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1
关键词：川端康成；儒家思想；审美愉悦；道德诉求；理想追求
川端康成是上世纪中期日本最著名的作家，他的《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小说于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andersosterling评价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从而把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引向世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40多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研究风起云涌。纵观国内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他的日本民族美意识特征、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上，川端康成文学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关联研究却很少。
中国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见于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和第一部文学著作《古事记》中。隋、唐以降，中国儒家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以多种方式孕育了日本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川端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着精神食粮，传统文化的养分深深渗入了他的血液。他在《我在美丽的日本》里说：“《源氏物语》是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内心底里的。”说明他从文学典籍中间接受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川端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日本文学，“可以说学习日本文学本身，从广义上看就是置身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川端16岁为止一直和精通易学的祖父相依为命，从小耳濡目染了儒家六经之首——《周易》，对其文学创作中融入儒家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感觉派解体之后，他全盘否定西方文学的影响，全盘吸收以儒教、佛教和神道教为综合体的日本传统文化。和日籍华人围棋名将吴清源的交往中，在吴清源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影响下，写下《名人》等充满儒家思想的报告小说。
因此，川端康成直接或间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创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融入了儒家文化精神，使其作品蕴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川端被称为“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除追求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玄幽等审美情趣[7]外，儒家美学思想也是川端康成文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两方面来剖析其内含的儒家美学思想内涵：从人物形象上看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表现了儒家美学与伦理学一体化思想的道德诉求；在主题表达上抽象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思想的理想追求。
1人物具象篇：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
儒家美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标准是“尽善尽美”，强调美与善的高度统一，注重以人为本的审美理念。孔子在《孝经·圣治章》第九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主张自然万物中最有灵性的是人。《周易·贲卦·彖传》也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意思是细察人类的各种美好的风尚和精神，用以教化天下人民，由此说明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人文精神。《论语·里仁》开篇就写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提出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与仁者相处，会变得有智慧。这里的“仁”，指的是人格美，包括性格、道德、艺术等方面的修为，是人性的内在审美。儒家美学倡导人在自然与社会中加强人格修养，追求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文与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川端康成从传统文化和自身经历中领悟了很多儒家美学之人格美的精髓，重视以“善”为立足点，尊重生命和人性本能，强调人生甘苦中的多种体验。他将这些审美意趣在文学创作中加以放大诠释，提升了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在人物塑造方面，他具象出儒家人格美的个体，表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对人性自私的超越和对于坚强生命力的赞美。
川端康成表现人物形象时注意表现人物性格的个别性、内在性和整体性，通过意识流等手法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使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个性十足、内心丰富的统一体。他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对人物的外形一笔带过，但却用了浓墨来书写人物的内心、精神及情感。作品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人物形象是形神丰满的凡尘俗世中的肉体与精神俱美的女主人公，她们是川端着力刻画的美善统一的人物代表，是承载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生动的人物具象。这类女主人公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微，却有对生活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川端从小父母双亡，有强烈的孤儿情节，从未享受过女性的温暖与爱，他在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被爱的渴望，所以他把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具象出来，通过女主人公来向世人倾诉自己的感情需求。川端笔下的女主人公一般都有美丽纯洁的外表，有强烈的母性、善良的性格、敢于为爱牺牲和与命运抗争的善的本质。《雪国》的驹子、《千只鹤》的文字，《舞姬》的品子、《花的圆舞曲》的星枝、《母亲的初恋》的雪子、《伊豆》的熏子、《东京人》的敬子，《招魂祭的一景》的阿光、《古都》的千重子、《山音》的菊子、《河滨城镇的故事》的房子等都是这类代表性人物，她们身上既体现着外在的美又有着以善为基础的内在美。
第二类人物形象是第一类人物形象中抽离出来的非现实的灵魂附着体，似乎属于女人公的精神影子，以似虚似幻的形象演绎女主公的精神之美，“具有终极超越意味的空灵境界，体现出一种恒远的审美意识，简言之就是象征彼岸‘灵’的境界”，从而突出表现女主人公的灵魂之善美。《雪国》中的叶子是女主人公驹子的心灵之影；《千只鹤》中的雪子是凡尘中的文子的灵魂之伴；《古都》中的苗子是同胞姐妹千重子的精神之侣……她们都是为强调和补充女主人公的精神之美而存在的，在她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儒家美学思想的善的本质。
第三类人物形象是文中的男性形象或其他配角，通过这些人物的内心自白或行为处事的对比，或衬托川端康成文学中的女主人公的外形与心灵之美，或赞扬人性之美，从而达到领悟和肯定生命的美与善的目的。《雪国》的岛村就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13]98，《千只鹤》中的菊治等的寂寞空虚反衬女主人公的美善统一的积极品格；《睡美人》中的山口、《山音》中的信吾、《湖》中的银平、《一只胳膊》中的“我”等男性形象都是为了表现人性的本能，否定人性中的丑陋，反衬生命和人性中美的部分；《名人》则是川端文学里面唯一一部以男性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秀哉名人在围棋告别赛中表现出的锲而不舍、勇于进取的精神正是儒家调和论的精神之美……
