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观念篇1
一、引言
作为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管理学科，其融合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门学科于一体，形成了一项系统的管理方式。主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来获得对应的管理知识体系。我国的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早期就蕴含着现代经济的管理火花，对我国现代经济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自然资源管理、供求活动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管理以及货币经济管理四个方面探讨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影响。同时还对以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为基础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作用进行论述，从侧面证明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生命力。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资源管理的重要影响
所谓的资源，这里具体指经济资源或者是生产用资源，一般可以分为这样三类：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主要是指土地、与土地存在某种联系的资源，一般以土地为代表。资源具有总量的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导致资源的管理始终都处于合理占有以及高效实用两个方面。这其中，前者主要体现的是对资源产权的合法应用，后者则是体现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功能。自然资源的占有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表示所有者对占有权的拥有，从侧面来讲是社会对资源占有者的认同与承认。这个过程中，就包括三个基本情况：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合理合法。其中，前两种都包含有冲突的隐患，而最后一种则体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本质上来讲，对资源的经济管理体现的是社会的管理。我国从来都是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农业是立国之本。所以，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从来都是以农业生产资源为管理对象的一种管理行为。我国的农业社会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都是以小型、分散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村庄或者是小城镇为基础的社会稳定结构。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需要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思想来指导对应的管理工作。从秦汉开始，针对农业的经济管理的制度就已经存在，并且在持续发展近两千年之后都没有本质的变化。从经济管理的方式来讲，应该采用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于农业生产长期以来都是坚持重视对经验、实际和管理理论的应用的，因此在高级的管理过程中就要求管理者保持理性的管理态度，将自然资源的管理活动主体置于农业管理之上。也就是说，应该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经验之上，对之进行理性的领悟与创新。与西方的管理思想不同，我国的传统管理思想注重的整体，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形成对整个实物的观察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源进行管理，综合应用兵、医、农和艺来进行对比分析，形成农业管理的独特方式。在往复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小农经济是整个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两者的有效结合形成了传统的中庸精神。而体现在管理方式就表现在始终的稳步前行，以中和、适度以及协调平衡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这种中庸思想在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供求活动管理的重要影响
供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通常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以及消费四个层次。所以，供求活动管理工作应该涉及到：生产管理、流通管理、分配管理以及消费管理四个层次，涵盖经济活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安徽蚌埠市委党校 江海洋动的各个环节。在农工商三大行业当中，农业、手工业都包含在生产领域当中，这种产业与商业存在着产业基础的区别。《周礼》中记述了“九职”，其中前门四项职业就属于农业范畴，分别是指“三农”、“园圃”、“虞衡”和“薮牧”；而第五项则是指“百工”，这是手工业范畴；第六项则是指“商贾”，属于商业范畴。在我国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中，“生九谷”的三农、“饬化八材”的百工、“阜通财贿”的商贾存在着对等的地位，没有地位的差别。从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论中还可以看出，工商业与农业在春秋初期并没有所谓的本末区别。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手工业的看法发生改变源于孔丘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变化。该思想将对富贵贫贱与财富观念相结合进行讨论，并设立“足食”为根本，将粮食作为传统的财务。同时，将财富观念与义、利相结合进行讨论，形成了对应的财-利关系。在讨论的过程中，问题从价格引出：产品的价能生利，而利即为财，最终形成了价、利两个因素构成的价-利体系。价格产生利，而价符合义的同时也可能与义相违。这时，就形成了这样的义-利格局：合义之价-合义之利-合义之财；不义之价-不义之利-不义之财。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生利之道与生财之道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手工业具备生利的基本功能，因而被划归到了工商范畴。这样就出现了社会分工的基本范畴。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社会分工有着重要的作用，长期而片面的强调单一行业或者是抑制某一个行业，将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结构造成失衡的负面影响，破坏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苟况就曾表示，商业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尤为必要，南方、北方、东部、细部的物资都可以通过商业流通到中原地区，这将有利于“畜使”、“衣食”、“财”、“用”等，从而促进经济的整体繁荣。我国战国到西汉时期的经济管理政策就表明，在经济流通区域采用均输与平准两项基本措施将可以满足国家的繁荣发展。其中，均输就是“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达到“民齐劳逸”的目的；而平准则是指“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达到“民不失职”的目的。对于生产流通的管理方式，存在着经济干涉以及经济放任两种方式。而在实际的经济管理工作中并非简单的几个结论就可以对之加以定义。例如，经济干涉通常是从富国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经济放任则主要是从富民的需要来予以考虑。但是，富国并不是一定需要政府的干预，而且富民也并不是一定需要采用自由放任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在管理的过程中，若政府干预增加，则可以对应的减少自由竞争中出现的内耗，同样可以提高富民的程度。而且自由放任同样可以增加自由贸易中产生的交易数目，同样可以达到富国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由放任表面的是顺其自然，政府干预则表示令其必须。我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分别出现了一组对立的态度：儒家(伦理、放任、富民)——法家(法规、干涉、富国)，司马迁(放任、富民)——桑弘羊(干涉、富国)。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干涉与经济放任的具体理论的选择需要进一步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管理的重要影响
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管理的理解需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出发，对于其中任何一个政府而言，治理国家必须借助和管理对象——人，相关的几种资源来进行，诸如：人口资源、财力资源以及军力资源等。也可以将之归为非自然资源。在这里，我们以这些非自然资源为参照物，将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分为这样几个部分内容：财政管理、军费管理以及户籍管理。我国传统“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制度对管理方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延续千年的使用。传统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国家征收的赋税，它是社会生产进行分配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税收是生产后续分配的一项重要内容。单从税收的角度来讲，财政收入的使用属于社会劳动成果的再分配形式之一。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收入与支出行为被当作是源流关系的外在表现。因此，我国古代因此而有了“开其源，节其流”的说法，就是要在收入方面做到开源，在支出方面做到节流。这也是我国传统的财政资源管理的重要原则，保证财政资金能够达到最完全的生产效益。军费在财政支出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西周以来，军费就以“赋”的形式出现，通过“使自赋”的方式获得军用品。在农村实行(乡党)以及在军队实行(军旅)的形式，这属于典型的寓兵于农的基本管理方式，这在军队的构成与管理方面有浓厚的印记。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诸侯国所推崇的税收改革中都与兵赋的征收直接相关，依然是采用服兵役者自行准备军械装备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军费的来源渠道增加，从之前的护税、人口税等开始向工商税方向转移。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古已有之，政府的“小司徒”即户籍管理官员，该制度是税赋征收的根本。户籍制度发展到唐朝时出现了深远影响，开始实施两税法，采用“以见居为簿”的方式，也就是以现居地确立户籍，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需要缴纳的护税额度。
五、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国家货币经济管理的重要影响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将货币与金融结合起来。从供需关系及其管理的角度出发，货币金融管理就可以理解成为与供求关系以及管理制度与方式的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的矛盾关系。在我国传统的货币金融管理的过程中，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价格问题。就以官方价格而言，人们长期以来都是按照谷米的市价来进行定价的。这种方式本无可非议，但是自然而然的就引出了农业与商业孰重孰轻的问题，同时对两者的联系加以判断与厘清。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当中，货币管理的内容及其丰富。例如，春秋后期的单旗就针对之提出了母子相对论，极力推崇废轻而作重的思想理论，也就是说百姓所使用的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以官为中心。从现代货币金融理论来讲，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秦始皇着手对货币进行统一与改革，禁止私自铸造货币，开始实施了谷币专用的铸锻策略，这属于一种极端的货币管理方式。直到宋朝开始，出现了新的货币——交子，在元朝则出现了宝钞、明朝出现了银钞与钱，在市场上开始进行流通。到清朝之后，开始出现银钱。从以上的论述可知，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的货币金融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现代的货币金融是传统经济管理制度的延续与突破。当前社会的借贷与利息等经济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体现。从中国古代开始，高利贷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当时属于官府的一种行为和方式。但是，官府往往将之作为谋求私利的工具。所以，长期以来，经济难以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府利用高利贷来对百姓进行剥削。这种问题需要国家制定对应的政策予以解决。
