极的、较为成形的政治成分和组织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在统治中心之外的现代化群体的组织程度是很低的，改变现存的象征和制度秩序的效能很低。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基本现代化取向是新传统主义的。在最一般的象征层次上，国民党精英常常是按照传统主义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并将由革新性群体所形成的新的象征和取向的内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在组织领域，国民党精英努力控制其他群体，使之不超出传统的界限，互相分离，缩小和控制他们流通的渠道，将他们与中心相分离，限制他们对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参与与接近。在社会的宏观层次上，新传统主义反应是在秩序中心形成了军事“传统主义”和新型世袭制。其特征主要是：保守的军人意识形态；强制性的取向与政策；新中心在意识形态和象征上的封闭性；主要关心的是现有政体的维持，并与社会中的主要群体（大部分是传统的）建立临时性的妥协。[5]
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艾森斯塔德从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特征和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改革与“革命”传统）两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社会秩序中与（对现代化）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形成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性特征，就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互相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中国社会不具备这种独立性。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相互独立性来看，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互相交织是最紧密的，几乎成为一体。”在中国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或文化组织。“虽然从原则上来看，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中的许多普遍主义的伦理因素是超越于特定的边界和社区的，但在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是与中华帝国的特殊政治框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帝国是由儒家象征合法化的，但儒家象征和儒家伦理取向也在帝国内部找到了自己的‘自然’位置与框架，以及主要‘对象’。”[6]艾森斯塔德认为，“儒家伦理取向的基本对象就是帝国——科层框架中的政治活动，这就带有很强的特殊主义色彩，并局限于现有的文化——政治范围”。[7]其次，从社会与政治相互独立性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整个社会的分层体系完全是按照政治中心形成的。”带有强烈儒家取向并由儒家学说加以合法化的帝国中心，是威望与荣誉的唯一分配者。各种社会群体和阶层都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身份取向。几乎所有较重要的宽泛的取向都是与整体性的政治——宗教中心相联系的。将帝国中心与广泛社会联系起来的文人阶层可以在帝国体系中承担一些至关重要的整合功能，也能够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发挥这些影响的方式则是支持等级制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作为一个精英阶层的文人的存在依赖于统一帝国的理想的维持。中国文人的特征虽然有利于在长跨度的历史时间里调节和吸纳变迁，但也恰恰是这种特征，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中文化上和政治上最成形的群体的改革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广泛群体中的改革或改造能力的水平也与他们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我认同的基础有关，这个基础就是“家庭主义”。虽然“家庭主义”不一定是中国没能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家庭内部凝聚力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制度领域的联系），但中国的家庭确实是“一种相对自主而又自我封闭的群体，但却很少带有自主性的广泛取向。”除了那些在科层系统中获得地位并对科层系统承担义务的人之外，个人的基本责任是扩大家庭的力量和所拥有的资源，而不是按照某种外在的目标和义务来体现家庭的价值。[8]
第二，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历史上的变迁、革新和造反的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意识形态也许是它对于现世责任和现存的社会框架中的活动的强调，这些活动包括家庭、亲属群体的活动以及为帝国提供的服务，同时它也相当强调恰当地履行这些职责与个人责任的终极标准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是大规模意识形态和宗教中最具有“此岸世界”特点的一种，它特别强调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政治的重要性。这种取向并不缺乏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但这种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人类生活中的政治和家庭标准来表达。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革新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形成的改造取向大都趋向于在这些框架中完善个人责任，或使他们脱离现实生活，而很少具有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结构和社会政治的基本方面进行改革的取向。中国社会的边际性变迁——造反和地方主义（地方长官演变为半独立的军阀）也具有以上基本特征。从政治组织的观点历来看，“这种造反和武力反抗都不能带来一种不同的、新的政治表达的层次”。他们虽然能够传播社会抗议的许多象征符号，但却很难就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形成积极的要求。一般地说，他们的目标只是在于夺取政府和科层系统，以及按同一个模式建立新政府。这些造反所提供的只不过是对现成的价值结构的第二种解释，而并不能提供创新性的，完全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同样，军事总督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也是在现存的价值和政治框架内形成的。虽然他们努力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中央政府，或控制中央政府，但他们很少想到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体系。即使军事总督和军阀最终分裂了帝国，但其终极的政治理想还是在“传统制度的肯定与强化”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帝国统一。[9]
四、中、日、泰“新传统主义”式的现代化成败及其原因比较
民国时期新传统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断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统治精英努力去控制社会中的所有权力位置的群体，垄断所有有效的控制地位，另一方面又向各种群体的要求不断让步。民国新秩序的中心象征是传统与更极端的现代象征或反西方象征的混合物，它不能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现代政体形成和发展中提出的具体的、手段型的组织与制度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的指导。这种新传统主义政策将导致以前的传统型关系的延续，如工业背景中以及涉及官员、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家长制，而且这一点又与在新的背景中缺乏承担责任和首创性的准备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这将导致传统主义群体进行长时期的努力，以控制社会中较重要的广泛领域，并利用急剧的变迁来支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较为分化的、有效的中间性和中心制度发展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限度。结果浪费了那些至关重要的资源，同时也破坏了国民党想建立的那种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是否应该归之为新传统主义的政策，还是应该归之为结合在一起的内部瓦解力量和外部冲击力量过强，艾森斯塔德认为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他以战后台湾的经济起飞为例，说明了新传统主义政权与较高的经济发展和对国际力量的挑战较强的适应能力共存的可能性。新传统主义政权可以容纳部分的制度创新（一方面防止制度中心制定将导致政权崩溃的政策；另一方面逐渐释放在制度中心社会参与的空间），但几乎完全依赖美国保护下不受国际压力影响的特殊国际环境。国民党在大陆现代化失败，而在台湾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艾森斯塔德归结为国际环境作用下的内外压力的差异。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所处的比较边缘或与世隔绝的位置，会有利于形成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具有生命力的新政体”。[10]
