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1
关键词：低碳试点省份；工业部门；低碳转型；碳排放；陕西省
1引言
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正在引发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技术的竞争，以欧盟、美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各自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或行动计划来积极应对气候变暖。为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促进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中国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核心任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1990s以来工业部门占中国能源消费释放Co2总量的比例保持在66.3%-72%[1]，工业部门具有“碳锁定”效应，实现工业部门的低碳化转型，是推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突破口。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依赖于能源的高强度投入，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强物质化的特征，能源利用的强度和规模不可能短期内减少，导致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发展低碳经济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近年来，研究者对经济低碳转型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魏一鸣等采用awD方法对中国1980—2003年间的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强度和原材料部门的最终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原因来自于实际能源强度的下降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2]。谭丹等在分析碳排放各行业差异的基础上，指出高耗能、高碳排放工业行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这些行业对碳排放量的有效降低，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3]。王灿等分析了中国1957—2000年间的碳排放的变化因素，认为1957—2000年碳排放理论上减少了24.66亿t，其中的95%归功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4]。李艳梅等构建因素分解分析模型，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促进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是碳排放强度降低[5]。朱勤等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多项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解，认为经济产出效应对中国该阶段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提出节能减排的重点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6]。曹俊文根据江西省1992—2007年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西省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和分析，并提出控制高碳排放部门的能源消耗，优化隐含高碳排放部门的中间投入以及合理协调发展低碳排放产业的政策建议[7]。朱华友等对金华市不同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并预测未来的碳排放趋势，确定金华市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提出金华市的碳排放三级控制模式[8]。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关于产业低碳化转型的研究已经有着大量的工作，既有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又有碳排放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对国民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考虑不够深入，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2010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以陕西、广东、辽宁、湖北、云南五省为低碳试点省份，对发展低碳经济进行有意义的实践探索。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陕西省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为研究对象，计算并分析各产业的碳排放特点、影响力系数和平均影响力系数，深入分析各产业在工业部门低碳化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碳排放强度和平均影响力系数两个指标，将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分成四类，针对不同的产业选择差异性的低碳转型路径，在保持经济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陕西省工业部门的低碳转型，并为其它相似的区域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2.1.1碳排放强度计算
目前中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对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测算的基础上进行。本文采用《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指南2006》推荐的计算碳排放量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9]：
（1）
其中，为碳排放量，为能源种类，为化石能源消费的实物量（万t或万m3），为能源折算为标准煤的转换系数（kJ/kg或kJ/m3），指燃料的含碳量（kg/GJ），为能源燃烧的氧化率，采用ipCC默认值100%，为转化为的系数。
碳排放强度是由能源消耗强度引申出来的，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是衡量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指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其计算公式为[10]：
（2）
其中为产业的碳排放强度，为产业的碳排放总量，为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2.1.2影响力系数计算
投入产出分析是对区域各产业之间的经济关联进行定量核算的方法[11]。通常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且，。称为影响力系数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的列向量之和，影响力系数是衡量国民经济内某产业的生产对其它产业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影响力系数越大，表示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波及和带动效应越大，其计算公式为：
（3）
平均影响力系数是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与国民经济所有产业总体影响力的平均值的比值，有三种可能，即，，，其中的产业将会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应该重点进行发展，其计算公式为：
（4）
其中，为部门的影响力系数，称为国民经济平均影响力，是国民经济所有产业总体影响力的平均值，，，为国民经济所有产业的总体的影响力。
2.2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陕西省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和2007—2011年《陕西统计年鉴》，包括工业部门各产业的各种能源消费量、各行业国内生产总值、终端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等，计算碳排放量参考的系数为ipCC公布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表1）[12]。
表1化石燃料能量转化系数与含碳量
tab.1energyconversionfactorandthecarboncontentoffossilfuelenergy
能源种类净发热值（kJ/kg或kJ/m3）缺损含碳量（kg/GJ）
煤类能源原煤2.09×10426.80
油类能源汽油4.31×10420.00
煤油4.31×10418.90
柴油4.27×10419.50
气类能源天然气3.56×10415.70
为将投入产出表和能源统计资料衔接起来，以2007年《陕西省投入产出表》和2007—2011年《陕西统计年鉴》中的工业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统计数据和能源平衡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的部门划分，使二者的行业分类口径调整一致，将陕西省工业部门合并为22个细分产业，其中采掘业包括4个产业，制造业包括15个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包括3个产业。
3结果与分析
3.1影响力系数和平均影响力系数分析
以陕西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计算和分析工业部门22个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平均影响力系数（表2），得出以下结论：（1）影响力系数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分别为2.15、1.98、1.98、1.88、1.87，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其它产业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2）影响力系数最小的5个细分产业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78、0.85、1.17、1.22、1.29，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的影响力水平较低。（3）平均影响力系数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分别为1.42、1.31、1.3、1.24、1.23，它们的平均影响力系数均为大于1，同时这5个产业也是影响力系数最大的5个产业，说明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较强的带动效应和影响力。（4）平均影响力系数最小的5个细分产业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52、0.56、0.77、0.81、0.85，它们的平均影响力系数均小于1，同时这5个产业也是影响力系数最小的5个产业，但这些产业均属于能源和资源的加工利用产业，其自身发展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3.2碳排放强度特点分析
通过对2006—2010年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分析（表2），得出以下结论：（1）平均碳排放强度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分别为4.29吨/万元、1.63吨/万元、1.08吨/万元、0.91吨/万元、0.87吨/万元，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历年来碳排放强度最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均属于高强度的资源利用和消耗行业，能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2）平均碳排放强度最小的5个细分产业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分别为0.02吨/万元、0.02吨/万元、0.02吨/万元、0.02吨/万元、0.03吨/万元，这些产业均属于提供保障性供给的产业和制造业。（3）工业部门的各产业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仅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3个细分产业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25%、3.39%、0.38%。（4）碳排放强度降幅度最大的5个细分产业为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下降幅度分别为93.24%、89.17%、75.48%、65.04%、61.36%。（5）碳排放强度变化幅度最不显著的5个细分产业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变化幅度分别为0.38%、3.39%、16.13%、21.84%、23.20%（图1）。由于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陕西未来经济增长依赖重化工业的发展格局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工业结构仍将持续重型化，这就为陕西省未来的工业实现低碳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结合以上分析，陕西省工业的低碳转型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历年来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要作为减少碳排放的重点产业；（2）历年来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要继续保持健康的低碳排放状态；（3）碳排放强度呈现增加态势的产业要进行重点关注，要作为减少碳排放量的突破点；（4）对于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大的产业要分析下降的原因，为其它产业的减碳化提供经验和借鉴。
图1陕西省2006-2010年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碳排放强度比较单位：吨/万元
Fig.1thecontrastofcarbonemissionsoftheindustrialsectorinShaanxiprovincein2006-2010
3.3工业部门的细分产业分类
不同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和影响力系数的差异反应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减少碳排放任务中的作用不同。工业低碳化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考虑减少碳排放，还必须考虑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性。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在选择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2007年碳排放强度指标，对陕西省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进行分类，其中，以2007年陕西省工业部门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0.61吨/万元作为分类临界值，以平均影响力系数等于1作为分类临界值。根据影响力系数与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将陕西省工业部门的22个细分产业划分为以下4类：
（1）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大于1，碳排放强度大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这类产业均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碳排放产业，与其它产业的经济技术联系度大，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最终需求的增长将会大幅度拉动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产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
（2）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大于1，碳排放强度小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类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强度也较低，是工业部门中应该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3）平均影响力系数小，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小于1，碳排放强度大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产业对能源的依赖性强，具有强物质化的特征，降低这些部门的碳排放量对于控制整个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平均影响力系数小，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平均影响力系数小于1，碳排放强度小于0.61吨/万元）。主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及烟草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尤其是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的投入只是生产或服务活动的辅助条件，因而碳排放强度较低。
4工业部门实现低碳化转型路径
为实现到2020年陕西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左右的目标，需要出台针对工业部门低碳化转型的具体政策。首先，从源头控制碳排放，尽可能的使用碳密集度低的能源，有计划地扶持风电、水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项目，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其次，鼓励节能减排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有效发挥先进技术在高碳排放产业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的作用。第三，加强末尾环节控制，规范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标准，运用碳税，价格补偿等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发展和应用碳捕集与封存（CarbonCaptureandStorage）技术[13]；建立行业间的碳交易市场，以经济杠杆的作用引导工业企业向低碳方向发展。第四，推进工业部门的“减物质化”发展[14]，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实现：（1）通过先进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升级，减少生产过程中不必要资源消耗；（2）通过生态设计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降低资源流动的速度和消耗；（3）通过提高资源和产品的回用率，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新资源的消耗。考虑到经济系统内部存在复杂的产业关联，为保证国民经济系统的稳定发展，避免工业部门在低碳化转型时产生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结合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的分类选择具体的减排路径：
（1）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首先，其生产规模保持在既能满足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需要、又不会由于其过度发展造成能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碳排放产生的合理水平上。其次，选择若干经济关键产品，制定产品碳排放标准，引进先进技术，通过低碳排放要素投入替代高碳排放要素投入，着重降低这些产品的碳排放水平，以点带面地降低整个经济的碳排放水平。此类产业是重点关注和实现低碳化的产业，应该重点推行低碳化转型，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2）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首先，依据产业发展规律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提高该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既优化产业结构，也有利于降低节能减排的压力。其次，对该类行业进行资源整合，规范该类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步伐，增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此类产业是推进经济系统稳定发展，实现工业低碳化转型的突破口。
（3）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首先，加强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革，加强生产管理，淘汰技术落后的企业，促进产业升级。其次，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减少重复建设，提高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建高碳排放项目上马，制定产品碳排放标准，抓住关键产品降低碳排放。此类产业是重点推进减少碳排放的着力点，对实现工业部门低碳转型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4）对于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首先，在传统主流工艺基础之上优化生产方案，通过优化产品设计和流程设计等来降低碳排放强度。其次，通过实现物质回收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使物质的利用、能源利用和生态效率都能够达到最优化，实现资源多层循环利用。该类产业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的联系，应该规范这类产业健康发展。
5结论
减少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低碳化的重要路径。为实现陕西省工业部门的低碳化转型，需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加强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强末尾环节控制，提高碳回收，推进工业部门的“减物质化”发展。此外，根据工业部门22个细分产业的分类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实现路径：优化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重点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高，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约束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大的产业；规范发展平均影响力系数低，碳排放强度小的产业。
参考文献：
[1]Zhangm，muHL，ningYD，etal.Decompositionofenergy-relatedCo2emissionover1991–2006inChina[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7）：2122-2128
[2]魏一鸣，范英，，等.关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若干对策与建议[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2（1）：15-20
[3]谭丹，黄贤金，胡初枝.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升级与碳排放关系分析[J].四川环境2008，27（2）：74-84
[4]王灿，傅平，陈吉宁.清洁发展机制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48（3）：357-361
[5]李艳梅，张雷，程晓凌.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与减排途径分析[J].资源科学，2010，32（2）：218-222
[6]朱勤，彭希哲，陆志明，等.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及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09，31（12）：2072-2079
[7]曹俊文.江西省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及减排途径[J].经济地理，2011，31（12）：2111-2115
[8]朱华友，苏阳，沈美丽.基于碳排放控制的区域产业转型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7）：124-128
[9]ipCC.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R].iGS，Japan：the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programmers，2006
[10]艾明晔，毕克新，李婉红.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动态演进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48-54
[11]刘起运.投入产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
[12]ipCC.ClimateChange2007：SynthesisReport[R].Geneva，Switzerland，2007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2
【关键词】低碳；能源；经济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期望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或者公约证明了人类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期望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良方，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京都议定书》为通过国际合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开了一个好头，但是美国以承担减排义务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为由而拒签，使得《京都议定书》遭受严重的挫折，国际谈判在解决国际气问题上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即成为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点名词，由此引发了对低碳经济研究的热潮。世界各国都开始纷纷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低碳经济的含义，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低碳经济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朝高能效、低能耗和低排放的模式转型”。
YoichiKaya教授在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Kaya恒等式，通过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将人口、经济、能源消费等因子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联系起来，具体表述如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二人口x人均GDpx单位GDp能源消耗量x单位能耗排放量Davis等分析了美国1996―2000年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原因，认为能源结构调整不是主要原因，天气变化才是主要原因。Greening等采用DivisiaindexDeComposition的方法对10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生产部门、货物运输、居民们终端服务部门、私人交通的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其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能源价格等一些因素也会对碳排放强度有很大的影响；货物运输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增长主要是受交通模式向碳密集型模式转变的影响，燃料价格及对购买交通工具征税等措施都不能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费；居民终端服务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发电的燃料构成、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是终端用能方式对其下降却是起了相反的作用；私人交通部门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较大，但是未来仅仅依靠降低能源强度的政策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还是不够的。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3
孙凤莲（1982-），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导师。
摘要：基于VaR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对吉林省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间呈反方向变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间呈正方向变化，它们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发挥政府“绿色职能”，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能源转化、能源效率等措施。
关键词：碳排放量；VaR模型；影响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保障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增强了人类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由人类生产活动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经给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带来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实施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哥本哈根协议》的艰难谈判，都表现出了全球范围内为致力于因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失衡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而做出的努力。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之中，实施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它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在传统工业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下，吉林省出现了能源的急速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寻求一种有效的低碳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增长和无环境负担的增长，变得十分必要。本文以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物碳排放量为分析指标，运用VaR模型定量分析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影响效应，试图回答几种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贡献程度，拟为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选取碳排放量（Co2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y，选取经济增长（GDp）、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能源效率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x1、x2、x3来表示，利用1990-2012年吉林省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将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衡量指标，考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能源效率变化对环境带来的污染程度；另一方面，考察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给经济增长、各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文中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数据均根据历年《吉林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在计算碳排放量时，主要是在排放系数法基础上基于14种碳源综合计算整理所得，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具体过程如下：
a=∑ni=1Bi×Ci（1）
式中：a：能源消费排放量（万吨）
Bi：能源i以标煤为计量单位的消费量（万吨标煤）
Ci：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万吨/万吨标煤），可采用ipCC的推荐值
n：产生碳排放的能源消费种类数
Co2的碳排放量=实际碳排放量×113（2）
（二）研究方法
VaR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它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相比，VaR分析可以较少地受到既有理论的约束，避开了内生、外生变量划分问题复杂和严重伪回归的问题。它采用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为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VaR（p）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yt=a1yt-1+…+apyt-p+Bxt+εtt=1，2，…t（3）
其中，yt是一个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t为样本个数，p为模型最大滞后阶数，εt则是误差向量，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为便于分析，文中将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便于运用VaR模型更好的探讨碳排放量与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影响效应。
三、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关系的定义，如果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产业结构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么它们作为一组时间序列则是平稳的，而且是同阶单整的。因此在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每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对于多变量的协整检验过程，通常情况下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变量是否具有平稳性，之后检验是否存在稳定的线性组合，即通过oLS进行系数估计并检验残差是否具有平稳性。可知，时间序列lny、lnx1、lnx2、lnx3为非平稳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表现为平稳。因此，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假设变量间的回归方程为：
