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环境研究篇1
关键词：城市规划；水环境；响应；暴雨管理模型（Swmm）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4）01-0073-05
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城市建筑物、产业的区域布局，城市工程的安排以及道路、运输设施的设置等，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然而，现行的城市规划规范中并未兼顾城市发展对城市水环境的可能影响，使得城市水环境的安全保障压力凸显。近年来，“近自然规划”、“半自然规划”等城市规划理念不断涌现[1]，但对城市水环境的影响仍缺少明确的量化评估，因此还无法通过合理利用城市规划模式与城市水环境的响应关系来实现城市水环境安全。另一方面，城市水环境管理和修复基本都是在城市化之后进行的改造建设，不仅滞后于城市发展，而且浪费了大量资源，因此寻求城市规划与城市水环境保障的协同途径成为当务之急[2]。在欧洲，城市规划必须通过水环境影响的预评估后才能实施，而国内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中还缺少城市水环境影响的环节。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用地规划布局与城市水环境质量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3-6]，这些研究都是在多年实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还缺少预防环境污染的理论研究。本文以自贡釜溪河城市规划为例，在分析城市规划方式与城市水环境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城市规划与城市水环境安全保障的理论评估模式，从而为城市环境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1流域概况
自贡市地处四川省南部，平均气温17.5℃至18.0℃，日照1150～1200h，降水1000～1100mm。全市境内地形多丘陵，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开春的时间较早，回温很快；夏天温度高，降水量大且集中；秋天较短，常见绵雨天气；冬天雨水较少。釜溪河又名盐井河，是自贡市境沱江段最大支流。自贡釜溪河城区段控制性景观规划红线范围总用地250hm2，其中釜溪河水面面积65hm2。
2Swmm模型简介与参数选取
2.1Swmm模型简介
[Jp2]Swmm是由美国环保署于20世纪70年代开发的，被广泛用于对排水管网、地面径流以及污水处理单元等系统的水量水质的动态模拟。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改进，目前己经发展到具备良好通用性的Swmm5.0，对Swmm模型的应用研究逐渐增多。例如，王静曾应用Swmm评估了山地城市暴雨径流的生态化改造响应程度[7]；赵冬泉等应用Swmm分析了澳门某实验区流域的径流特性，在研究中引入了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和Dem（Digitalelevationmodel）技术，实现了汇水子流域的自动生成，并与Swmm无缝对接，简化了模型概化的前期准备工作[8]；董欣等以深圳河湾地区的排水系统规划为例，应用Swmm模型讨论了规划布局方案近期（2010年）和远期（2020年）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研究结果为其它地区排水系统的评价提供了参考[9]。[Jp]
2.2模型概化
规划范围内排水体制为分流制，根据规划范围用地布局特点和流域地形地貌特点，将规划范围（陆地部分）划分成了15个子流域。河道部分设置为梯形管道，上游来水设置为零，忽略规划范围之外区域的暴雨径流输入。Swmm模型概化结果见图1，各子流域用地布局信息见表1。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区域的暴雨径流调控效率，本文还分析了规划片区内屋顶绿化、广场渗透措施对规划片区暴雨产流排污的影响。屋顶绿化措施的调控效果评估通过更改Swmm模型中各个子流域内不透水下垫面比例，以及将土地利用类型中屋面更改为绿地的方式实现；广场渗透措施通过更改子流域中不透水下垫面比例实现。屋顶绿化、广场渗透和屋顶绿化协同广场渗透三种措施对规划片区暴雨产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图4，对暴雨径流tSS浓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见图5。
由图4可知，规划后用地属性的进一步优化可以显著降低暴雨径流峰值流量，且组合措施的控制效果优于屋顶绿化和广场渗透两种措施单独应用的调控效果。2年一遇、5年一遇、10年一遇三种降雨条件下，屋顶绿化、广场渗透、屋顶绿化+广场渗透组合三种措施对降雨径流峰值的消减率相对于规划后的暴雨径流可分别降低34%、30%、68%；34%、29%、66%；31%、28%、59%，相对于规划前暴雨径流可分别降低73%、71%、87%；72%、70%、86%；73%、72%、84%。总体上看，随降雨强度的增加，优化措施对暴雨径流峰值流量的消减率略有降低。
近年来，城市内涝的发生几率日益增加，即使小强度降雨也可能造成路面积水，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引起的不透水下垫面比例的提高。因此，人们提出很多现代暴雨径流管理措施，如低影响开发、最佳管理措施等，但对于如何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暴雨径流的管理一直缺少理论探究与实践尝试，本案例的分析结果无疑为城市规划与城市暴雨径流的量化耦合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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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环境研究篇2
关键词：历史建筑；宜居；丛台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构建宜居城市观念的不断深入，城市历史建筑及环境保护和利用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重要课题。宜居城市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较早出现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其中就涉及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如萨尔扎诺（e.Salzano,1997）认为：宜居城市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枢纽；宜居城市尊重所有的历史遗迹（我们的根），同时它也尊重那些还未降临尘世的人们。大卫•史密斯在其著作《宜居与城市规划》中指出，宜居的内涵之一就是“由历史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宜居。”在我国，城市历史建筑及环境保护与城市宜居性构建两个领域的交叉性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如何将历史建筑及环境保护置于整体性宜居城市构建的体系之中，使之与新建城市功能单元共同为城市全面性宜居做出贡献，成为解决城市大发展与城市历史建筑及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以河北省邯郸市武灵丛台为例，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讨城市历史建筑在宜居城市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丛台在今日邯郸构建宜居城市中的作用
丛台（图1）是古代赵国的重要文化遗存，世传为赵武灵王所建,所以也称武灵丛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丛台”之名始见于汉书记载，“连聚非一，故名丛台”。史载当时台上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结构奇特，装饰美妙，名扬列国。今天的丛台虽然历经维修改建而失历史原貌，但它仍以古代亭榭的独特风韵，成为赵都邯郸的历史见证与象征。作为城市历史建筑，从城市规划角度来讲，丛台对于今日邯郸的城市宜居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功能性宜居――当代新生活的容器
据史载，丛台的原始功能是用于观看歌舞和军事演练。民国二十八年(1939)，人们以丛台遗址为主体，将其辟为丛台公园。解放后，丛台公园被重新规划设计，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丛台本身只是一座历史建筑，如果单独当做游览建筑来开发，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吸引力，而将其扩展为草木水体连绵的公园，则将城市生活与历史建筑进行了有力的结合，消除了历史建筑与城市生活的隔阂，而历史建筑的影响区域也随之扩大。
从城市整体布局来看，丛台公园位于城市的西北部，距离城市中心相对较远，从而远离城市喧嚣，保证了公园的宁静，颇有世外桃源的气质。同时，由于邯郸城市较小，即使丛台公园处于城市的西北部，亦具备较好的可达性，因此利用率较高。
从城市整体空间规划来看，由于丛台公园面积较大，周围的现代建筑与处于公园中部的丛台距离较远而毫无压迫之感，从而使丛台作为历史建筑与周围建筑形成了较为良好的空间关系（见图2）。丛台月亮门甚至和现代建筑形成了框景关系，值得借鉴（见图3）。
2.生态型宜居――资源的再利用
丛台公园初建时，占地仅3万平方米。当时除维修古丛台、七贤祠及亭、榭等建筑外，还增建了八卦亭、临湖轩、茅亭（现无存）等景点。同时堆土为山，砌石路、架木桥、载种花木。解放后，丛台公园被扩建后总占地为246445平方米(369.6亩)（正中为丛台湖，湖面28000平方米(42亩)）。现在园内不仅有繁花似锦的花圃地，生长茂盛的植物，而且水体浩大。湖中建有亭、桥、榭，湖边建有长廊，假山，花圃，茶亭等，湖中种植莲藕，岸边垂柳依依。人们在湖中垂钓或荡舟泛游，与园林建筑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优美的园林景象，而大量绿化和水体则使周围小气候得到优化（见图4、图5、图6）。
3.文化性宜居――人类的精神居所
赵文化是古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滥觞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延续至两汉，直至今日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影响。赵文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基本内涵为开放进取、坚韧包容，是华夏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融合的结晶。而古代学术大师如荀子、公孙龙、慎到，王侯将相如赵武灵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熏陶感染了后来的人们。
武灵丛台和学步桥是赵文化的重要载体。丛台公园以古赵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为背景，以古丛台、据胜亭、七贤祠、碑林长廊、望诸榭等建筑为主体形成一系列景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园林文化景观，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延伸了其意境。学步桥位于丛台公园北门外西侧，并以之为主体修建了学步桥广场（见图7），它与丛台公园构成一历史建筑群。学步桥广场以邯郸历史文化为主线，根据出自邯郸的成语典故、民间传说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利用古桥、河流、仿古建筑、雕塑、石刻、植物等，巧妙地将古赵文化与自然园林有机结合起来。人们在欣赏这些美景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民族精神的撼人力量，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
三、结束语
丛台作为今日邯郸城市文化的代表，通过其使用功能的改变、资源的生态型利用以及文化环境的塑造等，为邯郸的城市宜居性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将历史文化建筑和环境的保护、利用置于宜居型城市构建体系中的成功范例。
参考文献：
【1】郝良真，孙继民.从文献记载看古代的丛台[J].邯郸:邯郸师专学报,2004(3):Vol.14no.1
【2】邵服民.邯郸历史文化资源及利用述略.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究.2007
【3】杨震.古城邯郸的标志性建筑――丛台.城建档案.2008（10）
基金项目：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003073）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3
关键词：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中途分类号：tU984.11+1文献标识码：a
一、北京生态城市建设概况
