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学概论篇1
关键词：蓝色经济蓝色经济区山东半岛
1低碳循环经济与生态效率
1.1低碳循环经济的内涵低碳循环经济是将低碳经济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结合起来考虑，其理论基础来源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内涵。英国于2003年正式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低碳经济要求，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前提，积极地进行科技方面的创新，进而更好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绿色GDp。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模式，将积极发展逐步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过程，有效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低碳循环经济是在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资源的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为重点，要求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有效利用资源，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1.2生态效率“生态效率”是一个生态学概念，它主要指生态系统中能量在两个营养级流转中各参数的比值。20世纪90年代，人们逐步将生态效率引入循环经济领域。而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于1990年首次在学术界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概念。
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做了《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的报告。报告指出，生态效率以“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大的价值”为核心，要求通过竞争方式，提供一定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同时，生态效率也要求在尽量保护环境降低能耗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后来世界经合组织又进一步展开了生态效率研究，并将这一概念延伸到政府、企业以及各类组织机构中。
根据oeCD对生态效率的定义，可用下式来表达：
生态效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的影响
在上式中，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以及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放。在生态效率中，环境因素被视为生态经济系统中成本投入的一部分，以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为重点，考虑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符合经济学中稀缺资源的配置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效率这一概念逐步延伸至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循环经济领域。而生态效率理论的核心正是低碳循环经济所倡导的资源节约和效率提高的思想。生态效率将宏观层面上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到具体的区域发展规划当中，对我国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意义重大[2]。生态效率可以作为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的合适测度。
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2.1蓝色经济“蓝色经济”最早表述见于1999年加拿大魁北克省举办一个名为“蓝色经济与生劳伦斯发展”的论坛。在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理论中，蓝色经济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开发和以海洋空间为基础的生产活动，以及相关服务性产业。目前，关于“蓝色经济”以及“蓝色经济区”这两个问题，国际上并无统一概念，因为“蓝色经济”这一概念在提出一开始就收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普遍关注，经过其一系列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一是蓝色经济即为海洋经济。二是海洋可持续发展内涵下的蓝色经济。
我国的蓝色经济则以海洋经济为基础，“蓝色”是对海洋的一种形象的属性描述。2009年4月，总书记在山东正式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鼓励山东积极发挥地区优势，科学开发，发展优势海洋产业。自此，“蓝色经济”与“蓝色经济区”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了新一轮的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浪潮。在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变，“蓝色经济”的理论也逐步发展完善，不同研究者对蓝色经济的概念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代表性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蓝色经济”即“海洋经济”。二是认为蓝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概念。三是将“临海经济”和“涉海经济”纳入“蓝色经济”范畴。
2.2蓝色经济区
2.2.1蓝色经济区的内涵。目前，由于国际上还未统一“蓝色经济”这一概念，因此关于“蓝色经济区”也没有达成统一共识。蓝色经济区不仅是一个涉及海洋经济的空间概念，还是一个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建设蓝色经济区时，要充分发挥优势特色，大力推进系统创新，积极发展海洋产业经济，在合理开发海洋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蓝色经济区作为一种独特的创新空间，具有集聚性、独立性、辐射性和关联性特征。
2.2.2发达国家蓝色经济区发展简介。“海洋经济”与“临海经济区”发展在国际上具有悠久的历史，经过多年的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包括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各类区域海洋开发政策，具体来看，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蓝色经济区的发展情况如下：①美国。为进一步推动海洋产业的发展，美国政府于2009年提出了提高美国海洋能产业国际地位，大力推动海洋能产业发展的计划。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海洋综合立法的国家，一直重视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其针对海洋环境制定的保护政策主要包括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保护两部分。美国政府还针对海洋的综合管理，在2004年12月推出了《海洋行动计划》。②欧盟。欧盟以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海洋政策。欧盟为进一步保持其在碳存储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护海洋环境，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积极开发新技术以减少船舶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另外，在2007年了《欧盟综合海洋政策》蓝皮书，明确海洋资源的综合管理战略。③加拿大。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门联合联邦政府的其他组织部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海洋产业，有效地推动了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在海洋法律法规方面，加拿大已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海洋法》明确联邦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另外，加拿大采用一系列综合预防管理手段进行海洋综合管理，有效地治理了海洋环境，实现了社会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并通过法律文件加以制度化。④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于1997年实施《海洋产业发展战略》，明确海洋产业发展的目标方向。其海洋产业与科学委员会确定了海洋产业未来的产业发展重点：一是养殖业；二是新兴产业；三是现代渔业；四是近海油气业；五是船舶制造；六是海洋航运服务；八是滨海与海洋休闲旅游业。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澳大利亚最早在世界上提出国家海洋保护区代表系统。在综合管理领域，澳大利亚在1998年的《海洋政策》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框架。
2.2.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2011年1月4日，国务院以国函（2011）1号文件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山东半岛作为我国最大的半岛，其地理位置优越，海洋资源极为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极大优势。目前，山东半岛的蓝色经济区主要包括整个山东海域以及青岛、烟台、日照等六个城市和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山东省还进一步提出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域发展规划，以根据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为进一步增强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能力，将山东省其他地区作为规划联动区，预计到2015年基本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体系，增强地区综合实力，并不断完善山东半岛的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格局；到2020年建成蓝色经济区，基本实现海洋经济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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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
海洋经济学概论篇2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Strauss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Grounded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chartofgroundedtheory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mechanismandamplificationprocessofmarineenvironmental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coding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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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学概论篇3
论文关键词海洋软实力构成要素
海洋是世界格局中增强国家地位，获取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海洋权益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为了争夺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等，国际海洋权益斗争也日益加剧。在相互依存、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实现利益诉求，需要更加注重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软实力研究成果的借鉴，确定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
一、海洋软实力的概念
（一）国内外软实力概念的梳理
为了更好地研究海洋软实力的构成，首先要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软实力”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他将“软实力”概念阐述为“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政策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目前，对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阐述，各国学者尚未达成统一，其观点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类：
1.从软实力形态和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定义。贝茨·吉尔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性因素的力量。阮宗泽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庞中英认为软力量可定义为：非物质的、无形的力量，包括奈举例的那些美国“软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指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权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主要是谈判）力量。
2.从软实力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角度来界定。郭树勇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对软实力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软实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即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对战争施以合法性限制的能力，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能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来分析软实力包括哪些能力，而不是从内部角度分析软实力的构成。
3.从资源的运用方式上来说明软实力。詹姆斯·特劳布认为，软、硬实力这种两分法本身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没有考虑到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如今，美军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工具——战争、外交、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救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军队。简而言之，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这种披着坚硬外壳的劝诱可能比通过典型工具展现的软实力（尤其是通过流行文化表现出来的软实力）更加有效。詹姆斯·特劳布的观点表明，对硬资源的运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资源的运用效果和属性，军事资源用于战争时，它实现的是硬实力的效果，军事资源去救援救灾、推动友好交往时，则会发挥软实力的效果。
上述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各有所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分析。但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界定软实力，难以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完整情况。要更客观、更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同时关注构成软实力的资源、对资源的运用以及运用的结果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可以将国家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的能力。
