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数字贸易发达国家治理经验启示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UK（innovate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
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但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通过tpp为数字贸易规则设定了范例，拥有规则的主导权，而我国目前尚未加入tpp谈判，在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构建中已经落后了一步，亟需积极学习和深入分析目前已有的数字贸易规则国际文本，譬如tpp，研究思考中国能否自主设计一套规则体系来反映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盲从于美国的规则。在研究学习的基础上寻求机会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表明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同时在我国主导推动的双多边谈判中，引入我国主推的数字贸易规则，使我国这个具备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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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andRevelationsofDigitaltradeGovernanceinDevelopedCountries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数字资源整合；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数字化展现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兴盛，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世界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都在蓬勃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同时又带动了整个国家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因此国际文化贸易正在获得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1]。
国际文化贸易的复杂性导致了其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个阐述，即国际文化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贸易方式的统称，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国际文化贸易由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和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文化产品可以是图书、杂志、影视、戏曲、艺术设计、手工艺品等，主要特征是具有实物消费品的基本属性，而文化服务则是实现和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过程，通常贸易主体不是实物或不具备一般商品属性[3]。
近些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应用等技术的涌现，数字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加亲民的一面，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数字技术紧密地衔接到一起。国际文化贸易中无论是以货物为主的文化产品，还是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文化服务，也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数字技术在与国际文化贸易整合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文化贸易不仅承载着带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繁荣本国文化和历史的重任，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产品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核心，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开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单位：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产品通常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而在数字时代文化产品则具备了更多的虚拟化特征，传统的文化产品转变成为使用计算机、数字播放器等泛用型设备作为载体，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以数字形式来存储、展现和传播的形式。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除了传统的文化企业外，也涌现出了大量基于个人或工作室的作品，随着而来的是数字化的贸易平台的大量出现[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间的贸易界定变得模糊，总体而言文化产品涉及文化贸易的核心内容，文化服务则是在文化产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服务贸易。根据文化产品内涵与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可以将文化产品的数字表现形式分为如下几类。
1.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来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在虚拟时空中拓展了人类的思维。在计算机平台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具备传统实物类文化产品特征的数字化虚拟文化产品，这类文化产品具备更新节奏快、传播范围广、对实体环境依赖度低等特点。
完全数字化的文化产品指的是文化产品从最初的设计开发，到后期的推广营销都依靠数字技术实现，无需传统的实物类文化产品即可完成整个文化产品贸易全部过程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完全数字化文化产品例如有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小说等，这类文化产品的贸易过程只需要拥有计算机或移动显示设备，并通过互联网交换数字信息即可。
2.从传统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在有人类贸易活动以来，其实也一直伴随着文化贸易，进入到数字媒体时代后，部分传统文化产业可以吸收和采纳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将传统文化产品慢慢转变为数字化的产品。这类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并未改变，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得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有了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文化产品贸易的交易过程。最为典型的从传统文化产业转变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例子就是电影电视、音乐曲艺、平面影像等，传统的胶片电影和有线电视业如今正在快速的转变为数字电影和数字电视，并出现了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形态，音乐产业则经历了从胶片和磁带到数字音乐的转变。
3.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
尽管数字技术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文化产品本身取悦于人的核心特性并未发生改变，并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所改变或替代，对于这类文化产品而言，数字媒体的出现只是增加了辅的展现和传播形式。利用数字媒体作为辅助展现或传播的文化产品，具有的典型特征是这类文化产品比较依赖传统的手工技艺，比较注重实物的工艺价值，例如文化产品中的民间手工艺品等。
数字技术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替代实际的工艺品实物所带给人们的感受，因此数字媒体更多地是作为这类文化产品的辅助展现形式，将产品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存储并显示在电脑设备中，近些年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展现形式，如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等技术与文化产品相结合，实现了更加真实和有交互感的展现形式，使得普通个人了解和制作手工艺品成为可能。例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开发的手工艺品制作游戏，基于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京剧换装体验，基于3D打印技术实现的数字化工艺品个性化模型打印等。
实际上，大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品都面临着市场容量萎缩、大众认知度低的问题，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正好是推广这类文化产品最为有效、成本最为低廉的一种形式，这里说的网络化的数字媒体既包括早期出现的彩信、网站等形式，也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移动应用这样的形式。网络数字媒体的应用，对文化产品的传播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数字资源与文化服务贸易的整合
与文化产品贸易注重利用实物来承载文化内涵的形式不同，文化服务贸易是更加注重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活动，包括各类演出、展览、视听传播等[5]。数字技术拥有的如交互性、虚拟化、泛媒体化等典型特征，与以非实物化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服务贸易更加吻合，也更加能够提升文化服务贸易的层次和水平。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数字资源在与文化服务贸易整合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1.文化服务贸易形式统一化
文化服务贸易一直以来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贸易交易对象的非货物化，因此我们通常将文化演出、视听影像、图书档案、博物馆服务、体育娱乐、专利版权等交易内容都划归文化服务贸易的范畴。传统的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这些交易内容可以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成为文化服务贸易交易过程的主要载体，以此来实现贸易形式的统一化。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付费购买演出票，并将电子票根下载在手机中作为入场凭证；可以在统一的交易平台中购买数字音乐或电影，而不再需要除了数字终端设备以外的其他媒体；也可以在线预览图书的部分章节，并在付费后直接下载电子书到终端阅读设备；版权及专利交易也可以通过统一的数字平成，并通过数字验证和数字签名技术保证交易的有效性。
2.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
数字资源平台在贸易活动中曾经最令人们担心的就是交易平台运行的效率和信息安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得服务贸易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信息沟通的障碍得以打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得到他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作为网络数字媒体的另一大主要特征，信息的双向交互也使得人们在获取文化服务的同时，可以更为直接地将自己的感受、建议、想法等分享给其他观众或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改进和提升。例如，以前电视台想要获取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信息，主要依靠随机抽样拨打电话访问的形式进行，而在数字电视环境下，不仅电视节目的终端收视率可以精确的获取到，甚至对于每台电视机的收视习惯数据都可以采集到。再比如在数字音乐交易平台中，用户在试听音乐的部分章节后就可以马上选择是否在线购买整张数字专辑，同时还可以在平台中看到其他用户的购买心得并发表自己的感受，这在传统的贸易形式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网络数字环境下，交易的安全性曾经是数字交易推广过程中的主要阻碍。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如近些年普及率非常高的数字证书、DRm签名、非对称加密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无论是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还是防止数字内容不被随意复制等，都得以实现，数字交易过程已经能够与传统交易形式一样令人信赖。
3.更加多样的文化服务贸易量化指标
文化服务贸易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贸易由于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得仅仅考虑国际贸易额并不能很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贸易的实际水平，对于不以货物贸易为主的文化服务贸易活动，这样的衡量标准就显得更加偏颇。对于文化服务贸易水平的衡量指标，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动态考虑的体系，既要通过多种指标的建立来衡量当前贸易水平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同时也要考虑不同时间周期内贸易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综合考量文化服务贸易的实际发展水平。
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平台整合的同时，所有的文化服务交易信息都将以数字形式存储和表现，规范化的贸易数字信息在大数据处理的时代背景下，可以从更多侧面反映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以视听产业为例，传统的衡量贸易水平的指标包括：票房收入、上座率等。而在基于网络付费点播的视听贸易平台中，不仅可以随时看到点播收入和点播次数，还可以收集例如：点播时段、重复播放次数、评价好坏、评论情况、ip来源等数据，同时这些数据的采集也是基于时间线和用户等级的，因此还可以将这些量化指标拓展到更加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网络数字媒体技术早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产业这一领域。作为国际文化贸易核心组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数字时代下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文化产品的展现形式，文化服务的贸易方式都已与数字时代无法分离，而更好地与数字技术整合也是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必经途径。
