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1
—、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的理论构建及其研究体系
1、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是财务管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20世纪末亚洲爆发了自二战以来经济最剧烈动荡的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针对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指出“这是20世纪第一次金融危机”后不到3年的1997年，爆发了一场金融完全脱序的经济危机，人们称之为“亚洲金融风暴”。从宏观角度分析，这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危机：从微观角度分析，这场危机形成的基础是，企业过度负债，财务结构极不稳定，抗风险的现金支付能力极差，即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现金支付能力的危机。这场危机使很多韩国的大企业不可思议地落马，使不少大财团一夜之间倒闭，也使很多马来西亚的企业集团神话般地破产。严酷地现实再一次警示我们，财务风险无时无处不在，对企业财务的监测与预警，非常必要且十分迫切。外部金融环境需要进行监测与预警，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同样需要进行监控与预警。郑州亚细亚集团创造了一个神秘的“亚细亚现象”，然而，当亚细亚的财务控制失灵，内部控制制度失去监督，失去监测与预警时，终于在1998年8月15日悄然关门。导致亚细亚倒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财务控制失去监测与预警，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2、财务预警系统的监测目标和研究对象。众所周知，净利润会受到经营者的控制，经营者可通过调整会计政策、控制研究费用来调节净利润的高低。这种盈利操作行为，在西方被称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会计戏法”演示的结果，导致财务信息失真，造成决策信息混乱。它会演绎成一种非常奇特。非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企业账面有会计利润；另一方面，企业的现金支付能力极差，而这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现金支付能力的危机，正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基础。“会计戏法”是经营者人为操纵盈利的行为，其目的是通过虚报盈利而得到虚假的财务业绩，从而得到本不应该得到的“经营者年薪。而经营者操纵盈利所钻的会计政策空子，正是会计原则——权责发生制。
为了克服权责发生制原则所带来的人为操纵盈利的弊端，人们在现金收付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现金流量基础”（CashFlowBasis）。财务预警系统的研究对象是现金及其流动，而不是盈利。这是因为，企业是否有警情，是否能维持下去，并不取决于盈利，而是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和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现金支付能力。财务预警系统应建立在对现金及其流动的监测和控制上。在现金流量基础上，寻找警源，设置警兆指标，监测并预报警度，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财务预警模型。
3、财务预警系统基础理论构建及其研究体系。宏观经济预警系统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研究历程，而对微观经济预警系统的研究，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是一个正在探索的前沿性课题。属于微观经济预警系统的一个分支一一财务预警系统，同样处于一种起步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研究阶段。在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上，研究成功经验的多，研究失败教训的少，研究财务业绩评价方法的多，研究财务风险监测的少。而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是财务管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1）财务预警系统基础理论构建的创新。经济周期性波动必将导致各种经济组织出现周期性的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千差万别，但大致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外部环境的变迁；二是内部控制失控。因此，构建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的理论大厦，必须选择能阐释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运行过程，运行规律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如图1所示：
（2）基于经济周期理论的财务预警研究体系创新。怎样构建从宏观的经济周期变动到微观的财务预警体系呢？人们阐释经济周期变动的原因很多，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消费不足理论；二是投资周期理论；三是货币因素理论。根据经济周期变动的三大类，构建财务预警系统研究体系，如表1所示：
二、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一）程序
1、寻找财务预警的誓源。警源指警情产生的根源，财务预警的警源包括外生警源和内生警源。外生警源指来自外部经营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警源。例如，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可能导致企业被迫转产或作出重大经营政策上的调整，也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巨额亏损，乃至破产。此时，外生警源为“政策调整”。内生警源指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不协调而产生的警源。例如，投资失误，而投入资金又是从银行借入，导致营运资金出现负数，企业难以用流动资产偿还即将到期的流动负债，很可能被迫折价变卖长期资产，以解燃眉之急。此时，投资失误则为企业出现财务预警的内生警源。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2
关键词：重大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
一、金融危机概述
所谓金融危机，是指起源于一国或一地区及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或金融系统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混乱，主要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的超周期变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资金向最佳投资机会转移的渠道，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金融危机往往与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但并未集中爆发的金融脆弱性紧密联系，二者通常被统称为金融不稳定。
从历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表现形式看，可以将金融危机划分为四大类：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混合型危机。
通常，货币危机是指对某种货币购买力或汇兑价值的投机性冲击导致货币币值的急剧下降，而当局为维护本币币值的行为又迅速地耗尽外储备。如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就是典型的货币危机。
银行危机是指实际或潜在的银行运行障碍或违约导致银行中止其负债的内部转换，储户对银行丧失信心从而发生挤提，银行最终破产倒闭或需要政府提供大量援助。20世纪9o年代中期的13本和东南亚危机中的各个国家就曾发生大批金融机构的经营困境和破产倒闭。
资本市场危机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危机，表现为大量抛售股票，造成股票指数的急剧下跌，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就是从股票危机开始。
实际中的金融危机越来越表现为多种危机的混合形式，难以严格区分为哪一类，并且在不同类型之间不断演变。典型的混合型危机如日本的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危机互相交织在一起。
本文主要研究了近三十年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
(一)2o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
储贷协会危机是由市场风险引发，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交织在一起，导致银行危机的典型案例。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建立与20世纪30年代，当时正值经济大衰退时期，失业问题相当严重，许多人无力购买房屋，房贷储蓄协会便为解决此问题而成立，以互助方式互相周济。长久以来，储蓄贷款协会深入美国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一般民众主要的存款去处和借款来源，因此被誉为美国的社区银行。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储蓄贷款协会的放款中，房屋贷款因金额较大，为减轻借款人的还款负担，故多为长期借款。另外，利率一般为固定贷款利率，储贷会以吸收的存款支持其长期贷款。但在利率自由化以后，市场利率大幅波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美元短期存款利率直线上升，而储贷会原有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收益却仍然维持不变，结果许多储贷会账面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亏损。此外，2o世纪80年代末9o年代初，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房地产贷款的违约率由1988年的2．25猛增到1990年的6．54％，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是储贷会本来就不平衡的资产——负债现金流雪上加霜。相当一部分的储贷会因丧失支付能力而破产倒闭，造成了严重的金融信心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1300～1800亿美元清理破产储贷会带来的遗留问题。
(二)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又称亚洲金融风暴，是指1997年发源于泰国，之后进一步影响到临近亚洲国家，甚至全球货币、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值的一场金融大危机。
危机首先在东南亚爆发并波及港台。自1997年初起，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泰铢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泰铢不断走软，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造成泰铢狂跌。接着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货币也狂跌。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尼与菲律宾短期资金大量进出。
随后危机蔓延至东北亚。从l0月底起韩元持续下跌，股市跌幅也超过40％。企业的大量倒闭使韩国银行呆账和坏账剧增，到期应偿还的外债却越来越多。东南亚和韩国的金融风暴很快刮到了日本，使原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愈益恶化。
日本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在2o世纪80年代高速增长，但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股价急跌、银行的不良债权膨胀，1997年又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相继倒闭，1998年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面临破产被收归国有。从1994年至2001年，日本共有18家银行经营失败，被重组或破产；与此同时，另有131家信用公司和26家信托银行经营失败、被重组或破产。在1992～2000年，政府向经营失败的银行注资1o兆日元，向并购破产金融机构的银行拨款13兆日元，回购不良资产4兆日元，累计出资27兆日元。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亦发生了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大量银行破产或被并购，商业银行的数量有危机前的33家减到2001年的21家，减少了1／3还要多。
(三)美国次级贷款危机
次级抵押贷款指银行或贷款机构提供给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次级”及“优惠级”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根据信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贷款，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两个层次的市场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高2％一3％。
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
在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高度繁荣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这就为后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在截至2006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3
一、美国次级贷危机产生的缘由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根据信用的高低，放贷机构对借款人区别对待，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信用低的人申请不到优惠贷款，只能在次级市场寻求贷款。两个层次的市场服务对象均为贷款购房者，但次级市场的贷款利率通常比优惠级抵押贷款高2％～3％。次级债务的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美国次级贷原本只是普通的银行和住房人之间的借贷现象，为刺激不景气的消费，尤其是房地产业，美国银行业放松信贷管制，把钱借给了那些没有还贷能力的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也只是银行借贷中的问题，不过这种金融行为被包装为产品出售，穿上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外衣，性质就完全两样了。当一项金融产品进入资本市场自由交易之后，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之能够完全公开透明地受到市场的监督，人们只能“盲人摸象”谁也看不到产品流程了。由美国次级贷风波造成的资金流动性短缺扩散到全球后，欧洲央行紧急给流动性短缺的银行注资，也只是一些银行流动性短缺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全球如今吞食的只是“次级贷”变为金融衍生品进入市场后的最终“成果”。从2001年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量逐年上升（图1），这样在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图2），就加大了风险。
在许多人无法还贷的情况下，危机就爆发了。银行的资金缺乏，严重影响其流动性。同时由于是市场上大多数人无法还贷，即使银行把房屋拿来拍卖，也没有购买者了，这样越积越多的情况下，房贷金融机构不得不倒闭。从而又影响了银行的贷款，居民对银行的信用降低，出现挤兑现象。世界许多金融机构对美国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了投资，在危机爆发时，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流动性，于是通过银行把这样的危机带入了欧洲和亚洲以及世界其他的市场，于是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危机。
