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1
税法的功能是由其内在的特有的属性所决定的。关于税法的特性或特征，在税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仔细分析可知，税法和其他部门法相比，其独有的本质特征是其经济性。税法的经济性体现在：第一，税法直接调整经济领域的特定经济关系，即税收关系;第二，税法能反映经济规律，从而能够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断地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第三，税法是对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它通过规范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2]。税法的经济性特征决定了税法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税收保障与经济调节。税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是指税法通过规范税这一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消费税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是消费税法通过对少数特定的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税，以引导消费，从而影响社会生产、流通、分配等经济活动，实现国家特定经济政策目标的功用与效能。消费税法经济调节功能是法律利益冲突平衡功能的具体体现。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它必须对各种利益作出合法与否的界定，并尽可能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提供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标准和途径，形成有序而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
庞德在谈到法的任务时指出：“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或要求[3]。”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计或衡量，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法律一般为利益冲突的平衡提供如下原则：不损害社会利益原则、利益兼顾原则、缩小利益差距原则、少数利益受保护原则等。在处理利益冲突的时候，法律不应当只关注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而是应当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4]。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经济生活中的冲突是最集中、最突出的，其他方面的冲突大多由经济方面的冲突引起。平衡经济利益冲突的任务主要由经济法担任，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消费税法由于具各前述特点，其平衡经济利益冲突的功能尤其突出。当前的经济利益冲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二是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三是代际之间。消费税法以调节消费为切人点，按照上述原则，为协调和平衡三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冲突提供了系列准则。
二、消费税法的主要干预类别及作用
消费税法调节经济是从调节消费入手的，除了财政意义和历史原因外，消费税法主要通过对四类消费品消费的干预，来调节消费，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1.对不良消费行为的矫正功能
各国或地区普遍对含酒精饮料、香烟及其制品征收消费税，扩一展开来是对那些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改善毫无益处的产品征税。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不仅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无益，而且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外部负效应而不用或少用这些产品，人们就会节省钱用来购买别的商品，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政府不能直接限制人们消费这类物品，只有通过征重税来控制。这就是消费税的“寓禁于征”，也是消费税法对经济的重要调控手段。
2.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功能
消费税法通过对有害环境或资源消耗较大的物品开征消费税，增加消费成本，引导人们调整消费方向，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和对资源的消耗。因此，有人称消费税为“绿色税收”。
3.对收入分配的平衡功能
收人分配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收人差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反差过大，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因此，国家需要对国民收人的分配进行适当调节以达到矛盾双方均能接受的平衡状态。消费税法平衡收人分配主要体现在对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的课征上。亚当嘶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中将消费品分为两类：必需品和奢侈品。他认为，对生活必需品征税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工资的提高，因此，对生活必需品征税会产生同劳动工资税同样的结果-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对奢侈品征税不同于生活必需品。虽然对奢侈品课税也会引起价格升高，但并不一定导致工资的增加。因为这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般不会减少下层阶级的家庭消费能力。相反，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不同阶层的收人分配不均状况[5]。消费税法将奢侈品列入征税范围，体现的不是像对不良消费行为一样的“寓禁于征”，它除了限制过度的奢侈消费外，是要让享用者以牺牲部分财产为代价。而在潜伏着不平等危机的社会中，富有者在满足奢侈消费的同时，缴纳一定的税，也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选择。消费税法据此调整着社会的收人分配。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2
一、消费税法的调节功能
税法的功能是由其内在的特有的属性所决定的。关于税法的特性或特征，在税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仔细分析可知，税法和其他部门法相比，其独有的本质特征是其经济性。税法的经济性体现在：第一，税法直接调整经济领域的特定经济关系，即税收关系;第二，税法能反映经济规律，从而能够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断地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第三，税法是对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它通过规范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2]。税法的经济性特征决定了税法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税收保障与经济调节。税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是指税法通过规范税这一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消费税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是消费税法通过对少数特定的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税，以引导消费，从而影响社会生产、流通、分配等经济活动，实现国家特定经济政策目标的功用与效能。消费税法经济调节功能是法律利益冲突平衡功能的具体体现。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它必须对各种利益作出合法与否的界定，并尽可能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提供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标准和途径，形成有序而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
庞德在谈到法的任务时指出：“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或要求[3]。”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计或衡量，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法律一般为利益冲突的平衡提供如下原则：不损害社会利益原则、利益兼顾原则、缩小利益差距原则、少数利益受保护原则等。在处理利益冲突的时候，法律不应当只关注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而是应当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4]。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经济生活中的冲突是最集中、最突出的，其他方面的冲突大多由经济方面的冲突引起。平衡经济利益冲突的任务主要由经济法担任，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消费税法由于具各前述特点，其平衡经济利益冲突的功能尤其突出。当前的经济利益冲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二是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三是代际之间。消费税法以调节消费为切人点，按照上述原则，为协调和平衡三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冲突提供了系列准则。
二、消费税法的主要干预类别及作用
消费税法调节经济是从调节消费入手的，除了财政意义和历史原因外，消费税法主要通过对四类消费品消费的干预，来调节消费，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1.对不良消费行为的矫正功能
各国或地区普遍对含酒精饮料、香烟及其制品征收消费税，扩一展开来是对那些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改善毫无益处的产品征税。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不仅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无益，而且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外部负效应而不用或少用这些产品，人们就会节省钱用来购买别的商品，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政府不能直接限制人们消费这类物品，只有通过征重税来控制。这就是消费税的“寓禁于征”，也是消费税法对经济的重要调控手段。
2.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功能
消费税法通过对有害环境或资源消耗较大的物品开征消费税，增加消费成本，引导人们调整消费方向，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和对资源的消耗。因此，有人称消费税为“绿色税收”。
3.对收入分配的平衡功能
收人分配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收人差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反差过大，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因此，国家需要对国民收人的分配进行适当调节以达到矛盾双方均能接受的平衡状态。消费税法平衡收人分配主要体现在对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的课征上。亚当嘶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中将消费品分为两类：必需品和奢侈品。他认为，对生活必需品征税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工资的提高，因此，对生活必需品征税会产生同劳动工资税同样的结果-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对奢侈品征税不同于生活必需品。虽然对奢侈品课税也会引起价格升高，但并不一定导致工资的增加。因为这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般不会减少下层阶级的家庭消费能力。相反，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不同阶层的收人分配不均状况[5]。消费税法将奢侈品列入征税范围，体现的不是像对不良消费行为一样的“寓禁于征”，它除了限制过度的奢侈消费外，是要让享用者以牺牲部分财产为代价。而在潜伏着不平等危机的社会中，富有者在满足奢侈消费的同时，缴纳一定的税，也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选择。消费税法据此调整着社会的收人分配。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3
[关键词]可持续性税制；消费税；消费结构
一、对现行消费税制的评价与分析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是在对原产品税、增值税和特别消费税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1994年税改确立了消费税在我国流转税中的重要地位，从实施至今已有近10年的历史。消费税的实行，在调节消费结构、抑制超前消费、正确引导消费方向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优化了资源配置。但同时也应看到，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原来的部分奢侈品已变成了现在的普通消费品，原来供不应求的消费品有的也已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对于经济的巨大变化，我国消费税制则显得比较滞后，已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调节作用，其运行的实际效应与当初的目标效应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当扩大内需成为目前主要的宏观经济目标时，现行的消费税制更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1.消费税的功能定位单一。1994年开征消费税时，对消费税基本功能定位总体方向为限制奢侈消费、调节居民收入，防止出现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在功能定位上没有把消费税放在整个税收功能体系中通盘考虑，导致消费税的经济导向功能单一。现行消费税经济导向功能，是通过税目和税率，增加特种消费品的价格或特种消费行为的支出成本来发挥其限制消费和调节收入的作用的。从理论上讲，消费税要限制消费的产品和行为不只是对奢侈消费品的消费，其他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消费，如对污染环境消费品一次性购物塑料袋、泡沫饭盒的消费等也应列入消费税的调节范围。另外，现行消费税没有结合我国税收功能体系通盘考虑。我国现行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增值税以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缺乏消费导向功能；营业税以营业额为征税对象，有消费导向功能，但征收范围过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税作为特种产品税没有承担起产品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功能。
2.消费税征税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一方面，现行消费税把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少数生产资料列入了征税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高档消费品的商品已逐步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或常用品，如摩托车、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对此征税，使消费受到限制，不符合我国消费税的指导原则。在几个消费税税目中，包括了黄酒、酒精、轮胎等项目，对这些消费品或生产资料征收消费税，势必使人们对必需品的消费受到限制，部分行业生产发展受到影响，不符合我国的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越位。另一方面，现行消费税未把一些高档娱乐消费纳入征税范围。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仅局限于传统货物品目，而未涉及对消费行为的调节。现在一些高档娱乐消费，如歌舞厅、高尔夫球、保龄球等活动价高利大，对其征收一道消费税，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又能起到限制高档娱乐业盲目发展的作用。此外，未将一些对环境危害较大的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如以木材为原料的贺卡及一次性筷子，含磷洗衣粉等，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缺位。
3.消费税税负不尽合理。我国现行消费税税率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财政收入，主要选择在1994年税改中因征收增值税而税负下降幅度较大的产品，再征一道消费税，不涉及或基本不涉及原有需求结构的变化，其调节作用甚微。如摩托车、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税目的税率偏高，企业难以承受，征收阻力大。而现行的烟酒税率，不论是与历史上的烟酒课税比较，还是与国外同类商品课税比较，都显得偏低。另外，汽油、柴油消费税额与大多数实行消费税的国家相比也是偏低的。税负的不尽合理削弱了消费税作为调节性税种应有的职能，也是我国消费税欠税严重的重要原因。
4.消费税征税环节过于单一。我国消费税实行单一环节课税制度，主要确定在生产环节或进口环节纳税。征税环节过于单一，在实践中带来不少问题：（1）征收中生产环节难以准确确定。如原材料生产、半成品制造与加工、在产品的分装与配送，甚至涉及批发与零售的生产环节，要加以准确划分是相当困难的。（2）给偷逃税者以可乘之机。一旦生产者或进口者逃避了税收，就很难将所偷逃的税从下一环节补征回来。（3）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因为消费者是消费税的最终承担者，商品经过的流通环节越多，价税转嫁次数也越多，商品涨价也就越多，而消费税的隐蔽性特点又使消费者无从区别价税，在层层累进的基础上，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4）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应税消费品只要越过工业环节就不属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流失的税款就无法补回来，给税收征管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如有些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改变原有经营方式，设立独立核算的经销部，以低价格把产品销售给经销部，由经销部按正常价格对外销售，通过利润转移的方式逃避消费税，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1].
