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型投资策略篇1
关键词：对冲基金；激进主义策略；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2-0027-05
一、引言
对冲基金的目标是获得超过基准利率的绝对收益（Goetzmann和Ross，2000）。在2000年之前，对冲基金主要依靠基金管理者运用套利手段捕捉交易机会获取收益。对冲基金投资策略可分为市场中性、买入持有、基金中的基金（Fundoffunds）、可转换套利、风险套利、趋势跟踪、全球宏观等。大量的文献集中于讨论以上策略对于对冲基金的影响，其中市场中性策略最受研究者关注。采用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是使用量化模型同时持有几十个不同多空头寸的投资组合，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其局限性是过度依赖所选股票的表现，研究结果显示该策略并没有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amenc和Curtis，2003；Ribeiro和machado-Santos，2011）。随着近年来套利机会的减少，许多对冲基金开始转向其他套利策略，其中激进主义策略（Hedgefundactivism）作为积极型策略的一种，受到基金公司的关注。
表1显示，在美国采用激进主义策略的对冲基金数量越来越多，并且许多对冲基金都在主动寻找能够采用此策略的标的企业（Gillan和Starks，2007；Karpoff，2001）。对冲基金激进主义策略是指购买上市公司5%或者更多的股权以期能够影响公司策略的交易行为。5%的股权购买触发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13D规则（Schedule13D）。该规则要求披露股权购买者的身份、目标公司、购买股票的数量以及购买目的。Brav等（2009）通过分析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的13D文件，发现几乎所有对冲基金的初始购买都明确地指出了其购买目的，即间接管理公司。一般的投资策略在风格上偏向于相对价值型或者量化导向型，注重在市场中建立对冲头寸来获得超额收益。激进主义策略属于事件驱动型，在公开上市的标的公司中持有少数股东权益，以期施加影响、增加公司价值并提高股价。在我国，由于对冲基金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监管以及市场条件受到约束，关于运用此策略的研究较少。本文对美国采用激进主义策略的对冲基金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了解其策略特征、表现以及研究方法。
二、对冲基金激进主义策略的主要特征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机构投资者、银行以及传统基金公司越来越重视对冲基金在金融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所采用的投资策略也受到市场的关注。对冲基金激进主义策略的特征是能够减少冲突、注重目标公司长期发展。与此同时，激进主义成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新形式，能够引起企业运作以及金融监管的改革。对冲基金的激进主义策略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投资策略风格不同。
首先，采用激进主义策略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有更强的财务激励去营利。一般来说，对冲基金会获得超额收益的一定比例（如20%）作为除固定管理费之外的基金表现奖励。此外，对冲基金的管理者也会将自有财产投入到基金中。这种在补偿结构中的高投资回报激励与共同基金或者养老基金的管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并不允许取得超额回报的部分抽成。标的企业的长期发展对于对冲基金最终的价值体现至关重要，从而基金管理者更注重目标企业的财务表现。
第二，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相对宽松，因为它们并不是广泛地面向大众，而只是面向机构客户或者数量有限的富有的个人投资者。因此，采用激进主义策略的对冲基金不会受到严格的信托标准（Fiduciarystandards）的约束（如附在《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中的条款），使得对冲基金能够更加灵活地介入被投资公司。举例来说，法律并没有要求对冲基金像其他机构投资者一样维持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所以他们可以较为容易地集中持有大量的目标企业股权。更进一步说，他们利用衍生证券或者保证金交易来对冲或者杠杆交易标的资产。这些对于激进主义的股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三，激进主义对冲基金较其他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面临较少的利益冲突问题。因为后者往往与被投资公司有其他商业往来或者非金融的事项和目标。对冲基金管理者很少面φ庋的冲突。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于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对冲基金根据其组织结构以及面临的激励不同，确实能够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Huang，2010）。对冲基金高薪雇佣管理者管理着不受约束的资金池。因为不受管理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规定的影响，对冲基金能够高度集中地持有一些公司头寸，利用杠杆和衍生品拓宽覆盖的范围。
第四，激进主义策略是通过公司治理的方式来获得超额收益。一般的对冲基金策略是在不同市场运用套利的手段来营利，其关注的焦点是投资不同品类的证券、衍生品以及商品市场。激进主义策略则是在一家公开交易公司中持有少数股东权益，目的是对公司施加影响、增加公司价值并提高股价。
最后，对冲基金通常含有锁定条款来限制投资者收回他们的本金。假设对冲基金的激进主义者投资目标公司平均超过1年以期维持其策略，这项条款能够允许管理者有更大的灵活性去关注中期以及长期的投资目标。
三、激进主义策略的市场有效性以及研究方法
激进主义策略不是资本市场中的新策略。在美国，像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积极投身于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中，其目标就是要提高股东价值（Grossman和Hart，1980；Frantz和instefjord，2009）。早期的研究发现，当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采用激进策略时，他们并没有使得股东获得显著的收益（Black，1998；Romano，2000；malkiel和Saha，2005；Karpoff，2001）。ackermann等（1999）利用1988―1995年对冲基金的大样本数据，发现对冲基金的表现持续处于共同基金与标准市场指数之间，并且对冲基金的波动性要大于共同基金以及标准市场指数。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早期的机构股东激进策略一直被一些监管措施以及结构壁垒所阻碍。例如搭便车问题以及利益冲突（Black，1990），最终严重影响了这种策略的效果（Black，1998；Karpoff，2001；Gillan和Starks，2007）。另一方面，在前期的研究中，激进主义策略并没有在考察期有较好的表现，可能存在短期内策略的表现并不显著。随着股东更加着眼于公司长远的发展，注重长期收益，在长期中采用该策略的基金表现更为突出。Brav等（2008）指出，在2001―2006年间激进策略的对冲基金平均每月相较于市场获得1%的超额回报。Boyson和mooradian（2007）同样指出激进策略的对冲基金每年相较于其他类型对冲基金获得3.3%的超额回报。一些学者研究欧洲市场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Stokman，2007；mietzner和Schweizer，2014）。
对于考察激进主义策略为什么能够在近些年具有较好的表现，不同文献的研究侧重有所不同，所使用的模型也不同。衡量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的表现可以用委托模型来衡量（Ross，1973；Holmstorm，1979）。理想的基金结构应该使得基金经理的激励与投资者的目标相一致。否则，基金经理可能坐享好处而懈怠工作，或者引发风险从而降低投资者收益。有四种基本的机制能够约束委托问题：奖励契约、所有者结构、市场竞争以及政府监管。对冲基金一般采用前两种方法，共同基金一般倾向于采用后两种方法。Starks（1987）运用委托模型分析了奖励契约对于基金组合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影响。他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股权激励、高水位线等虚拟变量。研究结果显示，激进主义对冲基金在考察期内，能够有效提高公司表现。Brava和Jiangw等（2008）考察了生存偏差对对冲基金表现的影响，采用两个数据库进行比较，并在变量中加入滚动的时间窗口后，证明激进主义对冲基金能够显著跑赢标普500指数基金。Brava、Jiangw和maS等（2014）采用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s，倍差模型）进行研究，该方法能够有效提高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精度，在模型中主要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将宣布日（即宣布对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前后几期的被解释变量置于模型中，从微观角度考察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和最终创造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截取不同时间段目标企业的相关数据后，发现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即目标企业在激进主义者宣布股权投资后能够有较好的创新表现。BebchukLa等（2015）采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企业层面的效率改善问题，发现行业集中度较低的产业最有可能成为基金公司的首选，集中度较低有利于竞争和创新，这与Brav等（2014）的研究结论相似。
另一种研究激进主义策略的方法是altmanZ-score模型。Z-score模型是以多变量的统计方法为基础，以破产企业为样本，通过大量的实验，对企业的运行状况、破产与否进行分析、判别的系统。通过筛选企业的财务表现值而对其进行打分，从而确定采用激进主义策略的目标企业。对冲基金的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投资“有价值的”公司（市场价值低于账面价值）。在对冲基金介入前，这些公司的股利支付低于其他公司。目标公司也有很多的反收购策略并且支付给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远远高于其他公司，同时目标公司很少是资金雄厚的大型公司，因此为这样的公司下注承担很高的风险。目标公司显著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结构具有很高的交易流动性，这使得对冲基金的激进主义者能够迅速获得显著的收益。Huang（2010）检验了1990―2007年中对冲基金在杠杆收购中的影响，发现对冲基金能够利用其与潜在买家的“对抗力量”（Hold-outpower）获得一个更高的收购溢价。Jiang等（2012）全面研究了1996―2007年申请破产保护的公司样本，并按照Z-Score策略（以一个较低的价格获得控制以及所有权）排序。他们发现对冲基金的存在是企业申请破产重组的驱动力，激进策略对冲基金表现好于整个市场以及其他类的权益型对冲基金。
不同模型之间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是由于激进主义策略属于事件驱动型，所以不同的模型都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加入虚拟变量作为事件发生的变量，并在考察期不断加入滚动窗口来考察外部事件冲击对基金整体表现的影响，不同角度的考察都能够得出该策略的优异表现，并克服了前期研究的局限性，得出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2
关键词:基金经理基金特征激励机制投资行为绩效
作为资本市场上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金融工具之一，证券投资基金从其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其发展迅速，对世界金融体系乃至整个人类经济正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从其产生至今尽管只经历了八年的时间，但无论是从资产规模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上都呈现出超常规发展的态势。
而就目前来看，大部分基金公司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基金经理作为基金运作的核心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基金业绩。此外，我国基金经理的更换频率远远超过国外成熟市场(平均任期只有18个月)。尤其是在当前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基金经理对资产的配置方式和投资策略会对上市公司乃至整个资本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并吸引了投资者的密切关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如何影响?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是如何影响基金绩效的?如何规范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基金行业在我国的新兴发展和基金经理职业特性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研究、评价、规范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和提高基金绩效成为当前国内基金领域关注的理论前沿和重点。
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激励因素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影响
1.显性激励因素—基金管理费。ouyang-hui(2003)认为就投资基金制度而言，显性激励包括合约中明确的对人的报酬，即基金管理费和业绩补偿费;而隐性激励产生于市场合约，由当事人自己做出理性选择和控制，从而产生有效的激励。
一部分学者认为基金绩效与管理费正相关:Cohen和Starks(1988)的模型研究发现，按照基金净资产的一定比例提取再加业绩报酬的基金管理费激励方式会使基金经理付出比投资者所期望的更大的努力水平，但他们会选择一个比投资者所期望的更大的风险水平。Golec(1996)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样本基金在1988~1990年月收益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收取高额管理费的基金经理有更高超的投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高额管理费，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Coval和moskowitz(2001)发现基金管理费中的业绩报酬与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正相关，与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也呈正相关关系。elton、Gruber和Blake(2003)分析了业绩报酬对基金经理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有业绩报酬的基金的经理表现出更出色的择股能力。
也有学者认为管理费与绩效负相关。比如，prather，Bertin和Henker(2004)在研究中发现基金经理们没有把收取的管理费全部用在对基金的管理上，忽视了对市场的研究。因此，他们认为投资者支付了“过多”的管理费。
王明好、陈忠、蔡晓钰(2004)指出，在我国，随着基金管理费率不对称程度的增加，基金经理所选择的投资组合偏离基准组合的程度将增加。特别地，当因基金的收益小于市场组合的收益而对基金经理的处罚为零时(基金管理费率不对称程度最大)，基金组合将完全偏离市场组合。曾德明、刘颖、龚红(2005)对封闭式基金的研究发现，基金管理费与投资组合的收益不相关，而与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及总风险正相关。
