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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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广播电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有许多创新之举。渠道、内容和资金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关键词：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一、引言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又因其传播迅速、受众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不断强化，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任。
相对于文艺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接受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内容、管理等多个层面[1]。因此，在总结和评价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进行多环节、多层次考察。浙江广播电视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渠道、内容和资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保障，这也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二、渠道建设：覆盖全，技术新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0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三、内容生产：公益性节目比重持续增加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2
关键词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31-0150-01
目前，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明显还处于一种滞后的局面，这极大的限制了新农村的建设之路。因此，我们应该在分析当前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真正能够适应于我国国情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内容具体、原则统一、监管到位、服务规范的整体目标。
1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内涵
所谓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即是能够满足于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其根本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以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为载体，以覆盖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传输为基础，以新闻报道、政策信息、影视娱乐、文化体育等为内容的。整个体系综合了内容服务、技术服务、社会服务、政治服务以及品太服务等多重服务功能。以依据系统论的原理来解释，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若干个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制约的要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而在这个有机整体之中主要包括了基础设施内容、组织体系、体制机制等。
2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现状
2.1重视不够，存在矛盾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广播电视节目所针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的听（观）众，而就农村的听（观）众而言，只占有极小的比例，并没有一个专门为广大农民服务的专业广播电视频道（频率），农村题材的电视剧较少，针对农民技能培训与科技普及的节目也较少，严重的缺乏对农民的咨询信息与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视程度，缺乏研究与开发，没有形成有效的政策指导与互动机制。此外，对有限电视网络的争夺以及对广告市场的争夺，都使得广播电视的层级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且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些政策上的不稳定性以及体制上的条块分割等都对农村广播电视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2.2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以公共服务基本权益的角度来看，要想让广大农民能够看到、听到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然的前提，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根本目标，它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均等享有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的体现了出来。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首先，就城市来说，在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上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局面。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用户都能够收看到45套以上的电视节目。而反观农村地区，仍然有大部分地区只能够收看到不超过10套的电视节目，并且其信号质量相当不稳定。其次，目前我国大部分发达城市已经逐渐的开始实施数字化的整体转换，城市的受众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更具个性的广播电视节目，这就使得我国城乡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上越来越大。
2.3农村广播电视专业人才不足
众所周知，与城市相比，农村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明显的处于一种长期落后的局面，在住房、交通、医疗等方面的条件以及所提供的服务等都很难与城市相提并论，这就使得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不愿意回到农村工作，而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也不愿意投身于农村，这样的情况就使得农村广播电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严重的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大部分从事农村广播电视的人员严重的缺乏广播电视的专业知识，在专业技能的运用上也不够成熟。
3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对策
3.1建立服务体系，完善用户服务
一是吸取直播卫星从清流到加密整个过程的经验与教训，严格的按照“加强用户的管理与服务”的要求来进一步明确与规范实现地面数字电视业务与用户管理的技术手段，以此来让开展增值服务与基本公益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出坚实的技术条件;二是着力改变模拟时代的管理方式，即只重视发射台站，忽视了覆盖网的优化。应该充分的利用技术优势，通过对电信运营商经验的借鉴来对直播卫星与地面数字电视的覆盖网络进行不断的优化，以此来确保覆盖无死角[1];三是着力改变模拟时代的具体做法，如只重视发射，不重视用户的服务。应该进一步建立起良好的用户服务体系，根据每一个用户不同的需求来提供出个性化的服务，并且能够在第一时间对用户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故障进行维修处理。
3.2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就农村广播电视体系的建设工作而言，其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范围之中，因此作为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其的资金投入，不断的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农村中存在的老旧广播电视覆盖传输网络加以改造，大力引进、运用新技术新设备，以此来让广播电视的信号质量、强度得到升级。第二，进一步对节目的制作设备进行更新和系统升级，实现节目制作前端数字化。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农村在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依旧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手段，加之相应的设备较陈旧，就使得所制作出来的节目在质量上相对较差。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购进先进的节目制作设备来为节目质量的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3.3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针对于我国农村广播电视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我们首先应该建立起内部的培训考核机制，对即将上岗和在岗的从业人员定期进行专业技术与从业技能的培训与实习，并且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够让其任职。其次，引进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广播电视人才。通过高薪聘请、外部招聘等手段来引进专业技能较强的人才，从而打造出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农村广播电视人才
队伍。
3.4加强科技创新，提高用户体验，满足用户需求
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并不断的开展科技创新，对业务的模式与形态进行不断的创新、对地面数字电视与直播卫星传输覆盖网络进行不断的优化、对直播卫星与地面数字电视融合的终端功能进行不断的完善，以此来不断的提高用户的体验。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终端技术的相关研究，严格的按照我国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总体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来构建出科学有效的终端技术架构，从而真正的让终端设备在生命周期内的平滑升级得到实现。具体来说，在组网的模式上，以提高农村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为目标，组建起有线传输与无线覆盖相结合的局域专网。组建属于农村自己的“无线与有线相结合的专属网络”，如公安专网，消防专网等。其次，组建起临时性网络。如快速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如公共暴力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临时指挥系统、快速处理自然灾害（如防震减灾、抗洪抢险等）的应急指挥系统等。在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中，大力推进数字化进程，通过GSm系统软件配置管理，实现上下联动、区域广播、应急与日常广播功能。只有进一步扩大与提高农村广播的覆盖面与渗透力，才能真正的搭建起政府与农民群众联系的桥梁，这对于服务农民群众、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发展来说，显然具备了极大的作用。
4结论
总之，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对于整个农村文化建设的完善而言，必然具备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科学有效的措施，结合实际的情况来逐步的推进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3
关键词：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本地现状思考
广播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应急广播系统，则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时的动员能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加强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社建设，进一步完善采编、发行、播发系统，加快数字化转型，扩大有效覆盖面。”“建立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黄冈地处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地处东西南北原始文化的交汇处，兼有大溪文化、仰韶文化、薛家岗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又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历史文化极为厚重。同时，黄冈山水文化资源丰富。500里大别山蜿蜒于北，400里长江环绕于东南，无数的人文胜迹、奇异的地质构造、秀丽的江山湖库、多姿的国土景观、丰富的物种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构成了黄冈的山水精神文化、山水物质文化、山水科学文化、山水生态文化的特质，为黄冈市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然而，黄冈的特殊地理环境，极大地阻碍了我市广播事业的发展。全市东西狭长，除沿江丘陵平原外，有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区。而作为黄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黄州又处在全市的西部沿江地区。这样的地形地貌，对于广播节目信号的覆盖是十分不利的。从黄冈实际出发，笔者就建设适合我市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作如下探讨。
1 建设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的要求和现实意义
我国广播事业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特别是我国地理环境复杂，高原山区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都处于广播难以覆盖的边远山区。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听广播难的问题，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从此吹响了建设广播公共服务体系的号角。这对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08年6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强调了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在新时期，构建科学的、覆盖全国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也是摆在我们媒体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1.1 建立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是确保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正在经历着深度变革与创新，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因此，如何促使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应对突发的重大疫情、食品卫生、社会突发事件，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处理的结果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外，把握好宣传阵地，确保舆论宣传和文化传播的正确导向显得十分重要。