lnyt=α+α1x1t+α2x2t+α3x3t+ut（4）
运用oLS对方程（4）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对残差ut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可知，残差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1%、5%、10%显著水平下都表现为平稳性，即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关系检验
Jonhamso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一种检验方法，可直接用于多变量间的协整检验，这里从零假设开始H0：r=0，有0个协整关系；备择假设H1：r=m，有m个协整关系，检验统计量LRm=-n∑ni=m-1log（1-λi）式中，m为协整向量的个数；λi是按大小排列的第i个特征值，n为样本容量。在VaR（2）模型下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协整检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提供了相同的统计结果，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方程式，应该拒绝零假设，接受备择假设。这表明吉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产业结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依据检验结果得协整方程为：
lny=-2.4933lnx1+8.0896lnx2-3.8072lnx3（5）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部分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GDp、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
四、基于VaR模型的影响效应分析
对于VaR模型而言，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较为困难，若需要对VaR模型做出结论，可以观察系统的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析是进一步评价各内生变量对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当系统的某个变量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以后，以变量的预测误差方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向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它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新息）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2]。即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变量冲击的效果，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均方差误差分解成各个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可知，碳排放量波动在第10期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对碳排放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0447%、18.2504%、13.0491%。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由协整方程（3）知，碳排放量与GDp、能源效率间呈反方向关系，与产业结构间呈正方向关系。在对数形式下，每个变量前的系数变化意味着该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变化弹性。由此可知，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碳排放量增加8.0896个百分点，说明其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大；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碳排放量减少2.4933个百分点，而能源效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碳排放量减少3.8072个百分点。
2、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GDp、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量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首先，GDp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碳排放量具备相应的预测能力，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变的愈发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最优滞后阶为3的情况下，碳排放量与GDp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地区GDp的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在10%的显著水平下，碳排放量的增加又反过来制约着GDp的增长；其次，在10%的显著水平、最优滞后阶为2的情况下，产业结构是碳排放量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即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是促进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加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滞后期为5的情况下，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最后，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较短时期内就发挥了显著作用。在10%的显著水平、滞后期为1的情况下，能源效率的提升是碳排放量减少的格兰杰原因，但碳排放量不是能源效率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二）吉林省走低碳之路的政策建议
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开发新能源，坚定不移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计划加市场，是低碳吉林可行的好方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不要舍近求远，弃中求洋。
1、明确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一方面，在当下不动摇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决定性地位的前提下，优化产业结构，既要在第一产业上寻求低碳减排空间，还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是未来承担低碳减排任务的排头兵，它对于节能减排的意义巨大。对于第二产业，则需要在面对吉林省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现实的基础上，用高新技术改造钢铁、水泥等传统重化工业，高度重视发展第二产业的清洁生产方式，让煤炭的清洁化始于开采。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资源，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能源开采的根源上就做到清洁化，这将是未来针对高碳行业高碳特征所提出的实现一种科学的增长、无环境负担增长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发展有机、生态、高效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石油农业”，如若实现低碳农业，一要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减轻农业发展中的碳含量。用粪肥、堆肥或有机肥替代化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通过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提高土壤保地条件，提高土壤生产力。利用生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特别是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量。二要充分利用农副业剩余物。吉林省每年可能源化利用秸秆总量为1200万吨，相当于600万吨标准煤，如能利用得当，将会节约大量的煤炭资源，有效改善农村环境。
2、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
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吉林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而引进和开发低碳先进技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一方面可以依托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鼓励绿色出行。当下居民在粮食生产、储存、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讲排场、讲面子、铺张浪费现象相当普遍，开展全民节粮活动十分必要。力求将低碳经济理念融入到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居民生活中，――制定并切实执行行业和产品的国家标准，实行节能减排的管理考核责任制，真正做到全民低碳。
（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研究课题组，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与战略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0（3）：1-8.
[2]杨万平，袁晓玲.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时间序列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82-2006[J]，世界经济研究，2008（12）：62-68.
[3]袁富华.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8）：79-89.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4
关键词：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一、引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我国在发展未来经济时，积极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当前，能源问题和气候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能源和气候变化成为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而这两个因素都与高碳排放密切相关：一方面，碳密集的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导致能源使用短缺。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资源的短缺将造成能源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高碳排放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威胁，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出现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威胁。2012年1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通知，我国以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为目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其中要求各地区也应充分认识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015年吉林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10年下降17%。
综上所述，研究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吉林省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应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发展能耗低、污染低、碳排放低的低碳经济，适合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所以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二、文献综述
1991年美国两位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ger首先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很多学者纷纷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2004年martines-Zarzoso等发现人均收入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存在n型关系。
近些年，国内许多的学者也纷纷置身于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2009年林伯强、蒋竺钧，运用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拐点，并进行了预测。2009年韩玉军、陆在文章中认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010年许广月、宋德勇在论文中认为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西部地区不存在。还有许多例如陆虹（2009）吕志鹏（2012）邵锋祥、屈小娥、席瑶（2012）等学者都运用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对吉林省的具体研究相对其他地区较少。
三、吉林省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近几年全球化问题得到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也置身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库兹涅茨曲线慢慢应用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本文利用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分析，描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收入的关系。并分析推算碳排放时候存在拐点及达到观点的时间路径。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1.二氧化碳排放eKC曲线模型构建
模型以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设三次方程式并采用对数形式。
模型的表达式为：
LnpC=α+β1LnpY+β2LnpY2+β3LnpY3（1）
表达式中：α为截距项，β1、β2和β3分别为LnpY、LnpY2、LnpY3的估计系数
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数据样本区间为1993-2011年，研究这一区间中吉林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pC）和人均收入（pY）的关系。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历年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吉林省总人口数之比；人均收入则为历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与吉林省总人口数之比表示。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数据来源于《2012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地区生产总值以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对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得出：
LnpC=0.022233512-58.1950848734LnpY+7.68173747313LnpY2-0.333824991434LLnpY3
该模型经检验合格，所以运用该模型。
ekc曲线的判定标准为
模型结果分析β10，β3
根据表一所示本文模型结果分析β10，β3
计算吉林省eKC曲线的拐点，可根据公式
拐点=exp（-β1/2β2）
得出两个拐点分别为43.28859（元）和99289.68823（元），其中拐点一43.28859（元）不具经济学意义，故不做分析，拐点二为99289.68823（元）当吉林省人均收入小于99289.68823（元）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吉林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与未来。
四、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及其存在问题
（一）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选取
现如今存在着许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本文我们选取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等五项因素来分析。
1.产业结构（CY），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二氧化碳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途径，本文选取三大产业中对二氧化碳排放最具影响的第二产业，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与吉林省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
2.能源强度（enG），能源强度的大小影响着二氧化碳的排放，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期，能源消耗大，利用率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时期，能源消耗量虽大，但能源利用率得到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会相对减轻。本文以1993～2012年历年吉林省能源消耗量与吉林省生产总值之比表示能源强度。
3.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环境的质量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但经过某一拐点后，环境质量就会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很好地的衡量二氧化碳排放。本文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4.技术的发展（R&D），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对减少碳排放的技术等环保科技的投入和研发，可以很好地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本文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R&D即发展经费支出表示技术进步。
5.制度因素（SYS），政府对外开放的程度高，对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本文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制度因素。
6.二氧化碳排放总量（Co2），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表示。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
1.模型的设定
根据变量的选取，所构建的模型如下。
Co2=α+β1CY+β2enG+β3pGDp+β4R&D+β5SYS（4-1）
其中对变量Co2、R&D各取对数，分别记为LnCo2、LnR&D，模型最终为
LnCo2=α+β1CY+β2en
G+β3pGDp+β4LnR&D+β5S
YS（4-2）
1993-201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被解释变量，其与影响二氧化碳碳排放的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LnCo2=7.8721-1.490955CY+1285.1
52enG+3.87pGDp+0.47854LnR&D+1.1
05797SYS（4-2）
2.模型的分析
产业结构（CY）是由第二产业的增加值表示的，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1.490955，在1%水平下为正态分布，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吉林省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碳排放也是由第二产业排放量占很大的比重，说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着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增加而加剧。
能源强度（enG）的增加会使二氧化碳排放有这相应增加，表格中能源强度的回归系数为1285.152，系数检验值在1%水平线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从1993～2012年的能源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区间的能源强度在逐渐减小，说明按照这一趋势，能源强度的逐步下降代表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能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使二氧化碳排放速度逐步放缓，从而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回归系数为3.87，系数检验值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人均收入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就会上升，说明二氧化碳排放还未经过拐点，二氧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人们的思想还为提升到对高环境质量的渴望。
技术的进步（R&D）加强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表格中回归系数为0.478542，表示技术进步rd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就能够相应的下降，但技术进步rd的系数检验并不显著，说明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吉林省的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并不能很好地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应当加强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制度因素（SYS）是由对外开放度表示的，制度因素的回归系数为1.105797，表示制度因素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加大。这说明吉林省对外开放力度较低，政府对环境监管的执行力度不够。所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增大。
（三）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因素影响的分析，我们分析目前吉林省二氧碳排放所存在的问题。
1.重型产业结构，导致碳排放强度大
吉林省以重工业为主，电力、机械设备、汽车、化工、建材等重工业成为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重工业具有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碳排放强度大的经济发展特点，在重工业发展中对资源的需求量必然会增大，而吉林省又是以煤炭资源为主的大省，所以在高度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大，排放强度大，会成为制约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阻碍因素。在未来，吉林省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考虑使用清洁能源来代替煤炭能源，降低碳排放量。
2.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清洁能源发展水平低
受能源资源的限制，吉林省的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以煤炭和石油为主，而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却只占很少的比例。吉林省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是天然气的使用率很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境内有着丰富的风能资源，目前基本尚未开发；吉林省有着丰富的煤层气资源，但是对煤层气资源的利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使用时存在着排空浪费现象。可以这样说，吉林省有着各种各样的清洁能源，但是目前仍以煤炭资源为主，清洁能源的开发程度低，使用效率低。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人民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加大。
随着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民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加大，但对节能减排的意识并没有普及。比如吉林省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冬季寒冷且时间漫长，煤炭成为居民冬季御寒的主要能源。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房面积大幅提高，居民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人均煤炭消费量增加，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必然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大量的二氧化碳排入空气中，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不光是对住房的需求，人们对生活的物质需求和消耗都使得二氧化碳碳排放的增加，严重制约了吉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
3.吉林省环保技术水平低，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吉林省的技术进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我们从中也发现了这种影响十分微弱，这说明吉林省在环境保护上的科技投入并不充足，环保技术水平低。技术的进步发展可以充分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轻，而吉林省节能减排的效果并不明显。
4.政府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环境制度不完善
吉林省属于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的东北部地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形成于经济活动中，政府对环境监管力度薄弱，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升高。
五、对策
（一）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低碳产业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吉林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吉林省可以采取加大科技投入的措施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低碳产业来降低碳排放量。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低碳产业，该产业的主要特点是能耗低、物耗低，可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吉林省的经济发展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能耗高导致碳排放量高，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影响吉林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吉林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通过投入资金加大科技投入来转变吉林省的经济发展结构，逐步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低碳产业，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耗能低的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现吉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煤炭的过度依赖
目前，从我国的能源结构来看，煤炭占70%左右的比重，远远高于世界30%左右的比重。吉林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以重工业为主，对煤炭的依赖程度非常大，已经成为我国煤炭消费的主要省份，由于煤炭的碳排放量非常高，因此吉林省近几年的碳排放量非常高，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吉林省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优化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结构，减少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增加经济发展中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充分利用。
吉林省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对可再生资源和新能源的利用，通过能源的替代，来降低碳的排放量，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将可再生资源提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吉林省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来进行能源的替代，利用低碳能源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利用中的比重，减少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吉林省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一般来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比，对能源的消耗量大，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比较高。从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来看，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导致吉林省碳排放量高的主要原因。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科技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吉林省来说，必须转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降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实现低碳经济的顺利转变，减少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逐渐降低碳排放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吉林省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随着国家对低碳经济重视程度的提高，吉林省对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逐步发展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的食品、医药、新型能源化工等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型工业机构，但是从吉林省目前的经济发展结构来看，仍然是以汽车制造、机械、化工和建筑等国际公认的高碳产业为主，高碳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大，面对日益增加的碳排放量，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吉林省要维持经济的长远发展，应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科技来降低生产企业的碳排放量，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环保产业，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的利用结构，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
吉林省在发展低碳环保产业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吉林省科学研究院的优势来为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平台；培养低碳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政策扶持等来发展低碳环保产业，既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也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减轻吉林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五）改变工业品出口结构，实现吉林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吉林省工业品出口结构中，仍然以能耗高、排放量高的工业品为主导，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导致碳排放量较高。为实现吉林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吉林省应该通过改变工业品的出口结构来降低工业生产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吉林省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调整来改变工业品的出口结构，近年来，随着吉林省产品出口的迅速发展，为了促进工业品的出口，国家通过关税调整政策来降低出口工业品的能耗和排放量，对高耗能、高排放量的出口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对低耗能、低排放量的出口产品征收较低的出口关税。
这些措施的实施，既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达到节能降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工业品出口结构的完善，来增加出口工业品的产品附加值，促进出口工业的深加工，提高出口工业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吉林省出口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与竞争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吉林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发展科技含量低、无污染的第三产业，促进吉林省整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吉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改善吉林省的生态环境，改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参考文献：
[1]林伯强，蒋竺钧.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04）.