泰国的例子与台湾相似，甚至“也许可以最形象地说明传统政体的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其中心象征和制度中并没有发生变迁，在有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方面也没有发生大的变革。泰国的现代化适应是通过改变这些制度中的某些方面而实现的，特别是通过科层系统的理性化以及在中心和统治圈中的参与扩大到众多的群体实现的，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但与旧的群体并没有很大区别。这种对不断变化着的现代条件的高度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国际上所处的相对边陲的地位。[11]
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日本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特征。它是这样的一种现代化案例：由专制寡头驱动，而且专制寡头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导和控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既有的框架中吸纳许多新的社会力量。这种独特的特征的形成，也许在于这种寡头本身是革命性的、想进行现代化的，但同时，他们又把传统的帝国的象征的保留作为自己的基础。这种帝国传统的连续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确切地说，它成为新的国家认同的目标和内容。在新的政治体系中，他们成功地形成了具有弹性的中心制度和集体目标。因此，这些精英虽然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中的创新，特别是极为老练地在政治和行政活动中进行创新，但在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中，也具有同样的取向。由于这些特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广泛社会群体的支持，使得它能够疏通广泛阶层的某些传统型效忠，并通过科层制的手段将这些阶层结合到新的中心框架中去，实际上并没有授予他们政治权利，至少是没有授予他们有效的政治权利。[12]
五、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及其社会文化基础
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与前两次存在明显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这三次现代化反应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从表面上看，前两次存在明显的连续性，而第三次则与前两次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次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次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
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建立的秩序中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艾森斯塔德认为，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令人感兴趣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混合物”。新中国政体与中国传统秩序及新传统主义秩序之间的非连续性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新中国政体努力摧毁大部分具体的传统象征、传统阶层和传统组织，形成新型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并建立新型的社会组织。但尽管如此，这两者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某些价值和取向的层次上就更是如此，突出表现在对不同的传统象征和取向的使用，以及对这些象征和取向的支持。这个政体感受到了与传统秩序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某些广泛性的社会与文化秩序中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努力去利用传统的取向，而剔除这些传统取向的许多具体内容，以及这些取向对旧秩序或旧秩序的某些组成部分的认同和联系。这个政体努力将旧体系中固有的动机取向释放出来，同时又按一种新的方式对其内容和基本本体加以改造。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是如此。在国家的作用和集权化的科层系统方面，形成了一种利用以前的职员、知识和组织机构的趋势，但同时又将这些与以前的框架分离开，并对这些因素的自主性加以否定。[13]
为什么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与前两次具有根本的不同，艾森斯塔德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在中国不同方向的“改革”和“造反”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系，即在文人和绅士群体的“理想主义”趋势与“秘密会社”和农民的造反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联系，使得绅士群体、某些秘密会社、某些军阀和农民造反者能够超越他们自己有很大局限性的社会取向，去寻求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形成新的、更加广泛的取向。
第二，第三次现代化反应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这样一开始，就没有在国家秩序的改造与社会秩序的改造之间形成很大矛盾，相反，这两方面之间到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互相加强的关系。[14]
以上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中国政体从新的国际力量的冲击中所选择的那些象征和取向的性质，而这些象征和取向又成为新的具有内聚力的精英和改造取向的纽带与目标。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基本取向：一个是“乌托邦式”的公共——整体取向，另一个是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工具——制度取向，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取向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但新中国的许多活动并不主要是以公共——整体取向为基础的，而是主要基于“更理性”的努力，以打破有局限性的传统效忠，激发新的动机，即有关新型的经济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动机，并反复灌输对新的广泛的社会秩序的效忠意识，疏通被封闭性的群体和组织割断的效忠。[15]
艾森斯塔德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存在两个忧虑：第一是如何控制在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新的“动机”或取向的问题？第二是如何运用人们对它的效忠来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现代制度建设？他认为困难在于“既有的制度模式与正在形成的制度模式之间的极端不信任，即官员、地区性组织和经济企业之间的互不信任”，也在于“（所有这些组织之中）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存在这样的不信任”。[16]艾森斯塔德强调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互不信任”会严重影响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尤其是社会凝聚力和现代性制度建设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独立的中介制度和组织”或“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独立的社会群体组织以及这样的社会身份的基础”，会在事实上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的延续，对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会有消极作用。[17]