1.2 建立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是促进社会和谐，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把物质生活作为唯一的追求，更注重生活品质的追求，尤其注重生活生产资讯的获取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所以建立健全的、覆盖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广播电视事业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为了传达党中央的声音，曾建立起遍布全国各地广大农村的无线和有线广播体系，特别是村级广播室的建设，作为最基层的广播公共服务系统，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以及传达各级政府的声音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广播电视进入到了重电视轻广播的阶段，极大地冲击了过去所建立起来的广播系统。到九十年代后，那些过去随时可以响起来，到处可以听得到的农村广播基本上荡然无存。广大农民群众盼望既能村村通电视，又能户户响广播。因此，建设体制健全，管理严谨，保障有力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系统，既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和提高人民群众文明素质的重要工具。
1.3 建立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是防灾减灾的重要平台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地形复杂，地质形态多样，气候复杂多变，因而，自然灾害频发多发，给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建立覆盖全国各地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是人民群众防灾、减灾、避灾和政府组织抗灾、救灾的重要信息平台。
2 我国广播公共服务体系与应急广播系统建设的现状和我市广播公共服务体系与应急广播系统建设的主要问题
广播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是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有线、无线、卫星等多种手段并用的广播网，收音机的拥有量分别达到5亿台，全国广播综合覆盖率96.78％。尽管有了这些成绩，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广播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听广播难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尤其是广大山区的人民群众更是很难享受到广播的公共服务。黄冈市广播电台于1996年5月18日在撤地建市之日正式建成并开始播出。15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黄冈广播人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发挥“喉舌”和“纽带”作用，主导舆论方向，坚守宣传阵地，始终遵循“以人为本，专业立台，节目兴台，服务强台”的办台理念，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品牌节目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成为广大听众工作中的伙伴，生活中的朋友。但是，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黄冈电台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构建广播公共服务平台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广播覆盖不如电视覆盖
随着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广播逐渐变成了所谓“弱势媒体”。各级政府只重电视而轻广播，甚至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为电台的生存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特别是县一级广电部门，更是因为电台难办所以干脆就不办，全力发展电视和有线电视网络，这进一步弱化了广播的功能。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广播的覆盖难以保证，造成广播覆盖不如电视覆盖。在我们拥有740万人口的黄冈市，黄冈电视台综合覆盖率达到99.8%，而黄冈广播电台综合覆盖率只有72%。
2.2 本级覆盖不如上级覆盖
黄冈地形狭长，地貌复杂，特别是西部和北部山区属大别山腹地，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上，市级广播电台覆盖全市难度非常大。在黄冈境内，有全省大型骨干中波转播台—蕲春中波台，承担着中央台和省台在鄂东地区的转播任务，因此中央台和省台在黄冈的覆盖比较好。近10年来，省台和武汉市台各个频率纷纷抢滩黄冈，通过蕲春中波台、黄冈实验台、黄冈电视台白羊山发射台和各县市高山台站补点覆盖，建立差转台达30多个，而我们黄冈电台除了在位于市区的广电大楼顶部建了一个主发射基地外，仅在武穴九龙城布了一个发射点。可以说，在黄冈，凡是能听到市台节目的地方，都能听到中央台、省台节目，而许多能听到中央台、省台节目的地方，根本听不到市台节目。
2.3 市级覆盖不如县级覆盖
黄冈电台作为地市级电台，由于建台历史不长，加上黄冈是革命老区，经济比较薄弱，所以，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射基地，因而很难将信号覆盖全市。而各县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办广播时，都建立了发射基地，且一个县市地域相对较小，一个发射台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县，这就形成了市级电台不如县级电台的信号覆盖。
2.4 中波覆盖不如调频覆盖
目前，县市一级广播电台基本都是采用调频广播，只有地市级以上的电台才会有中波和调频，省级以上电台才有短波和卫星广播。由于广播技术的发展，加上调频广播拥有更好的音质，声音更清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各地市大力发展调频广播，同时也受到广大听众的青睐。这使得原来的中波基本被人们遗忘。其实，就广播覆盖而言，中波远大于调频，尽管调频有架设简单、音质清晰动听，但只适合人口密集的城市，并不适合边远山区的覆盖。而中波虽然天线架设成本高、维护困难但毕竟覆盖效率高，不受地形影响。
3 构建我市新时期广播公共服务体系与应急广播系统的思考
从黄冈实际出发，要建设好适合我市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3.1 法律保障、部门协作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广播公共服务体系与很多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广播电视、文化、出版、报业、互联网、通信等部门。广播公共服务体系首先是一个公共文化信息传播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传送文化产品、信息广播，使听众获得相关信息、享受公共文化产品，只有这些部门相互合作，信息互通，才能为广大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应急广播系统则是涉及国家应急管理、地震、气象、海事、军事、公安、广播电视、通信等社会多个行业和部门的综合性公益服务，需要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互相合作，才能确保顺利实施。要达到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互联互通和应急广播系统的顺利实施，需要将其上升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应急管理的层面，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国家应急广播系统的建设过程具备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保障，采用必要的强制手段和政令方式推动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和配合，确保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的尽快实施，服务政府，服务人民。就黄冈市而言，只有通过政府主导，制定出相关政策，才能确保各方面通力协作、上下联动、多部门协作，实现资源共享。
3.2 领导重视、政策倾斜
广播电台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具有公益性，不能过多参与商业运作。加上广播电台作为党的喉舌除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搞好宣传以外，本身的属性是作为语言文化及信息的传播平台。这些特性决定了广播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事业，需要各级领导重视。因此，在今后或更长一个时期，为更好建设黄冈市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应将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的构建纳入到十二五规划，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各县市区共同参与和配合，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布局，才能完成惠及全市人民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的构建。
3.3 立足长远、统一标准
考虑到我市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广播覆盖的难度，作为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广播系统的基础平台，必须立足长远，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首先必须有统一的建设标准，统一的管理标准。这一标准必须遵循可拓展性、可开发性，全面实现数字化、模块化。其次、要确保公益性的主频率无缝覆盖，还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多样性公共服务平台，特别是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平台，有机地将无线广播、数字广播、有线广播、甚至村级广播的建设结合起来。
3.4 增加投入、完善机制
对于公益性媒体，我国政府历来本着“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推进改革，以期建立好的机制，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广播公共服务体系由于他的公益性，特别是主频率的广播节目不能参与市场化经营运作，否则就会在经营性运作中改变他的公益性，甚至偏离公益性。对此，广大群众有很大意见。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要为之，究其原因除了管理上的问题外，完善广播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重要途径。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4
一、目标任务
（一）探索建立覆盖乡村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和保证公共服务质量的长效机制。
（二）探索建立符合农村实际、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农村广播电视传播覆盖体系。
（三）在可管可控的前提下，借助市场、社会和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探索建立符合区情和农村实际的直播卫星接收设施专营服务体系。
（四）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石嘴山市平罗县黄渠桥镇、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开展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工作，采用卫星、地面双模方式，向农村用户免费提供24套电视和4套广播节目、5套自治区和地市电视节目。
二、工作措施
（一）自治区广电局负责协调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单位,划分直播卫星服务区域，在试点地区设立直播卫星专营服务网点和服务队伍，逐步建立政府支持、社会和企业参与的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运营体系。
（二）由自治区广电局负责，新建固原市原州区三营转播台地面数字电视发射系统，重新配置和改造银川市西夏区宁夏广电总台传输发射中心调频电视发射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沟口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信号源系统，逐步建立试点地区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系统。
（三）试点期间，用户自愿购买机顶盒、选择电信业务。用户购买机顶盒时，预交240元移动话费并签订2年在网协议，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给予用户机顶盒购机补助款30元，同时免费赠送通话设备。对列入自治区民生计划的购买机顶盒确有困难的用户，由自治区及试点市、县（区）政府酌情给予补贴。
三、工作步骤
（一）月日—月日。组织进行调研，确定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地区；研究制定《直播卫星接收设施专营服务操作规程》；研究制定移动固话入户、捆绑话费和机顶盒补贴标准办法；划定全区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实施区域；审核确定试点乡镇卫星直播设备专卖点。
（二）月日—月日。开通固原市原州区三营转播台地面数字电视发射信号，完成银川市西夏区宁夏广电总台传输发射中心调频电视发射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沟口发射台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信号源系统改造，试点地区地面数字电视信号基本满足覆盖要求；完成试点地区机顶盒功能测试；完成直播卫星公共服务业务培训工作。
（三）月日—月日。采取多种方式对试点工作进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对专卖点进行授权，发放专营标识，开始销售机顶盒。
（四）月日—月日。总结工作，形成经验，迎接全国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经验交流现场会的召开。
四、组织领导
在自治区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自治区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负责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办公室下设3个工作组，组成人员及职责如下：
（一）现场会筹备工作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工作职责：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起草相关文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负责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负责试点工作及现场会的宣传报道工作。
（二）运营服务工作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工作职责：负责拟定直播卫星公共服务流程，研究完善管理制度；负责协调建立县、乡直播卫星公共服务队伍；负责审核机顶盒专卖点，发放专卖标识牌；负责管理直播卫星设备销售、安装和服务工作；负责督促、指导各试点乡镇的试点工作，统计上报试点工作进度。