[2]韩玉军，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基于对Co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03）.
[3]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05）.
[4]吕志鹏.辽宁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J].调研世界，2012（04）.
[5]邵锋祥，屈小娥，席瑶.陕西省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级影响因素――基于1978～2008年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2（08）.
[6]刘华军，闫庆悦，孙曰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时间序列与版面数据的经验估计[J].中国科技论坛，2011（04）.
[7]陆红.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J].财经研究，2000（10）.
[8]张亚欣，张平宇.吉林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06）.
[9]张丽峰.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碳排放关系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05）.
[10]GrossmanG.m.，Kruegera.B..environmentalimpactsofa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n].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1991.
[11]martinwagner.theCarbonKuzne
tsCurve：aCloudypictureemittedbyBadeconometrics？[J].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2008（30）.
[12]Galeottim.，Lanzaa.，pauli，F..Reasse
ssing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forCo2emissions：aRobustnessexercise[J].ecologicaleconomics，2006（57）.
[13]martinez-Zarzosoi.，Bengochea-m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5
>>中国省域物流作业的Co2排放量测评及低碳化对策研究2排放量影响因素的评价研究'>基于组合赋权法的我国Co2排放量影响因素的评价研究2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投入产出法测算Co2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Co2排放量与出口量关系实证分析水泥企业Co2排放量计算案例分析广东碳排放量的动态演进2排放量计算的探讨'>关于陶瓷企业So2排放量计算的探讨我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分析国际贸易对江苏省S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动态分析我国废气排放量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情景分析的我国水泥工业碳排放量预测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GwR实证研究我国炼化企业Co2排放的情景分析及减排对策2排放影响因素分析'>我国Co2排放影响因素分析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我国GDp的影响分析我国工业烟尘排放量变化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大连市农用地非Co2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及防控对策全球Co2排放研究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15]蔡静霞，齐秀辉，乔朋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基于黑龙江省的实证分析与检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3，33（4）：214-218.
[16]石蕾，李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差异及其敛散性[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4-35.
[17]刘竹，耿涌，薛冰.中国低碳试点省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J].资源科学，2011，（4）：620-625.
[18]方齐云，陈艳，李卫兵.居民生活行为对能源消费及Co2排放的影响——来自江西省的数据检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16-23.
[19]谢园方.旅游业碳排放测度与碳减排机制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20]林涛，赵涛，康纪东.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6-42.
[21]何维达，张凯.我国钢铁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3，（1）：3-10.
[22]杜立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20-33.
ResearchonDynamicevolutionanalysisofCo2emissionsofprovincesinChina
——ConcurrentlyDiscusstheRelationshipwith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afforestationactivity
ZangLiangzhen，ZhangCaihong，ZhangLa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6
关键词：稳态经济增长率；Co2排放量；碳税；人力资本
一、研究背景
所谓碳税（Carbontax），是对向大气排放Co2所征收的一种环境税。按照含碳比例来对天然气、汽油以及航空燃油等燃煤和石油的加工产品征收税款，政府部门先为每单位的碳排放量制定出价格，然后再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出石油、电力以及天然气的税费。
碳税的征收实质上是利用价格干预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达到降低Co2排放量的目的，它相对于传统的行政命令性手段来说，具有不扭曲税制、低成本监管、避免寻租以及无需确定基准年等优点。同时碳税的开征还会带来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降低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开征碳税所得到的财政收入还可以用以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从而可以更好的促使我国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了给我国的碳税推行提供理论基础，便于研究在碳税制度下Co2排放量的变化以及经济中各主要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试图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把碳税引入模型中来，分析在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中，通过哪些手段可以有效的遏制Co2排放量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为低碳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研究综述
碳税虽然是一种新概念，但是其经济学内涵，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庇古税”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政府应该对生产者所造成的污染征收税款，把由于生产造成的污染也纳入到内部成本中去，即消除外部性，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对Co2的排放征税正是根据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理论，从而得以提高生产成本，达到遏制排放的目的。我国经济学家程恩富和王朝科也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低碳经济的理论进行了阐释，为深化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一种极为宝贵的借鉴方法。
对于开征碳税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如下。markku和peter在1991年通过对横截面数据进行比较的方法，对1988年欧盟各成员国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价格进行了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呈反向关系，并归结出能源价格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碳税的差异。
nesbakken和Larse在1997年以挪威为对象进行了模拟实验，在挪威于1987年～1994年间没有征收碳税为的假设前提下，计算了该国的Co2排放量以及各部门的能源消耗量，并把研究结果与征收碳税的现实结果相比较，发现在非石油部门和非交通部门内，由于碳税的开征，Co2排放量以及石油消费量都下降；而在石油部门和交通部门，由于难以寻找到其它要素来替代石油，碳税的开征反而使得Co2排放量以及石油消费量都上升。此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出碳税的开征，在挪威的石油和交通运输部门，碳税的开征对Co2排放量的降低效果不显著。
Rajaratnam在2008年用基于误差修正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了Co2排放量的变化是导致世界原油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长期中，原油价格的上升一般同时伴随有Co2排放量的降低。另外有其他文献研究得出，能源税以及碳税的征收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达到降低Co2排放量的效果。
但是也有学者对碳税的征收持反对意见。LeeSchipper在2007年，对若干工业化国家的燃料消费以及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认为伴随着交通工具数量的不断增加，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很难消除美国Co2排放量增加以及交通运输业燃料消费量不断上升的趋势。
Gustavo和Kelly于2008年，通过派生的国家能源建模系统，分析得出：美国交通运输行业的Co2排放量受汽油价格上升的影响很小，几乎微乎其微，如果想要油价上升对Co2排放量产生抑制作用，则需要把油价推到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但是这一高价，与现实不符。所以他们认为虽然征收碳税会使得化石燃料的成本上升，但是并不表示可以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科技也会随之进步，故而开征碳税的效果不明显。
国内关于Co2排放量与碳税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如下，魏涛远等在2002年，运用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分别研究了对每吨Co2排放征收5美金以及10美金两种不同碳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Co2排放量的变化，得出结论为碳税的征收将会使Co2排放量有所下降，但是也会导致经济的衰退。
李璐和杨桂元在2011年以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效率以及能源结构作为碳排放的解释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Co2排放量降低0.97个百分点，他们指出对Co2排放量的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源的使用效率。
李宗植和李国志在2011年运用Kaya因素分解法，分析得出Co2排放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经济增长，中国在1995年～2007年期间，经济增长对Co2排放量变化的贡献率在所选因素中最大，为163%；在减少Co2排放量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较强，但是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其他因素中，人口的规模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以上研究，大部分的焦点都集中在碳税的征税和Co2排放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上，很少涉及经济增长与碳税开征之间的关系，而且上述研究的方法大部分为实证方法，并没有给碳税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故而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试图构建出碳税、Co2排量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基础，文章在已有的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碳税和Co2排放量函数，尝试把碳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问题理论化。文章的模型构建如下：
三、模型构建
3.均衡分析：由上面的假设可得如下综合，依据最优控制理论可构造汉密尔顿函数。在构造的汉密尔顿函数中，消费、碳税税率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速率分别为控制变量；而资本、Co2排量以及人力资本投入量分别为状态变量；构造汉密尔顿函数为：
分别就汉密尔顿函数对控制变量消费、碳税税率以及人力资本求偏导数，并使得偏导数为零，可以得到一阶条件；再分别就汉密尔顿函数对资本、Co2排量以及人力资本投入量这三个状态变量求偏导，可得欧拉方程。根据以上欧拉方程以及一阶条件，可以得出均衡增长路径以及各变量增长率：
推导结果一：从式（1）消费、资本以及社会生产总量的稳态路径增长率可知，如果要使得稳态经济的增长率保持为正，则必须有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大于时间贴现率。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比时间贴现率大的现实含义就是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必须大于时间贴现率，这样才能使得资本、产出和消费以某一稳定数值进行增长。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正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从而弥补了物质资本边际产量递减这一生产特征，才使得经济源源不断的向前增长，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推导结果二：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在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上，必须有Co2的排放量不断下降。所以在稳态增长路径上，Co2的排放量的增长率必须为负值。所以依据式（2）可知1-a必须小于0，也就是说正常消费品的效用影响因子在数值上必须大于1。正常消费品的效用影响因子在数值大于1的现实含义就是消费者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必须要大于1，也就是说在稳态经济的增长路径上，消费的边际效用必须下降的足够块，从而使得人们在消费上做出牺牲，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保障。
推导结果三：因为（1-t）/t为递减函数，由式（3）可知所以要想保持低碳经济的稳态增长，所征收的碳税量要以一个不断下降的增长速度递增。这样才能使得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也表明低碳经济的持续增长，要以不断地加大对Co2减排技术和设施的投入，用以减少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Co2排放量的增加。
四、比较静态分析
文章在预先设定的研究条件下，对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中各个参数的变化率求导，得到各个参数变化率的正负性：
依据各个参数的正负性，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消费者的时间贴现率越大，则稳态经济增长率越小，而Co2排放量的增长率越大。消费者的时间贴现率越大，表示消费者对当前消费比较偏好，即消费者对远期消费缺乏耐心，而对当期消费比较狂热，所以消费者会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当前强大的消费欲望会引导企业增加生产，在节能减排技术没有得到提高的前提下，社会总产量的扩大会导致Co2排放量的增加，与此同时，较大的时间贴现率表示消费者对未来的消费偏好较弱，故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从上表，我们还可以看出，如果正常消费品的效用影响因子越大，则越利于稳态经济的增长和Co2排放量的控制，因为正常消费品的效用影响因子越大，表示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下降的越快，所以消费者会减少当前消费，从而社会总产出中更大的一部分可以用于投入到资本积累中去，从而更好的研发节能减排技术，促进低碳绿色经济的发展；由Co2排放而给消费者效用带来的影响参数越大，则稳态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同时Co2排放量增速越大。故而降低Co2排放弹性，有利于遏制Co2的排放量，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速率；商品生产的产出弹性系数越小，则稳态中的经济增长率越快，Co2排放量越小，原因在于，商品生产中由于技术和工人素质的提高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等生产要素的依赖，导致经济增长的“质”得到了发展，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下，可以更好的把Co2排放量降低下来，再者高技术水平的发展带来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生产，也把一些依旧依赖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给淘汰掉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越大，则稳态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同时Co2排放量的增速越小，这里其实相当于是上面关于对商品生产的产出弹性系数解释的镜像描述，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越大，技术水平越高，经济自然会增长得越快，同时控制Co2排放量的技术也会越发达；碳税对Co2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越大，则稳态中经济的增长率越大，同时Co2排放量越小，这充分说明了碳税政策执行力度的重要性。
依据静态分析的结果可知，总体上正常消费品的效用影响因子越小、商品生产的产出弹性系数越小、碳税对Co2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越大、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越大，不但可以促进稳态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可以遏制Co2排放量。
五、结论和建议
文章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里分析了碳税、Co2排放量、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碳税制度下，时间贴现率越小，资本产出弹性越小，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越快，物质商品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越小，越能提高稳态经济的增长速率，同时也能更加有力的遏制Co2的排放。这一结论可以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启示：
（1）由正常消费品的效用影响因子大于1的结论可知，为了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抑制Co2的排放量，人们在消费上必须做出牺牲，所以在商品消费中，政府应该鼓励人们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消费计划，做到理性消费，抑制无目的的超前消费，因为消费的非理性会带动的生产的非理性，导致Co2排放量不断增加，最后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政府在宣传报道中，应该鼓励人们去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消费计划，做到理性消费。
（2）由文章的分析结论可知人力资本要素的提高，会更加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这个道理是毫无疑问的，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必然会使得生产工艺大大提升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遏制Co2排放量的增速；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也会使得人的理性自觉大大提高，从而在生产过程中人变得更加有担当和责任心，更加重视低碳环保理念，有利于把Co2的排放量减下来。所以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但可以增加经济增长，还可以减少Co2排放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所以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企业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
（3）由碳税的增长率方程可知，若要想保持低碳经济的稳态增长，所征收的碳税量要以一个不断下降的增长速度递增。这样才能使得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也表明低碳经济的持续增长，要以不断地加大对Co2减排技术和设施的投入，用以减少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Co2排放量的增加。
参考文献：
1.程恩富，王朝科.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海派经济学，2010，（3）.