（二）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海洋软实力从实质上讲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国家软实力追求的是国家权益，国家权益包含很多组成部分，而海洋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就是众多国家权益中的海洋权益。因此，对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可以建立在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借鉴，可以将海洋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以维护和获取海洋权益的能力。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强调软实力来自于对资源的运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如果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和认知，就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以海洋文化为例，不是拥有了悠久的海洋文化，就具有了软实力，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被有效地运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海洋文化本身不是海洋软实力，它只是海洋软实力的基础、海洋软实力的来源。
2.强调运用资源的方式是柔性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必须运用柔性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软实力的效果。虽然是软资源，但运用方式不是柔性的（比如交流、沟通、宣传、合作等），也无法达到软实力的作用。比如想推广一个国家的海洋价值观，虽然海洋价值观是软资源，但如果采用强迫、威胁等方式传播，达到的作用肯定是适得其反，此时的海洋价值观所发挥的效果就不是软实力。
3.强调软实力的来源涵盖所有的资源。不论是硬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还是软资源（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只要运用方式得当，都能够产生吸引别国的力量。比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当它们投入到沿海地区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时，军队此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海洋软实力了。所以，即便是军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硬资源，同样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海洋软实力的作用。
以上对海洋软实力的界定方法既可以避免在海洋软实力研究过程中对资源进行不必要的软、硬形态的机械划分，因为有些资源无法进行绝对意义上的软、硬形态划分；同时还可以避免仅从某种或某几种资源的角度（如文化、制度等）去认知和界定海洋软实力，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海洋软实力。
二、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海洋软实力来自于资源及对资源的柔性运用过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产生海洋软实力的资源多种多样。学界通常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威望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影响力等，即文化、政治、外交三个方面。其实，软实力也可以来自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虽然不同的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会有紧密而复杂的内在关系，但不容置疑的是，每种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必然有其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发展不能只是硬实力的发展，还要重视历史文化、教育状况、法治水平、政府效能等软实力的综合建设。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家利益的多向度化和新的竞争模式要求海权建设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培育。接下来，本文就从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资源及其运用六个方面阐述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
（一）政治资源及其运用
对于现在的国际海洋制度，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在遵守已经签署的海洋条约、公约和协议之外，更要加强对国际海洋法的研究和利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性海洋法律文件形成过程从一般参与转为积极介入，把本国的利益诉求借助国际法的规则反映出来，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目的。同时，面对岛屿领土主权争端，要加快国内立法，使海洋边界划定更加明确，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海上冲突，确保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二）文化资源及其运用
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海权强国相比，我国的海洋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海洋文化传统。郑和远航的主要意图是宣扬国力，近代海军现代化试验也只是为了应对列强炮舰政策，它们都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海外贸易和合作增加，我国对海洋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国民的整体海洋意识还有待提高。中国需要把海洋教育的内容注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去，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工具引导民众讨论和传播科学海权观，使我国民众更加关注海洋资源、海上交通安全等海洋权益问题，以此来推动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三）外交资源及其运用
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没有使用武力来加强自己在南海主权主张的倾向。中国目前利用的是海洋软实力，包括对地区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帮助，积极参与一系列的海洋和环境倡议，比如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南海项目，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实施的维护航海安全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有意愿实现“基于国际法、不使用武力和谈判解决纠纷原则更全面地融入区域关系系统”。
（四）经济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海洋产值的不断上升已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要不断提高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能力，拓展海洋产业链，加大海洋产业项目支持力度，打造有优势的海洋产业，通过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我国的海洋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实现经济效益、国际关系的双赢。
（五）军事资源及其运用
在解决国家争端和保障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军事资源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战争时期，它可以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而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作用。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们要不断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后盾，并更加有效的参与到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去，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更是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六）科技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经济学概论篇4
【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海洋经济学概论篇5
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产业；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8－0031－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8.08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陆地可供开发资源的减少，世界各国之间在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同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海洋理论、海洋战略等海洋文化因素，决定着竞争的格局和态势，决定着竞争的成败。然而，种种激烈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海洋文化的竞争。对海南而言，建设国际旅游岛，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巨大海洋文化资源，构建现代海洋文化产业体系。但是，与广东、山东、江浙一带相比，海南海洋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还不够强，缺乏自己的海洋文化品牌，在建设、开发和研究探索上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化研究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一、海洋文化的定义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海洋文化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1]海洋文化的内涵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一切与海有关的物质存在与物质生产；二是精神层面，一切与海有关的意识形态；三是社会层面，一切因时因地制宜的社会典章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四是行为层面，一切受海洋大环境制约与影响的生产活动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概念中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海洋文化的划分并不是以地域作为划分的标准，并不是所有海滨城市的文化都是海洋文化，只有源于海洋的文化才能归属海洋文化的序列。
二、海洋文化产业的概念、分类及其与海洋产业的关系
作为一个海洋大省，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就是海南的文化优势和文化特色。海南应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制定和实施海洋强省战略，科学规划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经济，形成南海蓝色经济区。
1．海洋文化产业的概念。海洋文化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以文化产业的概念为参照，“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其本质就在于海洋文化的产业化[2]。这个概念具有以下几层含义：从性质上来说，海洋文化产业是生产和提供海洋文化产品、服务的经营性行业，以取得经济效益为目的；从产业过程来说，海洋文化产业是按照产业化的方式和手段经营文化，并将海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纳入到产业运行的轨道中；就其产业功能而言，海洋文化产业以满足消费者及市场的精神需求为主要的功能。可以说，海洋文化产业是由海洋文化和产业化两大要素构成，其中海洋文化是基础性要素，它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产业化是结构性要素，它决定了海洋文化产业的经济构成。
2．海洋文化产业的分类。海洋文化产业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根据产业的内容和性质，按照行业分类法，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产业类别：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对其它的海洋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且还能推动饮食、商业、交通、住宿业等相关配套部门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因此在整个海洋文化产业和整个经济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洋节庆会展业：海洋节庆会展业包括海洋文化节庆业和海洋文化会展业，是以海洋文化产业为主题，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和展销以及会议等，提升海洋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获得更为优质和广泛的资源。它具有高收益、无污染以及对相关产业的极强带动力等特点。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海洋节庆会展业己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和运作模式。在我国海洋节庆会展示业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因其经济效益高和经济拉动作用大而备受关注，成为海洋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海洋休闲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与海洋休闲活动相结合的产业类型，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疗养、度假、娱乐的愉悦享受，也可以使消费者感受到体育运动的刺激性和挑战性。海洋休闲体育产业将人们的活动空间扩展到无限的海面上，带给消费者以更为丰富多彩的感官体验，这也是海洋体闲体育产业特有的魅力。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休闲体育产业因其自然、健康、时尚的特征成为热门产业，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
海洋文艺产业：海洋文艺是长期与海为伴，从事海洋生产和实践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海洋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海洋艺术产业就是将海洋艺术进行产业化的运作，生产出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的海洋艺术产品。
也有学者采取集群列举法，将海洋文化产业细分为以下类别：涉海休闲渔业：观光渔业、体验渔业、观赏性专门养殖；涉海休闲体育业：水上项目、水下项目、沙滩项目；涉海庆典会展业：海洋文化节、珍珠文化节、博览会、旅游文化节、开渔节等；涉海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业：饮食起居、服饰、传统节日、婚俗、信仰的产业化开发；涉海工艺品业：珊瑚、贝类、珍珠工艺品；涉海对策研究与新闻业：广播电视、书报刊、网络、咨询服务；涉海艺术业：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曲艺、电影电视剧[3]。
