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1
关键词：文化线路；保护；规划
abstract:thethesisanalyzesthe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contentsandvalueof“culturalroute”.onthisbasis,itputsforwardthestandardandconceptabouttheplanningoftheprotectionof“culturalroute”,namely,(i)determinationoftheobjectiveandvalue;(ii)frameworkofthecontentsofplanning；(iii)protectioncontrolmeasuresoftheplanning.
Keywords:culturalroute；protection；planning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7-10（4）
作者简介：王景慧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一、文化线路的概念
2008年10月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文化线路”的定义最初是在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的，当时将文化线路称为“遗产线路”（heritageroutes）。
1998年，iComoS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2002年马德里CiiC科学会议明确了文化线路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消除了文化线路与文化景观的概念混淆。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操作指南》的修订稿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将其与文化景观、历史城镇、运河遗产共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别。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iComoS第十五届大会将“文化线路”列为讨论议题。2007年制定了《文化线路国际》的草案。
此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究独立申报文化线路类遗产的方式和策略，若干跨国的大型文化线路，如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SilkRoad），纵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的“印加皇家道路”正在研究。
《文化线路》认为，“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一个成果，这一新概念显示出对文化遗产认识观念的演变，它将概括文化遗产涉及自然、文化和历史环境几方面的关系。为此，《》指出，将文化线路看成一个新的概念并不与文化遗产现有类型，如历史遗址、城镇、文化景观和工业遗产等相矛盾，它们可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线路之内。文化线路只是将这些范畴包括在一个联合系统中，提升它们的意义。这样，“文化线路”的概念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理解，它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认为，文化线路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名类，也是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同时，它必然会促进保护规划方法的更新与发展。
“文化线路”的定义也规定：它要反映人们在物资、思想、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交流要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上都有所体现；它要集中在一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系统之中。
从《文化线路》看，“文化线路”有三个特点：
1．通过不同地区、民族间的人和物资的交流，反映了文化的交流。
2．经历了历史上的较长期的演变和积累，反映出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而且形成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3．“文化线路”的遗产资源极其丰富和多样，包括了诸如古迹、考古遗存、历史城镇、地方性建筑、非物质遗产、工业和技术遗产、公共工程、文化和自然景观、运输工具等多种内容，所以它们的研究和管理就需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并且不断丰富历史、文化、技术和艺术知识。
按我的理解，文化线路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1．自然要素，它产生于自然或文化的背景中，并对其产生影响，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丰富多彩的新的文化因素。
2．物质要素，包括交流线路的本身，还包括与线路功能相关的其他物质遗产。包括海关、要塞、货栈、旅馆、医院、市场、码头、桥梁，交通工具或其他设施，以及与生产贸易有关的诸如城镇中心、文化景观、圣地、礼拜和祈祷场所等。
3．非物质的要素，文化的重大交流不仅通过物质的、有形的东西来体现，还可以通过精神和传统来体现，它们见证了这条线路沿线的民众交流和对话。非物质遗产是理解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的基础，物质要素必须要与其他非物质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文化线路的价值呢？
文化线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它的意义，它的整体价值大于各个部分价值之和。这个特性极大地影响到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各处遗产单独评估，它们的突出普遍价值可能并不显著，若以其线路作为纽带从整体上分析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
文化线路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它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线路的走向，影响线路的发展，因而文化线路的不同部分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色，这造就了文化线路的丰富和多样。
文化线路的非物质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地段的物质遗存没有得到切实保存，仍可以通过非物质因素来证明它的存在，这些地段也就构成了文化线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对于仍在使用的文化线路，应保持其动态功能，这就需要合理对待加入其中新的元素，对这些维持、延续功能的新元素要用新的观念来判定它的遗产价值。
二、文化线路的保护规划
“文化线路”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因此，保护对象的确认、保护措施的把握、管理制度的制定均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存在差别。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划标准，对于包含很长距离的文化线路来说，要依据的实际情况，制定全线路（跨地区）的整体保护规划，也可能需要制订分地段的保护规划，还可能需要分专业的专项规划。
“文化线路”的保护不应是孤立地保存每一项遗存，而应重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文化体系、历史链条中去认识它的价值，找到相应保护的措施，提出保护、利用、展示的方案。这种类型的保护规划对城市规划来说显然是一种吸引人的挑战，可以调动城市规划体系中各层次的规划技术和特长，创造一种新的综合规划方法。
第一，保护对象的确定和价值认定。
要按“文化线路”的概念重新审视和挖掘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以此来确定保护的对象。如“丝绸之路”正在以“文化线路”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确定了48个点为申报对象。我想为确保申报成功，首批少而精也是必要的，但作为完整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需保护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应该包括：起讫点及沿途重要城市的遗产，如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宫殿遗址、河西走廊上的城址（交河、高昌、楼兰）以及各种城乡建筑遗存；沿线的各色陵墓；防卫设施，如长城、烽燧、城堡；交通设施，如道路、驿站、客舍、马房；宗教建筑，如佛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石窟寺等；历史性的自然景观，反映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文学作品的意境环境。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观，有很多是文学作品，至今脍炙人口，它描述的如火焰山、戈壁滩、胡杨林等虽然是自然景观，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可称是历史性自然景观，它们是文化线路的背景环境，也应在保护之列。
丝绸之路的非物质遗存也十分丰富，它和物质遗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认识物质遗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显示物质遗存之间的联系。比如沿丝绸之路传播来的音乐、饮食、服装、文字和宗教等文化习俗，证实了其间的文化交流；描绘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传说、故事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物质载体。
又如“大运河”，它也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虽完好程度不一，但放在“大运河”的体系之中就显出重要的整体价值，为此，需保护的内容也应有多个方面，按照国家文物局组织制定的《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大运河遗产包括，水利工程：河道、水源、水利工程设施、航运工程设施、运河管理机构；与运河相关文献档案；与运河相关遗存：各类文物古迹运河城镇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与景观环境。
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看出，这类遗产不是横向各个遗产要素的组合，而是纵向各个要素的叠加，“文化线路”是多层次的复合型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即本底的层次，是自然环境，包括山体、河湖水网，是运河形成的环境；第二层次是运河工程，包括人工河道、水坝、船闸、纤道、桥梁、码头，是运河遗产的基础；第三层次是城乡建筑，包括寺庙、衙署、官邸、仓库、集市及城乡居民点，与第二层次一起共同构成运河遗产的本体；第四层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节庆及其文化场所，也应包括运输及造船方面的传统工艺（见右图）。它们叠加升华，提升了各个要素的价值，形成了内涵深邃、丰富多彩的“文化线路”型文化遗产。
第二，保护规划内容框架主要包括：
（1）整体层次的保护措施，制定整体保护的原则和要求；
（2）遗产本体的保护，划定保护区和必要的缓冲区；
（3）展示与可持续利用；
（4）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5）生态及其自然景观的保护；
（6）沿途工程设施的规划建议；
（7）区域规划、城乡规划的指导意见；
（8）有关文化线路的整体管理规定。
《文化线路》专门提到“文化线路”历史环境，《》说，自然或城市、乡村的环境，使文化线路具有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要素，这对文化线路的理解、保护和利用非常重要。对文化线路的保护和修缮，需要对其周围环境的历史、自然和文化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任何必要的干预都必须尊重其特征，不能扭曲传统的自然或文化景观。以此原则划定缓冲区，以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些，也特别需要我们在规划中予以落实。
第三，保护规划的保护控制措施。
保护措施需要有现行法律、法规、规范的依据，对不同类型的遗产要与相应的法规相呼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符合“文物保护单位”条件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方法予以保护的，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办法》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
对适合以“历史建筑”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要求，提出指令性的管理措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历史文化街区各种建筑分类保护的规定中有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
历史性城镇、历史文化街区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为依据，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这方面的规划方法已比较成熟，可以纳入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城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方法已有所提及，主要是保护其文化场所。在这些地区的展示规划中，要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很好地组织历史元素和现代功能，既保护好文化遗产又在城镇的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
全线范围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涉及文化线路的历史环境，要特别予以关注，要按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方法提出要求，城乡规划区以内的，纳入有关地域的城市或村镇规划，实施规划管理。
全线范围的非文物线段及原有或新建工程设施，按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方法提出指导性建议。区域规划的内容本来就包括有城镇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保护等几个方面，城市规划的编制办法也规定要在规划区范围内划出“已经建设区、适宜建设区、有条件地可建区、禁止建设区”。这些都是“文化线路”保护规划可资利用的指导或控制措施。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2
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文化大革命”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转贴于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3
总览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文物保护立法现状，文物保护立法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即分别立法模式、综合立法模式和统一立法模式。分别立法模式，是指从单个文物要素或者从文物保护某一具体措施的角度出发进行专门立法。在该立法模式下，各单行法适用范围各异，但是法律效力相同。除各类单行法外，没有规定多个文物要素或人文资源保护的综合性文物保护立法，也没有协调各单行法之间关系的法律存在。从文化遗产法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在文化遗产立法初期，各国一般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且将保护重点集中在历史建筑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上。如法国于1840年颁布《历史性建筑法案》、1887年颁布《历史纪念物保护法》、1913年颁布《历史古迹法》、1962年颁布《历史街区保护法》等;美国于1906年颁布《古迹保护法》、1935年颁布《历史遗迹法》、1976年颁布《民俗保护法案》、1979年颁布《考古资源保护法》。
由于不同单行法之间存在历史更替、重叠和冲突现象，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会导致国家机关对文化遗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够，从而为法律实施带来困难，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一立法模式的缺陷。时至今日，在文物保护立法方面，很多国家转向了另外两种立法模式，譬如法国转为了统一立法模式。英国、美国等少数几个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尚未变革立法模式，仍然坚持分别立法模式，主要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的对象，进行分别立法，并对保护办法、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给予较为细致的规定。综合立法模式，即基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主要表现为:先将各单行法中共通的原则、制度加以归纳，制定一部超越各单行法的文物保护基本法作为文物立法的统率，随后在单行法中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实施细则。这种模式有其特有的优势:既可以克服单行立法模式体系化的不足，又可以避免法典模式的僵硬。
