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1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自愿的原则,选取2009年l1月-2009年l2月在本市两家三级甲等医院门诊及住院处就诊的慢性病患者为调查对象。
1.2调查工具通过参阅文献、专家指导,自行设计了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需求调查表,由患者的一般情况、医疗资源、家庭护理需求、家庭护理服务意愿4个维度组戏。评估表经3位专家评定和预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调查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员为大专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临床作经验的临床护士或教师,[i{调查员与被调查对象一对一进行,本次完成有效调查问卷576份。
2结果
2.1慢性病患者一般情况及医疗资源
2.2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需求(1)患者对本次调查所列出的33项护理服务均何不同程度的需求,需求最多的前5项护理依次为:健康咨询、用药指导、照顾者指导、血L压监测和静脉输液。总体上需求多,覆盖面广(合计5233人项)。
(2)所有患者对家庭护理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各种疾病对常规护理及相应专科护理普遍需求,具有明显的专科特点,各系统疾病对家庭护理需求最多的前5项护理见表3.
2.3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服务意愿慢性痫患者根据家庭护理项目的不同,愿意接受的服务方式不同,包括咨询服务、上门服务、上门指导及自理或由照顾者完成,具体见表4.
3讨论
3.1建立完善的家庭护理服务体系,保证慢性病家庭护理的顺利开展本调查显示,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需求量大、涵盖面广,目前无统一的管理系统及收费标准,医保患者家庭护理费用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另外,爿研究表明,家庭护理服务具有一定风险,风险来e{患者。家属和护士。因此,为满足慢性病患者家庭护理的需求,保证患者、照顾者及护士的合法权益,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和完善以社区护理为主体的家庭护理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制定家庭护理服务内容,规范家庭护理服务流程和收费标准,才能保证慢性病家庭护理顺利和有效的开展。
3.2提高家庭护理的整体水平,满足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护理需求本调查显示,家庭护理不是简单的医院护理向家庭的转移,在服务理念、服务范围及服务方式上有本质的不同。慢性病患者对家庭护理需求火、涉及面广‘,老午和不能自理患者所占比例大、患者问的文化程度存在差异。
因此,家庭护理从业护士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
社区护理是家庭护理的主体,但我国牡区护理服务的内容和模式不健全,护理人员=譬业知识缺乏,社区护理服务利用率低恻。因此,要大力宣传和发展社区护理。首先要尽快提高从业人员的家庭护理水平,可以通过开设护理专家培训、成人教育、医院进修等形式对现有的社区护士进行再教育;第二,在护理教育中开没社区护理、家庭护理课程,系统教授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知识,把家庭护理作为一一个独立专业进行发展,为社区护理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医学教育|网整理搜集。第三,为了解决目前社区护短缺的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利用政策导向吸引医院高年资的护士到社服务,高年资护士在护理管理、护理科研和护理教育方面均有较强的指导能力,可以带动社区护理的伞面发展。
医院护理是家庭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医院护理优势,调动医院护理人城的积极性,对弥补社区护理发展落后的不足,促进家庭护理的有效开展非常重要。首先,医院要建立家庭护理服务体系,加强家庭护理管理,保证护士和患者的利益和安全。如,恢复或建立家庭病床科,通过上门服务、上门指导,专题讲座和培训、专家咨询、电话随访、发放科普读物等方式将医院护理延伸到社区和家庭,提供连续不间断、更具针对性和有效的护理,实现真正“无缝隙”护理。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
护士；工作；家庭；冲突
现代社会，女性要同时扮演好工作和家庭角色往往容易造成角色间的冲突。有研究指出，工作和家庭冲突会造成女性个人生理及心理的负面影响，包括个人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情绪低落、无法称职地扮演母性的角色，从而造成女性在家庭婚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1］。本调查希望通过护士与其他职业女性的横向比较，寻找护理职业已婚女性面临的家庭和工作之间冲突的情况，为科学解决护士家庭和工作冲突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研究对象为已婚职业女性。将她们分为两组：已婚护士作为护士组,其他已婚女性作为对照组。选择对照组的目的是为了将护士与其他职业女性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调查护士平均年龄为34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中专占20％，大专57.2％，本科及本科以上22.8％。其他职业女性平均年龄为36.1岁，文化程度初高中及中专占29％，大专41％，本科及本科以上30％。两组在统计学上没有明显差别。
1.2测量方法运用“工作与家庭冲突量表”。这个量表共有14个项目，其中1~4项是时间冲突，5~8项是精力冲突，9~14项为行为冲突。
1.3资料收集护士组调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从各个科室中随机抽取160例已婚护士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51份,有效回收率为94.4%。对照组调查以“滚雪球”方式非随机地将调查问卷发放到其他已婚职业女性手上,由她们当场填好问卷，并由调查员收回，这样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36份,有效回收率为84%。
1.4统计学方法调查资料录入计算机运用SpSS11.0软件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
2结果
2.1无论是护士还是其他女性职业者都经常感到在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上的压力。重新对量表中的肯定陈述项(3,4,9,10,11)进行编码,即7=1,6=2,5=3,4=4,3=5,2=6,1=7，以使所有陈述项的赋值方向一致,然后将14项得分相加,得出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总指数值。研究发现,护士和其他职业女性的总指数均值分别是(55.67±11.84)和(49.41±11.56),这么高的总指数均值说明，现代职业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时都面临着很强的压力。
2.2同其他女性相比，护理职业女性受到的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更强。
2.2.1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总体情况如前文所述，护士和其他职业女性的总指数均值分别是(55.67±11.84)和(49.41±11.56),两组均值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2.2.2护士与其他职业女性相比，工作占用了她们更多的时间，给她们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因素。表1是重新赋值以前两组样本在14个方面的均值得分及差异水平。否定陈述项的平均得分越高,说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越大;肯定陈述项则相反。从表1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护士与其他职业女性在14项中有4项有显著性差异(分别为第2、4、7、12项)。其中,第2项说明工作占用了护士更多所时间和精力，因而她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更少;第4项表明护士职业女性更难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矛盾;第7项说明护士职业严重影响了她们与配偶及子女的关系；第12项说明护士职业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
3讨论
3.1护士工作和家庭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护士的工作和家庭冲突不容忽视。家庭需要个体承担相应的家庭角色和家庭义务,若家庭的过多要求会妨碍个体履行工作职责,从而影响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反之亦然。该研究表明，职业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着许多家庭和工作的冲突，而且护理职业面临着比其他职业更多的家庭和工作冲突。这种情况将给护士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有些研究表明，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将影响到护士的工作倦怠和工作绩效［2］，还会引起护士角色履行和身体及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护士普遍存在抑郁和焦虑［3］。
3.2现代护士需要护理管理者、社会和家庭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护士的工作压力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也明显大于其他职业女性,因此她们需要护理管理者、社会和家庭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就护理管理者来说，应该意识解决护理人员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性，多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关心护理人员工作和家庭的和谐和平衡，可以尝试建立一些群体组织(如护士俱乐部)，加强护理人员家属对护理职业的认识和理解，以改善护理人员家庭工作冲突；就社会大环境来说，要提高社会对职业女性工作的认同感，倡导社会正确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理解女性从事职业工作的压力和难处；就家庭的角度来说，要培养一种健康的家庭环境，对护士家庭成员进行教育，对一些家庭问题通过专家进行辅导和咨询。只有取得家人支持，为护士从事护理工作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家庭环境，才能最有效地缓解护士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成守珍，陈维清，陈妙虹，等.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研究.护理学杂志，2008(17)：40-42.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家庭暴力家庭成员同居关系近亲属
