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1
在解决大学生就业不平等问题上，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多由学生组成，出于对学生自身身份的认同，比政府主导的传统法律援助机构更具亲和性。同时，这种大学生间的互助组织在申请援助程序上也较为灵活简单，更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解决就业不平等问题。
二、我国高校法律援助存在的不足
（一）社会认可度不高
首先是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主要表现在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地位缺失和高校法律志愿者服务资格的认可度低。目前，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主要是在学校领导下自主成立的，大部分都没有在民政局进行法人注册登记，因此社会认可度不高。其次是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公检法对他们的诉讼资格并不认同。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64.3%的人有意愿寻求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但他们同时又担心大学生的实践经验不足，对他们能否胜任诉讼工作持怀疑态度。
（二）服务的质量不佳
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学教育偏重理论，缺少相关的实践教学，使得我国高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关经验，因此难以满足被援助对象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多为自主设立，存在纪律松散、人才流失等问题，许多学生因课程学习压力大，不能保证有时间去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可见，不完善的人才培养以及组织管理松散，使得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三）组织影响力不够
在我国，除少数有影响力的高校法律援助组织之外，大多数高校的法律援助组织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校内。然而，大学生的就业地与生源地往往是分开的，导致大学生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寻求学校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同时，学校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于人员、经费的限制，也不可能进行跨地取证调查进行法律援助。此外，援助的形式也局限于法律诊所模式的咨询，使得大学生的就业平等维权困难重重。
三、加强大学生就业法律援助的对策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针对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对的不平等现象，必须完善高校的法律援助制度，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学生互助的作用，努力维护大学生的就业平等权。
（一）组建校际联盟和培训援助人员
组建高校间的法律援助联盟。我国《就业促进法》第9条规定：“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领导大学生进行各项活动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以户籍为纽带组成的大学生公益组织在广东兴起。在市一级团委的组织下，不同学校、专业的大学生联合在一起进行公益行动，为社会公益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样，按行政单位进行划分，将零散的高校法律援助组织集中起来，由校团委领导转变为团市委统一组织管理，能够很好地解决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法人地位缺失问题，增强合法性，提高社会认可度。这样不仅能够将本地的高校法律援助组织联合起来，使其影响力从本校拓展到社会，还能解决大学生由于生源地与就业地不同而找不到援助机构的问题。培训高校法律援助人员。传统的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多为在校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都有，其水平和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在人员的组成上应增加律师以及高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同时，将法律援助志愿者组织起来，由律师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和进行统一的能力考核选拔，提高他们进行就业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
（二）加强就业法律援助内容宣传教育
马克思曾经说过：“内容是构成一切事物要素的总和。”大学生就业援助的内容指的是法律援助组织为帮助大学生应对不平等侵权行为，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具体而言，是在就业前与应聘择业两个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援助。由于大学生专业知识的限制和自身不够重视，导致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主要表现为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缺乏以及维权意识的缺乏。根据问卷调查显示，许多大学生对《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条文缺乏认识，并且对于试用期的限制、“五险一金”等法律保障措施也不大了解。在此期间，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可以通过普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常识宣传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平等权益。尤其是针对应聘与择业的大学生，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可开展就业法律咨询，对他们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一对一的法律解答。例如，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可以帮助大学生对三方协议、试用期、劳动合同等相关协议进行审查并提出相关建议。在遭遇不平等的时候，通过法律文书、或有资格的律师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法律援助。
（三）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就业法律援助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2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笔者学习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也曾经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在农村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下笔者将结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对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问题、对策进行论述，与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要针对农民，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的贫困人口多。
我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通过查看数据可以得知，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以笔者工作的永乐店镇为例，永乐店镇地处北京市最东南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截止到现在全镇常驻人口30000余人，拥有农村低保户781人，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数农民都过着穷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因为怕伤和气的占30%，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多。
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发生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在农村，每个家庭普遍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六个，孩子多导致家庭贫困，孩子长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或因为贫困、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笔者在2004年承办的一个索要赡养费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其中大儿子同意赡养，但前提是二儿子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否则他也不赡养老人；二儿子则因为贫穷拒绝赡养老人。最终老人一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在农村像这种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为数不少。另外，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及安全措施不当导致农民工因工受伤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是无助的，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3、在农村加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产生法律宣传的效应，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在农村接受法制宣传的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相当多的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对诉讼敬而远之。而农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村与村之间联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过几天全村甚至外村都会听说。因此笔者认为切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比单纯进行法制宣传的效果要好，因为当事人回去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听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而且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讲述，这样在无形中就提高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广大农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以扩大影响，消除一些农民认为法律遥不可及的偏见，改变农民对法律、诉讼的一些认识，提高农民知法、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减少因农民不懂法而吃亏上当的情况的发生。