3．海洋文化产业与海洋产业的关系。如前所述，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人类在与海洋的互动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了无形的语言、习俗、信仰、艺术等精神财富，也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和物质财富。海洋产业是一切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所以单从两者与海洋的依存关系，就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海洋产业的开发，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可以对海洋文化产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给海洋产业提供丰富的资源，也会提高海洋产业的发展能力。尤其是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海洋产业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将会带来海洋产业经济的增长，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实现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海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自然资源优势
海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必须深度挖掘、利用好自然资源，与其他海洋文化产业大省相比，海南有具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海南共有海岛（含礁和沙洲）280个。所辖海域面积200万平方公里，南北纵跨1800多公里，东西横跨1000公里，占全国海域总面积的2/3。海南岛海岸线总长1528公里，沿岸天然港湾68个，海洋渔场面积16434公顷，海洋水产品在800种以上。在海南岛长达1528公里的海岸线上，沙岸约占50~60%，沙滩宽数百米至1000多米不等，向海面坡度一般为5°，缓缓延伸；海水温度一般为18～30℃，阳光充足明媚，一年中多数时候可进行海浴、日光浴、沙浴和风浴。海南的近海和外海渔业资源极其丰富。其中，主要经济虾类17种，鱼类资源1064种，有经济价值的约40多种，约占全国150多种的26.7%。品种多、生长快和渔汛期长等特点，是全国发展热带海洋渔业的理想之地。海南岛东部、南部大陆架80～200米水深的外海渔场以及西、中、南沙渔场渔业资源丰富，资源可捕量约200万吨，目前尚未充分开发利用，开发潜力巨大。南海诸岛岛礁气候适宜、雨量充沛，生长着200多种高等植物，诸岛海域的海底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巨大。海底资源还包括有各种金属矿产资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开发的深入，西南中沙群岛海底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巨大的利用价值。另外，南海诸岛岛礁上美丽的热带海岛环境和海域中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更是开发海洋旅游的潜在资源。
四、海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路径探讨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海南省“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在经济结构中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把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海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海南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极，争取到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4%。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大力建设本土海洋文化，挖掘和利用好海洋文化资源，构建现代海洋文化产业体系。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快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1．建立和完善海洋文化产业专项政策体系。政府要加强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与引导。首先，要围绕建设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制定和实施海洋强省战略，科学规划发展海洋文化经济，构建现代海洋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海南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要以海湾优势为依托，开发建设一批国际大型旅游区，发展休闲度假业、邮轮游艇产业。以海口、三亚等滨海城市为依托，培育发展海洋旅游、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贸服务等海洋服务业。其次，在产业政策上加强支持力度，完善财政、税收、投资、金融、土地、市场准入、工商管理、知识产权等一系列产业政策。还应对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整合与规划给予科学的指导与监管，加大资金、技术、人才、宣传方面的投入。
2．推进海洋文化产业融资多元化。要提升对外对内开放水平，充分利用遍及五大洲的友好城市和侨务资源，加强与国内外海洋城市、海港城市的借鉴与合作。积极参与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合作，加强海洋文化产业合作与开发。鼓励和支持民资、外资的进入，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解决好海洋文化产业建设的融资问题。可采取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样既可以解决产业建设融资难的瓶颈，又可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激发全社会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热情，提高项目开发建设效率。对于外资的进入，可以同时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设备设施和知名品牌影响力。政府应主动引导和争取，通过产业博览会、网上推广平台、成立专项开发小组等形式，积极寻求民资、外资合作者。
3．打造海洋文化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效应。目前，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尽快策划并启动一批世界级海洋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海洋文化龙头企业，发挥好示范带动效应。一是将海洋文化融入滨海旅游文化产业，深度研究开发海洋旅游，积极策划、设计、包装和推出具有海南特色的海洋旅游新产品，如海洋休闲渔业旅游、海洋文化旅游、热带海岛生态旅游、海洋体育竞技旅游、海洋夜生活旅游、温泉康乐度假旅游、高尔夫休闲旅游等；发展会展、邮轮游船、水上运动、文化艺术、海洋科普生态、海洋康疗保健等专项旅游，带动旅游业全面发展。二是发展游艇经济，将海南打造成中国游艇天堂。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加强与国际游艇行业的合作，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发游艇旅游项目，兴建国际一流的游艇俱乐部，打造环海南岛的游艇经济圈。”[4]三是利用滨海城市海洋文化资源丰富而独特的优势，策划并建设世界级热带海洋文化主题公园重大项目，不断提升热带海洋旅游文化竞争力。
4．从战略高度培育和树立海洋文化意识。应充分认识海洋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南未来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引导公众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海洋价值观。要重新审视和科学论证海洋文化资源的巨大价值，将海洋文化建设作为海南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新地标，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力宣传普及海洋基础知识，提高全体市民的海洋意识，形成全社会关注海洋、保护海洋、开发海洋的良好文化氛围。依托涉海高等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利用海洋文化座谈会、海洋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节等机会，深入研究、挖掘和宣传海南海洋文化资源，营造浓厚的海洋文化研究氛围，将海南打造为全国海洋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和窗口。
参考文献：
[1]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2]张开城.广东海洋文化产业[m].北京：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海洋经济学概论篇6
关键词 海岸带 海洋经济 海岸带经济 沿海经济
海岸带――陆海经济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以海洋经济为代表的蓝色经济将主宰全球经济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言，“凡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是强盛还是衰败，取决于它能否支配海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几乎所有的世界强国，包括最初的“位于欧洲的大西洋南海岸和靠近地中海的出口而获得的明显的战略利益”的葡萄牙，随后崛起的海洋贸易强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以及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所有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不是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在以海立国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海强国的成功案例。“正如河流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一样，海洋是世界的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随着陆地资源开发日益濒临衰竭，海洋作为临海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价值日益凸显，几乎所有临海国家都推出相关计划，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举措。
在海洋经济发展实践中，美国、日本等国家高度重视海岸带在陆海经济互动发展中的空间载体功能，并已探索出通过海岸带带动陆海经济协同发展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享有的管辖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基于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海洋经济、海岸带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应合理开发和利用32000千米的海岸线，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带动海洋经济、推进陆地经济共同发展。
海岸带的概念及空间界定
为了实现海岸带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目前经常混淆的海岸带经济(coastalzoneeconomy)、沿海经济(coastaleconomy)、海洋经济(oceaneconomy)等概念进行区分。
1、海岸带的定义
对于海岸带，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第一种：美国的定义。在美国，海岸带的官方定义来自美国1972年的《海岸带管理法案》(U.S.CoastalZonemanagementactof1972)，其中海岸带被定义为临海水域和邻近的岸边土地，受到对方的强烈影响并且靠近几个沿海州的海岸线，包括岛屿、转型中和潮水区、盐碱地以及海滩。这个区域从海岸线延展到足够控制岸边的陆地，这些土地的使用将对沿海水域产生直接并且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地理区域的控制有可能会受到或非常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海岸带的定义在美国的各个州之间也不完全相同。在美国，罗德岛、特拉华、佛罗里达、夏威夷这4个州整个都位于海岸带。华盛顿等9个州则根据县或者与县对等的边界来界定海岸带。比如，在得克萨斯州，海岸带是从海岸往内陆不超过30英里(50千米)，而且通常情况下比这个更窄。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带是从内陆16－32海里(即大约25－52千米)。其他的州则根据政治(比如，镇的边界)和地理特性(靠近潮水)来界定海岸带。比如，密西西比州的海岸带包括3个邻海的县。阿拉巴马州的海岸带则往内陆连续扩展10英尺(大约3米)的海拔高度。
第二种：墨西哥的定义。墨西哥的海岸带界定由墨西哥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在2006年6月的《墨西哥海洋和海岸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环境政策》中提出。在这个政策中，海岸带被视作是以下三个区域的综合：①陆地区域。这个区域被沿海自治市和靠近沿海自治市的内陆自治市覆盖。②海洋区域。淹没在水下的区域往上到200米等深线处。③所有墨西哥岛屿的组合。在ellinaLevina等人的《海岸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以墨西哥湾为例》一文中，将海岸带定义为“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处，具体包括江河海的河口、河口湾、海湾、盐沼泽、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岩石、防护岛屿以及实心的陆地形式”。
第三种：中国的定义。徐质斌、牛增福认为，“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的交替过渡地带。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沿着海岸线的陆地，二是潮水出没的滩地，三是陆地向海面以下延伸的部分。海岸带的上界是划在海浪作用可达到的地方，下界是定在海水深度(H)相当于当地经常作用的波浪长度(L)的1／3或1／2的地方，即H=1／3－1／2L处。”赵怡本认为，“凡是在行政区划上拥有海岸线或河口岸线的县市均划入海岸带地区范围。海岸带是一个辐射的概念，又是一个扩散的概念，即靠得最近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单元，遥远的应扩展到省、市、自治区甚至周边国家；另一方面海岸线的主要根据地是海港，岸外的根据地是海岛，海岛以外能扩散到领海，领海以外是经济管辖区，再外是开放大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海岸带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统一定义，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海岸带位于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处，如图1所示。
2、海岸带的划分标准
海岸带之所以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关键在于国内外对于海岸带向陆地和向海洋延伸的范围存在差异。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包括自然地理标准、经济地理标准、行政区域标准、任意距离标准、人为选择的地理单元等五种标准(见表1)。
在实际操作中，世界上主要沿海国家或地区是根据海岸带管理范围来对海岸带向陆地和向海洋拓展的空间进行界定的，具体如表2所示。
3、中国的海岸带空间范围及其具体面积
本文认为，在实际研究中，为了研究数据获取的方便，可以考虑采用行政区域标准，即向陆地一侧以沿海乡镇的界限或沿海县界为标准，向海一侧则以我国所管辖海域的外界为边界来对海岸带进行界定。关于中国的海岸带面积，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徐质斌、牛增福在《海洋经济学教程》中根据中国1979－1986年进行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结果得到中国的海岸带总面积为35万平方千米。高振生主编的《中国蓝色国土备忘录》中中国的海岸带面积约为251625平方千米。本文认为，两者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后者采用的是海岸带管理上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海岸带，前者则将行政区划全部算在内，所以前者给出的海岸带面积比后者要大。