5.消费税计税方式价内税透明度不够。消费税属于间接税，有价外税和价内税两种计税方式。西方国家多采用价外税形式，我国采用价内税形式。消费税实行价内税带来诸多问题：（1）认识上产生误解。消费税与增值税同属生产环节的流转税，增值税实行价外税，税款由消费者负担，而消费税却是价内税，使人认为由企业负担，事实上实际的负担者仍是消费者。认识上的偏差，不利于国家调控消费和分配的政策，不利于引导需求。正是由于价内税的这种隐蔽性，掩盖了消费税的间接税性质，影响了消费税对消费行为的引导效果。（2）价税不分，影响价格透明度和税收透明度，消费者购买物品所付的款项无法区分价款与税款。（3）作为价内税，消费税依然存在重复征税问题。（4）价内税与价外税并存，给会计核算和统计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消费税制的设想
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我国也将积极构建一个可持续性税制。所谓可持续性税制，是指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并在较长时期内得以持续的税制体系。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税制富于弹性、对经济波动有强大的调控作用；第二，税制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通过预见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作适当调整；第三，税制具有持续性和内在稳定性，避免频繁变动给经济带来的扭曲；第四，税制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立具有促进性。鉴于此，我国亟需完善现行消费税制，以可持续性税制为目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消费税制度。
1.科学界定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改变其缺位与越位并存的现状[2].从理论上讲，消费税作为特殊调节的税，其税目应当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限制奢侈消费等目的。我国现行消费税对11类消费品课征，是有限型消费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世界各国在消费税征税范围上呈现了适度扩大的趋势，考虑到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的缺位与越位现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可扩大到20～30个，实行中间型消费税，收入比重增加到占流转税收入的20%左右。具体应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调整：（1）应选择一些税基宽广、消费普遍，且课税后不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消费品进行课税。如其他矿物油类、高档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如组合音响、激光视盘机、游戏机、摄像机等）、裘皮制品、装饰材料、美术工艺品、移动电话、保健饮料等。（2）对娱乐业项目如歌舞厅、卡拉oK、保龄球、高尔夫球、台球等，以及特殊服务行业如桑拿、按摩等征收消费税。虽然已对其征收营业税，但实行的是浮动税率5%～20%，再加上主观因素掺杂的成分太多，因而税率最终确定的选择度较大，无形中给税款流失开了口子。应将其从营业税范围划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相对加重征税程度，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又可限制奢侈消费行为。（3）增加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次性消费品的征税。所谓一次性商品，是指仅作一次性使用且难作回收再用利用以至容易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各种消费品，主要包括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塑料袋、包装袋、购物袋、垃圾袋）、饮料容器（各种易拉灌、矿泉水等软饮料容器）、一次性餐具（各种聚苯乙烯泡沫餐具、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杯）、贺卡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次性商品使用量大幅度的增加。假日经济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由“节俭性”向“消费性”转变，使各种一次性塑料包装物使用大量增加。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塑料制品生产第二大国，各种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年产近120万吨，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促使了快餐产业的发展，从而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快餐餐具业。资料表明，我国每年生产一次性筷子1000万箱，相当于125万亩树木木材产量。由于人们对一次性商品带来的环境问题缺乏认识，各种一次性消费品用后被随意、随地抛弃，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人们形象称之为“白色污染”。因此，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一次性商品征收消费税。一方面能筹集到一定资金用来支持环保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约束消费者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行为，通过调节其经济利益来矫正其消费行为[3].（4）对一些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或常用品如摩托车、黄酒、啤酒、化妆品、护肤护发品可少征或不征消费税。值得一提的是，适度扩大征税范围应以当前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为导向，针对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对课税对象进行调整，不仅要注重消费税的聚财功能，更应发挥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2.调整消费税税率，以差别税率强化消费税的调节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消费税各税率之间的差异，是消费税的灵魂之所在，是消费税特殊调节功能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消费税的特殊支撑点。因此，应对不同的应税消费品采取不同的调整措施。具体应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调整：（1）当前为了刺激消费，拉动需求，应取消对汽车轮胎、酒精等生产资料性的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适当降低小汽车、摩托车的税率，以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2）逐步提高国家垄断性行业的消费税税率。首先，与大多数国家比较，我国卷烟税负处于较低的水平。近年来，部分卷烟生产企业采取降低出厂价格，向商业环节转移利润方式逃避在工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使税负进一步降低。这种状况对于像我国实行烟草专卖的国家来说是很不恰当的，因此应适当提高卷烟的消费税税率。其次，目前我国的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分别为20元/百升和10元/百升，与大多数实行消费税的国家比较是偏低的。如德国每百升汽油消费税额为108马克，折合人民币约600元，是我国税负的30倍[4].石油产品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况且汽油、柴油的消费对环境污染相当大。公路建设是属于国家投资的公共项目，耗资巨大，故世界各国都采用高税限制汽油、柴油消费。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石油资源不足，开采过量，已由石油输出国沦为进口消费国。目前我国柴油市场价位较低，适当调高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是可行的。三是对于烟、烈性酒、鞭炮、焰火、汽油、柴油等适当提高税率，才能真正做到“寓禁于征”，同时，也有必要采取国际通行的办法，对含铅和无铅汽油实施税收差异，鼓励无铅汽油的消费，保护环境。
3.改价内税为价外税，实现消费税的价税分离。将消费税由价内税转变为价外税，可以增加税收透明度，至少具有以下优点：（1）价外税的表现形式是价税分离，消费者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负担了税收，负担了多少，不存在任何隐蔽性，既突出了间接税的性质，又有利于调节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需求方向。（2）明确体现了国家抑制某些产品消费需求的政策。如香烟，国家限制生产，又不提倡消费，对其课征高税，价税一分离，消费者一比较，价格与税款高低清晰明了，反映了国家的政策倾向。
4.调整纳税环节，防止偷逃税发生。将现行消费税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在消费环节征收。由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企业作为纳税人改为由消费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这里所指的单位和个人不论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也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不存在有优惠对象。考虑到消费税征收环节改变之后，纳税人的数量多而散，不便于消费税的征收与管理，可实行源泉扣缴的办法，消费者应纳的消费税由销售单位代扣代缴。消费税征收环节改变为消费环节后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不会产生税负转嫁，税收调节作用点明确、实在，企业也不会挖空心思去偷逃税，有利于消费税的足额人库；二是绝大部分消费税款由消费者个人负担，税收固有的抑制性不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利于促进部分消费资金向生产资金的转化；三是在计税方法上消除了外购已税消费品、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税款抵扣等问题，大大简化了征管手续，降低征收成本。
完善消费税还必须同流转税的改革协调起来，在消费税的税率结构调整、征收范围的选择和征税方式确定方面，紧密地与增值税、营业税、财产税等税制调整改革相互配套。在消费商品征税方面，要与增值税的完善相结合；在消费行为征税方面，要与营业税的完善相结合。只有充分考虑了入世的现状、扩大内需的要求以及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才能构建好我国的消费税制度。换而言之，构建现代消费税制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郑王君。完善消费税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2-24.