二、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如今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在城市宣传的较为广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设在城市里，而针对基层农村的宣传较少，因为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真的广泛宣传恐怕会有相当多的农民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应接不暇。但这样就与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又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那么只有凭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当前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费等法律援助。而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
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笔者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索性赡养案件诉讼费只有50元，笔者先行垫付了，那诉讼费要是几百元甚至上千上万元呢？因此，法律服务费的减免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减、免费的律师服务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缓收和减免诉讼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落不到实处。
3、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据笔者在永乐店镇的调查显示，《法治进行时》、《法制播报》、《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在农村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越来越广，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决对策。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在农民赶集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条件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3
一、指导思想
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以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为目标，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主线，以方便服务群众为重点，全面提升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方便快捷的获得法律援助，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目标要求
通过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推动全市完善便民利民服务措施，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创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探索构建法律援助便民服务长效机制，建立高效规范的法律援助实施体系，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三、活动内容
（一）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降低门槛，积极受理、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力争实现办案增20%的目标。进一步放宽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探索实践以申请人是否具有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能力，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使生活在低保水平边缘的困难群众和因突发事件致贫的人员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案件，免审经济困难状况，一律纳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的同时，将依靠救济金生活者，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及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征地、拆迁、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案件纳入法律援助重点范围。积极受理权益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性案件。
（二）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市法律援助中心、各街（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要积极创造条件优化接待咨询工作环境，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便民服务指示牌，设立承诺服务公示栏，对于来访群众开展一声问候、一杯茶水、一个让座、一个满意答复、一声道别的“五个一”温馨服务活动。对于来访群众坚持实行和落实首问责任制制度，最大限度避免来访者重复跑腿的现象。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主动预约上门服务。
（三）拓宽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建设，逐步健全纵到底，横到边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建立与工、青、妇、劳动、民政等部门组织法律援助联络体制，各镇（街道）工作站要加强对村（居）法律援助联络员的培训工作，努力做到村（居）民获取法律援助知识不出村。各工作站要认真做好本辖区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的初审工作，一次性告知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必备条件和程序。市司法局将为全市1、2级残疾人、低保户发放法律援助卡，持卡人可在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实现一卡通无偿法律援助服务。为进一步方便当事人咨询和申请法律援助，拟在市区增设若干个法律援助联络站。各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承办一定数量的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继续完善实施法律服务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法律援助“代受理”制度。尽最大努力节约当事人维权成本。
（四）做好法律援助的接待咨询工作。进一步整合和发挥“12348”法律援助专线咨询工作职能，接听好每一个咨询电话，接待好每一位来访者，大力推行和倡导“一二三服务规范”，即“一声（问候）、二有（有同情心、有责任感）、三心（耐心倾听、细心解答、热情服务）。法律援助中心和各法律服务机构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一次性告知服务，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尤其是对于事实清楚、案情简单或即将到时效的案件，当事人即是提供的相关材料不齐全，也要即行受理，日后让其补齐相关材料。对于不符合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耐心细致的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并引导其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五）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为最大限度方便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对于持有以下证件或证明的申请人，免审经济状况：最低生活保障证、特困救助证、五保户、特困职工证、享受政府民政部门救济待遇，司法救助证明、社会福利机构供养的人员证明、重度残疾且无生活来源的证明、依靠政府抚恤金生活的证明、法律援助卡、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案件。对于特困职工、返乡民工、生活困难的被征地农民及新失业人员，纳入援助重点范围，对以上各类人员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即申即批。
（六）建立方便群众异地申请法律援助协作机制。法律援助中心要引导和帮助当事人按规定在义务人所在地申请法律援助，对于外地人员在本地申请法律援助提供证明有困难的，要主动与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或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取得联系，获取相关证明材料，对于本地人员在外地申请法律援助的，要积极协助当事人向异地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相关证明，根据办案人员的需要，要尽力为外地办案人员在我市调查取证提供必要的协助；本地办案人员在外地需协助的要积极主动与办案地法律援助机构联系予以协助。各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单位，在承办50人以上集团诉讼案件中，因人力物力局限，承办有困难的，可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汇报，市法律援助中心要积极协调其他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市法律援助中心协助办理。最大限度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七)建立健全受援人联系告知制度。法律援助中心在受理当事人申请时，要明确告知申请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承办人员应当主动告知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风险，并应主动向受援人通报案件进展情况，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认真登记受援人的信息，做好案件事后的回访工作。