北京市一直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生态城市的建设。主要从城市绿化建设、能源利用以及节能减排、固体废弃物处理、城市交通体系、等方面运用综合手段，建设北京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就要将城市的生态建设、环境绿化放到首位，在北京市在城市绿地建设、城市园林建设方面都做了很多突出贡献。人均绿地面积由2006年的39.96平方米/人增长到2011年的53平方米/人，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32%。公共绿地面积由2006年的11365公顷增长到2011年的19020公顷，增长率达到了67.3%。在能源方面，加大重点领域的节能，充分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培育节能环保的绿色产业，提升技术进步对高耗能产业的节能减排的作用，大力推进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建筑节能，创新完善政策机制，全市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4.04%。在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北京市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发总量从2006年的6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1年的223万吨标准煤，年均增幅达到30.1%。从各种新能源所占比例来看，太阳能利用总量约为98万吨标煤，约占总量的43.9%；生物质能36万吨标煤，约占16.1%；风能8万吨标煤，约占3.6%；地热能78万吨标煤，约占35.1%；小水电3万吨标煤，约占1.3%。
总体来看，北京市的生态城市建设与2005年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政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政策与措施都已经开始逐渐成效。一个城市的生态建设都是跟随其经济发展水平而发展的。北京市在近十年间，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明确，也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与支持。
二、北京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不足
虽然北京市已经针对目前的经济水平、发展状况、城市定位等因素，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改进，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北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个政策能够解决的。在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花大力气改善。
（一）城市规划不合理、发展过程矛盾凸显
北京城市布局基本沿袭了老北京城的框架。在近30年的快速的城市建设中，忽略了城市经济、商圈等功能区域与居民住宅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的平衡。在集中的超大规模社区中，并没有与企业、商业相结合。造成居住区相对独立，不能解决居民的就近就业问题。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弊病。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南城的开发主要针对住宅区和工厂，并没有商业性质的布局。到目前来看，南城仍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商圈。还有天通苑、回龙观这类的超大型社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是较为低端的生活服务类岗位，为不能满足绝大部分居民的就业需求，就必须要到城市中心区域工作。这就产生了一个交通上的现象，每天早上人流从城市的四周向城市中心区流动，晚上又从中心区回到城市的四周。不仅造成了非常拥堵的城市早晚高峰，环境的污染、而且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大量人口对于这些大型的居住区所在的区县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极低，加剧了区县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能源再循环利用体系不完善
目前北京的资源利用率较低。以污水处理为例，截止到2011年北京市的污水处理厂已经达到60座，日处理能力总量达到337.3万吨/日。目前，绝大部门的污水处理厂仅完成对污水的净化处理，并没有将污水中的资源利用最大化。第一，污水处理中产生的污泥处置简单，对环境影响也很大。目前污泥主要送到郊区填埋、堆肥，但是无论堆肥和填埋，都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虽然堆肥可以为农业和园林提供非常丰富的有机肥，但是北京市的污泥产生量大，受到堆肥产能和销售渠道的限制，并不能将污泥资源化利用达到最佳，目前整体缺乏对污泥的综合利用。第二，通常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都具有很高的温度，并非自然界中的水体温度。通常污水处理厂仅能解决净化的问题，而不能对水体中的热能加以利用。高于正常水体的被净化的污水排放到自然河道和景观回用时，都会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导致河湖水温升高，水体中的生物死亡或者植物生长异常。例如，北京有一些河湖，冬天并不能结冰，正是因为排放到自然界的水虽然满足排污标准，但是还是对自然界产生影响。
（三）固体废弃物处置水平较低
北京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已经超过十个年头，但是到目前为止进展非常缓慢。但是分类垃圾桶进入社区已经多年，垃圾分类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2011年才真正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的在社区的试点工作。总体来看，垃圾分类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第一，缺乏官方的宣传、指导以及相关政策、实施方法等。第二，拾荒人通常会将垃圾中回收价值较高的部分捡走，造成已分拣的垃圾再次混合。第三，受到目前垃圾处理能力的制约，垃圾分类后也并非分类处置，而是混合后进行填埋。这种处理方式也降低了居民将垃圾分类的意愿。
三、北京生态城市建设体系分析与建议
（一）制定经济发展与居住环境优化相协调的城市规划
经济中心已经明确的从北京市城市定位中移去，那么未来的城市规划应更多考虑“宜居城市”这一主题。未来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就是经济发展与居住环境优化相协调。城市规划从来都离不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城市建设提供经济支持，而且直接指导了城市的格局不同。综合考虑北京市目前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与居住区域在城市格局中的分配。在城区规划中，充分考虑已有的居住区域附近的商业中心设置，利用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平衡北京市区内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通过轨道交通将北京的新城与目前已有的经济、商业中心相串联，带动北京新城的发展。另外，积极在新城附近积极考虑配套产业格局、配套设施等，以带动新城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将新城建为一座“睡城”。
（二）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可持续能源利用可以分为两个体系来看，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舒适度、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是对能源获取方式的转变—使用可再生能源。比如瑞典的哈马碧生态城就是将水资源中的能源充分提取并通过合理分解于城市的能源供应的成功案例。哈马碧生态城中的污水首先作为区域供热与供冷的冷热源，提取其中超出正常水体温度部分的热能，对水质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可以将污水中的余热加以利用。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后，污水从被净化，产生的沼气可以用于发电或者为污水处理设备运营提供能源，产生的污泥通过干燥制成泥饼，焚烧发电。这样以来，污水处理过程中，不但净化了污水，而且还将其产生的废物资源化。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废弃物，成为了电力生产部门的原材料，及可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又可以提高资源化效率，使能源在污水处理厂、电力部门之间流转。
（三）提高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化水平
目前北京市的垃圾资源化率非常低，大部分生活垃圾用于填埋，不仅浪费土地资源、而且渗液对环境的危害非常巨大的。建议通过焚烧发电和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等方式，提高垃圾资源化率，减少垃圾填埋比例。在瑞典99％的生活垃圾都用于焚烧发电或者制沼气为交通工具提供动力，仅有不到1%的垃圾被填埋。可见在目前的技术状态下，垃圾焚烧对环境较小而且对二恶英的控制也非常好，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为了大小周边居民的顾虑，瑞典有的城市将垃圾焚烧厂房设在政府办公楼的附近，以向居民证实垃圾焚烧的无害性。并且目前市政垃圾经过发酵产生沼气也已成为一种普遍成熟的技术，经过提纯的沼气可以为交通工具提供车载能源。
总之，北京市作为一个资源能源相对短缺的城市，北京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在打造“人文、科技、绿色”的首都名片过程中，必须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注重环境治理与保护，不断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狠抓大气治理工作，推动生态修复工程，加强绿化美化工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节能和环保产业，积极利用新能源与清洁技术，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再生水利用水平。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提倡科学发展，北京的城市建设才能长期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
1.程梅珍，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1(5).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4
关键词：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婚姻稳定
abstract：thearticleusesCGSS2010surveydataandtheLogitmodel，emphaticallyanalyzesurbanresidentslivingenvironmentimpactonthestabilityofmarriage.Regressionresultsshowthatundertheconditionofotherconditionsunchanged，urbanresidentsliveinthemarriagestabilityhadnotsignificantlyaffectedbythenaturalenvironment；Urbansettlementenvironmentandhumaneenvironment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stabilityofthemarriage，butaftercontrolincomevariables，inhabitedsettlementsenvironmentvariablessignificantlyaffectdisappear；mainlyconsiderthefamilylivingenvironmentimpactonthestabilityofthemarriage.Smoking，gamblingandplayingvisitorshasitsnegativeimpactonthestabilityofmarriagefamilies；thedaughterinthefamilymoreconducivetothefamilyandmarriagestability，sonofthemorenegativeimpactonthestabilityofmarriage.