六、以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为基础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现代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在传统的优秀经济管理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对那些优秀的经济思想管理精华进行总结、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科学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我国古代其实就有了比较成型、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尤其是在《孙子兵法》中，其蕴含了诸多的组织与决策方面的管理思想理念，而且大部分都属于经济管理哲学方面的思想。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对之进行了继承与发扬，实现了经济管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同时，邓小平还在其经济管理理论中着重强调了药对人类整体文明的成果加以借鉴和采纳，更加要对传统的文化加以重视。在利用的过程中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来对我国经济管理制度进行逐步完善，进一步加快我国现代经济管理理论的制度化，为我国科学的经济管理打好基础。这同时也是邓小平经济管理理论的精神支柱，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在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现代经济管理改革以及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管是在农业生产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也不管是在宏观经济治理还是微观经济治理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夯实基层经济单位的自力、增强经济的活动性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深入和成熟，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得到了全面的调整，各个管理部门、被管理企业以及各个管理地区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联合经营管理的方式实现了资源的综合有效利用，实现了共同发展。
传统经济观念篇2
一、价值的碰撞：营销理念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营销理念，指营销人员所具备的本行业特有的人文认识与观念。传统文化，指前人创造的具有延续性的历史遗产。所谓延续性是有些文化创立以后逐渐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独立出来形成的一种跨社会制度、跨时代的意识形态，即它能够影响当代社会制度及今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既包融着精华，又包融着糟粕。部分文化糟粕尽管失去了进步性，却仍然具有相当强的人文生命力。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的历史进程中，营销理念正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现代意义上的营销观念与传统民族文化进行着价值取向上的碰撞。
碰撞之一：市场意识向自然经济观念的挑战
市场意识，指社会公众对市场和商品的认识态度。在现代经济背景下，营销理念的首要内涵是参与市场、立足市场，以市场经济原则为营销行为的基础。这说明营销理念必须以市场经济规律为指针，才能推动营销事业，进而积累国民财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和向贫困挑战。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状态，至今很多地区仍然存留着小农经济意识。在农村，很多人习惯于躬耕垄亩，自养家禽，自植果蔬，以物易物，满足于单一结构的低水平生活消费。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这种自然经济观念对于人们形成超越物欲羁绊的观念，提高道德境界，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自然经济观念有其重大缺陷：自然经济注重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功利价值，主张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等，会促使经济运行服从于伦理要求而失去市场运行的活力。事实上，很多人正是受到自然经济观念束缚，自发排斥营销理念中的市场意识，并进行舆论贬低和行为抵制，极大地制约着营销事业的发展。
碰撞之二：竞争观念向平均主义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是促成市场营销产生的重要因素。竞争观念是营销理念的重要内容。目前，企业营销手段日益增多，市场营销竞争程度不断加剧。而传统文化中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平均主义观念却时时升腾于现实生活，阻碍着营销事业的扩展。我国的平均主义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典型的如儒家主张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等，集中表现了平均主义和一味寻求实适的观念，阻碍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培育，养成社会对“不均”和“不安”的恐惧心态，形成潜在的惰性，从而制约营销事业的发展。
碰撞之三：合法谋利意识向关系哲学的挑战
营销活动是按既定的制度进行的，营销利润分配有多种形式，而营销利润唯一源泉是公司利润，即营销网络中不存在通过人员争利改变既定制度的问 题，合法利润人人应该争取。而传统文化宣扬的“君子重义，小人言利”、 “君子固穷”、“君子之交谈如水”等 道德观念恰恰与其相停，使中国人过于 看重“关系”和“面子”。很多营销人 员唯恐伤及人和，不愿在亲朋中做业务，极大地缩小了营销市场范围，降低了营销效果。
碰撞之四：创业意识向中庸观念的挑战
很多营销人员承担着较大商业风险，恒久从事营销事业，并不断开创新 业绩。这对“抱朴守拙”、“养晦稻 光”等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念形成强烈的观念冲击。
二、文化交融：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的整合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中，营销理念也同传统文化发生着积极的相互影响，并形成文化上的整合。
整合之一：集体主义观念的共鸣
营销始终把关心爱护他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置于重要地位。营销网络激励人们注重合作，在此之上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盲目的绝对化的自由主义是为营销理念所排斥的。
像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精华部分一样，集体主义观念不能独立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作用于经济活动，而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连续地表现出来。经深，入观察不难发现，“以人为本”、“贵在人和”、“共惠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和营销理念中的集体主义存在着精神上的稠合，共同推动了营销事业的发展。
整合之二：以诚为本观念的同一
营销倡导“诚实为本”的理念，不容忍通过低毁竞争对手、商业欺诈和弱 肉强食等手段取得业绩。传统文化也极力推崇“人无信不立”、“祟德尚诚”、“诚行合一”等观念，认为人们应坦诚相见，相辅而行，建立诚挚友善的关系。显然，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在此达成了同一。
整合之三：以仁爱为共同真谛
营销提倡参与者以爱心和关心作为营销网络的润滑剂。营销制度普遍主张营销商应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使双方都获得精神和物质的享受，即双赢原则。而传统文化也大力提倡“仁”、 “义”、“敬天爱人”等儒家思想原则，并将其作为封建道德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共有的这种仁爱观念，能够相互推动，加速营销事业扩展。
传统经济观念篇3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法规体系的全面改造和建设在迅速涤荡着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残余，也在规范经济行为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着新经济伦理观念，这样，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强有力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机制和人们的行为、思想，将中国推入现代化的快车道。在与世界经济同步循环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包括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体系也在全面革新。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传统道德观念体系的崩解有其必然性，而现代道德观念体系及其机制的萌生、建设并上升到主导地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过渡（改革）时期的文化失范现象尤其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严重。这种过渡是必要的，充分解构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全新的建构，不加甄别地维护传统道德体系会增加新经济机制建设的难度，而且更加重价值困惑，滞缓改革开放的进度，而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拖延无济于事，反而使社会矛盾在累积中激化，增加现代化的成本与风险。我国改革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相互对立的现象（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而道德滑坡”的说法），事实上反映出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基础与滞留在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观念体系之间的冲突，在道德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看不到这种新旧交锋的实质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规律，一味强调经济与伦理的抽象对立，就会在这个社会重大变革期成为持消极道德（以抑制欲求和无所作为来独善其身）的被动主体，而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的主力军，甚至会慷慨激昂地站在社会进步的对立面去“卫道”，或随波逐流为道德失范现象推波助澜。同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和阶层分化，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一定时期还可能恶化，如果执政党自身对社会发展规律、现代化建设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执政规律的认知不到位，措施不得当，就可能出现失误，并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合理性论证和价值判断上陷入困惑，这样，泛伦理、泛政治色彩极浓的传统文化体系，以其强大的惰性和惯性，打着卫道的旗帜，数次成功地阻挡现代化潮流的历史悲剧可能再度重演，而最具悲剧性的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既不利于社会进步也无补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表明，现代化迟迟不能进入正轨而现代文化体系也迟迟不能建立起来，致使国家民族在贫穷落后的境况中动荡消沉，即使是一次次摧枯拉朽的革命也无法真正改变，因为即使是最崇高的正向的道德激情导向的革命的洪流也难以彻底消解超稳定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没有经济基础的实质性变革，“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不能阻挡封建意识在新外衣下的大爆发，普遍的现代观念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道德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体系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伦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根基，家庭伦理规范是社会伦理的雏形，形成了忠孝一体的维护等级制的传统道德系统，而且建构了内仁外礼的伦理哲学，以性善的假设为出发点，形成以人性理想向度为中心的成圣成贤的道德修养说，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路径建构了教化与德治相配合的道德政治乌托邦，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文化风貌和国民心理结构。这个主流的传统文化底蕴及其数千年的稳定结构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全面解体，从经济领域生发的新伦理观念开始祛退从理念生发的旧伦理观念，这是理想向现实的回落，也是现实的普遍水准的整体提升，观念的现代化只有在经济层面衍生才是真正渗透到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的现代化，是真正深刻的根本性的转变。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而经济伦理恰是这种紧贴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观念及规范机制，在中国文化体系尤其是道德体系的革新中有重要作用。始发于经济领域的中国改革进程引发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首先表现在经济伦理立足的基础的变革上：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商品经济观念、劳动致富观念、共同富裕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念、现代管理观念、劳动保护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观念、私有财产保护和个体权益保护观念、创造财富鼓励创新的观念、发展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观念、与时俱进的观念等等，由党的新思想成为民族的新思维，由上而下、上下互动，成功实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和平过渡方式。
