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认识篇1
【关键词】立法无错；立法原意；传统法学理论
对于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林教授的观点让我们想到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颠覆”。他认为它们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古今中外的法学家们对‘什么是法’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究其根本，都错了。”传统法学理论的根本对错与否，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在授课的时候，陈教授提到传统法学理论中存在着不可实现的四大神话，即“立法无错、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立法原意可以准确把握及普通人是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行动的”。在此我想讨论三个：立法无错、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及普通人是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行动的。
神话一，立法无错
所有的立法不可能穷尽一切，所有的法律都是时代的产物。立法者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能力是有限的。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法律无法避免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法律应该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至少在解释法律上应该与时俱进。立法只有需要不断的完善和修改才有可能趋于合理化。传统法学认为立法者和司法者个人意志就是正确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一切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照他们这样来理解，立法自然是不会错的，即使是错的东西只要他们说是对的就变成了对的。这就是陈教授所说的“权大于法”“有权就是法”，在权大于法的前提下，就没有必要探讨法的对错与否，合理与否。
神话二，存在具体立法原意
存在具体立法原意是不可能的。陈教授认为存在这一神话的原因有两个；一，法律的表现形式是文字。二，任何文本都可能作多种解释。详言之，在当今世界，法律的表现形式是以文字为主的文本，文字本身的含义的多样性决定了法律理解上的多样性。人与人认识的不同，看到同一个法律时所呈现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根据同一法律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这肯定不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统治者想看到的。陈教授认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传统法学理论就编造出“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这一神话，好鼓动人们去探索法律中所包含的立法原意，以维持法治的统一。陈教授以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神话的虚假性。他否认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立法者与法律的起草者是脱节，起草者的原意断然不同于立法者的原意，即使真的存在起草者的原意，这种原意也是各种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在适法过程中出现不同理解时，我们就会发现，具体的立法原意根本就是无处可寻的。
神话三，普通人是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行动的
传统法学理论往往会在这样的神话上行设想：优秀的法学家加上优秀的政治家就一定能够制定出好的法律，法律一经公布，大家就自然而然的了解法律了，老百姓了解法律怎么规定后就会守法。在这种情况下对违反法律的人进行惩罚，就是所谓的法治的实现。这种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法律人也可能不清楚法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那普通人恐怕也不会在法律公布之后就主动去了解各种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吧。而这种假设的错误在于，法治构建的前提是人人都知法懂法。就像陈教授经常给我们举的例子那样，现实中有谁上街之前先学习交通法，谁去超市买东西之前先学习合同法，又有谁取钱的时候先学习银行法呢？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事实就是没有人会在行为之前先学习法律，然后根据法律的规定去行动。
其实，我们用人人皆知的事实来讲道理，即使是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听了也会明白。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民不一定都懂法或者说懂所有的法，但是我们会根据那些存在与我们生活中的最基本的道理或者说常识来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一般也不会触犯到法律。
陈教授认为，按照传统法治理论的设想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出现人治、专制和权大于法，“反科学、反法治、反历史、反人民的”是他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评价反科学是指，传统法学存在的“立法无错，存在具体立法原意，立法原意可以准确把握”这些神话，而这些神话之所以叫神话，本身就说明是不科学的，不实际的。时代的局限性，人的能力的局限性及人的理解能力的不同都证明上述三个神话的荒诞性。为什么是反历史的呢？陈教授提到，“国之将亡必多治”，即法治最苛刻的时候往往是出现在某个朝代将要灭亡的时候。站在人治的立场去讲法治，必然会导致国家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至于为什么说它是反人民的？陈教授指出普通人不可能先学法再按法律的具体要求行为，普通人只可能按照常识常理常情行为。当一种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时，在这种情况下若强制要求人们依法办事，就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加在多数人的身上，容易产生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即陈教授所说的，只要主张“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要依法办”就一定会将法律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说它是反人类的。
我认为，法律只有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人民认同的法律才会得到较好的实施。得不到人民认同的法律只是
“权大于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法律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借助解释的力量让法律更加趋于完善，亦或是让法律更易于让老百姓去理解去接受从而更好的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以德治国”对法治的影响，我们要坚持“德和法”的统一，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只有兼顾法和理，才会避免出现“合情合理不合法要依法办”的矛盾局面。
普通老百姓只会以他们理解和接受的共同道理和日常标准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可能存在先了解法律再根据法律规定来决定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立法无错、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及普通人是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行动的神话不可能实现。历史的车轮会把它们碾碎，谎言终究是谎言，我们期待它们被彻底揭穿的那一刻。
法理学的认识篇2
神话一,立法无错
所有的立法不可能穷尽一切,所有的法律都是时代的产物。立法者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能力是有限的。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法律无法避免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法律应该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至少在解释法律上应该与时俱进。立法只有需要不断的完善和修改才有可能趋于合理化。传统法学认为立法者和司法者个人意志就是正确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一切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照他们这样来理解,立法自然是不会错的,即使是错的东西只要他们说是对的就变成了对的。这就是陈教授所说的权大于法有权就是法,在权大于法的前提下,就没有必要探讨法的对错与否,合理与否。
神话二,存在具体立法原意
存在具体立法原意是不可能的。陈教授认为存在这一神话的原因有两个;一,法律的表现形式是文字。二,任何文本都可能作多种解释。详言之,在当今世界,法律的表现形式是以文字为主的文本,文字本身的含义的多样性决定了法律理解上的多样性。人与人认识的不同,看到同一个法律时所呈现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根据同一法律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这肯定不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统治者想看到的。陈教授认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传统法学理论就编造出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这一神话,好鼓动人们去探索法律中所包含的立法原意,以维持法治的统一。陈教授以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神话的虚假性。他否认存在具体的立法原意。立法者与法律的起草者是脱节,起草者的原意断然不同于立法者的原意,即使真的存在起草者的原意,这种原意也是各种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在适法过程中出现不同理解时,我们就会发现,具体的立法原意根本就是无处可寻的。
神话三,普通人是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行动的
传统法学理论往往会在这样的神话上行设想:优秀的法学家加上优秀的政治家就一定能够制定出好的法律,法律一经公布,大家就自然而然的了解法律了,老百姓了解法律怎么规定后就会守法。在这种情况下对违反法律的人进行惩罚,就是所谓的法治的实现。这种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法律人也可能不清楚法律具体是怎么规定的,那普通人恐怕也不会在法律公布之后就主动去了解各种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吧。而这种假设的错误在于,法治构建的前提是人人都知法懂法。就像陈教授经常给我们举的例子那样,现实中有谁上街之前先学习交通法,谁去超市买东西之前先学习合同法,又有谁取钱的时候先学习银行法呢?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事实就是没有人会在行为之前先学习法律,然后根据法律的规定去行动。
其实,我们用人人皆知的事实来讲道理,即使是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听了也会明白。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民不一定都懂法或者说懂所有的法,但是我们会根据那些存在与我们生活中的最基本的道理或者说常识来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一般也不会触犯到法律。
陈教授认为,按照传统法治理论的设想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出现人治、专制和权大于法,反科学、反法治、反历史、反人民的是他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评价反科学是指,传统法学存在的立法无错,存在具体立法原意,立法原意可以准确把握这些神话,而这些神话之所以叫神话,本身就说明是不科学的,不实际的。时代的局限性,人的能力的局限性及人的理解能力的不同都证明上述三个神话的荒诞性。为什么是反历史的呢?陈教授提到,国之将亡必多治,即法治最苛刻的时候往往是出现在某个朝代将要灭亡的时候。站在人治的立场去讲法治,必然会导致国家最终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至于为什么说它是反人民的?陈教授指出普通人不可能先学法再按法律的具体要求行为,普通人只可能按照常识常理常情行为。当一种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时,在这种情况下若强制要求人们依法办事,就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加在多数人的身上,容易产生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即陈教授所说的,只要主张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要依法办就一定会将法律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说它是反人类的。
我认为,法律只有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人民认同的法律才会得到较好的实施。得不到人民认同的法律只是
权大于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法律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借助解释的力量让法律更加趋于完善,亦或是让法律更易于让老百姓去理解去接受从而更好的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以德治国对法治的影响,我们要坚持德和法的统一,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只有兼顾法和理,才会避免出现合情合理不合法要依法办的矛盾局面。