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0年制定基本法《文化财保护法》，在此基本法的基础上，日本文化厅长将一部分立法权限委任给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由这些机构制定一些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细致性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以《文化资产法》为基本法，再制定《地方制度法》《土地法》《都市计划法》《区域计划法》《都市更新条例》《建筑法》等单行法和《台北市市定古迹及纪念性建筑物制定作业要点》《台北市古迹管理维护要点》《新竹市市定古迹评鉴审议作业要点》等地方性法规等作为具体的实施法。
总之，日本和台湾地区制定的文物保护基本法规定了原则性问题，在单行法中规定了细致性问题。统一立法模式，即文物保护事务的法典化，通过一部统一的法典来调整和规范文物保护事务，这种模式是指将各个文物保护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体系编排成前后密切关联，少有重复字眼的完整法典。主要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该国已经成熟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进行整合、改造，制定出文物保护法典。法国、意大利是在文物保护立法领域采用统一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有着深厚法典编纂传统和强烈法典编纂情节的国家。法国于2004年将之前所颁布的100多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一部综合性文化遗产法典《法国文化遗产法典》。该法典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包括一般规则、档案、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历史古迹与景观和保护区、海外文化遗产等相关规定，分别对不同种类文物的概念、取得、转让、保存、修复与违法行为的处罚等作了明确规定。法国能够构建出一个独立完善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法国国家机关逐渐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文书，从保护私人所有和国家公有的历史建筑，到保护周__围环境，再到保护某一单独的文化与自然景观，最后到保护整个城市空间，我们足以领略到法国的统一立法所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大。意大利于2004年制定了《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该法典集总则、文化财产、景观财产和处罚措施为一体，几乎涵盖了文化遗产的所有部分，它吸收借鉴了之前该国所制定的各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法律，是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集大成者。法国、意大利都是在已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合并并重新编排章节后，整合为一部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综合性法典，该立法模式最大的优势即便于查询、检索。
二、我国文物保护的立法模式现状
我国文物保护主要采取综合立法与专项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我国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跨越较大，上至效力级别最高的《宪法》，下至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文物保护的身影。内容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管理、文物鉴定、文物出境、安全保卫、专业职称、文物商店、财物审计、历史文化名城等方方面面。初步形成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文物保护法》为主干，并有相当数量的单行法律规范组成的多级别多层次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我国适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法律是《文物保护法》，该法设置了我国文物保护的方针等原则性条款。为了解决不同类别的文物保护事项的操作性问题，各级国家机关又制定了一系列更为细致的综合性法律规范和针对不同文物类别或具体某一保护措施的单项法律规范。综合性法律规范包括国务院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这两项法律规范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填补《文物保护法》的漏洞，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民间收藏文物、文物出入境、法律责任进行更为细致的系统性规制;二是作为《文物保护法》的使用说明书，解释《文物保护法》中的具体条文。
单行法的数量庞大，设置较为复杂，包括针对某类文物的单项立法，如国务院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由国家文物局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2008)、《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7)，建设部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2005)，国家文物局与建设部联合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1994)等;也包括针对具体某一文物的单项立法，如国务院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2006)、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2)、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的《福州市三街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2006)等;还包括针对某一具体保护措施制定的单行法，如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09)、《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2005)、《考古发掘管理办法》(1998)，还有法律效力最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如《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2008)、《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2008)等。表1、表2更为直观地反映了我国的立法现状。
三、设计以综合立法模式为中心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
目前，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随着未来新《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完善我国文物保护立法体系势在必行。
(一)完善文物保护基本法的初步规划
一国就某一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多元化措施时，往往通过制定一个基本法，统一国家的行政目标、基本对策、综合措施。基本法的实质性意义和功能是为了确立一系列的预防性、控制性、管理性以及救济性的法律措施而制定的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我们在制定文物保护基本法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坚持文化遗产基本法模式，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与理念等总括性问题进行立法。文物保护基本法的主要特征在于一般只对文物保护的目的、范围、方针政策、基本原则、重要措施、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法律责任等作出原则性规定，而非具体适用的实施法。我国现行的具有文物保护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是《文物保护法》，而我国现行《文物保护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它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出现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在原《文物保护法》立法之初，文物保护单行法规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必须在文物保护基本法中规定具体的实施法内容。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4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在对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和数据库；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险情基本排除，抢救一批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整体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到2015年，初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以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基本形成，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文化遗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二、加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一）加强文物资源调查研究。20*年抓好文物资源普查试点，三年内完成调查、登记工作，建立完整的文物资源档案和数据库。推进文物普查成果转化，根据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所在地政府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建立档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完整性。
（二）制定科学的文物保护规划，根据文物资源状况，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将其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并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改造、旅游发展等规划相衔接。要统筹安排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市人民政府具体组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经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文物保护利用要严格按照规划实施、禁止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破坏文化遗产。
（三）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基本建设的关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注重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严格执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凡涉及文物保护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在项目审批前征求文物行政部门意见，进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发掘并落实文物保护措施以后方可实施，基本建设工程涉及的文物保护单位要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因特殊情况需要拆迁和拆除的应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并注意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建立完备的文物档案。
（四）切实抓好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按照全面保护、重点维修的原则，当前重点维修保护一批文化内涵丰富、利用潜力较大、急需抢救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排除重大文物险情。规范文物维修工程的管理，完善工程审批程序，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维修招投标和工程监理、验收制度。实施文物维修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资质认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确保工程质量。
（五）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工作，在推进城市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把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会同文物部门启动我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普查工作，摸清我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底数。公布第一批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积极指导和推动保护规划的落实，对历史民居、临街店铺及公共建筑进行保护性修复，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改造，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整治，依法严肃查处违反保护规划、随意建设等各种破坏行为，建立群众参与监督和跟踪检查制度，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六）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积极发展博物馆事业，重点抓好*博物馆建设，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建设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鼓励设立非国有博物馆，加强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建设，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手工艺，改善博物馆陈列条件，充实、丰富、创新展览内容，强化精品意识，不断推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陈列展览。提高博物馆服务水平，坚持向未成年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减、免费开放，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七）强化馆藏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根据本地馆藏文物状况，建设设施完善、达到国家安全技术防范标准的文物库房，提高馆藏文物保管条件。规范馆藏文物保护管理，建立和完善保管制度，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建立全市博物馆文物信息数据库，制定和完善保护措施。积极推广科学技术在馆藏文物研究、保护、展示等方面的应用，提高馆藏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
（八）加强文物市场的调控和管理。依法实施文物流通市场行政许可，严格把握准入条件。加强文物流通领域的管理和执法检查，规范文物市场秩序，取缔非法文物市场。规范文物经营和民间收藏行为，完善文物出入境鉴定审核工作，依法加强对文物销售、拍卖前的审核备案，严防珍贵文物流失，做好社会文物征集工作，补充藏品缺项。