经济伦理是现代道德观念体系的根基，这是与生产领域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现实相对应的，西方的新教伦理使勤奋工作积累财富成为新道德体系的基础，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新的精神支撑系统，这不是传统美德所能承当的重任，新道德观念只能在新经济中普遍生发，而新经济体制也只有在新道德观念的氛围中才能正常高效运作。现代经济伦理是体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中的各个具体环节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市场经济建构的基础，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影响着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投资、分工协作、流通、消费、管理、分配、工作态度、纪律等观念和机制，也从具体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效益观念、人才观念、信息观念、科技观念、质量观念、服务观念、互利互惠意识、平等观念、发展观念等中体现出来，并由生产领域进发到社会生活领域，成为现代人际社会交往（在物物交换中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体现的利益集团的关系）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性基础。而经济文化理念和政治文化理念的变革势必引发整个文化体系的转型，从而有力地促进中国深度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的新经济伦理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自然萌生的观念，它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和文化资源：资本主义现代化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现代性理念是刚步入现代化正轨的中国的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尤其是反对和清除封建观念、促进现代文明高效率发展的有效工具；针对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提供了目前中国经济伦理的基本的框架，尤其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命运和权益的深切关注、对真正的社会正义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的路径的探索，体现了经济伦理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的一面，构成经济伦理的最高理想层面；而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仍可“传而统之”的理念，与后现代主义反思现代化的一些观念结合，也可成为新型现代化模式探索中的新理论支点，对信息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平衡、对生态文明建构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对全球化背景中激烈的价值冲突的缓和，皆有重要意义；另外，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积累和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可资鉴，东方文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的经济腾飞与文化变异，对我们更为切近，如“亚洲价值观”、日本现代管理思想、韩国企业文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现代经济伦理观念，都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总体上来讲，经济伦理有以下几个特点，使其对整个传统道德体系形成强烈冲击，形成现代道德体系建构的出发点。
首先，经济伦理是以承认人性（尤其是人性的自然性向度）、尊重人权、重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为前提的，这与现代性一致，集中表现在对人的欲望和需求的肯定，需求是生产的动力，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断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这一价值取向使现代道德观与抑制人性、将欲望视为洪水猛兽、以清心寡欲为道德修养的第一要务的传统道德体系严格划分开来。而人性的现实形式就是人的需求模式，人的需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的，也因个体的差异而多彩，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迥异，是构成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对现代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很有解释力，也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人性的现代共性，但对东方人的现代观念系统还是无法全面覆盖，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探索新的现代化路径的同时也探索着新的现代文化体系，经济伦理可视为一重要起点。在工商文明成熟的基础上现代社会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更体现出其顺应人性自然趋向的特点，旧宗教和旧道德致力于从动物层面提升人，用神和圣的标尺去规范人，做到极端时，都是非人的。而工商文明发展初期，以物的尺度来衡量人，人欲横流，物欲膨胀，将人降低到动物和器物的层面，这也是非人的。高科技时代科技理性统治格局形成，机械性文化标准苛求着肉身性的人，文化不适应、社会不适应症的群体急剧扩展，这当然也是非人的。而当代经济伦理在物与神之间坚守人性的尺度，在凡人常事中确立行为规范，在追逐社会发展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寻求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方向，在满足人的需求同时调和人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在顺应人性的发展的自然倾向的同时也导引着人性的健康发展。
其次，经济伦理以功利论为基础，注重行为结果的效果和效率，追求个体的幸福和社会正义；而传统伦理往往以道义论为基础，而传统道义论又以抽象人性观念为基础，注重动机的合理性，往往将义利分离甚至对立，这样，崇高的道德往往与个人利益的牺牲联系在一起，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往往抹杀个体权益，这与以保护个体利益为前提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现代化发展早期是有强大的积极效应的，是冲破传统观念樊篱的先锋，也是现代观念体系的基石。从行为结果而不是动机来判断行为的意义，这与科学实证精神是一致的，功利的量化分析和经济表达形式使伦理从抽象的道德境界转化为具体的功德无量，实实在在地推进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只有独立的成熟的个体才能构成健康的集体，个体的自觉能动性、个性和才能的充分发挥是社会高效率发展的前提，个体合理合法权益的保障和实现是社会正义体系建构的基础，个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不断普遍扩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而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不能在严厉压抑个体的传统文化的惯性的影响下走向极端，连个人、个性、人权等也忌讳起来，不自觉地又落回传统巢穴，这会给现代文化体系的建构造成严重障碍。
第三、经济伦理是现代道德的典型形式，突出了道德的具体性、应用性、平民性、普及性和实践性。传统道德体系建构在抽象的心性论基础上，以宗教伦理（升华）、政治伦理（强制）、家庭伦理（普遍）的形式表达出来，是调节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有重要地位，而现代道德体系中立化倾向明显，其作用也逐步淡化，主要是自省自律，突出了在法律底线之上的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性，不以自己的情感态度左右和干涉他人的事务，也成为现代道德的重要内涵，同时伦理道德的影响范围又在扩展，不仅调节人际关系，也增加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等新内涵，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传统道德突出“礼”，“故学致乎礼而止矣，夫是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而“礼”的内核便是维护等级制，传统伦理是君明臣忠民顺之德，道德规范的等级性严明，为专制统治服务，而现代道德是基于陌生人之间平等自由交往关系的行为规范，事缘核心的伦理替代了血缘核心的伦理成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个体能力替代了既定身份成为人在现实社会发展的起点，道德观念体系因之发生根本改变。经济伦理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明确划分，亲兄弟明算帐，私德公德分明，打破了传统道德体系以亲情原则推扩公共行为规范，以私人道德修养来维系社会伦理的封闭循环圈。传统的管理模式以传统人际关系（私人关系为核心）为基础，社会关系也往往以拟亲情形式出现而纳入等级，而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是以现代人际关系（公共关系为核心）为基础的，亲情关系也渗透社会化内涵，社会规范替代了血缘伦理成为行为的观念支撑，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行为准则分离甚至背离。传统道德推崇圣贤之德，而经济伦理是百姓公德，平等互利是其核心原则。现代道德不再执著于“圣人”“完人”的高线目标，而是踏踏实实地建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底线伦理和新型家庭成员关系的新规范，这些具体的观念和行为变化不再只是思想文化界的空洞喧嚣，而成为百姓时刻亲历的心理冲突和行动范式，因而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内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第四、传统道德理想的实现途径是通过个体道德修养逐步外化形成德治社会，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逻辑下，个体道德是道德社会形成的前提，而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无私”，圣人的最高境界是“无知无欲无功无名”，这样个体权益的自觉放弃、牺牲和转让成为社会成员的美德标准，个体性的压抑是社会和谐的必要代价，从而形成静定保守的社会僵局。而现代道德体系是以个体利益合理合法地实现为前提的，只要不影响他人利益，个体可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理想社会是以更好地保障个体自由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是以更好实现个体权益为目标，自私自利的个体捍卫自己权益的过程便是社会正义体系形成的过程，在这种逻辑下，个体的“道德”（以放弃为路径的消极道德）反而会纵容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长期存在，而促成了不道德的社会或不合格的制度伦理。因此，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绝不是传统美德所能涵括的，传统道德的某些要素可能还会获得现代内涵而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框架则必将打破，而突破口正是现代道德体系的入口：利益。经济伦理正是从利益出发的道德，它在生产观念（如不断扩展的社会化大生产观念）、流通观念（如重商意识市场观念）、分配观念（如重视机会平等而不过分强调结果平均的观念）、消费观念（如合理消费是生产动力的观念）等等方面的新建树给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根本性冲击，构成现代道德新内涵。
道德体系的革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一个重点，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摩尔小姐（新道德）本来是并提的，而且大众观念的变革总是从道德观念的革命发端，民主需要血雨腥风的革命奠定基础，科学需要学贯中西的精英去启蒙和普及，而道德革命却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层面由大众完成的，有着超前的观念和滞后的行为模式的新文化英雄们并不能代劳，有着改天换地、扭转乾坤势力的政治英雄们也无法左右，道德的变革既是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先兆也是其产物，而这样的革命是更深刻层次的，影响着整个文化体系的走向。经济伦理不仅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步入现代化正轨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观念体系的重要支点。
经济伦理改变了社会发展观念，传统伦理以维持既定秩序为主要目标，把“天下大治”、“永保太平”作为最高目的，完全沦为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为保证一家之私天下千秋万代，在经济上崇农抑商，自觉消灭新生生产力萌芽，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抑制民间势力增长，阻挠市民社会形成，在思想上奉行一元正统观念，绞杀现代启蒙思想，最后成功地抑制了内部的否定性和反抗性，人为地延长了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统治，形成社会停滞的、消极的一潭死水式的稳定，这种不惜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来促进稳定，使中华文明在近现代这个环节落伍，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是一部屈辱的近现代史的内因，一味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而不作深刻的文化自我反思，与事无补。而经济伦理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持积极态度，以发展促进积极的稳定，以稳定作为发展的条件，而且不仅探索高效率发展之路径，也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就为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着观念基础。
伦理是工商文明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工业化的印记和商业化的印记，经济伦理的工业化特征使其行为的复制性、规范性较强，道德法制化的倾向明显，忽略了心性的修炼，伦理精神的内向探索减弱；经济伦理的商业化特征使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成为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一切“不经济的”“无市场的”“不时尚的”“低效益的”的东西都成为被排斥和淘汰的，道德行为可成为信誉资本，信用投资信用收益使道德成为市场上的卖点，道德在“低俗”的生产领域和市场体系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言犹在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9页）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义与利统一，道德动机与效果统一，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义务与权利的统一等，这些道德理想在侧重后者的基础上开始趋近现实。