结论
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反对“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的极端观点，他主张重新考察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以便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中国经验为例进行考察，就是这种重新定位的尝试。他把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分成三期：晚清（或帝国）时期；民国（或后帝国）时期，共和国（或共产主义政体时期）。认为前两期与第三期有明显的区别。第三期则与前两期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期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但前两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期，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并没有被感受到，特别是没有被中心制度感受到。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感到有必要使现成的秩序适应新的技术和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识形态环境。而在第二期，挑战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也就是说，第一期的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第二期，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的。到了第三期，现代化反应虽不再是新传统主义的，但“中国共产党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传统所影响”[18]。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台湾、日本和泰国现代化的成功，是在新传统主义框架下的成功，但受益于它们所处的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地位，减弱了国内外对它们的期望或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国民党新传统主义现代化在大陆的失败与这种压力的强弱有关。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艾森斯塔德还是建议要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现代制度建设（包括各种中介制度和组织），以整合和化解在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新的“动机”或取向（必须有吸纳和释放机制）。鉴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互不信任”，只有加强“信任建设”（也可以看作一种隐性制度建设）和“制度建设”（显性或刚性的制度建设），“信任危机”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化解。艾森斯塔德的传统与现代性相容，并能为现代性所合并和控制的观点，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深度推进富有启发，现代化建设要摈弃简单地否认历史与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过程。
注释：
[1]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7——1088页。
[2]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8——1089页。
[3]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9页。
[4]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0页。
[5]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1——1093页。
[6]（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7页。
[7]（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8页。
[8]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8——1099页。
[9]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9——1100页。
[10]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3、1094、1095页。
[11]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6页。
[12]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96页。
[13]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4——1105页。
[14]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6——1107页。
[15]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7、1108页。
[16]（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8页。
[17]参考（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9页。
[18]（以）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5页。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8
论文关键词：无形环境校园文化文化特征文化现象
论文摘要：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交往与人际心理氛围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无形环境的文化特征，这就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形式特征和文化功能特征。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其核心是大学人际环境，它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围绕在大学生周围，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发生作用的一切人际关系因素的总和它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在表现形式上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际交往与人际心理氛围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对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这种文化现象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文化，但是它不同于社会文化，我们赋予了其主要构成一定的意义，这种文化是校园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无形环境的文化特征，因此，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文化特征分为本质特征、形式特征和功能特征三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文化本质特征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也足社会的存在。处于共同体之外的无论什么人都不是一个人，而“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上帝”。费希特曾说过，“只有在人群中人才成为一个人。如果人要存在，必须是几个人”。把人放到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即需要研究他所处的社会以及该社会的文化。人只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同他人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人创造的特定形态的文化才能决定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因此只有“文化”才能准确地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揽括在内。鉴于人与文化的互动构成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有学者甚至认为，“我们可以说，人、社会、文化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地出现的。人虽然有先天道德本性但也表现为社会文化的本质”。