[2]赵迎春，李金峰。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消费税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4）：35-37.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4
一、当前税收政策中不利于总需求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抑制投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非国家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从8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国家投资逐年减少，1981年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28.1％，到了1997年就只占2．8%；国内贷款多数年份在20％左右，最多的一年（1992年）也只占27．4%；引用的外资虽然不断增加，但少有超过10％的年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60％以上的资金是靠自筹和其他途径。显然，刺激投资的着力点在于启动民间投资。但是，当前的税收政策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导投资方向、增强投资动力、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
1．税和费的总体负担重，降低了投资的收益率。一是政出多门的各种收费泛滥，大大加重了投资者的负担。二是一些税种的负担比较重，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
（1）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实施新税制后的第一大税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不少不利于投资的弊端：一是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允许抵扣，加重了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负担。二是起征点太低，税率太高。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税法规定，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800元。这样，除非销售额很高，否则小规模纳税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以销售货物为例，即使毛利率高达30％--40％，月销售额2000元，毛利也只有600--800元，再扣除店租、各种费用和税款，余下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另外，目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4％和6%的征收率看来还是太高。
（2）消费税。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高档奢侈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费品及确实需要限制的其他消费品（如不可再生的石油类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不少"高档奢侈品"现在已成了日常的普通消费品，在当前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若再继续对其征收消费税，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1994年后在实施中降低了部分消费品的法定税率，但税负仍然不轻。
（3）企业所得税。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力度不够，优惠办法比较单一。一是允许税前列支的范围窄。标准低。如对实际工资支出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艰苦行业，按一般的计税工资标准列支，明显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减免税的办法（如"两免三减半），缺少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间接减免税办法，如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加倍扣除、加速折就、再投资税收抵免等。
（4）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在投资需求过热的背景下于1991年开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但经过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征收范围过宽（覆盖三大产业14大类行业）、税率过高（最高达30%）、源泉控管难到位。企业欠税、偷逃税严重等弊端，特别是在当前投资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仍开征此税，严重阻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再从收入数额看，全国该税收入每年只有几十亿元，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l％，即使在地方税收入中的比重也仅约2%，财政意义并不大。
2.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稳定资本来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民间投资热不起来，除了同上述直接的税费负担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导。
（1）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明显不足。目前以区域性优惠为主（即以对外资、沿海开放地区、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不适应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前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国民教育事业、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预期利润不确定等原因，在政策支持乏力的情况下，民间往往缺少投资意愿。
在对外资的优惠上，目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是1991年制订颁布的，其中不少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优惠对象主要限定于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资企业，一些给予优惠的生产行业（如轻工、纺织、包装工业）目前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再给予优惠势必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供求矛盾。
（2）在建立稳定的投资基金上，缺乏税收鼓励政策。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是自有资本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又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上述这些企业在初创期往往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法定利息的贷款，更无法上市筹资，资金不足问题始终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从国际上看，为了给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国家不仅通过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甚至直接出资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上述投资基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从国际上看，在拉动GDp增长?quot;三驾马车"中，消费占主导地位，一般在70%--80％之间。再从三大需求的相互关系看，由于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的持续增长，投资与进出口的增长也难以持久。因此，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和最大潜力是消费需求。而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又占主导地位。从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在1997年以前，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例看，居民消费每年都占总消费的80％左右。但是，如前所述，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从税收政策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税收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小，农民的税费负担比较重。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企业，缺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乡镇企业的扶持。税收政策在促进传统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向现代先进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变方面缺乏有力的激励措施。二是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重。据统计，1994--1997年，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提统费以及各项社会负担等已由1242．9亿元上升至2317．8亿元，人均税费由135．8元上升至253．3元，年均增长23%，大大高于年均6%的收入增长速度。从对农民征收的主要税种--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来看，农（牧）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有利于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农业特产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名义税率不高，但实际税负偏重。由于农业特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即实际产量×收购价格），不扣除生产成本费用，所以，即使按农特产品最低税率8％征收，其应纳税额占纯收益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二是相当部分农业特产品实行双重征税：既对生产者征税，又对收购者征税。
2．在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以及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和再就业方面，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一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没有像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取税收形式征缴、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致使保障面仍然不广、筹集效果仍不理想，根本无法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支出。二是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改进。199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了一项新政策（国税发[1999]43号），规定：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但对于下岗职工从事其他行业却没有这些优惠。
3．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还有待加强。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5年为0．388，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中等水平。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80％存款掌握在20％高收入阶层的手里。收入分配不公也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一般说来，收入水平越高，消费需求越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主要手段的税收杠杆还没有充分发挥公平收入分配、阻止贫富分化的职能，特别是对富裕阶层的过高个人所得和巨额财产的继承、赠与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调节。
4．一些"消费热点"（如住房、汽车）的税、费负担太高，使消费价格难以降下来。
（三）不利于出口
1．在外贸商品的出口方面，尽管1998年以来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但至今还有不少产品的退税率大大低于征收率，"免、抵、退"政策还有待完善，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的时效性还有待加强。
2．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目前对外经企业的税收政策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营业税方面，由于全国性的营业税政策对外经企业如何征收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制定的政策不尽相同。目前福建省对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征收营业税的政策规定为：对劳务公司从境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允许其扣除实际代支付给劳工的工资及劳工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费后，依"服务业"计征营业税，并巨将劳工在出境前向劳务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劳工回国后退还本人）也并入当期营业额中征税。企业反映营业税负担重。有些"精明"的外经企业通过设立多个个人账户，让外方将款分别汇到各个个人账户上，达到偷逃税的目的。
3．在对外投资上，目前还缺乏有力的鼓励政策。我国长期以来资金短缺，实行的是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随着结构性供求矛盾的突出和产品相对过剩的加剧，应当鼓励输出我国许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促进总需求有效增长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鼓励社会投资需求
1．降低税收负担。
（1）增值税方面。一是在目前客观条件还不允许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先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准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他行业推开。二是在重新调查测算的基础上调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并将适当降低征收率。
（2）消费税方面。一是降低部分税目的税率，如将化妆品的税率由30%降到20％以下。二是取消部分税目，如护肤护发品类、废旧轮胎翻新等。
（3）企业所得税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等基础产业的优惠力度，增加优惠办法。一是加大直接减免税的幅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可借鉴新加坡、韩国等的做法，延长减免税期限，由"免二减三"至少延长为"免三减五"；或者，将从获利年度第3年至第5年适用15%的减半税率降为7.5%。二是提高必要费用的扣除标准，扩大税前扣除范围。包括：提高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艰苦行业的企业的计税工资标准；对有突出贡献的决策者和科技人员的专项奖励基金可允许在一定比例（如按计税工资总额的5％--10%）内扣除；允许高新计术企业提取风险投资准备金；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的扣除标准等。三是允许加速折旧。对于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仪器、设备，经批准后予以加速折旧。四是实施再投资税收抵免。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用税后利润再投资于经认定的新的高新技术项目、产品和企业，其已缴的企业所得税允许冲抵当年企业应纳的所得税额，超过当年应纳所得税额的，可向后结转。
2.改革对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以区域性为主的税收优惠改为以产业为主兼顾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