经济伦理是市场经济的直接观念基础，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济伦理的观念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丰富起来的，如契约意识、合同观念、质量意识、服务意识、顾客本位观念、营销艺术、消费心理研究、互惠互利原则、环保意识、科技人文化趋势等，都可能作为经济伦理的观念雏形。诚信是经济伦理的基准线，诚信的机制化建设是经济法规及法制化社会建设的起点，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组织、运营、扩展，市场的开发、占有、巩固、体系化等，皆与诚信的机制有关。市场经济打破了血缘、地域的界线，也淡化了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规则的共通性强化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促进着在多元价值观冲突中的全球伦理的形成，促进着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理念的沟通和交流，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和平与发展前景有重要意义。
经济伦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先导。经济伦理不同于表面化和表演化的政治伦理，它更真实、更直接地反映了普通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规律及规则，这种真实性使道德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的真正进步成为可能，也使政治淡化了情绪化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理性内涵。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经济伦理正是经济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点，而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是被遮蔽的，尤其在道德观念中。经济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给伦理文化带来了新气象，传统道德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悲壮情怀更多地被达成心理平衡的慈善公益事业替代，个别人的与心性修养联系的高风亮节（高线道德）让位于不断机制化的公民道德（底线伦理），以规范思想为主转向了以规范行为为主，（行为失范而心性束缚是传统社会的特点，思想自由而行为规范是现代法制社会的特点），这样既为法制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的心性自由拓展了空间。
经济伦理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观念基础。盲从的子民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成长起来的独立的成熟的公民才是民主政治的主体。独立才能自主，能自主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个体独立的前提是经济上的独立，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才会有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维护是市场经济以及新经济伦理的基本准则，这就决定了个体本位的观念成为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理念。经济领域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规律驱逐了空头政治的繁文缛节，现代企业的产权机制、经营机制、管理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启示，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府在逐步形成。发展成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的阶段性标志。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日见明显，经济利益的平衡是政治权力互相制衡的基础，因而社会民主的深度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在经济民主、学术民主、社团民主、家庭民主、生活民主的逐步推动下，政治民主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和程序化的形式，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进入正轨。
传统经济观念篇4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传统观念;变革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40-02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化则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社会发展对农村提出的必然要求。《城市规划基本术语》将城市化定义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又称城镇化、都市化。”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乡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对未经历城市化过程的农村社区产生巨大冲击。总之,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本文中的传统观念,指的是中国农民受我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及儒、道、佛等影响而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及行为准则,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延传至今的思想意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影响人们的行动。它既包含当今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文化的精华,也包含我国封建文化的糟粕。鉴于此,将其内涵根据感彩分为三部分:褒义部分,也就是前文中的“精华”,即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中性部分,包括民风民俗等;贬义部分,也就是前文中的“糟粕”,如封建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形形的封建迷信思想等,已成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障碍。与“传统观念”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现代观念”,它在本文中指的是以发展经济、促进城市化为目的的各种观念。
1农村各种观念的变革
从本文的研究角度出发,可以将中国农民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受长辈、环境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部分,他们是本文中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和表现载体,主要是中老年特别是老年人;二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的部分,他们是现代观念在中国的首批承担者,主要指中青年一代如“80后”。
农村城市化的内涵是全方位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普遍接受了城市文化,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城市化进程的需求相适用。相对于经济(可称为城市化中的“硬件”部分)的发展速度,观念(可称为城市化中的“软件”部分)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美国社会学家w•奥格本称之为“文化堕距”:“物质文化”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就非物质文化而言,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者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变迁。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农民观念的现代化,相对于如何促进国家“硬件”设施的现代化,难度更大。
1.1经济观念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是中国历代朝廷和政府长期向人民倡导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它根植的丰厚土壤,这就是农民身上那种满足于温饱和勤俭节约的经济生活态度。中国农民受儒教和道教的影响,认为生存的理想就是温饱。
在理财方面,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有以下几个误区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是节俭生财。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如果现在还秉持节俭德理财习惯,实在是滞后于时展。节俭本身并不生财,并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这会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理财的关键是开源节流,只靠节流,并不能达到目的。二是先要有足够的钱,才有资格谈投资理财。但事实上,影响未来财富的关键因素是报酬率的高低和时间的长短,而不是资金的多少。现实生活中,个人理财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三是只有把钱放在银行才是理财。目前,储蓄仍是大部分农民的主要理财方式。这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储蓄操作简单,风险小;二是由于农民缺乏相应的投资知识。
在消费方面,节俭是我国农民的招牌特征。他们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并且必须首先从收入中扣除一定部分的储蓄,以防生活中的不测风云,余下的才会用来消费,这一方面与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各项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关,但主要还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传统消费观念还带有禁欲主义色彩,主张温饱即可,反对人们超越温饱层次的进一步消费。
1.2教育观念
中国文化光辉灿烂,与我国人民很强的教育意识是分不开的。我国人民向来注重教育,孔子的身份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他提出了“礼”、“乐”、“射”、“弈”、“书”、“术”等教学内容,坚持性善论,认为如果不对幼儿加以教育,其善良的本性就会发生改变。但是,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对孩子教育的注重多发生在殷实之家,贫困农民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少。二、只重视对男孩子的教育,不重视对女孩子的教育。
对教育的投资,其收益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孩子受教育时,父母很难从中得到利益。这是许多目光短浅的农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学的原因。但是,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农民的教育观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的理念在他们的心中得到了强化,现代农民以孩子为中心,普遍的想法就是要让孩子接受教育,至少是让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
农民教育观念的转变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降低了我国文盲率,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客观上农民通过教育流入城市变为城市人,是城市化的一条不显著的道路,这是前文中提到的农村进行城市化的途径中的一种。
1.3政治观念
中国农村是一个传统社会,在这里面,亲情、血缘关系、宗法制度、风俗习惯等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人们按照族系、辈分、年龄划分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古代的政治权利或者社会权利,主要是由一定部落和社会组织中的长者来行使的,这是在许多农村中“老人政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普通农民受长期被统治的习惯的影响,极少参与政治。虽然农民具有功利意识和经济理性精神,但他们捍卫和实现自己功利和利益的途径却又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样,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使农民在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在政治中的表现就是自治能力和民主意识和缺乏。
现在,农民经过各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关心时势,开始对国家大事、领导人、政策评头论足。民主政治的观念深入民心,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选举,有时候他们对选举的热情导致了“贿选”现象的发生,这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手中的选票因为他们的关注而有了分量。如果填写选票时随随便便,贿之何用?农民主人翁意识的提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通过打官司等合法途径。
2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分析
第一,我国农村正处在向城市转化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一些传统观念也随着发生变化。在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些农民工中大部分是中青年劳动力,而这部分人在传统农村社区中正是农田劳作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中有的人是在农闲时进城务工劳务外快,有相当一部分人却是将进城务工当作主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人长期在外工作,见多识广,耳濡目染,相对于家中的老幼妇孺而言又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是农民工第一批受城市化进程影响,接受新观念、质疑并背叛农村传统观念的人群。而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家长、户主,他们观念、行为的“时髦”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他人。这是农村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新闻媒体的普及,给农民提供了另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他们看到了另一个与他们居住环境完全不同的缤纷世界,这个世界中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对他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为他们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贫困的条件下,一方面农民没有条件实现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另一方面,他们信息不通畅,不知道有怎样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供他们去追求。现在生产力发达了,物质财富丰富了,而广大农民通过这个窗口又能看到他们追求的目标,享受的天性自然会得到复苏和张扬,去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高雅的精神生活,追求现世的幸福、今生的乐趣。较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往往同较高层次的价值观念相联系,于是现代观念在农民追求富裕的快乐中撼动了他们脑海中的传统观念。