法理学的认识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诉讼意识的认同进行了论述。论证了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论文关键词】诉讼文化诉讼意识认同意识、法律意识、诉讼意识是处于三个不同位阶层面、内涵呈递进关系的关联概念，诉讼意识这个概念，显然是“意识”的下位概念。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环境、诉讼文化、诉讼制度、诉讼法规的有意掌握。具体地说，诉讼意识就是诉讼主体始终站在“客位”的立场，去分析、审察、理解、接受、控制和创造各种诉讼的因素，自觉地去建设诉讼主体，适应诉讼环境，建设诉讼文化。包括诉讼心理和诉讼法律认知等等。“法律”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可能因时空、文化、民族、国家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由此，便不同的诉讼主体便有着不同的“诉讼意识”。但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人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同样，诉讼意识不是指个别人的意识，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不同的法律文化中主体对“诉讼”会有不同的意识、观感与评价，在诸多社会规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等）中其被信任的程度与应用来排难解纷的比重也会有所差异，这便牵涉到所谓“诉讼意识”（procedureconsciousness）的问题。中国的几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如费孝通（198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的，有三方面特征：追求无讼、存在“绅权”、礼治。总体看来，中国人不好讼。即使须讼，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只信仰包青天式的人物。中国人有着深层的“包青天情结”，相信司法正义只能诉诸包青天式的典型人物，误认为神奇、权宜、不畏权势和尚方宝剑等人治色彩浓厚的手段，是达成社会正义的不二法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渐渐开始学习西方（具体说从大陆法系到英美法系）法律思想、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本土的诉讼文化，进而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开始转变，趋于对国际主流法律文化的认同与接轨。1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中国的本土资源和外来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人类宝贵的文化现象是不分国界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际模糊，界限不清的。法律文化亦是如此。无论那个方面，都能认同、接轨和合体的。例如，中国有调解，西方国家也有调解；西方国家是先告诉，法院审判权才启动，中国也是如此。再则，诉讼意识的认识作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意识的认同和归属是历史的必然。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当然是以你有我也有，我有你也有的趋势纷呈于世的。地球村、信息发展、经济全球化等都将驱使法律文化的认同和接轨。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靠拢，当事人主义吸取职权主义的精髓，民诉的两大模式必定向模式的统一转变。法律文化的冲撞、认同和嬗变，总是在无数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法律（诉讼）关系中实现的。两大法系能够在“互喻”法律文化关系上彼此适应，求同存异，采人之是，摒已之非，相互创造，携手共进；法律文化也是这样的，先进的法律文化总是会被人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一种新的法律文化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诉讼意识。2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击的结果本土文化（或称本土资源）与外来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经常会发生文化进化、文化播化和文化涵化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两种文化之间就会出现交流与碰击。文化进化，认为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持续的有阶段的，每个阶段既是过去阶段的产物，又在未来阶段中起一定的作用，文化除了有积累的性质之外，还包含着进步的性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化播化，指的是文化现象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如商业、战争、迁徙、体育等而传播开来。文化涵化，是文化传播以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当一种文化传入某一地区后，势必引起这一地区原有文化的抵制，两种文化在经过剧烈的冲突斗争后，双方都不能维持原有状态，在原有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一个边界模糊，交叉渗透的局面，最后经全社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调整，一种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新文化就被综合出来了。所以，文化涵化，一般要经历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和文化更新四个阶段。法律文化也是如此。中国人传统的诉讼意识被外来法律文化冲击，也变得“好讼”，经常出现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安宁权、日照权、亲吻权而诉诸法律。所以说，诉讼意识的认同与接轨是两种文化交流与碰击的结果。>3诉讼意识的认同与并轨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既有以往历史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形成客观影响的一面，同时又有时代向前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的一面，所以在当今社会现代化已日益成为人们迫切追求的发展目标并不断变为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传统影响和现代要求的矛盾就越加暴露出来。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这种矛盾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社会本身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文化表现和观念反映。整个文化现象领域是这样，法律（诉讼）意识领域自然毫不例外。如何区分传统的和现代的法律意识，一般说来，人们总是把那些由过去历史上长期作用、沉积并世代传承、绵延下来的，表现有明显既往时代特征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传统的法律（诉讼）意识；而与之相对，人们总是把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诉讼）意识视为现代的法律（诉讼）意识。毫无疑问，任何传统的或现代的划分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为，传统事物中并非没有优秀成分可供现代事物借鉴和继承，现代事物也绝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在一片空地上产生。对待法律意识也当采取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科学态度。中华传统法律意识有其固有的封建性、封闭性等弱点和局限，但也不乏有值得弘扬的合理因素；中华传统法律意识必须走向现代化，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法治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华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又不能离开自己的国情、丢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我国诉讼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制度化建设问题，而在于诉讼观念和意识的培育上，其重心应当放在改造或重构国民诉讼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上，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可以坚信，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人的诉讼意识将大大增强。参考文献孙育玮对法律意识内容结构的再认识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转引自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57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汪建成刑事诉讼文化研讨《政法论坛》1999年6期
法理学的认识篇4
摘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认识，高一地理1至4单元侧重于探讨生态可持续发展；高二地理突出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高三地理则是让学生树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从而结合地理课较系统地向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
关键词：高中地理教材结构建议
从今秋开始，天津市、山西省、江西省将进行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试验工作。自己有幸先同志们一步接触到供试验用的新的《地理教学大纲）和高中一年级地理教材，先睹为快。本文仅就新地理教材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谈点粗浅看法，以期与同行相互磋商，共同提高。
一、新编高中地理课程结构的新格局
普通高中新课程计划规定：高中三个年级都开设地理课。高一地理（必修）面向全体学生，为其奠定终身受用的地理知识与能力基础。全书以人类为中心，去研究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地理环境、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二地理（限定选修），为选学文科学生毕业后升学深造拓宽文化基础，它在高一地理（必修）基础上，把人文地理（狭义）中具有普通应用价值的专题性基础知识加以叙述。高三地理（限定选修），则是在高一、高二地理的基础上，着重阐述地理区域研究基础知识和当今中国国土整治与开发的几个突出问题。以上可以看出，三个年级地理课，层次渐进，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共同完成高中地理教育教学目标。
二、高一地理（必修）教材体系的新构建
高一地理共10单元，按其内容联系，又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1至4单元）；第二部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5至8单元）；第三部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9至10单元）。
自然地理部分，与现行教材相比，最大变化是采取了以“四大环境”取代“四大圈层”的体系，从而更加突出了“人与环境关系”的主线。人类生存发展的范围是在逐渐扩大的：人类一开始生活在陆地上；航海事业的发展，使人类活动范围扩展到海洋；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拓与进步，又使人类解开大气、宇宙之奥秘。新编高中地理在讲自然地理时，是以“宇宙环境”开始的，因为地球上许多地理事象的发生与地球宇宙环境有关，然后，再讲大气环境、海洋环境，最后以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陆地环境结束。四大环境涉及内容颇多，新教材并未追求各大环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而是从人与环境关系出发，选取那些最具有地理性（体现人地关系）、时代性（如可持续发展观念）、实用性（体现地理实用价值）知识，而舍去了那些陈旧的、实用价值小的、与人地关系不紧密的、属于地理相关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内容。
人文地理部分，摒弃了传统的、从部门经济地理角度组织材料，而是选取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范畴，即解决人类最基本的衣食、居住、联系、休闲等需要的活动。具体确定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的居住地――聚落、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人类的旅游活动。从而减少了头绪，突出了人地关系。每个单元都没有系统地讲某种人类活动，而是紧紧围绕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文环境而展开。
三、高一地理（必修）上册各单元知识结构简析
（一）第一单元宇宙环境
与现行教材不同之处，它不仅讲地球的宇宙环境，还把宇宙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四环境”展现在学生面前。本单元知识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地球的宇宙环境（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宇宙中的天体太阳、月球对地球的影响）。第二层次，地球运动的本质属性及其地理意义。教师只有通过让学生对地球仪、三球仪的操作演示，通过“二分日”“二至日”日照图的读图分析，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地球运动的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理意义，同时也使学生的操作、绘画等动手能力和观察、综合分析的能力得到发展。第三层次，是把宇宙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四环境来讲述的。主要介绍了人类对宇宙的新探索、宇宙资源开发、宇宙环境保护。
（二）第二单元――大气环境；第三单元――海洋环境；第四单元――陆地环境
这三个单元知识结构大体一致，都可分为二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讲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组成、结构和特征的。当然三个单元各有侧重；第二单元大气环境，先讲大气环境组成、结构，再讲大气环境的物理性状；第三单元海洋环境，主要讲海洋环境的基本特征――温度、盐度与运动；第四单元陆地环境则是按陆地环境组成要素――岩石、地貌、陆地水、生物、土壤来组织材料的。但无论怎样，这一层次内容的教学，必须把重点放在理清自然环境各组成部分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上，简称“地地关系”。
第二层次，讲“人地关系”，是各单元的重点。它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环境保护三个问题。四大环境不仅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有助于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随着科学发展，自然资源的外延越来越扩大。自然资源问题的教学，不仅要使学生了解资源的特性、类型，因地制宜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还在于通过教学让学生树立科学的“资源观”，认识并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资源的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三）第五单元――人类的生产活动
法理学的认识篇5
