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1
世界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在自己所生成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每个民族生活的环境不同，又使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或称为文化的民族性。这样，也就使得我们的世界涌现了多种文化体系，或称为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有多少国度，就有多少文化体系。如，我们所说的古老的玛雅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爱琴海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华夏文化等。这样众多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多彩的文明景观。世界是各民族人民所共创的，世界文化也是各族人民所共建的。在当今的世界，也同样存在着多种文化体系。如西方的欧美文化圈，东方的中华文化圈，佛教文化圈，还有阿拉伯文化圈，拉美文化圈，等。
民族政治文化的内涵
现代政治科学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首倡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其后便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政治学者基本上是从政治心理视角来界定政治文化。如，阿尔蒙德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另一美国学者派伊（L·w·pye）也说“政治文化一词涉及政治上一切有关的取向，不论是认知的、评估的或表情的”。其他学者也都有相似的看法。作为结构一功能主义的代表，阿尔蒙德不仅注意到政治的客观方面，即结构及其功能，而且注意到政治的主观方面，即政治文化现象。这样，使政治科学不是停留在对客观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和研究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的主观、内在方面。同时，他还认为政治结构一功能（客观）和政治文化（主观）二者是互动的。政治结构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一定的政治文化则支持、维持和变革政治结构体系。作为当代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有其科学价值的，他弥补了传统政治学单纯着重制度研究的欠缺，深化了对政治现象的认识。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主张所谓“价值中立”的，他们否定“价值判断”，对事物不作定性分析。这样，他们只从感性方面、心理方面认定政治文化，而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关于政治文化的看法，在我国学者中是不一致的。一种也是把政治文化主要归结为政治心理方面。如，马起华说“政治文化是个人对于政治系统及自我在系统中所担任角色的心理取向”。丛日云也是把政治文化归结为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另一种见解是将政治文化广泛化。即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理论、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如朱日耀先生即认为“政治文化应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其中包括有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几个方面。
上面两种看法，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将政治文化广泛到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狭义说则仅只是指政治心理方面的政治取向。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看法。把政治文化既看成是主观方面的现象，但又不仅仅指政治心理方面，而是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思想方面。或者说是包括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部分。如我曾说过“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王沪宁也说“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具体的说，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这点，王惠岩教授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非理性的情感认识因素，也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性认识因素。即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因素，同时还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
总之，我的看法是居于中间的。即一、政治文化是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主观方面；二、作为主观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心理因素，而且包括政治观念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二者是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的。政治心理是潜藏在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表露在外的。但是它却促进着人们政治观念的形成，即人们对政治生活有系统的认识，而政治心理又受其政治思想的支配，即人们是在一定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产生出一定的政治情感、信仰和认知的。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引导人们的政治心理；而政治心理又推动政治思想的形成。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政治意识要比政治心理更为重要。因为心理只是一种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往往作为一种系统的观念表露在外，并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规范。
至于客观方面，或是政治制度方面，则只是政治观念形态的载体。就是说政治的主观方面必须通过客观载体来体现，而载体本身则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之中。这点是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一致的。
由于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不同的社会心态。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心态，应是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每一个民族由于在政治文化上具有共识，从而使人们对该社会的政治共同组织产生认同感，因而该民族才富有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于世界舞台的基础。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就构成该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所以只说“一定的稳定性”，是因为作为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来说，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民族的政治文化也要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决定政治文化的诸因素
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于各自所生成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那末，是些什么因素决定着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各自的特点呢？
首先是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任何民族为了生存首先是要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自然环境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大自然所给予各民族的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特别是初民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是很大的。他们由于征服自然能力的低下，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有的民族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则适宜于从事航海或贸易；内陆的一些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沿海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这样，就使得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如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具有封闭性。再如希腊，境内多山，不宜农耕，经济作物较少，而且海岸较长又多岛，故而适宜发展航海和对外贸易，形成了其开放的环境。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人类在适应自然中不断地改造自然，从而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和制约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在今天世界科学发达的情况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强，各民族的交流极为方便和频繁，因此，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约束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比起从前，则相差甚大。
其次是各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经济生产方式我指的是如何组织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而经济形态则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或说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一般说有三种经济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也有的称之为时间经济，或其他称谓）。又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的氏族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自然经济，无论中国或西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然而，中国和西方的奴隶、封建社会又各有特点，这就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环境。中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如前所述，古代希腊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这又决定了古代希腊文化的特色。
再次是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对政治文化来说更是其直接基础。在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阶级关系。国家则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公共组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将来阶级消失后，人类社会还会存在着相互关系，那时必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也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除了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等外，国际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就将相互影响，也会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当然，也有的是外民族的入侵，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强加给另一个民族，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最终本民族的文化还是起主导作用，它总是不能代替的。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虽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受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等的制约，但是反过来，它也对其他现象起着影响，对经济、政治还起着反作用。
政治文化的传统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变”，又有“通”。“变”是“改”，“通”是“继”。历史就是在“变”与“通”的过程中“有序”的发展着、前进着。“无变”则社会不前；“无通”则社会难前。就是说，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停滞不前。这就是发展与继承的关系。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世代相传的过程。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这就产生政治文化的传统问题。所谓“传统”，中文把“传”解释为“接”，就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一代。也就是“交接”“接力”的意思。又解释为传播、传授。而所谓“统”即事物间的连续相关性。英文传统一词大多用“tradition”，其意为一代又一代的往下传。这与中文有相似之处。可见，无论中西传统一词实际意义都可理解为一以贯之，传而统之。我国过去就有所谓“道统”，这是指以“孔孟之道”作为“统续”的观念，实际是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观念。
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就是一个民族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则是精神的积淀，也就是每个民族历史相传的民族精神，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意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有的学者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别开来。文化传统是指历史积累下来的民族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前者是凝聚在现实人们的思想中；后者则是历史的现象，已成过去的存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文化传统。当然，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是必须了解传统文化的。因为，文化传统正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生理的遗传，特别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而造成的。
关于生理上的遗传，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能多谈。关于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则是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一。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人们通过多种社会渠道，如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传媒工具而培育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等。这里特别要提到政治符号。所谓政治符号是指特定的国旗、国歌、国徽，以至领袖人物的肖像，都属于特定的政治符号。这些都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象征，具有该民族的形象的代表意义。这些符号是通过一种直观的形式对人们政治心理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传递该民族的政治文化。人们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重要场合要奏国歌等活动，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作用。
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也表现为各自的发展轨迹。如，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一贯式”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虽然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起过多种变化，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主流是不变的。西欧各国则不同。其政治文化发展的线路是与我国很不相同的。是一种“转换型”的，或称之为“演变型”。西方的文化曾经历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文化多种形式。然而，在西方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文化形式又是一个兼容的过程。就是说，虽然形式变化了，但其基本精神依然被吸收保存下来，如平等、自由、民主精神，从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有的风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又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继承性、交汇性
前面谈到，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民族性等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就有政治文化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问题。
1．社会性与阶级性
政治文化既然具有民族性，作为一种观念的现象，就是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共识。也就是说它是具有社会性的。然而，政治文化又属于政治范畴。因此，也就必然的具有阶级性。或者说，这是由政治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目的而奋斗。因此各阶级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和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观点，以及代表某个阶级的政治理论等）。各阶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共同的阶级的政治文化，才能够产生各阶级共同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表现为它是团结各阶级成员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的一种凝聚力量。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其次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因此也就各有其独自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即阶级的政治文化。这就构成政治文化的亚文化体系。一个社会有多少阶级，可以说就有多少个政治亚文化。但是，掌握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掌握的国家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主要是传媒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这也是一种思想统治。
当我们讲政治文化社会性时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同样，当我们重视政治文化阶级性时也不能否认政治文化的社会性。可以说政治文化的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民族性）之中。例如我国古代，人们都认为国家是“天”所建立的。君主也是天所设立的。有所谓“天生蒸民，受之君，受之师”。这种政治观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但各阶级对此的理解并不相同。统治者认为是“天”命我来进行统治，老百姓必须顺从；而老百姓则认为“天帝”之所以立君的目的是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公认一个“天”（这是政权的来源），要求却不一致。老百姓不顺从时，统治者以“天罚”的名义惩罚；老百姓被逼造反时，也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西方的平等观也是如此。如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则是“消灭阶级”。平等是共同的追求，但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