2.隐性激励因素—职业声誉。较早从理论上研究经理人的职业声誉或职业前途影响其行为方式的文献是Fama(1980)，Lazear和Rosen(1981)，他们主要关注经理人的职业竞争如何解决问题。Holmstrom和milgrom(1991)的研究认为，尽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不能直接观察到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市场中也存在不能反映经理人能力的噪音，但是经理人市场仍然会逐渐了解经理人的能力，所以经理人对职业前途的考虑可部分克服问题。但还是存在很多扭曲行为，例如经理人在年轻的时候付出过多的努力，而到年老的时候又显得过度懈怠。肖条军、盛昭瀚(2003)研究发现，当进行多阶段博弈时，声誉起很大作用，上一阶段的声誉往往影响下一阶段及以后阶段的效用，现阶段良好声誉往往意味着未来阶段有较高的效用。
Scharfstein和Stein(1990)指出，基金经理对职业前途的忧虑导致了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Chevalier和ellison(1999)利用晨星公司(morningstarlncorporate)的数据库分析了美国453位成长型基金或成长—收入型基金的经理职业更迭规律。他们将基金经理的职业前途分为两类:一类续任原职或升职，一类是降职或者离职。Chevalier和ellison着重考察了基金经理的离职行为，发现与年长的基金经理相比，年轻的基金经理的离职与基金业绩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得年轻的基金经理更加有动力去降低非系统风险，而且更加可能产生“羊群行为”。李建国(2003)认为，基金经理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将会注重并追求声誉等隐性激励因素，为了塑造良好的职业声誉而努力工作。罗真和张宗成(2004)的研究发现，基金经理面临消极职业结果(降职或离职)的可能性与基金当期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业绩较差时，基金经理有消极职业结果的可能性在大规模基金中更小，而在大基金家族中更大;年轻的基金经理采用非常规的投资策略失败后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们在投资组合行业选择上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
(二)基金特征、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影响
对于基金特征(包括原始特征和衍生特征)是否会对经理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国内外学者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Carhart认为基金投资组合的总风险、资产市值、年净收益以及基金的投资风格对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没有影响，但是会影响基金短期绩效。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发现基金特征中的某个或某些变量会影响基金经理投资行为。
比如，Chevalier和ellison(1997)抽取了1988年到1994年期间美国492个基金经理(限成长和收入型基金)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拥有mBa学位或者学生期间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成绩优秀的基金经理，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其管理的基金业绩显著优于没有mBa学位和Sat成绩平常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业绩。随后，Zheng(1997)将基金按照收益排名，分为“赢家”基金和“输家”基金，并且发现投资者对“赢家”基金的投资期(2~4年)一般长于基金经理惯性策略的持续期(1年)。因此，这些“赢家”基金会一直有好的绩效表现。然而，持续的现金流入可能会给“赢家”基金的净收益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过多的现金流入会使“赢家”经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从而有可能放弃那些绩效一直有良好惯性表现的股票。
就基金经理风险偏好程度而言，风险规避型的基金经理更加倾向于采取反转策略。施东晖(2001)研究发现，股票市场的高换手率和频繁的波动导致了基金经理短期投资理念。基金的理性投资理念遭到“适者生存”法则的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放弃原来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只是从某个或某些角度对基金特征与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阐述，而对基金衍生特征的关注不够;此外，国内学者对于基金经理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羊群行为”这一表面行为特征的分析上，忽略了对其投资策略选择深层原因的探讨。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绩效的关系
Sirri和tufano(1998)的研究发现，基金中的赢家大都采取惯性策略。赢家将很大一部分(总资产的20%~30%)资金用于对已持有股票进行增仓。而输家因为不愿意抛售手中低收益股票也表现出惯性投资行为。对此，Sirri和tufano认为基金中的“输家”采取惯性策略是错误的，这样只会让输家继续成为输家。Grinblatt和Han(2002)的研究也认为基金的惯性策略与他们不愿意抛售低收益股票有关，并且基金经理在这里起到了决定作用。wermers(2001)的研究表明基金中的“赢家”在增仓时表现出明显的惯性行为，但在减仓时就没有明显的惯性行为。而且，wermers还发现所有的基金(包括赢家和输家)在选择新股票时都采用惯性策略。
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股市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的研究:王永宏、赵学军(2001)对1993年以前上市的a股进行惯性和反转策略研究，他们发现在中国股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不存在反应不足的现象。刘俊(2002)认为优秀的基金经理不仅应具有良好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处理能力，还应当了解投资者的心理偏差和决策失误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
例如，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可能会对市场中的信息反应迟缓，在利好消息造成某种证券价格上涨后，这种上涨的趋势就有可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买入价格开始上涨的证券和卖出价格开始下跌的证券的惯性策略就成为投资基金可以选择的投资策略。吴世农和吴育辉(2003)以基金重仓股的累积超额收益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发现赢家组合发生了收益反转现象，而输家组合发生了收益惯性现象。并且，他们认为导致未来12个月“赢家变输”和“输家更输”的原因是由于基金的“短期套利行为”和“止损行为”。李豫湘、程剑、彭聪(2006)通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研究发现，我国基金业还处于发展初期，不成熟，基金经理个人特性中的某些因素对基金业绩有重要影响。
结论
本文从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基金经理激励机制(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基金特征(原始特征和衍生特征)入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基金绩效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外关于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其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已经在成熟理论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大多集中于对基金经理激励问题和基金绩效评价方法进行研究，而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探讨则着重于其结果—股票市场的“惯性行为”和“反转行为”，忽视其本质—到底采取了什么投资策略以及原因分析。在考虑到国外研究理论基础与我国具体实际的差异后，需要借助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其与绩效的关系，并深入探讨目前基金经理策略选择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刘俊.“行为金融学理论与投资基金经理的选择”.财经研究，2002
2.罗真，张宗成.“职业忧虑影响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4
3.施东晖.“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行为及其市场影响”.世界经济，2001
4.王明好，陈忠，蔡晓钰.费率结构对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3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必须符合企业实际。技术创新通常有率先型策略、追随型策略、吸纳型策略、合作型策略、创新孵化型策略、能力移植型策略、产业协作型策略等。以上不同类型的策略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三种自主创新类型的适用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重视技术扩散的效用。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技术扩散。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创新技术采用者通过各种途径从扩散源处获得创新技术，同时获得技术能量补充，然后通过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创新技术的采用都会获得技术进步，技术扩散面愈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程度愈高。因此，技术扩散必定促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
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指税收主权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当前，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十一五”以及更长时间内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刚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到实处。
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自主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化，特别是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整体税制结构和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
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况且，这种通知、规定由于不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而有些税收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二)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
1.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采用税收直接减免，优
[1] [2] [3] [4]
惠方式单一。税收直接减免固然有操作简便，易为纳税双方把握等优点，但它属于短期行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缺乏有效持续的激励。况且，税收直接减免作为一种投资后的鼓励，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用不显著，且容易引发税收流失。
.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尤其是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例如，我国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对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长达到%(含)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在税前扣除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直接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我们认为，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做法。然而，这种优惠只限于盈利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大大缩小了优惠范围，对于非盈利企业或盈利但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未比上年超过%的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平，容易引发人们误解为税收歧视，并可能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
.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是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这种税收优惠规定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税收优惠待遇，造成税收优惠泛滥，而且使得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缺位，最终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三)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加工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其无形资产和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占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份，但这些投入，以及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这就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显然，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适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妨碍企业技术装备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况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不能实行彻底退税，从而削弱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挫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四)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都实行%的比例税率(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为%，地方所得税税率%)，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条款多，实际执行差异甚大，造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尽公平合理。例如，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新办内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只能二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事实上，许多高科技企业是难以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因为高科技项目从研究开发、批量生产，到开辟市场，其周期一般较长，大多要超过二年。另一方面，我国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功能缺陷。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尽相同，其弊病越来越为明显。在区内有些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但也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而某些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摘要：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立法层次不高、优惠方式欠科学、优惠力度偏小、功能缺陷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从税收政策体系着手，规范自主创新税收立法，完善所得税制，建立鼓励风险投资、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进一步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4