川端康成以儒家美善统一思想为主线塑造了以上三种人物形象，使主人公的具象描绘清晰明了，讴歌了女性的美丽和在艰苦环境中对爱与温暖的执着追求的乐观向上、善良隐忍的精神风貌。这种美不仅属于日本女性，同时也是全人类之美。川端通过儒家美善统一原则塑造的人物形象提升了儒家美学的审美愉悦，表现了儒家美学与伦理学一体化思想的道德诉求。
2主题抽象篇：儒家中和之美思想的理想追求
儒家思想的天地转化观认为，万物随时处于变化、对立的状态之中，却又向着各自的方向转化着、互补着，以期达到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状态就是儒家思想的中和。万物如能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得其所，万物也生生不息。中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万物相互协调而达到的一种理想化状态。汉代董仲舒认为：“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意指中和作为天地之道，使四季轮回，生命繁衍不息，表现出矛盾对立统一却又和谐共存的特质，而万事万物具有不偏不倚、相反相承的特质时，宇宙万物都是美的。这种美的状态就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一种普遍的和谐关系、关系形态或结构。”中和之美思想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不仅表现在艺术领域，还表现在人的道德修为等层面。中和之美思想以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为目标，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最高理想。它包括自然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和谐之美。
川端康成对美有着独到的领悟：“美，一旦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来，就决不会泯灭。”他认为美只存在于少女、孩子和频临死亡的男人身上，这三者都是弱美形象，和儒家主张的“温柔敦厚”、“阴柔为美”的中和之美思想是一致的。他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将感受到的各种美的事物以中和之美的原则以永不泯灭的形式注入其作品之中，对宇宙之美做了完美的注解，进而完成人与自然、社会与人的美的和谐互动，对生死转换的体验也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
川端康成在作品中常表现出孤儿情结的无以为家的漂泊感，在爱与死亡间游离是人类共同的宿命，而以女性为表征的大自然则成为人性回归的精神家园。他用充满悲而美的语言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性，在万物的中和之美中寻求到生与死的凄美哲学体验。川端文学里严峻的生死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可以说他的文学的两极性就是生的赞歌与死的彩绘。因此，川端文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生的中和之美——爱与温暖的家园追寻；死的中和之美——死亡的美学思考。
关于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严肃的话题。川端自幼丧失多位亲人，从记事起就不停地参加亲人的葬礼，被戏称为“参加葬礼的名人”。体弱多病的他几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就对生的不易了然于心。他潜意识中极度渴望爱与温暖，于是他把这种渴望写进作品中。在生的中和之美——爱与温暖的家园追寻过程中，大多把女主人公安排在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川端认为自然对人而言“从中可以看见自然的生命，领悟人生的哲理，吸取宗教的精神。”川端康成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深邃的艺术表现，构成了儒家中和之美的独特审美视角。他“以其细腻而敏锐的笔触，在自然与人生、自然与人情的描写中，不仅展现了作家自身对人生复杂而深邃的精神感受，而且，也把日本文学对日本人精神实质的展现，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川端在自然中感受人生的同时，用重彩描绘的是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的女主人公们对生活和爱情的执着追求。在她们身上，川端倾注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和人生理想。她们依据不同的情况和时间，在爱情中或进或退，在人生道路上或停或向前，都符合儒家中和之美思想中的依时而中的时中思想。在自然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互动中完成爱与温暖的家园的追寻之梦。
关于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逃避的宿命。川端在累累白骨中度过大半生的个人体验使他对死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敏感的生存意象和死亡体验驱使他沉醉于生与死的艺术境界，重视生命及其死亡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美学思考。川端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而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死亡美成为川端文学的独特审美形式之一。生的对立面就是死，物极必反是儒家天道观下的中和思想的表现。生与死的对立在川端眼里变成了相互衔接的流动的两极，在相互转化中完成宇宙间生命交替与延续。他强调的是死亡的伦理意义和美学价值，在其中找到一个适中的切入点来表现到极致。如《雪国》中的叶子之死就是为了保留其精神的纯洁与完美；《睡美人》中的老人之死是为了让沉睡少女的美丽在死亡的老人心中永恒；《千只鹤》中的文子的死是想让在世俗眼中的少女通过死回归美学与伦理学高度统一的美善行列……将唯美的追求与生命的终结、真实的人生与死亡的虚无互相矛盾着的对立体在作品中达到理想的和谐统一，以中和之美的姿态超越一切有限的现实苦难，使生命走向无限的永恒。
川端康成在表现生的赞歌与死的彩绘的主题时，其情感、美学思想、价值观、灵魂深处的渴望和大自然、社会相呼应，让生命和人性的情理反思、生死意象的表层中蕴涵着生命和灵魂的挣扎与拯救意义融入宇宙万物中，达到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中和之美的最高境界。从而在主题表达上抽象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思想的理想追求。
川端康成善于“发现存在的美，感觉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觉的美”，在文学创作中将日本传统美意识融入人物形象塑造中；运用传统和西方意识流等手法，切断时间空间而再构造，细致描绘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多层次地表现人物感情的柔美。其作品包含了东西方多维度的美，如一首华美绝伦的变奏曲，含蓄隽永、优美雅致。儒家美学思想就如川端作品众多美中的一朵尚待世人欣赏的奇葩：在人物形象上塑造了儒家美善统一思想的审美愉悦，表现了儒家美学与伦理学一体化思想的道德诉求；在主题表达上抽象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思想的理想追求。儒家美学思想演绎了川端康成文学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美的和谐互动，升华了生与死的凄美哲学体验，阐释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和人性的美丽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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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2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古代服饰；影响
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服饰则显著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儒家思想和礼制相结合，不仅颁布律令，也规范并管理着不同阶层的穿着，详尽地规定了其服装的质料、图案纹样和服色等，从而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体现了人们的身份与地位。
一儒家思想对古代服饰审美观的影响
在我国哲学中，“质”和“文”二字有着相当宽泛的释义。其中，质指的是人的资质美，也就是人的内在、伦理品质，文则是指人的服饰美。儒家思想认为服饰应该讲求形式美，与此同时提出了君子的个人修养应该做到形式与内在并重。“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引自《论语·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缺少合乎礼仪的服饰，和缺少文化修养的凡夫俗子相同。同时，如果有了合乎礼的服饰及动作姿态，却没有一种“仁”的品质，这些虚饰则只会让人觉得浮夸。另外，在服饰上儒家所提倡的文质统一这一审美观，也和等级观念密切相关，其中“文质彬彬”就生动地体现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和谐美。