我国目前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规定为，“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理解我国现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做好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个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以及改革开放的进程，对基础道德和文明习惯方面的教育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强调。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种前提性的预设，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指向的结果。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足一个学习社会角色与道德规范的过程，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使自然人变为社会人。is]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的影响，是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途径进行的。一方面，离不开个体的自主的、积极的学习，另一方面，个体通过与之有关系的其他个体及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人际交往。在交往中，人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是受社会道德规范约束的。因此，个体接受社会道德规范与个体社会角色的教育或者学习，实际上就是掌握并遵循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实现社会生活环境的秩序与和谐。从社会(主要指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设定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培养适合一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特点的公民，其前提是事先已经设定了公民的素质与道德品质的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培养受教育者这些素质与道德品质。两者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指向。这个指向就是实现国家的秩序与和谐和实现社会生活环境的秩序与和谐。
不管从个体社会化与国家设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来看，两者都不能脱离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道德与思想政治规范。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道德与思想政治规范，一是它是个体行为的规则，是个体行为必须遵守的规则，并通过规则的实施，实现社会生活环境的秩序与和谐；二是道德规范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与国家理想状态的追求。蕴涵在人的行为与观念中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政治原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而这些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本质所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文化形式特征
本质总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文化形式特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谐的心理氛围与道德行为规范。这些在大学生的日常牛活与学习中都能体现出来。
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指在大学校园中，由无数大学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实践的基础．卜形成的价值理念与价值特征。这些价值观念的外延比较广泛，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如教师的教育教学观、人才观、知识观等，学生的学习观、生活观、消费观、荣辱观、纪律观等，还有师生关系的理念。虽然在大学校园中，具体到个别的教师和学生的身上，这些是有一定差异的，但是形成这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对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大学生也容易接受大学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与道德品质。
和谐的心理氛围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非学校内的个体与群体的交往实践中的心理状态与态度等。心理氛围往往与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具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在师生关系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立状态，这本就是一种心理氛围的表现。而在我国古代，孟子就强调“亲其师，而信其道”，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现实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由于目的差异、经验差异与知识水平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教师与学生之间较难形成融洽的、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导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疏远，因此教师的教学、个人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水平等对学生影响较小。另外心理氛围与情绪一样，还具有弥漫性。某一个大学生生活在不良心理环境中，就自然会产生心理保护机制甚至形成个人的心理封闭与对外的敌对心理。这样的心理氛围还能影响到周围的其他学生的心理状态，甚至是教师心理状态，导致在整个教育情景中，产生不良的人际关系。而在良好的人际心理氛围中，就会产生良好的人际关系，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本来就是人类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文化遗产。道德规范首先是一种约束机制，它的作用是对大学生形成制约，指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道德规范还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的追求。由于有比较多的关于道德规范的性质与作用的研究，这里我们不再作过多的讨论。
在无形环境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谐的心理氛围与道德行为规范蕴含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但是它们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来说，这三种表现是缺一不可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三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的文化功能特征