一、突出税收激励政策的战略性
创新型国家税收激励政策的设计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适当调整，体现政府的战略目标。如，日本在1945年至1972年间将技术引进及其改良作为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日本的税收政策重在保护国内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并为国内企业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供税收激励。1973年后，日本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向基础产业，强调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此，日本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关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而美国则一直注重原始创新，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政策一直占重要地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不断加强税收激励政策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一个突出表现是，各国对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和明确，从而保障了政策激励的效果。如，韩国制定了《技术开发促进法》、《税收减免控制法》、《租税特例限制法》、《特别消费税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仍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甚至出现引进后闲置的状况，这种过多依赖外部技术的倾向不符合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因此，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应突出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需要，紧密结合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内涵，以原始创新为基础，促进集成创新，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做好吸收创新。为此，税收激励政策的战略重点应从重引进轻消化向引进与消化并重、着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转变，引导企业将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吸收创新、合作创新，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外，为保障战略目标的实施效果，应提高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主要是部门规章，并多以试行办法或通知的形式下发，有较大随意性。应对现行繁杂、零散的各项激励政策加以规范化和系统化，并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二、统筹协调税收政策的激励环节
在激励环节上，创新型国家的税收政策激励不仅全面，而且重点突出。从激励范围看，激励对象涉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各方面，包括研发、企业购置先进设备、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人力资本投资及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激励。从激励重点看，一般放在研发、产学研的结合及创新成果产业化链条的各环节及相关领域。从优惠税种看，除主要针对企业所得税的激励外，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流转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上提供激励政策。其中，在对技术成果市场化的税收激励方面，创新型国家的税收激励政策主要有：
第一，对技术成果的转让和转化给予减免税待遇。如，日本的《租税特别措施法》规定，对法人和个人向国外技术输出所得，从当年开始8年内，转让工业所有权、专利等收入的7％、提供咨询服务收入的12％可记入亏损(总额以当年收入的30％为限)。韩国对转让或租赁专利、技术秘诀或新工艺所获收入，根据转让对象的不同，给予免征或减半征收所得税或法人税的优惠。对先导性技术产品或有助于技术开发的新产品，给予一定时期的特别消费税减免，并在进入市场初期实行特别消费税暂定税率，最初四年按基本税率的10％纳税，第五年按照基本税率的40％纳税，第六年按照基本税率的70％纳税，第七年起恢复原税率。
第二，对创新成果市场化的重要媒介——高科技创业投资企业及风险投资公司，给予特别的税收激励。常用的手段有：一是给予定期免缴公司所得税待遇。二是对投资者将销售这类企业股票或转让股权的所得投资于其他同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创业投资企业)时，免除资本利得税，股权转让损失可抵减公司应纳的所得税。三是对这类企业的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的期限予以延长，或股东可用企业的亏损来冲抵来源于其他渠道的所得，以降低投资者投资于这类企业的风险。四是建立特定准备金制度。该制度是为减轻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置的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如，日本政府创设了“电子计算机购置损失准备制度”。该制度规定，计算机厂商可从销售额中提取10％作为准备金，以弥补万一的损失；德国税法则允许企业建立可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如折旧准备金、呆账准备金、风险投资准备金、亏损准备金等。五是对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优惠。主要通过实行低税负及允许投资损失在税前列支的方式进行，以降低创新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如，美国1978年资本收益税最高税率为28％，1981年降到20％，后又降到17％，大大低于同期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有力促进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第三，对合作研究的激励。为促进产学研的合作，许多国家对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的合作给予特别税收激励。美国1986年的税制改革方案规定，凡资助大学开展基础研究和向大学转让科研设备的工业公司，享受较高比率的科研费用税收抵冲优惠，对通过合同委托大学帮助自己完成基础研究课题的公司，允许将其科研费用的20％冲抵应纳税款。日本给予与大学或公共研究机构合作的研发支出以15％的最高税收抵免；丹麦、挪威、加拿大等国也对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给予特别税收激励。
我国应统筹协调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环节。如，在鼓励风险投资、合作研发、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外国直接研发投资、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激励政策，加强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整体性。如，在2006年2月7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中规定，对主要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收激励政策，但如何落实，目前还缺乏具体指导。在激励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应适当提高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扣除标准，将现行对软件开发企业据实扣除职工工资的优惠政策扩大到所有从事自主创新的企业。
三、强化税收政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力度
由于研发是创新活动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环节，自然成为创新型国家税收激励的重点领域。如oeCD成员国中，1996年仅有12国采取研发税收激励措施，而2006年采取研发税收激励措施的国家上升到19个。税收激励的优惠规模也相当可观，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盟成员国每年仅研发税收激励就达1万亿美元，而1997～2002年，美国的研发税收抵免就达2.2万亿美元。常见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包括税收抵免、税收扣除、加速折旧等。
税收抵免这一方式见效快、透明度高，许多国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税收抵免可分为总额抵免和增量抵免，前者是以研发支出总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税收抵免额，后者则以当年研发支出总额超过特定基数部分的一定比例计算税收抵免额，此特定基数一般为最近若干年该项支出的平均数。表1是部分oeCD成员国的研发税收抵免政策。从中可见，虽然各国的具体规定存在差异，但抵免力度大多相当可观。税收扣除包括总额扣除和增量扣除两种。如，美国把企业用于研发的支出看作是企业的一种投资。按一般投资而论，投资费用应按折旧的办法实行逐年摊销，但为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一些国家把它与一般性的投资区别开来，对研发实行费用扣除和减免所得税的双重优惠。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给予一定的免税，免税的额度取决于企业实际研发支出的多少，并允许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实现其过去未能使用和尚未用完的免税研发额度。作为鼓励措施，企业的研发经费按规定办法计算的新增加部分，20％可直接冲减应税所得额。如果企业当年没有应纳所得税额或没有盈利，则允许费用扣除可往前追溯三年，往后结转七年，其中费用扣除最长可顺延15年。折旧是企业的一项费用，折旧额越大，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小，税收负担就越轻。相对于直线折旧而言，尽管从总额上看加速折旧和直线折旧相等，但由于企业在后期所提的折旧额大大小于前期，使税收负担前轻后重，相当于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无息贷款。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有两种：一是允许企业在设备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二是缩短设备的正常折旧年限。表2为部分oeCD成员国研发税收扣除以及与此相关设备的折旧政策。从中可见，各国不仅允许研发支出全额扣除以及比例可观的加成扣除，而且设备折旧年限较短(折旧率较高)。
我国现行的所得税激励政策侧重于产业链下游(成果转化期)、应用技术研究及引进先进技术方面，而对研发环节(尤其是研发前期和中期)、基础理论研究及吸收消化，特别是鼓励自主创新方面的税收激励力度较小，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降低税率、再投资退税等。这些政策虽然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起到积极作用，但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企业创新成果收入予以减免税。由于激励重心后移，对事前研发支持不够，不仅可能出现“技术空心化”现象，而且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已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而处于孵化期的企业却缺少急需的支持。同时，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作用下，企业的重点自然放在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上，而对关键的研发投入则不足，也容易造成生产线的重复引进和最终产品生产能力强大，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强化直接针对研发的激励措施。根据研发活动的特点，在税收政策设计上，应建立一种研发风险由政府和企业共担的机制，以削弱企业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强其收益的确定性和保障性，实现税收激励政策与研发活动的协调互动。如，在企业所得税中，研发费用无论数额多少，当年都应在税前据实扣除，取消目前对研发费用扣除标准的限制；规定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于税前提取研发准备金，用于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革新和引进研究设施等；鼓励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融资，投资于创新活动，对其取得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的减免优惠。
四、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方式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5
关键词：投标报价技巧策略
一、前言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建筑行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因此为能在工程的投标中取得胜利，建筑施工的企业需要有足够的投标编制技巧与策略。企业在进行投标报价的过程中，投标的价格合理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投标的价格太高，会使企业在投标的过程中丧失竞争力，更加严重的情况会导致投标无效；若是投标的价格太低，也会导致少于复合标底，依然是投标无效，况且企业中标之后，其的施工成本大于投标的价格，也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因此在工程的投标报价上策略与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二、投标报价的准备工作