二、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影响
（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对于美国“次级贷”的影响几何，其能量传递会在何时消散，都有待进一步观察。最近卷入风潮的国家越来越多，受牵连的证券市场也越来越多，已经有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提示：要注意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首先，对于爆发源头美国来说，受次级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已经陷入整体下滑状态，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美国一些大型的金融集团，如花旗等也大量裁员，来缓解次级贷危机的影响。美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大大下降，特别是对房地产的影响。世界经济已经陷入次级贷危机影响之中，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计价的占大多数，这样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缩水。欧洲地区的经济也放慢了增长的步伐。世界主要的股票市场出现了下跌趋势。一些银行因为挤兑风波而被政府托管，巴黎银行经过政府的几次大量注资依然没有从次级贷危机中走出来。亚洲等其他地区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点，主要是这些地区市场和美国的联系没有欧洲市场那么紧密。其次这些地区的投资理念相对比较保守，对于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持谨慎的态度投资。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也对美国次级贷危机中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了投资，主要影响是投资收益的影响（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在美国进行投资的六大商业银行投资美国证券市场有一定的规模，虽然投资次级贷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损失还是不小的，尤其是中国银行，高达35.83亿元。中信的投资相对小点，是因为其对于次级债投资少。从图中的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受到美国次级贷的危机影响不小，并且这次危机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
三、我国商业银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措施
（一）建立风险预警体系
第一，监测警源，发现警兆（识别子系统）：大多数海外投资风险是可以监测的，风险监测子系统就是对境外投资风险因子和风险表现进行连续、系统的监测和追踪，对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鉴别、分类和初步分析，以便及时灵敏反映出风险变化。境外企业在警情爆发之前，总会有一定的警兆（前兆），风险监测系统就是要通过监测警源，并借助一定的经验和方法，确定是否出现警兆；第二，预测警度，判断警损（评估子系统）：根据警兆的变化状况，联系警情的警界区间，参照警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境外企业实际情况，从而预测警度，判断实际警情的损失程度；第三，适时报警，寻找警源（预报子系统）：依据预测警度和实际警情的损失程度，适时发出警报，并根据预警对象的特点和变化规律，积极查找产生风险警报的警源，寻找警源也是实施对策的前提；第四，选择对策，排除警患（排警子系统）：海外投资风险排警子系统，即风险快速反映子系统是指在境外投资风险科学分析基础上，根据警源情况和风险分析结果，确定与风险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时采取预先已制定好的计划和方案，防止潜在风险的发生。通过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报——风险排除的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可以实现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跟踪、监控、报警并及时采取排警措施，从而大大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资源在投资进行前和投资过程中进行预警分析。
（二）实行资产负债比率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就是银行根据对资产负债平衡表中的资产和负债每个项目的利率预测，在维持流动性的前提下谋求风险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并且通过此来考虑最佳的资产负债的数量和期限的结构。在商业银行进行外部投资中，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可以有效的预测外汇、利率、信用等方面的风险。在国际市场利率，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可以主动性的进行调节。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必定使商业银行在平常管理中量力而行，自我平衡，合理经营。对负债促使其致力于筹集资金，自觉控制资产，扭转其超负荷经营状况，削弱其资金依赖懒惰性；同时对资产管理有利于其从事投资业务，激发了创造收益的积极性。
（三）加快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金融衍生工具的灵魂可谓之风险，其本身就是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并为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绝不是为了扩大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更不是为了让某些人投机获利。恰恰相反，该类产品的出现原本是为了降低市场参与者的风险。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具有降低、分散市场风险的功能；另一方面，在转移风险的同时，也可以用来进行冒险式的投资。次贷危机的根源是风险定价问题，而不是创新本身，如果没有创新，受损失的只能是银行。从美国经验看，对房地产贷款进行证券化简便易行且容易获得市场认可。目前我国银行机构最主要的资产是信贷资产，也是存在风险最多的领域，而房地产贷款又属于信贷资产中的优质资产。通过对房地产信贷证券化，可以有效分散、转移我国银行业承担的大量风险，改善资产结构。因此，对房地产贷款证券化不失为我国银行业加快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现阶段我们应扩大房地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为进一步开展金融创新提供思路和经验。
（四）加强银行业的监管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4
陆兆禧，广州人，生于1969年，毕业于广州大学，学的是酒店管理，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端盘子”。在酒店几经奋斗留下青春的汗水之后，陆兆禧辞职开了一家小公司，做电信业务的销售。
陆兆禧的草根打拼经历丰富，他在业内被称为“从端盘子干起的老总”。
彭蕾生于1971年，毕业于杭州商学院。她曾在财经学院当过4年老师。网传彭蕾曾是马云的学生，实际上并不是。
初见马云
陆兆禧“端盘子”时，马云在杭州电子工学院当老师。陆兆禧创业从事互联网长途电话业务的小公司时，马云创办“中国黄页”。
1999年，阿里成立后，陆兆禧经朋友介绍见到了马云。两人初相见，陆兆禧连马云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但两人谈得很投入。一番谈话后他觉得马云这人不简单。
2000年，陆兆禧加入阿里。虽然他不是阿里的“十八罗汉”之一，但他入伙的时间也不算晚。进入阿里，陆兆禧一开始干的是B2B的华南区销售业务。在阿里这样一个以销售文化为根的地方，陆兆禧也算“根正苗红”。
彭蕾加入阿里是因为1997年与孙彤宇（淘宝前总裁）结婚，孙要随马云北上创业，于是彭蕾从学校辞职入伙成了“随军家属”。有意思的是，她当初对马云说的创立一家中国人的伟大企业“既茫然也没太大兴趣”。
阿里传奇
陆兆禧在阿里集团中所有重要业务部门都任职过。2004年，马云决心效仿paypal建一个支付平台。陆兆禧接受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带领8个人创立了支付宝并领导其成为中国第三方支付平台巨头，占有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后来淘宝前总裁孙彤宇选择去国外留学后，陆兆禧接替他成为淘宝新的Ceo，扶持淘宝业务不断增长，延续了其市场霸主的地位。
2011年2月，担任阿里巴巴B2B公司Ceo的卫哲引咎辞职，陆兆禧临危受命出任Ceo。他大力整顿B2B内部秩序，并成功完成B2B由香港退市的任务，使股价长期低迷的阿里上市公司平稳着陆。2012年9月，谷歌公开施压封杀阿里的手机操作系统云oS后，陆兆禧又受命兼任云oS总裁，重新规划、厘清云oS的发展规划。
频频受命于危难之间，让他有了“救火队长”的称号。
陆兆禧的最新角色是集团首席数据官。实际上，阿里平台和数据业务，可以说是除阿里金融板块之外，马云第二重视的业务。从这一任命再转向Ceo，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数据挖掘对于阿里未来业务的重要性。
彭蕾是阿里巴巴集团的18位创始人之一。她领导过多个部门，历任阿里巴巴人力资源部副总裁、市场部副总裁和服务部副总裁。
2010年1月，彭蕾出任支付宝Ceo，并继续兼任集团Cpo。
当时阿里正遭遇信任危机，困难重重。彭蕾接掌支付宝后表现突出，成功挽回支付宝客户，赢得大家的口碑。2011年，支付宝每天交易额超过26亿，获得了央行颁发的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
管理印象
陆兆禧花名“铁木真”。铁木真素来以“深沉而大略”著称，这也是陆兆禧的写照。
在任命Ceo的邮件中，马云描述陆兆禧：“他不仅仅热爱并熟悉集团各项业务，参与阿里的文化和组织建设，培养了众多人才，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领导风格和魅力。陆兆禧对新事务的欣赏和学习能力，对关键问题的判断和决断力，以及强大的执行力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在阿里13年的经历造就了他乐观且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小企业、消费者的忠诚和感恩。”
陆兆禧在采访时坦陈自己性格内向，言语木讷，不喜欢ppt演讲。这一点，和马云极为互补。不过，这也恰是陆兆禧的优势。他为人低调，一直单身，没有绯闻，待人随和，平实沉稳。工作时，他是一位得力的领导；私下里，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哥们儿。他是性情中人，时不时还会爆粗口，为人坦诚。
出任支付宝Ceo之前，彭蕾很少在外界亮相。但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掌管集团事务、行政、市场及人力资源等核心部门的她，影响力仅次于马云，是典型的企业“女二号”。
在阿里15年，彭蕾熟知公司文化，干练稳重，是马云战略决策最坚决的执行者，也是阿里巴巴文化建设的操刀手及维护者。阿里高层曾轮岗频繁，2007年初，马云计划设立组织部作为高级人才储备库，就是由彭蕾受命操刀。
作为女性，彭蕾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尤其擅长营造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凝聚人心，带领团队同心同德奋拼。
主政资本
陆兆禧有在集团内多块支柱业务任职的经历，对集团的了解够深入够全面。马云欣赏并爱惜这个人才。而且他久经沙场的风雨历练，多次在集团面临关键性转折或困境时临危受命，表现出色。
此外，陆兆禧是能够读懂马云并能与他共事的人。
与陆兆禧一样，彭蕾也能够读懂马云并知道如何与他共事。在众多接班候选人中，彭、陆二人在这一点上最为相似。
而且，彭蕾是阿里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女罗汉”。一个成功的男企业家背后，往往有一个很好的女性事业伙伴，彭蕾跟随马云多年，已经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员主力。
在阿里的15年，彭蕾的功绩可圈可点。马云宣布辞任Ceo后，围绕对阿里新任Ceo人选的猜测，彭蕾也一直在多项民意投票中领跑。
2012年9月，阿里完成了雅虎76亿美元的股份回购，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1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也成为阿里最大的融资支持方；阿里更是借机引入了国开金融和中司。这都在为后续的金融埋下伏笔。时任支付宝Ceo的彭蕾对香港上市公司私有化和股权回购项目的融资合作功不可没。
所以，此次作为阿里的重要布局，阿里金融的重任落到了彭蕾手中。
男主内，女主外
陆兆禧的新职责侧重于内，在平台、在数据、在守业。
很多业内人士预料，阿里会在陆兆禧正式上任之际启动公司的上市程序。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埃里克·杰克森杰克森看来，马云清楚知道这次ipo将会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一次成人礼，成功之余，它同时会大大提升公司在全球商业媒体和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马云继续掌舵，他将会成为媒体与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大家将会把阿里此次的成功看作是马云的功劳。但如今马云将总裁一职让给了陆兆禧，一旦ipo成功，陆兆禧将会鱼跃龙门，饮誉商界，进一步奠定其在集团内外的声望。
杰克森指出：“任何领导者能够留给其接班人最美好的礼物，大概也不过如此。”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陆兆禧是一个过渡，并不是最终选择。尽管Ceo职位进行了交接，但实际上马云仍然是阿里的操盘手，只是将自己从日常管理中抽身出来。
业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对此事的解读上升到了过高的角度。但无论怎样，这次陆兆禧的任命，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意，陆兆禧所面临的压力可谓巨大。他要面临在一位成功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后接班的挑战，一如几年前联想分拆后杨元庆之于柳传志。
马云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他对阿里的巨大影响力，陆兆禧必须学会在执掌公司的同时与这股强大的势力合舟共济，相得益彰。等待陆兆禧的挑战还很多，包括上市的压力、供应链的短板以及再造服务的淘宝重塑等。
彭蕾的职责侧重于外，在金融、在突破、在攻城。
她这次未能从马云手中接棒成为集团Ceo，但出掌阿里小微金融服务的Ceo，这一任命绝对不是一个安慰奖。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将会是阿里未来10年发展中的焦点所在。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称，网络金融是新兴业务，前景很大，好多巨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机会也更大。阿里金融是阿里业务的核心，是马云寄予厚望的一块。互联网资深评论人士洪波认为，阿里金融业务受到的关注更大，其想象空间和影响力也更大。
所以，彭蕾也是被委以重任。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5
短短半年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经历了由云端跌落至谷底的过程。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硅材料、电池片和组件价格暴跌,订单锐减,融资艰难,无锡尚德等境外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严重缩水,更多光伏企业陷入倒闭歇业。
“光伏泡沫现在肯定是破裂了,多晶硅价格再也不会回到从前。”4月3日,无锡尚德董事会主席兼Ceo施正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
在最近10年里,类似这样一个行业由盛而衰的陡然逆转,恐怕只有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可与之相提并论。曾经的暴利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一度孕育财富神话的朝阳产业寒冬骤至,洗牌提前。折戟沉沙后留下的是痛苦的反思和冷静的审视,当然,还有新的机遇。
由热转冷超乎想象
数据显示,国际市场多晶硅价格已从去年9月最高点的接近500美元/公斤,跌至现在的50至70美元/公斤,电池片价格从年前的3.7美元/瓦跌至2.5美元/瓦。国内光伏企业盈利水平骤降,实际收益出现巨额亏损。去年四季度,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无锡尚德亏损6590万美元,毛利率直降为0.6%,江西赛维LDK亏损高达1.33亿美元。