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与海洋经济之间的关系
鉴于国内对海岸带研究的相对缺乏，本文借鉴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对海岸界定的相关知识，对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海洋经济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说明。
1、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海洋经济概念
(1)海岸带经济(coastalzoneeconomy)。图2展示了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对海岸的界定，其中海岸带由近岸、靠岸的海岸带县和不靠岸的海岸带县三部分组成。美国的国家海洋经济规划(noep)中将联邦政府批准的海岸带管理规划中的445个郡县中所发生的经济活动定义为海岸带经济(coastalzoneeconomy)。
(2)沿海经济(coastmeconomy)。基于对海岸的界定，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对沿海经济的界定依赖于一系列的从海洋或者五大湖向内陆扩张的地理方法。沿海经济(coastaleconomy)就是由美国地质调查中所界定的作为一个州的海岸带管理规划或者海岸流域县的一部分的郡县所发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
(3)海洋经济(oceaneconomy)。美国海洋经济规划办认为，海洋经济这个概念来自于直接或者间接地将海洋作为经济活动的投入品的经济活动。这个定义部分是根据产业的定义(比如，深海货物运输)，部分是根据地理区位(比如，临海小镇的旅店)来进行界定的。因此一个机构是否包括在海洋经济范围内，包括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该机构被包括在某个产业中，而且该产业的活动明确与海洋有关。第二种可能是该机构位于某个产业中，该产业活动部分地与海洋有关，并且该产业布局位于靠岸的行政区内。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海洋经济位于沿海地区(coastalregions)，而有些海洋经济(比如，某些船舶制造和海产品零售商)则位于非沿海地区(non-coastalregions)。
2、沿海经济、海岸带经济、海洋经济异同
(1)覆盖的地理空间。沿海经济、海岸带经济、与海洋经济三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其中内陆经济就是a所代表的区域，其经济活动全部在内陆进行。
在美国沿海经济是由B+C+D三部分构成。B+C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沿海经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中所统计的经济活动均为陆域经济活动。我们所关注的海岸带经济则是C+D这两部分构成的，而海洋经济则由D+e构成。下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沿海经济都指的是广义上的沿海经济，即由B+C+D三部分构成。其中的重叠部门D恰恰体现了海岸带这个特殊的空间载体的重要作用。a+B+C+D+e这五部分之和则构成了陆域、海域经济之和，这与我们常见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a+B+C+D+e将海域经济纳入了核算范围。在我国，a+B+C+D这四部分经济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予以反映，而D+e部分则体现在《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海岸带经济被包括在广义的沿海经济中，或者说海岸带经济是沿海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07年，美国沿海经济总量高达11.4万亿美元，其中靠海岸的县(shore-adjacentcounties)创造了5.7万亿美元。
海洋经济(oceaneconomy)和沿海经济(coastaleconomy)活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直接或者间接将海洋(或者五大湖)作为投入品的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后者是指发生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因此，海洋经济是通过投入关系来界定的，沿海经济则侧重于从地域空间来界定。一些沿海经济活动属于海洋经济，但是沿海经济包括更加广义上的经济活动。通过表3比较我们发现，美国海洋经济(包含海岸带经济)无论是在机构数量，就业人数、工资总额还是在GDp总量上，都远远小于沿海经济。
至于海岸带经济在沿海经济中所占比重，我们可以以纽约州为例进行说明(见图4)。美国海岸(coast)的界定中，将岸线邻近县和非岸线邻近县划入海岸带。以此为标准，如果从直接GDp的角度衡量的话，则海岸带经济在美国纽约州2004年的沿海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71％。据此我们可以推算整个美国海岸带经济在沿海经济中的比重。
(2)依托的自然资源。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和海洋经济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是经济活动发生所依托的自然资源不同。地处不同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过程中拥有的资源禀赋自然大不相同。以海岸带为例，海岸带是包括陆域和海域在内的立体空间。由于海岸带所特有的空间属性，海岸带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气候及生态系统，海岸带自然资源展示出陆地资源和海洋资源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以中国海岸带经济为例，中国的海岸带经济依托的就是海岸带的空间资源、沿海港口资源、滩海油气资源、海洋水产资源、海水资源、滨海矿砂资源、滨海旅游资源以及海洋能资源等。相比较来说，沿海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陆地资源，海洋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海洋资源，海岸带经济发展则是将陆地资源和海洋资源有效地进行了结合。
(3)承载的产业类型。依托不同的地理、经济空间，秉承不一样的自然资源，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海岸带经济所承载的产业类型也并不相同。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所承载的产业类型之间的差异(见表4)。
与沿海经济、海洋经济不同的是，海岸带经济所承载的产业类型由于独特的地理空间、多样的自然资源呈现独特个性，其中某些产业具有海岸带的原发性产业特征。海岸带的原发性产业是以海岸带原有的不可替代性资源、地理和环境特征而生成的若干产业。就海岸带的资源特征而言，海岸带处于海洋和陆地的交界，既可以直接获取海洋中的生物、植物和矿物等资源，又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间接获取海洋中的石油、有机元素和无机元素等资源，发展海洋渔业、海水养殖、近海石油开采、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产业。就海岸带的地理特征而言，以海岸线为基地面向广阔海洋运输的港口是海岸带地理特征最为有利的条件，围绕港口集聚起来的工业制造业形成临港工业。就海岸带的环境特征而言，依托适宜的气候和优越的环境，可以开发原生性的滨海旅游产业，并围绕滨海旅游产业向上下游扩展，最终形成滨海旅游服务产业体系。
(4)发展的空间载体。无论是海岸带经济、沿海经济还是海洋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空间载体。空间载体功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发挥海岸带或者沿海、海洋的自然资源优势，为各自所涵盖或者依托的产业提供实体空间。1990年开始实行，主要是为北美自由贸易区(noa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naFta)涵盖的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提供测量经济活动的共同标准。从2000年开始，美国所有的产业都采用北美产业分类标准。SiC(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就是标准产业分类法，1930年开始实行，为政府部门统计数据制定的界定产业的标准。与naiCS相比，SiC主要关注的是什么被生产出来了，而naiCS则更关注产品和服务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美国等先进临海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海岸带城市(沿海港口城市)是海洋经济、海岸带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相比较来说，沿海经济在空间载体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既可以依托海岸带城市，也可以依托沿海地区的内陆城市。但是对于海岸带经济和海洋经济来说，港口空间载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将为这些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好的推动力。沿海港口除了开展以海洋运输为代表的经济活动以外，同时可以通过港口价值链的延伸，从事高附加值的港口业务，更好地发挥港口产业的诱发功能，实现沿海港口与沿海城市的协同发展。
海洋经济学概论篇7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
一、蓝色经济区的概念与提出
蓝色经济区，是指依托海洋资源，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形成的、以海洋产业为主要支撑的地理区域，是涵盖了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诸多因素的复合功能区。其基本特征是：依托海洋，海陆统筹，高端产业聚集，生态文明，科技先导。它不仅是涉海空间概念，更是一种创新域。
蓝色经济虽以海洋为基础又不完全等同于海洋经济。它要求以海洋为纽带，整合海洋与陆地、国内与国外、有形与无形资源，通过技术及制度创新实现有效配置，服务于经济建设。。同海洋经济比，它更强调海陆统筹和产业发展的高端、高效、高质，更强调生态保护和对软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以“蓝色经济”代替“海洋经济”，不仅是简单的名称更换，也不仅是对海洋经济地位的提升，更是对海洋经济价值认识的深化。
2009年4月21日至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视察工作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构建国家21世纪海洋战略的一部分。短短几个月，山东刮起了一场“蓝色风暴”：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进入加快发展阶段。山东省沿海7市也纷纷展开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研究和规划，旨在对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整体部署。面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热潮，从经济学理论出发，科学界定蓝色经济区,对山东蓝色经济区建设进行理论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策略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全国海洋科技产业发展的先导区，海陆一体开发和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区，社会和谐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实施新的科学发展战略，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施以新的理念为指导的临海发展战略，完善产业分工链条
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我国是主要目的国之一，东部沿海地区尽显优势，山东半岛应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实现产业升级，密切跟踪世界蓝色产业发展前沿，着眼于建设蓝色产业体系，以高端技术、高端产品、高端产业为引领,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突出发挥基地、园区和企业品牌的载体作用，形成战略优势产业、骨干支柱产业、新兴高端产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实施以建立核心竞争力为导向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
现代海洋产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正不断完善着各个子门类,催生着细分生产门类的形成与崛起。因此，各国都加快了海洋的开发与利用，重点建立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海洋产业。在这种发展态势下，必须实施以建立核心竞争力为导向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来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三)实施山东半岛港口集群发展战略
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使之成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区，“个体”港口的发展是承担不起如此重任的。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要从港口经济是蓝色经济的第一视角来全面审视各层面的关系。山东半岛要真正实现“以港兴区”，必须建设强大的山东半岛港口集群，这样才能真正打造成一体化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这是发展的必然，是经济发展规律驱使的结果。
(四)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建设蓝色经济区，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优势产业和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研究制定税收政策，重点支持海洋资源利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研究制定金融政策、优化金融布局、创新服务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为山东半岛的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智力作支持。。要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的机制。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全新战略构想，其必将极大地促进山东省海洋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强大的海洋经济优势，推动由海洋经济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跨越，为建设经济强省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三、政策建议
（一）争取国家支持，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海洋经济类开发区。如果批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将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鲜明特色的区域板块，海洋产业将获得优先发展。
（二）出台产业政策，将山东半岛打造成蓝色经济高端集聚区
一是出台金融扶持政策，使信贷向蓝色经济产业倾斜，设立蓝色经济发展专项基金，引导发展高端海洋产业。二是出台产业政策来引导蓝色经济的高端化发展，限制产能低下和高污染高能耗项目，鼓励投资高端产业。。三是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向蓝色经济领域集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三）坚持科技兴海，加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
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信息平台、人力资源和软环境服务。建立促进科研成果有效转化的孵化机制，提高海洋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速度。吸引全球各地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企业入驻蓝色经济区，从而拉长蓝色经济产业链，在山东半岛形成蓝色经济研发基地、产业转化基地、生产制造基地、贸易流通基地。这将大大提高产业竞争力度。
（五）开发与保护并重，做到可持续发展
加强环境的管理，及时解决环境污染及恶化问题；遏制污染源头，重点防治陆源污染源，限制沿海城市和沿河流域工矿企业的排污量。同时加快生态工程的建设实施，保护重点生态系统，通过清淤减排等措施改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状。