制度法理学具有浓重的法律社会学色彩。这归因于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反复强调：“法律科学如果不考虑社会现实，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这将被认为是我们整个研究方法的根本的主导思想，尽管我们本身在本书中和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主要属于哲学的和逻辑的性质。”24.“一种旨在认识法律现象-而不是停留在一种静止的对可能的体系中的逻辑关系的概略描述上-的法律理论必须研究规范体系在其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存在。不考虑社会现实-它相当于与规范的存在方面-的法律科学是不可思议的。”25他们批评纯粹法学派和类似的法律理论家把法学的认知限于理解和解释有效的法律和把关于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学研究的理想的范围持过分狭隘的看法。除分析方法之外，确实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和重要的研究法律程序的方法，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些方面，法律只能被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现象。因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地严格地按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行事。分析的、逻辑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都是对另一方的检验，从而可能或者证实或者削弱另一方的结论。只有我们能够创立对两方面都合适的而且协调得很好的理论，我们才能有信心说二者都是正确的。”26总之，“法理学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法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事业。”27
三、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
在法学史上，无论法哲学体系如何复杂多样，每一个体系都必然包含有作为其理论体系基石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对本体论，通常的解释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的学说，或者说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大体论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也与本源同义，本源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依据。按照德国学者R·莫察克的观点，“在事物的进展中确立基本的东西，在知识的相对性中找出常存的东西，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体论的目的。”28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本体论所关注的乃是存在者的本源、性质、规律和关系。它的理论指向在于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可以遵循的出发点，为界定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提供理论支点，从而确立经验世界的哲学理论系统。对于法律现象来说，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存在之根据或存在之意思，亦即“法律现象是什么”或“法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西方法学史中不同的法哲学体系。制度法理学正是以其独特的法律本体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可以概括为：法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我们用来为我们的理论方法命名的那些词语，反映了我们想要提出的大体论的观点。我们主张，法律的和其他社会的事实是属于制度的事实（institutionalfacts）的东西。”29
制度性事实，“这是一个既普通（因为每个人都说法律是制度上的）又含糊（因为没有人非常清楚它的含义）的命题。在我们弄清‘制度’和‘制度事实’的概念以前，这个命题将一直是这样。”30
（一）制度概念
“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常识性用语。通常人们在下述意义或之一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1制度指容纳人们的组织或机构。其中又分为收容某些处境相似的人的机构实体与处理社会关注的主要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实体。前者如医院、监狱、精神病收容所、少年管制所等。这类机构被称之为“全控机构”，其目的常常在于有效地改变被收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后者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等。这类组织是社会的结构成分，通过它们组织起了必要的社会活动。人们对这些组织有一种使社会生活主要领域获得整合、秩序和稳定的高度的社会承诺，这些组织为社会关系和利益的明确化提供了必要的形式。
2制度指相对稳定的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社会惯例、宗教教规、政党纪律、国家的法律等。它们或者是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意制定的。由于它们具有形成认同的作用，通过能量和社会利益的投入，人们依着于它们之上，于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制度化，即达到了某种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括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
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与规范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政党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也是用以挑选领导、作出决策、组织竞选、领导社会力量的一整套行动规范和程序。所以习惯于在两种意义的综合上使用制度一词，用以表示并促使人们注意存在于人类现实或社会现实与运作的思想-规范体系之间的结构上的关系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
制度法理学或制度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制度”与上述任何意义的制度都不尽相同。麦考密克指出：制度这一术语的与法律有关的用法与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概念不大相同。人们经常把某些类型的社会制度或亚制度体系（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体育组织等等）也称作“制度”。这些是由人们组成的组织，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我将把这样的组织称为“社会制度”。它们与法律的制度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法律制度的维护特别有赖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或其中的行动，有赖于由制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的行动，它们的所指是不同的。麦考密克还指出：“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和制度事实）显然与规则有某些联系，并不与规则等同。”31“制度及其实例并不是作为（比如说）独立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如我们在这里强调并在本书其他地方一再重复的那样，它们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这些规范或规则（以复杂的组合形式）各自对人在社会背景中的行为赋予意义、使之合理、加以调整或甚至予以认可。”32对于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来说，“规范（连同其他‘实践资料’例如价值、目标等等）和个人行动或社会安排就它们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性质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33根据魏因伯格的分析研究，制度的普遍意义或关键要素如下：
（1）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可表征为个人的行为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制度存在的领域；制度使得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可能，同样它本身又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2）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概念是与制度化概念相连的。制度表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行为方式的确立，具有相对连续性的生活标准或方式。它们构成了个人行为的指南，也构成了社会现实的要素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基础。
（3）制度包括实践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实践信息系统这个核心，制度是难以想象为一个实体的。不管个人或集体是否持有某种价值观念，是否具有作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有效的行为、学习过程和各种形式的相互行为都依赖于行为动机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固定性这个前提。因此，制度不只是保障有规律的行为程序和个人在共同体中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也永远与应当-规则的确立相连。
（4）制度的进化与社会存在导源于人们的相互交往、角色组合与行为主体中间的价值协调性。价值协调不等于价值一致。只要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相互容忍，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有理性地生活在一起并组成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所以，制度只能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
（5）制度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制度化的规范性规则体系，和（或）以特殊制度的具体实例存在。比较：（a）婚姻即是一个由规则所规定的法律制度，这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可能的个别婚例；（b）某一具体婚姻即是指某一特定的男性与某一特定的女性之间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关系。
（6）作为规则，制度有某种组织性的结构。机构表明通过其功能相互联结的人的和事实的因素的存在。例如，一所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实体，是由建筑、家具、设备、图书、教职工等组成的。在其中，可以看到行为的规则和应当-关系（如调控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和为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规定的秩序）。机构也是一种制度事实。
（7）根据制度法理论和制度法律实证主义，制度或者是制度化的规则体系-在此场合，它是法律或其他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由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和与制度或制度所涉及到的与人联系的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实体。人与制度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关系不仅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行为关系，而且常常为实践信息、应当价值和价值准则所决定。
（8）人们可以把制度比喻为某种“独立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正确地把制度说成是客观现实。
（9）制度是与某个关键概念紧密联系的，正是这个关键概念赋予制度以特征，决定着它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核心概念经常被人们抽象出来，以得知该制度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核心概念是可能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公司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满足经济需要而获利，但公司也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权力力量。34
（二）制度性事实
“事实”这个概念在“制度性事实”命题中具有指称意义。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的“制度性事实”概念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安斯库姆（G.e.m.anscombe）和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R.Searle）的观点。这两位哲学家把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类，即纯物质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纯物质性事实（或原始状态的事实，或纯物理性质的事实）只与物质世界的有形存在有关，即是说，与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客体的存在有关。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感官知觉能够达到的，而且其中的物体有某种空间上的位置和时间上的延续。这些事实丝毫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人类的传统或人类的努力。它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传统和努力规定条件，而不是从传统和努力中产生的结果。由于纯物质性事实完全不包括意识因素，也不受意识作用的影响，由此可以用纯粹的行为描述对纯物质性事实进行外在的描述并且可以用陈述句对之加以表述，由此方式（即唯知方式）便可以达到对纯物质性事实的认识和表达。