（1）在投资导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引导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包括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产品、技术以及落后地区，鼓励企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包括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和创新的投资，对这些投资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性质，给予最大程度的税收优惠。如为了鼓励民间投资于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应允许其在创建之初的5--10年内免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在国有投资方面，为支持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对其在创建之初的2--3年内给予税收优惠。在外商投资方面，应逐步贯彻统一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对中外投资者一律实行国民待遇。并取消对外商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投资优惠，减缓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
（2）在资金来源上，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为了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迅速发展，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参与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并对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3.必须清除各种不合理的收费、摊派、罚款、赞助等额外负担，建议制定《国家收费法》并加快清费立税步伐，杜绝一切"三乱"，从法制上斩断伸向企业的权力"黑手"。
（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减负，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1．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增收减负。
（1）鼓励内、外资流向农村乡镇。对于投资于农业（特别是高科技农业）、农村基础识施的企业以及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的农村企业，3年内免除一切地方性税费，其他税种的优惠办法比照高新技术企业。
（2）降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是取消农村名目繁多的收费，改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降低税负，根据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制定地方分成比例。二是降低农业特产税负担。在税目、税率上，大幅降低获利不多的多数农特产品的税率，降到6％以下（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相同），维持甚至提高少数获利多、贵重或需要限制生产的农特产品的税率（如烟叶、贵重食品）；在征税环节上，消除对生产和收购的双重征税，实行源泉扣缴。
2．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议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的优惠政策扩大到其他行业和税种，不仅包括社区民服务业，还应包括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行业、产业；不仅包括上述地方税种，还应包括增值税等中央税种。
3．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大扶贫攻坚、社会保障的力度。鉴于我国长期以来预算外收费管理混乱、低效的教训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建议将目前征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征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这样将大大提高缴纳比率。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保障基金可以很快转化为即期消费。并且一旦居民没有了这些担心，即期消费的步子也加快了。
4．取消屠宰税、筵席税。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全国完全取消这两个税种，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消费。
5．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建议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边际税率，加强税源监控。若继续按800元起征（尽管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早已提高起征点），可能会使一般的工薪阶层尤其是单职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为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全国的最低起征点可定在1000元，并可将45％的边际税率进一步提高到50％以上，以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加强源泉控管，如加强对代扣代缴者的责任追究；要求支付报酬给个人的单位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支出表；规定国内公民在出境工作之前，先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预交纳税保证金，再由公安部门审发护照等等。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时机已成熟。可先按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的平均值为起征点。
6．降低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的税费负担，减税与减费并举。
（1）在房地产方面，一是要在贯彻调整后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税负，如为了鼓励"居者有其屋"，对于个人贷款购房每月支付的本息允许其冲抵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可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将转让房产的所得按照房屋拥有年限（居住期）的长短，划分不同档的所得税（利得税）税率，拥有期越长税率越低，居住达10年左右的实行零税率，若将转让所得用于再购置类似性质的房产，还可延期纳税或免税。二是较大幅度地降低地价、建筑成本和市政设施费用负担，通过取消一部分收费（如资源建设费、供电增容费，城市增容费等），降低标准等方式降低房产成本中所含的各类费负，从而降低房产的过高价格。
（2）在汽车消费方面，应尽快开征燃油税，降低汽车消费的各类税费负担。
（三）支持对外经济合作
面对当前严峻的出口形势，除了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完善"免、抵、退"政策，及时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努力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外，还应大力扶持对外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闲置、过剩的技术和设备，鼓励对外劳务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投资。为此，应早日出台比较系统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1）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的营业税政策。（2）建议对新办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恢复80年代的优惠办法，即在初创的前5年内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3）对于在国外投资并带动我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的企业，给予尽可能多的税收政策扶持。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面对新的经济形势，能否实现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要靠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根源是制度、体制的短缺和不足。因此，毫不迟疑、大刀阔斧地深化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体制改革，是促进总需求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首要任务。
主要参考资料：
（1）丁俊发《把握消费趋势拉动经济增长》（载《瞭望》周刊1999年第12期）。
（2）《瞭望》周刊评论员《增加农民收入扩张农村消费》（载《瞭望》周刊1999年第3期）。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5
一、当前税收政策中不利于总需求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抑制投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非国家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从8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国家投资逐年减少，1981年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28.1％，到了1997年就只占2.8%；国内贷款多数年份在20％左右，最多的一年（1992年）也只占27.4%；引用的外资虽然不断增加，但少有超过10％的年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60％以上的资金是靠自筹和其他途径。显然，刺激投资的着力点在于启动民间投资。但是，当前的税收政策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导投资方向、增强投资动力、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
1.税和费的总体负担重，降低了投资的收益率。一是政出多门的各种收费泛滥，大大加重了投资者的负担。二是一些税种的负担比较重，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
（1）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实施新税制后的第一大税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不少不利于投资的弊端：一是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允许抵扣，加重了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负担。二是起征点太低，税率太高。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税法规定，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800元。这样，除非销售额很高，否则小规模纳税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以销售货物为例，即使毛利率高达30％——40％，月销售额2000元，毛利也只有600——800元，再扣除店租、各种费用和税款，余下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另外，目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4％和6%的征收率看来还是太高。
（2）消费税。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高档奢侈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费品及确实需要限制的其他消费品（如不可再生的石油类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不少“高档奢侈品”现在已成了日常的普通消费品，在当前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若再继续对其征收消费税，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1994年后在实施中降低了部分消费品的法定税率，但税负仍然不轻。
（3）企业所得税。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力度不够，优惠办法比较单一。一是允许税前列支的范围窄。标准低。如对实际工资支出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艰苦行业，按一般的计税工资标准列支，明显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减免税的办法（如“两免三减半），缺少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间接减免税办法，如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加倍扣除、加速折就、再投资税收抵免等。
（4）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在投资需求过热的背景下于1991年开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但经过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征收范围过宽（覆盖三大产业14大类行业）、税率过高（最高达30%）、源泉控管难到位。企业欠税、偷逃税严重等弊端，特别是在当前投资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仍开征此税，严重阻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再从收入数额看，全国该税收入每年只有几十亿元，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l％，即使在地方税收入中的比重也仅约2%，财政意义并不大。
2.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稳定资本来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民间投资热不起来，除了同上述直接的税费负担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导。
（1）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明显不足。目前以区域性优惠为主（即以对外资、沿海开放地区、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不适应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前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国民教育事业、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预期利润不确定等原因，在政策支持乏力的情况下，民间往往缺少投资意愿。
在对外资的优惠上，目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是1991年制订颁布的，其中不少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优惠对象主要限定于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资企业，一些给予优惠的生产行业（如轻工、纺织、包装工业）目前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再给予优惠势必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供求矛盾。
（2）在建立稳定的投资基金上，缺乏税收鼓励政策。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是自有资本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又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上述这些企业在初创期往往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法定利息的贷款，更无法上市筹资，资金不足问题始终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从国际上看，为了给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国家不仅通过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甚至直接出资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上述投资基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从国际上看，在拉动gdp增长；三驾马车“中，消费占主导地位，一般在70%——80％之间。再从三大需求的相互关系看，由于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的持续增长，投资与进出口的增长也难以持久。因此，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和最大潜力是消费需求。而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又占主导地位。从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在1997年以前，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例看，居民消费每年都占总消费的80％左右。但是，如前所述，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从税收政策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税收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小，农民的税费负担比较重。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企业，缺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乡镇企业的扶持。税收政策在促进传统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向现代先进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变方面缺乏有力的激励措施。二是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重。据统计，1994——1997年，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提统费以及各项社会负担等已由1242.9亿元上升至2317.8亿元，人均税费由135.8元上升至253.3元，年均增长23%，大大高于年均6%的收入增长速度。从对农民征收的主要税种——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来看，农（牧）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有利于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农业特产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名义税率不高，但实际税负偏重。由于农业特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即实际产量×收购价格），不扣除生产成本费用，所以，即使按农特产品最低税率8％征收，其应纳税额占纯收益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二是相当部分农业特产品实行双重征税：既对生产者征税，又对收购者征税。