二儒家美学思想对服饰审美意识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化之精粹在于“天人合一”，其既代表了古代文化的中庸情结，也是我国精神世界的核心。而在服饰设计上，“天人合一”观念的表现是把服饰人性化，让其具有和人的情感及道德理想有关的属性。不管是设计者或是使用者，均借助服饰来表达自身向往并称颂美好道德的愿望，同时让服饰体现人和社会的整体和谐美，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反映。
“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既对我国古代服饰美学意识产生了影响，也关系到到现代人穿着服饰的美学观念。通常情况下，在选择服饰的过程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第一，不会违背大众的审美观；第二，以个人审美趣味为依据。人们往往通过服饰来表现自身主观世界的情感、意识、理想和心态，因而不管是设计者或使用者，均应该考虑受众的欣赏标准。例如，在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过程中，其穿着的服饰不仅应该让使外宾感觉到此服饰很符合领导人身份，也满足国际礼仪规范，既要体现一种友好的氛围，也要让其他受众产生美感。由此可见，儒家哲学思想对于当代服饰文化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儒家艺术思想对服饰审美意识的影响
在儒家艺术创造活动中，情景合一为个体情感和自然风景的统一，其中，景为情中景，而情则是景中情。在情和景之间，我国艺术选择的是一条中庸之道，情景合一作为一种和谐艺术论，杰出地体现了我国艺术领域上的中庸思维方式。在艺术创造方面，中庸思想让我国艺术长远隽永，真正实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服饰是一个审美客体，其本身并非独立的审美对象，其应该和使用者进行重新组配。一般来说，服饰的重组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第一，色彩重组。在服饰色彩上应该符合原色、间色、补色及复色的形成规律，注重色相、纯度与明度，正确处理色彩对比关系，掌握主题与主旨变化，从而达到整体的协调性。第二，服饰重组。因地域文化差异，人们的着装具有一种传统的搭配方式，有着较强规范性，特别是在领、袖、三围和扣、摆、襟等之间具有固定的比例。另外，穿什么类型的服装，就应该有同样类型的鞋帽来搭配。第三，服饰和环境重组。我们生活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而服饰应该与其相匹配，以满足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第四，服饰和人体重组。服饰还要和穿着者的年龄、身份、性别、审美和爱好等需求一致，以形成一个和谐完美的整体。
四儒家道德观对中国服饰的影响
我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及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礼”的一个重要成分，并渗透于穿衣戴帽的各种细节当中。不管是君子或者贵妇的服饰，都在此观念的支配下，特别是忠孝的思想基本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服饰，从而使我国古代服饰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具体如下：第一，上层社会男子的道德标准为君子之德。“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而君子服饰的准则基本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就是说应该按照礼法的规定进行穿戴，不仅不可以僭上，也不可以逼下，这就是贵族男子服饰的规范。第二，我国易传中提出了阴阳相济的观念。男为阳，是主，女为阴，是附，这即是伦理中一种重要的关系。在上古时期，妇女的服饰是和“节操”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明了妇女的从属地位。不管是孔孟或是道学家，无一不重视妇女的“节操”，将其看作是“妇女第一德”，甚至提到了和生命相同的高度。另外，古代还常用服饰来掩盖妇女形貌，我国妇女服装多是宽松型，这种直线裁剪基本没有合身或不合身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削弱身体曲线。甚至在酷暑季节，女子也应穿三重衣，保证不露肌肤，也不显轮廓。同时，我国古代还讲究“男女不通衣裳”，体现了尊卑之分。第三，儒家道德观的本元思想为忠孝，而孝是核心。我们中华民族十分重视血缘亲情，在古代宗法社会是“家国同构”的形态，父是家中的最高主宰，君是国的最高主宰，而子与臣则应该顺从，所以，儒家道德标准规定要父母孝顺，也要对君忠顺，而“善事父母”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这样一来，围绕“孝”与“忠”思想，我国古代服饰独具特色，不仅把忠孝观渗透至文化内涵当中，也有人在服饰上贴上“忠孝”标签。
综上所述，古代服饰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与我国其他艺术和美学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古代服饰艺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风格屹立在世界文化宝库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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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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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摘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主要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伦理剧中，儒家文化更是处处可见。家庭、仁义、和谐贯穿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本文将从家庭伦理剧的界定、儒家文化的展现、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归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家庭伦理剧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发展趋势。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儒家文化;家园;和谐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73-02
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
四、小结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5
摘要：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儒家伦理思想，它的提出与发展为我国在家庭、学校、生态环境等多方面都提供了借鉴意义，儒家伦理思想也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当今社会建设，我们更应该深入学习传统文化思想，学习传统伦理思想，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关键词：儒家思想；儒家伦理思想；家庭；青年；生态；和谐社会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被人尊称为“圣人”，后来被人尊称为“亚圣”的孟子将其学说发扬广大，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根深蒂固。儒家思想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就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成为多少人膜拜的诗句。而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部分，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爱人，是有关爱的道德，是心灵深处的德性，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内在情感诉求。
儒家伦理思想认为，道德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社会成员的普遍素质，认为人本性相近，这一相近的本性便是同情心，尽管有君子小人之别，但趋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质却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之中。这样，“仁”就超出了孝悌的范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儒家政治伦理中的“仁”，体现的是“为民以惠”的民本思想。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外在要求则是“礼”，“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主张的待人处事之道。在儒家看来，严格的等级制度可使社会秩序稳定，而社会秩序稳定君臣才能以礼相待，以仁相处，各安其业，守其本分。整个社会才能井然有序。而儒家伦理思想的目标就是“和合”。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的伦理思想也是层出不穷，很多都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在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趋势下，儒家的伦理思想影响着国人，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一、“子不教，父之过”-构建和谐家庭