投标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包含的多种要素，一定要综合考虑及分析研究。投标应侧重项目，有目的的投标，不可见标就投。因此要分析企业的实力，了解企业的优势、财务能力、目前的经营情况、实际的施工能力、人员与设备的情况、社会的影响力等因素。另外应从项目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其的性质、所在地的条件、施工的难易程度、投标的外部条件、工程规模及资金的来源，决定是否投标。并且购买招标的文件与图纸之后，应认真研究招标的文件与设计的图纸，详细调查施工的现场、施工的条件与各种施工材料的价格、规格、运距及运输的方式等，结合投标的竞争对手及其实力的强弱等进行分析，再做是否进行投标的抉择。针对以上情况，应综合考虑及分析，正确选择投标的工程项目。
三、投标报价的策略
投标报价的策略是企业投标人执行决策的重要部分，并且指导投标的全部过程。而投标人投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经营的目标，因而依据投标人预计经营的目标，将投标策略分为生存型、减亏型、开发型、竞争型及盈利型等五种。
1、生存型策略
生存型策略通常是因为投标人面临重大的负担，企业的资金无法正常周转，若是招标项目的中标权无法得到，企业便难以维持，因此只能依靠新中标的项目获取资金，缓解企业的生存压力。或者是企业长期没有取得中标项目，商誉越来越低，企业的资质不能继续维持，严重影响了企业后期的发展。
2、减亏型策略
减亏型策略通常是因为近期内企业投标人在开发市场时陷入困境，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项目支撑企业，而企业的员工及设备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又没有项目支撑，会导致边际支出的成本增多。因此企业投标人在投标报价的时候，只要能确保其边际支出的成本降低，也可适当微亏投标的项目，提高投标报价的竞争力。不过此策略只适合投标小型的项目，避免中标之后，大项目占用企业的资源，阻碍后期项目的投标报价。
3、开发型策略
开发型策略通常用在新兴市场的投标方面，并且市场的发展前景广，具备相应的资源、技术与资质要求。因而企业投标人应积累相应的经验与技术，获得资格资质，便能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有竞争的优势与竞争的能力。因此投标人不应只看重此次项目的利益，更应注重后期项目整体的效益，在竞争相对优势不足之处时，可采用低价的策略引起招标人的注意。
4、竞争型策略
竞争型策略通常用在项目市场比较成熟，而各个投标人的竞争优势又不明显的情况下，因而投标报价是特别重要的。针对此情况，投标人不但应考虑项目的中标要求，还应保证企业的经营有良好的效益。所以投标人需要核算报价的成本，并且分析其余参与投标的企业，使得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5、盈利型策略
盈利型策略通常是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比较明显，或者是项目具有专业的技术，因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可争取尽可能多的盈利。并且企业可重点分析与研究招标人能接受的投标报价最大限度，而不必着重分析竞争对手的投标动机[2]。
四、投标报价的技巧
1、突然降价技巧
在投标的过程中，各个投标单位通常是利用各种渠道与方式打探竞争对手的实力，而报价的保密性是非常高的，因而在报价的时候，可以运用迷惑对方的方式，即先是按照正常的情况报价，或者是体现出自己对项目的兴趣不大，投标的截止日期快到的时候，再突然降低。采取此类方式需在投标报价的过程中，制定好降价幅度的计划，在投标的截止日期快到前，按照已有的情报信息，分析判断，出奇制胜。
2、不平衡报价技巧
不平衡报价是针对实施的可能性比较大的项目而采取报高价的方式，实施的可能性比较小的项目采取报低价的方式。不过在采取不平衡报价的时候要仔细分析，价格的高低不可太过夸张与明显，否则会使业主反感，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投标无效。
3、多方案报价技巧
针对部分招标的文件，若是存在工程的范围不明确、条款不明或者是不公正、以及对技术的规范要求太苛刻等现象，应充分估测投标的风险，按照多方案的报价法解决。
4、提出优惠的条件
投标报价并提供优惠的条件对中标是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招标人在评标的过程中，不但会考虑报价与技术方案，还会分析工期与支付等条件。因而在投标的时候，主动提出优惠的条件，例如货款的利息低、可提前完工、赠予施工设施、提供免费的技术帮助、培训人员等。
5、先亏后盈的技巧
针对部分大型的分期建设工程，在一期工程进行投标的时候，可将部分费用分摊至二期工程，通过低利润的方式争取中标的机会。以便二期工程在投标的时候，能凭一期工程的设施、经验与信誉，更易中标。
五、总结
工程投标需要各方的密切配合，更需投标单位在投标的时候能灵活巧妙地采用策略及技巧，工程投标才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更容易获胜。工程投标的工作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掌握其的规律之后，并做好投标报价准备工作，便能在投标的过程中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虽然投标的情况相对复杂多变，不过投标的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应结合新的形势与新的情况及时调整。投标结束之后，也需结合中标的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总结经验与不足之处，才能在工程投标的过程中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6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必须符合企业实际。技术创新通常有率先型策略、追随型策略、吸纳型策略、合作型策略、创新孵化型策略、能力移植型策略、产业协作型策略等。以上不同类型的策略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三种自主创新类型的适用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重视技术扩散的效用。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技术扩散。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创新技术采用者通过各种途径从扩散源处获得创新技术，同时获得技术能量补充，然后通过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创新技术的采用都会获得技术进步，技术扩散面愈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程度愈高。因此，技术扩散必定促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
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指税收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当前，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十一五”以及更长时间内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刚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到实处。
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自主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化，特别是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整体税制结构和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
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况且，这种通知、规定由于不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而有些税收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二)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
1.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采用税收直接减免，优惠方式单一。税收直接减免固然有操作简便，易为纳税双方把握等优点，但它属于短期行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缺乏有效持续的激励。况且，税收直接减免作为一种投资后的鼓励，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用不显著，且容易引发税收流失。
2.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尤其是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例如，我国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对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长达到10%(含)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在税前扣除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我们认为，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做法。然而，这种优惠只限于盈利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大大缩小了优惠范围，对于非盈利企业或盈利但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未比上年超过10%的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平，容易引发人们误解为税收歧视，并可能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
3.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是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这种税收优惠规定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税收优惠待遇，造成税收优惠泛滥，而且使得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缺位，最终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三)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加工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其无形资产和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占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份，但这些投入，以及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这就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显然，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适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妨碍企业技术装备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况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不能实行彻底退税，从而削弱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挫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四)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都实行33%的比例税率(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税率3%)，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条款多，实际执行差异甚大，造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尽公平合理。例如，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新办内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只能二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事实上，许多高科技企业是难以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因为高科技项目从研究开发、批量生产，到开辟市场，其周期一般较长，大多要超过二年。另一方面，我国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功能缺陷。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尽相同，其弊病越来越为明显。在区内有些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但也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而某些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五)需要税收政策扶持的领域存在着政策真空
1.税收政策设计没有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风险。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然而，在税收政策设计上却忽略了其风险性。事实上，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开发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而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只是对企业技术开发的新产品所带来的利润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对企业用于科研开发的投资以及开发过程中可能的失败，在税收政策上没有给予更多的考虑。
2.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缺位，高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是有所减缓，但总量还是在不断的加大。相对来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明显不足，自我发展资金积累能力低，在技术密集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oeCD成员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资强度超过20%，而2001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为5.1%，各个领域均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02年我国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投入研发资金约为137亿元(16.5亿美元)，不及一家跨国公司。
运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建议
在国家刚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在实处。
(一)加快税收法制建设
我国现行的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之中，且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国家应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制定专门的《财政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税收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自主创新及产业标准；明确财税优惠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受益对象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方式；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优惠的管理与分析评估。