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国际文化贸易的核心永远是文化本身，数字技术是文化内涵更好的展现和传播途径。在数字资源与文化贸易整合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数字技术的选取与实现形式，让数字技术成为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成为文化本身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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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贸易制裁出口管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5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01-05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给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也带来不少贸易摩擦，一些贸易伙伴甚至采取对华贸易制裁措施。2004年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57起，涉案金额12.6亿美元，2005年该数字上升到18个国家、63起和21亿美元涉案金额，2006年达到25个国家、86起和20.5亿美元涉案金额。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我国企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
由于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顺差，因此成为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从2001年到2004年，美国对中国公司制裁79次，占其制裁海外公司总数的70%。同时，中国遭受的贸易制裁中较大比例是来自美国。截至2006年，在我国所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独占22%。本文以美国为例，研究其对华贸易制裁的效力。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是否有助于减少其贸易赤字，是否能够改善其福利水平，这都是令人怀疑的。如果这些不能成立，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制裁就是损人不利己的。本文第一部分检验贸易制裁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第二部分分析贸易制裁对美国福利的损害，最后一部分探讨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根源和解决途径。
贸易制裁缓解赤字的计量检验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内在机制和有效的宏观政策能够促进国际收支长期维持基本平衡，进、出口能够互相适应。通过贸易制裁、减少进口来消减经常项目赤字的方法，只有在进、出口不具相关性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如果进、出口具有相关性，一损俱损，那么贸易制裁的效力就要大打折扣，有效性和相关性呈反比关系。通过研究中国对美国进、出口的相关性有助于说明贸易制裁的效果。
很多学者已经对不同国家的进、出口相关性做了一些研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Husted(1992)用美国1967―1989年的季度数据对美国进口与出口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1]。Bahmani-oskooee(1994)对澳大利亚进口与出口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澳大利亚进口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系数趋于1，这表明该国宏观经济政策非常有效[2]。Bahmani-oskooeeandRhee(1997)利用韩国的季度数据建立VaR模型，研究认为韩国进口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韩国并不违背其国际预算限制[3]。Fountasandwu(1999)用美国1967―1994年的季度数据对进口与出口的协整关系做了研究，发现美国进口与出口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4]。Ramos(2001)利用葡萄牙1965―1998年间的数据研究了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进、出口之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5]。arize(2002)采集50个国家的季度数据，分别用Johansen(1995)和Stockwatson(1998)的方法进行验证，发现七成以上的国家存在明显的进出口协整关系[6]。SooandZulkornain(2004)利用马来西亚1959―2000年的年度数据对该国进口与出口的协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为马来西亚进口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7]。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任永菊(2003)利用中国1980―2001年的年度数据，用VaR方法研究了中国总体进出口的相关性，结论是中国的进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8]。王群勇(2004)采用中国1981―2003年的季度数据和VeCm方法，研究认为在长期中国的进出口维持均衡关系[9]。
前人的研究几乎都是检验一国对全世界的进、出口相关性，虽然大多数都发现了协整关系，但是这对于评价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摩擦却没有多少解释力。对全世界贸易量的协整关系不能得出双边贸易量也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要评价两国贸易壁垒的效果必须检验特定两国进、出口之间的关系。
本文根据1980年到2005年中国对美进、出口的数据，检验二者的相关性，利用误差纠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观察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效力。首先我们检查中国对美进、出口的平稳性，然后做协整检验和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说明制裁的效力。数据来自imF的Dot数据库，样本选取1980年到2005年的年度数据。以LoGeX代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对数，以LoGim代表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对数。计量软件使用eViewS5.0。
1.平稳性检验
宏观经济序列大多为非平稳的，对非平稳序列进行oLS回归会导致谬误。检验平稳性的常用方法有DF、aDF和pp检验。在本文中，我们分别采用aDF和pp方法，对LoGeX和LoGim做例行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序列都为i(1)过程。
2.协整检验
对于服从i(1)过程的变量，可以通过eG两步法或者Johansen方法来检验其长期关系。Johansen和Juselius在1990年提出了一种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方法，即现在最通行的Johansen检验。检验过程中依据变量特征值建立VaR模型，并且需要正确设立滞后期k。如果滞后期太短，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并导致参数的非一致性估计；滞后期太长又会损害自由度。本文对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LR统计量、赤池和施瓦茨信息准则确定。如果赤池和施瓦茨信息准则的判断一致，则可以直接确定滞后期。如果不一致，那么还要引入LR检验进行取舍。LR似然比统计量定义为：L=-2/[logL(k)-logL(k+1)]χ2(n)2。其中logL(k)和logL(k+1)分别是VaR(k)和VaR(k+1)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值。k表示VaR模型中滞后变量的最大滞后期，LR统计量渐进服从χ2(n2)分布。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oGeX和LoGim存在协整关系，并且赤池和施瓦茨信息准则的判断一致。
3.误差纠正模型
由于LoGeX和LoGim两个变量是协整的，那么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如果出现偏离均衡的情况，会有某种纠正机制来使短期的偏离回复到均衡水平。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如果两个变量是协整的，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可由误差纠正机制表述。根据赤池和施瓦茨信息准则选择滞后项，建立误差纠正模型为：
D(LoGeX)=-0.63×[LoGeX(-1)-0.21×LoGim(-1)-0.19×@tRenD(80)-4.74]+0.56×D[LoGeX(-1)]+0.34×D[LoGeX(-2)]+0.39×D[LoGeX(-3)]-0.56×D[LoGim(-1).]-0.19×D[LoGim(-2)]-0.52×D[LoGim(-3)]+0.08
D(LoGim)=-0.13×[LoGeX(-1)-0.21×LoGim(-1)-0.19×@tRenD(80)-4.74]+0.39×D[LoGeX(-1)]+0.29×D[LoGeX(-2)]+0.01×D[LoGeX(-3)]-0.38×D[LoGim(-1).]-0.57×D[LoGim(-2)]-0.07×D[LoGim(-3)]+0.10
4.脉冲响应函数
在VaR模型中，往往难以对系数做逐一解释，一般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描绘VaR系数中的因变量如何响应误差项的冲击。一般假设在某一个方程中的误差项增加一个标准差，这个冲击将会改变所有内生变量的现期值和未来值。脉冲响应函数跟踪这种冲击在将来若干个时期里所起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观察对出口施加一个负向标准差的冲击会对出口和进口带来怎样的影响。
根据图示，出口变量一个负向的标准差冲击会在当期立刻打击出口，但是进口变量从下一个时期开始会产生同向变化，使得出口和进口逐渐趋于平衡。进、出口指标分别在第4、5期后开始产生正向补偿，使初始的负向冲击的累计效果趋于消失。另外，在第5期之后还一度出现出口超过进口的反应。
5.检验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26年来中美的贸易数据，进口和出口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纠正机制能够保证来自出口干扰项的冲击会在进口产生同向反应。其经济学含义是，贸易制裁只能对当期的出口产生抑制效果，经济内在的均衡机制会使进口随之减少，制裁效果无法持续，后期甚至还会出现补偿。因此，贸易制裁对经常账户的干扰只是暂时的，无论是即时效果还是累计效果，其影响力都会很快失效，这种制裁是效率低下的。如果再考虑到对方报复行为的可能性，很难保证贸易制裁具有明确的减少顺差的效果。
制裁引致的美国福利损失
根据前文的检验可知，仅仅基于经济内在的均衡机制，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就是低效的，试图以此微弱效果来解决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贸易制裁不仅无助于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而且还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福利水平。
1.对华贸易制裁会损害美国本土的消费者福利
传统的经济理论说明，自由贸易会提高交易双方的福利水平。无论对方的产品多么廉价，消费者都会受益。美国无论是采取何种措施提高贸易壁垒，强制减少中国产品进口，只能使美国消费者转向次优的商品选择，消费者剩余减少。贸易保护的范围越广，涉及金额越大，那么美国消费者剩余损失也就越多。由于中、美的比较优势存在明显差异，有着完全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两国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处于中、低端产业，美国生产商基本上已经不再从事这类产品生产。即便有的话，数量也很少。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些有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自己。制裁中国产品的后果，只不过是让其他国家产品替代中国产品。为了维护极少数的美国生产商的利益，却要牺牲所有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样的贸易保护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消费在产品间转移带来的成本，美国的净福利损失还要更多。
2.对华贸易制裁会损害美国的高端生产者利益
采取贸易制裁、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会引发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减少。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是其比较优势之所在，也是其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中国从美国进口量的减少会直接损害美国的高端生产者利益，使就业岗位下降。贸易制裁的力度越大，这种财富和岗位的损失程度也越大。这部分利益损失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不容易直接观察到，但是实际存在。
3.贸易制裁行为还会伤害美国海外公司的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有着强大的海外盈利能力。中国由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生产基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近年来在中国总出口量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一直超过半数并不断攀升。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至少有1/3是在华投资的美国商人生产的。对华贸易制裁无疑会打击这部分美国公司，损害海外美国企业的利益。难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哈斯在其《经济制裁与美国外交》一书中指出，制裁几乎从未起过正面作用，不仅会给无辜人民也会给美国企业界、工人和对外政策的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
4.被制裁国的报复行为是一种可信和有力的威胁
由于中、美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中国掌握着大量的美国债券，有足够的能力干预美国基准利率。实际上，中国不需要做出实际报复动作，只要对美国债券或美元储备做出某种威胁暗示，就足以扰乱美国的金融秩序。因此不仅在生产、贸易等实体经济，而且在金融领域方面，中国都有充足的空间和手段对美国采取报复。
总之，美国在对华贸易制裁的过程中，不仅无助于解决巨额逆差问题，而且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并使美国面临有力的报复威胁，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无效的。
美国贸易账户失衡的根源和解决途径