第三,义务教育普及,农民文化水平提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小学入学率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经过历届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到2005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地区的人口覆盖率已提高到95%,小学入学率达到99%,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一方面,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有利于扫清他们传统观念中的迷信思想,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将科学技术应用到劳动中,提高劳动效率,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农村城市化。
综上所述,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文明通过多种渠道传递到了农村社会,城市的价值观和新风俗开始影响农民,对农民的传统观念发起了冲击,中国农民所信奉的传统观念也就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
3传统观念对城市化和经济的影响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信”、“义”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传统文化中关于“信”、“义”的故事不胜枚举,它使人们能够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法律法规,诚信合作,抵制各种欺诈行为;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人们具有同情心和良好的社会公德,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软件”环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与现代社会要求的“终身学习”观念相呼应,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另外,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人的影响产生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必然使投资者舒心,经营者安心,消费者放心。
其次,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则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传统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受此观念影响的人往往把社会工作分为三六九等,看不起“低级”的工作,特别是服务行业,这也是第三产业在我国长期得不到长远发展的原因。“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闲事莫管,无事早归”使人们缺乏社会责任心,只求个人利益,将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进而产生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齐的思想。这些消极的思想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民自身的发展,所以更要摒弃和消除,只有这些腐朽的思想消除,才能使经济发达,社会和谐,国家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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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观念篇5
近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水平不断论文联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广泛实行，农民的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极端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我们看到了成效，但同时，在社会转型时期也需要我们去了解农民的生育观念的新动态，并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农民当下的生活生产方式。
一、农村生育观念的现状
（一）生育观念的界定
对于生育观念，早就有很全面的界定，比如，“生育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人们对于生育的目的和意义的观念，即‘为什么要生’的问题。第二，人们的性别偏好，即‘生什么’的问题。第三，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即‘生多少’的问题。第四，人们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即‘成为什么人’的问题。”
笔者仍然需要对这里所要讨论的生育观念进行界定。这里所讨论的生育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生育目的意义、性别偏好以及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
（二）农村生育观念现状
笔者通过对河北地区部分农村的调查了解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虽然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存留着传统生育观念的痕迹，但是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日渐转变。笔者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说明：
1．生育子女的数量观
农民开始主张少生优生。笔者在调查中发现，90%的人认为多生孩子对自己没有益处，反而造成严重的家庭负担。大多数农民认为理想的生育数量是两个；部分刚结婚的年轻人的生育选择与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一致，选择只要一个孩子；基本没有不要孩子的情况出现。
2．生育的性别偏好
农民的性别选则发生变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当下，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村民的理想的性别选择是一儿一女或者是两个女儿；选择只要一个孩子的村民认为性别无所谓，男孩女孩都一样。
3．生育的目的
农民生育不再为“养儿防老”。大多数农民在调查中都表示，现在条件好了，村里都入了新农合和新农保，自己老了都不用子女管了。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老了以后仍然能和自己的另一半独居生活，子女住的离家近一些有个照应就好。由此可见，农村人的生育目的也在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二、农村生育观念的新变化
为了说明农村生育观念的变化发展，笔者认为十分必要将现在农村的生育观念与传统生育观念和新型生育观念分别进行比较。
（一）与传统生育观念的比较
“所谓传统生育文化，就是指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集体创造出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有关‘生’与‘育’的种种社会现象，以及一系列的有关的操作方式。”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结构为经济主体，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劳作。同时，传统生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封建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对传统生育文化产生决定性的深刻的影响。因而，可以将传统生育观的特征归结为多生多育，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等。
与传统生育观念不同，当代农村人的生育观念由于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首先，在生育子女数量观上，传统生育观念的核心是多生多育；而当代农村生育观念则是少生优生，最多两个孩子，打破了多生多育的传统观念。传统务农和家庭体力劳动基本靠的是壮劳力，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男劳动力的需求，在传统社会是农民要生孩子（特别是男孩）的一个强烈动因。
对比起来，当代农村的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农业经济单一发展模式，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来自土地，更多的人进入村、乡镇、县里的厂子或企业，工人固定工资成为其主要收入，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弱，反而生育子女过多的家庭会有比较严重的经济负担。
其次，在生育的性别选择上，传统生育观一直存在的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偏好被逐渐弱化，当代农村生育观中无性别偏好。
传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偏好，同时，传统的伦理思想认为只有男子才能顶门立户，因而要传宗接代，必然偏好生儿子。在这种观念下，由于村落文化中的趋同性压力导致一个人如果不能生育或不能生儿子，那将是最大的不幸，这个人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讥笑和鄙视。
然而，当代农民的思想不断放开，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的观点，尤其是青年一代。由于受到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的巩固和扩展，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中弱化了对性别的要求。很多村民生育的理想状态是能够生育两个，一儿一女的平衡状态；只生育一个的家庭认为“男孩女孩都一样，女孩也是传后人”；甚至，有的人认为，“要生就生女儿，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生女孩是投资，生男孩是赔钱”。
再次，在生育目的上，当代农民摒弃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生育子女成为一种亲情的满足。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一般把传宗接代作为生育的主要目的。在古代社会生育的另一个目的是养儿防老。民间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俗语。在传统农村，人们丧失劳动能力特别是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后，照顾老人一类的服务除了依赖亲人以外，找到其他途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需要多养子女，以确保以后对自己进行赡养。
相比起来，国家近年在农村推行的新型农业合作医疗保障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机制颇有成效，很多村民表示自己老了以后不需要子女照顾，住的离家近些就好。还有些老人认为，与子女同住太不方便，而且事情太多很是烦人，倒不如自己过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生命的一个延续，他们好就是对自己好。
最后，现世伦理成为一种新的农村生育观念的核心，取代了传统生育观中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的生育道德。传统农村的生育道德中以家族为中心，生育是为了家族、宗族的延续，多生可以使家族更加兴旺、繁荣。传统生育观念普遍认为，如果在村里谁家的儿子多，谁家在当地的势力就大，不会受人欺负，也就造成多生多育。
笔者所说的现世伦理是指，人们的生育目的由家族为中心转移到自己的生活上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追求更好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反对会令他们生活水平下降的“多生多育，多子多福”。在调查中，笔者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生孩子，一个两个就够了，政府让生也不生那么多了，负担太重，养不起啊！现在的日子就挺好，生活挺富裕的。（这家只有一个孩子）”、“今后，老年人有养老保险了，不需要养儿防老了。”
（二）与城市新型生育观念的比较
笔者这里所说的城市新型生育观念外延比较狭窄，主要指城市中的少育型和不育型的生育观念。与这种生育观相比，当代农村生育观念仍然带有传统观念的痕迹。
首先，当代农村生育观念中基本没有不要孩子的情况。这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密切相关，农村人仍然或多或少地秉承着传统观念中的血脉延续和社会继替观念。城市中的“丁克”家庭是一种很极端的生育选择，很多农民都表示接受不了。
其次，大多数农民选择在生育一个和生育多个子女之间的平衡，理想生育状态是两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这虽然弱化了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但也体现了一定的生育选择，与城市新型生育观念中的“男女无所谓”有很大的差距。不过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
转贴于论文联盟
总之，笔者认为当代农村生育观念中和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现代新型生育观念中比较极端的部分，特别是在转型时期农民们在生育选择上力求平衡发展。
三、影响当代生育观的主要因素