2.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47-49.
3.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o2排放.经济研究，2010，（1）：15-26.
4.杨桂元，李璐.影响我国碳排放量因素分析与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科技和产业，2011，11（1）：71-76.
5.andreoni，J.andLevinson，a.theSimplean-alyticsof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8，80（2）：269-8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项目号：11&ZD037）子课题“户籍制度，征地制度、农村内部徒弟制度改革及其相关财政、行政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特色学科重大项目“农村土地资本化研究”（项目号：GDZ-t12007）；上海财经大学创新性基金（项目号：CXJJ-2011-419）。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7
关键词：碳税工具；碳交易体系；碳金融市场；制度设计；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2-0045-13
一、引言
从1896年arrhenius首次发现大气中的Co2对地球温度的影响开始，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难题。斯特恩（Stern）报告[1]中指出经济发展继续依赖能源消耗、“照常营业”的做法不可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要大于成本。若各国能够做出有力而周详的政策选择，如碳定价、发展低碳技术，就有可能实现所需的“去碳”规模来实现气候安全，并保持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气候谈判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从后京都时期“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谈判协议，经历无数冲突与磨合，各国都在逐渐形成经济发展与全球减排的统一认识，多国经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低碳化。在环境压力和政治博弈中，全球经济向低碳化绿色经济方向转型。
尽管我国对碳税、碳交易、碳金融等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我国也在积极探索促进经济低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低碳经济机制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就碳税、碳交易和碳金融等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低碳工具的国内外实践及研究进行归纳与述评，并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二、碳税
（一）碳税的引入与内涵
碳税的引入基于庇古税（pigoviantax）概念。由于大气层属于公有资源，具备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极容易被滥用破坏，产生负外部性。庇古（pigou）[2]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庇古税概念，他认为自然环境存在市场缺失和价格缺失，这种不完全信息带来外部性效果，政府可以通过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和对正外部性的物品给予补贴把外部性内在化，即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课税，使其产品价格提高，产销量降低；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实行补贴，减少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之间的差距，进而增加社会福利。Baumo和oates[3]认为，信息的缺乏导致导致边际社会成本难以测量，无法确定最优税收水平，庇古税存在实用性限制。他们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从环境政策、污染控制、污染税与统一排污成本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标准定价法”，依据一个可接受性强的标准定量收税，达成环保目标。随着“污染者付费原则”理念的深入，Burrows提出了逐步控制法，即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政府为达到环境效益最优可以逐步、连续地对庇古税税率调高或调低进行调整，最终找到最优税率。
碳税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Hoeller和wallin[4]认为给碳定价是对投资减碳新技术的激励，碳税是碳定价的一种形式。苏明等人[5]认为碳税与中国现有能源税在对化石燃料的征税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且都具有对Co2的减排功用，但碳税与能源税的最大区别在于碳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等方面都是专门针对碳排量设计的。崔军[6]提出碳税是以减少Co2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碳税与能源税、硫税、氮税、污水税等税种共同构成了环保税体系。
（二）碳税实践
碳税在诸多排放税中居首要地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
以芬兰、丹麦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从1990年开始逐次推行碳税，到了20世纪末，基本上构建起较为完备的碳税制度。丹麦碳税由能源消费税演化而来，从1992年开始，丹麦正式对家庭和企业一并开征碳税，税基较广，包括了除汽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以外的所有Co2排放，税率并非基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而是结合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在征收碳税的同时，丹麦实行税收返还和循环机制，将税收的一部分用于补贴工业企业的节能项目，同时工业企业还能通过税收返还和减免来减轻实际税负。挪威对石油、天然气、煤、焦炭、商用柴油等都征收碳税，涉及航空、汽车多个领域，拥有品种繁多的碳税及相关税种，但对面临国际竞争的空运、海运和渔业予以豁免。瑞典碳税税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并逐步调高家庭碳税税率，同时降低劳动收入税率。不同于严苛的家庭碳税，瑞典对本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采矿、造纸、电力等行业给予税收减免。
北欧国家碳税实践的特点：一是征收的碳税多从固有的环境税种过渡而来，在征税对象、税率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二是税基广泛，尽可能扩大碳税的覆盖面；三是对不同行业特别是对高耗能行业和出口依赖型行业实施差别税率和补贴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美国、德国、加拿大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碳税起步较晚，在oeCD组织的带动下相继开征碳税。碳税在美国并未全面征收，仅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由于美国93%的煤炭用于电力生产，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2007年对除风力发电以外的电力这一中间排放源征收碳税，税率按电费比例征收并逐步上调。碳税收入一般用于提高建筑能源效率以及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德国能源结构与中国类似，富煤少气，为引导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德国设计了复杂的碳税体系，对不同种类和用途的燃料设定不同的税率，制造业、农林渔牧业只需支付税率的20%，其税收循环偏向工业。自2004年德国进行了新一轮碳税改革，税收优惠逐步减小。200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开始在能源最终消费环节征税开征碳税，征税对象几乎涵盖所有化石燃料，不同燃料税率有所差别，且逐步提高。当地的家庭住户是主要纳税义务人，缴纳的碳税税收的一部分用于抵消家庭或企业的其他税负如劳动收入税。
欧美发达国家碳税实践的特点：一是量体裁衣，根据本国实际设计税制。各国碳税税率大都采用固定税率，同时根据能源的不同类别实行差别税率。二是逐步推行、循序渐进，构建动态调整机制。在初期为顺利推行碳税，多数国家设计较低碳税税率和配套的优惠政策，在顺利引导家庭和企业改变能源消费选择后逐步提高税率，减少乃至取消某些暂时性补偿。
近年来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以中国、南非、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学者正在积极探索碳税制度构建之路。苏明等人提出中国碳税可以对生产环节中因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Co2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采用从量计征的定额税率形式。碳税在起步的时候定价可放低，对受碳税影响较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建立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减免优惠，在条件成熟时期渐进提高税率。南非政府拟从2015年1月起开征碳税，并对汽车行业碳税的标准进行调整。为减缓碳税给企业带来的冲击，南非政府还将企业碳排放量前60%的部分免税，同时对出口行业、碳排放强度大的行业给予额外补贴。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开展碳税的积极探索者，自2010年7月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进口的煤炭征收碳税。
发展中国家碳税实践的特点：一是审慎对待，充分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条件，联系本国减排形势，结合与化石燃料相关的税制改革进程，在前提条件成熟后，选择适时开征碳税。二是在碳税要素、实施路径、调整机制选择上参考国际碳税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新探索。三是注重建立激励机制，对开展节能项目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与返还，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税收补贴，实现税收中性，避免产生消费扭曲。
（三）碳税效应评价
碳税影响广泛而深刻，涉及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国内外学者分析征收碳税的效果，主要对Co2减排效果、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力、收入分配效应等进行了研究。
Jorgenson和wilcoxen[7]认为，相比于能源税，碳税更具成本效益比，也满足全球减排的成本最小化条件，当碳税等于Co2减排的边际成本，就会由碳价因素引发节能行为及对燃料消费的重新选择。不考虑消费者行为变化，Labandeira和Labeaga[8]利用io（input-outputmodel）微型模型，研究碳税在西班牙的环境效应，发现在西班牙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碳税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影响是温和有效的。Bruvoll和Larsen[9]使用1990-1999年数据，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和一般均衡模拟方法，指出挪威碳税覆盖大约60%的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可减少挪威2.3%的Co2排放量。Floros和Vlachou[10]利用希腊1982年至1998年期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碳税对该国制造业和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Co2排放量的影响，发现餐饮业、纺织业、冶金业最容易受碳税影响，减少碳排放，开征碳税可以减缓气候变暖的速度。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采用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eRi-SGm模型，结合我国实际试算了两种碳税税率方案，分别为100元/吨碳和200元/吨碳。其结果显示：征收碳税可显著地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改善能源的消费结构，并能有效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11]利用CnaGe（ChinaGeneralequilibriummodel）模型定量分析了对每吨碳排放量征收5美元及10美元碳税对中国短期、长期经济和Co2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承受损失，但碳排放量将有所下降，长期来看碳税的负面影响将小得多。
pearce[12]在对碳税的研究中提出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理论，所谓双重红利是指若导致税收扭曲的税种能被环境税所替代，将产生双重红利，一能通过纠正市场负外部性，改善生态环境得到绿色红利；二能通过减少税制扭曲，提高效率，进而带来社会福利形成蓝色红利。Feldstein进一步指出碳税不仅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达成环境红利，而且还额外具有减少整体经济的成本，提高政府收入的红利。meng等人[13]根据澳大利亚数据的模拟结果，提出碳税可以有效削减排放，但会造成经济温和收缩。由于Gnp中包括本国企业在外国的产值（不受本国碳税约束），不包括外国企业在本国的产值，因而较GDp受碳税影响更小。若碳价格信号机制畅通，碳税补偿计划不会对减排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会大大减轻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王金南等人[14]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自主开发的我国能源政策综合评价模型――能源经济模型，根据中国目前的CDm价格及外国碳税税率，模拟了三种功能不同碳税方案对中国国民经济、能源节约和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忽略中国减少进口、增加新兴产业投资等利好因素，三种方案对中国GDp的影响也不会超过0.5%，近期在中国征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同时随着税率的提升，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愈加显著。当2030年碳税价格为200元/吨碳时，与基准情形相比节能率可达20%，节能效益也将近3%。
Karki等人的[15]分析表明，用非化石燃料替代化石燃料（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可完成全球二分之一的碳减排目标，碳定价政策如碳税更能促进这种替代带来减排效应。征收化石燃料碳排放税，可以提高化石燃料发电价格，减少客户对此方面的能源需求，同时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这被称为碳税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种效应叠加影响一国能源产业的格局，风能、生物能等产业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Baker和Shittu[16]研究了企业在不确定的碳税的情景下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研究与发展（Research&Development，R&D）投入选择。面对两个不同的研发项目：实现降低低碳能源技术成本研发和现有技术的减排研发，他们发现最优的R&D并不单纯因碳税的征收而递增，一般而言，企业面临碳税压力时对传统能源技术的研发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那些灵活的企业在面对不确定的碳税税率时会选择研发能源替代技术，实现能源转型。
Zhang和Baranzini[17]认为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国际汇率变动等宏观因素而言，碳税对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影响比通常认知要更为微弱。碳税在增加了无碳和低碳产业的竞争力、保护环境的同时，可增加国民收入。税收循环政策比退税和免税措施对贸易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效益比要高，且更具减排效应。考虑到未来碳税可能以较高的利率征收，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如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等的影响可能比当前更加尖锐。
事实上早在1994年，Symons等人就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碳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其分析结果显示，碳税具有累退性，碳税导致家用能源、交通、食品价格上涨，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对家用能源的支出占收入比重更大，会承受更多的负面影响。metcalf等人也发现碳税的税率增长实际影响着社会福利成本，但其累退性在短期一般均衡中被高估了，碳税的福利损失每年减小0.5%。进一步研究中，metcalf和weisbach[18]指出应在碳税征收中考虑通过调整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改革来平滑碳税的再分配效应。
（四）简要述评
国内外学者多从庇古税角度研究碳税，并提出初步的碳税设计方案。欧美国家相继开征碳税对碳税的效应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者大多通过构建CGe等相关理论模型，利用数值模拟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分析碳税的总体效应和不同的碳税方案产生的效应。碳税效应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效应是指征收碳税通过碳定价对能源消耗、Co2排放和气候环境造成的影响，间接效应是指碳税虽不对末端收入征税，但间接对经济发展、产业格局、福利分配等方面造成影响。在对碳税效应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碳税减排效果明显，对经济、企业竞争力、社会福利等的负面影响小，甚至还能通过税收返还制度使低收入者受益；另一种观点认为，碳税减排的激励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会导致化石能源和电力价格上涨，显著拉低国民的生活水平，碳税的累退效应甚至会扩大收入差距，削弱国民的动力。由于存在国家和地区差异，加之可用数据缺乏，各项碳税效应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碳税的负面影响说明对碳税税制进行反思和动态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三、碳交易
