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特征篇1
关键词：小农经济中国法传统
小农经济或小农制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中的主导经济形态。上自《尚书》、《诗经》所描述的夏商周时代，下至清末巨变之前，四千多年间，小农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进行方式。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生产或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制的农场经营，似乎都不存在。即使局部地区短期内有过这样的生产方式，但都不占重要地位。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低级简单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延续。自春秋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到清末洋器传入，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农具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单件的、单用途的、直接由人手执或借助畜力使用的农具，一直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组合的、多用途的农具，特别是可以叫做“机器”的农具，在两千多年里似乎没有出现，即使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一二，但也未能推广。除了少数借助风力、水力等自然力的工具（如风磨、水车）等外，不借助人畜之力而使用的农具更是闻所未闻。将清末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广大农村仍在使用的主要农具（如铁制的刀、镰、斧、锄、铲、钯、锹、镐、钅矍、镢等等，木制的水车、耙、风扇、耖、连耒加、耥、耧等等），拿来与博物馆中陈列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具相比较，你会发现变化不大。与落后的生产工具相应，小农制经济下的生产技术也是极其低下的。从观察天气、识别土质土宜、选择良种、栽种及除草施肥等等农业技术而言，自春秋战国至清末民国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农夫个人生产中摸索积累的经验知识，口传心授乃至手把手地教给儿孙，就是小农经济生产中农业技术的获得、存在及传承的主要方式。二千年后的农夫不比二千年前的农夫的生产技术高多少，其耕获的亩产量也不比二千年前高多少。[1]
小农经济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三大因素的结合。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自耕农土地私有制为辅的土地所有制，其次是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压迫剥削关系及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再次是以赋税、徭役、地租、高利贷、雇资、自备粮及少量出售、家庭副业产品交换等形式体现的产品分配形式。
小农经济下的土地所有制，是名义上土地国有或王有制下的土地私有制。名义上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2]“封略之内，何非君土”，[3]但自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4]之后，实际上的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种土地私有制的成分，主要是二者，一是通过赏赐、掠夺、巧取、买卖、开垦等方式形成的地主（包括一般地主、商人地主、官僚地主）土地私有制，二是通过国家班授、自垦、继承分割、买卖、军功或其他奖赏等方式形成的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小农经济下的生产组织或进行方式及不同阶级阶层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是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及农民对地主阶级人身依附情形下的压迫剥削关系。首先从经营方式看，不管是大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还是中小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还是个体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不管土地面积大小，其生产经营方式都是一致的，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小块土地经营。大中地主的土地，一般是以租佃方式交给许许多多单个的农家耕种；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或租佃耕种，或雇农耕种。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劳动生产及雇佣劳动制的农业生产经营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未成为正式农业经营方式。自耕农、佃农乃至雇农的生产活动，几乎都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5]父家长就是生产单位的“总经理”，其他家庭成员既是家庭拥有或暂时租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股东”，又是家长管束指挥下的劳工。他们与家长的关系基本上也是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说，“户”（或“烟户”）既是亲属组织，又是经济单位。其次，从不同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来看，在这种生产组织和进行方式之下，人身依附关系即压迫剥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关系：一家一户的小农要么依附地主（佃农、雇农的情形），要么依附国家（自耕农的情形）；中小地主常常依附于大地主；整个地主阶级依附于国家或皇帝，他们都有向其依附的对象无偿交纳一部分收获物的义务，以换取保护或耕种机会。严格地说，佃农、雇农常常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甚至自主解除那难以忍受的压迫剥削之“契约”的权利也没有。
小农经济下的产品分配形式，主要是由国家赋税和地主地租双重方式体现的剥削关系。自耕农将收获物的相当一部分（如汉初三十税一）以赋税的名义交给国家，有时还以谷物、货币交给国家来抵充法定的徭役。或者可以说，服徭役也是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形态之一，不过以力役交纳而已，亦可视为“力役地租”。佃农一般是向地主交纳佃租，其数额常常高出自耕农应向国家交纳赋税的数倍，这种情况下土地税、人口税等等一般由地主向国家纳付；有时佃农既向地主交佃租，又向国家交纳土地税人口税等等。雇农则系纯粹向地主“卖工夫”者，一切种获物全归地主，仅取得一定工价养家糊口，一切赋税全由地主向国家交纳。无论是佃农还是雇农，丁徭（即按人头规定的徭役）似乎都是自己向国家供服或以钱物代纳。
小农制经济是一种非常落后、非常脆弱的经济。关于它的落后性，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6]这种落后，简言之就是生产规模过小，生产单位小而分散，扩大再生产几乎不可能，没有分工协作，亦即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7]由这种原始落后性所决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马克思说：“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方，他就永远不能翻身。”[8]
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深深地决定或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上层建筑，中国的政治法律传统当然是它影响下的产物，带有它的烙印。
以下我们从国家基本体制、民事、行政三个方面去分析小农生产方式对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影响。
一、从国家基本体制与构思看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国家基本体制，是一种小农制的国家体制。国家虽大，人众虽多，但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的构架。
1.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国家体制支柱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是以小农经济为蓝本或终极目标的。《大学》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这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与小农家庭的原则一样，可以用治家原则来设计政治、治理国家。小农家庭的小康和睦，已经孕育了国家的富足安定。孔子认为，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9]他的“均平”理想，是以普遍建成自给自足的小康农家、消灭暴富和贫困的理想。这种理想影响中国政治几千年。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0]在他看来，这种一家一户小农耕织、黎民不饥不寒的政治状态就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王道”的实现。这种政治理想，也体现在中国的历代法制特别是土地制度中，“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的“井田制”，就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制度（或理想）。后来王莽当政实行的“王田制”，也体现了这一社会和政治理想。自北魏到隋唐实施了近四百年的“均田制”也体现了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历代农民起义，也体现着这样的政治理想。如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起义，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11]，都体现了要建立小农经济理想秩序的愿望。又如北宋王小波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理想。[12]钟相、杨么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13]为政治理想。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为理想。所谓“闯王来了不纳粮”[14]就是典型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求扩大再生产、无所谓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建设（公共建设客观上需要赋税）的小农愿望。至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小农理想的典型叙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织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看来，无论是所谓奴隶主贵族阶级代言人，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还是农民革命的代言人，在小农经济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上是出奇地一致的。
2.国家被视为帝王挣得的“产业”，正如土地、牧畜、房屋等作为小农的“家业”一样。秦始皇以天下为“家业”，企图“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5]汉高祖以天下国家为自己“提三尺剑”挣来的“家业”，得天下后一副小农志得意满的样子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哥哥）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16]黄宗羲说：后世君主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兴兵起事，天下涂炭，以博此产业，视为为子孙创业；天下既定，“刻剥百姓以供淫乐，视为产业之花息”。黄宗羲由此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7]其实，正是小农经济性质的君主专制制度为祸如此。在这样的定位之下，国家的法律才要把皇帝的地位比拟为父母，把天下百姓都比拟为子孙，把对皇帝的“忠”看作是对父母“孝”的自然延伸。《唐律疏议》宣布：“王者……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18]国家的一切制度设置，都是按皇帝一家一姓私产管理的模式设计的，皇帝的父母尊为太上皇、太后，岳父尊为国丈，正妻及众妾封为皇后及妃嫔，伯叔子弟封为诸侯王，都是国家官员，食国家俸禄（及封赏），封官委职与家庭成员之间分享产业、获得花息合而为一，此正是小农的构思。而其他任何意欲扩大生产规模、使农业生产变成社会劳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农业经营者绝不会这样做。
3.国家政治体制的小农设计。皇帝是天的儿子，又是天下共同的父家长。所有臣民是皇帝的儿子，其中一部分人被委以官职，犹如兄长，帮助家长看管部分家业。自《周礼》以来，有所谓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设置，正如小农家庭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农活儿。国家所重者为二：一曰农耕，一曰读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鼓励农耕，一方面崇奖读书科举。这正如一个小农家庭“耕读传家”。国家的人事任用一定要明确为皇帝的恩赐，正如小农依据子孙的表现给予不同的“好处”一般。国家礼聘硕学鸿儒教导皇位继承人，正如小农聘塾师教子弟一般。
4.国家政治仪式的小农属性。每逢国家承平，民生殷实，可称小康之时，帝王们就立即动念头要封泰山、禅梁父，祭告皇天后土，也就是把田地丰收、家业兴旺的好消息报告给远在天国的父母，这正如小农每逢丰收必祭告祖先一样。每逢大的自然灾害使民不聊生之时，皇帝常玩“罪己诏”的把戏。这种仪式的对象，理论上是天父，是向天父认错悔过，反省自己没管好家业，没照顾好子弟，以至干犯父怒。此外，每年一度的皇帝“亲耕”、皇后“亲蚕”仪式，正如小农家长向子孙们示范耕织，教率子孙妇妾勤劳种织、不得游惰一样。国家一年一度的尊三老、敬五更的大礼，也正如小农家长在家中向子孙妇妾们示范敬老养老、教导子孙孝顺的举动一般。