金融危机还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产业关注度急剧下降,金融机构纷纷控制信贷规模,风险投资机构缩减资本注入,证券市场行情暴跌。尚德股价从最高时的接近90美元跌至最低时6美元左右,市值缩水超过90%。据业内分析,国内已有80%的光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此外,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价格暴跌也相对降低了各国发展新型替代能源的紧迫性,一些国家改变或调整了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扶持政策。例如,德国、西班牙两国的太阳能光伏市场占欧洲市场的60%以上,2009年其采购计划比上年降低了一半左右。
根据中投顾问公开的资料,2009年一季度大型光伏企业集中的江苏省光伏产品出口额仅为6.4亿美元,同比大跌48.1%,而在去年同期这一数字达到12.3亿美元。前3个月江苏光伏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9亿、1.5亿和3亿美元。其中,一季度西班牙从江苏仅进口1479万美元的光伏产品,同比下跌97.8%。
融资渠道减少、市场需求萎缩、出口规模下降,资金与市场的大门同时被关上,一系列经营风险压得国内光伏企业举步维艰,甚至关停。一项调查显示,去年10月份以来,国内已有超过300家光伏企业倒闭歇业,而且这一数字还有可能不断上升。此前,经过一轮高速发展,国内最多时曾有500多家光伏企业和研发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
事实上,早在去年三季度,光伏行业的潜在风险就开始为分析人士所警惕。由于海外市场需求减少、汇兑损失和组件价格下跌等因素,包括无锡尚德在内的光伏企业均出现危机爆发前的种种迹象。其时,由于融资艰难,海外客户的许多光伏工程被推迟,甚至取消订单,光伏产业供过于求的状况顿时凸显。
对施正荣而言,光伏产业泡沫破裂也是早已预见的风险。然而,对于危机何时降临,会以多快的速度来袭,显然包括他在内的企业家均有误判。他表示,早在两年前自己就意识到已站在光伏产业的转折边缘,并判断今年光伏产业将供大于求,“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产能过剩危机大概会在今年六七月份发生,金融危机导致这一局面提前了6个月出现。”
直到去年第三季度,“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产业还那么火”,其时,尚德的毛利率还保持在21.6%。而11月份之后,市场迅速的由热转冷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至去年第四季度,尚德光伏组件的库存总额高达2.319亿美元,该季度多晶硅及部分投资项目的减值接近4000万美元。按施之前的估计,尚德在去年本应有3亿美元的净利润,但全年实际净利润只有1.11亿美元,较2007年少了近一半。
危机直击软肋
“中国为什么诞生这么多光伏企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财富效应,再一个是政府在后面推波助澜,举国上下到处在建光伏产业园,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施正荣反思。
前所未见的惨淡市况正好给中国这些新生的企业家们补上了难得的一课:如何管理自己的预期,以及市场对其的预期。自2001年成立以来,无锡尚德的产能由10兆瓦跃升至去年的1000兆瓦,累计向全球出售了1100兆瓦的电池片和组件,并于2007年超过德国Q-Cells和日本夏普,在太阳能光伏组件这一单项方面,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商。如此狂飙突进引发了整个行业的,中国太阳能产业每年以超过100%的速度增长,竞争惨烈。
距尚德几百公里范围内,就有林洋新能源、常州天合、南京中电光伏、CSi阿特斯等颇为知名的光伏企业,中小型光伏企业更是数不胜数。2007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为1200兆瓦,占全球总产量的28.1%,超过欧洲和日本,位居全球第一。
这也造成上游多晶硅价格接连推高,中国多晶硅原料生产企业遍地开花。据悉,目前国内有近50家公司正在建设、扩建和筹建以西门子改良法为技术路线的多晶硅生产线,从2005年到2010年间,总建设规模超过10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中国多晶硅全球所占份额,从2006年的不到1%,到2007年占8%,直至2008年的37%。这直接带来了全球多晶硅产能的严重过剩,为多晶硅价格去年超乎想象的暴跌提供了诱因。
“两头在外”则是中国光伏产业最致命的弱点之一。中国光伏产业90%以上原料依赖进口,90%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一方面国内光伏企业高价进口多晶硅等原材料,另一方面生产出的光伏电池大部分平价销往国外,且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这就使得国内光伏电池的生产利润越来越薄,实际上扮演的是“世界加工厂”的角色,赚取的只是牺牲国内能源和人力所换取到的微薄“代工费”。
同时,2006年底中国光伏累计安装量只有80兆瓦,占世界市场的1%;2007年安装量约20兆瓦,累计安装量只有100兆瓦,占世界市场0.8%。由于国内市场基本没有启动,光伏行业缺少消化产能的“蓄水池”,抗风险能力更差。而相比之下,同样作为全球光伏电池和组件生产大国的日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并未受到很大冲击。专家分析,这恰恰是因为日本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健全,光伏产品1/3的市场在其国内。
此外,在全球光伏产业链中,太阳能光伏的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最上游的是高纯度硅料生产,价格约占光伏电池成本的70%以上,其次是电池片、组件等环节;越往下游技术要求越低,利润越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光伏产业不重视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造成整个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差,国内企业只占据了利润微薄的产业链中下游,无法与国外大企业在硅料提纯领域匹敌。事实证明,在金融危机中,全球光伏产业受冲击最小的是掌握上游硅料提纯核心技术的大公司、大企业,受冲击最大的是中下游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商,国内多数光伏企业恰恰吞下了这颗苦果。
国内掀起的一轮多晶硅投资热并非以调整产业结构为最终目的,许多投资者是瞄准国际多晶硅价格疯涨,在暴利驱动下盲目闯入的,丝毫没有顾及整个行业的巨大风险,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更可悲的是,多数企业走的是迅速扩大产能和规模之路,几乎没有企业愿意投重金进行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尽管目前国内多晶硅产能已经非常庞大,但所采用的最先进技术仍是国外已使用多年且工艺非常成熟的西门子改良法。
国内市场初启
金融危机给中国光伏产业的非理性成长踩了一脚急刹车,同时给管理者和投资者注射了一针清醒剂。业内人士开始认识到,不进行产业规划,不扼制盲目投资,不引导结构调整,不重视技术研发,不加强人才培养,中国光伏产业就永远“长不大”。
专家普遍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光伏产业必将面临结构调整的严峻考验,产业整合趋势将加快,具备资金、技术、品牌以及管理优势的企业在未来几年将主导市场,而以代工、配套服务为主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市场转型甚至被淘汰的危险。
光伏产业在未来2-5年内有一轮大洗牌,但此间也将迎来新一发期。预计到2020年,全球光伏市场将有20万亿-30万亿人民币,2050年达到100万亿。
分析认为,目前多晶硅、电池、组件等价格已跌到合理水平,多晶硅价格的暴跌,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太阳能发电的应用和推广。“政府的‘太阳能屋顶计划’等政策利好,正是考虑这一背景适时出台的,并可能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
3月26日,财政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联合的《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给信心低迷的光伏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该意见决定推进太阳能光电技术在城乡建筑领域的应用。
对以无锡尚德为首的光伏企业来说,这为改善其生存状况、回归中国市场创造了绝佳条件。此前,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为光伏产业这一发电成本高达4元/度的产业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从而限制了光伏产业在国内的应用。
根据最新出台的规定,针对装机容量不小于50Kwp的光伏应用工程,财政部等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财政补助,补助标准为20元/瓦,占光伏系统成本的近50%。中国政府释放的这一积极信号迅速搅热全球太阳能市场,当日,在欧美、亚太资本市场上市的光伏企业股票全线上涨,尚德股价飙升43%。无论如何,这是国内市场应用的一个开端。
除了回归中国市场,无锡尚德还在欧洲之外开辟了美国市场。去年,尚德已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六七十人的强大团队,并收购了一家美国系统集成商,同时与一家新能源基金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联合开发太阳能电站,最新的消息是该公司赢得了美国一个35兆瓦的电站,这是美国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之一。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6
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调查数据，平均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共同基金持有者，而美国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份额极高，占全球基金市场的50％以上。其中养老金又在美国的基金业、特别是共同基金中是最为重要的投资构成。
美国养老金可以视作美国资本市场中最大的金融机构――据美国共同基金业界协会(iCi)的统计，到2008年第二季度底为止，美国的养老金全部资产为16.9兆美元，其中8.8兆为DC(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资产，8.1兆为DB(收益确定型养老金计划)资产。这些资产代表着美国全部家庭所有金融资产的36％，并超过所有美国商业银行持有资产的总量。
我们正在经历全球证券市场前所未有的暴跌，这造成了几乎美国所有类型养老金计划资产的严重缩水。收益确定型养老金计划(DB)资产也未能幸免，而以401(K)和个人退休账户(iRa)为主体的美国缴费确定型养老金(DC)资产更受到巨大冲击。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投资人如何应对市场?如何确保长期财富不缩水?将是我们要详细讲述的。
DB养老金一年缩水近1兆美元
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但直接作用于养老金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急剧下降，例如三月期限的美国国债收益率骤降了一百倍，从2008年初的4％左右下降到金融海啸发生时的0.04(编注：作为主要的固定收益配置，国债收益率下降会凸显其他固定收2封投资品的投资价值)；
信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冻结现象，这一方面是因次级债影响，另一方面则因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破产使定期存款利率的差价剧增――三月期的定存利率同三月期国债利率的利差超过了500个基点；
信贷的冻结又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活动锐减、造成商业材票据市场差价激增。比如，30天aR/pR(评级最低的)商业票据同aa(评级最高的)非金融商业票据的利差曾超过450个基点，而这两种商业票据的利差正常为15-20个基点。
此外，金融风暴摧毁了金融股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股估值的暴跌一比如，标普500指数中金融版块的估值从2007年初的峰值期到金融海啸发生时的2008年10月份下跌了64％。以上种种市场的危害对美国养老金的投资和注资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2007年10月到2008年10月的12个月间，美国DB养老金计划的资产缩水了25％，损失了近1兆美元。DB养老金计划平均注资的比例下降了90％。超过半数的DB计划的注资水平不到80％。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资产亏损使资助这类计划的企业在2009年要向计划多注资1500亿美元以弥补其注资赤字。
金融危机对美国DC计划的破坏程度同样惨重。DC计划的资产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之间缩水了27％。但需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这样，却只有3％的计划参加员工停止了向计划的缴费。这充分显示了以个人账户和个人投资决策为主的美国DC养老金计划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此外，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企业利润下降，导致了企业减少对DC计划的对等缴费。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决定暂时搁置了2008年公司向员工账户中缴纳的对等交费部分。
养老金计划
在长投资阶段作用依然明显
金融海啸爆发后，美国一些学者和国会议员开始对受冲击的DC养老金账户是否能提供所需的退休收入的价值提出质疑。美国许多媒体也报道说，金融海啸的爆发使美国许多自愿参加DC养老金计划的投资者从其退休账户中大量提款或停止向计划中缴费。
针对这种质疑和媒体的报道，iCi对涵盖了5,250万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DC计划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对DC计划价值的质疑和媒体对计划投资者对金融海啸反应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或不切实际的。事实是，iRa和401(k)投资者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后，绝大部分一如既往的踊跃参加计划、继续缴费。调查显示，只有3.7％的计划参加者至2008年10月底为止从退休账户中提款；而这其中，仅有2.1％的参加者是以“经济困难”为由提款的；而且。金融海啸也没有使计划中贷款的活动急剧增加。只有3％的人在2008年中停止缴费。
调查还表明，绝大部分投资者在投资选择和资产配置上没有做任何变动；仅有13.5％的计划参加者对自己账户余额的资产配置进行了调整；而只有9.1％的计划参加者对其新的缴费额的投资和资产配置进行了调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变化与金融海啸爆发之前的2007年的各类相关指数的变化类似；更有趣的是，这些行为上的变化同2000年至2002年间熊市中DC计划参加者的行为十分相似。iCi同时对iRa账户的投资者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其结果同401(k)养老金计划的数据相同；几乎没有多少iRa账户的投资者在2008年间因金融海啸的爆发而从账户中提款。提款的只占6％，而且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或已退休的人。
调查更充分地显示了DC养老金账户为美国普通民众的退休收入储蓄所提供的宝贵价值。90％被调查的该类账户的投资者认为雇主资助的DC计划帮助他们“从长远着想，而不是只顾我眼前的需求。”80％以上的投资者认为养老金账户的优税待遇是自己为退休储蓄的主要动力；54％的员工表示通过公司养老金计划的自动减薪缴费而进行定存定投使他们不太为股市的波动所过分忧虑；而43％的员工表示如果没有企业提供的养老金计划，自己就不会为退休进行任何储蓄。
DC计划为美国人的退休储蓄和投资所带来的另一个明显价值是使其投资和储蓄能够更有效的抵抗市场的波动。譬如，在2000-2002年由科技股泡沫破碎所引起的股市暴跌及熊市中，坚持参加养老金计划的员工同投资于股市的散户投资者相比，其投资亏损较少，而且资产价值恢复的更快。这主要是由于，通过养老金计划进行的投资更加分散，而且根据定存定投和持续缴费，充分利用“投资成本平均策略，”摊薄投资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资带来的较大风险。因此，养老金账户的余额在1999年至2002年问平均只下降了8％；而同期，标普500指数却下降了37％。到2006年，养老金账户的投资回报率却上升了79％!