制度性事实则是另一种事实，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其结果的事实，例如国内法领域的合同和婚姻，国际法领域的条约和国际机构，社会和体育生活中的比赛和竞赛。这种事实被称之为以人为条件的事实（humanlyconditionedfact）。例如，两个人签订某种协议后，就存在一个契约；两个人完成某种仪式后，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直持续到死亡或离婚为止的婚姻关系；某些政治家达成某些协议并签署文件后，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间就存在一个条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可被表述为正确命题的事实。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正确，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状况和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基于人类惯例和规则的事件。所以，事实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才有意义，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故可称这种事实为“制度性事实”。而规范不仅是思维的对象（客体），同时又是现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性。所以，魏因伯格指出：“制度性事实-如法律制度-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的事实：它们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同时也作为社会现实的要素而存在。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规范的精神构成物而且同时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得到承认。”35所谓规范结构，是说制度性事实是一种“理想结构”，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作为观念实体对现实发挥作用，其观念性表现在它不存在于空间之中，从而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行为观察来确认。
麦考密克更明快地指出，制度性事实是行为领域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不仅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或出现了什么事件，而且也取决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按照规则或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为或出现，一定的具体行为或具体事件才能造就一定的事实；反之，这一事实便不具有它所应有的现实规定性。由此，制度性事实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现存之物，而且它还必须具有规则赋予它的意义或现实规定性。
（三）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性事实
为了理解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对于法律因素进行分解是必要的。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有许多分解模式，其中哈特和拉茨把法律分解为赋予权利的规则和设定义务的规则，是法哲学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分解法。而使用制度的术语，连同它的含义，对于把法律分为两类规则的设计来说是重要的。“我认为如不以‘法律的制度’（institutionsoflaw，在我使用该短语的意义上）为参照，是难以令人满意地或清楚地作出这种区分的。而且我认为以法律的制度为参照，还可以弄清其他的同样重要的区别和联系。”36什么是“法律的制度”或“法律的制度事实”呢？合同、所有权、信托、证据、无遗嘱的继承权、法人、人格、赔偿义务、抵押、婚姻、宣告破产、无罪推定等概念都是法律的制度或制度事实，它们把法律体系分解为一套套互相联系的规则。麦考密克指出，理解它们是理解法律理论的钥匙之一。这些概念都表示这样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从法律的意义上看，经历了时间上的存在。合同、所有权、法人和婚姻有时间上的存在，尽管没有空间上的存在；它们是由于某些行为的实施或某些事件的发生而设立或制定的，而且它们继续存在，直至某个新的行为或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为止。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法律上的权利要求和法律上的义务都是由于合同、所有权、法人、婚姻或诸如此类的存在而产生。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是由于某种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后果，但它们也由法律规定为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
所有这些概念或制度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特点：（1）对每一个概念而言，当一项合同、一项所有权、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产生时，法律就作出规定。即是说，法律规定，当发生某种行为或事件时，就会出现有关的制度的具体实例，因而我们才可能用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则的形式来表述对于这些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来说所必须的条件。举例来讲，只有在两人之间就某事达成协议时，一个有效的合同便存在于他们之间，这样的规则就是“创立规则”（institutiverule）。（2）正如合同的情况一样，每当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存在时，法律就会有效地以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方式产生出不是一个而是一整套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产生的后果而言，可以认为法律包括一套规则。每一套规则都可被构想成如下形式：“如果一个信托存在，那么……”，“如果一个遗嘱存在，那么……”等等。推而言之，每一个制度都有一套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之为“结果规则”（consequentialrule）。（3）既然任何这类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是因为一个创制行为或事件的发生，而且由于它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并产生法律后果，那么，对法律来说，还有必要规定它在某个时间终止。例如，关于解除合同、终止信托、解散公司、离婚等的规定。这些规则可称之为“终止规则”（terminativerules）。麦考密克还以合同这一制度为示例。他说，一项合同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在概念上规定了什么是合同，履行了什么行为或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使合同得以创立（创立规则）；由上述方式创立的合同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后果规则）；由什么样的行为或事件才使合同解除（终止规则）。其次，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生了规则规定的事件或者履行了规则规定的行为。总之，“‘法律的制度’这一术语应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调整的结果是这些概念的实例被适当地说成是存在一段时间，从一项创制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之时起，直至一项终止的行为或事件发生时为止。”37这表明，任何一个法律上的制度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也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一套规则或规则组合，是一个活动过程。
麦考密克在作出上述论述之后，指出：法律在两种意义上是一个制度现象，一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制度现象是因为它是由一套相互作用的社会制度以各种方式制造、保持、加强和改善的。二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意义上，法律意味着一套规则和其他规范，这些规则和其他规范被认为调整这些社会制度并被认为是由这些社会制度付诸实施的。我的建议是：“法律工作者使用的制度的术语只能被理解为在复杂的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之间起组织和联系作用的术语。而且，正是主题的这种复杂性为这种术语的继续使用提示出一个有力的、实际的理由。尽管合同法或公司法可能不像人们目前解释的那样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它们而不提到合同或作为法人的公司的存在（把这种存在视为创制事件的结果和一系列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这些后果一直持续到一个终止事件的出现为止）的话，它们将是不可想象得更为复杂。”38制度的概念及其实例之存在的全部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解释法律时达到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能够把法律材料的复杂实体分解为比较简单的一套套互相关联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一种有组织的和普遍化的方式看待巨大的法律实体，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七零八乱的东西。”39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性质和意义还可以从制度与规范的关系上来理解。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都指出，制度的存在离不开规则。“制度-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可能是制度的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这要取决于有关的机构将规则的发展或进化加以概念化的方式。”40正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既定事件发生或既定行为的履行才会导致制度实例的存在。例如“世界杯”足球赛，也许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举行着足球比赛，但如果没有国际足联的规则（包括构成国际足联的规则，创办和组织世界杯赛的规则等），“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足球赛。制度概念的存在与既定的规范体系密切相关，并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在该体系内可能存在。41魏因伯格为此目的还详尽地阐述了规范的现实性：（1）规范存在于人类意识领域中，在意识里有义务地感觉这类东西，即某事应变为现实的意识。习惯、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的支持者感到它们是应被遵守的，于是人们有了对义务的认识。当然这种义务不一定为观察者所接受和期望。（2）规范在人类行为中有诱发动机的功能。这种功能发生的方法很复杂，它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密切相连的奇妙过程。规范意识包括行为模式图，个人在行动时往往遵守这些行为模式。-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被自愿接受的，部分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的模仿本能，部分是由于假如违反规范就会受到强制的威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3）在现实中，有效的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不仅表现在履行规范这一现象上，规范性规定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有着广泛的、间接的影响。人们在估价规范的全部影响时，不必仅仅根据实现还是违反法律这样简单粗疏的尺度来作判断。不只是像规定利率或者进口税和对市场进行调控这样的经济法规，才会产生出复杂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哪儿，人们必须考虑规范的一系列复杂后果。（4）在许多规范领域-也许最突出的是在法律域-规范的实际存在是与如政府、法院、立法机关等社会组织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家机器的直接可观察到的运行和操作，对于认识规范的实际存在是重要的佐证。（5）规范的社会现实性清楚地体现在符合或违反规范的行为将产生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社会后果这个事实中。社会（规范的创制者）对违反规范者作出的反应，既有由规范事先确立的后果，也有不为规范所规定的后果。这些没有明确规定的违反规范的后果，由于是分散的，乃是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制裁形式。42
注释：
1n.macComickando.weinberger：aninstitutionaltheoryofLaw-newapproachestoLegalpositivism，（以下依照原作者的习惯，将本书简称为“itL”）p.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6.
2itL，p.2
3itL，p.27.
4itL，p.6
5itL，p.6
6itL，p.44
7o.weinberger；Law，institutionandLegalpolitics-theFundamentalproblemofLegaltheoryandSocialScience（以下简称“LiLp”），p.29，Kluwerpublishers，1992.
8itL，pp.116-117.
9n.macCormick；LegalRightandSocialDemocracy，oxford，1982，p.18.
10LiLp，p.111
11itL，p.45.
12itL， p.8.
13itL，p.114.
14itL，pp.116-117.
15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6itL，p.10.
17p.m.S.Hacher：Hart‘sphilosophyofLaw，p.m.S.HackerandJ.Raz（eds.）Law，moralityandSociety-essaysinHonourofH.L.a.Hart，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pp.12-28.
18itL，p.135.
19itL，p.17.
20itL，p.94
21itL，p.44.
法理学的认识篇6
「关键词法律，真实客观，真实证明
引言
围绕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究竟是“客观真实”抑或是“法律真实”[1]所展开的议论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兴趣。在中国的诉讼法学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裁判必须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的传统理论和实践，在1999年以后遭遇发自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挑战。[2]尽管这种挑战的初期仅仅停留在学术框架内，然而它所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和范围却大大超出学术范畴。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于2002年4月开始实施，将该正在处于学术讨论中的理论问题纳入制度建设的核心，并通过全国性的司法力量在司法系统内加以推行。其中的第63条被认为是对“法律事实”的界定，[3]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吸引人们对证据客观性以及作为裁判基础的客观事实问题讨论给予关心和议论的诱因。