西方研究者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群体成员处理周围事情的方式”，它包括群体的标准、价值、信仰、礼仪和传统，它是学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是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氛围。因此，大学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科研与管理中所形成的被全体教职工所认同的作风、传统、观念、价值观、行为准则、交往方式等内隐因素的综合，其外显因素包括学校的人文气象，比如校风、校貌等。学校文化是学校特色的重要表征，是学校的生命所在，是学校重要教育资源，是催生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生命发展的深厚土壤，是学校人文传统和优良校风的根本之源。校园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教育导向功能、培养塑造功能、凝聚激励功能、娱乐释放功能、传播整合功能等。尤其前三个功能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是完全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既是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施加教育和影响的过程，又是通过良好的环境来对被教育者进行陶冶和导向的过程。校园文化活动不仅是学科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良好的结合点，还是学生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组织管理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校园文化是一种非课堂教育，是通过课余文化活动及校园环境、校园精神对学生施行的教育。
首先是潜在的规范作用。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校园环境和全校师生员_t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它是在学校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就学校来说，各个学校，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学校，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已的特点和传统，这些特点和传统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被历史地承袭下去，形成一种环境气氛和集体舆论。逐步形成以学校群体的荣誉感、自豪感和集体的意志作风为主的环境氛围和集体舆论，从而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产生教育作用，以潜在的规范性影响着每个成员的行为，使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不断调节自已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这种环境熏陶；使一些不能适应这种环境要求的人和事，受到群体的批评甚至谴责，而改变原来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培育出各类优秀人才来。
其次是非强制性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是非强制性的。校园文化对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习惯具有潜在的规范性，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它通过特定文化心理氛围的熏陶和有目的地传播信息及文化知识内容，以主动地选择代替简单地全盘接受或盲目斥责，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校园文化虽然刈‘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习惯具有潜在的规范性，但除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外，一般来说，它并不具有强制性，而只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再次是个性发展的塑造作用。在良好的校园氛围和校园环境中形成的群体需要、目标对受教育者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激励总是由尚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引起的，对大学生来说，大学时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制约其人格及“三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会给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打上深刻的烙印，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说明，从校风良好的学校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在走向社会后，总有一种留恋、怀念之情，保持着在校期间所形成的优良品质和行为习惯，并用自已的言行去影响周围环境，抵制不良风气，为纯净社会风气作出努力。
总而言之，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影响到全体师生，成为一种约束和规范全体师生言行的巨大力量。即使某些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与集体的要求不相符合，但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氛围中，就会通过模仿、暗示、从众、认同等心理机制，逐渐纠正自己的不良言行，做到与集体协调一致。可见，校园文化虽然表现为大学校园中的各类主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其实质是大学校园中的各类主体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是一种文化了的人际关系与人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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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9
论文摘要：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推动由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问题向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问题的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面临的新的课题。为此，应当积极探讨网络文化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行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矛盾等方面的规律性，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努力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推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在新的信息网络环境下，如何以创新的精神，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性的探讨，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有效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通过互联网积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推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是时代进步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提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
一、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推动由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问题向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问题的转换信息网络技术“革命”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思想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学者和领导人的广泛关注。