（一）碳交易的引入与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念可追溯到污染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源于科斯（Coase）定理，科斯[19]最早指出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在于模糊的产权，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可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外部性问题。Dales[20]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并指出排污权交易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及准许排污许可证转让、买卖制度。montgomery[21]证明了基于市场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均衡是存在的，排污权交易体是一种兼具成本优势和公平性的环保手段。manne和Richel[22]进一步阐释了交易对排放权体系的必要性，认为无论初始排放权如何分配，不同区域的排放权价值很有可能存在偏差，限制交易会导致比较优势的扭曲。Stavins[23]认为排放权交易制度应考虑八方面因素：总量控制目标、分配机制、排污许可、市场运行、市场定义、监督与实施、分配和政治性问题、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整合。
1992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通过谈判，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1997年12月《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京都议定书》正式通过，提出将市场机制作为减排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新路径，将Co2排放权作为一项商品进行交易。《京都议定书》同时建立了三种灵活交易机制，即国际排放交易机制（internationalemissiontrading，iet）、联合履约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iet机制规定具有减排义务的特定缔约方可以转让碳排放权配额（assignedamountUnit，aaU），并形成相应的基于配额的碳金融市场；Ji机制允许特定缔约方之间通过投资节能减排项目获取减排单位（emissionReductionUnit，eRU），相当于在工业国家间转化减排单位；CDm则允许特定缔约方用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减排项目获得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来抵减其减排指标，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提供了机遇。
（二）碳交易实践
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三种模式建立：限额交易模式、基准线信用模式和混合模式。按照交易的原生产品（Co2排放权）的来源，可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market）和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market）。配额市场在碳交易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交易原理为限额交易制度（Cap&trade），由管理者指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京都议定书》中的国际排放交易iet机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UnionemissiontradingScheme，eUetS）及一些自愿交易机制均属此类市场。项目市场的交易原理为基准线交易（Baseline&trade），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具体项目的开发，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吸收项目在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单位。项目市场主要分为Ji市场和CDm市场。本文以碳交易市场中的典型代表eUetS、CDm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Climateexchange，CCX）自愿减排机制为例进行介绍。
eUetS属于强制性的配额市场，涵盖整个欧盟层面的区域排放交易体系，它以限额交易为基础，以Co2为管制气体，以能源活动、黑色金属生产与处理、采矿等为管制对象，覆盖电力、热力、钢铁、航空等高排放行业。基于总量控制原则，欧盟评估各成员国的减排目标并分配给各国Co2可排放量（在eUetS初期配额都是以祖父式分配无偿取得，自2013年起逐渐变为拍卖）。根据历史排放、预期排放等因素，这些配额又被分配到各国的排放企业。经第三方认证机构核准，在区域内Co2排放总量低于允许排放量的条件下，区域内各排放源之间可通过排放配额交易方式调剂余裕排放量。同时欧盟许可其成员国使用Ji和CDm项目带来的核证减排量折抵其Co2排放量，形成核证减排交易。
CDm属于项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双赢选择，核心是发达国家企业实体经发展中国家批准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东道国实施减排项目换取CeRs。CDm可分为两级市场：一级市场基本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由于风险较大，CeRs价格偏低；二级市场囊括了远期合约签订而CeRs尚未生成时的交易，市场效率较高，交易额度较大。CDm项目涉及能源工业、化学工业、交通、采矿等十三大项，一方面通过垃圾填埋等清洁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土地运用和造林等方式增加对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吸收。项目流程包括论证、设计、审批、注册、实施、核查核证等多个环节，项目设计是其中关键。目前中国是全球CDm项目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占据签发的CeRs的半壁江山。
CCX自愿减排市场是全球笫一个运用法律约束力和市场机制来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性平台。该交易所开展的减排交易项目涉及电力、能源、制造等行业产生的Co2、CH4、n2o、HFCs、pFCs和SF6等六种温室气体，提供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经核证的排放补偿量和经核证的先期行动补偿量三种基本产品。目前CCX有四百多个会员实体，会员分别来自航空、汽车、电力等数不同的行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遵守其承诺的减排目标的企业、城和其它减排单位，其义务是在事先设立的减排目标基础上每年减少1%，四年减排4%，若没有完成目标就需向其他会员购买排放许可证，或通过投资减排项目产生的抵扣性碳信用额抵减原来的减排量；另一类则是该交易所的参与者，通过将减排项目集成打包出售、直接出售碳排放权等方式参与交易。
（三）碳交易制度研究
Co2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其初始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碳交易顺利推行的基础。排放权初始分配主要有两种形式：免费分配和公开拍卖。免费分配包括依据排放企业的历史排放标准获取一定比例排放权的祖父制分配及依据企业当前产量和单位产量获得排放权的分配。由于排放权具有同质多物品属性，公开拍卖多采用标准密封投标方式，包括单价拍卖、首价拍卖和维克里拍卖三类。此外拍卖还可以采用增价拍卖，该拍卖方式具有较好的价格发现机制。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公开拍卖。Goulder等人[24]、Fullerton和metcalf[25]等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认为非拍卖的配额方式带来的成本大于其他分配方式，若进行拍卖分配并将所得用来削减排放税带来的税收扭曲，则会带来祖父制分配二倍的成本效益。拍卖可以提高企业革新技术的积极性，减少政治摩擦。同时拍卖方式保障了新进入的企业与原有企业在取得排放权配额方面平等一致。Venmans[26]认为免费分配带来的意外收益将使财富由消费者向企业转移，降低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不过也有学者如Vesterdal和Svendsen[27]认为祖父制分配更适应当前不完备的市场现状。
碳价格是影响碳交易市场的主要力量之一，关于碳价格的研究集中在价格驱动因素等方面。Christiansen等人[28]提出政府政策、技术指标、市场基本面乃至气候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排放权价格，宏观经济状况则决定了市场的均衡价格。mansanet-Bataller等人[29]运用多元分析法研究了电价和天然气价格与碳价格的关系，发现二者互为因果，极端气候也对排放权价格具有一定影响。Hintermann[30]证实，极端寒冷气候与碳价格存在非线性相关。Chevallier[31]通过eGaRCH模型分析，指出企业年度减排的违规情况以及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协议不确定性的增加，可以解释碳价格的不稳定波动。nazifi[32]通过对eUas和CeRs的动态价格变化的参数分析指出交易限制、监管变化和CeRs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排放权价格的重要因素。在对eUetS碳价格的研究中，Benz和Hengelbrock[33]依据eUetS中排放权价格动态机制指出存贷机制和交易的时间间隔对价格也具有影响。Bredin和muckley[34]使用静态和递归的Johansen多变量协整近似比率检验，发现在eUetS的第二阶段产生了新的排放权定价机制，并由市场基本面要素推动价格走向成熟。
在碳交易系统设计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热点（hotspots）是限制排放权进行空间覆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考虑时间热点（temporalhotspots）的风险，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排放权交易体系应具备时间柔性，即排放权可以储存和借用。Vesterdal和Svendsen在对于欧洲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进行分析，发现管理者在计划初始期间应避免覆盖太多行业，以尽量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减少反对者。perdan和azapagic[35]认为在克服技术和非技术障碍后，应在政治支持和经济稳定条件下逐步在地域、时间和覆盖行业等范畴扩大排放交易。
各国在实施减排计划的同时，也面临着碳交易所带来的行业管制、经济安全、法律等多方面的风险，以CDm机制为例，Dutschke等人[36]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评估风险、商业风险、经营风险、自然灾害等风险，马建平和庄贵阳[37]指出CDm项目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审批失利、审定退回、注册失败、报告偏差和协议违约等五大风险事件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给业主造成经济损失或减少其减排收益，业主须通过关注宏观政策动态、科学确定基准线、加强环境治理等方式规避风险。
（四）碳交易效应评价
有关碳交易效应的研究集中在Co2减排效果、经济发展、行业格局等方面。Babiker等人运用CGe模型和eppa模型分析认为，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可能导致贸易国的福利损失。通过对印度经济学家Bhagwati提出的贫困化增长国家案例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贸易条件恶化和扭曲性税收的交互作用抵消了一国在碳排放交易因低减排成本获得的收益。Silva和Zhu[38]认为由于富裕国家的排放许可证价格更高，国际贸易将导致污染产业由富国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同时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会因排放更多的国际污染和更低的本地污染而获得双重收益。但也有众多学者发出反对声音，Stankeviciute等[39]通过研究欧洲部分部门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2010和2020年两种不同的碳交易市场结构下eteUS的有效性后认为，在短期内超过50%的Co2减排量都是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的行业部门尤其是电力部门中实现的。
Bode[40]认为在免费分配机机制中，因引入碳交易导致电价上涨，电力部门从此获益最多。Bunn的研究也证实得出碳排放权确实可以影响天然气或电力的价格。Lee等[41]指出在石化部门，上游行业从碳排放交易中赚取利润，而下游行业因未能实现其减排目标不得不购买额外的排放权。Gulbrandsen和Stenqvist[42]的研究发现，eUetS通过影响电力价格对纸浆和造纸业产生冲击，造纸业在Co2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进行大量投入。tuerk等人[43]提出具有碳中性特征、零减排成本的生物能源将来会成为碳交易计划的重中之重，对农业和林业部门的政策偏移可以有效引导对碳价格反应敏感的企业发展生物能源。
（五）碳交易与碳税的比较研究
碳税属于价格调节型市场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数量控制型市场化工具，关于二者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早期受庇古和科斯启发，人们认为只要边际排放成本与碳价格相等即可达到减排作用，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实质上是等效的。但weitzman发现，由于政策制定者在决定税率或确定排放许可数量的不确定性，排污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与边际效率曲线斜率不同，导致两种工具不再等效。newell和pizer[44]修改了weitzman模型并将其应用到环境问题上，发现价格工具比数量工具更加灵活，税收政策所产生的的社会净福利更高。Goldblatt[45]认为考虑到福利冲击、政策的长期稳定性等因素，碳税比碳交易更适合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碳税的减排效果确定性较差和政治阻力，碳税并不比碳交易更受国际社会欢迎，《京都议定书》最终选择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全球减排的主要机制。
也有学者探讨碳税与碳交易综合运用成为复合工具或双轨机制的可能性。mcKibbin和wilcoxen[46]提出混合利用碳税和碳交易政策具有单一措施不具备的优点：可以避免碳税的再分配问题、提供内在的监督与实施机制，还可以获得真实边际减排成本的信息。tamura和Kimura[47]也提倡碳税与碳交易的结合，他们认为对于日本等工业能耗已经极具效率的国家，仅靠碳税难以实现减排目标，加入排放权交易后，碳税对企业利润的不良影响将减少50%，并且通过贸易的增加获取更多利益。
（六）简要评述
碳交易的研究初期集中在制度设计上，如交易模式、排放总量确定、初始额度分配、交易监管等。在eteUS、CDm等机制付诸实践后，学者对上述机制的效应评价、制度改进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对电力、石化、造纸等行业予以特别关注。普遍认为碳交易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碳交易制度对节能减排有明显作用，但对行业格局、国家福利与发展却有利有弊。多位学者对价格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碳交易实践期间短、碳价格数据缺乏，现有的实证研究无法给出碳价格形成机制的有力证明。随着碳交易在各国实践的深化，英国、澳大利亚相继走上碳税与碳交易综合运作的探索之路。在下一步研究中，碳交易与碳税的结合、碳交易的国际流动与协调、交易风险的识别与规避、交易创新机制等都是探讨的新方向。
四、碳金融
（一）碳金融的引入与内涵
从演进进程看，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重要分支。Sandor首次提出环境金融定义后，Salazar[48]对环境金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环境金融是金融业为服务环境产业的新需求而进行的升级和创新，存在体系差异的金融业和环境产业通过环境金融衔接起来，实现保护环境的功用。Cowan[49]认为环境金融解决的是社会推行的环保事项的资金融通问题，并不涉及干预社会决策。金融业在促进资金融通的同时也能从发展环境产业中受益。此外他探讨了实现环境金融的途径，如发展环保基金、小规模排污权交易、债务掉期合约等。Labatt和white[50]将环境金融分为两部分，一是可持续发展与金融绩效的关系，二是环境金融中银行和金融服务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他们定义了环境金融产品，认为它是所有为实现保护环境，规避环境风险而开发的、市场化运作的金融产品。
《京都议定书》签订后，三种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出现使得温室气体排放权由免费的公共资源变成具有交换价值的私有物品，具备金融资产属性，极大推动碳交易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世界银行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碳金融为购买产生（或估计产生）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项目所提供的资源，其定义应为碳减排项目投融资。我国学者王遥[51]也给出碳金融的解释，认为碳金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包含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灾害管理三重目标的低成本途径。碳金融市场可理解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碳金融市场仅指由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权指标及其衍生产品的标准化市场；广义碳金融市场还包括与碳交易市场发展紧密相关的CDm投融资市场及节能减排项目融资市场等，本文所指的碳金融市场为广义概念的市场。
（二）碳金融实践
经济低碳化的重点在于节能减排和发展可再生资源，碳金融的功用正在于减排项目的投融资和金融工具的创造。目前碳金融市场集中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北美碳减排交易体系，本文主要从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与产品角度观察碳金融市场实践。
衍生品交易占到碳金融市场70%以上，欧洲气候交易所（eCX）以eUas和CeRs为基础产品，在2005年4月首次引进eUas期货合约交易，目前发展相对成熟，引进了具有标准格式、明确规范的碳金融交易合同。纽约―泛欧证券交易集团Bluenext环境交易所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信用额现货交易市场，交易产品有CeRs与eUas的现货和期货。目前全球主要的期货和期权产品为限定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eCX金融合约、eUas期货及期权、CeRs期货及期权。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旗下的绿色交易所（Greenexchange）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都是碳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活跃平台。
银行业是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绿色信贷是其较早参与的碳金融项目，依据“赤道原则”商业银行在进行贷款投放时，审慎评估贷款方项目的环境破坏风险，有选择性地对可再生资源和清洁燃料项目予以倾斜。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已经开展了包括低碳项目融资、商业建筑贷款、绿色汽车贷款等多门类的绿色信贷工作。此外，在碳金融市场上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包括：投资参股低碳企业；对CDm等碳项目应收账款融资，并促成排放权交易；为低碳项目交易双方提供咨询、担保、融资租赁、信用增级等中间服务；提供CeRs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增强碳交易的流动性；推出气候信用卡等个人“碳中和”业务；开发各种与碳交易价格、气候指数挂钩的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买家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渠道。