对于多年来的有关议论，本文将避免作评析性的介绍。[4]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仍然是认识论上的范畴。因此，本文还只能是从认识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些许心得，以就教于同仁。
一、认识的基础与裁判的基础
（一）真实·认识与裁判
认识无疑是人类超越自己进入客观世界的重要桥梁，而认识的基础就是真实。一位哲学学者指出：“真实”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真理所作的最初级的规定。无论是朴素的、机械的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是以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的思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都是以追求真实为其真理观的根本特征。所谓真实，不是从认识的客体方面寻求认识得以维系的出发点（感觉），就是从认识的主体或形式方面强调认识的确定性。质言之，“真实”即认识所追求的实在。[5]就笔者看来，这一哲学上的概括至少明确了三层意思：首先真实是人类认识论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将真实作为理念追求的起码出发点；其次，人类认识与客观及主观世界是相关联的；再次，对真实这一实在的追求不过是人类对真理的初步规定，言外之意乃是真实无非是追求真理的一个初步的基础。换言之，人类对真实的初步认识并不能构成对真理的认识，而只能是一个基础。这恰恰是诉讼和裁判中为什么特别强调裁判的基础必须以事实（真实）作为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由。然而，基础终究不能取代裁判的判断，更不能成为裁判本身。在基础之上，仍然需要判断者依据规则、条理和经验，对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黑格尔指出：“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6]就形象地说明了对实在的对象进行认识的难易性和阶段性。
人类认识的事物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或者相同或者集合的认识方式，都将有助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但是，如前所述，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脱离认识的基础—即真实的存在。而裁判是人类认识社会事物（法律关系）的重要方式，裁判本身追求的目的也与其他认识方式一样离不开真实的存在。
裁判的起因应该是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纠纷，裁判的目的无疑是要解决纠纷。而要解决纠纷，必须在明确真实的基础上究明纠纷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决定解决的方式和时机。缘于此，查明纠纷的真实就成为裁判的重要基础。
问题在于，裁判中的真实能否成为裁判判断的根据？以及，对真实加以认识方式和途径究竟是什么。为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还是回到认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
（二）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人类要生存于这个并不能由人的意志所自由控制的世界，必须去认识和适应该世界。可以说，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去适应它，以此求得生存的机会和空间。这里所说的世界首先是客观世界，其次才是以人类思维为主构成的主观世界。然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只要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限制，那么也就不可能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果从宇宙发展变化以及地球及人类的寿命来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反之，如果从人的认识能力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历史，则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和向前的。人类对无机界的认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在对有机界的认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才能为认识社会现象和过程准备相应的方法论条件。[7]
人类认识的重要要素之一无疑是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思维方式与人类的认识方式无疑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8]例如，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将人的原始思维概括为三个特征：其一是非概念性，而呈现神秘性。这样会导致思维失去应有的方向和目的性；其二是否定纯粹物质的存在，从而只能在自己并不能看见的力量世界中寻找事物发生的因果关系；其三是在缺乏智力机构的情形下进行直觉思维。因此原始思维在表现时间关系上的手段十分贫乏。列维-布留尔最后概括说：“与其说他们在思维，还不如说他们在感觉和体验。”[9]应该说，原始思维由于受到语言、科学条件的限制，思维的非确定性、无方向性和目的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列维-布留尔就此解释了原始思维支配下的原始人探寻和认识事物发生原因为什么总是与神明联系起来的原因。而且，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占卜、祭祀、咒语、宗教仪式所占的比重和地位相当大。可以说，原始思维支配下的低级的人类认识并不能、也无法探寻事物的本质及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在原始的裁判中，广泛应用神明方式恰好说明了低级思维和认识对裁判的影响。
人类摆脱原始思维而寻找更高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使人类的思维进入了科学思维阶段，并构成了科学认识的基础，它无疑是人类脱离原始思维的重要标志。逻辑思维在对静态的事物进行考察时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根据既成的规范，遵循严密的形式进行思维，从而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实现理性化。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并非任何事物都可能仅仅依靠一定的定式思维来实现认识的目的。因此学者指出：科学认识未必仅仅运用逻辑思维，运用逻辑思维的也未必是科学认识方式。认识方式的区分和思维类型的区分之间不一定有一一对应关系。[10]逻辑思维依靠的规则和知识往往是定式的，这在法律认识中十分突出。在机械逻辑思维时代，通过固定的规则约束思维的方向和目的的倾向相当严重。与此相应的法定证据主义的泛滥，说明了这种思维的缺陷。
（三）日常认识与科学认识
科学认识与日常认识的重要区别在于，日常认识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是没有确定模式的认识结果。而科学认识的特点在于追求正确无误性。[11]其结果，作为日常认识基础的日常思维的思想与事实之间的对应性相当粗糙，或者是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要促使思想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对应或一致，科学思维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解决思想与事实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一致任务，凸现了日常思维（认识）与科学思维（认识）之间的差异。[12]科学认识的重要前提是，它必须建立在客观材料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客观的存在构成了科学认识的前提。尽管科学本身包含有幻想、虚拟，但是作为科学认识的重要前提却不能离开客观实在。法国学者莫兰指出；存在的客观性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和智力的过程所形成的。[13]，它经过了科学家的检验乃至反复检验加以证实。哲学家景天魁指出：“科学之所以可以证实，特别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经验证实，这是因为科学认识本身反映了对象的客观内容。可证实性只是科学的标志，客观性才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根本。”[14]
基于上述，可以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存在，首要是要通过认识开始，在逐步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如何去适应世界。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真实。为了发现真实实在的客观世界，人类不断克服和超越自己，不断务挖掘自身的潜力，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因而，科学认识方式的形成，对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裁判是人类针对特殊的社会事物（纠纷）采用的法律处理方式。裁判必须基于案件真实进行，且案件真实应该是客观的，即必须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实。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和案件自身的复杂性，遵循严格的程序、适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裁判就成为近现代裁判的重要内容。那么，架构严格的裁判程序与发现案件真实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二、认识的目的与方法
（一）真实与真理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什么？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基本上都把科学认识的目的界定为发现真理，而不是“真实”。[15]由此看来，在真理和真实之间势必存在差异。那么这种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前面的引述，真实是对真理所作的最初级的规定。可见，真实本身并非真理。真理与真实的差异在于：
从认识的阶段来说，真实只能是人类认识过程中关于真理的最初级规定，或者说是最初步的认识的结果；而真理则是经过人类科学思维之后通过无数的检验加以证实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因此可以说，对于初步的真实，必须经过人类运用智慧、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揭开事物本身的秘密，并“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16]至于什么是总和及关系？学者李小兵解释道：所谓总和，并非是指个别的、相对的正确认识的机械相加，而应当理解成真实、真、本真的统一的三意义说；所谓关系，也并非仅指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外在联系，而是：真理的内在关系在于由真实（客观确定性的追求）真（主观确定性的追求）本真（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与价值生活）的辩证联系（逻辑）和发展演化（历史）。[17]概言之，真理就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辩证联系和发展演化。而真实不过是追求事物的客观确定性的结果，它离本真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从认识的目的来说，真实是达到真理的一个桥梁、一个阶段，而真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依归。确定真实的存在，对于人类的认识来说，仅仅是一个初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主观的努力，没有经过经得起考验和检验的科学实验、社会观察和思维，人类的认识未必能够达到认识的目的。为了达致认识的目的，即实现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与价值生活，必须追求主观确定性。当然，这种主观确定性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前提。现实生活中，人们自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原来却只停留在真实阶段，因此放弃了对真理的进一步的追求；同时，人们往往将真实作为真理来确认，并以此做出背离真理的判断，这就是谬误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机械唯物论者的真理观是典型的代表。在洛克、费尔巴哈看来，一方面是客体，一方面是作为主体或感性活动的人，因此只要从自己的感觉出发，就可以探明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的“真实与否”。[18]
从认识的方法看，真理的认识方法要远比真实要困难得多。既然真实只是认识所追求的实在，是客观确定性，那么只要人们具有一般的认识能力（日常认识），并不难确定真实。然而，对于真理的认识，必须借助科学知识，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甚至揉和人类的智慧经验。
最后，从认识的重复性看，真实经过证伪、筛选的过程，将不切实的材料去除之后，才可能成为实在；而真理经过证伪、筛选等实践检验过程后，仍然作为“金子”闪闪发光。换言之，真实在很多情形下具有被裁剪性和可解释性，而真理在同样的环境下难以发生变异。
可见，科学认识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于事物的真实层面，而是要深入追究，直至获取真理。事实上，人类文化积累中形成的无数的真理，就是由于人类的不懈努力所实现。
（二）裁判的目的与方法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科学认识都是对客观对象本身的性质和规律的系统把握，并不因为学科差别而造成认识系统内部的差异。法律以及裁判如果都具有科学的性质，则裁判的过程当然是通过科学认识却认纠纷案件本质和规律的过程。因此，本文把裁判作为具备科学认识裁判的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过程。如前所述，裁判（或说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冲突、矛盾等）。而纠纷则是发生在实在社会中的事物。对于该特定的社会事物的认识必须达到真实的程度，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在这里，笔者不能简单套用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的叙述方式，不能粗略地说裁判的目的在于发现纠纷的真理。必须指出，作为真理内涵的无疑是事物的本质和其中的相互关系。因而，通过裁判过程，如果能够达到认识纠纷的本质和其中相互关系的程度，对于纠纷的解决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此，根据前面的论述，只要比照现行的裁判制度，可以看出，在发现案件真实和解决纠纷层面上，诉讼和司法制度规定的要求并不一样。具体而言，发现纠纷的真实，不过是确认纠纷的存在以及原因，就此法律规定这一层面的认识任务（承担责任）由当事人来完成。证据学中所说的关于证据的行为规范即是用以帮助当事人完成这一认识任务（承担责任）的。[19]但是，尽管当事人的认识对于发现真实具有重要意义，并不等于揭示纠纷案件的本来面目。事实上，裁判者从来不会简单地以当事人发现的“案件真实”作为裁判的根据。[20]而总是会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经验、智慧和政策等，对纠纷的本质和内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判断从而做出裁判判断。这样一来，当事人基于法律规定的责任所发现的案件真实，只能成为裁判的基础，而不是裁判本身。由法官赖以进行裁判的根据，则应该是在真实基础上，结合纠纷的全部内容、法律规定和法官的良知所确认的纠纷的本质和内在关系。证据学中所说的裁判规则就是指的这一内容。如根据张志铭教授的论述，这里所说的两个层面，其实就是事实存在与事实判断的问题。[21]