在国外，在哲学、社会文化学、心理学等领域，相关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取向，主要集中在网络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对社会、对人们心理行为的影响等方面。尼葛洛庞帝、埃瑟·戴森、曼纽尔·卡斯特、迈克尔·海姆等从人类新的生存方式、社会生活、社会“范式”转型等角度，分别就“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活”、“网络化社会”和“虚拟实在”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的作用作了颇具影响力的描述和分析。尼葛洛庞帝认为：“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_1戴森通俗地把互联网比喻为：“网络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潜在的家。……是由上千个小家庭和社区自我营造、定义并设计的一种环境。”卡斯特将“信息主义”、全球化、网络化概括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基本特征。海姆将网络视为与物理空间相对应的网络空间，是一种完全模拟的环境和一个虚拟实在的世界，并认为其具有模拟性、交互性、人工性、遥在、全身沉浸、网络通信等特性：。同时，国外的一些学者还着重从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对人们心行为特征的影响作了描述。例如，唐·泰普斯科特把伴随电子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称为“网络世代”，并通过访谈调查方法，从文化和人格两个相关的层面论述了“网络世代”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文化上，“网络世代”主要包括尖锐的独立自主性、情绪及智力的开放、包容性创新、早熟等特征，而在人格上，“网络世代”则主要表现出接受歧异性、好奇、独断并拥有强烈的自我主张等特征。p．wallace通俗地描绘了网络空间中人们的社会认知心理、面具和伪装心理、团体动力、攻击心理和性心理、人际吸引心理、利他心理等，探讨了人们的互联网心理发展不同于现实物理空间中的行为心理特性]。金伯利·s·扬在其《网虫综合征——网瘾的症状与康复策略》一书中，则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研究了“因特网瘾”这一社会现象的起因和表现方式，提出了针对性的康复策略。
在国内，早在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和渠道。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我国的哲学、社会文化学、思想政治教育作者对于网络文化发展的矛盾及其社会影响、网络环境下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大体可以分为个层面：一是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网络文化开展的相关研究。如曾同屏等人研究了赛博空间的文化蕴义，指：“因特网的革命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从技术层面上导致了赛博空间的出现，而更在于从社会文化和交往上看它促成了新型的社会空间，使得信息方式和虚拟实践成为人类的重要实践形式。”鲍宗豪往深入研究网络文化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信息网络的文化价值，认为信息技术促进了文化网络系统的形成，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载体，网络促进了全球的跨文化交流，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网络文化世界；并认为网络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交往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六大革命。同时，国内众多的学者、专家，还从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研究了信息网络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二是从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开展的理论探索。从同内相关文献来看，最为全面的当属谢海光联合全国19所大学完成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课题。该课题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交往学等视角审视了互联网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并对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的原则、内容、方法、途径、环境等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应用建议。三是来自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面的探索。我围诸多文化事业单位网站、高校网站，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在互联网上开辟了各具特色的“红色”文化网站和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积极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同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有其特殊性；如何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上述相关成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的研究和实践奠立了较好的基础，体现在：(1)它们深入而广泛地研究了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网络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材料；(2)它们对网络环境中人们的心理行为特征的研究，对于我们从微观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对象的思想行为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目前关于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研讨和实践，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浪潮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着重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否应当“进网络”和如何“进网络”的问题，并对推进这一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关于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研讨和实践存在的不足方面之一是：这些研究和实践，突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然而，尚未上升到教育理论的层面，未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规律性和理论原理进行系统而深入地审视。也就是说，如何系统地提炼和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以有效地指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必将成为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2007年1月，胡锦涛在沦及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问题时指出，我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围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可以说，这一重要讲话，不仅指明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而且对积极有效地利用和管理互联网，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时代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进步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等为指导，结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借鉴同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规律性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从而为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体系构架