三、努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规划。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探索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措施，制定长远保护目标和阶段性工作任务，以我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为抓手，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开展，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二）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确定一批具有较大历史价值、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的项目，制定保护名录，并运用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料和数据库。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要按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严格评审标准和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认定，建立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步形成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加大相关学科建设力度；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制定专门保护方案，通过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建立健全实物资料征集和保管制度，防止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要充分发挥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展示和传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采取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传习活动，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等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的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才培训体系。
四、落实责任，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强化政府行为，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文化遗产保护的近期、中远期目标及基本任务，为切实加强对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成立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市政府主管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市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各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及文化遗产较多的县（市、区）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遗产保护涉及面广，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文物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职责，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法规制度。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和审批建设工程时，应主动征求文物部门意见，涉及文物保护时应依法征得文物部门的批准。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要加强文物安全的综合治理，加大打击文物犯罪的力度。旅游、宗教等部门要依法合理有效地利用文物资源，确保不对文物造成损害。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5
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将全球融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各国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会因地域、贫富、种族的差别而将它割裂,保护历史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承载着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类文明也必然会消失。中国,作为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
积极参与者,因环境问题、保护意识、非法偷盗、城市化建设等原因正进入一些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高危险期”。同时,中国也正在吸取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构建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传播保护意识,用实际举措与行动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去。
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从“闭关锁国”进入到“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0月,宁夏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村民王生军站在自家地里的一座被发现的古墓旁,望着面前因盗墓被破坏了的耕地发愁。自从考古队一走,每天都有人在墓坑附近出没、溜达,考古队还未挖掘的几座古墓已被迅速抢盗一空。“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宝贝’?但如果这50亩田地反复被人挖掘,不能适时保墒,来年恐怕连小麦都没法种了。”王生军无奈地说。
与世界其他历史悠久而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样,中国也在承受着本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与流失的“不可承受之重”。据著名文物专家陆建松教授介绍,中国目前估计有30万处以上的历史文化遗迹正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曾透露了一组数字:2004年,全国共立案文物犯罪案件971起,其中盗窃文物案件481起,倒卖文物案件131起,走私文物案件11起,盗掘古墓葬案件348起。而在法国的文物商店,一位出访的陕西文物专家却看到了四五百件陈列着的中国青铜器和石雕。
作为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主要缔约国之一,环境问题、保护意识、非法偷盗、城市化建设等原因使中国进入了一些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高危险期”。同时,中国也正在吸取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努力构建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传播保护意识,用实际举措与行动投入到全球如火如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去。
遗产保护工作:“矮人一截”
在记者调查采访的过程中,相关专家学者都道出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欧洲国家相比,都感觉“矮了一截”。
其实,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领域,中国并不落后,中国历来就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文物收集、整理、研究的体系――金石学。早在宋代,中国就有了文物研究著作《金石录》与《隶释》等著录专著。但到了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国家的战乱贫困,大量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流失,甚至出现了整个的文物遗产被盗取的悲剧(如敦煌的典籍)。20世纪后,在“全盘西化”、“破旧立新”等激进思想的影响下,处于意识形态弱势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又被视为“现代化与革命化”的障碍,处境悲哀。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催生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又使许多历史遗产濒临灭绝,而经济利益促动下的功利行为更使“华夏瑰宝”面临重重危机。
在北京,因产权不明导致一些文物古建被长期占用,年久失修。在四川,贫困使农民铤而走险,重庆大足石刻的佛头遭到砍盗。在云南,世界遗产“三江并流”因旅游过度开发、保护不力,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摘帽”。在上海,由于经费与场地问题,上海历史博物馆与近3万件文物竟然无处容身。在江苏,运河河网与沿河古镇因工业化、城镇化而消逝。在全国各地的文物景点,“某某到此一游”的题文总是无处不在。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保障、扶植资金的不足;保护意识、保护知识的缺乏;经济建设、城市建设的扩张;功利心态与市场意识的膨胀都成为了中国“矮人一截”的原因。
遗产保护意识:根在民间
较之欧美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无论是意识、理念还是措施、行动都存在一定差距。这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我国创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面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不再“地大物博”的悲哀,在压力与挑战下,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进入了“加速调整期”。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与全民、与政府、与经济建设、与旅游利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成为了“脱困”的出路。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认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第一,要尽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第二,要改革管理体制。遗产管理权应由国家统一管理,直接管辖部级和世界级遗产。第三,对于违规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都应坚决整治,以恢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四,国家要加大遗产保护上的资金投入。最后,要培训遗产科技人才,加强遗产科普教育。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最近再次呼吁:提升大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进行保护工作的“人民总动员”才是开展工作的出路。
从理论举措到计划实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保护环境开始改善。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列入文物保护范围,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2006年起,国家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同年,国家财政部特别设立了2.5亿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对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存实施全面保护,并在国家文物局新增两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专业司。
一批民间群体自发保护文物事件也出现了。在陕西宝鸡,王宁贤等5位农民意外发现了一处窖藏,主动参与现场保护,使距今2800多年的27件青铜器得到了及时的保护,顺利出土。在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洪水冲毁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上百名侗族村民自发地跃入洪水中,抢救回了风雨桥73%以上的构件,使风雨桥得以重建。
遗产保护目标:融入全球
2007年12月9日,在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建筑遗产司与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签署了合作协议。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国――中国与法国,在历史建筑保护研究领域达成了合作共识。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建筑遗产司米歇尔・克莱蒙司长认为:“法国愿意同亚太地区的政府与民间共同来开展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而中方认为,法国古运河保护工作的经验可借鉴用于中国京杭大运河沿岸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近年来,类似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例子并不少。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从“闭关锁国”进入到“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努力借鉴国外的经验,中国文物机构与国外保护机构建立了紧密、长期的合作。在西安秦始皇陵,中国通过德国文物专家的帮助,用先进技术还原了兵马俑的彩绘,使失传的中国古代工艺得以再现。一些国际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纷纷在华设立分支机构。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设立了“西安保护中心”,而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江苏苏州分别设立了针对自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专门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料搜集、专业培训与研究咨询工作。同时,中国也承担起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责任,积极参加了肯尼亚联合考古、柬埔寨修缮吴哥窟等国际联合行动,并与意大利等国签订了文化遗产保护协议。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曾表示:文化遗产领域多种形式的合作,使中国获得了国外的经验,也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中国这几年和国际上的文物保护组织,各个方面的、政府间的、非政府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合作成果为我们所用,在合作中把我们的传统技术传给了他们。
遗产保护未来:留住“本根”
在江苏苏州,古城、小桥、窄巷、流水,有着2500年历史的城市格局被基本保留了下来,而在它的不远处,一座全新的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新城开发为老城保护让路的措施,使留存千年的吴文化遗迹,避免了被现代化湮没的悲剧。虽然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苏州老城因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历史文化遗产上的伤疤,它的城墙被永久性地毁坏了。可见,任何一个没有保留历史痕迹的繁华都市都是“失忆”的。
同样,一个没有文化本根的国家也是“失忆”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终极属性是文化与知识资源,是过往历史与先人传递给今人的直接承载之物,其最重要的价值是社会教育、历史借鉴与研究鉴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国民欣赏自然与精神活动的介质,作为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崇高的“瑰宝之物”严加保护,供国民世代享用。在德国,人们将1961年修筑、1989年拆毁的,曾是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分界线的柏林墙墙根磨光,嵌在大街中,铸上“BeRLineRmaUeRl961・1989”字样的铜牌。以警示国人不要忘记国家分裂的历史。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名城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体系
abstract：Conservationplanningofhistoriccityhasbeenthecoreofhistoriccityprotectionsystem.inpracticeithasbeenestablishedconservationplanningtheoryandtechnicalstandardsonprotectionlevelsandobjects，principlesandmethods.thirtyyearsofurbanconservationexperienceprovesthaturbanconservationplanningisawholelevelwork，conservationplanningisnotonlytoprotecttheurbanheritageon"crossed"planning，moreimportantlytoprotecttheurbanheritagethroughthe"off-line"urbanplanningcontrol，whichrequiresawholeconservationplanningsystematalllevelstosupport.therefore，itisnecessarytomakeprotectionconceptthroughtoallaspectsofurbandevelopmentandconstruction，thisiswheretheessenceofconservationplanning.