为了推进国际碳交易活动，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实施了专项集合投资计划，设立碳基金。低碳投资的载体一般可分为三类：项目机构、政府购买计划和碳基金，一般而言以上三类都可算作碳基金。按投资主体的不同，碳基金可以分为由国际组织或政府设立管理的公共基金（如英国碳基金、亚太碳基金），由政府、投资银行和企业联合设立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基金（如日本碳基金、德国碳基金）和企业为投资获利而出资设立管理的私人基金（如瑞银绿色投资基金、德银气候保护基金）。目前世界银行管理着12个碳基金以及相关机构，主要有碳原型基金、生物碳基金等特别基金和意大利碳基金、欧洲碳基金等国别基金，特别基金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京都机制下碳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国别基金的主要功能在于购买Jl或者CDm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额度，帮助相关工业化国家完成减排目标。
碳金融发展需要金融服务业全方位支持。从碳排放权的产生到最终进入二级市场，过程中资金需求大，未来收益不确定，瑞士再保险创造了具备或有上线的减排交易远期保险产品，美国保险公司已经推出了碳排放信用保险、碳交易保险产品，为碳交易双方提供保障。近年来还出现巨灾债券和天气衍生金融产品规避天气变化对企业运营和销售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碳金融市场研究
碳金融产品价格是吸引和激励投资者与企业关注气候变化，投资碳减排的重要机制。在现货与期货价格的相关性研究中，wagner和Uhrig-Homburg[52]认为碳期货是合适的风险对冲工具，期货与现货的价格差别在于持有成本，即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加上应计利息，风险中性定价理论可运用于碳期货估值。在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关系研究上，Rittler[53]分析eUa现货与期货的短期动态价格和长期价格，发现价格波动传递结构被扩大至高频水平，期货价格最先反映市场信号，后影响现货价格，具有价格发现功能。arouri等人[54]也通过VaR模型和StR-eGaRCH模型对第二期eUa碳现货和期货价格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二者的收益和波动性是不对称和非线性的，非线性模型可作为预测eUa价格的有效手段。
碳金融交易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市场是否有效，核心在于碳金融产品价格在信息可获得条件下是否有效。Benz和Hengelbrock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eUa期货市场的eCX和nordpool交易平台2005-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交易强度增加，即使是交易成本较高，流动性较差的期货市场也有助于价格发现。Daskalakis和markellos[55]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三个主要交易市场powernext、nordpool和eCX的碳金融资产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建模分析，发现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与非平稳性的特征，碳金融市场是弱势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盟碳交易体系尚未成熟，以及政府对短期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
在市场风险方面，Blyth等人[56]采用随机模型分析，发现气候政策不仅对碳金融产品预期价格有直接影响，也强影响碳市场的风险特征。市场设计影响市场风险，同时也影响投资行为。政府在制定碳金融市场规则，预期投资者对价格信号反应程度时应综合考虑风险因素，同样，企业在制定投资和交易时也要区分驱动因素和风险因素。Fankhauser和Hepburn[57]从允许碳排放额度的跨期储藏和跨期借贷等方面对碳金融交易市场进行多角度设计，以此达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灵活性和碳排放权价格波动能够具有可预测性。
创新是碳金融不断发展的动力，Fankhauser和Hepburn基于当前碳市场灵活性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要求的挑战，从碳排放额度的跨期储藏和跨期借贷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创新设计。在创新和完善碳市场的研究中，Knox-Hayes[58]提出发达国家碳市场已相对成熟，碳交易可通过现代虚拟的平台实现，但仍需要一个真实的社会连通和人际网络，对于建立未来新型市场，出于社会协调互补和降低沉没成本的考量，可以在现有市场基础上发展伦敦和纽约市场并加强这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四）碳金融效应评价
由于具有交易迅捷、流动性高、风控成熟等优势，碳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吸引市场参与者、防范碳交易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enz和Klar认为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使投资者对碳交易产品价格做出更合理的估计，制定更加有效的交易策略与风险管理决策。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成为碳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重要推动力量。
相较于传统模式，Haigler[59]认为碳金融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权定价的方式提供了更加环保、健康、经济高效的减排机制，可以极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技术发展。Hogarth[60]对乌拉圭太阳能计划低碳信贷项目的研究得出结论贷款改变当地居民的能源结构，显著降低太阳能使用家庭的系统成本。
杜莉等人[61]还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碳金融的溢出效应，认为碳金融体系的不断拓展，推动减排成本收益的转化，推进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促进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的国际传导，同时转移和管理气候风险，对低碳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助推效能。Kozlecka等人[62]对国际碳基金的研究也从侧面证实国际碳市场的发展和欧盟交易体系的存在提高了投资者特别是欧洲投资者对碳交易的积极性。
（五）简要述评
碳金融已成为低碳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领域。国外研究少见“碳金融”字眼，多以碳市场代替，且研究多基于微观层面（如碳金融产品设计和定价、市场效率、政策设计等），重点关注eUetS平台和CDm机制，对金融业、工业、农业等各个行业，欧盟、北美、发展中国家均有涉及。由于碳金融仅处在试点阶段，缺乏实践经验，国内研究集中于宏观领域（如市场发展步骤、交易制度选择等），重点研究CDm机制，多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相对缺乏。国内外研究者对碳金融的影响、市场效率等问题有较一致的认识，认为碳金融促成了更规范、安全的碳交易平台，但在微观层面如碳衍生产品定价模式、风险监管等方面莫衷一是。当前的理论研究还难以适应多元发展的碳金融实践，迅速发展的碳金融市场需要加丰富的、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来支撑。
五、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低碳经济实践及低碳研究已经持续数十年，基于上述实践扫描和文献述评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均对以上三种低碳经济工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各种工具的优劣、工具和产品定价、制度设计、影响效应等方面已经进行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但囿于实践历史短、数据匮乏、视野狭窄、创新缺乏等原因，各项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仍存有较多缺陷。为实现低碳实践良性发展，低碳经济理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碳税研究应构建逻辑明晰的因果模型，分析碳税决策者和纳税主体所期望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进而对碳税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价。由于碳税具有累退性，如何在征税同时实现公平是个难题，碳税的设计应着重考量税率上限设定、动态调整、税收返还等方面实现税收中性。单纯依靠征税减排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下一步还应探讨各种减排工具之间的交叉效应及混合工具的设计，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益。
碳交易研究中碳排放权配给是起点，随着碳交易市场成熟，分配制度改革是必然趋势，需要更加科学的模型和数据进行理论支持。近年来对碳价格的研究多限于价格驱动因素分析，对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波动和调控机制的研究还未深入，欧盟碳排放体系目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且经过金融危机后价格不断下跌，亟需进行价格管理机制的研究。众多文献分析了碳交易市场对电力、能源、造纸等产业的影响，还需随着市场的发展扩展视野，将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产业结升级纳入碳交易市场效应分析架构中。此外欧盟倡议的碳关税充满争议，其正当性辨析和影响分析也有待研究。
因实践起步较晚，国际碳金融市场建设还处于新生阶段，如何设计和建立发展中国家碳金融市场，如何完善发达国家和地区碳金融市场，乃至如何在全球层面建立跨地域、多层次、高效率的市场体系将成为研究重点。在微观层面，碳金融产品定价仍是核心问题，需利用金融学如行为金融、复杂性金融等前沿理论进行研究，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定价分析范式。金融机构是碳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和产品研发者，对其经营模式评价、风险管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交易链的不断延展和碳资产证券化，碳掉期交易、碳交易CDs等创新衍生品将不断涌现，碳金融产品创新设计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同时，国内学者应加强对国外经验和理论的学习与反思，考察现行政策和试点实践，结合我国实际，设计我国可行政策组合及实现流程，提出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低碳经济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1]SteRn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theSternReview[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2]piGoUaC.theeconomicsofwelfare（4th）[m].transactionpublisher，1924.
[3]BaUmoLwJ，oateSwe.theUseofStandardsandpricesforprotectionoftheenvironment[J].theSwedishJournalofeconomics，1971：42-54.
[4]HoeLLeRp，waLLinm.energyprices，taxesandCarbonDioxideemissions[m].paris：oeCD，1991.
[5]苏明，傅志华，许文，等.我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72）：2-16.
[6]崔军.关于我国开征碳税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0（1）：41-44.
[7]JoRGenSonDw，wiLCoXenpJ.ReducingUSCarbonemissions：aneconometricGeneralequilibriumassessment[J].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1993，15（1）：7-25.
[8]LaBanDeRiRaX，LaBeaGaJ.Combininginputoutputanalysisandmicro-simulationtoassesstheeffectsofCarbontaxationonSpanishHouseholds[J].FiscalStudies，1999，20（3）：305-320.
[9]BRUVoLLa，LaRSenBm.GreenhouseGasemissionsinnorway：DoCarbontaxeswork？[J].energypolicy，2004，32（4）：493-505.
[10]FLoRoSn，VLaCHoUa.energyDemandandenergyrelatedCo2emissionsinGreekmanufacturing：assessingtheimpactofaCarbontax[J].energyeconomics，2005，27（3）：387-413.
[11]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08）：47-49.
[12]peaRCeD.theRoleofCarbontaxesinadjustingtoGlobalwarming[J].theeconomicJournal，1991，101（407）：938-948.
[13]menGS，SiRiwaRDanam，mCneiLLJ.theenvironmentalandeconomicimpactoftheCarbontaxinaustralia[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2013：1-20.
[14]王金南，严刚，姜克隽，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01）：101-105.
[15]KaRKiS，mannmD，SaLeHFaRH.SubstitutionandpriceeffectsofCarbontaxonCo2emissionsReductionfromDistributedenergySources[C]//powerSystemsConference：advancedmetering，protection，Control，Communication，andDistributedResources，2006.pS'06.ieee，2006：236-243.
[16]BaKeRe，SHittUe.profitmaximizingR&DinResponsetoaRandomCarbonRax[J].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2006，28（2）：160-180.
[17]ZHanGZX，BaRanZinia.whatDoweKnowaboutCarbontaxes？aninquiryintotheirimpactsonCompetitivenessandDistributionofincome[J].energypolicy，2004，32（4）：507-518.
[18]metCaLFGe，weiSBaCHD.theDesignofaCarbontax[J].HarvardenvironmentalLawReview，2009，33（2）：499.
[19]CoaSeRH.problemofSocialCost[m].JL&econ，1960：1-44.
[20]DaLeSJH.pollution，propertyandprices：anessayinpolicy-makingandeconomics[m].edwardelgarpublishing，1968.
[21]montGomeRYwD.marketsinLicensesandefficientpollutionControlprograms[J].Journalofeconomictheory，1972，5（3）：395-418.
[22]SUSSmanna，RiCHeLSRG.BuyingGreenhouseinsurance：theeconomicCostsofCarbonDioxideemissionLimits[m].themitpress，1992.
[23]StaVinSRn.transactionCostsandtradeablepermit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95，29（2）：133-148.
[24]GoULDeRLH，paRRYiwH，wiLLiamSⅢRC，etal.theCosteffectivenessofalternative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aSecondbestSetting[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9，72（3）：329-360.
[25]FULLeRtonD，metCaLFGe.environmentalControls，ScarcityRents，andpre-existingDistortion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1（80）：249-267.
[26]VenmanSF.aLiteraturebasedmulticriteriaevaluationoftheeUetS[J].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2012，16（8）：5493-5510.
[27]VeSteRDaLm，SVenDSenGt.HowShouldGreenhouseGaspermitsBeallocatedintheeU？[J].energypolicy，2004，32（8）：961-968.
[28]CHRiStianSenaC，aRVanitaKiSa，tanGenK，etal.priceDeterminantsintheeUemissionstradingScheme[J].Climatepolicy，2005，5（1）：15-30.
[29]manSanet-BataLLeRm，paRDoa，VaLoRe.Co2prices，energyandweather[J].theenergyJournal，2007：73-92.
[30]HinteRmannB.allowancepriceDriversintheFirstphaseoftheeUet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10，59（1）：43-56.
[31]CHeVaLLieRJ.DetectinginstabilityintheVolatilityofCarbonprices[J].energyeconomics，2011，33（1）：99-110.
[32]naZiFiF.modellingthepriceSpreadbetweeneUaandCeRCarbonprices[J].energypolicy，2013，56：434-445.
[33]BenZe，HenGeLBRoCKJ.LiquidityandpriceDiscoveryintheeuropeanCo2Futuresmarket：anintradayanalysis[C].21staustralasianFinanceandBankingConference.2008：16-18.
[34]BReDinD，mUCKLeYC.anemergingequilibriumintheeUemissionstradingScheme[J].energyeconomics，2011，33（2）：353-362.
[35]peRDanS，aZapaGiCa.Carbontrading：CurrentSchemesandFutureDevelopments[J].energypolicy，2011，39（10）：6040-6054.