现代国际经济交往的形式越来越复杂，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贸易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传统的国际收支账户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国际经济交往的复杂记账要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贸易赤字只不过反映了国际收支的一部分内容，并不能表明美国最终的经济损失。美国虽然在贸易项目上有不小的赤字，但是在海外投资上却获利颇丰，并且也吸引大量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分析美国贸易账户失衡的原因必须综合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从根本上看，美国贸易失衡源于三个方面：首先，失衡源于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必须借助美国赤字来实现。只要世界仍然需要美元作为流动性和储备，那么美国就必须保持账户赤字。其次，失衡源于世界分工体系。美国对初级产品的生产已经很少，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金融业凝聚了美国最大的比较优势。通过吸收国际资本再进行全球配置，这是美国最突出的经济分工，也造成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账户盈余的局面。最后，失衡来源于美国限制自身优势的对外经济政策。美国对高科技类产品采取出口管制措施，严重制约了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这导致失衡不断加剧。前两项根源是经济长期演进的结果，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而限制自身比较优势则是美国经济失衡的人为原因，是必须得到纠正的。
中国与美国的比较优势不同，中国适宜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美国，从美国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贸易结构有利于两国的财富增加。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经历长期的产业升级、装备制造业升级，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美国本来有巨大的出口市场和机会来平衡其贸易赤字。但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极大地限制了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进而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美国有着复杂的出口管制目标和管制体系。根据美国1998年国防授权法，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可能会造成扩散、技术转移或其他安全风险的国家，在诸多高技术领域内施加了出口限制，具体包括商业通讯卫星出口发射、高性能计算机、导弹技术或设备以及精密机床等敏感技术的出口。在1999年度Stromthurmond国防授权法中，美国国会又将商业卫星许可证管辖权归还给国务院，要求所有卫星及相关项目出口需要有技术转让管理许可证，并得到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的批准。2005财年，被拒绝对华出口的物资申请为44件，在所有被拒绝的目的地国中位居第2位。
由于1989年后美国对华实施了贸易制裁和技术禁运，加强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致使中国从美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受阻，而转向从日本、东盟、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等进口(沈国兵，2006)。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损害了中国利益，而且打击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引起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反抗。英特尔、微软、惠普和iBm等20多家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市场，曾组成一个游说联盟，成功地推动了美国政府在2002年和2003年两度放松对华计算机出口的限制标准(阮建平，2004)。同样在2007年9月末，针对美国国会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微软、沃尔玛、花旗等160家美国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联手致信美国国会，强烈反对采取对华贸易制裁措施。信件指出，增加美国利益需要的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并且消除海外贸易壁垒。总之，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制约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剧了经常账户失衡，损害了美国自身福利。
找到贸易账户失衡的原因也就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美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减少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干扰，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扩大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出口。这样不仅有利于平衡贸易账户，而且还会扩大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范围，共同提高福利水平。反之，如果顽固坚持冷战思维，试图以贸易制裁来减少贸易赤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得不偿失。
注释：
[1]Husted，S.theemergingU.S.currentaccountdeficitinthe1980s：acointegrationanalysis.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2，74(1)：159-166
[2]Bahmani-oskooee，m.areimportsandexportsofaustraliacointegrated?Journalofeconomicintegration，1994，9(4)：525-533
[3]Bahmani-oskooee.m.andRhee.areimportsandexportsofKoreaconintergrated?internationaleconomicJournal，1997(11)：109-114
[4]Fountas，S.andwu.aretheUScurrentaccountdeficitsreallysustainable?internationaleconomicJournal，1999(13)：51-58
[5]Francisco，RibeiroRamos.exports，imports，andeconomicgrowthinportugal：evidenceformcausalityandcointegrationanalysis-economicmodelling，2001，18：613-623
[6]augustine，arize.importsandexportsin50countries：testsofcointegrationandstructuralbreaks.internationalReviewofeconomicsandFinance，2002，11：101-115
[7]Choong，SooandZulkomail.aremalaysianexportsandimportscointegrated?SunwayCollegeJourna，2004(1)：29-38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4
一、序言
在我国，从1997年第一例对外反倾销案例以来，反倾销和被反倾销一直是个热议的话题。尤其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他国为了维持贸易平衡、抑制我国对外出口、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频繁地对华实施反倾销，使得我国成了世界上被实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实施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也呈现出大幅度增加趋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对日本进行了31次反倾销调查和25次反倾销措施，使得日本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第二大对象国，仅次于其间我国对韩国实施的26次反倾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企业的发展，对从我国的进口品实施非关税壁垒措施，使得我国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并且对日本的贸易收支赤字幅度逐年增加。因此，我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实施反倾销措施，以调节和控制与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将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而确定影响我国对日本实施反倾销的宏观因素。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前面提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试图寻找哪些宏观因素会影响我国政府对日实施反倾销，下面将通过一系列假设和说明，确定本文的宏观经济变量，从而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加以分析。
假设1：随着我国国内失业率的增加，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旦国内失业率增加，政府为了通过保护国内产业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强硬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其中包括对外反倾销措施。
假设2：随着我国GDp增长率的钝化，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GDp增长出现钝化现象时，该国政府在刺激出口的同时，采取强力的贸易措施来限制进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为了有利于恢复国内经济，政府会更多地实施像反倾销之类的贸易保护措施。
假设3：我国对外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越明显，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的整体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话，政府会通过对进口商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从而促使本国的贸易收支回到均衡水平。因此，在出现贸易顺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救助；相反，在出现贸易逆差即贸易赤字时，一国政府对外国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4：随着我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在与特定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出现贸易赤字，为了促使两国间贸易从不均衡回到均衡，贸易赤字发生国很可能对该特定国的商品实施限制进口的相关措施。因此，与特定国间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对该国产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5：随着我国进口渗透度的增大，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进口渗透度是衡量一国某产业的国内消费数量中进口所占比例的经济指标，其计算公式是：特定产品的进口额÷（国内生产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渗透度的增大会减少国内产业的成长机会，迫使该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根据假设1～5，建立如下数量经济模型：
其中，因变量Y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反倾销件数，自变量RGDp﹑Ui﹑tB﹑BtB﹑ipm则分别表示我国实质GDp增加率﹑失业率﹑整体贸易收支﹑中日贸易收支和我国进口渗透度（名义进口额/名义GDp），?表示误差项。
三、数据选取及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9年到2010年12年间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加以实证分析。鉴于我国国内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只针对于已登记的城镇居民，缺乏说服力，笔者将国内数据作为参考，主要使用世界贸易组织（http：//wto.org）和日本财务贸易统计局（http：//customs.go.jp）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经作者筛选整理而得，运用eViewS5.0软件，对已建立的模型做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变量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对应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三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我国国内失业率增加之时，由于如果继续大量进口日本制品，会让国内的同种企业面对更强的市场竞争，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因此，政府为了缓和国内失业率增加的现象，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同样地，随着中日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为了防止贸易逆差的累积，会通过加强对日本制品实施反倾销，限制日本制品的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以及进口渗透度不会明显地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实施。
四、结论
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运用历年统计数据，旨在寻找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变量。结果表明：主要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因素是我国国内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而非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和进口渗透度等因素。因此，为了减少中日贸易摩擦的发生，我国政府有必要在积极应对国内失业率上升问题的同时，适当调整对日进出口贸易规模，避免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赤字现象，为两国贸易实现均衡稳定发展﹑建立互利共赢局面而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Krugman，obstfeldandmelitz，“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policy”，ninthedition，person，2011.