Keywords：historiccity；urbanconservation；conservationplanningsystem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13（5）
1把握名城保护规划的真正内涵
对于保护规划的必要性早在名城保护制度创立开始就格外强调。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名城时就明确指出：“各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城建部门和文物、文化部门应即组织力量，对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保护规划”。对于什么是名城保护规划，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就是以保护城市地区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重点的专项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93年全国名城保护工作襄樊会议上名城保护的内容被总结为“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对名城保护规划的定义是：“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协调保护与建设发展为目的，以确定保护的原则、内容和重点，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措施为主要内容的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项规划。”2008年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内容主要也是针对保护规划与实施做出具体规定，可见保护规划在名城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
然而，名城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动态性。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体，始终处于新陈代谢过程中，一成不变是绝不可能的。对于名城而言，保护不会也不可能是全部，除了保护，如何保留、改造、更新以适应新的城市发展需要，是名城保护必须面临的问题。遗产保护的必要性与城市发展的必然性，使名城保护的内容与方法不仅要包含对遗产自身保存与维护问题，同时还包括对遗产所处城乡环境的变化与发展的控制与引导问题，两者同样重要[1]。名城保护规划不仅是一种针对历史遗存的技术措施和方法，而且是通过各种方法使一定规模的城市环境保持整体的和谐关系，是涉及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全局性问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规划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城市历史保护不仅意味着文物古迹或历史地段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与利用”[2]。因此，名城保护要从城市全局和整体发展来做好保护和规划工作，名城保护的理念要贯穿到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这才是保护规划的要义所在。
同时，名城保护规划也不是指纯粹的规划编制过程，完整而有效的保护规划应该包括从规划研究、编制，到规划实施、管理的每个过程。正如周干峙院士所指出，“名城保护工作不仅仅是保几个区、几条街、几幢房的问题。它实质上是对名城整体工作的一个全面的认识问题和工作的综合反映，它涉及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方方面面。”[3]
2三十年名城保护规划的体系演进
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本身就是名城保护的重要实践，名城保护规划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名城保护理念与方法的演进，从1980年代开始大致在各个年代呈现出不同的主要特征：
2.11980年代的探索期
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名城名单的同时就下文要求编制名城保护规划。针对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刚刚起步，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发《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名城保护规划的概念、规划编制与审批等做出规定。1986年，《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的通知》中明确保护规划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按《城市规划条例》（1984）规定的程序上报审批，名城保护规划的内容是“要保护文物古迹及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街区，保护城市的传统格局和风貌，保护传统的文化、艺术、民族风情的精华和著名的传统产品”。这三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对1980年代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尽管尚未形成明确的体系，但是就保护对象而言，涵盖了文物古迹、古建筑或建筑群连片地段和街区、城市传统格局和风貌、遗址、山川水系、传统文化等较为全面的内容，尤其是强调对城市历史的研究与现状的调查，根据名城自身的特点去探索保护规划的重点。
1980年代名城保护规划在体系上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编制标准，但是大部分的名城保护规划都能围绕名城特色，抓住保护的重点，为以后的名城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西安保护规划提出保护旧城完整格局，显示唐城宏大规模，保护周、秦、汉唐城市遗址；苏州提出“全面保护古城风貌”以及在古城西侧开辟新区的总体建设布局；昆明保护规划既有市域范围内对滇池的保护，也有城区范围内点线面的保护；延安保护规划对革命纪念地实行分级保护；平遥保护规划提出对古城实行全面整体的保护，全城划定三个级别的保护范围。这些早期名城保护规划的内容与方法，在此后保护规划的修编制定中都得以延续。
1980年代名城保护规划的重点是解决保护对象的问题。保护规划基础研究扎实，对城市特色与历史文化价值定位准确，规划重点突出。但是在保护层次方面，文物古迹是保护的重点，历史街区还没有作为一个明确的保护层次出现。在规划实施方面，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所限，全面实施保护规划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践对规划编制的反馈和检验，使保护规划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和局限性。在规划体系方面，整个城市规划体系尚处在不成熟阶段，保护规划也不例外，上与城市总体规划，下与详细建设规划都缺乏有效的衔接。
2.21990年代的成形期
1993年全国名城保护工作襄樊会议明确了名城保护的内容，即“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1994年在国务院颁布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规范名城保护规划编制与审定。在历史城区普遍遭受建设性破坏的背景下，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1997年，建设部转发《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完整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也是我国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因此，名城保护规划的内容开始形成三个层次的框架，名城保护规划编制逐步规范化。
这一时期，北京名城保护规划明确提出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并对北京旧城整体格局与风貌保护提出十大方面措施；武汉名城保护规划是严格按照建设部要求进行编制的范例，规划内容覆盖面全，分为城市整体、城区、市域三个层面，每个层面明确各自的保护对象与措施；洛阳名城保护规划针对地上地下文物丰富的特点，提出建立展示体系来揭示名城历史文化内涵，为遗产保护展示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上海针对近代遗产丰富的现状，主要抓住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这两个重点。
1990年代名城保护规划的重点是解决保护方法的问题。在明确了名城保护的三个层次之后，其所对应的保护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要采取保护与整治的方式，保护真实的历史遗存，整体的历史风貌，维持和提升原有功能。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更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以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城市传统文化。
随着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不断完善，详细规划开始在名城保护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城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修建性详细规划等新规划类型的出现，完善了名城保护规划体系，弥补了名城保护规划停留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不足。但是，这些详细规划在编制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控规中与保护相关的指标体系，保护整治规划中建筑的分类与措施等核心问题在各地的规划实践中不尽相同。此外，计算机制图尚未完全普及，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规划编制的准确性和操作性。
2.32000年以后深化期
2000年之后，名城保护规划编制与执行进一步制度化。2003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将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保护纳入法律范畴。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出台，对名城保护规划的体系，保护范围与措施，保护内容与重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范，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的唯一技术标准。
针对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管理的要求，建设部相继出台了《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3）、《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2004）、《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2004）、《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评估标准》（2010）、《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等部门规章和文件，将名城保护作为重要的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之一。
2007年新的《城乡规划法》修订颁布，其中明文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内容应当作为城市（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2008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由于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保护规划的编制、审定、实施等，保护条例本身就是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与标准。按照保护条例的要求，2012年12月，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成为保护规划编制最为权威的规范要求。
2000年以后，名城保护规划的显著特点是保护体系的不断深化完善，并呈现出全面、分层、分级的特征。随着城乡规划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遗产保护对象的不断拓展，名城保护规划已经从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以历史城区为主的专项规划演变为各类保护对象、各个规划层面、各项保管层级的保护规划体系。如南京名城保护规划在市域、主城、老城三个层面，分别构建了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框架，以及划分了法定保护、登录保护、规划控制这三个等级的分级控制体系。苏州名城保护规划在市域、市区、中心城区、历史城区等若干层面确定不同的名城保护对象。上海将名城保护规划具体落实到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和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确立了与行政区划等级一致的名城名镇名村的城乡保护管理体系。在规划类型上，保护规划有名城名镇名村的总体层面的保护规划，历史城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古镇古村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等。在保护内容上，包括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历史村镇等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风景名胜、历史景观、山川形胜等自然遗产。在保护级别上，在国家、省、市县的法定保护层级中也不断出现规划控制的非法定级别。