5.分封食租税体制中的小农原则。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封建”，即使在“废封建立郡县”之后仍是如此。秦以前的封建，是正式的“封邦建国”，诸侯是封地及其人民的真正主宰。汉以后仍有“封邦建国”，直至清代仍有“封王侯”之制度，只不过没有任何行政权，仅食租税而已。这种把国家的土地人民租税分割给子弟、同宗、姻亲、功臣的做法，正是小农向子弟分割家业的做法。而分割田产家业正是小农经济持续的典型原因之一。[19]周初封建，“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20]汉初，尽封子弟宗室为王。为防止异姓封王，刘邦曾宰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1]秦始皇时，有人以“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为理由劝秦始皇分封子弟，为其拒绝；但这种理由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的一般观念。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之亲爱乎？”[22]这更加明显地阐述了帝王必须分封子弟的理由，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制理由：为父为兄的当了皇帝，富有四海，能不让子弟们分点肥，沾点光吗？这正是小农家庭中的同财共产观念的体现。正如人们对一个富裕的小农说：“你仓满桶满，你弟弟外出讨饭，这那象做哥哥的？这么狠心！”孟子还说，君主挣得天下，实际上最终是为了尊亲养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23]天下国家就是君主用来养亲的家业或本钱。这种观念，同样是小农的观念的反映。天下国家成为与皇帝老子与子弟分享的家业，成为尊亲养亲的本钱。在个体小农心目中栉风沐雨、精打细算、辛劳一生创下的家业，真想不出除了尊亲养亲、造福子孙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更高尚的意义或作用。
二、从国家的民事法律来看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单独的民事法规范，关于民事活动的规则要么存在于“礼”或习俗中，要么存在于《户令》、《田令》之类的行政规定中，要么依附于刑事条文而存在。这些民事法规范受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或者说，许多民事规范是为维护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或基本经济秩序而存在的。
1.国家通过授田、抑制土地买卖来缔造一家一户个体农民小块土地经营的基本经济秩序，保证小农经营条件能得以长期延续。
中国早自“井田制”开始之时起，即通过法律和国家行政手段制造小农经济，实现孟子的“制民恒产”的理想，防止其他经济形式出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24]这是中国最早的政府向农民授予小块田地的记载。当时百亩，大约为今天三十亩左右。[25]农民除了以共耕公田的方式交纳力役地租外，就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经营那百亩私田。为了保证这种秩序不被破坏，国家禁止土地买卖，此即“田里不鬻”。[26]自秦商鞅变法“除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以后，土地私有制虽有发展，但国家仍常作直接或间接复辟井田制的努力，仍在赐授公田或出借公田给百姓。如汉宣帝时，曾多次“假郡国贫民田”，“假公田、贷种食”[27]；王莽时直接恢复井田制，不许买卖土地。[28]后汉章帝时曾“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所在赐给公田”。[29]自北魏政权开始，经北齐、北周，直至隋唐两代，中国实行了长达四五百年的“均田制”，国家正式按户按丁授予田地，每人几十亩不等，每户百亩左右，所授田地分为两份：一份是家世其业永不归还国家的，称为桑田、世业田或永业田；一份是人丁终生使用，身老免赋税时或死亡后须归还国家的，称为露田、口分田等。这些田，都严格限制买卖。如北魏时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世业田）也只能“卖其盈”，即只能出卖家口减少后多出来的份额面积：“不得卖其分”，[30]即不得出卖按家口应有的永业田份额。唐代仍坚持此种限制，世业田、口分田均不许自由出卖。世业田仅许在“徙乡及贫无以葬”时出卖，口分田仅许在“自狭乡徙宽乡”及“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时出卖。[31]《唐律》严厉打击“卖口分田”的行为：“诸卖口分田，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32]《大清律》规定：凡典卖田宅，即使典期已满，依惯例不得赎回时，只要田主仍欲赎回，则仍可按原价赎回，典主不得拒绝，违者笞四十。[33]这些制度，都旨在维护小农生产秩序，保证小农经营的基本条件不致丧失。或者可以说，土地（只要是不许出卖的部分）不是私产，而是国家无息借贷给小农家庭的基本经营本钱。这是保证小农生产延续，阻止小农破产的一种制度安排。
2.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使私人占有经营的土地面积不断分割，使小农经营成为必然，为小农经济创造了前提。
中国的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是与土地私有制同时开始的。自商鞅变法，废井田，允许土地买卖时起，即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法。[34]不许成年兄弟同居，虽是为了增加国家税户，但也使土地等生产资料不断因分家析产而分割成更小规模，使农民的农业经营只能成为小块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唐律》规定：“诸相冒合户者，徒二年。……即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此法亦与商鞅之法同旨，要在使民户不断拆散为小家庭，使土地分割为小块经营地。关于土地等家财分割，《唐律》特别规定：“即同居应分（财），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唐《户令》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35]特别强调诸子或兄弟在分家时均分家产，就是为了保证人人都有为小农经营的机会，实现耕者有其田，防止土地集中。这里甚至根本不承认父祖有通过遗嘱作不平均分割的权利。这就不断地造就了小农经济的前提，杜绝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协作劳动或社会化经营的可能。
3.国家直接引导小农的小规模经营，直接规定了小规模生产的标准。
在中国旧政治中，政治设计者从不作大规模农业经营的设想，法律也从不引导大规模农业经营，而是引导小规模经营。孟子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跑，凶年免于死亡”，使“黎民不饥不寒”[36]，这就是农业生产的目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一个极低水平的小农经营的目标，只需保证每家每户有田地、无苛税，就可以满足。因此，每家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无夺其时”，或每家养“五母鸡，二母彘”[37]就可以了。汉时，有地方官即本此意，强令百姓“口（每人）种一树榆、百本薤（山菜）、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38]北朝西魏时，曾颁《六条诏书》，其中第三条规定：每年春耕时，地方官必须“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39]国家主动立法帮小民解决小农经营中存在的劳动力和耕牛不足问题。唐朝有《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40]国家立法直接规定小农小型经营的种植经济作物数量，深恐小农不会营生，其引导督促小农经营可谓无微不至。
4.禁止父母在世时兄弟别籍异财，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目标实现。
自《唐律》至《清律》，都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为犯罪。这似乎与前述强令分家析产、分割田产而使农业经营规模不能不变小之规律相矛盾。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小农经济的目的，正如孟子所言，是要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41]而要达到这一点，当然要使小农家庭中老年人的赡养无后顾之忧。为了防止因成年子孙分家析产而致年高父祖赡养无着，所以干脆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孙即使成年或已结婚，也不许分家析产。唐律甚至规定：祖父母父母主动令子孙别籍异财，也要受到“徒二年”之处罚。[42]清律则取消了此种规定，允许父祖同意下的子孙别籍异财。当然，这种不许别籍异财的规定更多地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因为在父母丧期内也不得别籍异财。但为保证小农经济的养老目的实施，不能不视为此种规定的原由之一。
三、从国家的行政及有关法规看
中国旧制下的国家行政活动及相关法规亦常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宗旨，这主要体现在打击占田过限、打击豪强兼并土地、严禁脱漏户口逃避赋税徭役、严禁怠于耕作荒闲土地等等方面。
1.打击占田过限，抑制土地兼并。
为了保证小农不易失掉田产，国家除限制土地买卖以外，还常规定了占田的限制。打击占田过限者，目的在于抑制土地兼并。管子认为，“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即抑制兼并，必先自“轻重之家”始，[43]即先剥夺豪强大户的余田余财交给贫民。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4]也就是从保障耕者有其田、制止豪强兼并土地开始。西汉武帝时，为缓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危机，董仲舒议“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45]哀帝时，接受师丹、孔光等人建议，下诏限田，“列侯以下至吏民占田均不得过三十顷”。[46]王莽时，下令限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于九族邻里乡党。”[47]西晋时实行更明确的“占田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九品十顷。”[48]北魏时实行均田制，同时规定：“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亦不得买过所足”，[49]这就是禁止占田过限。唐代亦有占田限制，“王者制法，农田百亩，其官人永业（田）准品，”《唐律》明文规定打击占田过限：“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50]
2.限制官吏占田，抑制土地兼并。
官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贫民田地，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历代法律都注意打击官吏非法占田。《唐律》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51]《大清律》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52]打击官吏兼并土地，有利于保障小农生产条件不丧失。
3.迁徙豪富，抑制土地兼并。
自秦朝起，迁徙豪富就成为抑制土地兼并的一大手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53]这可能都有腾出他们在各地所占的土地交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的用意。汉高祖时，曾强徙六国王裔、豪族、大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等五大族十余万人到关中。[54]汉武帝时，曾“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55]其用意可能与秦皇略同。豪强大户被强制迁徙，其带不走的土地很可能是由国家没收、象征性收购后交给（或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4.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农。
中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商业是小农经济秩序的最大敌人，所以历代法律都厉行“抑商”国策。首先重征商税，“寓禁于征”。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56]直接将破产商人征为奴隶；又下令“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57].汉时对商人征双倍的人头税，“贾人倍算”；又以“算缗”“告缗”等方式重征商贾，“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58]重征商税，旨在阻止商业发展。其次是禁止商人为官。汉初明令：“贾人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59]北魏时定律：“工商皂隶，不染清流”。[60]唐《选举令》规定：“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61]直到明清仍禁止三代以内工商子弟参加科举。第三是直接以贾人为犯罪，遣送边疆。秦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62]汉武帝时“发七科谪”中有“贾人”一科。[63]这种强制迁徙，主要是为了抑制商人兼并土地。第四是限制商贾占田。如汉高祖时即下令“贾人不得名田”，汉武帝时亦下令“贾人有市籍，及家属，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64]第五是从车马服饰方面对商人进行羞辱。如汉律明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65]晋律：“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66]此类规定直到明清仍有。[67]法律对商人如此刻薄的目的，正如商鞅所云，是要体现出“农尊而商卑”，是要使“农恶商”，要“令民归心于农”，[68]是要保证小农生产秩序不被商业的邪恶力量而瓦解，让商业对农民没什么吸引力，驱“工商游食之民”回归小农生产，阻止商贾兼并土地使农民破产。法人孟德斯鸠说：“在有些国家由于特殊理由，需要有节俭的法律。由于气候的影响，人口可能极多，而且在另一方面生计可能很不稳定，所以最好使人民普遍经营农业。对这些国家，奢侈是危险的事，节俭的法律应当是很严格的”。[69]这里讲的似乎就是中国的情形。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下，商业正代表奢侈，商业使人怠于务农，所以抑商固农是法律的必然选择。
5.严防赋役不均侵刻小农。
苛税重役常常是使小农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相当注重赋役均平、保护小农。《唐律》规定：“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而擅加益”者，即使得到的钱财全部“入官”（归公），也要“计所擅（赋敛的数量）坐赃论”，“入私”者即以枉法论，可以处刑至“加役流”（减死一等之刑）。凡差科赋役，法律规定“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又规定老弱残疾应免赋役者不得隐瞒不报，违者应受笞杖之刑。[70]《明大诰》规定：“官吏在乡间横征暴敛，侵刻小农者。”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71]《大清律》规定：凡征赋役，应依法确定上、中、下户等之差，依次征取。“若放富差贫，挪移作弊者，许被害贫民赴控该上司，……该当官吏各杖一百。”又规定：“凡丁夫杂匠差遣不均平者，”主管官吏应受笞杖之刑。[72]这种关于赋役“先富强，后贫弱”之类的规定，旨在保护贫弱小农不致因苛税重役而动辄破产。
6.打击怠惰耕作放任田地荒芜者。
要保障小农生产秩序存续，中国历代法律还特别打击占有田地而不耕作者，也惩罚放任农田荒芜而不督责农民耕种的官吏。《唐律》规定，部内田畴荒芜达到十分之一以上者，官吏要受到笞三十至徒一年的刑罚。不仅里正等乡官要受罚，连州县长官、佐职官员也要受罚。除罚官员外，也要罚户主（地主或农民）。“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即一户田地荒芜五分之一以上即受处罚。[73]《大清律》规定：“凡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田地无故荒芜，及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面积达十分之一以上即应受刑事处罚。州县长官、佐官减二等处罚。任田地荒芜的民户亦应受笞杖之刑。[74]此外，该律还规定，“其还乡复业人民，丁力少而旧田多者，听从尽力耕种，报官入籍，计田纳粮当差。若多余占田而荒芜者，”应受笞杖之刑，其田入官。这种立法，显然旨在“地尽其利”，使更多的人获得进行小农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防止有人多占田地任其荒芜侵占了贫民的生产条件。