作者简介：朱妍、杨光，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我国《婚姻法》中共有九处使用了“家庭成员”的概念，却无一就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法律界定。《婚姻法解释（一）》第一条明确“家庭暴力”的受害主体与施害人之间属于家庭成员关系，但未就“家庭成员”作法律界定。家庭成员内涵和外延的范围是家庭暴力的定义域和发生域，因而准确界定家庭成员是反家庭暴力的核心前期。而目前，国内“家庭成员”的内涵和外延的标准尚未获得统一，这给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成员的界定
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梳理，笔者发现法律层面明确使用“家庭成员”的情形较少，集中于《婚姻法》、《保险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各法律规范虽明确使用“家庭成员”概念，却无一就概念进行明确界定。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一方面将“家庭成员”明确界定为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另一方面采用法律拟制手段，将与家庭存在合法寄养关系人纳入反家庭暴力受害主体保护的范围①。该草案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家庭成员”的外延进行界定。不难发现，该草案延续了我国民事、刑事、行政三大法律领域“近亲属”与“家庭成员”混用的惯常手段，并强调以“共同生活”为前提要素。
二、国外国际法律法规对家庭成员的界定
1996年，联合国《家庭暴力示范立法框架》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女性权益保护特征，认为现任妻子、共同居住的前妻、前伴侣及同居女友、其他女性亲属以及其他的女性家务工作者均属于家庭暴力立法范畴。《国际妇女百科全书》认为家庭暴力发生在成年亲密伙伴关系之间，由其中一个亲密伙伴对另一个亲密伙伴实施的，且不论性倾向如何以及是否结婚。
世界各国或地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均就家庭暴力中家庭成员外延作出不同程度的限定，具体体现为在认可传统家庭成员范畴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进行作出相应扩张。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关于非法定配偶的保护
在联合国层面的规范性文件颁布以后，许多国家修订本国家庭暴力防治法律时，陆续将配偶的范围进行扩大至前配偶和事实婚姻中的配偶。如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庭暴力规制立法中认为前任配偶属于“家庭成员”;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立法在承认前配偶的家庭成员地位的同时，确认事实婚姻关系双方与法定婚姻之夫妻关系等同的地位，纳入家庭暴力立法保护范围;南非家庭暴力立法则不考虑双方婚姻属于法定婚姻、习惯婚姻或宗教婚姻，只要现在或曾经共同居住即受到立法保护。日本也承认了事实上婚姻关系中配偶的地位。
（二）对同居者的保护
针对不构成事实婚姻的共同居住者是否应当纳入家庭暴力保护范畴的问题，各国做法稍有不同。如日本在立法中明确强调，配偶应当至少具有事实上婚姻关系。我国台湾地区也要求至少曾有或现有事实上之夫妻关系。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英国和美国则未强调同居关系双方须形成事实夫妻关系。德国立法则极大地扩大了家庭暴力保护范围，认为即使夫妻或同居者已经离异或长期断绝关系仍受到法律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日本并未对“曾经的同居关系者”做出规定。
此外，恋爱等亲密关系人是否属于家庭成员仍待考究。南非现行家庭暴力立法则将存在亲密的或性关系、近期共同居住的人纳入家庭成员范畴。恋爱关系虽不同于普通同居关系，南非立法上并未做区分，只要双方存以“共同居住”事实即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对于同性伴侣的保护
由于世界各国对待同性婚姻的态度不一，同性伴侣的法律地位规定大有不同。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在立法上赋予同性伴侣配偶的地位，无论其属于法定婚姻关系还是事实婚姻关系，抑或是同居关系。南非立法承认同性伴侣的地位，认为不论婚姻形式，只要曾经或现在居住在一起，就应当享有与传统异性伴侣相同的法律保护。澳大利亚关于家庭成员中配偶立法上承认了“民事结合关系②”的法律地位。“民事结合”是伴随社会时展而新产生的民事法律术语，现阶段主要用于表示认可同性恋伴侣与通常异性恋伴侣享有相同的权利。
此外，共同居住的家务劳动者是否应当纳入家庭暴力立法保护范围存在较大分歧。基于妇女权益保护的角度，联合国文件认定应当将家务劳动者纳入立法保护范畴。在此影响下，新西兰和英国秉承该理念，扩展了本国立法上家庭成员的外延。
三、建议
科学合理界定“家庭成员”是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更是反家庭暴力立法保护主体的边界。纵观国外立法，不同国家反家庭暴力立法体系对构建我国系统化反家庭暴力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示范作用。国家在借点他国经验的同时，更应考虑本国国情，结合本国法治观念、社会文化等背景，实现立法理念和技术的本土化。笔者认为，反家庭暴力法的宗旨不单是维护狭义层面的家庭关系的和睦，而是保护具有隐蔽性的家庭暴力不随意施加于弱势一方，保护弱势一方的人身权利。具体而言，明确家庭暴力的主体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应当将“家庭成员”与“近亲属”做出区分
现代社会，至子女成人，分家析产、兄弟分爨，家庭模式已由传统家庭转化为个体家庭，具体表现为户口的分开。中国家庭文化视域下，家的范围具有非常重大的模糊性，家庭成员往往存在多重含义，如单个户口内的家庭成员、家族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而家族的边界又催生出不同的家庭成员外延界定标准。个体家庭的独立存在与经营，已严重削弱了家族的意义。如兄弟分家之后，人们对于两家之间的矛盾属于邻里矛盾、家族内矛盾还是家庭内矛盾看法往往也不甚一致。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立法上就“家庭成员”与“近亲属”概念进行明确划分至关重要。
（二）对于非法定配偶的共同生活关系人的分类保护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家庭；国家；儿童抚育；弱者照护；责任分担；家庭福利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126-006
在现代社会，个体照护的责任，基于对个人独立的承认和保护，其承担者已不限于家庭。从形式看，迄今为止，照护个体的责任始终主要被安排给家庭承担，然而，实质上，这种责任已由个体家庭和国家共同分担，且国家才是总责任人。因为近代废除家长专制而实行个体解放，就否定了家庭与个体、家长与家属之间的所有与从属、支配与被支配的价值观和关系，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幼，均是独立自由之人，只属于他/她自己！子女不属于父母！老人不属于子女！家庭因此失却了照护其成员终生的人力资源支持。伴随个体人身独立的，是个人财产独立。个人财产所有者因而丧失请求家庭终生扶养的资格，家庭因此丧失统一的、稳定的经济基础，从而丧失随时、长久地满足每个成员全部照护需求的物质条件；其结果必然是将个体照护责任由家庭移转给国家。家庭和国家照护个体的责任分野变模糊了，家庭、国家都是抚育儿童、照护病弱个体的社会角色承担者，共同承担个体照护责任。国家不仅应当在家庭力所不能及时接替个体照护责任，而且应当为家庭提供更多服务、扶助和资助，以提高个体照护的质量，保障个体有尊严地、平安地生活。
一、个体独立和自我负责与家庭功能弱化及外移
近代以来，法律赋予个体独立、自由，一切都随之改变！家长专制被废除，个体获得解放，家庭也获得了一定解放；个体从依赖家庭转而依赖公共保障，个体照护责任，也由家庭全部承担转而由家庭和国家共同分担。如美国社会学家卡尔・C・齐默尔曼断言，“现代文明的顶点便是以家庭制度丧失诸多控制个体的能力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不能或不愿意对个体进行控制，从而迫使个体为家庭作出牺牲。[1]每个家庭和个体都必须进行自我选择。
（一）个体独立与自我责任
在人格独立、人人平等的原则下，个体都是独立、自由、尊严之人。自主自决意味着自我责任。社会在这种文化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新规则之一，即年满十八岁、心智正常者，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相对应地，每个成年人应对本人负全责。因此，家庭照护其成员的责任减轻了。个人拥有独立财产，意味着所有权人应具备自我供养能力。基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倘若成年个体不能自立，则可以请求国家帮助，因为国家有保护照护公民的义务。换言之，家庭卸下的责任被转移给了个人、政府、国家！
（二）个人财产权与家庭统一稳定物质基础的丧失
当家庭成为独立个体的联合体，家庭供养能力由强变弱。在家长专制下，家长垄断家产，统一调配使用于家庭的对内对外财产责任。家长专制被否定后，每个家庭成员享有独立的、平等的财产权，家庭统一财产制失去了存续的物质条件。凡财产，均分属于不同个人，若要形成财产共有，须经共有人意思表示一致，而且对于共有财产，任何共有人均有权请求分割，从而恢复个人所有。家庭成员不再源源不断地贡献其财产，家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基础，这就极大地削弱甚至丧失了向家庭成员输送物质利益和服务的能力。家庭不能继续大包大揽地满足其成员所有需求。因此，当家庭无力为其成员提供所需资助或供养时，国家有必要向其输送物质供给或提供其所需要之服务。
（三）家庭：个体成长和依赖的基本支持体系
在当代，家庭仍是不可或缺的，其地位和作用尚未能被完全替代。尽管家庭能够为其成员提供的照护、帮扶减少，但是，它依然是个体可以依赖的基本支持系统。正是基于此，当代各国家庭法将照护儿童设定为父母责任，要求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提供力所能及的扶助。这不仅源于对割不断的血缘和亲情的信任，而且是因为人类尚未找到另一种制度或模式来替代家庭。因此，家庭依然承担照护个体的责任。不同于以往的，家庭依赖的资源既来自其成员的贡献，又来自国家援助。
二、个体照护责任承担与家庭自治自理的局限性
千百年来，家庭基本上自治而为。家庭数量千千万，国家不可能逐一为其量身定制日常生活规划和长远规划，不得不信任父母养育子女、家庭照护个体，所以，家庭必须“自己来”、“自己干”。但是，家庭自治又非万能。基于个体理性有限等人性弱点，对家庭自治不能放任不管。特别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个体、家庭和国家之关系发生了变革，家庭自治的“短处”和不足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人权运动的发展，更缩小了家庭自治的范围。凡侵权或伤害都必须被及时阻止，并提早防范。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老年社会到来，老年照护责任加重！面对越来越重的个体照护负担，家庭的承担能力日益捉襟见肘。