家庭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家庭是否和谐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关于家庭的伦理思想也有很多，但是儒家提倡的“孝悌”思想，则是将家庭伦理思想推到了高潮，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父子关系是古代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慈子孝”是儒家处理父子关系的基本要求。所谓孝，是指赡养和敬爱父母。儒家认为，作为子女，应当竭尽全力使父母在生活上有良好的照顾酒食，先生撰”。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职责。儒家还认为，对父母的孝不仅在于养，还在于以合适的礼节、礼仪侍奉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儒家强调，对父母的孝不仅是礼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真实情感的体现。对父母的亲爱之情是人天生具有的。正是由于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因而在侍奉父母的日常生活中，要始终保持虔诚愉悦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孔子称为“色难”。但作为子女，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让父母顺心。在父母有什么不对的时候，固然应当婉转劝阻，“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但在父母不接受劝谏之时，仍然要恭敬地侍奉父母，任劳任怨，而绝不应怨恨父母。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对父母要有尊敬的态度。
在现代社会主要以利益关系调节人际关系的今天，包括家庭内的人际关系有日益冷漠、紧张的倾向，这使社会有畸形化的危险。传统儒家伦理强调亲情的思想在今天有积极作用，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儒家主张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思想，将为改善目前日趋紧张、冷漠的家庭氛围发挥重要作用。儒家的“孝悌”伦理思想为现代家庭中的溺爱子女，子女忽视父母等等问题都提出了严重的批评，“孝悌”思想的大力宣传可以有效改善家庭不和睦、关系冷漠的状态，为构建和谐家庭，构建和谐社会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有“小家”和谐发展了，我们的“大家”才可以稳步前进。
二、“发愤忘食”-构建和谐校园
青年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而当代青年大多还处于学校教育时期，大多都是大学生，因此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校园则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而对校园稳定的建设，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们树立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强不息”这一词语出自《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要求人们具备像天那样的坚韧刚毅、永不停息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们把志存高远、奋发向上、不屈不挠、励精图治等都视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自觉地培养自尊自信的品格、不卑不亢的人格，以及不安于现状，不被小利诱惑的精神，从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到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都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表现。少年强则国强，青年的发展壮大影响着我国的前进，青年的思想更是左右着我国前进的方向，因此我们要秉承传统，坚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将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在广大学生中宣传发扬，将自强不息的精神思想深入到每一位青年人的思想，以推动和谐校园的建设，乃至和谐的社会的建设。
三、“天人合一”-构建和谐生态社会
儒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出发点，以“仁民爱物”为原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境界，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生态伦理现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取向，对保护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它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开创了西方伦理学的深刻变革，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重归和谐，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儒家的伦理思想由家庭、社会进一步拓展到自然完成了亲民、仁民、爱物的发展轨迹。今天，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人类对生态伦理的需求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智慧的精髓。儒家认为，“天”，主要是自然界或自然的总称。宇宙的最高实体，而“人”则指人和人类，儒家的“天人合一”，主张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体现着和谐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启迪我们，应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肉体与精神和谐的关系来看待和谐生态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不能忘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该同时具备天、地、人生态伦理意义。如果忽略了这些，而只注重社会发展，只注重科技发展，科学技术的功能就会被自私、狭隘、短见、孤立的功能所扭曲。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失谐.人与人失调，人自身肉体与灵魂的分离。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则要求人们一方面要把握适当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要珍惜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杜绝浪费，避免环境污染，充分开发可再生资源，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共荣，以实现“与天地相参”的崇高道德境界。
儒家伦理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自孟子发展以来，为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许多的借鉴意义，它对我们既有推动的地方，也有片面的地方，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摒弃那些不利的思想，发扬有利的思想，将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理论，将它们付诸于实践，将道德建设引进社会和谐建设中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促进现代社会“中国美”这一梦想的早日实现！（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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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m].