7.打击僧道游食，抑制寺观侵夺农业劳动力及土地。
中国古代统治者们认为，宗教寺观是小农生产的一大威胁，因此，历代法律（除极少数佞道佞佛时期外）都注重防止滥度僧道、防止寺观兼并土地，制止寺观争夺农业劳动力及生产资料，以保护小农经济。首先，法律打击私度僧道。北魏时，曾立《僧制》47条，曾明定：“年常度僧，应限大州应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超过指标限制，滥批准民人为僧道或将品行恶劣有犯罪前科者度为僧道者要受到严厉制裁，“刺史为之，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75]唐时，天下寺观数有定额，每寺观僧道人员有定额。《唐律》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76]《大清律》规定：私创庵院寺观者杖一百；未得度牒私自剃度僧尼收纳道士女冠者，杖八十。[77]这些法律都旨在打击通过僧道途径逃避税役及寺观势力与国家争夺农业劳动力的行径。其次，法律限制僧道人员或寺观占田。北魏时，禁止僧道营财占田。[78]北宋时，“禁寺观毋得市田”。[79]明建文帝时，曾“限僧道田，人无过十亩，余以均给贫。”[80]第三，国家直接通过行政强制驱僧道归农。如北周武帝时，曾“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令僧尼三百万人“皆复军民，还归编户”。[81]唐会昌年间曾下令驱“天下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还俗。[82]
8.奖励孝悌、力田，惩游惰之民，维护小农经营秩序，督促小农勤耕。
小农经济秩序的最重要保障是两者：一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庭和睦团结、同舟共济、家长有权威、子弟妇妾服从安排；二是每一个生产者（劳动力）都勤劳肯干，不懒惰。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明确这一点，因此国家法律和政令都特别注意奖励孝悌力田之人。商鞅变法，明令：“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又令“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83]这是通过免赋役、以粮买官爵等方式鼓励小农勤耕勤织。西汉惠帝高后时，曾下令“举民孝弟力田复其身”，[84]又于各郡国“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85]这就是以免税役、封官爵的办法来奖励在家别孝顺父祖、勤劳种田的农民。汉文帝时，还曾“以户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86]这就是在乡间评选出特别孝弟力田的农民，委任为乡官（其官称就是“孝弟”、“力田”），负责督导人民行孝道及耕作。汉代经常赏赐孝弟力田者，自汉文帝到哀帝，几乎每年都有“赏赐”、“劳赐”、“加赐”孝弟力田的记录，有时一年赏赐二三次。汉代还直接立法允许举荐孝弟力田者送到京师任用为官吏。如宣帝地节四年“诏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听候任用。[87]此种制度惯例一直延续到明清。明代允许农民纳粟买官，得至从六品；[88]清雍正帝时曾令各州县推举榜样老农，赐予顶戴，以示尊奖。[89]除此之外，国家法律还严厉打击不孝不睦之行径，以不孝顺父祖为重罪，以维护家长的对小农生产经营的绝对指挥安排之权威（此点在下一章即“宗法社会与中华法律传统”中再详论）。法律又特别注意打击游手好闲怠惰耕作之人。如商鞅变法，直接将“怠而贫者”收为奴隶（“举以为收孥”）。汉时，地方长官“劝人生业，为制科令，……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90]北朝西魏时，颁有《六条诏书》，其中规定：“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令长随事加罚，罪一劝百。”[91]唐时，《唐律》严厉打击“浮浪他所”逃避农作、逃避赋役的行为，重者至徒三年。[92]元时，曾颁《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每五十户立一社，社长有责任督责惩戒众人。“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上报官府惩处，“仍大书其所犯于门，”重者“罚其代充本社夫役。”[93]元成宗时曾申律令，“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这些法律制度及其操作，对于维护小农经济的经营秩序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小农稍一怠惰就会破产，就会连国家的税粮都交不了。孟德斯鸠说：“在中国，因为人口急增土地不足，因而需要政府极大地注意，时时刻刻关心维护人民生计的问题，要使人民不害怕收获物为他人夺走，要迫使人民辛勤耕作，”“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94]惩罚怠惰耕织者就是“管理家政”的典型体现。
9.生产资料方面的扶贫与农贷制度。
为了帮助小农生产的进行，中国古代还有对小农扶助生产资料的扶贫及农贷制度。如汉代，“徙民屯田，皆与犁牛”，“贫民有田业而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凡募民屯田之地，常“赐与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这种借贷，多为无息，此即“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所振贷种食勿收责。”[95]晋时也有借贷耕牛之制，不过要利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士吏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每）头责二百斛”。[96]宋时，有“青苗法”实为国家将各地常平仓、广惠仓中存粮（或此粮出售所得款）作为本钱于农民春耕时或夏秋间青黄不接时放贷给农民，农民在收成后偿还本钱并加二分利息。[97]此法的直接作用是于青黄不接时帮助农民获得生产本钱，获如贷给青苗，故曰“青苗法”。这种生产资料扶的扶贫与农贷制度，是国家直接参预农家小农经营的重要标志。
结语
以上我从国家基本体制及构思、国家的民事制度、国家的行政及相关法制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形态-小农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及行政措施过程，均典型地体现了三者：第一是坚持小农的观念、小农的设计构思、小农的原则；第二是致力制造小农经济的基础或前提；第三是致力保障或维护小农经济的外部环境条件。这三者充分地体现于法制及施政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小农经济的法律文化。
关于第一个方面，本章的第一节已经向读者阐释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构思的小农属性。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存在的影响下，中国的政治理想政治构思超不出小农的框框。一切体制构思均以一个小农家庭蓝本，以家为国之本，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五母鸡、二母猪的规模去设计简易的政治（所谓“居敬行简”）和法制，以“黎民不饥不寒”的极低经济生活水平为“王道”的实现，以财富的均平享有、利益均沾为政治的极则（所以有诸子平分制、分封诸侯制、均田制等）。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法律和施政致力于制造小农经济的基础或前提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第二节关于授田（制民恒产）并抑制买卖、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分割土地制度，引导小农经营规模，及第三节关于打击占田过限、打击商贾对土地进行商业式经营等等方面。把土地分割成小块，以家有其地、人有其地为原则，以相当小的种植规模为理想模式，只能将农业限制为小农经营型的农业，只能将经营单位限制为家庭。当然，我们说抑制土地兼并客观上保护了小农经济的延续，但绝不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抑制土地兼并就会出现其他的经济形态。地主豪强富商大贾大量兼并土地，并不等于会导致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进步。[98]所以不能说打击兼并抑制了小农经济向其他更高级的经济形式转化。
关于第三个方面，即保护小农经济延续的外部环境，本章的第三节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制与行政在这一方面的设施作为。应该说，这里列举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法制及措施没有列举出来。或者说，有些法制骨子里是专门保护小农经济的生存而设立，只是我还没有看出它们与小农经济的内在关联来。
在对上述三方面进行初步总结后，我感到，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体制中的“小农经济”烙印，对法律传统的特色影响之深是无法估量的。“小农经济”犹如一张网，犹如如来佛的手掌，把我们民族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统统限制在其内。我们的先人在讨论政治法律、设计制度时，怎么也超不出这个圈圈。这就是生产方式落后造成的局限。这种局限，犹如农夫设想皇帝一定是用金扁担挑水吃、皇帝皇后煎大饼送包公出巡一样。
这种局限性对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对过去的历史很难作什么价值褒贬，但我还是认为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政治法律的进化，使我们的政治法律几乎也象是单门独院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的结晶，是以简单的再生产的方式在过去几千年中重复生产。虽小有进化，但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国家体制、运作方式到法典结构、立法原则、法规内容，都有简单再生产的“轮回”特征。
至于我在本章里列举的种种原则、体制构思、法规制度等等是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影响决定下产生的，还是它们反过来决定和保证了小农经济，我觉得不好回答。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应该说，大致上是先有小农经济的客观存在，然后有种种小农经济型的政治法律构思与制度，最后这些制度又强化、延续了小农经济。
注释：
[1]据我父亲回忆，民国时期我家自耕田产量大致为每亩380市斤左右。而这个产量，与《汉书·食货志》载战国时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即农业改革时所获亩产量“岁收亩一石半”相去不远。一石半，约180市斤。二千年间，谷物亩产量不过从180市斤增加到380市斤。
[2]《诗经·小雅。北山》
[3]《左传》昭公七年
[4]《汉书·食货志上》
[5]参见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4页。
[6]《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7]《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8]《资本论》第3卷，第678页。
[9]《论语·季氏》
[10]《孟子。梁惠王上》
[11]《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12]杨仲良：《通鉴会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1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1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史记·高祖本纪》
[17]《明夷待访录·原君》
[18]《唐律疏议·名例一》
[19]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20]《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21]《史记·高祖本纪》
[22]《孟子·万章上》
[23]《孟子·万章上》
[24]《孟子·滕文公上》
[25]《韩诗外传》卷四谓：“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汉书。食货志》谓“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古尺小于今尺，一步六尺，不过今天三尺多而已；古时所谓七尺男儿，不过今之五尺多高的男子而已。以此估算，古时百亩，不过今之三十亩左右。傅筑夫先生说汉时百亩不是今七十市亩（《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93页）不知何所据。
[26]《礼记·王制》
[27]《汉书·宣帝纪》
[28]《汉书·王莽传》
[29]《后汉书·章帝纪》
[30]《魏书·食货志》
[31]《新唐书·食货志》
[32]《唐律疏议·户婚上》
[33]《大清律·户律·田宅》
[34]《史记·商君列传》
[35]《唐律疏议·户婚上》
[36]《孟子·梁惠王上》
[37]《孟子·尽心上》
[38]《汉书·循吏传·龚遂》
[39]《周书·苏绰传》
[40]《唐律疏议·户婚中》
[41]《孟子·梁惠王上》
[42]《唐律疏议·户婚上》
[43]《管子·轻重甲》
[44]《孟子·滕文公上》
[45]《汉书·食货志上》
[46]《汉书·食货志上》
[47]《汉书·王莽传》
[48]《晋书·食货志》
[49]《魏书·食货志》
[50]《唐律疏议·户婚中》
[51]《唐律疏议·户婚中》
[52]《大清律·户律·田宅》
[53]《史记·秦始皇本纪》
[54]《汉书·高帝纪》
[55]《汉书·武帝纪》
[56]《史记·商君列传》
[57]《商君书·外内》
[58]《史证·平准书》、《汉书·惠帝纪》
[59]《汉书·哀帝纪》、《汉书·食货志上》
[60]《魏书·孝文帝纪》
[61]《唐律疏议·诈伪》引
[62]《史记·秦始皇本纪》
[63]《汉书·武帝纪》
[64]《史记·平准书》
[65]《汉书·高帝纪下》
[66]《太平御览》卷八二八。
[67]参见拙文《中国古代法中的重农抑商传统及其成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68]《商君书·农战》
[6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2页。
[70]《唐律疏议·户婚中》
[71]《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
[72]《大清律·户律·户役》
[73]《唐律疏议·户婚中》
[74]《大清律·户律·田宅》
[75]《魏书·释老志》
[76]《唐律疏议·户婚上》
[77]《大清律·户律·户役》
[78] 《魏书·释老志》
[79]《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宋纪·仁宗》
[80]《明史·虞谦传》
[81]《房录》卷十一。转引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3页。
[82]《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杂录》
[83]《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靳令》
[84]《汉书·惠帝纪》
[85]《汉书·高后纪》
[86]《汉书·文帝纪》
[87]《汉书·宣帝纪》
[88]《明史·食货志二》
[89]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3页。
[90]《后汉书·循吏传·仇览》
[91]《周书·苏绰传》
[92]《唐律疏议·捕亡》
[93]《元典章·户部·农桑》、《元史·食货志，一》