(八)完善诉前调解机制。法律援助中心和各法律服务机构在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对于案情事实清楚，较为简单的案件，要首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在不影响诉讼时效的前提下，应尽量采取调解优先的方式，通过调解结案。将诉前调解作为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前置程序。对于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要及时立案进入诉讼程序。
(九)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法律援助的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法律援助工作的根本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直接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他关乎着群众的利益，政府的形象，广大法律援助人员的奉献精神。法律援助中心和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怀着对弱者的深厚感情，办好每一起援助案件。对法律援助案件实行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现时办结制，从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指派、承办、受援人监督和社会监督实行全程监督，对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都要认真做好案件质量评定。法律援助中心要采取巡回检查、跟踪回访、旁听庭审等形式，强化监督，坚决杜绝和严肃查处消极应付、懈怠办案、索取财物等违法违规现象，确实将法律援助打造成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十)强化受援人和社会监督。法律援助中心应当做到对每一个援助案件都要发放和回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卡，主动接受受援人和社会监督，主动通过电话回访和走访形式，征求各方意见建议，认真受理和查处受援人的投诉。
四、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各工作站、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要认真组织学习司法部、省厅、市司法局和市司法局的《实施意见》精神，认真在本系统、本单位全体人员中做好动员部署工作，提高全员对此次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的思想认识，调动全体人员参与主题活动的积极性。
(二)组织实施。各单位要按照本《实施意见》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组织学习《实施意见》的同时，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律师法》、国务院、省《法律援助条例》、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中共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孟建柱在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定办法和有关协会、上级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操守有关文件规定等。
(三)各单位要围绕学习内容，制定学习活动配档表，落实责任人、学习辅导人、严格考勤制度和纪律，不留死角，严禁走过场。
(四)总结表彰。市司法局在主题活动期间，不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推广典型，巩固活动成果，探索建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务长效机制。对在活动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通报表彰，并推荐上级司法行政系统表彰。
五、组织领导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4
一、区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的基本情况
区法律援助服务模式总体情况良好，基本适应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一是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有固定办公场所和专职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二是法律援助宣传取得成效。按照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精神，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的“三个重点”和“两种方式”，使得法律援助广为人知，在需要法律援助时，能够及时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给予法律援助。三是法律援助业务有效开展。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的组织下，专职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共同承担了大量的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较好地承办各级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法律援助中心加强与老龄委、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残联等社会团体的联系，共同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为各类人群提供法律援助。四是加强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通过学习座谈、介绍案情、模拟庭审等方式方法，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培训，有效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法律援助中心有纳入财政预算的法律援助经费，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不必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担忧经费不足。
二、区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存在的主要不足问题
1、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认识不够。部分机关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实际上法律援助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依法治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法律援助体现了党和政府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的诚心诚意，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困难群众解决没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由于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认识不够，使得部分机关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不大重视法律援助问题，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持久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不足。《法律援助条例》中明文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来源应当是政府。目前法律援助经费虽然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但经费偏低，不能满足当前法律援助的真正需要。况且当前社会转型期间矛盾突出，事情多发，申请法律援助的人逐渐增多，法律援助经费不足问题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3、法律援助人员积极性不高。目前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其中律师最为主要。法律援助人员办案虽有一定的经费，但不足以支付最基本的差旅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法律援助人员办案要靠其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但这很难做到长期坚持，所以法律援助人员积极性普遍不高。
4、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人员不足。法律援助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需要相应的人员去做。没有一定的人员，不可能全面实施法律援助，起到法律援助的真正作用。但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人员不足，有时还存在人员不到位或从事其他工作的现象，使得该办的法律援助案件无人去办，该进行法律援助的案件无法办理，造成社会上众多贫、弱、残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5、法律援助办案效率不高。经过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深入人心，群众知道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对办理法律援助的具体细节并不很清楚，造成当事人办理申请时手续没有带全，法律援助机构接待当事人只能让他回去补办申请法律援助所必须的手续，造成了当事人多跑路却不能得到法律援助服务的情况。
三、解决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1、加强学习宣传，提高对法律援助重要意义的认识。要组织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国家和政府有关开展法律援助的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使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认识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从而重视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为开展法律援助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要组织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援助人员学习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使他们发扬光大扶危济困、奉献爱心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奉献一份爱心。要利用电视、报刊、宣传栏、横幅标语等媒体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法律援助事业，自觉为法律援助工作作贡献。同时，让广大法律援助对象了解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自觉主动地寻求法律援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使法律援助工作获得领导支持、群众拥护、社会认可。