参考文献
[1]姜秉国，韩立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姜旭朝，张继华，林强.蓝色经济研究动态[J]。山东社会科学.，2010，（1）
[3]郑贵斌.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建设水平三个重要问题[J].理论学刊，2010，（1）
海洋经济学概论篇8
关键词：广东；海洋生态文明；现状；问题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5-46-03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在党的十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2015年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海洋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资源不断枯竭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海洋，我国在中共十报告中也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广东省是我国重要的沿海省份之一，濒临南海，海域辽阔，海陆架宽广，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2004年广东省政府做出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决定，建设海洋强省，此后广东省坚持海洋开发与海洋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2015年广东省海洋地区生产总值达1.5万亿元，占全省GDp的21%，海洋经济全国领先。但是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海域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因此客观描述、分析目前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发现海洋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完善海洋的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生态文明
关于生态文明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学者陈瑞清（2007）认为，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并即将迈入生态文明阶段；从狭义角度来看，余谋昌（2006）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种文明，它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了社会文明，其中，物质文明是物质保障，政治文明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智力支持，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它们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简言之，生态文明就是用新理念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积极谋求发展的同时认真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二）海洋生态文明
海洋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术界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马彩华（2010）借助生态文明的概念用于海洋领域，提出海洋的生态文明指人类按照客观规律开发和利用海洋，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的社会文明形态。学者刘健（2014）提出“六因子论”，他认为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海洋意识、海洋产业、海洋行为、海洋环境、海洋文化和海洋制度六个因子相互作用，实现人类、海洋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人海和谐，人类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这一方面要保护海洋系统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是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满足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海洋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和保护海洋，解决人与海洋的矛盾，治理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建立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提高海洋生态社会生活水平，发展海洋科技和海洋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探索和实践。
二、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根据前文对海洋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界定，对于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研究，从海洋经济、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海洋经济现状
据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13796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21.3%。首先，从海洋经济总体实力来看，据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经济数据，2015年广东省海洋经济总量保持全国领先，海洋地区生产总值达1.52万亿元，约占全省GDp的20.9%，海洋经济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俨然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其次，从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来看，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2010年的10：42：48调整为2015年的1.5：43.5：55，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所发展，基本形成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二）海洋生态环境现状
1.近岸海域海水水质
2015年广东省在春、夏、秋、冬季对全海域水质进行监测，包括盐度、pH值、油类、悬浮物、活性磷酸盐、活性硅酸盐、无机氮、铜、铅、锌、镉、汞等，依据《海洋水质标准》2015年广东省海域春、夏、秋和冬四季，第一类水质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9.1%、67.2%、79.2%和87.5%，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比例年均值为4%，比2014年有所增加。广东省绝大多数海域水质属于清洁或较清洁海域，劣四类海域主要分布在湛江港、汕头港和珠江口的局部海域，其中主要污染物质包括活性磷酸盐、无机氮等。
2.海洋生态多样性
海洋生态状况的检测主要是开展对海洋生态多样性的检测，主要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大型底栖动物。广东省对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珠江口及大亚湾等重点海域进行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结果表明：（1）浮游植物类，雷州半岛西南沿岸海域多样性指数平均值①为3.6等级为较好，珠江口海域平均值为2.23等级为中，大亚湾海域平均值为2.01等级为中；（2）浮游动物类，雷州半岛西南沿岸海域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2.82等级为中，珠江口海域平均值为3.95等级为较好，大亚湾海域平均值为2.9等级为中；（3）大型底栖动物类，珠江口海域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1.36等级为较差，大亚湾海域平均值为1.92等级为较差。
（三）海洋资源现状
1.海洋生物资源
广东省海岸线漫长，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共有浮游植物406种、浮游动物416种、底栖动物828种。鱼类、虾类、蟹类等的数量占据全国前列，2015年广东省渔业经济总产值2532亿元，同比增长7.8%。此外，广东省大多数海域地处热带，海洋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海洋珍稀物种分布最多。2015年广东省对主要珊瑚分布区普查，共记录了石珊瑚8科18属35种，鱼类10种，其他无脊椎动物14种；珠江口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目击海豚2416头；江门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海豚约300头；惠东港口海龟自然保护区截止2015年共孵化6f多只小海龟。
2.港口资源
广东省拥有众多港口资源，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五大港口，分别是广州港、深圳港、湛江港、珠江港和汕头港，它们为广东省交通运输、贸易往来等提供了便利。2013年广东港口全年共完成货物吞吐量15.6亿吨，居全国第二，同比增长11.08%，从主要港口来看，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4.72亿吨，同比增长4.7%；深圳港货物吞吐量2.34亿吨，同比增长2.6%；湛江港货物吞吐量1.8亿吨，同比增长5.3%；珠海港货物吞吐量完成10023万吨，同比增长29%；汕头港货物吞吐量5038万吨，同比增长10%。
3.滨海旅游资源
广东省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空气质量状况优良，海岸线曲折，总长达4300千米，大大小小的岛屿约有1000多个，此外广东省各地滨海风情习俗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据统计，广东省共有可开发滨海沙滩170多处，沙滩总长约570公里，近年来，全省各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形成一批著名的滨海旅游度假区，其中阳江大角湾、汕头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汕头南澳岛等被评为国家4a景区。
（四）海洋文化建设现状
1.海洋文化宣传
海洋文化宣传是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及海洋国防等海洋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活动，举办海洋知识竞赛和海洋主题演讲活动，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增强海洋意识。2015年5月，惠州开展“美丽海洋，魅力惠州”海洋文化主题活动，通过对海洋生态、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展示，引导公众认识和关注海洋。2016年6月8日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启动，省市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及志愿者等共40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组织增殖放流等活动，倡导社会各界关爱海洋。
2.海洋文化公共设施建设
公共设施建设是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实施海洋文化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建设海洋博物馆、海洋馆、海洋公园等。目前广东省形成了以深圳海洋馆、珠海广东文化公园、湛江霞山观海长廊、广东海洋大学水生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公共设施，2016年7月，阳江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被国家海洋局列为首批国家海洋廉政文化示范点。
3.科教投入
广东省在中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南海海洋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增设一批涉海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和部级重点学科、本科重点专业，加强对海洋相关重点学科的建设，这为海洋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了人才保证。在资金扶持上，广东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并提出科技专项资金向海洋倾斜的政策。
（五）海洋管理现状
1.组织机构设置和规章制度
2009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设立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海洋和渔业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综合管理、协调和指导海洋的开发和管理，承担海洋经济运行、海洋环境监测以及处理突发涉海类公共事件等工作。根据职责，省海洋与渔业局设立办公室、海洋综合开发协调处、资源环境管理处、渔业与远洋捕捞处、水质量安全监督处等9个机构。
在规章制度方面，主要是制定和颁布政策法规，包括综合性法律法规、海洋性法规和渔业性法规等。近年来，广东省颁布一系列涉海法规，包括渔业管理、休闲渔业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砂开采管理、人工鱼礁管理、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等条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新的现实问题，政府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条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例如，2013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高海洋渔业发展水平的意见》，2014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在深圳湾部分海域设置禁渔区的通告，2015《广东省海洋与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渔业类）》（2015年修订版），同年组织编制了《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2015-2020年）》，2016年公布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2.治理与保护的具体实践
广东省及各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近海海域生态进行综合治理与保护，包括削减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人工鱼礁建设、海域海岸带修复和建设海洋类保护区等。“十二五”期间，广东省确定沿海各市工业污染防治重点工程17项；投入8亿元资金建成人工鱼礁区40个，礁区面积2.4万公顷，在粤东、粤西等多个海区开展海洋经济物种增殖放流活动；2015年共投建成海洋与渔业类保护区101个，保护区数量、面积和种类均居全国首位；2015年，湛江、汕尾、潮州等沿海城市投入7亿元开展港湾整治；2020年，广东省计划全省沿海红树林面积达到3万公顷以上。
三、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中央和国务院大力推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广东省作为先行省也在积极地贯彻和执行，在海洋环境治理、海洋文化宣传、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为满足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海洋开发的规模和强度也不断加大，尤其是早期海洋野蛮开发造成许多生态破坏遗留问题，广东省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近年来随着沿海城市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海洋作为众多流域和陆源污染物的总汇，陆源排污量日趋增加，这主要包括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业污水等。2015年广东省入海污染源中，市政排污口污水水质超标高达51%，排污河污水水质超标率超过40%，河流径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271.39万吨，部分海域尤其是珠江口海域污染严重。目前污染治理方式仍以末端治理为主，缺乏对陆源污染的源头控制，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仍处于被动局面。