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在坚实的真实基础之上进行认识纠纷的本质，法律设置了制度、严格的程序和措施来担保。
首先，基于以往的科学认识，通过实体法律预先规定了纠纷可能发生的形态和要件，当发生纠纷时，方便人们通过实体法的要件规定确认纠纷真实存在与否（法律推定）；
其次，法律规定诉讼程序，通过程序的严密性与司法制度强制性的结合，确保发现真实的手段和途径；
再次，法律设置证据制度和措施，规范人们的取证行为、也就是追求真实行为的合法性。同时规范法官的裁判行为，确保裁判行为的客观性和正当性；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国家的宪政范围内确立裁判者的地位，倾国家资源构建司法体系、铸造专业性裁判专业人员，无非是要确保裁判能够在充分认识纠纷的本质及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然而，这些措施，在笔者看来只能视为为了实现通过裁判解决纠纷的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动员的资源，完全服务于为裁判能够认识纠纷的本质并进而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担保。故而，裁判的目的和方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更不应该相提并论。
三、认识与谬误（一）真实是裁判的基础还是根据？
中国传统的诉讼法学理论强调证明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此在理念、制度和实践层面控制了中国司法判断的形成过程。其主要的理论根据来自哲学上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在诉讼的证据理论中可以表述为：事实判断与事实存在相符合。然而，对于符合说，可以概括为机械主义的符合说、思辨的符合说和实践的符合说。近代的哲学家们早已将简单地强调认识与对象符合的观点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符合说加以摒弃。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思辨的符合说，他们要考虑的是在什么程度上符合以及如何符合，黑格尔认为：真实或认识的真理性已不是常识水平上的主观感觉，而是历史—逻辑发展的整个过程。而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符合说，则既强调认识的符合，更强调实践的符合，从而使真理的追求超越了思辨的哲学范围，超越抽象论证着的“真实”和琐碎考据的逻辑的“真”，演变为存在—实践的活动本身。[22]
其实，裁判中的真实认定都有可能反映出上述三种主客观符合说的影响。不仅在不同年代的不同法官身上会看到这些身影，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法官身上都有它们的痕迹。这是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案件真实，也没有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固定不变的法官。[23]
如前所述，现代裁判中“真实”的查明，基本上委之于当事人。而当事人提供的“真实”，无疑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毕竟纠纷和诉讼都是以当事人双方的对立作为其存在的基本构造，当事人的趋利性心理会导致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所要证明的“真实”可能具有的瑕疵甚至虚伪。即使是当事人双方并不存在争议的“真实”，法官也不能掉以轻心相信，仍然需要综合案件的全体情况寻求纠纷的本质，从而做出裁判。从这一意义上说，“真实”只能是裁判的基础，是裁判能够达到作出判断的路径和阶段，而非根据。
（二）法律真实还是客观真实？
客观真实，就是司法机关所确定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定无疑。[24]其具体要求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25]根据这里的界定，可以看出，其实这里所说的客观真实已经大大超越当事人提供的“真实”的范畴，而进入到了司法机关（法官）运用科学认识方法认识纠纷本质的阶段，并得以在确定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后作出判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关于客观真实的界定并无大碍。
关于法律真实界定有多种，举其典型有二，一种界定认为：定案事实是由案内被采信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是法定程序产生的真实。[26]
另一种界定认为：由于（实体法）细化了证明要求，（只要法官）满足了法律上的证明要求，就是满足了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要求，法官不必再另求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按照这种证明要求得到的真实，被称作“法律真实”。[27]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其共同点在于：只要在诉讼程序中，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确定的案件事实就是法律真实。
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有三：首先法律乃至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否为确保“法律真实”提供足够的担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更为严重），即便是在法律规定充分的情形，在对立的纠纷和诉讼构造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案件事实，仅仅依靠法律程序和规定并不能保证接近真实；再且，案件真实的确定往往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律的定型规定，案件的变动性和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解释和被裁剪造成的事实的变化，都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经验、依靠司法统一体的政策和衡平力量来完成对真实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纠纷的本质和内涵。日本学者伊藤滋夫甚至说，裁判中的事实认定几乎是基于经验的认定。[28]近年来为我国学者积极研究的法律推理理论中涉及的证明推理，所依据的大多是经验规则。而这些经验规则恰恰是法律所不能规定和归纳的。它们与法官个人的兴趣、能动性密相关。
法理学的认识篇7
物理解题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同时伴随着元认知活动，物理解题能力水平不但反映了个体解题的认知能力水平也体现了个体解题过程的元认知水平.解题能力水平高的学生相应的元认知水平也高，而那些解题能力水平差的学生，其元认知水平也较低[1].若采用一定的训练方法提高物理解题的元认知水平，将能够提高学生的物理解题能力.本文拟对高中物理解题过程的元认知水平和元认知水平训练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
1物理解题过程的元认知水平
物理解题过程是一种认知活动，其认知活动的对象是题目本身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需要解题者调动自身认知结构中的物理知识和解题思维方法.解题过程同时也需要解题者从解题过程中获得反馈信息，及时调节自己的认知活动，这就是解题过程的元认知活动.元认知在解题活动中起支配作用，它对解题活动的监控作用减少了解题的盲目性和冲动性，是成功解题的保障.根据元认知概念的内涵和解题的思维过程，可以把物理解题过程的元认知水平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1.1元认知知识水平
物理解题的元认知知识包括物理解题的一般思维过程的知识、个体在解题当中的思维调节作用的知识及影响解题的知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知识.依据现代认知心理学对知识的分类，可以把物理解题的元认知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条件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指那些对事实、规则等的描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是以“如果/那么”表征的产生式规则.陈述性知识需要转换为程序性知识才能被执行而发生知识的作用[2].条件性知识是何时、为何要使用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的知识.比如楞次定律本身是一种陈述性知识，在根据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流的方向时，学生要把楞次定律这样的陈述性知识转化为这样的程序性知识：回路中原磁场的方向磁通量的变化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感应电流的方向，而“有闭合回路、有磁通量变化”就是判断感应电流的条件性知识.元认知知识水平还跟元认知知识的在大脑中的构建方式有关.有组织、有序列的元认知知识比零碎、无序的元认知识更有利于大脑的检索、提取和应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元认知技能在物理解题当中的调节作用，教师应围绕怎样成功解题这一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合理完善的元认知知识结构，这也是提高物理解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1.2元认知技能水平
元认知技能是学生在解题思维活动中运用元认知知识监测、调节和评估自己认知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能力.例如，在解题时保持心理不紧张、有自信心；能够在认真审题的前提下寻找解题的方法和计划，能够执行解题计划，并不断监视和评价解题的进程，发现某一步骤或思路存在某些错误，能及时地进行调整或修正；准确判断困难程度并依据困难程度分配时间；解题结束时能够对解题过程进行回忆、评价、总结，反思自己在解题中取得的新收获和所犯的错误.个体必须通过对元认知知识的理解与运用，通过解题实践活动不断积累、完善元认知知识和经验，才能促进元认知技能水平的提高.
1.3元认知体验水平
元认知体验包括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认知体验是指对当前解题当中的认知进展情况的觉察，情感体验是指解题当中个体的情绪体验的感受.元认知体验能唤醒解题者调用元认知技能保证解题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当学生在解题时不知道该用哪个物理公式时，这可能会促使他联想到该题涉及的是哪一物理现象或什么物理模型；解题时遇到困难也可能会体验到有焦虑的情绪产生，这时会使他想到这样对解题是不利的，若随即让心态平静下来，重新认真审题，反而能够找到解题的思路.在实际认知活动中，元认知体验与元认知技能是密不可能分的，元认知体验为元认知技能运用提供必需的信息，使元认知技能的运用具有针对性.
2物理解题的元认知训练方法
元认知训练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在物理解题时的元认知水平，具体训练应围绕提高元认知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和体验水平来进行.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先向学生传授元认知知识，然后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的元认知知识提高物理解题活动中的元认知技能水平和元认知体验水平.
2.1向学生传授关于物理解题的元认知知识
在向学生传授元认知知识的时候做到传授陈述性、程序性和条件性元认知知识兼顾并举.通过习题讲解让学生对物理解题的一般过程有基本的认知，让学生知道解题过程中每一阶段的知识和意图.物理教学中解题的过程一般分为审题、寻找问题的解法、表述解法和检查评估四个阶段.
2.1.1审题
审题的目的是理解、吸收题目所提供的各种外部信息，明确问题涉及的相关物理知识，弄清楚已知量和待求量，挖掘隐含条件，知道解题的大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简单地画出恰当的示意图，将己知量、待求量、隐含量全部标注在上面.画示意图或图象并以具体的形态表明抽象的信息，实现了对题目信息的有效的外部表征，能够减轻大脑的认知负荷，帮助学生分析物理过程及其内部知识间的联系，经常会提高问题的解决速度[3].审题环节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到其它阶段的有效进展，是成功解题的关键环节，优秀生用在审题上的时间通常比后进生多也说明了这一点.
2.1.2寻找问题的解法
寻找解法的目的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包括现象分析和算法分析两个不同的分?a段[4].现象分析的目的是弄清楚题目当中的基本物理现象及其联系，找出物理模型并将相关的物理概念、定律和公式联系起来.算法分析是找出已知量与待求量之间具体关系的思考过程.在算法分析阶段需要选择适用的物理公式、建立具体方程式，用于解题的公式与本题所特定的物理现象、过程是相关的.如果物理过程里有几个研究对象，学生必须知道研究对象的转移，对不同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建立不同的方程式.在寻找解法的阶段，要让学生会选取合适的物理解题思维方法：如矢量分解合成法、图象法、守恒法、等效法、临界分析法、整体法、隔离法、逆向思维法等等.
2.1.3表述解法
表述解法是把解法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表述的基本要求是物理对象、过程、解题依据、题设字母符号表述要简明，主要的步骤、方程式、结果表达式及数值和单位要分行呈现，物理定律、公式等述语的表达要准确.在书写步聚时，要注意仔细审视每个解题步骤，发现错误及时修正、更正.
2.1.4检查评估
物理解答完成后是要对解题过程进行再认识，检查前三个阶段的进程中有无疏漏、错误，包括解题方法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有无计算错误、结果的合理性等.总结在解题当中的体验、感悟以及自身是如何进行监控和调节的.
物理解题还应让学生注意思维定势的影响.思维定势不利于解决物理情景相似但解题的某些细节又有区别的问题.要让学生不要受已做过的题的解法的误导，做题时要从物理原理和规律出发对物理问题认真的具体分析.在解题过程不但由认知成份的参与也有动机和情感成份的参与，元认知技能的运用还需要依赖于动机和情感[5].让学生知道在解题过程时需要坚持、自我激励、意志的控制以避免干扰并朝着目标前进.让学生知道遇到问题时该做什么以及不该做什么，应当勇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和容忍问题.此外解题当中要保持适度紧张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过度紧张的情绪和自卑的心理会抑制记忆和思维而导致解题的失败[6].