2、优化服务功能，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法律援助中心作为代表政府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机构，要优化服务功能，落实工作措施，提高工作水平，服务受援对象。做到不折不扣地按国家规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做到应援尽援，无一疏漏；要简化审查程序，方便受援对象，尽速受理法律援助案件；要及时指派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援助人员优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情况实行全程监督，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不因对受援对象提供免费服务而敷衍塞责；要组织协调好公、检、法等法律援助相关部门和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服务所的关系，做到渠道畅通，无障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深入基层群众，提供便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基层，做到工作重心下移，使法律援助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让更多的人得到法律援助，使之真正成为党和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建立以司法所为载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依托的三位一体法律援助工作站，把基层的法律援助工作与普法工作相结合，与基层调解工作相结合，与化解基层工作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职能作用，有效地开拓法律援助工作的新领域。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时，要树立服务意识，热心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优质服务，做到“接待要热心、解答要耐心、询问要细心、记录要精心、回访要诚心、承办要尽心”。接待群众要做到“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个满意的回答”，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
4、落实人员编制，组建法律援助“数据库”。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是对法律援助服务指导、管理、承办的主要人员，法律援助的大部分工作量落在了专职法律援助人员身上，人员不到位，将会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人员编制，确保专职法律援助人员到位，不挪作他用，以有充足的人力做好法律援助工作。要组建法律援助“数据库”，要建好“法律援助工作者数据库”，将具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纳入数据库名录，以便能够随时使用，及时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要建好“法律援助对象数据库”，摸清法律援助对象，对农村、城镇低保户、特困户、经济困难农民工、残疾人、孤儿等人群进行逐户核对、登记。经确认后，进行细化分类，把他们纳入“法律援助对象数据库”，以便及时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人权保障经费投入司法救助
法律援助是指各国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予以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沦为空谈，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法律的终极关怀，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也是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一项重要标志。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制约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继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基层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拟对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作些探讨。
一、基层法律援助实践的现状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2003年生效至今已有八年时间，从我国法律援助的成果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制度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条例》所规定的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案件范围相对国外都比较狭窄。其中，法律援助的对象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尽管这一规定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但不够清晰，且范围较窄，经济困难的标准也过高，导致我国很多群体被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其次，就援助的案件范围来看，不可否认，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相对以前扩大了一些，但有一个严重不足就是刑事法律援助介入时间太迟。《条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实践中，很少有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申请获利法律援助，甚至到了审查阶段依然享受不到其应有的权利。受指派的律师大多是在庭审开始前几日接到通知，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为庭审好充分的准备，因而法律援助的效果自然差强众意。至于民事方面，法律规定仅限于那些涉及受援人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生存条件相差的权利，且明确规定不包括经济案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平等主体间的经济纠纷越来越多，将经济案件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显然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二）法律援助经费短缺
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服务活动，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要有一定的服务成本做基础。然而，在基层实践中，普遍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某些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根本未列入财政预算，仅靠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来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律师业务早已进入市场化运作，法律援助工作没有财政提供的经费作为基础，仅靠律师的个人品性作为支撑恐怕很难维持长久。因此，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有偿服务和变相收费，甚至虚设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人员，也不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有些地方财政尽管有拨款，但相当一部分县级财政只解决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和办公经费，而没有解决法律援助的业务经费；或者所有的经费只是机构建立时的启动经费，缺乏后续的援助业务经费。有些地方的财政拨款甚至被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占用，法律援助经费得不到合理使用，不能做到专款专用，严重妨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此外，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也是经费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及行业奉献（指律师义务办案）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三个基本来源。上文已述，法律援助经费在一些地方还没能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导致法律援助经费成为无源之水，只能靠挤占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微薄的办公经费为继，显然难以持久。而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三）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我国历来缺乏法治的传统。在基层特别是农村，群众之间、群众与有关组织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事理、风俗习惯来调解和缓和，以保持秩序的稳定，而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去明辨是非。正是这种历史传统，使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进而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尽管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基层的效果并不明显。