[9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
[95]《汉书·昭帝纪》、《汉书·平帝纪》、《后汉书·和帝纪》
[96]《晋书·食货志》
传统经济特征篇2
钻研新经济的特征，钻研信息经济的特征，是咱们斟酌现代经济增长特色以及方向的1个首要思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至少有3个方面：一、经济的软化。不管是从股市的市值仍是从企业的社会影响来看，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制造业以及以“雅虎”为代表的网络业，是新经济中的姣姣者。与钢铁以及汽车为代表的工业经济相比，信息经济的特征是“软性”的，软件的钻研开放以及使用消费形成了信息经济的1大特征，也形成了信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美国新经济延续增长的结果是，其经济中软性成分比重大大提高。在国际分工深化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经济日趋“软化”，即日趋成为以出产软件、进行钻研开发以及提供高新技术专利为主的知识型经济，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则日趋“硬化”，即日趋成为以出产以钢铁、原材料以及耐用消费品为主的出产型经济。
二、经济的服务化。跟着出产性成分比重的相对于降落，在新经济中服务业的成分不断提高。美国经济日趋成为1种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新经济的这类服务化趋势其实不是现在开始的，美国服务业的比重早就超过了制造业的比重。然而新经济的发展使第1、2产业的比重进1步大大降落。例如电子商务的发展使贸易流通服务向新的方向发展，网络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服务领域。从需求角度看，跟着物资产品出产率的迅速提高，跟着人的闲暇时间的增添，人们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不断增添。正如当年工业化的结果大大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减少了出产食粮所占用的劳动力1样，今天经济服务化的结果正在减少经济中物资出产的劳动力，迅速降低第1、2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三、经济的无形化。传统工业化经济的特色是“大”、“重”，产品结构日趋繁杂，所用材料日趋高档。工业化经济是1种看患上见的经济，有形经济。然而信息经济本色上是无形的。虽然网络上的信息、电脑的硬件以及软件盘片等都是可见的，然而它们的核心功能却是无形的。代表经济增长及其潜力的是技术、知识、软件、信息和网络等。这些东西与代表工业社会的钢铁、汽车、出产流水线相比，是看不见的，无形的。由信息以及高新技术主导的新经济本色上是无形经济。
显然，重新经济的特征看中国经济，咱们看到的是，1个已经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又处于1种新的意义上的后进。
2、传统工业化目标面临的新挑战
新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重大的差别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已经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增长不但不只是迄今通行的国民出产总值增添的意义，乃至是国民出产总值的增添所不能充沛完整反应的。信息产业的发展确切可以，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只能通过国民出产总值的增添体现出来，然而它对于经济运行、糊口质量以及财富累积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其在国民出产总值上的表现。新经济的发展对于以传统工业化为内涵的增长提出了挑战，这主要基于下列缘由：
一、传统工业化的资源损耗型特征。传统工业化的显著特征是大量损耗资源，包含能源的损耗、原材料的损耗、自然资源的损耗和有形资本的损耗等，在某些产业中是普通劳动力的大量投入。相应地，传统工业化也以重化工业为标志，重化工业化显明被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目标，从而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占主导地位。与此不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信息产业则是以知识以及技术密集为特征的，它们大大减少了对于能源的依赖，微小的芯片根本上扭转了材料损耗的概念。新经济更多地取决于知识以及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这使在传统工业化中的资源束缚以及资本束缚现象产生了重大扭转。
二、传统工业化的增长局限。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既遭到供给的束缚，也遭到需求的束缚。资源耗竭与资源供应的国际依赖束缚了可延续增长，同时从需求方面讲，工业化的终究需求是人们的物资需求，跟着社会出产力的提高物资需求的增长空间减小，从而使需求对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在进入新经济之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普遍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就在于物资产品出产已经高度丰厚，在物资损耗方面长时间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但现代信息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增长的作用在于，它除了了患上到传统产业改造以及新产品的物资消费自身的需求拉动之外，还创造了大量非物资产品领域新的终究需求而取得新的需求拉动。新经济的延续增长正由于其创造了新的需求领域，而这1领域的需求在1个至关长的时代内仍将延续。
三、传统工业化与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在二0世纪的最后二0年中，国际间产生了又1轮产业大转移。其特征是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资源损耗型乃至环境损耗型（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虽然这些国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却处于相对于不利地位。传统制造业增添价值低，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信息产业却有很高的增添价值。这类国际分工使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再1次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四、信息化是工业化后的新经济时期。信息化是人类经济史上又1次巨大的革命。如果说工业化的特征是机器接替了人的大部份体力劳动，那末信息化则是电脑接替了人的大部份脑力劳动，这是这场革命的本色。在信息化时期中，知识（人力资本）在经济流动与出产进程中的要素地位，超出了机器与货泉（物资资本）而占主导地位。所以，信息产业的发展决不是1般意义上呈现了1个新的产业的问题，而是带来了1个时期的变迁。信息化对于工业化的挑战是时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因为在新经济时期中主导要素富裕度的差异，以工业化要素为主的经济处于已经经处于相对于不利地位。
毫无疑难，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重视的是工业化，而今天咱们面对于的却是信息化的挑战。
3、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含意
在上分析表明，中国面临的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是两重的：1是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2是从工业化性质的增长向信息化性质的增长的转变。迄今为止咱们较多注意的是前1个意义上的转变，而疏忽了后1个更大意义上的转变。恰是后1个意义上的转变，拥有更大的挑战性。
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依赖增添资本投入的增长向依托技术进步的增长转变，其中包含对于某1产业的发展的技术改造，也包含由新的技术发展起新的产品。对于于正在阅历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中国来讲，尽快走出这第1个阶段是首要的。这不但由于咱们需要真实的高速度，而且由于我国原本就是1个资本以及资源匮乏的国家。这类转变也会解除咱们依然存在着的体制弊端在改革后新前提下的反应，各级处所政府以实现增长实绩来体现自己的发展成果，而这类增长实绩的最佳表现是国内出产总值的增长。大工业的投资直接贡献于国内出产总值的增添强化了处所政府对于传统产业投资的踊跃性。这类指标的性质以及体制的特征抉择了整个国家粗放型增长的必然性。
我国在九0年代中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以及基本请求是：第1，从主要依托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展建设范围，转变到主要立足
于现有基础，把建设的重点放到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以及提高上；第2，从主要依托增添大量资金投入转变到主要依托提高出产要素的质量以及使用效力，提高综合要素出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第3，从主要依托增添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损耗，转变到主要依托科技进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损耗，减少挥霍，使一样的物力、人力损耗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第4，从主要依托经济范围扩张，转变到主要依托结构优化进级、实现范围经营、公道布局出产力提高结构优化效益、范围经济效益以及区域分工效益；第5，从主要寻求产值速度以及产品数量，转变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视产品质量、机能以及品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以及市场占有率。这1意义上的增长方式转变无疑是必要的以及正确的，对于中国来讲也是紧急的。然而显明的是，当时这类转变依然只是就传统制造型经济意义上提出来的，是在工业化意义上增长方式的转变，它其实不触及如何从工业化逾越到信息化的道路问题。
经济信息化重新的意义上提供经济增长新的空间，也为咱们提出了重新的角度探索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经济信息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包含3个方面：
第1，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在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问题上，要注意技术自身的提高，更要注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利用会大大提高传统产业的集约化程度。
第2，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估量已经经到达了3分之1到3分之2。这1估量显然是粗略的也是难题的，但基本上可见其首要性。由与信息相干的软硬件出产以及各种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显然是现代新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而，咱们必需高度注重产业总体结构的大逾越，而不只是在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改造。
传统经济特征篇3
关键词：农业发展；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制约性因素
一、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的改革最先在农村以打破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出发点，克服了体制下生产效率低下和激励机制缺失的弊端，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及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但是从1985年以来，农业经济出现了徘徊状态，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并且与二、三产业相比，不仅绝对增长额较低，而且相对增长额也大大低于二、三产业。因此，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就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仅在绝对额上有较大的增长，农业产值由1978年的1018.4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2295.5亿元，而且在相对额上也由1978年的28.1%提高到1984年的32.0%，与同期二、三产业相比，均表现出高增长的态势。1978年―1984年短短的六年时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05%，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自1985年以来，在原体制下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后，农业生产力出现边际释放能力递减，并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心向城市及工业的转移后，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徘徊的状态。如2002年，农业产值为16117.3亿元，而第二产业产值为53540.7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为35132.6亿元，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则分别为15.4%、51.1%和33.5%。因此，如何推动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特征与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性因素
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传统特征仍比较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在结合我国农业经济传统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现阶段农业发展的思路，现对传统农业的特征及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作具体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农业的技术非常落后。传统农业下的农民，仍习惯于按照一种落后、一成不变的技术来进行耕作。这些技术是通过对自身的农业生产进行长期观察和积累的经验而形成，又是通过示范和口头传授而得以代代相传的。