Keywords：urbanliving；environment；stablemarriage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0-47（6）
1研究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离婚水平一直较低。传统理念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男女双方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生育子女和抚育后代，这与西方社会将婚姻视为个人私事和强调离婚自由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国际社会的婚姻观念开始影响中国，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和社会环境对离婚的评价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转型期婚姻的观念和基础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嬗变，导致离婚率增高，夫妻从两性结合的经济合作共同体向情感伦理实体转变[2]。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准提高，对婚姻生活的水平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婚姻在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决定居民一生幸福指数关键指标之一。然而随着居民社会竞争增大、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加、城市住房问题的困扰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引起的社会负担系数增长等，人与人之间的聚合力愈发变得微弱和淡薄，而社会聚合力弱化将导致离婚率的上升[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粗离婚率一直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1985年，离婚对数为45.8万对，粗离婚率仅为0.44‰；到2012年，粗离婚率上升到2.29‰，而离婚对数在2011年为286.9万对，增长了6.62倍，与2001年以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1年以后，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增长速度都非常快。
对中国逐步上升的离婚率影响因素，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了研究，如：婚姻中暴力现象会导致夫妻离婚[4]；中国传统家庭婚姻伦理与婚姻稳定性关系[5-7]；中国通婚圈扩展加速传统婚姻破裂[8]；婚姻匹配度与婚姻维持[9-10]；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11]；家庭中经济压力[12]、家庭中子女数量[13]等，这些影响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微观因素都已经纳入学者研究范围。
与理论层面和实际经验层面相比，对城市居民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从实证角度，论证城市居民居住质量对其婚姻稳定性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居住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拥有一套住房往往被认为是夫妻结婚的必要条件，然而住房改革带来的高房价则给婚姻增加了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可能使得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很难找到配偶，同时也可能使得那些能够负担一套房子的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年轻人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给正在还贷的居民婚姻带来不稳定因素[14]。总体来说，中国居住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如图2所示，中国居住房屋竣工面积从1995年的32902.26万平米增长到2011年387705.98万平米，增长了11.78倍，同时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1国家每年投入城市环境治理的金额逐步快速上升。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是粗离婚率的大幅上升，文章将试图探讨城市居民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是否会带来婚姻变动。由于我国社会住房竣工面积逐年增长且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而国家对居住环境也高度重视，这样的大背景，正好提供了一个考察居住环境对个人婚姻行为影响的研究机会。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该数据采用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在我国城市地区抽取了5152个样本①。研究分析样本界定为婚姻稳定性，未婚的城市居民不在本研究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未婚同居也被排除在外，且样本的成员年龄规定在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因此，排除不符合样本，剩下1014个样本量是研究城市居民婚姻稳定性的最终样本量。
2.2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关心的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婚姻稳定性，因此操作因变量婚姻稳定性应该是城市居民的婚姻状态。首先，当城市居民是已婚状态视为婚姻没有变动，离婚操作为变动状态；其次，当城市居民处于已婚状态，但现实状况是处于分居并未离婚，这些样本操作为婚姻变动状态。符合这些规定，本研究筛选有效样本数为1014个，数据显示（如表1所示）城市居民的婚姻稳定性的均值为0.94，因此，可以看出多数城市居民婚姻属于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发生变动。
研究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对于城市居民居住环境指标，文章化为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城市居住聚落环境、城市居住人文环境，以及城市居住的家庭生活环境。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反映城市居住地所在有没有受到污染，问卷中测量指标分别测量了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内容选项为“非常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和“一点也不严重”，每个指标从高到低分别赋值为4、3、2、1，城市居住自然环境的取值为前面三个指标的求和数值；城市居住区聚落环境是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居住地区有足够多体育设施进行体育锻炼”、“居住地区有很多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可供选择”、“居住地区有足够多的公共设施”和“居住地区很安全”，这一系列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至1分，城市居住聚落环境的取值为前面四个指标的求和数值；通过2个问题来测量居住区的人文环境：“居住地区彼此之间相互关心”和“居住地区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一系列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至1分，城市居住人文环境的取值为前面两个指标的求和数值；城市居住的家庭生活环境是文章重点考察的变量，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在与您同住人中，是否有人过度的喝酒、抽烟、以及进行玩网络游戏；同时考察家庭中儿子以及女儿的数量对其家庭中夫妻婚姻稳定性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居住自然环境的均值为8.12，这说明城市居民感知自己居住地区周围自然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城市居民的聚落环境的均值为13.85，相对来说城市居民对自己生活小区较满意；城市居民的人文环境的均值7.56，这个数值比较高，说明城市居民邻里关系处理比较和谐；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环境比较和谐，有“不良嗜好”比较少。在表1中显示，是否有过度喝酒、抽烟、以及玩网络游戏的均值分别为0.16、0.20、0.071以及0.1；家庭人均小孩数位1.49个，其中家庭男孩的人均数位0.82个，家庭女孩的人均数位0.67个，男孩数量多于女孩的数量。
文章控制了农民工性别、、年收入、居住房的产权、社会层级以及房产数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性别变量均值为0.50，性别趋于平衡状态；的均值为0.12，说明有部分群体有；年收入和居住面积均值分别为49597元和91.43平方米，多数人在城市有一套住房，但发现近一半的人对自己的居住房屋没有享有产权；社会层级测量形式分为1到10，共10个层级，数字越大说明层级地位越高。在表1中显示社会层级的均值为4.31，多数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2.3模型设定
对于城市居民婚姻稳定性，本文采用Y=1表示城市居民婚姻处于稳定状态，Y=0表示城市居民婚姻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文章采用模型进行估计：
logit模型采用的是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其中yi是第i城市居民婚姻状态，xi是自变量，bi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3回归结果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5
关键词：城市化；生态环境；资源型；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各个学科关注重点和理解的差异，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化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学科依据各自的角度对城市化涵义进行界定，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从城市化的内涵可以看出，城市化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如果缺乏统筹规划，同时面临资源衰减，那么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将会积累许多矛盾和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较多、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维护社会稳定压力较大等。
生态环境指人类环境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那类环境。是自然界中各种生态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复合生态系统，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规律，也受技术、体制、文化等社会关系的支配。具有调节、净化等功能。
一、鄂尔多斯市城市发展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鄂尔多斯市总面积86752平方公里，总人口162.5万，其中蒙古族18.3万人，下辖七旗一区，毗邻晋陕宁，南临古长城，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与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隔河相望，属“呼包鄂”金三角地区。东部临近环渤海经济圈，西部沟通我国西北，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和东中西结合部，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具有承东启西的战略作用。
（二）资源概况
1.煤炭和天然气储量巨大
煤炭是鄂尔多斯市能源矿产中的最大优势。鄂尔多斯市煤炭的储量大、分布广、埋藏浅、易开采，以高发热量、高挥发性、高灰熔点、低灰、低硫、低磷的“三高三低”闻名于世。鄂尔多斯市也是我国主要的天然气资源集中区，目前鄂尔多斯市盆地内已探明天然气储量12337.44亿立方米，是我国第一个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
2.无机化工资源品种齐全、建材资源遍布全境
鄂尔多斯市的无机化工资源品种齐全，蕴藏丰富。主要有天然碱、芒硝、食盐、硫磺、泥炭等，还有伴生物钾盐、镁盐、磷矿等，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广阔。
建材资源是鄂尔多斯市境内的又一大优势资源。资源遍布全市，主要有石膏、石灰岩、石英砂岩、石英岩、黄土、花岗岩、大理石等。
3.水资源相对缺乏
鄂尔多斯市是我国相对少雨和水资源贫乏的地区，年降水除少量补给地下水、水库和内陆湖泊外，由于植被覆盖不好，水土保持差，大部分通过黄河水系汇入大海。鄂尔多斯市水资源总量为29.6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13.1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21.0亿立方米，人均和地均占有水资源量均低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
（三）生态状况
鄂尔多斯市属内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高原，是全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重点地区之一。全市48%的面积为沙漠化土地，东部为丘陵山区，干旱少雨、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但矿藏丰富；西部为高原区，属典型的荒漠草原；中南部为沙漠区，库布其沙漠居北，毛乌素沙漠位南，是国家“三北”防护林的主要地段；北部及南部边缘为平原区，属黄河、无定河冲积平原，是鄂尔多斯市的粮、油、糖、果基地。鄂尔多斯市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且集中，风大沙多，年蒸发量为降雨量的十倍以上，全年8级以上大风日数有40多天，十年九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四）城市建设状况
鄂尔多斯市建成区面积250.21平方公里，道路面积5034.94万平方米，供热面积7189.30万平方米。全市燃气普及率达78.13%，污水处理率达93.2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3.69%。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6.4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5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9.05平方米。
（五）经济发展概况
“十一五”期间，鄂尔多斯市实现了资源开发的跨越式发展，主要经济指标进入我国地级市前列，2012年鄂尔多斯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656.8亿元，比2011年增长13.0%。2012年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820.0亿元，同比增长3.0%。
二、生态环境对鄂尔多斯市城市化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作用
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保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优质的空气和水资源，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投资，提高城市竞争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人口，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增强农民进城的意愿，促进城乡一体化；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高城市形象和知名度，增强对周边地区的集聚效益和辐射能力。
（二）约束效应
恶化的生态环境会降低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水资源缺乏会使生产和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严重会增加改善环境的成本，土地资源被破坏会抑制城市空间拓展，从而减慢城市化进程；恶化的生态环境难以吸引投资和人才的进入，缺乏城市竞争力，从而降低城市发展速度；恶化的生态环境降低了人居环境质量，危害了人体健康，城市居民会选择迁出，这样就造成人才流失，阻碍了城市化进程；恶化的生态环境破坏城市的形象，降低城市吸引力，不利于城市软实力的增强。