（三）技术保障工作组。
组长：
成员：
工作职责：负责研究划定全区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实施区域；负责制定试点地区地面数字电视覆盖技术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机顶盒功能及服务流程测试；组织直播卫星公共服务业务培训，为试点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5
这就要求要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水准，并立足于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从而在进一步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将广播影视资源进行相应的整合与共享，以最终实现广播影视资源网络信息化的覆盖，为实现与全球资源库的连接奠定基础。具体落实上需要做到：第一，将当前现有的电视、广播台等机构作为相应的资源点，然后基于当前该领域相应技术，建立现代化的管理系统，实现对相应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检索等，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这一影音资料库的现代化管理。以这一资料库为依托，不仅能够为广播电视台在节目制作上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作支撑，还能够使受众群体通过自主查询来实现对相应服务信息的搜索。此外，这一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实现对广播电视台资料的有效保管，为其日后的发展提供全面的信息。当前，我国广电总局已经和央视共同打造了属于这一性质的广播影视音像资料馆，但是从当前这一资料馆建设的现状看，并未将图书馆这一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模式进行全面的参考与剖析。因此，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而要想确保这一新形式机构的正常有序运行，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机构来实现对这一平台的专业管理，进而才能确保相应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收集整理，最终转化成相应的形式加以保存。此外，还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渐实践各个资源站点间的联网，以最终实现与国际平台的联网，实现影视信息资源的共享。第二，要将数字技术的交互性特点进行充分的利用，从而才能实现对用户信息的有效收集与整理，进而才能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来实现对影视资源的不断完善，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提高这一资源网站的服务质量。第三，实现与搜索引擎服务商的合作，确保用户能够通过关键词等形式的输入来准确连接到相应的信息资源网站，从而在提高资源搜索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服务。
（二）构建影音资料馆
基于当代技术的发展，在实现广播影视无形服务体系建构的基础上，要参照图书馆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实体形式来实现影音资料观的建设。当前，美国已经初步建构了这一实体形式的影音资料馆，其资料内容主要是将世界优秀的电影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料收集在其中，其是当前世界电影史的“缩影”。走进这一电影学院图书馆，就如同走进了人类的电影史，使人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不禁感叹艺术的魅力。而在构建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的实体系统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虽然实体形式得以初步建构，但是这一“图书馆”还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图书馆馆藏功能的承接，很多影音方面的资料仍旧“栖身”于图书馆，进而造成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随着时间的冲刷而遗留在历史中。以当前世界图书馆最高建设水平为出发点，广播影视资料馆的建立需要实现如下的构想内容：第一，要在实现与国内相应平台相连接的同时，要实现与全球影视资料馆平台网络的联通，进而确保这一服务体系具备相应的规模。第二，要实现对相应影视资料的不断收集与整理，进而确保这一影音平台的构建具有能够满足受众的资料资源。第三，要实现这一平台的免费服务功能，以落实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功能与社会价值，并要结合受众的需求落实个性化定制服务功能的构建。第四，要以当前影视创作发展的前景为基础，实现对这一影音资料馆的个性化服务建设，进而形成属于自身的特色。例如，胶片资料馆、民族资料馆等。第五，要实现准入机制的完善构建，基于当前互联网技术实现用户密码登录形式，以在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同时，确保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第六，要实现对这一资源馆的现代化管理，并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以确保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真正地服务于受众群体。第七，要根据图书馆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发展模式，建立相应的学术研究领域，进而才能确保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实现不断地创新与完善。第八，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以及所提供影视资料的实际，定制个性化、特殊化服务，进而实现对影视资源的有效分类，确保能够吸引受众群体的兴趣，以在通过影视资料实体馆藏的建设来提高公民的影视素养。
（三）完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的各环节
这一构建目标是定位于公共服务体系的根本性质，确保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实现相应服务链的完善搭建，进而将其打造成高服务水准的且具有特色的服务体系。这就需要做到：第一，政府要加大对这一项目的资金支持，同时要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地参与到这一项事业中，从而才能确保在合一服务体系的建设能够实现免费无偿服务。第二，要积极的实现与广播影视行业的互助发展，进而以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为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注入创新与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也能够为广播影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资源基础。第三，要强化对广播影视内容的重视，以深刻的挖掘出广播影视中具有价值的资源，进而才能以相近的广播影视文化来实现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第四，要根据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实际需求，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强化对该领域资源的有效监管，尤其是要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网路隐私安全，从而才能实现对这一公共服务体系下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管理。第五，要建立相应的评估团队，形成相应的评估制度体系，进而实现对这一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管与完善。
（四）总结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6
作为一种普遍共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步入新阶段，人均GDp向更高水平迈进，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社会结构正面临深刻转型，人口跨区域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日趋多元，新媒体加速了信息流动，从而转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增强了公众参与意识。而城市广电新媒体在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下分别对我国一线城市和主要二线城市的广电新媒体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及策略进行分析。
一线城市广电新媒体的
公共服务分析
我国一线城市是指政治、经济处于全国重要地位并具有主导作用和辐射带动能力的大都市，目前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②一线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信息交流、科技创新、交通通达等能力处于全国优势地位，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各类数字媒体系统已普遍建立且渗透率较高，因此其公共信息服务已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新媒体转型，各类个性化、社区化和公众化的数字广播电视与互动媒体终端（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互动电视、户外大屏、社区装置媒体、公交移动电视等）已成为一线城市居民获取各类综合信息服务的重要途径。
1.北京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人才资源雄厚、科技教育发达、文化信息资源密集等独特优势。在广电新媒体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层面，已建成包括广电光纤网络、移动电视网络、CmmB网络等覆盖市区的数字化、信息化广播电视网络。公交移动电视、数字有线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数字广播、户外媒体等新媒体系统发展充分，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提供各类信息服务。北京在发展技术领先、服务广泛的数字新媒体公共服务方面获得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北京中关村建设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技术中心”。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也是北京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强首善之区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从北京广电发展现状看，虽然近几年高清电视发展迅猛，但并未普及到每个家庭，高清互动数字电视服务尚需进一步提升，互动电视平台下的政府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形态尚需进一步发展。移动电视已遍及北京公交地铁系统，但还存在信号不稳定、节目较单一且质量有限、具有公共服务价值的节目和新闻资讯节目较少、内容更新速度慢且重播率高、插播广告密度大等问题，需在后续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中逐渐解决。
2.上海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中国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活力，适合发展各类先进新媒体系统。数字有线电视和iptV在上海十分普遍，LBS（LocationBasedService，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的互动应用已实现广泛推广并获得年轻用户普遍欢迎；户外大屏和装置媒体已广泛普及，成为市区出行用户获取信息和广告主广告的重要途径。
上海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频繁，交通拥堵时有发生，因此对移动电视的需求十分突出。公交地铁移动电视服务成本较低，手机电视携带方便且便于随时观看，因此进一步完善公交电视和手机电视对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尤为重要。
上海在广电新媒体的发展上可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上海是全国三网融合首批试点城市，国家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GB）试点城市，也是我国iptV发展的领军城市。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坚持文化、创意、金融、科技融合发展，积极发展文化新业态，聚焦媒体、艺术、工业设计、时尚、休闲娱乐等领域，重点发展数字出版、新媒体、网络文化、动漫游戏等新兴业态。④
3.广州
副省级城市广州是我国在华南地区重要的一线城市。在2011年中国城市GDp排行榜中，广州仅次于京沪位居第三。广州新媒体发展位居全国前列。通过城市电视、移动多媒体、家庭宽带媒体和大量户外媒体，构建了一个日臻完善的城市新媒体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在广播电视新媒体领域，“广州国际媒体港”的建设构成了广电新媒体业务与平台发展的标志性举措。“广州国际媒体港”是广州市属广电媒体总部基地，是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重点扶持发展项目，它标志着广州市广播电视台顺应新媒体崛起而做出的战略转型。
在报业新媒体领域，广州日报集团已于2008年成立新媒体事业部，将新媒体纳入报业主营业务范畴。广州日报已从传统报纸平台转换为涵括互联网、手机、移动阅读器的全媒体平台。广州电信行业也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基础设施，已建成高带宽、覆盖全市、可靠安全、技术先进和服务种类齐全的优质宽带信息网络，基本实现了光纤铺设到小区及部分商厦，并建立了宽带数据、交互式视频等业务平台。
2010年在广州举办的第16届亚运会，为广州新媒体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推动力。亚运史上首个媒体服务移动平台的推出、即拍即传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国家广电总局CmmB手机电视的引入，构成了广州亚运会的三个新媒体应用亮点。新媒体平台用户十分便捷地通过手机查询最新公告、赛程安排、场馆运行、天气和运动等信息。
4.深圳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7
1、组织实施“户户通”、“村村响”、“人人看”三项重点工程，进一步增强广播影视覆盖能力。一是统筹广播电视有线、无线、卫星接收等多种方式，以农民集中居住区为重点，进一步加快推进电视“户户通”工程，实现50户以上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有线光纤通达率100%，年内新发展农村有线电视用户12万户；完成378个村的中央第二批直播卫星接收设备配置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保障质量；按照省广电局统一部署，在2010年6月底前组织完成*地区地面数字电视覆盖暨“村村通”无线发射台“模改数”试点工程，大力提升农村分散居住农户的收视水平。二是加快推进广播“村村响”工程，确保年内实现所有乡镇（街道）广播电视站配有完备的广播设施；20*年以前已建成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中的30%和2010年所有新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建立广播电视室；500个村建立广播电视室。三是加快推进电影“人人看”工程，认真贯彻落实〔2010〕9号文件，积极调研和有序推进我市城市院线和农村数字院线建设，在积极推动县城电影院和乡镇数字影院建设的同时，年内推进完成1000个村（社区）电影放映点建设任务。四是对主城区、景区、灾区等重点区域广播电视收听收视情况及需求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制订改进措施，切实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覆盖质量。五是在科学论证基础上，推动构建“全域*公共广播网”。六是市电影公司要全面完成3万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务，确保全市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公益电影，并做好电影进灾区、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等工作。