2.在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以及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和再就业方面，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一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没有像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取税收形式征缴、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致使保障面仍然不广、筹集效果仍不理想，根本无法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支出。二是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改进。199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了一项新政策（国税发[1999]43号），规定：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但对于下岗职工从事其他行业却没有这些优惠。
3.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还有待加强。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5年为0.388，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中等水平。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80％存款掌握在20％高收入阶层的手里。收入分配不公也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一般说来，收入水平越高，消费需求越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主要手段的税收杠杆还没有充分发挥公平收入分配、阻止贫富分化的职能，特别是对富裕阶层的过高个人所得和巨额财产的继承、赠与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调节。
4.一些“消费热点”（如住房、汽车）的税、费负担太高，使消费价格难以降下来。
（三）不利于出口
1.在外贸商品的出口方面，尽管1998年以来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但至今还有不少产品的退税率大大低于征收率，“免、抵、退”政策还有待完善，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的时效性还有待加强。
2.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目前对外经企业的税收政策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营业税方面，由于全国性的营业税政策对外经企业如何征收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制定的政策不尽相同。目前福建省对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征收营业税的政策规定为：对劳务公司从境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允许其扣除实际代支付给劳工的工资及劳工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费后，依“服务业”计征营业税，并巨将劳工在出境前向劳务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劳工回国后退还本人）也并入当期营业额中征税。企业反映营业税负担重。有些“精明”的外经企业通过设立多个个人账户，让外方将款分别汇到各个个人账户上，达到偷逃税的目的。
3.在对外投资上，目前还缺乏有力的鼓励政策。我国长期以来资金短缺，实行的是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随着结构性供求矛盾的突出和产品相对过剩的加剧，应当鼓励输出我国许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促进总需求有效增长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鼓励社会投资需求
1.降低税收负担。
（1）增值税方面。一是在目前客观条件还不允许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先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准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他行业推开。二是在重新调查测算的基础上调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并将适当降低征收率。
（2）消费税方面。一是降低部分税目的税率，如将化妆品的税率由30%降到20％以下。二是取消部分税目，如护肤护发品类、废旧轮胎翻新等。
（3）企业所得税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等基础产业的优惠力度，增加优惠办法。一是加大直接减免税的幅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可借鉴新加坡、韩国等的做法，延长减免税期限，由“免二减三”至少延长为“免三减五”；或者，将从获利年度第3年至第5年适用15%的减半税率降为7.5%.二是提高必要费用的扣除标准，扩大税前扣除范围。包括：提高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艰苦行业的企业的计税工资标准；对有突出贡献的决策者和科技人员的专项奖励基金可允许在一定比例（如按计税工资总额的5％——10%）内扣除；允许高新计术企业提取风险投资准备金；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的扣除标准等。三是允许加速折旧。对于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仪器、设备，经批准后予以加速折旧。四是实施再投资税收抵免。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用税后利润再投资于经认定的新的高新技术项目、产品和企业，其已缴的企业所得税允许冲抵当年企业应纳的所得税额，超过当年应纳所得税额的，可向后结转。
2.改革对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以区域性为主的税收优惠改为以产业为主兼顾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
（1）在投资导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引导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包括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产品、技术以及落后地区，鼓励企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包括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和创新的投资，对这些投资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性质，给予最大程度的税收优惠。如为了鼓励民间投资于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应允许其在创建之初的5——10年内免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在国有投资方面，为支持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对其在创建之初的2——3年内给予税收优惠。在外商投资方面，应逐步贯彻统一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对中外投资者一律实行国民待遇。并取消对外商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投资优惠，减缓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
（2）在资金来源上，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为了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迅速发展，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参与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并对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3.必须清除各种不合理的收费、摊派、罚款、赞助等额外负担，建议制定《国家收费法》并加快清费立税步伐，杜绝一切“三乱”，从法制上斩断伸向企业的权力“黑手”。
（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减负，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1.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增收减负。
（1）鼓励内、外资流向农村乡镇。对于投资于农业（特别是高科技农业）、农村基础识施的企业以及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的农村企业，3年内免除一切地方性税费，其他税种的优惠办法比照高新技术企业。
（2）降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是取消农村名目繁多的收费，改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降低税负，根据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制定地方分成比例。二是降低农业特产税负担。在税目、税率上，大幅降低获利不多的多数农特产品的税率，降到6％以下（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相同），维持甚至提高少数获利多、贵重或需要限制生产的农特产品的税率（如烟叶、贵重食品）；在征税环节上，消除对生产和收购的双重征税，实行源泉扣缴。
2.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议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的优惠政策扩大到其他行业和税种，不仅包括社区民服务业，还应包括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行业、产业；不仅包括上述地方税种，还应包括增值税等中央税种。
3.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大扶贫攻坚、社会保障的力度。鉴于我国长期以来预算外收费管理混乱、低效的教训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建议将目前征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征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这样将大大提高缴纳比率。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保障基金可以很快转化为即期消费。并且一旦居民没有了这些担心，即期消费的步子也加快了。
4.取消屠宰税、筵席税。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全国完全取消这两个税种，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消费。
5.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建议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边际税率，加强税源监控。若继续按800元起征（尽管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早已提高起征点），可能会使一般的工薪阶层尤其是单职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为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全国的最低起征点可定在1000元，并可将45％的边际税率进一步提高到50％以上，以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加强源泉控管，如加强对代扣代缴者的责任追究；要求支付报酬给个人的单位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支出表；规定国内公民在出境工作之前，先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预交纳税保证金，再由公安部门审发护照等等。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时机已成熟。可先按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的平均值为起征点。
6.降低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的税费负担，减税与减费并举。
（1）在房地产方面，一是要在贯彻调整后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税负，如为了鼓励“居者有其屋”，对于个人贷款购房每月支付的本息允许其冲抵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可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将转让房产的所得按照房屋拥有年限（居住期）的长短，划分不同档的所得税（利得税）税率，拥有期越长税率越低，居住达10年左右的实行零税率，若将转让所得用于再购置类似性质的房产，还可延期纳税或免税。二是较大幅度地降低地价、建筑成本和市政设施费用负担，通过取消一部分收费（如资源建设费、供电增容费，城市增容费等），降低标准等方式降低房产成本中所含的各类费负，从而降低房产的过高价格。
（2）在汽车消费方面，应尽快开征燃油税，降低汽车消费的各类税费负担。
（三）支持对外经济合作
面对当前严峻的出口形势，除了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完善“免、抵、退”政策，及时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努力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外，还应大力扶持对外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闲置、过剩的技术和设备，鼓励对外劳务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投资。为此，应早日出台比较系统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1）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的营业税政策。（2）建议对新办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恢复80年代的优惠办法，即在初创的前5年内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3）对于在国外投资并带动我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的企业，给予尽可能多的税收政策扶持。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面对新的经济形势，能否实现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要靠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根源是制度、体制的短缺和不足。因此，毫不迟疑、大刀阔斧地深化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体制改革，是促进总需求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首要任务。
主要参考资料：
（1）丁俊发《把握消费趋势拉动经济增长》（载《?望》周刊1999年第12期）。
（2）《?望》周刊评论员《增加农民收入扩张农村消费》（载《?望》周刊1999年第3期）。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6
关键词：奢侈品流通政策研究免税退税品牌保护
近年来，我国奢侈品消费需求增长迅速，许多国际奢侈品牌加快进驻国内市场，受国内综合税负高、营销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奢侈品供给不足、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大量国内居民赴海外购买奢侈品，造成了巨大消费外流。总结发达国家奢侈品流通政策特点，完善国内奢侈品流通政策体系，对扩大高端品牌消费、促进国内高端品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奢侈品流通面临的政策环境