鄂尔多斯市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干旱并且沙漠化严重。而且，鄂尔多斯市处于能源工业发展初期，发展模式仍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粗放经营为特征。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重开发轻保护的发展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影响了鄂尔多斯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进程。
三、鄂尔多斯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一）走生态城市化发展道路，创建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的就在于预防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病”，解决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矛盾，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做到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得子孙后代能够有一个永续利用和安居乐业的生态环境。对于鄂尔多斯市而言，“生态城市”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脆弱、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城市环境基础差，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人口素质与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走生态城市化发展道路，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尤其是领导决策层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二要加强城市生态立法。建立适应生态城市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法律化、制度化是保障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三要建立生态城市化发展的管理机构。在政府领导下，设立跨部门的、综合的生态城市建设决策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四要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生态城市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污染或无污染，低消耗高产出，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
（二）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创建节约型城市
目前鄂尔多斯市的城市化发展，资源浪费严重、耕地占用过快、资源能源供求矛盾突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面对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诸多不协调问题，鄂尔多斯市应该吸取先行城市城市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坚持走一条“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理性增长”的道路，构建节约型城市。在制定鄂尔多斯市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时，应该注重城市化的内在质量，把速度和质量统一起来。要把城市化发展与城市经济实力、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结合起来，使得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能够同步增长，居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多方面内容的水平得到提高，整个城市充满创造力。
实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需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原材料，大力推行节约型增长方式，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走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建设节约型城市。同时，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产业，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创建环境友好型城市
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
鄂尔多斯市将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是必然选择。一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政策，进一步完善公益林和草原生态奖补制度，全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落实“三区”发展规划，推进生态自然恢复区建设，转移农村牧区人口15万人。实施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国家生态治理项目，建设好中心城区百万亩生态圈、企业碳汇林、乌审旗“一河三园”等地方重点生态工程。大力发展林沙产业，实现沙漠增绿、资源增值、群众增收。二要提升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进一步规范资源开发秩序，加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加大地质灾害整治和复垦绿化力度，积极化解矿区矛盾，推进和谐矿区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强化节能节水节地节材意识，坚持低碳发展理念，加大城乡环境整治力度，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体系。
结论
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空间扩张和生活水平提高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在区域发展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集中，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环境作为城市支撑的基础面临着退化。城市化通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能耗增加和交通扩张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生态环境的保护又通过限制人口、排斥资本和干预政策对城市发展产生约束。但是，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高速发展中的鄂尔多斯市，作为资源型城市，未来还会面临资源枯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协调好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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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3]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与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3）
作者简介：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6
［关键词］城市环境道路材料影响改进
［中图分类号］tU98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0-0163-02一、前言
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造成了地球上各种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人类的生态环境在恶化，尤其是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的无限制排放，造成生活环境质量下降。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资源枯竭、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单从城市道路材料选择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我们就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显然，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全球各大城市道路的高速发展。不可否认，城市道路环境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标志，其保护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概括地讲，城市道路环境保护的包含道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和道路建设各阶段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两大方面。其中，道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主要体现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和之后。从一开始的城市道路的设计，再到道路建设施工及道路正式运营管理，城市道路材料的环保功能都在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要做到材料的整体环保，关键在于道路材料的最初选择。要从源头上做好道路环境的环保，以此来对道路建设各阶段中道路材料对环境的作用进行整体把控，减少或杜绝城市道路建设对环境的污染和恢复路域生态损失。
二、道路材料与城市环境的关系
道路材料从生产到使用再到运营管理，整个过程都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环境。
首先，道路材料比如生产混凝土的生产要消耗能源和矿物质资源，肯定会产生固体废弃物污染，同时会排放出对生产环境有害的温室效应或对身体有害的气体。
其实，道路材料属于大型建筑材料，从搬运到最后目的地的使用，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粉尘、噪音，还有很多会出现物理振动等，这些都是城市环境的污染或公害。主要表现在：
（一）道路材料的生产与施工过程产生城市污染
对城市环境的物理振动和噪音是道路材料如混凝土在运输与施工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这对人们的生活具有较大影响，是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有数据表明，混凝土的搅拌与施工也产生粉尘，130kg的粉尘由1t水泥的生产即可产生，这些都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二）Co2等有害物质的排放
水泥作为道路材料如混凝土的重要组成材料之一，其主要原材料成分是CaCo3。CaCo3是形成于远古时期大约35亿年前的物质，它是由大气中的Co2常年固化而来的石灰石。在制造水泥时，就是不断地对这种固化物质进行了分解，最后生成石灰，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温室气体Co2释放。水泥的烧成反应在煤炭的燃烧过程中又不断地产生Co2和So2等有害气体。
（三）道路材料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和能源
砂石骨料是混凝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体积上又占据了70%~80%。可以看出，天然的石灰石和粘土是胶凝材料水泥重要的原材料构成。按照统计数字，为了大量生产水泥和混凝土，我国每年要大量开采粘土、石灰石和砂石等矿物质材料，基本上都是开采50×108t以上。这样巨大的开采量严重影响了河床位置及形状，原来既定的自然景观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很好的水土资源流失现象严重。从另一方面来讲，混凝土要成型，必然要使用大量的模板，而这些模板的制作需要消耗大量木材，木材的取材必然要消耗森林资源，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对生态平衡及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道路材料很难实现循环利用
混凝土材料由多组分构成，一般解体时不可以循环利用，循环利用成本非常高，这与高分子塑料、金属材料等有很大的差别。
（五）道路材料化学成分高，视觉和触觉效果差
道路材料混凝土里面外面视觉和触觉效果差。一方面内在的质地脆硬，化学成分呈强碱性，另一方面表面粗糙，颜色灰暗，在触觉、视觉效果上都很差。
（六）道路材料透水性、透气性都非常差
道路材料结构的密实性是传统的混凝土不变的追求，这样的性能是为了达到强度和耐久性。目前使用的新修建道路的材料大部分是混凝土路面，这种路面占据了整条道路表面的80%以上的面积，由于这种道路材料透气性和透水性都比较差，整条道路覆盖的区域没有空气、雨水，寸草不生。另外，这样的道路受到太阳的照射，升温较快，对附近区域的辐射较强，不仅不利于周边生态环境的美化，反而使周边的环境在气温上高出2-3度，绿色植物无法生存，绿地面积减少，不利于周边生物存活，导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
三、城市道路材料选择对城市环境所带来的问题
任何的城市道路建设都一定会影响城市的整体环境，尤其是大范围的城市路网建设工程的铺开，更是深刻影响环境的质量。目前的城市化推进注重的是规模，很少也很难使用较好的环保建筑材料。大量的不环保道路建筑材料用于道路建设，必然深刻影响城市环境问题。
（一）施工时间段道路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
道路施工需改造当地地理环境，占用沿线土地或临时用地，将原本生态化的资料人工化，改变了沿线生态环境，还需要大面积地改变居民住房，甚至连供电、水利等设施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势必会破坏沿线森林、土壤和植被，引起生态失衡。
（二）营运时间段道路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
道路运营后，带来一系列的生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道路上的汽车噪音和尾气，还有就是道路材料不好散发出来的气味，影响对空气质量和沿线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四、新型道路材料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一）新型环保型混凝土及其开发背景
近年来，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保护地球环境，寻求与自然的和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道路材料混凝土作为人类最大量使用的建设材料，除了要求不断改善道路材料混凝土性能之外，还必须考虑道路材料混凝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资源、能源消费及生态平衡等方面的因素。
（二）环保型混凝土的种类
1、减轻环境负荷型混凝土和免振自密实混凝土，详细见下表1。
表1
■
（三）废弃物再生混凝土
废弃物再生混凝土一般来说分为：生态型混凝土、透水、排水性混凝土、吸音混凝土、绿化混凝土等几种类型。具体的性能和作用详细见下表2。
表2
■
［参考文献］
［1］王艳美.对城市道路施工中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工艺的分析［J］.广东科技，2011，（12）.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7
关键词：产业承接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中西部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2-0177-08
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我国中西部地区迎来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良好机遇[1]。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受到地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2]，本文以我国中西部城市群4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比较，以期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并实施产业承接政策措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范围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参照肖金成和袁朱[3]、曾鹏[4]关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中西部城市群及所辖范围内的城市界定为如表1所示，并借鉴孙威等[5]的相关成果，选取了28项具体指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将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分为产业吸引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产业l展能力三个层面，并采用X1-X15共15项指标进行测度。