(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对从事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不应按所有制性质，也不应按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即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企业是否有盈利，对符合自主创新企业条件的研究与开发，在初始年度都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大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税收优惠。为了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可以考虑按近几年来的平均数计算增长基数，从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的目的出发，只要近5年的平均投入比为每年增长10%以上，均可按150%的比例扣除，当年不能全部扣除的余额结转下年抵扣，办法可参照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做法。
3.实行加速折旧办法。明确规定用于自主创新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以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办法；还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能扣除50%-100%，以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促进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形式。
4.建立健全自主创新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为了与世贸组织规划相适应，需注意实现税收优惠范围内特定高新技术产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变，从支持产品向支持竞争前技术研究转变，使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并重，改变过去以区域为标准确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范围的做法。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
我国已在东北地区试行增值税转型并取得一定成就与经验，可以考虑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即在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中，可对购进固定资产支出额进行抵扣，也可充分考虑高新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的行业特点，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入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且对本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依据不同情况给予一定“先征后退”的照顾。
(四)建立规避投资风险的税收政策体系
高风险是制约企业扩大自主创新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在税收法规中制订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并允许费用列支。即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规定科技开发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给予一定的处罚。
2.制订有关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风险投资公司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对法人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对居民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获得的利润若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和所有制形式，都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五)健全税收优惠体制
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说到底也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因此，税收政策应推动包括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员工培训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发展，制定鼓励民间办学、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的限制。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的税收政策。同时，税收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方面，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多种途径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六)依靠关税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运用进出口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逐步从对进口整机设备的优惠，转变到对国内企业开发具有自己知识产权产品、装备所需的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优惠上来；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国内制造业的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研究提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相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逐步缩小内外资企业在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上的差距，利用进口税收政策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领域中去；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大对国家鼓励产业的核心零部件制造领域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将技术水平高、增值含量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并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7
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相关的税种及税收扶持政策的梳理可得,国家通过不同税种,用不同方式,从多方面扶持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科技、教育、环保、资源、可持续发展等的思想在这些税收法律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和贯彻,但如何让税收杠杆更有力地发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很多问题亟待完善。
(1)国家通过支持科技进步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表现为有直接企业所得税低税率的支持,有对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突出扶助,有符合条件的企业所得税免征,以及对于无形资产入股的营业税优惠、个人科技贡献奖金免纳个人所得税等等。但关于税收法律政策如何具体支持以及如何有效支持科技发展仍然存在着问题,如混淆高新技术企业与自主创新企业,税收法律政策没有规定如何具体支持自主创新;如中小企业发展障碍重重,难以推动整体经济繁荣;再如对自主创新的主体——人的创新积极性激励不足等等。
(2)国家通过支持环保产业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上,有国家对于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还有对资源综合利用的鼓励及专项风力发电增值税减半征收政策,以及个人环境保护贡献奖金免纳个人所得税等等的鼓励。但这些举措是我国刚刚开始鼓励节能降耗、走可持续发展和环保道路的表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做好环保产业仍任重道远。资源税改革已经启动,但仍亟需发展完善;与环保产业政策目标背离的产业缺少有效制止手段;能源扶持的税收法律政策仍集中于传统能源,太阳能、潮汐能等新兴能源缺乏具体扶持等等都是存在的问题。
(3)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缺少鼓励金融资本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税收法律政策且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虽然《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促进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性文件中都有资金支持的手段,但多数是针对政府的公用资本、中央及地方财政预算等,无法充分调动社会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也没有有效刺激金融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举措。再者,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要求高、风险系数大、资本投入多的特点,一般企业要进入该产业在融资上都要遇到一定困难。
(4)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庞杂散乱、条文效力等级低、文件变动频繁、部分税收条文解释权模糊。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分散在各个税种的单行条例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零散的税收政策中,且更新频率高,条文庞杂无序,缺少系统性协调性,经济活动中运用起来易缺漏不全或旧文当新文;另一方面,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效力层级比较低,解释权模糊混乱,条文缺乏系统性,无法全面实现税收宏观调控的作用。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对税收法律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并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文件等助其成长,其中税收政策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手段具有覆盖面窄、单一零散不成体系、无法凸显国家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导向,以及远远不足以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的内涵。
1完善科技税收
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科技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域和发展方向。所以要发挥税收法律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从而正确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与自主创新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等同。高新技术企业只是表明其现有技术是高新技术,并不代表其目前的创新能力和未来创新趋势[1]。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已另有不少税收法律政策扶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为代表并有一些税收规范性文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我们需要界分高新技术企业和自主创新企业,贯彻落实国家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同时积极扶助各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明确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具体鼓励哪些方面和限制何种行为等等;同时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时候,也要具体区分企业自主创新的类型,属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根据创新程度不同给予不同的税收政策支持,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如果政府缺失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将导致社会创新不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中小企业所占比例极高,且善于技术创新又有极高的管理效率,在所有企业中作用巨大。但基于其与大企业之间各方面的差距,例如规模小、技术人才不足、资金紧缺等,使其发展障碍重重,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很重要,尤其是税收政策的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23条,明确提出“国家在有关税收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为国家制定、完善和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可以对该类企业在自主创新、人员聘任、借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此外,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小型微利企业进行了专项税收优惠,是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典型,但小型微利企业仅仅是中小企业中的一小部分,此条文也没有具体规定扶持小型微利企业的产业导向,这样产业导向性不明确、手段单一,且未形成体系的税收扶持无法为中小企业的深层次发展提供支持,从国外促进中小企业的税收法律政策来看,应有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的税收法律政策贯穿中小企业创办发展的始终[2]。
科技进步、社会创新的关键在于参与其中的人,对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最终还要反映到对创新主体的激励上来。我国现有的这方面的税收法律政策不多,且大多与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挂钩,有一定的局限性。再者对科技创新的人的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的个人所得税激励不够,严重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要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首先必须放宽税收优惠创新人员的范围,不论身份,不管行业,不分地区,只要有自主创新成果,就应该享受相关税收法律政策的支持,以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力量。另外,需要完善激励措施、做到鼓励方式多样化,加快完善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科研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2发展环保税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源能源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构建完善的资源税制势在必行。201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实施表明我国呼吁良久的资源税改革进入了实际运行阶段,之前一刀切的“从量计征”正逐步转向“从价计征”。虽然这种转变仅是从石油、天然气开始,对煤炭、有色金属行业等调整力度有限,但却是我国资源税税制改革的一大步,待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资源税改革成熟之后,有望扩大到其他领域,也可以通过部分省份试点的方式扩大从价征收的范围继而扩大到全国。