在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的一些公众观点诱导者和国会议员还开始就401(k)和iRa所提供的延税的公共政策必要性提出疑问。针对这一疑问，iCi进行的调查中表明，85％的401(k)和iRa账户投资者强烈反对政府取消对这类养老金计划的税收优惠待遇。这其中，拥有这类账户的投资者中
的90％以上强烈反对，而没有设立这种账户的也有76％的人持反对态度。调查还询问是否应将优税待遇减少。72％的调查者反对；其中拥有退休储蓄账户中的78％反对减少优税待遇，而没有这类账户的人中则有62％反对。虽然中产阶层和中上产收入的家庭中更可能反对这种提议，但大部分低收入的家庭也不支持减少优税的待遇。比如，在平均收入为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中，有81％的调查者反对减少优税待遇，而年平均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中，也有72％的人反对这种提议。
金融危机的爆发还使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学术界提出由政府以国债的方式代替由个人做投资决定的DC养老金计划或账户，或由政府接管这些账户的投资管理。针对这些提议，iCi对401(k)和iRa账户的投资者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结果表明，有87％的人强烈反对由政府代替个人或剥夺个人对其账户资产的投资决定权。其中，拥有养老金计划账户的占90％，而没有养老金计划的反对者比例为82％。对于由政府发行国债取代所有私有退休账户的提议，3/4参加调查的投资者反对，其中以年龄在50岁以上的投资者或家庭平均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上的投资者，反对的比例最高。
拥有401(k)或iRa账户的投资者占反对这类建议的比例最大。主要原因是这些账户中的资金是投资者自己的储蓄；而即便目前股票市场出现急剧波动和下跌的趋势。由政府来控制个人的退休储蓄和投资仍是极不受欢迎的解决办法。此外，开设了这类账户的投资者比没有参加这类养老金计划的投资者更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在对他们所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进行的调查中，拥有企业养老金或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人中的2/3表明愿意承担平均或更高的风险程度，而没有参加或拥有这类账户的人中，只有42％愿意承担这种水平的风险。企业养老金计划账户的投资者对风险承受度低的倾向很可能正是他们更愿意由政府以国债的形式来代替所有这类计划的原因之一。这些不拥有企业养老金或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一般收入较低，年纪轻，所以没有使资产承担投资风险的经济能力；而且对这部分人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险也将占其退休收入的更大部分。
DB养老金计划在金融风暴中艰难跋涉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6至2007年间，美国DB计划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促使资助DB计划的企业不得不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重新考虑对计划管理战略作重大的改变。这一系列事件主要包括：2006年8月份通过的《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中有新的规定，要求企业必须在7年之内达到DB计划100％的注资水平：标普500企业的DB计划到2007底，由于股市的强劲表现，其注资水平和额度超过了600亿美元；股票和另类投资均表现卓越，为DB计划的投资带来了卓有成效的投资回报；美国税务局对《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中的有关规定诠释为要求DB计划的资产负债要进行盯市(markedtomarket)记录，使计划的注资水平要如实地反映在当期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因此，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每一美元的投资亏损都要反映在公司的负债表上。
2008年触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DB养老金计划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在同样拥有DB养老金计划的英国和加拿大，资助养老金计划的雇主企业可以通过像商业保险公司转卖其资助的DB计划来摆脱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对计划进行注资的法律责任和财务负担。在英国，这一种养老金计划的转卖已形成明显的趋势。但是，美国的税务局却出示明文规定不允许企业将其资助的DB计划转卖给保险公司。这就迫使美国的DB养老金计划只能考虑通过负债驱动型投资(liability-driveninvestment)的策略和资产负债表的绝对保障来对付金融危机对其养老金的投资所造成的损害。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股市的暴跌和利率的降低还导致了标普500企业的所有DB养老金计划的注资赤字到2008年底达到1500亿美元。同时，股市的剧烈震荡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DB计划投资的资产配置无所适从，更加难以规划。
因此，对DB计划的资产负债进行盯市的要求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股市暴跌迫使美国的DB养老金计划的资助企业不得不完全重新考虑其对计划资产进行的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而由于在计算DB养老金计划的注资负债量所使用的贴现率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计划资产在证券市场中投资的表现来进行估值和确定的，这就迫使美国资助DB养老金计划的企业雇主不得不采用负债驱动投资的策略来保证其资产负债表的合规要求。负债驱动投资不是一个投资产品而是一个确定投资策略的程序。在制定这一投资策略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所资助的投资策略必须要同养老金的注资负债量相匹配，必须根据其注资的法律要求和对市场的风险及投资回报率尽量准确地预测来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在确定了计划的融资负债量之后，再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种种风险和不同资产类的投资回报率进行预测，最后选定负债驱动投资策略中应包括的各类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投资解决方案和产品。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7
公司在手订单充足
原材料成本下降，毛利率有望回升
当前股价：
今日投资个股诊断安全星级：
金风科技（002202）
风电作为国内成本最低、最具大规模商业开发前景和最现实可行的新能源，近年呈爆发式增长。作为风电设备制造龙头，金凤科技上市之际就被市场普遍看好，在08年a股普跌的时候，曾走出一轮独立行情。但系统性风险避无可避，时至今日，金凤科技股价距离最高点88.47元已经下跌了75%,分析师的目光再度向其汇聚。
金风科技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风力发电整机研发和制造商之一，主要从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生产及销售；中试型风力发电场的建设及运营。2007年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市场占有率国内达25.12%、全球达4.17%，排名国内第一、全球第八。金风科技管理团队二十多年风电开发运营的经验、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极具张力的产能布局使其成为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风电设备龙头企业。
金融危机影响偏小行业前景依然看好
2008年以来，由于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传统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给全球新能源投资者的心理带来了一丝阴霾，但随着化石能源总量的减少和长期价格的提升，以及新能源成本的不断降低，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银国际分析师韩玲认为虽然近期的金融危机以及信贷危机对欧美国家的风电需求有些负面影响，但我国风电需求依然较旺盛，风能是目前最具规模性和最经济的新能源，我国的风电装机需求在未来几年依然旺盛。
海通证券分析师詹文辉、张浩持同样的观点，由于驱动国内风电投资的根本因素是节能减排压力而非经济性，因此和宏观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不高。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节能减排压力有增无减，来自高层政府的意愿已明确表明加大国内风电投资规划和力度。
此外在受金融风暴冲击、现金为王的当前，风电场项目投资回报率稳定，是银行放贷的好项目。从风电投资主体五大发电集团目前的投入状况来看，投资火电项目的收益不如风电项目。而随着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增大，风力发电技术逐步成熟和成本的降低，国内风电产业不仅不会受经济减速影响，反而可能成为政府鼓励地方刺激经济发展的重点投资领域。
最艰难的日子将在2008过去
金风在2007年之前在国内风电整机一直稳居第一，但近期受到华锐风电、东汽以及上海电气这些传统的机电制造大企业的竞争加剧的影响，市场份额下降明显。
韩玲表示金风科技2008年增速或将放缓，2009年之后会有改善，主要是因为公司的新产品1.5mw直驱在2008年刚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质量不稳定影响了产量和利润率，09年会有明显改善。而公司08年投入新建西安、南京、甘肃、德国等众多生产基地，产能的释放也会在09年能体现。
2008年公司兆瓦级风机克服重重困难，预计产出350台，批量投运市场从客观上证明了公司永磁直驱式风机技术路线的可行性，随着兆瓦级风机零部件供应能力的提升、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公司产品毛利率将逐步回升，最艰难的日子将在2008年成为过去。
詹文辉、张浩提醒投资者注意，2009年公司兆瓦级风机将随着电控系统的自产比例逐步提高，预计仅此一项即可使公司毛利率提高2-3个百分点，2009年公司兆瓦级风机的交货量可达1000台以上，这是公司依靠自身核心技术提高取得的毛利率提升，是公司长期竞争力增强的体现。
海外市场竞争战略稳步推动。除了德国金风的产能建设外，公司更注重国际人才的招聘和团队建设，目前公司已经在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和国际销售团队。预计到2010年后，随着国内风电市场需求放缓，竞争加剧，公司这种未雨绸缪的竞争战略将会发挥出决胜作用。
在手订单充足毛利率回升助涨业绩
目前国内钢材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下跌，短期内难以再现价格暴涨局面。随着风电零部件供应能力的提升和国内风电设备制造批量的迅速增大，全行业成本能够随批量较快下降。詹文辉、张浩表示，金风科技作为国内风电产业的主要导入者，长期以来与零部件供应商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未来在整机产能大幅扩张之际，也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协作关系，并且可以获得行业平均的毛利率回升。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8
汽车营销企业财务风险预警分析
1.投资风险
汽车营销企业投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主要是以合伙方式建立。汽车营销企业的市场载体一般是4S店，目前，大多4S店面临高投入低回报的处境，并且资金需求量较大。一般汽车4S店的投入主要包括买地或者租用门面、购买机器设备和办公用品，以及维持库存车辆和备件及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两部分。在土地紧缺且价格不断走高的形势下中，高额的土地成本使建店成本成为企业投资的负担。此外，汽车营销企业对汽车生产企业有极为明显的依附性，在获得品牌专卖权后完全依附着生产厂家，要被动接受品牌供应商市场策略和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和建店成本的增长，来自汽车生产厂家的建店成本补贴是经销商投资初期能够得到的唯一支持。投资者建店之前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投资，高额投资并不一定都能产生预期收益，从而引起投资风险。