网络是人类生存的虚拟实在的空间或领域，是技术一工具与人、社会群体和组织互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属人的性质；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同时又是一种不同于现文社会的“虚拟实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对的对象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做人的工作，冈此具有共同性。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后者的不同点在于：它所面临的是新的“虚拟实在”的网络空间中具有特定心理行为规律的人，尤其是伴随电子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成长起来的“网络世代”。所以，探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性，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既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般规律，义应当以创新的精神，结合网络文化发展的态势和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从多学科结合的交叉点上，揭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系统地概括、提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原理，以达到服务于指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的目的。诚如江泽民指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挑战。”
以上述研究方法为引导，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性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殊性的契合，我们初步提出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构架的模块如下：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地位和功能及其理论基础研究
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的研究，首先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信息时展需要，紧密围绕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的基本任务，厘清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意义；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的网络文化建设和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构成等不同层面，阐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于网络文化建设所具有的保障和导向、整合和渗透、控制、调节和转化等社会功能。同时，需要明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它既包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直接的思想理论依据，又包括要以教育学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乃至网络技术原理等作为相关的学科理论基础。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对象和载体研究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的，现实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不会因“数字化生存”而消解，它们必然影响到网络社会的建构；同时，虚拟社会又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为现实社会的重组和再造增加新的元素，网络社会以其虚拟性、超时空性、匿名性、平等性、开放性、自主性等特征，可以放大或缩小现实社会的某些因素和人的某些行为心理特征。因此，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环境的变化，从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从虚拟社会中各种群体、组织和社区的特性等不同层次，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的变化及其作用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性。科学地认识和分析教育对象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出发点，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需要深入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一一青年网民的行为心理，探寻他们在网络社会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认知、情感和人格特征，揭示他们的网络行为方式，以利于指导实际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并调动教育对象参与教育过程的内在积极性或主动性。信息网络作为“第四媒介”的兴起，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播媒介和途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凯文·凯利曾对“网络化逻辑”(ne工workinglogic)的性质作了生动的描述：“原子是过去式了，下个世纪的科学象征是动态的网络……。原子代表了干净的简单特质，网络则引导了复杂性的散乱力量……。网络是惟一能够没有偏见而发展，不经引导而学习的组织。其他的形态均限制了可能性。网络的群集四周都是边缘，因此，无论你由哪个方向接近，都是开放性的。事实上，网络是能够称得上具有结构的组织里最不具结构的组织……。事实上，各种纷杂多样的成分，也只有在网络里才能够维持一致性。信息网络结构的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自组织性、去中心化等逻辑特性，不仅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传播载体、途径，更为深刻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教育者为中心的单向教育模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播媒介、途径乃至教育模式的研究无疑构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征、原则和规律研究一
网络文化的特性深刻地影响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各种基本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从社会文化整体的角度看，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物质文化特征，虚拟性、交互性、创新性构成了信息时代的行为文化的新方式，开放性、自治性、自律性凸显为信息时代制度文化的特色，信息交流自由、平等、共享的理念正逐渐演化为信息时代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网络文化的这些特点，赋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基本特性，如开放性、自主性、平等性、交互性、全时性等；同时，也要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遵循政治性、引导性、民主性、渗透性、生动性、安全性等主要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规律是人们自己行动的规律，这在网络社会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网络是“由上千个小家庭和社区自我营造、定义并设计的一种环境”；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经验来看，现实与虚拟、一元与多元、自由与规制、遵从与失范、民主与集中、崇高与庸俗等等构成了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如何全面科学地认识网络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双重影响，正确地解决和处理这些矛盾，兴网络之利，去网络之弊，构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
(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研究