2、传统农业的“有效而贫穷”假说。这一假说是舒尔茨在1964年《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它的含义即是“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也就是“没有一种生产要素仍未得到利用。在现有技术状况和其它可利用的要素为既定的条件下，每一块能对生产做出贡献的土地都得到了利用”，“此外，每一个愿意并能做出一些有用工作的劳动力都就业了”。舒尔茨进一步把要素概念扩大到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状况，仍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这种全面的要素概念，这个社会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所依靠的要素在现有条件下无法生产的更多”。
3、传统农民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传统农业的农民，也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安排生活和生产。但是，“传统农民对价格的反应灵敏与提高产量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生产量与销售的农产品有可能很少。这是因为：第一，传统农民的收获物中，除自身消费外，可供出售的已经很少，即使价格上涨也无能为力；第二，由于扩大生产所必需的投入要素有限，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对价格的变化无法作出产量上的变化。”
4、传统农业中每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很小，特别是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情况比较突出。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很快，相对于土地而言，劳动力是充裕的，而且传统农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部门，绝大多数的人都堆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人均土地面积很少，从而出现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失衡的状态。在我国农村实际中，平均每个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约为2亩，与按劳动力人均8―10亩耕地为合理的经验系数计算的数值相差甚远。而且还有10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警戒线。并且我国的耕地资源还在以每年0.2%的速度减少，从而人地矛盾表现得极为突出。
5、农业生产的自然弱质性。由于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比所特有的对自然条件（如土地、水、风、阳光等）的依赖性，所以当自然条件变化时，必然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要想消除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是相当困难的。表1反映了我国自1985年至2002年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
6、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小的特点。需求价格弹性小导致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供给刺激机制缺失；需求收入弹性小，导致人们在收入水平提高时所产生的对农业生产的需求刺激比其他产业小，从而需求刺激机制缺失。这不仅内在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使农业生产丧失了外在的激励机制。
7、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通常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土地和劳动力是比较丰富的要素；较发达的经济则拥有较丰富的资本。而由于不同产品要求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本拥有量相应增加，从而比较优势必然从农业转到其他产业上面。农业比较优势下降的情况是，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土地的投入，而土地的禀赋是固定的；随着资本积累从而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时，农业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
8、传统农业生产的粗放性与自给性特征。在农业发展的初期或农业为主要部门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方式多是以增加要素投入量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为特征。并且早期农业生产的效率低，农产品主要被作为自给性生活来源，不具备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剩余条件。
三、现阶段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尽管随着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替代的。从近现代农业发展史看，农业不仅通过支持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且能够直接为经济发展做出其他多方面的贡献，农业部门在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农产品原料、沟通城乡联系、提供工业扩张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换取外汇等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农业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必然会严重遏制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是在传统的格局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随着工业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农业出现了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综合国内外的现代农业建设经验，对我国的现代农业可以作如下概括：现代农业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和商品化生产为前提，以企业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为手段，以不断提高的土地产出率、科技贡献率、劳动生产率为标志，广泛应用现代产业理念、现代设施装备、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法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农业至少有八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一是现代农业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开放型农业；二是现代农业是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很高的集约农业；三是现代农业是以农民知识化为基础、科技贡献率相当高的科技密集型农业；四是现代农业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标准化程度相当高的绿色农业；五是现代农业是以发达农产品加工为支撑的高附加值农业；六是现代农业是产业化经营一体化农业；七是现代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八是现代农业是由政府实施科学管理和依法加强支持保护的基础产业。”尽管对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内含和特征的理解与描述不尽相同，但上述基本特征还是可以反映其内在本质的。结合以上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内含与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基本思路与措施。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来自科技进步与创新。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科技在农业领域应用的过程，是用现代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实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推广应用农业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2、推动“农村土地家族化与市场化‘有限整合’”，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与效率。现阶段，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但由于我国农村家庭的土地小块分割的特征，制约了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提高了机械化的成本。应通过家族化或市场化的方式，对农村土地进行有限的整合，结合农村的实际，逐步推动整合的进程，以便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3、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按照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的理论，在当前阶段，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大力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有效转移，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这些条件具备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有可能实现。
4、重视财政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在目前我国工业化水平条件下，政府应大力推动城乡、工农协调发展，体现出财政支农政策的倾斜度，有效地防御和克服农业发展中的自然弱质性与市场弱质性，培育农业自主发展的能力，消除现实的与潜在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良性发展。
5、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附加值较低，产业链较短，农业增收与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较差，而且农业发展所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推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与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的产业链与服务组织”的形成，从而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与自身资本积累能力。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1987.
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文粹[m].华夏出版社,2001.
3、骆建华.重视财政对现代农业的支持[J].浙江经济,2006(9).
4、史继红.我国农村土地家族化与市场化“有限整合”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3).
5、史继红.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性因素及对策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7(4).
传统经济特征篇4
【关键词】网络经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目标
网络经济则是指建立在网络基础上并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角度也可以把网络经济定义为：信息和知识的生产、获取和使用的经济活动就是网络经济。基于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目标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工业经济社会有较大不同。网络会计信息的安全是指系统保持正常稳定运行状态的能力，即在网络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批漏的活动，以及财务数据处理的各个环节，也就是说既要包括操作这个系统的人和做为系统处理对象的那些数据，也包括系统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网络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建设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会计信息系统如同金库中的资金，信息安全是会计信息系统安全的核心，确保信息的生存性、完整性、可用性和保密性是会计信息系统的中心任务。信息系统是为承载、传输、处理、保存、输入、输出、查询信息提供服务的基础，信息系统的安全是信息安全的基本保障。
一、网络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主要表现
会计信息系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系统，它除了一般信息系统的安全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一些安全特点。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是指有人为的或非人为的因素是会计信息系统保护安全的能力的减弱，从而产生系统的信息失真、失窃，使单位的财产遭受损失，系统的硬件、软件无法正常运行等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开放性的网络会计环境下，存在信息失真的风险。尽管信息传递的无纸化可以有效避免一些由于人为原因而导致会计失真的现象，但仍不能排除电子凭证、电子账簿可能被随意修改而不留痕迹的行为。传统的依靠鉴章确保凭证有效性和明确经济责任的手段不复存在。由于缺乏有效的确认标识，信息接受方有理由怀疑所获取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同样，作为信息发送方，也有类似的担心，即传递的信息能否被接受方正确识别并下载。
（二）企业重要的数据泄密。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变得尤为重要，它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本，甚至决定了企业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企业的财务数据属重大商业机密，在网络传递过程中，有可能被竞争对手非法截取，导致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保证财务数据的安全亦不容忽视。
二、网络经济的主要特征