（四）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受经济条件影响，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一直存在城乡差别，在城区宣传的较为广泛，且援助机构亦都设置在城区，而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因为基层物质条件相对落后，甚至援助机构认为广泛宣传恐怕会有引来更多的群众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援助机构由于人员较少而应接不暇。
（五）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缺乏有效地配合与衔接
在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受援人的律师费、费外，还应包括减、免、缓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者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免缓交诉讼费有一定的难度，往往得到司法救助的可能性较小。就目前情况看，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减、免、缓交诉讼费，最终导致部分当事人因缺钱而无法立案。因此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办理的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诉讼费用减、免、缓的衔接问题现尚未很好解决，既使受援人不能有效地进入诉讼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使法律援助工作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六）现有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影响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是一种德善之举，它要求援助人员要有侠肝义胆，古道热肠的品德，对接受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无偿受理，认真承办，以体现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种职业上的道义，良心和同情心。而实践中，基层的从业律师较少，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素质又参差不齐，他们对法律援助的看法、态度各有不同。相当一部分人员能正确对待，积极履行义务，而有少部分人员接受指派则是勉强办理，有的还挑三拣四，甚至借故推诿。在所有援助案件中，民事部分的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庭事务、劳动工伤纠纷等类型在基层占很大比例，但通过结案后的卷宗评查反映，一些承办人员在实务领域中的系统理论与办案技能尚有欠缺。因此，要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数量，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亟待提升。
（七）机构性质不明确，队伍不稳定
《条例》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规定诠释了法律援助属于政府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被赋予了代表政府在实施法律援助中行使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事业机构不是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和配备，不利于顺畅管理体制，所以，法律援助机构应定性为行政性质。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强法律宣传工作。由于基层群众一般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特别是对涉及自身利益保护的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认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对农民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相关内容，同时结合“3.15”、“12.4”等特定宣传日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群众学法、知法、用法。
2、提高办案质量，让群众相信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影响到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要让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增强责任感，认真按照确定程序做好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工作，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准备工作，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受援人的合法权益。让更多的群众信任法律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3、不断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要想方设法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要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在基层以至农村普遍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指导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接待解答法律咨询，协调、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断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建立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调动全社会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加强对这些志愿者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和业务水平；要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增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切实让群众受益。
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修改完善《法律援助条例》、《劳动合同法》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有效的配套措施。将关系群众基本生存、生活保障等事项提高到重要议程，并予以解决。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和规章，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对公民经济困难标准作出调整，最大限度满足基层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6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7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援助；法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快，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膨胀。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低，合法权益易受侵害，由此产生的纠纷呈上升趋势，法律援助的现实需求也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人们的健康需求和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医疗纠纷问题成为了新的社会话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针对医疗纠纷现实处理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现象，如患方以不懂法律、没钱打官司为理由，放弃法律途径，围堵医院大门、追打辱骂医务人员、占领医院建筑物破坏医院公共财物、占据医院门前公共道路堵塞交通、停尸医院、拉横幅设灵堂烧纸钱等，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鉴于此，该文将通过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借助“法律援助”这一司法制度，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配套法律、健全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政策宣传等措施，努力让患方维权回归理性、回归法律。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法律援助关于法律援助（legalaid）的概念主要包括如下：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援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将法律援助定义为：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1.2医疗纠纷及其解决途径医疗纠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患者及其亲属在就诊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矛盾而产生的所有分歧与争议，既包括对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后果认识不一致而发生的纠纷，也包括非诊疗护理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由于医疗纠纷发生在医患之间，涉及的双方包括患者及其亲属或单位，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此也可称作医患纠纷。关于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自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第三方调解、向法院提讼三种途径。具体如下：第一，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医患双方在自愿自行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就医疗纠纷争议进行协商解决。这一途径较为快速高效，程序相对简单，可以节省时间和医患双方的精力。第二，第三方调解。患方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寻求第三方介入调解。第三方的中立性有利于较为快速地解决纠纷赔偿，同时，卫生行政机关以其自身的行政影响力有助于医患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互为退让，从而促使纠纷的快速解决。