（一）一般税收政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特别的奢侈品税收政策，部分国家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来抑制不合理消费行为，根据各国税制情况和产业政策，有些国家对进口奢侈品征收一般增值税和消费税，有些国家按差别税率征收关税和消费税，同时征收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的国家很少。具体如下：
1、消费税
日本对超过一定标准的餐馆吃饭征收奢侈税；美国对超过3万美元的汽车加征10%奢侈品税；韩国对赛马场、滑雪场、高尔夫球等奢侈性活动场所或娱乐器材征收消费税；台湾对包括高级轿车在内的所有车辆征收17-60%消费税；香港对酒精和烟草类产品分别征收40-100%和50%的消费税；瑞士、法国等少数国家没有消费税。
2、关税
美国、欧盟对奢侈品按照一般货物征收关税；日本按照商品类别征收，如香水5.3%、化妆品5.8%、皮包12.5-20%、服装16.8-20%、鞋类60%；韩国对手表、箱包等征收8%的关税，服装征收8-13%的关税；新加坡仅对烈性啤酒、药酒、蒸酒按照每升酒精含量70新元征收关税；台湾对进口跑车征收17.5-60%的关税，进口游艇征收1.2-10%的关税；英国、香港等地没有奢侈品关税。
3、增值税
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主要是在货物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进行征收，在国际上并没有针对奢侈品而特别征收的惯例。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没有开征增值税税种，意大利增值税20%、法国19.6%、英国18%、印度12.5%、韩国10%、瑞士7.6%、泰国7%。
（二）购物退税政策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5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购物退税体制。世界各国购物退税业务主要由环球蓝联（GlobalBlue）和premiertax两大公司经营，占全球市场份额分别为80%和20%。据环球蓝联统计数据，2010年欧洲购物退税零售额为2000亿欧元，亚太地区市场规模大约为200亿欧元。主要特点：
1、旅游环境为前提
购物退税政策作为世界各国吸引境外游客消费的政策手段，推动了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显示，2011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数达9.8亿人次，同比增长4.4%，2012年有望突破10亿人次。其中旅游收入增幅前几位的分别是美国、西班牙、香港和英国等主要奢侈品消费国。另有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入境游客用于旅游购物、娱乐、通讯等非基本消费支出约占总支出60-70%，其中购物消费支出占40-50%。
2、高端品牌为主体
国际奢侈品牌知名度高、退税额大，是世界各国购物退税商品的主体。美国环球蓝联是全球最大的退税运营商，在全球36个国家建立了分公司和代表处，拥有23万多家旅游零售加盟商，经营品种包括括路易威登、爱马仕、杰尼亚等国际一线奢侈品牌。英国品牌顾问公司公布的250个世界价值最高品牌中美国品牌有112个，世界上3%的高端名牌产品占全球销售额的50%。
3、中心商圈为载体
发达国家指定的购物退税场所，大都聚集在中心城市的主要商业地带。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奥斯曼大街集聚有大量的高端、时尚精品店，巴黎春天百货和老佛爷百货公司近50%的营业额来自购物退税销售。伦敦的邦德街、摄政街和牛津街，东京的新宿大街、悉尼的皮特街等地均是外国游客主要消费地，为世界各国实行购物退税的主要载体。
4、配套设施为依托
发达国家为方便游客购物，一般在中心商圈、景区、机场附近建设有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金融、配送、退税服务等一系列完善的配套设施。日韩等国在机场候机厅、各大景区内配套有大规模的免税店，法国巴黎奥斯曼大街配有大量酒吧、咖啡吧、快餐厅、退税服务部，韩国济州岛游客可在网上预购免税品、网上结算，直接从机场提取货物。
5、退税优惠为手段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购物退税政策，一般采取消费限额、按照一定比例退税进行，优惠幅度较大。退税额为各国政府根据本国情况自由确定，如英国、爱尔兰、美国对没有消费额限制，在实际操作中退税商通过成本加上合理利润，推导出单笔最低限额。退税率一般对增值税、消费税、销售税等间接税全部退还，但实际退税率会低于应税税率。如法国应退税率为20.6%，实际退税率为17.1%；英国应退税率为17.5%，实际退税率为14.9%。
（三）免税购物政策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发展奢侈品的免税业务，韩、美、英、德、法以及阿联酋等六国占全球免税市场35%份额。目前，全球有超过2000家免税运营商、经营约12000个品牌、超过250000种商品，免税店遍及世界各国的主要机场、港口、边境口岸和市内免税店等。2011年全球免税业销售额419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600亿美元。主要特点：
1、免税业态日趋丰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际免税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免税业内涵日趋丰富，在原有出境免税商店（针对出境旅客）基础上，陆续出现进境免税商店、购物退税、市内免税店、离岛免税店等新型业态。目前，全球共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进境免税店，市内免税店已成为奢侈品的重要销售渠道，2010年全球市内免税销售额约170亿美元，韩国市内免税店奢侈品消费额占当年韩国奢侈品销售总额30%左右。
2、免税对象向本国居民拓展
随着世界各国免税市场的发展成熟，韩国济州、日本冲绳、中国台湾等地分别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纷纷调整政策，将免税购物政策拓展到本国居民，鼓励本国公民消费免税品。1972年，日本实施冲绳岛“离岛退税”政策，岛内外游客每次消费20万日元以内（除香烟和本国商品）可享受免关税的优惠待遇，且没有免税购物次数限定。2002年，韩国实施济州岛实施“离岛退税”政策，境内外游客只要年满19岁均可享受免税购物待遇。
3、免税公司向旅游零售业转型
随着国际旅游购物市场不断繁荣，一些国家纷纷对外收紧免税经营权，世界免税集团逐渐向有税业务扩展空间，大规模向旅游零售业务转型。欧盟内部取消免税业后，用4年时间完成免税业向旅游零售业的转型，德国汉那曼集团是首家从免税业转向旅游零售业务的免税集团。
（四）品牌保护政策
发达国家奢侈品集团在品牌保护方面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最突出的是世界各国服装跨国公司形成了一个以专利为重点、以商标为先锋，以商业秘密为养分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主要做法：
1、“知识产权立国”战略
美国通过《知识产权与通讯综合改革法案》和《21世纪战略计划》，建立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制度；日本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出台《知识产权基本法》，推进实施创造、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韩国确立了2015年成为亚洲地区科研中心、2025年成为科技领先国家的发展目标，2004年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协议会”，负责协调所有的知识产权国家政策。
2、与产学研有机结合
美国通过实施《拜-杜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等法案，界定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政策，推进政府部门、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建立知识产权许可和管理机构，促进“产学研”合作开发高新技术；通过tRipS协议谈判和各种双边或多边谈判，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如301、337条款，强化对外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裁，等等。
3、建立知识产权联盟
28家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成立了一个专门以打击假冒商品为宗旨的“优质保护委员会”，旨在影响中国政府的打架政策，以达到保护成员单位利益的目的。日本6C联盟，即日立、松下、东芝、JVC、三菱电机、时代华纳6大技术开发商结成专利保护联盟，利用其所拥有的DVD核心技术，联合向我国国内的DVD整机生产厂家征收技术专利使用费。
4、构筑知识产权壁垒
法国立法将20家国际知名企业（如家乐福、巴黎春天百货等）列为“特别保护企业”。1999年法国政府通过撮合家乐福与另一家本土超市合并，成功抵御美国沃尔玛的收购；2006年通过撮合苏伊士与法国燃气公司合并，迫使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放弃收购法国能源企业苏伊士。
二、国内奢侈品流通政策不足之处
（一）奢侈品综合税负较高
我国没有特别的奢侈品税收政策，与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同，我国以流转税为主，每个环节均要征收相应税费，对进口奢侈品征收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进口环节关税税率为10-35%；在关税基础上征收5-30%的消费税，在关税和消费税基础上征收17%的增值税，多税叠加后，综合税率可达24.6-114.5%。如：进口单价万元以上的手表关税为20-35%，增值税为17%，消费税为20%，综合税率达75.5%。奢侈品综合税负较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奢侈品进口，提高了国内运营成本，抬高了市场价格，间接拉大了境内外价差，同时也导致一些如避税、走私等违规违法行为。
（二）海南“离境退税”政策限制较多
自2011年1月1日，我国在海南岛实行“离境退税”政策以来，海南旅游购物空间大大释放，对促进海南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制于政策限制多、宣传不足、配套设施发展滞后等因素，影响了退税政策的发挥效果。与发达国家“购物退税”政策不同，我国“离境退税”政策对象主要为境外游客，且对退税商品、购买次数及金额有很多限制。如：很多境外游客感兴趣的海南特色产品不在退税之列，退税商品在岛内使用或消费不能享受退税政策，退税办理只能在海口、三亚机场可办理，等等。
（三）国内免税体系有待完善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免税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以出境免税店为主，且店面小、品种少、限制多，进境免税店和市内免税店发展后劲不足。如：我国日上免税行在京、沪机场和口岸获批开设的进境免税店发展较为滞后，传统的市内免税店不允许内地出境旅客免税购物，因缺少机场口岸提货点，造成市内免税店无法正常经营，海南三亚市内免税店试点8000元限购标准过低，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同时，我国免税企业在商品采购、议价能力、设计装饰、售后服务等方面有待改善，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购物意愿。2010年，我国免税业销售额约100亿人民币，仅约占全球免税市场3.8%。
（四）品牌保护政策发展滞后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缺乏系统的品牌保护政策，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滞后，缺少维护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措施，违法惩罚力度有限，企业品牌保护意识淡薄，这一方面导致国内大量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另一方面国内大量假冒伪劣等侵犯知识产权事件发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商标被抢注的有2000多起，造成每年约10亿元无形资产流失。如大宝在美国、英国、荷兰等国被抢注，全聚德在韩国被抢注，红星在英国被抢注，大白兔在日本、美国被抢注，英雄和同仁堂在日本被抢注。此外，一些国际奢侈品集团对中国市场打假力度，2012年7月路易威登马利蒂公司在南京、合肥两地将30多家个体户告上法庭，同年登喜路、卡地亚等品牌向南京法院提起维权诉讼。
三、发展国内奢侈品行业的政策建议
借鉴发达国家奢侈品流通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奢侈品流通政策不足之处，当前我国奢侈品行业政策急需从以下几方面完善：
（一）完善国内免退税购物体系
一是推广北京、上海做法，在国内主要机场统筹规划建设一批进境免税店，推动发展市内免税店，探索实行“出境购买、入境提货”政策试点；二是参照出口退税政策和国际通行做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选择一批规模大、品牌多、档次高的国内大型商场，对外国游客在境内购买国产商品，特别是我国丝绸、陶瓷等具有特色的特产商品和新兴电子产品，实行退税政策；三是进一步完善海南“离岛免税”和“离境退税”政策，放款限次、限值、限量、限种类等政策规定，扩大试点范围。
（二）研究国内税费体系改革
一是适当降低国内需求量大的名牌箱包、化妆品、服装纺织品等，以及手表等技术含量较高且与国内无明显竞争的消费品进口关税税率，取消化妆品等商品的消费税，适当放宽手表、摄像镜头等商品的起征额度；二是大幅提高高档木材、翡翠玉石等对资源环境有一定压力的商品和烟、酒、私人游艇、大排量汽车、高尔夫用品等消费税税率；三是加快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减少商品流转环节税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三）培育和发展国内高端品牌
一是加强中国品牌营销、推介、保护和信息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发展第三方品牌发展咨询机构，促进中国品牌创新设计，提升质量，改进服务，增强品牌综合竞争力；二是支持中国品牌拓展国际市场，构建海外营销渠道和网络，在海外建立设计中心、研究中心等，打造全球供应链，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大品牌人才培养，完善品牌培训体系，支持高等院校开办品牌专业课程，引进国外先进教学经验和模式，提高品牌创新能力。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一是进一步完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公共维权服务平台建设，做好品牌产品产权保护、认证注册、专利事务、法律咨询等服务；二是培育知识产权中介组织，建立知识产权行业协会，指导企业境外商标保护、做好商标的境外注册、运用国内外法律维权等，防止民族品牌流失；三是结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双打”工作，规范整顿品牌商品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洪宛孙俊.入境游客购物退税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财政，2009
[2]陈华，盛硕.离岛免税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eB/oL].百度文库
[3]迟福林，甘露，何冬妮等.建立海南日用消费品免税区[J].今日海南，2009
[4]李海莲.中国构建入境游客购物退税制度研究[J].求索，2011
[5]孟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旅客购物离岛免税制度研究[D].海南大学，2011
[6]刘隆亨，孙健波.我国建立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制度研究[J].税务研究，2010
[7]解艾兰.中国品牌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国国际品牌协会.2011
[8]用税收杠杆调节中国奢侈品消费[n].深圳商报.2009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7
关键词：消费税筹划；其他税种；影响
一、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体系当中，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及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而增值税一般是对普通货物在各个环节普遍课税。一般情况下，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消费税是对需要限制和控制消费的特定的消费品和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再征一道税。我国消费税的具体征收环节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在委托加工、进口以及零售环节也有部分特殊规定。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一般而言，其计税依据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具有同一性，但当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抵偿债务时，增值税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平均价计税，消费税则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最高价计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影响
在消费税应纳税额从价定率计算方法下，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为销售额乘以适用税率。反观增值税，计征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与计征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均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由于消费税税收筹划而降低其计税依据时，必定引起增值税销项税额同向减少。