（一）家庭自治的局限性
家庭自治乃当代社会的事实。家庭自治是指家庭能够自由地按照其意愿或者选择去作为或不作为。涉及儿童时，“家庭自治”通常意味着父母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自主决定将孩子培养成父母喜好的那种人。在当代，家庭的规模、结构、功能、价值观异于以往，家庭自治的范围缩小了、控制能力降低了、边界更清晰了，因为家庭自治受到的法律约束越来越多。
首先，不能排除部分家庭欠缺自治的基本条件。家庭自治的客观条件千差万别。诚然，大多数家庭中，父母等人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谋生能力强，经济收入高，自治能力强，家庭管理有方。然而，也有部分家庭，经济困难，自我生存不易，或者父母未受教育或教育程度低，自治能力弱，治理效果差，甚至受错误观念指引而实施的家庭自治中，危机潜伏，损害家庭成员的生存、健康或发展等权利。还有部分父母、照护者本人因为身患疾病或残障、沾染不良嗜好或恶习而丧失治理能力，甚至是丧失自理能力而成为照护依赖者。
其次，人性的弱点和有限理性需要制度引导和约束。个体独立自由是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本前提。不过，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性，且家庭成员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冲突难以避免。如果任由家庭自治，就可能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当过度自私而不顾及其他成员的正当需求或利益之人担任父母、监护人、照护者角色时，在其自身需求满足与被照护者需求满足之间发生冲突时，人性的弱点就可能急切地跳出来，病弱者的利益可能被弃之一边。因此，必须予以正确引导，合理干预，才能达成基本平衡，弱势家庭成员的利益才能获得保障。
再次，结构小型化削弱家庭自治能力。一方面，随着个体自由深入人心，大家庭离散了，核心家庭成了主流类型，少子化现象使得家庭结构进一步趋于小微型。在大家庭时代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及时替代失能或不适任父母履行抚育儿童或照护病弱者责任的传统照护机制，渐渐消失。另一方面，工商业发展，吸引更多成年人远走异乡谋生、定居，因而远离其原先的血缘亲属。个体需要亲属帮助时，原先的血亲已爱莫能助或者“远水解不了近渴”。
为确保家庭成员的法律权利不遭侵犯，家庭自治就必须受到一定限制。凡涉及人权等基本问题的，不得以自治或者隐私权为由排斥或拒绝公力干预。
（二）个体照护责任之边界：超越家庭能力或负担极限
儿童抚育、老人照料、病弱者照护，这些责任对个体家庭都相当沉重。而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家庭成员散居不同地方已是常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后，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显然，部分使得建立在多子女条件下的传统家庭照料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因为在一个家庭中，照护依赖者人数将可能超过提供照护者的人数。照护个体将成为家庭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重任。
抚育儿童和照护老人的责任变大、增重，个体家庭孤独地承担将日趋困难。儿童权利观的诞生和引入，使得家庭和社会更加重视儿童的教育、照护和快乐成长。儿童抚育者的责任更重了。老龄化社会中，照护老人的责任重于以往任何时候。在我国目前，失能老人主要依赖家庭照料，照料者依次为：配偶、儿子、媳妇、女儿。在农村，儿子、媳妇是最重要照料者，甚至难以替代；在城市，儿子占居重要位置，女儿与媳妇的作用相近。部分老人则依赖儿女出资雇人照顾，或是轮流到子女家生活。配偶承担的照料随着失能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弱化，有些失能老人起初由配偶照顾，后来，作为照料者的配偶也年迈体弱或疾病甚至失能了，产生了照料依赖。小型家庭、无子女家庭定然难以长期独立承担如此重任。此乃2013年国家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考虑之一。只是培养一个供养人需要18年，未来十余年时间内，二孩家庭的抚育责任将更重。故急需育儿和养老服务的社会化支持。
个体自我生存和发展压力大，其投入家庭照护将越趋不足。现代社会注重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需进入社会谋生自立。家庭制度则要求个体承担家庭责任，照护病弱的家庭成员。自我价值观与照护家庭病弱者责任之间的不一致，因家事劳动价值无报酬，未获等同于社会职业劳动的尊重、肯定和其他支持，有时候，不免让部分人心里难平静。若无制度支持，很难迫使个体为照护亲属而牺牲自我发展机会。
生育后代、照料幼童，照护病、残、弱者，是人口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过程。家庭承担的抚育和照护工作，决不仅仅是父母等近亲属的个人事务或家庭事务，而是分担了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三、国家：个体照护的总责任人
若孩童找不到亲生父母而无法回归家庭，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无力承担或者拒不履行抚育照护责任致使病弱者无所依靠时，谁来替代家庭承担照护个体之责任？答案是国家！抚育和照护个体――年幼的或年老的，国家都是终极责任者。
（一）国家承担照护个体责任之证成
现代社会，国家应当承担照护病弱个体的责任。
首先，国与家是照护个体的合作接力者。在古代社会，家庭是以传统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基本单位，照护个体就是家庭、家族的责任。近代以来，倡导个体投身社会，个人基本上以能力论英雄。人们发现，只要他/她有能力，就能够拥有好工作、高收入等，为其亲属们效劳似乎不必要了；反之，他若无能或遭遇不幸，也难以从家庭或亲属中获得所需的帮助。就照护个体而言，家庭和政府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完成这一接力式的任务。
其次，人权保护是国家突破并介入私人家庭生活领域的充分理由。基于保护隐私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理念，一般情形下，国家公权力曾经不介入家庭私权范围。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为维护弱者利益，保障人权，国家选择性地介入家庭，扮演更积极角色。一方面，扩大自我决定权的范围，使其免受国家的任意干涉，促进人性自由发展，由个人去实现其在家庭关系中的价值；另一方面，改善家庭中弱者的地位，提供或协助提供适当环境，尽量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在平等基础上，经相互协商，共同决定，以维护弱者自尊，保障其自行使。[2]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立场，就是典型的例证。家庭暴力曾被认为是私事。[3]然而，人权观导致家庭暴力被重新认定，后者被认定为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不能因该暴力发生在“家庭”内就将其归入私领域予以“宽容”。认为若国家拒绝介入、干预家庭暴力，就是鼓励暴力。[4]为此，国家公权力采取了诸多介入措施，干预家庭暴力。
再次，当父母或家庭无力或不愿意按照当代社会可接受标准承担全部养育责任时，国家和社会应当为他们分担责任。儿童应该获得适当抚育，老弱病残者应该获得适当照护，以免他们生活遭到破坏，深深伤害他们的自尊、自信以及未来生活。不幸的是，总有部分父母或家庭因为贫困、疾病或者其他因素而不能按照当代社会公认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去抚育孩子或照料病弱的家庭成员。为此，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国家将为家庭提供日益广泛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视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二）国家分担个体照护责任的标准
如何判断何时或者哪些情形下该由国家履行照护个体责任？一言以蔽之，当家庭成员正在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有遭受严重伤害危险的，国家就应该积极干预了。家庭绝不是亲密关系当事人一方滥用自治权利而凌驾于另一方的场所。哪些情形下，儿童或者病弱者应该离开其家庭，则是专业判断问题，应依据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调查和判断，而得出结论。
首先，凡涉及家庭暴力，国家须积极干预。我国立法明文禁止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无论是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都须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步骤或措施，确保儿童或病弱者的安全，保障他们的安全。
其次，发生给家庭成员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其他行为或存在迫在眉捷的危险的。对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照护儿童或病弱者的行为中，哪些属于“正常”，哪些属于“不正常”，应当适用理性人的一般认识予以判断。按一般理性人看，属于异常的破坏，国家有必要给予适当干预。
再次，若不实施公力干预，相关人权益将严重受损害的。父母或其他照护人不为儿童或者病弱者提供所需照护或食宿的，不论是客观不能还是主观不愿意，都将使相关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一旦发现，国家就应当作出合理可行的安排，直接指定或者委托照护。
如同确立国家介入家庭而承担抚育或照护个体责任一样，国家停止直接履行照护责任而改由家庭重新承担的，也需要明确程序和标准。
（三）国家履行照护个体责任之方式
国家履行照护个体之责任，主要通过建设服务家庭的社会福利制度向家庭“补充能量”方式达成，而非直接取代家庭。这种能量输入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为家庭提供物质帮助，直接满足个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二是提供现金，补充家庭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或服务的支付能力；三是供应家庭所需要的服务产品，既满足病弱个体的照护需求，又弥补、节省个体照护者的时间、体力和精力。
我国现有为家庭提供的社会服务水平很低。我国已意识到照护个体的国家责任。从2005年开始，为应对强劲上升的养老服务需求，我国开始建设福利社会化体系。（1）到2013年，国家认定“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或者说，养老服务已形成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的行业。遗憾的是，现实中，养老服务的受益群体小，供需矛盾突出。（2）养老服务的场所和用地得不到保障，照护儿童和养老的机构、床位少，服务供应严重滞后，特别是农村的儿童服务和养老机构稀少，民办服务机构养医脱离，导致就医难和支付难，护理人员待遇差，不愿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业务水平低，不具备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康复训练等医护服务的基本条件，服务质量存在诸多欠缺。一般养老机构甚至只接受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居家养老服务尚未形成体系或产业。