2.筹资风险
汽车营销企业的筹资有以下几个渠道：以汽车生产企业为主导与几家银行合作，为其所属的品牌营销店提供融资支持；向汽车生产企业的财务公司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向银行直接进行贷款。许多经销商自有资金大约只占35%左右，其他大多靠筹资。通过筹资途径获取的资金各有利弊，如果经营者不善于扬长避短，负债经营会使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企业决策不当或销售管理等措施不到位，就会产生筹资风险。
3.信贷风险
汽车营销企业提供给客户的汽车信贷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车贷、信用卡、汽车金融公司。如今，很多大型汽车企业都成立了汽车金融公司，办理购车贷款的相关规定及手续较银行车贷宽松，不需要任何保证金。但对于没有成立独立汽车金融公司的品牌，消费者办理汽车贷款业务就只能向银行申请，需要第三方的汽车贷款担保公司来为消费者担保。在汽车消费信贷业务操作中，许多汽车营销企业为了提高销量并同时获取部分手续费用而充当车贷公司的角色，帮助用户通过银行审批，若借款人缺乏诚信意识或恶意欺诈，无形中会将商业银行的车贷风险转嫁给汽车营销企业。
汽车营销企业财务预警指标分析
汽车营销企业收益预警通常可以从经营收益、经常收益、期间收益3个层次分析。当这3个层次的收益均为盈利时，则表明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况。对汽车营销企业可以从5个方面对财务预警系统的指标进行分析，即偿债能力方面、盈利能力方面、经营能力方面、发展能力方面、社会贡献方面。偿债能力方面主要采用的指标有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不良资产率、资产负债率、有形净值债务率、企业偿债信誉度。赢利能力方面采用的指标有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殖eVa、销售利润率、资产净利率、销售收益率、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经营能力方面采用的指标有流动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营业周期、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变化率、新客户比率。发展能力方面采用的指标有企业总资产、市场增长率、销售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资产投入、资产保值增值率、技术创新投入率。企业贡献方面采用的指标有员工满意度、纳税贡献率、提供岗位能力、售后服务等。
汽车营销企业财务预警流程
汽车营销企业财务预警主要包含以下阶段：一是明确警源，警源是引发警情的根本原因。汽车营销企业财务预警通常采用财务指标数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由于在选取指标时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必须依据企业实际考虑指标的有效性，在构建的全面指标体系中去除相关性较高且重复的部分，把明确反映财务险情的警源指标作为警素。二是分析警兆，警兆是警情产生的前兆，是警情的风向标。在整个财务预警过程中，对警源指标分析警兆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分析警源指标和警兆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数量关系，从而确定对应的指标预警区间。三是预报警度。根据警源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结合汽车营销企业实际，可预报在不同警源指标范围内企业相关警情的严重程度，进而得到企业的报警度。根据报警度的轻重程度，汽车营销企业的危机可分为无危机、轻度危机、中度危机、重度危机。四是建立预警信号系统，在确定了预警指标并计算出各种警兆警度后，要建立预警信号系统，即通过对相关指标或综合指标所反映的当时经济状况发出不同的信号。最后，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情况，来判断企业未来财务变化趋势或者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9
关键词：金融品牌危机特征预警
0引言
美国《危机管理》一书作者曾对《财富》杂志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进行过一项关于企业危机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危机困扰的时间平均历时两周半，而没有应变计划的公司要比有应变计划的公司长2.5倍；危机后遗症的波及时间平均为8周，而没有应变计划的公司要比有应变计划的公司长2.5倍。由此可见，危机的防范是至关重要的。品牌危机管理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处理出现的危机，而在于辨别企业品牌运营中哪些因素中潜伏着危机。作为高风险行业，金融企业遭遇品牌危机将直接导致品牌价值的损失、损害金融企业信誉、显著影响上市金融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甚至直接危及金融企业的生存。因此，对金融品牌危机进行防范，避免和控制品牌危机是金融全球化时代中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1金融品牌危机的特点
1.1危机的一般特点危机是指任何可能危及社会及组织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利益、管理者无法预料但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紧急回应和处理的突发性事件。它具有下列一般特征：①破坏性：对社会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②突发性：不确定性，出乎决策者意料之外。③紧迫性：应对和处理行为具有很强的时间限制。④公众性：影响公众的利益、公众高度关注。
1.2金融品牌危机的特征对金融企业而言，品牌危机主要是指由于金融企业经营或品牌管理中的失误，或者由于客户与金融企业之间对金融产品、服务或者事件的认知不同、相互沟通不够，从而导致其产生激烈行为，并在短时间内波及社会公众、进而严重影响金融企业品牌价值的事件状态。
金融企业品牌危机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对于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引发客户不信任和不选用，会造成金融企业类似业务营业额的大幅下滑，对金融企业的声誉和口碑造成负面影响。另一类是非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客户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主要是金融企业内部某方面失误引起的经营危机和困难，如法律诉讼、人事变动等，这些问题逐渐向外传递，会造成客户对金融企业的不信任。
金融品牌危机一般具有三个特点：
1.2.1突发性，往往是由于金融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问题被曝光，或者客户等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质量不满无法宣泄而突然爆发。
1.2.2动态性和扩散性，品牌危机会随着金融企业对有关事件处理的正确和及时与否而减轻或加重，而且任何一个危机在没有彻底解决之前，都有可能产生扩散效应。
1.2.3破坏性，品牌危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会降低公众的品牌忠诚度，品牌价值在短期内会明显受损。
2树立危机意识
只有强化企业自身的危机意识，才能从思想上真正重视危机管理工作。企业要加强品牌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运行中以及金融全球化中金融企业面对的内外经营环境是瞬息万变的，由内外因素导致的企业危机难以避免，必须通过有效的品牌危机防范机制加以预测、预防、化解或尽可能减少其损失。树立危机意识最关键的在于及时识别危机的前兆。在日常品牌管理中，对可能引起金融品牌危机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整理和识别，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日常性监测。同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鉴别、分类和分析，正确判断、评估危机的可能性、危机风险源头、危机征兆和危机发生之间的联系等。
3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
企业要在品牌危机管理中取得主动，反应迅速，就必须建立品牌危机预警机制，在危机来临时尽早发现危机，以制度化的管理来对企业内部和外部可能产生的危机进行预测，增强企业的免疫力、应变力和竞争力。一套有效的危机预测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组织机构组织结构是企业品牌预警管理系统功能发挥的基本和必要保证，是对品牌不安全现象进行识别、预警和控制的保障。
3.1.1预警部主要职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负责品牌资产安全状况、品牌管理安全状况、品牌环境安全状况的日常监控，识别和诊断其中易引发品牌危机的不安全现象（危机征兆），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矫正控制；二是日常活动中训练全体员工接受识别危机征兆和防止危机发生方面的知识，培养员工在危机中的心理承受能力；三是进行各种品牌危机状态的预测和模拟，设计“品牌危机管理”方案，以在特别状态中供决策层采用。
3.1.2核心领导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由金融企业的董事会、总裁等组成，从战略层面把握危机的动向，对危机处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指挥各部门密切配合危机控制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的职能包括：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紧急情况下的预算审核、与政府和特别利益团体进行高层沟通、对机构投资者、媒体、消费者、员工以及其他受到影响的群体传达信息；与法律顾问沟通；跟踪公众动向；保证董事长或总裁了解事件的总体进展，启动媒体沟通程序等。它是发挥作用最大的危机管理机构，它的决策水平和预见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危机处理进程和结果。
3.1.3危机控制小组危机控制小组负责危机处理工作的实际运转，直接处理危机事件的操作层面工作，一方面向领导小组及时通报事态的进展，另一方面向联络沟通小组下达核心领导小组的决策信息。时刻保证核心领导小组清楚地知道危机情况，同时从核心领导小组那里接收战略建议，并制定危机处理的预算。
3.1.4联络沟通小组联络沟通小组负责与公众、媒体、受害者、公司成员的沟通，应确保企业用一种声音说话。任命两到三个公司发言人负责与媒体的沟通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保证对某个问题做出统一而前后一致的判断和解释，并且由获得授权任命的发言人来完成信息沟通的任务。
如前期浦发银行在其外汇理财产品出现“零收益”而导致客户不满，并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的处理上，就应该由品牌危机管理小组统一处理，对外保持同一声音，实施同一标准，并通过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主动化解品牌危机。而不应该政出多门，出现不同网点对部分客户补偿五花八门。例如：有的网点提出，投资者可以把理财投资的资金再续存一个月，给予其8%的年利率，即多存一个月可获得8%/12=0.66%的利息补偿；有的网点提出，给投资者3000元代金券；有的网点提出赠送投资者实物礼品。这些不统一的做法很可能会引发客户之间的攀比，使浦发银行处于更被动的地位。
3.2预警信息系统通过网络评价品牌的安全状态、监测影响品牌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以及品牌的不安全现象，并对其进行识别、诊断、评价，设计出预警信号输出系统。
如本次金融危机开始时信息不透明，给许多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带来负面影响。如今，美国政府对十大金融机构展开压力测试，将金融机构的真实现状公之于众，，使人们对这些金融机构重拾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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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岷峰.《商业银行危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2月.