30多年来，名城保护规划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简单到系统，从没有体例到逐步规范，随着规划编制的不断发展，保护对象的不断拓展，保护体制的不断完善，名城保护规划在各个层面形成相互支撑的保护规划体系。但是，当名城保护规划朝着“全面系统、分层分级”的方向发展，如何在复杂的保护规划体系中突出名城特色和保护重点依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同时，名城保护规划最终要放在保护实践中加以检验才具有真正意义。
3厘清名城保护三个层次及反思
名城保护的层次问题非常重要，当下普遍的问题就是错位的保护与建设，比如把本该对待新区的建设方式，用到历史城区导致大拆大建；把本该对待历史城区的有机更新方式，用到了历史街区导致拆旧建新；把本该对待历史街区的保护整治模式，用到了文物古迹导致毁真造假。
名城保护体系有三个重要的保护层次，即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历史城区，它们所对应的法定概念就是“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不同的保护层次对应不同的保护方法，这是中国名城保护工作30年的经验总结，是解决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4]
3.1第一个层次是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实物遗存，由县级以上政府公布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就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文物古迹的修缮，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核心在于真实全面的保护文物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申报国家名城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城市建成区内保存有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与历史建筑。
国家名城保护制度的产生与文物保护有着天然的联系，1980年代初全国政协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向国务院提出把历史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意见，就是为使文物古迹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密切配合，相得益彰。然而文物古迹“保”易“控”难，名城中对文物本体保护尚能基本保障，但是文物保护范围之外的建设控制地带却常常处于建设“失控”状态，造成文物古迹周边视觉的污染、尺度的失调、安全的隐患等等破坏行为，而现行《文物保护法》规定的50万元最高限额的行政处罚根本制止不了破坏性开发建设的利益冲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正是文物保护管理的尴尬所在。
历史建筑是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新增的保护对象，在类型与方法上可以归为文物古迹一类。历史建筑在法定概念上是由地方政府公布保护的非文物类建筑，因此，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有别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强调“保用结合，永续利用”，由此带来历史建筑的保护方法也应该更加多样。历史建筑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益补充，对建筑遗产的广泛保护、多样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3.2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地段
历史地段主要指能较完整的体现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地区，包括城市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建筑群等。历史街区和历史村镇之所以属于这个保护层次，就是因为它们的特点和保护方法接近。
长期以来名城保护工作的重心落在了历史街区保护上，使历史街区成为名城保护实践的主战场。历史街区保护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这也是历史街区保护的基本经验。一是要保护真实的历史遗存，延续真实的城市记忆，这是作为城市遗产的基本要求。街区内反映典型历史风貌的建筑和环境要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是不可复制的。二是要保护完整的历史风貌，强调街区内建筑与环境的整体融合性，并非强调建筑单体的独特性，而作为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历史街区整体上又具有明显区别与其他区域的历史场所感和社区归属感，这是历史街区的特色与价值所在，是不可替代的。三是要保持永续的街区活力，城市遗产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动态性，历史街区不仅记载着过去，也承载着未来，保护街区、复兴街区，使其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街区永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对历史街区而言，实施积极的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现实中历史街区物质环境的破败正是长期以来被过度忽视的结果，不能因为历史街区保护的复杂性而放弃对其应有的维护，历史街区既然作为名城保护的重要层次，就要体现出重点保护的地位，对动态的城市遗产而言，消极的留存就是破坏。
历史街区的保护更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历史街区的特色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保护历史就要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予以敬畏，要一朝一夕恢复上百年的历史风貌必然是做表面文章，焚琴煮鹤。实践证明，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昙花一现、不可持续，成功的街区保护本身需要经历时间的磨练。因此，历史街区的保护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积极践行，审慎渐进。
3.3第三个层次是历史城区
历史城区是体现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的核心区域，是感知城市文化特色与氛围最直接的、最重要、最全面的部分。同时，它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所以历史城区的发展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城区重在整体保护，有机更新，其内涵就是包括了保护与更新、控制与引导。
30多年来历史城区一直是名城保护的最大盲点，历史城区在1980年代节节失守，在1990年代处处失控，到2000年以后多数已经面目全非，名存实亡。2008年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保护措施”的第一条赫然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但是历史城区整体保护不只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要深刻认识整体保护的内涵不易，要全面付诸实践行动更难。
历史城区的“失守”不仅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规划方法上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保护文物古迹、历史街区，以及历史城区整体格局与风貌是个点线面结合的保护体系，但是最后主要落在文物古迹与历史街区的保护范围上，所谓历史城区整体格局与风貌，也主要体现在诸如道路格局、城河城墙、河道水系、城市轴线、城市地标、建筑风貌等“点线”控制要素上。这样的规划方法由于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整面”的保护与控制，抓“点”放“面”，其结果是文物古迹与历史街区的保护线划到哪儿，线外的拆除改造就跟到哪。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先生在全国“两会”上提及北京的“规划性破坏”质疑的就是这样一种规划情况，“在古城内划出若干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随后便在保护区之外大拆大建，文保区基本都成了孤岛。”[5]所谓历史城区面积的大小根本不是放弃整体保护的借口，诸多世界遗产城市的历史城区范围都在几十平方公里，整体保护贵在保全，“面”不全则“城”不善。
4建立名城保护的规划控制体系
实践证明，仅有名城保护规划是不够的，要建立一整套保护规划体系，将名城保护的要求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即在整体层面予以统筹协调，在局部层面予以空间落实。名城保护的规划体系涵盖了从总体规划层面的名城保护规划、名城保护发展战略规划，到详细规划层面的历史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历史地段保护与整治规划，以及文物专项保护规划等（图1）。
一是总体规划层面的名城保护规划。除了划定各个层面的城市遗产的保护范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城市遗产保护的角度影响和反馈总体规划，即依靠总体规划的统筹协调作用，从整体层面来解决名城保护的问题，包括城市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用地布局、产业调整、交通组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措施。
二是历史城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就是要将保护与控制要求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街坊地块，如苏州、泉州、常熟等古城的建筑风貌与高度的有效控制，就是得益于较早运用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管理的长效手段。
三是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的历史地段保护规划。对历史街区、历史村镇的保护就要将保护与整治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建筑，整体保护建筑及其空间环境，坚持渐进改善的保护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27.
[2]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8.
[3]周干峙.城市化与历史文化名城[J].城市规划，2002（4）.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7
关键词：绿色廊道；遗产廊道；昆明；文明街
1.遗产廊道概念及研究进展
遗产廊道作为线性文化景观，可以是具有文化意义的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也可以指通过适当的景观整理措施，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绿色通道。[1]由此可以看出，遗产廊道是由绿色廊道发展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绿色廊道的概念在美国逐渐成熟，[2]我们通常可以将绿色廊道理解为绿色的、中至大尺度的线性开放空间。遗产廊道的构成要素包括：遗产实物和潜在的连接这些遗产而形成廊道的景观元素。
俞孔坚认为遗产廊道是服务于一种新型休闲方式的生态基础设施，这便是以遗产和乡土文化景观休闲活动为核心内容的休闲方式。关于这种休闲活动，他认为以下因素是关键性的：（1）保护遗产；（2）遗产休闲：亲近自然、亲近地方历史的游憩休闲方式；（3）非机动车出行。[3]
2.文明街概况及现状
文明街历史街区指现昆明市盘龙区华山南路以南，正义路以西，景星街以北，五一路以东大约占地21公顷的地域。街片内共有文明街、景星街、光华街、甬道街、市府东街、文庙直街6条主街道，有东卷洞巷、西卷洞巷等15条巷道，占旧城面积的3%。
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主要分布于文庙直街、文明街两侧地区，其中大部分已年久失修、结构破损严重，保持相对完好、质量较优的主要位于文明街两侧。现状中，光华街路宽约12m、文庙直街路宽约12m、云瑞东路路宽约11m，均为汽车单行线，文明街路宽约12m、甬道街路宽约8m、景星街路宽约12m，均为步行商业。内部巷道大部分成曲折枝状小巷，宽约118～310mm，仅能供自行车、行人通行。片区内停车场地严重缺乏。
通过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文明街历史街区具备了营建遗产廊道的条件，包括遗产点（历史建筑及构筑物）、历史道路等。
3.对文明街遗产廊道营建的几点建议
遗产廊道作为一种线性景观廊道，它的营建应当以下几项保护原则：（1）整体性原则；（2）真实性原则；（3）风貌完整性原则；（4）高效性原则；（5）均衡性原则；（6）动态性原则。[4]
3.1遗产点的建设
文明街片区内的遗产点包括整个遗产廊道内的历史建筑及其构筑物。对它们的保护，笔者认为应当从形态保护、更新修复、恢复重建三个方面来入手。
在形态保护方面，可以针对现有遗产点的不同现状情况，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①保养和修复
对于己经维修好遗产点，不对其进行整体结构的变更，只进行日常的保养，比如：文庙、抗战纪念堂。对于年久失修但现状质量较好的遗产点，只进行一定程度的维修保养，不对其进行整体结构的变更，比如：胜利堂两侧弧形建筑。对于现状较差的遗产点，在保持完好性的基础上进行局部修复，并保留原有整体结构。此措施对于建筑的保养和修复主要集中在交通组织、开窗、内外装修与设施。
②改造
根据新功能的要求重构空间，常见的包括化整为零；或者通过垂直分层、水平分隔等设计手法将内部结构划分为符合功能要求的小空间，从而化零为整；或者通过建筑间封顶连接、加连廊等设计手法，将相对独立的建构筑物连接成可流通的连续空间。对建构筑物局部拆减、局部增建、局部重建，从而适应新功能，提升环境质量。
在更新利用方面可以开发文化旅游，充分利用云南大普洱茶文化和特色民居建筑作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和特色文化展示；也可以结合原建构筑物，设立主展厅、纪念馆等，比如像抗战纪念堂前面的弧形建筑也可以作为展示文明街乃至整个昆明发展史的展示馆使用；或者可以对原有建筑进行内部改建、空间重组，形成良好的艺术氛围，成为众多中小型创业企业的新聚集地，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这一点可以借鉴北京798艺术区的经验；改造为独具特色的商业设施，如餐饮、茶楼、酒吧、舞台剧场等；像文庙这类已经形成一定社区氛围的可以改建成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或者其他配套设施。