2．时代性与继承性
如前所述，政治文化是具有稳定性的。这就表明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时代，政治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特点。然而，人类社会。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延续”的发展过程。后一个时期、阶段、时代都是由前一个时展、演变而来。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继承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继承发展史。
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同样，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也是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都有其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文化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文化时既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又要了解它的继承性。不看到政治文化的时代性，不能认识它的性质；不了解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便不能认识它的民族传统。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时代性，就是它属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它的性质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它是世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再如，我国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积淀了优秀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时代性。
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继承性，是使我们避免提倡继承文化传统时不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也不至于只承认时代性，否定政治文化的继承性。我们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有选择的继承传统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继承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遗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立足于时代的前列。因此，马克思主义既讲继承，又讲发展。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与继承性的最好的典范。
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更新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继承一方面是“继往”，而另一方面则是“开来”。所谓“开来”就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观念的发展和超越。无论何种文化体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地超越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也就是在这样不断往复地前进。人类也就是在这样不断更新中前进。更新观念一方面拓宽了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渠道，是传统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人们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新条件下，为传统观念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成分，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并继续显示其活力。任何不从时代的转换出发，在新的基础上更新观念，不和时宜地僵守原有的观念，都是有碍于社会前进的。当然，忽视“继往”，一切都“另起炉灶”，也是不可能的，也会影响社会的前进。
3．民族性与交汇性
由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不同，因此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色。然而，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又不是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缩短了各民族间地理上的距离。这为人类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成现（定式），是不能避免的，也是人力所不能阻挡的。罗马出现过以老伽图为代表的“顽固派”，未能阻挡希腊文化的传播；我国清末的“顽固派”也未阻挡住西方文化在我国的流传。
在西方，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如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罗马文化更是接受了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古犹太教的发展。西方中世纪文化是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综合体，同时还包含有接受希腊文化传统（先是柏拉图，后是亚里土多德）。我国文化具有独特性，看来是一种封闭文化的典型。其实，我国古代文化也吸取了不少外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吸收各民族文化而构成的。而且，印度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我国；阿拉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传入。近代更是大量受到欧洲文化的撞击。可见，在开放性社会存在文化的交流，在封闭性的社会文化的交流同样存在。
我们之所以说“交汇性”，是说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我国特别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这是无疑的。但同时，我国文化也影响着西方。我国的四大发明不说，就是人文社会思想，对西方也是有影响的。如早在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就受我国儒家“仁学”的影响，我国的戏剧《赵氏孤儿》就受到他的赞赏。当今，西方对东方文化更是广为接受的。无论是人文、社会，以至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还是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说，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存在，主要就是由于它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特点这个民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只有坚持民族特点才能立足于世界。其次，当一民族吸取别族文化时，其基本立场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另外，还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任何原封不动，照抄照搬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此外，任何外力强加的办法同样是要碰壁的。文化的交流必须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外民族文化消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且这是交"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随着人类社会各民族交往的发展，文化的交汇性会越来越突出，交融汇合之点会更广泛，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以此为由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文化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方法，比较是一种鉴别。毛泽东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对事物通过比较，才能区别其不同之处，才能看到其各自的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区分事物。因此比较法是我们经常在各种生活中所采用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的区别事物的方法，比较法是有许多原则的。这里我们不多作研究，但有一点要说清楚，那就是比较必须具有可比性。这是进行比较的首要原则。
既然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宏观的政治文化研究时，就必然引起对各民族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视。
对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比较。所谓纵向的比较，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本身的比较。既然政治文化是与政治社会同其久远的，因此它就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产生、发展、膻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每个历史时期，也必然地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这样，为了更好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这就是民族的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等。如中国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对这种研究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同时代的。如，我们可以进行先秦的和两汉魏晋的比较，也可以魏晋的和宋明的比较。也可以是学派之间的比较。如，儒家和墨家的比较，玄学和理学的比较，还可以对孟子和荀子比较，等。这是就中国而言。对西方也是同样的。如，希腊和罗马的比较，希腊罗马同中世纪的比较，基督教文化和近代文化的比较，也可以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卢俊和霍布斯的比较等。所谓横向的比较是指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之间的比较，如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如前所述，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受其本民族所处的各种条件制约的。这才产生了多种形式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甚至还有其支脉（亚文化的一种）。各民族政治文化体系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利弊得失。因此我们在对不同体系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就绝不能褒此贬彼，或区分就优孰劣。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要认真地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例如，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个人和整体（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同西方在观念上就存在区别。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偏重整体，而西方则是偏重个人的。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观念，有着极大的凝聚力，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是我国几千年来得以延续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在我国这种特有的整体观念中，个体却存在过多的依赖性，缺乏独立性格，从而使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西方则恰恰相反，个人的独立地位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充分的活力和生机。然而其分散的效应却造成人际关系上的冷漠和社会的某些混乱。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2
文化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最为核心的标志，如果文化消亡，那么民族终将不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步伐加快，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正逐渐被削弱甚至完全消失，近年来，有着22个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云南怒江流域，其民族文化的弱化消失问题尤为突出，呈现出显著的地缘特点。因此，确立民族特色文化的民间保护功能，重视民间主体的保护作用，以应对国际化、市场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消解与渗透，建构多元文化、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对各民族团结与凝聚、文化与经济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怒江源出于青藏边境唐古拉山南麓，斜惯自治区东部，入云南后，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地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出境入缅甸，在缅甸称萨尔温江。怒江流域面积有32.5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就是诸多民族频繁迁徙流动的地区，共有傈僳、怒、独龙、彝、傣、白、纳西等22个民族栖息于此，该流域集中了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习俗、语言和传统，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六种宗教并存，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多样性突出。近年来，由于怒江主体民族僳僳族群众80％以上的人皈依了基督，怒族、独龙族、白族、彝族、拉祜族、佤族、傣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基督信徒人数也逐年上升，民族特色文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淡化、弱化、变异、消失的态势，再者，由于国际化、市场化发展步伐快速向少数民族地区迈进，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不可避免地衍生对多样性民族特色文化的侵袭、渗透、消解，从而也导致了各民族逐渐流失自身的本位文化，即使是原有先进的生态文化因子也一并面临逝去的危险，整个怒江流域特有的文化样式日渐式微，形势比较严峻。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团结共处、共同发展的和谐因子，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文化景观，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发展模式是建设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安全长廊、稳固和谐边疆地区极为积极有益的尝试。
在我国，民族文化指的是：“具有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的语言和文字；世代相传，流程完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地区特色生产工艺及其制品；具有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风俗习惯的礼仪、节日和庆典活动、游艺活动、民族体育活动等民间习俗；集中反映某一民族或地区生产、生活特征的民居、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示及其他物品等；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识及特定的自然场所等等。”
根据实地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我们认为，肯定少数民族悠久历史的那些生态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理解和分享少数民族先进、文明的价值观和习俗渊源，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此推进我国的民族文化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这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须的。首先，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主体是当地的各少数民族民众；其次，民族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传承机制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表征，它集中表现在他们的各种节庆仪式、居住样式、服饰等景观中；第三，各级各界人士及各少数民族自身对其优秀文化元素的温情和敬意是他们滋养文化自信心的精神食粮；第四，各级政府组织是扶持、辅助、引导各少数民族实现其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
——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众
少数民族主体的自觉性和参与性是保护民族特色文化的根本基础。根据我们对怒江流域傈僳族、白族、普米族、彝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佤族的文化现状调查，我们认为，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首先应该是当地民众，其次才是政府各级各类组织的宏观调控、扶持和引导。仅仅依靠政府各级各类组织的“法律法规”进行民族文化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重视从民间和政府两个层面相结合来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实施保护。比如，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举行节日庆典、招商引资、民族节日等活动的时候，曾规定各乡镇村少数民族群众必须衣着少数民族服装方可上街、赶集、观摩、参加节庆活动等，否则以罚款论处；政府各类组织和机构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先后专门建立了一些民族民间歌舞活动场所、祭祀活动场所，适时举行歌舞表演、民间贸易交流活动，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加入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行列里来。以上措施和努力既体现了政府各级各类组织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上的积极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和传承了其特色文化，功不可没。然而这些保护措施和强硬规定却没有成为减缓民族特色文化弱化、消失最有效的方式。近年来，随着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对幸福指数经济指标的渴望导致的过度开发使得怒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淡化、弱化、消失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除了族称外几乎已经找不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踪迹，即使是本族群的民众，他们已经基本或完全不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表征性的文化特征也已消逝。根据调查，我们认为商业化开发、建设与民族文化保护并不矛盾。既要保护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和其中的优秀元素，又要与时俱进地与国际文明成果接轨，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细化措施并监督实施、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组织经常性的文化活动来保护、传承、发展民族特色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应该是政府各级组织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与民间可持续传承、保护、发展理念相结合，如此才能在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格局中进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有效传承。例如，云南某大学曾在怒江福贡县赤恒底傈僳族村寨设置“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他们以傈僳族传统民居样式融合现代化设施与理念来建设基地房屋，该地区傈僳族群众慕名参观后，纷纷表示自己建房盖屋也要以基地的傈僳族传统民居样式建造，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民众在选择自己居住文化上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创造力的趋奉、热爱和尊敬，附和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冀望和心理要求。所以，民族特色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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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首先应该是族群民众，其次才是各种规章制度的保障。文化保护一要从精神层面确立、肯定其文化与时展相吻合的优秀部分，二要在制定文化保护和传承机制时首先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冀望相结合。少数民族民众在保护传承发展自己民族经济与文化的过程中重新感受、体验、认识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部分及在族群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和作用，从而确立族群文化自尊意识和自尊理念，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二、民族特色文化村寨群