（二）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广东省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兴产业比重低，说明目前广东省海洋经济仍然是粗放型的，耗能大、产品附加值小的传统产业仍占据重要的比重，尚未形成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此外，海洋科研力量较为薄弱，尤其是粤西地区，高校、研究所类等机构较少，难以为新兴的海洋产业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三）海洋文化建设薄弱
海洋文化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广东省在海洋文化建设进程上比较缓慢，这主要表现为公众海洋意识薄弱、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等。首先，长期以来从社会到个人多重视陆域发展，海洋观念较为薄弱，政府对社会公众关于海洋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力度不足。其次，广东省对外缺乏对本土海洋文化品牌的宣传，在现阶段省政府宣传部门缺乏与文化传媒企业的合作，政府应当利用传媒受众范围广的特点，开发一些具有广东省本土特色的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同时，提升广东省海洋品牌知名度。
（四）海洋管理混乱
首先，在管理规章制度上，大多是针对某一海洋功能区或区域制定的专项规章制度，制度冗杂、互相冲突，此外政府推出的制度缺乏相应的配套细则和执行标准，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其次，在管理体制上，我国实行统一管理与部门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各部门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导致缺位和越位等问题。最后，在具体实践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缺少与公众的沟通和协商，缺乏公众参与，使得执行进程缓慢。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广东省在未来应继续大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问题为突破点，以规章制度为准则，实现人类和海洋的协调发展，促进人海和谐，努力建设美丽富饶的“海洋广东”，强力支撑广东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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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彩华，赵志远等.略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J].中国软科学，2010，（s1）：172-177.
[4]刘健.浅谈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基本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02）：29-32.
[5]厉丞@，张朝晖.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综合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03）：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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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学概论篇9
关键词：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使“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备受关注。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对软实力的阐释：“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从而使“文化”与“政治、外交”并列，构成软实力的三大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也因此获得了“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的定义[2]。约瑟夫·奈的这一概念是针对冷战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衰落论所提出的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在缺乏对宏观理论进行精细研究的能力时，需要通过中层理论的研究实现“文化软实力”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衔接。软实力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成为学界各领域争相研究的主题，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从区域这一中层领域来诠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区域文化软实力上承国家文化软实力，下接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对约瑟夫·奈理论的发展，是对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表述，体现了国内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
不同地域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任务。近年来，山东面向海洋，积极拓宽新的发展思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海上山东”，到“东西结合、共同发展”、“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五大板块”、“一体两翼”，直到现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获批，山东半岛的海洋战略取得了丰厚的成就。[3]但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意识薄弱、海洋人才缺失、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制约了山东迈向海洋的步伐。对如何加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是实现山东半岛蓝色辉煌的必由之路。
2、海洋文化软实力概念与特征
2.1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目前为止，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尚未获得完全定义。新概念的产生要基于与其相关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这里的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海洋软实力、海洋文化以及文化软实力三项。
首先，海洋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软实力作为以海洋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包括与海洋相关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但它与海洋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海洋软实力虽然在文化之外还包括了政治、外交等内涵，但这些软实力的形成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海洋文化软实力虽然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但其海洋文化的内涵通常也与海洋发展战略中所蕴含着政治理念、外交政策息息相关。可以说，海洋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终目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软实力提升的必要手段。
其次，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由物质、制度与观念组成[4]，相应地，海洋文化则由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层面组成，海洋文化软实力也可从物质、观念、制度这三个层次进行把握。具体来说，海洋物质文化是人们认识、开发、保护海洋能力和活动的物质体现，而物质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种物质产品中涉海技能、知识、愿望的凝聚、体现和寄托的程度，是对海洋物质文化产品进行生产的能力；海洋观念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海洋的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而观念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一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海洋制度文化包括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明文典范规则等，而制度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关注对涉海行为活动的结构和规则加以确定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果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能力、对实践特点的体现程度、与其他文化的整合能力。因此，两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海洋文化软实
是海洋文化在凝聚力、影响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再次，文化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文化软实力作为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显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但两者的属性和特性依然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从战略层面来说，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关于文化资源使用、配置的基本思路与决策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隶属海洋发展战略，是其中关于海洋文化发展事业的部分；其次，从涉及区域来看，文化软实力涉及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关系到所有文化事业相关群体，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主要与涉海活动群体及涉海地区的相关群体有关；再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文化软实力立足本土，通过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进行内在价值的提炼来发挥其影响，而海洋文化软实力由于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其影响更多地直接体现在与异文化的对接、交流过程中。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这一专门领域的文化软实力，但海洋在当今时代的战略意义及其固有属性使得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别于文化软实力的其他专门领域。
由此可知，海洋文化软实力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以海洋事业的发展为依托，以涉海活动、涉海群体及涉海地区的文化价值的提炼所带来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发挥为目的所形成的国家软实力，是物质、观念和制度三个层面在海洋文化凝聚力、传播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2.2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特点
海洋文化软实力所表现出的特点可以从引导性、依赖性、开放性、隐蔽性和交融性等几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引导性。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性映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海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直接体现不同，文化软实力的力量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能力、国际组织运作能力等方面，为硬实力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倡的“人海合一”、“和谐海洋”是我们海洋开发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则是对敏感海域提出的稳妥可行的解决措施。海洋文化软实力在调整国际海洋秩序方面起着探照灯般的引导作用。性。这一特性是针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来说的，软实力的发展对硬实力有依赖性，没有硬实力无法发展软实力，软实力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一方面，只有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谈海洋文化软实力，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持，我国建设“和谐海洋”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海洋文化软实力也要通过硬实力进行展示，如我国在亚丁湾护航所展示的维护和平、反对恐怖主义的大国形象，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海军硬实力基础之上的。
第三，开放性。与文化软实力相比，海洋文化软实力不仅立足于本土软实力研究，更强调对异域海洋文化的吸纳与把握。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善于与他国进行思想和技术上的交流，依靠海洋文化软实力，通过文化互动宣传我国的海洋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向海洋强国迈进。
第四，隐蔽性与交融性。隐蔽性来自海洋文化软实力表现形式的复杂，软实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其抽象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对其认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多面性。[5]综合国力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这种划分方式掩盖了文化软实力的复杂，夸大了两者的对立和区别。我们认为，海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互相交融的，一国军队通常被认定为是硬实力，但灾害来临时，军队被派遣去抗震救灾所体现出的应急管理上的迅捷性和高效性便是软实力的彰显；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表面是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上的对外交往，但从其实践形态和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却是异文化间的对接、渗透、影响与融合，通过海上贸易这一途径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维护蓝色国土安全的需要。受农耕文明和地缘位置等影响，中国海疆曾一度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海洋边防的薄弱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苦难。众所周知，山东省不仅是文治的“孔孟之乡”，也是我国北方沿海海防的战略要地：海岸线蜿蜒曲折、多良港；近海多岛屿，沿海多山地丘陵，非常适合近海防御；同时，山东把守渤海的出海要道，战略位置显著，北海舰队的青岛海军基地也驻守在此。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山东周边海域作为主
战场深受侵略之害，蓝色国土安全问题也应纳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之中。