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介入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医患双方达成协议后，如其中一方拒绝执行协议内容，另一方不能要求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第三，向法院提讼。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可以直接就赔偿数额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同时，患方如果对卫生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也可以提起卫生行政诉讼。此外，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医患纠纷处理的相关内容纳入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共计十一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明确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对医患双方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综合以上可见，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定义、解决途径及适用范围都作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及规范，促使了患方“依法维权”法律意识的提高，也处理了大量的医疗纠纷案件。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依旧存在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选择非法律途径，“信闹不信法”，如患方围堵医院大门、追打辱骂医务人员、占领医院建筑物破坏医院公共财物、占据医院门前公共道路堵塞交通、停尸医院、拉横幅设灵堂烧纸钱……近几年，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几年，甚至出现了“职业医闹”这一畸形职业，“职业医闹”们的介入，导致医疗纠纷事态更加恶化，医院暴力愈演愈烈，医患纠纷的法治化处理似乎只是“水中月，镜中花”，看不到一丝亮光。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选择非法律途径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给医疗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有患方受到不良示范造成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错误观念，也有患方法律意识淡薄、遇到医疗纠纷无从下手的原因。笔者在实际的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经常听闻患方这样的说法：“家庭贫困，没有钱打官司；我不懂法律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要怎样做才是合法的；谁告诉我法律程序怎么走；医院要赔偿我，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喊亲戚来闹；医院和法院都是一家的，法院只会帮着医院说话”……同时，有学者研究也认为，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法律渠道不畅通、医患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法律知识缺乏，也是患方放弃法律途径而采取非法律途径维权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宣传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怎样让医疗纠纷处理回归正常的法律途径，这些将是下文所探讨的问题。
2现有医疗纠纷中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2.1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实践工作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患者不知道、不懂得运用这一制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部分经济困难群众甚至不知道有法律援助这一制度的存在，有的受援人是通过上访才了解到有法律援助这一无偿的法律服务；同时，社会各界对这一制度了解不多，不支持、不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一制度的实施。在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往往靠主观臆断就坚持认为是医院失误所致，凭空提出巨额赔偿，且“信闹不信法”，企图通过的方式引起政府注意和重视，于是召集乡亲好友集聚与医院发生冲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个，但最根本的是相关的法律宣传不到位。2.2法律援助资源严重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快，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膨胀。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低，合法权益易受侵害，由此产生的纠纷呈上升趋势，法律援助的现实需求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数量远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总体不高，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还不够大等等原因，共同造成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这一局面。
3完善医疗纠纷领域法律援助的具体举措
3.1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配套法律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一定程度上算是“舶来品”，基本框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条例》自2003年颁布以来，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进程，但在实践中也发现，《法律援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不能承担其应发挥的基本法律保障效果，相关配套法律缺失，联动机制不足。因此，应由相关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规范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关系，明确各部门的法律援助工作职责及各自的任务，以及法律援助经费的筹集及使用等问题。3.2健全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除了从立法层面完善与法律援助制度相关的配套法律外，还要建立与之配套的实施机制，让政策更好更快“落地”。首先，应拓展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可以通过建立专业化的法律援助队伍，鼓励律师事务所每年承担一定量的法律援助案件等形式。其次，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这是实施医疗纠纷法律援助的物质基础，也是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可持续性的重要保证。可以探索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模式，有效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人员远远不足等问题；也可以尝试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专款专用。3.3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政策宣传对于法律援助制度，要做好广泛的宣传工作，将法律援助作为司法行政宣传工作的重点，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知晓率，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各界各阶层，促使社会弱势群体树立通过法律援助制度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具体到医疗机构，针对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可以通过整合医院网站、医院微信公众号、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宣传单页等传播媒介资源，告知其如果在该医疗机构发生了医疗纠纷，在无力进行法律途径时可寻求法律援助，以及寻求法律援助涉及的对象、流程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闹的可能性，努力让患方维权回归理性、回归法律。另外，努力做好法律援助典型案件的宣传工作，通过口碑相传，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以案促宣，使社会大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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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8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思想政治教育西藏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体现了以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藏工作的重视和稳定在西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西藏地区的法治建设无疑是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律援助从无到有，已构成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在内地各省份的法治建设作用中已经非常明显，西藏当然也不例外。不过由于西藏地处边疆地区，生产力落后，群众文化层次较低，宗教氛围浓厚，民众法律意识程度和法治化水平较低，加上法律本身在解决问题中相比其他社会规范来说有其特有的缺点和不足，所以在法律援助中通过对受援对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可以很好的起到弥补当下在西藏法律援助中人手不足和提高群众法律意识的作用。从在西藏林芝地区的法律援助实践中，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加强对受援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恶意起诉型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当事人之间有了长期的矛盾，这些矛盾或是涉及较小利益，或是双方言语不和，或是生活中有嫉妒之心以致心怀不满，在遇到涉及到自己的权利有影响时，就想借此机会把对方告一次而请求法律援助，以此来实现通过法律上压倒对方而获得心理满足和物质利益。出现这种情况而请求法律援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说有：（1）对法律认知不够。不了解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纠纷相比较调解、和解来说成本要高的多，而且这样化解纠纷并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2）对法律认识偏差，把法律看成了整人的工具。由于这样的法律援助请求基本都是民事案件，有些人甚至想通过法律的途径在对方身上获得比自己失去的更多的物质利益，不知道民事诉讼都是补偿性的诉讼。（3）想通过法律途径挽回自己的面子。在偏远农村和乡镇，有些人认为法律援助反正是免费的，一些芝麻小事都想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面子，有严重的对法律援助资源浪费的现象。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以思想教育的方式来化解当事人心中的愤怒和不满，使其明理和了解民事诉讼的成本和带来的后果具有可以节约援助成本，让法律援助资源留给更需要帮助的对象的功能。具体包括：