依据在网络文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首先必须贯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法制观教育等主导的教育内容，但是，在网络这一新的文化环境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是简单地复制这些教育内容，而必须以创新的精神，探讨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数宁化、网络化的规律性，并且着重加强网络观教育、网络伦理和网络法律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等新的教育内容。在方法和艺术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既要运用传统的理论交流教育、榜样教育、形象教育、心理咨询等教育方法，更需要探索网络互动交流、网上引导、网络群体组织教育、网民自我教育、网络内外教育统一的方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既包括各种传统的文化教育艺术，义需要探索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艺术。
(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培养研究
面临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新任务，需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在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网络文化的特点，着重网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构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培养途径与形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丁作者素质的自我养成等问题，以推动与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相适应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
社会治理主要特征篇10
1.个性与个性心理学的涵义
《心理学大词典》中的个性定义：“个性，也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结合构成的整体。这些层次有：第一，完成某种活动的潜在可能性的特征，即能力；第二，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即气质；第三，完成活动任务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即性格；第四，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这些特征不是孤立存在的，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的。”
2.个性的基本结构
从构成方式上讲，个性其实是一个系统，其由三个子系统组成：个性倾向性、个性心理特征、自我意识。
3.个性的特征（1）个性的倾向性
个体在形成个性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每个个体对外界事物的特有的动机、愿望、定势和亲合力，从而发展为各自的态度体系和内心环境，形成了个人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个性倾向。（2）个性的复杂性。个性是由多种心理现象构成的，这些心理现象有些是显而易见的，别人看得清楚，自己也觉察得很明显；有些非但别人看不清楚，就连自己也感到模模糊糊。（3）个性的独特性。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使是同卵双生子甚至连体婴儿长大成人，也同样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性。（4）个性的积极性。个性是个动力倾向系统的结构，不是被客观环境任意摆布的消极个体。个性具有积极性、能动性，并统帅全部心理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5）个性的稳定性。从表现上看，人的个性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6）个性的完整性。如前所说，个性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人的各种个性倾向、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都是在其标准比较一致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绝不是偶然性的随机凑合。人是作为整体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7）个性的发展性。婴儿出生后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随着其成长，其心理不断丰富、发展、完善，逐渐形成其个性。从形式上讲，个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心理发展的产物。（8）个性的社会性。个性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起一定社会作用的有意识的个体。个性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它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主体。个性是一个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和这个人所具有的意识。个性的社会性是个性的最本质特征。
二、个性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1.在研究对象上，两者具有统一的指向点。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同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具体的人，人的整个精神面貌（思想、立场、观点和态度）。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个性心理学研究的客体，也就有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和场所。政治思想工作要使自身得到强化、深化，实现自己的根本目的和任务，离不开对个性心理学的巧妙运用。
2.在具体内容上，两者具有共同的交合点。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理论原则、具体内容上相互渗透、吻合，具有密不可分的交合点。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完善的，但它在许多方面却包含着丰富的个性心理学内容，其中许多理论原则、经验做法，是结合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特点总结出来的，是和心理学的规律契合在一起。政治思想工作就是做“人心归顺”、“人性归理”的工作的，只有认识和掌握具体的人的个性心理规律，并自觉地运用于实践，它才能理顺、气正、运盛，生机勃勃，成效卓著。
3.在强化效应上，两者具有相同的中介点。个性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工作在实践效果和作用形式上有共同的中介点，这就是外界环境、活动、社会因素总是通过个体的内应性而发生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切手段、方式，最终都要通过人们自我教育过程来实现，这与个性发展的效应程度最终要靠个体自我调节、自我强化是同义的。同时，自我意识作为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内应力”与个性的“可接受性”属于同一品质，属于强化效应的同一中介点。
三、应用个性心理学，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1.应用个性心理学，更新观念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观念。在个性普遍得尊重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尊重和服务的观念。（1）树立尊重人的观念。（2）树立服务观念。
2.应用个性心理学，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根据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个性特点，努力改进工作方法。一是由“声势型”向“实效型”转变。为避免“走过场”和“空对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二是由“执行型”向“自主型”转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上实现从群众被动接受教育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自主型转变。三是由单纯“灌输型”向“渗透型”转变。寓思想政治工作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群众文体娱乐活动之中。四是由单一“教育型”向多元“综合型”转变。把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行政监督、经济杠杆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