[3]余明阳，刘春章.《品牌危机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金融危机前兆表现篇10
在日本，19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其语气好像中国人谈"十年"，悔恨与无奈兼而有之。
由于泡沫现象从1991年起开始破灭，各大银行均陷入不良资产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国内实体经济也从此一蹶不振，至今日本似乎已经失去了称雄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梦想，也失去了"日本经营模式"优越性的神话，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恢复元气的自信。尽管日本国民总生产（gnp）或国民总收入（gni）在这段时期内仍然维持在大约3兆7000亿至5兆美圆的规模(比较：中国为1兆多美圆，美国为10兆美圆)，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3-18%（比较：中国占6%，美国占30%），并且每年产生600-1000亿美圆的贸易顺差，在2000年对外纯资产达到1兆美圆以上1，但是，根据《读卖新闻》最近进行的舆论调查，62%的成年人和75%的青少年还是对日本的前景持悲观态度2。
泡沫的破灭导致了长期萧条。但是，在此之前，日本的经济曾经出现过持续四十年高速成长的奇迹。许多学者曾经认为，这样伟大的成就不能仅仅归功于技术水平、企业的效率以及国际经济的环境，与国家权力结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傅高义和约翰逊都强调"准政治性制度"、"独特的组织力、政策以及计划"乃至社会制度对于日本辉煌时代的重要性3。青木昌彦更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日美制度模式的比较分析方面4。然而，如果说经济的成功与某种制度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在遭受惨败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对有关制度条件的重新认识、反思甚至否定。实际上，把泡沫现象导致的经济失败理解为日本制度模式失败的大有人在，与此相应，彻底改造产业结构和国家权力结构也的确成为1993年以来日本社会的基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日本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种矛盾甚至反映在同一研究者身上，表现为结论的前后不相吻合5。正因为对日本制度的得失众说纷纭，而经济的泡沫现象又成为褒贬的主要分水岭，所以有必要对泡沫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特别认真的考察。
日本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不妨简化为在明治、大正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计划经济、以及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1955年政治体制和1975年经济体制这两大方面6。1955年政治体制的支柱是1947年宪法以及1952年日美安保条约，在制度安排上表现为一党优势和科层制多元主义协商国家类型，政府与民间形成了围绕民主化利益分配的复杂的关系网络。而1975年经济体制的轴心则是在劳资和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准计划经济方式以及企业的内部者经营控制，通过主银行（而不是股东大会或政府部门）监控方式来保障资本运用的效率。与此相联系，在大公司股份的构成中个人大股东所占的份额不过10%，表现出资本家法人化（奥村宏称之为"法人资本主义"7）的倾向。应该承认，这样的模式比较适合赶超型社会的需要。
但是，以国内生产为中心、靠出口创汇而致富的积累型企业活动发展到头之后，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促进创造性的风险投资、增加服务行业以及知识产权的比重，并把经济的中心工作从扩大出口转向振兴内需。日圆迅速地翻倍升值大幅度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导致放松行政管制、开放市场、致力于国际协调。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经济模式开始失灵，企业经营、雇佣关系以及行政指导等各种制度都受到挑战和改正。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景气低迷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改造，迄今为止，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个过程尚未完成。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异常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价格、错误预期价格之外的非理性投机价格的飚升）的泡沫现象。问题是在日本为什么泡沫会达到其他国家前所未见的程度？为什么由此产生的巨额不良资产和呆帐不能得到及时处理？造成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重创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政策的一时失误，还是制度安排上的根本性缺陷？研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日本，也有利于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箭在弦上的现阶段，考虑到美国为了维护美圆作为"石油通货"的地位而发动战争的深层动机有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货币战争"（美圆对欧元、日圆对人民元）前线的较大概率，如何防止it精密制导炸弹与金融炸弹先后落下的问题更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对日本经济遭受挫折的前因后果进行初步的考察，进而分析相关的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并介绍一些主要的改革举措。
由于泡沫造成的经济失败事关重大，无论学界还是实际部门都非常重视从中吸取教训，日本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是很丰富的8。尤其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的"二十一世纪综合研究项目"对1980年以来二十年间日本经济和政治所进行的深入考察和分析9，提供了详实的素材和精辟的论述，笔者从中获益匪浅，有必要特此说明。
ⅱ.两个起点：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和日圆汇率的急剧升值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远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期。
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维持多年的1美圆对360日圆的外汇兑换率出现浮动。为了避免日圆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联手抛售日圆收购美圆，造成巨额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之中，形成连续两年的资金过剩流动性累积。再加上1972年8月，田中角荣在就任首相前后宣布列岛改造计划，把每年经济增长率高估到10%。这就无意之间在物价、地价机制中种下了酝酿泡沫的病根。
接着在1973年后期爆发了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猛涨四倍，这对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日本经济打击极大，一时出现负增长（-1%--2%）以及高通货膨胀率（26%）的危局。受石油涨价影响的企业只好采取解雇工人的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而无法向产品价格转嫁压力的企业则纷纷倒闭，其结果在1974年出现了破产失业的高潮，劳资纠纷因此激化。当年度日本全国出现的罢工事件达一万数千件，参加人数多至一千四百余万人。为了维护经济基础和社会安定，经过交涉协调，企业、工会以及政府在1975年达成妥协性解决的协议：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劳动报酬，政府则通过大量发行赤字国债、建立就业资助制度、投入政府资金等方式来提供雇佣后援。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日本逐渐形成了财界、工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自民党议员集团共同组成的利益协调机制，这就是所谓的"1975年体制"。正是这种准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妨碍了对泡沫破灭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解决10。
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一步采取大规模扩张财政的政策，以便刺激经济景气。到1982年，日本发行的国债占gdp的35%。与此同时，为了提高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1975年体制"也得到加强和改进。不仅以政府保护产业为宗旨的"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1978年生效）得到进一步贯彻，而且还通过了"特定产业结构改造临时措施法"（1983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组织出现了"终身雇佣制"、"年功薪金制"以及"企业内部工会"等三种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政治和社会系统也形成了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各种节能高效的机制。其结果制造业和贸易业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在石油价格猛涨和日圆升值的不利条件下，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倒日益增强，并且在发达国家中最先摆脱世界性滞胀和经济危机的阴影。
由于国际竞争力的强化，日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美国一直为通货膨胀所困扰，不得不采取严格紧缩银根的政策，导致银行高利率和美圆升值（日圆相对贬值），不利于美国企业出口创汇，于是形成了日本民间和政府积累了大规模的收支顺差、美国民间和政府都赤字累累的局面，日美经济摩擦日益激化。根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统计数据，1983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圆大关，高达216.65亿美圆，1984年又飚升到368亿美圆，而同年美国贸易逆差则达到创记录的1233亿美圆。为了改变贸易不均衡的状态，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日本增加进口、扩大内需、缓和行政限制措施11。
面临咄咄逼人的国际压力，当时的中曾根内阁只好大张旗鼓地缓和对房地产的限制、积极投资兴建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在不动产开发等土木工程中引进民间竞争机制、提出迁都设想等等，并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对不动产投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修改证券交易法、放宽企业上市资格标准等举措把民间资金吸引到股票交易市场。这一系列动作导致日本的地价和股价从1984年左右开始上升。特别是日本银行在放贷时片面强调土地担保这一前提条件，而地价暴涨又使得银行贷款抵押物被过高估价，土地担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预防风险的作用。这是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化的直接原因，是泡沫现象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起点。
从1985年初开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对外汇市场的各种限制措施。到这一年9月22日，发达国家五国财政部长会议在纽约达成通过协调行动促使美圆贬值的广场协定，仅过两天日本中央银行就大举抛售美圆、收购日圆，导致日圆汇兑行情出现空前的涨幅。特别是10月24日日本中央银行进行短期利息走高诱导之后，日圆升值倾向终于变得不可逆转。从1985年9月到86年8月美圆兑换日圆的比值从1：240下滑到1：152。特别是在1986年7月提议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正式名称为"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12）送交首相之后，日圆更是急剧升值。与此同时，日本中央银行放松银根，不断施行低利息政策，连续五次调低法定贴现率使之从5%下降到当时的历史最低点2.5%。这是泡沫经济的另一个起点。
总之，在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再三采取低息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市场，政府的制度性举措以及鼓励"能挣会花"、"以钱生钱"的大众传媒又为人们利用这些资金购买资产（特别是不动产和股票）提供了充分的诱因和中介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促使地价和股价不断飚升。其别值得重视的是税收制度提供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群众对不动产投资，而担保制度则为银行贷款大开方面之门，这两项制度之间共振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泡沫化。
与日本经济泡沫化的条件相近的状况也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特别是贸易顺差激增的事实和人民币汇率偏低的呼声这两种因素已经显露出来。
200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831亿美圆，2002年则达到1031亿美圆的新高，远远超出同年日本的700亿美圆顺差13。虽然日本指责中国有廉价倾销的嫌疑，但迄今为止美国并未像当年对付日本那样强迫中国扩大内需以维持贸易均势，甚至像没事似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勃兴现在不仅不构成威胁，相反倒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全球化进程14。至于通过国际协调行为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意见，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最近在七个工业国组织央行国际会议上再次加以提倡，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15，尚未达成共识和决策。
但是，如果不出现意外的事态，预计在三、五年之后中国将很难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波动行市制的引进以及经济摩擦的激化。而中国银行的呆帐和不良资产的比率也非常高，例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6%16（比较：1992年大藏省和央行公布的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8兆日圆、占总资产的1.3%，但实际上当年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12.8兆日圆，1999年全国所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金额为30.3兆日圆17，在会计帐面上还是低于中国的不良资产比率），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演化成金融危机。到那时能否避免重蹈日本二十年前的覆辙则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ⅲ.三次决策失误：坐失解决经济泡沫问题的良机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出现长期萧条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9年末到1991年夏。尽管在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连续三次提高法定贴现率，大藏省也开始限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不动产业和土木建设行业放贷，但仍然不能控制泡沫的膨胀。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升到顶峰，然后急剧下滑。1990年，日圆、债券、股票同时贬值，泡沫开始破灭，败象毕显。另外，股价和地价的下降导致信贷担保物的贬值，金融机构为避免债权损失而迫切要求债务人企业尽快偿还借款或追加担保，这就迫使有关企业转让自己保持的股票和不动产，结果大大助长了出让股票和土地的风潮，导致股价和地价的进一步下降。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时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经济的挫折很快就会得到克服。