对于重要性突出并且遗存完整性较弱的遗产，应当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存建筑、景观和环境的特点和价值，进行行恢复重建。
3.2游览路线的建设
文明街片区游览线路的建设主要是内部交通的构建。对于片区而言，巷道文化是该区域内的一大特色，所以游览线路的构建应该在原有巷道的基础上，结合绿色廊道的构建，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游览线路，以吸引更多市民的眼球。同时片区内分布有景星公园、纪念广场、五华公园、文庙公园，这些大的绿块可以作为绿色廊道中重要的景观节点，通过道路绿化系统将几个节点串联起来，以道路绿廊、景观节点组成网络，连接遗产、城市公园绿地和附属绿地，组成以历史建筑为背景的城市绿色廊道。
重点完善文明街历史街区内部遗产廊道道路交通体系，形成层次清晰、快慢结合的完整旅游交通网络。突出徒步观光、自行车观光等慢行交通方式；在原有道路基础上改造，结合历史建筑和构筑物的建设修整两侧植被。加强对街区内交通方式转换及静态交通的管理。道路的旅游线路规划，在原有道路和土地基础上改造，拆除、整治沿路建筑，结合景点和设施建设，局部可适当拓宽。设置自行车租赁点，设置自行车道、步行道等慢速交通道路。局部地段发展电瓶车观光，轨道观光等特色交通方式。
结合区内游览路线，合理安排各段遗产廊道的出入口、人流疏散和停车区域。园林建筑的设置应体量小且分散布置，并且以具有地域特征的轻盈明快的现代建筑为主调，要注意与遗产保护区的协调性。铺装材料应选择与当地风格相协调的建材，区内雕塑小品应体现昆明历史文脉的特点，从而起到保护遗产、构造城市景观特色、体现城市文化氛围的作用。进行绿色廊道建设时，尽量化整为零，通过分散式处理，为运用植物景观措施进行景观恢复创造条件。
4、结语
昆明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如今保留下来的文化古迹却少之又少，而文明街历史街区可谓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本文给出文明街历史街区遗产廊道的营建的几点建议，以期保护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迹。
参考文献：
[1]Zubee.GreenwaysandtheUSnationalparkSystem.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1995，33（1-3）：17-25.
[2]Searns.R.m.theevolutionofgreenwayasanadaptiveurbanland-scapeform.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33（1995）.65-80.
[3]俞孔坚等.快速城市化地区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方法探讨――以台州市为例[J].地理研究，2005，（1）：69-76.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8
关键词：张谷英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tU984.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05-0122-05
1 村落现状分析
1.1 村落历史沿革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岳阳县境内，明洪武四年(1371年)，由始祖张谷英定址起造，历经明清两代多次兴建而成，聚族而居，历600年沧桑，至今保持着明清传统民居建筑之风格，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有当大门、王家煅、上新屋三大部分，总面积51000m2，现有巷道62条，天井206个，房屋1732间。因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物价值，使其获得我国湘楚民居“活化石”的美誉，先后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2 村落历史遗产构成分析
张谷英古村落历史遗产由明清时期建成的遗产本体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要素构成，其中遗产本体指2001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张谷英村古建筑群所涵括建筑，即当大门、王家、上新屋、东头岸、西头岸、聚龙湾东片区(包括洋溪廊、议事厅等)、石大门片区(包括石大门、绣楼等)。遗产环境包括历史建筑({∈沙、聚龙湾西、何风等)、构筑物(古井、古桥、古道、古墓葬、古迹等)和自然环境要素(水系、山体、植被等)，记载了明清时期当地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重要的湘楚文化历史信息。
1.3 村落特色分析
村落背依龙形山走势，傍渭溪两侧而建。前抱大峰、旭峰、笔架3座山，四周分别有桐木、梓木、大墩、芭蕉4个山坳，呈负阴抱阳围合及之具村大门拱卫之势，村落建筑以一章厅为一组，呈“丰”字格局横竖组排，主堂屋与横堂屋皆以天井为中心组成单元，分则自成庭院，合则连为一体，穿行其间，晴不曝日，雨不湿鞋，同时巧妙地因地制宜而使渭溪贯流于村寨之中，建筑格局、轮廓形象、风貌特色浑成一个整体，提供了一个建筑可持续发展的范例。
村落的规划与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天、地、人、和”哲学、风水土木学说及“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观，较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共存，生生相息的紧密关系。
1.4 村落价值评价
张谷英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深蕴在它那立体的建构之中，质朴的风韵，聚于一居，深邃的文化，钟于一村，构成了研究湘楚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建筑、民俗和艺术等多种研究价值。
张谷英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古村落选址和建筑群体布局的科学性，强调与自然环境高度协调统一，反映出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指导下的乡村聚落择址模式；古建筑群独特的院落组合模式，体现了受中国传统血缘宗亲制度支配的家庭聚居生活文化，具有重大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古建筑群的院落群体布置，采用独特的主轴与次轴垂直的模式，在群体空间组合上具有重大的建筑学研究价值，是较为典型的明清湘楚村落建筑遗存，记载了明清时期当地的建筑技术和建筑工艺等建筑历史信息，反映了地方性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显著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价值，再者古建筑中梁上枋上，屏门挂落，窗棂柱础，明清风格的木雕、石刻与古村珠联壁合，融为一体，具有较高的美景欣赏价值。
2 村落保护规划
为了整体地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根据张谷英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环境要素的构成分析，确立了“前对笔架群峰，后靠龙形山脉，大屋卧于其中，尽显古村聚华”总体保护的空间框架。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内涵，突出“湘楚明清历史文化融合地”、“张谷英民俗风情的大舞台”的主题；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自然生态格局，突出“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观，彰显名村特色，延续历史风貌。具体从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经济结构调整规划等加以阐述。
2.1 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张谷英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在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同时，对传统街区、民居街巷等有保护价值的对象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并对其进行划级保护，依据遗产价值、保存现状和相关地形环境等因素将历史文化保护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划当大门、王家断、上新屋等建筑范围保证其安全性的相关界域为重点保护区，占地7.4hm2和一般保护区北起皇帝冲、沿龙形山东北坡水渠东岸向东南，经东头岸、何风至与渭溪河汇合的拱桥处，南由拱桥沿渭溪沙西岸向西北，经当大门、西头岸、聚龙湾、王家煅、上新屋、长沙、庙里至皇帝冲，占地19.5hm2两个等级，并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设置建设控制地带(北以皇帝冲为界，东北及东面以后峦水库西岸山背沿线为界，东南以雨头咀、螺丝吐眼东南坡为界，西面及西南以梅城线西扩250m为界，占地183Bhm2)和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地带之外，以保护自然地形地貌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占地293.7hm2)，根据不同性质的区域，提出不同的保护要求，制定不同的保护、整治措施。
(1)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保护与更新应体现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延续性，对保护区内的每一幢建筑，通过综合评价其建筑建造年代、保存质量、历史价值、风貌状况条件，划分为修缮(文物建筑)、维修改善(历史建筑)、保留建筑(建筑风格与环境基本协调，质量尚可的一般建筑)、改造建筑(建筑风格与环境不协调，通过整饰尚可协调的建筑)、拆除建筑(无风貌保留价值，建筑质量差，对古村落风貌和文物保护造成明显破坏作用的建筑)。并针对不同类型建筑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整治措施。
(2)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的历史建筑与历史环境要素绝对不允许拆除与改变，并必须按照风貌要求原样原修，或者改善内部环境及赋予其合理的功能，对不符合风貌保护要求的新旧建筑，除影响较大而必须搬迁及拆除之外，其应逐步改造其外观形式和建筑色彩，以达到历史村落整体环境的统一。
(3)环境协调区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必须服从“体量小，色调淡雅、不高、不洋、小密、多留绿化”的原则，其建筑形式要求在不破坏古村风貌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新建建筑应鼓励低层，建筑形式和色彩应与历史建筑有机联系，突出地方特色。同时加强周边山体、植
被、水系的保护，禁止一切破坏性建设活动，保护山水与田园之间的视线通廊，突出古村的外部环境特色。
2.2 文物古迹保护规划
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村)的基础，是人类祖先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珍贵产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积淀，是一种历史文化，其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没有历史的国家、民族、地域在现代文化生活中必将显得苍白、浮浅及缺乏深沉的背景。现代文明和不断变化的世界，正是通过从历史的长河中吸取营养，才显得绚丽多彩。
张谷英村已被列为部级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有丰富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古遗址、古桥、古井、古墓等文物古迹，为了对此进行切实保护，按照“修旧如旧，保护原貌”的原则，综合考虑视线分析、噪声环境分析、文物安全保护要求、观赏要求及历史村落的整体保护要求，划定文物的四至界线、建设控制地带、风貌协调区，通过文物古迹的识别与评估(进行遗存考古、确认，记录遗存现状信息)、日常保养(屋顶防漏、台基防水、材防腐防蛀，防护结构防渗、防壅、防坍等)、现状装修(归整歪闪、坍塌、错乱的构件，修补少量残损的部分，清除无价值的近代添加物等)、重点修复(恢复结构的稳定状态、增加必要的加固结构、修补损坏的构件、添配缺失的部分等)、环境整治(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物，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古迹安全的生产及社会活动，防止环境污染造成文物的损伤等)、遗址保护(仅存遗迹或遗址、无复原依据的，应保存原状，保护工程以保护加固为主)等措施，对文物古迹执行不同等级的保护规定。
2.3 非物质文化保护规划
民俗是民族文化贯彻社会生活的机制，是民族文化存在的现实表征和传承延续方式，是激发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文生态空间，是历史相沿而积淀形成的风尚、习惯和礼仪。
张谷英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类型丰富，如民间礼仪、民间风俗、民间演艺、雕刻艺术、陶瓷艺术、传统民间节庆活动和民间信仰等。对于非物质形态的历史文化保护，结合物质形态的历史文化保护、村庄旅游规划及村落开敞空间的规划设计，为非物质形态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生存与展示的舞台。通过博物馆保护方式、家庭传承方式、长效保护机制方式、整体人文生态保护、数字化与网络传承方式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具体可通过名村展示体系、广场规划和村庄雕塑小品系统规划来实现，结合旅游开发建立文物古迹和遗址标识系统、博物馆系统、表演系统、数字化网络系统，让人们在参观游乐中感受张谷英村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唤起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4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村落内外现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并表现建筑和村落特征的重要因素，也是建筑与村落能够具有特征的必备条件。因此，保护古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质上是保护建筑与村落的生存环境，保持自然与古村落之间相容的协调关系，保证建筑与村落特征及其含义的充分表达，避免相互间的对立和冲突。