在一般销售形式中，由于消费税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所以消费税税负与增值税的税负呈同向变化。而针对特殊销售形式，则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增值税可能也同样做作视同销售处理，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集体福利等，在这一情形下，既缴纳消费税又缴纳增值税，基于同一计税依据，消费税与增值税的税负同增同减。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增值税不需要视同销售，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管理部门使用等，这一经济活动只需缴纳消费税，而不缴纳增值税，则消费税的税负不对增值税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在某些经济活动中，可能只有增值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消费税不视同销售，例如销售代销应税消费品等，只缴纳增值税，而不缴纳消费税，两者相互独立，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税负高低也无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系
按照我国消费税法的规定，消费税是指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等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而房产税则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并无交集，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基于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例如在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中，与房屋有关的应税消费品成本计入到房屋的成本时，消费税税负变化会对房产税税负产生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联度较低，在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只有比较特殊的经济活动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房产税负呈同向变动，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也会使得房产税税负同向降低。
【案例1】
甲公司为某市木质地板生产企业，2015年初准备修建一栋办公大楼自用。该公司准备用一批成本为100万，平均售价为110万（不含税）的实木地板用于大楼的建设。试分析，此项经济活动涉及的消费税是否对房产税产生影响？
方案：企业为取得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支出，例如人工支出，材料成本，相关税费等。上述案例中涉及的经济活动为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应作为视同销售行为进行处理。该批实木地板的成本以及涉及的消费税应计入办公大楼成本当中，而不能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中，所以会导致大楼成本增加，使得消费税与房产税税负呈同向变化，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呈反向变化。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自2016年5月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后，不存在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对于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而言，其增值税部分也就不作为视同销售处理。而“营改增”之前，其增值税视同销售的部分也同时计入到办公大楼成本当中。
因此，此项经济活动计入办公大楼的成本为：
“营改增”之前：100+110×5%+110×17%=124.2（万元）
“营改增”之后：100+110×5%=105.5（万元）
三、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环节不同，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税，而土地增值税则是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时，对取得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与此同时，二者应纳税额的计算也大相径庭。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在生产环节，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而土地增值税则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可以采用速算扣除法计算，即计算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按增值额乘以适用税率减去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由此可见扣除项目是决定土地增值税税额大小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税种，只有基于特殊的经济活动下，消费税税收筹划所带来的增值税负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土地增值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直接联系，在纳税人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也只有在特殊应税消费品视同销售等经济活动发生时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土地增值税税负呈逆向变动，纳税人通过消费税税收筹划，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会使得土地增值税税负逆向上升，因此税收筹划工作的进行必须统筹兼顾，综合衡量整体税负的大小，而不只是单税种税负的降低。
四、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关系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而当期的消费税额属于扣除项目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范畴，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包含除了企业所得税以及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基于上述的定义以及税法的相关规定，消费税税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所得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纳税人当期产生的消费税额应当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而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其金额的大小必然会对企业所得税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假定纳税人的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消费税税收筹划使得消费税的税负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也呈下降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增加，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减少逆向增加。反之若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呈上升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增加而减少，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增加逆向减少。而对于减少收入、递延纳税的消费税税收筹划方法而言，由于减少当期确认的收入金额，则消费税税额与企业说的税税额会同时减少，呈同向变化。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8
关键词：消费税、比例税率、定额税率、禁摩令、税目改革
消费税分货物税和特别消费税，我国开征的消费税属于特别消费税，即其征收范围具有选择性，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14个税目包括烟、酒及酒精、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小汽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鞭炮焰火、成品油、汽车轮胎、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摩托车。消费税税率采取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相结合的征收方法，对不同种类、档次的消费品，依据市场供求情况、消费水平等因素制定不同的税率、税额。从这些税目来看，我归类主要分为对身体健康有影响消费品、奢侈品、高档产品、危险和资源消耗品。剩下一个税目摩托车好像每种都有一点，但细细想来，又什么都不算。
摩托车的消费需求和上路困境
《暂行条例》规定，税目当中的摩托车分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两种。对于最大设计车速不超过50km/h、发动机气缸总工作量不超过50ml的三轮摩托车不征收消费税。摩托车适用比例税率，气缸容量在250毫升（含250ml）以下的适用3%的税率征收，气缸容量在250毫升以上的，适用10%的税率征收。2008年，我国摩托车产销已达2750万辆，出口980万辆，从业人员150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产销出口大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出，现行的中国市场对摩托车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面向县级城市，农村方向。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以北京为首的很多一线城市都实行“禁摩令”。但小排量得摩托车是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及符合国家所制定的各项产品质量和环保国家标准的，这些城市的“禁牌”、“禁行”地方政策严重影响了摩托车的分布情况。污染、拥挤、事故是这些地方政府给出的看似不错的理由，但比较看来，这只是欲加之罪罢了。不能否认摩托车会带来空气污染，但汽车的尾气污染肯定比其更为严重；同样拥挤绝不是小巧灵活的摩托车带来的，汽车的尾大不掉和城市道路的规划和交通管理问题更是主要原因；至于事故，据交通部门自己的统计数据，与摩托车有关的交通事故大大低于与汽车有关的交通事故，甚至大大低于与自行车有关的交通事故。究其原因，还是政府保护本地公交、出租车业、取得更多的收入，才产生了具“具中国特色”的规定，试问比中国很多大城市更为优秀的巴黎、新加坡、洛杉矶怎么没有所谓的“禁摩令”。
“委屈”的摩托车消费税
相比起消费税税目中的游艇、高档首饰等奢侈品，摩托车在中国平均卖价水平一般在3000-5000元左右，若按10%征税，买一辆摩托车要缴纳300-500左右的消费税。而目前的摩托车适用范围来说，主要是在三线城市、县级市、乡居多，也就是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在使用摩托车，多征的300-500元消费税税对于老百姓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再加上还没购置税、燃油税，牌照费，公路维修费，这笔消费税等于是雪上加霜。
站在高一点的角度来看，国家征收消费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正确的消费方向！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摩托车还能算得上是高档消费品，目前摩托车已经和其他家用电器一样成为大众消费品，摩托车的普及率已经越来越广。这样变动迟缓的税法法规，高税负和税率10%的“一刀切”，使得《条例》所谓的科学性、合理性都随之丢失，同时反而会制约这摩托车行业的发展，阻碍经济的增长。摩托车征收消费税已经不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消费水平了，它是一种生产和交通，不是奢侈品。
取消摩托车消费税的呼声以及政府反映
取消摩托车消费税，此前不少摩托车企业一直在呼吁。一家总部在浙江的摩托车企业老总告诉记者：只有摩托车消费税和购置税减免之后，摩托车下乡才能摆脱尴尬的地步，农村消费者购买摩托车之后上牌申报补贴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上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对我过摩托车出口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对于这些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官员表示：中国下一步税务该改革的核心就是完善消费税！将普通消费品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扩大税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负责人表称：将对制约摩托车发展的消费税进行调研，其结果将成为国家调整消费税的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摩托车消费税亿严重制约了我国摩托车行业近几年的发展，税务调整变革的“慢半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对摩托车消费税改革或取消的看法
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需求不断的大环境下，各个行业对国家综合能力水平的提高的贡献都应给予合理的评判。在我看来，不须急于一时把摩托车消费税取消，应先调整摩托车税率和征收标准，然后再慢慢取消对其所征消费税，这样更有利于发展的稳定性，避免投机行为的发生。具体做法可以是：
（1）区分高档摩托车和普通摩托车，由于有些摩托车也属于高档消费品，甚至是奢侈品，同时在税率方面减负，对于高档摩托车税率相对高，对于普通的摩托车可以考虑低税率或免税。还可依据摩托车的排放量来征收，对于排量大的多征，排量小的少征。使税负达到合理的状态，当然这是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因为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在取消摩托车消费税的阶段，可以在摩托车燃油税等方面做出改变，适当提高在这方面的税负，一来可以缓冲或避免减免摩托车消费税所带来的疯买摩托车现象，也可以冲抵减免摩托车消费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建少。虽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很难实施，但依据摩托车排量和耗油量来多征收其消费税还是可能的。
（3）对于摩托车购置税，我觉得也应该减免或取消，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摩托车确实已经成为了每家每户的普通消费品，所以取消摩托车消费税而继续征收购置税也相当于改革的虎头蛇尾。对比与对汽车所征收的车船税，目前看来也出现不少问题，2011年2月25日人大通过的车船税7级税额提案，也有其局限性，因为能买几百万豪车的车主对于增加的几千元车船税来说就是九牛一毛，二真正伤害的的还是那些小排量的汽车，这些车主是受价格影响最大的，稍微的变动就能影响其偏好。这并不是说车船税一无是处，只不过还是有局限性，所以，摩托车消费税的改革也应以此为戒，争取向一种多赢的方向发展。
在税目的不合理，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取消摩托车消费税多年呼吁声多方面因素的促成下，相信在税务改革“慢半拍”所带来的一系列教训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反复调研过后，分步逐步改革消费税最终取消摩托车消费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消费税暂行条例》也将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陈荣：《中国税制》，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9
一、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性质与特点
税收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以无偿和强制的方式取得的一种收入。由于政府在税种的设计上可以对课税主体、课税客体以及课征程度等税收要素进行不同的选择和搭配，因而使得税收的内容丰富多彩，税收制度也日趋复杂。政府收费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中的一些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向社会提供管理服务或事业服务时，以管理者或供应者的身份向被管理对象或服务的消费者收取的费用。税收与政府收费虽然都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但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从税收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税机构的集中性。由于税收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的征收，因而课税权力只能由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来享有。政府为了合法而有效地去行使这一权力，就必然要建立集中性的税务征管机构来统一收税并处理相关的税务问题。税务机构只是政府课税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所收取的税收是一种集中性的财政收入，是必须交入国库由政府进行统一安排的
公共资源，因此税收收入的多少与税务部门的利益是不相关的。
2．收税机制的无偿性。税收从其征收的过程来看完全是一种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过程，纳税人的交纳是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回报的。在决定向什么人课税；向什么东西课税和课多少税时，政府通常不用去考虑特定的纳税人在今后的公共支出中可能获得的受益程度因此收税是将公共服务的消费与费用的交纳相分离的。