2、高起点编制广播影视“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化科学规划的引导作用。一是以《*广播影视发展策略研究》为基础，做好全市广播影视“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二是加快组织实施《*市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意见》，统筹推进，全力打造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的“*模式”。三是组织开展“全域*电影市场现状及发展”、“*广播影视信息系统”、“全域*公共广播网”等重点项目的研究论证工作。
3、服务中心工作和城乡群众当前需求，进一步繁荣广播影视内容生产。一是围绕“新三最”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目标，指导全市播出机构策划实施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为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提供更加有力的舆论支持。二是全市播出机构特别是*市广播电视台要深入组织实施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专业化、品牌化战略，精心打造名牌节（栏）目和名主持人，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内容生产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三是充分发挥广电学会、协会作用，深入开展节目创优工作，研究制订《*市广播电视节目奖励办法》等工作制度，切实提高全域*广播电视节目整体水平和质量，确保在2010年全省广播电视节目创优中获奖率达80％以上，力争在全国评比中取得更好成绩。四是组织开展全市对农节目专题课题研究，优化全域*对农广播电视节目制播体系，推动节目提档升级，更好地满足农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
4、探索创新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系统内外的整体联动和广播影视工作保障水平。一是市、县两级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考核，完善以县为中心、乡镇为依托，服务农户的基层广播影视管理服务机制，着力推动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向村（社区）延伸，健全农民集中居住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机制。二是积极构建我市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播出机构、网络运营机构之间职责明晰、运行规范、联系紧密、协作到位的工作机制，优化工作联动，提升整体合力。三是各区（市）县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要更加主动争取党委政府支持，进一步完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特别是对电台电视台的财政保障机制。四是着眼提高文化事业产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研究建立文化事业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的立项、评估和反馈机制。
5、全面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评估考核体系，进一步推动工作评价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一是分圈层、分类别研究制订覆盖城乡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质量标准和考核体系。二是着眼规范对农节目的制作、播出，组织制订《*市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标准》。三是以广播电视舆情监测系统功能的升级扩展为重点，进一步丰富监管技术体系；建立监测结果运用联动机制，落实定期通报制度。四是建立健全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群众代表参与的全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运营机构、制作经营机构社会评价体系，着力提高广播影视工作评价的社会化程度。
6、落实省、市要求，切实加强督查指导，推动广播影视灾后重建工作有力有效有序实施。一是认真履行广播影视灾后重建的项目监管和跟踪指导职责，积极协调落实援建项目和资金。二是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广播影视灾后重建工程。三是加强督促检查，全面落实进度要求，保障全市年内广播影视灾后重建工程竣工率达90%以上。
二、着力做“实”广播影视监督管理
以管理和服务的相对薄弱环节为突破点，以“绿色频率频道创建”为抓手，以广播影视监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以安全播出和安全放映为保障，依托扎实高效的行业行政管理保导向保安全，促改革促发展。
7、扎实深入推进“绿色频率频道”创建，增强宣传管理实效。一是深入推进绿色频率频道创建工作，全面落实《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处理办法（试行）》和《广播电视节目监管细则》，进一步提高认识，创新方式，完善制度，努力提升广播电视节目质量和从业人员素质，建立健全抵制低俗之风考评体系和长效工作机制，显著提升广播电视媒体公信力。二是组织做好全市广播电视常规节目的视听评议和专题阅评工作，进一步提高阅评质量和阅评结果应用水平。三是进一步健全集技术监测、节目监管和安全播出于一体的监管体系，实现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统一、科学、有效监管。
8、加快广播电视地方立法进程，针对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有效提升社会管理规范化水平。一是配合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市有线电视管理条例》、《*市公共视听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地方立法工作。二是结合市上对主城区扩权总体部署，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有线电视并联审批工作效能。三是认真落实《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广电总局61号令），结合我市实际，出台《*市广播电视广告管理办法》和《*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管理办法》，重点加大对医疗药品等虚假违法广告的整治力度，切实加强对全市违规播出频道的清理。四是全面落实宣传、监管、查处“三并重”要求，加强系统内外工作联动，重点开展境外卫星节目落地、互联网传播视听节目、境外卫星电视的专项整治，切实规范行业秩序。五是在确保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有效使用频率资源，切实加强对台址、功率、频率频道的综合管理、综合运用。六是加强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建设指导及“村村通”发射台的运行维护管理。七是搭建“*广播影视信息系统”平台，建立科学的数据结构和评价指标体系，为制定高质、高效的行业发展规划和科学配置行业资源提供决策依据。
9、完善安全播出工作体系，提升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管水平。一是全面落实《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广电总局62号令），切实加强对全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安全播出保障工作的专项督查。二是加快制订《*市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规划方案》，着力推进安全播出智能化管理和广播电视应急保障系统建设，全面建成市、县（市、区）、乡（镇）、村四级贯通的全域*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指挥调度和应急反应处置体系。三是加强播出质量管理，建立安全播出排名通报制度。四是以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为重点，完善安全播出项目建设的扶持机制。五是进一步健全与市防邪办、市公安局、市国安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以及系统内各单位的工作联动机制。
10、加强基本制度建设，切实规范电影管理。一是研究制订《*市电影管理办法》。二是建立电影巡查制度，强化电影常态管理。三是加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督查指导和政策扶持。四是全力抓好安全放映工作，严查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
三、努力做“优”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格局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力推新媒体新业务发展，强化重大项目支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优化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格局，持续提高广播影视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11、积极推进广播影视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系统活力和发展能力。一是按要求完成市电影公司、市音像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工作。二是科学论证，因地制宜，以美食天府频道为试点，稳妥推进市级播出机构在影视剧、影视动画、体育科技、娱乐类节目领域的制播分离改革。三是推动县以下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发展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积极培育多种所有制、多种主体和多种发行放映方式相结合的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体系。四是完成县级电台、电视台合并。五是配合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12、紧紧抓住全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整合和高清电视发展等有利时机，加快广播影视数字化进程。一是加快有线网络数字化。配合做好全省网络整合工作，积极推进广播电视有线网络改革发展，以此为契机，下大力气解决主城区内省网络公司、市兴网公司、市网络公司“三网并存”、“三网分治”带来诸多问题，努力形成主城区统一的节目平台、服务平台和传输平台；全力组织实施全市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程，加快推进有线网络的双向化改造和综合应用。二是推进播出机构数字化。*市广播电视台在启动高标清同播基础上，要进一步增强高清节目制播能力，加快高清节目采集、制作、播出系统建设，确保高清节目制作能力在2010-2012年达到40%以上。三是加快推动电影数字化进程。积极扶持城市数字影院建设，推进农村公益电影数字化放映。四是以有线电视数字化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发展成果为基础，研究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建设。
13、切实推动广播影视新媒体新业务发展，努力提高广播影视传播力和影响力。一是按照国家加快推进“三网融合”的要求，结合实际，研究提出我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发展建议。二是按照省广电局统一部署，积极支持中广传播*公司开展手机业务和地面数字电视在我市的覆盖试点工程。三是支持发展网络广播电视。支持*市广播电视台对原有网站进行升级改造；推进新闻门户网站和专业门户网站建设，努力打造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网络媒体。四是认真落实《广电总局关于电视购物频道建设和管理的意见》，促进我市电视购物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市广播电视台要精心办好每日电视购物频道和影视文艺频道专门购物时段，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创新方式，大力发展以影视剧和动画为重点的内容产业，不断提升生产能力。
四、强力做“好”广播影视科学发展保障能力建设
不断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规服”、作风、效能建设，积极构建具有广电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切实增强广播影视队伍服务工作大局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
14、巩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健全广播影视科学发展长效机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广播影视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坚持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同解决制约广播影视发展的突出问题相结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衡量工作成效，着力构建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长效机制。
15、全面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干部队伍建设水平。一是坚持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完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在着力提高广电干部职工的学习思考能力、实干实践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干部执行力，大力推进工作作风转变。二是坚持在深化城乡统筹的生动实践中考评和使用干部，切实加强行政效能督察，进一步树立和体现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三是全面深化细化《创新普通公务员激励机制提高机关运行质量效率》课题研究，落实《*市公务员考核实施细则》，加强考核结果运用，以创新、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为重点，全面提高机关公务员工作状态和水平。
16、着眼服务“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新要求，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一是紧紧围绕全市城乡统筹工作大局和广播影视重点工作，增强培训针对性，改进培训方式，按计划分类组织开展重点专题培训，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服务“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意识和能力。二是结合广播影视发展实际，确定和开展年度重点课题调研工作，积极推进调研成果运用。三是坚持外出学习回局宣讲等工作制度，更好地推动信息共享和成果转化。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8
关键词欧美传播政策演进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dynamicsofevolutiontendencyofthecommunicationpoliciesofthecontemporaryeuropeandtheunitedstatesandthemaincharactersofnewmediapoliciesformsetc.