首先让请援人明白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并不只有法律制度，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依赖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人有矛盾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静下心来想想，是不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不要自己认为吃亏了就一定是对方的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成本较高，诉讼过程虽然是法律援助而不用付相关的律师费用和诉讼费，但是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精力，而且由于西藏地广人稀，来回折腾也要花不少的钱。即使走了法律程序，结果不外乎两种情况，如果原告败诉，那么原告对被告的不满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对法律援助这样一种制度不满，对法律的维权希望丧失。如果原告胜诉，那么会加剧双方之间关系的紧张。也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和调和。所以告知请援人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可以是律师调解，也可以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有分量的人调解，最终使双方都能握手言和。
其次，给当事人解释法律的功能，让其明白法律不是整人的工具，它是维护、保障和实现权利的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法律谋取自己的非法利益。而且法律援助是帮助在法律上有正当需求的弱势群体，谁也不敢帮你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去害人。尤其在民事诉讼领域，民事权利在受到侵犯的时候，侵权主体的义务是带有补偿性的，一般不具有惩罚性。
最后，告知当事人面子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做好自己最重要，先为自己活，在为别人活，借用孔子的一句话“以德报德，以直抱怨”。在西藏，法律援助是很有限的资源，因为西藏的法律援助人才不多，经费也紧张，这些有限的资源要留给困难人群，佛家不是讲普度众生吗，请为他们考虑一下。而且我们不可能为了你的面子而帮你启动法律程序，因为这根本不符合相关制度要求。让他知道法律援助是要有足够条件的。
二、消极维权型
此种情况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较多，而且往往是在被告的身上出现，当事人在有意或无意涉及到刑事案件时，没有要请求法律上帮助的想法，多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帮他找到相关部门咨询，对本人劝说，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这主要是因为：（1）当事人对自己所作所为心理内疚。西藏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作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保留了汉地佛教基本的教义、教理和宗教戒律。占西藏总人口的95%藏族公民几乎全民信教，这种比道德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常常促使他们用自己的宗教观念去省视自己的行为。不管是有意、无意还是在冲动的条件下做出的行为，他总是不能原谅自己，尤其认为自己心中信仰的人格化的神使不能原谅自己的，这样一来，任何世俗的惩罚他都觉得理所应当，因为站在信仰的角度自己就在心理已经把自己给定罪了。所以不愿意请求法律援助来替自己作刑事辩护。因为当事人觉得这样做会更违背自己对信仰的虔诚，是一错再错的行为，只要认罪伏法就行了，否则自己来世的生活可能会很悲惨。（2）对法律辩护的认识误解。认为自己犯了错还辩护，道德上会招来更多人所不耻。同时看到起诉自己的是检察院，认为法律援助人员起不到多大作用，只是走形式，自己对抗不了国家机关的起诉，表现出一种认命的状态，不知道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是基本的权利要求。这实际上是对法律常识的欠缺，想当然的用自己有限的思维去看待我们的法制工作。（3）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由于长期生活在内地支援西藏建设发展的政策优惠大环境下，形成了一种只要自己在政策范围内应当得到帮助的就不用积极主动争取，相关人员会来找我的，省的自己费劲。面对这些消极因素，要发挥法律援助的最大功能好就要做到：首先，给当事人区分宗教戒律、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区别。人一旦犯错心理内疚是人之常情，比那些毫无悔过之心的人好很多，但是你做出的是世俗的行为，还的要受到世俗的规则来处理，你内心的自我审判和定罪对你的犯罪情节来说有利于从轻处理。既然将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那么接收法律援助辩护是必须要走的程序，这样才能维护你的正当权利。
其次，纠正当事人对法律辩护的认识偏差。我们生活中有大量的道德观念法律化，每个人只要秉持生活中道德观念就不会违法。而同样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形式、功能、运行方面有较大的不同，法制是为实现法治社会这样一个目标而设计，有些制度难免会和道德观念冲突，所以有时候不要简单的把道德观念去认知我们制度的运用，否则会违背制度的制定目标。同时法律辩护是用制度依据和事实说话，不是和国家机关的斗争，公诉人也会尊重我们的辩护权，既然是权利，我们就要积极的行使。最后，灌输一种主动意识，尤其是劳而有获的思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个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国家的敌对意识有增无减，而达赖分裂西藏的问题成了西方国际借中国人自己的手毁掉中国人的最好突破口，加上西藏地处边疆地区，反分裂和社会稳定成了西藏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当下中国所有问题的首要条件，当然西藏也不例外。但是西藏高原的地理环境特点，使得西藏的发展起点很低，生产力落后，要同步实现现代化，在西藏实行特殊的照顾政策和无偿的资助是必要的。但这不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内地每个人的生活都比西藏人民要好，所以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自己的权利也要自己去争取，权利的实现需要充分的资源，没有人应该为我们付出，如果遇到自己权利受到侵害连去争取的想法都没有，你的痛苦能怪谁？
三、资源浪费型
出现此种情况，往往是懂点政策和法律的人，或者有人教唆指使。他们往往是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法律援助需要调查当事人的家庭情况和收入来源，此时他们要么隐瞒相关情况，要么托人到法律援助中心走关系，希望得到无偿的法律援助。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自私。这对这种情况，不提供援助是肯定的，说服更加重要，一是要从法律层面，告知其法律援助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故意隐瞒自身情况的做法本身也是违法行为。二是从道德层面，告知法律援助是为困难群体提供，他们的权利维护在没有法律援助下，基本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如果被你占去这等于是强占了别人的利益，这是很不公平的。三是从宗教层面，提醒当事人藏传佛教的十大戒律之一就是禁欺骗。这种从自身的信仰去教育他，可以起到自我反省的效果，让当事人更加自觉的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四、不服判决型
在法律援助的民事和刑事诉讼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是法律和道德本身有些冲突造成的。当事人不管什么原因得到的法律援助，多数情况，这些困难群体在参与法律诉讼之前在心里已经从道德、宗教、风俗和习惯层面判断过诉讼当事人的是非对错。所以在遇到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以及有违当地的风俗习惯的判决时，这时很难做到心服口服。所以希望通过上诉、申诉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纠纷，以求获得与自己心里所预期的那种结果，其实这凸显的是一种法律意识的欠缺。第二是对法律的裁决结果不信任。受援人简单的认为自己没有花钱而得到律师的帮助，自然得不到律师尽心尽力的帮助。同时又偏激的认为对方当事人是有关系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由于自己是受援者，所以有极大的自卑感，对法律本身这一社会现象就抱有极大的不信任，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不管怎么样解决问题，自己都不会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9
关键词：法律援助;专业学位;法律硕士;职业能力培养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②参加法律实务专业实践是实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关键性环节。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以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提供援助的主体从事法律援助活动是法律硕士专业实践的优质途径之一。
一、法律硕士研究生作为提供法律援助主体的优势分析
1.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力量，具备较强的奉献精神。大学生群体是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之一，他们一方面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和重视;另一方面，涉世不深的他们对社会充满了好奇，对能够使他们更多接触社会的社会公益事业充满了热情和极大的兴趣。他们愿意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回报社会。