2.2按照元?J知训练问题单进行解题训练
元认知训练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教学生通过自我或他人提问来指导自己运用有效的思维程序去解题.具体做法是：向每位学生发一份“解决物理问题的元认知训练问题单”，然后由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示范训练怎样使用问题单，再由学生按照问题单自我提问或两人一组相互提问进行元认知训练.随物理题目包含的物理知识不同，自我提问单的某些内容可做一些适当调整.教师要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强化方法的练习，由有意识练习向自觉使用不断过渡，最后形成元认知调控水平.
解决物理问题的元认知训练问题单：
（1）审题阶段：全面了解题目所给的信息？全部把握题中的己知、未知、隐含条件了吗？必要时画出示意图.
（2）寻找解法阶段：确定了研究对象吗？该研究对象所适用的是什么物理模型？能想到哪些物理知识列出方程式？用到的解题思维方法合理吗？
（3）表述解法阶段：书写的每个解题步骤都是正确的吗？每一步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有无计算及物理语言表达规范错误.
（4）检查评估阶段：重新检查前面的解题过程了吗？什么地方是思维的关键？还有没有其它的解法？
2.3营造互动氛围，暴露解题思维过程
解题思维的暴露就是把解题时大脑的思维活动用言语表达出来，在解题的每一阶段向别人叙述自己的“理由”，目的是通过向别人展示自己解题的思维过程，让别人发现自己的思维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于发展自己的思维调节技能.在展示物理题目之后，教师可以向学生示范自己解题的思维过程而不是单纯讲解题步骤，示范时要贴近学生实际，考虑到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水平.教师在平时习题的讲解时也应多向学生呈现解题的思维过程和方法，让学生领悟元认知技能应起到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调节能力.
对话策略是发展学生的元认知技能的重要教学策略，在课堂教学时需要适时开展对话教学，无论是师生对话还是生生对话都是一种思维的展现过程，针对某个问题展开质疑、争辩从迷误走向豁然开朗，不但能让学生领略思维的逻辑性，而且让学生体验到了如何监控思维、如何调节思维.在学生独自解决物理问题的时候，虽然不能向别人暴露自己的思维，但可以指导学生通过内部语言也就是默声的自言自语叙述解题每一步的理由，叙述理由本身是在进行思维调控，有利于解题成功.
法理学的认识篇8
论文关键词：整体与部分 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 学习方法指导
论文摘要：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特别是认识方法中，能不能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常常直接影响到人们能不能获得关于客体的正确认识。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特别是学习方法中，能不能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常常直接影响到学习效率的高低。运用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提高学习效率，并逐步养成运用整体观去认识、研究事物的科学方法。
整体与部分从来都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整体与部分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不能脱离某部分而存在；另一方面，部分作为整体内部所包含的因素或过程，总是处在与其它部分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之中。因此，从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来说，只有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也只有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这应是理所当然的认识论原则。指导学生在学习和复习过程中学会辩证地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学会运用整体学习法和部分学习法进行学习，无疑对提高学习效率和掌握研究事物的科学方法有着重大意义。
一、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的内涵
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规律：首先，在认识事物的特性时，应该坚持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应从部分出发去认识事物，否则就会陷于谬误；其次，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又应努力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通过部分去改造事物整体。
基于上述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笔者认为：整体学习法就是把学习的内容当作一个整体来学，先求得一个概括、全面的了解，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整体到部分，以大带小的学习方法；部分学习法就是把学习内容分成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学习部分去认识整体，通过学习部分来改造、完善认知结构的学习方法。
二、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的学法指导
对学生进行整体学习法和部分学习法的学法指导，就是指导学生在学习和复习过程中坚持从整体出发去学习文化知识，并努力通过部分去学习文化知识。
1.从整体到部分进行认识，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对学生进行整体学习法指导，从整体到部分地对一门课程进行学习，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具体做法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进行：
（1）分析整套教材，建构学科知识结构。布鲁纳认为，掌握事物的结构就是以使许多别的东西与它有意义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去理解它。他认为每门学科都存在一系列的基本结构，选择学科的基本结构来教学生，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则，有助于学生记忆。
教材的整体知识结构设计反映了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与学生心理发展顺序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是教材中所有知识要素和知识之间逻辑关系的总和，也是教材中最深广最复杂的设计。教材整体知识结构的设计既要考虑保证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更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教材设计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从而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知识体系，完善其认知结构。这就要求教师在学法指导上应特别注重在吃透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对整套教材的设计思路和编排特点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在了解整套教材结构的同时了解学科知识结构，以便站在较高层次上对所要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建立起整体认识，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意义建构知识体系，完善其认知结构。
（2）分析教材，建构学科知识体系。奥苏贝尔认为，“课程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学科中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它们能显示出最宽广的概括和综合特性”。所谓“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是指某门具体学科中那些具有高度概括和包摄水平的基本概念、原则、原理等，它们是“强有力的观念”，决定了该门学科的基本结构。
课程模块是学科知识结构“逐渐分化”的产物，在学科知识结构体系中居于中层，起着“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的作用。要指导学生通过分析教材的知识结构设计，充分认识、利用模块在学科知识结构体系中承上启下的“纵横贯通”作用，就应处理好三对关系：第一，模块与学科知识结构的关系：模块是学科知识结构“逐渐分化”的产物，是学科知识结构的具体化。对模块的学习需要理清模块在学科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作用以及对学科知识结构体系的意义，突出了模块对知识体系的“纵向”联系。第二，模块与模块的关系：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关系包括必修模块之间、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之间以及选修模块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必修模块之间和选修模块之间往往以横向联系为主；必修模块往往是选修模块的基础，选修模块是必修模块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理清了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很好地突出知识体系的“纵横”联系。第三，模块与主题的关系：模块进一步“逐渐分化”则是主题，模块与主题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教材与教材章节之间的关系。指导学生分析教材的知识结构设计，帮助学生理清模块与学科知识体系关系的同时，还要理清模块之间的“纵横”联系，充分发挥模块的“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作用。
（3）分析教材章节，建构模块知识体系。主题是模块“逐渐分化”的产物，教材的章节有机构成教材体系，而且对基础知识起到“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的作用。分析章节的知识结构设计，也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主题与模块的关系、主题与主题的关系和主题与基础知识的关系。通过指导学生分析教材的章节结构，帮助学生理清主题与模块关系的同时，通过理清主题与主题的关系指导学生认识并建构起“纵横”联系的模块知识体系，通过理清主题与基础知识的关系指导学生认识并建构起“纵横”联系的主题知识体系。
对学生进行整体学习法指导，就是分别以学科知识体系、模块知识体系和主题知识体系为整体，从整体到部分地对课程进行认识，建构起学科知识体系的“立体网状结构”，为进一步学习筑牢“固着点”和“生长点”，以利于学生的意义建构。
2.从部分到整体意义建构，完善认知结构。指导学生通过整体学习建构起学科知识体系的“立体网状结构”后，在运用部分学习法学习章节知识时，教师要特别注重指导学生把部分学习与整体学习结合起来。为了巩固所学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结构化”到其上位知识中去，也就是说，在用部分学习法学习时，要有意识地把所学内容这个部分“结构化”到其上位的整体中去。具体做法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转贴于
（1）基础知识“结构化”到章节，完善主题知识体系。学生用部分学习法学习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将所学基础知识“结构化”到其上位章节知识体系中去。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特定的组织和解释性原理”的理论知识，要指导学生将其“结构化”到模块甚至学科知识结构中去，在学科背景或学科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和掌握，然后再以这些重点知识作为“固着点”来学习其它相关知识。
（2）章节知识“结构化”到模块，完善模块知识体系。在学完一个章节的内容后，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进行总结，理清所学章节与其它章节以及教材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使所学章节与其它章节及教材“发生联系”，进而将所学章节“结构化”到教材中去，完善模块知识体系的认知结构。
（3）教材知识“结构化”到学科，完善学科知识体系。同样，在学完一本教材的内容后，教师也要指导学生及时理清所学教材与其它教材以及整套教材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使它们“发生联系”，将所学教材“结构化”到整套教材中去，完善学科知识体系认知结构。
通过指导学生将所学内容“结构化”到其上位知识体系中去，可以引导学生理清所学知识这个“部分”和学科知识体系这个“整体”之间的关系，达到使所学知识在学生认知结构中都有稳固的“固着点”，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牢固掌握所学知识的目的。
三、小结
总之，只有认识了部分，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也只有认识了整体，才能更好地认识部分。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是充分利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为指导的学习方法。进行整体学习法与部分学习法指导，就是指导学生对知识的学习采取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即先整体学，对全部内容有一个总体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于那些重要的部分再深入探究，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始终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做好“纵横联接”，建构起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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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认识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陈忠[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法理学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公民意识；宪法意识；宪法认同；建构主义
公民意识教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萌芽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民意识教育的发展水平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正如美国社会科学家英格尔斯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第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①虽然我国早已提出“公民”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人们并没有形成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要把公民培养成能够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②这是党内文献第一次论述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充分表明公民意识具有强烈地基础性和实践战略性。
一、公民意识概念界定