国家履行照护个体责任，既要考虑社会服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承受力，又要防止该类服务被滥用。公权力介入是为了保障弱势一方的利益，以纠正偏离轨道的家庭秩序。既要充分发挥家庭照护个体的作用，又要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安全和生活。
四、完善国家履行个体照护责任：
健全家庭福利制度
儿童、病弱者，都是平等的社会成员，是国家的主人，而非个人“爱好”或家庭私产。我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保障儿童和弱势家庭成员的权益。然而，现实生活中，部分儿童或成年人的衣、食、住、行、医等基本需求未能满足的现象客观存在，部分儿童或病弱残疾者甚至被父母或家人恐吓、打骂或遗弃、贩卖。贫穷是家庭的最大敌人。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国务院于今年2月21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并已于5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八项社会救助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是为个体或家庭提供经济或物质资助，将有效地改善个体照护问题。同时，还有必要从下列六方面健全完善家庭福利制度。
（一）增设儿童福利局
政府机构中缺少保护儿童的专职单位，是目前儿童保护制度的一大漏洞。现有民政厅（局、处）统辖所有民政事务，包括儿童福利，但是，因服务对象种类多、工作职责庞杂，其保护儿童的作用发挥不足。
建议设立儿童福利局，主管儿童事务。监督和服务于家庭，为父母、其他监护人等提供建议、帮助及扶助。发现儿童权利受严重侵犯的，及时干预直至将孩子带离问题父母或监护人身边。对于有严重不当行为的父母，建议将处以罚款、公告姓名，更严重者，可以剥夺其父母权；行为构成犯罪的，当应处以刑罚。
（二）为家庭提供专业辅导和照护培训
儿童的人格培养、精神健康、生活照料、行为管理等，需要科学知识。针对父母、监护人、照护者，政府应当举办相应专业培训或辅导班，传授其履责所需的知识、技能、方法等，帮助他们适应新角色。如同开车需要考驾照，担任父母或监护人之职却未经专门训练，实不应当。
地方政府应当为有特殊需要个体特别是儿童提供个人顾问指导。有些个体因为健康等原因，成长或照护过程中需要长期的专业指导或者帮助。地方政府应当聘请专业人员为此类儿童的需要进行评估，向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顾问指导计划，从而据之提供适当的建议、援助和支持。若家庭自聘专业指导或帮扶的，所需合理费用可由政府支付部分，以保障相关人员的权益。
（三）建立“社区之家”
政府应在一定行政辖区范围内设立“社区之家”等类型的福利服务机构，为家庭提供临时托放儿童或病弱成年家庭成员的场所。根据权威统计，2012年，全国儿童福利机构单位仅463个（3），平均每个省级行政辖区仅有14个。这远远不能满足未成年人福利服务供给需求。（4）建议借鉴英国经验（5），建设“社区之家”等服务机构，为放学后、学校放假期间和其他时间有适当需要的儿童提供照管服务，使儿童享有安全的活动场所。确有必要的，“社区之家”还应当为其辖区内的任何儿童提供食宿。
（四）发展多层次的护理和养老服务体系
为满足养老等个体照护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政府除举办和鼓励举办更多养老机构、照护机构外，更应该针对个体照护需求而建设若干制度。
建立健全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服务的综合体，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管、医疗保健、紧急救助、精神抚慰、日用品供应、文化服务等全方位的社区养老服务。重视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在五保供养制度基础上，增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考虑到农村土地的集体性质，应当利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兴办乡、镇、村的公益性养老服务机构。可以若干村联合建设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助购、陪伴等上门服务项目。
建立家庭养老服务补贴制。财政应当拨出专款支持居家养老。对有失能老人、重症病患者的家庭，确定一定标准，发放补贴，既可用于鼓励养老服务贡献者，又可用于补贴支付被照护者的开支。
实行全职照护者休假制。由社工或志愿者临时接替其工作，缓解照护者的紧张焦虑和疲劳，避免绝望或情绪失控，有利于照护者和照护依赖者。
实行护理员从业资格和护理级别认证制。为加快培养和形成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可以考虑实行护理员从业资格和护理级别认证制度。由政府的卫生、劳动、民政等相关部门联合设立相应的培训机构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提供基本护理技能和知识培训，培训初级护理人员。经过适当的体验和考试，颁发护理员证，实行持证上岗。建立护理员职业水平评级制度，保障其工资收入及增长，稳定护理从业者，提高其护理水平。
（五）引入护理保险制度
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护理保险制度不失为可行之举。失能老人的护理责任很重，老人本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恐无力承受。（6）如果说养老保险能从经济上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那么，“护理保险则是借用国家、社会或私人的力量，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5]，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帮助需求。日本护理保险制度，通过保险累积护理所需资金，为因年老、疾病、意外伤残而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被保险人入住护理机构或居家接受长期康复和护理提供费用补偿或支付，[5]使需要护理老年人获得良好护理，和其配偶能够安享晚年。我国应当既开放社会化的护理服务，又大力支持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服务，多元化的护理服务支持，可以适应不同家庭、个体的需要。
（六）完善社会工作者制度
社会工作者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业力量之一。我国从2008年开始培养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师。为保障社会工作者正确履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职责，国家民政部于2012年12月《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提升该群体的专业能力，增进社会福祉。社工能够为需要的家庭定期上门检查、督促，提供指导或者咨询或其他帮助，使照护对象在身体、精神、人际关系等方面受到持续照顾，或者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专业建议，改善服务对象的生活环境和质量。遗憾的是，这个专业群体现有人数太少。截止到2012年，社会工作师合格者19525人，助理社会工作师合格者64601人。这不满足家庭或个体的需求。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培养社会工作者，使其社会服务惠及社会大众。
注释：
（1）参见民政部2005年《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转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2）根据权威统计，2012年，我国大陆地区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单位仅4.1万个，从业人员29万余人。
（3）国家数据库，http：///workspace/index？m=hgnd，访问日期：2014-01-14。
（4）2014年2月以来，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厦门市等地新设立的“婴儿安全岛”之后，接收弃婴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决策的预期，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以“超出儿童福利院承受能力”或加强弃婴甄别为由，相继迅速予以关闭。“婴儿安全岛”的存废之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儿童福利服务的认识和服务都有待提高。
（5）英国《1989年儿童法》第53条至第86条规定，政府应提共“社区之家”服务，鼓励并监督志愿者建设“志愿者之家”，规范管理“儿童之家”、“居住照护中心”等儿童福利服务，为儿童提供全方面的照管服务供应。参见蒋月等译.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选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77-190。
（6）目前，一位失能老人的每月照护费普遍在2000元以上，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仅超过1500元/月，农村老人收入更低。政府现有补贴主要集中于高龄老人、“三无”老人以及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老人群体，没有针对全体失能老人的专项补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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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脑卒中后遗症家庭康复护理干预
脑卒中是我国常见病、多发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仍在逐年上升，发病年龄有低龄化超势。由于脑卒中后遗症康复期长、康复机构病床紧张、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种种原因，患者不能长期住院，大部分脑卒中患者在病情稳定后回归家庭继续康复。但有资料表明，国内脑卒中患者的家庭康复护理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尚未系统开展［1］，从而使大部分患者错过了最佳的康复时机，产生“废用综合征”和“误用综合征”，不仅影响其自身生活质量，同时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开展有效的社区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遗症患者的家庭康复显得尤为重要。
开展脑卒中后遗症患者家庭康复护理的重要意义