keywordseuropeandtheunitedstatescommunicationpoliciesevolution
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产业初创期和公共利益阶段之后，美国和欧洲都逐渐出现跨越旧有媒介政策范式开拓国际市场的趋势，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去规制化、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等因素成为国际媒介政策范式的主流。
库伦伯格（cuilenburg）、麦奎尔（mcquail）两位教授在《媒介政策范式的转型：论一个新的传播政策范式》一文中认为：表达自由、公共利益、多样性、竞争、普济服务等是欧美国家与政府传媒政策的中心范畴，而政治福利、社会与文化福利、经济福利则是其基本目标取向。“虽然至少在文本上公共利益的宗旨依然没变，但当代欧美国家与政府传媒政策偏重于经济角度酝酿传媒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www.133229.Com”①
在库伦伯格、麦奎尔两位教授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传播政策及其范式变迁源于政府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商业/工业企业运作之间的互动，双方都期望通过特权、规定以及约束来实现各自的利益。
一、当下欧美媒介政策演进的动因分析
1.新的传播技术突破了旧有传播政策范式的管理边界
规制往往只能跟随技术的变迁，而非预测或者影响其运行，这已经在实践中得以证明。对新媒介的规制，因为很难预料其后果，政策的滞后成为惯例。而且因为新媒体诞生所衍生的复杂争议也会使得对新传播技术的管理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场域斗争的核心。
在数字电视成为冲击全球媒介政策的主要技术标准之前，传播政策范式的转变就因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当日的新媒体技术产生巨大的规制难度。特别是有线电视，它的传播特性已经极大挑战了电视传播和通讯传播早前的壁垒分明。而业务中涉及的信号载波、版权交叉等问题最后让fcc决定对有线电视进行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数次反复，皆很好地体现了新的传播技术对政策走向的影响。
目前传播技术数字化突破了媒介的边界，单纯用广播电视、通讯这样的分界线已经很难归类具有交互功能的广播服务、以广播形式或具视频元素的通信服务，这对规制的冲击更加巨大也更难把握。
2.市场逻辑的入侵以及政府对产业融合的关切导致经济福利权重上升
传媒政策的制定通常是以“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作为指导原则，但是公共利益是一个哲学世界和经验世界存在巨大偏离的命题。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无庸置疑，但怎样的政策配置才算符合公共利益却见仁见智。明尼苏达大学教授patriciaaufderheide在论述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并购案时指出这一事件让新媒体政策范畴下不同公共利益定义处于显著位置（foregrounded），而96电信法案之后大公司之间的合并显示了政府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大公司（bigbusinesswonout）。②在库伦伯格、麦奎尔两位教授的分析框架下，公共利益可以被分成政治福利、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三大部分，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强调经济福利的特点十分显著。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彰显国家利益，使得商业机构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增强优势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
在传播政策层面，联邦政府认为广播频道属于公共资源，大众被授予特权享有该公共利益，广播管制就是基于这种主张而诞生的。但是产业融合、技术融合的趋势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的托管模式转变到如今的市场模式，特别是1996年电信法已经俨然成为了市场模式的另一种延伸。③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越大，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也越大。④因此他们积极推行公共服务的私人化，扩大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和尺度，以增加消费者的选择。
在这里，政治、经济、传媒（文化）在经历一种复杂的博弈。一方面，经济主导思想的改变极大变更了传媒规制结构和目标，而传媒组织自身经济利益的彰显亦对政府形成强大的游说效果，两者在经济利益层面达成了一致。这个过程在诸多学者眼中即为市场导向支配了传媒责任的逻辑。“导致各地媒体商业化管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变化既已如此，传统上以法律和市场导向为基础的问责机制已不足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了。”⑤
3.技术、市场因素导致媒体结构变迁
“新萌生的媒介和传播政策范式主要受经济、技术逻辑的驱使，尽管它还留有一些规范性范式的元素。”⑥技术融合、经济自由主义都改变了媒介结构，并给媒介运营造成重大影响。
目前媒介结构最大的变动在于目标、运行逻辑向市场经济的显性转变。受众从市民（citizen）向用户（consumer）的地位过渡体现了原有媒介责任的转向。这种转变在左翼学者看来无疑是消极的，其中媒介集中和公共广播体系削弱成为具有危害潜力的两大指标。
在麦奎尔看来，自由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寡头垄断，媒介集中度不断提高。在欧洲，由政府和议会主导的视听部门去规制（deregulation）化，使得原先非媒介领域的出版商和投资者进入广电市场，从而对媒介集中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广告产业的新趋势特别是该行业在组织和分销领域的集中化趋势，包括广告也越来越倾向于电子传媒，同样增加了媒介的集中度。最后，盈利企业已经达到他们在国家范围内的增长极限。⑦这些都促成相关企业跨媒体、跨地区集中。
欧洲公共广播体系的垄断曾经是其区别于美国最重要的体制特性。自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诞生，保持公共广播系统垄断以确保国家广播电视的质量和统一（integrity）的理由变得无力。特别是关于先进电视（advancedtv）的争议迫使欧洲公共广播体系采取了一种守势以保持自身的利润和受众份额。
总体而言，技术、经济的逻辑改变了媒介结构走向，在媒介责任、媒介目的等环节与二战后的公共服务规制范式产生巨大偏差。而媒介集中、公共广播体系地位的下降成为这一轮媒介变动的显性表征。
综上所述，技术上的突破进一步打破了传媒领域的力量均衡，旧有的利益纠葛在新的话语方式下纷纷找到宣泄的出口。其中，政治因素中自由主义的倾向、广播电视运营商本身（无论从商营还是公共服务系统）放松管制的需求、广告商视公共电视系统为垄断性的平台而对其的敌视、电子制造商开发新市场新服务的要求，等等这一切终于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了媒介管理范式的巨大的变迁。
二、新媒介政策范式的主要特征
充分自由、公共利益、多样性、竞争、普世服务等是欧美国家与政府传媒政策的中心范畴，而政府福利，社会与文化福利、经济福利则是其基本目标取向。虽然麦奎尔等学者指出规制者面对变动迅速的新媒体陷入了“双重束缚”（double-bind）的困境，而且政策尚远未及能全盘规制数字化媒介的境地，但是诸多现存政策文本在历时性角度发生的诸多变动及共时性层面的些许矛盾都给研究者提供了透视范式转型的线索。
1.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倡导者相持不下
80年代以来，改革的浪潮席卷欧美广播电视界，使各国广播电视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赵月枝教授指出，这轮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自由化，即通过国家干预，在广播电视领域引入新的经营者；第二是商业化；第三种形式是“非规则化”（deregulation），或称“取消、放宽规则”，即国家放宽对广播电视产业结构和节目内容的限制。这三种形式互相联系，“非规则化”往往是前两者的前提，因为只有在改变现有广播电视法规之后，前两者才有可能实现。“这场改革意味着欧美广播电视管理在总体指导思想上的市场化，和政策天平上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的倾斜。”⑧
马克·惠勒在《超国家管制：欧盟的电视政策》指出，自由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因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电视、电信、信息融为一体）所导致的服务扩展而变得复杂化。⑨他认为，对欧共体的市场自由派人士来说，随媒体融合而出现的联合性和多样性给潜在的行业新手提供了机缘，这一趋势当然应予鼓励。由于传统欧洲电视市场皆属于公共服务系统垄断之下，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的紧张局面在公共事业广播公司问题上展现得非常清晰。目前通行的趋势是，在削减公营广播电视公共收入的同时，原来拥有公营广播电视的国家不仅引入了商业性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而且纷纷引入私营的常规商业电视网，形成了公私竞争的局面。在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几年的改革一下子把原来公营垄断的广播电视系统变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广播电视系统。它们的作法被称为“野蛮的非规则化”（savagederegulation,wildderegulation）。⑩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机构因为涉及的组织利益不同也在文本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欧盟教育和文化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一直支持多元主义，对公共事业广播公司业给与相当支持。但其他部门则不尽然，例如欧盟主管竞争的理事会一直对“公共事业广播公司穷追猛打”。11
从政策文本的解读过程中，例如美国1996电信法、《无边界电视令》、欧盟绿皮书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商业化倾向已在媒介规制的场域中拥有了较大发言权。虽然干预主义没有在政策规制过程中完全失声，但是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入侵已经成为不争事实。danschiller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力图解除政府规制对自由经济运作的限制，从而复兴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经济。12而这一浪潮已经毫无疑问影响到了媒介政策规制，并成为推动旧有范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面对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各自支持者在商业化、公益服务等命题相持不下，各国法规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争斗和妥协的过程。
2.伴随去规制化的商业化及其部分纠正。
以往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牌照需要经历一个繁复的过程，基本包括：①判定频率于当地的可用性；②提供材料，听证包括定位、财务、技术、节目计划、员工及所有权——基本资格（basicqualification）；③比较听证（comparativehearings）。但自从fcc以拍卖的方式授予新牌照之后，比较听证程序就名存实亡，虽然至今它仍然是牌照获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简化现象表明了在效率对公平的决斗中，效率占据了优势，而且商业化的操作方式被认为是追求效率、协调公平的不二选择。在1999年fcc主持了118家电视和广播频道的拍卖，这些大部分是较小市场区域的fm广播频道。国会授权fcc以拍卖的方式授予留存的非数字牌照。13
虽然广电主管机构在文本上采取了大量去规制化的举措，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同市场逻辑，或屈服于工商界。但是在规制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纠缠却会导致耐人寻味的反复，这多少可以成为透视规制范式变动过程弈的切口。
3.公共服务的演变
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经描绘过西方政治逻辑线索，即民主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重心，而新闻媒介被认为是促成民主的有生力量。在此信念下，即使面对自由市场的大肆进犯，越来越多追求真正的社会民主与平等的欧美传播学者认为，一个一方面独立于政府，一方面独立于商业利益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是维系和发展民主的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