——可持续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基础
文化表征是民族文化存续的根本保证。居住样式是民族特色文化最重要的外在表征，因此，民族特色文化村寨群是族群文化向心力的外在形式，是可持续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神纽带，同时它还是少数民族地区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基础。然而，少数民族村寨与主体民族——汉族村寨并无二致的建筑模式和发展思路既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确立和族群文化精神的期许，也不利于他们特色文化的保存、延留和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它在某种程度上稀释、屏蔽了少数民族族群对自己民族形成、生存历史的肯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始，国家为改善怒江流域少数民族居住条件，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先后斥资实施消灭茅草房工程，代之以石棉瓦房、土砖房、混凝土楼房等房屋样式，在一定数量上取代了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茅草房、竹篦房、木楞房，确实达到了改善少数民族居住条件、提高少数民族生活水平、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消除少数民族地区居住安全隐患的作用。但是，安居工程伴随着的却是以牺牲其历史形成的特色文化场域为代价。此时期，该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蕴含着传统生态理念的竹、木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相继被现代生活用品所取代。如，2003－2005年，贡山县政府为了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实施了消灭茅草房、危房和美化庭院的温暖工程，为多民族乡丙中洛查腊怒族村每户怒族群众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的水泥、石棉瓦，改造木质危房，消灭茅草房，查腊怒族村寨传统特征的居住样式开始改变，出现了石棉瓦水泥空心砖房，目前，怒族传统居住样式——木板石片房正逐渐被取代、否定，怒族村民开始积极努力建盖现代的水泥空心砖房；1990年后，特别是2000年后，当地怒族、傈僳族、独龙族、藏族村民传统竹、木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被现代生活用品所取代。然而，各少数民族在赶上和超过其他民族比如汉族这个历史相对悠久、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主体民族现有生活水平的跨越式发展中，更多地是以放弃和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代价的，他们更多地认同汉族文化的发展速度和格局，努力追求与汉族一样的生活理想，除了居住样式外，民族特征鲜明的衣着服饰审美取向也逐渐趋同于汉族，如怒江流域一部分聚居或散居的傈僳族、怒族，部分彝族和阿昌族。而那些靠近县城、乡镇或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文化消失的情况更加显著，有的则仅仅保留着族称，其特色文化表征如居住样式、服饰、节庆仪式、歌舞等深蕴着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表征均与汉族完全一致，如兰坪县的白族居住样式过去趋同于傈僳族，多木楞房、石片房，现今基本与汉族村寨一致，大多是土墙瓦房、空心砖瓦房和少量水泥浇注的多层小楼房，既无大理白族特色风格的民居样式，也无与其他民族互融互渗形成的新的白族建筑区域样式；梁河县城的阿昌族居住样式、服饰审美已经和汉族完全一致，几乎所有民族文化表征都已消失，仅在离县城20公里之外的弄邱村，还保存了极少量的阿昌族传统居住样式的房屋及部分传统民族服饰和节日歌舞；福贡县上帕镇腊乌村和鹿马登乡赤恒底村傈僳族村寨、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村怒族村寨、贡山独龙族乡孟登木村、熊当村独龙族村寨等，传统地域材质和样式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特色居住文化景观正受到现展理念的强烈冲击和挑战，民族服饰、节日歌舞消解、异化、消失的的情势比较显著，仅在偏远之地才可见到各族群特色文化景观的显著存在状貌，而且其特色的居住文化也因其贫困、落后的表征逐渐被否定、被消灭。
关于怒江流域少数民族居住等文化历史积淀，清代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曾这样记载过怒族的居住、服饰情况：“覆竹为屋，编竹为桓。……人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由此可知，怒族居住区在历史上曾为茂密的原始森林，竹木制品是他们历史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明证，蕴含着他们早期的生态审美思想和理念，是他们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怒江流域还有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众多)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竹蓖房、石板房存在，而它们正处于当地政府以消除贫困落后、安全隐患为发展蓝图的安居工程之列。
但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一个民族，其文化的核心就是它的价值观。居住样式是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最具亲和力的外在表征之一，如果一个民族表征性的东西都已经不存，那么它的文化被彻底颠覆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了；况且，如果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以羡慕人家的文化为基础，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执着和敬爱，那么文化表征的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自身文化的流失。怒江流域有着最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目前这些文化资源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式微现实。在怒江峡谷，由于山高险峻，自然环境特殊，可居的平地不多，“千脚落地房”、“木垛房”(“木楞房”)、“木片房”居住理念和样式是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与大自然交相融汇的经验结晶，不仅熔铸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依持和和解，而且承载了他们与自然协调的特质，熔铸了他们的智慧，既是他们长期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斗争的结果，也是他们生态文化语境的自然延伸和呈现。如傈僳族村寨的“千脚落地房”，建房选址时，房子主人考虑较多的是房屋能否躲避山洪和泥石流、要选用坚硬又耐腐性强论文联盟的树木、要以三角形的稳定性来考虑房屋的结构等问题，这种房屋最大的优点是空气流通、防潮避湿、冬暖夏凉。它不仅是傈僳族聪明才智的展现，而且是他们与天斗、与地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深蕴着他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豪感，一味以现代化的全民一致的居住样式来启示、取代他们的特色民居样式，既不符合其独特的自然、气候等条件，又遮蔽、消融了他们的文化。这样做的结果，与否定他们的生存发展历史、否定他们长期与险恶自然环境斗争的智慧与创造力毫无二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文化自尊的丧失。
应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所寄托的族群精神、族群情感的淡化与稀释，必然会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失，还可能是族群价值观的盲目性变迁，最终不仅会使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化性征变为单一化，而且也会给族群发展带来难以预知的隐患。因此，从居住样式的多样性人手，逐步建立怒江少数民族特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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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保护区，与怒江“自然(生物)遗产基金库”的地域环境相协调，形成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性征，辐射整个怒江流域是与世界接轨的理性选择。其方式和具体措施可从以下方面人手。第一，提炼少数民族各族群居住文化精神，注意肯定、保存少数民族特色居住文化景观；明确少数民族民众对族群居住文化样式选择的主体作用，启发、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建盖符合其族群历史文化样式的住宅；以坚固的现代化材料和理念取代少数民族传统的不利于人类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材料。第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表达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域和风俗习惯，与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相结合，在州县乡镇一级的城市或城镇设立少数民族标志性雕塑及建筑物，通常以人口较多或较少的少数民族居住风格和有形特色文化形态为城市风貌和地方特色的主要标志。第三，少数民族乡村表达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居住理念的的原生态创造，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和文化传承中的先进理念，改革不适宜安全、卫生的居住格局部分，如在怒族聚居区建盖新房时可逐步考虑以复合竹木制品或仿木、仿竹材料代替空心砖、石棉瓦、混凝土的整体外观样式；对原有怒族居住样式进行模拟性外观保护；修缮、加固、改造现存的竹木制房屋，使之符合现代化发展对居住的要求，逐渐形成特色民族文化村寨群落。
因此，在怒江地区建设符合少数民族心理积淀、审美追求的居住文化样式，形成多元民族文化村寨群，能从客观上熏陶、影响、启发少数民族民众充分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油然而生敬意和爱意，带动该地区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族群自尊和文化自尊，自觉保护、传承、发展本族群文化，使该地区多样性民族文化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三、可持续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的长效机制
——语言、服饰传统和民族歌舞
历史感和认同感是民族特色文化生存、延续的根本。
1.语言传统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内聚力
云南怒江流域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有语言无文字，其历史文化只能口耳相传，民族语言在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族群文化认同和内聚力的基础。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各自语言的情况各有不同，通常是靠近县城或者与汉族杂居、与汉族交往频繁的少数民族村寨，少数民族语言消失得较快，衣着服饰、节庆仪式等民族特色文化的表征也随附消失，而在偏僻一点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本民族语言使用比较频繁，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表征就显得浓厚一些，如兰坪黄梅乡龙登村白族及白族支系勒墨人离县城有七十多公里，周围也都是白族村寨，虽然日常语言为地域特征的白族语言，但由于外出打工者较多，当地矿山外来人口也较多，白族与外界汉语交流的机会增多，因此，除50岁以上的女性还穿着已经融合了其他民族特色的白族服饰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普遍不着传统白族服饰，节庆既不过或很少过白族传统节日、不着白族服饰，汉化进程加快；再如梁河的阿昌族村寨——弄邱，离县城二十公里，属较为偏辟的阿昌族村寨，日常生产生活语言大部分使用阿昌族语言，但男性村民汉语沟通和使用机会多于女性，男性大部分着汉族服饰，女性则大部分着阿昌族服饰；福贡离县城三十余公里的架科底乡俄科罗村傈僳族，其日常生产生活语言大部分使用傈僳语，民族服饰仅限于40岁以上女性衣着，年轻一代使用汉语者较多，服饰基本与汉族一致。承载民族文化的语言系统消失，民族文化消失的风险增大。
2.服饰传统是民族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形式
少数民族女性是保护与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力军。女性是美的使者，从心理学上讲，女性更重视服饰的与众不同，她们总是以丰富多彩的服饰美化自己族群的视域，呈现出自己迥异于别人的特色，她们是天然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在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服饰方面，女性不仅是民族服饰的制作者，她们还是服饰文化最主要的传承者，女性在本民族服饰的存续和传承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使民族主体文化心理在服饰表征上深层积淀的积极继承者和创造者，原因有三。
一是对民族文化的热情和敬意。对本民族文化积淀的由衷喜爱和趋奉是少数民族女性自觉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如，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怒族自然村一社和二社共有村民353人，男性184人，女性169人(根据2010年1月“人口统计表”统计)。查腊自然村怒族女性传统服饰制作的时间以一年12个月365天计，怒族女性在家织布、织怒毯，制作怒族服饰的时间约60天，而且主要集中于8月和9月雨季和农闲时，8、9两个月织布、织怒毯、制作怒包、怒衣的女性平均每天约4人／次，占全村女性人数的7％。2005年以前，怒族女性制作怒族服饰绝大部分是自用，出售的很少，而且她们的男性亲属普遍对其制作怒族服饰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这说明，女性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是自觉的，油然而生的，制作本民族服饰也是自愿的，没有或较少受外界压力的控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怒毯作为怒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对女性的吸引力更大，制作怒毯的机率最高。目前，由于旅游公司对怒毯的订购，怒族女性制作怒毯呈现出一半自用，一半出售的情形，怒毯的经济因素开始显现。
二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激发。增加经济收入、担当家庭重担是少数民族女性非自觉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催产素。如，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是福贡县著名的傈僳族服装生产点，在赤恒底的9个自然村中，傈僳族服饰制作以出售、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为主，家庭织造出售的市场份额占70％，自用仅占30％，出售服装的材质为现代的棉线或毛绒线，成品产出速度比较快，传统傈僳族复杂的织布工艺和程序基本消失，会做傈僳族传统服装的女性以45岁以上的人居多，这些女性为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农闲时节大多手工织布、手工刺绣，机器制作民族服饰，虽然是以增加经济收入为目标，客观上某种程度地保护、传承了本民族千年形成的服饰文化特征。
三是民族审美心理积淀。亲和感、温情和敬意是少数民族女性追求民族服饰美和创造民族服饰美的心理内驱力。调查中发现，女性对自己的本民族服饰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油然而生美感，一是日常生产生活中女性比男子更多地、更频繁地衣着本民族服饰，如梁河弄邱一带阿昌族，日常生产生活中女性着阿昌族传统服饰的人数占90％以上，而男子却鲜有阿昌族服饰，但男性对女性衣着本民族服饰的赞赏度较高，很支持女性制作、穿着本民族服饰；二是女性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农闲时制作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即使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购买现代衣料方便快捷的今天，傈僳族男女两性对麻布服饰依然情有独钟，偏远一点的山村女性更甚，她们更多地以衣着麻布服饰而自豪，从内心深处的热爱使得她们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作麻布服饰，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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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本民族文化。因此，少数民族族群主体共同的审美心理、价值判断是促使男女两性自觉维护、继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原动力，女性则是族群服饰审美冀望天然的忠实守护者。
3.民族歌舞是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有效渠道
怒江流域各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舞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婚丧节庆、亲友聚会要歌舞自娱，甚至打官司也要用民歌对答、调解，这是构成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民族历史，歌咏现代生活的族群文化的有机载体，是族群凝聚力的体现。但是由于怒江流域皈依基督的人数逐年递增，蔓延族群增多，少数民族特色歌舞在信徒中呈现为消失的情势，如怒江福贡上帕镇俄玛底傈僳村民小组，80％以上的村民信奉基督教，信教群体不仅不过傈僳族传统节日——阔时节，也不在任何场合唱跳本民族歌舞；贡山茶腊是一个典型的多种并存的怒族自然村，原始信仰和喇嘛信仰者常常自发自觉唱跳本民族歌舞，举行传统的有发展理念的婚礼和葬礼仪式，但基督信仰者则完全禁绝之。在怒江流域基督信仰较为普遍的地区，由于一些教会严禁信徒过本民族节日，唱跳本民族歌舞，有的甚至禁绝衣着民族服饰，所以一些族群村寨几乎完全不唱跳本民族传统歌舞，不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也鲜有衣着本民族服饰，即使有的村寨也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但方式却是基督化的，对基督教的虔敬使得他们消泯了对自己民族歌舞及优秀文化因子的热爱和肯定，致使民族特色文化已经在怒江主体民族——傈僳族族群中呈整体消解、消失状态，其他各族群的文化特色消泯，传统文化凝聚力减弱。
毋庸置疑，对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肯定和热爱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主体性传承的基础。所以，在怒江流域这个多民族、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的地区肯定并弘扬各少数民族历史流传下来的原创优秀文化精神理念及表现形式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传承、发展、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的长效机制。具体措施一是提炼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精神和积极因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习所来传承族群文化；二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完小设置一定学时的民族特色文化技能双语课程，教授各少数民族儿童部分传统生态技能；三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村设置民族传统服饰、传统歌舞培训班，分批、分阶段、分层次培训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制作技术、传统歌舞表演，并在一定的时间进行民族服饰制作、设计、歌舞展演和比赛。
四、古老而先进的生态思想和先进理念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精神动力