[2]prusa，thomasJ，“whyareSomanyantidumpingpetitionswithdrawn？”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34（3）：591-611.2001.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 美国贸易政策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F757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047-06
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美国政治版图哗变。在时隔12年后同时控制参众两院，为2008年总统大选营造了有利的气氛。有鉴于传统上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关心者，这引起美国内外对美国未来贸易政策前景的普遍关心，美国会重新落人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潭吗?本文认为，自由贸易仍将是美国未来贸易政策的主要追求目标与强劲文化，但贸易保护主义仍将是自由贸易的重要补充成分和有效的吓阻手段，在未来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它将较之自由贸易而处于更加显性的位置。笔者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现象界定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两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本文旨在深入分析造成这种“两性”的原因及形成路径，并揭示它们对中美贸易造成的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是指就总体的美国贸易政策而言，美国必定在坚持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必定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即自由贸易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部分，而贸易保护主义是其必要的补充成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常常伴随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这也就是学者们通常认为的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即“单边贸易自由化”，而追求的是全面互惠贸易(fullreciprocity)或者是公平贸易。究其主要原因，国际体系结构使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系统和国际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具体到美国而言，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又有赖于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理念的同时顾及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至少应最低限度地保护由于市场力量和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指技术进步)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败者，至少使这些失败者们相信美国制度是公平的。也就是说，除非在考虑扩大贸易的同时，兼顾政策对经济上弱者的保护，以及对落后于经济和技术迅速变化的工人的教育与培训，否则美国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所赖以存在的国内外政治基础将岌岌可危。那么，吉尔平所指谓的、决定了美国贸易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系统主要由什么构成的呢?
根据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国际体系理论，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由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两部分构成，互动单元的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结构定义含有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重要原则是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华尔兹将其归纳为国际政治的无序状态；第二个重要原则是互动单元(国家)的权力变化是由单元能力的变化决定的。在这两个原则中，关键量是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自身能力的变化。将上述两个关键量具体应用到一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上，如美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它们就可表述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世界体系中的美国经济。
1.无政府状态与国防论
国际体系结构的总特征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它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丛林规则。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不否认自由贸易对全人类福利的贡献，但认为这一结论的潜在假设是：世界的永久和平。自由贸易主义者的问题也就出在了这里，国际社会实际上是无序的，并不存在保障这一假设的维护机构。李斯特(FriedrichList)认为：“如果像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国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盖源于此，虽然支持自由贸易的论证铿锵有力，但贸易保护的学说却总是以各种面目出现。实际上，完全没有壁垒或者只有极少壁垒的“自由的”贸易根本不曾出现过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认为，“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上面都盘旋着保护主义的幽灵。曾经是殖民地的美国的保护主义态度是很出名的。……也许我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要对此负责：在丛林中，人们只有通过小心提防陌生人才能生存下来”。
与这种无序状态对应的是“安全的优先位置”和“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应用到贸易政策上，“安全的优先位置”就导致了国防论(nationaldefense)，“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引发了“相对收益论”。初期的“国防论”者认为，为了确保国家在危机时刻能够生产出关键商品的能力，进口障碍是必要的，例如最为普通的制鞋业。毫无疑问，军人需要作战用的鞋子，当战争发生时，鞋子的供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劳动力昂贵的交战国总不能从劳动力低廉的敌国求得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防论”的理念也处于不断的升级换代之中，时至今日，“制鞋业”被“高科技产品”取代。20世纪80年代，日美芯片之争正酣，许多美国人认为，日益依赖外国制造的记忆芯片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石原慎太郎所写的《日本可以说不》(1991)一书出版之后，美国人的担忧部分得到证实，这本书实际上扬言要对美国停止芯片出口。因此，瓦伊纳(JacobViner)总结道，财富是实力的绝对基本因素，但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为了军事防卫的需要，也是为了长远经济繁荣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些经济牺牲。“相对收益论”认为，经济学家虽然就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就贸易收益进行公平分配的机制。换言之，不存在调节经济所得的跨国强制性机构。为了获得最大的相对利益，各国政府都有内在动机利用保护主义手段来改进其贸易条件。既然贸易是一个资源调配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政治过程，当人们意识到福利的分割是一个利益不平衡再分配的过程时，在没有国际经济分配协调机制下，每个国家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可能，获取国外最大的市场，同时又最低限度地开放自己的市场。美国贸易实践也印证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从二战后美国主要贸易行为来看 ，美国在总体上倡导自由贸易行为，表现为积极推进世贸组织历次回合的谈判，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从而形成了一种“美国”反对“美国”的局面。
2.世界体系中的美国经济
如果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不变的，但是出于结构之中的单元之间的关系是却总是在变化，其原因是单元能力的变化，即国家权力的变化。为了便于考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我们有必要考察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经济的变化，以此说明美国权力的变化。我们将美国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横向中的美国经济，即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相比较中的美国经济；一个是纵向中的美国经济，即现在的美国经济与历史上的美国经济。
自二战结束以后，较之其他国家经济上的不断崛起，美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从二战之后的一枝独秀、70年代的“衰落”、80年代的“彷徨”，再到90年代的“复苏”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一方面感觉到生生不息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变得相对发展缓慢了。三项指标可以说明上述问题：人均收入、美国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1960年以前，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西德、日本和英国――的人均收人只是美国的30％～68％不等；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之差高达7.9％；1950年，美国国际贸易额占美、西欧与日本三边总量的整整1/3。但是到8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人均收入方面，到1979年，西欧国家与日本的人均收入上升到了美国的64％～86％之间。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之差在1970-1990年间只有1.7％，到了1988-1997年，这个数字竟然只有0.1％。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1980年只占到了22.1％。这些数字的变化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打下了深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土壤。美国举国上下充满了反思自由贸易的气氛，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ChamersJohnson)评论道，“冷战是结束了，但胜者是日本”。90年代，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之中，西欧经济也增长乏力，唯独美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自1994年至今，50多年来第一次大大超过欧洲和日本，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取达国家成为美国夕阳工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竞争对手，劳工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烟火。总之，横向比较中的美国经济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提供了充分条件。
纵向上的美国经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为二战之后美国贸易大发展，表现为贸易额的不断增大以及贸易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比，这有助于自由贸易理念在美国的发展；另一个为自7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大，它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贸易出口额在1960年为197亿美元，至2005年，该数字为8946亿美元，为1960年的45倍多。进口贸易亦是如此，1960年进口额为148亿美元，2005年为16774亿美元，为1960年的113倍多。以1960年为基数，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美国贸易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比分别为：9.35％、19.4％、11.4％和21.1％。这表明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重要，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倡导贸易自由主义提供了事实依据。但是，纵向中的美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的贸易赤字问题。自1971年起，除两年(1973年、1975年)没有逆差外，美国贸易赤字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2005年达到了最高峰，是首次出现逆差的1971年的340多倍。贸易赤字的快速增加和缓慢下降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它被解读为“反映了美国加速衰落的现象”。其次，商品贸易赤字使政界更加容易接受所谓美国企业和工人正在面临不公平的外国竞争的说法。这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论据。
概言之，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经济，为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提供的事实依据是喜忧参半，横向比较的美国经济以及纵向比较中的贸易赤字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口实，而美国贸易的大发展又为贸易自由主义者提供了证据。面对美国经济的两难处境，制定一项兼顾双方立场的贸易政策是必然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国内外政治基础。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是指美国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防范措施或者是自由贸易的平衡措施或威胁手段，以此向美国国内相关部门或贸易伙伴施压，达到在享受自由贸易益处的同时又维护国内相关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吓阻”，而不在于一定要达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这一概念揭示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的发生是出于短期问题或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不是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长期考虑，这完全不同于日本那种统揽全局的、旨在提高某些部门产业竞争力的贸易战略。