[3]孔子.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6
关键词：新加坡；电视剧；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城市国家，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其人口中华人占占人口的74.2%，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兴化人（莆仙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等。华语（普通话）是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型态。新加坡华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不关乎国籍，在华人家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维护集体、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东方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竞争、崇尚法治互为补充成为一体孕育了新加坡文化的独特性。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融入了新加坡的移民文化，存优汰劣不断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精髓已经融入了华人的心中，融入了华人的生活，指导着华人的言谈举止。
《三十风雨路》全剧贯穿30年的时光，这30年是新加坡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期，本剧以时展为背景展现了个人情感、家庭的悲欢、事业的成败。以张家的家族利益冲突和道德的取舍为主轴展现了张耀坤几个子女对亲情、爱情、金钱的不同观念和矛盾冲突。这部电视剧向世人传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观。
一、“克己复礼为仁”儒家传统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经商就是做人，“诚信”与“仁义”始终贯穿张耀坤的一生。“义利”的统一，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遵守道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文化观念协调了人在金钱和道义的关系使其能够在义与利、家庭与社会、金钱与道德间取舍。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建立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文化，仁慈的家长以身作则、恪守礼法并引领家族走向繁荣。其他家庭成员对这样的家长给予尊重、忠诚和服从，在家庭具体体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别。“礼”在维持这种秩序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张耀坤所表现的正是对“礼”的固守。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文化的融合，年轻一代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观念。张耀坤强迫从美国回来的文禧到自己的建筑公司上班，而一心想在服装设计上有所成就的文禧不愿在家族公司工作，在双重的压力下甚至吸毒自残。小儿子文禧表现的是前卫、时尚、叛逆，阿枝表现的是兼容并蓄与开通。文福做错了事张耀坤让他在祖宗牌位前下跪受罚显现的是对祖宗的尊敬与崇拜，由此显示出长辈的至高权威。父亲的专制与慈爱贯穿始终，一方面表现了张耀坤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子女，一方面表现了他极力想恢复传统礼法在年轻人的地位，重塑儒家礼法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儒家思想讲的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入则孝出则悌”，对家庭关系的稳固有积极意义，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下敬老尊老已经成为社会风尚。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强调“孝”是“仁”的根本，孝道超越了家庭伦理范围成为儒家思想最重要也是统领性的道德规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个人基本道德修养。当阿枝嫁入张家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顺利的事，迷信的家婆认为阿枝是个把霉运带来的扫把星，对她很反感并处处刁难阿枝。阿枝却坦然面对以德报怨更加关心家婆。对家里的成员，张耀坤的大儿子文福和四女儿文思互相勾心斗角，每每设计陷害她，文思能力很强但是心胸狭窄，最初她害怕家父张耀坤对阿枝的信任会取代她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想尽方法陷害阿枝，虽然阴谋最终被张耀坤一个个看穿，但是阿枝并没有记恨文思相反在文思被女儿出卖后被逼跳楼时舍身相救，在她的公司破产被收购时时以援手帮助她度过危机，体现了阿枝宽厚善良的本性和“悌”的道德修养。在祖屋的拆迁上阿枝把房产分为几个单元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家，但是要自由就要忍受它带来的独立与孤独这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相背离的，阿枝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重构与融合。
三、“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
儒家文化传统和家族企业的文化偏见往往使得女性很难走上公司的领导岗位，阿枝到家族建筑公司上班最初只是想帮助自己的丈夫文寿找到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张耀坤慢慢发现阿枝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是他其他几个子女没有的，在阿枝帮助公司度过一次次危机中阿枝的能力和人品得到了家翁的信任在公司的地位逐渐提高，正是有张耀坤的信任和自己勤奋好学使得阿枝从一个单纯的乡下女孩历练成为一位商界女强人。表现出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艰难的奋斗和抗争。她处处牺牲自我以维护家庭的团结，困难面前知担当，利益面前懂谦让一个品格高尚又不失人情味的女性形象。与男性领导风格不同女性更倾向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更为民主、自由的管理风格。阿枝以自己出身社会底层的经历在处理公司事物和上下级关系上游刃有余，使她更有亲和力和感召力。从阿枝小儿子瑞祥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过程使观众明白了骄子纵情的后果，正可谓是“养不教父之过”，女性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中平衡是她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每个家族企业都想得到事业永续代代相传，儒家文化里重要的思想就是传续，文化的传续，精神的传续，财富的传续。在张家第三代瑞明成长起来之后阿枝把企业的管理权交出，自己功成身退显示了对名利的淡泊。
最后他们认识到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情和家庭，使儒家的“孝悌”思想大放光彩。这部电视剧重新树立了爱的信念与担当，诠释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我们去探寻。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有人性与本性之分别，要想家庭和睦兄弟友爱事业成功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贪婪本性。通过观看此剧可以启迪人的良知，和谐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言行，改变人的观念，净化社会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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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道德教育
我国传统儒家道德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传统道德思想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陶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至今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其中“修身”、“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等内容，如果剔除其消极的功利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大学生基本道德准则、培养遵守日常社会规范行为，无疑是有益的。
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作用和局限，看不到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侧重于政治伦理教育。它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它的核心是“有道”。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劝告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天性的“善”的境地，使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那么社会自然就安宁了。所谓“有道”，就是所有的人都按照封建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行其事，不允许越轨。如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孝敬赡养父母，各自遵守基本社会伦理规范和生活规范，讲究礼节礼貌，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和社会公德意识等。这些观点，在我们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中，仍然是必不缺少的重要内容。在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可以讲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故事，教育大学生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孝敬父母，回报父母，推而广之，教育大学生感恩报德，回报社会，关爱他人；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引导大学生学会谦让、诚实、关爱亲友，培养亲情友情，这样就把传统的正确的道德观、伦理观灌输给了学生。当然这种灌输的方法要灵活多样，要重视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形象性。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可运用电影、电视、录音、录象、网络以及其他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名胜古迹、考察、旅行等，这样更适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满足其好奇心，增加生动性，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要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有机地融入大学德育教育，就应挑选既懂得儒家思想又热心德育工作的老师担当专职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利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大学生活，扩展大学生的视野，培养大学生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积极向上、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从而逐步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健全的人格意志和健康的生活情趣。