军事是一种高成本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不仅会造成国家损失而且导致人员伤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当下我国和邻国海域争端不断，军事威胁依旧存在，但和平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海疆安全需要新的视野。我国以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为目标所倡导的“和谐海洋”、“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等原则不仅可以降低国家维护海疆安全的成本，而且能够提高国家维护安全的效能。2009年，来自世界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齐聚青岛，共同庆祝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不仅彰显了我国强大的海军实力，证实了我国捍卫国家海洋主权的实力，同样从中国的黄海之滨传递出了“和平、和谐、合作”的声音。可见，建设海洋边防，除去必要的军事措施外，还要对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尤其要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
第二、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需要。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看，每一种区域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山东半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延续性、富有开拓精神和开放意识、同时带有浓厚商业气息的海洋文化。近年来，山东的海洋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海洋文化发展却出现偏离甚至停滞不前，两者发展步伐并不协调。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集中在旅游业，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等行业发展则相对落后；即使在旅游业中也是自然景观开发火热，涉海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缺乏相应的开发和保护；同时，海洋文化开发过程中存在盲目性，产品雷同现象严重，部分海洋文化资源没有做到科学开发从而导致文化资源承受力过重。整体而言，目前海洋文化开发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将海洋软实力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更好的发挥海洋文化资源的综合经济效益。
第三、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的需要。迈克尔·贝尔提出，风险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一个现代概念，而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永远不会被最终解决。当今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环境风险就是其中之一。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是以海洋为对象，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海洋而实现，“一旦环境风险发生，首先造成影响的便是海洋环境，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的或者化学的危害”。[6]海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们未来寻求发展的空间。但是近年来，山东周边近岸海域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渤海依旧是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地区。2011年6月渤海发生“康菲漏油事件”使本已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再次蒙上阴影。事故发生后，沿海受害渔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遇取证、索赔等一系列难题。发展海洋文化软实力，完善海洋法律，及时确立海洋补偿制度，不仅可以为海洋管理提供软实力支持，也是应对海洋环境民族劫难的有力之举。
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优势分析
第一、海洋文化资源丰富。先秦的齐国依仗“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成为一方霸主；秦汉隋唐时期，登州莱州等地成为出海货物的重要中转站，促进了贸易的大发展；宋元时期，山东半岛海洋经济盛极一时，与当时的朝鲜、日本往来频繁；明清的海禁政策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开埠而结束，山东半岛进入了全新的航海时代，山东地区有着历代海洋文化资源的深厚积淀。
除去海洋历史文化资源，山东半岛其他海洋文化资源形态同样丰富：自然景观方面，青岛崂山、威海刘公岛和烟台蓬莱阁等海洋自然资源别具一格；人文景观方面，码头、灯塔、临海建筑等星罗棋布，形成了海洋旅游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在海洋民俗文化资源方面，不仅有海洋文化传说、历史典故和海神信仰等丰富的海洋精神文化资源，同样富于龙王庙、天后宫、海神庙宇、涉海英雄纪念馆、海军博物馆等海洋物质文化资源；也不缺少青岛红岛蛤蜊节、青岛田横“上网节”，青岛金沙滩旅游节、荣成渔民节等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节庆文化资源。
第二、海洋硬实力强，区位资源优势突出。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曾两次视察山东，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半岛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拥有国家一类港口24个，并着力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物产业、新兴能源产业、海洋新材料产业、远洋渔业、现代水产养殖业和渔业
增值业以及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均获得较大发展。201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18724.9亿元，占全省gdp的47.5%，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0.8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098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5%。强大的海洋硬实力为海洋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7]海洋第一产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如建设海洋牧场，由小型捕捞业逐渐发展为大型远洋捕捞，同时政府开展海洋生物增值放流，加强对休渔禁渔的管理，逐步实现海洋立体化养殖。海洋第二产业在海洋港口，海洋船舶，海洋化工和生物制药等传统优势产业之上，发展了海洋新能源利用，海洋信息检测技术、海洋工程、海洋仪器仪表、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海洋工业，走在全国前列。山东海洋第三产业围绕海洋旅游，近年来开发了渔家乐、海岛游，并通过邮轮港的建设、以及奥帆赛等国际赛事的举办，促使服务升级，开始向国际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发展；此外，第三产业中以青岛港、日照港和烟台港为主的港口航运业发展迅速，让山东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三个亿吨级港口大省，其中青岛港集装箱装卸效率全球最高，同时青岛港获得第四届世界环保大会“碳金创新价值奖”，为各港口的建设提供了典范。
第三、海洋意识的深厚基础。山东是个开放型半岛，是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窗口之一，与周边海域长期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有着较深厚的海洋意识传统。山东是我国海洋科技力量的聚集区，是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科研力量雄厚，学科门类齐全，海洋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这里不仅拥有中国海洋大学这样集海洋自然科学、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海洋高等教育学府，成为我国海洋高等人才的孕育基地，对培养我国海洋意识起着塑造和引领的作用，还汇集了海洋第一研究所、地质矿产部的海洋地质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海洋各领域高端科研机构，是我国培养长远性、战略性、尖端性海洋意识的重要基地。同时，小学教育层面也有了突破，2011年秋季新学期，山东青岛市46万小学生迎来了海洋教育这门新课程，青岛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在小学阶段全面普及海洋教育的城市。[8]此外，自从1990年末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海上山东”的概念之后，一场跨越世纪的海洋开发潮在山东半岛全面展开，相继提出建设“海上烟台”、“海上青岛”、“海上威海”、“海上日照”、“海上东营”、“海上滨州”等发展目标，为山东半岛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向海洋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有效的海洋意识普及，山东半岛沿海居民在海洋开发的过程中，形成了亲近、爱慕海洋的海洋观，为山东半岛的发展持续提供着智力上的支持。
5、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限制因素分析
第一，不合理的海洋及海岸带开发活动。沿海居民的过度捕捞和源源不断的陆源污染造成了局部“海洋荒漠化”，中断了渔民的收入来源，其世袭的生存方式被改变，世代相传的海神信仰的成长土壤逐渐消失；围海造陆、盲目城市化，导致渔村消失，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存在，渔业文化的传承失去了赖以存续的载体；近年滨海溢油不仅直接影响海岸带的生产，同样导致了滨海文化旅游业的衰败，康菲漏油事件这样的海洋污染不仅威胁烟台长岛的水产养殖，同样导致“渔家乐”这种文化体验游的骤然降温。
第二，海洋产业及其人力资源的结构性失衡。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海洋经济顺势崛起，但包括山东半岛在内的我国海洋经济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明显，已有产业集中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较少，文化产业不够强大。同时，由于受不合理海洋经济结构的制约，资源优势难以有效的转化为经济优势，海洋开发一直囿于海洋捕捞，传统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方式，海洋产业的结构性矛盾无以避免。同时，海洋人才缺口日益扩大，已有的海洋工作者有许多从事着与产业无直接关联的科研工作，一些顶尖的海洋高新技术领域领军人物缺乏，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机制，难以实现海洋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才流动难度大。
第三，海洋教育缺乏体系性和战略性。我国国民海洋意识处于“初级阶段”，在培育国民海洋意识方面是缺乏的，在这一点上，山东半岛也并不例外。市民教育方面，居民海洋意识觉醒任重道远，内陆居民对海洋的认识懵懂不清，沿海居民也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海洋进行盲目索
，与“和谐海洋”的要求相去甚远。学校教育方面：初等教育迫于升学压力，海洋通史课设计较少，海洋知识普及率低；高等教育下的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人才，对海洋的认识更关系到发展海洋事业的未来趋势，然而除去中国海洋大学之外，山东其余高校涉海类专业很少，“海味”不浓，与不断涌现的海洋人才需求不对称。
第四，缺乏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理论指导。国内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流于宏观的多，难以支撑各地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对具体地域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意义不大。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任务下，对海洋文化软实力的解读尚未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更缺乏在海洋领域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来做指导，这样的研究现状显然无法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
6、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原则
海洋文化软实力是立足实际，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的文化诠释，应在明确建设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第一，坚持人文精神，提升战略品格。“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而优于动物世界，并以文明社会的进步为动力和目的的标志。[9]近代西方国家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始于战争和掠夺，过度开发海洋自然资源又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海洋人文精神长期以来严重缺位，海洋发展战略的立足点亟待提高。增强海洋开发过程中的人文意识和人道意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明确定位，实现错位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跳跃发展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两极，环渤海经济区的提速发展被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10]环渤海经济圈在取得长远的发展的同时，却没能避免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的现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均资源少、环境压力大、以及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条件决定了山东的发展方式要走地方特色，不能盲目效仿其他地区或者国外的发展模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证明，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该国与他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相对成本不同，仍可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其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利益。[11]因此，明确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品牌，树立区域文化精神。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地文化趋同现象日益严重，地方文化品牌的价值由此逐渐凸显，文化品牌建设能够增强地区核心竞争力的观点逐渐成为共识。当今一个省份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的实力，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上，即一个地方的文化品牌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地区提高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从地方品牌优势的角度来看，不少省市其地方品牌是模糊的，但提及山东，就会想到一批企业：海尔、海信、双星、青啤、轻骑、澳柯玛……现代工业、企业、品牌和山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应该延续品牌建设的思路，树立品牌意识，不断引进与吸引与品牌内涵相匹配的资源进入本地区，形成持续发展的无形力量。