虽然计划生育政论文联盟策长期实行对于当代农村生育观念有很深的影响，但是，笔者这里重点想谈一下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保障因素对当代农村生育观念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因素
笔者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生育观念的影响很大。正如前边所说，当代农村已经不再是传统农业单一发展的旧农村了，而是多元化发展、多层次就业的新型农村。笔者所调查的村庄中，很多村民都到县里、乡镇企业去上班，农业作为副业或将地承包出去只收租金。
从生产力水平上来说，引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生产力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人们的观念越倾向于早育、多育；反之。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人们的观念则越倾向于晚育、少育。随着当代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的要求都有所提高，对生育的需求自然也就降低了。
从消费水平上来说，可以引入代际财富流理论，在中国农村代际财富流是向下的，经济发展促使生育成本较之以前提高很多，这也抑制了父母生育多个子女的意愿。在农村仍然存在“生儿子得给他花钱盖房子、娶媳妇”的观点，生的孩子越多家庭花销越大，家庭的经济负担越重，父母为了过好日子不得不自主选择少生孩子。但也由于传统思想中的血脉延续以及亲情的满足，农村家庭仍然希望能够生育两个子女。
（二）社会保障因素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大力实施也是促成当代农村生育观念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障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障的实施，使大多数农民弱化了“养儿防老”的观念，而近年出现了老年人自养的养老模式，也为农村生育观念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养老模式的参考。农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就没有必要生养更多的子女作为自己养老的保障了。
传统经济观念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创新发展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宣传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推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也随之发生各种新的变化。因此，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应当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坚持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我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发展，必须是以为人民服务、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能改变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今后我国将对外更加开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将随着我国这种发展的需要将发生必然的发展变化。这样，反映基本经济政治体制变化的伦理道德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必须进行现代转型，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
那么，如何适应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如何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伦理道德，在发展原则上，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适应；在现实形态上，应当有哪些新的内容；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应当制定哪些新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是说，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的道德观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这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也是道德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代替了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德观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深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的道德观念也在逐渐取代旧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受到挑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例如，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工作效率、开拓创新精神、平等竞争、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等新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实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它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和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社会效益，实行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着缺陷，由于市场经济是利益竞争的经济，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实行宏观调控予以保障，同时还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规范来保证；由于市场经济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它要求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化，它要求广大公民自觉遵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若干负面效应，它要求广大公民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面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必须加快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并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不断提高广大公民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
（三）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是避免伦理道德失范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以公民道德建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社会道德风尚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人们崇尚科学，诚实劳动，积极工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建立健全，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规范还未真正建立健全起来。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所面对的是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各种思潮的交错起伏和相互冲撞，面对的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历史急剧转折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精神领域和道德领域。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潮和一切以个人特殊利益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思潮，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必然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这种局势下，在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道德失范问题。
当前，我国道德失范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偷税、漏税活动屡禁不止；社会信用紊乱，不守合同、商业欺诈、逃避债务现象相当严重；企业财务失真，做假帐、搞多本账，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问题仍然存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损害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并在道德建设实践中依据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措施、新办法，在道德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新的规范体系和新的道德机制，以解决道德失范的问题。[]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必须看到，“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思想保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各族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支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是推动时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重要的品格。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的范畴。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要求，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是非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准则。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才能引领社会风尚，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良好的道德规范。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自觉追求。
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科学体系。从内容上看，这个体系既全面完整又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从特征上看，这个体系充分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从作用上看，这个体系把我们党倡导并着力推进的主导价值理念提升到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层面；从文化学的层面看，任何文化都是民族文化，任何文化体系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体系，任何文化模式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模式。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如何，它的结构、内容、功能、特点如何，反映着该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它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正是当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东西。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命所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民族之根本，一定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则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凝聚为一个民族的根本之根本。因此，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必须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坚持和发展民族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观，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解放更新。与之相伴随，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等等，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新世纪新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至为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疑聚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
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充分利用其先发文明优势挟带着其核心价值观向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起冲击，如果我们不坚持、高扬和发展我们的主流文化，不坚持、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凝聚力和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凝聚力就会面临着被削弱、被消解的危险。因此，我们在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是要在加快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的重点难点