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有机地融入大学德育教育，应该注意层次性。首先要重视培养大学生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学会自我控制，养成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习惯。在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多。一些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习惯，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习惯，不懂亲情友情。对他们进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索精神，促进健康人格的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高学历人群，他们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貌。把大学生置于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对他们进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再就是重视大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大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态度。参照儒家传统道德思想要求，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从小处着手，优化大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公共场所不随地吐痰，不抽烟酗酒，不嚼槟榔口香糖，不乱扔纸屑；谈恋爱讲文明，交往注意自己的仪表，待人诚实、守信；穿着适合自己的身份，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等。
在德育教育中对大学生灌输儒家传统道德思想，还须注意形式的多样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因为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大学生面对的是开放的世界，越来越多的青年大学生不分良莠冲击着传统道德，企图摆脱传统道德的影响，去发展个性，实现自我价值，我们的德育教育如果不打破僵硬、封闭的体制，还是“涛声依旧”，就难以为大学生所接受，也就不可能形成大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那种简单粗暴、“重专业轻德育”、“重管理轻教育”的方法，只会增加大学生的反感抵触情绪，削弱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父母没有充分认识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作用，也没有认识到做父母的责任，他们要么对孩子过于溺爱，只重视物质生活，不重视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的养成教育，放任自流；要么一味拒绝、压制，长时间不能满足孩子的正当要求，因而造成孩子的压抑感，性格扭曲，到了大学仍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告诫家长，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发挥家庭道德教育的示范作用。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广告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广告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使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作为商业信息载体的广告，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一面，张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如孔府家酒的广告有的血缘文化、人伦亲情等。
二、“和而不同”――儒家文化的和谐统一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的，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近来，各企业或产品纷纷打出“绿色”、“健康”、“环保”的主题便是对“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体现。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三．“仁爱万物”――儒家生命价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着“仁”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从先秦古籍记载中看，“仁”还是统治者或者“君子”们专有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讲“仁”行“仁”。有时“仁”还包含着爱亲、爱人与爱国的意义。而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仁的含义进行了创新的解释，认为“仁”具有两重涵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首先，孔子提倡仁爱，认为人应该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以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在现代广告活动中,“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在公益广告行为中多有表现。商业广告中，浙江纳爱斯集团的广告传播在这方面体现较为显著：子品牌纳爱斯牌牙膏的电视广告《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然而当小女儿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儿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景凸现了产品所附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者对爱的共鸣。而雕牌洗衣粉《洗衣篇》则由乖巧的小女孩一句“妈妈，我能帮你洗衣服了”道出了儒家倡导的“孝悌”之情，也犒慰了天下众多父母的心。
其次，爱人，以爱人之心待人，固然是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要求树立主体的人格，必须从自己做起。台湾资深广告人何清辉为“台北市家庭计划中心”创意的“奶嘴与”的公益广告作品中承袭了儒家的上述理念，呼吁人们“多一分小心，少一份担心”，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厉害关系着眼来倡导人人自爱，以求社会规范。
最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以“羞恶之心”为“义”，以“恭敬之心”为“礼”，以“是非之心”为“智”，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则公益广告，通过表现一位小女孩在星期天的清晨，被母亲强迫着东奔西跑地参加各种培训班，最后累得虚脱的故事情景，来引起所有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们的正视和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还给孩子们”。尽管望子成龙成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有个“度”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忠恕”，片中的母亲因为把握好这个“度”，才导致女儿最后累到虚脱，事倍功半的后果。
四、“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
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初民在“人”的观念中创造了“神鬼”，但却淹没了人们思想中的“自我”；后来周公所创设的“周礼”是孔子人学思想始终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并为人本思想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孔子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开创者，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修养体系和伦理性人学思想，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孔门弟子沿两条线索发展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内圣”与“外王”。早期儒家的人学发展史是追问于理性和信仰、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历史,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人的本身与发展。孔子注重人,鼓励人冲破种种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五、“人无信不立”――儒家交际观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对人的品性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表示讲信用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说“言忠信，行笃敬”，认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最终取得别人的信任而自立于社会之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誉，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人际交往中，非但没见削弱其丝毫作用，反而愈益迸发其固有的作用和力量。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一个商家如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信誉危机，损失的将部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会有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广告主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大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推广诚心行为，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运营过程中对信誉的奖励和维护显得更为注重了。
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的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华文广告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相信儒家文化广告在更加宽广、更为自由的发展平台上，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语言书写未来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宋玉书王纯菲:广告文化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2]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周月亮:孔学儒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9