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按照自己的生存语境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积淀了丰厚的生态思想，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在各少数民族传统的节庆、祭祀仪式中不同程度蕴含着古老先进的生态思想和生态理念，这是各少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所在。对自己民族古老生存历史文化的现代肯定是各少数民族提高民族自信心，维护共有文化根基的精神保证。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特色文化消失加快比较严峻的现实情况下，少数民族古老生态思想和生态理念的张扬是特色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它一方面充分肯定、赞扬了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经验性文化，另一方面还增强了他们保护、捍卫自己特色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紧迫性和主动性，促使族群特色文化获得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例如，过去，狩猎是怒江流域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早期居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他们天生依赖自然，敬畏自然，自然在他们朴素的世界观里有着神圣的地位。在怒江一带，打猎不仅是族群历史上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而且也是传承民族生存技能、价值判断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然而，在今天打猎已经被完全禁止的时代，偷猎的现象仍然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着一定的市场。如在高黎贡山白花岭一带，一位老猎王曾说：“几百年来，我们祖祖辈辈都靠山吃山，哪个男人不上山打猎?如果打猎能把动物打绝，那几百年前早就打绝了，哪里还等得到你们来建保护区?”在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里，怒江两岸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茂密的森林养育了无数仅靠采集、狩猎为生的原住民，可是青山绿水却没有消失，虽然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和生态的变迁加剧了怒江森林动植物资源的压力，可是完全禁绝少数民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精神，也是不明智的。例如，过去傈僳族猎手打猎时一般都供奉山神及猎神。山神主管山中动物及家中禽畜兴旺，而猎神则保佑猎人捕到动物。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全村人要集体到山房(类似山神庙)宰杀鸡或羊祭祀山神。出猎前需点三炷香杀牲供奉村子附近古树下或者岩石下的猎神，在场的人都要磕三个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立秋后是围山的季节(又称开山的季节)，祭祀山神后就可狩猎，猎人在山上有规律地布置捕兽扣，第二天去查看，如果没捕到猎物，15天之后再去山房祭祀山神，第二次还没捕到猎物，这就昭示说山神发怒了，不宜狩猎，该年禁绝狩猎。如果开山第二天就捕到猎物，猎人就要把捕到的第一只猎物做上标记放归大自然，直到捕猎到那只做了标记的猎物才“封山”，这是山神提示：此次围山季到此结束。傈傈族的狩猎过程和习俗其实蕴含着他们古老的科学的生态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分析，其狩猎过程有其先进的科学性：如果间隔15天依然没有捕到猎物，说明该物种数量很少，只有当年不捕猎才有利于动物种群繁衍；在捕猎季节两次捕到同一只猎物，说明动物种群数量比较多，且成熟；立秋开山捕猎是动物的成熟季节，避开了动物繁殖生长的关键时期，有效保护了动物的生长。这种原生态的秘密是使其居住的青山绿水长盛不衰的秘诀。在现代社会，虽然各少数民族伴随狩猎而生的各种特殊的图腾崇拜仪式早已淡出他们的生活，但部分传统文化深厚的傈僳族人、怒族人、独龙族人至今仍把与本民族有关的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来崇拜，在日常服饰、装饰物中还延留着他们原创文化的遗迹，故而该地区少数民族狩猎文化才会以“偷猎”的方式部分保留并被继承下来。
所以，可以从生态文化保护的角度，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感情和生活习俗，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在对逐渐消失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进行及时有效保护的同时，利用古老的生态文化精神和理念激发该地区少数民族森林生态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行为，合理利用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自觉地阻止生态破坏行为，建设幸福家园。
设置一定的时间和区域，给予各少数民族传统狩猎文化一定的空间场和时间场，重塑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精神。在怒江州这个原始生态保留最充分、最完整、狩猎文化最为持久与浓厚的地区划出一定的狩猎区域，根据合适的季节，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度，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狩猎活动，活动期间举行民间的民族体育竞技活动和猎物贸易活动，传承民族技能和精神文化。
设置一定的少数民族特色体育竞技场，适时进行传统生存工具和传统技能展演活动，合理保护、宣传、发展少论文联盟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优秀元素。
与本土结合的文化保护理念。在民间确立从儿童到青年、中年、老年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意识，从精神上尊重并弘扬他们文化的优秀因子、与现代文明成果接轨的先进部分，让当地人认同、理解、参与、懂得更多的森林保护措施和保护意识，自觉爱护民族家园。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3
一、民族题材绘画的文化人类学支点
美国人威廉•a•哈维兰在他的大学教科书《文化人类学》中，将文化人类学划定为三部分内容:考古学、语言人类学与民族学。考古学“主要研究人类的过去”，［2］之所以称为“过去”，是因为所研究对象为“人类实践的物质产品和踪迹，而非这些实践本身，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2］语言人类学着重于“语言使人类能够保留其文化并使它代代相传”;［2］民族学则“专门研究现在的文化”，“研究人们的观念和实践”，而相关的田野调查工作，不只意在描述他们的文化，“也要说明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2］我们可以将哈维兰关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分类作为切入点，探讨民族题材绘画的理论支点。陈兆复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一书中所讲的阴山岩画及中国各地岩画的留存，在考古学视阈下，即是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实践的物质产品和踪迹”。岩画是一种静态的、凝固的艺术沉淀或记录，具有不可复制性。当它们作为艺术遗迹，作为一种停下来的历史被回眸观望时，人们即可准确地分析当时当地的人类活动现象。例如人们看见阴山岩画中描绘狩猎、放牧等内容的记录，于是推论它为当时在那一带活动的匈奴族的艺术遗迹，即便这个民族今天已不存在，但历史上岩画发生的时间至少证明这种推断有一定的可信度。再如连云港岩画大约创作于商代，而商代时曾有一个少数民族东夷族在那个地区生存，故学者推测连云港岩画可能是这个已经消亡的民族的艺术遗迹。［1］(p．67)而类比语言人类学的语境，民族题材绘画或少数民族题材绘画，作为“绘画语言”，亦有类似的功用:通过画笔描绘不同的族群———少数民族的生活样貌，描绘每一块土地上不同的族群———少数民族的文化表现形式，亦是“使人类能够保留其文化并使它代代相传”的一种记录方式。这种记录呈物象化、静态化、实体化，它与“文字语言”的功用异曲同工，均可帮助人类记录中华民族的多元化形象及其生活样貌，使之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依哈维兰所说，民族学“专门研究现在的文化”，“研究人们的观念和实践”。已有的民族题材或少数民族题材绘画承载了，或者说部分承载了这样的内容，不同的只是，民族学家运用文字语言记录整理调查成果，民族题材或少数民族题材绘画者则运用绘画语言留下形象记录。画家们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研究那里的风土民情，个性文化，并用绘画呈现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以及一切具有个性色彩的物质元素，真实记录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动态与文化现状;而其笔下的少数民族形象，则或多或少地表达出不同族群的思想情怀与精神风貌。一旦进入文化人类学视阈，在感性或美学层面徘徊的民族题材绘画就会豁然开朗，并找到其理论脉络和背景支撑，民族题材绘画的概念与实践也就有了更深层的意义。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3］而特定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则应该具有独特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特征。如果说，民族题材绘画是为了真实地记录和留存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流于表面，难以深入的民族题材绘画表达的瓶颈问题，使其生命力与想象空间有了广泛拓展的可能性。
二、民族题材绘画与多民族中国形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中，汉民族虽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但55个少数民族的居位区域却占到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此外还有3000多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在全国范围内生活。［4］这样的人口分布，造成了两种现况:一则全国范围内56个民族混居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则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虽然也有大量的汉民族生活，但这些区域各自呈现出少数民族的个性文化特征与环境氛围。这种民族的多样性与区域的个性化，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共存共生的中国现实状态，也体现出多元而统一之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交织着56个民族的个性文化特征。如果用绘画方式来表述这样的内容，它首先从观念上阐释出一种多民族多元统一的中国形象，亦从形式上显现出一种多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中国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题材或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提出与发展，已经超出美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延展至社会政治的层面。美学意义上的民族题材绘画，强调色彩、形象以及创作元素的多样性和新鲜感;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题材绘画，探究并发掘每一个民族的个性文化与原生态特征;而社会政治层面的民族题材绘画，既是中国各个民族的形象记录，同时又将每一个民族都塑造为中华民族整体形象中的组成部分。如此，不仅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更用画笔真实地绘制并展示出了中国形象的多元性。绘画语境中的中国形象，是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它是画者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认知，而民族题材绘画，则是对这种审美想象与建构的一种多样性的阐释与补充。回顾历史，这样的阐释长久以来鲜有记载，也常被忽视，而审视当下，这样的阐释还多流于感性层面，有待于学界从多角度、深层次去发掘，并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探讨研究。用绘画来展示中国民族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形象的多元化，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具象记录，亦是对56个民族大团结之和谐中国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真实解读。由于视觉形象的表述，在国际社会中，是不同文化间相对更易被人接受的传播方式，故而民族题材绘画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对中国形象多元化在国际语境中的塑造，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也更加具有社会文化传达层面的意义。综上所述，关于民族题材绘画的讨论，它既是美学层面的，亦是文化人类学层面的，而当它被提高到塑造当今中国形象这样的社会政治层面来看待时，其独特的效用，尤其值得画界与学界予以认真的理性的关注与重视。
作者：康笑宇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4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原生态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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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曙光.多维文化视野中的专业民族声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4，2.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5
摘要我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及统一的国家，各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其中，体育文化几乎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一种文化样式，它在本族人民的创造与传承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与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做了分析。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体育特征
折射社会生活的浓缩点便是民族型的传统体育，而通过它能够观察到民族性文化是多么的富有。在我国，民族体育的传统性体现着我国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民族心理、价值观等内容，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创造活动。而正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在民族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很多民族特色，而且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经济等影响，它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思想，体育精神也不同。所以，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包含着物质层面的内容，同时也包含着精神层面的内容。而民族文化的本身就包含了民族体育文化，因此，民族体育研究中文化角度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文，就是对我国民族与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
（一）民族
民族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做的一种分类，只有拥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经济、共同语言这四个特征的人群，才能够称为民族。在本民族中间，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化状态等趋向一致，生活习俗等也都大同小异。这就为特定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所以，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当然就体育文化而言，当然也是有很多民族特色的。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各个民族之间无论是在生活习俗还是语言的使用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就形成了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
（二）民族传统体育
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尚没有得到统一，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既不同于民族体育、民间体育，它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这是因为民族体育既可以包含现代民族体育，也可以包含古代的民族体育，它的传统性是不确定的，比如乒乓球是英国的传统体育运动。而民族传统体育也根据不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区分。所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不包含汉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恰却是既包含汉族传统体育，也包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因此，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总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必须具备三种特质，民族；传统；体育。
（三）民族的传统型体育文化
它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文化，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的物品，以及这种由这些物品所带来的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的物质文化就是基于民族传统体育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包括各种民族传统体育的物质制品等。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稳定、最保守、最核心的一个构成部分，是维持文化结构的关键所在[2]。而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就是指民族传统体育精神、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等方面的观念形态，它处在与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相对立的位置，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走向。而依笔者看来，这样物质与精神层面相结合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不断的随着时展，而对其的保护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希望国家能重视起来，把过去的体育文化不断的发展壮大并传承下去，因为这是一笔财富。
二、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分析
（一）民族性和传承性
民族性则指的是民族型传统的体育文化必须具备的自身特殊的性质，它是区分所有民族文化的标志，而且它也可以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区分标志而使用，是一个民族具有自身文化的特点。而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使得人们的文化创造表现出多样化的姿态，所以这些各方面的文化也就具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特点。当然文化自己本身具有的特点以外，也具有其他不同的特点，而由于这些特点在相对稳定的物质层面进行映射后，就塑造出了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性，即民族性。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也相应了具有了民族性的特征，它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体育项目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甚至可以象征着一个国家或地区[3]。简而言之，比如，巴西的足球项目就是一种民族性非常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提到足球，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巴西，就是足球运动在体育运动项目中可以说，足球就是代表了巴西。再说它的传承性。从表面上来看，这所谓的传承性就是更替和继承的特性，就是能够从一代一代的人中把这种今的每一代人保留传递下来，没有断链，亦即得到了继承。而另一方面，它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民族精神和体育文化的发展。而这种文化，也就是我们它能够称得上的传统二字。就是因为它经由从古至今发生变化的历史潮流中传承下来，是因为它与时代的变迁保持了一致，不断做出改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亦即得到了更替。民族传统体育，并不是说一定是拥有着传统体育文化，一成不变，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而是在传承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改良优化，才得以保存至今。