实验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的功能恢复可持续到形成损害>5年，甚至有报告直到脑卒中后7年仍有持续的功能恢复［2］。回归家庭、社区的患者仍需要大量的维持性锻炼，家庭康复最主要的是依靠患者自己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所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增强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家庭康复意识，对他们进行康复护理指导已是当务之急。崔柳等报道［3］，社区康复治疗有助于促进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家庭康复是社区康复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康复机构的延续，可以充分利用家庭资源，满足患者的感情需要，减少患者康复费用、家庭陪护和交通困难［4］，有利于巩固患者在医院的康复治疗效果，使病残者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恢复。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行之有效的脑卒中后遗症家庭康复的社区护理干预模式，不仅能为广大患者及家庭送去福音，也能促进我国社区护理事业的发展。
脑卒中后遗症家庭康复的社区护理干预
建立患者康复健康档案，评估患者康复情况：脑卒中后遗症患者的家庭康复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建立康复健康档案可以使患者的家庭康复护理具有针对性和连续性。患者病情稳定回归社区、家庭后，社区护士应及时进行家庭访视，全面评估患者的生理、心理状态，评估其家庭情感氛围、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及社会支持系统等，并制定家庭康复护理计划，指导督促实施，随时评估措施落实情况及康复效果并记录，对措施落实不到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分析原因，重新制定康复护理计划和行之有效的护理措施，把康复计划落到实处。
心理护理：脑卒中后遗症常给患者及家属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与心理压力。一方面护士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通过家庭访视和电话访视，从多方面观察患者，准确把握患者的心理状态、心理需求和情绪变化，并根据患者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护理方法，使之顺利度过恢复期［5］。护士要尊重患者，倾听他们的心理感受，对患者微小的进步也要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对思虑过多、抑郁患者给予心理疏导，以提高患者自信心和战胜疾病的信心。另一方面要重视对患者家属的心理护理。患者家属对患者的日常生活照顾占据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常常会感到疲劳、紧张，并出现焦虑、抑郁、敌视等负面情绪，导致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躯体、心理和经济压力。重视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帮助他们保持健康的生理、心理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可以有效的避免另一个患者的出现，同时也可以间接提高照顾质量，减少对医疗的需求［6］。
生活指导：脑卒中是行为性疾病［7］。龚菊红等研究发现，较多脑卒中患者生活方式不利健康，多数家庭缺乏康复锻炼的理念，家庭护理措施不能有效及时地进行改造，患者综合健康水平较差。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会影响脑卒中的复发，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不合理饮食等诸多习惯均可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带来负面的影响，延缓康复的进度甚至加重病情造成脑卒中的复发。因此，社区护理人员应加强对脑卒中患者及家属的康复护理指导，注意合理调整饮食结构，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提高患者的家庭康复效果，促进疾病早日转归或减少复发。
康复训练指导：康复训练应以自身主动活动为主，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指导患者及家属回归家庭后要坚持锻炼，并介绍方法及注意事项。①日常生活功能训练：个人卫生、穿脱衣、进餐、移动等，纠正患者异常运动模式，加强患者自我护理活动训练。较多对脑卒中后遗症的护理理解存在“替代护理”观念，即认为患者始终接受被动护理。而根据orem自理理论的原则［8］，在脑卒中的不同的治疗阶段，应根据患者的不同自理需求和自理能力，补充自理的不足。患者的主动参与是使其功能最大限度得以恢复的关健。有学者提出orem自理理论对于遗留有不同残疾的脑卒中患者尤为适用。②肢体康复训练：选用主动和被动训练疗法，依靠健侧肢体进行被动训练，依靠健侧肢体的力量进行屈曲、前屈等训练，并且过渡到患侧肢体主动活动。并利用日常生活用品如球、牙刷、杯等进行手功能的训练。③语言功能训练语言功能障碍的患者多焦虑，护士、家属应多接触患者，迟早诱导患者多说话，纠正其发音，由简到繁，坚持不懈［9］。
为脑卒中后遗症患者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支持系统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脑卒中后遗症患者的康复，脑卒中患者的家庭康复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社会支持作为心理刺激的缓冲因素或中介因素，对健康产生间接的保护作用，又可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从而有益于健康。社区内组织形式多样的面对面的健康教育活动，向患者及家属宣教脑卒中的相关基本知识、防治知识、康复知识等；提供24小时电话咨询、定期进行家庭访视，一般每个月1次，根据患者康复情况增减访视次数，指导患者正确按医嘱服药，告知药物作用和不良反应，以及出现哪些毒副作用应立即停药，及时就诊；组建“社区脑卒中俱乐部”，加强脑卒中患者之间、家属之间、护患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经验分享，消除孤独感，满足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协助充分调动家庭内外资源的积极性，协调康复专科卫生部门、患者所在居委、民政、残联、教育、财政等部门的合作，以满足脑卒中患者的基本需要，使脑卒中患者得到社区、家庭、心理社会的支持鼓励，更好地发挥脑卒中患者康复的潜在能力，取得更好的康复效果。
提高社区护理人员的康复护理服务技能
社区护士在脑卒后中后遗症家庭康复全过程中提供连续性、综合性的护理服务，担负着照顾者、教育者、协调者等多重角色，要求护士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必须掌握较高的康复专业知识和康复护理技能，了解社会人文学知识，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技巧和协调能力。因此有必要加强社区护理人员社区康复护理知识、技能的培训，加强脑卒中专科护士的培养。
家庭康复是一种能提高患者生活活动能力，投资少产出多，具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形式。脑卒中后遗症患者的家庭康复护理是现阶段我国社区康复发展的趋势，也是社区卫生服务的组成部分。开展有效的脑卒中后遗症家庭康复社区护理干预，能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压力，有利于促进社区护理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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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月香,严翎,杜红兵,等.社区护理干预对提高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实用护理杂志,2001,17（9）:49-50.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照护者；照护负担；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
[中图分类号]R749.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9701（2015）17-0138-02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是老年痴呆症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其症状包括认知损害、功能障碍及行为和精神方面的问题。aD是全世界需要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到2020年，全球aD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我国患者约占全球患者的1/4[1]。由于长期护理机构有限，加之我国传统家庭主义和恪守孝道的文化，使得多达95%的aD患者依赖于家人照护[2]。尽管家属是aD患者的主要照护资源，但国内对于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却不及西方国家。国外相关文献均采用“照护负担（careburden）”来描述照顾aD患者对照护者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些影响与文化有关，本研究拟探讨在我国aD患者功能障碍与家庭照护者照护负担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6月在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aD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各50例作为调查对象，aD患者均符合美国精神科协会aD诊断标准（2007版）。家庭照护者入选标准：①与aD患者有亲属关系，是其主要照护者；②照护患者的时间至少2个月，且每天为患者提供至少4h的护理服务；③意识清楚，无任何精神障碍，有读写汉语的能力，言语交流正常。每名患者只选取一名家庭照护者，若该照护者除照顾aD患者外还护理其他疾病患者则不能作为调查对象。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患者及家庭照护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比如性别、年龄、患者与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1.2.2患者研究工具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iesofdailylivingscale，aDL）用来测量aD患者的功能障碍，为何燕玲等[3]翻译及修订，其团队曾用该量表研究在社区中居住的5055位老人的功能障碍，明确证明aDL量表有很好的信度及效度。该量表共14项，包括躯体生活自理量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两部分内容，总分14～56分，总分≥22分表示功能障碍明显。