关键词：贾宝玉儒家思想继承反叛消解
通行本《红楼梦》中，贾宝玉仅正面出场就108回之多，是作者浓墨重彩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角，贾宝玉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可以看成是《红楼梦》中儒家思想的一个缩影。贾宝玉身上体现的儒家思想是矛盾而复杂的，既没有完全继承，也没有完全否定。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从继承与反叛并存，到以佛道为精神寄托而消解了儒家思想，贾宝玉的形象也完成了从富家公子到苦行僧的转换。
一、继承
（一）仁爱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爱从血缘出发，有亲疏远近之别。仁爱在贾宝玉身上主要表现为泛爱众人，缠绵于闺阁姐妹之情。
1.泛爱众
小姐病了，他要亲候探望；丫头感染风寒，他也要悉心照料。听周瑞家的说宝钗病了，宝玉先遣人去瞧，“问姐姐是什么病，现吃什么药”，过了几日又亲去探望。五十一回晴雯生病，宝玉先是不叫声张，怕王夫人知道又叫晴雯“搬了家去养息”，“家去虽好，到底冷些，不如在这里”，只去回了大奶奶一声。又留在屋里好好照顾着，新来的大夫看到这般情景，误以为病着的是位小姐；宝玉又亲自问询病情，看了药方后大骂庸医用虎狼之药，要再请了熟识的医生来，还把药炉子拿到房中煎药。又向王熙凤索要西洋药――“衣弗哪”治头痛。无论是贾母、王夫人等长辈，还是黛玉、宝钗等和宝玉一处长大的姐妹，甚至是晴雯，袭人等服侍宝玉的下人，不管他们在贾府中的地位如何，只要是宝玉认为的亲厚之人，宝玉都十分上心，这是宝玉泛爱众人的表现。
2.缠绵于闺阁
在这种泛爱众思想的支配下，贾宝玉的许多行为都变得合理起来。大观园中不乏身世可怜的薄命红颜，对待这些人，不论是如林黛玉、史湘云等千金小姐，还是平儿、晴雯等下人，贾宝玉都怜惜关照。他怜惜在襁褓中失去双亲爱护的史湘云，对尤二姐、平儿等人的薄命也深感难过。例如“变不测凤姐泼醋”一回中，平儿挨打后宝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似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又如宝玉只愿姐妹们一处常聚不散，即使要死也要一处化灰才好，所以迎春出嫁宝玉会怅然若有所失，四儿芳官被赶出大观园宝玉会大哭。贾宝玉如此缠绵于闺阁，并非生性浪荡，而是“出于纯粹的爱人之心，体人之情。”[1]
此外，贾宝玉的爱人之心不会因地位高低产生差别，但他的关爱却会因亲疏远近不同而产生差异，“亲不僭疏”，“先不僭后”。如他曾悄悄告诉林黛玉，“宝姐姐是两姨表亲，论亲疏，他比你疏”，黛玉是先来的，宝钗是后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他的关爱又往往随心所欲，如第二十九回贾母等率众人去清虚观打蘸，张道士见到宝玉，送上金银饰物以表敬贺之意，宝玉对老太太说：“我要这个也无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跟着我去散给穷人罢。”又如宝玉向妙玉索要刘姥姥用过的茶杯，送给刘姥姥卖了过活。
（二）孝悌
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孝慈文化是贯穿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贾宝玉深明孝悌之义，他曾对林黛玉说：“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这虽是贾宝玉向林黛玉表明真心，但老太太、老爷、太太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以及重要性可见一斑。
1.父子之情
对严父贾政，宝玉不但畏惧而且驯服。“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暗地里，从不见他对贾政有任何不敬的言论，战战兢兢、惟命是从，只有‘唯唯而已’”；[2]对贾母与王夫人，宝玉亲近而且敬爱，“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折了桂花，“不敢自己先顽，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身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与太太。”
2.兄弟之情
对兄弟之间，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认为“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但“父亲叔伯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所以“只得听他几句”，略尽其情。贾环嫉恨宝玉，总是想要害他，但宝玉不仅原谅了他，还经常替他掩饰。二十五回王夫人命贾环抄经，贾环借机想用灯油“烫瞎宝玉眼睛”，烫伤后宝玉却央求王夫人：“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
二、反叛
（一）反对封建礼教
1.反繁文缛节
儒家思想中所谓的“礼”实际上是区分不同等级的人之尊贵卑贱的一种制度，强调的是上下尊卑各自有序，婚丧嫁娶分别有制。明清时期，以皖派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由重视“三礼”进而要求“复礼”，礼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礼仪与礼教相杂融，礼仪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各种礼仪极尽繁缛之能事，在程朱理学的统治下“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进一步深化，而《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礼教始终持反对态度。
贾宝玉极其厌恶封建大家族的繁文缛节，他厌弃生日时各处行礼、安席等礼仪，说这些是俗套；参加宴会、庆祝生日等活动更是能躲就躲，如薛蟠生日时他便以生病为借口逃脱，惹得宝钗不高兴。对待君臣之礼，贾宝玉对不知变通的“文死谏，武死战”极为反感，斥之为胡闹，认为这些做法“皆非正死”。
2.反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是维护封建宗法统治不可动摇的法则。《红楼梦》中大观园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园中的小姐们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也要受封建礼教的禁锢、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出嫁后还是要“以夫为纲”。贾宝玉不但没有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反而更重视女儿的至纯至真，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个女儿，我便清爽了；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贾宝玉更是在众女儿面前服小做低，很懂得‘作养脂粉’，而且对女儿们的体贴甚至到了忘我的境界。”[2]和众姐妹一起作诗，宝玉社社押尾，甘愿为姐妹们誊诗、被罚雪中取红梅，“为诸丫鬟充役”；“他自己烫了手，倒问玉钏的手疼不疼；看‘龄官画蔷’时看痴了，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而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2]此外，他为了保护女儿们，还多次代她们受过，如替彩云应承下来偷茯苓霜的罪过等等，为了这些女儿们他真可谓是“操碎了心”。作者还借甄宝玉之口说：“这女儿两个字，是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的呢……”。表现了对女儿的极大重视。
（二）反对仕途经济
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和八股制艺结合，在思想上形成严密的教条，许多封建文人醉心于通过八股制艺取得功名利禄，“学而优则仕”。贾宝玉不但讨厌读书，连跟仕途经济相关的人、事，他一并都嗤之以鼻。即使是平常敬重的小姐劝其读书上进，宝玉也是“抬脚就走”，听都不愿听。
1.反仕途经济
对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贾宝玉极度反感。第五回秦可卿带贾宝玉到上房中休息，贾宝玉见房内挂着一幅《燃藜图》，心中便不自在，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时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燃藜图》是神仙劝人勤学苦读的画面。这幅对联意思是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学问，有一套应付人情世故的本领也就是文章。画与对联相辅相成，实为劝学“仕途经济”的楷模和格言，所以引起贾宝玉的强烈反感。
对待官场中人，贾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恶峨冠礼服、贺吊往来等事”，他对见贾雨村一干为官做宰的仕途中人极度反感，三十二回贾雨村拜见贾政，想见贾宝玉，贾宝玉“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一面穿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说自己是“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但遇到了像北静王这种人品贵重的官场中人，贾宝玉又十分敬重。贾宝玉曾经以探望痛失爱妾的北静王为由出门祭祀金钏，而贾母王夫人也深信不疑，可见贾宝玉与北静王的交往极其频繁。所以宝玉不愿意来往的其实是带有仕途经济气息的士文人。
2.反八股取士
对待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贾宝玉始终持否定态度。“他把朱熹之流‘代圣贤立言’的书籍，斥为混编篡出来的。他还骂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是‘禄蠹’、‘国贼禄鬼’。贾政认为‘最要紧’的《四书》，他‘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贾政不在家，他便干脆连书房都不进。”[3]由此可见宝玉对科举、对阅读当时所谓的圣贤之书的态度。对待劝其读书上进之人，贾宝玉不是疾言厉色地斥驳便是缄默不语。史湘云劝贾宝玉即使不愿多读书考举人、进士，也应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写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事务。”宝玉听了，直接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脏了你的经济学问。”并斥之为“混账话”，这是贾宝玉在书中极其少有的疾言厉色的时候。醉心于功名利禄之风染及闺阁是宝玉最为痛心疾首的事情。对于说这些“混账话”的人，宝玉也都渐渐“同他们分生了”。
贾宝玉反对仕途经济，实际上反对的是被世俗化的儒家价值观，即功名利禄。明清时期儒学的核心价值已经由“己达而达人”、追求“仁”的理想人格，转化为追求功名利禄和尊贵的身份生活，贾宝玉反对的正是这种已经被功利化、世俗化和制度化的儒家思想。
三、消解
宝玉与黛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宝黛的爱情又有着思想基础：在宝玉生活圈子中，只有林黛玉从来不说劝他热心于功名利禄的“混账话”，所以宝玉未曾与黛玉分生过。二人都对封建专制采取反叛的态度，都追求情感的自由。从这一点上看，大观园的众多姐妹中，只有黛玉是他的知音，是他精神的家园，所以宝玉不念金玉良缘，只知“木石前盟”。但黛玉香消玉殒，贾宝玉的爱情之梦最终也破灭了，宝玉再次失去了心灵的寄托。这时的宝玉重游太虚幻境，开始知道人各有命，不是所有的女儿都会待字闺中并保持纯真至美；不是所有的容颜都可保持不老，青春并不能永驻。他开始向佛道寻求安慰，并借佛道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消解。
贾家到了贾政这一代开始显露出衰败之相：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不思读书进取；安享富贵者居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又奢侈浪费。煊赫百年的宁荣二府终是难免抄家流放的命运。贾宝玉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都建立在优越的生活基础之上。当这个贵族之家大厦倾倒、繁华落尽，一夕之间树倒猢狲散、鸡鸣狗盗之事不绝时，贾宝玉的富贵之梦也随之破灭了。这时的宝玉开始领悟富贵不能长存，色空本是一体，皈依之心已经产生，佛道思想进一步深入消解了儒家思想。