如何解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偶然性呢?美国学者彼德・卡扎斯坦(peterJ.Katzenstein)曾对国际学术界盛行的探讨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国际力量探讨方法，另一种是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对国际力量的关注尤其有利于分析选择对外经济策略的范围；而对官僚因素的分析则可以说明战略的偶然性。卡扎斯坦进一步阐述到，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是许多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学者们所欣赏的一种研究方法。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之所以适应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在卡扎斯坦看来，是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比较特殊。笔者认为，国内官僚政治研究也适用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分析，美国官僚政治决策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正是“府会”互动的过程促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形成。美国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根据宪法，国会拥有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自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起，国会将削减关税和实施出口控制的权力以立法的方式“租借”给了总统，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在制定和管理贸易政策上的主导地位确定了下来，国会的主要作用成为促进总统或者阻拦总统。从美国贸易史上看，国会山上往往聚集着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往往赞同自由主义。国会认为自己是政府中“最具活力、最能代表民意、也最能体现民主理念的部门”，它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和要求”，国会这种自我认知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国会经常将原本与贸易政策毫无关联的问题成为自由贸易的绊脚石。在中国没有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之前，国会经常将人权问题、问题以及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捆绑在一起，造成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偶然性，使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不得不时常考虑到国会对此的态度。结果之二是，国会常常感到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要帮助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失败的美国行业和受到损害的工人。如国会与行政部门都希望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行政部门更注重美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国会更侧重于美国国
内的就业，当开放的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内的就业时，国会宁肯放弃贸易的开放性，以防范、平衡或威胁行政部门以及国外贸易伙伴，帮助美国国内的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
为了达到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吓阻”目的，国会通常采取议员发表演讲、举行听证会、提出议案、立法等等来加以实现。由于议员演讲过于随便，往往不能引起行政部门以及贸易伙伴的关心，而立法行为往往导致整个贸易政策的改变，听证会和提出议案遂成为达成贸易保护主义偶然性的最有成效的工具。听证会被说成是“获取真相和事实”及“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最佳途径，这使国会的“吓阻”目的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提出议案是另一个常用手段。美国宪法规定，所有议案由国会自行提出，因此在形式上只有国会议员才有权提出法案。国会议员每年大约提出议案1万多条(最多的一年2.6万条)，至于这些议案是否能够成为法律，这并不是议员最为关心的问题，甚至有的议案可能根本在本院提出后就无人问津，他们的目的是要向一心倡导贸易自由主义的行政部门发出信号。作为贸易政策制定者的行政部门以及害怕美国重新走向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外国贸易伙伴，即使知道国会的这些议案是证据不足并且政治性十足，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一些观点，采取一些零星的、偶尔的举措来安慰自冷战结束以来略呈“帝王般”的国会，但其核心的贸易主张不会受到影响，形成了一种国会吓阻，随后行政部门安慰／国外贸易伙伴“让步”(非原则性)，一段时间后，行政部门以及国外贸易伙伴重新回到其核心主张，并加缀上些许顾忌国会的言词，即美国政府提出了“修正主张”。
贸易保护主义“两性”对
中美贸易的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相互依赖程度加深。2006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毫无疑问，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性和偶然性将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但是否可因此而得出“中美经贸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变得较为脆弱”的结论呢?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效果
自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一直是中关双方颇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中美双方在贸易数据的统计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2011年，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美中货物贸易赤字达到2816亿美元，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1324亿美元，两者之间相差悬殊，于此同时，美国议会议员不断提出议案要求人民币升值，却不是解决中美两国贸易失衡最根本的方法。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中美贸易失衡下人民币的作用及必要性进行研究，以启示在华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理解。
一、中美贸易失衡实质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表象
就中美贸易关系而言，中美贸易的进出口额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表现为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从2007-2011年中美贸易数据而言，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贸易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出口与进口总额都呈现上升趋势。表面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存在、失衡问题严重、呈现增长趋势发展。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
首先，美国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出现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并存的问题，导致美国经济内部存在较大的问题。储蓄和投资缺口不断扩大，使得银行经常账户差额扩大，加之美国采取低利率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使得美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提升。在财政赤字角度，政府不断实行减税增支的赤字性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经常账户逆差。减税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政府开支，刺激进口求上升。而赤字以及利率上升，将导致外资流入和美元升值，加剧贸易逆差。
其次，中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产业转移的结果。在中美贸易构成中，美国与东亚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并逐渐成为产品内分工模式，在产品分工中，美国和日本主要负责技术研发等高收益的技术密集型获得，韩国和中国台湾主要负责出口零部件和技术设备，东盟地区主要负责原材料和一般零部件，而中国大陆基础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部分。产业内分工与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能力并没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第三，加工贸易是中美贸易中导致差额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一般贸易较均衡，其他贸易方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情况基本决定贸易顺差程度。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世界主要的加工贸易国家，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大量的美国将初级产品的生产或技术合成等转让给中国制造导致在中美加工贸易中存在美国对华进口较多，而中国对美进口较少的现象，导致部分的贸易差额，但实际上并不意味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力。
二、中美贸易重回平衡点是否依赖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在理论上能够促使中美贸易数额发现一定变化，一定程度上转变贸易差额过高的问题。但实际上，在中美贸易实务中，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为中美贸易顺逆差带来显著影响和改善，要真正调节中美贸易失衡也不应该过度依赖人民币升值。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实际上是刺激消费、投资和扩大赤字政策下的主要结果质疑，中国贸易收支的价格弹性实际上是较低的，这主要是因为其附加值较低并且替代产品较多，而在对美国出口的问题上，中国产品往往形成较高的收入弹性，其根本就在于美国市场的需求弹性较大，中美贸易额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需求。
其次，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促使美国与中国的加工贸易格局改变，当前中美加工贸易这一主要贸易方式中，美国决定贸易数量及价格，而中国往往是被动的选择接受，中国本身处于加工贸易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对长期合作的企业之间关系产生影响，不会对贸易量产生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实际上不能够达到调节中美贸易差额的目的。
综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根源在于中美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比重较大，以美国需求为主要导向，在产业链整合中，中国较低的劳动力资源等往往成为产业链生产和集成环节的重要选择，而导致产业链贸易数据表面增加。中美贸易差额是美国内部经济及贸易结构影响下的重要结果，人民币升值与否对于贸易企业的做法并不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实际上不能调节贸易差额。要真正的实现中美贸易结构的调整，美国还需要从自身做起，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而降低外需，而中国也应该改善产业结构，逐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中美贸易关系中，逐渐占据一定的发言权。
参考文献：
[1]刘莉.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贸大学，2010
[2]赵雷.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美贸易顺差之因[硕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08
[3]史本叶，李俊江.中美贸易失衡原因探析——兼论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中美贸易失衡[J].商业研究，2010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7
1.世界经济、贸易复苏时间延迟、力度减缓，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8
关键词：美国经济贸易逆差名义逆差实际逆差经济福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关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实际数据及影响，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争议。本文试图从贸易差额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视角，从多个层面探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真实内涵。
一、美国持续扩大的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
从1971年开始，美国结束了83年的外贸顺差局面，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由此进入长期巨额的逆差时期。1980年以来，按官方公布的数据，平均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1981－1987年和1991－2000年为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两个阶段分别增长了543%和498%。1987－1991年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这并未影响扩大的总趋势，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呈现出扩大态势，1999年贸易逆差高达3389亿美元，较上年增幅53.7%，占gdp的3.6%，较1990年增长了3倍，创造了历史新纪录；2000年贸易逆差3697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表1）。2001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负增长，在连续11次调低利率之后，美国经济有转暖趋势，专家估计，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贸易逆差预计在未来两年内逐渐扩大，估计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增加至4188亿美元，2003年将续增10%至4571亿美元。