网络经济是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直接经济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其重要的生产工具。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生产力集中表现为机器大工业利用自然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资源）进行标准化、大规模、大批全地生产各种商品的能力，那么网络经济的生产力则表现为利用信息资源增加无污染可再生资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与工业经济相比，网络经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网络经济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在因特网中，经济活动与空间距离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里是指与传统经济相比，并不是说空间因素制约完全消灭了，电子商务仍然受到物流不畅的制约。由于网络经济打破空间限制，大大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的进程，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增强了。全球化只有在网络时代才真正成为现实，在此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经济打破空间的限制还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都将走向开放的经济体制，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制在网络时代是注定无法生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经济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经济。二是网络经济是一种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指在因特网上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的经济活动，它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虚拟性.而不是指传统经济中的由股票、证券、期货、期权等有价证券的虚拟资本交易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网络经济的虚拟性是由于网络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在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中，资本是决定性的要素。网络经济的虚拟性表现为有形资产最多的人不一定是最富有的人，而无形资产最多的人肯定是最富有的人。与网络经济虚拟性相关的还有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化，由有形思维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向无形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虚拟思维方式转变。三是生产、经营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网络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
三、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目标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传统经济特征篇5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外部性经济；长尾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121-02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1]石声萍.经济外部性研究：机理及案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传统经济特征篇6
[关键词]传统制造业；判定；升级
传统制造业是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提出的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制造业的内涵不同。江苏作为经济大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随着技术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一批在江苏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制造产业正在步入传统行业的行列。在此情形下，准确的判定江苏传统制造业的涵盖范围，明确其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推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成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江苏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江苏传统制造业的判定
江苏是经济大省，行业门类众多，且很多行业具有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双重特征，因此要准确的圈定江苏传统制造业并非易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制造业也逐步形成了有别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二是处于由成熟期向衰退期转变，产品销售利税率、劳动生产率低；三是面广量大，仍然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体和支柱，且占有较大的国内外市场份额。为准确判定江苏传统制造业的所涵盖的范围，本文首先根据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将高新技术产业剔除，然后本着科学性、典型性、操作性、认知性的原则，对照传统制造业的基本特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借助于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确定传统制造业涵盖的行业门类。
根据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加工制造业一共分为30大门类。为使聚类分析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比性，本文首先要剔除高新技术行业和特殊行业，明确考核样本的范畴。比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认定条件和办法》，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六个行业，其在劳动生产率、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等方面均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故直接将其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类别，从样本集合中剔除。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营专卖体制，其经济指标与其他行业可比性较差，在此将其样本集合中剔除。2006年规模以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总产值仅有35.46亿元，占加工制造业总产值的0.09%，工业增加值也不过9.91亿元，占全省加工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0.1%，不具有江苏产业发展的代表性，因此也从样本集合中剔除，最终确定考核的样本为22个。
按照传统制造业的基本特征，本文建立了一套能够反映传统制造业典型特征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企业的个数、所容纳的就业人口数量、劳动生产率、销售利税率四个方面。根据多元统计的基本思想，具有相同典型特征的产业通过统计聚类分析必然会聚到同一类别，以此来确定传统制造业包含的门类。根据上文确定的四个指标的亲疏程度运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22个行业样本进行聚类(样本数据来源于2006年江苏省统计年鉴)，聚类结果如下表所示。
因为传统制造业所融入的高新垄断技术较少，比较容易进入，且容纳了大量的低层次的劳动力，故通常其企业的数量较多、从业人数多、劳动生产率较低、销售利税率较低。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1.第一类别涵盖了8个部门，全省共拥有9142个单位，平均每个单位吸纳劳动力237人，而另外两个部门的平均就业人口为173人/单位，反映第一类别总体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2.第一类别平均劳动生产率为6.21万元/人，其他两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11.13万元/人，反映主要吸纳了低层次的社会劳动力，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3.第一类别平均销售利税率为6.16%，另外两部门平均销售利税率为8.43%，反映其获利能力低于对比类别。总体来看，第一类别8个部门具有显著的传统产业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单位数量多，产业规模大，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在此将它们确定为江苏省传统制造业。
二、江苏传统制造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江苏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传统制造业仍将得到足够的重视，认真正确地分析江苏传统制造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促进传统制造业的顺利升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江苏传统制造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科技含量低。江苏传统制造产业在诸多产品(如：纱、布、化学纤维等)的加工制造中拥有较为明显的产量优势，但也面临着科技含量低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品种单一、自主创造的产品少、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少等方面，以致产品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旧比较突出，一方面，中低档老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许多产品出现大量的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市场上急需的高档新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2006年江苏全省新产品实现的产值仅为2086.83亿元，只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3.27万的6.38%，可见，江苏通过研发和创新所形成的新产品产出水平还较低，也表明江苏在工业产品设计方面更新步伐尚显滞缓，产品设计中的技术含量也较低。
2.投入产出比低下。多年来，江苏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相对于投资规模而言，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苏南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较快，并不是因为投资效率高，而主要是因为投资规模较大。在投资规模偏小的苏中、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则相对缓慢。因此，争取投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地区之间的矛盾。资金流入的减缓趋势，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对工业及出口将产生直接影响。“十五”期间，江苏全省GDp从2000年的8554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83万亿元，增长了2.14倍，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0年的299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8740亿元，增长了2.92倍，呈现出了明显的资金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传统制造业作为江苏工业经济的主要支撑点，是江苏省产业投资的重点之一，高投入低产出特征显著。
3.产业布局不科学。江苏各地传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内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各地在自然条件上较为相似，矿产资源和原材料都相对缺乏，因而在工业发展方面，以外来资源和原材料为主的加工工业普遍较为发达，且各个地区产业发展往往自成体系，缺乏合理有效的分工协作，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严重，未能形成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没有发挥区域经济的规模效应和区域内不同地区、部门之间的比较优势，最终导致企业在低档次、同类产品之间的恶性竞争，表现在产成品库存增加、企业效益下滑、应对反倾销压力加大。如在纺织及纺织服装两个行业中，江苏就拥有规模以上企业6723个，容纳了166万劳动力，但如此众多的企业中，名牌企业并不多，大多从事出口服装业务的企业或产业集镇，只不过是国外品牌的加工基地，而且行业内部竞争激烈，厂商之间竞相压价，不仅利润微薄，还时常遭受国外反倾销诉讼。
三、推进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建议
传统制造业在江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们的发展将直接影响了江苏经济的走势，也决定了其必将成为江苏省战略调整发展的重点。根据前文的分析，结合江苏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江苏传统制造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推进江苏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几点建议。
1.培育产业集群。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使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的概念对集群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把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高峰，他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角度审视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认为其关键要素会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形成产业集群现象的主要原因。产业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它的效应是上下左右四处展现的，不断激发集群内各产业的升级；另外，产业集群也有助于克服产业内在僵化、破解竞争过于沉寂的危机，进而将这些现象转化为竞争升级。