第二阶段是1991年夏到1996年春。日本采取扩张财政的政策，央行在1991年7月降低法定贴现率，大藏省停止对资金流向的总量限制。从1992年3月到1995年9月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先后7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紧急对策或综合性对策，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0兆日圆，其中货真价实的附加性支出占一半。1993年有关部门曾经一度宣告走出谷底，1995年和96年日本景气也确实略有回升。但是，在日圆升值到1美圆兑80日圆的汇率压力下，日本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扩大财政、放松银根的政策，结果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泡沫后遗症恶化的事态。
第三阶段是1996年4月到98年8月。日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之中，开始对各种制度乃至整个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在金融方面决定采取"大爆炸"的举措，在财政方面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在经济管理方面推行大幅度松绑的自由化路线，并把通过增税的方式重构财政作为最优先的课题。
第四阶段是1998年8月到2001年4月。为了刺激景气不惜施行极端的财政缓和政策，连续两年追加公共投资，并推迟结构性改革以及金融机关呆帐和不良资产的处理。然而，在1998年末以拓殖银行和北海道银行合并方案遭到拒绝为标志，金融亏损的处理不再规避破产程序，从此1975年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第五阶段是2001年4月到现在，小泉内阁提出"改革无"的口号，试图强制性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硬着陆"，但收效甚微，并开始遭到强烈反弹。小泉内阁在2002年10月发表的"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的策略以及综合性滞胀对策"只是对银行和自民党主流派的抵制进行让步和妥协之后形成的一个怪胎，致使那些期待改革的人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日本似乎也开始摸索在重新军备化（改宪、海外派兵以及寻找经济新动力）、外交（价值同盟的建构）以及区域经济（东亚共同体的设计）方面寻找出路的可能性。
在上述过程中，核心问题是怎样清除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呆帐。起初大藏省提出的是"软着陆"方案，避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对社会的冲击，在维持原有机制的前提下逐步缩小不良资产，等待景气回升来消化之。为此，针对地价猛涨的偏向而采取总量限制的措施（1990年3月27日），遏止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针对大规模呆帐和不良资产而两次制订住宅专门金融机构的整顿计划。在1995年6月以后采取母体行主义方式兼并破产金融机构，避免进入清算程序。可以说，这是最后一次"保驾护航"式的行政干预，是"1975年体制"的回光返照。在该措施也失效之后，日本就进入了"大爆炸"的巨变时代。
这是否意味着"软着陆"方案完全行不通呢？倒也未必。日本的经济泡沫有没有可能及时化解以避免贻害过甚呢？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如果做一回"事后诸葛亮"就会发现，在泡沫破灭前后以及善后处理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挽救的余地或成功的可能性，但由于决策失误，终于没有能够把握住机遇。主要的决策失误似乎有三次。
第一次失误发生在1988年，泡沫破灭之前。实际上，在1986-87年期间日本和欧美都出现了地价和股价大幅度上涨的泡沫现象，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引起全球连锁反应之后，各国都从1988年夏天开始紧缩银根，但唯有日本仍然容忍钱浮于市，不断增大现钞供给量。
在这一段时期，地价、股价不断上升似乎让每个日本公民都有机会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经济景气带来税收增加使内外无债的政府也有些飘飘然，在这样举国陶醉的状态下，金融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也日益松弛。直到1989年中期有关当局才意识到形势不妙，日本央行赶紧采取紧缩银根、限制不动产贷款等对策，但为时已晚，泡沫继续膨胀不已，直到破灭为止。如果日本也在1988年采取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或许能够提前挤除泡沫而避免经济的失败，至少可以大大减弱泡沫破灭的冲击力和不良影响。
第二次失误发生在1992年，经济萧条的初期。这时或许受到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体验惯性的影响，有关当局抱有地价、股价以及景气迅速回升的期待，仅仅采取了以财政投资和融资来扶持股市的对策，而没有果断地实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既未把银行的破产处理提上议事日程，也缺乏结构性改革的准备。
这样小修小补、守株待兔的做法贻误了遏止泡沫破灭的恶性循环、避免不良资产和呆帐不断扩大的时机。其结果，金融机关的健全机制受到严重破坏，造成1992年-99年日本全国银行部门累计不良资产损失金额达65.7兆日圆、占gdp13%这样的惨痛后果。此外，到2000年3月为止还有63.4兆日圆的不良资产没有处理18。据最近的报道，2002年日本全国各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近2兆美圆的规模，十五家大银行每年正在继续产生300亿美圆的损失19，不良资产占gdp的10%-20%20。
第三次失误发生在1995年底，日本政府鉴于采取母体行主义方式进行"保驾护航"式行政干预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现实，决定直接投入公共资金6850亿日圆来解决住宅专门金融机构的问题，特别是救济受到拖累的大债权者--农会协同组织。在这里，政府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金融危机的真相告诉人民以争取理解和支持，关于投入公共资金救济私有企业的理由的阐述也非常笨拙，缺乏说服力。
由于农协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大藏省与农林水产省就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救济达成特别协定在程序正义上存在瑕疵，引起了其他利益团体的不满，结果造成全国舆论一边倒，人们都对以国税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和呆帐的做法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加上经济泡沫化时期的政界丑闻被陆续揭露出来后，政治和行政系统的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形成，大众传媒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有时也流露出情绪化的对抗倾向。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公共资金来处理不良资产的设想无法推行，大型金融机构、生命保险机构、一揽子承包商的亏损都只好放任自流、容忍它不断恶化21。
在这三次失误之后，"软着陆"的机遇一去不返，日本只好通过对现有制度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来寻找出路。这就导致了从1996年的桥本内阁的金融"大爆炸"一直到最近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财政投资融资机制解体重组等"硬着陆"局面22。
ⅳ.结构和环境的变化对景气恢复的挫伤
除化解不良资产和呆帐方面的决策失误之外，景气的长期低迷也是致使事态恶化的要素。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刺激景气均未收到明显的效果，究其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比较优势带来制造业空心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更值得分析的是在结构调整和重塑过程中的改革措施于无意之间打击了景气的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税收方面决策的适当性问题。
1994年，为了护持景气和健全财政，日本提出了一个规模为5.5兆日圆的增税减税一揽子处理的综合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对所得税、居民税的减免（其中永久性制度减税3.5兆日圆、临时性特别减税2兆日圆）以及作为减税财源从1997年4月开始把消费税从3%提高到5%，其间的过渡性亏空以国债填补。这样的税收决策是考虑到公民承受能力和长期合理性的，按说不至于引起强烈反弹。但是，在1996年总选举时，冻结消费税成为有力的选举口号，结果造成决策层方寸紊乱。另外，桥本内阁把重建财政作为最优先课题，又不得不首先解决财源问题，于是废除预定的2兆日圆的特别减税措施，在增加消费税的同时提高了社会保险费的缴纳金额（包括医疗费在内公民负担纯增9兆日圆），结果使消费购买力以及已经开始恢复的景气受到严重打击，在1997年出现了自石油危机以来23年中第一次经济负增长23。
1997年秋，在财政结构改革法通过之后，桥本内阁开始着手削减财政赤字，但结果却给日本经济带来显著的滞胀现象。鉴于这种状况，桥本内阁只好改弦更张，在1998年4月进行超过4兆日圆规模的减税（所得税和居民税减免），以刺激个人消费。然而为时已晚，这样的临时性特别减税措施不仅未能改变经济持续负增长的颓势，反而诱发了人民对公共事业的浪费性开支的不满情绪的高涨24。
其次，在金融方面主要有两个事件进一步挫伤了景气。
一个是对金融体制的"大爆炸"式改革。另一个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具体表现是三洋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濒于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自主倒闭对金融信用的猛烈冲击，使得作为日本信用制度的基础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大藏省和央行的金融机关监督体制以及金融机关财务报表等三大支柱都面临信任危机。在信用不安不断增大的状态下，金融机关本身也面临资金周转困境，进而形成企业和银行互相怀疑的恶性循环，即使处于银根放松时期，事实上也会出现急剧的银根紧缩现象。这就很容易导致滞胀的螺旋式发展。据专家分析，如果日本政府继续采取现行政策，到2005年与长期国债相关的利息将会开始上升，有可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造成冲击25。
这时形势比人强。从日本的病急乱投医式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到，至此当局已经力不从心，根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金融系统爆发的严重问题。只是在大规模投入公共资金（共计30兆日圆，其中13兆日圆用于补贴未破产银行，另外17兆日圆用于在银行破产处理过程中保证存款人利益）救济金融机构，并对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实行国有化之后，才使银行部门恢复了暂时的、表面上的平静。
因此1998年7月上台的小渊内阁以及后来的森内阁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放松财政政策来饮鸠止渴。但是，随之而来的后果是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使事态更加恶化。
实际上，目前日本中央政府、特殊法人以及地方政府都负债累累。例如在2002年，政府债务超过gdp的130%，如果加上退职金财源匮乏、其他公共部门的债务以及对陷于亏损的中小企业的债务保证（根据中小企业金融安定化特别保证制度）等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债务，那么政府债务对gdp的比率就会轻而易举地高达300%以上26。继续发行国债已经很困难了，但如果不发行国债却又难以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和正常周转。在这样的状况下，财政支出不断左右摇摆，使通过公共投资刺激景气的效果来不及显示出来。
根据公共投资带来消费和私人投资增长的乘积效应法则，按照经济规划厅经济研究所的推算，本来在日本每增加1兆日圆的公共投资就应该使gdp增长大约1.3兆日圆。但是，要实现这样巨大的乘积效应是以公共投资的规模始终维持不变为前提。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日本财政支出往往是头年增加次年减少，不能把追加公共投资后的财政开支规模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其结果不仅不能发挥刺激景气的乘积效应，甚至还会反过来，在动摇市场信心的状态下造成事与愿违的负数乘积效应27。
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式制度设计的评估
由于泡沫的形成以及破灭之后的严重后果与日本经济的制度模式以及权力运作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彻底的结构改革有被认为是走出萧条、重振雄风的必要条件，我们有必要回头对日本式制度设计进行一番考察和分析。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的基本模式不妨用1955年政治体制和1975年经济体制来概括，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政界、官界以及财界的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而这三极又分别呈现出利益民主主义、省厅本位主义以及法人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现实政治中，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政治（也不妨理解为在的体制下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交替组阁的准两党制政治）以及行政机构内部的省厅竞争为权力结构带来了弹性和动态，有利于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提高效率。其别重要的是在政治和行政过程中形成了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中央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机关委托事务的方式有效利用大约45兆日圆的地方财政拨款以及350万人的地方公务员，也可以通过审议会和人事交流等方式积极利用民间的资源来实施公共项目。其结果，日本国家权力运作呈现出顾客政治与权威主义治理相结合的形态，而经济体制则带有强调计划理性的"准社会主义"色彩28。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日本战后发展过程曾经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国家与市场、企业之间，日本长期存在着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指导制度。
所谓"行政指导"，是指为实现某种行政上的目的而进行的、旨在奖励管理对象（私人企业）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在这样的行政活动中，一方面民间存在着对于积极有为的政府的期待，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方式本身具有非常突出的弹性和非正式性，而从法治主义原则的角度来看，如何防止公共机关对私人领域的过分干预则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行政指导的主要实例包括采取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加强对能源事业（特别是石油产品）的管理（包括支持石油价格的隐性卡特尔结构）、组织国土的开发利用、保护消费者、调整围绕中高层建筑而发生的纠纷、对超级市场的间隔和地区进行规划和协调，等等。