1.产业吸引能力由X1-X5等5项指标构成，其中职工平均工资反映了该城市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属于负指标，职工平均工资越高则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越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该城市的消费市场大小；货运总量反映了该城市运输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反映了该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
2.产业支撑能力由X6-X11等6项指标构成，其中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表示该城市的劳动供给状况；等级公路线网密度由该城市的等级公路里程数除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求得，反映了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百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代表了该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显示了该城市的产业配套能力；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反映了该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体现了该城市的资金供给状况。
3.产业发展能力由X12-X15等4项指标构成，其中科学技术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反映了该城市在创新资金方面的投入程度，科学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体现了该城市供给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专利申请受理量反映了该城市的科技创新产出状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体现了该城市的企业盈利状况。
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的构建采用p-S-R模型，分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及生态环境响应三个层面，采用X16-X28共13项指标来测量。生态环境压力由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用电量、人口密度共6项指标构成，且均为负指标，表示这6项指标值越大，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越不容乐观；生态环境状态由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共3项指标构成；生态环境响应由工业烟（粉）尘去除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共4项指标构成。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反映了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28项指标，构建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通过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到城市群内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最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方法对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判别，进而得出研究结论。
1.指标权重的确立
由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量纲千差万别，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公式分别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1）、（2）所示。
2.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3.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4.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判别
在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的分级和判别标准上，本文借鉴钱晓英和王莹[6]的研究成果，将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大类；同时，根据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eC）的相关性，将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系统对比关系细分为3个基本类型（见表3）。
5.数据来源
本文将济源、仙桃、潜江、天门等4个县级市剔除，最终选择的是中西部城市群范围内的4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对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直接得出或公式计算求得，个别城市少数年份缺失的数据根据其相邻年份值补齐。
二、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
（一）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变异系数法获得各指标权重（见表2），通过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到2009-2013年41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水平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略），进而得到2009-2013年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排名情况表（略）。结果显示：从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的排名情况来看，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呈现出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进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只有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说明这4个中心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的排名情况来看，41市在2009-2013年间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波动性较大，进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包括重庆、西安、武汉3个中心城市，以及随州和九江两个地级市。
由2009-2013年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水平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可以得到考察期内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对比关系的基本类型，进一步得出2009-2013年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不同对比关系类型的城市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别为463%、39%、415%、39%、415%，产业承接能力滞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别是488%、61%、585%、61%、537%。就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综合水平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水平，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同步型城市所占比例相当少，2010-2012年41市均非此类型，2009年仅有平顶山和许昌两市属于此类型，所占比例为49%，综合评价指数分别为0107、0113。2013年许昌和黄冈两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占比49%，且综合评价指数非常接近，分别是0106、0107。
（二）产业承接能力子系y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线性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本文以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为因变量，以各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为自变量，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t）的均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4回归分析参数结果显示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呈正相关关系；整体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值为13762，p值为0001，说明回归分析结果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
三、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可计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t），进一步计算得到耦合度（C）及耦合协调度（D），如表5所示。下面分别从时间序列特征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对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特征
通过计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如图2所示）：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其均值位于0201-0300之间，两个系统的耦合度的均值位于0401-0500之间，显著高于耦合协调度均值，原因在于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偏低，致使耦合协调度也较低。就整体来看，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在2009-2013年间趋于平稳，波动幅度较小，可以认为城市群整体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具有稳态发展的时序变化特征。
为了分析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特征，本文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对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秩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为秩相关系数，Xi为考察期内根据耦合协调度值从小到大排列的序号，Yi为根据时间排列的序号，n为样本数。R≥0代表上升趋势，R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对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数据进行Spearman检验，结果显示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通过计算得出城市群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秩相关系数（见图3），结果表明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存在明显的时间分异。具体而言，2009-2013年间，有28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孝感、漯河和咸宁等3市的上升趋势相对显著；其余13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下降趋势最显著的是西安，其次是郑州，武汉位居第3位。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但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从秩相关系数来看，6个中心城市中仅有重庆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洛阳的耦合协调度非常接近于0，变化趋势平稳，其余4市均呈下降趋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鄂州的耦合协调度下降趋势较明显，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南充和宝鸡等6市的耦合度发展态势平稳，其余5市的耦合协调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出现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等3种状态，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变化特征，本文根据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从时间维度上计算2009-2013年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得到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见表6），发现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第一，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246，略高于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0245）；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的均值分别为0249、0241、0226、0242，由此可知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原因在于四大城市群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不高，且在考察期内空间差异明显。其中，位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位于西南地区的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位于西北地区的关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
第二，6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现出“中低西高”的空间变化特点。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洛阳和武汉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88，明显低于位于西部地区重庆、成都和西安（0314）。具体来说，虽然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郑州和洛阳属于中度失调区，但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中西部城市群36个位于中度失调区的城市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位。作为长江中游中心城市的武汉属于轻度失调区，其余11市均位于中度失调区。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均属于轻度失调区，且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中西部城市群41市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内江位于严重失调区，其余12市均属于中度失调区，其中绵阳和德阳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西安位于轻度失调区，其余5市都属于中度失调区。
第三，12个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发展态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洛阳（0268）、焦作（0246）和咸阳（0243）；自贡、南充和泸州排名末3位，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208、0207和0206。位于中部地区的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和鄂州等市的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46，明显高于位于西部地区的自贡、南充、泸州、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等市的均值（0222）。位于西部地区川渝城市群内的自贡、泸州和南充等市的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0207），显著低于关中城市群内的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等4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0233）。