表1美国贸易逆差一览表（按国际收支情况统计）单位：亿美元
时间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
贸易逆差1564-955-89953113392762552803606711125122214511521
时间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6200102.1-62002*
贸易逆差127011521090741961132616621737196921032204338936971848358022524200
资料来源：1971－1996年数据转引自赵涛：《“美元利益”支撑美国经济高增长》，《理论前沿》2000年5期，15－16页。1997年以后数据引自：imf，《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9月，其中2000－2001年数据系笔者根据《中国证券报》有关资料整理,*为修正后的预测数。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亦与贸易逆差同步出现。1999年，其经常赤字达3400亿美元，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4446亿美元，占gdp的4.6%，2001年美国经常帐赤字为4174亿美元，虽然比上有所下降，但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复苏将使美国经常赤字扩大至4500-5000亿美元。与巨额贸易逆差与经常赤字伴随出现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1991年4月－2000年10月，美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保持112个月，经历了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长的时期（参见表2），从1992－2000年，年均gdp增长率将达3.7%。2000年10月以来，美国经济出现调整，但200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6.1%，一度显示了其强劲的恢复势头，而失业率由1996年的5.5%降至1999年的4.1%。通胀率则甚至于实现了“零通胀”，1991年3月－1995年平均为2.98%,1996年为2.6%，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到1.6%，1999年为1.9%。
表2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及gdp增长率、通胀率与失业率一览表单位：10亿美元%
时间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1-32002.4-6
经常赤字91.95.756.490.8133.5129.1148.2166.4220.6340.0444.6417.4----
gdp增长率1.7-0.23.32.44.02.73.74.54.34.25.00.3**6.11.1
通胀率2.92.72.72.52.31.71.61.92.5*1.61.22.1
失业率7.56.96.15.65.54.94.54.145.75.95.8
资料来源：1）美国经济项目赤字来源于imf，《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9月，1999年数据摘自《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第4期第36页。*通胀率已扣除能源价格上涨因素;**美国商务部2002年7月31日的报告大大调低了200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先估计的1.2%调到0.3%。
根据凯恩斯（j.m.keynes）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顺差越大，对本国国民收入增加就越大，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的作用越大，逆差越大，伴随出现的往往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为迎合来自左翼势力的批评，几乎将所有经济问题都归咎于国外市场不开放和贸易逆差。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90年代的经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伴随出现，显然有违传统贸易理论。由此出发,对美国贸易名义逆差与实际逆差的争议也就大量出现了。
二、对美国的实际贸易逆差大有争议
我们通常所说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仅是一国进出口额的简单数量对比，只能反映名义顺(逆)差的大小，而一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真正的优惠是通过实际顺(逆)差来反映的。实际顺(逆)差是指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活动中，其出口品附加值和进口品附加值的对比。如出口品的附加值大于进口品的附加值，为实际顺差，反之，则为实际逆差。可见实际顺差即获得了较多的附加值，或称福利的增加，相反，实际的逆差即福利的减少。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论是从贸易差额对福利的影响，还是从实际的数据来看，均有较大的争议。
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经济学家对美国贸易逆差状况表示怀疑，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对美国1986年贸易状况的统计，如果在美国的贸易收支统计中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的净销售额，同时减去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转移支付以避免重复计算，那么该年美国将从1400多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顺差。以此类推，考虑到美国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则今天的美国可能就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逆差国，而是少数几个顺差国之一。
中国学者杨帆（2001）认为，美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跨国公司最多，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约60%在当地销售，20%返销美国。按原产地规则统计，美国外贸逆差确实在扩大，但如加上跨国公司海外收益，美国从未出现过大量外贸逆差。陈宝森（2001）亦认为美国贸易逆差远没有公布的数据这么巨大。
美国是高消费国家，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在75%以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也需要大量进口自然资源、原材料、消费品和其它制造业产品，如每年消费了世界市场26%的原油，23%的原煤，25%的铁矿石和26%的精铝。由于“国际剪刀差”的存在，这一部分进口增加了美国的福利。j．morisset(1997)估计，原材料出口国每年损失的外汇收益达1000亿美元之巨。克鲁格曼（krugman,1994）谴责政治家过于关注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他指出国家福利与贸易余额（他认为贸易余额是国际竞争力的同义词）几乎没什么关系。麦金农等（1999）也认为如此。我国学者左柏云（1999）认为，由于亚洲货币贬值，美国97、98年两年间从亚洲进口商品中得到的好处有1937亿美元，相当于其1998年gdp的2.6%。
在美国国内，通常认为，每出现1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相当于损失2000个就业机会。按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98年对中国逆差达57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就业机会114万个。但实际情况却是，伴随着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1995-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不断下降。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可以获得廉价商品的国际市场，巨额贸易逆差，减轻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刘建江，2002），同时，通过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保持较低失业率做出了贡献（刘建江，2001）。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曾发表一份报告，称目前美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是历史上最高的。报告认为，美国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超过其它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比日本和德国分别高出27%和41%，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广泛地参与了国际贸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其它国家和美国一起降低关税时，美国获得的利益最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美国从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中“获得的收益最大”。
在美国进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美国出口亦大幅度增长。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48年关贸总协定正式生效时增加了31.5倍，而这一期间美国的出口增加了61倍以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则显示，从1990-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20%功于出口的增加。
可见，不管是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据，还是从贸易差额对经济的影响来看，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质疑。
三、多方面的因素使得美国贸易逆差的真实性下降
1．大量在跨国公司内部发生的贸易差额无法真实反映美国贸易地位与贸易状况。
从事美国进出口贸易的既有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也有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目前，世界上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共有子公司70万家，1999年的销售额高达14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出口总额的2倍。它们控制了近一半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按照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一半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商品贸易构成，在美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产品转移占了美国总进出口额的1/3。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企业在全球化范围内不断膨胀，10年前，美实行全球经营的企业仅占全美企业总数的20%，而当前这一比重已超过60%。美1997年《商业周刊》曾统计，在45家年营业额在30亿美元以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其营业额中来自国外的部分都在40%以上，可口可乐、通用汽车等著名大公司，半数以上的利润来自国外。在美《商业周刊》以市场价值指标推出的“全球1000”家公司中，1988－1999年，美公司所占比重由三分天下到占总数的近一半，由345家上升到494家；日本公司则由三分天下下降到占总数的13%。其中，在前100家公司中，美国公司1999年达62家，在顶尖的前10名中，美国公司占8家。根据美国2001年6月《商业周刊》公布的世界最大100家公司的排名，世界股票价值最大的前7名和第10名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迅猛发展，形成了全球化的经营网络，如ibm的计算机70%以上的零部件在日本和新加坡生产，美国轿车25%的部件由其海外子公司供应，半导体行业80%以上的组装工作在国外完成，波音飞机28%的零部件到国外加工生产。在这种背景下，以原产地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无法完全反映资本和货物的流动与分配，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利益的得失，更无法真实反映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当然，也有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据美国“国际投资组织”统计，国外跨国公司美国子公司1997年用于厂房和设备的投资达1008亿美元，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出口占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但相对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额度相比，这一数字要小得多。
由于统计环节上的困难和统计资料的滞后，要得到这些指标的精确数字是不容易的。这里所反映的只是象美国这样的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国家，其贸易差额与贸易地位的一个分析视角。
2．传统统计方法难以反映贸易差额的准确性，从数据上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遵循上面的分析思路出发，按照传统的以原产地为标准的贸易统计，一国外贸顺差可能源自于外国在本国的子公司的大量出口，外贸逆差也可能源自本国在外国子公司的返销。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大量投资建立子公司，如耐克公司在中国子公司生产的运动鞋90%以上返销美国市场，所赚外汇流回美国，而在美外贸统计中，却视为中方对美出口，由此造成的贸易差额记为美中贸易逆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装配贸易，一旦出口到美国，也被计为美方进口。如果排除这一部分，美国逆差额亦将大幅度减少。即便如此，如果从利润角度考虑返销问题，情况进一步变化了。因为美国把大量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加工，然后返销到美国，加工国只收取了一些微薄的加工费，而美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则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另一方面，从统计上来看，陈宝森（2001）认为，美国贸易逆差计算的水分亦不容忽视。据统计，单是1994－1998年以来，美国跨国公司所属的海外子公司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生产销售，但并未包括在美国的出口统计数字中。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由于美国的出口统计不精确，每年有10%的出口商品没有向商务部报告。由于出口的低估，加上商务部对进口的审计做得较好，致使政府统计的外贸逆差过高。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较政府统计的数据要少630亿美元。