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为江苏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升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江苏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确定具有较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传统制造业集群培育战略，尽快实现打造100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全面促进江苏传统制造业的升级。
2.拓宽融资渠道。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也会产生一定的转换成本。为缓解技术创新和传统制造业改造中的资金瓶颈，应该为之提供一套手段广泛的融资体系。
传统经济特征篇7
[关键词]传统手工艺旅游纪念品软纤维材料
近百年来，在由农业、手工业转向工业文明的潮流中，中国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的传统格局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大量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濒临灭绝。时至今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寻根与对文明的反思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传统手工艺得到复苏。传统、民间、乡土文化成为时尚，更多的人渴求对它的进一步了解。近些年来我国不断迅猛发展的现代旅游业为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商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他有利的社会经济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旅游正在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国旅游业已转变为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产业，中国旅游业的综合实力已被列为世界第五大旅游国。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wto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引发国外对有着5000年文化历史及人文自然景观的中国的向往，再加上国人的旅游热也在不断的升温，中国已经步入了旅游的黄金时代。
一、我国旅游纪念品基本现状
与旅游热相对照，我国旅游纪念品的现状让人堪忧。近年来国内旅游市场见得最多的纪念品之一是由红色化纤绳编结而成的各种“中国结”，这种纪念品充斥着全国各个旅游商场和各景点，作为旅游纪念品过于单调。据一家权威调研机构结果显示，80%的国内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不购买当地旅游纪念品的理由是:该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档次低、模仿多。由此可见，因地制宜，开发具有鲜明旅游目的地人文或标志形象特征的旅游纪念品十分迫切和必要。在旅游消费中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设计有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和商机。
通过对旅游消费者的研究:1.在旅游期间，由于活动频繁体能消耗大，旅游纪念品要考虑轻便易携带的特点;2.旅行一般携带随身用品不多，即买即用、即穿即用的纪念品较能满足消费者需求;3.一般人们外出旅游，随身携带的现金不是很多，购买独具特色，物美价廉的旅游纪念品最受欢迎。
所谓旅游纪念品，主要是结合特定旅游目的地人文或景点特征而进行设计制做的具有实用价值或纪念、收藏意义的旅游纪念品的总称。具有极强中国民族性和地域特征的中国传统乡土手工艺符合旅游纪念品这种特殊商品特点，成为旅游纪念品制作的首选。
我国传统手工艺种类很多，有生活日用的，传统节庆的，礼俗交际的，游艺竞技的等。其制作有绘画，印染、编结、刺绣、雕刻、捏塑、剪镂、窑造、冶铸、雕版拓印等。从具体用途来看，有首饰、服饰、民居、炊具、食具、酒具、卧具、灯具、玩具、工具、用具、家具以及民间游艺竞技等。具有代表性的有：木版年画、剪纸、面具、皮影、木偶、风筝、蜡染、扎染、蓝印花布、泥塑、面塑、花馍、灯彩、砖雕、石雕、木雕、土陶、泥模、瓷器、香包、竹玩具、布玩具、竹编、草编、棕编、刺绣、挑花等。从传统手工艺的基本特征来说，它具有原发性，更贴近生活，保持有清新、质朴的随意性。它还具有传承性，传承数千年，是一种经过漫长时空传承高度浓缩了的民族文化，它更具有的区域性特征塑造着区域内人们丰富多彩的文化性格，风俗习惯。重要的它还具有工艺性和实用性，传统手工艺选材多是价廉的，甚至是俯拾即是的自然物质，如泥土、竹木、石料、丝绵、棕草、金属、贝壳、麻、苇等，其设计思想与制作带有东方人特有的，令人感到亲切的人情味与造物观念，是审美与实用的完美结合。作为旅游纪念品它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是其他形式无法与之相比的。
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作为旅游纪念品，一方面我们要传承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原汁原味的传统手工艺制品，以其最纯粹的传统文化本色及手工制作魅力占有旅游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创新，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市场的需求创造符合民族传统特征及欣赏习惯的新产品。这类新产品主要指在继承传统造型和工艺基础上，结合时代和需求进行设计的，既风格多样又有时尚感的制品。大力发展有特色的新品种，新题材，拓展传统手工艺旅游纪念品的发展空间，继承与创新，寻找商机，积极开发旅游纪念品市场。
软纤维材料以其经济性和丰富的品种有着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软纤维材料包括毛、丝、棉、麻、等的纤维材料，它来源于大自然，利于环保，有着天然的属性和亲和力。用软纤维材料设计的纪念品，以其物美价廉，携带和穿用方便成为许多国家最受旅游者欢迎的经济性产品。像美国的夏威夷衫，据统计，在美国，仅印有夏威夷风光图案的“夏威夷衫”一项，每年收入数十亿美元。
概括起来，适合旅游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主要包括服装服饰类及家用装饰类产品。
1.服装服饰类，主要包括t恤、围巾、包、帽、头饰、手机套等。t恤衫也叫文化衫。t恤衫上图案造型所承载的内容是旅游纪念品首选产品。承载旅游地景观、区域、民族等特色，不需要大批量生产，在特定区域销售，有强烈个性色彩。围巾由于选材多样，棉、毛、丝麻都合适，四季皆宜，轻盈便携也为人们所喜爱。现在国内各旅游景点，丝巾较多，但做工粗糙，图案单一，各地应发挥优势，从区域特色入手，南方丝、棉，北方棉、麻、毛，使围巾的品种，特色在旅游纪念品中成为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注重时尚元素，现流行的头饰、化妆包、钥匙链、手机套、手机坠等，都可作为有区域特色的纪念品，时尚元素加上民族特色，无法不使旅游者爱不释手。
2.家用装饰类。主要包括壁挂、装饰画、挂件，家居用品，玩具等。中国布艺挂件历史悠久，例如，人们喜爱的陕西12生肖挂件，传统香袋等。特点是体积小，便于携带，价格低廉，地域风格突出。现在国内许多企业吸取国内外成功挂件设计经验，推出众多新题材，新造型挂件作品。这些结合到旅游市场上，都是具有开发潜力前景的产品。其他利用各地材料特点，如北方亚麻为特色的亚麻家居饰品；南方丝绸为主的饰品；还有利用布头制作的各种小型立体布玩具，都极有开发商机。
旅游纪念品是今后国内最具艺术与市场开发潜力和前景的产品。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消费者对富有个性化的旅游纪念品的企盼也日趋强烈。旅游纪念品开发必须以经济为导向，因地制宜，开发具有本地本民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制作的旅游纪念品，以极大的优势可以使我们在资金投入较少的前提下，获得较大的经济回报。
参考文献:
[1]孙建君编著:《中国民间美术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传统经济特征篇8
陈媛媛（1954-），女，汉，浙江杭州人，浙江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1、2.浙江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中国传统吉祥色彩――红色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演变过程中，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吉祥的表征符号存在，而是在更深层次中，成为一种影响民族价值取向、民俗审美、思维方式、行为价值的文化风向标，形成了以“红”符号为原发点的“中国红”文化。在今天社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中国红”文化的价值取向有了新的表征，即：“民俗审美”、“时尚指向”、“政治寓意”。同时，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又给现代商业文化注入了吉祥、健康、鲜活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色彩符号；中国红；商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J504文献标识码：a
theResearchontheCommercialvalueofchinaredsymbol
YeSong，CHenYuan-yuan
中国传统吉祥色彩――红色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演变过程中，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吉祥的表征符号存在，而是在更深层次中，成为一种影响民族价值取向、民俗审美、思维方式、行为价值的文化风向标，形成了以“红”符号为原发点的“中国红”文化。在今天社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中国红”文化的价值取向有了新的表征，即：“民俗审美”、“时尚指向”、“政治寓意”。同时，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又给现代商业文化注入了吉祥、健康、鲜活的精神内涵。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当代消费社会出现了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趋同品味的符号消费为标志的划分，符号化的商品和商品化了的符号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当商品作为符号的价值上升，以至于超过了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经济活动就围绕着商品的符号价值展开，为此，符号经济已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的特有现象。色彩作为一种符号应用,在数万年前的原始宗教仪式中就已出现.历经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地域、民族与行业的发展,直到现代社会,色彩符号的应用仍然极为广泛，尤其是在现代设计领域,色彩一旦被赋予一定的含义即具有符号的特性,它将更好地发挥其“第一视觉”的功能,尤其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色彩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以及广泛而深刻的象征含意。
一、传统文化形态下的“中国红”色彩符号
色彩是民俗文化中最醒目的表征现象之一。透过它，可以看到族群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例如：民族心态、道德伦理观、哲理观等。在这一意义上，色彩的意义可以反射出一种观念体系。提到中国，人们首先出现的色彩意象都是红色，这是中国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所致，那么究竟红色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就不断的认识、使用和开发色彩，久而久之，各个民族便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色彩崇拜。红色这个热烈的色彩早已根植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并使之日常生活化，并形成了以“红”符号为原发点的“中国红”文化。“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演变中，它成了负荷中国人复杂情感的一个载体：从朱门红墙到红木箱柜；从孩子的贴身肚兜到以中国红为主题的婚礼；从本命年的腰带、佩玉的流苏到寿星的寿服寿桃；从深闺女儿的红头绳、香囊到扭秧歌的舞绸；从开张大吉的剪彩到恭贺新禧的贺卡；从铭刻着权力的印泥到记录着功勋的锦旗；从过年过节悬挂的灯笼到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倒福和窗花等等。捕捉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红色的细节，可见红色经过多少代潜移默化的熏陶，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今天，在符号消费欲望膨胀的经济社会里，吉祥文化特别以是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经济力量悄然兴起，在红色的视觉冲击下，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红色经济”景观。
中国“红”的发展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发展，更是代表吉祥民俗符号的一种文化体现。
文化的系统是由人类创造的各种符号系统所组成。“中国红”文化的符号系统就其心态意向的扩张而言，它是由红色在历史发展中，衍生出的人们选择而成的关于意义、观念及一系列常规的约定俗成。“中国红”作为中国民俗、传统文化的起源色彩，具有鲜明的吉祥意义。红色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吉祥的表征符号存在，而是在更深层次中，成为一种影响民俗审美、思维方式、民族价值取向的文化风向标。这种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下的规律影响着人们对于物质社会的感知、解释和作为，表现在相应的文学、礼俗、政治、法律、民风等各种领域。由此，广义的“中国红”是传统文化形态的体现，是红彩符号下传统文化蕴涵的总称，是一种引导人们社会生活和取舍价值观的文化系统。
二、“中国红”文化的社会演绎与时代表征
“中国红”伴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内一直随着政治、经济而发生着改变，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从早期自然环境因素对民族“红”文化形成的影响，到人文环境因素中传统认知论、宗教、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尚红习俗的演变，经过世代承启、沉淀、深化和扬弃，传统精髓逐渐嬗变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红色记载了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积极入世情结，象征着热忱、奋进、团结的民族品格。同时，“红”文化在不断演绎中，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国家象征、民族象征、人们内心美好的期望。“中国红”是中国人的“国魂”，它的符号所指，它喜庆吉祥的特色，也越来越为现代人所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将我们这个民族红色崇拜与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红”文化的吉祥价值取向，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红色情绪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民族意识和生活意志。