最早的规制理论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审视规制的。公共利益可以被描述为尽可能的以最佳的方式配置个人和集体物品等稀缺性资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在配置和调整稀缺性资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可以阐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市场手段配置稀缺性资源是最适宜的。但实践中常常和理论研究中所预设的特定条件有疏离，市场配置资源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最优，就需要寻找更好的资源配置的方法。14而政府规制正是辅助市场法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之一。
麦奎尔在《masscommunicationtheory:anintroduction》指出，公共广播系统的主要特征在于：普世服务、公民视听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公共监督服务途径以确保公平、政治中立、对社会负有民主责任、保证服务质量。15
在美国，1934年的《通信法》确立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来进行对广播业务申请者的筛选工作，授予许可权力的原则是“公共利益、便利或必须”（publicinterests,convenienceandnecessity）。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托管模式作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主要的广播管理条例框架，主要用于直接的内容管理和间接的结构管理。
在由数字电视构筑的多频道时代，公共服务系统却陷入一种恐慌，即他们若无法吸引足够的受众便会失去以往的政治、经济支持。竞争对手的增多，以及对广告和市场依赖性的增强，使公营广播电视节目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bbc目前实际被区分为两块，一是免费播放收取视听费用的服务，另外则是一系列针对国际市场由征订费或广告费来支持的商业服务节目。但公共频道节目的商业化和观众因频道增多而减少的趋势，又使各国政府更不愿或更难以增加财政投入或提高收视费，这使公营广播电视机构处于两难的境地。
同时，针对公共服务理念的抨击一直没有停止过。默多克在1989年的演讲《广播自由对公共服务传统》（《freedominbroadcastingversusthepublicservicetradition》）中批评公共广播系统是少数广播精英宣传者的意识形态，其实只要任何向公众提供他们能购买得起的节目的广播业者都属于提供公共服务者。所谓的高质量电视（qualitytelevision）在他看来是现今控制英国广播界人士的偏见和利益（theprejudicesandinterestsofthelike-mindedpeoplewhocurrentlycontrolbritishtelevision）。16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公共服务系统已经成为媒介市场中的实际垄断者，他们对公共频道受到政策保护表达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即使是在公共服务系统不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如美国，以往许多为保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法规也逐渐变得无力。公共服务系统面对多频道时代服务“能见度”下降、政策规制日益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多方变革，bbc的节目转变及其与英国政府的竞合分外显目。但这种转变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公共广播体系公共利益承担者的角色，使得公共广播体系不仅在实务上也在理念上腹背受敌。而且随着公益服务的话语权弱化，诸多学者开始担忧新媒体技术下“信息沟”(informationgap)问题，danschiller则尖锐地指出在大多数的国家中，穷人的诉求被简单地忽略了。17
4.媒介融合下的政策融合
传统媒体和新的数字传播媒体（电讯和其他通讯技术服务）的日趋混合，将使得视听产业政策和规则与其他服务条款发生关联。这种混合导致原先许多相对独立的概念如“视听服务”、“电子商务”或“在线交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由于各种技术的集中混合使用，也使得对从中产生的新概念难以进行明确界定，这也使人们更加难以把视听服务当作一项文化产品，现在视听产业越来越被看作只是一种电子载体。18美国96电信法案算得上希望在一个政策本文中将所有电子媒介一统规制的文本，对其间的政策得失各家皆有评说。但是随着服务融合趋势的日益显著，如何在政策上应对这一趋势成为规制者、行动者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综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传播技术给全球广播电视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业者和政府主管部门渐感原有的政策体制严重束缚了广电业的进步。90年代后，电脑技术、数字技术将三大传统媒体和网络、手机两种新兴媒体融为一体，不同形式传媒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以往分散法规和机构已经无法针对媒体的融合现象来实行统一管理，国际传播政策开始显性的偏离既有公共利益范式的特征，96电信法案、欧盟绿皮书等政策文本进一步固化和明晰了新型传播政策的轮廓。总体而言，这一过程中自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放松管制成为主旋律，诸多学者在传媒管制的边界和工具问题上论争不已。但是传播政策范式的转型远非一蹴而就，特别是源自新技术普及的不确定性导致政策走向的模糊性。在此与其概括新传播政策范式的诸多特性，不若说变动性本身就是它最大的特征，其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多重博弈是最大的看点。
注释
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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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戈尔丁，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载于詹姆士·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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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mcquailandkarensiunefortheeuromediaresearchgroup,sagepublication，p38-39
赵月枝：《公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017
马克·惠勒，《超国家管制：欧盟的电视政策》，载于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页。
赵月枝：《公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017
马克·惠勒：《超国家管制：欧盟的电视政策》载于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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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overbeck,2004eidtio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
johandenhertog著，宋华琳译：《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
《masscommunicationtheory:anintroduction》thirdeditiondenismcquail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4
rupertmurdoch(1989),freedominbroadcastingversusthepublicservicetradition,mactaggartmemoriallecture,edinburgh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25august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9
关键词一：50年/30年
这年正值中国电视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历史节点上，进行电视发展阶段性回顾和反思的文章引人瞩目。时间段的划分未必具有重要意义，但50年的回顾可以勾勒电视发展的完整过程，而30年的总结，则描绘电视发展中最重要的时间段，因为电视的普及以及发挥实质性影响主要发生在这30年。《南方电视学刊》组织了一个“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从节目形态、发展节点、体制变迁等角度进行历史回顾。①
电视节目的变迁是考察中国电视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视角。涉及的文章既有节目总体的梳理，也有经典个案的分析。节目总体的梳理，勾勒了电视节目“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在借鉴与模仿中获得滋养；在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创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探索和90年代的观念探索，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在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如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电视节目直面挑战与机遇，正在探索媒体融合。②
经典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电视节目的走向。纵观中国电视收视王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30年的发展，显现出一种隐约、渐进的变化线索，即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这种靠拢，表现为观念和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如新闻主播由一个变为两个，由手持稿件到使用新闻提读器，由录播变为直播，领导人的活动由平均5条减为3条，这些都是浅层变化。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如何落实尚待破题。③
用标志性事件为传媒的发展历程树界碑，是一种描述传媒业30年发展节点、逻辑的方法。有的研究者选取了七个具体事件，并指出其意义所在，分别是：1.“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变迁；2.“周末版大潮的兴起”标志着传播模式“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型；3.“《东方时空》的开播”标志着“环境守望”功能开始成为新闻媒介“元功能”；4.“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传媒业进入到按照产业逻辑发展的快行线；5.非典传播与新闻频道开播标志着传媒业面临着制度重建的重任；6.“芙蓉姐姐”“馒头血案”“恶搞”的流行标志着微内容的崛起与多元力量、平权价值的建构。7.“事件”“奥运火炬接力”“地震大考”以及与网民在线聊天，标志着新媒介的主流化进程呈现加速趋势。④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方面亦有探讨。广电体制改革基本与整个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并因意识形态属性而出现某种停滞或反复。总体而言似乎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1.宏观改革基本走向是“自上至下”，微观改革的基本走向是“由下及上”。整个体制改革与局部机制变革两趟车对开，相互补充。2.先行者率先吃螃蟹，后来者依样画葫芦。3.体制改革表面上高歌猛进，内部动力不足。4.改革进程上大方向明确清晰，具体目标雾里看花。⑤
关键词二：公共服务广播
我国试行公共服务广播的时机基本成熟。从公共电视到公共服务广播，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至少有10年的历史，最近两年该领域文章和以往相比成倍增加。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迅速推进；二是因为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理念和实践遭遇新困惑，值得关注。研究成果中，多数文章仍以介绍国外公共服务广播的情况为主。