我国有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很多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对于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却没有做好奖励与惩罚并行并用。在经济发展指数成为多数人至高追求的当下,大力度惩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很难做到,但却相当重要。可以在发展科技、鼓励创新的税收支持同时,对高能耗、高污染等淘汰限制使用的落后技术,实施重税限制,也可以按照国务院关于限制“两高一资”(即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原则,取消或者降低这些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率[3],从反面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和凸显创新税收政策的积极效应。
环保产业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题中之义。通过上文对相关税收法律政策的梳理,能看出国家支持能源产业发展的意图,特别是风能的专项规定也体现了国家支持环保产业的倾向,但我国现行关于能源扶持的税收法律法规仍集中于石油、天然气、矿山、煤炭等传统能源,表明国家对于能源产业的支持还没有体现出应有的重点,也没有非常明确地对能源产业的方向给予规定。这些缺憾可以通过税收法律政策进行弥补。可以通过税收法律政策的规定调整国家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引导。《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将能源问题置于急需解决的重点领域,将可再生能源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利用作为优先主题。该产业政策具体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需要我们大力落实国家风力发电增值税优惠政策,同时积极研究制定扶持太阳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优惠,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推动战略性产业。
3税收支持融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风险投资,其投资机制的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4]。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8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必须符合企业实际。技术创新通常有率先型策略、追随型策略、吸纳型策略、合作型策略、创新孵化型策略、能力移植型策略、产业协作型策略等。以上不同类型的策略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三种自主创新类型的适用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重视技术扩散的效用。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技术扩散。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创新技术采用者通过各种途径从扩散源处获得创新技术，同时获得技术能量补充，然后通过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创新技术的采用都会获得技术进步，技术扩散面愈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程度愈高。因此，技术扩散必定促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
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指税收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当前，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十一五”以及更长时间内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刚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到实处。
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自主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化，特别是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整体税制结构和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
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况且，这种通知、规定由于不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而有些税收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二)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
1.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采用税收直接减免，优惠方式单一。税收直接减免固然有操作简便，易为纳税双方把握等优点，但它属于短期行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缺乏有效持续的激励。况且，税收直接减免作为一种投资后的鼓励，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用不显著，且容易引发税收流失。
2.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尤其是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例如，我国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对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长达到10%(含)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在税前扣除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我们认为，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做法。然而，这种优惠只限于盈利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大大缩小了优惠范围，对于非盈利企业或盈利但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未比上年超过10%的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平，容易引发人们误解为税收歧视，并可能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
3.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是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这种税收优惠规定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税收优惠待遇，造成税收优惠泛滥，而且使得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缺位，最终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三)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加工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其无形资产和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占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份，但这些投入，以及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这就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显然，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适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妨碍企业技术装备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况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不能实行彻底退税，从而削弱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挫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四)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都实行33%的比例税率(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税率3%)，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条款多，实际执行差异甚大，造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尽公平合理。例如，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新办内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只能二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事实上，许多高科技企业是难以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因为高科技项目从研究开发、批量生产，到开辟市场，其周期一般较长，大多要超过二年。另一方面，我国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功能缺陷。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尽相同，其弊病越来越为明显。在区内有些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但也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而某些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五)需要税收政策扶持的领域存在着政策真空
1.税收政策设计没有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风险。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然而，在税收政策设计上却忽略了其风险性。事实上，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开发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而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只是对企业技术开发的新产品所带来的利润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对企业用于科研开发的投资以及开发过程中可能的失败，在税收政策上没有给予更多的考虑。2.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缺位，高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是有所减缓，但总量还是在不断的加大。相对来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明显不足，自我发展资金积累能力低，在技术密集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oeCD成员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资强度超过20%，而2001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为5.1%，各个领域均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02年我国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投入研发资金约为137亿元(16.5亿美元)，不及一家跨国公司。
运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建议
在国家刚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在实处。
(一)加快税收法制建设
我国现行的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之中，且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国家应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制定专门的《财政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税收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自主创新及产业标准；明确财税优惠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受益对象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方式；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优惠的管理与分析评估。
(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对从事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不应按所有制性质，也不应按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即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企业是否有盈利，对符合自主创新企业条件的研究与开发，在初始年度都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大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税收优惠。为了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可以考虑按近几年来的平均数计算增长基数，从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的目的出发，只要近5年的平均投入比为每年增长10%以上，均可按150%的比例扣除，当年不能全部扣除的余额结转下年抵扣，办法可参照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做法。
3.实行加速折旧办法。明确规定用于自主创新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以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办法；还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能扣除50%-100%，以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促进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形式。