（二）时代性和后作用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性与后作用性是两个极性相反的概念。第一，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性是指通过一种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能够看到当时整个社会团体、民族或者国家的基本体育文化素质。比如“刘翔时代”中，透过刘翔这位运动员在体育上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状态；换而言之，刘翔身上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4]。还有我国的乒乓球，在国际上，一提到乒乓球就会想到中国的乒乓球打得非常之好。第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后作用性是指民族体育文化的作用在当时没有得到显现，但是却在后来得到体现。因为民族传统体育至今都还在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之中，所以，有些体育项目在刚开始并不一定会把其作用凸显出来，而久而久之，经过人们素质的提高，以及对体育项目的关注，这些体育运动才逐渐的被重视，真正的发挥了其本质的作用。比如，武术在产生之初到经过传播与发展之后，我国的各个民族发展出了具有本民族风格与特点的武术。
（三）统一性和连续性
世界上的民族多不胜数，而各个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都具有差异性。因此，从表面上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全球化的大背景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趋向融合，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这个背景下也逐渐形成了以体育当作中心的统一集体；因此，在时代的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的不断发展，就不断的推动着民族型传统的体育文化由零散逐渐的形成了现在能看到的统一的体育文化。当然，这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技巧，更加保证了民族型传统的体育能够持续地发展，只要生活不断，体育就不断。
（四）兼容性和开放性
总的来说，这两个特征是民族传统体育能够发展至今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推动其继续发展的基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给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渗透提供了条件，很多民族愿意吸收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在体育领域同样如此，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在清朝进行变法维新的时候，而军队则是其他国家新型体育形式以及项目的首要传播对象，随后才被国民慢慢地接受，进而推广。在传播过程中，文化需要媒介来传递，并且到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最终，正确的，好的文化始终都会被保留并传递开来的。当然，在此过程中还需要不同体育文化之前的碰撞，继而才能形成新的文化。而中国的传统体育与西方的体育文化相融合，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的体育文化。开放性跟兼容性之间具有很深的关联。因为只有具备兼容性，开放性才有意义；而只有具备开放性，兼容性才能够得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它对外扩散传播以及向内吸收两个方面，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五）地域性和形态多样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域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文化的发展必须有所依托，而比较稳定的依托就是地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方式，打上了地域的深刻烙印，就是它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比如，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我国南方的渔耕业比较发达，北方的畜牧业比较发达，造成了南方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竞渡为主，而北方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骑射为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态多样性是指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所客观存在着的个体差异性。我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现多样化形态的国家。以“秋千”这一体育项目为例，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哈尼族等都有各自不同类型游戏的形式。
三、未来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
（一）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案例表明，民族传统体育要想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就要不断吸收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精华，并向国际化发展。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一项宝贵的财富，在当今社会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也需要得到革新与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将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不断吸收外来体育文化，从而形成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交融的局面，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
展望未来社会，体育技术、方法等将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高，甚至会出现一些新的技术、方法或理论。而这些都将促成未来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对传统体育的发展表现出了极高的重视，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社会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将获得更多技术、制度等层面的支持，内容与形式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三）民族文化特色将作为一个驱动力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文化特色是民族传统体育保持民族性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其活力的源泉。因此，在未来社会，民族文化特色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并将被各个民族加以利用从而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进程。
（四）学校教育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因此学校的体育教育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学校的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将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四、结语
这是民族的传统型体育运动在发展的过程里而形成的文化形态，传统它的发展对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审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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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阳春，马兴胜.从民族文化的特征看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与发展[J].甘肃科技纵横.2012（05）.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6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C1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066-06
onReconstructionofethnicCultures
――takingBuyiminorityinGuizhouasanexample
YanGChang-ru
(Guizhou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moderntourism,tourismonethnicculturesspringsuplikemushrooms,whichcausescloseattentiontotheprotectionofethniccultures.takingBuyiethniccultureinGuizhouasanexample,thisarticlediscussesabouttheethnicculturesprotectionissuesfromanangleofthegeneratingandthechangingofcultures.
Keywords:ethniccultures；culturalchange；culturalreconstruction
人们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选择了工业化。工业化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人们在充分享用工业化带来的物质财富之后，陡然发现人类与自然产生了相当的距离。于是，人们需要适时逃避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和拥挤嘈杂的环境压力，产生要返回自由，到宁静的大自然环境中去的追求。具有现代意义的旅游活动便应运而生了。
随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交往时代的到来，人们从旅行家的传记中发现了他民族和他文化，于是，利用便利的交通工具，远足他乡，进一步认识和求证报端、网络介绍的他民族、他文化，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厚自己的生活经历。民族文化旅游便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
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从匆匆而来的旅游者的身影当中发现了民族文化的价值，当然也从旅游者的言行举止中看到了异文化。为了适应旅游者的需要，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不遗余力地挖掘、甚至创造“某种”民族文化，以招徕更多的旅游者，同时，在适应潮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旅游目的地的人们也在调整自己，以便使自己的生活城市化，东施效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病态。面对这种情形，学者们从静态的和动态的角度探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认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内容和落脚点，是如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并掌握合理开发的“度”。[1]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化创造是人们根据旅游者的需求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的；人们追赶主流文化的潮流是国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同要求所致。因此，研究民族文化的重构问题需要众多的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投以极大的热情和聪明才智，引导人们正确的理解并发扬民族文化需要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付出较大的努力。
文化是人的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也是人类社会的实质，是社会的人的真正奥秘。从广义的角度上看，文化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方式。它包括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内隐的和外显的行为、行为方式，行为的产物及观念和态度。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适应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改造环境的工具。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的主体意识客体化为一些对象，也通过劳动使客观的物质符合自己的主观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同时也创造了自己，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文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或最具有根本性的内容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意识方式，概括说来就是人的活动方式，而在这种活动方式中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
依据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的发生与变迁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人类集团的生存，即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2]（p304）这一理论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地接受，并作为一种基本的原理在实践中加以应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一种文化的发生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上的，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可能生成什么样的文化。同样，当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导致文化的变迁。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文化生成的基础，一种文化的发生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在文化创造中具有的主动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多样选择性。相同的环境由于文化选择的方向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认为：一个民族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当中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作为自己的文化模式，选择的内容可以包括对待生、死、青春期及婚姻的方式，也可以包括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各个领域的规矩和习俗。[3]由此我们看到不同的民族在加工自然环境、加工工具和能力方面呈现出差异，体现了人的创造性。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民族文化是一条流淌着的河流，它在不断地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民族文化是该民族的人民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
当下人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话题――“原生态文化”。有些学者把民族文化封闭化、静态化，把民族文化差异绝对化。他们的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民族文化是一种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他们所理解的原生态文化是某个民族专有的、初始状态的、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从文化发生与变迁的机理上说，所谓原生态文化应当理解为某一民族或族群迁徙进入某一地区后，在那里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形成的文化。它是某一民族为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本能选择。事实上，民族文化在持续的构建过程中，通常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文环境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已经成为民族文化持续构建的一种既定的存在。
布依族是贵州的一个世居民族，聚居在河谷或靠近河谷的村寨里，住房有楼房、半楼房和平房数种。楼房和半楼房（后半部是平房，前半部是楼房，或左（右）半部是平房，右（左）半部是楼房）的建筑，是布依族传统建筑形式。楼房上层高，住人，下层低，圈牲畜，古称“干栏”，或称“麻栏”。它的结构简单，形式美观，适用于南方山区的地形特点。在房屋格局中，堂屋正中设有神龛供奉祖先，左右两侧分隔成灶房、寝室、客房。室内设有火堂，供一家人取暖炊薪。黔中一带，由于地产石头，从基础到墙体都用石头垒砌，屋顶也盖石板，称为石板房；另外石砌的寨墙和山顶的石砌古堡，形成典型的石头建筑群。黔中布依族的石板房就是人们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一个范例。这种石板房建筑影响了前来贵州屯军的汉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屯堡汉族的建筑样式与布依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六盘水市一带的布依族，其服饰文化与彝族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也许就是受到彝族服饰文化影响的结果。
布依族的婚俗在与汉文化的互动中，一些地方把婚姻缔结设计为“开口亲”、“订亲”、“结婚”三个层次。先由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一般须往返数次，需所谓“三回九转”才能成功。媒人第一次到女方家求亲时，勿须提及求亲之事，只要将礼物放在女方家神龛上，说明礼物是某家送的，闲聊一会即返。如过几天女方不退还礼物，媒人可第二次登门求亲。获得同意后，男方就备办一些礼物。礼物多由女方家按地方风俗定数，糖点按女方家族亲戚的户数准备，每户一封（块），公鸡一般三至四只（以双数为吉），一壶酒，一肪猪肉，衣料两套。男方邀请家族中的老人、青年人和自己的亲戚，同媒人去女家吃订亲酒。这种仪式，称为吃“开口饭”，花溪一带称“吃鸡”，长顺县一带称“吃鸡腿”，有的地方称为“插毛香”。第二次由男子带酒若干壶、公鸡若干只、猪脚肉一只、猪肉若干斤（或整猪一头）、鞭炮、红烛二对、聘礼若干等到女方家，此称“订亲”。安顺、紫云、长顺一带称为“吃大酒”，贵阳花溪一带称为“更客（吃羊）”，一些地区称为“更老尼（吃小酒）”或称“更甘（甘是认定的意思）”，一些地区叫“接八字”。名称虽异，其内容是接八字和议定聘礼。男方接回女方八字后，就取得了婚姻的主动权。男方确定婚期后，预先请媒人通知女方，女方准备陪嫁的嫁妆，届时各自备办酒席，宴请亲朋。吉日早上，男家请的八仙（即吹唢呐的）和接嫁妆的青年，随同戴花挂红的新郎、陪郎、拉雅娘等前往女家接亲。新郎新娘三天内不得同宿，婚礼第二天，新娘要拜见翁姑及男方亲戚。婚礼第三天早上，新娘挑水或到厨房看一看，同汉族的“下厨”相似。此礼行毕，新娘即起程回娘家，谓之“回门”。布依族村寨的婚礼，远近的青年们都可以赶来听歌唱歌，有的地方唱到七八个昼夜。有些地区还盛行“姑舅表婚”和“兄终弟及”俗称“填房”的婚姻制度。流行“不落夫家”，或称“坐家”的习俗，女子往往要结婚二三年后，甚至七八年后才长住夫家。从史书记载看，布依族在明代以前婚姻是自主的，明代以后，由于各民族的交往频繁，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广为传播，布依族才逐渐改变了婚姻的礼俗和方式，婚姻从自主变成了父母绝对包办。据乾隆《独山州志》记载，“聘资用牛只，或一二只，或三五只，每牛挂角银二两。”同一时期，开州（今开阳县）“仲苗婚丧渐习汉仪”。清乾隆爱必达《黔南识略》三卷和十二卷记载：“荔波方村等地，娶必求姑之女，名曰要回，其聘礼或以牛或以银。”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婚姻需凭媒说合，聘资用牛或银，已出现父母包办的情况。然而许多地方，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婚姻多自主，男女……互通情愫，自相择配后，始通媒妁。”（民国八年《关岭县志访册风俗》）。
民族文化的变迁取决于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合就是文化变迁。具体说是“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4]（p354）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文化的重构过程。因此，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时，应当研究如何将有用的某些文化因子置入该民族固有的文化体系之中，使该民族的文化结构和运作功能得到革新，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认为，做好民族文化重构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认识民族文化重构