1.2.3家庭照护者研究工具Zarit负担问卷（zaritburdeninterview，ZBi）评估aD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照护负担，包括22个条目，涉及范围有经济困难、社会生活、身体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分值为0～88分，分值越高表明照护者负担越重。ZBi总分0～20分表示无或很少负担，21～40分为轻到中度负担，41～60分为中度到重度负担，61～88分为极重度负担。该量表的信度及效度较高[4]。
1.3资料搜集
现场发放问卷，填完核对后立即收回，该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收回50份，有效收回率100%。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双变量线性相关分析等。p
2结果
2.1一般资料
aD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一般资料见表1。
表1aD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一般资料（n=50）
2.2aDL评分
aD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即功能障碍情况见表2。
表2患者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x±s，分）
2.3ZBi评分
aD患者家庭照护者ZBi负担问卷评分情况见表3。
2.4aD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与其家庭照护者照护负担的相关性
将aD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与其家庭照护者照护负担（ZBi）的评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r=0.611，p
3讨论
该研究中aD患者均为60岁以上老人，符合aD流行病学特点，家庭照护者主要以女性居多，受教育程度低[5]，与其他研究样本一致，代表性强。
功能障碍是aD患者的主要症状之一，也是影响其日常生活能力的重要原因。随着疾病不断发展，认知损害以及行为与精神问题逐渐加重，患者会失去更多生活能力，由此加重了照护者的负担。本研究结果显示，aD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与家庭照护者的负担呈正相关性，即患者功能障碍越严重、日常生活能力越低，其照护者的照护负担越重，这一结果与范晓丹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由于患者的功能障碍越重，照护者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而对自身的关注却减少，因而会造成照护负担[7]。
照护负担包括身体、心理、精神、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负担。与其他疾病的照护不同，aD患者家庭照护者需要提供与专业护理人员相同的护理任务，如日常生活的支持，应对行为和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需要提供临终关怀。因此，这些非专业人群在照护aD患者时会承受较重的负担，也反映出他们对照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需求较强烈，需要接受健康教育[8]，同时也需要来自医疗与社区护理机构等专业性帮助。此外，政府部门可以引入一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减轻照护者的经济负担；整个社会要加大对照护者价值的鼓励与宣传，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
国外研究者Quinn等[9]认为“照护（caregiving）”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以支持性的任务为主要特征，不仅涉及社会及家庭关系，同时也涉及到复杂的情感领域。正是由于照护是多因素的，所以除了对照护者产生负面影响外还会产生正面影响，比如，会给照护者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增强责任感，加深患者和照护者之间的感情。臧爽等[10]研究表明，在我国虽然aD患者的病情会给照护者造成负担，但因为正面影响的存在以及受到传统忠孝文化的影响，多数照护者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繁重的护理任务。因此，科学的干预措施以及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照护者的负担，增强这些非专业人群的护理能力和信心，提高家庭照护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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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7
1相关概念解释
1.1糖尿病（Dm）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抵抗所致的一组代谢性疾病，特征是慢性高血糖伴有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紊乱，可发生酮症酸中毒或高渗昏迷而危及生命。慢性高血糖可导致各种组织器官尤其是眼、肾、神经以及血管损害，引起功能不全或衰竭。
1.2糖尿病肾病(Dn)由不同病因与发病机制引起体内胰岛素绝对与相对不足以致糖蛋白质和脂肪代谢障碍，而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全身性疾病。糖尿病可由不同途径损害肾脏的所有结构，但只有肾小球硬化症与糖尿病有直接关系，所以称为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全身性微血管合并症之一。
1.3血液透析(HD)利用半透膜的原理，将血液和透析液引入一种有许多小孔的半透膜即透析器（人工肾）内，两者在膜两侧反相运动，借半透膜接触和浓度梯度进行物质交换，从而清除体内毒素和过多水份，补充体内需要的物质，纠正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
1.4家庭护理家庭护理在国际上无统一的概念，由于其工作的内容大致相同，所以在名词界定上亦大同小异。欧洲家庭护理是指为在家中的患病个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服务，目前家庭护理的内容已扩大到社区照顾、预防保健及健康教育。
2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家庭护理干预国外研究进展
2.1国外Dm与Dn发病情况随着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Dm已成为全球性疾病，目前仅次于心脑血管、癌症，列为第三位大病。据估计，现全世界有1.6亿Dm病人，Dm是全球性医学难题，而由Dn引发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eSRD）正在成为威胁Dm患者生命的主要原因。据美国2000年统计，每年新增eSRD患者中由Dn引起的已近50%。
2.2国外HD发展现状19世纪的苏格兰化学家thomasGraham首先提出“透析”这个概念。1912年，美国JohnsHopkins医学院Johnabel及同事第一次对活体动物进行弥散试验，第二年展示出他们用火棉胶制成的管状透析器，并首次命名为人工肾脏，标准着HD事业的开始。1960年美国Quinton、Dillard和Sinbner发明了动静脉外瘘，这是HD史上的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慢性透析成为现实。1966年Brescia用手术方法建立了动静脉内瘘，这是透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此后，不但开始了门诊慢性透析，还建立了家庭透析，并且患者可以自行穿刺。
eSRD作为各种原因所致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最严重阶段，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患者必须依赖肾移植或者透析维持生命。由于移植的肾源等问题难以解决，使得透析治疗成为维持患者生命的重要医疗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HD人群日趋扩大。1990年，全球慢性肾功能衰竭维持性透析患者为42.6万人，2000年增至106.5万人[2]，目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的人口已超过137万人。尽管Dn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与护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心血管发病率与死亡率仍然很高。
2.3国外Dn血液透析家庭护理研究的发展现状在社会老龄化的进程中，家庭护理越来越受到卫生部门的重视和人们的青睐。在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护理已成为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独立、完善的家庭护理服务系统。日本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并将家庭护理纳入医疗保险之中，为促进社区保健工作和家庭护理的开展提供了保障。美国家庭护理和精神护理是社区护理的专门领域，美国护士协会1986年制定的社区护理活动基准为：理论、资料收集、诊断、计划、实施、评价、质量保证及专业人员的开发、与其他部门的合作、研究等，共9个领域。
3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家庭护理干预国内研究进展
3.1我国Dm与Dn发病情况Dn是Dm主要慢性并发症之一，它影响着许多Dm患者，是导致肾功能衰竭的常见原因，也是慢性肾脏疾病行肾脏替代治疗的主要原因，并且与心血管疾病病死率的增加有关。据最新统计，我国目前约有5000万人正面临着Dm的威胁。
3.2我国HD发展现状我国HD治疗发展起步晚，1957年上海夏其昌医师在我国首次报道SkeggLeonard型人工肾进行血液透析的临床试用。同年，吴阶平教授等在唐山用血液透析成功救治了急性肾功能衰竭患者。HD的发展造就和培养了一批专业队伍，我国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医护人员约13000多人，分别属于泌尿外科、内科或自成一体的血液透析中心。有些单位还进行了HD基础理论和透析导致机体代谢异常的实验研究，这些工作必将推动我国HD事业的快速发展。
3.3我国Dn血液透析的家庭护理研究发展现状HD的临床护理工作目前开展的比较广泛，限于院内健康教育和指导性护理工作。家庭护理干预理念引入的时间比较短，很多人对此并不很了解，而且家庭护理尚未纳入医保范围，没有建立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也没有设立统一的、完善的组织系统，这些限制了家庭护理的发展。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慢性病患者的增加，对不同人群实施家庭护理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医院正在尝试着开展一些家庭护理服务项目，并有了一定的实施措施和体会。如中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家庭护理，白血病患者的家庭护理，骨折恢复期的家庭护理等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家庭护理是新时期护理模式的转变以及适应人们对健康迫切要求下的必然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国内外Dn血液透析家庭护理干预方面的研究还尚不成熟，此方面的报道还较少见，这是护理领域中研究的重点内容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8