张谷英古村落的选址、兴建、发展与其周边的山水环境紧密联系，村落背依龙形山走势，傍渭溪而建，四周环山拥抱，闭合聚藏，观其屋舍村庄、点穴居中、以屋包山、依山傍水，“U”形闭合，坐北朝南，因势象形，其规划与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藏风聚气”之风水精蕴，“天人合一”之儒家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精神。然而，由于多年来对环境资源的滥用而导致古村落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已势在必行。
首先应从整体空间格局进行保护，重点加强古村落与周边大峰、旭峰、笔架3座山及桐木、梓木、大墩、芭蕉4个山坳和渭溪河的植被、绿化、水系、景观节点、轴线、视廊、标志物等保护，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禁止一切破坏性建设活动，调整产业结构，使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保护资源的再生能力，彰显充满活力的“山水、村落、人家”和谐共生的村落特色。其次，加强古建筑群周边环境整治，通过“保留、修整、拆除、搬迁、迁埋、绿化、亮化”等措施，对基础设施、绿化景观、现代墓葬等进行优化，改善人居环境。再者，加强古建筑群自身环境整治，通过“改善、保留、装饰、拆除、更新、重建”等措施，使得整个古村落建筑风格协调统一，突出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2.5 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规划
对于传统村落和历史街区来说，如何谋求既能符合遗产文化价值，又可促进村落经济与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规划中最根本的问题。《华盛顿》指出：“为了发挥最大效果，历史性城市和城区的保护应该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政策的组成部分，并在各个层次的城市规划和管理计划中考虑进去”。
在张谷英村保护规划中，为了解决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历史遗产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必须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将保护历史古迹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在进行环境生态承载量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居民点调控和农业结构调整规划，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历史遗产本身的保护与利用。
首先进行合理的居民调控，根据文物保护要求，进行居民容量控制，规划将张谷英村居民点分为搬迁型、控制型、缩小型三种。针对不同类型，制定不同调控措施。在文物保护范围中的新农村建设要依法规划建设，对确需改造的建筑物要做到建新如旧、修旧如旧，与历史风貌和环境相协调。同时，在坚持以文物保护为主的前提下，按照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进行村庄整治规划，改善居住环境，增设纪念标志，树立新的村风村貌，让古老的历史文化焕发新的光芒。其次，加强农业结构调整：①应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结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调整农林作物品种配置，建设农业高效特色园区(在满足遗产保护的前提下，结合现有环境条件和农业结构，发展竹林、果木、茶叶等特色园区建设，提高农业经济收入)。②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经营(在保护区划内建立特优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联结联地，带动农户；在保护区划外建立加工和批发交易市场，提高遗产保护区划内农户的经济收入)。再次，抓住新农村建设机遇，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独特优势，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服务业，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从而找到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
3 规划实施策略
3.1 建立古村保护与建设管理机构
设立专门的张谷英古村保护与建设管理机构，该机构直属岳阳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由岳阳县领导担任。机构组成成员应包括岳阳县建设局、规划局、文化旅游局、张谷英村委的业务主管人员，规划建筑设计、文物保护和古建维修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职责应负责张谷英古村的日常保护与建设管理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参与政策制定、保护和建设的指导、协调
保护开发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建设方案审查、建筑施工监督等相关方面，明确规定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对越权审批，的行为追查到底，切实保障张谷英古村保护规划的实施。
3.2 坚持政策管理与民众参与相结合
在传统村镇的保护中，目前主要是依据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由执行机构进行“自上而下”式的管理，保护工作中还多表现为“从专业人士到非专业人士”的状况。但这种“强势话语”(行政的、专业的)的存在，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量显得很单薄。因此，应在遵循“政府协调支持、专家指导把关、企业具体运作、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各方配合”的原则下，不排斥市场运作机制介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允许并且鼓励企业在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对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风貌区进行保护更新与再开发利用，应该充分调动广大民众自发保护历史遗产的意识，对其进行专门教育，采取财政措施进行鼓励，提高民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自上而下”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法律的、行政的、专业的保护与民众自觉的保护行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3.3 建立历史建筑信息系统
为使对建筑的保护和管理能有可靠的根据和基础，对古村落范围内的每栋历史建筑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是非常必要的。档案的内容包括建筑的历史情况、现状使用情况和对建筑保护、修缮和变更建设行为的规定等。历史建筑档案信息系统可以作为对历史建筑项目审议制度的主要依据。
3.4 建设项目审议监督验收制度
对古村落内建筑的任何维修或改造，都必须由当事人向村委和县城市规划的管理机构申请许可，管理机构根据建筑档案和保护规划的要求进行个案审议，审议的内容包括：建筑的功能、建筑立面、建筑材料、建筑内部空间改造等，对符合要求的维修改造工作应予许可。
建筑的维修改造在经过许可的基础上，在施工改造的过程中还应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督，对不符合要求的施工管理部门应及时纠正。在工程结束后，管理部门应预验收，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不适的改造，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采取补救措施如恢复原状等，对符合要求的改造管理部门应出具书面验收意见。
参考文献：
[1]蒋敬中，随心走笔张谷英村并题咏，湖南城市规划2005，1。
[2]李其荣，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保护，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3]张谷英村古建筑群保护总体规划(2004-2020]，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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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俭，张恺，建筑、城镇、自然风景一关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目标、对象与措施，城市规划汇刊，2001，4。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9
关键词：文物种类划分保护措施
对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刻不容缓，可移动文物大多收藏在国家建立的具有良好保护设施的博物馆或者纪念馆和科研院所中，被称为馆藏文物，必须建立文物藏品档案。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皆有各级文物局负责管理。下面谈谈文物划分与保护利用。
一、文物的界定和种类划分
2002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界定的文物范畴为：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文物一旦损害就难于弥补，为此必须执行国家、地方和建设单位对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和文件。凡施工进场后，施工技术部门主动与当地文物保护管理有关部门联系，调查了解管区的历史情况。教育参加施工的人员树立文物保护意识。在施工中发现文物或有考古、地质研究价值的物品时，应暂停施工，封闭现场，防止文物被损坏或流散。施工队立即通知项目部，由项目部尽快通知当地有关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对文物进行保护。
对一些不可移动的重点文物，各级文物部门必须高度关注。一是历史文化名城。分为部级和省级两个层次，由各级建设部门和文物机构共同负责管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提出，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历史文化名镇（村）。分为部级和省级两个层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选、公布。三是风景名胜区。分为部级和省级两个层次，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由建设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四是世界遗产。一般情况下，中国提出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都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由建设部或国家文物局提出申报名单，教育部担任总协调，并以中国国家的名义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
二、文物保护单位必须依法负责文物保护工作
对挖掘的文物，文物局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施工开挖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必须妥善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在工程现场发掘出的所有文物、古迹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石、钱币或物品，均属于国家财产，施工中应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文物保护工作。一是加强教育、强化全员文物保护意识。开工前组织全体施工人员进行文物保护重大意义、文物保护知识方面的教育，增强全体职工保护文物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二是开工前主动和地方文物保护部门联系，与当地群众进行文物保护方面的调查，对地上地下是否有文物初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超前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三是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有专人负责检视开挖后的情况，发现有文物需要立即停止开挖工作，并在4小时内向湘潭站建设单位现场工程师汇报发现文物的情况，24小时内由建设方通知文物管理部门，同时必须通知项目部封闭现场，保护好开挖出的环境，由项目部通知文物保护部门进行现场勘察，并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派专人看守，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移动和损坏，直到专业或政府部门人员到场。当开挖碰到异物，造成挖掘困难时，必须暂时停挖，寻找原因，并派人深入下到基坑进行检查，人工小心逐步挖掘，发现陶片、规则的青石板、瓷片、瓦片、朽木等时必须通知业主现场工程师和文物管理部门查看现场，由项目经理部研究并制定出下步开挖方案后方可进行，防止破坏文物。
必须注意地下管线及加强文物保护措施。基坑开挖前，对参与开挖的所有人员进行交底，开挖速度不可过快，需要按照施工方案的部署逐步进行，排除随意乱挖的情况。市政工程施工中不可避免地对地下管线及其他地面设施、地下文物产生影响，因此，施工过程中，采取必要措施对管线及其他可能影响的设施加以保护，其中保护重点是：电缆管道、电力线、地下给水管道、可能出现的文物和附近其他设施。管线保护方案报甲方审批后经各设施主管部门确认后安排专业队伍施工。一旦发现文物，文物局就要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已开工的立即停工保护现场，防止任何人员移动或损坏任何物品，尽快向工程师、业主和文物保护部门汇报。按照工程师、业主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指令，积极协助处理。文物保护部门处理完现场，并接到业主、工程师和文物保护部门可以继续施工的通知后才能重新开工。不准随意乱刻、乱画、破坏文物，坚决打击、抵制贩卖文物活动。临时设计、施工用地不占用文物保护控制区。凡属施工影响区域内的古树、古建筑要加以安全围护。