四、结论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通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3年中西部城市群41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考察期内中西部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强相关性，但整体产业承接能力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呈现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41市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波动性较大，重庆、西安、武汉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第二，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出现了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3种状态。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变化较为平稳，但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产生明显的时间分异。重庆的上升趋势明显，洛阳变化趋势平稳，其余4市均呈下降趋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鄂州的下降趋势相对明显，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南充和宝鸡等市的发展态势平稳，其余5市呈显著上升趋势。
第三，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低，6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现出“中低西高”的空间变化特点。郑州、洛阳属于中度失调区，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位于轻度失调区，12个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发展态势。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h：加快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应从政策引导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机制；中心城市应根据自身功能定位，注重降低要素成本，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加强对外联系强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度；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实现信息共建共享，通过产业创新联盟和一体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从而有效发挥其对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资源型城市应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以综合性和多元化为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模式，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城市产业体系；各城市应根据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环境规制措施，对入驻企业进行严格审查；坚决调整和淘汰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产业，对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进行限制，对集约节能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并不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公共绿地水平和绿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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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环境研究篇8
关键词：城市水环境水资源承载能力研究框架
本文将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谈到内涵，揭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真正含义，讨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概念；从影响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分析来探讨水资源承载能力量化研究的框架；并针对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提出几个关键问题。
1城市水环境与水资源承载能力概念
1.1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及内涵
水资源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CCwR，又可翻译成SupportingCapacityofwaterResources–SCwR）的概念，最早源自于《生态学》中的“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一词，是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一部分。其研究的主体是资源与环境系统，客体是人类或更广泛的生物群体。而“承载能力”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malthus）“人口理论”中关于“有限粮食对人口增长的支撑能力”的论述（Seidlandtisdell，1999）。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的学者提出了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并被应用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城市区（施雅凤等，1992；李令跃，2000；Guo等，2001；左其亭、陈曦，2003）。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对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及计算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研究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这里列举几个代表性的定义：
（1）水资源承载能力是指某一地区的水资源，在一定社会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阶段，在不破坏社会和生态系统时，最大可承载（容纳）的农业、工业、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能力，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而变化的综合目标（施雅凤等，1992）；
（2）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水资源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能力（刘燕华，2000）；
（3）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在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下，该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容量（李令跃，2000）；
（4）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何希吾，2000）；
（5）一定的区域内，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下，天然水资源的可供水量能够支持人口、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或限度（冯尚友，2000）；
（6）水资源承载能力，指的是在一定流域或区域内，其自身的水资源能够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并维系良好的生态系统的能力（汪恕诚，2001）；
（7）可理解为某一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惠泱河等，2001）；
（8）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够维系有限发展目标的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夏军，2002）。
关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定义还可以列举很多。尽管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表现的基本观点和思路并无本质差异，都强调了“水资源支撑能力”的含义。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含义来分析，至少具有如下几点内涵（左其亭、陈曦，2003）：
（1）在“水资源承载能力”概念中，主体是水资源，客体是人类及其生存的社会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或更广泛的生物群体及其生存需求。“水资源承载能力”就是要满足客体对主体的需求或压力，也就是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规模；
（2）“水资源承载能力”具有空间属性。它是针对某一区域来说的，因为不同区域的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需水量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与条件、生态与环境问题等方面可能不同，水资源承载能力也可能不同。因此，在水资源承载能力定义或计算时，首先要圈定研究区范围。
（3）“水资源承载能力”具有时间属性。在众多定义中均强调了“在某一阶段”，这是因为在不同时段内，社会发展水平、科技水平、水资源利用率、污水处理率、用水定额以及人均对水资源的需求量等均有可能不同。因此，在水资源承载能力定义或计算时，也要指明研究时段，并注意不同阶段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可能有所变化。
（4）“水资源承载能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标准应该是以“可承载”为准则。在“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和计算中，必须要回答：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支撑到什么标准时才算是最大限度的支撑。也只有在定义了这个标准后，才能进一步计算水资源承载能力。一般，可以把“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作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本准则。
（5）必须承认水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不能孤立地计算水资源系统对某一方面的支撑作用，而是要把水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联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复合大系统中，寻求满足水资源可承载条件的最大发展规模，才是水资源承载能力。
（6）“满足水资源承载能力”仅仅是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可承载”准则的一部分（“可承载”准则包括资源可承载、环境可承载。资源可承载又包括水资源可承载、土地资源可承载等），它还必须配合其它准则（有效益、可持续），才能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研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合理配置时，应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包括可承载、有效益、可持续），建立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本书作者曾把“水资源承载能力”简单定义为：“一定区域、一定时段，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水资源系统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规模”（左其亭、陈曦，2003），可以概括为图1.1的概念图。
图1.1可以形象地表达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简单解释如下：
水资源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支撑、共同作用，来共同支撑社会经济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系统可以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对生态系统一方面可以进行保护，一方面又有可能进行破坏。因此，社会经济系统与水资源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支撑的社会经济规模太大，水资源系统和生态系统就难以支撑，难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生态系统达到良性循环的极限，这时其对应的社会经济最大规模就称为是“承载能力”。因此，水资源承载能力是在“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复合大系统”有机运转下，达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目标时的“最大社会经济发展规模”。
在特定的城市区，所确定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就是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因此，可以仿照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定义，把“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简单定义为：“在特定的城市区，一定时段内，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水资源系统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规模”。与一般流域或区域相比，城市区人类活动强烈，人口、工业、商业集中，本地水资源一般满足不了城市用水需要，污水排放集中且量大，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一般比较复杂。另外，一般城市区不是一个完整的流域，在计算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时，要满足流域（或更大区域）尺度上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要求（或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要求）。也就是说，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一般是基于一定水资源边界条件下进行的。
1.2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影响因素
从以上关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内涵分析可以引申出影响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水资源系统本身特性
水资源系统是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主体，水资源系统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大小是其承载能力的内因。也就是说，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首先是由水资源系统所能提供的水资源量决定的。在城市区，一般本地水资源满足不了用水的需求，需要考虑流域（或更大区域）一定的水资源条件。
第二类：人类活动能力及意识形态