[36]DUtSCHKem，SCHLamaDinGeRB，wonGJLp，etal.ValueandRiskofexpiringCarbonCreditsfromCDmafforestationandReforestation[J].Hamburg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5，5（1）：109-125.
[37]马建平，庄贵阳.CDm项目开发的风险因素识别与规避对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7-92.
[38]SiLVaeCD，ZHUX.emissionstradingofGlobalandLocalpollutants，pollutionHavensandFreeRiding[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9，58（2）：169-182.
[39]StanKeViCiUteL，KitoUSa，CRiQUip.theFundamentalsoftheFutureinternationalemissionstradingSystem[J].energypolicy，2008，36（11）：4272-4286.
[40]BoDeS.multiperiodemissionstradingintheelectricitySectorwinnersandLosers[J].energypolicy，2006，34（6）：680-691.
[41]LeeCF，LinSJ，LewiSC.analysisoftheimpactsofCombiningCarbontaxationandemissiontradingonDifferentindustrySectors[J].energypolicy，2008，36（2）：722-729.
[42]GULBRanDSenLH，StenQViStC.theLimitedeffectofeUemissionstradingonCorporateClimateStrategies：ComparisonofaSwedishandanorwegianpulpandpaperCompany[J].energypolicy，2013，56：516-525.
[43]tUeRKa，Cowiea，LeopoLDa.theinfluenceofemissionstradingSchemesonBioenergyUse[C].ieaBioenergytask，2011.
[44]neweLLRG，piZeRwa.RegulatingStockexternalitiesunderUncertainty[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3，45（2）：416-432.
[45]GoLDBLattm.aComparisonofemissionstradingandCarbontaxationasCarbonmitigationoptionsforSouthafrica[R].puttingapriceonCarbon：economicinstrumentstomitigateClimateChangeinSouthafricaandotherDevelopingCountries：papersReadattheenergyResearchCentre，UniversityofCapetown，HeldinCapetownon，2010（24）：181-195.
[46]mCKiBBinwJ，wiLCoXenpJ.theRoleofeconomicsinClimateChangepolicy[J].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02，16（2）：107-129.
[47]tamURaH，KimURat.modelingandpolicyassessmentofCarbontaxandemissionstradingforpreservingGlobalenvironment[C].worldCongress.2008，17（1）：15505-15510.
[48]SaLaZaRJ.environmentalFinance：Linkingtwoworld[C].aworkshoponFinancialinnovationsforBiodiversityBratislava，Slovakia.1998：112-117.
[49]Cowane.topicalissuesinenvironmentalFinance[R].economyandenvironmentprogramforSoutheastasia（eepSea），1998.
[50]LaBattS，wHiteRR.environmentalFinance[m].newYork：JohnwileyandSons，2003.
[51]王遥.碳金融：全球视野与中国布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2]UHRiG-HomBURGm，waGneRm.FuturespriceDynamicsofCo2emissionallowances：anempiricalanalysisofthetrialperiod[J].theJournalofDerivatives，2009，17（2）：73-88.
[53]RittLeRD.priceDiscoveryandVolatilitySpilloversintheeuropeanUnionemissionstradingScheme：aHigh-frequencyanalysis[J].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12，36（3）：774-785.
[54]aRoURimeH，JawaDiF，nGUYenDK.nonlinearitiesinCarbonSpot-futurespriceRelationshipsduringphaseiioftheeUetS[J].economicmodelling，2012，29（3）：884-892.
[55]DSDKaLaKiSG，maRKeLLoSR.aretheeuropeanCarbonmarketsefficient？[J].ReviewofFuturesmarkets？，2008，17（2）103-128.
[56]BLYtHw，BUnnD，KettUnenJ，etal.policyinteractions，RiskandpriceFormationinCarbonmarkets[J].energypolicy，2009，37（12）：5192-5207.
[57]FanKHaUSeRS，HepBURnC.DesigningCarbonmarkets.parti：Carbonmarketsintime[J].energypolicy，2010，38（8）：4363-4370.
[58]KnoX-HaYeSJ.theDevelopingCarbonFinancialServiceindustry：expertise，adaptationandComplementarityinLondonandnewYork[J].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2009，9（6）：749-777.
[59]HaiGLeRe.CarbonFinanceforDevelopment：anefficientCookstoveCaseStudy[J].Colo.J.int'lenvtl.L.&pol'y，2011（22）：283.
[60]HoGaRtHJR.promotingDiffusionofSolarLanternsthroughmicrofinanceandCarbonFinance：aCaseStudyofFinCa-Uganda'sSolarLoanprogramme[J].energy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2，16（4）：430-438.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效率；碳排放；Dea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3；F22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2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高污染，以及低效率和碳排放剧增，即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与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作为温室气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从碳排放强度看，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不但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2010年我国每万美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3.8吨，是美国的3.8倍，日本的6.9倍，欧盟的6.3倍，巴西的7倍，印度的1.6倍①。
“十三五”纲要已明确提出，把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在研究经济效率的同时，把二氧化碳排放量纳入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利用经济模型对我国省域低碳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对于推进低碳发展、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内外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
（一）国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
2003年，英国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低碳消耗和低污染以获得高产出，通过应用先进的技术来推动经济的发展。J.a.Duro和e.padilla利用theil指数分解法，证实影响碳排放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1]。KeiGomi，KojiShimada等对建立区域低碳社会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发展应该建立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制定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计划，通过温和的经济增长来实现目标和计划[2]。m.David等分析了不同国家及部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3]。toshihikonakata，mikhailRodionov等认为全球应通过构建一个新的能源系统向低碳社会转型，常规的能源系统侧重于世界能源供给与需求网络，新的能源系统应该是立足于减少全球碳排放，更改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的创新系统[4]。FankhauserS借鉴英国的经验，为碳减排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际可行的建议。他认为，给碳定价是至关重要的，但低碳还必须解决更广泛的市场、投资的政策和行为失败问题，这反过来提高政策的复杂性和协调的问题。碳转型主要是革命的生产，而不是消费。供应方面的创新和需求需要调整生活方式和行为，但前者占主导地位[5]。XueJ，watanabeS.通过分析日本的碳排放现状，对日本政府对气候管理和能源管理的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广泛开展能源外交、建设能源储备、大力发展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给，推动了日本传统社会向“新型低碳社会”的转变。日本的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对于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6]。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碳排放和能源政策的研究，对于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学者关于低碳经济方面的研究
1.对低碳经济效率评价的相关研究。陈诗一基于SBm-DDF-aam低碳经济分析理论机制，构建了低碳转型进程的动态评估指数，并对改革以来中国各省级地区的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进行评估和预测[7]。朱承亮在考虑非期望产出So2和CoD的基础上，基于产出角度的SBm-Undesirable模型，从效率视角对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效率较低的省份全部为西部省份，但效率较高的省份未必全部为东部省份，个别西部省份在一些年份均处于生产前沿；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强环境治理强度及能力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8]。刘瑞翔利用了生产率指数构建与分解方法，发现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是中国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9]。周莹在“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下构建了省域低碳经济运行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0]。相关学者对省域低碳经济效率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析各省低碳发展的差异，进而对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2.对低碳经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林伯强得出对我国碳排放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和能源强度[11]。涂正革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百万吨（mt）；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12]。李涛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回归，考察了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认为产业结构对改善碳排放效率最有成效。史亚东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主要能耗行业在碳减排约束下的能源利用效率，发现碳减排约束对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的影响[1314]。贾登勋利用tobit模型研究了低碳经济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15]。
中国学者主要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回归等方法来研究我国的碳排放和低碳经济发展，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研究影响碳排放的相关因素，进而探索改善碳减排的措施，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4.低碳经济效率极低（有效值低于0.45）地区有：河南、四川、重庆、贵州、甘肃、河北、山西等7省，说明这些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形势迫切。例如山西省，GDp为12113亿元，Co2排放量为10396万吨，资本存量为11511亿元，劳动力人口为1790万人，能源消耗为19336万吨。山西省是明显的高排放、高能耗省份，产出并没有高出平均水平，低碳经济效率极低。甘肃省，GDp为5650亿元，Co2排放量为4048万吨，资本存量为6155亿元，劳动力人口为1492万人，能源消耗为7007万吨。甘肃省各项指标都很低，但其低产出是低碳效率极低的最主要原因。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基于交叉评价Dea方法，测度和评价了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低碳经济效率，避免了传统Dea模型中权重依赖性的缺陷。
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效率基本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且省际差异明显。从区域层面上看，低碳经济效率东部为0.68，中部为0.58，西部为0.48，同时，从省际层面上，各省低碳经济效率差异较大。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海南等7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河南、四川、重庆、贵州、甘肃、河北、山西等7省，这些地区低碳经济效率最低。在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低碳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来源。在明确了省际低碳经济效率差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分析每个省市效率低下的原因，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布局，进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碳减排战略，有的放矢。例如，山西省是我国主要煤炭产区，属于传统能源大省，煤炭开采与加工对地区碳排放影响较为显著。山西高能耗行业所占比重达到53%，因此其低碳化进程中，应加大煤炭开发使用领域的技术投资，强化高能耗行业研发管理力度。
（二）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效率的手段
1.发展低碳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应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工业内部结构调整，扩大清洁能源的利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提高能源效率。以“高能耗、高产出”的辽宁省为例，应当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2.发展低碳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严格限制“高能耗、低产出”产业的发展。从源头减少碳排放，比如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减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以山西省为例，面对其高排放、高能耗的发展特征，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
3.提倡低碳消费与环境保护。发展低碳经济与低碳消费直接关联。要求在大幅度提高经济指标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只有通过节能减排、要素重置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才是低碳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4.鼓励自主研发，加大技术投入强度，完善碳权交易平台和碳基金运营模式。完善碳交易平台，将碳排放纳入效率评价体系，激发企业减排的积极性。政府为低碳技术的研发提供资金拨款，同时鼓励民间投资，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政策与资金支持。
注释：
①此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中二氧化碳数据来源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参考文献]
[1]DuroJuanantonio，padillaemilio.internationalinequalitiesinpercapitaCo2emissions：adecompositionmethodologybykayafactors[J].energyeconomics，2006，28（2）：170187.
[2]KeiGomi，KojiShimada，Yuzurumatsuoka，etal.ScenarioStudyforaRegionalLowcarbonSociety[J].SustainabilityScience.2007（2）：121131.
[3]Davidm，ChristopherY.achievingdeepreductionsinUStransportgreenhousegasemissions：Scenarioanalysisandpolicyimplications[J].energypolicy，2009，37（12）：550559.
[4]nakatat，Rodionovm，SilvaD，etal.Shifttoalowcarbonsocietythroughenergysystemsdesign[J].ScienceChinatechnologicalSciences，2010，53（1）：134143.
[5]FankhauserS.apractitioner’sguidetoalowcarboneconomy：lessonsfromtheUK[J].Climatepolicy，2013，13（3）：345362.
[6]XueJ，watanabeS.LowCarboneconomyinJapan[J]，Handbookofcleanenergysystems，2015（6）：37193753.