三、必须注重博物馆文物的合理利用
目前，不少博物馆仍然固守旧有思路，只重展览，忽视甚至抹杀休闲娱乐功能。有些游客在参观展览中易产生疲劳感，需要一定场所和方式加以舒缓。游客去一些博物馆除了一两小时的参观，再没有别的活动。现实情况表明，努力把博物馆建成集参观、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场所，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博物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在不影响博物馆参观环境和总体氛围的情况下，可以开些茶座、咖啡吧和快餐店及画廊、文博书店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举办小型乐舞演艺活动。通过增加休闲服务，延长观众在博物馆的逗留时间，还可为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创造更多机会。
一般收藏爱好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物鉴定知识，往往上当受骗，迫切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在这方面博物馆既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又有丰富的实物藏品，可以适当搞一些有偿文物鉴定培训、鉴赏讲座及咨询活动，既可普及历史文物知识，满足民间收藏爱好者的需要，又可获得一定经济效益。
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当前，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应努力进行探索和实践。转变思想观念，博物馆要面对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在体制、观念、经营和管理水平上，不同程度地暴露出诸多不相配和不适应的现象。为了积极有效地推动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认真了解当前国内外同行业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认真学习研究国家关于发展文化产业、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培育文化市场、强化财税政策扶持、加大投资融资力度、实施人才兴业战略等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开发工作，从实际出发，不断实践和探索发展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从而促进博物馆事业全面发展。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措施篇10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图则编制
1982年广州市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广州市始终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保护规划的编制是其中关键的环节。广州市政府在保持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前提下，按照把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贝0，梳理了主要历史史迹，编制了相关的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保护性的管理和建设规范，加强了政策调控力度，形成了广州的文化竞争优势与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生活。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在多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探讨的基础上，从保护规划的框架体系、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挖掘、规划的思路与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量有益的探索，使其可以为新时期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供纲领性指导文件。
1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体系
1．1市域范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在整个市域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研究目前尚无先例，但是市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城乡都有大量的历史遗迹，而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确定在整个市域共7434km2范围内统筹编制保护规划。市域范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与单纯的研究城区是有所区别的，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涉及的保护因素也更加的分散，给现状调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地毯式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市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体保护，实现对山、城、田、海城市格局和山体水系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实现对历史村镇、各级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恢复历史村镇的传统文化和活力，不断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以突显广州作为田园风光山水城、岭南中心文化城、革命策源英雄城、丝绸海路港口城、全国著名华侨城的城市特色，丰富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外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
1．2历史城区保护规划
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在这里主要是指历史旧城区的范围，对于广州市而言，这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地方，经过各个时期的建设，遗留了大批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城区是最值得保护，也是最难保护的区域，这也就必然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的核心内容。历史城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城区保护框架研究(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历史城区分区研究，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旧城区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山体、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的特色研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特色建筑群的风貌与价值研究，对城市已编制完成的各层次、各个时期保护规划的分析和研究，城市传统文化及民俗活动分析，保护与利用的对策与政策建议，完善、调整广州历史城区的职能建议，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实施管理措施建议。
1．3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虽然是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属于宏观层次的规划，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很难具体指导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宏观层面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编制控制性的保护规划，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就选择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范例编制控制性保护规划，然后逐步推进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的重点是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在有必要的时候划定)，其中城市紫线对应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分别编制保护范围图则和建设控制地带图则，具体指导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对于保护范围内的每一栋建筑和每一处环境要素，要具体编制建筑保护图则和环境要素保护图则，而对建设控制地带内，仅对需要保护的建筑和环境要素编制保护图则即可。
1．4文物保护单位(含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重点在于划定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线，并分别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范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及周边一定范围为保持文物保护单位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其整体范围较小，界线也相对比较明确。但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则不同，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风貌协调的地区，范围比较灵活。历史建筑在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保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历史建筑采用与文物保护单位类似的保护方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2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城市特色内涵上的拓展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类似，应重点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南方城市，既要保护具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又要发扬岭南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融入现代文化的因素，不断传承和发扬岭南文化应保存的历史记忆，保护其空间载体和社会基础，加强整理其结构性关联，不断寻求其对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加强管理和实施力度，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多渠道筹集资金，完善和建设博物馆、展览馆、演出场地、文化广场等场地和设施，扶植民间文艺团体和文艺活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提供软硬件条件；结合商业、饮食业、制药业和旅游业等对老字号进行重新定位和包装，重塑老字号风采，发扬老字号品牌；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本土风俗文化的认知及兴趣，进而开设专门课程，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为传承手工艺、民间技艺和表演艺术培养后备人才；继续挖掘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度，为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社会基础。
2．2地下埋藏文物的保护
考虑到地下埋藏文物勘探、挖掘的现实状况及其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建议采取程序性控制保护的方法。即由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有关法律、规定，保证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将地下文物勘探报告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申报的必备程序之一。
3保护规划与实施管理的衔接
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及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大都进行了详细的现状凋研、深入的规划研究，提出了保护模式与改造措施，但其层次都较为宏观，控制信息不够深入、清晰。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划缺少明确的、具有实操性的、可以方便用于管理的技术文件。因此，我们在对规划编制的范围、城市特色的内涵进行拓展研究的同时，深入探讨了保护规划编制的层次与深度，在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的基础上，将保护区保护规划的深度定位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加城市设计的深度，提出了与城市规划管理密切结合成果表达形式——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图则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