这一年，对欧美公共服务广播的研究，使得“公共服务广播”的内涵在某些方面得到深化。多数研究揭示了各国公共服务广播遭到三种力量的冲击，即政府干预、商业利益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对竞争格局的冲击。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广播的性质，从三个层面来体现：节目、频道/频率、制度。因此公共服务广播的提供者不仅包括公共广电，也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广电。无论怎样，稳定的财源是维持公共广播自主精神的重要保障，而财源的获取方式自然成为判断一家电视台或广播电台是否为公共广播的重要参数之一。现存公共广播的财源可分为四种形式：1.以收视费为主要财源；2.收视费+广告费；3.政府预算+广告费；4.政府预算+社会捐款。经费的来源显示出不同力量对公共广播施加的实际影响。⑥
新媒体的出现，激化了电视面对的媒体竞争，成为公共电视不得不面对的语境。英国通信办公室2003－2005年进行的一次公共广播机构评估认为，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之后，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广播的商业化筹款方式将无法持续下去。让商业广播机构实行公共服务义务的要求，也将变得愈加站不住脚。⑦日本公共放送也承受着政治干预和商业集团的双重压力。研究者搜集了2005年来nHK迫于政治压力删改节目引发的信任危机和生存危机，开始重新讨论“公共放送”的理念。日本学界普遍抱有一种基本观点：nHK作为公共放送拥有的公权力应该属于视听民众，体现“公权在民”的意识，这种权利应该以“公共资金”和“独立编辑权”作为保障。业界则提出提高节目质量、保证收视费的公平负担和合理使用，同时强化经营理事会的职能，对拒缴收视费的案件导入惩罚机制。⑧
私营体制主导下美国的公共电视也面临相似的生存危机。研究者对美国公共电视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格温・艾菲尔的访谈显示，坚持相对独立性的美国公共电视生存不易，在日益发达的商业电视冲击下，其公共性的基础正在削弱。公共电视不一定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有的商业电视也提供了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虽然公共电视制作的节目未必比商业电视更能体现公共利益，但公共电视的存在本身，就是媒体背后不同利益得以体现的表征，因此公共电视的存在是整个电视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⑨
我国的公共频道具有不同的理念和历史过程。研究者认为，我国“公共频道”重点在“共用”，似乎是为了加强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的权威性，实际上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内部资源调整和管理的一种手段。我国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一直未分开，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电视很难保证不降低文化品位以求得生存。“让公共的更公共，商业的更商业，至少能够防止电视的社会美誉度继续下滑。中国电视的宣传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和产业职能不剥离开来，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竞争。”⑩
关键词三：收视率
电视界对“收视率至上论”还是“收视率万恶论”，已经多年争论。这年的研究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继续收视率批判，主要涉及收视率的缺陷、收视率的样本分布和指标构建、收视率与低俗化的关系、收视率与国家文化安全等等。不少研究者将电视低俗化的原因归结这个电视经济体系中的“通行货币”；另一类则研究提高节目收视率的途径。显然在收视率批判蔚然成风的同时，电视界依然摆脱不了对收视率的依赖，收视率仍作为节目评价的重要标准得到引证。
有研究者指出，部分批判收视率的文章存在局限性，他们没有深入探讨经济对电视传播机制的作用原理，对收视率的批判只触及表层，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才算切中时弊，电视领域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正是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展开的。{11}另一位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收视率导向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意识形态诉求。收视率提供了电视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标准。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全力促成收视率样本结构的调整，消除“收视率歧视”，促进调查方法的改进，建立分众定性研究分析，组建国有调查公司，建立科学、统一的节目评价体系。
对于收视率与满意度或节目质量关系的争论，这年有了初步收获。有研究者回应批判方提出的“收视率无法表现节目质量”的质疑。作者承认，在收视调查中，收视率与满意度没有显著的相关，同时提出解释框架：收视率和两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即节目品质因素和播出环境因素，两者的贡献度各占50%。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将节目收视率中播出环境的影响成分去除之后的收视率，与节目满意度之间表现出高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消除播出环境影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线性权重法和非线性权重法。{12}
关键词四：故事化倾向
“故事化”风潮全面席卷中国电视，媒体从信息的提供者发展为娱乐的制造者，2008年对“故事化”进行研究的文章有上百篇，从娱乐节目到新闻节目，从电视新闻到纪录片扩张，都在探讨“故事化”。
电视新闻的故事化成为故事化风潮扩张的典型代表。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电视面临转型，从单一的宣传工具转为内容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生存要依赖于市场空间的大众媒体，此时政治性因素和商业性因素同时主宰中国电视的命运。在这种境况下，中国电视小心翼翼地找到了生存的办法――故事化倾向。为矫正故事化失序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中国电视故事化的前提：找寻叙事方式与深刻的人文内涵的契合点。{13}“故事化”成为近年来纪录片创作中流行的叙事手法。研究者认为，纪录片的“纪实”原则与“故事化”手法之间存在矛盾，表现为：叙事封闭性与记录开放性的矛盾；追求戏剧效果与介入过度的矛盾；屈从商业利益与追求文化品格的矛盾。因此，纪录片运用故事化手法只有把握适度原则，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4}
关键词五：观众忠实度
研究者把“观众的忠实”视为看的频次多或者每次持续时间长。2006年我国城乡电视观众每天人均收视段数为13.9次，人均每段收视时长为14.7分钟。也就是说，平均关注的频道不超过14个，收视容忍时间在15分钟以内（“15分钟法则”），这两个数据勾勒出观众对于某个频道来说是否是忠实观众。因此，挤进前十几位频道集群，对电视频道来说非常重要；“15分钟法则”则要求电视节目板块节奏和广告插播窗口的安排，必须与之相适应。当然不同类型或形态的节目，其节奏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谈话类节目的节奏经常表现出5分钟，而综艺娱乐类节目则更多表现出15分钟。{15}
这年收视行为研究从单纯强调观众规模，发展到兼顾观众规模和观众忠实的阶段。于是，我国电视观众的收视频次和持续时间得到更清晰的描述。研究者分析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1997－2006年的数据，发现从1997－2004年观众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5年转为稳中有升，并持续到2006年。而2004年以来观众到达率并无显著变化。研究者认为，显然是观众的忠实度提高了人均收视时间。另有研究者考察了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消费取向和收视渠道，分析结果显示，电脑已经成为这个人群电视节目收视渠道，主要节目形态为影视剧和娱乐节目。研究表明，明星或名人代言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影响有限，未成年人在购物的过程中个人意识越来越强，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倾向于“需要啥买啥”或者“不相信任何明星或名人推荐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地区未成年人的电视消费行为趋向“理性”。{16}
关键词六：广电节目规范
这年关于广电节目规范的研究提上日程。通过借鉴国际上20多种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性文件，研究者发现：对广播电视内容管理的规范，强制性的法律不多，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由行业组织或媒体自身制定并执行的准法律或准自律。这些规范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可操作性，可称为“行业规范”。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规范，主要是强制性强、操作性差的他律，以及强制力弱的自律，“行业规范”尚属空白。这种情形容易出现“他律挤压自律”的现象，三者之间的规范力量此消彼长，即缺少自律，他律必然强大，如果他律无所不在，自律必将丧失殆尽。因此建立行规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7}
这年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委托的一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广播电视节目审议规则》（建议稿）公开（共六章48条）。它对于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建设意义重大。该文件涉及节目的审议内容包括：真实、公正与公平、被采访者的知情同意、未经预约的采访、以礼相待、当事人的名誉、当事人的隐私、隐性采访、灾害报道、暴力内容、与性、国家秘密、民族问题、尊重科学、尊重家庭、维护健康生活、保护未成年人、批评性报道、语言和文字、改编问题、著作权问题等21个方面。
关键词七：电视真人秀
电视真人秀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节目类型。有的研究者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归纳为综艺类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益智类节目、真人秀节目四个阶段。在2007年广播电视总局反低俗化的大环境下，2008年选秀类真人秀节目风光不再，但关于真人秀的研究文章仍然大量涌现，多数文章停留在对国内克隆节目的跟踪解读上。
选秀真人秀已经衰落，为何还要探讨这种节目类型？有研究者认为，选秀不过是真人秀之一种，它的衰落伴随着其他真人秀种类的兴起和扩张，当今已进入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如《创智赢家》《绝对挑战》等职场真人秀节目、《交换空间》等装修真人秀节目、《相约新家庭》《成龙计划》等教育真人秀节目、《我是当事人》等法制真人秀节目、《为您服务――完美假期》等旅游真人秀节目纷纷展现荧屏。不仅电视娱乐节目，其他电视节目也进入到了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18}
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娱乐根源是什么，它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社会是这种娱乐需求的根源，娱乐节目满足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大众化、无中心、消费主义、多元化的需求。另一种则指出，现代语境下的社会才是其根源。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涌动和扩张的过程，而十几年媒介娱乐文化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起到巨大作用，媒介娱乐文本与受众的关系经历了从“教你玩”――“为你玩”――“带你玩”――“你来玩”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受众的主体性在“不敢玩”――“看别人玩”――“和别人玩”――“自己玩”的过程中得到发展。{19}
关键词八：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不是新话题，这年一喜一悲的两件大事提供了检验广播电视现场直播能力的试金石，一是汶川地震，一是奥运会。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研究者普遍认为，两件大事见证了我国广电面对突发事件和重大赛事，现场直播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电视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在现场”成为崇高名词，电视的社会动员力量得以凸显。广播以其便捷的接受终端，打造迅速互动的信息平台，成为“最好的抗灾媒体”。{20}业务上的讨论，基本上是对已知广电媒体功能优势的再认识，或者提出业务操作建议。理论上值得关注的，一是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进步；二是技术上的发展。制度方面，研究者认为，汶川地震中电视直播迅速展开，意味着电视直播报道进入常态化，常态化的新闻直播不仅适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也将成为当前及今后我国电视新闻的主体形态。这种进步是在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不久实现的，信息公开逐渐从突发事件的临时应对变为社会常态。{21}奥运会期间的媒体表现，值得圈点的首先是“去掉30秒的直播延迟”，与国际惯例接轨。高清信号传输体现了电视技术上的进步。但奥运版权被央视垄断，版权的制度壁垒使得地方台基本充当了旁观者。{22}