同志们：
国际护理协会确定的2011年护士节的主题是：优质护理，服务社区：护士引领长期护理。国际护理协会鼓励护士坚持长时间地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社区：护士们全年可通过个人行动和集体活动的方式，将主要工作置于护理慢性病上来。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一方面，这是从维护人类健康的重点领域出发提出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护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各类癌症、糖尿病、各类精神疾病、风湿性关节炎及跌倒、骨折导致的伤残、哮喘、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等发病人数逐年在增加，给全世界的经济、社会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对慢性病患者加强康复与护理，对于减轻患者痛苦，减少社会财富损失，增进家庭与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所有这些慢性病，还有其他慢性病严重折磨着患者的身心，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做好慢性病的自我护理、家庭护理、康复护理、社区护理，其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国际护理学会提出“优质护理，服务社区：护士引领长期护理”的主题，希望护士们通过个人行动和集体活动的方式，将主要工作置于护理慢性病上来，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落实这一主题，实施这一行动，我们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体现护理工作者的人生价值？我谈两点想法：
第一，认真指导开展慢性病的自我护理、家庭护理、社区护理。自我护理，是指患者个人应对与其健康有关的自我护理负责。慢性病病人有生理方面的症状、情感压力、人际关系的改变、无助及抑郁等问题，病人的自我管理是满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但是，患者由于自身学识方面的不足，需要护理工作者帮助病人提高自我护理的能力，护士应当指导患者开展自我护理。家庭护理，是指目前许多慢性病患者多为老年人，这部分老人需要家庭护理，这就需要家庭中的照料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这也要求护理工作者帮助病人家属提高护理的能力。社区护理，是指一些慢性病人、晚期癌症病人、伤残康复期病人以及院内急性病人经治疗病情稳定后，均可在家中由社区保健人员提供治疗和护理，由此减轻家属的负担。社区护理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面向各种人群及家庭。社区责任医生要筛查辖区的慢性病患者，进行卫生宣教、家庭访视，提供必要的治疗、护理等。所以护理工作者在这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根据国际护理学会的要求，希望全县护理工作者在慢性病的社区护理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9
：家庭暴力。干涉法律救济。2015年8月31日，上海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家庭暴力案件：一名从外地来到上海的28岁女子被丈夫切断了联系。经过12个小时的治疗，她的手掌终于失去了活力。受害者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但现在她被家庭暴力摧毁了。有无数这样的家庭暴力案例。。。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显示，24.7%的中国家庭有家庭暴力，受害者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等，妇女和儿童在家庭生活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极易遭受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暴力，具有区别于一般暴力的特点。
（一）家庭暴力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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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妇联大学的相关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24.7%的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包括丈夫对妻子和父母对孩子。同时，调查显示，约25%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这对她们的身体或精神有一定的影响数据显示，家庭暴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投票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地区。《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表明了我国对家庭暴力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严重性。长期以来，
作为“社会毒瘤”，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肇事者殴打受害者，对受害者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在家庭暴力的压制下，受害者往往情绪低落。如果还存在精神暴力，施暴者进行恐吓和威胁，很容易使受害者产生心理疾病。在对受害人造成身心伤害的同时，也会损害夫妻感情，从而影响婚姻关系的维持，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无可争辩，“家庭暴力的内耗削弱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和工作热情，这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1]。
（二）隐藏家庭暴力
，正如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周安平教授所说，家庭暴力的定义不在于是近亲还是同居，而在于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是否存在亲密关系。如果双方都有亲密关系并在控制和控制之间形成关系，则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发生在夫妻、情人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主体之间。大部分发生在他们自己的住所，这是高度隐蔽的，外人不知道，很难被外界发现。同时，调查发现，随着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家庭暴力的隐蔽性越来越强。此外，在传统的可耻诉讼观念的影响下，提起诉讼被认为是可耻的，尤其是家庭内部的不和，这使得受害者忍气吞声，不去警察局或起诉，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因此受到损害权利受到严重侵犯[3]。
（iii）家庭暴力方式的多样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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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地区》定义了家庭暴力的范围：实施家庭暴力的方式包括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之间的殴打、捆绑和软禁等身体伤害，以及经常发生的精神伤害，如虐待、恐吓和威胁。由此可见，家庭暴力除了身体暴力外，还表现为精神暴力。在家庭暴力中，最常见的方式是身体暴力。犯罪行为人袭击、捆绑和残害受害者，这侵犯了受害者的健康。在传统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许多妇女缺乏收入来源，依靠丈夫维持基本生计。家庭暴力发生后，具有经济优势的犯罪人对受害者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使受害者难以独立生活和维持基本生活。行为人侮辱、责骂、恐吓、威胁被害人，使被害人在心理上产生恐惧和恐惧，产生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各种精神疾病，严重影响被害人的心理健康。与此同时，她们违背妇女的意愿，从事暴力性行为，对她们实施性暴力。此外，婚内强奸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重要形式。
。特别需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建立和完善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机制。
。《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打破了以往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刑法》、《民法通则》、《蒂芙尼早餐》中《继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反家庭暴力法地区明确规定了家庭暴力的适用范围、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和适用，以及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人和负有举报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的具体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对解决家庭暴力纠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单一的反家庭暴力法地区远远不足以遏制或防止家庭暴力。地方人大和各级政府还应加强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建设，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法律法规，形成完整的反家庭暴力体系，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1。实现人身保护令的独立适用，提高人身保护令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第四章是