3．征收程度的固定性。正因为税收是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无偿的征收，为了防止这种权力的滥用，必然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政府征税的程度进行约束。因此政府征收的每一个税种都必须对纳税人、课税对象和征收程度以及征收方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并经由立法机构审议批准以形成规范化固定化的税法。这样，尽管各国的税制都很复杂，但其征收的程度却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税收的征纳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其次，从政府收费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1．收费主体的分散性。政府收费的主体是政府下属的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收费的依据是这些单位的具体管理职能和服务内容。这就使得政府收费的收取主体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如果在管理上又直接将其作为收费单位的支出补偿，则这类收入就会首先表现为各收费单位的收入，而与收费主体的利益直接相关，收费越多单位可支配的资金也越多。
2．收费机制的有偿性（交易性）。政府向什么人收费，这主要同社会成员对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的需求相关。比如，当教育要收费时，则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会为此付费。这种以社会成员个人对政府服务需求选择为前提的收费，使收费带有很强的交易性和
有偿性。这同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是不同的，也是同税收将人们对公共品的消费和对公共品的付费相分离的收入———支出机制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性收费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它仍然直接与交费者的行为选择相关。比如，要想进入特许行业就要交纳特许费，违反了某种法规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交纳罚款&。专项收费虽然将受益的时间与交费的时间相分离，但无论从付费的主体来看，还是从分担费用的程度来看都是直接与其今后的消费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政府收费更多地体现的是财政收入分担的受益原则。
3．收费订价的垄断性。由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事业服务单位都具有相当的垄断性，特别是行政管理机构，对社会而言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政府的行政事业服务对社会而言就必然具有垄断性特征其收费的订价通常是没有竞争的，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来确定的，消费者对于政府收费的价格也没有选择余地。
正是由于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特点因而决定了它们各自在一国社会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和影响。
二、税收与政府收费的不同作用与影响
（一）税收的作用和影响
1.为公共支出筹资。公共支出主要是指由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国防安全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所耗费的开支。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包括国防和外交&涉及的范围虽然十分广泛，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建立规范而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安定而公正的社会环境。因此，政府为管理而建立的各种行政部门，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政策选择来看都应具备充分的社会性和公正性，其管理提供的服务应被作为纯公共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也就是说，行政管理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是完全平等的，而决不能以人们的支付能力大小为转移。由此可知，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决不能以收费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资金来源只能是强制、无偿和集中征收的税收。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事业服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对某些领域供应的不充分和无效率。一般来讲，凡市场能够充分有效供应的都应尽量让市场来供应，因此政府供应的事业服务就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文化、科研、基础设施等领域。既然政府提供的事业服务多是按市场原则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因此政府事业服务的提供方式显然就只能是公共(免费)或半公共(部分免费)的。这也就决定了政府事业部门的绝大部分支出的补偿也只能依靠税收来筹资。
2．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获取收入上，它同样可以被政府用于调节经济和改善社会状
况。而后一种作用的发挥则需要更多地运用形式多样
的税收来实现，需要政府调节和改善的社会经济问题
越多，税收的作用就越大。比如，调整国民收入初分配
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资源配置状态以及稳定
经济等等，税收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3．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收入行为。现代税收所特有的固定性特征，要求政府的税收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的制约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如将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就可以使得政府的收入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从而减少政府财政收入活动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税收所具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征和它对政府、社会经济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使它必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集中性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当然税收这一财政收入形式也有它固有的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税收过程所必然产生的福利与效率损失。首先是税收这种将公共品消费与公共支出的分担相分离的收入机制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其次是在政府为贯彻社会公平目标而选择量能负税的征收方式时所增加的超额税收负担；最后是政府为了实现多重目标的要求而使税制日趋复杂时，又必然不断增加征税的成本。
（二）政府收费的作用与影响
1．进行特殊的管理。首先，一个社会为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平，必须建立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制度法规。这些制度一经确定就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当某些社会成员不遵守这些规范时，政府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就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管理和纠正，处以罚款就是经常使用的行政管理手段之一。其次，政府为了保证某些行业的经营质量和最佳规模，也会通过行政管理的方法来限制经营者的数量，控制经营者的质量（特殊的技能需要）。这种限制最终会造成这类行业的超额利润，因此通过收取特许费的方式可适应这种管理的需要。
2．抑制人们对政府供应的某些半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除了向社会供应纯公共品外，也都会向社会提供许多公共性并不充分的物品，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路、桥梁等。当政府完全以公共产品的方式向社会供应这些物品时，这类物品常常会出现过度消费的情况，其中公费医疗中的医药品过度消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收取使用费的方式来抑制这类物品的过度消费。
3．增进社会福利、降低筹资成本。正如前面所说，在政府为社会提供的物品与服务中，有许多并不具备充分的公共品性质。因而，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就可以通过自愿付费的方式表达出来，即：愿意付费则表示其有消费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供应的物品，凡能通过收费来供应的，采用收费的方式是最能增进社会福利的，因为它将社会成员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同他们对政府支出费用的分担联系起来了，可以使政府供应物品的效用最大化，使人们在费用分担上的个人福利损失最小。同时由于收费弥补单位支出的直接性也可以减少在税收。支出机制下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本，因此，收费方式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筹资方式。
消费税的主要特点篇10
一、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民负担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控制“三提五统”征收比例和“两工”数量,清理涉农收费项目,治理农村“三乱”,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遏制了农民负担过快增长的势头。
据统计,1999年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总额约为1247亿元,全国农民每年人均税费负担为140元。其中,农民缴纳的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各项税收收入307亿元;农民直接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约为601亿元;农民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中的以资代劳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负担(包括行政性事业性收费、集资、罚款、摊派等)339亿元。农村劳动力还承担了“两工”82亿个,每个劳动力人均17个。与1996年相比,1999年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增加了118.6亿元,3年增长了10.5%;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增加13.5元,增长了10.7%;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均承担“两工”减少了6.6个,减少28%。
200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选择安徽以全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取消乡统筹,取消教育集资等税费负担,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设定农业税税率为7%,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以农业税征收额度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替代原来的村提留。安徽改革后,全省农民总的税费负担37.61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税费负担49.25亿元减少11.64亿元,减负达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全省农民税费负担减少16.9亿元,减幅达31%。
2003年,各地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年新增全面改革试点的10个省份农民减负总额达到123亿元,平均减负幅度为63%,农民人均减负55元,亩均减负50元。其中,广东、福建减负率高达84%和77%。先行试点省份积极推行取消农业特产税试点、核实调减计税面积、降低过高的农业税计税价格等措施,使农民负担进一步得到减轻。
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取消农业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税费改革进程驶入快车道。2004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共有三种不同的运行模式。第一,吉林、黑龙江、上海、西藏、北京、天津、浙江、福建等8个省市全部免征农业税。其中,西藏一直免征农业税,上海市2003年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北京市、天津市2004年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浙江省自主决定2004年对种粮油农民免征农业税(免征额度约为60%),福建省对种粮耕地免征农业税(免征额度约为77%)。据统计,这8个省市共减轻农民负担约52亿元,受益人口1.05亿人,人均减负50元,其中黑龙江省人均减负142亿元,吉林省人均减负100元。第二,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点征收的地区有12个省份,其中除了11个粮食主产省外,还有广东省。在这些地区有92个县免征农业税,这部分地区2004年减轻农民负担162.6亿元,惠及人口5.7亿人,人均减负28.4元。第三,农业税征收税率按照标准降低1个百分点的地区有11个省份,其中陕西、甘肃有42个县免征农业税。甘肃省有8个牧业县和6个郊区县免征农业税,陕西省西安、延安、榆林等28个市县免征农业税。这些地区减轻农民负担25.3亿元,惠及农民2.26亿人,人均减负11.2元。以上农业税减征、免征模式在2004年减轻农民负担234亿元。免征地区受益农民1.5亿人,人均减负约46元;降3个点的地区受益农民5.4亿人,人均减负约为29元;降1个点的地区受益农民2.14亿人,人均减负3.7元。
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提速。原计划到2008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提前到2006年完成,农民除了承担农业生产中的要素投入成本支出外,不再需要向政府缴纳任何税费负担。尽管2005年多数省份还是自主性免征,但是在2006年会将农业税免征的转移支付纳入预算,全部或部分由中央财政承担改革的成本。
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最初是由中央政府倡导并推行的,其顺利推行同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密不可分。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之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没有强调要对试点省进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其中原因之一是原有的农业税、屠宰税、五项乡统筹和三项村提留以及教育集资等都属于地方可支配收入,中央财政并没有分享,最初的试点原则是希望地方能够自我消化收支缺口。但在各地的改革试点工作中,暴露出因地方财政缺口影响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等严重问题,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2002年,作为农村税费改革扩大试点的配套措施,财政部出台了《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在办法中,中央财政统筹考虑各地区提高农业税税率增收因素和取消乡镇统筹、降低农业特产税税率、取消屠宰税减收等因素,对地方净减收部分,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
2001年,针对安徽方案实施后新出现的减收因素,把对该省的补助增加到17亿元(包括农村教师工资补助),对其他省份106个试点县(市)转移支付补助16亿元,对全国21个省份发放农村教师工资补助50亿元(包括安徽省);2002年,国务院新增16个省份扩大改革试点后,根据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办法,中央财政新增安排165亿元用于补助16个省份改革,使2002年中央财政安排的转移支付总额增加到了245亿元(包括50亿元的农村教师工资专项补助)。这个数字已超过所有试点地区改革前农业税收入的总和。2004年,中央提出5年内免征农业税,进一步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当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总额达到524亿元,而2005年中央财政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总额预计达到900亿元。
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