什么是公民意识，国内学者有过诸多论述，例如，有学者认为“公民意识作为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表现出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三元构成”。③有的从法律角度出发，认为“公民意识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为中心”，④本文比较倾向后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即是公民对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所享受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认同理念，主要包括主体认同、政治认同、道德认同和法治认同四个方面。
1.主体认同，即公民身份意识，首先表现为公民自身角色的社会认知。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使得臣民意识、平民意识根深蒂固。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法律意义上的角色，主体意识突出地表现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表现为个体参与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身份。这种意识要求公民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主张自身合法权利。
2.政治认同，即是民主平等意识。民主平等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本精神，属于政治意识范畴，体现了公民对民主、自由平等理念为指导建立的现代政治制度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方式中，人民的自觉建构确立了民主制度和公共秩序，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们自我规定”。⑤这种自我规定就是民主意识指导下的公民政治创造。所以现代公民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民主意识，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的一种认可，也是公民自我权利的保障。
平等意识，即是一种法律意义，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在人格尊严和权利义务面前都是平等的，平等意识主要包含二个方面：一是全体公民都拥有独立的主体人格意识；二是公民之间互相尊重和理解。
3.道德认同，主要是指公民对社会公德的认识、理解和态度。良好的公德规范对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公德虽然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但它确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4.法治认同，即是权利责任意识。公民权利与责任意识是现代文明中的重要观念，也是贯穿与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中的核心内容。权利意识的确立，有利于公民运用法律保护自己。责任意识的树立，则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尊严。公民的法治认同集中体现为宪法认同上。宪法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公民宪法意识是推动宪法实施和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是衡量国家法治成就的重要标准”。⑥宪法认同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和第一要义，一方面宪法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宪法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发展。
首先，宪法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从法律地位上保障公民的主体地位，使每一个公民从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从内容上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让公民能够自由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成为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简单被动的客体；从宪法践行来看，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直接者，而不仅仅是国家治理的对象。
其次，宪法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促进公民意识觉醒，推动公民国家认同与良好地道德实践。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应该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更应该是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素质公民。大学生作为社会殊的群体之一，其公民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公民意识建设，本文主要从大学生宪法认同的视角入手，探讨加强宪法意识教育对公民意识的影响。
二、大学生宪法认同现状分析
作为一名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我在自己所在学校发放《大学生宪法认同调查问卷》，一共发放问卷325份，收回问卷319份，有效率为98%。问卷主要选择了本校大一和大二两个年级学生，涉及专业比较广泛，有国际贸易与管理、港口航运与管理、物流管理、国际商务等外贸类专业，法律事务管理、检察官法官助理、人力资源、社会工作管理等文科类专业，以及计算机管理、漫画设计等理工科专业。通过对学生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宪法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大学生对宪法认知水平处于低级阶段
宪法知识是宪法意识的基本组成，是大学生对宪法基本制度、宪法基本内容的了解和把握程度。通过调查问卷回访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宪法认知水平还比较低。虽然他们知道一些宪法知识，但是对一些具体的法律规定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例如，当问到“你知道现行宪法是哪一年颁布的吗？”这一问题，仅仅有46%的同学能够回答正确。在调查中只有10%的同学表示自己亲自看过宪法读本，大多数同学选择看电视了解或者学校学过，但是，受访的学生反馈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学校学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讲授过的内容，学生在问卷中同样选择错误。当问到“宪法和刑法相比，谁的法律效力更高时”，仍有25%的同学选择错误。对于法律权利和义务问题，同学们的回答也表明大学生对此问题认知存在一些偏差，例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大多数同学能够略知一二，但是不够全面。关于国家机构设置、国家结构形式、国家主席的规定问题上，同学们的回答更是错误百出。例如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一问题，只有41%的同学选择正确。当问到“你知道下列机关属于宪法上规定的有哪些？”时，大多数同学认识模糊，几乎没有全部正确答案。可见，大学生作为宪法教育的受众者，对宪法的认知还比较低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学生宪法教育的局限性。
2.大学生对宪法关注度不够，对其存在和发展漠不关心
宪法实施是宪法规范和宪法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关于“宪法实施效果评价”问题上，只有3%的同学选择实施效果非常好。29%的同学认为比较好，9%的同学认为比较差，3%的同学认为非常差，还有2%的同学选择不清楚，大约54%的同学选择一般。当问到“您觉得宪法在公民具体权利保护方面有没有作用”，78%的同学认为作用不大，只有21%的同学认为有作用。这表明大学生对宪法实施的评价不高。
对于“我国1982年宪法通过以来经过几次修改”这一问题，76%的同学选择错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哪一年写入宪法的，大多数同学都不清楚。这些问题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宪法发展历程认识比较模糊，对宪法修订和完善关注度不高。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没有民情的权威不可能建立自由的权威，而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养成民情”，⑦可见宪法的实践要以百姓的情感为基础，否则很难发挥其价值与作用，宪法意识对公民意识教育的良性互动更无从谈起。
3.大学生宪法信仰缺失
法律权威，即是指一个社会中法律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普遍的遵守和广泛的认同。法律权威来自于自身科学性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而法律信仰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一种神圣、至高无上的信任，以及在这种情感下产生的一种归属感。通过我们对调查问卷的分析，以及教师对学生日常生活的访谈和回访可以看出，当前大学生对宪法是缺乏信仰的。他们缺乏对宪法知识的了解，当遇到问题时往往不是首先想到宪法，大学生认为宪法离自己很遥远，不清楚作为公民宪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宪法的权威是不够的。宪法应当被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和信仰，才能为公民普遍接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才有意义。
三、大学生宪法意识教育实践模式探索
宪法意识是公民意识的第一要义和核心义项，宪法认同是宪法意识主要内容，它们不能完全依靠自然获得，是可以通过学习、实践、体验、感悟或者某种中介来培养和教育的。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习哲学，恰好是改革教育模式的最好载体。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化特点，采取新颖生动、直观、参与性强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增强宪法认同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的成效。
1.随机通达教学模式――完善高校宪法法治氛围
1955年，斯皮罗等人根据对高级学习的基本认识提出了“随机通达教学”。这一教学模式认为，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学习同样的教学内容，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根据这一教学模式，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完善宪法课堂，理论教学是实践教学的基础与核心，因此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开拓宪法选修课、法学小课堂等形式，提高学校宪法教育气氛，让同学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多种方式学习宪法，了解宪法，提高大学生宪法认识水平。
其次，完善宪法宣传教育。在学校形成良好的宪法氛围，可以采取专家讲座、宪法网络知识竞赛、“宪法在我心中”主体演讲、宪法影片观摩等形式，让学生时刻感受到宪法就在我们身边，提高学习宪法乐于运用宪法的兴趣。同时可以运用“宪法宣传日”为抓手，进行支架式教学，让宪法走进大学生日常生活，进而内化为心中准则，外化为遵守宪法、拥护宪法的行为。
2.抛锚式情景教学模式――优化高校宪法教学内容
美国Vanderbilt大学认知技术课题组在1992年提出了抛锚式情景教学。教师讲教学的重点放于一个宏观情境中，引导学生借助于情境中的各种资料去发现问题，形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教学模式遵循两个重要的设计原则：一是所谓“锚”应该是某种类型的个案研究或问题情景；二是课程的设计应该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依据这种教学模式，高校宪法教学可以通过案例引入，创设法律情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纲与根基，因而也决定了宪法教学理论性和政治性较强的特点，容易让学生与宪法产生距离，运用抛锚式教学模式，这一弥补这一弱势，例如引入齐玉苓案――关于受教育权利的思考；孙志刚案――关于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探索。通过创设法律情境，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宪法在发挥作用，树立宪法的权威性。
3.合作交互式教学模式――创新高校宪法教学实践方式
合作式学习是当前教学中最常见、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教学模式。所谓合作式学习就是让学生在学习小组中展开学习活动。组织小组，开始形成一个新问题，后续行动，活动汇报，问题后的反思是这种教学模式的基本程序。这种教学模式的效果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任务的性质；二是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程度。现阶段，高等院校受制于学生人数多、外出实践受限等原因，合作式学习模式的优势凸显出来。这种模式可以同情境教学模式结合起来，也可以单独设计。例如在高校中开展校园法律文化节、法制宣传展览、法律文化活动图片展、法律读书交流会等活动。
交互式教学，是一种以支架式教学为基础来训练学生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着眼于培养学习特定的用以促进理解的策略；二是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为背景。基于这种特点，高校宪法实践教学可以借鉴学习交互式，加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对话，活动结束后，有利于教师作好随访，以此作为课程考核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又可以弥补合作式学习存在的弱点，例如高校合作式学习中往往出现小组成员互相推诿、小组成员无交流、合作流于形式等问题，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可以提高高校宪法实践教学效果。
实际上，建构主义所倡导的教学模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互相配合的。在高校宪法教学以及实践模式的探索上有重要指导意义。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养除了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实践教学模式，还需要完善社会法治氛围，优化我国宪法体系内容，增强宪法内在权威性。通过立体式教学，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宪法认同才会有所提高，进而推动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
[注释]
①[美]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8）.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6.
③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1996（6）.
④胡弘弘.论公民意识的内涵[J].江汉大学学报，2005（1）.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韩大元，王德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⑦[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