反家庭暴力法地区人身保护令的具体规定，它可以将对犯罪人的处罚改为对被害人的优先保护，将家庭暴力的发生扼杀在萌芽状态，对构建家庭暴力案件预防体系具有突破性意义。《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中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改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样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理由，不再需要民事诉讼的帮助，例如离婚、赡养、抚养、收养和继承，而具有独立的意义。同时，《反家庭暴力法公约》第28条规定了法院接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间，规定在接受申请后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的时间应当控制在72小时以内。在紧急情况下，应在24小时内做出相关决定，充分体现接受人身安全防护令的及时性和各方防护的及时性要求。此外，在人身保护方面，中国还可以借鉴台湾基层法院的做法，在基层法院设立24小时服务窗口，随时接待家庭暴力受害者，接受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保护请求，从而提高人身保护令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4]。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一种独立的解决家庭暴力的方法，使其成为一种更加直接、高效、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成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重要预防措施。
2。贯彻《举证责任倒置》的责任分配原则。
在中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医疗事故侵权、环境污染侵权等八种特殊侵权行为外，法官往往依靠“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是举证责任。这一证据规则的缺点是，如果原告没有证据或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举证责任一方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将承担败诉的风险[5]。但是，与普通民事纠纷不同的是，家庭暴力案件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点：双方关系密切，发生地点不同暴力的威胁是隐藏的，很少有目击者。因此，所谓的“蒂芙尼早餐”不能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谁主张，谁主张”原则，让家庭暴力受害者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者通常是《弱者》中的家庭暴力案件。他们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存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容易造成证据的丢失，增加被害人败诉的可能性，不利于其权利的法律保护。相反，这样的证据规则让犯罪者沉溺于“强者”的境地，这可能会加剧家庭暴力案件数量和程度的增加[6]。因此，在家庭暴力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目前的分配是不适当的。证据规则的规定显然不公平，没有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在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仿效医疗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也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模式——在原告证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被告将证明不存在相关行为。如果证据不足，被告将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案件中“弱势”的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就减少了，胜诉的概率和获得赔偿的机会就增加了，肇事者就受到了客观的打击，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公平。
3。建立针对家庭暴力的公益诉讼机制，防止与公众发生家庭暴力利益诉讼
发起了由合格主体提起的公共利益诉讼，以惩罚家庭暴力案件的肇事者，这在世界上已是一种普遍做法。无论是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是在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它都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反家庭暴力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已经带来了国际上的变革和影响。然而，在我国，公众对《公共利益》即公益诉讼致力于保护的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他们认为，《公共利益》是指未指明多数人的利益，而反家庭暴力主要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特定群体的利益，不应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但事实上，现代社会对公益诉讼“公共利益”的理解仅限于保护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应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境外其他国家的做法，将反家庭暴力纳入公益诉讼范围，建立反家庭暴力公益诉讼机制，扩大家庭暴力案件原告范围，赋予妇联，法律援助中心等公益性法律组织、检察机关和其他具有原告资格的社会组织，对家庭暴力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家庭暴力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全社会层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1。建立家庭暴力庇护所、将施暴者与受害人分开、将施暴者与受害人分开、避免受害人的二次伤害，是我们首先想到的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家庭暴力庇护所的建立和司法分居制度的实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国是第一个实行司法分居制度的国家。在《预防家庭暴力法》中，它规定受害者可以立即申请与犯罪者分开生活的权利，而无需提起离婚诉讼。这使得在家庭暴力中遭受身体暴力、不敢抗拒配偶暴力和婚内强奸的妇女有了另一个保护自己和子女的“家”，也体现了社会对人权的保护。与救助站一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可以设立救助站。居住在家庭暴力收容所的，应当简化审批手续，缩短被害人申请入住的时间。一般来说，他们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和公安机关或城镇街道的证件入住。“家庭暴力庇护所应为受害者提供基本的住宿、食物和医疗保障，并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8]同时，应注意，应聘请心理咨询师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折磨的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情绪不稳定，有心理问题。最后，注意保护受害者的隐私。
2。加强对受害者的就业指导，实现基本的经济独立。
的受害者不敢在家庭暴力后向警方报案和起诉，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犯罪者。受害妇女经常面临“被殴打或被杀害”的两难境地。因此，如果我们要减少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权益，首先必须确保受害者有离开施暴者并独立生活的基础。因此，政府应为失业或无固定职业的受害者提供一定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使受害者实现基本的经济独立。
3。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环
-太平洋地区公约》第3条规定，反对家庭暴力，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他们高度重视打击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法地区规定，受害者及其法定人和近亲有权向社区服务中心、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妇联和相关组织投诉或寻求帮助，或者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让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案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时,反家庭暴力法地区还规定了学校,医疗机构,，基层政府、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济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或弱势群体的权利。在全社会形成反家庭暴力联盟，共同打击家庭暴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的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将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社会对人权保护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全社会都应该有勇气对家庭暴力说“不”，远离家庭暴力，实现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
参考了
[1]方新军。侵权责任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3.
[2]周安平。反家庭暴力法地区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5，（2）。
[3]王改萍。家庭暴力案件证据规则的完善[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4）。
[4]刘慧。家庭暴力干预机制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2．
[5]王灵。研讨会摘要[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2）。
[6]袁翠清，杨兴香。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分析公力救济的家庭暴力[J]。人民论坛，2015，（14）。
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家庭暴力、干预/立法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强奸；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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