人类是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水资源承载能力。（1）水资源利用率。这是决定单位水资源量能够养活多少人口或带来多大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是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的关键指标。（2）科技进步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重复利用率、污水处理率等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科学技术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处理成本，改善人类生存环境。随着科技的进步，原来不能治理的污染现在可以治理了，原来需要花费很大代价才能治理的污染现在需要花费较小的代价。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促进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提高。（3）本区域发展战略。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规划或发展模式，对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水资源承载能力。（4）管理体制和法制。它反映了人们用水、治水、保护水资源的基本思路。有些管理体制或法制对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有积极作用，有些甚至有消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水资源承载能力。
第三类：定义“是否可承载”的目标差异
这是关系到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要人为确定“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时的最大承受能力才是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前文在定义“水资源承载能力”概念时，是以“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判断目标。另外，也可以制定一些判断目标，计算得到人为干预下的水资源承载能力。肯定会因为确定的目标差异而导致计算结果的不一致。
1.3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概念及内涵
前文对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进行过简单介绍和探讨。从对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定义和解释中可以看出，水资源承载能力特别强调“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这个目标。针对水环境来说，水体到底能容纳多大的污水及污染物，这是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问题。在城市区，生态与环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区所具有的水资源数量和水资源质量。因此，可以说，水环境承载能力是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表现的重要方面和前提条件。
关于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概念及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汪恕诚（2001）曾论述为“水资源承载能力讲的是用水即取水这一面。你用了水之后，产生了污水，污水又排放到一定的水域里去，这个水域能够承载多少污水和污染物的排放呢？因此，水环境承载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水域，其水体能够被继续使用并仍保持良好生态系统时，所能够容纳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
如果不去过多地“抠字眼”的话，水环境承载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水环境容量”或者说是“水环境（水体）纳污能力”、“水环境容许污染负荷量”等等，都是一个概念，一个意思（崔树彬，2002）。实际上，两者也有细微差别，水环境承载能力强调以“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目标。但是，为了在实际应用中便于操作和显示污水处理厂的作用，针对城市水环境问题，本书作者建议采用“水体容许城市污水最大排放量”作为水环境承载能力指标。这种定义就与“水环境容量”、“水环境（水体）纳污能力”、“水环境容许污染负荷量”等概念有很大区别。它不仅取决于水体纳污能力，还与该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有关。也就是说，本书定义的水环境承载能力不仅是与水体本身的纳污能力有关的问题，还是一个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问题；是在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下，水体所能容纳的最大城市污水排放量。这种定义的优点是，可以很清楚地区分出一定条件下城市最大可以排放的污水量。这种定义的缺点是，还不能表达水体纳污能力，并且计算的承载能力与污水处理能力有关，这在不同年代可能是一个变值。为了克服这种缺点，在应用时同时采用“水环境纳污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来分别表示“水体所能容纳的最大污水量”和“水体所能容纳的最大城市污水排放量”。
根据本书定义的水环境承载能力概念，可以把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思路形象地表达为图1.2的形式。
简单解释如下：
城市生活、生产、生态需要从水体中引水，同时又排放出大量的污水。在排放的污水中，一部分被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再排入水体，一部分直接排入水体。如果排入水体的污水量过大，就难以确保水体水质能被控制在某一可接受的范围内，也就难以确保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生态系统达到良性循环的极限，这时其对应的水体最大可以接纳的城市污水排放总量，就称为“水环境承载能力”。简言之，水环境承载能力是指“水体维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所能承受的城市污水最大排放量”。
水环境承载能力控制目标强调的是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用哪些指标来表征？
考虑城市水资源系统和范围更大的区域水资源系统生态良性循环，一般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加以控制：一是，城市污水或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出一定限度（即，总量控制）；二是，一定区域水体的水质不得超出水体本身水功能区的水质标准（即，浓度控制）；三是，城市相关河流的径流量不得小于河流最小基流量（即，满足生态用水）。如果把这三方面的控制范围作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判别目标，在这种目标下得到的最大允许城市污水排放量就是水环境承载能力。其基本思路是，以控制目标为约束，以水量水质模型为基础，反推水环境承载能力，称此方法为“基于模拟和优化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方法（aSimulation-andoptimization-BasedControlobjectinversionmodel），简称Coim模型。关于水环境承载能力的计算模型及方法详见《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2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量化研究框架及关键问题
2.1量化研究框架
基本思路：紧扣水资源承载能力概念，以“水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相互制约（模拟）模型”为基础模型，以“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控制约束，以“支撑最大社会经济规模”为优化目标，建立最优化模型。通过最优化模型求解（或控制目标反推）得到的“最大社会经济规模”就是水资源承载能力。我们称此方法为“基于模拟和优化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方法（aSimulation-andoptimization-BasedControlobjectinversionmodel），简称Coim模型方法。
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框架简单表述如图2.1，表达了水资源承载能力量化研究“Coim模型方法”的基本思路。
Coim模型方法是把城市最大社会经济规模（即，这里代表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目标函数，把水资源循环转化关系方程、污染物循环转化关系方程、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相互制约方程、水资源承载程度指标约束方程以及生态与环境控制目标约束方程联合作为约束条件，建立起一个优化模型。通过该优化模型的求解，得到的目标函数值就是水资源承载能力。
在Coim模型中，水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相互制约关系得到了体现，并且水资源承载能力概念所要求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也被作为一个约束条件包括在模型中。水资源承载能力的计算结果既可以采用优化模型求解来得到，也可以采用控制目标反推得到。
2.2关键问题
针对上文介绍的Coim模型方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关键问题：
（1）目标函数选择问题
图2.1是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的一个框架图。如果水资源被开发利用后，能确保水环境及生态系统可承载，那么，这时的水资源系统处于可承载范围之内。根据这一最大范围就可以确定水资源系统能够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规模，这就是水资源承载能力。
在此模型中，用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来表达水资源承载能力。所以，一般“水资源承载能力”不只是一个数值，而是由表征社会经济规模的一组数值组成的集合，如人口数、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城市面积等。可以把“水资源承载能力”的集合表达为：
F={f1，f2，∧，fn}（2.1）
上式中，F为水资源承载能力；f1，f2，…，fn分别为社会经济规模的表征指标。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只选择人口数、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三个指标来进行讨论。
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可以引申出：假如工业、农业及其它行业发展规模和用水量一定，可以通过人均用水定额来计算城市水资源最大供养的人口数，即得到“水资源人口承载能力”；再假如生活用水一定，可以通过万元产值耗水量来计算最大的经济发展规模，即得到“水资源经济承载能力”。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计算水资源人口承载能力和水资源经济承载能力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因为它们都是假设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实际上，人口、社会、经济是一个十分复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大系统，应该把它们纳入一个大系统中来研究。
因此，针对Coim模型来说，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目标函数选择问题”。到底是选择一个指标还是多个指标？一方面，它决定着模型的性质和求解方法的选择。如果是单指标，所建的模型是单目标优化模型，如果是多指标，所建的模型就是多目标优化模型；另一方面，它还影响到模型约束方程的选择。假如选择的是单目标（如人口），还要考虑其它表征社会经济规模的指标（如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已选择的目标（如人口）之间的量化关系，需要把这个量化关系方程作为模型的一个约束条件放到模型中；再一方面，目标函数的选择也反映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关注社会经济系统侧重面的选择。一般，人们在分析计算水资源承载能力时经常用到“人口总数”指标，所以，在Coim模型中，常常选择“人口总数”最大作为目标函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人口总数”与“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或耕地面积）”等指标之间的量化制约方程。可以简单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人口数要增加，其所需的经济收入和粮食产量也应该随之增加，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用一个区间数来表达。并把这个量化制约方程作为模型的一个约束条件。通过这个方程，模型不仅考虑了“人口总数”单个目标值，也同时考虑了其它表征社会经济规模指标的变化。这样一来，在计算结果中，表达社会经济规模的指标也同样可以写出多个。
（2）基础模型问题
在上文介绍的Coim模型中，需要建立表征社会经济系统、水资源系统、生态系统变化及相互制约关系的量化模型，作为模型的约束方程，用于表达“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耦合系统互动关系。由于耦合系统的复杂性，量化建立这样的基础模型十分不易。因此，建立Coim模型，必定会遇到基础模型问题。关于这一部分详细内容可参见有关文献。
为了表征水资源量之间的变化，需要建立水资源循环转化关系方程。包括大气降水量、蒸发量、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各业引用水量、排放水量、跨区域调水量、流入本区水量、流出本区水量等等，建立各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和量化方程。用这些方程把水资源循环过程定量化地联系起来，从理论上满足水量平衡要求。
为了表征水中污染物运移转化关系，定量计算水体污染物浓度和排放污染物总量，需要建立污染物循环转化关系方程。包括各业污水排放量、污水处理量、污染物自净消耗量、来水污染物总量、出流污染物总量、地表水体污染物总量、地下水体污染物总量等等，建立各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和量化方程。用这些方程把水中污染物循环过程定量化联系起来，同时能定量计算某特定水体的污染物浓度和城市排放污染物总量，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判别约束方程提供计算基础。
社会经济系统是水资源系统承载的对象，其众多指标也是相互制约的，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巨系统。这个系统本身也是相互制约的，因此需要建立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相互制约方程，以表达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整体趋势和相互制约关系。特别是当目标函数为单目标时，建立这种关系方程更为重要。另外，研究规划水平年的水资源承载能力，不仅要弄清楚水资源系统的变化，而且要结合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需要站在变化了的自然和社会来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水资源承载能力量化研究的另一个基础模型是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模拟。
为了约束水资源利用量不能超出水资源可利用量，选用水资源承载程度指标约束方程，即用“水资源承载程度指标”来表达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承受压力的程度，并要求≤1，以确保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会超出水资源可利用程度。
水资源承载能力控制目标强调的是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但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这就需要在模型方程中具体列出生态与环境控制目标约束方程，以表达生态系统的极限条件。
另外，考虑到水资源承载能力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复杂大系统之上，所以需要建立“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耦合系统互动关系量化模型”，以有机地表达这个耦合系统的运转关系。首先，把水量变化、水质变化与生态系统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水量—水质—生态耦合系统模型。实际上，该模型是一个以反映水量循环为主的水量模型、以反映水质变化为主的水质模型、以反映生态系统状态和演变的生态系统模型以及三模型的耦合模型（左其亭等，2002）。其次，再把“水量—水质—生态耦合系统模型”与“社会经济系统模型”耦合起来，作为系统的结构关系模型，嵌入到优化模型中，参与优化模型的计算，也可以通过二模型的中间关系变量直接建立耦合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左其亭等，2001）。
（3）“是否可承载”的标准选择问题
这也是关系到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的一个关键问题。本书在定义“水资源承载能力”概念时，是以“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判断目标。在实际操作时，用生态与环境控制目标约束方程来判断。但是，在该约束方程中，如何确定“是否可承载”的标准是问题的关键。上文已经介绍了应该控制的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污水或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出一定限度（即，总量控制）；二是，一定区域水体的水质不得超出水体本身水功能区的水质标准（即，浓度控制）；三是，城市相关河流的径流量不得小于河流最小基流量（即，满足生态用水）。如何定量确定控制目标方程是问题的难点。