与直播相关的技术，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6月9日直播卫星“中星9号”的发射，这是中国第一颗直播卫星。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直播卫星时代来临的标志。中星9号一旦开禁，有线电视网络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技术发展摆脱不了利益导向的政策纠缠，国家广电总局圈定的中星9号的服务定位，是解决我国偏僻农村接收广播电视的问题。它能提供200套标准清晰度和高清晰度电视节目，目前仅使用47套。中星9号免费提供对农电视节目的效果，得到相关调查的支持。
关键词九：视听新媒体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广电在数字新媒体领域的战略布局构架基本完成，研究者认为，其核心特点有：1.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包括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B（数字音频广播）/DmB（数字多媒体广播）在内的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要得到综合发展。2.涵盖所有人群的数字化。以涵盖所有人群的数字化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信息化为目标，实现广电从模拟到数字的全面转型，实现所有人口、所有状态下的广电的全面数字化。该作者还认为，视听新媒体的发展，不仅受制于技术进步，也受制于管理规范。从规范的角度上说，既有行业主导权的冲突和运营主导权的冲突，也有市场行为和监管政策的冲突。如广电系统全面推进数字电视之时，电信系统则力推iptV。iptV的高性价比对数字电视构成了很大压力，为此广电总局采取了不给电信运营商发放iptV牌照的方法应对。但发展趋势是，行业的“特殊性”将让位于技术和市场的普遍性。一旦实力雄厚的电信企业介入视频传播市场，将彻底改变电视媒体和媒体产业的格局。{23}
技术与制度壁垒之外，内容的版权是视听新媒体面对的重要挑战。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得到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授权，央视网得益于此次授权。央视网与搜狐、新浪、网易、腾讯、悠视、ppLive、ppS以及酷6等9家新媒体网站，签订了奥运视频转播协议，而后者每家都向前者支付了千万元的转播费。据业内估算，央视网在售卖这项转播权上收益超过4亿元。{24}
小结
2008年广电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还有：主持人的媒介形象、纪录片、电视民生新闻、电视讲坛的话语权等等。这年广播电视界伴随社会的重大事件，表现得颇为抢眼，广电媒体与广电人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既获得较高的公众评价，也收到更多的道德审视和责任追问。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广电研究领域没有形成基于理论问题而聚焦的学术关注，实践引导理论的情形比较突出，研究文章多数处于描述、总结、感悟、译介的状态。
（第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第二作者系该校博士生）
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
①参见《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的“改革开放30年电视大盘点”专栏。
②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现代传播》，2008年4期。
③陈力丹，焦中栋：《向“以新闻为本位”渐进靠拢》，《声屏世界》，2008年11期；陈力丹，江凌：《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角色认知的变迁》，《当代传播》2008年6期。
④喻国明：《中国传媒业三十年：发展的节点与逻辑》，《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⑤任陇婵：《第n只眼看30年广电体制改革》，《南方电视学刊》，2008年5辑。
⑥卢迎安：《欧美近年公共服务广播研究述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年5期；崔亚娟，俞虹《以财源为核心的公共电视运营模式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4期。
⑦侯红霞：《英国公共服务广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4期。
⑧王婷婷：《从nHK信任危机案看日本放送》,《新闻大学》，2008年2期。
⑨沈国麟：《美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新闻大学》，2008年夏季号。
⑩高峰等：《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现代传播》，2008年1期。
{11}郑维东：《全球化与媒体利益》，《新闻大学》，2008年春季号。
{12}时统宇：《收视率导向批判》，《现代传播》，2008年3期；郑维东：《收视率与电视节目研究》，《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年1期。
{13}李伟名，姚雪岚：《简析中国电视节目的故事化倾向》，《电视研究》，2008年1期。
{14}王惟红：《“故事化”技巧至上？》，《现代传播》，2008年4期；周东元：《纪录片的故事化品质》，《现代传播》，2008年5期。
{15}郑维东：《观众忠实与电视媒体竞争新趋势解析》，《电视研究》，2008年1期。
{16}黄会林等：《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现代传播》，2008年2期。
{17}徐迅：《探索“第三种规范”：行规》；周俊：《试析我国现行新闻职业规范》，《国际新闻界》，2008年8期。
{18}曾鸿，戴巧玲：《泛真人秀时代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当代电视》，2008年1期。
{19}方晚：《后现代主义式的娱乐》，《艺术百家》，2008年2期；宋妍：《十年媒介娱乐文化对受众主体性的培育》，《新闻大学》，2008年秋季号。
{20}周小普：《更好发挥媒体在灾害中的组织作用》，《中国广播》，2008年4期。
{21}高晓虹：《电视直播报道常态化的重大进步》，《现代传播》，2008年3期。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篇10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传播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国家加大投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大幅提高，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广播影视基本公共服务还没有实现均等化，城市和农村之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发展还不平衡，一些地方存在着重有线、轻无线，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媒介产业化发展，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较高的城市受众受到了更高程度的关注，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农民是受众的主体，但是在传播内容和需求满足方面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有研究者数据分析认为，农业频道仅占全国电视频道的0.4%，农业电视节目在全国电视节目播出总量中不超过1%，以农民为主要受众的农业电视是电视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群体。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了解和满足农村受众的媒介需求，尽量缩小“信息沟”，促进城乡一体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我国农村公共传播体系。
在国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时代背景下，全国多个省份陆续开办了专业的对农电视频道。因为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没有能直接产生作用的扶持政策，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频道在实际运营中步履维艰。其一，实际覆盖与收视人群错位。大多数对农频道依托有线网络传输，只有城区人口才能接收到频道信号，而广大的农村地区一时难以落地，农民想看也接收不到，使对农频道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其二，自制对农节目成本高，收视低，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用于“三农”新闻的数台采访车，曾创下年平均行驶10万公里的记录，即便如此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收视，无疑使对农频道在资金上更加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其三，广告经营困难。对农频道从一出生就被推向市场，与其他频道一样参与收视竞争、广告竞争，由于覆盖错位问题，精心制作的对农节目城市人不爱看，收视很差，自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管中窥豹，专业的省级对农电视频道状况尚且如此，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三网融合为农村公共传播体系建构带来新的机遇
2010年国务院大力推进“三网融合”，决定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2013年至2015年全面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三网融合的政策为我国农村公共传播体系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先，三网融合焦点业务iptV成为农村公共传播体系建构新的载体。
目前我国农村三网融合较为成功的“山西模式”由山西移动公司与山西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山西省有线电视覆盖不到的农村和城郊地区率先实现了农村三网融合，用户可以在一条网线上实现电话通信、电视收看和电脑上网三项功能。其中，电视节目包括央视、各省卫视和市、县的广播电视等50套直播节目，上海文广15套直播节目，鼎视和华诚公司28套直播节目等共93套。为了满足高端家庭客户需求，引进了上海文广1套高清节目。农村百姓还能使用电视回看和时移功能。点播节目包括已上线电影800余部，电视剧20多部（600多集），每月更新影视节目。引进了远程教育课件，从小学到高三的同步课程及精讲课程共5000节，开通了农村教育包括农村种养殖科教节目等。③农村百姓还能够通过电视终端进行信息浏览，浏览中国生活网定制的网站，获得农民务工信息、农业科技讲座、农村政策、娱乐新闻、本地新闻、天气预报等有益的信息内容。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启动市场，山西移动通过促销方式优惠农民入网。iptV安装调测费与直播收视费分别由老百姓自己出170元，政府与帮扶企业各补贴100元。对有宽带和电话需求的农民推出了优惠政策，采取资费捆绑，交预存话费装ip电话，降低农民三网融合门槛。截至2009年12月，山西省在755个乡镇、3044个村庄满足了4.8万户群众的iptV需求。④
其实，在“山西模式”之前，我国以服务农村为特色的iptV“河南模式”通过向全国推广的“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早已占据了半壁江山，为农村公共传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2002年12月20日，全国第一个“电视+机顶盒+aDSL”农村信息化试点在河南省郑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巩义市的涉村镇北坡村成立，这一天成为iptV在我国农村地区成功应用的起点。2006年，“中国iptV十大新闻”的第二条这样描述：“3月，党建和农村市场为主要特点的河南iptV模式在巩义起步，年内发展了26万用户。”⑤此后，借助行政力量，依托“农村信息化项目”“全国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等项目的实施，iptV大踏步进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基层农村，迄今已在河南、山西、河北、辽宁、湖北、内蒙古等15个省以行政村为单位发展40多万用户。⑥从用户数量上来看，农村iptV用户在全国用户总量中约占10%，为农村公共传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用户和网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