民族文化重构是其发展的必然，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民族文化。首先，对待民族文化，既不能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全盘否定；也不能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偏颇，全部收下。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东西。既从传统和习俗中发现民族的精神，发现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成份，发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发现民族生存的根。也要从这些传统和习俗中，从民族生存过程中去发现民族发展中的缺陷，发现民族的劣根性，发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在对民族文化深刻认识的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继承其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摒弃其落后的内容。一方面，民族文化资源是千百年来该民族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积淀，尽管有些内容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但有相当多的文化资源在当下和今后都会发挥积极作用。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本民族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来促进少数民族群众的市场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使之得到有机的统一。同时，又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注意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重构民族文化的根本。另一方面要坚决摒弃民族文化中与时代相悖的内容。
其次，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解决好保护问题。我们观念上要澄清一些认识，一是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不是保护落后，而是为了促进民族的发展进步。还应该看到，保护民族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存人类文明的结晶，保存历史，留住人类创造的足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将其保存下来，就等于为后人留住了一段历史。二是保护要内涵和外延并重。保护民族文化，仅仅保护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也就是其载体和象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是民族文化的外延。民族文化的内涵是扎根于民族社会实践中，反映该民族生产生活上的心理素质、精神理念、价值观念等，这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源头。脱离了民族社会实践和该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保护民族文化不仅要关注其外延，更要注重其内涵。三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当务之急。民族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巨大财富，而且还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资源，民族文化多样性应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信仰，在东西方文化互融互补的交流进程中，坚持创造和发展民族文化自身的特色，格外审慎地对待各种并存的民族文化，既要积极地引导民族文化向着现代的统一目标迈进，又不要使这种文化失去民族性和多样性。民族形式的多姿多彩，正是民族地区的一种独特的优势和文化资源，如果破坏了这种多样性，就破坏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等待我们的可能不是文化的现代化，而是文化的沙漠化。尤其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民族文化尤为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如果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只是一味地单纯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民族文化多样性生态的保护，那么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且还将丧失我们最有竞争能力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更为严重的是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退化和丧失。
2．重构民族文化必须打破封闭
文化结构的严重封闭性是制约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历史上一些民族及其文化严重封闭，与外界少有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较少受到文明文化的辐射和浸润，不仅民族现代意识发育迟缓，而且使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和现性因素，严重制约着民族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文化重构时，必须打破封闭，加强与他民族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与他民族文化形成互动关系。
从学理上讲，民族文化是一条流淌的河流，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转型在所必然，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发生文化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它只有与他文化广泛地接触交流，才可能获得丰富的营养来滋润和发展自己。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达到空前，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也都达到空前的程度。社会发展，产生和滋养文化的大环境发生变化，文化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要致力于文化结构的改革和重构。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的方面既表现为内容的单一，又表现为结构功能的退化和老化。布依族是农耕民族，其文化是建立在稻作农耕这个物质基础上的，原始宗教是其文化的精神层面的根基，布依族信仰祖先和多种神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井有井神，村寨建有土地庙。一些特定的宗教仪式，要供奉神竹。有的还供奉雷神、门神、灶神、龙王等等。在中国社会广泛推行无神教育的背景下，一代年轻人放弃了有神论，放弃了原始宗教的观念，从而动摇了布依文化的根基。许多文化的功能退化了，已经不具有约束的力量，使得某些文化事象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甚至正在逐渐地消失。比如，青年男女的交往，过去在神灵的统驭下，青年男女们在一种自由而有序的状态下交往，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美好与友善。当人们不再相信神灵的力量之后，这种自由而有序的状态被打破，朗绍朗冒（系布依语音译，“朗绍”意为会女朋友，“朗冒”意为会男朋友。）成为年轻人放荡的代名词。又比如，布依族的情感渲泻方式――唱歌，过去在布依族社会里，不会唱歌就等于没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要努力地去学习唱歌，乡野处处弥漫着优美的歌声。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人们可以通过卡拉oK的方式渲泻情感，没有人再指责那些不会唱歌的人，也没有人去赞赏那些会唱歌的人，于是，这种文化越来越边缘化，已经呈现出消失的迹象。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在当下的语境下理性地分析与思考，必须对民族文化进行结构性的改造。
我们认为，民族文化的重构，一是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民族意识的启蒙，使之看到自己的差距，明确本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改变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和依赖的心态，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变，使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二是必须不断与时代精神结合，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活力永存，就要从不断变化的民族社会实践中汲取鲜活的营养，调适与时代的关系来发展自己。另外，随着世界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任何民族想完全保持“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文化而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能否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总之，只要是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新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的先进文化，都应当吸收和借鉴。
3．重构民族文化必须以“我”为主
如前所述，文化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它包括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内隐的和外显的行为、行为方式，行为的产物及观念和态度。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适应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改造环境的工具。因此，文化重构的意义在于是否符合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他文化借鉴意义的需要或者满足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化重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直白地说，这种文化重构就是制造伪文化。
文化重构要充分尊重该民族成员的意愿，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执行者和文化的享用者。从调查中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主观上是向往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成员，他们从电视上、电影上看到现代化的生活样式，在与城市人交往中体会到现代化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于是城里人的生活样式成为一代年轻人追求与仿效的蓝本，只是由于经济发展条件限制而缓慢一些而已。假如我们站在“他者”的角度从猎奇或所谓保护农耕方式多样性的角度出发，要求少数民族放弃现代文明，依然是按照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样式去生活，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4．重构民族文化必须突出标志性文化
民族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种象征符号，象征人类学认为：文化不应当被看作特殊存在的社会事实的集合物，而应当被看作人类交往的系统、传达形式的体系。[5]（p374）文化是一种象征符号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他们把现行的或者历史的现象视为一种符号，事实上，人们就是依据文化的符号性来辨别与认同民族的。
在民族文化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应当选择那些具有象征与符号意义的能够代表民族传统的文化符号，即标志性文化，使之升华成为民族成员认同的标志。明跃玲撰文赞赏居住在湘西地区的瑶族对标志性文化的确认与做法，在湘西地区有一个被称为瓦乡人的瑶族群体，他们世代与汉族、苗族杂居，其文化特征已逐渐消失，但根基性的民族认同意识仍然存在，凭借着盘瓠神话固守着自己的族群意识。他们把盘瓠神话作为标志性文化，重修了盘瓠庙、辛女庵、重构了辛女宾馆、盘瓠酒厂等标志性建筑，以此彰显出文化的异质性。⑤虽然我们没有到实地去感受和体验这种标志性文化带来的个性，但可以肯定这种标志性文化特征可以起到强化族属意识的作用。正如我们到云南的西双版纳看到小乘佛教的寺院，通常会把它与傣族联系起来，因为小乘佛教的寺院已经成为傣族的某种外显的特征。
如果我们能够在物质层面、制度（行为）层面、精神层面标识出布依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特征出来，把一些外显的标志性文化做成某种文化符号，不仅保留了一段历史，而且对于民族意识的培育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对贵州持续高涨的民族文化旅游也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总之，在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语境下，市场使各民族的接触更加紧密，民族文化变迁的向度会趋于同质化，其变迁的速度会加快。如何结合本地区和各民族的实际，研究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将有待我们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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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7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内容、形式和节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广播、电影、电视普及以前的文化、娱乐大多是小范围的，从直观的“数量级”和“影响面”来说是属于相对“小众”的。在“小众化”的时代，文化艺术基本上更多的是以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形式、内容为主要的存在方式，也正因为那种交通不畅、信息闭塞的状态而使得交流、传播不便，导致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相对封闭和独立，文化艺术的存在也才能够呈现出更多种多样、有着独特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多姿多彩的局面。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不断改善和传媒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文化娱乐就更多地以一种“大众化”的局面出现了。成千上万上亿的人操着同一个腔调、喊着同一个口号、唱着同一首歌曲就成为一种时髦，而一旦成为了一种时尚就会成为更多人追逐、消费的娱人娱己的追求娱乐体验的“产业”。这种所谓“众口一词、万众一心”的“文化消费”对文化多样性来说无疑就是灾难！
2009年7月2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要继承、保护、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又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加强交流、和谐发展。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握规律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改革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生产力……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断完善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①就科学地、提纲性地阐述了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和交流、发展以及文化艺术事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
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防线，与3个国家接壤，地处中华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与西亚和非洲文化圈邻近。云南有15个民族是全国特有的，其中有16个民族是跨界而居的，境内外同宗同源，特别是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人民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世代友好，大多都有着与邻为善的历史传统，更有着血脉相通的人文渊源，同一民族拥有相似的文化底蕴，在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是相通的。云南各民族自古就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具有广阔的文化吸纳和辐射的交流空间。这种民族同宗、文化同源的跨境而居，对于边界的和谐稳定非常有益，但同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边界、跨界问题、多民族文化及多宗教问题。
在云南这样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共处、多文化形态共生、多共存的地方，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共生并存，信教群众彼此尊重、各得其所。文化的多元性始终都是依存、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体系。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着各自文化特色的民族风俗，节庆、宗教、祭祀、歌舞、工艺品、服饰、建筑、饮食等种类十分丰富。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分布在省内各地，总体上是一种大杂居的状态，同时又依循云南的地理特点围绕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坝子”形成一种小聚居的格局，大一些的坝子往往就有“街子”，“街子”又连接着村子、寨子。在周期性的“街天”或“三月街”“火把节”之类的民族节庆日的时候，人们除了进行物资交流之外，由于人员的聚集就自然而然有了更多跳舞、对歌之类的出于沟通、交流、娱乐需要的活动，就会举行“灯会”“对歌”“打跳”“目脑纵歌”之类的文娱活动，人们既是欣赏者，又是参与者、演出者，使得村子、寨子里的歌舞、礼仪、习俗等有机会得到一定范围内的展示、传播和交流、发展，平日的劳作辛苦在这类活动中也得到舒缓调节。
云南因为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族群村落之间交流走动不便而造成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也客观地使得云南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更多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在具有生态环境、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多种多样，使云南有了“民族文化聚宝盆”的美誉。据调查，云南有7000多种（个）民族舞蹈，200多种地方戏剧（戏曲），以及名扬海内外的白族银饰加工工艺和剑川木匠的传统建筑、雕刻技艺等，有多种多样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各民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技艺，还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理念，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云南所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就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标志，但“文化大省”并不等于“文化强省”，我们应该遵循“包容性增长”的原则（也只有“包容性的增长”）才能更好地使云南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更好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在现时消费主义社会追求娱乐享受的背景下，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文化与快速转型的经济社会之间如何更好、更快地相适应，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怎样和谐发展？民族文化的发掘、传承与发展、创新之间以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如何互动、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和持续发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四项建设当中，怎样使文化建设这一块不成为短板而使我们及后辈避免文化断层、缺失、衰落的窘境？无论是从国家、从云南的角度，还是从整个中华民族、从全世界的角度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注释：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8