4.建立健全自主创新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为了与世贸组织规划相适应，需注意实现税收优惠范围内特定高新技术产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变，从支持产品向支持竞争前技术研究转变，使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并重，改变过去以区域为标准确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范围的做法。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
我国已在东北地区试行增值税转型并取得一定成就与经验，可以考虑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即在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中，可对购进固定资产支出额进行抵扣，也可充分考虑高新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的行业特点，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入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且对本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依据不同情况给予一定“先征后退”的照顾。
(四)建立规避投资风险的税收政策体系
高风险是制约企业扩大自主创新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在税收法规中制订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并允许费用列支。即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规定科技开发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给予一定的处罚。
2.制订有关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风险投资公司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对法人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对居民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获得的利润若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和所有制形式，都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五)健全税收优惠体制
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说到底也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因此，税收政策应推动包括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员工培训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发展，制定鼓励民间办学、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的限制。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的税收政策。同时，税收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方面，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多种途径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激进型投资策略篇9
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寻求快速发展，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它们为了得到风险投资资金，会展开竞争。在竞争过程中，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可能会极力把自己“包装“的非常完美，隐藏自己的不利信息，从而他们各自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欺骗和不欺骗两种策略。选择欺骗策略时，创业企业会向风险投资家公开自己的有利信息，但隐藏自己的不利信息。如果选择不欺骗策略，创业企业会向风险投资家公开自己的有利信息，并公开自己的不利信息。两个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在争取风险投资者投资时，可以选择欺骗和不欺骗。它们的策略空间如下：（1）两个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同时选择欺骗的策略：他们争取到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收益均为e1。（2）两个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同时选择不欺骗策略：他们争取到风险投资家的投资，设收益均为e2。（3）一个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欺骗、一个不欺骗：如果一个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采取欺骗的投资测，那么他的收益肯定会高于采取不欺骗的创业企业的收益，设其收益为(e4，e3)两个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这个博弈中，e4>e2>e1>e3，存在一个占优策略均衡，即创业企业都会采取欺骗策略，而他们都采取不欺骗的策略不是一个均衡，因此，任何一个理性的创业股东都不会提供真实信息。结论1：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争取风险投资资金的角度看，采取欺骗的策略是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竞争的最优策略，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因此加剧，进而最终导致二手车市场的出现。
2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模型（ii）
风险资本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好的创业企业，因为好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能不断提供好的创意，让其资本得到升值。但通过上面的博弈分析知道，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为了争取到风险资本家的投资，会采取欺骗策略，即隐藏其企业的不利信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特殊性，风险资本家搜集创业企业信息的成本很高。虽然如此，风险投资家为了得到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他们可能会先投资，以抢占先机。此时，面对众多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风险资本家可以选择两种投资策略：严格的审查创业企业和不严格审查创业企业，前者会严格审查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后者则不做严格审查。两个风险投资家的具体策略如下：（1）两个风险投资家同时选择不严格审查的策，他们投资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有好的创业企业和坏的创业企业，收益均为V1。（2）两个风险投资家同时选择严格审查的策略：他们投资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应为好的创业企业，设收益均为V2。（3）一个风险投资家严格审查、一个不严格审查：如果一个风险投资家采取不严格审查策略，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就较多，投资风险越大，预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选择不严格审查的风险投资家的收益会大于另一个风险投资家，其收益为(V4，V3)在风险投资市场上，风险投资业务发展初期，风险投资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好的创业企业，因为它们能够为风险投资提供高额回报。与此同时，由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创业成本很低，只需注册个公司，其后续运营资本则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因此存在一些专门为了骗取风险投资家投资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风险投资家投资的创业企业的增加，其投资的不好的创业企业的占有率也在不断增加，承受的风险增长速度比收益增长速度快，另外结合上面的博弈中V4>V2>V1>V3，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家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投资存在“囚徒困境”情况。如果进行无限次博弈，可以看出两者的最佳策略均为不严格的审查投资策略，这样就会造成很多投资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说，博弈均衡状态下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对风险投资家a、B来说，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去管理所投资的创业企业，而是去寻找更多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从而使自己的资金发挥更大控制作用。从整体来看，不严格审查创业企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收益是2V1，小于风险投资家都严格审查创业企业可能获得的收益2V2，也不是最佳选择。只有两个风险投资家都严格审查创业企业的投资条件，即采取（严格，严格）的博弈策略，才能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同时使得整体效益最大化就无限次博弈来说，两个风险投资家的最佳策略均为不严格审查。然而这非常容易导致风险投资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一方面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欺骗风险投资家以获得更多的投资，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也通过不严格审核创业企业的的信息等方式投资更多的创业企业。这会使风险投资市场越来越混乱，创业企业欺骗投资的行为经常发生，最终导致像我国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一样，很多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贷款而“跑路”。最后国务院不得不专门针对温州的民间借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对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见胡乱投资会给风险投资市场造成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结论2：如果仅从风险投资家寻找好的创业企业来看，则风险投资家博弈的最优策略为采取不严格审查策略，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因此加剧，最终会导致骗取投资行为的发生。
3基于声誉模型（KmRw）模型的风险投资家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iii）
由于风险投资家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模型（ii），风险投资家投资时的最佳策略为不严格的审查策略，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做严格审查。于是风险越大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越热衷于争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而争取投资成功后越容易给风险投资家造成损失。由于风险投资家搜集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仅困难而且成本大，只有合作中才能发现企业的好坏，为了寻找到更多好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他们就“广泛撒网”，很多创业企业利用这个机会骗取投资，造成风险投资市场上的二手车问题，即最后风险投资市场上争取到风险投资的创业企业的信用越来越差。声誉可以在市场交易中保证契约执行的作用，从而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声誉由此成为在不同的市场中提高交易效率的机制。下面本文用声誉模型来分析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以减少风险投资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影响，并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参照模型（i），假设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在争取风险投资家投资时，可以采取欺骗和不欺骗风险投资家的策略。根据结论2的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风险投资家往往会采取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设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家采用（欺骗，信任）的策略的收益为（e1，V1），而采用（不欺骗，信任）策略收益为（e2，V2），这种情况的结果如表3所示：表3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假设风险投资家、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进行不完全信息博弈，他们之间的博弈分为如下两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风险投资家首先采取行动，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风险投资家可以选择信任企业，也可以不信任。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不信任，则博弈结束；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信任，则博弈进入第二阶段。（2）在第二阶段，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将会采取行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可以选择欺骗风险投资家，也可以选择不欺骗。如果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后一种情况，即不欺骗，他们博弈结果如图3所示，为（e1，V1），否则为（e2，V2）。为了使分析更有意义，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假设e1>e2，V1<0
4结论
关键词：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基金项目：2015年河北金融学院大学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DXSKYY2015016）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3月28日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界定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以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转化和销售经营为主体业务的中小企业，是一种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并以追求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实体，它富于创新，具有灵活的高科技产品开发研制机制和经营机制，具有灵活快速的市场适应能力，是整个社会的中小企业中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