3．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的出现改变了贸易差额的内涵，缩小了美国的出口数据。
首先来看电子商务，据联合国的报告统计，2000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770亿美元，并将以倍增速度发展，到2010年将占世界贸易的1/3。作为知识经济的领头人——美国占有绝对份额。
其次来看网络贸易。所谓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如因特网、万维网等现代化电子方式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音像书刊、软件设计、咨询服务、信息传递等；此外，还有实物产品交易，一般交易磋商、签约、货款支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则在具体地点进行。目前，网络贸易发展迅速，1997年网上交易额达150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130多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170亿美元，超过1/3。据美国《商业周刊》预计，2001年全球网上贸易总额将达2051亿美元，2002年可达3490亿美元。以microsoft公司为例，其向全界销售了近千亿美元软件产品，它不是以传统货物商品出口方式，在美国生产光盘，贴上标签之后再在世界各地销售，而是在销售地生产，将销售收入送回国内或在互联网上发售产品，以电子方式收取货款。而传统的国际收支则不计入美国出口贸易额，显然难以全面反映出来。
此外，美国对服务贸易的低估，以及走私，，军火交易等非法交易活动，也使官方的统计数据难免失真。
以中美贸易为例：1997年中方统计顺差163.97亿美元，美方统计逆差493亿美元，相差329.07亿美元；1998年美中贸易美方统计逆差近570亿美元，中方统计顺差仅210亿美元，相差近360亿。有学者对此进行重新估算之后认为，1998年美中贸易美方赤字仅369亿美元，如果把劳务贸易估算在内，则美方赤字仅350亿美元（冯国钊等，1999），美高估220亿美元。
四、结论与启示
由于统计上的困难及资料收集的问题，难以准确预计美国贸易差额的多少，也难以得出美国贸易是盈余还是赤字的结论，但不管从实际贸易差额的数据来看，还是从贸易差额对福利的影响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远没有所公布的那么巨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没这么严重。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经济福利而不是名义顺(逆)差。
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只有产生利润，才能形成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推动社会总资本的增值，才会有乘数扩大国家市场的容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动机。美国无疑是逆差大国，但从利润与经济福利角度分析，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景象。因为其一，美出口的多为高科技及垄断性产品，利润丰厚；二是美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战略，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在东道国获取巨额利润，而让东道国承担巨额顺差的恶名；三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缺乏销售网络，被美国销售方赚取利润；其四，东道国所谓的“加工与装配贸易”，附加值水平低，从利润方面考虑，绝大部分归美国所有。美国贸易逆差中跨国公司母公司从子公司的进口部分，其所获得的资本回报并不完全由东道国所获得；其五，贸易顺差国花费高昂代价获取的美元又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重新回流到美国，相当于其他国家给予美国的贴息贷款。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品，多为原材料、燃料、初级加工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偏低，虽然数量上为本国赢得了顺差，但因产品附加值太低，全球性的出口竞争甚至使他们陷入“出口贫困增长”的境地。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对这些出口国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外流，是一种福利的损失。对美国而言，虽然在数量上是本国逆差，实际是一种资源的流入，再由于美元的独特地位，美国用自己的美元换到了商品，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是一种福利的增加。
所以美国名义上的逆差，实质上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相反，很多名义上的顺差之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贸易结构不合理，出口商品附加值太低，从福利水平来衡量，国际贸易可能是实际上的逆差。
2．美名义贸易逆差的扩大，将增加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由于决策者关注的是名义上的逆差，因此，巨额逆差可能成为影响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时抬头就是典型的体现。自1993年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由于反对自由贸易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的阻挠，大多数重大的贸易协议都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权”的提议。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指责美国签署的nafta是出卖美国劳动者的利益，指责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定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失业。美国至今仍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设置种种障碍，对钢铁等行业也依然实行贸易保护。
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贸易逆差并不能说明美国开放了市场，而其他国家实行了保护主义。不过，决策者却非常关注双边贸易逆差的数字，认为这种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通过影响市场信心影响美元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使美国不得不以背负巨额外债为代价，来支撑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顺差国往往遭到报复。另一方面，决策者往往认为贸易逆差是一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标志，将倾向于采取削减逆差的措施，甚至放弃强势美元政策。由于近期美国经济又出现下滑势头，且股市步入熊市，全球油价上升，专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前景不明朗，加之国内受股市负财富效应的托累，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重大转变，进一步挑起贸易争端，并且将可能点燃国际贸易磨擦的导火线，2002年美国频频挑起的贸易争端反映了这一发展态势。这将影响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3．发展中国家应正确看待贸易差额，避免走入经济发展的误区。
由以上分析可见，名义贸易差额对经济的影响有限，关键是贸易结构与福利的大小。对此，顺差国家应充分重视。以我国为例，长期以来，总是满足于所谓的“双顺差”，外汇储备量也因此而不断增长，却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斯蒂格利茨陷阱”－－我国花费高昂的代价促进出口以获取外汇，却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低价再流入美国，目前拥有的美国债券700多亿美元。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我国企业及地方政府满足于低水平的出口，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极为不利，福利的流出加大；二是外汇储备风险越来越大（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530亿美元）；三是我国外贸乃至经济发展对美依赖性加强，长久以往，美国经济衰退，或者某些意外事件的出现，将使美国对我的制约性加强。
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1971－1985年中，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日本经济衰退。麦金农等（1999）认为，正是美日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导致美国向日本施压，造成日本经济1985年之后陷入了令人头疼的通货紧缩，造成两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9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迅速增加，一些美国官员已经把中国大规模的贸易盈余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联系在一起。如果势态继续发展，我们可能一如多年之前的日本一样，在美国的高压下，出现“人民币升值”综合症。
有鉴于此，在对待贸易差额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改变观念，不要盲目追求贸易顺差，应努力改变过去粗放式经营的状态，改变低价格、低附加值出口的状况（这一做法往往遭受反倾销投诉），集中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此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同时，在注重发展外需的同时，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扩大内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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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9
近来出现了新的抗议贸易政策的形式，不仅反对贸易政策的内容，还反对其形成机制，要求国际经济机构改变治理结构以在政治上更加合法。贸易政策对欧洲人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贸易扩大化侵犯到了国家，而欧盟东扩会使贸易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更加突出，其合法性关系到欧盟的前途。因此，贸易政策制定机构的角色和设计需要重新审视。本文主旨在于表明贸易和合法性之间的实证上和理论上的联系。从理论上说，本文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分析欧盟贸易政策制定机构可否被认为“合法”。从政策上说，本文反映了欧盟在建立合法、民主的制度方面的努力，开探讨了欧盟的经验是否可作为全球化时代中国际经济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范例。
贸易政策合法性的争论
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如今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欧洲领导人为统一欧盟在贸易上的立场而修改选举和其它制度，其结果对欧洲的民主、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政策将是灾难性的。政治上对贸易与合法性之间联系的更多关注可以用欧盟的“民主赤字”、贸易政策制定中扭曲的利益代言制度以及民主台法性的抱怨来解释。它们都在改变高效率地制定贸易政策的环境。
欧盟的“民主赤字”辩论
欧盟的民主赤字来源于合法性的三个要件中的缺陷：结构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欧盟机构被队为不民土，土要是由于其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透明度，决策程序复杂难懂。欧盟的主要机构，包括欧洲议会、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都被认为不能有效代表民意。同时，欧洲还在经历社会赤字，因为缺乏跨区域的社会活动者，缺乏跨越国境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辩论和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活动的政党。最后，欧盟还面临着文化合法性的赤字。欧洲由许多民族组成，这使得欧洲人很难对欧盟产生归属感。当然，欧盟在民主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但人们对贸易政策的反感日益严重，因为越来越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决策将他们排除在制定过程之外。
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合法性的关注
贸易政策向来由于依赖于代表团、行政权力和技术而使人怀疑其合法性。由于贸易保护的受益方和受损方力量不均衡，欧盟的贸易政策制定程序需要并且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制利益集团的压力，但这同时也使其缺乏公众参与和透明度，使批评者有了口实。同时，贸易所涉及的领域扩大了，而公众的参与却没有相应地增加，这是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关注的另一关键原因。
国际贸易机构的合法性：西雅图及其之后
关于贸易政策合法性的争论在西雅图之后更加突出。公众认为国际贸易机构政治上不合法和不民主的呼声是由于贸易本身的改变使其涉及到国内的敏感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问题与欧盟的民主赤字相同。在欧盟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会产生有强制性的决定，而这被认为干涉了一国人民的民力。对于多边经济机构的抗议在未来几年中也不会停止。
机构规则与贸易政策合法性
要想解决区域或国际贸易政策机构的民主问题，必须先弄清“合法性”的涵义。
政治合法性的指导性定义
政治理沦家们提出了各种影响政策合法性的因素。scharpf对民主合法性的两种形式进行了区分：一种关注政策过程，一种关注政策结果。贸易政策似乎总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Scharpt则认为两者是互补的，我对欧盟贸易政策合法性的分析基于此种定义。从过程的角度说，如果政策制订者能代表民意，负有责任并且受到公众监督，那么其政策就是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的贸易政策表面上看并不十分合法。从结果的角度说，政策的合法性取决于其通过集体手段解决问题并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能力。然而，如果政策是再分配型的――也就是说以一个集团的利益为代价来改善另一个集团的状况，那就会出现政策合法性的问题。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显然是再分配型的。在欧盟，贸易中的受损者可能集中在少数国家，这就把贸易政策合法性问题引向了国家问题。但如果跳出问题，欧盟的贸易政策也许并不像开始时看起来那么不合法。而给作为消费者的公民带来好处也并不会自动地增加自由贸易谈判结果的合法性。
多数还是一致：哪个规则最“合法”?