在推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不仅要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要进一步深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理解和认识，在深化理解和认识中求创新、求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新观念、新内容，这是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的重点与难点。本文认为，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尽快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建立健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使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一）培育和确立新的道德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主流和大趋势，从根本上已取代了原来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变化，对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社会的道德影响和人们观念上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以来，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人们普遍倡导新经济概念、倡导知识经济。在这种背景下，道德概念必须适应这种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伦理观念创新和发展势在必行。在传统观念中，道德是人文精神的核心，远离经济。事实上，道德也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是运用实践精神把握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一种知识经济。因此，必须把道德知识经济融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去。要把道德知识经济融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当务之急是需要尽快培育和确立一些新的道德观。
（二）培育和确立现代产权伦理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现代产权概念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步重视。现代产权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伦理的核心和基础。现代产权伦理不仅作为企业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且也是调节人们之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应当看到，现代产权伦理既是一种制度伦理，也是一种行为伦理，它主要由产权占有伦理和产权使用伦理、产权收益伦理和产权交易伦理构成。因此，培育和确立现代产权伦理观，不仅是我国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三）培育和确立健康消费伦理观
在当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市场化行为逐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消费领域，人们对消费的观念、行为、风俗、心理等需要进行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这种消费价值判断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并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行为，是消费文化的核心。因此，改变陈旧消费观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伦理，培育和确立健康的消费伦理观不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它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根本。
（四）培育和确立现代行政伦理观
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行政伦理问题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逐步引发人们的重视。从行政伦理的价值要素看，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廉政，价值核心是勤政，价值目标是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由此可以认为，行政伦理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处于高级层次。从行政范畴看，行政伦理应包括行政理想、行政技能、行政义务、行政纪律、行政作风、行政良心、行政荣誉、行政态度等。因此，培育和确立正确的现代行政伦理观，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增强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拒腐防变能力，也是我国当前实现党政机关公务员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
（五）培育和确立现代自主自立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场竞争的意识逐步增强，伴随而来的人的主体意识也日益增强，特别是独立自主的人格观念日益显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必须看到，与传统计划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或集团，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法人实体，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可谈。因此，培育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自主自立观，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实践中，社会成员自主自立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
（六）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
发展市场经济，对每一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遵循市场运行规则，严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仅是法律法规上的要求，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大量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正当利益的维护，都要靠有一个稳定而公正的法律秩序来保证。否则，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把法治意识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中来，不仅需要，而且完全必要。因此，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不仅有助于市场各经营主体重视经营信誉，严守法律合同，严守信用，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七）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便形成了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导向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伦理道德的内容和规范是不断变化的。创新和发展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付诸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传统伦理道德转型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从不同领域看，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依据不同情况特别是要依据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判断。这种消费价值判断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并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行为，是消费文化的核心。因此，改变陈旧消费观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伦理，培育和确立健康的消费伦理观不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它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根本。
（四）培育和确立现代行政伦理观
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行政伦理问题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逐步引发人们的重视。从行政伦理的价值要素看，行政伦理的基础是廉政，价值核心是勤政，价值目标是培养和完善行政人格。由此可以认为，行政伦理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处于高级层次。从行政范畴看，行政伦理应包括行政理想、行政技能、行政义务、行政纪律、行政作风、行政良心、行政荣誉、行政态度等。因此，培育和确立正确的现代行政伦理观，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增强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拒腐防变能力，也是我国当前实现党政机关公务员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
（五）培育和确立现代自主自立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场竞争的意识逐步增强，伴随而来的人的主体意识也日益增强，特别是独立自主的人格观念日益显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必须看到，与传统计划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或集团，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法人实体，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可谈。因此，培育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自主自立观，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实践中，社会成员自主自立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
（六）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
发展市场经济，对每一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遵循市场运行规则，严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仅是法律法规上的要求，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大量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正当利益的维护，都要靠有一个稳定而公正的法律秩序来保证。否则，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把法治意识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中来，不仅需要，而且完全必要。因此，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不仅有助于市场各经营主体重视经营信誉，严守法律合同，严守信用，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七）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便形成了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导向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伦理道德的内容和规范是不断变化的。创新和发展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并付诸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传统伦理道德转型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当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
传统经济观念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道德重建
当前，一方面，人类社会全面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和文化价值观念迅速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中西思想道德观念的冲突、碰撞和融合；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不仅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伦理观念也为人们所冷落，新旧道德观念陷入碰撞和冲突之中，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失范、道德困惑和道德信仰危机。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我们必须自觉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这既是科学地批判吸收儒家传统核心价值的精华，又是科学地分析和解决我国新时期道德生活领域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和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新秩序的唯一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与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道德批判向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转变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深刻地阐述了道德的起源、本质等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出生、成长于基督教神学道德观念支配下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早年的道德观念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神学道德观，而道德批判则是他考察社会历史的根本模式。他在中学毕业之际论述奥古斯都元首的作文中指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然而，脱离了经济基础的单纯的道德批判并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现存世界。此后，马克思逐渐地超越道德批判，并继而超越宗教批判展开了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从而深刻地揭示了道德产生的社会生活根源和经济基础，这意味着唯物史观的创立、成熟和完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仅仅局限于宗教观念批判的做法，而提倡从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揭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揭示道德作为精神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所奠定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解决了生活与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揭示了道德作为精神生产的本质。