论文摘要：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记已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和艺术之中。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原生态的特征，就为其艺术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生态保护则成为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经济交往日趋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断的交往与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原生态民族艺术，这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一、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
原生态，顾名思义，代表着生命之态、自然之态，是一切生活及艺术的根源。原生态一词最初见于声乐比赛，随后在表演艺术等领域迅速蹿红，成为文化领域的特殊符号。原生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领域之后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存在着。而所谓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创的、民间的、乡土的艺术形式，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智慧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原生态民族艺术是在特定的原始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作为比较原始的民族艺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素材多源自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人类的本能，经过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原始为基本的奇特的艺术形式。原生态民族艺术所代表的，是民间艺术和民族风俗所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融合的产物。
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不论何种民间艺术或民族艺术，都有其丰富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个民族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原生态民族艺术在未被发掘之初，是只在这个民族内部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带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会有对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动，这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才能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当某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来自原始文化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文化为什么被称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原生态的艺术形式，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起源，这就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呈现给世人的来自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价值。原生态民族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态度，是这一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认同在艺术文化上的体现。
二、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
由于原生态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一直处于被主体文化忽视的边缘地带，所以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但其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总和，一直引导着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所以，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保护这一民族的精神核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从研究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其寻求的是阐明不同地域的特定的文化特征。在文化研究，特别是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应当从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艺术形式和神秘的文化入手，以最自然的方式去了解最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
在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过程中，首先要注重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民族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瑰宝，但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其各自的特点，所以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都是一个形式，要尊重不同艺术形式的存在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原生态民族艺术的丰富多彩。同样，原生态的民族艺术是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民族艺术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民族文化，只有尊重民族文化内部存在的差异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其次是要保护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很多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代表的往往是一个整体，在其内部有存在不同的分支和体系，因此保护多样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种类的多样性，也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再次要注重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空间和谐性。在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集中的地区，建立相应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构建和谐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空间，尊重其民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尊重其变化发展规律，不进行人为的或刻意破坏其和谐性的活动。最后，尊重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体系，有着其独特的、巨大的凝聚力和穿透力，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其族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在不断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注重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结语
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都是民族独特性的体现，以自然的方式对其进行生态保护能够保持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保留二者的整体与差异性，保持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保护空间和谐型，延续涵盖性和包容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民族艺术是一种不可以商业化的自然状态。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保护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就成为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晏月平，廖炼忠.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与原生态民族文化转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0)：75-76.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9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民族文化；理念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138―05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少数民族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许多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消亡，据有关专家统计，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濒危动物的消亡速度。每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精神家园，而当人类的文化精神家园只剩下唯一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那就是整个人类开始走向灭亡的时候。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有其深远的政治、经济原因，教育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因此，要担当起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多元民族文化的职责，更多的还需要从教育人手，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
一、多元文化教育概述
多元文化教育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兴起，并迅速在世界各国普及的一种教育思潮和社会与学校的改革运动。多元文化教育的产生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世界著名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专家詹姆斯・a・班克斯(美国)和詹姆斯・林奇(英国)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发生的背景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多元文化教育发生的人口组成上的因素；二是多元文化教育发生的社会运动上的因素。这一结论是对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事实的概括。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多元文化教育应该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而不是其他别的地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以后，大量吸收外国移民，使得其自身原有较为单一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多民族国家。到了新世纪，美国大约有270个民族，加拿大和英国大约有140个民族，而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形成了由多个民族构成的人口结构。在西方多元民族国家形成的同时，“民族复兴运动”也在西方兴起，这一运动的兴起最先是源于非主流民族对不公平待遇的抗争，象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就是对这种不公平的强烈控诉。以色列国的建立也是在“民族复兴运动”的一个分支――“犹太复兴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上因素使得西方国家成为了多民族的国家，最早的单一的国家教育很显然就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而由于政治、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多元文化教育的意义在新的时代更加得到彰显，于是，为了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提出多元文化教育也就成为了必然。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是多元文化教育直接的主要理论基础。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来源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论派别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赫斯科维茨，其基本观点是：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估价应该是相对的。文化相对论的最核心之处是认为社会的稳定与和睦来自于对不同特点的尊重，来自互相尊重，强调多个而不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价值，是对每个文化价值的肯定。从赫斯科维茨的观点可以看出，倡导多元文化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和睦，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看待文化的价值要持一种相对的态度。根据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文化相对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其合理之处在于文化相对论所提倡的文化多元照顾到了处于“非中心”、“非主流”的弱势群体；其不合理的地方在于文化的统一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被消解或弱化，从而增加了民族国家分裂的风险。同样从詹姆斯・a・班克斯言语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以及一切处于不利情况的学生的教育素质；帮助学生获得其自身文化以外的跨文化能力；多元文化教育是对所有学生进行的教育。
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存在民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同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我国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有其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我国最大的民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极端的不平衡：数量上的不平衡、政治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等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种不平衡性。我国有的专家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在一定时期内将会是聚合状态的多元化。换言之，只有在一定的调控下，才存在多元并存的局面，才有文化形式的纷繁多样。西方的多元化，就其文化的价值规范和思想意识而言，虽并非完全是无中心的，但相对来说，其中心或者说主流特征不明显。缺少‘中心’的调控。”另有学者认为，给予各民族文化以相对价值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教育可能是保持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多元文化教育，作为本地方和本族群的人能够摆脱一体化的冲击，更深入地理解固有文化的价值，从而更主动地弘扬地方和族群文化；对其他文化拥有者而言，从道德、价值观、伦理、生活科学等方面，更完整地在深层次理解“他者”的文化，从而学会关心，放弃自我中心主义。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促进各民族融入现代化主流社会，共同进步。不难看出，与西方较为彻底的“去中心化”相比，我国对传承多元民族文化持一种折衷的态度：既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又强调一种居于“中心”的主流文化。这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此背景之下，笔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民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是一种旨在保持本身文化特征的基础条件下，获得与其他文化学习所在社会主流文化均等机会的一种教育理念。
二、多元文化教育之于多元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
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是依托于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而得以规定的。民族文化蕴含着独特的价值和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的习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成为一种经常化、普遍性的自然规范，最能引起人们直观感觉的现象，尤其是由各种习俗升华而成的社会风尚，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如一个社会文化的“万花筒”。因此，透过习俗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透视出该社会的政治、经济、信仰、民族传统、民族性格、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习俗不仅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习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固定化的行为模式，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对民众思想意识、行为具有导向、整合与凝聚作用，它引导人们注意自己的民族的角色身份，确固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习俗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是一种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表层现象到深层心理结构上都控制着人们的无形力量。
多元的民族文化能够为人类提供多元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一个社会只有允许多元的文化存在，这个社会才拥有了永不枯竭的创造力的源泉。因此，我们可以说，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动力支持。
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使多元民族文化得以传承下去，多元文化教育最先也是以“救火队员”的姿态出现的。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其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受到了来自日本、西欧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挑战。对外国人才的依赖使得国家的危机感不断增强。为了保住其霸主地位，美国社会各界要求重视教育、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而《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以大量的篇幅列举了多元文化教育方面存在的种种危机，唤醒了大众对多元文化教育及其研究的重视。报告指出：“17岁青年中，约13％是半文盲，少数民族高达40％”；“根据最简单的日常阅读、书写和理解测验，约2300万美国成人是文盲，少数民族青年中文盲可能高达40％”；“中学生在多数标准化测验中的平均成绩，现在低于26年前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时的水平”。此一阶段的多元文化教育更多是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学习主流文化的均等机会，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跨入了新的世纪，我们所倡导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更多意义在于阻止各种民族文化的消亡。一种民族文化的消亡，意味着我们人类社会又失去了一个精神家园，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作为传承多元民族文化的一种理念和思潮，多元文化教育因其特点更是彰显出较大的优势。无可否认，过去的一些方法对多元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等等方式。但历史与现实证明，通过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法阻挡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冲击；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来带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因为只是顾及了表明现象和经济利益，使得民族文化如习俗等由于意义的缺失而逐渐僵化，失去了延续的动力。多元文化教育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它致力于探究民族文化背后的渊源与意义，在每一个群体里面建立起相应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力求同时代主流文化相结合，为多元民族文化的创生搭建起一个平台。