为了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与管理工作，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河北省政府制定了《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该办法认定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具体标准如下：1、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在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在40，000万元以下；科技服务业企业：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在10，000万元以下；其他行业企业：依照国家有关中小企业的划型标准。2、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20%以上。3、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2%以上并具有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力。4、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或创新集成能力，且形成产品或服务。
二、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现状
（一）行业创新发展不均衡。通过调查发现，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处于第二产业，其中制造业、采掘业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排行业前三名。调查还发现保定市59.06%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涉及的技术领域为新材料技术领域，而当今发展最为迅猛的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占比仅为1.34%。由此可以看出，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行业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二）创新形式主要是模仿创新，而缺乏自主创新。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所在，而技术创新又是创新的核心。根据调查得知，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形式主要是模仿创新，占比为37.18%，相对于5.13%的原始创新来说，企业更加倾向于模仿创新。这样，就必然导致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较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仅有1.95%。技术研发能力弱是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主要内在原因，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实力严重不足，有四分之一的企业甚至没有设置研发机构，这就导致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大多处于模仿创新阶段、自主创新能力弱、创新水平差的状态。
（三）缺乏技术开发战略思想，研发费用投入少。拥有持续不断的技术开发积累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但就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企业高层缺乏技术开发的战略思想。据调查数据得知，只有26.32%的企业有较为详细的技术发展规划，有超过半数的企业除了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外，只有一个甚至没有后续的新产品和服务。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将其大部分资金投入到购买机器设备的环节，研究开发费用的占比仅为12.42%，如此少的资金投入必然会影响到技术创新的质量，甚至会导致技术研发人员的消极情绪。
（四）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机制和激励机制。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有几个特点：就人力资源规划来说，只有9.94%企业拥有3年及以上的人力资源规划，大部分企业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就人员结构来说，有68.21%的企业总经理来自于企业创办人或领导家族成员，人员结构不合理；就人才类型来说，有34.44%的企业亟须研发人才，研发人员稀缺。配套的激励机制可有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促使员工创造更多的价值。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于员工的激励方式大都处于物质激励阶段，通常给予加薪的奖励，部分企业给予股权激励或技术入股的奖励，缺乏精神层面的激励。
（五）融资渠道不畅。融资包括两个方面，内部和外部。外部又包括向银行贷款、向民间机构借贷、获得风投资金支持等。据调查得知，保定市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因为企业规模小、成长性差、技术优势不强等原因造成融资不畅。75%的企业没有得到过风险投资基金扶持，49.01%的企业因为融资困难太大而放弃吸引风险投资，44.08%的企业因为没有足够的抵押贷款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这些数据都说明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需要改善。
三、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主要影响因素
（一）企业家创新意识和创新战略。企业家是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的倡导者、推广者和领导者，是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因素。通过调查分析得知，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只有1.95%的企业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格局。作为一种高级的人力资本，企业家的创新愿望和创新倾向的强烈与否对技术创新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人力资源管理。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不完善，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大量的研发创新人才。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小导致对研发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又由于企业资金实力欠缺使得公司对后期的人才培训环节不够重视，再加上后期的内部激励机制不完善，造成人员流失率高，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
（三）研发投入。研发投入通常包括资金投入、购买新设备、购买原材料、购买相关技术、建新实验室等，其中资金是科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基础和首要资源，足够的资金投入是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得以顺利开展和长期维持的关键。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对资金的依赖贯穿于整个技术创新活动的始终，从研发人员的培养和使用、研发中心或实验室的建设到中间试验与新产品的推广都需要大量资金的强力支持。
（四）技术创新实力。技术创新是保持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而目前许多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持续创新能力弱的问题。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仅处于省级先进或一般水平，技术研发机构的水平更是一般甚至没有。即使是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提高创新力，也只是进行技术入股或购买设备，并没有引进创新人才从根源上提高企业技术自主创新实力。除与国内企业、国内科研机构合作外，较多的企业并没有与国内外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这同样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保持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
（五）市场环境。技术创新是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行为，需要在企业创新产品的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创新。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都会影响企业创新。市场对于某种产品或服务需求增大时，企业会根据市场加快创新研发速度，当竞争者推出新产品或服务得到更多的消费者时，企业也会迫于压力不断研发新技术。总而言之，市场不仅决定企业未来创新方向，也会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六）政府政策环境。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如果没有完善的政策法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给予相关的指导和帮助，企业很可能中途“夭折”。因此，政府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影响巨大。2015年，河北省印发《关于财政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十项措施》，提出要把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重要抓手，加快转型升级。主要包括：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吸引省外人才来河北省创业、发展股权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和实施风险补偿等。
（七）融资与风险投资环境。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总会不断地发生对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需求。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小，没有足够的抵押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因为融资太难没有得到过风险投资，而美国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风险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由此可看出，融资与风险投资环境严重影响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
四、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改善建议
（一）企业家应提高创新意识，制定创新战略。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战略是大多数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持续创新的瓶颈。增强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企业领导者的创新意识，就需要分享创新成功案例，明确创新重要性；完善创新愿景、战略和使命；随时注意和监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进展情况。
（二）增加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过低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应该将研发放到企业战略的高度，增强研发费用的投入，注重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工艺的开发，优化研发资源的配置。同时，还需要对研发管理体系进行有效控制，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三）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加快产学研合作。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往往受到其研发资金、研发平台和创新人才的限制，企业应设立技术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和大型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这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节约技术创新成本并提高创新效率的关键。
（四）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吸引并培养创新型人才。保定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工作是：改善人才结构和比例，增加技术研发人员比例；建立员工培训制度，从企业内部培养创新型人才；完善激励机制，一方面留住企业自身员工，减少员工流失率，另一方面吸引外部技术创新型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创新源泉。
（五）把握政府支持创新时机，加快创新发展。保定市政府制定了许多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措施，如《关于支持企业创新的八条措施》、《保定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保定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办法》等等。政府针对不同特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企业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好时机，利用政府给予的税收、融资等优惠政策，加快创新进程。
（六）成立创新协会，谋求共同创新发展。个体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都比较差，各行业可分别建立创新协会，企业间互相交流合作，提高创新水平。创新协会可以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平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交流、市场数据分析和知识学习的网络信息平台，满足不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
（七）进一步加强政府作用。政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保定市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明确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政策扶持等。
（八）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有效途径。（1）政府部门设立金融机构，帮助中小企业筹资和融资；（2）建立风险投资基金；（3）银行信贷。银行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出专项信贷模式，改变授信额度和信贷业务流程，增加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主要参考文献：激进型投资策略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