理想破灭了还有爱情，爱情没有了还可以有亲情和富贵，可到最后贾府被抄、贾母去逝、大厦倾倒，贾宝玉的心理需要从高到低都被现实所否定。当与黛玉的爱情之梦和富贵之梦相继破灭之后，贾宝玉无路可走。打破了旧的道德信仰却找不到新的出路和思想寄托，但又必须生活在这样的末世之中，所以他向宗教寻求归宿。他选择遁入空门，“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出家是贾宝玉在爱情破灭后找到的新的心灵归属。这时贾宝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反叛，佛道思想最终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消解。
参考文献：
[1]冯震翔.论贾宝玉的儒家真面孔[J].红楼梦学刊，2011（2）.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哲学；性德；西方儒学
我在留学英伦研究中国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的确能让很多中国学者为之感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却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学流派的知识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1］。面对这种种流派对儒家的解释，即使是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兴叹了。这就促使我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
一、西方“哲学”含义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的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实际则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奠定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样。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名词、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于是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能够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这就导致了语言解释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而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丧失了。这种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望洋兴叹却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是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否则，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要改变“科学的婢女”的境遇，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最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思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而有所发展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如果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后，那么这个中箭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二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一个有“德”的人。《说文解字》上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2］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一个得道之人，亦称为圣人。圣人所具备的德性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说它“外得于人”，是因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德性是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而获得的；说它“内得于己”，就是因为人性本善，这种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称性德。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
那么，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如何与病以药的呢？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吗？试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行为（如邻里纠纷、青少年斗殴、球迷酒后闹事，砸车偷盗等）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与此相比，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显然略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试举儒家的孝亲尊师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三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及儒学发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病症。因此，它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阶段。而这似乎也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外国人研究儒学，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自己研究的透彻。”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西方哲学的求知识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儒学的价值和它的“实用”性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认识到。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以宏观的眼光研究了历史之后，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更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实用”特征的逐步认识，也似乎预示了以“实用”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纪的兴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离开了道而追求器，离开了体而追求用，离开了根而培植叶，本末倒置，必然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战兢惕厉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的种种哲学流派是无能为力的。依靠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走出这个怪圈。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防身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是对某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合理性的预见、论证和证明（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成为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回归到古希腊的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时的功利、兴衰和成败，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胸怀天下，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之理，他们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仍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开明学者所赞叹、研究和津津乐道。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这是因为，首先，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皇权至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只言片语和诏、敕、令等律外之法为同罪异罚、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担任廷尉的杜周就专门观察推测皇帝心意决定刑罚的宽严。“人们诘问他：你既为廷尉，为何‘不循三尺之法，专以人主之意旨为狱’时，杜周回答说：‘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时皆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所谓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称王法）。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谓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谓不周密，科举制度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人治的统治之下，由于君权是法之所出，故君权高于法权。中国历代的法律，没有一条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权（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现的“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甚至随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惩治达官显贵的作用，更无法限制君权。然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约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达到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虽然儒家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实用性特征一旦为人们理解和重视，必将带给国家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国文化热在当代西方的兴起，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远非人们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们的武器，而是蕴藏着一种真正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会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21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cua,a.s.，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学文集[m].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