第四，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均衡发展。将综合实力区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是约瑟夫·奈的一大贡献，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关系方面，约瑟夫·奈的一系列作品中都没有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软实力资源需要以硬实力资源为载体。美国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无疑是以其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后盾的，而日韩两国在亚洲不断上升的文化地位也都有赖于其各自国内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扶持。亨廷顿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13]其次，在软实力对硬实力的作用方面，在多年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发展模式影响下，国人对软实力的作用理解有所偏差，重视不够。正如在2011年2月18日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上学者们表达的共识那样：“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
。软实力发展水平和程度不仅决定着硬实力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同样影响着一个地区整体实力的发展。所以，海洋文化软实力战略应该与硬实力的发展同步进行，共同繁荣。
7、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增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科学发展，提高省市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文化强省，打造品质城市的突破口。对山东半岛而言，增强海洋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尤为重要。
7.1 提升海洋意识，引领大众传媒
1999年末建造的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其圣火广场用960块花岗岩暗喻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却没有任何体现，[14]与此同时，我国宪法中也至今未见“海洋”二字出现。[15]与其他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洋意识滞后的现状不言自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规定，中国拥有约38万平方公里的领海，260多万平方公里的毗连区，领海和管辖海域的总面积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目前仅在南海就有143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处于争议状态，与朝鲜、日本和韩国也有4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我国海洋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国内海洋意识的淡薄又进一步加剧了海外威胁带来的危害。
建设海洋强省，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的任务首当其冲：通过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方式，将海洋气息融入平时生活中，让“蓝色文明”伴随国民成长；动员媒体开设专栏，尤其可以利用电视、微博等大众传媒进行海洋知识普及；同时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共同营造关心海洋的国情教育环境，像青岛小学教育中开设海洋教育课程这样的工作只是第一步，我们应致力于培养从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专业研究和市民教育为一体的海洋教育体系。
7.2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繁荣
在文化交融、冲突不断的信息时代，一个地区只有引进先进文化并加以吸收，使之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才能实现文化现代化从而引领文化发展潮流。在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不同文化中有共通性，即通过“共通价值”实现跨文化交流。[16]因此，在建设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时，应积极学习其他沿海地区的文化，如国内的广东岭南文化、上海海派文化，福建闽南及台湾地区的海洋文化，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及地区的文化，致力于这些舶来海洋文化与山东的儒家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交流，实施文化开放战略。文化通过交流而丰富，承认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是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7.3 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发展文化产业活力
早在2003年，山东广播电视总台、大众报业集团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随后两家单位打破了陈旧政策框架和市场分割的缺陷并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同期山东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表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文化体制中的问题依旧存在：文化部门职能条块分割，资源分配不合理；文化产业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缺乏多渠道筹资办法；同时相应制度缺乏，缺少相应法律法规。“目前虽然山东省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未见明显成效”。[17]
文化的竞争实质上是以文化软实力为基础的国力竞争，体现出文化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以旅游业为例，在一份研究调查中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出境旅游的主要动力是“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世界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当中，有65%的人士是进行文化旅游而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18]因此，山东半岛应继续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将海洋文化的精神纳入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去，通过海洋软实力的建设增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7.4 建立海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考量城市发展
山东半岛进行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其完善的指标体系，用以考量本地区的发展程度。指标体系的作用可归纳如下，首先，指标体系具有指导作用，提升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需要了解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提升路径，用以为海洋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做参考。其次，指标体系具有范式作用，可以统一各地的评价标准，便于各地互相比较，发现薄弱环节，形成互相促进的局面。再次，指标体系还具有监督和激励作用，可以将海洋文化软实力指标纳入政府业绩考核的指标体
系内，便于对区域文化建设工作的绩效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从而起到敦促的作用。文化多样性，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格局经历了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碰撞，逐渐呈现出文化繁荣的特征。但同时也应看到，一些亚文化及其物质载体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渐趋消失，近年随着近海养殖和海上机械化作业船只的发展，沙滩上已经很难见到海草，曾作为胶东最具地方特色的海草房正在逐渐消失。海草房冬暖夏凉、环保健康，适合人类居住，曾是家族财富的象征，是本地区海洋文化传承的标志，很好地体现了“人海和谐”的理念。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开发和保护并进，挽救这些正在消失的海洋文化现象，丰富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实体。
我国已经明确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文化发展战略加以认识，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亟需丰富和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便是针对特定领域、特定地域进行的文化软实力探索研究，也是在海洋世纪下对文化软实力的反思，是探索文化软实力的有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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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学概论篇10
[关键词]岛屿；划界效力；国际海洋法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125－06
万鄂湘(1956－)，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国际商法；(北京 100745)；杨力(1971－)，男，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法。(湖北武汉 430072)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项目批准号：09JZD0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开放签字已届30年，生效也已过17年。但是，以《公约》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还处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岛屿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海洋特征(maritimefeatures)，在国际海洋秩序的变动和塑造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岛屿的法律地位问题，亦即岛屿是否可以主张和享有海洋权利，岛屿针对各类不同海洋权利的权利基础(entitlement)，以及岛屿在海洋权利的分配中发挥的效力(effect)或作用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究，以期对处理和解决当前国际法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岛屿的法律定义、岛屿法律地位问题及其产生
岛屿(island)原本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只是在现代海洋法的编纂过程中转化成为法律概念，并且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
(一)岛屿的法律定义
岛屿的法律定义首先出现在1930年。当时，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第二小组委员会在决议草案中将岛屿定义为：“一个由海水围绕的陆地区域，永久位于高潮水位之上。”195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又将岛屿定义为：“一个由海水围绕的陆地区域，正常情况下永久位于高潮水位之上。”这个定义在1930年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正常情况下”(undernormalcircumstances)的限定。在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美国代表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定义实际上包括了人工岛，而此类陆地区域应当是“自然形成的”，并指出“正常情况下”和“永久”两个概念相互矛盾。鉴于此，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10条第1款作出规定：“岛屿系指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这一定义为《公约》完整沿用，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岛屿定义。
由这个定义可知，构成一个岛屿，在法律上必须满足四个要件：一是必须是陆地。该定义对该陆地的地质构造似未提出特别要求。二是四面环水。因此，半岛不能被看做是岛屿。三是高潮时高于水面。这样就将低潮高地等其他海洋特征排除在岛屿定义之外。四是自然形成。由此可见，包括人工岛在内的人工设施和结构就不具备岛屿的法律地位。
当然，本文所研究的岛屿，系指单个岛屿而言。岛国、群岛国和群岛问题在国际海洋法律体系中另有规定，本文不予涉及。
(二)岛屿法律地位问题及其产生
在传统海洋法律制度之下，沿海国仅拥有狭窄宽度(一般是3～12海里不等)的领海，在此之外即为公海。笔者认为，这种相对简单的海域划分，使得岛屿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并不具备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岛屿在海洋空间和利益的分配上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当时，岛屿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行使领土的一种客体或者对象。因此，那时国际上发生的与岛屿有关的争执，多是围绕岛屿归属的争端。这样的争端在今天还大量存在，但这并不能否定此类性质的争端具有相对悠久的历史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海洋法的持续发展，国家的管辖海域由传统的领海逐步向更广范围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扩展，岛屿才真正开始在国际海洋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岛屿的法律地位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岛屿的海洋法地位问题，随之出现。
根据上文所述，笔者试将“岛屿的法律地位”定义为：岛屿自身能够主张的管辖海域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岛屿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管辖海域划界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岛屿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指向两个范畴的问题：一是岛屿自身能否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岛屿的权利基础”；一是岛屿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划分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时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们可称之为“岛屿的划界效力”。这两个范畴的问题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岛屿的划界效力问题，由于在很多学术文章中已有论及，因此不构成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拟初步探讨岛屿的权利基础问题，以及它与岛屿划界效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此项研究，使我们对岛屿的法律地位问题获得更加全面、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二、关于岛屿的权利基础
从海洋法的规定、实践及发展来看，岛屿可以拥有自身的领海和毗连区是确定的。在岛屿的权利基础方面，存在争论且争论较多的，是岛屿能否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问题。《公约》虽然对这一问题有专门的规定，但仍然存在灰色地带。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更加突出，其理论重要性不用讳言，而其在国际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实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下面就岛屿的权利基础问题，按照不同海洋区域进行分类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