三、多元文化教育的实现
正如在文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多元文化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教育理念、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它不是一个实体，其本身是不具备传承文化的意义的，必须要借助现实的教育才能得以实现。我们只能说倡导多元文化教育，把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通过现实的教育体现出来，从而达到传承多元民族文化的宗旨。要在现实的教育中体现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笔者认为，主要要靠多元文化课程的设计才能得以实现。
(一)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的确立
1、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又称为本土知识，这种知识体系深刻反映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包括一切信仰、道德、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的能力及其习惯。本土知识构成了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核心，在本土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中都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且本土知识为本土人民提供一种他们自己熟悉的界定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
2、民族意识的唤醒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信念和行为系统，对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信念源自于自己的民族和家庭背景，持续受到出生后所有的经验的塑造，他们的态度、价值、语言和行为总是受到所生活的家庭和社区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从教育的角度看，鼓励学生学习民族文化不是仅仅强调文化的外部标志(如食品和节假日)、英雄和历史事件，获得民族文化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形成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对自身价值的自信和自尊感，形成一定的价值观。
3、理解、接受和欣赏其他种族
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少数民族地区学校课程不仅应该重视帮助所有学生理解和欣赏自己民族文化，同时使其理解、接受和欣赏其他种族、民族和群体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对主流文化――汉文化的风俗、价值和信念等的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培育学生对构成我国人口的多样民族、文化、语言群体的理解与接受，承认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消除歧视和偏见，消除文化的界限。
4、发展跨文化能力
多元文化课程应反映国家和世界的种族、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帮助学生掌握跨种族、跨民族和跨文化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一个民主的、理性的多元社会客观上要求其公民必须能够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界限，积极参与公共对话与行动。
(二)以民族文化为基点选择课程内容
以民族文化为基点，在此基础上使内容的选取范围触及多民族、多文化的语言、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社会条件和等，凸现课程内容的民族特色。其基本原则是：第一，价值性。各类材料应明确显示多元文化的社会及其多元一体的价值标准，在吸收主流文化甚至外国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文化对之进行民族化改造。第二，需求性。民族文化素材的选择与组织应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的经验、兴趣和需要，所组成的主题内容是学生真实世界中具有个人与社会意识的问题。第三，公正性。在确立主题内容时应力求避免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杜绝用主体民族或主流文化的标准判断非主流文化或主体民族的传统。第四，效用性。知识的发展和应用要能诠释现行的生活与世界的现象，作为行动的参考，而并非准备考试与测验。
(三)以主题为单元统整课程内容
一般而言。最易于获得的知识是统整琐碎的细节成为一整体的观念，“当一事件愈具有意义，愈深入或愈精致地处理，愈能置于情景脉络，愈植根于文化、背景、后设认知以及个体的知识中，便愈容易理解、学习和记忆。”首先是确立主题。在确立主题时应以真实世界中具有个人或社会意义的问题为主，使主题意义化；设计、组织与统整主题有关学习经验以及课程知识或活动，使主题脉络化；促使学生将课程经验统整到自己的意义架构中，并亲自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知识意义化。主题的决定可由教师提出初步构想再与学生共同研讨，或由学生提出各种想法再与教师共同商讨，或由师生共同拟定。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灵活地选择确定主题的方式。其次是规划主题。在确定主题的基础上，还必须对主题进行规划。围绕主题规划与主题相关的学习经验，在主题的脉络下统整适切的知识，形成次级概念，并围绕概念架构更次一级概念与活动，组成主题网络。
(四)注重隐性课程开发
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篇10
论文关键词：多民族社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一、相关概念解析
1、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
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包含了民族关系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关系认同是针对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群体而言的，这种认同主要来自于本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界限划分；民族文化认同指的是在一个民族发展中,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以文化为聚合。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2、多民族社区的概念
多民族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的多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交往，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社区。多民族社区的构成要素：不同族属的多个群体、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社会体系和结构。多民族社区以社区民族关系的行程过程为标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多民族社区、识别型多民族社区和建构型多民族社区。
传统型多民族社区是指，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也一直被社区成员所意识到的社区。该种社区类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历时性。历史上长期存在，不受解放后民族识别工作的影响；（2）多元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上，各民族文化长期共存，形成了现在地区文化多元共存的现象；（3）传统性或原生性。这是就社区本身而言的，是放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性与原生性，这类社区相对于现代都市社区而言，它的传统建筑、饮食与服饰等都保存较好，具有原生态的一面论文格式模板。
湘西州现有民族43个，主体少数民族是土家族、苗族。其中毕业论文题目，人口过千的少数民族有回族、瑶族、侗族和白族。通过上述的介绍，很明显湘西州属于一个多民族社区。按照我们民族学对多民族社区的分类，由于湘西州是自古就存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共聚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社区定义为传统型多民族社区。
二、多民族社区民族认同的维度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美国学者phinney概括出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来探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的民族认同情况。
1、民族身份的认知：包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认知
湘西州是有着四十三个民族共同居住的多民族大家庭，尽管这里有着不同的民族群体相互杂居，但是这里的人们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传统和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认知度却依然十分强烈。以他们的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为例来讲，这两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有着极高的认知度，历史上的民族记忆至今仍然在这些民族的人们心中留着深深的痕迹。例如湘西的土家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所居必择高居”的居住传统，传统的吊脚楼工艺一直是当地的一大建筑特色；湘西苗族的民族认同更加是能够通过当地至今仍保留下来的“落洞”、“赶尸”、“种蛊”三大习俗来体现；土家族的传统技艺“西兰卡普”，就被称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对于如今的土家族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件十分值得自豪的事情。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湘西州的各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宗教习惯保持着十分积极地态度，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是有着很强的民族认同的。
2、民族归属感：通过民族群体内部的团结情况和对本民族之外的群体的接纳与排斥情况来了解该民族的民族归属情况。
由于湘西州是个多民族社区，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每天除了要与自己本民族的人们相处共处之外，还要与当地的其他民族交往联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与其他民族的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当地人们的族群自我意识会有所增加。费孝通教授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于外界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会增强自我的族群意识和群体归属感。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所得，湘西州内的各个民族都内部都十分的团结，对自己族群内部有着极高的归属感，都承认自己属于某一民族群体，同时，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本民族的族群意识和族群归属感。例如，当涉及到民族政策、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时候，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认同会被进一步的加强，但从总体上而言，湘西州内的各个民族之间的人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毕业论文题目，他们的相处还是十分融洽的，各民族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
3、行为卷入：包括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社区或民族社团参与情况等。
多民族社区里的民族主体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仅要参与自己本民族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的活动，还会积极参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活动，最后形成了很好的民族融合，这种文化上的互动，不仅没有减低民族主体对本民族的认同，相反，还因为在参与其他民族的节日活动的时候，更加意识到和珍惜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性，从而使得在湘西州这样一个多民族社区内，最终达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共生的局面。例如在湘西州境内，土家族的摆手舞不仅是当地的土家族人在跳，在举行盛大的晚会的时候，来自周内的各个民族也都会参与在其中；凤凰城里的苗寨，每天也都吸引着周内不同的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三、湘西州多民族社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
1、多民族社区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性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所得，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样一个传统的多民族社区中，与其它的单一民族社区一样，州内的各个民族也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今州内有部分人的民族认同是基于工具性的思考上，而关于传统的原生性认同却在逐渐减少，这一群体以新一代的青年人居多，他们对于祖先们的许多历史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都不是怎么热衷，他们这部分人会觉得自己的民族身份给予自己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国家政策方面的照顾、考试可以优惠加分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部分人却有着极高的国家认同感；而社区内的老一代人们，对自己本民族的认同度却是原生性的认同多一些，不过他们对于国家层面的认同却不如青年群体。
2、多民族社区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殊性问题
由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传统型的多民族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社区的各个民族之间就免不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与接触，这样也势必会使得在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会与单一的民族社区有所区别。
（1）多民族社区内的民族认同较为强烈。
在上面介绍民族认同的维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在多民族社区内，各民族的人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会不自觉的去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毕业论文题目，会增强对本民族的民族记忆和归属感，从而会导致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有所增强。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湘西州内，尽管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会增强各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但是并没有出现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民族不和的结果，在湘西州内的各个民族还都是很和睦的相处在一起的。
（2）多民族社区内的国家认同存在很大的对比性论文格式模板。
多民族社区里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认同的对比性，具体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多民族社区之内，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社区内部的一些政策决议必须要公平公正，否则，很容易引起社区内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就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个多民族社区来讲，如果州内的政府只是单纯的给予土家族人民一些优惠政策，而忽视其他民族，那么这样的话，会在这些民族的心理产生对比心理，他们就会觉得国家没有很好的照顾到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国家认同度会大打折扣。
从总体层面上而言，湘西州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各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民族有着很高的认同度，尤其是像土家族和苗族这些在湘西州占主体地位的民族，他们都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在谈及到对国家层次上面的认同的时候，州内的大部分民族也都对国家的各种民族政策表示支持和感谢，他们也都能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四、余论部分
1、民族认同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讨论
目前我门国家基于保护民族平等的原则，对我国少数民族实行民族优惠的政策，这些政策一方面来讲确实对促进少数民族共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这种民族优惠政策又使得的当今社会中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受到了一些质疑。于是，在学界里关于民族认同的原因探讨就出现了两种声音，一些学者持原生性理论，这批学者认为民族认同应该是基于对本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认同；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当今有一部分民族认同是带有功利性的毕业论文题目，这些民族主体主要是基于国家优惠政策可以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而产生和维持自己对本民族的认同感的。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该究竟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需大家不断共同的探讨。
2、民族政策的文化隐喻问题
我们国家为了实现各个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而对少数民族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例如我们国家目前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这些被国家化为民族自治的地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享受到了国家的很多政策上的照顾。可是，这些被国家化作自治的地方，一旦带上“自治”的头衔，其带来的文化隐喻就是代表着“落后”和“贫穷”，这些地方在从国家那里得到很大的资金支持的同时却又使得很多市场投资机会白白流失，因为很多市场投资者是不会在落后不发达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投资的。
关于如何解决民族自治地区文化隐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提供三种解决途径，希望与大家共同思考和探讨。（1）对少数民族地区取消自治称呼，而同样的享有政策上的优惠。（2）深入研究与弘扬民族文化，让民族地区文化品牌的旗帜飘得更远。（3）调整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化叙述，比如说“贫穷”、“落后”这些用来形容少数民族地区的词汇，在今后的官方叙述中尽可能的少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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