2.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基础，使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具备了一定的质量保障。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都接受了或正在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有些学生还在兼职做一些法律实务工作，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功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提供服务的质量。
3.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以“双师型”专业化教师团队为基础，采取“双导师”制。本校法学教师和具备丰富职业经验的校外导师可以根据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相关制度，共同指导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一方面，学生可以接受本校法学教师在法学理论知识方面的指导;另一方面，学生还可以结合具体案例接受校外导师实务经验方面的传授。
以上这些是法科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提供法律援助主体的优势，这些优势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提供了可操作性，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法律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1.参与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提高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在学生们接触的案例中，许多案件的当事人都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所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极大的困绕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急需专业人事的有力帮助。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会使学生们深深地体会到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也进一步理解了党和国家为什么近些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对弱势群体合法利益的保护，认识到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正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
2.参与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提高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
学生们在学校的专业学习主要侧重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开展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在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程中，通过处理一系列法学实际问题，切实提高了学生们对法学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增强了专业技能。
3.参与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法律专业知识的理解深度。
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如果只停留在书面上，那么对其的理解也只能是相对比较肤浅的，通过接触和处理实际法律问题，则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开展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则可以实现对知识的这种深层次的理解。例如在学生们处理的案件中，有许多都是有关劳动纠纷的案件。当学生们在处理法律援助中心中有关劳动争议的案件时，会亲身感受到劳动者对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迫切需要，体会到劳动权益对于劳动者生活的重要意义。学生们对建立劳动法律制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生们认识到劳动法律是劳动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是每一个劳动者享有幸福生活的法律保障。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参与法律援助活动，有利于加深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社会的认知程度。
大学生应该关注社会、接触社会、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为以后走入社会打下基础。开展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就为学生们接触社会、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通过在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各种各样的案件，让学生们初步接触到了形形的社会现象，开阔了眼界、加深了认识。
5.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在培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职业道德和操守方面，也有一定的帮助。
在学生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极少数法律职业者违反法律职业道德和操守，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通过这些案件使学生们感受到了当事人的那份辛酸和痛楚，也意识到了一名法律职业者恪守职业道德和操守的重要意义。通过开展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可以使学生们认识到，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拥有一颗公正之心、具备一身廉洁之气是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
总之，参与法律援助活动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优质途径之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能够有效的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能力，强化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思想觉悟、加强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培养法律职业道德和操守、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利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的实现，保障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本文为2011年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习实践环节模式探析》（项目号：52wt11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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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对于法律援助的认识篇10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法律援助纳入平安社区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作用。
二、目标任务
1、通过开展“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在未成年人当中开展法律援助知识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能力；
2、通过开展“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扩大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提高家庭特别是新市民家庭，维护未成年人、维护新市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3、整合资源为未成年人以及新市民提供优质、高效、准确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凡无经济能力的新市民家庭，在遇到涉法案件时，欲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可由区法律援助中心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三、活动内容：
1、开展送书籍、送法律、送服务的“三送”活动，把法律援助知识和法律服务送到未成年人身边；
2、组织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突出的优秀律师事务所担任学校及新市民家庭的法律顾问；
3、面向社会公布未成年人维权热线，扩大未成年人维权途径；
4、开展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制讲堂、法律授课等专题讲座，提高维护未成年人、维护新市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
5、各中、小学校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维权联络站”，由负责未成年维权的团（队）负责人担任联络员，经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后，负责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的宣传咨询、协调、服务工作。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大宣传。要充分认识“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部门要结合“六五”普法，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及《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工作，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维权保护工作；
（二）深入了解，增强实效。深入学校、深入新市民家庭，了解未成年人及新市民的实际需要，结合当前未成年人维权工作实际，搞好法律宣传和咨询，帮助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开展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