日本式行政指导的主要特征是更重视因势利导和周到细致的合理化调整而不是行政命令，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管理对象的自觉服从。当然，除了事先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要求和事后进行说服等方式来促使人们服从指导之外，行政机关也经常通过非正式的制裁措施和提供优惠待遇等方式来加强行政指导的约束力。无论如何行政指导都缺乏能够变更权利义务的法律效应，因而它的制裁是有限度的，但与此同时，行政权力也因而得以摆脱法律的制约，甚至采取超越法律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尽管在日本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由于从理论上说对于行政指导的服从是"自愿的"，因此作为司法性审查的前提条件的"处分性"和"权力性"就容易成为问题29。实际上，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与行政指导相联系，在具体考察泡沫破灭导致日本经济失败的直接性制度因素的方面，宏观层面的金融管理卡特尔结构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金融管理卡特尔结构是指日本在大藏省介入的情况下由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就行情以及市场份额所达成的协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范性结构。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金融系统协调的目的主要是在各金融机关之间形成和分配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许可权，在不同领域中提高交易壁垒以阻止新企业参与分配。有关政府部门则可以利用金融管理权限去分别从事寻租活动。另外，支持这样的制度安排的政治家也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票源和政治上的支援。
这种卡特尔结构的长处是形成了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互相沟通的框架，在政府部门的媒介作用之下比较容易按照计划理性、长期理性的需要进行协调。特别是在大藏省对财政、银行、证券统筹兼顾的状态下，有利于充分动员国内资金，对产业整体以及特殊部分的发展进行"保驾护航"。但是，在保护既得权益、拒绝外部影响这一意义上，卡特尔也很容易变成一种缺乏弹性的保守装置。特别严重的问题在于各个金融机构会逐步失去对规章制度的守法精神，只要某一成员不脱离卡特尔结构，无论采取什么不规范的做法都往往能得到其他伙伴的容忍和承认，因为严格的制裁机制有可能破坏卡特尔结构内部的宁静和协调。长此以往，败德现象就蔓延到难以收拾的程度。
另一方面，在行政与政治之间，存在的与被的关系及其变化与泡沫破灭后的决策失误之间的关系，即在结构改革过程中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性的丧失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善后处理的非合理化的问题，也很值得重视。
根据村松歧夫和柳川范之的分析，在日本执政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很类似一种特殊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执政党监控人的活动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收回委托的权限或者收回多少权限。越是专业性的问题，委托的权限也就越大，例如金融部门的专业性非常高，所以占据信息优势的大藏省在实质上能够行使的委托权限也就非常大。但是，毕竟大藏省只是人，所以它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意志自由行事，而必须尊重自民党的意见和反应。如果大藏省在金融政策的决定方面严重损害自民党的利益，委托的权限就有可能被收回。反过来，自民党也必须充分考虑大藏省的立场和要求，以便在高度专业化的问题上得到大藏省的有效协助，从而更好地维护一党独大的地位以及政权的安定性。在这里，除了法理上的委托和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的长期关系，实际上非正式的授权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30。
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委托和关系以及长期安定的协调性，使得行政机构可以免除后顾之忧，让党来承担所有政治压力以及来自民间的批判，也不必在乎司法权力的挑战，只专心于提高效率和管理水平就万事大吉。这样的制度模式对于目标明确的赶超型社会是行之有效的。但久而久之，行政机构就会逐渐僵化，缺乏风险意识，对人民的要求也很不敏感。一旦社会结构多元化，特别是执政党不再包揽所有责任之后，行政机构将不得不直接面对各方面民意代表的质询和监督时，就会无所措手足。在1990年代日本大藏省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并且由于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信誉扫地、怅然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在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日本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民党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伤，决策过程增加了许多变数。特别是1993年一党长期执政的状态以及1955年政治体制宣告终结，出现了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之后，就金融管理方面而言，委托人已经改变了，但是人还是原样不动。
这时的大藏省没有充分理解局势变迁的本质，没有注意到委托人利益发生了变化、过去的非正式互信关系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而是仍然墨守陈规，结果在处理住宅专门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呆帐等问题时进退失据，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例如大藏省的银行局仍然按照惯例服从自民党议员的要求和压力，但自民党却已经有时完全、有时部分地失去了委托人的地位；而担任大藏大臣的政治家却是联合执政的其他政党干部，对自民党议员并不买帐。由于在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原先存在的协调性经常出现问题，而在大藏省内部也产生了不同部门、不同官员之间互相矛盾的事态，行政效率因而受到很大影响，一再错失扭转颓势的良机31。
由此可见，正是1975年体制妨碍了及时处理金融危机的作业。从1998年开始，日本不得不彻底放弃父爱主义的行政指导方式，按照市场要求推动大幅度的行政机构改革，压缩省厅数字，加强首相的决断力，引进独立行政法人制度，改"事先限制?协调"的管理方式为"事后监视?救济"的管理方式，加强司法机关的功能和审判民主化，力图实现从行政国家到司法国家的"第三次法律革命"32。至此1975年体制基本上完全坍塌。
ⅵ.避免重蹈覆辙的启示
一般认为，日本在处理1990年前后经济问题的最大败笔有二：在泡沫形成期间，是政策和制度的变更缺乏整体一贯性，政府内部不存在进行通盘设计、发挥综合调整功能的政策机构，各部门按照本位主义的习惯方式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在泡沫破灭之后，根本性失误在于官方民间都保有侥幸心理，以拖待变、指望景气回升消化不良资产和呆帐，而缺乏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断力33。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为了防止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恶化，有必要及时通过企业重组以及破产程序处理不良资产，解散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日本的教训表明，如果自我资本不足的大银行得不到及时处理，股东和经营者的动机都会发生扭曲。由于企业的支配权实际上已经转到债权人手中，股东不会继续承担风险责任和监控职责，并且存在等待股价上升的侥幸心理。而过去的经营者为了避免追究经营责任，宁可维持赤字经营，尽量使破产清算程序推迟到将来再说。何况政府为了社会稳定最终将保障存款人利益，承担银行破产的风险，使经营者的拖延战术有充分的理由和现实条件。其结果，银行将不断进行高风险经营，造成损失不断扩大以致无法收拾。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应该强调在必要时果断进行破产处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1998年开始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破产处理的举措值得高度评价。当然，也要注意司法处理的局限性，把重大问题付诸立法和政治决策机关来解决。
另外，即使在不得不投入公共资金进行救济的场合，也应该采取大胆而有一贯性的财政措施，力争毕其功于一役，并同时推行结构性改革，打破金融从属于财政的格局，避免金融机构、融资企业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沆瀣一气，利用公共资金来形成和强化某种形态的败德性分利同盟。例如，日本在1999年投入公共资金救济银行，虽然的确能显示出防止发生金融危机的效果，但却不能有效刺激景气，恰恰相反，接受救济的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急于从事贷款竞争，不顾信贷安全性抢夺信用度相对良好的中小企业，这种短期行为反倒有可能加深经济的病态。因此，在通过财政手段处理不良资产时，必须着眼于金融机构今后的年度利益是否足以处理新产生的概率性不良资产，这就必然涉及结构改造的课题。
还要充分注意以"党政分离"为基调的行政机构改革和政治改革对经济决策的影响，重新界定政府部门的关系，防止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在减弱或丧失的场合诱发经济危机或者耽误经济危机的处理。迄今为止中国的行政过程受到两大压力缓冲装置的保护，即共产党和国有企业。以后这样的保护效果将逐步消失，为此必须尽早让行政机构逐步在适当范围内直接承受民意的压力，以形成风险意识、提高弹性和应变能力、履行越来越多的说明义务。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舆论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资本市场规则的执行以及日常性监督机制，防止股票和证券的不公平交易。传统的制裁手段主要是刑事司法程序，但由于审判过于费时，而检察机关也难以胜任维持瞬息万变的证券交易市场秩序的复杂任务。各国法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继续严格适用刑事惩罚，与此同时，广泛采取民事制裁以及罚款、警戒性收费、防止再犯的附带命令和排除措施、事先中止措施、紧急停止命令等各种行政处罚用以代替刑事惩罚。
注释：
1有关统计数据，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中心网上数据库中的日本统计年鉴、日本的统计、世界的统计等栏目，查阅/dangdai/">现代政治--1955年以后》上、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日本政治学会（编）《年报政治学1996--55年体制的崩溃》（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新川敏光"1975年春斗与经济危机管理"大岳秀夫（编）《日本政治的争点》（东京：三一书房，1984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现代日本经济系统的源流》（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
7参阅奥村宏《新版?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构》（东京：社会思想社，1991年）、《公司本位主义会崩溃吗？》（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
8例如：野口悠纪雄《泡沫的经济学--日本经济怎么了？》（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2年）、崛内昭义《金融系统的未来--不良债权与大爆炸》（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竹内靖雄《"日本"的终结--与"日本式社会主义"的诀别》（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朝日新闻经济部（编）《金融动乱》（东京：朝日新闻社，199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泡沫经济的检验--无意的犯罪》（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0年）。
9村松岐夫、奥野正宽（编）《平成泡沫的研究》上、下两卷（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
10详见奥野正宽"泡沫经济及其破绽处理--来自"1975年体制"视角的考察"《平成泡沫的研究》上卷，特别是53页以下。
11详见中西宽"国际系统的变化与日本的泡沫--政策协调的挫折以及全球化"《平成泡沫的研究》下卷308页以下。
12详见小峰隆夫《日本经济的结构转换》（东京：讲谈社，1989年）226-232页。
13参阅《万维读者网》2003年2月22日）。
14据詹姆士?金格"中国贸易顺差推动全球增长"《金融时报》（英国）2003年2月17日的报道。
15参阅《万维读者网》2003年2月22日/headline/newspool/22a160820,html）。
16据2003年2月25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联合举办的主题会议"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建立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新秩序"上吴敬琏教授的讲演"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17深尾光洋"1980年代后期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与90年代萧条的原因"《平成泡沫的研究》上卷100-103页。
18据深尾?前引论文，《平成泡沫的研究》上卷103页。
19seewilliamh.overholt,"japan"seconomyatwarwithitself",foreignaffairsvol.81no.1(2002).
20accordingtorichardkatz,"japan"sphoenixeconomy",foreignaffairsvol.82no.1(2003).
21详见久米郁男"围绕投入公共资金的舆论和政治"，《平成泡沫的研究》下卷109-156页，特别是113-117页。
22关于上述经过以及各种事件和现象，据"泡沫经济相关年表1979年-2000年"《平成泡沫的研究》下卷435-490页。但有关发展阶段和主要失误的分析由笔者自负文责。
23参阅石弘光《税制观察--追求"公平、中立以及简洁"》（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第三章。
24同上，54页。
25accordingtooverholt,op.cit.,
26ibid.
27小盐隆士《市场之声--为了发挥政策评价功能》（东京：中央公论社，1999年）66-68页。
28参阅三宅一郎等《日本政治的坐标--战后四十年的轨迹》（东京：有斐阁，1985年）、猪口孝《日本：经济大国的政治运营》（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中野实《日本的政治力学--谁决定政策？》（东京：nhk书籍部，1993年）、加茂利男《日本式的政治系统》（东京：有斐阁，1993年）、村松歧夫《日本的行政：活动型科层制的变化》（东京：中央公论社，1994年）。
29cf.michelk.young,"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guidance:governmentallyencouragedconsensualdisputeresolutioninjapan",columbialawreviewvol.84(1984)pp.924ff.
30村松歧夫、柳川范之"战后日本的政策实施：政党与官僚"，《平成泡沫的研究》下卷17页以下。
31详见同上，3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