[7]陈诗一.中国各地区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评估[J].经济研究，2012（8）：3244.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9
【关键词】碳关税纺织业建议对策
一、碳关税背景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关税，2009年6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微弱优势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尽管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但是其中的“碳关税”条款已经引发了关于美国到底是在进行环境保护还是在实行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
中国纺织业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产品难以达到国外制定的标准，纺织品原有的价格低廉等优势也受到冲击，整个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白热化，纺织服装业极有可能因碳减排不达标，成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纺织品进行贸易制裁的对象，继而被征收“碳关税”。因此，对于中国纺织行业来说，碳减排不只是一项环境义务，更是一项事关自身生存发展的大计。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出口拉动，且行业内大多数企业的能源利用率较低，由于有着出口的刺激，以及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企业缺乏主动转变生产方式以及降低能耗水平的动力。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迅速降低我国碳排放强度的成本将相当大。而长时间依靠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伴随着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包括环境的污染，以及我国目前所承受的国际舆论的压力等等，都已经成为我国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巨大阻力。
二、碳关税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国内现在针对碳关税影响的定量研究尚处在发展阶段，在有关分析节能减排对经济造成影响的学术论文中，CGe模型是最为常用的分析工具。测算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也主要以一般均衡模型（CGe）为主。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模型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区域经济、财政税收、能源、环境、就业与收入分配等众多领域的分析。
在碳关税的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准确测算产品生产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能耗。为了确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测算产品的隐含能源和隐含碳排放量。所谓隐含能源是指产品生产全过程（包括原材料开采、产品加工制造直至把最终产品运输至终端用户的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总能源量。而隐含碳排放则是指产品生产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投入产出法结合CeG模型对碳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有生命周期法等不同方法得到应用。国内学者中如鲍勤、汤铃、杨列勋（2010）；沈可挺、李钢（2010）等多采用的方法是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社会核算矩阵（Sam），计算能源消耗和隐含碳排放，并以此作为CGe建模的核算框架。万毅（2010）通过采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与湖南大学联合开发的mCHUGe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数据和各种经济参数（进口品与国产品的替代弹性、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对碳关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2008）则通过生命周期法计算了出口贸易产品的载能量。在测算出了各部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之后，利用CGe模型测算碳关税对各部门的影响。
三、碳关税对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现有的估算碳关税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方式以一般均衡模型为主，但是由于CGe模型的设计适合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因此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从国家整体的角度分析碳关税的影响，而并没有对某个单一生产部门进行具体分析。鲍勤、汤铃、杨列勋他们的研究基于2007年数据，使用包含37个生产部门和4个国外账户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他们设计10种碳关税税率，计算结果显示碳关税将直接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巨额损失，将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除此以外，碳关税在节能碳排上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其在改善环境、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上可能效果甚微。沈可挺、李钢他们在分析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碳关税对中国工业生产、出口和就业的可能影响。模型的评估结果表明，每吨碳30美元或60美元的关税率可能使中国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下降0.62%―1.22%，使工业品出口量分别下降3.53%和6.95%，同时使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1.22%和2.39%，而且以上冲击可能在5―7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产生持续影响。
为了研究碳关税纺织品贸易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其中有关纺织业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碳关税对中国纺织业影响的参考资料。
同时他们建立的模型估算出纺织业在60美元每吨碳关税税率下第1年的就业岗位降幅达5.48%，由此可见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纺织业的冲击十分明显。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0年四季度，纺织行业从业人员数为611.4万人，服装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为424.3万人，中国纺织行业、服装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就业总人口超过一千万，碳关税的征收很有可能造成大量纺织业工人的失业，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采用生命周期评价（LifeCycleassessment，LCa）的方法来估算出口贸易产品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生命周期评价是一种对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原料与能量需要量以及对环境排放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方法。他们将出口产品按照能耗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能耗，另一类是产品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中所隐含的间接能耗。他们将出口贸易产品中的这种全能耗量定义为产品的“载能量”。
为了测算碳关税对纺织品贸易的影响，本文计算出口纺织品Co2完全消耗系数：
ei=∑Xij?鄢αjβj/Xjei=e（i-a）-1
其中e为行业Co2排放强度系数矩阵，其第i列元素ei为i行业的Co2排放强度系数，即表示i行业生产单位货币价值的所产出Co2排放量；其中，αi表示能源j折标准煤系数，βi表示能源j的Co2排放系数。ei为Co2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表示指某行业每提供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直接和间接产出Co2排放量。
本文统计了2005―2010年纺织品出口量和相关的能耗数据，根据单位价值能耗，估算了20―60美元碳关税标准下中国纺织品应缴纳的关税税额。
由表6得出，碳关税的征收将会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未来某一时间发达国家开始征收碳关税，国内从事纺织品出口贸易的企业很有可能遭受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或者造成自身市场竞争力的下降。中国的纺织品贸易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带来的价格优势，一旦这种竞争优势受到削弱，国内纺织企业的生存状况也将随之恶化。中国的中小型纺织服装企业众多，这些企业普遍缺乏抗风险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碳关税的征收同样会对这些抗危机能力薄弱的企业造成严重影响，也将会对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出口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
四、建议对策
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提出征收碳关税，很大程度上是为缓解因减排义务所导致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下降。中国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和中国许多制造业一样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能耗和碳排放状况意味着发达国家提议的碳关税政策可能对中国的工业品出口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
1、政府应对碳关税的策略
第一，扩大内需，减少纺织品对出口的依赖。同时推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的转让。改善传统纺织业的能源利用方式，研究开发纺织新材料，纺织业能耗。“绿色产品”将是未来主导世界市场的主流，政府应加强相关的投资和税收优惠的力度，鼓励纺织企业开发绿色纺织品，构建绿色纺织业。
第二，积极争取碳关税规则制定的主动权，鉴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参照标准，针对发达国家可能提出的过于苛刻的出口产品的碳排放标准，同时维护本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公约或者协定中“碳关税”的协商和谈判，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成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的牺牲品。因此，中国应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沟通，积极参与到碳关税和节能减排规则的制定中去，以争取更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规则的确立，为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继而推进全球性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实现。
第三，为低碳、节能减排事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无论企业是进行节能减排还是生产方式的创新，都需要大量资金。因此我国需要加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实现与发达国家接轨。我国应对低碳产业开放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服务。
2、纺织行业以及企业应对碳关税的策略
第一，开发新材料，纺织行业加快新型面料的开发应用。以化纤织物为原料的制衣业，碳排放量很高，而要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就应使用丝绸、棉布、麻布这类天然纺织原料。品牌服饰企业在纺织面料的选择方面也应倾向于环保型面料。加快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发展绿色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开发和生产优质的绿色产品，以冲破国际绿色壁垒，扩大在国际市场的贸易空间。
第二，在出口贸易中，我国的中小型纺织企业纺织产品普遍附加值低，缺乏自主创新。面对国外市场更高的准入标准，出口产品的适应能力亟待提高。就纺织服装业来说，要想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成为重中之重。未来，绿色低碳将是大势所趋，而拥有创新能力的的企业将是纺织服装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也将是市场竞争的胜利者。
【参考文献】
[1]鲍勤、汤铃、杨列勋：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管理评论，2010（6）.
[2]沈可挺、李钢：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J].财贸经济，2010（1）.
[3]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8）.
[4]万毅：低碳时代碳关税征收的一般均衡分析[D].湖南大学，2010.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10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碳排放、VaR模型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贸易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为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低碳排放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传统的文献从环境库兹涅佐曲线的角度论证了收入变化与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贸易作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碳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的关系研究对于库兹涅佐曲线和积极减排作用的认识显得至关重要。以湖北省为例，探索湖北省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是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考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湖北省位居中部，但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湖北高新电子产业的兴起，贸易日益在经济发展起到日益关键的作用。而同时湖北省为节能减排做出巨大的努力，实施一系列的相关经济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武汉两型城市圈的不断推进与建立以及一些生态项目的实施等等。我国以1983年开始改革开放和对我贸易，湖北省作为中部大省，1990年开始对外贸易有了显著的规模，所以本文采取截取1990-2013年的较新的湖北省对外贸易相关数据，运用VaR模型具体分解分析对外贸易开放对于湖北省碳排放的相关影响因素，为实现全省有效控制碳排放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有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至少表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环境库兹涅佐曲线角度研究贸易与二氧化碳之间的具体联系，具有大量学者研究的文献基础。李秀香和张停（2004）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例分析了出口贸易增长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运用部分发达国家和中国各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贸易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中国并没有因为对外贸易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这些大量的文献论证了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实证联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研究的计量方法也有很多，王源（2011）运用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的问题，庞军基于maRio模型研究中欧贸易隐含的碳排放问题。大多数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国家贸易出口却很少有将视角集中于省份的贸易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中。事实上贸易的政策倾向对于省市的经济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的实施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以湖北省为例，通过VaR模型，研究贸易开放程度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以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VaR模型及变量选择
（一）变量选择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1990-2013年的较新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以往研究贸易开放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国内外文献中，多数是采用对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反映贸易开放程度，而忽视了对其他贸易开放度指标的考察。仅仅考察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不够的，其只能反映进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考虑到研究期内多数年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在湖北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本文将贸易开放程度表示为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部分。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湖北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记为tR。外资依存度，是用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北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的，记为FD。
由于化石等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所以在计算时主要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碳排放量大的能源为基础对碳排放总量进行测算；依据ipCC提供的测算方法，碳排放量=Σ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i为能源种类），能源消费量必须换算成统一热量单位的标准煤。另外，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6吨碳/吨标准煤、0.5825吨碳/吨标准煤、0.4435吨碳/吨标准煤。碳排放量记为C。为了避免在计量研究中出现异方差现象，以上序列均采取对数化处理，以ln（C）、ln（tR）、ln（FD）作为研究序列。
（二）变量aDF检验结果
为了防止虚假回归，在建立VaR模型之前，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并确定单整阶数。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首先，使用eviews对序列进行显著性检验，其检验形式应设为既不含截距项也无时间趋势，并采用SC信息准则自动设定最优滞后阶数。最终，得出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变量ln（C）、ln（tR的aDF统计量均大于其临界值，是不平稳的。当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当二阶差分后，所有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平稳性检验。而ln（FD）经检验直接平稳，所以ln（C）、ln（tR）、ln（FD）均为平稳序列。
（三）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约翰森（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杰森留斯（Juselius）一起提出的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是一种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好方法。假设模型中无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情况下，对ln（C）、ln（tR）、ln（FD）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迹统计量和λ-max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R=0、R≤1的原假设，接受R≤2的原假设，说明lnC、lntR、lnF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湖北省的碳排放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的协整检验证实了这三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具体方向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为了研究LntC、LntR、这三个变量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他们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湖北省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碳排放不是对外贸易增加的Granger原因。
外资依存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外资依存度是导致湖北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却是外资依存度的Granger原因。
（五）脉冲相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大小的反应，它是测量其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带来的变化，它不仅能全面映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还可以量化各变量间扰动影响的数量关系。故运用eviews7.0软件对构建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此主要分析ln（C）、ln（tR）、ln（FD）间动态关系的路径变化，本文设定滞后阶数为10期，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碳排放对对外贸依存度的脉冲响应曲线接近于倒U型曲线，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的的冲击为长期的正效应随着滞后期的推进，而后冲击力度小幅减缓并趋稳水平，说明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为持久效应，即湖北省对外贸易水平的高低会对碳排放的变动产生持续影响，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碳排放水平的稳步增加。而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为长期的负效应，除去在第三期的小幅度增加外，其负效应持续推进，到第10期达到最低水平-0.004682，就滞后十期结果来看，其对于碳排放的负效应较小。所以由此得到的是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作用较大，而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冲击作用较小。
（六）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将每一个内生变量分解为结构冲击各期方差的线性组合，计算结构冲击在不同期限内方差总和占各内生变量总方差的比例来度量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可以更具体的表示内生变量相互影响的重要程度。它能够提炼对内生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能够量化每一个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这里主要分析ln（C）、ln（tR）、ln（FD）所受冲击对碳排放的贡献率，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碳排放变动的贡献率最大，但第1期开始贡献率达到85%逐渐下降，说明外贸依存度对碳排放不仅会产生即时效应还会在长期产生较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逐步减弱，直至第10期的22.64%。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贡献率在在滞后第5期达到最大值7.06%后，小幅度逐步下降直至4.19%。说明外资依存度对碳排放的贡献具有短期时滞性和长期显赫的影响。而外资依存度的平均贡献度则只有2.08%。这个结果与上面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外商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比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要小。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协整分析。单位根检验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三个变量均属于i（1）序列。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而与外资依存度之间存在负的协整关系。因此，从实证角度来看，湖北省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负的环境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正的的环境效应。第二，Granger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关系。说明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原因。第三，脉冲响应。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模拟结果表明，外贸依存度冲击响应累计值为正值，外资依存度位负值，两者都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二氧化碳排放对外贸依存度的冲击响应曲线大致呈现出倒U型的轨迹的趋势，整条冲击响应曲线位于水平线的上方，长期来看外贸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正面影响。即外贸规模的扩大会促使湖北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二氧化碳排放对外资依存度的冲击响应曲线大致呈现持续负下降的轨迹的趋势，长期来看外资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负面影响。由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的冲击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全部响应期内的峰值（分别为0.22176和0.04682）来看，外贸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度很大，外资依存度的影响力度则较小。这一结果显示由于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相当严重。这从侧面反映当前湖北省政府所制定的各种贸易政策对优化进出口结构的作用仍有限或其效应仍未显现出来，如何促使对外贸易结构尽早向可持续性、环保的方向改进仍然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第四，方差分解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预测期内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方差分解的贡献度分别为46.84%和4.463%，虽然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差分解贡献度差别较大，但都呈下降趋势。这又说明了湖北省当前的贸易产业政策向低碳化转型的趋势。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这两个衡量区域贸易开放程度对于湖北的碳排放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效应。如果将我国的贸易区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基地的现状短时间不会改变，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并不高。但是不高并不代表没有，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湖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游水平，尽管贸易的比重并不算高，但是逐年增长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水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湖北大力的建设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光钎等高新电子行业企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都进一步说明湖北省企图扩大贸易程度的倾向。鉴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于碳排放的长期作用相反，盲目的扩大贸易规模可能会增加碳排放的产生，而由于外资依存度对于碳排放的负效应作用，湖北省可以依据自身状况，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外资规模。外资依存度在湖北省对于碳排放的负效应的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湖北的外资引进主要集中于高新或金融产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有利于减排的，引进资金投资在新兴产业也有利于减排。所在外资依存度的扩大会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当前国际贸易体系要求中国工业从粗放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这种转型对于湖北省要求也是一样的。这要求湖北省需要建立稳定、安全、经济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通过能源结构的转型实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和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通过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积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加快市场主体培育，坚持集约、集聚、集群发展，努力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工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跨越，为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首要支撑。
参考文献：
[1]兰天.贸易与跨国界环境污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J]，2004.
[2]刘强，庄幸，姜克隽，韩文科.中闻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J]，2008，（8）：46-55.
[3]何洁.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中国各省的二氧化硫（S02）工业排放.经济学（季刊）[J]，2010，（1）：415-443.
[4]李秀香，张婷.出口增长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一以C02排放量为例.国际贸易问题[J]，2004，（7）：9-12.
[5]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02排放.经济研究[J]，2010.（1）：16-23.
[6]李锴，齐绍洲.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研究[J]，2011.（11）：60-69.
[7]卢授永.国际贸易中的绿色瓶颈制约及其对策.国际贸易问题[J]，2003，（1）：42-45
[8]彭水军，包群.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一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