公众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辩论都基于过程来界定合法性，很少提到怎样的机构规则能产生更多的合法结果。但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过程可以影响到结果。欧盟的贸易政策包括两个层面的授权。首先，在货物贸易领域谈判和达成国际协定的资格由成员国转给了集体――这通常被称为“排它性资格”。从过程的角度看，由于欧洲议会的缺席，欧盟贸易政策的合法性值得怀疑。但与世贸组织不同，部长理事会可被认为与议会一样“合法”。从结果的角度看，超国家层面的资格使得利益集团对多边贸易协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第二个层面的授权是指这一资格实际上由部长理事会转给了欧洲委员会。总理事会(Generalaffairscouncil)会委托委员会进行谈判。理论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委托会得到多数同意，而实际上，各成员国总能够在这一阶段取得一致。
主要的民主决策程序包括“大多数”和“一致”两种形式。在欧盟的政策领域，它们同时存在。在贸易政策领域，法律和条约决定了在各种情况下应基于哪个原则决策。从结果的角度看，多数和一致投票的效果似乎不同。哪种制度规则更合法取决于谁的利益得到了考虑。在超国家层面，多数规则并不能保障民主，从而被认为是合法的。它使得成员国们能够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即使多数原则在过程上也许合法，但在结果上却不一定。在欧盟，多数原则可能会损害一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实际上，在欧盟，很多决定都是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做出的，尽管正式的决策规则并不是这样。从过程的角度说，多数原则在长期来看是不民主和危险的。而一致原则则能保证所有大的集团都能控制和影响政策程序。从结果的角度说，一致性原则保护了少数派的利益，可以补救多数原则的合法性缺陷。另一方面，在贸易当中，一致原则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随着欧盟的扩大，实现全体一致将会越来越难。
欧盟是世界机构的蓝图?
欧盟在超国家层面建立合法、民主规则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欧盟既不是联邦，又不是普通的国际组织。欧盟在处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同时继续保持其贸易政策制定效率的努力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有着借鉴意义。
欧盟对对贸易政策合法性的关注的反应
面对贸易方面“民主合法性”的抗议，欧盟试图通过新的机构安排来产生在过程和结果两方面都明显合法的政策。关键问题在于“民主赤字”的看法，这已经超出了贸易政策的范畴。
改革欧洲治理结构
欧盟缩小“民土鸿沟”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过程合法性方面，想通过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理顺欧盟和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然而，欧洲委员会和理事会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诸多非议。民权社会在贸易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非政府组织能否代表民权社会，其合法性仍值得商榷。
欧盟为全球化而进行的机构改革尝试的经验
欧盟是一个特例，各个不同的治理层级在其中共存。在全球化的时代，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跨国的权力。尽管欧盟有其特殊性，世界仍然可以从欧盟的经验中学习，例如探索“多层级治理”在国际层面是否有用。在贸易合法性方面，欧盟另一个值得学习的经验是将这些争论沿用到其它的区域贸易安排当中。但将欧盟经验用于其它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就较为困难，因为与后者相比，欧盟更像一个联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并且能够采取制定统一规则这样的“正面”行动。最后，其它国家对欧盟经验的应用还受到其自身民主水平的制约。
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篇10
中美自1972年恢复邦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互有贸易逆差阶段、中方持续贸易逆差阶段和美方持续贸易逆差阶段。中美双方对第一阶段的时间统计是一致的,即从1972年~1977年。而对第二、三阶段的时间统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中方统计,从1978年~1992年的15年间,中方为持续贸易逆差国,逆差总额高达253.6亿美元。而按美方统计,美方仅在1978年至1982年的5年间为持续贸易顺差,1983年起至2003年一直为持续贸易逆差,逆差总额已高达6656.9亿美元,平均每年大约为316亿美元,中国从1994年起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逆差国。
虽然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已难以支撑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586.1亿美元(中方统计)/1239.61亿美元(美方统计)(见图1)。对于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美两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主要在于它涉及到两国应当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市场准入;(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以及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使其获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国贸易赤字的贸易优势。”①(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②(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压低人民币值,以促进出口。对于此问题的解决,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进口配额、限制自华进口;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制裁等。
中方则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1)美国的统计夸大了中国的对美出口;(2)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难以全面衡量中美贸易平衡的状况;(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释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防美国可能使用的贸易制裁;贸易报复等。
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中美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由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须结合中美两国各自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动态变化来考察这种东向贸易和西向贸易所导致的不平衡关系。
1.从中国对外贸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皮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70%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
费用,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主要市场则为美、日、欧国家。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依次为:日本、中国的台湾省、东盟和韩国,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65%。同期,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分别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468亿美元、281.5亿美元和261.4亿美元,对美、日、欧三个市场的出口合计占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了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中国仅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而已。另外,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增长点,中国赚取的少量加工费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国实际获取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因此,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香港转口因素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东向贸易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向贸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因此,如何处理和统计两国贸易中的香港转口份额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之争的关键。一方面,美国把经香港转口的中国产品价值全部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就把货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归为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又把经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排除在对华出口之外,这样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统计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国也把美国经香港转口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算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报告的美国贸易逆差数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带来的双边贸易不平衡规模,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分析的结论是,中国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但不管如何,中国对美国贸易存在顺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贸易顺差没有美方统计的那么大,这也是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转口份额的下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能否会走向客观化,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影响将十分巨大。
2.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外,还包括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也就是说,生产的全球化对国际分工的内容、形式和作用机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传统的国际收支统计已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关系。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实质。
从近年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边贸易不平衡基本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并由中国发挥两个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内部的比较优势所导致的结果。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排在前五项的商品分别是杂项制品(18.44%)、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4%)、鞋靴(8.7%)、电力机械气具(8.09%)。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经贸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上半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948.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7%,高出全国外贸进出口增幅11个百分点,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贸易方式,具体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5%,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补充地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边际产业的转移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问题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延续,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对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美国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客观的理解与分析。华盛顿策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业部主任凯兹指出“在看贸易赤字问题时不应该只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还应该看一看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因为中国正在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抢生意。本来在那些国家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去制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转移,从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转移到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更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通过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是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④所以说,对美中贸易赤字的争论,总的看来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从美国经济自身结构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一方面,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类产品及电动机械、金属加工等机电类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与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正在成为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止200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212个,涉及合同外资762.53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03.79亿美元,“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正把中国作为它们的出口平台”。⑤因此,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有可能再次扩大,短期内单边倒的趋势难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对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两国经贸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当两国都认为它对自身经济发展有好处时,才会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阻碍。
1.对美国的影响
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弥补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抑制了通货膨胀发生,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二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而带来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优化了美国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产业的高级化,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由于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或者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美国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作用,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是贸易,是对中国的外国援助。”⑥“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令人忧虑的影响”等等。⑦
2.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改善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状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夯实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约1/3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国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美国消费者,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等于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GDp增长也是一种巨大损失。例如,一个玩具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将以10美元购买这个玩具,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美国的进口商和中国的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中国2002年427亿美元的对美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54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对美经济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处理与美摩擦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3.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问题”,⑧因此能否处理好、何时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以获取全球化利益的强大“武器”,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就会以“公平贸易”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90年代以来的美中经贸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证。具体来讲,如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政府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华施压:(1)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中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攻击的主要依据,因此美国会不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这一问题在当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倾销方面,基于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美国会判定更多的中国企业产品对美构成倾销,从而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立案就达到十几起。(3)在出口补贴方面,美国会要求中国减少对其出口美国产品的补贴,削减出口退税力度,以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总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会成为阻碍双边经贸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增大双边经贸摩擦的频率,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可能使双边贸易朝平衡方面发展。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走势与展望
任何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可能永远处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终趋势应该是走向双边平衡。然而就短期来看,对决定中美贸易状况的几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当中既有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恶化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趋势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这几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决定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的加工贸易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顺差,而且顺差额持续稳定增长,从1989年的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亿美元。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所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超过了55%,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顺差的这种势头应该还会延续,也就是说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是顺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国是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短期内可能会继续加大。
因素二,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也有可能加大。目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美国跨国公司势必将会加大对华直接投资的力度,使得其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样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又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有可能再次恶化而不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