“红文化”的一部分，在某一时期内发挥它的社会效应，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变迁，那些社会效应也成为历史，如人们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后，放弃了红色的自然膜拜；传统吉祥文化中迷信凶吉的部分渐渐在弱化，有逐渐消失的趋势；红色在近代革命中的号召效应也随着中国解放、的结束而完成了它在特殊时代的政治使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现代社会中，红色在中国人的审美观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代表着一种传统吉祥的文化，一种积极的民族标志符号，在传统的年、节、喜庆场合发挥无可代替的魅力。在政治行为中，承担着凝聚民族的使命，表现出人们对红色的热爱，如国旗、国徽等。在国泰民安的稳定社会里，红色扬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祈求。举国欢庆之时，从公共场所到媒体节目，处处可见“中国红”的主题，它是庄严、热烈、团结、喜庆、革命和令人振奋的象征，也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完美的色彩。
在当今社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商业文化给“中国红”文化重新注入了新的内涵。红色在经历了“红荒”的冷落之后，开始回归，“红色”奥运作为起跑的发令枪，“红文化”越来越被国人所重视。红色回归是一种开放式的回归，政治的寓意、民族的审美与全球化时代的时尚指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难以截然剥离的“三位一体”的东西，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享色，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对话与延续，这三种表征改变了“红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体现了“红文化”新的价值观。我们可以通过探究现阶段“中国红”文化语境下的价值取向，发现“中国红”文化蕴涵的商业价值，进而给现代商业文化注入吉祥、健康、鲜活的精神内涵。
三、“中国红”文化语境下的红色消费需求
在人类社会不段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文化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两翼，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又是经济的上层建筑，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文化和经济共同演进的。这种经济与文化同构互动的关系，凸显了“中国红”文化语境下商业价值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当透过经济层面上广泛的文化现象寻觅中国社会中商业文化的本质，探究中国人独有的吉祥文化价值取向，挖掘“中国红”文化语境下的“红色”消费需求。
在物质社会里面，人是以“角色”的方式出现，所有的欲望，皆是“角色”的欲望，而非自然人的属性。当个人进入某一个角色时，他就会有相应的角望。而每个人心中在自己的角色基础上的憧憬与理想，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心理虚幻，是他心中对另一个角色的扮演与渴望。由于红色的文化属性和中国社会共识的定位，我们可以把这种能带给人希望、快乐的虚幻心理暗示语境定位为“红角”。由于身份、性别、年龄、职业、知识结构等不同，每个人心中的“红角”欲望都不一样的，但他们的“红角”欲望都是能带给他们的暗示，或者说是他们所缺失又渴望的理想的人生。这些欲望包括：
a)已经完全满足的欲望；
b)已经满足但还可以提升的欲望；
c)未被满足的欲望；
d)完全空白的欲望；
e)没有被自己察觉的欲望。
社会的各种角色群体，都有着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内心世界的“红角”需求，也就是商业所能体现价值的消费欲望。所谓的消费者分析，就是为了找出消费者在真实生活中所缺失、没有得到完全满足的部分，也就是弄清楚消费者心中渴望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道具，只要找到消费者的“红角”需求，及时地把角色道具传递到他们手中，就能实现巨大的商业价值。
传统经济特征篇9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传统经济特征篇10
【论文摘要】是文着重新经济时代经济创新基本特征探讨;阐明新经济影响营俏创新的几个方面是本文出发点;深入论证营销创新应用—怎样“创造购物天堂”?如何“长驻于市不衰?”何以“辫证营销”?如何‘.引导营销网络化”?等，或可助新经济营销创新思路拓张。
新世纪开端，迎来了新经济的曙光，新经济有何基本特征?成为新一轮管理论坛热:新经济必有新运作规则，其对我国营销创新有何影响?构成新世纪营销新规律所在。新经济实践涉面甚广—营销创新应用如何?引人深思。
一、新经济时代经济创新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经济四要素“知识”比重在上升。传统经济包括农业和工业经济，“三要素”论源远流长，数千年倡导繁衍、耳熟能详。而作为创新要素“知识”加入，形成‘.四要素”说，多闻于世纪之交，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列为四要素之首，尤显其特性:即知识要素的充裕性①。皆因前“三要素”盛行至今已受时空限制，国界、种族、观念隔离、亦难有’‘予取于求、随之取用“之便利而显逊色。唯独知识要素，完全无上述约束，只要愿意，可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来形容。仅如过去的一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技术、科研成果以成千上万计，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无穷财富。所以“知识要素”虽立论不久，或叫初具形态，且有转化受阻种种障碍;但其意境深远、力贯全球、活力无比，成为现代企业家，投资、生产、经营者发展战略首备之品—可示其经济创新论中位高而权重的发展趋势。
特征之二，新经济发展加快了“知识”渗透。“土地、劳力、资本“构成三要素说，②.是传统经济重要物质基础，因“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等弊端而风光难再。但.‘三要素“论完整性、严密性、系统性等经济作用亦难于被动摇。新经济发展，‘’三要素”作用在相对下降，但并非言可取代，因为知识创新威力，要通过传播渗透才能发挥出来。如知识渗透于’‘土地”要素，才会有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渗透于“劳力”，才会有劳动品质的提升，劳动效能的发挥;渗透于“资本”，才会有资本运作本质的变化或更新。同时在知识传播、渗透面前人人平等，取之容易;许多企业家，借助知识力量而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是新经济的贡献。
特征之三、经济理论两大支柱面临新冲击。传统经济理论中有两大支柱说。第一支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消费者(家庭)收入受硬性约束，边际效用价值下降，产品价格下调，引发需求上升;反之则下降~一衍生出需求变动规律。第二支柱“生产费用主导”论:即资源性生产费用上升，产品有利可图，供给会增加;反之则减少.一形成供给变动规律。③冲击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网络信息发展，使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产品价格趋低，家庭实际购买力会上升;加之发达国“财富效应”—股市上涨增加家庭虚拟收人，均冲击了家庭预算“硬性约束”论。其二、新经济中知识作用上升，厂商受资源性约束的供给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又如网络经济普及后，免费提供网络和电子邮件服务的厂商会越来越多，从而使“有服务就要收费，’等老行规老惯例受到挑战。于此，用传统供求规律，来分析未来营销行为，已难有更多意义。
特征之四，“注意力”经济成主导世界潮流。象时装模特展销吸引观众注视力那样。企业发展“注意力”经济①，以招徕消费者已成新潮。新经济发展，企业.‘注意力”营销—通过网络宣传，树立企业产品形象;或经精心没计制作打扮，成为某一特定领域“霸主”;或营造购物“天堂”，成为顾客网_L之首选等，从此有了广阔天地。获得了“霸主、’地位，或有了“注意力”形象的厂商，当然能带来无限商机。而于无限商机中，孕育出主导世界潮流的许多新秀，显然又是新经济的贡献。
当然，新经济实践深人还会创造出;如能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带来收益递增;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实现价格永恒降低;“物以多为贵”;提供无限能力与机会等运作特征等。但其要求也是苛刻，甚至是残酷无情。有喻新经济如一个个竞争漩涡，稍不留神即被淹没。并非危言耸听。
二、新经济影响营销创新几个方面
影响之一，打破时空障碍全球范围可营销新经济出现，信息传播已无国别地域之分，从生产与销售理论上看已无逾越之障碍—厂商与消费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影响所及，应从狭窄的国内区域营销，转向国外或全球性营销。特别是暂处弱势者，已有可能“大处着眼、小处人手”立足全球营销观起步，营销创新由此而生而发。
理论依据是:首先，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个性化需求崛起，“靠资本、拼劳力”的规模化同质营销已难于凑效，国际市场异质化营销已成新亮点。其次，新经济时代双向沟通加快，物流。商流、信息流交换频率增加，借助网络形成“高效率、低成本”的互动营销网，为全球性或异质化营销创造了物质基础。第三，国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一条龙服务的政策导向或成功实践，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为全球化营销创新大开了方便之门等。
影响之二，市场多变数引发营销新组合。新经济发展拉近了消费者距离，但也加剧了同类产品生产者的竟争，依据国际市场多种变数而可实现营销新组合。如产品创新，可抓住消费者心理、生理需求变化，把握住个性化需求规律.以提高科技含量，扩大功能用途，增加附加价值或文化内含等来满足。又如价格决策—网络化市场要求，一是产品类型的满足，二是价格成本的可接受性;而企业则可按成本要求提供柔性产品概念，再按概念组织生产或售货—弹性化成为可能。再如分销，已出现电子虚拟市场。无形商店、电子货币等多种数字化交易方式，中间商中介作用已大为降低。促销、信息网络使无纸化促销成为时尚，将有图文并茂的产品索检，价格动向一览无余;网络的定制化功能可将产品组合信息集中储存、自由存取，为消费者提供充分的购物空间。当然还有其他变数影响营销组合因素，构成新经济营销创新的更大空间;
影响之三，营销添智慧出现创新“蜂聚”期。新经济新技术风起云涌，创新的巨大动力已不局限于单项、局部性，且有成片成批的叠加效应。有专家称为创新“蜂聚““现象出现并非偶然。
从市场创新着—出现一种新技术产品后，将有一系列创新活动以招揽顾客，亦会有全新产业问世，或控制一种至几种新原材料基地;甚至出现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以巩固垄断地位，或创新垄断市场方式等。以计算机实践为例—已从单机、大型、单功能、低速度、专用机。向多机化、微型化、多功能、快速度、网络化发展。特别经营销专家或智慧营销的介人，将以低成本高效率、易操作性，而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在实现工商交通、金融、邮电等联网后，又将派生出大批信息产业或相关产业，甚至出现产业带，产业群体、产业链条—“蜂聚”接踵而来，新经济功不可没。
影响之四。优化“系统”论可把握营销主动权。新经济信息网络化，仅是解决了“速度、效率、安全、方便”等传统贸易老大难问题，而“胜算性如何”还要靠谋略智慧，或贸易成熟性。西方诸强已有高科技7096、市场分额80%以上的竟争优势②，于中国未来营销影响探远:优化“‘系统”论或可以“系统营销”论策应，新经济条件更有可能。
首先调整营销心态:承认科技营销落后;但不甘合落后科技营销。其次，坚持市场细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依据国情扬长避短，瞄准高科技目标。
再次，重视消化吸收，实现高新技术第二次创业。还有，创造宽松环境，着力改善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立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维护知识产权，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打击伪劣假冒侵权行为等。还要熟悉““人世’“后的世贸规则，防止高科技贸易’‘被诈、被罚、被假”的发生等。高科技贸易复杂性，以“系统营销”论把握营销主动权，或可以消除新经济运作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新经济营销创新应用的几点思考
新经济时代的营销创新应用，从理论到实践均要有个较长期的适应过程，如下几点可助‘“创新”思路，对初涉营销者更应慎密谨为。
思考之一，自我约束激励创造“.购物天堂”。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企业自强自律，不断消除低效率和浪费现象，减少不合理利润因素，自觉抵制伪劣假冒、欺行霸市等。激励全体员工拼搏进取，敬业、乐业、爱业，提升自我品质;大力弘扬团队意识，更新企业形象，千方百计留住顾客，营造真正的.‘购物天堂”。
利用多种外因营造“购物天堂，，.如通过网络传输商流、物流信息、创造时空效应，产生““购物方便”感;或以产品新概念引导潮流，成为消费者“、理想产品策源地信誉”感;适时开展’‘升质降价”促销活动，产生消费者‘.低支出，高品质享受，，感;还要加强公益宣传、树立绿色品牌，形成‘.热心公益、放心消费”的认同感，将“、方便、理想、享受、认同”的情感运用于营销的全过程。确立‘“购物天堂”的好环境。
思考之二，天时地利人和长驻于市不衰。新经济网络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新产品层出不穷，往往因一个小理念的转变而赚了大钱，又会因一个小小失误而血本无归。因此新经济时代的营销创新，应有‘“瞻前顾后，观微知著、抓住本质、攻防有略，进退有序”等气魄与胆识。或者古商邦经商理念—““天时地利人和，长驻于市而不衰”中，悟出营销创新的灵感:
所谓‘“天时”是指营销大气候—坚信新经济是人类社会新商贸的良好开端，将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而谓“‘地利”则指现有土地、劳力、矿产资源，以及替在需求等优势。所谓“人和”是我国经商者的传统美德。特别是我国‘“入世”后，建立、健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亦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宽松的市场准入机会等。坚持有理做赢人，和气营出三赢家。
思考之三，坚持辩证营销立于不败之地。组大联强，固然是.‘实力、信誉”的象证在国际贸易之中亦有按资本区分信誉度—“实力论英雄”的主张。但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优点。而新经济是一种突破。如’‘小吃大”、“快胜慢”、“新吃旧”等，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新经济规则，①，亦有喻之为新营销辩证法。
新经济时代，所以会“小吃大，，，本质是小者精悍、鳞角锋锐、触觉敏捷，开拓营销自然所向披靡;而自称大者‘为大所累笨拙不已，往往无可奈何被拖累。’‘快胜慢”。关键是““快者灵气生“，，富于灵气的营销，顺应新经济所追求的个性消费目标，慢者只能吃“剩饭，’;’‘新吃旧”，是新(潮)能主导消费意向，代表时代精神，淘汰陈旧落后者。完善此类营销辩证观，就能”劣中求强”、弃旧图新、转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