（4）指标选择问题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9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规划；设计；协调性
1我国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存在的矛盾
1.1城市不断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功能与目的不同，必然导致两规的侧重点不同。由于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发展建设在时间和空间上作出的统筹安排，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调控手段。因此，相对于环境规划而言，城市规划更偏重于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地方经济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时期，城市规划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热衷于争取更大的建设用地规模和目标，迎合各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往往根据产业用地的需求而不断地变更城市规划，而忽视城市建设用地控制规划，因此不断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必然对生态环境保护用地造成不断的蚕食，使得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失控，城市发展步入破坏自然生态、加重环境污染的尴尬境地。
1.2城市布局与土地利用的不合理引发环境问题
我国历史上产业政策是重工业、轻农业，重生产、轻生活，重加工、轻基础设施，由此而决定了城市规划中各类建设用地比例失调及其区位不合理。在过去重生产轻生活政策的影响下，形成了很多“水泥森林”式城市，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具有美化和调节生态平衡的绿地、植被、水面以及生物多样性大量丧失，城市生态环境恶化。通常国外综合性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比例为：工业为15.17%，商业、服务业为15%～18%，住宅20%～50%，交通18%～20%，市政10%～12%，绿地12%～20%/人，绿地率30%。我国各类城市建设用地为：工业为29.1%，市政交通13.4%，生活、商业、公共设施用地约占37%，人均公共绿地3.3m2/人，绿地率7.4%。与国外城市建设用地构成的比较，我国城市工业用地高出国外15个百分点，而商服、居住、交通、市政用地普遍偏低10多个百分点，绿地率低20多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布局与土地利用不合理，如城市无明确的功能分区，工业、住宅用地混杂，环境干扰现象严重，污染面广、环境治理难度大；工业用地占据城市中心，致使城市城市生态环境差。
2我国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存在矛盾的原因
2.1规划体系不同
与国外成熟的规划体系相比，我国无空间规划作为统筹，来综合统筹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环境规划、城市规划作为两种有相互联系的专项规划，有各自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行政体系、规划实施体系，由于规划定位、规划对象、规划依据、主导部门、时空特征、规划范围、编制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在无统筹协调的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两规之间无相互协调的强制性因素的控制，造成实际的规划执行过程中，城市规划的执行往往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而环境规划由于体系不完善，缺乏执行力度特别是无强制性指标来控制城市的发展建设行为，致使环境规划所设置的各种环境保护指标在城市规划中重视不够，规划方案缺乏对环境因素的综合分析考虑，往往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需求为首要目标来确定土地的空间布局，这样的方案很容易忽略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也从一方面加剧了先发展后治理的城市发展困境。
2.2规划功能与内容不同
环境规划的功能在于：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环境保护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分配排污削减量,约束排污者的行为;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佳的环境效益；实行环境目标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环境规划更侧重于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建设。
城市规划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手段，是城市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要方面。城市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城市发展中经济建设、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弘扬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利益只有通过城市规划才能进行综合平衡。因此，城市环境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编制城镇的详细规划和村庄的建设规划时，环境保护规划的作用和地位相对尴尬，没有强制性的内容保障环境保护在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完整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3加强我国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对策
3.1宏观：构建完善的规划体系
我国的规划体系,基本上是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建设部等几个部门规划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相互适应和融合而形成的,带有很强的自发特点,目前在区域层面还缺乏有效统领各类主要专项规划的综合性规划。因此,我国的规划体系还很不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迫切需要建立统一协调的区域规划体系，以结束各专项规划“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那么，解决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衔接的最根本方法就是国家要尽快建立区域规划体系。图3-1为本文设计的我国规划法规体系图。
3.2中观：强化和改善环境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两规在宏观层面的协调衔接要通过区域规划体系的建立完善来实现，由于规划体系的建立涉及到立法、部门机构设置的调整、政策及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在现行规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两规的协调又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由于环境规划体系的不完善，很难能确保环境规划的实施；相比之下，城市规划在立法、运作、实施、监管等方面都非常完善，其“规划管理单元”的成功管理模式，更值得环境规划借鉴和参考。因此，在现行规划体制下，应进一步强化和改善环境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等措施来实现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并最终通过城市规划这一法定规划和强制性规划的实施来同步落实环境保护目标。
3.3微观：在城市规划布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
城市是一个多因子，多层次、多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要建设清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就必须根据其自然地理环境与资源、人口特点，科学确定其城市性质和规模，合理的生产布局，尤其是工业的合理布局，努力做到按功能区发展，互不干扰又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合理功能布局是保护城市环境的基础，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项特定的环境要求，都可以通过适用的规划技巧，把建设开发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根据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资源，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定有利于环境与发展的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结合生态功能区规划和环境功能区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淘汰那些占地多、消耗大、性能差、污染严重的企业和产品，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等问题，逐步改善城区环境质量。图3-2是融合了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的黄埔中心示意图。
参考文献：
[1]吴良铺.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徐东.关于中国现行规划体系的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08，10(10):181-185.
[3]牛红义,张宝春,江东鹏.我国环境规划思想体系初探[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2):53-56.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10
abstract：thecenterofYan'anconcentratedinBaotaDistrictSanchuanjunctionarea，sinceyearsofecologicalconstructi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hasimproved，butitisstillatacriticalstageof"governanceanddestructionstalematephase"，therefore，weshouldcontinuetostrengthenecologicalmanagement，useartificialmeasurestopromotethenaturalrestoration，inordertoimprovethelivingenvironmentinurbanareas.
关键词：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Keywords：Yan'an；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tructionand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7-0298-02
0引言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介于北纬35°21′～37°31′，东经107°41′～110°31′之间，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全市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延安市的中心城区集中在宝塔区三川交汇地区，各类城市建设主要分布在东川、南川和西北川三条大的平川，以及杜甫川、市场沟等小型川谷地区。川道内有延河、南川河穿越，建设用地呈狭长的“Y”形，南川、西北川城市建设沿河道两侧分布；东川城市建设主要位于延河西北侧，中心城区人口和资源较为集中，商圈也主要分布在Y字型的交汇处。
1生态环境建设概况
1.1生态环境总体特征回顾过去，延安市总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比较严重，大气环境除总悬浮颗粒物达不到三级外，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已达到二级标准；延安城区噪声略超标，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60.2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72.0分贝[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低，城市垃圾处理能力较弱。
1.2生态环境建设成就“十一五”以来，在延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环保厅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环保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10年延河综合污染指数比2005年的37.64下降了11.54，延河水质呈改善趋势；延安市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2010年达到315天，比2005年的272天增加43天，2005年-2010年间未出现酸雨；延安市功能区2010年噪声达标率为60%，比2006年20%提高了40个百分点；延安第二垃圾填埋场已经开工建设，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0年的80%以上。
尽管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坚持以生态建设统揽工作全局，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但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生态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同全国一样，正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生态建设与保护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2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2.1水环境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延安市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植被稀疏，地形支离破碎，又多暴雨，大量泥沙被流水冲走，是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且治理难度大，任务长期而艰巨。另外，水土保持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人为水土流失、边治理边破坏等现象，以及投入不足、治理措施不配套等问题。延河流域的工业以石油工业为主，石油开采使延河水质石油类污染比较严重。延安中心城区的生活污水现一般都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入延河，中心城区生活污水排放是造成中心城区内的延河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2大气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延安中心城区地处黄土高原，植被稀疏，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本底值比较高，中心城区又处于河谷之中，川道狭窄，周围梁峁遍布，这种地形在冬季时容易形成逆温和静风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燃煤也是影响延安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障碍之一，二氧化硫浓度在冬季和春季采暖季节明显高于其它季节，总悬浮颗粒物和降尘也呈现出一季度浓度较高的特征。
2.3声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中心城区噪声主要来源于道理交通及过境公路建设，未对城区进行环境功能区调整，其次，老城区和新建城区各功能区布局不合理，道理交通网络规划不合理，对施工现场和建筑噪声为加强管理和执法，致使延安城区噪声略超标。
2.4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延安中心城区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垃圾目前是送到尹家沟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而尹家沟垃圾填埋场是处理生活垃圾的，不具备处理医疗垃圾的能力。在延河沿线，经常可以看到沿岸居民（村民）丢弃的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堆积。
3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