以唯物史观为原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地论述了道德的起源，揭示了道德的阶级性、历史性和主体性等基本特征。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不仅揭示了道德现象本质上是现实物质生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揭示了道德的起源，还揭示了道德的历史性、阶级性和主体性特征，阐述了任何道德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阶级或一定民族国家主体的特殊道德。
由此出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道德论的形而上学性和唯心的神秘主义性质。在他看来，费尔巴哈的道德论之所以贫乏，是因为费尔巴哈撇开人的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并试图以抽象的、超阶级的爱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费尔巴哈的道德论之所以是空洞的，则是因为它否定了道德的阶级性、主体性及其历史发展。费尔巴哈自信他的爱的宗教是解决一切社会生活困难的强大推动力，然而对他本人却毫无结果。究其原因，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总之，正是在批判封建基督教神学道德观和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释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基本特征，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可以说，这种科学的道德观是我们分析任何时期道德现象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科学批判吸收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思想前提。
二、我国新时期道德信仰危机及其根源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经受了无数次的挑战和洗礼。中华民族在艰难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对涌入国门的各种思想文化观念不断地甄别、选择，最终选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
传统经济观念篇8
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道德问题
1.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丧失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其基本思想是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德教为先、修身为本、推崇仁爱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当然，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其中一些道德准则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并不能正确的认识，他们鼓吹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全盘否定，大肆渲染其中的不足之处，对其中优秀精华部分只字不提，完全抛弃了传统道德观。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完全打破传统的道德观，建设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用全新的道德观念认识评价当下社会；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在经济发达的同时道德体系也是完善先进的，我们应该将道德标准全盘西化，只有全盘学习西方才能让我们快速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道德问题。
2.西方道德观念对我国道德体系建设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确立和不断发展，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加深，一些西方价值观念的传入，人们的传统观念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第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发生冲突。封建社会两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家长制的社会等级制度等，让中国人形成了以集体利益为重、注重整体的观念。但是，市场经济寻求效益的最大化原则，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第二，仁义为先与个人利益至上的两种观念发生冲突。中国传统道德观历来崇尚仁义为本，而市场经济中个体之间是竞争关系，个人往往不择手段谋取利益。第三，德治理念与法治理念发生冲突。中国传统道德认为，天下为有德者居之，治国当以德为先。而市场经济国家一切事物运行应以法律为基础，依法治国。西方这些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的出现，阻碍了我国道德体系建设的经济快速发展。
3.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体系建设失衡
改革开放30年来，开放的市场环境，合理的政策支持，正确的经济策略等使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入，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是，道德体系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两者发展呈现不均衡的态势。近年来，国人的道德和公德意识可并没有像经济发展那样快速提高，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诚信缺失、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等现象开始出现。这些不道德现象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道德底线，并在全社会范围造成了不良的气候。经济发展与道德体系建设发展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的不健康发展又内在的影响了道德体系的完善，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模式，两者失衡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4.道德体系建设监管体制缺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足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德治，讲求以德治天下。受德治传统思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的影响，目前我国的道德体系建设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监管体制，基本上是一种区域型的自由建设局面。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需要和现行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各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埋头发展经济，而忽视了道德体系建设。而且，政府缺少负责道德体系建设的专门部门，一般是几个不同的部门共同管理这项工作，这就导致了部门之间权责不清，互相推诿，政策执行力低下。最终造成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足，无法进行综合的协调建设，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也造成了道德体系建设配套资源的浪费。
二、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道德体系建设的对策分析
1.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在整体上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超时空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道德文化，其中既有精华部分，也有糟粕。同样，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有同样的特征，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一方面，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部分要继续发扬光大，如推崇集体主义精神，讲求仁爱，尊师重孝，知行统一等。而且要将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效的融合起来，努力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另一方面，而对传统道德的糟粕部分要坚决摒弃，如三纲五常、等级观念、故步自封、封建迷信等。
2.以审视的目光对待以西方为代表的外来道德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以西方为代表的道德观念开始传入我国，西方道德观念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与西方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有其缺陷和局限性。但是，它也有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生活相适应并促进其发展的一面，包含着合理的可鉴的内容。我们应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的道德观念。第一，寻找途径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效整合，是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第二，积极的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努力实现“义”与“利”的整合，使人们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体贴的温暖。第三，正确对待以西方为代表的外来道德观念。在建设我国道德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借鉴这些外来道德观念的合理内容，并加以改造吸收。对其缺陷和局限性，我们也应进行积极研究，从而少走弯路。
3.道德体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互为支撑，均衡发展
道德体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为道德体系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体系建设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条件。如果市场经济发展抛开了道德伦理，那么社会将会走向腐化和堕落，经济发展最终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同样，道德体系建设离开了市场经济，那么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教条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道德体系，需要对两者进行合理的权衡，努力实现两者的均衡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应为道德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撑，提供道德体系建设所需的必要资源，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道德体系建设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运行秩序，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信念支持，两者应互为支撑，互相促进，均衡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实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4.强化舆论的监督，实现道德体系建设制度化
传统经济观念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宪政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宪政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政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宪政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宪政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宪政，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宪政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宪政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宪政》，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传统经济观念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